馬克思理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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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從“對象性存在物”的視角向“對象性活動”視角的轉變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從人與動物的區別以及人的勞動出發，指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但是人又并非像動物那樣與自然物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活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識的對象。它具有有意識的生命活動”。人的感性、對象性是在勞動中產生、實現和得到確證的。鑒于此，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勞動是人同動物區別開來的最根本標志。“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也正是因為這種自由自覺的活動，使人的本質不僅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是自身而存在著的存在物，更是有意識的類的存在物。
在撰寫《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過程中。馬克思又進一步發現了費爾巴哈思想體系的局限性，漸漸對其唯物主義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1845年春，以批判費爾巴哈作為發揮自己理論的主要形式，馬克思撰寫了《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正式宣告了自己與費爾巴哈舊唯物主義的徹底決裂，新唯物主義即哲學的誕生。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一條中說：“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的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五條又說：“費爾巴哈不滿意抽象的思維而喜歡直觀；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實踐的、人的感性的活動。”他從來沒有把感性世界理解為構成這一世界的個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動。由此可見，馬克思在這里已經完全克服了費爾巴哈的錯誤，開宗明義地表明了“實踐”是新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石，然后又以“實踐(人的感性物質活動)”的視角來考察人的本質，實現了從把人僅僅看作是“對象性的存在物”到把人看作是“對象性活動”的轉變。
二、從“靜態的感性直觀”視角向“動態的歷史發展”視角轉變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六條批評了費爾巴哈。“他只能把人的本質理解為‘類’，理解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純粹自然地聯系起來的普遍性。”
這就是說，費爾巴哈所說的“類”，是一種抽掉了個別性和特殊性的普遍性，它指的是與人的社會關系無關的把許多人結合在一起的人的“共同性”，人之所以區別于動物，就在于“人自己意識到的人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類，即形成本來的人性的東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費爾巴哈就是從這個角度來把人的本質理解為人生來就有的，默默無聲地潛藏在人心深處，由許多個人以純粹的自然方式聯系起來的“普遍性”。而從社會歷史的角度看，“普遍性”并不是人的本質規定性。在現實社會中，社會關系不是凝固不變的，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生產關系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個人應該是彼此區別的，人的本質是具體的、歷史的、發展變化的，而不是像費爾巴哈認為的那樣是純粹自然的、靜態的、永恒不變的。
人的本質是變化發展的，這是由規定它的社會關系的歷史性決定的。馬克思從《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開始，已不再用人的本質去解釋歷史，而是用社會關系和歷史發展來解釋人的本性，用實踐的人代替抽象的人，強調實踐的人是由物質生產及其造成的社會關系決定的，人的本質也不再是凝固的、靜態的、永恒不變的，已轉變成變化的、動態的、歷史發展的。
篇2
關鍵詞：一般均衡；價值規律；自由竟爭
Abstract:Thegeneralequilibriumtheoryisnotthepatentofwesterneconomics.Beforewalras,Marxhadexpoundedtherelationbetweengeneralequilibriumandparetooptimum,thenatureofexistenceandstabilityofgeneralequilibriumminutely,andputforwardsystematicalgeneralequilibriumtheorythereby.AlthouthMarxiangeneralequilibriumtheoryhasnotobtainedastrictform,itisdeeperthanthewesterngeneralequilibriumincontent.
Keywords:Generalequilibrium;Lawofvalue;Freecopetition
在中外經濟學界，一提起一般均衡理論，人們就會立即想到瓦爾拉斯體系和阿羅—德布魯模型。這樣，一般均衡理論似乎就成了西方經濟學的專利。實際情況當然不是如此。在瓦爾拉斯之前，馬克思就深入分析了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源配置問題，對一般均衡與帕累托最優的關系、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穩定性等問題，都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從而提出了比較系統的一般均衡理論。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雖然沒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論那樣“嚴密”的形式，但它的提出不僅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論要早，而且在思想上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論要深刻得多。
一、一般均衡與帕累托最優
在經濟學中，均衡的嚴格意義是指經濟主體行為的相互一致。在市場經濟中，如果某種商品的供給和需求恰好相等，就說明賣者的銷售行為和買者的購買行為相互一致，市場實現局部均衡。如果所有商品的供給和需求同時相等，就說明所有賣者的銷售行為和所有賣者的購買行為相互一致，市場就達到一般均衡(1)。馬克思十分重視一般均衡的重要性，認為它是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條件。他明確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數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形式，這是不言而喻的。”(2)可見，在馬克思看來，社會總勞動量根據不同的社會需要量在不同產品生產之間按比例進行分配的問題，是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必需面對和解決的一個基本經濟問題，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社會按比例分配社會總勞動的具體形式會有所不同。顯然，如果社會總勞動量按不同產品的社會需要量進行了正確的分配，那么，各種產品的社會供應量和社會需要量就都相等，人們對所有產品的生產行為和消費行為就是嚴格一致的。因此，社會總勞動量按正確的比例在不同產品之間分配的狀態，實際上就是一般均衡狀態。
以上所述是一般均衡最一般的含義，它對任何社會都是適用的。在商品經濟社會，一般均衡將采取某種特殊的形式。“在社會勞動的聯系體現為個人勞動產品的私人交換的社會制度下，這種勞動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3)這是因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勞動產品取得了商品的形式。一方面，由于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商品生產者都是獨立地進行生產，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怎樣生產，完全是個人的私事，勞動產品也歸生產者自己占有和支配，因此，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私人的性質，是私人勞動。“只有獨立的互不依賴的私人勞動的產品，才作為商品互相對立。”(4)另一方面，由于社會分工，商品生產者又是互相聯系和互相依賴的，私人勞動的總和形成了社會總勞動，因此，生產商品的勞動又具有社會的性質，是社會勞動。商品生產者私人勞動的這種社會性質，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生產者的私人勞動必須作為一定的有用勞動來滿足一定的社會需要，從而證明它們是總勞動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體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種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勞動可以同任何一種有用的私人勞動相交換從而相等時，生產者的私人勞動才能滿足生產者本人的多種需要。完全不同的勞動所以能夠相等，只是因為它們的實際差別已被抽去，它們已被化為人類勞動力的耗費，作為抽象的人類勞動所具有的共同性質。”(5)私人勞動的這二重社會性質，前者反映為產品必須對別人有用，后者反映為產品必須具有共同的社會實體。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是矛盾的，這種矛盾表現在：作為私人勞動，生產純屬個人的私事，生產者可以自由支配生產，產品也歸私人所有；作為社會勞動，他的生產不能離開社會來進行，他的產品必須滿足社會的需要。在商品經濟條件下，這一矛盾只能通過商品交換來解決。如果商品生產者能順利地把商品賣出去，他所生產的商品的使用價值就可實現為社會的使用價值，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就得到解決。反之，如果商品賣不出去，那就說明，盡管他的商品是為社會生產的，但事實上社會并不需要，他的私人勞動得不到社會的承認，不能實現為社會勞動，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就不能得到解決。因此，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是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正是這個基本矛盾，使得支配資源配置的依社會需要量“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規律，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取得了價值規律的形式。
價值規律實際上表明了，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生產者的私人勞動實現為社會勞動的數量界限。因為價值規律首先是關于商品價值決定和實現的規律。而商品的價值決定和實現，實際上涉及兩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個層次是單個商品價值量的決定和實現問題。馬克思把商品的價值看作人類勞動的凝結，認為商品的價值量應該用它所包含的人類勞動的量來計量，后者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但決定商品價值量的勞動時間，不是個別生產者生產商品實際耗費的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6)這就是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第二個層次是某種商品價值量的決定和實現問題。在論述這個問題時，馬克思提出了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他首先指出了提出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必要性。他寫道：“說商品有使用價值，無非就是說能滿足某種社會需要。當我們只是說到單個商品時，我們可以假定，存在著對這種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經包含在它的價格中，——而用不著進一步考察這個有待滿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個生產部門的產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會需要，這個量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了。因此，現在有必要考察一下這個社會需要的規模，即社會需要的量。”(7)這個“社會需要，即社會規模的使用價值，對于社會總勞動時間分別用在各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來說，是有決定意義的。”(8)如果把一個部門生產的商品總量當作一個商品來看，它的價值就由該商品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量來決定。而“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是指將社會所支配的總勞動量，按照對每種產品的特定數量的需要，按比例地分配給不同的生產部門。每個生產部門依此分配的勞動量，才能得到社會的承認，才是社會必要勞動量。“只有當全部產品是按必要的比例進行生產時，它們才能賣出去。社會勞動時間可分別用在各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這個數量界限，不過是整個價值規律進一步發展的表現，雖然必要勞動時間在這里包含著另一種意義。為了滿足社會需要，只有這樣多的勞動時間是才必要的。在這里界限是通過使用價值表現出來的。社會在一定生產條件下，只能把它的總勞動時間中這樣多的勞動時間用在這樣一種產品上。”(9)如果用來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勞動數量，同要由這種產品來滿足的特殊的社會需要的規模相比太大，那么這種商品生產上耗費的社會勞動量就有一部分得不到社會的承認，這個商品量在市場上實際實現的社會勞動量，就比它實際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小得多，這個商品量必然要低于它的市場價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賣不出去。與此同時，如果用來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勞動量，同要由這種商品來滿足的特殊的社會需要的規模相比太小，這些商品在市場上實際實現的社會勞動量，就比它們實際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大得多，這些商品必然要高于它們的市場價值出售，它們的一部分社會需要甚至不能得到滿足。只有當生產所有商品的社會勞動量都是按社會需要量所決定的正確比例進行分配時，這些商品生產上耗費的社會勞動量才能得到社會的承認，這些商品才能全部按市場價值出售。此時，所有商品的供給和需求恰好相等，市場處于一般均衡狀態。當一般均衡實現時，資源的配置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以致于不可能在不減少其他商品產出的情況下增加某種商品的產出。因此，一般均衡狀態是帕累托最優的。
二、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馬克思在論述一般均衡的含義時，實際上提出了價值體系和均衡價格體系的概念。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價值是商品的內在屬性，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一個商品的價值只有在交換過程中，通過與之相交換的另一個商品才能相對地表現出來。在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中，一個商品的價值是通過與之相交換的貨幣來表現的。因此，價格是商品內在價值的外在表現形式。商品的社會價值或市場價值，就其表現形式來看，也就是商品的市場價格。當各種商品的市場供給和市場需求恰好相等時，各種商品就按各自的市場價值出售，這樣的一組市場價值，就是商品的價值體系。因為價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所以，各種商品按與各自的市場價值出售，實際上就是按與各自的市場價值相一致的市場價格出售。因為這樣的一組市場價格保證了所有市場同時出清，所以，這組市場價格實際上就是均衡價格體系。
那么，這樣的一組均衡價格在理論上是否存在呢？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價格是商品內在價值的外在表現，均衡價格是和價值相一致時的市場價格，各種商品的均衡價格是和各自的市場價值嚴格一致的。因此，均衡價格體系的存在性問題，實際上就是價值體系的存在性問題。而商品按價值出售意味著商品的供給和需求恰好相等，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供求一致，它們就不再發生作用，正因為如此，商品就按照自己的市場價值出售。”(10)“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來交換或出售時理所當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規律。”(11)因此，價值體系的存在性問題，又可歸結為各種商品供給和需求同時相等的可能性問題。在馬克思看來，商品供給和需求相等的條件是在商品生產上分配的社會勞動量和商品的社會需要量相適應。對某一種商品來說，“要使一個商品按照它的市場價值來出售，耗費在這種商品總量上的社會勞動的總量，就必須同這種商品的社會需要量相適應，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要量相適應。”(12)對所有商品來說，“如果這種分工（指社會分工——引者）是按比例進行的，那末，不同類產品就按它們的價值（后來發展為按它們的生產價格）出售，這種價格是由一般規律決定的這些價值或生產價格的變形。事實上價值規律所影響的不是個別商品或物品，而總是各個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獨立的社會生產領域的總產品；因此，不僅在每個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勞動時間，而且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類的商品上。這是因為條件仍然是使用價值。但是，如果說個別商品的使用價值取決于該商品是否滿足一種需要，那末，社會產品總量的使用價值就取決于這個總量是否適合于社會對每種特殊產品的特殊數量的需要，從而勞動是否根據這種特定數量的社會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產領域。”(13)因此，均衡價格體系的存在性問題，可以進一步歸結為社會總勞動按不同社會需要的比例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進行分配的可能性問題。那么，社會是否可能作到按由各種商品的社會需要量所決定的正確比例分配社會總勞動量呢？
在馬克思看來，至少從理論上看，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肯定的。這是因為，如果經濟社會根本不能作到依社會需要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時間，那就等于說經濟社會天生就是不穩定的，總是處于供需失衡狀態，資源配置永遠不可能達到最優狀態，而“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這一提法本身也就沒有任何意義。實際上，馬克思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價值規律自發的、事后的調節作用，各種商品的市場價格有逐步接近其均衡價格的趨勢。他指出：“商品的價值規律決定社會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勞動時間中能夠用多少時間去生產每一種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產領域的這種保持平衡的經常趨勢，只不過是對這種平衡經常遭到破壞的一種反作用。”(14)可見，在馬克思看來，第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商品市場供給和市場需求保持均衡，從而各種商品市場價格與均衡價格相一致，是一種實際存在的“經常趨勢”；第二，這種保持均衡的“經常趨勢”是通過各種商品的供求失衡，通過各種商品市場價格對均衡價格的不斷偏離而實現的。商品的市場價格以價值或均衡價格為中心而上下波動，不僅不是對價值規律的否定，而且是價值規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作用的唯一可能的表現形式。“只有通過競爭的波動從而通過商品價格的波動，商品生產的價值規律才能得到貫徹，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這一點才能成為現實。”(15)
馬克思不僅肯定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而且在論述社會資本再生產問題時，提出了后來被稱為瓦爾拉斯定理的重要思想。在馬克思看來，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問題，是社會產品各部分的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問題，歸根到底是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因為社會產品的全部實現，意味著社會產品的各個部分已經全部轉移到需要它們的各個購買者手中。如果社會產品可以全部實現，那么社會產品就可在價值形態上補償生產中消耗掉的全部資本價值，同時在實物形態上補償生產和生活中所消耗的全部物質資料，社會產品各部分的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問題就可全部得到解決。所以，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所要研究的問題，歸結起來就是社會產品的實現問題。而社會產品的實現問題，也就是社會產品總供求的均衡問題。只要社會產品的總供給和總需求是均衡的，那么社會產品價值的實現就不成問題，社會總勞動就能全部得到社會的承認。只要社會總勞動是根據社會對各種商品的需要按比例地進行分配的，那么，各種商品就都能實現供求均衡，社會產品的總供求就可以實現均衡，社會總勞動消耗就都能得到社會的承認，社會資本再生產就可以順利地進行下去。如果社會總勞動不是根據社會對各種商品的需要按比例地進行分配的，就會導致一部分商品就會供過于求，另一部分商品求過于供，社會產品的總供求就不能達到均衡，此時，社會產品各部分的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問題就無法得到解決，社會資本再生產就不能順利進行下去。可見，各種商品同時實現供求均衡，是社會總產品實現總供求均衡的充要條件。因此，如果一個社會生產n種商品，社會產品實現了總供求均衡，同時n-1種商品實現了供求均衡，那么第n種商品也必然實現供求均衡。
三、一般均衡的穩定性
如果一般均衡是存在的，那么進一步的問題就是，如果經濟體系最初不處于一般均衡狀態，它能否實現一般均衡？或者說，如果經濟體系偏離了一般均衡狀態，它能否恢復到均衡狀態？馬克思在評價布阿吉爾貝爾的勞動價值論時，對這個問題作了肯定的回答。布阿吉爾貝爾是經濟學說史上最先提出第二種含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經濟學家，從而也是最先認識到一般均衡重要性的經濟學家。他認為，社會生產各部門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要使國民經濟保持健康發展，就必須使這些部門之間保持適當的比例關系；各種商品按由勞動耗費決定的“真正價值”進行交換，是實現這種比例關系的前提；自由竟爭是實現各種商品按“真正價值”相交換的社會過程。馬克思對布阿吉爾貝爾的這種見解給予了肯定的評價，他寫道：“布阿吉爾貝爾就他在這方面（指勞動價值論——引者）來說，雖然不是有意識地，但是事實上把商品的交換價值歸結為勞動時間。用個人勞動時間在各特殊產業部門間分配時所依據的正確比例來決定‘真正價值’，并且把自由竟爭說成是造成這種正確比例的社會過程。”(16)這說明，在馬克思看來，通過自由竟爭的社會過程，價值規律可使社會總勞動按正確比例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進行分配。
不僅如此，馬克思還論述了自由竟爭實現一般均衡的機制——自由竟爭調節社會總勞動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進行分配的實際過程。在馬克思看來，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期，社會所能支配的勞動總量都是個既定的量，因此，按社會需要量正確地分配給各個生產部門的社會勞動量之間，客觀上存在一定的比例關系，由此決定的各種商品的市場價值之間，也存在相應的比例關系。所以，各種商品的市場價值和與之相適應的各種商品的均衡價格，都具有相對的意義。這樣，如果某些商品生產上分配的社會勞動量過多，則另外一些商品生產上所分配的社會勞動量就必然過少。其結果，前一類商品供過于求，消費者之間的競爭將把商品的市場價格抬高到市場價值以下，后一類商品求過于供，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將把市場價格壓低到市場價值以上。結果，前后一類商品市場價格的下降將導致生產條件較差的商品生產者退出市場，使這類商品的生產和供給減少。另一方面，這類商品市場價格的降低又會導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加。總的結果是，這類商品的供給將比原來減少，需求將比原來增加，市場價值也將比初始水平略高。對后一類商品來說，市場價格的上升導致生產條件較差的商品生產者進入市場，使這類商品的生產和供給量增加。另一方面，這類商品的市場價格提高又會導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減少。總的結果是，這類商品的供給將比原來增加，需求將比原來減少，市場價值也將比初始水平略低。這一過程將一直進行到所有市場同時出清，所有商品的市場價格都達到市場價值的水平為止。因此，在價值規律的自動調節下，經濟體系確實有達到一般均衡的客觀趨勢。
上述自由競爭實現一般均衡的過程，是在市場價格和供求關系的相互作用下，通過各種商品的市場價格趨向其市場價值來實現的。在馬克思看來，這個機制只適合于簡單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這一機制會發生部分的變異。他指出，“如果商品都按它們的價值出售，那就象已經說過的那樣，不同生產部門由于投入其中的資本量的有機構成不同，會產生極不相同的利潤率。但是資本會從利潤較低的部門抽走，投入利潤較高的部門。通過這種不斷的流出和流入，總之，通過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根據利潤率的升降進行的分配，供求之間就會形成這樣一種比例，以致不同的生產部門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潤，因而價值也就轉化為生產價格。”(17)這段話包含這樣幾層含義：第一，在剩余價值率相等的條件下，不同生產部門的等量資本由于有機構成不同，所生產的剩余價值不同，其利潤率也必然不同；第二，各部門利潤率的差別將導致部門之間的競爭，使資本從利潤率較低的部門流向利潤率較高的部門；第三，部門之間的競爭和由此引起的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的轉移，將使社會總勞動在各生產部門進行重新分配；第四，這個過程將導致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從而使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因此，在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后，自由竟爭實現一般均衡的過程，是通過市場價格與供求關系的相互作用，使市場價格趨向于生產價格而不是市場價值來實現的。不過，由于社會的生產價格總額和價值總額相等，同時價值的變動調節著生產價格的變動，所以，生產價格對市場價值的偏離以及生產價格對市場價格的調節作用，不是對價值規律的否定，而是價值規律作用形式的變化。
盡管馬克思承認，在價值規律的自動調節下，經濟體系有達到一般均衡的趨勢，但他又認為，經濟體系由失衡到均衡的調整過程，是一個充滿摩擦的過程。他指出：“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是在于，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18)在發達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生產者喪失了對他們自己的社會關系的支配權。每個人都用自己偶然擁有的生產資料并為自己的特殊的交換需要而各自進行生產。誰也不知道，他的那種商品出現在市場上的會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誰也不知道，他的個人產品是否真正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或者是否能賣出去。生產者只有通過產品的跌價和漲價才親眼看到社會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因此，商品的供求失調是一種經常性的狀態，一般均衡只是作為一種趨勢而存在的。在達到一般均衡之前，一些商品供給過多，而另一些商品則供給過少。在前一種場合，一部分社會勞動被浪費掉了，在后一種場合，又有一部分社會需要不能得到滿足。在這兩種場合，商品交換都只能在“錯誤的”的價格上進行。在價值規律的自發調節下，資本主義經濟不僅會導致結構性的失衡，而且會導致總量性的失衡。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是貧富兩極分化，貧富兩極分化使廣大群眾的消費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從而導致總的有效需求不足，引發普遍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狀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象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19)經濟危機的存在及其導致的生產力的嚴重破壞，表明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局限性。因此，盡管市場經濟是一種可行的經濟制度，但它又是一種有缺陷的經濟制度。
四、馬克思一般均衡理論與西方一般均衡理論的比較
前面的論述表明，馬克思對與一般均衡有關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形成了比較系統的一般均衡理論。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與西方一般均衡理論在含蓋的內容上是基本相同的，都涉及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穩定性、一般均衡與帕累托最優之間的關系等問題，但兩者之間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
第一，理論基礎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論的理論基礎是均衡價格論，均衡價格論主要關注的是不同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或不同商品相對價格的確定問題。這種相對價格不僅取決于商品本身的供求關系，而且取決于相關商品的價格，從而取決于相關商品的供求關系。這種均衡價格論只是停留在價格的現象形態上，它不涉及價格的內容——價值及價值的實體和本質等問題，因而是一種沒有價值論作基礎的價格論。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之上的。對這個理論來說，價值的實體和本質是價值論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馬克思把價值視為商品經濟所特有的一個范疇，并從分析價值的現象形態——交換價值出發，指出價值是進入交換的所有商品包含的共同的東西，這個共同的東西就是勞動——一般人類勞動。這樣，馬克思就把價值的實體歸結為一般人類勞動，認為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只是個現象，其本質是商品生產者之間勞動與勞動的交換。這樣，通過對商品價值的分析，馬克思揭示了被商品交換這種物與物之間的關系所掩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從這個意義上看，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論要深刻得多。
第二，分析方法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論是由瓦爾拉斯最初提出的，后來經過帕累托、希克斯、諾伊曼、阿羅、德布魯和麥肯齊等人的改進和發展，終于形成了一套比較嚴密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從它產生至今，始終注重運用數學方法，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穩定性及效率性等問題進行嚴格的證明。馬克思十分重視對數學方法的運用，他在分析一些理論問題，例如社會資本再生產問題的時候，也運用了一些簡單的數學模型。但是，由于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目的在于定性地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和發展的規律性，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暫時性和過渡性，因此，他主要是對與一般均衡有關的問題進行文字說明和理論論證，而沒有像西方一般均衡理論那樣，用高深的數學方法對一般均衡進行嚴格的證明。因此，馬克思一般均衡理論沒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論那樣“嚴密”的形式，盡管這一理論的科學性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對一般均衡穩定性的看法不同。由于理論研究的目的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論和馬克思一般均衡理論對一般均衡穩定性的看法也就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論的目的是要證明市場經濟的有效性，而馬克思一般均衡理論的目的則是要證明市場經濟的局限性。因此，盡管西方一般均衡理論也認識到市場價格與均衡價格不一致和非市場出清的可能性，但是由于這個理論把一般均衡的穩定性絕對化，所以，它總是試圖在理論上尋找避免非市場出清條件下出現交易的可能性。為此，西方一般均衡理論提出了兩條可能的“出路”：一是設想存在一種機制使得人們根本不可能在錯誤的價格上進行交易，二是設想價格的調整過程是如此迅速以致于人們來不及進行“錯誤的”交易。前一設想就是瓦爾拉斯和埃奇渥斯的“重訂契約特權”，后一種設想就是馬歇爾的“瞬時調整過程”。然而，無論是“重訂契約特權”還是“瞬時調整過程”，都不是現實經濟生活的真實寫照。對于前者，人們不知道那位全能的“價格制定人”是誰，也不知道誰可以賦予交易者以“特權”。對于后者，信息的不完全和信息成本不為零決定了價格調整的速度不會很大，更不用說接近無限了。如果交易者沒有“特權”的保護，而價格調整的速度又不會很快，那么在非均衡出現之后和調整到均衡之前的這段時間內，就一定會出現市場非結清條件下的“錯誤”交易。因此，西方學者所謂的一般均衡，只不過是一種與現實經濟生活無關的假想狀態。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則認為，一般均衡的穩定性只是相對的。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一般均衡只是作為一種趨勢而存在的，現實的狀態往往是一般非均衡，市場價格和均衡價格往往是不一致的。但市場價格與均衡價格的不一致，或者說，市場價格圍繞均衡價格的上下波動，不是說明價值規律失效，而正是價值規律發揮調節作用的表現形式。在價值規律的自動調節下，各種商品的市場價格具有一種不斷逼近其均衡價格的經常性趨勢。因此，一般均衡是可以達到的，市場經濟是一種可行的經濟制度。但是，一般非均衡向一般均衡的調整是一個充滿摩擦的動態過程。因此，市場經濟又是一種有缺陷的經濟制度。所以，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論更現實，也更能經受經驗事實的檢驗。
最后，對市場經濟命運的看法不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的價格調節機制假設交易費用為零，認為一般均衡的實現是無摩擦的，市場經濟是完全有效的，對經濟運行進行社會調節是不必要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以而且應該一直存在下去。這顯然是一種把市場經濟理想化的做法。在這種做法的背后，隱藏著這樣一種信念，即不能承認市場經濟有缺陷，如果承認它有缺陷，就等于承認要拋棄市場經濟。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則認為，一般均衡作為一種趨勢是存在的，但通過價格機制的自動調節實現一般均衡的過程是有摩擦、有成本的。因此，市場經濟是可行的，但它又是有缺陷的，即存在“市場失靈”。這突出表現在，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經濟危機，造成生產力的巨大破壞。經濟危機以及由此造成的生產力的巨大破壞，表明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局限性。在馬克思看來，市場經濟的這種局限性，只有通過計劃經濟才能得到消除。“只有在生產受到社會實際的預定的控制的地方，社會才會在用來生產某種物品的社會勞動時間的數量，和要由這種物品來滿足的社會需要的規模之間，建立起聯系。”(20)馬克思關于市場經濟是一種可行的和有缺陷的經濟制度的看法，已被大量經驗事實證明是正確的。但有三個問題馬克思似乎不曾考慮過：第一，如果說市場經濟是一種有缺陷的經濟制度，那么它的缺陷可否通過某種改良的方式，如政府的宏觀調控，至少部分地加以克服？對這個問題的肯定回答可以得到大量事實的支持。第二，如果代替市場經濟的計劃經濟是可行的，那么它是否就沒有任何缺陷？對于這個問題，如果考慮的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計劃經濟模式(21)，而是現實存在的計劃經濟，那么回答似乎應該是否定的。第三，如果沒有一種現實存在的經濟制度是“理想”的，那么經濟制度的優劣就只是相對的。因此，進一步的問題似乎應該是，判斷和選擇經濟制度的標準是什么？根據馬克思的基本觀點，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明確的，即經濟制度只能根據其對生產力的作用來判斷。就此而論，大量的經驗事實明顯支持這樣的觀點，即市場經濟雖然有缺點，但它是一種比計劃經濟更有效的經濟制度。
注釋
(1)這個定義沒有考慮自由物品的情況。
(2)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8頁。
(3)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8頁。
(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5頁。
(5)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90頁。
(6)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2頁。
(7)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6頁。
(8)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頁。
(9)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717頁。
(10)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1頁。
(1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9頁。
(12)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5頁。
(13)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頁。
(1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94頁。
(15)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5頁。
(16)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2年，第43~44頁。
(17)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8~219頁。
(18)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9頁。
(19)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48頁。
(20)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9頁。馬克思認為，計劃經濟取代市場經濟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社會的一切生產資料歸全社會共同所有。而這又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容納的生產力都得到充分發揮為前提。“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導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頁。
(21)馬克思所說的計劃經濟只是一種理論上的設想，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對一種并不存在的經濟制度進行判斷似乎不是一種明智的做法。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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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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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
(11)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篇3
【關鍵詞】分配/勞動力價值/工資
【正文】
勞動力價值理論是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資本積累理論和利潤率理論的組成部分。國外某些學者為了否定馬克思的學說，對馬克思收入分配理論提出了種種非難。本文現以羅賓遜、大衛·P·萊文等人的觀點為代表進行評析，旨在說明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論是一致的，不存在國外某些學者所說的相互矛盾。
一、勞動力價值的三個定義完全是一個虛構
羅賓遜在《資本主義、沖突和通貨膨脹》一書的第七章《馬克思的工資理論》中說，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中存在著三個不一致的勞動力價值的定義。第一個定義是《資本論》第1卷中所說的勞動力價值由勞動力的生產成本來決定，即“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的”[1](P146)。第二個定義是勞動力的價值由傳統的生活水平來決定。羅賓遜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包含著和道德的因素，就是指勞動力價值還取決于每個國家的傳統生活水平。在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中存在的勞動力價值的第三個定義是：“至于談到勞動價值的界限，那末，這種界限的實際確定總是依供給和需求為轉移。我所說的是資本方面對勞動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對勞動的供給。在殖民地國家里，供求有利于工人。因此，美國的工資水平是比較高的。在那里，資本用盡一切，也不能制止勞動市場往往因雇傭工人經常轉化為獨立自耕農而陷入空虛的情況。”[1](P146)羅賓遜認為：“這段話提出，勞動力的價值是誘使人們在資本主義生產部門尋找工作或留下來工作最少需要的工資。這樣一個工資，必須保障生活標準起碼等于非資本主義生產部門或別的什么地方的水平。”羅賓遜認為馬克思關于勞動力價值的三個定義不僅內容不一致，而且量也不同。[2](P242-244)其實，這種觀點并不能成立。
1.所謂馬克思勞動力價值存在的三個定義完全是一種虛構。
羅賓遜等人所說的馬克思的三個勞動力價值的定義，實際上是對馬克思勞動力價值構成要素的論述的割裂。馬克思對勞動力價值定義的論述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不存在三個相互矛盾的定義。馬克思認為：“勞動力的價值由兩種要素構成：一種是純生理的要素；一種是歷史的或的要素。勞動力價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來決定。……除了這種純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勞動的價值還取決于每一國家的傳統生活水平。這種生活不僅包括滿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滿足由人們賴以生息教養的那些社會條件所產生的一定需要。”[1](P165)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羅賓遜等人所說的勞動力價值的第一個定義，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構成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第二個定義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構成勞動力價值的歷史的或社會的要素。第三個定義是根本不存在的，從羅賓遜所引用的馬克思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只是在舉例說明構成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的表現形式，并不是在給勞動力價值下定義。
2.所謂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理論存在不一致的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是由生理要素與歷史或社會要素共同決定，二者不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決定勞動力價值必須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因此，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決定了勞動力價值的最低限，即資本主義的工資不能低于這個水平，否則，勞動力的再生產就無法正常進行，就不能為資本主義生產提供所需要的勞動力。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決定了勞動力的價值在不同國家和不同的差別。生理要素是構成勞動力價值的基礎，歷史或社會要素則構成勞動力價值的社會和時代的內容。與此相聯系，勞動力價值的變化也取決于這兩種要素的變化。從生理要素來看，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時代，由于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差別不大，因此，勞動力價值的變化主要取決于技術的進步和勞動生產力的變化。從歷史或社會要素來看，勞動力的價值可以在生活資料價值不變的條件下，因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勞動力價值中包含的歷史或社會要素具有彈性，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可能擴大，也可能縮小，甚至完全消失，以至除了生理上的界限以外什么也不會剩下。”[1](P165)
3.所謂三個勞動力價值定義反映的量上不一致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與歷史或社會要素并不是相互獨立的兩個勞動力價值的定義，在決定勞動力價值量上，是相互依賴相互補充的。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決定勞動力價值的物質內容，沒有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就沒有賴以體現的物質基礎。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決定著生活資料的范圍，沒有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就會成為超越歷史時代和社會背景的物質產品的堆砌。因此，不存在羅賓遜所說的第一個勞動力價值的定義在量上小于第二個勞動力價值定義的。
二、勞動力價值是決定工資的基礎的觀點與“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并不矛盾
大衛·P·萊文把馬克思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條件下，因資本積累對工資的影響的特定條件下所作的分析，無條件地一般化，并從中得出資本積累對工資的影響與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相矛盾的結論。大衛·P·萊文認為，馬克思在分析資本積累對工資的影響時，指出“資本積累通過對工資產生向上壓力而讓勞動力獲得益處，使工人‘自己的享受范圍’擴大”，“在這個意義上工資就起著調節機制的作用。‘積累由于勞動價格的提高而削弱，因為利潤的刺激變得遲鈍了’”。在這種情況下，“勞動的價格重新降到適合于資本增殖的需要的水平，而不管這個水平現在是低于、高于還是等于工資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在概括上述資本積累對工資的影響時，馬克思還指出：“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而不是相反。”[3](P680)但馬克思又認為工資是勞動力價值的表現形式，是由勞動力價值決定的。據此，大衛·P·萊文斷言：“通過這些分析，馬克思實際上放棄了生存工資和勞動力價值的思想，而把收入分配的決定看成了產出、價格和投資理論的一部分。”[4](P53)這是以“兩種形式出現，首先一種是通過確定獨立于產品、價格和投資的勞動力價值，來解決分配問題；第二種則與此相反，它根據不斷發展中的資本積累需求來確定工資”[4](P53)。
所謂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與資本積累決定工資的矛盾并不存在。
1.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與資本積累決定工資的適用歷史階段不同。
馬克思關于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的論述，是就資本積累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的情況下，積累對工資的影響而言的，不是指決定工資運動的全部原因。馬克思指出：“以上我們只是考察了這個過程的一個特殊階段，即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增長的階段。但是過程會越出這一階段。”并且這個階段僅僅是資本主義制度建立時期的階段，馬克思指出：“一旦資本主義的一般基礎奠定下來，但積累過程中就一定會出現一個時刻，那時社會生產率的發展成為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杠桿。”[3](P682)資本積累決定工資是就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特定條件下而言的，而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量是就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工資運動的基礎而言的，不能把馬克思在特定條件下關于工資運動的論述，無條件地升為一般意義上的結論。
2.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與積累量決定工資是就不同角度而言的。
前者是指勞動力價值是工資運動的基礎，工資是圍繞勞動力價值來波動的。后者是指資本積累通過影響勞動力的需求而引起的工資運動，是工資運動的直接原因。所以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是就工資運動的基礎而言的，而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是就工資變動的原因而言的。
3.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與資本積累決定工資的范圍不同。
前者決定工資是指工資變化的界限，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決定的生活資料量的價值是工資變化的最低限度，否則資本主義生產就會因缺乏勞動力而無法進行，同時，勞動力價值也決定了工資運動的最高限度，即工資的上升不能長期超出勞動力價值，造成剩余勞動減少到損害資本主義制度賴以生存的程度。馬克思指出：“勞動價值的提高被限制在這樣的界限內，這個界限不僅使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不受侵犯，而且還保證資本主義的規模擴大再生產。”[3](P381)所以，資本積累是在勞動力價值確定的范圍內，通過資本積累量的變化，引起對勞動力需求的變化，導致工資的變化。在勞動力供給一定，資本有機構成不變的情況下，資本積累最初會引起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導致工資的上升。但這種變化到了一定程度，工資的上升就會遠遠超出勞動力價值的范圍，導致利潤率的下降，積累減少，反過來造成對勞動力需求的減少，使工資水平下降，“重新降到適合資本增殖需要的水平”。[3](P680)因此，在上述特定條件下，馬克思在論述“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時，不存在放棄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的問題。
三、馬克思工資理論與利潤率下降規律理論是一致的
羅賓遜與大衛·P·萊文認為馬克思的工資理論與利潤率下降理論是矛盾的。羅賓遜認為，實際工資的上升和利潤率的下降同時發生，如果實際工資真的不變，則利潤率就不可能下降。[2](P228)大衛·P·萊文則認為：“為了更好地分析利潤率，馬克思傾向于假定在不斷下降的單位勞動成本和不斷上升的資本強度情況下，勞動力價值保持不變。這就可能意味著利潤率的下降是由于實際工資增加，同時也是由于資本強度的上升。”[4](P70)羅賓遜和大衛·P·萊文虛構的馬克思工資理論與利潤下降理論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1.馬克思沒有認為實際工資的上升和利潤率的下降是同時發生的。
馬克思多次論述過工資與利潤的對立運動。他指出：“工資一般降低的結果，是剩余價值和剩余價值率的一般提高，并且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還有利潤率的一般提高。”[5](P226)但是，如果考慮其他因素的變化，馬克思認為：“工資和利潤率可以不按相反方向變化，而按相同方向變化，二者可以一同提高，或一同降低。”[5](P982)顯然，所謂馬克思認為實際工資的上升與利潤率的下降是同時發生的斷言，是不能成立的。
2.所謂“實際工資不變，利潤率就不會下降”的論斷也是不能成立的。
引起利潤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技術進步的條件下，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資本積累導致可變資本在總資本中的比重下降，從而造成由可變資本帶來的剩余價值總量在增加的情況下，總資本的比率在下降。因此，實際工資的變化，不是引起利潤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實際工資不變的情況下，利潤率也照樣可能下降。馬克思在利潤率下降時指出：“不管這是由于工作日的延長或強化，還是由于勞動生產力的而引起的工資價值的下降，那末，剩余價值量，絕對利潤量，就必然會增加，盡管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是相對減少了。”[5](P245)在勞動力價值下降的條件下，實際工資的提高也不會導致利潤率的下降。馬克思認為：“如果工資因勞動力價值的下降（這種現象甚至可以和勞動的實際價值提高結合在一起）而降低了”[5](P131-132)，那么，這就可以提高剩余價值率，從而提高利潤率。
3.在勞動力價值不變的條件下，實際工資的提高不會引起利潤率的下降。
在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力提高的情況下，勞動力價值不變。雖然工人所獲得的生活資料的數量得到了增加，但并沒有改變原有的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的劃分比例，即剩余價值率沒有變。資本積累的增加，由技術進步引起的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同樣會使可變資本的比例相對下降，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從而導致利潤率的下降。因此，在勞動力價值不變時，實際工資的增加，改變的只是勞動者的生活資料量，不會降低利潤率。
四、勞動力價值構成的社會要素與工資以勞動力價值為基礎是一致的
大衛·P·萊文認為，馬克思關于工資爭議的分析過程，“使得勞動力的價值決定于工人要求和維持貨幣工資率水平的能力。如果我們不再深究工資爭議發生的更詳細，那么勞動力的價值和利潤就將取決于外部既定的環境”。[4](P61)同時，他還認為，馬克思關于“工資的一般變動僅僅是由同周期各個時期的更替相適應的產業后備軍的膨脹和收縮來調節”的論述，可能意味著工資會隨著偶然環境的不同而發生變化。[4](P69)在這里，大衛·P·萊文從兩個方面對馬克思分配提出了非難。一是勞動力價值取決于工人爭取提高工資的能力與工資是由勞動力價值決定相矛盾。二是工資的一般變動僅僅取決于工業周期的變動。其實，上述責難難是不能成立的。
1.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說明勞動力價值的確定取決于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工人階級可以通過斗爭擴大原有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勞動力價值的范圍。
馬克思指出：“勞動的價值本身不是一個常數，而是一個變數，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仍舊不變的條件下也是一個變數。”[1](P165)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的要素是可以改變的，而決定這種改變的因素，取決于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斗爭力量的對比”。[1](P161-166)這種改變是通過工人階級爭取提高工資的斗爭來實現的，但這不等于勞動力的價值僅僅決定于工人要求和維持貨幣工資率的能力，它還要取決于資產階級的力量和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
2.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總是由一定和一定國家的具體社會條件所決定。
它在特定國家的特定時期是一定的。因此，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的變化，是就勞動力價值的長期變化而言的。工人階級通過長期的歷史斗爭，能擴大勞動力價值的范圍。但這不等于工資完全脫離了勞動力的價值，在一個特定時期內，工人爭取提高工資的斗爭，只能引起工資的變動，而不會改變勞動力價值的范圍。在特定時期內勞動力價值如果沒有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它只能是一個常數，而不是一個變數。從特定的時期來看，由于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是既定的，勞動力價值和利潤的變化就取決于勞動力價值生理要素所決定的生活資料價值的變化。從長期來看，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也會發生變化，但這種變化主要取決于社會環境的改變，因此不能簡單地說勞動力價值和利潤取決于外在的既定環境。
3.工資的一般變動由工業周期相適應的產業后備軍的膨脹和收縮來調節，不等于工資由偶然因素來決定。
工資是由勞動力價值決定的，工資的變動以勞動力價值為基礎。但勞動力價值并不決定工資變動的具體方向，工資變動的具體方向是由勞動力的需求與供給來決定的。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周期性，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產業后備軍的膨脹和收縮，就成了勞動力供求的決定性因素，從而引起工資的變動。但這種變動仍然只是勞動力價格層面上的變動，工資的漲落仍然圍繞勞動力價值上下波動。收稿日期：
【】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
[2]朱鐘棣．西方學者對馬克思理論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篇4
一、“異化勞動”概念解讀
異化(alienation)一詞來源于拉丁文的alientio和alienate，表示脫離、轉讓、出賣、受異己力量統治、讓別人支配等義。在近代，歐洲哲學家霍布斯是第一個提出異化概念的哲學家，霍布斯認為，國家本身就是一種異化(他主張人性本惡，認為人與人的關系像狼一樣，總是處于戰爭狀態)，異化主要是指轉讓。法國的哲學家盧梭的異化思想反映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發表的《人權宣言》中，他主要從經濟、政治和倫理道德的角度闡述了這一思想，把異化看成是人們利己主義的結果。而真正從政治上探討異化，并達到一定程度的是法國哲學家愛爾維修，在他的倫理學和社會理論中，汲取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的積極因素，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異化概念。他認為，異化的社會往往使人們行為的結果也發生異化，良好的愿望并不產生良好的結果。由此可見，在近代，異化概念是唯物主義或啟蒙學派的哲學家們用來表達反封建社會政治觀點的一個工具。真正把異化概念納入唯心主義軌道，還是從德國古典哲學開始的。首先使用異化概念的是費希特。在他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的基本范疇一“自我”和“非我”中，異化是個基本概念。在哲學史上，黑格爾在本體論中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異化概念。他認為異化是絕對觀念向自然和社會的外化和退化；異化是正源的對象化或物化和客觀化；異化是對客體的認識和改造。在德國古典哲學中，費爾巴哈站在唯物主義立場上批判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異化觀，建立了自己的人本主義的異化觀；馬克思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特別是從黑格爾關于勞動和異化的思想中得到啟示，認為人的異化歸根到底是勞動的異化，這是人的一切異化的基礎。只有把人的異化最終地歸結為勞動的異化，才能展示人的異化的秘密，進而揭示出社會不平等的根源。馬克思從政治經濟學出發，分析了人類生存的基礎即勞動對人的實際作用，從而揭示了人的異化的本質，提出了一個嶄新的概念——異化勞動，在歷史上第一次確定了異化概念嚴格的確切的含義，賦予了這個概念以社會經濟的實質內容，樹立了一個正確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起點。
二、馬克思異化勞動思想概述
總的來說，《手稿》是馬克思從經濟學理論對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進行的初步分析。馬克思把哲學的研究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結合起來，這使他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同資本家尖銳對立的經濟現實，看到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勞動價值論同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深刻矛盾。《手稿》有關異化勞動的論述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馬克思根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主要是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論述，通過對工資、資本和地租的考察，研究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結構和規律(中心是勞動和資本的對立)。第二部分，馬克思從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前提出發，把異化和對勞動的分析結合起來，運用異化理論對社會基本階級關系進一步作了分析，指出上述對立和矛盾的根源在于勞動的異化，得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結論，這是人本主義哲學的本質批判。馬克思對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總的批判，為他剖析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確定了出發點，即“我們是從國民經濟學的各個前提出發的”[1](P42)。而所謂的前提就是“把私有財產，把勞動、資本和土地的分離，以及工資、資本利潤和地租的分離，還有分工、競爭、交換價值概念等等，當作前提”[1](P42-43)。其實質也就是異化勞動。馬克思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來對“異化勞動”進行了規定。
(一)從生產結果看，勞動者的勞動和他的勞動產品相異化。馬克思認為勞動產品是勞動的結晶，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勞動產品本應該屬于工人，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異己的東西，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獨立力量，是同勞動對立的”[1](P44)。就是說，工人勞動的產品不僅與工人相脫離，而且變成與工人相對立的東西，勞動所帶來的后果就是“勞動為富人生產了珍品，卻為勞動者生產了赤貧。勞動創造了宮殿，卻為勞動者創造了貧民窟”[1](P46)。
(二)從生產過程來看，勞動者和他的勞動行為本身相異化。馬克思認為，勞動本來是人的本質，是一種區別于動物的自由自覺的活動。人在勞動中肯定自己，滿足自己的需要，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智力。而異化勞動則使勞動變成了外在于人的東西。“因此，勞動者在自己的勞動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發揮自己的肉體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到損傷、精神遭到摧殘。”[1](P45)馬克思還指出：“勞動的異化性的一個明顯表現是，只要對勞動的肉體強制或其他強制一消失，人們就會像逃避鼠疫一樣地逃避勞動。”[1](P47)轉(三)從人的類本質上看，人的類本質與人相異化。這是馬克思根據異化勞動的已有的兩個規定推導出的第三個規定。馬克思認為“人是類存在物”[1](P48)，人的類生活、類存在就是勞動，即自由自覺的活動，這也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最根本的標志。人類通過改造對象世界，使人類的類本質對象化，在改造無機自然界得到表現和確證。在異化勞動狀態下，人對人的類本質的體現完全發生了變化。“異化勞動從人那里剝奪了他所生產的對象，從而也剝奪了他的類生活、他的現實的、類的對象性，而把人對動物所具有的優點變成缺點”；“異化勞動把自我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單純的手段，從而把人的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1](P51)。由于勞動產品的異化使人不能確證其類本質，勞動本身的異化則是把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變成僅僅維持肉體生存的手段，于是造就了人和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人的類本質變成人的異己的本質，人變成了喪失類本質的人。
(四)從人的社會交往看，人與人關系相異化。馬克思認為：“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這一事實所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從人那里的異化。”馬克思又進一步指出，“人的異化，一般說來，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關系只有通過人同其他人的關系才得到實現和表現”[1](P52)。
當人同自身相對立的時候，他也必然同他人相對立，也是他們中每個人都同人的本質相異化。他指出，如果勞動產品對工人說來是異己的，作為一種異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對立，“如果說勞動者的活動對他來說是苦惱，那么，這種活動就必然給別的什么人帶來享受和歡樂”[1](P53)。至于這“別的什么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由異化的、外化的勞動所生產出來的資本家。從而，私有財產是外化勞動即工人對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關系的產物、結果和必然后果。這樣，馬克思就解決了開始時所提出的任務——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學當作不言而喻的前提(私有財產)的任務。
馬克思這里的整個思考線索是：從資產階級經濟學肯定的事實出發，分析了他們所說的勞動其實不過是異化勞動，然后由勞動的自身異化理解了人類的自身異化，理解了階級關系和私有財產的本質馬克思指出，勞動的對象化不等于異化，只有在私有制條件下，才表現為異化，從而把勞動異化和私有制聯系起來，因而要消除異化就必須消滅私有制；異化是現實的、客觀的，異化借以實現的手段本身就是實踐的，異化勞動概念及其四個規定就是對現實勞動異化的概括。馬克思通過對異化勞動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暫時性，論證了歷史必然性。
三、異化勞動理論在理論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雖然，馬克思的異化勞動思想是一個不成熟的理論，其中還受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影響較深。但《手稿》在馬克思思想發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抹殺的，其核心概念勞動異化導引著馬克思以后理論研究的思維方式和方向，勞動異化理論正是不成熟的馬克思思想向成熟的馬克思思想過渡的中介和橋梁。異化勞動理論的歷史作用主要在于為馬克思以后發現并創立剩余價值學說和唯物史觀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一)異化勞動理論把生產勞動看成社會歷史的基礎，為唯物史觀找到了科學的理論前提。以往歷史觀的根本缺陷之一，是不能理解物質生產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因而不能理解人類歷史是個自然史過程，不能發現社會歷史的客觀規律。相反，異化勞動學說卻已開始把對社會歷史問題的研究轉向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生產勞動，找到了理解全部人類發展中的決定作用，從本質上揭示了人與動物的獨特差別；并用這種觀點說明整個社會歷史的發展，發現人類歷史所以會發展到私有制社會，是勞動自身性質發展的結果。
篇5
循此思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麥氏理論是在何種背景下提出的？其要義是什么？其有效性如何？如何認識市場因素對當代中國新聞生產的影響？
一、麥氏市場新聞業理論的提出及其要義
麥氏的研究源自其在斯坦福大學所寫的博士論文《經濟和技術因素對地方電視臺新聞產品質量的影響》，該論文1986年動筆，1987年完成。在該論文的基礎上，麥氏增補了部分二手資料，寫成《市場新聞業：公民自行小心》一書，在1994年出版；隨后又在1995年11月出版的《傳播理論》上發表《新聞生產的市場模式》一文，論文略去了《市場新聞業：公民自行小心》一書中的個案材料，以純理論探討的形式呈現，也宣告了其理論的基本定型。
理解麥氏的市場新聞業理論有兩個關鍵：一是市場新聞業的概念，二是商業化新聞生產模式。
早在19世紀中后期，隨著便士報的產生，美國的新聞業就已開始市場化生存的旅程，市場理念與新聞理念的沖突自此如影相隨。其后，新聞專業理念的形成和職業道德守則的確立，尤其是編輯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在一定程度上使事業化與商業化的矛盾得以緩和。然而，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美國新聞業發生重大變化：“隨著報紙、電視臺乃至全國電視網被家族企業賣給了華爾街的投資者，越來越多的新聞由那些股份制大企業所生產，其股票持有者尋求回報的最大化。新聞部門也開始出現有MBA頭銜的管理者的意向，而不是那些‘綠眼影人’的理念。讀者和觀眾成了‘消費者’，新聞成了‘產品’，傳播領域或曰信號領域成了‘市場’。”①針對此種變化，麥氏提出了市場新聞業的概念。那么，麥氏筆下的市場新聞業與便士報以來的市場化運作的新聞業有何不同呢？一是媒體所有權的變更——由家族企業變成了在華爾街上市的股份制大企業，投資人尋求投資回報的最大化。二是“國家”與“教堂”之間的圍墻已經坍塌——編營分離的制度遭到破壞，持市場營銷理念的管理者開始主導新聞生產。
麥氏以微觀經濟學的社會交易理論透視市場新聞業的新聞生產，提出了一個美國民主市場社會情境下的商業化新聞生產模式。麥氏指出，市場化運作、依靠廣告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新聞媒體必須在投資者、廣告商、消息來源、消費者四個市場上與其他媒介企業展開競爭，以獲取必備的資源。
在商業化新聞生產中同時存在著四種交易：一是投資者與媒介企業之間的交易。投資者拿出資金和政策以獲取利潤與影響，作為媒介企業結構的一部分，投資人在新聞生產過程中發揮著最大的影響力。二是廣告商與媒介企業之間的交易。廣告商向媒介企業支付金錢(廣告費)，以獲取潛在消費者對其產品(服務)的注意。作為媒介企業的主要收入來源，廣告商對新聞生產發揮的影響力僅次于投資者。三是消息來源與媒介企業之間的交易。消息來源向媒介企業提供新聞生產所需的素材，借助媒介報道獲取媒體曝光，或傳播其理念。四是新聞消費者與媒介企業的交易。新聞消費者付出注意力，或訂閱費，以獲取信息。消費者在新聞生產中發揮的影響力最小。
置身于新聞部門的新聞工作者按照媒介企業自身的組織文化行事，這種組織文化來源于兩套不同的規范——新聞規范和市場規范。新聞規范立足于通過客觀公正的報道，來保障公民的知情權，不考慮達成目標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成本；市場規范則追求媒介企業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盡可能低的成本生產出能吸引最多廣告商感興趣的受眾的內容。
麥氏宣稱：盡管新聞規范和市場規范并非完全不相容，但二者在實踐中時常發生沖突，且一旦二者發生沖突時，市場規范往往戰勝新聞規范成為主導新聞生產的邏輯。1994年麥氏出版《市場新聞業：公民自行小心》一書時，認為新聞就是這兩種規范互相受協下的產品。1995年，他在《新聞生產的市場模式》一文中，對原有的觀點進行了修訂——斷言經濟理性已取代社會責任成為媒介常規的基礎。②
二、后續研究者對麥氏理論的質疑
自麥氏的市場新聞業理論提出后，市場邏輯對新聞生產的影響、為市場服務與為公眾服務能否協調等問題已成為美國新聞學研究中的顯著議題。然而，本領域一些后續研究者的發現卻并未對麥氏的結論形成有效支持，反而對其構成了質疑。
1992年，安德伍德(Underwood)等人對美國西部沿海12家報社的新聞采編人員展開調查，其所探討的問題是：在市場新聞業浪潮席卷美國各大媒體的背景下，報紙的編輯方針與新聞生產管理發生了何種變化？其對新聞產品的質量帶來了何種影響？調查結果顯示：報紙確實變得更加讀者導向與市場導向了。不過，受訪者同時認為，他們的報紙依然強調傳統的新聞價值觀。略占多數的受訪者聲稱，在更加重視市場效益的情況下，報紙的新聞產品質量較之以前卻提高了。據此，研究者給出如下結論：報業發生的變化是復雜的。報紙正通過更強調消費者導向的新聞業來贏得市場，不過同時也力圖維護了傳統的新聞價值觀——那些新聞工作者所珍視的專業社區自治及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理念。③
市場驅動的媒體是否會優先考慮經濟效益，而將新聞產品的質量的考量置于相對次要的位置？1994年，科爾森(Coulson)就此問題針對報社采編人員展開了調查，結果有47％的受訪者給出了否定的答案，39％的受訪者給出了肯定的回答，14％的受訪者表示不確定。④
對于市場驅動新聞業的一個常見的批評是：受市場驅動的媒體將偏向于 報道娛樂性強的新聞，更少致力于有關公共事務的嚴肅新聞。對此，畢姆(Beam)在1996年通過嚴格的抽樣調查針對美國報業展開研究，來自全美182家報社的406名高級采編人員接受了調查。研究發現，與市場傾向較弱的報紙相比，具有更強市場傾向的報紙反而更加堅守傳統的新聞價值觀，更多地致力于有關嚴肅公共事務的報道，而且更有可能在報道中持對抗性的觀點。⑤
1995年，時任《洛杉磯時報》發行人的馬克·威利斯為了提高報紙的發行量以增加廣告收入，決定采取措施來提高報紙的多樣性，一方面增加少數族裔成員擔任該報采編工作，另一方面開辟專門的版面與欄目提供少數族裔群體感興趣的內容。1998年春至1999年秋季，密蘇里新聞學院的研究者就此項目對該報的76名采編人員進行了深度訪談，讓受訪對象就發行人的動機和此項目的效應進行評估。研究發現，大多數受訪者認為，發行人提高報紙多樣性行為具有雙重動機——既有提高經濟效益，改善報紙經營狀況的考慮，也有改進新聞報道質量的考慮。而且，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認為，該項行動所帶來的效果是積極的——既改善了報社的經營狀況，也提高了新聞報道的質量。換句話說，他們認為，良好的經營狀況對提高新聞報道質量可以起到積極作用。⑥
這些研究所獲得的結論是一致的：為市場服務與為公眾服務可以并行不悖，在媒體更多地傾向于市場導向的同時，傳統的新聞價值觀并沒有被拋棄，新聞產品的質量也并未降低。盡管這些研究本身有其局限性，但至少提示我們，麥氏的市場驅動新聞業理論及其商業化新聞生產模式的有效性需要重新檢視。
三、麥氏的理論邏輯與實證基礎再審視
先從理論探討部分來看，在麥氏的分析中，新聞消費者的脆弱(consumer vulnerability)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決定因素。
麥氏指出，要讓市場正常運作，讓“看不見的手”來自發調節各方利益，使交易雙方共同獲利，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一是交易雙方能夠理性行事，以維護自身利益；二是充分競爭的市場提供了足夠的選擇；三是買方對產品質量有充分的了解。
在與媒介企業展開交易的四個伙伴中，投資者、廣告商、消息來源擁有相應的資源和條件，能夠像媒介企業一樣理性行事。但作為個體的新聞消費者卻不可能做到理性、自利地行事，在市場中擁有的選擇更少，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缺乏判斷產品質量的能力。在市場交易中，脆弱的一方將遭到剝奪。由于四個市場上的結構性失衡，更準確地說，由于消費者的脆弱，媒介企業傾向于按市場規范來組織新聞生產，在滿足投資人、廣告商和消息來源要求的同時，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⑦
在《新聞生產的市場模式》一文中，麥氏用了一個形象的類比來說明投資人、廣告商、消息來源、新聞消費者四方的力量對比及其對新聞生產可能施加的影響。若將四者共同參與商業化新聞生產的過程比作賭場中的一場紙牌游戲，其情形就是這樣的：“投資人作為莊家，制定游戲規則，使游戲能吸引參賽者，負責發牌。牌桌的兩端分別坐著廣告商和消息來源，通常情況下，他們是老練的、甚至是專業的玩家。另一端坐著新聞消費者——盡管不笨卻是賭場中的新手，而且還有兩個不利因素：他們的賭本及能贏的錢都是有限的；發給他們的牌不能每張都看，要隔一次才能看。”⑧
在對新聞消費者進行界定時，麥氏使用的詞是consumers，他的解釋是報紙的讀者或電視的觀眾。可見，麥氏所言的新聞消費者也即是大眾傳播中的受眾。透過麥氏的論著，我們可以看出麥氏的受眾觀：受眾是一群孤立個體所組成的集合體，作為個體的受眾是非理性的，對媒體傳播的消息缺乏判斷能力和抵抗能力，會做出一致的反應。此類受眾觀讓人自然聯想起柏拉圖的洞穴隱喻和李普曼筆下的幻影般的公眾，進而顯示麥氏在對受眾理性的認識上，與李普曼有著一脈相承的血緣關系。
此種受眾觀無疑是有所偏差的。首先，受眾并非孤立個體所組成的集合體。人是生活在社會中的人，是與他人交往的人，作為個體的受眾(新聞消費者)置身于具體社會環境中并且與他人互動，每一個個體的身上都具有社會性。
其次，受眾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的。在麥氏的眼中，受眾是非理性的，其文中有言：“即使是‘有限的理性’，現在看來也是對一個消費者追求自身利益能力的過于樂觀的估計。”⑨在他看來，個體受眾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相應的資源了解媒介企業及其產品的情況，無法對新聞產品的質量作出正確的評估，因而只能接受控的命運。這種觀點倒是與早期魔彈論中的受眾觀頗為一致，也可跟李普曼和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相通，但受眾研究后來所取得的成果早已發現受眾理性的存在。1940年代的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發現了受眾的選擇性，1970年代的“使用與滿足”理論進一步呈現了受眾的能動性，看到了受眾在多媒介的環境中自主的選擇能力、對信息的批判分析能力以及處理和探討能力。當然，受眾的理性與主動性并非絕對的，而是要受到社會結構和媒介結構的制約。
再次，“使用與滿足”研究與文化研究中的“接受分析”從兩個不同的路徑出發，同時發現，對于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受眾并非照單全收，也不會做出一致反應。“使用與滿足”研究發現：“受眾能夠積極控制信息處理的結構，與媒介結構和內容產生互動，由此可能對相同的媒介信息產生不同的解釋和理解”。⑩“接受分析”發現，“受眾按照他們自己的認識和期望，對媒介源所提供的信息的意義進行解碼，雖然這種解碼常常是在某些共同的經驗框架內進行。”(11)麥氏提出，和規范新聞業相比，市場新聞業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應至少有四種：新聞消費者從新聞中獲知的信息可能減少了；受眾可能會被誤導；新聞來源可能施加更多的操縱力；受眾變得對政治更加冷漠。對于前兩種效應，麥氏采用的是內容分析所獲得的證據，后兩種效應則多來自推測。在討論新聞產品的社會效應這一問題時，麥氏并未針對受眾接收行為展開分析，沒能呈現不同受眾對同一新聞產品的解讀與接收情況，因此也就忽視了受眾對市場新聞業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的抵制能力。
從實證研究部分來看，麥氏的實證研究是圍繞美國四家地方電視臺的新聞生產展開的，他不僅考察了這四家電視臺的新聞生產過程，也通過問卷 調查和內容分析對其新聞產品的質量進行了評估和分析。但其理論探討卻不僅指向美國地方電視臺的新聞生產，而是所有以市場為導向、依靠廣告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媒體的新聞生產。也即是說，麥氏認為，其結論是具有普適性的。
為何選擇地方電視臺新聞部門作為考察對象？麥氏給出的理由是：其一，市場新聞業最早就是在地方電視臺新聞部門確立的。和報業不同，地方電視臺新聞業中沒有傳統新聞理念的束縛，它可以自己創造新的傳統。結果出現了一種新的新聞樣式，它更關注大眾的需要，而不是報業所宣揚的傳統的新聞價值。其二，麥氏堅信，地方電視臺那時已成為美國新聞產業的主導力量。地方電視新聞成長最快，且比全國性電視網新聞或者報紙新聞更受歡迎，但其重要性卻被忽略了，學界對其研究非常不夠。
有批評者指出，麥氏的研究無異于在桶中捕魚，早在研究開始前結論其實就已在預料之中。眾所周知，與報業相比，地方電視新聞業更注重贏利。(12)
就麥氏理論產生的基礎而言，其結論在效度方面具有一定的時空范圍——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美國地方電視臺的新聞生產。麥氏并未對報紙和全國性電視網的商業化新聞生產進行實證考察，則其理論與模式的普適性尚需進一步的檢驗。換句話說，即便是麥氏的理論能夠正確地解釋和預測地方電視臺的商業化新聞生產，但其對報紙、全國性電視網等其他媒體的商業化新聞生產的有效性卻需要進一步檢視，況且前文所提及的眾多針對報業開展的研究也確實與麥氏結論不相吻合。
四、結論與啟示
綜上所述，麥氏首次應用微觀經濟學的社會交易理論透視美國地方電視臺的商業化新聞生產，提出了市場新聞業的概念，并建構了一個美國民主市場社會情境下的商業化新聞生產模式。該模式將商業化新聞生產過程視為媒介企業與投資人、廣告商、新聞來源和消費者進行交易的過程，并將這一過程置入特定的社會環境(文化、法律/法規、科技)中進行考察，既充分地考慮到了內部的各種要素，也顧及到了外部社會環境因素，該模式本身是較為周全也是合適的，對于商業化新聞生產可能出現的一些負面傾向也有很強的解釋力。但是，對于模式內部各種力量的博弈過程及其結果，對于外部社會環境要素如何作用于具體的新聞生產過程，卻還需要進一步的理論探討和實證考察。
審視麥氏的市場新聞業理論，自然使人聯想到當代中國的新聞生產，麥氏的模式對于我們考察當代中國的新聞生產也能提供有益的啟示。但是，對當代中國新聞生產的特定語境先要有清醒的認識。首先，經過30多年的新聞改革，我國的大多數媒體已走上了市場化生存的道路，市場邏輯在新聞生產中開始發揮重要作用。其次，中國有著獨特的傳媒體制，當代中國的新聞生產是有限商業化新聞生產。從所有制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媒體乃國有資產。在傳媒管理上，我國實行黨管媒體的制度，媒體必須無條件地完成黨和政府的宣傳任務。再次，中國新聞業尚處于市場化運作的早期階段，不僅市場機制不健全，外部的法律機制與媒體的自律機制也不完備，新聞專業理念尚在形成之中。來自西方的新聞專業理念與中國傳統的“文人辦報”理念相遇，共同塑造著中國新聞人的責任意識和家國情懷。
迄今為止，從整體上看，市場邏輯對中國新聞業的影響是積極的。市場化改革不僅催生出新的媒體品種，改變了傳媒格局，也催生出中國媒體的受眾意識和責任意識，使新聞產品的質量得到了提升。與此同時，市場邏輯的負面效應也開始顯現，虛假報道、有償新聞、低俗之風、不良廣告屢禁不止，成為全民公害。
考察中國的有限商業化新聞生產，需要將其置入到當代中國的獨特語境中，既看到各種社會結構性因素的制約，也承認包括新聞工作者、受眾、廣告商、消息來源等在內的各個行為主體的能動性，以主體間性的視角來考察他們之間的互動，從而真正揭示中國當代有限商業化新聞生產的邏輯，建構本土的原創性理論。
注釋：
①［美］約翰·麥克馬納斯著，張磊譯，《市場新聞業：公民自行小心？》，第11頁，新華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②［美］約翰·麥克馬納斯著，張磊譯，《市場新聞業：公民自行小心？》，新華出版社2004年10月版。John McManus(1995): 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4): 301-338.
③Underwood, D., & Stamm, K. (1992). Balancing business with journalism:Newsroom policies at 12 west coast papers, Journalism Quarterly, 69(2), 301-317.
④Coulson, D. C. (1994). Impact of ownership on newspaper quality, Journalism Quarterly, 71(2), 403-410.
⑤Beam, R. A. (1998). What it means to be a market-oriented newspaper, NewspaperResearchJournal, 19(3), 2-12.
⑥Gross, R., Curtin, P. &.Cameron, G. (1999). Diversity advances both journalism, business, NewspaperResearchdournal, Spring 2001 v22 i2 p14
⑦［美］約翰·麥克馬納斯著，張磊譯，《市場新聞業：公民自行小心？》，新華出版社2004年10月版。John McManus(1995): 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4):301-338.
⑧John McManus(1995): 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4):321.
⑨［美］約翰·麥克馬納斯著，張磊譯，《市場新聞業：公民自行小心？》，新華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99頁。
⑩周葆華，《效果研究：人類傳受觀念與行為的變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76頁。
篇6
【關鍵詞】拜物教；三個組成部分
一、拜物教內涵
關于拜物教的內涵，有廣義與狹義之分。而在狹義的拜物教中，馬克思所說的拜物教在不同階段其含義的側重點也有不同。
廣義上的拜物教，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對物的崇拜，主要凸顯的是在蒙昧狀態之下，人們的雛形。狹義上的拜物教，絕大多數學者采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論述，“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現的勞動產品的價值關系，是同勞動產品的物理性質以及由此產生的物的關系完全無關的。這只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系，但它在人們面前采取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我把這叫作拜物教。”狹義上的拜物教，從商品交換開始萌芽，在以大量商品堆積的資本主義社會得到蓬勃發展。當然，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中，也提供了拜物教發展的土壤，也是我們研究拜物教的現實意義所在。
二、政治經濟學角度剖析
“商品拜物教的物……不僅包含了一般與個別、具體與抽象的辯證方法，而且通過商品交換的抽象形式，生發出了辯證法的獨特意蘊，即形式相對于內容的獨特關系和地位。馬克思正是通過揭示這種抽象的交換形式，得以透視資本運作的秘密，進而發現剩余價值規律的。”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言：“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由于這種轉換，勞動產品成為商品，成了可感覺又超感覺的物或社會的物。”商品交換背后隱藏的是勞動者之間勞動的交換，實質上是一種人與人或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商品的“可感覺性”在于它的使用價值，它是由具體勞動創造，是財富的象征，是拜物教的基礎與物質條件。商品的超感覺性在于其價值，由抽象勞動所創造，是迷惑交換本質的主要原因，讓人們看不到商品交換背后勞動的交換。商品的這兩種屬性都促使了拜物教的滋生。抽象勞動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樞紐，這一樞紐打開了剩余價值，也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結局。
如同絕大多數學者從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以及商品交換的角度分析拜物教的成因一般，他們也把這種假象歸結為馬克思說描述的“異化”現象，這里不再一一贅述這些學者的姓名。馬克思揭示拜物教首先是一種異化現象，即對象由主體創造產生，而后獨立于主體之外的不可回歸的狀態。假如我們研發了一種智能機器人，它們走路、說話甚至思考，進一步脫離了人類，并意圖統治整個地球，這就是機器人的異化。異化強調客體對主體的不可回歸性。同樣，作為商品的物，都是由人類創造，是人手賦予了它們價值，而現在，它們成為人類所追求的東西，仿佛這種價值是商品與生俱來的，成為了一種獨立個體。
問題在于，我們既然知道拜物教是一種異化的假象，為什么還對它趨之若鶩？我們既然知道了商品交換形式背后的本質，為什么在資本主義社會仍然盛行拜物教？但是，“在今天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的拜物教化不是消失了，而是愈演愈烈。”這就涉及到了物象化，人不能直接表現自己，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也不能直接表現，只能依托一定的中介來完成。在資本主義社會，財富表現為大量的商品堆積，人與人的關系只能靠商品、貨幣或資本來體現。這就滋生了三大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和資本拜物教。僅僅用異化理論也不能正確把握拜物教盛行的深層次原因。能把拜物教的原因歸于物象化的學者占少數，其中以韓立新為代表。筆者也贊同韓立新的觀點，該理論也是拜物教批判理論的一個重大的突破。
三、從哲學角度剖析
相對與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解析拜物教的時間久遠，對馬克思的拜物教哲學批判理論的研究起步較晚，且主要集中于近幾年。這些文獻主要集中于從唯物主義中的“物”與拜物教中的“物”的區別以及從新舊唯物主義的區別出發，指出拜物教的批判不僅體現在政治經濟學中，而且對哲學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徹底顛覆了舊唯物主義，突出了人的主觀能動性，把人從哲學領域解放出來。在這個角度作出突出貢獻的學者主要是李惠斌。
“物神秘化”，是一切舊唯物主義的缺陷。正如馬克思在批判舊唯物主義時所言：“從前的一切舊唯物主義……只是從客體或直觀的形式去理解，不是從主觀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說，舊唯物主義認為世界是僅僅能夠被我們直觀地反映的，我們不能參與其中，而是處于任何客體之外，是一個旁觀者。這就不可避免地把“物神秘化”。馬克思通過對舊唯物主義的批判，特別是對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批判，把實踐引入了新唯物主義，強調人是現實的、有血有肉的人，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實踐去認識和改變世界的，而非消極地去反映世界，建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哲學體系。這就切斷了拜物教的哲學可能性，揭開了物的神秘面紗：物是可以為人所認識和改造的，物是人創造的，它們沒有任何神秘和不可認識之處。并且，在馬克思分析作為商品的物與物的交換中，實際上提出了商品的價值等于勞動這一哲學假設，這就進一步遠離了拜物教的陷阱，也更加科學化。
新舊唯物主義的區別就在于是否把物神秘化，是否強調實踐的重要作用，是一種積極主動的哲學，還是一種消極被動直觀的哲學。這如所說，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必須親自嘗一嘗。從這個意義上講，拜物教批判理論顛覆了一切舊唯物主義，揭開了物的神秘性，使之變為積極主動的哲學體系，也奠定了拜物教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哲學基礎。“馬克思的論斷，指出了新舊哲學的根本區別在于是給人們提供順應世界、服從現狀還是改變世界、改革現實的理論，二者的差別是消極、保守還是能動、革命的差別而不是知與行、是否知道運用理論于實踐的差別。馬克思提供了關于人的徹底解放、自由全面發展的真正科學的理論，這是馬克思全部哲學的實質。”
從該角度出發，李惠斌提出了從物質決定意識這一世界觀并不能得出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方法論，原因在于我們受蘇聯教科書影響深重，二者之間根本無關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世界觀指導應該是實踐以及發揮主觀能動性。筆者非常贊同這種說法，且物質與意識何者第一性的爭論之是服務于世界的起源以及二者誰產生了誰，物質與意識的第一性，只在世界的“大本大原”的背景上有效，第一性不代表第一重要。
四、關于從科學社會主義剖析拜物教的綜述
廣義上的拜物教，從商品交換就開始潛滋暗長，拜物教同商品生產密不可分。在資本主義社會，商品作為財富的象征無限堆積，拜物教在資本主義追求財富和金錢的土地上瘋狂生長。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追求利益與金錢的社會，商品作為財富，且商品的價值只有靠交換才能實現，那么這種迷惑形式在資本主義社會即成為一種永恒的主題，自然備受追捧，三大拜物教合乎情理地大肆擴張。
“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作為資本擁有者的資本家，他不關心生產什么，只關心利潤的牽引。這就決定了第1部類和第2部類的生產沖突，生產與消費不平衡，產品相對過剩，引發或刺激經濟危機。資本家竭盡所能投資以獲取剩余價值，最終卻淪為了金錢的奴隸。只有他們的掘墓人資本主義，資本家才能擺脫作為金錢的奴隸的命運，拜物教也才能真正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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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相對過剩人口；資本積累；失業
相對人口過剩理論是馬克思失業理論的核心，馬克思在《資本論》當中對相對過剩人口理論做了詳細的解釋，認為相對過剩人口是資本主義的資本不斷積累的過程，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必然產物。然而，在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當中出現了大量的失業人口，這種現象的發生對我們重新認識馬克思相對過剩人口理論提出了新的思考。
一、馬克思相對過剩人口理論的基本內容
（一）相對過剩人口理論的基本內容
馬克思認為，相對過剩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最大限度的追求剩余價值和面對外在的激烈競爭壓力，資本家們必須不斷的積累再積累，增加自己的社會財富。并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也迫使工人們在生產出產品或資本的同時，日益擴大規模，生產出迫使他們自己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資料。馬克思認為，相對過剩人口是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一個經濟現象。
（二）相對過剩人口形成的原因
1.根本原因：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相對過剩人口是相對于資本對勞動力需求而表現為過剩的勞動人口，相對過剩人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必要條件。這主要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一個周期循環的過程，過剩人口的存在可以隨時使勞動力滿足生產的需要。比如，在產生經濟危機的時候，一大批工人被解雇，從而處于失業的狀態，但是當生產發展的時候又回到工作崗位，這時候剩余勞動力就滿足了當時生產發展的需要。相對過剩人口起到勞動力“儲蓄”的作用。而且大量失業人口的存在也為資本家進行剝削提供了很好的條件，資本家就利用這一情況的存在，壓低工人的工資，提高工人的勞動強度，從而加大對勞動者的剝削程度，獲得更多的利潤。因此，相對過剩人口即大量失業人口的存在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存在的。
2.直接原因：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資本積累最初以資本量的擴大為衡量標準，但是后來，是通過資本構成的不斷發生變化，通過減少資本的可變部分增加資本的不變部分來實現資本的積累的過程的，也就是大機器的使用和技術的改進。這樣，在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同時必然會產生相對人口過剩，因為所需要人去完成的部分工序已經都可以由機器來完成，所以人就失去了人存在在這個崗位上的意義，資本家為了節省成本，就會進行裁員，這樣就導致失業的不斷擴大。在農村中也是一樣，將先進的機器投入到農業生產中去，必然會導致大批農民失業的現象，產生的過剩人口又會向城市涌入，這又會增加城市的就業壓力，從而使工資下降，成全了資本家的剝削陰謀。
（三）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形式
在一個國家中，相對過剩人口存在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相對過剩人口一般分為三種形式：一是流動式的相對過剩人口，是指有時候有工作有時候沒有工作，沒有穩定工作的勞動者；二是潛在形式的過剩人口，主要是指農民，伴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農業對于勞動者的需求也越來越少，這樣農村就會出現很多剩余人口，這就是潛在的過剩人口；三是停滯的過剩人口，是指沒有固定工作，對未來工作也沒有規劃的一部分勞動者。
二、從馬克思相對過剩人口理論看當前我國的失業問題
（一）我國失業問題現狀
1.勞動力資源豐富，供給大于需求，就業形式比較嚴峻。我國勞動力資源極其豐富，尤其是在農村，據最新調查統計，目前農村人口有八億，占全國總人口的57%，伴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農村富余的勞動力會越來越多，而且這些農民大部分會選擇去城市謀求職業，在現在這樣的高新技術條件下，城市的勞動力已經趨于飽和，加上進城務工的農民，就造成就業的嚴重壓力，從2008年下半年以來，全球性經濟危機引發了周期性失業沖擊，給中國社會到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有超過2000萬的農民失業返鄉，中國農村有數以億計的剩余勞動力，且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給當前就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2.城鎮失業率絕對數在持續攀升。目前我國城鎮失業率雖被控制在5.3%之內，但是失業人口的絕對數的不斷上升，特別是進入2000年以后，失業人數更為明顯增多，但這只是顯性失業人口，大量存在隱形失業風險的人群并沒有計算在其內，雖然政府加大再就業保障力度，解決了部分下崗人員的再就業問題，但這部分人員數量依然較大，據調查，2009年9月底，中國城鎮登記失業人員為930萬人。
3.大學畢業生成為新的失業群體。隨著高等院校擴大招生進程的加快，大學畢業生的規模不斷擴大，大學畢業生和社會需求量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2007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達到483萬人，比2006年增加了75萬人，“十一五”期間全國將有2500萬以上的普通高校畢業生需要就業，就業形式十分嚴峻。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失業是一種虛假的飽和狀態。造成大學生就業難或失業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還是培養理念，個人期望和市場需求錯位造成的結構性矛盾。我們面臨一個尷尬場面，就是很多基層的單位或民營企業需要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去充實，而大學生卻總擠在大城市或外資企業之中，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結構性的矛盾。
（二）我國失業問題存在的原因
1.勞動力總量增長過快。中國人口總數較大，而且每年還在不斷增加，勞動力的供給遠遠大于需求，這就造成了供給和需求之間的嚴重不平衡如果以18歲作為勞動力開始參加工作的話，那么從1998年開始勞動力供給繼1982年和1987年之后的另一個高峰，并且這種狀態要延續到2020年左右。
2.體制轉型的深化，高校擴招帶來的結果。一方面，為適應社會國家的需要，對政治經濟體制的轉型在不斷深化，大量體制性冗員不斷釋放，在過去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實行工資低，就業率高的政策，許多單位出現冗員過多，結構臃腫，生產和工作效率明顯低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斷推進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大量冗員被釋放，所以出現了大批失業人員。另一方面，高校擴招導致畢業生的大幅度增加，城鎮所提供的工作崗位遠遠不能滿足畢業生的需求。另外，大學生所學的專業與市場需求之間也存在著或多或少的矛盾，由于受到專業的限制，往往出現“僧多粥少”現象。
3.勞動者自身的原因。勞動者的質量取決于勞動者本身的素質，尤其是勞動者的文化素質。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市場對于勞動者的專業技能和文化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許多崗位，如生物工程、金融、外貿等行業對勞動者專業技能要求較高，許多勞動者因為技能和勞動水平偏低不能勝任這些工作，這就造成了大量低素質的勞動者失業的現象。
（三）完善我國失業問題的對策建議
1.加快經濟建設，努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第三產業，擴大就業崗位，增加就業機會。首先要積極發展經濟和調整結構，堅持發展經濟與促進就業同步進行；其次，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增加更多新的崗位，滿足不同層次勞動者的需要；第三，鼓勵支持第三產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由于提供的是無形產品，受原材料限制較小，同時對勞動者素質要求層次交廣，因而提供的就業機會容易被勞動者接受。
2.鼓勵勞動者自主創業自謀職業。勞動者自謀職業可以以創業帶動就業，是解決失業問題的一個重要的解決辦法，創業不僅僅使勞動者本人實現就業，而且還能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帶動更多的人就業。同時，我們要運用好財稅，金融政策，增加融資渠道，放寬市場的準入限制，加強自身的素質培訓，積極培育創業主體，使更多勞動者成為創業者，推動創業型社會的形成，增加更多的就業崗位。
3.大力發展文化教育事業，提高勞動者素質，控制人口增長。經濟發展歷史證明了，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越來越依賴于資本中的技術存量和人力資本的作用，因此，教育和經濟增長及就業之間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聯系。而且勞動者素質是解決失業問題考慮的必要因素，所以，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勞動者素質，加強勞動者職業技能培訓，是促進個人、社會、國家發展勢在必行的策略。另一方面，控制人口增長，尤其是農村人口的增長。我國人口基數較大，增長快是造成失業問題的最主要原因，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提倡優生優育，有利于控制人口的增長，提高勞動者素質，是解決我國勞動力供求不平衡的有效途徑。
4.對于失業較嚴重的地區實行政府傾斜政策。在我國，失業較嚴重的地區主要是一些經濟不發達、老工業基地、自然環境惡劣的地區，如陜西、甘肅、青海、東北三省等地區，對這些地區應實行地區傾斜政策，如減免稅收，進行一些政策性的補助來改善這些地區的失業情況。
5.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保障失業人口的最低生活標準。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它與相對過剩人口之間存在的社會現象是不可避免的，失業也就意味著收入的中斷，一些失業的人員會使自己及家人陷入極度貧困的狀態，這樣就會造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從而引發各種社會問題，為了保證失業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和社會的長治久安，必須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解決失業人口的生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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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論文內容提要 本文主要分析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霍耐特對馬克思理論的解讀，這種解讀建立在霍耐特哲學人類學的基礎之上，并試圖重建馬克思社會勞動和斗爭概念中解放性規范內涵。對于這種解讀我們既要看到霍耐特所處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的社會背景以及西方的思潮背景，又要立足于我們的現實國情加以甄別，不能盲目跟風，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借鑒霍耐特的解讀。
當前我國的研究已經進入了對馬克思哲學進行重新理解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們積極參考西方者對的探討成果、從中獲取新的靈感和啟發是非常有益的。霍耐特（Axel Honneth）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的核心人物，目前已經憑著他的承認理論在國際學術舞臺上嶄露頭角，究其理論路徑，馬克思的社會勞動概念和斗爭概念對他的承認理論形成具有重大影響。本文將圍繞這兩個概念，關注霍耐特對馬克思理論的解讀，關注這種解讀的時代背景以及它對霍耐特形成他的承認理論的影響，并指出我們對于這種解讀應當保留的態度。
一
霍耐特最早在他和姚斯（Hans Joas）合著的《社會行動和人的自然》①中關注馬克思是如何批判費爾巴哈人類學唯物主義的，他既看到馬克思將費爾巴哈的人類學唯物主義歷史化的積極意義，又發現馬克思在這種歷史化過程中遺漏了他早期既有的人類學的解放性力量。在隨后的《工作和工具行動：關于批判理論的規范性基礎》（1982）一文中，他對馬克思的“社會勞動”概念進行了多維度的分析，指出實踐規范的維度在后人解讀中的遺失；在《統治和道德斗爭——修正了的的哲學遺產》（1991）一文中，他分析了20世紀下半期的革命陷入了低谷之后出現的內部的自我批判流派，指出它們共同犧牲了馬克思的“社會勞動”的概念，以至于不能找到行動理論的出路、滿足解放理論和社會分析的要求。在他承認理論的代表作《為承認而斗爭》（1992）中，他主要分析了馬克思早期生產美學（Produktionsaesthetik）中存在的“為承認而斗爭”的思想以及后期的功利主義的斗爭模式，指出馬克思階級斗爭概念忽視了一種道德動機。在《社會病理學——社會哲學的傳統和現實》（1994）一文中，他分析了馬克思對社會病理學的貢獻。下面，筆者將主要圍繞“社會勞動”、“斗爭”這兩個概念介紹霍耐特對馬克思的解讀。
首先，霍耐特把馬克思理論定位于一種社會理論和世界歷史理論，這個理論的中心概念是“社會勞動”。從經濟角度看，馬克思重建英國古典勞動價值理論，后者把當時的地理擴張和經濟增長歸功于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這種勞動最初是農業勞動、后來是商業勞動、再后來是工業勞動，統治階級被排除在人類生產行為之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是這種勞動價值理論的繼續和發展；從解放角度看，馬克思的勞動具有黑格爾的辯證法意義，勞動是主體意識的客觀化的過程，即主體認知能力和智力自我發展的過程；費爾巴哈的人類學的類的發展的概念是馬克思勞動概念中的第三個成分，因而它具有了德國表現主義的道德底蘊和浪漫特征，也就是說，人類歷史不是被揭示為精神的自我發展過程，而是被揭示為人類生命過程，這個過程為馬克思描述人類勞動過程的客觀化提供了背景。②
霍耐特認為，社會勞動概念有三個重要的維度，第一，從社會理論的角度看，馬克思用“社會勞動”概念來表征人類存在形式的再生產形式——即對自然的共同占有（approriation），這樣技術結構和對工作的社會管理成為人類歷史理論的關鍵因素；第二，從知識理論的角度來看，尤其是在對費爾巴哈的批判過程中，馬克思把社會勞動看作人類獲取實在知識的實踐背景，對自然的共同占有構成了抽象科學的唯物主義基礎；第三，從實踐－規范的角度看，馬克思試圖賦予社會勞動一種意識學習的功能，其中工作主體意識到其能力和需要超出了一定社會的結構所允許的可能性的范圍。③在后人闡釋和重建的過程中，大多注重前兩個維度、而忽視了第三個維度的解放性功能。為了重建這個解放性的維度，霍耐特解析了馬克思本人對這個概念的處理。
就馬克思本人而言，霍耐特認為在早期的巴黎手稿時期和后來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時期馬克思對于勞動的社會解放意義具有不同的論證模式。在前期，馬克思主要從有機的手藝人工作活動和機械式的工業勞動之間的緊張關系出發來論證的；而在后期馬克思主要從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將會把工人階級培養成為一支有紀律、有組織、在技術上能干的集體主體的角度來論證的。霍耐特認為這兩種模式都是有問題的，前者使得馬克思“陷入了社會勞動歷史形式的二元結構，而沒有概念能夠解釋溝通二者的發展中介。”④由于馬克思放棄了早期激進的、把工作過程理解為一種釋放道德－實踐動機的形成性過程的意圖，所以他再沒有將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當作一種溝通背景，放棄了手藝式的工作程序也是一種對象化的過程的假設，這樣工人再也不可能期望勞動是一個自我保存、自我導向、體現著自身知識的過程。第二種論證模式霍耐特認為是一種工具主義模式的論證，認為資本主義生產將會擔負起組織和訓練無產階級的作用，然而工業生產勞動的實際并沒有產生這樣的效果，所以晚年馬克思僅僅強調工業勞動在技術教育方面的功能，這樣第二種論證模式并不能支持他在革命理論中的關于社會勞動優先性的主張。“在這個論證層次上，馬克思只能建議無產階級在智力上學習如何修正它已經發展起來的批判－規范性意識以及如何轉化這種意識為革命性活動；解放意識的形成性過程和社會勞動的行動結構以何種方式緊緊聯系在一起依然和他早期著作中一樣不是很清楚。”⑤可以說，這兩種論證模式顯示出馬克思始終沒有找到將社會勞動的內在性關系和社會解放過程連接起來的論證模式。
“斗爭”是和“社會勞動”緊密相關的一個概念。由于馬克思前后出現了兩種不同的連接社會勞動和社會解放的論證模式，所以斗爭概念在馬克思理論前后也出現了不同的論證模式。
霍耐特認為馬克思前期斗爭模式是一種對象化的自我實現模式；而后期則是功利主義模式。前者主要體現在《巴黎手稿》中馬克思對黑格爾“主觀辯證法”的討論當中。“馬克思把他頗具有原創意義的人類學建立在一種勞動概念上，這一勞動概念頗具有十分規范的內涵，以至于他可以把生產活動解釋為主體間的承認過程。”⑥在這樣的勞動過程中，勞動者的自身能力的對象化經驗與一個可能的消費者的精神期望（geistigen Vorwegnahme）糾纏在一起，給予個體以一種主體間性關系為中介的自我價值感。資本主義社會組織由于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相分離，所以它必然會摧毀這種體現以勞動為中介的個體間承認關系的社會秩序，所以歷史沖突就必須被理解為“為承認而斗爭”。所以，青年馬克思把當時的社會沖突、階級斗爭解釋為被壓迫的勞動者為重新建立充分承認的交往關系而發動的道德斗爭，而非獲取物質資料和權力工具的策略斗爭。然而，霍耐特認為，由于這種斗爭把勞動當作手工勞動或者工藝勞動來思考，局限于片面的生產美學特征，馬克思不能把他診斷到的異化勞動放到復雜的主體間性承認關系當中，來揭示異化勞動在社會斗爭中的全部道德含義。
當馬克思從早期著作的歷史哲學的人類學前提中掙脫出來，把社會勞動當作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絕對基礎的時候，他的社會斗爭的道德理論視角就轉移到功利主義模式中，因為馬克思雖然重申把勞動看作一種社會價值的創造過程和人的本質力量的外化過程，但是馬克思還是放棄了費爾巴哈的觀念，即把未異化的勞動看作是對人類全體成員需要的充滿愛的肯定。⑦一旦馬克思運用了功利主義模式，即用結構穩定的利益競爭來代替因相互承認關系受到破壞而產生的道德沖突，階級斗爭就可能被還原為無產階級為追求“客觀的”利益而從事的斗爭，這種斗爭甚至可以無視現代法律普遍主義的成就。不過，在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霍耐特還是看到馬克思在經濟著作中的功利主義途徑和政治歷史研究中的表現主義之間的沖突，對于后者馬克思用“倫理分裂”來描述彼此對立的利益集體行為者由于具有不同的社會地位而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但是，這兩者之間并沒有連接起來，社會階級的沖突始終沒有被系統地理解為具有道德動機的沖突形式。
二
霍耐特之所以對馬克思的社會勞動概念和斗爭概念進行這樣分析，是與他早期形成的人類學思想基礎、實踐－規范性的理解路徑分不開的。
在上個世紀的七、八十年代西方社會各種文化思潮澎湃興起，其中生態主義、反文化主義、女性主義等這些思潮都力圖從人類學的角度通過重新審視人和自然以及人與人本身的自然本性之間的關系來對現當代西方文明進行批判，霍耐特的哲學人類學基礎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霍耐特主張的哲學人類學不同于一般的經驗研究的人種學，而是要研究人類變化的不變前提，剖析社會科學和文化科學結論的生物學基礎，構建前語言或者外乎語言的、生物學的哲學人類學。正是因為這種人類學的前提和個體自我實現的要求，霍耐特認定馬克思的青年和成熟時期蘊含著在社會診斷上的一致性，也正只有借助這個自我實現的人類學要求，霍耐特才能連接馬克思的勞動概念和解放理論之間的鴻溝，也就是說，不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所產生的革命性效果，也不是自主的社會系統過程、更不是哈貝馬斯式的參與者的直覺交往成就提供了社會解放的可能性，而是行動主體的社會經驗以及在這種行動中的自我實現的要求遭遇障礙的事實提供了社會沖突和進步解放的動力。
實踐－規范性的理解標志著上個世紀西方理論家開辟的解讀馬克思的一種新路徑，它主要批評的“還原論”、“文明效果論”，摒棄馬克思的社會革命理論和階級斗爭理論，主張以社會哲學的規范概念豐富馬克思的實踐概念：個人或群體積極融入社會的再生產和轉型，同時社會的再生產是以個體或者群體圍繞著社會規范而進行斗爭的方式而進行，并且人類歷史在一個敞開的行動背景中展開。霍耐特與其他主張“實踐－規范”的理論家不同的是，他將這種實踐－規范解釋路徑和他的哲學人類學的思想基礎和前提結合起來，不僅在馬克思的勞動概念中挖掘了自我實現的要求和規范性的解放內涵，也對馬克思之后喪失解放性規范內涵的社會勞動觀點進行了批判。
這里尤須指出的是霍耐特對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努力的批判。霍耐特認為，哈貝馬斯試圖擯棄主體－客體模式而將工具行動的技術理性和溝通行動的道德－實踐理性區分開來，以化解馬克思那里社會勞動和社會解放之間的范疇聯系的必要性，但是他不再堅持馬克思一直堅持的自主勞動和工業組織勞動之間的區分，同時放棄了勞動的規范性內涵，而僅僅把它保留為一個中立性的概念和社會生產力的范疇置于社會行動的底層。霍耐特不滿這種對社會勞動的規范性內涵的剝奪，他強調：“在社會勞動領域中的道德導向過程將會從通過統治建立起來的社會形式中要求屬于工具行動的、有意義的工作內涵。這種有效的規范性要求來自于一種表達出來的、道德的脆弱性，這種脆弱性不是來自于對相互理解的溝通模式的壓迫，而是對工人勞動自主性的剝奪。”⑧隨著工業社會學調查深入到勞動過程的日常細節，社會勞動中更多的規范犯和沖突被揭示了出來，這一點可以為霍耐特作證。哈貝馬斯的溝通性進化過程固然可以避免將解放過程歸責于某一個階級，但是他理論的局限性也在于它簡單地認為異化的工作關系已經被歷史地克服，因而無法把握既有的工作關系中的道德緊張。
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還曾出現了三種對進行自我批判的流派，分別是博弈論(game theory)的、文化理論（culture-theoretic）的和權力理論(power-theoretic)的，它們試圖對馬克思理論進行救贖式的批判。前兩種流派都認為缺乏一個集體性的行動（collective action）的概念，主張要么借助于博弈論在的功能主義框架之外補充以個體主體的策略行動，要么對文化傳統和解釋性模式的邏輯進行再評價；第三個流派認為缺乏一個充分區分的社會權力理解，而這種缺乏是由從經濟再生產過程中清除社會權力導致的。⑨而對霍耐特來說，這三種救贖式的批判都犧牲了馬克思的社會勞動概念，更不能填平馬克思行動理論方面的社會分析和解放理論之間的鴻溝，因為它們的行動概念犧牲了馬克思勞動概念本來所具有的診斷潛能和規范潛能。
總之，霍耐特將這種實踐－規范性建立在人類勞動中體現出來的自我實現的自主要求之上，構成了它揭示馬克思社會勞動概念中的解放性規范內涵、將社會勞動和社會解放連接起來的根本原因和根本途徑。
三
那么我們應當如何來看待霍耐特對馬克思理論的解讀呢？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可以結合兩個小問題來展開。一是考察這種解讀對霍耐特形成他的承認理論的影響和貢獻；二是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霍耐特的解讀基礎和路徑。
霍耐特承認理論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在他的哲學人類學理論基礎上、在主體間性的框架下主張人類的自我實現依賴于家庭之愛、社會之尊重和交往共同體之重視三個維度的承認關系的保證。現實生活中的斗爭都是圍繞這些承認關系而展開的，人類社會的沖突歷史也可以說是一部為承認而斗爭的歷史，這種斗爭通往人類的進步和解放。
首先，解讀馬克思的社會勞動概念是霍耐特要將他承認理論建立在規范性的基礎上的一個批判步驟。霍耐特緊緊抓住馬克思的“社會勞動”概念，捍衛其中規范性的內涵，然后又緊緊抓住馬克思如何將社會勞動和社會解放聯系起來的問題線索，為他提出規范性的承認理論做準備。無論馬克思本人、還是后來馬克思理論的詮釋者都沒有將這種規范性內涵堅持到底，所以當霍耐特不滿于哈貝馬斯將工具勞動概念中性化以及將道德規范性訴諸于參與主體的直覺的時候，當霍耐特捍衛蘊含在社會勞動中的規范性內涵的時候，他找到了將社會勞動和社會解放的新的聯系點——即為了勞動的自主性、為了社會勞動領域中的承認而斗爭。雖然后來霍耐特承認理論并沒有明確地把勞動領域的承認關系作為獨立的一個維度，但是它的規范基礎是在馬克思的社會勞動概念中獲得的。
其次，霍耐特抓住了馬克思的斗爭概念，充分肯定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病理分析和歷史觀點，但是他不滿馬克思晚期的功利主義模式的斗爭思想，因為這種斗爭只是爭奪物質生產資料和國家權力的斗爭，忽視了社會勞動和社會交往中的規范性內涵。只有對這種英格蘭式的功利主義模式進行批判，才能將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建立在規范性的基礎上。這是霍耐特和馬克思的根本不同之處。這個觀點立足于一個基本假設：如果不將斗爭建立在為規范和承認而斗爭的基礎之上，純粹的物質斗爭對于人類解放是不夠的，人類斗爭的動力不是為了占有更多的物質資料，而是要滿足自我實現的要求，這個要求已經超越了單純的物質范疇。另外，霍耐特明顯地質疑馬克思將社會解放推往某個階級的肩上的論斷，他那里只有異化勞動和承認要求未被滿足的“群體”，因而“為承認而斗爭”具有一定的超階級性。很明顯，霍耐特的斗爭理論更加具有現時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的社會特征，因為那里無產階級也占有了一定的社會財富和“福利保障”、一定程度上喪失了從事階級斗爭奪權的動力。而馬克思主張的斗爭則更加符合自由資本主義的時代要求，因為那時的無產階級真正地一無所有，經濟危機尚未得到有效地克服。勿庸置疑，對馬克思斗爭概念的批判濃縮了霍耐特對當時代社會階級狀況的思考和診斷。
其三，霍耐特的承認理論也可以說是馬克思理論在新的時代背景和理論背景下的延伸和發展，它們之間還是具有一定的統一性和延續性。因為霍耐特在馬克思青年時期的人類學基礎中找到了規范性和人類學思想的共通之處；他們都主張人類社會的進步在于持續的社會斗爭和解放；都重視具體的生活事件和經驗感受，反對超驗哲學和超驗理論對現實生活和感性的脫離。
篇9
[論文摘要]馬克思的實踐觀，最是一種思維方式，是哲學的解釋原則和看待一切問題的思維邏輯。同時，馬克思的實踐觀點是對傳統主體概念的否定與解構，超越了傳統哲學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實現了主客同一。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是馬克思的哲學革命的實質，以實踐這一本體的中介為基礎，超越了傳統唯物論與唯一心論兩極對立的思維模式。
一、實踐是一種思維方式
“實踐唯物論”、“實踐本體論”和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都是以實踐為核心范疇重新理解哲學的哲學理論，但在對實踐范疇的不同理解中卻蘊含著值得深入研究的學理上的區別。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為實踐，并以此為基礎來理解以往所有的哲學。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第一次提出了實踐的概念，實踐范疇的提出，標志著哲學天才世界觀的誕生。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公開以實踐作為“新唯物主義”的建構原則和全部哲學變革的出發點。他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都納入到實踐的解釋框架中去理解，指出過去舊唯物主義的缺點在于：“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觀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義的缺點則是：“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發展了能動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發展了，因為唯心主義當然是不知道真正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_2J這段話充分表明了馬克思是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置于實踐這一全新的解釋原則之下，從實踐的觀點出發看待整個西方傳統哲學，去理解傳統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哲學，并且從這一角度闡明了自己的哲學與以往哲學的不同。
馬克思不僅從實踐觀點出發去看待整個哲學史，而且還進一步把所有的理論問題都歸結為實踐的問題。所以，馬克思認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J緊接著，馬克思又進一步指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_4J即便是觀念的東西，包括整個社會的精神生活，也要從物質實踐來予以說明。這樣，實踐范疇便成為哲學的核心范疇，不僅社會物質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而且社會精神生活在本質上也是實踐的，所以，馬克思認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這樣，實踐不僅成為馬克思理解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而且也成為馬克思理解所有哲學問題的思維方式。與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相比，實踐觀點作為一種嶄新的思維方式，也就是哲學對待一切問題的思維邏輯。
從實踐的觀點出發去理解人的社會生活，并以人的實踐活動的觀點去批判“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這是“實踐唯物論”、“實踐本體論”和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這三種解釋模式的共同之處，但是，“實踐唯物論”和“實踐本體論”所理解的實踐和所強調的實踐，是人的實踐活動本身，也就是從人的實踐活動的特性——諸如實踐活動的客觀性、歷史性、能動性、目的性等出發去解釋各種哲學問題。這就是說，在“實踐唯物論”和“實踐本體論”這里，實踐是一個被描述的對象，是一個實體性的哲學范疇，尚未構成一種哲學意義的解釋原則或思維方式。因此，“實踐唯物論”和“實踐本體論”既試圖把實踐作為核心范疇而貫穿于各種哲學問題之中，又無法把實踐作為解釋原則而重新解釋全部哲學問題。與“實踐唯物論”和“實踐本體論”不同，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所理解的實踐和所強調的實踐，是馬克思所說的“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也是把實踐觀點作為一種思維方式來理解人、理解人與實踐的關系，從而理解和看待一切哲學問題。正因為是把實踐的哲學意義理解為“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所以，這里的實踐既不是一種“實體”范疇，也不是客體意義上的“關系”范疇，而是一種哲學意義上的解釋原則。這種解釋原則，就是從“現實的個人”即“從事實踐活動的人”出發，去理解和解釋全部哲學問題。因此，馬克思的實踐觀點是一種嶄新的思維方式，是一種哲學解釋原則的創新，這才是實踐觀點的真實意蘊。
二、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的內涵
“思維方式是人們思維活動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評價客觀對象的基本依據和模式”5J。所以，觀點僅僅屬于哲學理論的個別表現，思維方式才代表哲學家思想的精神實質。理解哲學的思想實質，關鍵就在于理解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的內涵。任何一種哲學，都主要是因它的思維方式而與其他哲學相區別的。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是哲學的精神實質，是否貫徹實踐觀點這種思維方式，是判定哲學與非哲學原則界限的基本依據。就哲學傳統而言，馬克思繼承的雖然是歷史上的唯物主義思想傳統，但是他的“新唯物主義”與傳統的唯物主義卻有著本質的區別，這個區別就在于馬克思提出的實踐觀點，而不在于他具有的辯證法思想，這是因為馬克思的辯證法思想也是以實踐觀點為理論基礎的。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的最根本之處就在于對人的本質進行了重新理解，把實踐看作人的存在方式，從而實現了從抽象的、虛幻的人到具體的、現實的人的轉換。所以，哲學的出發點就“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得到的現成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6J。作為哲學出發點的“現實的個人”與西方傳統哲學的“主體”概念有著本質的區別，傳統哲學的“主體”概念是以主客二分為前提的，而在馬克思的哲學中，實踐成為人的存在方式，人就不再是一個抽象的主體，而成為“現實的個人”，從而超越了主客二元對立，達到了主客同一。
近代西方哲學自笛卡爾以來，便形成了主體性哲學的傳統。康德在批判地總結傳統主體概念的基礎上，正式確立了哲學的主體性原則，把主體概念改造、規定為先驗主體或主體性。所以，在康德哲學那里，主體就是邏輯主體，是絕對的、先驗的自我或意識，而不是一個實體性的存在者。但是，在康德哲學中，主體概念基本上僅僅是一個認識論的概念，而沒有進入存在論的領域。與康德關于主體的概念不同，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的序言中明確地提出了“實體在本質上即是主體”的思想_7J，并且進一步指出：“活的實體，只當它是建立自身的運動時，或者說，只當它是自身轉化與其自己之間的中介時，它才真正是個現實的存在，或換個說法也一樣，它這個存在才真正是主體。”8j在黑格爾的哲學中，主體已經不再是笛卡爾的“我思”，也不是康德的“先驗主體”，而是絕對的，“絕對即主體的概念”_9J。主體已經不僅僅是指認識論意義上的自我或意識，而且也是一種存在樣式，即一個在對抗過程中實現統一的自我發展過程，可見，黑格爾的主體概念已經真正地進入了存在論的領域。黑格爾堅決反對康德將現象與本體、主體與客體分裂的二元論，在絕對精神自身發展的過程中，黑格爾實現了主體與客體的統一，但是他卻將這個歷史過程視為精神自我實現的過程。所以，黑格爾的主體是一個最終超越歷史過程的主體，一個“純粹的概念神話”，黑格爾哲學是一種主體性哲學擴張的極致，是一種“理性的放蕩”。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主體概念，但是后來他更多使用的是“現實的個人”或者“勞動者”，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徹底地把“現實的個人”作為其理論的出發點，這樣，馬克思就從根本上超越了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實現了哲學思維方式的革新。這是因為“現實的個人”就是從事實踐活動的人，所以，馬克思說：“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想象的、所設想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只存在于口頭上所說的、思考出來的、想象出來的、設想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真正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Ll0l。“現實的個人”是對傳統主體概念的瓦解與顛覆，是主客同一體，這與海德格爾把人稱之為“此在”所具有的意義是一樣的，都是為了與傳統單純的、純粹的主體概念區別開來，無論是“現實的個人”還是“此在”，都超越了主客二元對立，是一種主客同一體，表達了人就在世界之中，人與世界共在的性質。哲學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的真實內涵就是從“現實的個人”出發，“現實的個人”就是從事實踐活動的人，就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所以，“現實的個人”就是一個主客同一體。雖然黑格爾強烈反對康德現象與物自體、主體與客體分裂的二元對立，也在努力地解決兩者的二元分裂，并且在絕對精神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實現了主客體的統一，但是主客體的統一也是以主客二元對立為前提的，如果沒有主客二元對立，又怎么會有二者的統一?馬克思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是從“現實的個人”或“實踐活動”出發，而“現實的個人”表明了人與世界的不可分，兩者是同一的，我們不能把人僅僅當作一個純粹的主體去看待。可見，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已經超越了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是一種主客同一的思維模式。
三、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與馬克思的哲學變革
“思維方式的變化是根本性的變化，每一種代表時代精神的新的哲學——思維方式的出現，都具有某種解放思想的作用。”_l【J哲學的產生之所以能夠引起整個哲學理論觀點的革命性變革，從根本上說，就是因為思維方式發生了轉換。哲學立足于實踐的觀點去理解一切哲學問題，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就成為哲學看待一切問題的邏輯原則。所以，與傳統哲學相比，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是馬克思的哲學變革的實質。傳統的哲學爭論集中在“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上，這被恩格斯稱之為“哲學的基本問題”。由于傳統哲學不了解能夠把思維和存在統一起來的現實中介，所以，近代以來唯物論與唯心論在此問題上爭論不休，陷入了一種兩極對立的思維模式。而馬克思提出的實踐觀點，正好解決了思維與存在的統一中介問題，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兩極對立，為哲學的發展開辟了全新的理論視域，并實現了哲學向生活世界的回歸。馬克思提出的實踐概念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它不僅解決了思維與存在統一的中介問題，更重要的是改變了哲學看待問題的基本觀念，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嶄新的“哲學思維方式”。過去，人們看待哲學問題只是從或者物質或者精神的單一基礎出發，實踐作為人的目的性活動，它的含義則是雙重性的。而從物質和精神的統一關系出發，原來哲學中的許多理論觀念便都需要改變。所以，馬克思的哲學變革的實質就是思維方式的轉換，更確切地說，就是馬克思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的確立。
由于傳統哲學以主客二元對立為前提，所以，傳統唯物論和唯心論執著于“本原”問題上的自然本體與精神本體的抽象對立，也就造成了思維方式上的客體性原則與主體性原則的互不相容。黑格爾認為，消解自然本體與精神本體的抽象對立，克服客體性原則與主體性原則的互不相容，必須訴諸于把它們統一起來的中介環節——概念的世界。雖然黑格爾所找到的中介只是一個抽象的、邏輯的中介環節，并不是一個現實的基礎，但是黑格爾“本體中介化”的道路卻為問題的解決指明了方向，整個西方哲學的革命都是在此基礎上完成的，馬克思哲學當然也不例外。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整個西方哲學都試圖找到某種揚棄自然與精神、客觀與主觀抽象對立的中介環節，并以這個中介環節作為統一性原理實現一種哲學范式的轉換。現代西方哲學找到的中介是“語言”，馬克思找到的是“實踐”，馬克思不僅以實踐范疇去揚棄舊哲學中的自然本體與精神本體、客體性原則與主體性原則的抽象對立，而且也把實踐活動本身視為人與世界對立統一的根據，用實踐的觀點去解決全部哲學問題，這就是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從對立的兩極出發，并以抽象的兩極對立關系為基礎而形成的舊唯物論和唯心論，被“本體中介化”的現代西方哲學所取代。“本體中介化”的現代哲學，站在歷史主義的立場，排斥絕對確定性的追求。傳統哲學從對立的兩極去思考自然界與精神的關系問題，其實質是把人的自然屬性和精神屬性抽象地對立起來，從人的兩極存在去尋求人類本質。包括馬克思在內的現代西方哲學從中介出發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關系問題，其實質則是以人的歷史活動或生存活動為中介把人的感性存在和精神活動具體地統一起來，從人的社會存在去尋求人類的本質。
篇10
論文摘要：近代宗教批判的歷史過程。經歷了上帝的自然化。上帝的理性化和上帝的人本化三個階段。馬克思繼承了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思想同時又超越了他，馬克思對宗教采取了人本化的理解，他認為宗教的本質就是人的本質。它是人的本質的異化。宗教的根源在于人的現實世界的苦難。馬克思的貢獻在于把宗教產生的根源歸結于世俗基礎．他認為人的徹底解放和作為人的異化表現的宗教的消亡是一個長期的運動過程，作為非理性的異化的宗教只有在理性科學充分發展的條件下。在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變得明白而合理的條件下。才能被迫退出歷史舞臺。
一、馬克思對宗教的人本化的理解
整個西方近代哲學實質上就是一個上帝實體化、自然化、人本化的過程。馬克思所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經過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之后的思想啟蒙的時代。在這一時代，思想領域里由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特別是思想啟蒙，人的理性得到張揚，作為宗教統治代表的上帝已失去了其原先高高在上的專制統治地位。總的說來，馬克思繼承了費爾巴哈人本主義思想，同時又超越了他。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對宗教的本質從三個方而進行了闡述:就人自身的思想意識、心理根源而言，“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宗教是還沒有獲得自己或己經再度喪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就人與社會的關系而言，宗教是顛倒的社會(社會存在)的世界意識;就宗教本質的特性而言，“宗教是人的本質在幻想中的實現”，“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宗教具有幻想性。
(一)人創造了宗教而非宗教創造人
馬克思以極其簡練的語言總結了宗教存在的社會根源及社會作用。他說:“是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八。就是說，宗教是那些還沒有獲得自己或是再度喪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邃隊費爾巴哈出發，馬克思認為宗教的本質就是人的本質，它是人的本質的異化;但馬克思理解的人不是費爾巴哈理解的人，“不是抽象的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即人具有社會特質。宗教存在的根源就在這個現實的、具體的人生活著的、顛倒了的社會、國家中，并在這個社會、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擔當著“總理論”、“包羅萬象的綱要”、“邏輯”、“道德約束”、“總根據”等重要角色，為現存社會制度的合理性作論證，成為其精神支柱。
(二)“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馬克思這個論斷言簡意賅，極其深刻地揭示了宗教的本質、根源與社會功能。
第一，馬克思依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方法，借鴉片致幻功能為表喻形式，揭示了宗教是人們關于自己境遇的虛幻意識，而愚昧無知是其認識論根源。
第二，宗教是人的本質的顛倒反映。人的本質在階級社會中除了受人與自然關系的制約外，更主要地表現為統治與被統治、壓迫與被壓迫等一系列矛盾關系。宗教就是被壓迫生靈在苦難中的恐懼、嘆息和絕望中的希望。馬克思以此揭示了宗教產生的社會根源。他說，“宗教把人的本質變成了幻想的現實性，因為人的本質沒有真實的現實性”。
第三，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慰藉。正如鴉片可以麻醉人的感覺暫時消除人的痛苦一樣，宗教同樣具有這種功能;但如同鴉片又消除人的知覺一樣，宗教又消解人的理性，使人認識不到自己的真實處境和社會地位，并將人改造世界、改變自己命運的主體性、創造性和實踐革命性溶蝕在安于現狀、寄希望于來世的蒙昧狀態中。可見在階級社會，就宗教的功能而言，它總體上是有利于統治階級而不利于被統治階級的。總而言之，“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二、馬克思對宗教的歷史地位的分析
(一)宗教是“無情世界的感情’，
宗教作為人類文化形態之一，從它產生之日起就具有了雙面性。一方面，宗教隱藏了現實的苦難，給人們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人們可以寄希望于來世，在彼岸實現理想:另一方面，宗教又是“無情世界的感情”。現實的苦難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但人們卻又無能為力，于是只能寄托未來。
(二)宗教造成了人們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異化
宗教是人創造的另一個意義世界。它以神圣的形象使人的存在獲得“神圣”的意義。宗教中的神圣形象，把各種各樣的力量統一為至高無上的力量，把各種各樣的價值統一為至善至美的價值。人創造了宗教，是為了從宗教中獲得存在的神圣的意義。意識到神圣形象的存在，會感受到人的全部思想和行為都被一種洞察一切的力量監視，因此生活變得“不堪忍受之重”;意識到神圣形象的消逝，會感受到人的一切思想與行為都只不過是自己在思想和行為，因此生活變得“不能承受之輕”。
三、馬克思對宗教根源的追問
(一)現實苦難是宗教的根源
在階級社會中，現實苦難和不平等是宗教的根源。總的來說，宗教觀用以理性精神、人本主義精神為核心的現代工業社會文化精神對以“創世說”、“原罪說”、“救贖說”為基木內容，以神本主義為核心的傳統基督教文化精神進行否定和超越:用由理性武裝起來、以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活動為基礎、立足于此岸世界的活生生的、現實的人去取代異化了的人及其產物—上帝的位置:用“人的本位’，取代“神的本位”;用對人的頌揚代替對神的贊美:用對此岸世界的改變求得幸福取代對彼岸世界的幻想和依靠信仰獲得救贖。相比之下，以基督教為代表的一切宗教只能是一劑鴉片，帶給人的不過是麻醉劑而已。宗教除了對痛苦和嘆息給予有限的、暫時的減輕和安慰外別無它用。宗教作為人自身的異化產物，隨著人的徹底解放的實現必然會消亡。
宗教觀的精神實質與其關于宗教的一般性結論是內在相通、一脈相承的。
首先，建立在理性主義基礎上的無神論對神本主義的徹底批判是宗教觀的理論基石。否則就無法解決在現實中經常遇到的“無神論”與“宗教信仰自由”的“矛盾”。馬克思是極為罕見的徹底無神論者，無疑與其處于人本主義是主導文化精神的時代背景有關。但是，人文主義運動對神本主義的批判具有不徹底性。“批判完了上帝以后靈魂仍然存在，對圣母還是像過去那樣迷信”是當時的真實情況。
其次，在人的解放途徑和手段上，包括基督教在內的一切宗教作用有限，只能起到鴉片的麻醉作用，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間題。對宗教的本質和功能理論產生棍淆，從而造成對宗教觀的精神實質的誤解是一個必須澄清的問題。馬克思斷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中國人對“鴉片”的特殊敏感，近代以來教會、傳教士在中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宗教被當成一種，對宗教的認識全部集中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絕對真理上。顯然，很多人都存在著對馬克思關于宗教本質思想的誤讀現象。馬克思認為，是“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他讓人們扔掉宗教，采摘新鮮的花朵。“對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夠作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來思考，來行動，來建立自己的現實’，把命運握在自己的手中。
第三，人的徹底解放和作為人的異化表現的宗教的消亡是一個長期的運動過程。在馬克思看來，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是一種最大的分工，而宗教正是這種分工的表現，它將隨著人的徹底解放而消亡。馬克思深刻地闡明了宗教自身的“消亡”與人為的“消滅”之間的辯證關系。在實踐中，要消滅宗教不應對宗教本身下功夫，而應當從宗教產生的根源和外部條件上下功夫。宗教的消亡是一種不可更改的歷史必然，但是簡單地人為地消滅宗教卻是一種不可取的辦法。與其撲滅宗教信仰 的火焰不如消滅宗教產生的外在根源和條件。
(二)費爾巴哈已經完成了對宗教的學理的批判
費爾巴哈實現了上帝的人本化，把宗教的秘密從天國拉 到人間。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四條和第六條中， 肯定了費爾巴哈宗教觀在促進人類認識宗教本質方面的貢 獻。這一貢獻可歸為二點，其一，把宗教世界歸結于它的世俗、基礎。其二，把宗教的本質歸結于人的本質的自我異化。認為 “人是宗教的始端，人是宗教的中心點，人是宗教的盡頭。”是 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但在馬克思看來，費爾 巴哈僅僅以世俗基礎、異化了的人作為對宗教的解釋是遠遠 不夠的，因為它未能進一步說明是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世俗基 礎)造成了這些虛幻的信仰，人的本質是什么?又是如何被異 化的。難道僅產生于個人的心理嗎?僅局限于個人與某種抽象的本質的分離嗎?
正是在對這些問題的分析批判中，馬克思表現出了對費爾巴哈宗教觀的超越，同時也向我們展示了宗教觀的基木思想。首先，馬克思分析了世俗基礎何以產生出宗教世界，他說“因為世俗的基礎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離，并使自己轉人云霄，成為一個獨立王國。這一事實，只能用這個世俗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來說明’，。③并由此得出了革命性的結論“對于世俗基礎木身首先應當從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這種矛盾的方法在實踐中使之革命化。”也就是說，應該消除宗教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這是克服宗教異化的根本出路。其次，馬克思明確地闡發了人的本質，說明了宗教本質和人的本質的內在聯系。
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里的“社會關系”指人與人在人類物質生產中所結成的關系以及山此關系所決定的其他社會關系，如政治關系、階級關系、倫理關系、家庭關系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