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調發展的意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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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近幾年我國區域發展的實踐來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必須轉變觀念和思路。首先，要轉變區域協調發展就是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的認識，這種認識導致了在區域發展中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的單項目標，而忽視了在許多欠發達地區更應重視的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目標，進而造成了發展戰略設計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其次，要轉變“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觀念，明確區域開發不是針對所有的地區，不能不顧客觀條件的硬性約束盲目開發；明確研究區域問題不能僅局限于本地區內部，就局部論局部的發展模式是有害的。再次，要轉變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可以通過政府干預來實現的觀念，必須認識到國家的宏觀調控只是對市場失靈的彌補，而不是對市場機制基礎性作用的替代，規則的不同會產生各種利益扭曲，并影響整個經濟運行的效率。最后，轉變對區域協調發展的長期性和艱巨性認識不夠、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觀念。受自然經濟社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是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各地區不顧客觀條件盲目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試圖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思路，從長遠看，有可能會出現城市(鎮)的衰落，帶來與老工業基地類似的問題。

三、順應自然規律，根據各地區的條件、特點和比較優勢合理劃定功能區，是制定區域發展規劃和調控目標的重要依據，也是統籌區域協調發展的首要工作。

四、劃定國家基本糧食生產區和國家重要水源區。從全局來看，長期以來實行的以省(區、市)為單位的“糧袋子”和“米袋子”工程是不經濟的，不僅難以發揮糧食主產區的糧食高產優勢，而且會引致耕地面積少的省份的過度墾植。劃定國家基本糧食生產區，針對這些區域采取促進糧食生產的措施，積極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加快技術引進與推廣、解決增產不增收的問題，有利于從根本上提高糧食生產抵抗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的能力，從“固本”的高度上提高糧食安全保障能力。劃定重要水源區，有利于加強水資源的保護，提高水涵養能力和潔凈度，分區域有針對性地控制有污染的各種“破壞性”產業的布局，合理開發與利用水資源，防止重要水源的地區化，保證上下游、近遠期用水的合理分配與供給。

五、劃定生態脆弱地區，加強植被恢復和水涵養；劃定重要資源貯藏區和待勘探地區，控制這一地區城市的擴張和固定資產的大規模投入。

六、在綜合考慮自然承載力的條件下，明確區域發展中心，引導產業聚集和人口的相對集中，使之成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火車頭。將發展潛力較大的地區列為發展后備區，超前做好規劃，積極創造發展條件。限制在區域發展中心和發展后備區以外地區的不合理經濟活動。目前不少省份縣縣設立開發區，不利于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不利于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健康推進，也不利于生態資源環境的保護。

七、我國地域廣闊，各地自然條件差別較大，應盡快研究編制全國性的區域空間規劃。對不同地區的功能進行區分，特別是劃定國家級的糧棉生產基地、重要水源保護區、生態脆弱地區、重大基礎設施及工程建設區、區域經濟發展中心、發展后備地區等，并根據各區域的功能制定有針對性的差別化政策，以指導區域發展和次區域規劃的編制。

八、積極創造條件，促進人口的自由遷徙。人口的自由遷徙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關鍵。鼓勵各地特別是東部發達地區逐步放開戶籍限制，促進人口的自由流動，打破長期以來由于戶籍制度引致的就業、社會保障、子女教育等各種不平等待遇。

九、依據自然法則，尊重自然規律，制定配套的政策體系，因地制宜地合理引導產業布局與發展，堅決制止違背自然規律的各種經濟活動。

十、根據不同地區的人口增長趨勢，合理配置公共服務，這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條件。

十一、制定合理的補救制度。客觀上要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根據發展需要和現實可能，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實現全局與局部利益的基本協調，才能促進系統利益最大化目標的實現。

十二、著眼于長遠目標，開展基礎性開發。應當高度重視落后地區的教育問題，這是決定區域協調發展最終目標實現的關鍵，也是實現不同地區勞動者起點公平和機會公平的重要途徑。降低收費甚至是采取全額補貼的方式促進這些地區的基本教育和青年勞動力的技能培訓。通過糧食補貼扶貧的方式，解決落后山區、土地貧瘠等地區因為口糧自給不得不改林而耕、改牧而田的問題，因地制宜地推動這些地區的農業結構調整與開發。

十三、依據區域開發規劃，實施配套性強的若干工程，從根本上提升可開發地區的自主發展能力，或是真正實現特定功能區的區域功能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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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的成熟發展與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第三產業的比重逐漸加大，旅游業作為第三產業迅猛發展的一部分，對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意義重大。江浙滬三省是全國旅游經濟發展的重心之一，其中環太湖城市圈的旅游業為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現如今，在環太湖城市中，蘇州、無錫的旅游業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而常州與湖州則處于成長期階段，四個地區的旅游經濟發展并不協調，因此尋求環太湖城市旅游經濟的協調發展勢在必行。

近年來，相關學者對環太湖旅游經濟和協調發展的研究逐步深入。王鋒等利用AHP對環太湖生態農業旅游的發展態勢進行計算與評估，得出該地區屬于有影響力的生態農業旅游地的結論，并建議在此基礎上發揮區位及資源優勢，提升特色農業基地的旅游吸引力。徐藝在研究區域旅游非協調發展的現狀及原因的基礎上，提出區域旅游協調發展的本質是利益協調，并建議將其貫徹于政府、企業、市場機制、協調機制等方面加以實現。

2 旅游經濟的區域差異分析

蘇州、無錫、常州與湖州在地理位置上圍繞太湖而居，歷史文化相近，是我國知名的旅游度假勝地，并且蘇錫常湖四個城市之間的合作聯系日益緊密，使得各個地區均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由于四個城市的經濟發展實力、旅游資源分布與交通條件等方面的差異，致使環太湖四個城市的旅游經濟的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差距明顯。表1為20102012蘇錫常湖四個城市的旅游總收入及國內、入境游客接待情況。

環太湖城市的旅游經濟發展前景良好，四個城市的旅游總收入與國內外游客接待數量均呈現逐年增長的態勢。但是四個城市之間的旅游經濟區域發展并不平衡，近幾年，蘇州與無錫在發達的旅游業的基礎上，其國內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知名度較高，每年吸引上千萬的游客前來觀光，地區的旅游總收入也已經增長至1000億元以上。常州、湖州的旅游業發展則相對較弱，尤其是湖州，旅游收入較低，其接待的國內及入境的游客總數較少。因此，對環太湖城市圈的協調發展，有利于縮小區域間的差異，利用蘇州、無錫發達的旅游經濟帶動常州與湖州的旅游業發展，共謀進步，加快旅游經濟的區域—體化進程。

3 旅游經濟區域差異化的原因

3.1 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

經濟發展能力的強弱，會影響地區旅游經濟的發展前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可以為當地旅游經濟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旅游業是關聯性很強的綜合性產業，其發展離不開交通運輸業、餐飲業、商業、娛樂業等第三產業的發展，離不開一個地區的基礎設施、旅游產品、旅游資源開發等基本要素的支持，而這些要素均與一個地區的經濟實力相關。環太湖的四個城市中，蘇州的經濟發展實力最強，而湖州與蘇州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相比之下，湖州較弱的經濟發展能力間接地限制了當地旅游業的發展。無錫與常州則具有一定的發展潛力旭與蘇州還有一定的差距。蘇州作為四個城市中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其較強的經濟實力為當地的旅游業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并提供了經濟上的保證。

3.2 旅游資源的不均衡分布

蘇錫常湖四個城市旅游資源不均衡的分布是導致旅游經濟區域差異化的原因之一。四個城市的A級景區總體數量上有著較大差異，并且從5A級、4A級景區的分布情況可以看出，截至2012年底，蘇州與無錫的旅游資源十分豐富，擁有較多高質量、高等級的旅游資源；常州處于中間水平，而湖州的旅游資源與蘇州、元錫相比差距明顯。因此，旅游資源豐富的地區通常旅游經濟的發展水平較高，環太湖四個城市旅游資源的不均勻分布，使各城市的旅游經濟發展相對不均衡，區域差異化十分顯著。

3.3 地理位置與交通條件的差異

影響一個地區旅游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地理位置與交通條件，具有優勢的地理位置與便捷通達的交通的地區，其旅游經濟的發展水平自然很高。雖然蘇州、無錫、常州與湖州四個城市都是環太湖而立，但是蘇州與無錫的地理位置更有優勢。蘇州與無錫靠近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上海市，上海成熟、發達的旅游業可以變相拉動蘇州和無錫的旅游經濟發展；蘇州、無錫、常州的交通主要依附滬寧高速與鐵路，靠近港口，交通網四通八達，十分便捷。湖州的地理位置相比則不具備優勢，交通便利程度不高，其旅游經濟的發展受到限制，遜色于蘇錫常三個城市。

4 環太湖城市旅游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

4.1 堅持可持續發展旅游經濟，統籌兼顧

實現地區旅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生態旅游是最佳的方式。蘇錫常湖可以憑借靠近太湖的優越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礎設施與雄厚的物質基礎，積極實施環太湖的生態旅游發展模式。在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必須全面考慮蘇錫常湖四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旅游資源、交通條件等因素，制定合理可行的生態旅游規劃。統籌環太湖地區旅游業發展的相關利益者，共同推進生態旅游的發展，轉變依靠傳統旅游資源的發展理念，大力提高非傳統旅游資源的吸引力，實現傳統與非傳統旅游資源的高度結合，走可持續、統籌兼顧的發展道路。

4.2 發揮政府的協調引導作用

地區旅游業的發展與當地政府的協調引導能力是分不開的，因此，必須重視政府部門在地區旅游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蘇錫常湖四個地區的政府應加強區域間的旅游協調與合作，制定有效的政府間協調發展機制，拋開行政體制的限制。協同發展，實現互利共贏。政府部門可以通過制定相關規范、嚴格監管、合理的評估等措施，使地區旅游業的發展日趨規范化、體制化、法制化。政府部門還應重視對各旅游景區游客的教育，增強游客對景區環境的保護意識，提升游客的綜合素質。同時，旅游景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引進等工作都需要政府層層把關，以此為地區旅游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

4.3 整合環太湖地區旅游資源，促進一體化發展

近幾年，在蘇錫常湖四個地區旅游業的發展過程中，由于均圍繞太湖的相近地理位置，其旅游產品的開發相似度很高。四個地區都選擇打“太湖牌”作為發展旅游經濟的重心之一，這確實無可厚非，但是重復的旅游資源會降低旅游區域的吸引力，造成旅游客源的減少。因此，要使環太湖地區的旅游經濟協調發展，必須整合旅游資源，促進區域旅游業一體化進程。蘇錫常湖應結合本地區的旅游資源實際情況，開發各具特色的旅游產品，站在統籌全局的高度，協調各地區旅游業發展的優勢與劣勢，制定一體化發展戰略規劃，提升環太湖地區在全國旅游資源中的整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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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勞動力 托大羅模型 糧食安全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經濟飛速發展，工業總產值占國內總產值的50%以上，第三產業的比重為30%以上，農業部門的比重降到15%左右，產業結構得到優化。但是產業結構是否完善還需要度量勞動力的就業比重。我國仍有近60%的農村人口，這說明我國經濟結構仍有待改善。在這一點上學術界已經達成共識。但若據此評論說“我國經濟結構的最大矛盾就在于勞動力轉移嚴重滯后”（ 薛敬孝、劉擁軍，2002），甚至提出我國的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城市化的本質是人口的向城市集中，農村人口的轉移滯后了，建議加快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筆者以為有待考量。首先，農村人口不等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后者僅占前者的一部分。其次，勞動力轉移是否滯后，需要關注農村人口轉移到工業生產中去的數量問題以及轉移到工業生產中去的農村人口結構問題。我國農村人口數量龐大，占13億總人口的60%，就目前而言，從農村轉移出每一個百分點的人口對于工業和城市的吸納能力來說都是一件困難的事，而且農村勞動力轉移需要協調農業和和城市的共同發展。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歷程

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農村勞動力轉移歷程基本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9-1996年），大批農村勞動力在鄉鎮企業就業，所謂“離土不離鄉”；第二階段（1997-2000年），隨著鄉鎮企業經濟效益下降，農業生產停滯，大批農村勞動力“東南飛”從事勞動密集型工業生產；第三階段（2000年至今），隨著城市化發展和房地產市場升溫，“失地農民”強制性轉移到城鎮。因為城市產業結構調整和世界經濟的波動，出現“民工荒”和“失業潮”并存。2004東南沿海開始出現“民工荒”，廣東省有近200萬人的缺口，缺工率為10%，浙江省僅2004年第三季度的缺工率就高達34.5%，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就業難”于此局面并存。2008年后，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民工荒”變為“失業潮”。

據國家統計局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農民工總量為2008年22542萬人；2009年22978萬人；2010年24223萬人；2011年25278萬人。其中對2011年農民工統計，性別上，男性農民工占65.9%，女性占34.1%；年齡上，農民工以青壯年為主，21-50歲占79.4%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產生的影響

（一）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的影響

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提高了勞動者素質，他們普遍學到了技術，開闊了視野，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多對城市生活流連忘返，不打算再回農村。那么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對農業生產會造成什么影響呢？

我國一直以保持95%的糧食自給率為驕傲，但是目前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2010年，我國進口玉米157萬噸，是2009年的19倍；小麥進口120萬噸，大豆累計進口5480萬噸，已成為世界第二大豆進口國，食用植物油對外進口依存度迅速提高到60%以上。我國糧食凈進口量從1997年的416萬噸增加到2010年近千萬噸，預計2020年將高達2000萬噸以上，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糧食進口國。面對如此龐大的糧食進口規模，我國政府提出了多種鼓勵農業生產的政策。但是保證一定數量的高素質農業勞動力是保證農業穩定發展和糧食安全的必要條件。

作者隨機抽取湖北省鄂州市燕磯鎮的84家農戶作了一項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社會調查，調查結果印證了國家統計局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具有普遍適用性。結果顯示100%的農戶家中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員是完全脫離農業生產，轉移到第二或第三產業中去，而且普遍反映轉移出去的是家庭中的精英分子。他們或者身強力壯勤奮耐勞，或者相對學歷較高，聰穎善學。留在農村家中從事農業生產的多是老人、婦女和兒童，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從事農業生產力不從心，21.7%的農戶反映糧食明顯減產，雖然還有78.3%的表示沒有太大變化，但婦女和老人特別是老人作為耕種主力對于農業生產的持續發展是值得懷疑的。有17.9%的農戶由于外出打工，舉家放棄了責任田的耕種，產生“拋荒”。

農村勞動力轉移使農業耕種主力遭受嚴重打擊，但如果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能夠帶來更多農業資金和技術支持，未嘗不能彌補勞動力轉移帶來的損失。然而據調查，33.3%的選擇減少農業投入，其中包括17.9%的完全脫離農業生產，另外有50%的并沒有因為外出打工獲得一定收入而增加對農業的投入。也就是說88.3%的外出打工并沒有對農業起積極的促進作用。相反，在一些經濟較發達或農村勞動力流動量大的地區，糧食生產又由精細種植倒退為粗放種植。這種趨勢的發展一方面會直接導致糧食生產能力的減弱，另一方面也會使農業從業者的科技素質降低，從而在根本上影響到糧食的綜合生產能力，成為糧食安全的不穩定因素。

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不僅僅給農業生產帶來一定的損失，而且大量留守家庭的出現也帶來了諸多社會問題，如留守老人的贍養問題、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安全問題等等。

（二）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對城市的影響

1.我國勞動力市場已然出現較為嚴峻的就業問題，大量人口處于失業、半失業狀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工業轉移必定使原本緊張的就業崗位更加緊張。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惡化，“失業潮”暗流涌動。

2.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對城市住房提出新的問題。在城市住房的供給上如何滿足農民工需求成為對地方政府的一大考驗。在房地產市場化的今天，房價居高難下，城市農民工家庭年收入普遍較低，使得二者之間的供需鴻溝越來越大。

3.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一般居無定所，一方面他們的公民權益難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也給城市的城市治安管理帶來壓力。在這種壓力下就容易出現亂收費、亂處罰的情況。

4.農民工向城市轉移由于戶籍制度帶來了子女入學問題。農民工子女無法享受到城市兒童同等的受教育權利，他們要想在城市入學不僅要上交額外的費用，而且還因辦理各種手續而支付的額外成本。這些不僅是我國教育制度存在問題，更折射出城市硬件和軟件的不合格。

依據托達羅模型，緩解由于農村勞動力轉移造成的城市就業壓力依靠城市工業化是無法完成的。托達羅認為，資本積累的增加必然伴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此，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必然低于工業產出的增長，隨著工業部門的擴張，勞動力就業增長速度呈下降趨勢。即使城市工業部門擴張與勞動需求擴張保持同步，通過擴張城市現代部門來解決城市就業問題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城市現代部門創造的就業機會越多，農村人口進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越大，從而將引誘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流入城市，而且流入的人口數目遠大于工業部門創造的就業機會數目。也就是說，單靠城市的發展，或者說，城市的發展快于農村經濟的發展只會加劇城市就業的壓力。當然這里排除了人為的控制人員流動，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流動的控制越來越難以實施，也越來越不得人心，更是不利于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進步的。

2004年我國首次出現“民工荒”，這不能說明我國大舉轉移農村勞動力的大好時機已經來臨呢？“民工荒”只不過說明了我國城市化進程落后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這一事實在當前終于以農民工以“用腳投票”的方式作出了回應。2004年我國仍有過億農民流向城市，加上原先流入城市的農民工，事實上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農民工普遍認為工資低，待遇差，他們認為城市并沒有給予他們應有的，或者說作為與城市非民工具有同等公民地位所應該獲得的金錢、文化、技能、生命與財產保障、發展和創造環境，而這一切正好是城市化的內容。2004年隨著我國勞動力密集型行業新一輪擴張導致民工荒的出現，此輪民工荒并非我國經濟特別是城市發展內在自發生成，主要還是源于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后，東南沿海的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接受國際市場的訂單迅速增加，企業紛紛增加投資，擴大產能。同時，由于政府推行惠農政策，2005-2007年農村人均收入累計增長了24.9%，增速比2002-2004年高出50%，對于技術水平較低的普通農民工來說留在農村務農的吸引力增加，進城農民工增速放緩。

2008年出現的“失業潮”再次用事實證明，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其經濟基礎是如此薄弱。當大洋彼岸出現經濟危機，我國從事勞動密集型生產的農民工們迅速地飯碗難保，失業成為一種趨勢。這充分說明了我國的城市還沒有容納如此規模農民工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勞動力的不理性轉移必定加劇城市的就業壓力，從而引發一系列生存和發展問題。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原因

我國整體的務農收入太低。鐘甫寧、何軍（2004）指出：“農業勞動力的數據取決于農民作為整體的務農收入”。一畝地從播種到收割大概需要80個小時，產量大約為500公斤，這樣即使按照3塊錢1公斤稻谷計算，一畝地的毛收入為1500塊錢，即使加上農業補貼，在除去灌溉、農藥、種子、肥料等農業投入后，收入仍然微薄，以小時工資計算也在10元以下。農業生產周期長，農民不得不在“農忙”與“農民工”間奔波，農民家庭年人均收入達到一定金額后，他們會選擇放棄糧食生產。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非農業生產收入較高。根據調查，向農業外轉移人均月收入可達千元以上，一些熱門工種，農民工的收入甚至高達萬元之上。雖然農民外出工作一般以勞務為主，行業分布主要集中在工業、建筑業，飲食服務業三個領域，外出農民，由于自身文化素質和就業觀念的限制，多從事臟、累、重、苦、險等性質的工作，只有極少數有一技之長或文化素質較高的人才，才能涉足技術和管理等高級就業領域。但這些都不足以阻止農民外出。不怕臟不怕累、夠強的忍耐力、非農業生產所取得的較高收入大大降低了他們對于惡劣工作的感知度。

農村人口深受城市生活的吸引。農村人口主要是指農村新成長起來的新青年離開鄉村，來到城市謀求發展。這些新青年通過書本、網絡等媒介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迫不及待的追逐城市生活，脫離農業生產。他們主觀上的向往在客觀條件上得打滿足，也符合理性經濟人的假設。農業生產收入低廉，生產手段和作業方式十分傳統，他們完全可以在城市謀得更高收入，其投入到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比老人、婦女等投入到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大得多。但是相對于整個農村人口素質，新青年具有較高文化素質，他們的學習能力相對較高，較容易掌握新的農業技術，他們的轉移莫不是對農業長足發展的一大損失。農業的發展方向畢竟是現代化，新青年的轉移只能是使得農業現代化越來越遙遠。而他們非農業生產所得用于農業生產的極其有限。農業在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優秀勞動力流失的同時并沒有得到資金和技術上的補償。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結構的改變逐漸凸顯，農村會有越來越高比率的新青年向城市轉移。

相關政策建議

努力推廣農業技術教育。農業技術的應用有利于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增加農民收入，保證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普及對老人和婦女的教育，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老人和婦女體力的不足。

制定農業生產的優惠政策，在進一步完善農業補貼政策的同時，降低農業生產的成本，提高農業收益，使農業生產相對外出工作也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消除人為的城鄉差異。農村和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消除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不是依靠農村人口不斷流入城市，而是如何提高農業生產能力，改善農村生活條件，努力提高農村公共品的的供給，加快農村生活和生產的基礎設施建設，使工農差別不斷縮小。

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這是城市化以及人類經濟發展的趨勢，對于提供就業機會也是有效的。

參考文獻：

1.郭熙保.經濟發展理論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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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等教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地區差異

近年來，受經濟發展和教育改革的影響，我國對高等教育的重視程度日漸提升，并且相關研究表明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協調其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對地區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地區發展過程中要明確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的關聯性，在此基礎上推動二者協調發展，最終實現地區的可持續發展。

一、簡述高等教育和區域經濟發展間的關聯性

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二者之間表現出一定的關聯性，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第一，高等教育發展受區域經濟發展的制約，并在發展方向上受經濟發展導向影響。其中經濟發展是教育發展的物質基礎，對教育規模與質量起到決定作用。經濟發展為高等教育提供了先進的教學設備和優良的教學資源，在根本上決定了教育體制的水平與層次。同時也為高等教育的內容和方式產生重要影響，推動了教育水平的良性發展；第二，高等教育推動著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高等教育擔負著為社會輸送優質人才的責任與使命，能夠從根本上提高勞動力的道德水平和專業技能，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人才保障。除此之外，高等教育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區域經濟新增長點，拉動了區域內部消費水平。

二、推動高等教育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有效對策

（一）共同提升高等教育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

通常情況下，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存在高度一致性，既二者之間的發展水平呈正比關系，在一些經濟落后的地區，其高等教育水平也呈現落后狀態，這樣對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會產生相應的制約，因此在區域發展過程中要注重協調好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推動地區實現可持續發展。例如在經濟落后地區，可通過科普宣傳等活動轉變當地人對教育的態度，為高等教育發展提供觀念上的支持，并加大投入力度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滿足當地對教育發展的基本需求。并且在制度上保證高等教育的層級水平，增加碩士研究生以上學歷的培養力度，增強高等院校人才輸出的質量與水平，為當地經濟發展提供人才保障。除此之外，結合地區經濟發展特色，開設特色教育模式，將地區特色資源進行整合與優化，彰顯地方教育優勢。

（二）充分發揮高等教育對區域經濟的推動作用

在區域發展的實際中，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不協調的現象較為突出，其中如果前者盲目擴大規模，呈現出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不適應的發展態勢，造成地區人才外流現象日趨嚴重化，形成前者優于后者的狀態，這樣會導致區域經濟發展不利。因此必須針對這一情況采取有效措施，協調兩者的發展關系。例如在高等院校規模擴大過程中要充分考慮當地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從經濟發展現有水平和前景相結合的角度出發，制定合理的高等教育發展規劃。同時在發展過程中加強對民辦院校的扶持力度，增強其對地區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除此之外，在高校內部實施人才預留制度，并為優秀人才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避免其外流造成經濟發展過程中人才匱乏的現象。

（三）充分發揮區域經濟的導向作用

除了上述情況外，由于高等教育布局或人員招生分布等因素的影響，很多地區的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要落后于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同樣出現相應的不協調現象，導致地方可持續發展受到制約。針對這一想象，必須采取相應的措施提高高等教育發展水平，使其與經濟發展相匹配，更好地為經濟發展提供有效的人才與技術支持。例如在發展中制定合理的協調方案，利用經濟發展的優勢引進先進的教育資源，支持人才培養戰略。同時對高等教育結構及專業設置進行調整，以本土經濟發展方向為依托，保證為地方企業輸送優質對口人才。除此之外，也可與其他地區高校進行合作，在借鑒相關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為高校學生提供更廣闊的就業與發展空間，從而提升本地區人才培養水平，提高人才的綜合素質與社會適應能力。

三、結論

綜上所述，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兩者之間的協調程度在地區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根據地區差異的實際情況，在對其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采取有效措施合理推動高等教育水平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進區域整體競爭力的提升和社會的進步。

參考文獻：

[1]李榮，李鳳，劉文娟，等.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程度的地區差異研究[J].當代經濟，2016（12）：81-82.

[2]劉玉.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研究――以四川陜西兩省為例[J].雞西大學學報，2016，1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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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建議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早已被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德國等看作是事關國家長遠利益和本國經濟政治的根本制度能否正常運轉的重要問題。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民經濟的迅速增長,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也在不斷擴大,如何促進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日益成為備受關注的問題。本人認為促進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應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1針對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進行專門的立法

可以說成功緩解區域經濟發展差異過大問題的幾個國家,都將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任務納入法制化的軌道。其中日本的區域經濟政策完全以制定詳細的法律法規來推進,而美國、德國也都有相關的專門法規出臺。日本政府無論是對全國性開發,還是對地方性開發或特殊性開發,都制訂了相應的法律,并根據各項法律制訂了相應的計劃,從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了政府的主導作用,保證了政府各項開發政策的實施;美國主要是通過法律來規范對落后地區援助資金的使用情況,保證所有的程序和過程都在嚴格的法律控制之下,防止發生將資金挪作他用,而使項目夭折的事情,保證了援助項目落到實處,提高了資金的使用效益,從而促進了欠發達地區經濟的發展;德國的相關法律主要是使得平衡區域差異成為各級政府的共同任務,將區域經濟均衡發展提高到了基本法的高度。

2充分運用了財政政策的相關工具

首先,針對不同地區采取差別稅制。從20世紀30年代起,美國政府通過差別稅制積極培養落后地區的良性循環能力。其次,要對落后大的地區轉移支付,這里可以以德國的財政平衡制度作為借鑒。其特有的轉移支付機制充分體現其合作性財政聯邦制的“合作”性質,即通過財政手段實現州之間或地方之間人均財力的相對平衡,為確保各地區居民能夠實現這種相同的生活水準創造條件,這正是德國財政制度的核心。

3對落后地區實行傾斜的金融政策

區域協調性問題處理的比較好的國家都十分關注運用對落后地區傾斜的金融政策來促進落后地區經濟的發展。在我國實行對落后地區傾斜的金融政策主要可以考慮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準備金制度、利率政策的傾斜。考慮到落后地區貨幣乘數較小的現實,應實行區域差別化的存款準備金制度,降低其存款準備金率;而利率市場化是金融深化理論的核心,也是落后地區金融改革的當務之急。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應該有效的反映資金的稀缺、投資的風險,利率也可以作為宏觀調控的手段,作為資金流向的導航器。其次,采取積極政策合理推動落后區域金融的理念創新、技術創新、業務創新及制度創新。理念創新是實現由傳統經營理念向現代經營理念的轉變。落后區域金融發展滯后,固然有外部環境的制約,但內部理念的落后也是重要因素。

4加大國家對落后區域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同時關注跨行政區域間經濟的綜合治理

各種基礎設施的建設是欠發達地區經濟增長的一個前提條件,包括交通、通信、教育等方面的建設,這些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而落后地區依靠自身力量無法籌集到足夠的資金用于這方面的建設,這就需要國家加大相關的投資力度。同時,要針對不同地區采取因地制宜的發展戰略的同時,高度關注跨行政區域間經濟的綜合治理。以德國為例,其在不同地區采取因地制宜的發展戰略的同時,也要關注跨行政區域間經濟的綜合治理,使得區域間經濟能得到協調發展。

5采取多種手段提高勞動者素質

美國政府促進落后地區發展的政策導向,主要是著重提高勞動者素質,鼓勵私人資本投資,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核心是要培育欠發達地區的自我發展的創造能力和持續發展的競爭力,認為政府的扶持是必要的但也是次要的。相關統計顯示,我國當前對人力資本的公共投資占gdp的比重正在逐年增加,可見國家對提高勞動者素質這一問題也高度關注,但高等教育的投入并未隨之增加則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6使地方政府成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任務的具體承擔者

德國所采取的這一政策十分值得我國借鑒,在我國當前國情下,如果使地方政府成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任務的具體承擔者,而中央政府主要發揮居中協調作用,則更容易解決“諸侯經濟”導致的各種矛盾。具體的做法可以首先通過立法的方式,將地區經濟發展是否有利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作為地方經濟發展政策合理性及相關領導干部政績考核的主要指標,同時建立專門的部門定期進行審查以確保法律的有效性。

7合理利用外資

我國經濟發展不能過分依賴海外資金,同時引進外資時應在吸引直接投資上下工夫。外國資本的流入如果處理不當,有時會具有很大的破壞性,特別是在短期資金和那些隨時可以兌現逃走的證券投資的管理上。由于目前通訊手段十分發達,全球市場一體化進程加快,金融市場稍有風吹草動,證券投資資金在瞬時內就會抽走,從而對一國的對外支付造成嚴重壓力。

8充分發揮中小企業在地方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德國經濟的中堅力量,其實并非作為工業巨頭的諸多大企業,而是眾多的中小企業。為支持本國中小企業發展,德國采取了設立州投資的銀行,設立中小企業資助項目、中小企業參股基金、市場開發項目,為中小企業創造、保證就業、提高競爭力,以及對出口市場的開拓、培訓和技術應用等方面提供資金支持;促進中小企業融資,解決企業發展的資金瓶頸,成立巴伐利亞建設融資促進銀行,為企業申請商業貸款提供政府擔保;成立巴伐利亞風險資本投資公司,為中小企業融資等一系列手段。而這一點與我國實際也相吻合,充分發揮中小企業的作用,無疑是推動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關鍵一環。

篇6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切入全球價值鏈中承擔加工組裝環節，成為全球 最具競爭力的代工制造平臺。但是，中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方式，本質上是發達國家通過 全球價值鏈（GVC ，Global Value Chain）控制和俘獲中國低端產業的關系，并由此造成了 低端鎖定和地區差距的擴大，主要機制可梳理為：第一，東部率先加入GVC形成的先發優勢 和在位優勢使其經濟增長獲得了不斷自我集聚的力量。這種生產的集中就會產生地區之間收 入上的差距。第二，形成了以外資進行國際代工為主的生產模式。這種外資主導的國際代工 模式一方面利用了中國的要素稟賦優勢，另一方面又將自身對內資企業的技術關聯控制在安 全的范圍。于是，GVC主導的產業轉移的前后向聯系效應大為減弱，也使中國東中西三大地 帶協調聯動的效應大大降低。第三，中國的加工貿易 “兩頭在外”的模式，使得東部沿海 地區的企業在被俘獲的價值鏈中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但是并沒有完成更 高級的功能升級和部門間升級。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產業轉移與區域協調發展：全球價值鏈視角下的對策研 究（08CJY00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更令人擔憂的是，隨著東部地區要素成本的上升、人民幣的升值和貿易摩擦的增加等因素， 集聚于東部沿海地區的加工產業開始向外轉移。客觀地說，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地 區間自然條件、要素稟賦和經濟發展等方面存在著差異，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的雙重任 務往往是一個兩難困境。既不能用各地區都不發展的方式，也不能用東中西部地區“齊頭并 進”的方式，現實的選擇只能是區域優先的政策，即東部沿海地區利用自身優勢，率先加入 GVC，專業化于勞動密集型環節的產業集群，使該地區首先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 在發展態勢呈現出“極化效應”的基礎上，逐步獲取極化后的“擴散效應”，帶動中西部地 區的發展。這種政策選擇在發展的早期階段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選擇。中國改革開放30年 的實踐，證明這種戰略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東部地區的擴散效應如何發揮以帶動中 西部地區發展，東中西部如何在互動的過程中發揮大國優勢超越國際代工，則是完成產業升 級和區域協調發展雙重任務的關鍵所在。

二、全球價值鏈模式產業轉移的演變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產業轉移共掀起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 美國將紡織、鋼鐵等傳統產業轉移到日本和西德，自己則集中力量發展半導體、通訊和電子 計算機等技術密集型產業。由此導致了日本繼英國、美國之后，成為第三個“世界工廠”。 第二次是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此次產業轉移主要發生在東亞地區。日本先是將紡織等勞 動密集 型產業轉移給東亞“四小龍”，接著又將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出去，最終催生了東亞奇跡。 第三次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等進行的產業轉移。

20世紀末期出現的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浪潮最顯著的特征是，全球化的主導者跨國公司， 為了獲得全球競爭力，將附加值低的產品生產工序外包給他國，或到他國投資設廠進行生產 ，自己只保留產品的研發、設計和營銷等附加值高的工序。作為這次產業轉移主要目的地的 中國，立足于國內市場帶來的規模經濟、廉價而又豐裕的勞動力、產業集群帶來的集聚效應 和政府主導的投資性財政，通過生產貿易投資一體化，迅速確立了自己“世界加工廠”的地 位。

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全球制造代工工廠，是國際產業轉移在產品內分工的體現，更準確的 說，是國際生產環節的轉移。二戰后，國際產業從歐美轉移到日本，又從日本轉移到東亞四 小 龍。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又以加工貿易的方式轉移到中國。最重要的是，在代工生 產模 式重要性益發顯著的全球化時代，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間轉移的不再是某一產業或產品，而是 該產業或產品中的不同要素密集的環節和工序。而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浪潮的本質是不同國 家（或地區）依據自身的成本優勢對價值鏈的不同環節進行承接和重整。

為了更好的分析國際產業轉移新模式的影響，本文將基于產品間分工的產業轉移模式稱為傳 統模式的產業轉移，將基于產品內分工的產業轉移模式稱為全球價值鏈模式的產業轉移。本 文在此將基于全球價值鏈理論對全球價值鏈模式的產業轉移進行探究。

GVC模式的產業轉移使得發展中國家有機會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分享經濟全球化的利得。但 是，處于價值鏈兩端的研發設計和營銷品牌的附加值高，處于價值鏈中間的組裝加工環節附 加值低。而發達國家的核心競爭力就來自于研發和營銷等附加值高的環節，發展中國家承接 的只是價值鏈中低附加值的環節。這樣，對發展中國家就存在一個向價值鏈高端攀升的問題 。此外，不管是第一次產業轉移浪潮的主要承接地日本，還是第二次產業轉移浪潮的主要承 接地“四小龍”，都沒有廣闊的內陸腹地和多樣的市場環境，因此不存在特定區域率先發 展及由此帶來的地區差距問題。雖然GVC模式的產業轉移是造成中國低端鎖定和區域失衡的 原因之一，但是GVC模式的產業轉移及其內涵的作用機理，使其又成為中國完成產業升級和 縮小地區差距的出發點。

三、封閉經濟條件下，GVC模式產業轉移的驅動力量

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上是集聚還是轉移，取決于推動地理集聚的向心力（centripetal）和 促進空間擴散的離心力（centrifugal）之間的動態演變和力量權衡。依據新經濟地理學， [1]向心力主要包括前后向關聯效應、密集型勞動市場和溢出 效應；離心力主要包括生產要素的非流動性和要素價格。

本文此處將利用商務成本理論對這兩種力量進行抽象簡化，以更好的對產業集聚與產業轉移 的選擇進行分析。商務成本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期間所支出的各種費用的總和，一般可分為 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兩大類。要素成本主要是指勞動力、土地和資源等要素的價格水平；而 交易成本主要是與制度相關的成本，與市場化程度、產業配套環境、政府效率與稅費、基礎 設施和法制化水平等有著密切的聯系。結合新地理經濟學和商務成本理論可知，向心力主要 是通過降低企業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來促進產業集聚；但是，產業集聚的不斷強化會造成當 地 要素成本的不斷攀升，在達到某一臨界值之后，就產生了推動產業轉移的離心力。因此，要 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之間的動態變化――商務成本結構的動態變化――就會轉化為向心力和離 心力之間的博弈，進而引發產業在空間上的重新配置。

價值鏈模式的產業轉移在不同的空間進行承接和配置，其不同環節的選址決策主要是由成本 來決定的。一般而言，在價值鏈中處于低端的加工組裝環節，主要是利用廉價和豐裕的低端 要素獲得競爭力，對要素成本的變化就比較敏感。在價值鏈中處于價值鏈高端的環節，由于 主要從事研發和營銷等附加值高的環節與治理價值鏈，大部分是知識和技術密集型部門，這 種環節的轉移，主要考慮的是全球戰略，對要素成本不敏感而對交易成本比較敏感。

目前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從事加工組裝的企業，由于專注于勞動密集型的環節，產品附加值 低，利潤空間有限，所以對要素成本的變動非常敏感。東部沿海地區要素成本的上升，會改 變商務成本的結構，一旦離心力大于向心力，這些產業就會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區域轉移。中 國東部沿海地區的GVC模式產業轉移的目的地有兩個：中西部地區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本文 首先考慮在封閉經濟條件下的情況，即產業在中國不同區域之間轉移的可能性。

一般來說，要素成本相對較低的地方，往往營商環境不佳，因此交易成本會比較高；而要素 成本相對較高的地方，往往生產者服務業、基礎設施、法治水平和政府服務高度發達，因此 交易成本會比較低。對于要素成本，企業往往可以通過提高效率來降低單位產品的成本；而 交易成本對于企業來說基本上是外生變量，不在企業控制的范圍之內。

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不同地區的商務成本水平和結構是不同的。從表1的數據分析， 中西部地區的職工平均貨幣工資和商品房平均售價的均值分別為14737元/年、17077元/年和 1963元/平方米、1923元/平方米，不僅低于東部地區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可 見，中西部地區在勞動力成本和土地價格上都有比較優勢，形成了成本“洼地”。從電力供 求差額（發電量減去電力消費量）來看，東部地區是負值；而中西部地區都是正值，分別為 114-07億千瓦小時和42-71億千瓦小時。事實上，中西部地區是我國能源和金屬礦等自然 資 源的主要儲藏地，與東部地區相比具有資源優勢。這些就形成了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要 素成本梯度，為吸引產業轉移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從交易成本的角度來看，中西部地區的高速公路密度和長途光纜密度的均值分別為84 -34公里/萬平方公里、37-77公里/萬平方公里和0-126公里/平方公里、0-072公里/平方 公里 ，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更是遠遠低于東部地區的平均水平。可見，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 和通信能力還不夠發達便利。東部地區政府的行政性收費和罰沒收入比重為0-106，也低于 中西部地區，這表明兩地政府在稅費和效率等方面的差距。中國東部地區之所以能夠成為世 界加工廠，不僅僅是依靠廉價的勞動力等要素成本的優勢，更重要的是在產業配套、物流成 本和地方政府效率等方面形成的優勢，才吸引了價值鏈模式的產業轉移。因此，中西部在吸 引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必須通過不斷地優化營商環境，降低原來高額的交易成本，才能將產 業轉移的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

一旦中西部地區能夠承接轉移過來的加工環節，東部地區商務成本的上升趨勢將變慢，這樣 就可以更好的發揮交易成本方面的比較優勢，發展價值鏈中附加值高的環節和生產者服務業 ，從制造基地向總部基地轉型。通過這個基地，可以對整個行業提供高端服務，增加核心 競 爭力，推動產業升級。而中西部地區吸引到自己急需的勞動密集型環節，可以解決大量的剩 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提高土地資源和基礎設施等的利用效率，勞動者的生活消費也可以擴 大當地的內需，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

四、開放經濟條件下，GVC模式產業轉移 的決定因素

本文在第三部分探討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將目的地限定在國內，即研究的是國內不同區域 之間的產業轉移。但是，東部地區的代工企業是以外資為主，其選擇產業轉移目的地依據的 是成本。更重要的是，GVC模式的產業轉移在空間上的布局更多的是GVC中的主導性企業基于 全球競爭戰略的考慮。因此，我們必須考慮放寬假設，引入開放經濟條件下的情形。這樣， 東 部地區的代工企業轉移就有兩個可能的目的地：中西部地區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此外，隨著 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一國商務成本的水平是逐漸上升的。那么，面臨超越代工和區域均衡 發展的中國如何在自身商務成本不斷攀升的條件下，避免產業外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呢？

事實上，中國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代工制造平臺，不僅是基于商務成本的優勢，還在于通 過切入全球價值鏈后，獲得的“在位優勢”。具體來說，中國在彈性生產、工程能力、反應 速度、規模制造和后勤運籌等方面具備了相當程度的競爭力。這就給中國在開放條件下完成 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雙重任務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本文在此將利用學習曲線理論分析中 國的“在位優勢”對于完成雙重任務的作用機理。

學習曲線的概念最早由Wright(1936)[2］(122-128)提出，是指生產一單位產品所 需要的直接 勞動時間以某一不變速度隨著累積的生產量遞減。在隨后的實踐和研究中，學習曲線被拓展 為生產函數，即單位產品的生產時間（或成本）隨著產量的不斷增加而相應的減少。

產生學習曲線效應的原因有：第一、熟能生巧。通過重復性的工作增加勞動熟練程度，縮短 勞動時間，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第二、標準化。隨著累計產量的不斷增大，因為過程、零 件和原材料等方面變得更為標準化，產品和工藝改進會提高效率，導致成本下降。第三、專 業分工。產量的增加使更為專業化的分工成為可能，這就可以獲得針對這些分工的更多經驗 并且操作得更快，從而促使生產效率的提高。第四、關聯效應。生產產品各個環節的企業都 遵從學習曲線，從而使整個上下游變得更為有效。而消費者隨著消費量的增加對產品有了更 多的體驗，他們提出的改進之處將滲透反饋到制造過程。第五、共享效應。任何從一個產品 （或價值鏈）上獲得的效率提高方式也可以通過共享行動或資源，用于其它產品（或價值鏈 ），從而產生學習效應。第六、競爭優勢。隨著產量的增加，企業會在生產、管理和營銷等 方面逐步積累出豐富的經驗和知識，形成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例如價值鏈的治理模式、精益 生產方式等。

加入GVC的代工企業的產業升級一般遵循如下路徑：工藝升級（提升工藝流程的效率）產 品升級（引入新產品或改進舊產品）功能升級（攀升到附加值高的環節）鏈條升級（轉 向新的附加值更高的鏈條）。通過對產生學習效應原因的分析，我們發現：熟能生巧、標準 化和專業分工是支撐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的源泉，而關聯效應、共享效應和競爭優勢則是推 動功能升級和鏈條升級的力量。中國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代工制造平臺，其間的成長過程 可以理解為代工企業如何滿足訂單要求、政府如何創造營商環境的學習曲線。

中國目前獲得的在位優勢是基于切入全球價值鏈，通過熟能生巧、標準化和專業分工等完成 的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這種在位優勢就轉化為成本優勢，延緩了商務成本上升對中國國際 競爭力的影響。但是，中國目前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完成功能升級和部門升級。這種低端鎖定 導致學習曲線效應出現了 “學習高原”的現象，即產量的繼續增加并不能導致單位產品成 本的降低。此時，低端鎖定導致學習效應不再存在，商務成本上升的趨勢就無法繼續緩減。 因此，克服“學習高原”的現象就是關鍵所在。

從產生學習效應原因與產業升級過程的對比分析可知，發揮學習曲線的關聯效應、共享效應 和競爭優勢恰恰就是功能升級和鏈條升級的內容。這樣，克服“學習高原”現象就轉化為如 何完成產業升級發揮學習曲線效應的命題。

本文認為，利用中國的在位優勢和大國優勢構建國內價值鏈（National Value Chain ,NVC ），是完成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雙重任務的可行路徑。國內價值鏈（NVC）是指由本土 企業主導和治理，立足國內市場和采用代工方式，學習和趕超GVC的全球生產網絡。那么N VC推動功能升級與部門升級的機理在何處？

第一，從關聯效應的角度分析。從供給方面看，目前加入GVC的本土代工企業定位于出口 導向，功能已經退化為單一的加工組裝。與此同時，國內還有以本國市場為導向的本土企業 和出口商，這三類企業各有優勢。通過構建和發展NVC，可以將本土代工企業在生產方 面的優勢、以國內市場為導向的本土企業在研發和營銷方面的優勢、出口商在開拓國際 市場的優勢結合起來，帶動上下游產業的發展，在互相學習和協作整合中獲得競爭力。從需 求方面來看，由于NVC立足于國內市場，這樣就可以更好的服務于本國消費者。而本國消費 者的消費經驗通過反饋機制進入到供給方，形成良性互動。

第二，從共享效應的角度分析。Luiza等[3］(110-139)從質量改進、價格削 減、設計創新和新材料運用等十個方面研究了美國主導的GVC與歐洲主導的GVC對發展 中國 家代工企業的參數要求，發現美國主導的GVC屬于價格驅動型，歐洲主導的GVC屬于質量驅動 型。而發展中國家往往同時加入了這兩條GVC,這樣，不同驅動類型的GVC對代工企業不同的 參 數要求就會培養其特定的能力和技術。通過GVC與NVC的對接，不僅有助于本土企業將在不同 的GVC中習得的能力與經驗在新的價值鏈中融匯貫通，而且可以將這些能力與經驗通過處于 價值鏈高端的東部地區的企業，有效地延伸到中西部地區的企業，加速其成長的過程。

第三，競爭優勢。市場代表著自主研發和品牌經營的權利，瞿宛文[4]的 研究認為 ，利用中國市場的規模和成長速度，是臺灣企業通過自創品牌完成產業升級非常重要的途徑 。立足于國內市場的NVC，可以從如下渠道為本土企業提供競爭力：首先，與國際市場相比 ，本土企業會在熟悉程度、溝通成本、運輸成本和政府支持等方面具有比較優勢。這就可能 使本土企業在一個風險相對較低和容量巨大的市場空間內掌握市場的方向，創造出國內市場 所需要的新產品，從而可以積累升級所需的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為參與國際競爭提供資金 支持。其次，中國不同地區的發展狀況千差萬別，從而導致國內市場不僅規模巨大，而且復 雜多樣。這樣的市場特性可以使本土企業利用同文同種的優勢，通過市場份額的追趕和市場 層次的提升發揮規模優勢和范圍優勢。最后，國內市場可以更好的與企業戰略、政府政策、 制度安排和社會共識相結合，為產業升級提供一套長期廣泛的承諾系統。

五、簡短的結論

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浪潮，與以往兩次產業轉移浪潮有著本質的區別。這種GVC模式的產業 轉移一方面可以使主導性企業依據不同國家各自的比較優勢配置相應的環節，同時發揮規模 經濟和比較優勢的作用；另一方面將自身與代工企業的技術關聯限制在安全的范圍內，以阻 礙其功能升級和鏈條升級。中國作為這次產業轉移的最大承接地，在成就 “世界加工廠” 的同時，也面臨著低端鎖定和區域發展失衡的挑戰。

經過3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率先承接產業轉移的東部地區由于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 和加工貿易政策調整等因素，集聚于此的代工產業開始向外轉移。本文指出，中西部地區吸 引產業轉移的關鍵是降低交易成本，優化營商環境。而在國際競爭中完成產業升級和縮小地 區差距的雙重任務，就必須發揮中國作為全球最大代工平臺所積累的在位優勢，廣闊內陸形 成的大國優勢，構建以本土企業為主和立足國內市場的國內價值鏈。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 揮學習曲線效應，完成更高級的功能升級和鏈條升級，實現不同區域的均衡協調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1］［美］保羅•克魯格曼.地理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C］.李淑萍譯.北京：《比 較》，中信出版社，2007，(28).

［2］T.P Wright.Factors Affecting the Cost of Airplanes［J］.Journal of A eronautical Sciences,1936,3(4).

［3］LuizaBazanand LizbethNavas-Aleman.The Underground Revolutionin the Sinos Valley:a Comparison of Upgrading in Global and National Value Chain s［C］.Local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ssues of Governance and Upgradi ng, Edited by Hubert Schmitz.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2004.

［4］ 瞿宛文.臺灣后起者能借自創品牌升級嗎？［J］.世界經濟文匯，2007(5).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Transference

Region in a Mode of Global V alue Chain Zhang Shaojun Abstract:China not only becomes world factory, but also causesregional disparity and low lock-in by attracting industry transference in a modeof global valuechain(GVC).Firstly, this paper specifies the third wave of industry transference is actually industry transference in a mode of GVC.Secondly, we analyses the fac tor that influencesindustry transference in a mode of GVC betweeneastern a reas and central-western areas in closed economy.Finally, for avoiding industryto transfer to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open economy, this paper finds NVCbased on incumbent advantage andadvantage of big nation is a feasible road tha t may play fully the effect of learning curve.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ence in a Mode of Global Value Cha in; Industrial Upgrading；Region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 收稿日期： 2008-12-23 責任編輯：張友樹 ］

篇7

[關鍵詞] 區域經濟 協調發展 和諧社會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生活各個方面。從區域經濟的角度看，積極采取措施，將社會資源在空間上進行有效配置，改變目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一些“不協調”現象，大力夯實區域協調發展的經濟基礎，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內容。

一、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大力夯實區域協調發展的經濟基礎

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諧是指構成事物的不同組成部分或因素相互配合維持事物處于正常活動的狀態，和諧的對立面是沖突乃至解體。從區域經濟學原理上看，和諧社會就是要求區域人口、資源、環境和發展之間的關系協調，區域差距適度，區際關系良好，區域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實現社會和諧的經濟基礎。

1.殷實的經濟發展狀況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前提。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在貧窮的基礎上更不會建成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我們所要構建的“和諧社會”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和諧社會”。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時期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毫不動搖，緊緊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因此，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和諧社會”，絕不是低水平低層次的“一窮二白”的“和諧社會”，而應是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財富相對豐富、經濟發展狀況比較殷實的“和諧社會”。

社會和諧的標準之一，是社會不同利益群體的合理需求都能夠得到滿足。而滿足這些需求以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關鍵靠發展，貧困落后是產生不和諧的根本性原因。盡快擺脫生產力落后的局面，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首要任務。發展是硬道理，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只有大力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生產力發展水平，才能為社會和諧提供物質保證，也才會對社會和諧提出新的和更高的要求。如果沒有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物質財富不斷增加到相對殷實的程度，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合理需求的滿足就缺乏物質基礎，公平和效率的實現就缺乏牢固的經濟支撐，社會和諧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2.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

社會和諧在很大程度上既取決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也取決于發展的協調性。從區域角度看，逐步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和基本前提。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追求的應是全國范圍的“和諧”發展，而不僅僅是某一個或幾個地區的“和諧”發展；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標志，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區別于以往任何社會的根本特征。這種本質決定了我國各地區之間要有一個相互協調的發展關系，其差距不能過大，更不能搞兩極分化。過大的區域差距是導致收入分配不公、區域合作受阻、消費過度與不足的重要原因，會給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等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增加難度，同時區域差距擴大到一定程度，往往會產生和激化一些社會矛盾，導致混亂、不滿及社會公益服務的惡化，從而引起社會動蕩，造成社會政治的不穩定，不僅和諧社會的實現無從談起，而且前幾十年的發展成果也會遭到極大破壞。從這個意義上講，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既是經濟問題，也是關系全局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所以，撇開區域問題來構建和諧社會是不現實的，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同促進社會關系和諧、各行業各領域發展和諧一樣，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

二、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的現狀

由于受到自然稟賦、人口素質、歷史發展水平和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非平衡發展戰略的影響，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呈現出明顯的經濟發展差距：

1.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持續擴大。1988年，東、中、西部地區城鎮居民的收入之比為1.41：1：1.11，農村居民收入之比為1.39：1：0.87；2000年，這一比例分別變成1.49：1：1.06、1.47：1：0.77。2005年上半年人均收入最高的5省區是人均收入最低的5省區的2倍還多。

2.GDP比重和人均DGP比重差距持續擴大。1980年，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總量占我國GDP比重分別為50.20%、29.75%、20.04% ，到2002年，占GDP比重分別為57.86%、25.12%、17.01%，其中，東部比重增加了7.66個百分點，中、西部比重分別下降了4.63和3.03個百分點。從人均GDP來看，1980年，東部地區的人均GDP分別是中、西部地區的1.53、1.92倍，到2002年分別擴大到2.03和2.59倍。以上說明，無論是經濟總量GDP還是人均GDP，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的差距都擴大了。

3.基礎設施建設差距大。有研究指出，1999年，除寧夏外，西部其余11省市區經濟基礎設施的發展水平在全國排名均在20位以后。實施西部大開發以來，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從總體上看，目前中、西部地區的交通、電子、水利、通信等基礎設施仍較東部地區落后，投資硬件環境尚有差距。

4.外貿發展差距進一步拉大。由于對外出口商品多為高新技術產品，東部地區顯然具有明顯優勢，加上東部發達地區信息溝通和交流能力的絕對優勢，在發生貿易摩擦、初級產品出口面臨困難的情況下，東部地區的應變能力明顯優于中西部地區。據預測，2008年，在外貿出口方面，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差距將進一步拉大。

三、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措施及對策思考

1.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必須充分發揮政府的協調和指導作用。黨和國家政府應對區域經濟進行統籌規劃，針對不同地區不同的經濟發展現狀給予具體的指導或扶植，加強引導和調節。加快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步伐，繼續改善投資環境；為中西部地區建立完備的市場機制，利用本身資源優勢、增強自身發展能力提供政策支持；在國家投資、利用外資、開放程度、計劃、金融、財政和稅收等方面給予中西部地區適當的傾斜；幫助中西部地區發展教育，使中西部文化擺脫獨立性、封閉性、凝固性，與經濟發展同步前進，相互配合。

2.東部地區要為協調區域發展多做貢獻。東部地區要充分發揮對中、西部地區的示范、輻射和帶動作用，并以自己的力量通過多種形式帶動和幫助中、西部的發展，如多向國家繳納稅收從而減輕中、西部的稅務負擔；向中西部提供教育資金技術上的援助等等。這既是服從“東部沿海率先發展起來以后，要帶動和幫助中西部地區發展”的“大局”的需要，也是保證東部地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和條件。

3.中西部地區要抓住機遇，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奮起直追。中西部地區要積極采取措施，奮起直追，發展因地制宜的特色區域經濟，使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和特殊功能都能得到科學、有效地發揮；要利用本地區的資源優勢，發展能源、原材料工業產品，使中西部地區資源產業在對整體經濟提供長期基礎性支持的同時，獲得自身發展，并從市場要求出發擴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盡快消除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為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差距創造外部環境條件；要制定吸引、穩定人才的合理機制，遏制“孔雀東南飛”勢頭，提高知識分子的福利待遇，進行科技人才的定向培養，提高整個中西部地區的國民素質和教育水平等等。

4.東、中、西部實行區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全國各地區要淡化行政區劃色彩和意識，削弱甚至消除地方保護主義，保證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在全國各地區之間的暢通，積極推動生產要素在地區間合理配置，使東部地區先進生產要素（如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等）順利流入中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則可以為東部地區提供資源、原材料等，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及經濟融合；加強東中西部的合作和交流，形成各區域、各民族之間全面團結和互助合作的新型區域經濟關系，使東中西部在相互協作基礎上縮小差距、共同發展，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過程中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參考文獻：

[1]王夢堂：《關于統籌城鄉發展和統籌區域發展》，《理論動態》第1628期

[2]肖玉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理論、現狀和對策》，《唯實》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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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鄉布局統一規劃，打破城鄉空間界限

2008年，根據寶雞統籌城鄉發展的實際情況，確定了以鳳縣為全市統籌城鄉發展改革試點和樣板，制訂了《鳳縣統籌城鄉發展規劃》，打破城鄉空間界限、村組界限，統籌推進“四個集中”：人口向縣城集中、向工業園區集中、向城鎮集中、向中心村集中，制定了“一體兩翼五星百村”統籌城鄉發展思路：建成以鳳縣縣城為主體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以鳳州現代科技產業園區和留風關循環經濟示范園區為兩翼的副中心；以河口、黃牛鋪、平木、唐藏、三岔五個明星鎮為依托的產業基礎雄厚、生態環境優美的小城鎮；以100個自然村為支撐的主導產業突出、農民生活富裕、鄉風文明的集中居住社區。通過近年來的運行，統籌城鄉發展工作進展順利。

（二）縣域經濟實力壯大，農民收入大幅提高

寶雞縣域經濟不斷壯大，市級以上龍頭企業達到136戶，縣區工業園承載能力不斷增強，34戶企業成功入園，園區已成為引領縣域工業發展的引擎。農業特色產業基地規模不斷擴大，形成了畜為主導、果為特色、糧為基礎的發展格局。城鎮化步伐顯著加快，一批道路、水電等基礎設施工程陸續開工。2009年底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4186元，縣域經濟、非公經濟在全市經濟中的比重分別達到45.2%、47.6%。鳳翔、扶風縣躋身全國縣域經濟競爭力提升最快百強縣，鳳縣榮獲全國最美小城殊榮，岐山成為國家級蘋果項目示范縣，眉縣成為全國無公害獼猴桃科技示范縣，東嶺村躋身“中國經濟十強村”。

（三）“新農保”制度試點成功，城鄉養老制度無縫銜接

寶雞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試點采用費用縣級統籌式、繳費和享受待遇捆綁式、基金儲蓄以政府補貼和個人繳費相結合的完全個人賬戶積累式等形式。該制度以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為基礎，兼顧傳統的家庭養老、土地保障和社會救助方式，推行社會公共服務均等化，使農村和城市享有同等水平的社會公共服務。使農民真正享受到30年改革發展的成果。2010年4月《寶雞市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試行辦法》的出臺，標志著寶雞市社會養老保險從制度層面上實現了無縫隙、全覆蓋，從根本上較好地解決了城鄉居民社會保障問題，使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進程有了實質性的突破。

（四）統籌城鄉就業，城鄉就業體系逐步完善

按照“統籌城鄉”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寶雞市政府提出了“統籌城鄉就業”的發展思路，積極推行“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下崗失業人員培訓”等。鼓勵外出經商務工人員、農民、下崗失業人員、殘疾人等主體，從事個體經營，創辦經濟實體。對創業所需土地可征用，可租用、可入股；對自行申貸創業成功的下崗失業人員，按最高不超過5萬元的貸款限額，由財政給予2年的貸款貼息；對有就業愿望、就業技能的下崗失業人員，由公務員牽線搭橋，幫助其在勞動密集型企業就業；企業吸納下崗失業人員、農民工超過50人和100人的，以最高不超過50萬元和100萬元的貸款限額，按銀行同期基準利率的50%，由市財政給予兩年的貼息；對自主創業的大中專學生，以個人身份參加社會保險的，由市財政給予社會保險補貼。

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水平判別

（一）農業人口眾多，城市化進程滯后

城鄉融合是農村不斷被城市“同化”的過程，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文明的普及率就越高。寶雞是因寶成、隴海鐵路而興起的新型工業城市，城鄉并存，城鎮化水平低，城鎮規模偏小，城市化進程滯后，農業人口眾多，農民收入增長相對緩慢。2008年寶雞第一、二、三產業比重分別為11%、60.3%、28.7%，從數據看，經濟結構趨于合理，但一、二產業明顯落后于全國水平。且GDP、人均GDP、經濟增速在全國處于下游位置，就業結構變化與產業結構也不同步，超過50%的人口仍滯留農村。城市化進程的滯后客觀上阻礙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鄉經濟良性循環。

（二）城鄉資源配置不均，現代農業發展緩慢

寶雞工業基礎雄厚，具有相當的規模和水平，但與沿海發達城市相比，縣域經濟實力依然不強，工業反哺農業能力較弱。農業基礎條件相對較好，資源較為豐富，但城鄉資源配置不均，雖然近年來在城鄉建設、產業布局、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沒有達到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和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現代農業開發與綜合利用滯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不同步，農村經濟體制尚不完善，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化程度低，農產品市場體系尚不健全，現代農業發展緩慢，統籌城鄉發展壓力較大。

（三）大量富余人員進入城市，農村發展缺乏后續新生力量

城市化發展，承載著城鄉騰飛的希望，也抽取了廣大農村的新生力量。改革開放后，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實現了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但農業人口向城市的過量轉移，勢必造成農村勞動力下降，農業系統人才稀缺，尤其是缺乏高技術人才和掌握現代農業技術的新鮮血液。這不僅不利于農業的發展，也降低了土地這一人類最稀缺資源的利用效率。寶雞縣域人口占全市80％左右，而經濟總量僅占全市的50%多，農民人均純收入雖然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與全國平均水平還存在一定差距，仍有40多萬的貧困人口，統籌城鄉協調發展任務艱巨。

區域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統籌的發展思路

根據寶雞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逐步建立城鄉一元的現代化經濟結構，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實現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互動發展，積極推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建設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發揮寶雞在國家“關中—天水經濟區”副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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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我國對外貿易長期順差，帶來了對國際市場過于依賴的經濟風險。而國內貿易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地區封鎖、統一大市場難以建立等問題。為了實現內外貿的聯動，促進我國貿易的健康發展，本文基于我國國內貿易及對外貿易的發展現狀，從內外貿一體化的角度分析了我國貿易的優劣勢，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關鍵詞：國內貿易 國際貿易 內外貿一體化

我國國內貿易及對外貿易發展現狀

（一）國內貿易發展現狀

伴隨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我國國內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在近三十年中，我國國內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頗為可觀。我國國內貿易一般通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進行衡量，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主要是指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以及其他行業的商品零售額。從表1可以得到，我國批發和零售業增加值占第三產業的平均比重為22.69%，其中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1988年的32.3%和1982年的14.7%。這一數據從宏觀上表明了我國批發和零售業整體規模在不斷擴大，但從表2可以看出近年來，其在第三產業中的比重呈逐年縮小的趨勢。而與之相反的是，住宿和餐飲業的增加值所占第三產業比重從2006年開始平穩上升，在過去30年間也比較平穩，保持在5.47%左右。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最終消費的比重也在持續上升，但相對于20世紀80年代，其增長率有放緩的趨勢，說明進入21世紀之后我國國內消費總體水平增長速度降低。近年來，特別是金融危機以后，我國政府開始將國內消費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的政策措施，例如家電下鄉、農村醫療改革等，通過補貼等方式影響消費者對收入的心理預期來擴大內需，提升國內消費對經濟的貢獻比率，降低對外貿的依賴。

（二）對外貿易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使我國由封閉的經濟體走向開放，在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經歷了由逆差向順差的轉變。從1978年到1989年，我國貿易逆差累計超過400億美元。而自1990年起，除了1993年的逆差，我國對外貿易開始保持順差狀態，并且不斷擴大，其中2007年我國貿易順差達到3718億美元（見表3）。這主要是由于20世紀90年代之后，我國注重以生產技術的提高帶動生產能力，宏觀調控開始強調改善貿易結構，以出口為導向帶動國民經濟的增長。

貿易順差為我國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在長時間內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主要推動力量，但順差規模的持續攀升也帶來了一系列的消極影響。例如我國內外經濟的失衡，對出口的過度重視也是我國內需低迷和經濟發展內力不足的原因之一。此外，我國加入WTO也為對外貿易帶來極大的機遇和挑戰。入世促進了我國經濟與世界市場的融合和出口部門相關產業的轉型升級，提高了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和競爭力，但同時我國面臨的貿易摩擦接踵而至。2002年到2010年中國遭到的反傾銷投訴比入世前增長了近一倍，平均值達到29%。這說明我國對外貿易在顯著增長的同時，也存在著各種仍待解決的問題。

內外貿一體化的經濟效應及存在問題

在我國，內貿與外貿長期分離的管理體制給內外貿一體化帶來了政策、法規和機制體制方面的阻礙。國內外市場的分割、國內區域市場的分割以及行業市場的分割都不利于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形成；而建立國內統一大市場則需要政府、企業集團的共同努力以及相應的法律環境支持。我國的企業集中度較低，與國際上擁有雄厚資本與技術實力的跨國企業集團難以競爭，這就需要通過企業集團化來構建內外貿一體化的流通組織形式，提高國際競爭力。

譚祖誼（2011）認為，內外貿一體化是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供求規模和產業分工為基礎，以國內外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逐步融合為基本內容，以市場競爭為主要推動力量，并引致政府管理體制和管理政策協同變化的經濟發展過程。這一過程是自發演進的，企業作為市場主體會自然成為產業鏈的一環并與國內外要素市場相聯系，其生產經營活動層面的一體化要早于政府管理層面的內外貿一體化。

（一）內外貿一體化的經濟效應

作為社會總需求的一部分，凈出口值可以用于對國內總需求的數據分析。我國對內和對外貿易存在順差，說明對國內產品的需求包含了內需與外需兩個部分，長期的順差表明我國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對國民經濟有著很大的消極影響。我國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對出口及政府投資的過分依賴會增加經濟的不穩定性，影響企業的發展。如果不考慮制度因素，產業規模和結構將會決定投資和收入的分配以及實際需求的規模。而貿易結構又制約著生產的規模和結構，因此內外貿一體化會通過調整貿易結構來推進國內實際需求的增長，同時推動形成具有規模收益遞增優勢的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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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內；產業轉移；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一、國內產業轉移的趨勢和特征

產業轉移是在市場資源供給或產品需求條件發生變化后，某些產業通過生產要素的流動，從一個地區轉移到另一個地區的經濟行為和過程，是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重要途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利用得天獨厚的政策和區位優勢，抓住港澳臺地區產業轉移的機遇，大量承接和發展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加工業，技術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呈快速發展態勢，不僅有力地推動了當地經濟發展，而且成為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目前，國內產業轉移的總體趨勢和特征是東部沿海地區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趨勢將繼續得到加強，東中西部地區產業轉移的規模不斷擴大。隨著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達省份向中西部地區欠發達省份轉移，東部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傳統制造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中部和西部一些省份的工業能力明顯增強。并呈現以下趨勢與特征：一是在經濟區域之間的“大梯度轉移”。如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的區位選擇規模情況；二是在各行政省份之間的“小梯度”轉移。如廣東省，在產業轉移方面，提出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共建產業轉移園，在2008―2012年安排競爭性扶持資金500|元，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粵東、粵西、粵北轉移，實現“提升珠三角，帶動東西北”，“產業轉移”戰略正推動廣東走向經濟轉型發展之路。三是在一體化經濟區域內的轉移。在被轉移的產業類型上，既有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又有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移。

二、國內產業轉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產業轉移滯后現象比較嚴重。中國區域產業轉移中存在嚴重的滯后現象。根據有關統計資料，從全國范圍來看，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的逐步推進，至2008年中國所有地區都脫離了最原始的以第一產業為主導的產業格局，進入了以第二或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發展格局。在東部地區，北京、上海、海南已進入以第三產業為主導產業的經濟增長態勢，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區除了自治區以外，各省均是第二產業為主導產業。說明中國真正進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省市很少。北京2010年第三產業的GDP是10 330.5億元、上海是9 618.31億元、海南是946.25億元、自治區的是275.41億元。這說明，以第三產業為先導產業且第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超過千億的在全國只有北京和上海這兩個大都市。以東部地區為例，北京1994年的第三產業GDP就超過了第二產業的GDP，上海則是在1999年進入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產業格局的。這充分說明中國區域產業轉移存在產業滯后問題。

2.產業承接地投資與創業環境有待改善，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一方面，經過多年的發展，中西部大多數省區的基礎設施條件已有較大改善，但因運輸周期長、運輸成本高等因素，對吸引和承接產業轉移有一定影響。另一方面，在承接產業轉移的軟環境方面，中西部地區也面臨一些問題：如政府辦事效率不高、行政行為不夠規范、管理人員素質不高；相關服務體系不完善，金融、財務、咨詢、信息、技術服務等較為落后，特別是在當地融資難問題比較突出，使一些外來投資者可能面臨政府扶持有限、資金來源單一、融資成本過高和企業后續發展資金嚴重不足的困難；產業承接地缺乏技術、營銷、管理和商務等各類人才。并且企業研發經費投入不足，多年來一直徘徊在1%以下；高科技人才不足且流失嚴重，科研成果難以實現產業化并形成現實生產力；整個社會也未能形成保護創新的良好氛圍，由于企業的法人實體與市場主體地位不明確，從而削弱了企業技術創新的利益驅動機制和風險意識。

3.環境資源壓力加劇。一些轉移出去的產業對承接地產生了新的污染，影響當地的可持續發展。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是一個生態環境十分脆弱的區域。由于長期過度開發，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沙塵暴等自然災害嚴重，而且給其他地區的生態環境也帶來了較大影響。目前，在東部沿海地區發達省份轉移出去的產業中，大多數產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也有一部分產業是因為受到環保政策的限制而轉移出來的。雖然中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也強調有選擇地引進產業，但從現實情況看，也存在盲目選擇和受到不良政績觀的影響，承接了一些高污染產業。這些產業對中西部的生態環境造成破壞。面對日趨強化的資源環境約束，必須增強危機意識，樹立綠色、低碳發展理念，更加關注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問題，在系統分析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生態基礎、資源狀況、環境容量的前提下，制定并實施一些有針對性的發展策略，以節能減排為重點，健全激勵和約束機制，增強中西部地區可持續發展能力。

三、推動國內產業轉移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思考

1.科學統籌規劃國內產業轉移。要結合東部沿海地區產業升級和中西部地區產業發展、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科學規劃國內產業轉移。沿海地區要抓住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在大力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同時，承接國際的服務業轉移，形成現代服務體系[4]。中西部地區要與自身的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相結合，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同時，要充分發揮西部地區的資源優勢，針對西部地區資源加工產業起點低、規模較小的特點，適當放寬西部地區資源加工型產業的進入門檻，促進西部地區資源加工型產業的發展和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

2.營造有利于推動國內產業轉移的環境。要把國內產業轉移作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重點，營造有利于產業轉移與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環境。一是制定促進產業轉移的稅收優惠政策。繼續推進2010年開始在新疆試點的資源稅改革，防止資源浪費和盲目開發，并在時機成熟時予以推廣。二是加強東中西產業合作與轉移的政策支持。三是營造有利于國內產業轉移的良好環境。優化產業轉移環境，推動產業轉移體制創新，建立和完善產業轉移承接地的投資環境服務體系和承接載體。四是強化產業轉移承接地的環境監管，加強環境執法檢查，對重金屬、危險廢物處置污染企業違法行為予以堅決整治，加大重點區域、典型案件掛牌督辦、責任追究和后督查力度。進一步健全環境風險防范與應急管理工作機制，加強風險管理，突出環境應急預案建設和管理，妥善處置各類突發環境事件。五是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完善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為國內產業結構有序轉移提供保障。

3.堅持以市場化方式推動國內產業轉移，促進區域經濟合作。國內產業轉移應主要采取市場化方式，以企業為主體，通過利益驅動機制實現。政府部門應遵循市場化原則，引導東部產業向中西部地區有序轉移。通過產業政策和財政金融手段，鼓勵東部沿海地區的企業向中西部投資。要加強中西部地區和東中部地區的產業聯系，促進東部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初級加工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推動東部沿海地區產業升級，實現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增加中西部地區就業機會。鼓勵東部沿海地區的企業為中西部企業引入新的經營機制和管理模式，形成與東部沿海地區企業的技術互補和產業聯合。近年來，區域間合作力度不斷加大，市場開放程度不斷提高，企業主體地位不斷強化，企業跨區域發展成為趨勢，區域發展的協調性進一步增強。

參考文獻：

[1]產業轉移實證研究述評[J].王恕立，張云.中國集體經濟. 2011（04）

[2]國際產業轉移和我國區際產業轉移研究綜述[J]. 魏曉潔，石碧華. 生產力研究. 2011（02）

[3]產業轉移研究綜述[J].汪鼎喜.科技信息.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