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調發展理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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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協調　發展理論

協調和協調發展的思想由來已久，我國“可持續發展”尤其是“科學發展觀”提出以來，協調發展受到理論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但其內涵并沒有共識性的定義。熊德平教授認為：協調發展是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系統演進的總目標，在遵循客觀規律的基礎上，通過子系統與總系統，以及子系統相互間及其內部組成要素間的協調，使系統及其內部構成要素之間的關系不斷朝著理想狀態演進的過程。金融協調是協調思想在金融等領域延伸與運用。目前關于金融協調，國內外從不同層次進行研究。

一、國外學者對金融協調理論的研究

國外學者主要從宏觀層面、微觀層面和技術層面，對金融協調問題進行研究。宏觀層面的研究焦點主要關注國際金融等領域的合作等。Marshall D A.（2002）研究如何通過改革建立起牢固可靠的全球宏觀經濟與金融協調機制而從根本上減少由于協調失敗而引發的金融危機問題；Gautier P A.（2009）對協調摩擦與金融危機關聯的進行了論述。微觀層面的研究主要著眼于某一具體組織或機構內部的協調失敗問題。Brandts J與Cooper D. J.（2006）采用實驗經濟學的方法對組織內部協調失敗的進行觀測，探尋金融系統的內部機理。技術層面的研究主要從協調技術角度探討如何確立和完善合作過程中高效率協調所必需的技術手段。

二、國內學者對金融協調理論的研究

（一）金融協調發展理論淵源的研究

金融協調發展理論淵源于金融發展理論的觀點，在國內基本上得到了一些學者的共識。沈軍與劉莎（2001）認為金融協調理論是金融發展理論的較高階段。王原聲（2004）認為，西方有關金融協調發展理論的思想集中體現在戈德史密斯（1969）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愛德華·肖的《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和麥金農（1991）的《經濟市場化的秩序—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金融控制》等著作中。不管是提出金融深化理論還是提出開放資本市場的政策建議，實質上都滲透著金融協調發展的思想。劉剛（2006）明確指出，金融協調發展理論的淵源就是金融發展理論，金融協調理論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成熟，是第三代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標志。

（二）金融協調發展理論內涵與外延的研究

不同學者對金融協調的內涵和外延理解不用，研究焦點也存在很大差別。王原聲（2004）基于國際視角認為，金融發展內外協調的構成分為國際貿易協調、國際金融協調和國際投資協調等機制運作，是一個動態過程。竇爾翔和何煉成（2004）從金融協調的對象角度指出，金融協調一方面是金融自身的協調，是金融的“本體因素”，另一方面是金融對經濟的協調，即“指向性因素”。武巧珍（2004）重點從貨幣制度的視角，將金融協調發展分為外部協調與內部協調兩部分。王愛儉（2005）基于金融協調機制的角度，解釋了金融穩定協調機制的理論涵義，將金融協調穩定機制分為政府和中央銀行間的協調、中央銀行和金融機構之間的協調及各金融機構之間的協調。

（三）金融協調劃分方式的研究

國內學者傾向于采用內部協調與外部協調來進行劃分。祁敬宇（2002）與王原聲（2004）以國別為界劃分外部協調與內部協調。楊大鵬（2004）和郭金龍（2006）認為，金融內部協調應包括金融組織、金融市場、金融監管當局、金融工具、金融制度等；外部協調包括金融與經濟的協調以及金融與社會的協調。蔡則祥（2005）把金融協調劃分為我國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資產、融資形式等結構之間及其構成之間的內部協調，外資機構的引入與中資機構輸出的外部協調，金融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應遵循內部發展與對外開放的內外協調。邵國華（2006）也從四個方面進行劃分，即金融系統與經濟發展的協調、金融系統與社會發展的協調、金融業與非金融企業的協調、金融系統與金融國際化的協調。尹優平（2007）對區域金融內部協調和外部協調從機構、監管、區際、政策四個層面進行全方位的論述，認為基礎環節是區域內外金融各自協調發展，關鍵保障是區域金融監管協調和區域金融政策的協調。

（四）金融協調內容的研究

關于金融協調內容的研究可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展開。孔祥毅（2002）認為宏觀的金融協調包括金融、經濟、社會之間的關系，微觀的金融協調包括金融工具、金融中介、金融制度之間以及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之間的關系；楊大鵬（2004）從中觀角度研究了有關金融組織結構協調演進的問題，認為金融組織結構協調演進的趨勢是“寡頭主導，大、中、小共生”。王愛儉（2005）界定了宏觀的金融協調包括總量協調、結構協調、貨幣供應量與貨幣創造、金融衍生工具與金融風險控制，微觀協調包括證券業與銀行業的協調、動態效率和靜態效率的協調。郭金龍（2006）將區域協調、內外協調、貨幣政策、金融監管、金融機構間的協調、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都納入宏觀范疇。王威（2007）認為宏觀金融資源體現的是金融資源各層的整合效應，中觀金融資源包括了金融制度資源和金融工具資源，廣義的貨幣資源和資本資源構成了微觀金融資源。

（五）金融協調發展的空間視角

從空間差異等視角研究金融協調發展問題，近幾年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田霖（2006，2011）從金融地理學的視角研究了金融協調發展問題，以不同區域的收入、就業、教育、GDP增長率等作為衡量金融差異的指標，揭示各個指標要素對金融綜合競爭力產生的貢獻彈性，從而解釋區域金融差異的原因。馮濤和李江（2004）基于金融中介的角度，認為必須提高金融組織間的質量和規模才能縮小區域間金融的差距。田崗和陳琦（2004）發現如果區域金融發展差異增加，則會造成地區間的經濟增長差距變大，隨著區域差距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各地區的金融和和經濟的出現集聚分布現象。楊再斌和黃解宇（2006）認為金融集聚分為動態過程與狀態結果兩個方面，即金融產業的發展成長可以通過一定的地域空間生成金融集聚系統，一定密度和規模的金融產品及其與金融產品又會催生一系列法律法規制度。陳紅（2008）重點研究了區域金融的集聚問題，認為當區域金融中的金融資源產生了集聚作用時，可以促進集聚中心的金融增長率。王修華和黃明（2009）從金融空間的分布狀態入手，認為如果要達到區域金融資源在空間上的分布協調和優化，就必須包括金融區域內部結構的協調發展，和相鄰的金融區域外部發展對本區域影響的聯動效應，而最終的目標也是為了讓整個國家的區域金融協調發展。

三、評析與展望

通過對以往文獻的梳理，很多學者對金融協調內涵的理解已經基本達成共識。但是，在目前的研究中，關于金融協調發展的內容和層次劃分，還存在研究薄弱的地方。一是現存文獻大多從中國的整體來研究金融協調問題，較少涉及對區域內和區域間金融各個層面的深層次分析。二是現有研究對金融協調宏觀、中觀和微觀的定位各不相同，尤其是區域金融中觀協調和微觀協調存在著分類模糊的問題，因而目前迫切需要一個客觀的劃分標準，明確區域金融協調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三是金融協調的層次復雜多維，導致其研究內容的模棱兩可及相互交叉，大部分學者從金融系統自身考察問題，導致其空間維度研究的薄弱，無法針對具體區域提出操作性強的協調發展戰略。因此，在開放的動態環境下，由于不同區域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相互轉化以及地域系統的空間聯動，研究區域金融協調發展問題，是今后需要關注和探索的方向。

參考文獻：

①熊德平. 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協調發展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②田霖. 中部地區協調發展的金融地理學分析[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

③孔祥毅. 中部崛起戰略中的金融協調[J]．山西財政稅務專科學校學報，2006（1）：3－9

④祁敬宇．論金融發展的內外協調[J]．華南全融研究，2002（5）：13－18

⑤沈軍，劉莎．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與展望[J]．廣東工業大學學報2001（9）：12－15

⑥王愛儉. 建立金融穩定協調機制的理論框架[J]. 財經科學，2005（1）：22－28

⑦武巧珍. 對貨幣制度變遷與金融協調的理論分析[J]．生產力研究，2004（6）：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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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小微企業;區域金融市場;協同學

[中圖分類號] F620 [文獻標識碼]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nd Regional Finance Market： a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Synergetics

LUO Dongliang， JIAO Yumeng

Abstract：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for the growth of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eriously as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re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play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inancing problem is unavoidable for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ccording to the finance market theory，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re the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regional financial market.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must be connected with regional financial market. In the light of Synergetics， the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could grow with the regional finance market in a harmonious and orderly manner so a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regional finance market， Synergetics

小微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如何解決小微企業發展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是理論界和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在這些問題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問題始終是最為關注的問題。按照金融市場理論，小微企業是區域金融市場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此，如何發展小微企業，必須與金融市場特別是區域金融市場的發展聯系起來。本文根據小微企業的特征、區域金融市場的功能，借用協同學理論，從理論上分析了實現小微企業與區域金融市場協調有序發展的可能性，從而為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一種思路。

一、小微企業及其特征

2011年頒布的《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將微型企業作為一種類型首次出現在我國的企業劃型當中。按照劃型標準，微型企業一般為未達到下列標準的企業，農、林、牧、漁業營業收入50萬元、工業從業人員20人或營業收入300萬元、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從業人員10人或營業收入50萬元、房地產業營業收入100萬元或資產總額2000萬元。可見，我國的劃型標準為企業從業人員、營業收入、資產總額等指標。

這與國外的劃型標準不一致。美國和一些國際機構基于反貧困來定義微型企業。美國國際開發署將由當地人擁有、雇員（包括不領薪水的家庭成員）不超過10人、其業主和經營者為貧困人口的小企業定義為微型企業。亞洲開發銀行（ADB）則將雇傭工人（包括雇主及家庭成員工人在內，其中員工不包括專業人員及專業服務提供者）不超過10人的企業定義為微型企業。可以看出，按照此定義，暗含著收入和資產的限制，微型企業被認為是窮人的企業，且不包括高科技企業。歐盟、日本則基于資產總額和雇員人數，法國將雇傭員工在9人以下的企業被稱為特小企業，在西班牙則被稱為微型企業。歐盟委員會把雇員人數在1～9人的企業稱為非常小企業。日本把制造業中20人以下，商業服務業中5人以下的企業定義為微型企業，又稱零細企業。

可見，我國關于微型企業的劃分標準最為全面，反應了我國的實際國情。雖然各國對微型企業的劃分標準不一致，但是對微型企業的認知卻是相同的。總體上看，微型企業具有以下特征：

1.環境適應性強，是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穩定器。微型企業具有較強的靈活性，創辦所使用的資源少，創辦速度更快，對環境的適用性更強，是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穩定器。現代經濟是一種系統經濟，或者說是生態經濟，沒有小企業（含微型企業）是很難想象的。數目眾多的微型企業對縮小中國地區經濟差距、突破“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以及促進社會政治穩定與社會和諧等方面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

2.數目特別龐大，是擴大就業的主要渠道。由于微型企業的數目特別龐大，微型企業的數目眾多，因此在總量上能夠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對國家社會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有關統計資料表明：在拉丁美洲，5人以下微型企業的雇工占非農業勞動力的一半，在非洲占三分之二。在歐洲，中小企業提供了1.22億個就業崗位，在2050萬家中小企業中，93%的是微型企業，即雇員在0～9人之間。

3.資金有限且管理粗糙。微型企業資金來源有限，很少有正式的融資渠道，融資渠道主要是親戚朋友和熟人。員工也以家庭成員為主，不具有正式的組織方式，沒有明確的組織結構，缺乏較為規范管理工作內容。沒有采購、生產、存貨和質量管理制度，缺乏質量管理。員工通常沒有接受過專門的專業訓練，沒有正式的薪酬制度，因此員工權益缺乏保障。

4.工藝粗糙但運作方式靈活。微型企業采用勞動密集型的技術和手工藝，較少擁有機器、設備與專門的場地，無法規模化和機械化。雖然采用“前村后店”的模式組織生產運作，但運作方式靈活而富有流動性。依靠數量龐大和團隊力量，會產生所謂的“蝴蝶效應”，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大型企業或公司如微軟和惠普公司就是由微型企業發展而來的。

5.微型企業具有顯著的區域性。微型企業采用直銷方式，且以服務本地市場為主，形成地理空間上的集聚或某個產業內形成的價值網絡，具有較為顯著的地域性。

6.微型企業沒有正式的會計制度，沒有也不需要建立正式的會計科目，少量而不規范的會計活動也只是為了應付上繳的稅費。

二、區域金融市場及其功能

金融市場是資金融通市場，是指資金供應者和資金需求者雙方通過信用工具進行交易而融通資金的市場。可以看出，金融市場是以資金為交易對象的市場;體現的不是單純的買賣關系，更主要的是借貸關系，即實現了資金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

金融市場按照地理范圍可以劃分為全國性和區域性金融市場。區域金融市場僅僅服務于所在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一個完備的區域金融市場應包括金融市場參與者（如資金供應者和資金需求者）、金融工具、金融中介、價格等四個基本要素，從而形成融資、調節、避險、信號、創新等功能。

1.區域金融市場能夠迅速有效地引導資金合理流動，提高資金配置效率。區域金融市場不僅擴大了資金供求雙方接觸的機會，便利了金融交易，降低了融資成本，提高了資金使用效益。而且為各種期限、內容不同的金融工具互相轉換提供了必需的條件，為籌資人和投資人開辟了更廣闊的融資途徑。

2.區域金融市場具有定價功能，是經濟活動的晴雨表。企業資產內在價值的多少，只有通過金融市場交易中買賣雙方相互作用的過程才能“發現”，即必須以該企業有關的金融資產由市場交易所形成的價格作為依據來估價，而不是簡單地以會計報表的賬面數字作為依據來計算。當然，金融市場的定價功能同樣依存于市場的完善程度和市場的效率。

3.區域金融市場幫助實現風險分散和風險轉移。金融市場的發展促使金融資產多樣化和金融風險分散化。發展金融市場就為投資多樣化、金融資產多樣化和銀行風險分散化開辟了道路，為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提供了條件。可以通過區域金融市場選擇多種金融資產、靈活調整剩余貨幣的保存形式，實現風險分散和風險轉移。

4.區域金融市場的信號作用為金融管理部門進行金融間接調控提供了條件。發達的金融市場體系內部，各區域金融市場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金融間接調控體系必須依靠發達的金融市場傳導中央銀行的政策信號，通過區域金融市場的價格變化引導各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實現貨幣政策調整意圖。

5.區域金融市場的發展可以促進金融創新。金融工具是一組預期收益和風險相結合的標準化契約，多樣化金融工具通過對經濟中的各種投資所固有的風險進行更精細的劃分，使得對風險和收益具有不同偏好的投資者能夠尋求到最符合其需要的投資，從而使金融市場參與者的多樣化需求得到盡可能大的滿足。

三、小微企業與區域金融市場的協同發展

系統科學理論為研究復雜的區域金融市場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論支持。按照一般系統論（General System Theory），區域金融市場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結構形式聯結構成的具有某種功能的有機整體，市場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著，每個要素在市場中都處于一定的位置上，起著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間相互關聯，使金融市場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

依據協同學的自組織理論，如果金融市場是一個不受外界影響或影響很小的孤立系統，其發展、演化只能是內部相互作用而自發引起的，那將是一種趨于消亡的死的系統。區域金融市場只有通過市場的開放，才能促進區域金融市場由低級向高級，由原始向現代不斷進化、不斷產生新功能，實現金融市場或市場要素間實現協同（Synergism）即協調一致，共同合作，進而產生出新的更高的市場結構和功能。有小微企業參與的區域金融市場將是一個開放的協調的系統。

1.協同的依據

（1）小微企業是區域金融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從上述小微企業的特征可以看出，小微企業是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小微企業是區域金融市場中不能缺少資金需求者，構成而小微企業是區域金融市場中主要參與者，是區域金融市場得以形成和發展的一項基本因素。

（2）區域金融市場的功能的實現與否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小微企業的健康發展。雖然單個小微企業的融資數額較小，但由于小微企業的數量之龐大，涉及面之廣泛，因此，整個小微企業群體對區域金融市場的影響十分巨大。特別是區域金融市場五大功能的實現需要借助于廣大小微企業。

2.協同的實現路徑

（1）小微企業的靈活性為區域金融市場的發展提供了動力和源泉。區域金融市場除了具有融資、調節、避險、信號等傳統功能外，還具有創新功能。正是由于小微企業的特殊性，為區域金融市場實現創新功能提供基礎和條件。由于小微企業具有較強的地域性，不同地區具有不同特征的小微企業，需要創造不同的金融工具，才能適合當地小微企業的需要，因此，正是由于小微企業的存在促進了區域金融市場的創新，從而推動地方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密切結合小微企業的特征，才能發展適合小微企業的區域金融市場。羅棟梁（2015）從小微企業的基本狀況、營運狀況、政策環境、融資渠道、金融服務等方面對小微企業的融資環境進行了問卷調查，發現小微企業自身的基礎比較薄弱、政府作用有待加強、融資渠道有待拓寬、金融服務有待加強，由此提出需要企業、政府和金融機構三方共同努力，營造理想的融資環境，解決小微企業融資的問題。融資環境中最為主要的是協調的區域金融市場，而不是全國性金融市場。只有能夠滿足當地小微企業的需要，區域金融市場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功能，為當地經濟建設服務，從而提高中國的綜合國力。

（3）金融工具的創新是發展區域金融市場的根本。由于小微企業存在較強的區域性，因此較為容易形成小微企業集群。按照譙薇和宗文哲（2001）的分析，企業集群的分工與協作，能夠形成協同效應，從而實現“1+1>2”。羅正英（2010）認為，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必須廣泛運用基于小微企業集群的信貸融資技術，特別是進行金融工具創新，建立與小微企業集群信貸融資相對應的區域金融市場。因此，必須結合小微企業的特點，適時進行金融工具創新，才能構建健康的區域金融市場，使得區域金融市場成為由許多子系統組成的、能以自組織方式形成宏觀的空間、時間或功能有序結構的開放系統，從而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

[參 考 文 獻]

[1]工信部聯企業[2011]300號.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Z].2011-06-18

[2]羅棟梁.小微企業融資環境調查研究――以江浙兩省為例[J].財務與金融，2015（2）：1-7

篇3

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各國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立足全球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的大局、切實加強貨幣政策國際的協調、共同承擔風險,才有可能度過難關,實現全球經濟的復蘇和恢復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這是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在貨幣政策協調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應對金融危機的協調與人們的期望值相差甚遠,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獨立的矛盾也進一步顯現出來。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仍未緩解和全球經濟形勢變數增多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關系、把握貨幣政策的導向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問題。

一、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持續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經濟、金融領域國際協調的力度,拓寬了協調與合作的范圍。然而,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面前,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現象的存在,是客觀現實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倫敦峰會上,國際社會就加強國際協調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提高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和發言權達成共識。同時,中國提出的各國共同承擔責任應對金融危機,以及解決全球經濟發展的失衡問題,保證發展中國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得到普遍認同。因此,從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層面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過程中,各國利益與權益的平衡,需要通過國際協調來實現。然而,在現實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國家的國家利益被無限“放大”,各種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難以調和時,國際協調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協調的有效性,形成了國際協調同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認,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在客觀上給世界各國經濟與金融帶來了嚴重的沖擊,每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都受到傷害。在金融危機加劇和經濟衰退預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適度的措施和手段應對并不為“過”,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國家利益對抗性競爭中運用轉移危機的政策手段,在損害他國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強烈保護主義色彩的金融貨幣政策,就另當別論了。

按照博弈論(GameTheory)理論的核心內容,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各國貨幣政策的選擇是各國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時也是在國際協調與合作下參與國際事務中各國共同利益的博弈行為。國際協調與合作是為了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而國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國家核心利益不受到傷害。從當前不同貨幣政策取向和摩擦引發的國家間利益博弈現象看,如果不同貨幣政策博弈波動面擴大,只顧及國家利益至上而不考慮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國際協調的難度就會越來越大,國際社會非均衡局面也會進一步擴大。由此,當前有關國家貨幣政策的主流導向引發的一些問題值得認真思考。

當然,從博弈論的觀點出發,在金融危機情形下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機特定的產物,其發軔的內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國在通過相互協調與合作過程中為國家利益的實現而產生的普遍現象,體現的是國家利益與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深層次關系。因此,在國際社會中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僅由來已久,而且將永遠存下去。

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后,美聯儲便開始了直接購買商業票據的貨幣政策操作,并將其債權轉給美國財政部,再由財政部以減免企業債務的形式,向這些企業和金融機構注資入股。由此可見,美國“救市”計劃的部分是依靠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聯合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減免票據、券債等債務的形式推行“救市”計劃。特別是繼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布購買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和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證券后,3月23日美國又推出銀行“解毒”計劃,以處理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問題,其目的均是為了進一步釋放流動性,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美聯儲陸續出臺回購國債和回購“有毒資產”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同時,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實施的購買公司債貨幣政策也已相繼出臺,由此美國等西方國家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更加明顯。美國等西方國家“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通過擴大貨幣的發行量大規模增加對資本市場貨幣的供應,以及維持金融業表面的穩定和流動性,是典型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體現。這一貨幣政策的核心——即為緩解貨幣市場流動性緊縮“有限度”地對貨幣的發行“松綁”,增加貨幣市場上的貨幣供應量,擴充資本市場規模,加大流動性;政策的導向是在金融與經濟雙重危機情況下,通過貨幣政策手段“激活”資本市場,并以此帶動實體經濟的恢復;政策的實質是所謂“定量寬松”,就是貨幣當局“開閘放水”,開動印鈔機大量發行貨幣的一種借口,2009年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借用“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說辭來印鈔票購買國債行為的實質,正是這一貨幣政策最核心內容的體現。因此,“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貨幣當局采取的一種“保護主義”政策,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性質有相近之處,同屬于經濟領域的“保護主義”,體現的是國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通常是在經濟和金融狀況惡化、降息空間沒有余地的情況下,利率調節難以發揮顯著作用時推行的一種政策。今年以來,西方各國通過購買各種債券,向貨幣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干預方式與前期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不同,是貨幣政策的“非傳統手段”。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當前西方國家的“定量寬松”政策是在前期“傳統手段”效果不顯著,甚至“失靈”的特殊條件下“極端”的選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國家陷入了實質性的全面危機,連續降息的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國頻繁使用,但不僅至今效果仍不顯著,而且降息的空間已經微乎其微了,降息這一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已然使用殆盡。因此,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在用盡后,西方各國政策的選擇余地越來越少,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數專家和學者定論為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環境的產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僅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惡化狀況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選擇的刺激經濟和活躍市場的“良藥”已經不多,一旦連“定量寬松”政策都難以奏效,達不到政策目標,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形勢將何去何從令人擔憂;另一方面表明當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并非協調一致,“定量寬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國根據各自的現實經濟與金融狀況采取的中短期行為,一旦形勢發生新的變化西方各國經濟與金融政策上的“搖擺性”將進一步體現,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將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國家將如何協調經濟與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達成共識令人懷疑。

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見底的情況下,西方國家經濟刺激計劃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內容和性質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較強的保護行為的操作性,最為核心和耐人尋味的是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國等西方國家不適度掌握貨幣的投放量,極有可能會“培育”出新的資產“泡沫”,并引發新的類似于通脹、貨幣和信貸危機。事實上,美國等西方國家金融危機的蔓延過程更像是不斷“轉嫁”危機的過程。相繼出臺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轉嫁”危機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又有貨幣政策上不負責任的放任貨幣貶值的嫌疑,是國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體現,與世界各國不斷開展的國際合作背道而馳。從經濟學的博弈論(也稱為對策論)含義看,不同政策的出臺是帶有一定的對抗性,在現實經濟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無處不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應對金融危機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環境下經濟領域的博弈更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傾向,就是經濟學博弈論的典型理念,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由此可見,盡管全球性金融危機超越了國家范疇,國際協調的加強顯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協調中,由于牽扯到各方利益問題以及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現實國際社會中表現得更為突出。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將如何演變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如果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特別是如果西方國家遲遲不能從危機中擺脫出來,西方國家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金融與貨幣政策保護主義的范疇,加大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圍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將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升級”。

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貫穿于國際社會各個領域的普遍性和綜合性現象,是較為隱性和富有彈性的范疇,需要從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各個角度去加以思考,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更深層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對國家利益的無限“膨脹”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利益,這是當下世界各國不可回避的重要選擇。

二、不同貨幣政策下國家利益的博弈

與此同時,同樣是應對金融危機和刺激經濟的貨幣政策,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中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僅在實質上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也是國家利益博弈戰略不同貨幣政策的選擇和取向。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大的區別在于四個方面的不同。一是實質上的不同。“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貨幣當局針對市場流動性萎縮注入的一劑“強心劑”,是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過程中任何舉措都難以發揮作用的無奈之舉,所謂的“定量”是發行貨幣的“定量”,貨幣發行的變量是依據貨幣的發行能否緩解危機的惡化,而不考慮潛在通脹的風險;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從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角度適度增加貨幣供應量,是擴大消費,為經濟的復蘇注入活力,力度的調整是可控的,貨幣供應的變量是依據市場的發展變化而定的,適時把握潛在通脹風險的因素。二是政策導向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是貨幣當局通過印鈔票擴大市場投放量,政策的導向是加速貨幣貶值,貨幣的發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數量,貨幣的貶值在一定的期間內將難以控制;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導向是,推動貨幣信貸的積極性和消除貨幣投放存在的障礙,從而促使加快貨幣投放的規模和速度,并從銀行自有資金或財政收入中拿出適量的資金有計劃地向市場注入資金。三是最終效果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往往體現為經濟的“虛擬”擴展,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是體現在實體經濟,具有較強大長期性和穩定性。四是潛在風險程度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潛在的風險體現在貨幣市場貨幣供給大于貨幣實際需求,必然導致貨幣市值或購買力下降,風險的性質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通脹風險,其潛在的風險有可能在全球范圍擴散;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雖然也存在著潛在的通脹風險,在財政方面通常表現為財政收入下降和財政支出上升同時出現,在銀行方面通常表現為信貸投放增長過快,但在通脹下行趨勢已經確立和財政積累充分的情況下,只要政策力度適當和靈活調控其通脹風險相對較小。因此,當前西方國家盛行的“定量寬松”政策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短期行為,而現階段,中國采取的“適度寬松”政策與“定量寬松”政策有著實質性的區別,這種不同性質貨幣政策的博弈將有可能延續一段時間。

由此可見,在全球金融危機和西方經濟狀況持續惡化的環境下,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關,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當前各國面臨的、不可回避的新問題。因此,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加強必要的國際協調,不僅是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利益的訴求,也各國利益的所在。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存在著相同的利益對立與依存關系,國際社會中的每個國家利益主體與共同利益都離不開雙方的存在與合作,共同利益是通過國際協調與合作實現的,也是通過博弈來完成的。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金融相互依賴程度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經濟、金融領域相互協調、合作與日俱增。人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沒有廣泛的國際協調與合作就不可能創造出最大限度的價值,世界各國在追求和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必須學會從全球整體角度審視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問題,維護國家與人類的共同利益。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

兩次G20倫敦峰會提出,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金融機構體制,使它們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現狀并加大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發言權。這一觀點的提出,使改革當前國際金融機構體制的呼聲再次高漲。而回顧以往的歷史,每次重大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發生,必然醞釀著國際經濟、金融的重大變革,導致國際經濟、金融體系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甚至是重組。

2009年4月初召開的G20倫敦峰會上,各國承諾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增加5000億美元的“可貸資金”,這一方面是為共同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舉措,另一方面是為今后推動IMF特別提款權(SDR)構成進行改造的重要步驟。G20倫敦峰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現有的SDR基礎上構建“超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一方面是針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對IMF現有SDR改造的構想。與此同時,G20倫敦峰會上中國承諾向IMF增資,這是中國為實現與國際金融機構建立良性互動的體現,也是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博弈的體現。

當前,國際經濟、金融正經歷著全面危機,對于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國際社會普遍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而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成為改革的焦點。但美國、歐元區與新興市場國家也必將在救市的風險和成本分擔,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以及國際金融機構體制變革等方面展開激烈的博弈。

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觸動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因此,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爭論也逐漸演化成國際間的博弈。另外,從當代國際金融體系的建立及其演變過程看,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內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經濟和金融的實力,換句話說,誰擁有強大的經濟和金融實力,誰就擁有更多的發言權,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國際金融體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現實情況,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主要體現在三種力量和三個方面的較量:一是長期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美歐發達國家內部的權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經崛起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要求改變現狀和維持原有秩序不變的博弈;三是在國際協調中各種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實上,由于各國國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機帶來沖擊也各不相同,因此,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關注點也不盡相同。如美國就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相對“冷漠”,美國最關注的是如何推動各國進一步聯手擴大市場資金投入以刺激經濟復蘇,而并非金融體系的改革;德、法等歐洲各國與美國不同的是,他們較為熱心于國際金融體系和全球經濟結構的改革,強調加強金融監管,對國際金融體系中美國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進行全面改革;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則對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改善國際金融和經濟環境、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刺激經濟恢復等現實問題更為關注。

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取決于主要大國相對實力的變化。而在現有國際經濟、金融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特別是美國經濟及其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沒有失去的情況下,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仍將面臨重重困難。回顧歷史,自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國際金融領域也曾有過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補補或是改良,并未觸動體系的根基。與此同時,國際金融領域不止一次因各種原因爆發金融危機,令世界各國都深受其害——西方國家并沒有因資本主義優越性而擺脫繁榮與衰退輪回的“宿命”,也沒有因主導國際金融體系而避免金融動蕩,相反,金融領域卻問題成堆,甚至到了難以維持的境地。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也沒有因西方體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沖擊,相反卻一次次受到傷害。其實,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問題很早就曾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尤其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更是引起了有關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的重視,并多次呼吁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國家卻反應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西方國家受到重創,才真正感受到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弊端的嚴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終于被提上議事日程。但是,要進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就離不開對國際金融權利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發言權和地位的調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變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不合理與不協調狀況,這無疑會觸及到各方的實際利益,困難可想而知。正因如此,盡管目前有關國際金融會議和有關國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發言權和地位需要進行調整已達成共識,但可以預見,未來一旦改革進入實際性的操作階段,各種力量在權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將會更加激烈。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遇到的難點依然是解決失衡問題,其中包括兩個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經濟、金融失衡。全球經濟、金融失衡是一種常態,這種失衡的主要表現就是各國國際收支出現不平衡。一個有效的國際金融體系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當國際收支出現根本性不平衡時,調整責任的認定及調整責任的分配。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乃至“牙買加體系”之下,調整責任都是由不平衡的雙方國家共同承擔的。不同之處在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作為不平衡的一方,經常實質性地承擔了部分調整責任,到了“牙買加體系”時,美國就從來沒有承擔過這種責任。

二是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失衡。在現有的全球經濟、金融管理機構中,特別是作為國際金融體系重要管理機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里,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的意見始終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體現,導致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歷次金融危機中處于極為被動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發達國家“擺布”,或者在國際金融機構“援助”條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條件。因此,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希望建立一個以民主原則為基礎的金融體系,通過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分量,改善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長期失衡狀況。

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當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產品過度創新增大了金融風險,使金融體系出現了更多新的不穩定因素。各國政府在進一步完善本國金融管制、維持金融秩序穩定的同時,也必須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調整,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因此,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各國的協調與合作需要找到一個各國利益的平衡點,使國際金融體系的重新構成相對合理,而不是一味強調誰來主宰國際金融體系。

四、我國貨幣政策的導向與責任

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關系領域中,國家利益博弈戰略的選擇成為當前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和積極應對的能力,否則就有可能成為國家利益博弈競爭中的犧牲品。當前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和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既有全球性危機的性質也有國家安全與利益范疇的現實,應對金融危機政策選擇上的國家利益博弈在國際間已然浮出“水面”。

對擁有超過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來說,由于外匯資產儲備幾乎都是西方主要貨幣為單位的債券和資金,甚至還在繼續增加,風險自然大于其他經濟體。目前,中國僅持有美國證券類資產金額就已然超過1.2萬億美元,其他西方國家的證券類資產金額也有一定的規模。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是客觀現實,但并不等于沒有回旋的余地,中國將如何應對西方風險“轉嫁”帶來的沖擊,適時選擇中國長遠國際金融戰略,無疑是最現實的挑戰。鑒于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推行與西方貨幣的泛濫,中國貨幣當局正處于安全與收益之間權衡的兩難選擇。如何從外匯儲備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層面擺脫困境,既保證外匯資產儲備的安全,又可通過購買西方國家債券獲得較好的收益,需要從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方面入手。其一,在外匯資產的存量上采取靈活的調整,保持存量的合理與適度;其二,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的投機性“熱錢”具有一定的隱蔽性,“熱錢“的載體既多樣化又很難監測,其規模和走向不明難以判斷,增大了我國資本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對外匯資產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強;其三,外匯資產儲備構成的多樣性、穩定性與靈活性之間的權衡選擇需要多方論證。同時,我國的外匯儲備戰略應當與現實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相適應,政策導向應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與金融安全領域,加強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變化的評估和論證,最大限度地保障國家現實和長遠利益。受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的影響,以及我國現行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已在國內貨幣市場發揮作用,在目前國內市場上貨幣供應量相對充足的情況下,需要加強對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以及自身潛在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因此,在現階段需要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

篇4

【關鍵詞】協調發展 二元結構 動力機制

城鄉二元體制延緩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導致了城鄉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環境等方面的不協調。改變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格局，促進城市和鄉村的協調發展，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我國重要的戰略任務。如何正確地認識城鄉協調發展的科學內涵，準確把握城鄉協調發展的精神實質，對于更好地貫徹科學發展觀，實現城鄉真正意義上的協調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本文將總結國內城鄉協調發展的理論研究成果，結合現階段城鄉關系的實際，客觀認識各種理論的創新觀點和不足之處，從而科學地運用各種理論來指導我們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

一、城鄉協調發展制約因素

國內學者對城鄉協調發展制約因素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

1、城鄉二元結構。以陸學藝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城鄉發展不協調的根源在于城鄉二元體制。它是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該體制人為的為城鄉均衡發展設置許多政策障礙，如城市和工業的傾斜政策、不合理的農產品價格政策、戶籍管理制度等，嚴重制約了城鄉關系的演進。

2、城市化滯后。城市化滯后導致城鄉發展不協調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缺少科學的、合理的城鎮體系規劃；二是城市體系發育不協調；三是認為中心城市功能的扭曲；四是認為小城鎮發展與建設具有一定盲目性。

3、從三農的角度來看。城鄉發展不協調的主要原因在于：農民素質普遍較低或農村剩余勞動力過多導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大；農業基礎不穩固、農村工業化與城鎮化的不同步，農村中的鄉鎮企業布局不合理，缺乏對鄉鎮企業的宏觀管理，農村工業水平低等導致城鄉難以協調發展；思想觀念上存在忽視農業的傾向，文化上傳統的農業社會結構、傳統工業發展模式等都阻滯城鄉協調發展。

4、經濟發展滯后。某一區域城鄉產業結構的不合理、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破壞；城鄉資金投放上存在偏差；市場發育不健全；市場發育水平低，城鄉商品流通不暢等因素也都延緩城鄉協調發展的實現。

二、城鄉協調發展的動力機制

大多數學者認為城鄉協調發展的動力因素的最基本模式是：自下而上型和自上而下型。具體來說有以下幾種：一是20世紀80年代末許學強在研究沿海開放地區時認為城鄉協調的動力因素有計劃經濟體制(自上而下型)、鄉鎮企業(自下而上型)和外向型經濟；二是內部動力和外部動力兩種；三是大城市的向心力和離心力；四是制度創新；五是自“下”的機制；六是崔功豪在肯定了小城鎮為主體的農村城市化的作用下，探討了這種自下而上的城市化過程和它的運行機制；七是薛鳳旋和楊春認為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是外資影響下的城市化，并稱之為“外向型城市化”；八是寧越敏的多元城市化動力；九是劉君德將郊區作為研究區域并分析了其動力機制，劉秉鐮和鄭立波提出我國城市郊區化的動力機制的“四動”；十是張安錄和曹廣忠歸納城鄉相互作用的動力學機制為：自上而下的擴散力機制、自下而上的集聚力機制、外資注入的驅動力、自然生態動力或自上、自下、外引、內聯動力機制等。

三、城鄉協調發展的模式

我國大致從兩個角度對城鄉協調發展模式進行研究。

1、從全國范圍的角度來研究。吳楚材等建議我國應采取城鄉結合、上下結合、大中小結合的多途徑綜合模式；田明認為大、特大城市周圍的擴展型模式、農村地域的集聚型模式、外資引起的外向型模式以及西部模式；南京農經學會從解決城鄉關系問題入手，認為有先城市后農村模式、城鄉分割優先發展城市工業模式、城鄉開通協調發展模式；劉英群從小城鎮角度提出了小城鎮向大城市區域集中的模式等。

2、從區域范圍的角度來研究。廣東的“非農產業起步型”和“農業發展型”；廣東的大、中、小城市融合、協調發展的模式；江蘇的“蘇南模式”和“蘇北模式”以及上海郊區的近郊擴展型和小城鎮型及一般城鎮發展型模式等。

四、城鄉發展的對策

國內大多數學者認為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城鄉協調發展的關鍵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以陸學藝、蔡為代表的學者認為要通過取消戶籍制度、推進城鄉體制改革、協調城鄉社會關系、實現城鄉勞動力自由流動來實現城鄉協調發展，但是沈孔忠認為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在短期內完全消除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制度創新與完善才是現實途徑。

2、完善城鎮體系。費洪平、陳烈等學者建議走多元化城市的發展道路，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體系，既充分發揮了大城市的優勢，又積極發展了小城鎮；葉文虎特別強調小城鎮規劃；紀曉嵐和周志堅特別提出建設農民城的設想等。

3、制度的完善與創新。多數學者建議從行政制度、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勞動力流動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住房制度、醫療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深化改革以協調城鄉發展。

4、產業的協調發展。馮雷、葉忱等認為通過合理布局城鄉產業、優化城鄉產業結構來實現城鄉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紀曉嵐、周志堅等認為從鄉鎮企業的角度通過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中、規范鄉鎮企業、深化鄉鎮企業的產權制度等來探討實現產業協調；孫自鐸強調要大力發展農業，認為城鄉經濟協調的關鍵在于農村經濟的振興和增加農村教育投入。

5、建設功能齊全的區域基礎設施和公益服務設施。陳烈、石憶邵等認為共建城鄉一體的商品流通網絡、交通運輸網絡、教育科技網絡、經濟信息網絡和資金融通網絡有助于加快城鄉協調發展的實現。

6、要加強環境保護和城鄉生態設施建設。

7、從人口和勞動力方面來保障城鄉協調發展的實現。陳烈等學者通過研究特別強調要提高人口素質，從思想觀念上消除城鄉對立的傾向，切實保障農民應有的國民待遇。

8、從耕地保護的角度來保障城鄉協調發展的實現。

9、加大國家對農業的保護力度。農業是弱勢產業，特別是面對國際農產品的競爭，我國應對農業實行“綠箱”政策。韓俊認為我國現階段應加大對農業科研、科技推廣、防病蟲害研究的投入，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和農產品儲備設施建設的投入，以及切實落實退耕還林補貼政策等。

五、對我國城鄉發展研究的評價

綜上所述，近年來，我國大多數學者對城鄉協調發展研究的主要貢獻在于順應了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現實需求。這些研究將城市與鄉村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對加快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理論上具有一定的指導價值，實踐上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將城市與鄉村納入整個系統來研究，強調區域的整體性，為研究城市問題、鄉村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多學科共同參與研究城鄉協調發展課題，既加深了研究的深度，又促進學科間的交流和發展；因為地區差異，全國城鄉協調發展的程度不一，引發了對各種城鄉協調發展模式的探討。

但是，學者們對城鄉協調發展的研究也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有關城鄉協調發展研究的內容涉及面廣，從目標、動力機制到各種城鄉協調的模式及限制因素、對策措施，既有從政治上的協調進行研究，又有研究經濟上、文化上、基礎設施上以及景觀上的協調，涵蓋了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有的研究停留在表面，研究深度不夠；城鄉協調發展的研究雖多，但大多散落于城鄉一體化、城鄉融合、鄉村城市化、城市化的研究之中，專門的、系統的研究甚少，還沒有形成相對完整的城鄉協調發展研究體系；雖然城鄉協調發展的措施對策研究較多，但實踐上具有操作意義的較少。尤其是對特定區域城鄉協調發展的研究較少并且缺少可操作模式。

（基金項目：2007年河南省社科規劃項目（項目編號：2007BJJ015）《河南新農村建設優化配置問題研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平頂山學院重點學科《區域經濟學》資助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 蔡：城鄉收入差距與制度變革的臨界點[J].中國社會科學，2003.

篇5

關鍵詞：制造業與物流業；協調發展；無模型控制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idea of the multilayer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dynamic large-scale system， the model free control law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logistics industry are discuss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model free algorithm is set up. And then， b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logistics industry system in Foshan city， the best results are explained.

Key wor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logistics industr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odel free control

引 言

制造業與物流業的聯動與協調發展，是理論界與政府熱議的論題之一。經濟新常態下，產業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在深化勞動分工、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構建產業核心競爭力以及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等方面，物流業發揮著重要作用。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其快速發展需要物流業的支撐，同時制造業的發展也有利于物流業的發展壯大。各地根據國務院2009年頒布的《物流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的精神，制定了本地的相關物流產業規劃。2009年12月，廣東省政府印發了《廣東省物流業調整和振興規劃》，提出促進廣東現代制造業與物流業有機融合與聯動發展，為廣東省物流業的穩定與發展制定了行動方案。2015年5月國務院的《中國制造2025》提出，通過“三步走”實現制造強國的戰略目標。根據佛山市制造業發展的現狀，佛山市在十三五規劃中明確提出，到2020年將佛山建設成為中國制造業一線城市。

在當前產業狀況和經濟環境方面探討制造業與物流業的協調發展方面，思路多樣，主要從制造業物流外包角度、物流業的發展、兩業聯動的發展模式等方面進行了研究，所有這些研究都認為制造業與物流業通過相互銜接、互為依托，協調發展，不僅有利于制造業與物流業的發展，而且是調整產業結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但對如何對制造業――物流業系統的發展實施有效控制的研究卻甚少。

由于F有研究制造業――物流業系統控制問題的資料較少，因而在把制造業――物流業系統協調發展研究與現代控制理論結合起來的過程中，不容易建立起制造業――物流業系統協調發展的數學模型。人們在控制理論及其應用過程中發現，對于某些被控對象，要實施有效的控制策略并不容易。經典PID控制盡管不需要數學模型，但只能應用于非時變的單輸入單輸出系統；而智能控制由于包括了領域的專家知識和某些推理結構，而存在一定局限性。同時因對制造業――物流業協調發展的研究，不僅涉及到制造業子系統和物流業子系統本身，而且也會涉及到社會經濟的許多其他因素，不可能面面俱到。為此，本文討論不依賴于被控對象數學模型的自適應控制律（無模型控制）以及制造業――物流業系統協調發展的無模型控制方法。

1 制造業――物流業雙向控制的大系統結構

根據大系統的多層遞階結構思想，可以設計并建立制造業――物流業協調發展的多級遞階結構如圖1所示。

在圖1中，最低級（第一級）為制造業――物流業基本模擬模型與局部控制系統。它是一個模型族。在大量調查的基礎上，使用行業發展預測模型、投入產出模型等，可以模擬制造業與物流業的發展現狀，進行制造業――物流業系統的評價，將基礎信息目標要求、各種約束條件及有關數據要求等傳遞給中間級（第二級）；同時接受中間級的控制要求，對子系統內的被控對象進行控制，如配套市政建設、產業轉型升級、推進綠色生產、政策法規體制等。

中間級（第二級）為制造業――物流業雙向協調控制模型。該級的功能是：（1）分析協調滿足制造業――物流業系統多目標要求的各種約束條件；（2）通過大系統自適應協調控制手段，向下對制造業――物流業系統進行雙向協調控制，向上提供制造業――物流業協調發展的最優（或次優）策略方案及綜合數據信息。

最高級（第三級）為多層次領導決策層。該層通過協調發展指數，采用無模型控制方法，根據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建立相應的綜合評價指標和最優的實施方案，從而實現制造業――物流業協調發展的戰略目標，為決策者決策服務。

2 制造業――物流業雙向協調控制模型

制造業――物流業系統是復雜的離散系統。根據復雜系統建模的基本思想，從子系統入手，進而給出整個系統的模型結構。因此，首先從制造業――物流業大系統的兩個子系統（制造業子系統和物流業子系統）入手來建立整體系統模型結構。

設Xk，Uk分別表示第k時刻第i個子系統輸出向量、輸入向量，則子系統的模型結構為：

3 佛山市制造業――物流業雙向協調控制

佛山市是珠江三角洲僅次于廣州與深圳的高速發展的地級市，為了實現2020年成為國內制造業一線城市的目標，必須做大做強物流業，發揮第三利潤源泉――物流的作用，實現制造業與物流業的協調發展。根據時變參數系統的預測方法及《佛山市統計年鑒》中的數據，對佛山市制造業――物流業系統各指標進行預測，結果如表1、表2所示。

實現佛山市制造業――物流業協調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盲目冒進就可以完成的，是個漸進的過程，因此在進行控制時只能進行適當的調整。假設2019年各狀態指標的期望值為：

x=170 000 000， x=260， x=6 000， x=300 000 000， x=90 000 000

x=11， x=195 000， x=850 000， x=42 000， x=6 900 000， x=7 400

根據不依賴被控對象數學模型的控制方法（無模型控制），可以得到2018年佛山市制造業――物流業控制系統相應的次優控制值為：

制造業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萬元）u=11 089 753

交通運輸倉儲業和郵電業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萬元）u=4 278 615

由此可以看出，采用無模型控制方法，佛山市2018年可以在適當增加制造業與交通運輸倉儲業和郵電業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情況下，就可使制造業――物流業控制系統的各項指標達到預想的目標。

4 結 論

本文提出的制造業――物流業協調發展的無模型控制方法，用“小擾動”手段，結合佛山市的實際，理性強，結構簡單、實用，可操作性強，能夠有效地應用到大系統的次優控制策略中，在制造業――物流業協調發展方面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由于所選指標的局限，可能由于未考慮的因素，因為最終的次優控制結果與佛山市的實際情況會有出入，但并不會影響模型本身的理論性與實際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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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生態環境； 協調發展； 實證分析； 對策研究

一、引言

我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又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更為突出。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正式出臺，其中明確表明：要走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之路。在此方針的指引下，并隨著21世紀全球氣候惡化的大背景以及我國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現狀，環境保護與生態建設作為國家戰略不斷被重視。因此，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協調關系研究以及相關實踐工作刻不容緩。

二、生態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定性研究

（一）國外定性研究

1、社會發展以經濟發展為主。國外最早研究經濟發展的著作，是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的《國富論》。之后，20世紀30年代，主張經濟發展決定一切的凱恩斯學說誕生。這種思想一直持續到20世紀50年代。典型著作有朱利安?西蒙和貝克曼為代表的《資源豐富的地球》和《沒有極限的增長》。

2、人類經濟活動造成生態環境破壞。20世紀50年代，人類社會爆發第一次環境危機。1962年，美國學者萊切爾?卡爾遜（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一書，闡明了近代工業對自然生態的影響。美國學者米香（Mishan），在 1967年發表的《經濟增長的代價》（The Cost of Economic Growth）和1977年發表《經濟增長論爭》（The Economic Growth Debate）等著作中，表明經濟不斷增長的同時，環境質量在不斷下降。美國學者戴利（Daly）率先給出穩態經濟的發展模式，重視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

3、主張生態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對于保護生態環境，鼓勵資源約束的主張，Georgescu Roegen運用熱力學定理從本質上解釋了自然環境的局限性，他認為生產耐久的產品，使用清潔能源才是解決環境與經濟的矛盾的出路。20世紀7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舒馬赫發現著名 “小型化經濟”理論，他大力主張小型化經濟發展的模式。隨后的1972年，麥多斯（D.L.Meadows）等學者發表《增長的極限》，提出“零增長”學說，強調生態環境與經濟需要協調發展。

（二）國內定性研究。關于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關系的內涵和關系研究，目前國內主流的幾種觀點如下所示：首先，姜子青（1992）發表文章《協調發展的理論探索――論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若干重要問題之一》，認為生態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具有“共同發展和持續發展”的內涵；其次，李文彥（1997）在著作《我們共同的未來》中認為，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就是可持續發展；然而任勇和張坤（1999）認為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是并不等價，前者只是后者的先行條件。最后，陳祖海（2004）認為環境與經濟二者之間是動態發展的，二者呈現非線性關系。

三、生態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定量研究

國內外在生態環境與經濟系統的定量研究主要是針對評價模型，其研究思路是，先從宏觀角度分析環境與經濟發展狀況以及協調與否，然后對協調程度進行量化分析和評價，最后解決兩者矛盾使之協調發展。目前的比較有代表性的定量評價模型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投入產出模型。投入產出分析法最早是在20世紀30年代產生，提出者為美國經濟學家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此方法后來被應用到研究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協調發展。后來很多國家，比如日本、美國、中國等都將此方法引進來解決本國的環境經濟系統，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二）EKC計量模型。美國學者Grossman和Krueger于1991年最先提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簡稱EKC），曲線反應出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呈倒“ U”型。EKC主要反映技術、貿易、地理等因素對環境的影響，但沒有對影響的原因及內部結構進行解釋，因此，EKC模型有待于進一步的優化改進。

（三）綜合評價模型。環境經濟系統是一個綜合體，單項評價方法對于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狀況的評價往往不夠客觀和科學。因此學者們將回歸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結合起來構建社會經濟與環境系統的綜合評價模型。

（四）協調度和協調發展度模型。該模型是用協調度和協調發展度來定量分析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狀況，并進行排序比較和分析研究，從而知道相關的環境和經濟發展決策制定。

（五）生態經濟整合模型。生態經濟整合模型由許多生態環境的、社會經濟的模塊組成，是跨學科，多尺度地研究生態經濟系統。此前，L.C.Braat等對于采用數學模型加入到生態經濟的整合，形成新的模型方法并對其作出了分析與評價。然而，該模型的研究剛剛起步，尚未成熟。

四、生態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對策研究

關于生態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對策，國內外最終落實在自然環境問題方面的解決上。根據現存的對策研究文獻來看，生態環境問題的產生主要兩方面原因：制度根源和科技根源，前者來源于 “市場失靈”。針對問題根源，國內外主要運用經濟手段解決“市場失靈”引起的生態問題，用技術手段解決科技根源引起的生態問題。

（一）經濟手段。在國內外研究中，經濟手段有多種劃分方法。在國外，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將經濟手段的分為五種：收費、補貼、市場創建、押金―退款制度、執行鼓勵金。這在哈密爾頓等學者的著作《里約后五年――環境政策的創新》中也有體現，里面的“利用市場”和“創建市場”實則環境經濟手段。在國內，部分專家把環境經濟手段大致劃分成政府援助、稅收、低息貸款三類，而有些專家則劃分較細，其中還包括污染索賠、排污收費等。

（二）技術手段。目前，實現生態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技術手段整體上是以科學技術為依托，不斷深入以生態產業為主的循環經濟建設和發展。環境技術分為淡綠色和深綠色技術，分別包含減少廢棄物產生、清潔生產和末端治理技術。同時也可以直接分為清潔生產、廢物處理、生態工程、生態環境恢復等技術。循環經濟建設，以科技為支撐，將清潔生產與綠色消費有機結合，旨在解決經濟發展與環境破壞的矛盾，其核心思想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唯一途徑。

五、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雖然國內外學者對于都十分重視生態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研究，并取得相眾多研究成果。但是目前，協調發展研究工作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沒有充分說明生態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本質，對兩者的相互作用機制研究不完善，使得很難客觀準確地評價經濟活動導致的環境污染。第二，受行政管理等人為因素以及各區域存在自然條件差異的限制，不同區域的經濟與生態環境系統都是完整獨立的。大部分評價模型和實證分析結論只是經驗性總結，不宜推廣。第三，現有的大部分指標體系與評價模型依然只是多指標、多層次的堆砌，無法真實反映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相互作用。

六、結論

相比較而言，定性研究方面國外比國內更為提前，而且研究程度較深較為全面；在定量研究方面，指標體系和評價模型幾乎是國外的研究成果。然而這些研究成果最終都是服務于政府的生態與經濟發展方面的對策制定，使其產生社會價值。這就使得對于生態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研究不僅應注重理論層面的擴充，更應在對策實施方面加大力度。（作者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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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科技系統；協調度；主成分分析；回歸分析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5.010

0引言

在當前知識經濟時代，科技對于經濟發展的支撐與促進作用日益明顯與重要，科技的發展程度成為影響一國或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時，科技的發展又有賴于經濟的投入，依賴于經濟的發展。科技與經濟的發展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相輔相成，這已為無數實踐所證明。因此，促進一國或區域經濟與科技的協調發展，既是經濟發展需要，又是科技發展的客觀要求。本文將以南昌市經濟―科技系統為研究對象，對南昌市經濟―科技系統協調發展程度進行評價，從而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旨在促進南昌市經濟―科技系統的協調發展。

1經濟-科技系統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系統論創始人L.V.貝塔朗菲（L.V.Bertalanffy）認為“系統是相互作用的多元素的復合體”。從系統的視角考察，區域經濟與區域科技為區域發展系統下的兩個獨立的子系統，同時又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從而表現出兩者相輔相成的外在特點。要評價經濟―科技系統協調發展程度，就需要針對經濟系統與科技系統分別構建指標體系，分別進行綜合評價，然后再結合兩者的綜合評價值，進行協調性分析。因此，要對南昌市經濟―科技系統協調發展程度進行評價，首先需要分別就經濟發展與科技發展選取評價指標，構建經濟―科技系統評價指標體系，而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科學合理，取決于對評價指標選取原則的確定與把握。

1.1評價指標選取原則

1.1.1準確性

準確性指所選取的指標必須準確地反映評價對象的內涵，體現評價對象的本質特征。

1.1.2系統性

系統性主要包括以下三層涵義：一指所選取的指標必須全面，能夠評價經濟與科技系統的各個方面；二指選取的指標必須層次分明，能夠評價經濟與科技系統的不同層次；三指所選取的指標必須簡略，具有代表性，不會存在信息的重復。

1.1.3總量指標與均量指標相結合

總量指標即絕對量指標，能反映評價內容的絕對量規模，體現絕對量水平；均量指標為相對量指標，能反映評價內容的相對量規模，體現相對量水平。總量指標與均量指標相結合，即能夠準確反映相同規模評價對象的絕對水平，又能準確評價不同規模評價對象的相對水平。

1.1.4靜態指標與動態指標相結合

一國或區域經濟與科技發展水平既是一種靜態角度的狀態，又是一個動態角度的發展過程。因此，評價指標的選取過程中，既要注重靜態指標的選取，又要注重動態指標的選取。

1.2經濟―科技系統協調發展指標體系

根據上述評價指標選取原則，參考國內外相關研究，并綜合運用采用頻度統計法、理論分析法與專家咨詢法等多種方法，分別選取指標構建經濟系統評價指標體系與科技系統評價指標體系，從而形成了南昌市經濟―科技系統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3南昌市經濟―科技系統協調發展評價

根據上述評價模型，下文對南昌市經濟―科技系統協調發展狀況進行評價與分析。

3.1研究樣本、原始數據與標準化處理

以2006～2015年南昌市經濟―科技系統為研究樣本，研究2006～2015年南昌市經濟―科技系統協調發展情況。通過查找南昌市統計年鑒（2007～2016）、南昌市國民經濟和社會公報（2006～2015），江西科技統計年鑒（2007～2016）c江西科技統計網等相關資源以及南昌市統計局與科技局調研獲得評價指標的原始數據。再根據上文標準化處理方法，可得評價指標的標準化值。

3.2分別計算南昌市經濟系統與科技系統綜合發展水平值

。

4結論與政策建議

4.1南昌市經濟―科技系統協調發展狀況

從上文2006～2015年南昌市經濟―科技系統協調度計算結果可以看出，可知南昌市―科技系統協調發展情況：首先，考察靜態協調，2010～2013年南昌市―科技系統協調發展；2006年與2008年南昌市―科技系統基本協調發展；2007年、2009年與2014～2015年南昌市―科技系統基本不協調發展。其次，考察動態協調，2008年及2010～2013年動態協調度處于上升階段，此時動態協調；2007年、2009年及2014～2015年均處于下降時期，此時非動態協調。

4.2南昌市經濟―科技系統協調發展分析

從南昌市經濟―科技系統協調發展評價結果來看，南昌市經濟―科技系統總體處于協調發展狀態，經濟發展與科技發展基本能夠相互適應、相互促進，互動協調；但在有些時期，兩者協調性有所欠缺，例如，2014～2015年南昌市經濟―科技系統既非靜態協調，也非動態協調。究其直接原因，是南昌市經濟系統發展速度遠遠低于科技系統發展速度。因此，要促進南昌市經濟―科技系統協調發展，當前需要致力于促進經濟的加速發展。另外，在穩步提高科技投入的同時，要切實提高科技投入的產出及推進其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與經濟成果。

4.3南昌市需要堅持經濟―科技系統協調發展戰略

2016年12月17日，中國國務院正式批復了《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十三五”規劃》，這標志著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正式成為國家戰略。南昌市作為中部六省之一江西省的省會城市，其經濟發展無疑面臨著寶貴的機遇。但是，在今后經濟獲得發展的同時，南昌市必須注意經濟―科技系統的協調性，堅持科技與經濟共同發展，齊頭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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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群經濟 協調發展 要素 作用機理

一、城市群經濟協調發展影響因素分析的理論基礎

1、基礎要素:勞動、資本、土地

古典經濟發展理論對于經濟發展影響因素的主要貢獻在于提出了勞動、資本和自然資源這三個影響因素。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威廉?配第指出,土地和勞動兩個因素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分別在其著作中強調了資本和勞動力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法國經濟學家薩伊則明確把政治經濟學劃分為生產、分配和消費三個部分,他指出物品的效用是由勞動、資本和自然力這三個方面共同作用和協力的結果。

2、動力要素:技術進步

以索洛、斯旺和米德等經濟學家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體系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技術進步決定論”,即首次將技術進步作為經濟發展影響因素單獨列出。但是,新古典增長理論假定技術是一種外生變量,并保持一種固定的增長速度。

以保羅?羅默盧卡斯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家們突破了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將技術變化排除在經濟分析之外的理論框架,將技術進步視為經濟系統的內生變量來研究,強調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是內生的。

3、產業要素:經濟結構

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主要包括二元結構理論與平衡和非平衡增長理論。二元結構理論關注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傳統農業經濟與現代工業經濟并存的異質結構如何轉化為同質結構的問題。與此不同的是,另一些經濟學家則關注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基礎設施產業與直接加工產業之間的結構變化經濟問題,就此問題形成了平衡增長和非平衡增長理論。

平衡增長理論以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戰略和拉格那?納克斯的均衡增長論為代表。該理論強調大規模投資的重要性和全面而合理配置有效資源的必要性,為發展中國家尋找經濟發展的突破口、合理而有效地安排投資項目、調整投資結構、迅速發展民族經濟,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非平衡增長理論是從資源有效配置的角度,考慮在經濟發展中如何把有限的資源分配到最有潛力的產業中,通過這些產業的優先發展,來解決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

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理論對于經濟發展影響因素分析的主要貢獻在于對結構因素(產業結構)的關注,為研究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的關聯提供了可以借鑒的理論工具。

二、城市群經濟協調發展直接要素的作用機理分析

1、基礎要素推動城市群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

勞動力空間流動是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流動原因是區域(城市群)經濟發展不平衡。勞動力需求狀況直接影響著城市群勞動力的供給。在區域經濟發展速度快的地區,原有勞動力不能滿足經濟發展需要,勞動力需求大于供給,因而工資水平上漲,從而吸引區域經濟發展速度較慢地區的勞動力流入。對于勞動力流入區域來講,區域外勞動力的流入,緩解了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矛盾。由于勞動力供給的增加,降低了工資水平上升的幅度,從而降低了產品的成本,提升了產品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這有利于流入地區的經濟發展。對于勞動力流出的區域而言,緩解了區域的就業壓力,也帶來大量發展資金,有利于區域經濟的發展。同時,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出,區域內勞動力供求關系發生變化,使得原先相對較低的工資水平得以上升,一旦區域工資水平上升幅度大于勞動生產率上升幅度,產品成本就會增加,將更加缺乏競爭力,進而影響流出地區的經濟發展。

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強化勞動對經濟發展的推動。勞動力素質主要體現在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和體質上。從受教育程度方面講,隨著勞動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勞動者的創新能力、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不斷增強,在勞動量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增加產出量。同時,勞動者對于新工藝、新操作方法的適應能力增強,能夠盡快將新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從體質方面講,健康的身體能夠保障勞動者的有效勞動時間,勞動力充沛的精力和健壯的身體使其在勞動過程中能增加實際的勞動供給。在勞動力數量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將會增加經濟發展中的實際勞動投入。

資本是城市群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必要條件。在資本以獲得最大利潤為目的的前提下,一個地區能夠吸引外部資本的必要條件就是外部流入的資本在流入地區能夠得到相對于流出地區較高的利潤。投資者在關心投資收益的同時,考慮投資風險,只有在收益足以補償交易成本和風險時,資本才會流動。而資本的流動有利于降低風險,因為各個區域的發展并不同步,投資范圍的擴大,可以將系統風險中的不確定性因素轉變為非系統風險,從而獲得額外收益。對于資本流入地區而言,資本的流入意味著投資增加,資本存量的增加,從而使產出增長加快,帶動區域經濟發展。

自然資源是指在自然界中,一切能夠被人類利用的自然物質要素,如土地資源、礦產資源、水利資源、生物資源、氣候資源等。自然資源具有可用性、整體性、變化性、空間分布不均勻性和區域性等特點,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和社會物質財富的源泉,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依據之一。它對城市群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或制約作用。豐富的自然資源有利于城市的經濟發展,對城市群經濟持續增長會產生積極作用;反之,則會妨礙城市群經濟的協調發展。

2、技術進步要素推動城市群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

技術進步是影響城市群經濟發展的創新要素,對城市群經濟發展起決定作用。

技術決定了各種生產要素結合的比例。對于勞動稀缺的區域,宜采用節約勞動型技術;對于資本稀缺性的區域,宜采用節約資本型技術;而對于自然資源稀缺的區域,則應采用節約資源型技術。

技術進步改變了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技術進步對勞動手段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大機器代替人工勞動,自動化機器代替人工操作機器以及機器設備不斷更新換代上;對勞動對象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通過改變材料的物理或化學屬性,導致新材料的出現,為人類尋找新的礦產資源提供手段。

技術進步促進了勞動力質量的提高。人類社會的一切技術進步都是勞動力質量不斷改善的結果,反過來,技術進步又會促進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先進技術要求勞動者具有高素質,從而迫使勞動者接受更多的教育和技術培訓。技術的現代化往往與分工的深化相聯系,能使勞動者在專門化的勞動中提高技能。技術進步可以節約勞動時間,從而為提高勞動者的精神素質和體力創造了條件。

3、產業結構要素推動城市群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

城市群產業結構對市場需求的適應能力直接決定著城市群的經濟發展。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對世界經濟發展規律的研究表明,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人們的需求結構會發生顯著的變化,變化方向是由需求彈性小、附加值小的產品向需求彈性大、高附加值的產品轉移。若產業結構的應變能力強,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需求結構,使產業結構始終同市場需求結構保持一致,這樣的產業結構必將極大地推進經濟發展。反之,將阻礙經濟發展。

產業結構狀態決定著城市群經濟發展。產業結構狀態是指三次產業是否協調發展,二次產業中的制造業是否與資源配置、生產要素的現狀相適應,整個城市群產業是否與區域內外的市場需求相適應等等。尤其是,在城市群產業結構狀態中,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之間的比例、產業專業化水平以及第三產業的發達程度將直接決定著城市群的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若以上這些方面是肯定的,說明城市群的產業結構狀態良好,整個城市群經濟就會又好又快地發展。反之,將阻礙城市群經濟發展。

產業結構高級化是實現產業結構促進城市群經濟發展的手段。產業結構高級化包括兩個調整過程:一是產業結構合理化過程,它是使產業部門特別是三次產業部門按市場的需求結構形成恰當、協調的比例關系的過程;二是在產業結構協調合理的基礎上,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使產業結構在更高的檔次上實現比例協調,即由一種平衡狀態上升到更高級的平衡狀態的調整演變過程。城市群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演變方向是:第三產業的比重逐漸上升,第二產業的比重逐漸降低;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轉化,再向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演進;工業內部逐漸由原材料、初級產品為中心向組裝加工業,再向以高、精、尖工業為中心演進;由低附加值產業向具有高附加值的產業演進。

4、基礎設施要素推動城市群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

基礎設施包括能源系統、給排水系統、交通運輸系統、通訊系統、環保系統、社會保障系統等六大系統。城市群的基礎設施是城市群經濟發展中供給基礎的主要部分,它對城市群經濟發展具有促進效應。

從短期看,基礎設施的建設將提高生產率,促進城市群的經濟發展。基礎設施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作為一種中間產品直接投入城市群生產體系,對生產行為和生產率的提高有直接作用。同時,也可作為最終產品供居民消費,提高他們的福利和生活質量,進而提高勞動效率,由此間接地影響生產過程,提高生產率。

從長期看,基礎設施的改善是提高城市群吸引力的主要因素。基礎設施無論是作為直接投入生產的中間產品,還是作為供居民消費的最終產品,都會成為企業選址和居民遷移的吸引因素。完善的基礎設施將增強城市群的吸引力和比較優勢,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和企業流入、擴大經濟規模、促進產業的置換和結構調整,從而實現經濟的增長。

三、城市群經濟協調發展的間接推動要素分析

1、城市群與城市相互作用因素

城市群與城市的相互作用,它可分為五種類型,一是城市與其所處的城市群的相互作用,二是城市群內城市之間的相互作用,三是城市與域外城市群的相互作用,四是城市與域外城市的相互作用,五是城市群與城市群之間的相互作用。

城市群與城市之間相互作用至少需要滿足下列條件:差異性、關聯性、通達性,三者缺一不可。差異性是前提條件,它是城市與區域之間相互作用的基本條件;關聯性是產生相互作用的決定性因素,是相互作用的動力;通達性是產生相互作用的載體。要增強城市群的協調發展,就要增加城市群與城市的相互作用,這里相互作用包括中心城市之間,中心城市與邊緣城市之間,以及邊緣城市之間。

城市群與城市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城市群與城市的各要素配置到最適合其發揮效用的地域空間,增強城市與城市群的秩序感和時空感,使城市與其所處的城市群環境之間構成為一個具有一定結構和功能的有機整體,即城市群經濟形態。

城市群內部結構功能分工直接影響和制約城市群的整體功能發揮,其整體發展的戰略定位又直接影響和制約城市群區域與各行政區域之間、城市群內部各城市之間的協調發展。所以,各個城市的功能定位既要考慮城市本身的現有基礎和發展潛力,更要考慮在整個城市群的地位和作用,這樣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取得共贏。如此一來,城市會在城市群環境中汲取營養,達到單一城市難以達到的發展速度和發展水平。中心城市會得到邊緣城市的支持,邊緣城市也會得到來自中心城市的反饋,從中心城市汲取發展需要的先進技術,依托中心城市的市場。與此同時,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分工也體現了這種相互依托的關系。

2、城市群內部企業活動因素

如果說城市群與城市之間通過相互作用為城市群的協調發展提供了宏觀動力,那么組成城市和城市群的經濟運行的各個企業的活動是城市群協調發展的微觀動力。

城市是企業以及各個實體競爭的場所和載體。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企業的基本功能是通過吸納資源和組合要素,從而創造財富、實現價值。企業的強盛與否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個城市中人們生活水平的高低,也影響到城市其他功能的拓展和城市環境發展水平。一個城市的發展首先是它的企業的經營業績提高,收益增加,進而通過稅收推動城市政府收入增加,通過工資推動城市居民消費能力增加,達到市場的繁榮。城市的發展又帶動城市群的進一步發展,從而實現協調發展。

城市群的協調發展要求城市群中的各個城市培養各自城市的競爭力,培育自己的明星企業,防止由產業結構趨同帶來的弊端。作為經濟活動細胞的企業獲得發展會促進整個城市的發展,企業發展對城市群經濟發展的帶動效應可以從直接和間接兩個方面體現。

企業的發展為城市群發展提供直接的帶動作用。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會給城市創造更多的GDP,會改善整個城市和城市群的就業情況,給城市政府帶來更多的稅收,不僅如此,企業的發展會帶動與之相關的整條產業鏈條的發展,帶動供應鏈上下游企業的成長,給整個城市注入經濟活力。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一座有活力、競爭力和吸引力的城市不僅要孕育新的產品,而且要孕育新的生產過程。單個企業或者廠商在一個特定地區運行的成本比較高,抗御風險的能力比較弱,也很容易因為區位條件的變化而遷移,解決這些問題的一個有效辦法就是使大量相關企業圍繞一個產業鏈條組織起來,相互協作又相互競爭,形成企業集群和產業集群。事實上企業集群是很多國家國民經濟、區域經濟,甚至城市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在經濟發達的國家尤其如此。

企業的發展也間接促進城市群的協調發展,經濟效益好,知名度高的企業會給整個城市和城市群帶來較高的聲譽,促進城市群品牌效應的形成,促進地區經濟環境的改善,從而增加城市對投資的吸引力。這些企業還有可能成為城市產業集聚的核心企業,給城市的專業化發展指明方向,促進城市群內城市的分工合作。

綜上所述,促進城市群經濟的協調發展,就應該從城市群協調發展的微觀動力入手,使企業在城市群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采取各種手段促進企業的發展。

3、生態環境因素

生態環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組成的各種生態系統所構成的整體,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間接地、潛在地、長遠地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

生態環境是城市群經濟發展的自然基礎。在一定的條件下,城市群經濟發展與生態資源和環境之間,具有一定的替代關系。要取得較快的經濟發展速度,就可能要以犧牲生態環境質量為代價;要使生態環境得到較好的保護和改善,需以適當降低經濟發展速度為代價。但這種替代關系是有一定限度的,尤其是當生態環境質量下降或破壞到一定程度后,生態環境的惡化不僅不能繼續換取經濟的發展,而且會使經濟發展受到嚴重阻礙和遏制。因此,城市群經濟的發展必須以生態環境質量為前提。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的協調互動需要在全社會范圍內統籌。把自然、經濟、社會和環境作為一個系統工程統籌考慮,實現經濟發展、資源節約、環境保護、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相互協調和有機統一。

我國城市群生態環境惡化,環境污染嚴重,資源過度消耗,水資源危機等等,阻礙了城市的持續發展。生態城市群是建立在人類對人與自然關系更深刻認識基礎上的成果,是按照生態學原則建立起來的社會、經濟、自然協調發展的新型社會關系,是有效利用環境資源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新生產和生活方式。生態城市群的建設將有力地促進城市群經濟協調發展,實現全社會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綜合協調。

良好的生態環境系統為城市群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使城市群得以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同時,城市群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又為生態環境保護以及改善、重構生態環境系統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只有二者協調發展,才能確保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注:本文系浙江省科技計劃(軟科學研究)項目階段性成果之一,項目編號:2009C25027。)

【參考文獻】

[1] 章志剛:現代物流對城市群經濟協調發展作用[J].上海海事大學學報,2006(1).

[2] 安中軒:城市群與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J].蘭州學刊,2008(8).

篇9

1.1目前，由于各學者學科背景的差異性，針對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度評價的側重點不同，給出的相應指標體系并未達成一致看法.因而，在對不同區域環境與經濟協調度評價時，應避免盲目效仿，而應從研究區域實情出發，合理選取評價指標.為此，本文以協調發展理論內涵為依據，從區域環境與經濟發展特征出發，遵循指標科學性、系統性、可獲取性的原則，參考了近些年發表的關于環境與經濟協調度評價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標體系，并對使用頻率較高的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和獨立性分析處理后［23］，最終選取了27個評價指標構成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1.2數據來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數據及相關計算主要來自《山東統計年鑒2013》［24］，部分數據來自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年鑒》.

2研究方法

2.1數據處理與指標權重賦值

2.1.1數據處理由于評價指標體系選取的指標較多，為了消除指標間量綱的差異，使數據之間具有可比性，需先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數據無量綱化通常采用極差標準化處理，用于計算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中不同指標的功效系數。

2.1.2指標權重的賦值不同指標在評價系統中的重要性不同，當前學術界對指標權重賦值采用的方法眾多，主要分為主觀賦權法和客觀賦權法.由于每種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別求出指標權重后，再將兩種方法所得權重進行綜合處理，結果即為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各指標權重。

2.2協調發展度模型

根據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狀況，借鑒相關協調發展研究［3］的基礎上，從耦合協調發展定義出發，建立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模型。協調度只是反映f﹙x﹚與g﹙y﹚兩個子系統有序發展關聯性和互動耦合作用，并未體現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整體“功效”和“協同”效應.為此，在協調度的基礎上引入協調發展模型，以進一步反映區域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整體協調綜合發展程度。通過﹙4﹚、﹙5﹚兩式，測算了山東省2003年以來10a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綜合效益、綜合評價指數、協調度及協調發展度，協調發展度類型劃分標準見文獻［28］.

2.3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預測

預測是進行決策與調控的基礎，現有的預測方法主要有回歸分析法、時間序列法等，這些方法難以適應系統復雜、數據量少的問題.灰色系統GM﹙1，1﹚模型不僅預測精度高，也能在數據有限、系統復雜的情況下有很好的預測效果［29］.為了深入探究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在未來發展趨勢及演變情況，在協調發展度結果的基礎上，通過GM﹙1，1﹚模型對其未來協調發展度進行預測.

2.3.1協調發展度預測根據GM﹙1，1﹚預測模型，得出社會經濟預測模型為。

2.3.2預測精度檢驗為了檢驗模型預測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據式﹙6﹚、﹙7﹚得到2003−2012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預測值﹙見表4﹚，并將預測值進行殘差檢驗和后驗差檢驗［30］，結果均滿足預測模型精度要求.根據表4預測值，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誤差都較小，平均相對誤差分別為0.96%、2.19%.故在未來經濟波動幅度不大的情況下，本文所建GM﹙1，1﹚預測模型可以用來進行預測.

3結果與分析

3.1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效益時序變化分析從圖1可以看出，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總體上呈現出明顯的上升的趨勢.從時序發展速度來看，社會經濟效益指數發展變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緩之外，其他時間段均為均勻快速上升增長.與社會經濟相比，生態環境則呈波浪形緩慢曲折發展.生態環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發展較快外，其他時間段平緩發展，且慢于社會經濟.從效益指數值來看，生態環境效益初始值較高，但發展緩慢，且在2003−2006年為負增長，因而10a內變化量不大，社會經濟效益初始值雖較低，但發展速度快，效益指數與生態環境差距不斷縮小，自2010年超過環境效益后一直處于快速增長狀態.從效益指數變化幅度來看，社會經濟效益變化幅度大，平均年變化率為8.89%，生態環境變化幅度小，年均變化率僅為0.75%.這一方面說明經濟發展在生態經濟系統中占主導地位，另一方面也體現出環境對生態經濟系統發展的制約作用.山東省是環渤海地區的經濟大戶，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設影響最明顯的地區之一.因此，在快速發展經濟的同時，山東省要積極做好環境保護工作，努力實現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雙向促進和良性循環協調發展.

3.2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分析圖2為協調發展時序動態，從協調發展類型來看，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處于0.660~0.852之間，即從初級協調發展階段向良好協調發展階段轉變，說明山東省當前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狀況良好.根據協調發展度類型劃標準，協調發展度可以明顯分為3個階段：2003−2004年為初級協調發展階段，2005−2009年為中等協調發展階段，2010年后開始轉入良好協調發展階段.在初級協調發展階段中，經濟發展一直滯后于生態環境，屬于初級協調發展類經濟滯后型，說明此階段山東省生態環境發展狀況較好.在中等協調發展階段，雖然經濟發展仍一直滯后于生態環境，但由于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二者之間的距離不斷縮小，到2009年時，生態經濟轉變為經濟環境同步發展型，反映了此階段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相互協調，比例配合得當.在良好協調發展階段，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距離繼續縮小，協調度不斷提高，并在2010達到協調度最高點之后由于社會經濟繼續快速發展，生態環境開始滯后，生態經濟在2012年開始轉變為良好協調發展環境滯后型協調發展類型.在圖2中，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綜合評價指數和協調發展均呈平穩發展態勢，反映了各指數內在的互動關系和相互約束作用.生態經濟協調度一直處于較高水平，而綜合評價指數則相對較低，表征了在測度時間段內，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兩個子系統雖是協調有序、相互影響，但由于各子系統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統整體功能增強，因而協調發展度未能達到較高水平.在此階段，協調發展的制約因素主要是綜合評價指數，反映了在一定時期內，生態經濟系統協調發展的主導方向是不斷加強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相互影響、協同共生、促進物質交換頻度的同時，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強系統整體功能.

3.3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預測結果根據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預測模型，通過式﹙4﹚、﹙5﹚計算得到2013−2030年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和協調發展度發展狀況，其發展趨勢見圖3.按照現狀預測，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和協調發展度發展趨勢將總體上處于先上升后下降狀態.在協調度中，協調度曲線自2010年達到最高點之后逐漸持續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于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滯后，使得原本處于協調一致狀態的兩個子系統數量上比例失調，結構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進和協同一致的交換匹配，導致二者之間的演化趨勢背離系統整體的良性互動，從而引發對生態經濟系統的負反饋調節和約束作用，促使其協調度不斷下降.協調發展度曲線初期由于系統綜合評價指數的提高而在發展初期不斷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達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態系統協調度不斷下降的制約和瓶頸作用，使得協調發展度在達到最大值之后開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趨勢.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進生態經濟系統的協調發展不僅要體現系統總體功效的協調，也要達到系統內部結構的和諧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自2003年10a以來協調發展變化作出的預測，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結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設勢必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山東省生態經濟的協調性，特別是對生態環境的負向影響.因而，這種只重視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以環境保護發展滯后為代價的發展模式，是難以維持區域的生態環境協調可持續，必須在當前及未來的發展中引起高度重視.

4結論與討論

篇10

尊敬的張建星社長、朱從玖省長，各位專家：

大家下午好！很高興參加由人民日報社人民論壇雜志社主辦的“實施標準化戰略 踐行新發展理念”研討會。在此，我謹代表質檢總局、國家標準委，向研討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

今年9月9日，為第39屆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大會發來賀信，指出“標準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成果”“標準助推創新發展，標準引領時代進步”，并向世界宣布“中國將積極實施標準化戰略，以標準助力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關于標準化的系列重要論述明確指出了我國標準化工作方向，為開展好標準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國家標準化體系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年）》，從經濟建設、社會治理、生態文明、文化建設、政府管理以及國際標準化等方面對“十三五”期間的標準化工作進行了部署，充分體現和貫徹了新發展理念。

標準是創新發展之翼。創新與標準相結合，所產生的“乘數效應”能促進相關產業倍增發展，形成強有力的增長動力。

標準是協調發展之基。推進協調發展，需要發揮標準的協調、規制和導向作用，促進服務業與工業、農業融合發展，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標準是綠色發展之器。標準是環境保護的硬約束，是綠色制造的催化劑，要加強節能、節地、節水以及環境、質量、安全等標準的制定實施，加快標準升級步伐，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標準是開放發展之橋。標準已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規則，是服務和貨物交易的“通用語言”。推進開放發展，需要我們同世界各國一道，深化標準化合作，共同完善國際標準體系。

標準是共享發展之要。推進共享發展，需要以標準化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構建公平規范的市場秩序、推動內外銷產品“同線同標同質”。

我們認為進一步推動實施標準化戰略，踐行新發展理念需要從這幾個方面下功夫。

強化理論研究，抓好系統布局。以治國理政戰略思想為指導，探索掌握標準化發展規律，歸納總結我國標準化工作成功經驗和方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又與國際接軌的標準化理論體系和科研成果，指導全國標準化工作實踐。

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創新驅動。要按照國務院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要求，整合精簡強制性標準，以改革促進創新，推進科技研發、標準研制和產業發展一體化。

注重協同推進，完善共同治理。堅持“放、管、服”相結合，發揮市場對標準化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發揮政府作用，調動各地區、各部門積極性，強化事中事后監管；發揮社會監督作用，形成標準化共治新格局；廣泛開展標準化科普知識的宣傳普及，夯實標準化基礎。

加強統籌協調，形成規則合力。堅持各類各層級標準協同發展，發揮標準對法律法規的技術支撐和必要補充作用，形成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規則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