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博士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學博士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界定：

Sheldon首次提出了企業所要履行的各類社會責任（包括道德因素）需要與企業經營服務范圍內滿足需求的責任聯系在一起；Bowen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為實現社會目標和責任所采取的行動和義務；Davis and Blomstrom提出企業追求利潤同時有義務增進社會整體福利。

企業社會責任的維度研究：

溫素彬和方苑將企業社會責任劃分為貨幣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三個方面；張蘭霞等從股東、員工、供應商、債權人和政府五個方面研究企業社會責任。Carroll綜合了學者們的觀點，將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一定時間內對企業的經濟、法律和慈善等方面期望效益的總和，企業應當履行其社會責任，即在創造利潤、提高財務績效的同時承擔起對股東、債權人、供應商、員工和國家的責任。

國內外關于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研究有三類觀點：一是正相關關系。Aupperle et al.依據利益相關者理論，發現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能夠顯著提高財務績效。張兆國等采用系統GMM方法對中國滬市A股上市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的關系進行探究，結果顯著相關。徐光華和張瑞系統分析了利益相關者理論的演進過程并建立了相關模型，證明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顯著正相關。二是負相關關系。>>>>>評審專家吐槽博士畢業論文：作者應該回爐深造

Yuhei et al.以ROA和Tobin’s Q為財務績效指標對四大旅游相關行業進行實證檢驗，認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不能提高企業的財務績效。李正以上海證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為樣本對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能否提高財務績效進行研究，結果顯示負相關。三是無相關關系。Makni et al.以加拿大179家企業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不相關。Mcwilliams et al.用KID指數衡量企業的財務績效，證實企業的財務績效與社會責任之間沒有關聯性。陳玉清等以A股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對16個行業的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的關系進行探討，發現兩者相關性不顯著。張川等以ROA為財務績效指標對2007-2011年中國化工行業上市公司進行分析，發現承擔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不相關。

導致上述三類觀點差異的主要原因是：

(1) 企業社會責任范圍的界定不同；

(2) 企業社會責任的量化方法不同；

篇2

風險的定義是一個極具廣泛而又深刻的含義，早在 1955年，A. H. Mowbray 等研究定義為“風險就是不確定”；

要想準確把握風險的概念，我認為必須從這幾個角度出發：

①辨別清楚風險與危險的區別。風險主要和人或組織的行為有關，而危險則不是；

②把握風險的成因。風險主要是客觀引起的，客觀條件的發生和發展雖然人們無法控制，但可以認識和掌握其規律性，對風險的管理和控制起到重要作用；

③風險是可能的結果與目標所發生的背離，不同的誘發因素，背離程度不同，在實際工程中要具體情況具體對待；>>>>>會計博士畢業論文寫作難點怎么攻克

④風險負偏離與正偏離，大多學者對風險的負偏離研究居多，正偏離研究居少，但它屬于風險收益的范疇，所以也要予以重視，鼓勵人們勇于承擔風險，獲得收益。

1983 年，日本學者武井勛在其著作《風險理論》中，提出風險定義具有的三要素：

①風險與不確定性有差異。

②風險是客觀存在的。

③風險可以被測算。在此基礎上風險的新定義為:“風險是在特定環境和特定時期內自然存在的導致經濟損失的變化” ；

篇3

張先治教授睿智求索，逐步形成了其獨具特色的以經濟效益為研究中心，以公司理財為研究方向，以會計信息為研究基礎，以國有企業改革為研究對象，以財務分析、資本經營和管理控制為研究重點的完整學術思想體系。他先后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二百余篇，其中國家級50余篇；出版專著10部、教材20多部；承擔包括國家最高級別的科研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在內的各級科研項目近20項，獲國家級和省部級科研成果獎20余項。特別是，在2005年遼寧省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首屆政府獎）評選中，他的著作《內部管理控制論》獲由遼寧省政府頒發的“優秀著作一等獎”；2006年，該著作再獲教育部頒發的“第四屆人文社科優秀著作三等獎”。

在理論研究的同時，張先治教授還特別注重將研究成果與生產和管理實踐緊密結合，深入分析和論證東北老工業基地建設和國有企業改制問題，其在國有企業改制、國有資本管理、監督與營運機制研究、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研究等領域的研究成果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影響。如近期由他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研究”（2006年）、遼寧省重大決策項目“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政策與措施研究”（2007年），以及大連市軟科學項目“大連市國有資本經營政策與策略研究”（2008年）等，均緊密結合中國改革與開放的環境與需要，為國家制定政策及指導國有企業改革起到重要參謀作用，其研究成果受到各級有關部門和領導的高度重視。特別是，國家社科基金“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研究”的研究報告被撰寫成“成果簡報”，報送國家重要決策部門領導審閱。此外，他在管理控制、預算控制和財務分析等領域的研究成果已經被一汽大柴、沈陽機床集團、大連億達集團、大連創新集團等企業所采納，轉化為生產力，為這些企業的現代化管理保駕護航。

從事教育工作20多年來，張先治教授不斷創新教學理念，改革教學方法。他所帶領的財務分析課程組在創建精品課中成績顯著，2004年，財務分析課程被遼寧省教育廳評為“省級精品課”，同年，又被教育部評為“國家級精品課”，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和學習。“全方位、立體化財務分析教學資源系統”這一教學成果2004年被評為遼寧省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2005年，獲教育部“國家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在培養研究生方面，他以研究工作室為單位，采用基于導師制的項目教學法培養學生。他還著手組建了資料信息庫，編寫會計研究動態，供研究生學習使用。教學改革與教學方法的創新取得很好成效，幾年來，一大批博士、碩士在他的指導下以優異的成績畢業。2003年，首屆國家楊紀琬獎學金評選中，他指導的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獲優秀論文獎，同時，張先治教授榮獲指導教師獎。2005年，他指導的博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獲得楊紀琬獎學金優秀博士論文獎。

張先治教授作為負責科研的副院長，先后籌劃和組織了首屆中國會計學博士生聯誼會、中國中青年財務成本研討會、中國會計教授會、全國部分高校實證會計研討班、全國會計學研究生導師聯誼會、東北暨內蒙古高校會計學教師聯合會、審計理論與實務國際論壇、中國財務學年會、中國會計學會信息化年會等大型學術交流會議及活動，他還積極與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及香港和臺灣地區進行合作研究并組織青年教師參加學術會議。這些活動的開展，為全國會計學科的科研交流提供了重要平臺，對促進中國會計學術發展，提高會計科研水平做出了重要貢獻。

篇4

1997年鄧亞萍退役，以英語專業本科生身份進入清華大學學習。第一堂課英語老師問她：“你的英語水平是什么程度?”鄧亞萍囁嚅道：“我能寫出26個英文字母。”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后，總算寫出了有些是大寫，有些是小寫的26個字母，她不好意思地對老師說：“我現在也只有這個水平了，不過請老師放心，我一定會努力，也會趕上其他同學的!”

在當天的日記中她寫道：“現在我是清華大學最差的學生，但我相信，過不了多久，我會成為清華最優秀的學生。”

但對于只上過小學二年級的鄧亞萍來說，要想成為一名合格的大學生談何容易?讀書的清苦和孤獨，雖然不同于球場的折磨，但面對天書般的英文單詞，她需付出比別人多幾倍的辛勞。以至后來每天清晨起床，她都會發現枕頭上掉下大把大把的頭發。

后來她在回憶這段生活時說：“上學和打球完全是兩碼事，為了趕上課程，就拼命地學，導致睡眠不足，上課總是犯困，眼睛老也睜不開，恨不得用根棍棍把眼皮撐起來。在打球時，兩眼視力都是1.5，畢業時，一只眼已下降為0.6了。”

鄧亞萍不僅以優異成績獲得清華大學英語學士學位，后來還獲得英國諾丁漢大學碩士學位。

一次，鄧亞萍回清華看望英語老師，老師對她說：“按你現在的英語水平已算很不錯，但作為一名奧委會委員，還需進一步提高。國內的語言環境決定你在英語水平上不會有大提高，我看還得再把你扔出去一回，去劍橋大學讀博士!”

上劍橋大學是鄧亞萍做夢也沒有夢過的，老師的話禁不住讓她心潮起伏，她要先去劍橋大學實地感受一下。

鄧亞萍首次踏上劍橋城時，恰逢劍橋大學舉行畢業典禮，全城街道擠滿了熙熙攘攘衣冠楚楚的人，他們是劍橋的畢業生和慶賀的親朋好友。不論男女畢業生，一律都是白襯衣、黑皮鞋，本科生披著白色的羽毛，博士們則是披著大紅色的呢子。當校長宣布畢業典禮開始后，劍橋城里所有教堂的鐘聲同時響起，熱鬧的街道霎時莊嚴肅穆。鄧亞萍被眼下的場面深深打動，她足足看了一個鐘頭，對這些驕子們充滿了羨慕，自己心中上劍橋讀博的火焰也騰騰燃燒起來。

鄧亞萍拿著清華老師的推薦信，迫不及待地拜見了劍橋大學校長艾莉森?理查德，把讀博的想法和盤托出。理查德對她說：“劍橋只招收最優秀的學生。雖然你是世界頂尖級人物，但學術背景一定要過硬。當然，我們還會考慮別的因素，比如推薦信、個人求學計劃、面試表現等等。如果能讓薩馬蘭奇給你寫封推薦信，那當然再好不過。”

鄧亞萍覺得，讓薩馬蘭奇寫封信不算什么難事。但令鄧亞萍意外的是，薩馬蘭奇并不支持她上劍橋，對她說：“你已擁有了兩個學位，應該馬上回國效力，而不是讀什么劍橋博士。”

她誠懇地對薩馬蘭奇說：“請您放心，即使我讀完劍橋博士，也絕對要回到我的祖國去，我之所以要上劍橋，是為了以后更好地為我的祖國效力。”

薩馬蘭奇被鄧亞萍的誠懇和決心所打動，為她寫了上劍橋的推薦信。

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又是一個艱難的起步。最初幾個月，鄧亞萍很難適應劍橋的環境，總有一種“云山霧罩”的感覺。她買了一輛自行車，第一天，讓房東領自己從出租地到學校走了一遍，第二天卻怎么也找不到路了，只好邊走邊問路到了學校，但還是遲到了，受到老師的嚴厲批評，讓她很是窘迫。

鄧亞萍拿出打球時不服輸的勁頭玩命地學習。把研究方向定位于“2008奧運會對當代中國的影響”。2004年春節，她為了趕寫劍橋大學博士論文，放棄了與親人團聚的機會。買來一堆速凍餃子，伴她度過了假日。朋友們勸她：“你得到了那么多令人羨慕的榮譽，不攻讀劍橋博士學位，以后照樣可以生活得不錯，即使讀學位也不必和自己較真兒，找個‘’寫論文不也能過關嗎?”但她說：“在你們眼里，我純粹是自討苦吃，我讀博絕不是為了‘鍍金’，我既然上了劍橋，就絕不投機取巧走捷徑，更不會弄虛作假!我盼望著那一刻，當我戴上劍橋博士帽時，劍橋大學城里所有教堂的鐘聲都為我響起來!”

2008年11月29日，當劍橋大學校長理查德在學校禮堂前的草坪上親自授予鄧亞萍經濟學博士學位，并為她戴上劍橋博士帽時，劍橋大學城內所有教堂的鐘聲頓時響起來，在丈夫林志剛和兩歲的兒子林瀚銘以及當地朋友的陪伴下，鄧亞萍按照劍橋的古老傳統完成了全部儀式。那一刻，她淚流滿面，哽咽著說：“在經歷了11年的艱辛后，今天終于圓了劍橋博士的夢，激動的心情絕不亞于奪得奧運會的金牌。”

日前，鄧亞萍應邀參加央視《詠樂匯》的訪談節目，有觀眾問她：“你是劍橋大學建校800年以來唯一一個擁有世界冠軍頭銜的博士，支撐你實現這一目標的力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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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作為我國宏觀經濟的微觀主體，民族企業的發展壯大既是一個關系到企業興衰成敗的緊迫實際問題，又是一個關系到國家經濟良性運行和發展，需要學術界認真分析和嚴肅回答的重大理論課題。在研究這一課題之前，我們首先應該對民族企業和跨國公司之間競爭的研究做一下回顧。

一、 國內外研究現狀評述

1． 從跨國公司的角度研究市場進入和競爭策略。西方學者一般用跨國投資理論來分析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動機。其中比較著名的主要有：1960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斯蒂芬·海默在其博士論文《民族廠商的國際化經營：一項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提出跨國公司是市場不完全性的產物，他以市場的不完全性作為理論前提，將產業組織理論中的壟斷原理用于對跨國公司行為的分析，形成了壟斷優勢理論。美國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弗農則在1968年他的論文《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中提出了獨具特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鄧寧在綜合以往的理論基礎上提出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解決了以往理論的片面性，更系統地闡述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動因和條件，在西方國際投資理論界影響很大，被稱為“通論”。但折衷理論只適宜于解釋規模大的跨國企業，而不適宜于解釋中小跨國投資企業。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小島清（Kiyoshi Kojima）根據日本對外投資的特點，創立了“小島清模式”，是一種從企業比較優勢的動態變遷角度來解釋日本企業國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闡述國際直接投資的理論。

2． 國內文獻回顧。隨著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全球化進程，對于中國市場環境、中國企業以及在華跨國公司的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來受到更多關注，包括各種實證研究，例如對管制條件下的環境及其對戰略形成的影響，轉型經濟國家的市場環境特點，文化比較以及跨文化管理以及許多特殊的環境因素都有探討。

上述文獻主要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民族企業與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沒能就特定市場環境對產業中企業之間競爭的影響進行詳細闡述。脫離中國的特定背景和環境來談企業競爭是沒有意義的。因此，本文在分析民族企業與跨國公司競爭之前先引入了一個前提的分析——即中國民族企業跨國公司競爭的不對稱性。本文接下來的內容都是在這一前提下展開的。在分析民族企業跨國公司競爭之前我們首先對這種不對稱競爭進行定義和描述。

二、 中國市場競爭的不對稱性

中國民族企業在本土面臨著與世界級企業的競爭，中國民族企業也采取種種措施提升競爭能力，求得生存與發展，展開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也就是說，中國企業要在同世界級企業博弈中培育能力、持續成長。這一過程自然離不開中國這一大的背景，民族企業在與跨國公司進行競爭時所面對的內外部條件是不一致的，也就引出了不對稱競爭的概念。不對稱競爭是源于生物學的概念，是指在兩個物種之間競爭時，如果一方的繁衍速度和能力遠遠超過另一方，這樣，這一個物種就會很快占領另一物種的生存空間，直至將其淘汰。這種競爭過程就叫不對稱競爭。將這一概念引入到企業競爭領域，我們就可以將不對稱競爭定義為：當企業在競爭過程中，參與競爭的企業在競爭的某一方面或幾方面實力相差懸殊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將這種競爭成為不對稱競爭。然后我們將這一概念引入到民族企業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來，我們會發現民族企業和跨國公司面對著大量的不對稱競爭狀態，具體說來，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 生產成本的不對稱。

第一方面是勞動力成本（包括自然資源）的不對稱。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勞動力數量也是世界第一位，隨著人口總量不斷增長，勞動參與率提高、勞動力總量呈逐步上升趨勢。比較優勢理論指出，盡管一國在所有產品上勞動生產率都比較低，但仍可以通過生產具有相對優勢的產品而獲利。資源稟賦理論進一步認為，由于各國所擁有的資源是不同的，各國生產相對密集地使用其較充裕的生產要素的產品時具有比較優勢，可以獲得比較利益。按照上述理論，雖然在許多行業，國內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不高，但仍應該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或勞動密集環節上積極地利用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這是任何國家的企業都無法與之相比的優勢。

另一方面是規模經濟導致的生產成本（包括運營成本）不對稱。借助全球化鏈條，跨國公司能進一步營造類似于他們本土的商業環境，他們在商業價值鏈上互為客戶，并通過重新整合供應商與銷售渠道的縱向聯系直接獲取低成本優勢。而國內的民族企業由于相對規模較小，全球配置資源的能力較弱，因此在這方面會造成生產成本較高。此外，跨國公司可以獲得有保證的質量高而且成本低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其他投入以及低成本融資。在生產過程中，采用先進的高效率的生產工藝技術與機器設備，從而大大降低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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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術水平的不對稱。這不僅體現在外資企業擁有先進的并在法律上享有壟斷特權的技術，當地民族企業無法與之相比；而且，還體現在這兩類企業的動態技術來源上，發展中國家民族企業在縮小與外資企業之間巨大的技術差距方面也存在著極大的劣勢，因為外資企業不但具備較強的研究與開發功能，而且還可以從其所屬總公司的研究開發基地獲取先進技術，而發展中國家民族企業大都不具備研究與開發能力，并且在技術引進中還可能受到差別性對待。

3． 中國市場結構的不對稱。波特認為：不管任何公司，其為服務于某一細分市場設計的價值鏈對另一細分市場來說，不可能是最優的，如果再同時為兩個細分市場服務則會損害其服務于其中任一市場的能力，從而產生折衷成本。跨國公司不可能覆蓋整體市場的方方面面，即使全面涉及，也不可能絕對占優。

一般情況下，企業的投資、生產、營銷主要是根據對目標市場需求情況的理解和分析作出的。這種以目標市場需求為基本出發點而發展起來的生產方式、組織形式、營銷經驗是否有利于建立起競爭優勢，主要取決于企業的目標市場需求狀況的分析。中國由于幅員遼闊、文化差異大、收入水平不均等情況形成了獨特的市場結構。因為不同區域的消費者的規模、購買力不盡相同，消費者偏好也不相同，企業應該設計適合不同區域的營銷策略。

4． 品牌優勢的不對稱。大量成功企業的經驗表明，企業的核心能力往往要通過品牌優勢來形成核心競爭力。綜觀全球500強的發展歷程和現狀，人們不難看出，品牌效應為500強企業的迅速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500強企業規模和效益的提高有進一步提升了其品牌的知名度，提升了企業的無形資產，增強了企業的整體競爭優勢。品牌產品和服務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資本，是比金融資本、產業資本、技術資本更為重要的核心資本。

中國企業由于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時間不長，起步較晚，對品牌的培育重視不夠，品牌效應不明顯，品牌知名度不高，與西方企業相比差距很大，與全球500強的品牌影響力相比相差很遠，中國企業實施品牌戰略已成為當務之急。

5． 地緣優勢的不對稱。國內民族企業與國外跨國公司企業相比在了解國內市場上占有許多天然的優勢，如地理位置上的毗鄰、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文化傳統和習慣。跨國公司即使在中國設有分支機構或工廠，甚至雇傭了很多國內的管理人員，但由于最高管理層和決策層都來自國外，很難完全、深入地了解國內市場。

與跨國公司相比，民族企業盡占地利、人和之優勢，民族企業的親和力與人脈關系是跨國公司所遠遠不能企及的。中國市場的渠道結構十分復雜，雖然這幾年跨國公司發展很快，但在中國很多地方，傳統的市場、區域強勢的經銷力量還是廣泛存在，從而與跨國公司形成不對稱的格局。

6． 政府作用的不對稱。民族企業的成長離不開政府政策的作用。原因在于：第一，不能將國內企業間競爭等同于國際競爭，不能忽略民族企業與跨國公司競爭的特殊性；第二，不能忽視我國民族企業與跨國公司在競爭力方面存大巨大差距的事實，在不同條件下按照相同的游戲規則競爭，這種競爭是一種形式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的競爭；其三，“以市場換技術”，并非意味著要讓出巨大的市場份額，技術是稀缺的，然而，市場更稀缺，所以，只有當我國出讓市場份額的邊際成本小于技術邊際收益時，才是有意義的。同時，國際經驗已將掌握外國先進技術只有對外資大量出讓市場這一命題證偽：日本、韓國等在沒有出讓大量國內市場份額的情況下就擁有并超過了外國先進技術，而許多發展中國如墨西哥、巴西等在不斷失去國內市場份額的情況下并沒有掌握外國先進技術。

我們認為保護民族工業與利用外資并不存在矛盾，而是要找到兩者的均衡點。顯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這是一個動態、模糊的過程。

參考文獻：

1．Jonathan M Levine，Mark Rees．Coexistence and relative abundance in annual plant assemblages：The role of competition and colonization.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Chicago：Oct 2002，160（4）：45．

2．戴金平．跨國公司與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競爭力．國際經濟合作，2003，（5）：41-43．

篇6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中國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基于帶通脹慣性的LRE模型的分析與檢驗”（09YJC790028）；遼寧省教育廳創新團隊項目“我國金融業綜合經營問題研究――花旗經驗模式演進案例的反思”（2007T028）

作者簡介：范立夫（1972-），男，山東汶上人，經濟學博士，副教授，主要從事貨幣政策與貨幣理論等方面的研究。E-mail：fanlifu@dufe.省略

摘要：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存在很多爭議，但是現階段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重視貨幣總量的同時，應分析貨幣結構的變化，實現對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的改良是一個現實選擇。本文通過對2001年1月―2010年12月的宏觀月度數據的研究，發現貨幣增速剪刀差與CPI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在樣本期內，貨幣增速剪刀差與通貨膨脹之間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貨幣增速剪刀差的變化體現為4期之后的CPI變化，當期貨幣增速剪刀差每增加一個單位則4個月之后的CPI上升0.049個單位。央行應將貨幣結構尤其是貨幣增速剪刀差作為貨幣供應量數量指標的補充，同時考慮對貨幣結構進行調控，以增強貨幣政策效用。

關鍵詞：貨幣結構；貨幣增速剪刀差；CPI

中圖分類號：F82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1）06-0057-06

一、引 言

貨幣政策調控模式按選擇的中介目標的不同，可以劃分為數量模式和價格模式，前者以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后者以利率作為中介目標。1994年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公布貨幣供應量數據，貨幣供應量自1996年開始正式成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目前，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存在極大的爭議。但在當前我國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的背景下，利率還無法成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貨幣供應量在我國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我國關于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改良或轉軌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中介目標的無法替代性和貨幣本身的重要性意味著我國在一定期限內還不得不以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正如黑格爾所言：“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質和量的統一體，質和量是對立的統一”。在我們重視貨幣數量的同時，如果能通過對貨幣結構的研究，分析貨幣結構與經濟運行之間的關系，并選擇一定的貨幣結構指標作為貨幣數量指標的補充，以增強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效用，這無疑是一個可以探討的選擇。

1.范疇界定

貨幣不同層次的劃分源于貨幣的不同職能，貨幣結構主要反映了貨幣總量中執行不同職能的貨幣的比例。對于貨幣職能的劃分歷史上有過很多討論，但已基本達成一致，基于目前中國人民銀行采用的貨幣統計口徑，M1為狹義貨幣，包括流通中的現金和企業活期存款兩部分，具有較強的購買能力，突出體現了交易媒介的職能，M2為廣義貨幣，M2-M1是準貨幣，用QM表示，作為財富的持有方式，體現的是貨幣的價值儲存功能。貨幣結構的變化可以看作是不同職能貨幣之間相對比例的變化。

貨幣結構的變化存在長期變化和短期變化：貨幣結構的長期變化體現出的是經濟的長期發展和體制的變化，反映的是一種長期趨勢，常用指標是通常意義上的貨幣流動性比率（M1/M2）；貨幣結構的短期變化是經濟波動的一種前期警示，不僅剝離了貨幣流動性的長期因素，而且是測度流動性拐點是否出現的重要標準，常用指標包括增量的貨幣流動性比率（M1/M2）和M1增長率與M2增長率之差（M1/M1t-1-M2/M2t-1即貨幣增速剪刀差）［1］。

2.文獻綜述

眾多學者對貨幣結構變化與宏觀經濟變化之間的關系進行過研究。對于貨幣結構的長期變化，很多學者分析了貨幣結構變動對宏觀經濟產生的影響以及貨幣政策效應的變化。王兆星指出，不考慮結構變化的貨幣政策理論是有缺陷的，貨幣結構受到貨幣政策和微觀主體需求的影響，同時貨幣結構的變化也能反作用于貨幣政策，影響貨幣總量進而影響貨幣政策最終目標［2］。李健提出我國貨幣結構從改革開放以來形成“X”型曲線，執行媒介職能與資產職能的貨幣比重從分成倒置為四六分成，貨幣總量對物價的影響力減弱，貨幣均衡的表現由物價轉為包含資產價格和金融指標在內的綜合價格［3］。

對于貨幣結構的短期變化，雖然有學者提出貨幣結構短期變化指標和宏觀經濟變量之間存在一定的關系，但是對于變量之間相關性的研究不夠充分。王大用發現經濟活動周期性的漲落伴隨著M1和M2增長的不協調現象［4］。王振營認為，不同流動性的貨幣形態的不斷轉換，形成了貨幣內部的流量交換，這決定了貨幣結構，如果要正確把握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政策運行效果，必須對貨幣間的內部動態聯系和貨幣間流量變動的原因進行考察［5］。卜永祥考察了貨幣流動性的周期變動，指出廣義貨幣和狹義貨幣之間的增速差距和宏觀經濟之間的關系逐漸密切［1］。潘永東闡述了貨幣結構的相關問題，認為我國貨幣流動性的顯著變化與流動性過剩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6］。任碧云研究了改革開放后四次M1和M2增速剪刀差的逆向擴大問題，認為大量增發貨幣是剪刀差逆向擴大的直接原因，而內需不足和企業投資下降則是剪刀差逆向擴大的主要原因，剪刀差的逆向擴大導致了通貨膨脹和企業效益下降［7］。

綜上所述，部分研究貨幣結構變化對宏觀經濟變量影響的文獻主要集中于貨幣結構的長期變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對貨幣結構短期變化的研究則主要集中于分析其變動的原因，而關于貨幣結構短期變化對宏觀經濟變量影響的理論分析以及變量之間相關性的研究卻并不充分。

3.問題的提出

2009年10月2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指出：“要把正確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好通脹預期的關系作為宏觀調控的重點”。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保增長、調結構”一直是我國宏觀調控的重點，但此次“管理好通脹預期”也被確定為今后幾個月宏觀調控重點，是一個重大的變化。10月22日國家統計局的2009年第三季度的經濟數據顯示，我國前三季度CPI同比下降1.1%，其中，9月份CPI同比下降 0.8%。從CPI看，我國物價水平一直在持續負增長，此時通貨膨脹不僅還未顯現，甚至我國宏觀經濟還處于通縮之中。觀察同期的我國金融數據，我們發現，同年9月，我國M1同比增長29.51%，M2同比增長29.31%，M1增速剛剛向上超過M2增速，二者增速之差由負轉正，即增速剪刀差由逆向轉為正向，達到0.20%。二者之間純屬巧合，還是存在一定的內在邏輯關系？M1與M2增速剪刀差和CPI之間的這種對應關系是一種巧合還是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是本文的研究初衷。因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而采取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實踐所帶來的貨幣供應量乃至流動性的大幅度增加，無疑是當前我國物價水平持續上漲的重要因素；回收流動性，消除推動物價上漲的貨幣基礎也是當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重要著力點。但本文僅從貨幣增速剪刀差的角度來分析其與CPI之間的相互關系，在此暫不考慮貨幣總量因素對通貨膨脹的影響。

二、貨幣增速剪刀差與CPI關系的基本描述

本文使用M1增速和M2增速的差，即貨幣增速剪刀差，作為貨幣結構短期變化的替代指標，用MC表示；使用消費者物價指數同比增速作為通貨膨脹的替代指標，用CPI表示，其中M1和M2是已經通過季度調整后的數據。樣本區間選擇2001年1月―2010年12月的月度數據，數據全部來源于中經數據庫。圖1是CPI和MC的關系示意圖，從圖1中可以看出在樣本區間內，CPI和MC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并且具有相似的波動周期特征，保持同升同降。

從圖1中我們可以看出兩個特征：

第一，CPI在樣本期內三次上升三次下降與MC變動趨勢基本一致，且MC的波動幅度大于CPI的波動幅度。從圖1中可以看出，MC除2002年7月―2003年6月這段時間外，總是能夠先于CPI做出反應變動且與CPI走勢基本相同。CPI的波動范圍在8.5%―-1.8%之間，波動幅度達到10.3%，樣本期內CPI的最大值出現在2008年2月，最小值出現在2009年7月；MC的波動范圍在12.87%―-12.06%之間，最大值出現在2010年1月，最小值出現在2009年1月。在2007年之前，MC的變化幅度保持在±7%之內，而2007年之后貨幣結構變化劇烈，從2007年至今，MC的變化幅度達到了±12%，這主要是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造成我國宏觀經濟形勢驟變，我國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進行應對，可見宏觀經濟變化造成的貨幣結構變化和貨幣政策造成的貨幣結構變化對M1增速的影響大于對M2增速影響。

第二，樣本期內CPI有兩段小于零，對應的MC也降低至零以下。第一次CPI小于零是從2001年9月―2002年12月，CPI最小達到-1.3%，MC的數值比CPI提前3個月達到負值，并提前6個月轉正，這段時間正值美國科技股泡沫破滅，至2000年底納斯達克指數比最高點位下降了60%，同一時間我國的出口受到嚴重影響，經濟運轉下降。第二次CPI小于零是從2009年2月―2009年10月，MC提前CPI 9個月變為負值，并提前CPI兩個月轉正，此階段可以解釋為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造成我國出口嚴重受阻，進而由國外經濟不景氣引起了國內經濟萎縮。MC在樣本期內一共有5次小于零的變動，其余的3次變動可以歸結于緊縮性貨幣政策造成的M1增速銳減。

三、貨幣增速剪刀差與CPI相關性的實證分析

1.MC與CPI的相關性分析

圖2是MC與CPI的相關性分析，其中X軸表示的是CPI滯后于MC的期數，從圖2中可以看出，樣本期內第T期MC和CPI的相關系數較小，為0.3171，而隨著滯后期的不斷增加，在0―4期內MC和CPI之間的相關性不斷的上升，第T+4期的CPI與第T期MC的相關系數達到最大，為0.5405，從T+5期之后CPI和MC的相關性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通常意義上，當相關系數大于或等于0.5時，我們認為變量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圖2中顯示T+2期至T+6期的CPI與第T期的MC相關系數都大于或等于0.5，可以認為T+2期至T+6期的CPI與第T期的MC之間的相關性較大。MC先行于CPI，而第T期的MC與第T+4期的CPI交叉相關系數達到最大，第T期的MC的變化直接體現為第T+4期的CPI的變化，即MC相對于CPI的先行期為4期。

2.MC和CPI的格蘭杰因果檢驗

首先，格蘭杰因果檢驗的條件是進行檢驗的兩個時間序列變量都是平穩的，對CPI和MC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

注：檢驗形式（C，T，K）表示單位根檢驗方程包含常數項、時間趨勢項和滯后階數，N指不包括C或者T，使用AIC準則使滯后階數達到最小。

從表1中我們可以得到結果：樣本期內，在10%顯著性水平下，拒絕MC和CPI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認為MC和CPI是平穩時間序列。

現對MC和CPI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表2格蘭杰因果關系結果

我們將臨界值設為10%，即當F值大于臨界值時拒絕原假設，F值在10%的臨界值之內不拒絕。從表2我們可以看出在滯后期為1―6期時CPI和MC互為格蘭杰原因。

3.回歸分析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貨幣結構的變化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CPI的變化，現對MC和CPI之間的相關性進行深入的分析，利用回歸分析研究CPI和MC之間的具體關系。由于存在MC的滯后項對CPI當期值的影響，所以采取逐漸引入MC的高階滯后變量的最小二乘估計方法，根據之前分析，T到T-6期的MC對第T期的CPI具有較大影響，故首先估計出包含MC滯后1―6階的模型，模型結果為：

此模型除MCt-6的系數和常數項顯著外，其余變量均未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但F值顯然大于臨界值，故拒絕系數全部為零的原假設，認為模型中存在MC及其滯后變量對當期CPI的影響。現改善模型的估計，同時考慮預期通脹會對當期CPI產生影響，引入CPI滯后變量，得到最優模型結果：

首先可以看出各系數符合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之前的分析，經過調整得到的模型的調整后R2顯著地上升，AIC數值小于原模型數值，在顯著性為5%水平上，所有的系數都通過了t檢驗，拒絕為零的原假設，在對殘差進行檢驗時發現不存在序列自相關性，MC的T-4期與CPI的T-1期變量共同對當期CPI做出解釋。

從模型中我們可以得到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期的MC每變化一個單位會導致4期后CPI上升0.049個單位，當期的通脹預期每增加一個單位會造成下期的通脹上升0.9175個單位。即當期通脹對下一期的影響體現在社會大眾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上，當通貨膨脹預期上升時，人們會預期宏觀經濟下一時期的通貨膨脹會加劇，傾向于在當期更多的消費，同時企業預期實際利率會在未來下降，而增加下期的投入。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1.結論

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貨幣流動性的相對變化會先于通貨膨脹的變化，貨幣增速剪刀差與通貨膨脹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貨幣增速剪刀差與CPI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貨幣增速剪刀差的當期變化體現為4個月后的CPI的變化，即當期的貨幣增速剪刀差每增加一個單位，則4個月后的CPI變動正的0.049個單位。我們認為，沿用關于貨幣層次劃分的基本理論，上述內在關系的存在主要是基于以下邏輯：一般認為M1的增長一部分是新發貨幣的增加，另一部分是由M2中的QM轉化過來的，貨幣結構的短期變化可以反映在M1增速和M2增速之間的相對差異上。當M1增速大于M2增速時，意味著微觀經濟主體貨幣需求結構發生變化，傾向于持有更多的流動性更高的貨幣，充當交易媒介的貨幣增長速度快于充當資產儲存的貨幣的增長速度，以流動性更強的貨幣為支撐的即期有效需求增加，宏觀經濟走勢趨好，經濟增長趨快，現實通貨膨脹壓力趨于加大；當M1增速小于M2增速時，同樣意味著微觀經濟主體貨幣需求結構發生變化，傾向于持有更少的流動性更高的貨幣，充當交易媒介的貨幣增長速度慢于充當資產儲存的貨幣的增長速度，即期有效需求相對下降，潛在有效需求增加，宏觀經濟走勢趨于疲軟，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現實通脹壓力趨于減小。

另一方面，貨幣增速剪刀差與CPI變化之間之所以存在滯后現象，則是基于貨幣政策時滯的存在。貨幣政策時滯包括內部時滯、中期時滯和外部時滯，其中內部時滯是指自經濟現象發生變化直至中央銀行采取措施的時間，中期時滯是指自央行采取行動直至對金融機構產生影響的時間，而外部時滯是自金融機構改變利率和信用供給量開始，對實質經濟產生影響的時間過程。由于中期時滯的存在，央行實行貨幣政策至貨幣增速剪刀差發生改變存在著時間差，而外部時滯的存在直接導致貨幣增速剪刀差的變化先于CPI的變化，所以央行的貨幣政策通過改變貨幣結構進而在一定時間之后才會對通貨膨脹產生影響。

2.政策建議

（1）將貨幣結構尤其是貨幣增速剪刀差作為貨幣供應量的補充

考慮到貨幣政策時滯的存在，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應更側重于考察與宏觀經濟變量具有穩定提前關系的金融變量，這樣貨幣政策的實行才能保證與經濟的運行是逆周期關系，從而熨平經濟波動，而不是加劇經濟的動蕩。由于貨幣增速剪刀差與CPI之間存在穩定關系，央行可以把貨幣增速剪刀差作為貨幣供應量的補充指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中介目標的有效性。同時，微觀經濟主體也可以將貨幣增速剪刀差作為預測或判斷貨幣政策變動拐點的參考指標，指導其消費和投資決策。

（2）貨幣政策在考慮調控貨幣數量的同時，也應該考慮對貨幣結構的調控

貨幣結構變化對經濟的影響意味著簡單的貨幣總量調節效用相對下降，結構調整的重要性逐漸上升，中央銀行需要加強對貨幣結構的調控以增強對CPI等經濟變量的調控作用。例如，在使用三大法寶的同時，應更多地配合選擇性工具，通過調整消費信用、房地產信用、證券信用比率等工具，實現總量和結構兼顧、優化貨幣結構的目的。同時考慮到利率在結構調整上的優越性，我國還應該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步伐，以增強對貨幣的結構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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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of Scissors

Gap of Money Supply Growth and CPI

FAN Li-fu1,ZHANG Jie2

（1.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Research Center of Applied Finance/School of

Finance，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Liaoning 116025,China;

2.Graduate School,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Liaoning 116025,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