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明的起源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現代文明的起源，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隨著信息全球化及各種外史等書籍涌入我國，使我們更多、更深地了解了外部世界、了解了外部世界的歷史觀、文明觀、及人類起源等種種學說。

筆者發現，由于種種原因，外部世界未能全面、深入地了解黃河河谷與黃土高原，以及由此產生的黃河文明。我們也未能就黃河文明與外部世界進行深入、廣泛地交流與研究，等等原因導致了外國學者撰寫的史書忽視或遺漏了人類最主要、最重要的一部分，造成全球歷史文明觀的片面性、人類歷史的失實性、人類起源的多樣性。

現在，外國史書，特別是西方的人類起源論、文明觀、傳播觀已作為大學教材以全球史的面目出現在我國，并占據了一定的市場。而我們的史書，除采用傳統的理論與觀點外，更多地是照搬外史觀點，并沒有形成自己的、全新的、科學的、站在全球高度的人類起源論，人類文明起源及傳播觀。

因而沒有各種文明參與討論的史書，是不準確的史書。

每種文明都是全人類文明的一部分。而黃河文明的古老性、連續性、廣泛性且黃種人占全人類的大多數，足以說明黃河文明的重要性，但我們的史書一直沿用外國人的觀點。

如達爾文的人是由古猿演變而來的觀點，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的思想，而我們沒有全新的理念推證人類進化，我們也很少懷疑人類的直系先祖是古猿。古猿真是人的直系先祖嗎？

現在，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編著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定論全人類最早出現文明之光的是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最早的文明是蘇美爾人創造的兩河文明。人類文明由此向全球四面八方傳播。現斯氏的史書已作為中國大學的教材，我們能相信這種文明起源與傳播觀嗎？人類文明之火真的就是蘇美爾人點燃的嗎？其文明何以產生？蘇美爾人從何而來，又到何方去？沒有答案。

如今，全球范圍內又提出現代人類起源地在東非，這種以化古或基因的推證觀點正確嗎？古人類歷史以新舊石器和銅器為標準劃分科學嗎？

而上述這一切，很難聽到黃種人的聲音，很少有黃河文明的參與，沒有全人類大多數人及黃河文明為依據，現編的史書科學嗎？客觀、公正嗎？因此我們有必要結合中外一切考古發現及現有的一切科學知識，深入研究人類歷史，論證人類起源。

二、現人類起源學說不足之處與起源地必具條件

人類起源有二層含義。一個是人類的起源，指的是從古猿怎么演變成人或者是人是何種動物演變而成的問題。是從猿到人或猿是否是人的先祖之問題，這在時間上要久遠的多。另一個是現代人的起源，指的是現地球上黃、白、黑、棕四色種人是何處、如何起源的。也就是說早期人類是如何演變成現代人的問題。這一段雖是整個人類進化中離現代最近的、局部的一個階段，但卻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階段，因為只有弄清現代人類的起源才有利于弄清整個人類的起源，因此，應首先論證現代人的起源，然后再推證人類的起源。

關于現代人的起源，有二種理論。一種是“同源論”，另一種是“多源論”。同源論認為現代各色人種均為同一先祖，是人類早期智人，從某一地區起源，漸漸滲入世界各地。多源論認為現黃、白、黑、棕四色人種是由當地的早期智人以至猿人演變而來的。

持同源論觀點的學者根據古化石及人類基因推測，現人類起源于東非，但各自理據不足。

如考古發現的化石中缺少古猿與南猿之間400萬年化石證據及南猿與猿人之間20萬年化石證據。因而無法證明達爾文提出的人是由古猿——南猿——猿人——人類的演變過程，即證據鏈缺少關鍵必要的環節。用片面的、單一的某地區化石的古老性尋找人類起源地，違背了人類是遷徙動物，有四處游走之規律，因而讓人難以信服。另外，一旦證實人非猿而變，那么再多的古猿化石就不再是人類起源的主要證據。再多的古猿化石若非現代人的直系先祖化石，也就不能做為現代人類起源的證據，所以，用化石推斷人類起源是片面的，由于用古猿化石推證前提的不確定性，一些推論往往是徒勞的。因而化石可做為人類起源的證據之一，而非唯一。

用基因推測人類起源，亦可做為證據之一，但不能是唯一。因為同一先祖，其后代在若干萬年后不同分支在同一時期內的遺傳基因差異甚大，進化慢的（即生育繁衍周期長的）其基因雖更相似先祖，但環境產生的基因變異往往也會影響判斷的正確性，更不能以現存的進化慢的基因視為各色人種共同先祖的基因，也不能將進化慢的地區定為人類起源地。再說進化慢的人類也存在著遷移規律。按哺乳動物遷徙規律，常常是最落后的類型被排斥散布在中心之外，而最強盛的類型則留在發源地或附近繼續發展。基因判斷法與此規律相悖，因而其推證也難讓人信服。

多源論雖有一定道理，但不符合同類同宗的規律，只要是同類，歸根結締是同一先祖，四色人種無論從哪一方面推證都是人類，是一類必定是同一源頭，差異只是進化的結果，其本質是一樣的。

基于人類同源論，四色人種先祖在全球范圍內，應曾有一個生存發展，生育繁衍后代的共同區域。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現人類的發源地——人類最古最大最好的家。三者缺一不可，比如，石器時代人類幾百人或上千人群，彼此在相距較遠的熱帶或溫帶草原、河邊，狩獵、游牧游走不定，人類文明難以產生。即使有一處可容納近百人的人類曾經生活過的自然山洞，后來種種原因被廢棄，即使考古年代十分遙遠（如上百萬年），仍不能視為人類的起源地。人類起源地必須同時符合最大、最好、最古并具有產生人類早期文明的物質環境，且要有相關的綜合證據佐證此區域為人類文明源頭（人工取火與銅器的產生地），同時這個區域必須具備家的特性，即有人類不斷繁殖物質條件。源地的人口在石器時代至少保證在三百萬左右。最古時間應定在新舊石器時代即20萬年前后。最大面積應在50萬平方公里以上，且周邊生態環境、交通條件較好。最好應定為有良好的居住環境，水源充足，物產豐富，可產生文明、傳播文明的優良的地理、氣候條件，且此區域一直是人類居住地，文明的產生地，即具有可持續發展的潛力。中途成為荒漠、荒原的、或文明從未產生、或很遲產生，或外來傳播產生、或中途中斷的等。都難以認定是人類地起源地或人類文明的源頭。

三、劃分新舊石器人類歷史還應參考的幾個標準：

劃分人類歷史以石器為標準是最次、最小、最片面的標準。即是以考古發現的石器為標準，而考古未被發現的木器、土窯洞等，這些遠古時代的確存在，現無論從各方面推證是客觀事實的，卻視而不見。這也是導致人類起源論、文明觀混亂、片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們是否深入地想過，在石器時代人類“穴居”的年代，人類居住的山洞，有幾個是人工挖鑿的，天然石洞有多少有多大可容納眾多的人類居住，石洞是否在水源附近。嚴格的說，人類是伴著木器進化而來的，進一步說，沒有木器就沒有人類的進化，人類的文明，無論是保存火種、人工取火、狩獵、建房、取暖、熟食，以至建造金字塔，無一不與木器有關。而木器的可燃性，易毀性，使人類歷史學家忽視了它的存在，等等。所以，劃分古人類歷史不能單一用石器作標準。筆者認為劃分人類歷史，應綜合參考以下標準：

（一）近水源時期與遠水源時期

遠古人類幾乎每天都生活在水源附近。狩獵、游牧遠涉他方，要有相應的容器盛水，而容器的大小，又取決于運輸工具，離水源生活近遠，標志著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如現在的航天飛機上的宇航員在太空生活，是最遠水源的時代。

古文明均產生于水源邊，之后人類才以高原的人工池泊、水井為水源，以此定居、農耕、游牧。這都說明水源的重要性。利用天然水源與人工開鑿水源，是近水源時期與遠水源時期的分界線。

（二）舊木器時期與新木器時期

舊木器時期可使為人類對野果的食用，以木棒對野獸、利用木棒挖鑿洞穴，利用木柴保存火種、取暖、熟食等時期。新木器時期即用木器為原料人工取火或種植，建房等時期。

（三）舊火時期與新火時期

舊火時期可視為人類只會利用天然火來保存火種。新火時期可視為人工以各種方式取火，且或利用煤炭作燃料。

（四）近熱、溫帶時期與遠熱、溫帶時期

人類最大的特點是沒有可御寒的體毛，古人類只能在熱、溫帶生存，人類能否在零下10度渡過寒冷的冬天，是這兩個時期的分界線。能夠在低寒帶生存，標志著人類居住、御寒的技術提高。

（五）舊冶煉時期與新冶煉時期

土陶器的燒制可稱為舊時期，青銅器冶煉可視為新時期，陶器的出現標志著人類對水的保存與擴大利用，銅器的出現，使人類對礦石有了新的認識，鋒利的銅刀等武器出現，使人類有了對付猛獸，征服同類的物質基礎。

（六）食物采集時期與食物生產時期

狩獵與采集野果為食物采集時代，游牧、農耕為食物生產時期。狩獵、游牧、農耕三者互相影響。農耕范圍的不斷擴大，標志著游牧和狩獵范圍的縮小。

（七）舊居住時期與新居住時期

舊居住時期就是人類利用天然洞穴或建造簡陋的草、木、石房時期。新居住時期即人類可以人工挖洞，建造較好的草、木、石房。居住環境對人類的生存繁衍，人類文明的產生、發展傳播，意義十分重大。人類無體毛的特殊體質，使人類從古至今一直追求良好的居住環境。任何動物的生存，除自身占有一個空間外，第二個空間（區域）就是休息、生育的棲所。第三個空間是覓食的活動區域，這些區域的優劣、大小決定其生存、興衰之命運。人類也不例外。利用天然洞穴與人類能否建造成片居所以保證大規模農耕生活，是這兩個時期的分界線。

（八）新舊石器時期與金石并用時期

這兩個時期是我們比較熟悉的，雖然石器不如木器輕便多用、但其特殊作用是可以保存幾十萬年，有利于考古研究。銅器的出現具有劃時代意義，又使人類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以上八項標準，各自的作用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大小不一。任何一個舊時期進入一個新時期，都標志著文明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所以劃分人類歷史應綜合各種標準，不能單一的以某一類器物為標準。

四、從火或青銅的出現探尋現代人類起源地

在古人類不會利用天然火的時期，人類的無體毛之特殊體質，表明其只能生活在熱帶、亞熱帶或溫帶的夏季。人群的規模不會很大，從人的牙齒上看人非食肉動物，人以采集野果、昆蟲為生，茹毛飲血的時代幾乎不存在。狩獵活動應是從人類會利用火的時期開始。因此，人類在無火的舊石器時代，移動采集野果、昆蟲生活，不會產生太大的人群，人群太大食物沒有保障。隨著火與銅的出現，人群規模不斷增大，人類的文明產生有了一定的基礎。

從人類用火取暖觀點看，越炎熱的地區，人類對火的需求越不強烈，故對天然火的利用及人工取火產生，距寒帶愈近，可能性愈大。但人工取火產生于寒帶幾乎不可能，因為彼時的人類不能在寒帶生存。故人工取火最大可能性是人類在溫帶冬季時因取暖利用天火，產生人工取火。

人類從利用天然火，保存火種發展到人工取火究竟跨越了多少萬年，我們現在難以定論，但50萬年前的北京猿人洞穴內有用火的遺跡。一萬八千年前的山頂洞人會人工取火。在七萬年前消失的尼安德特人也會人工取火。在十萬至二十萬年前，尼安德特人的足跡遍及亞、非、歐、美地區，在中國南方，也曾發現過尼安德特人的遺骸。何時起尼安德特人會人工取火呢？我們可設定為二十萬年前后。

人工取火是人類進化中最具有質的飛躍。推證人工取火年代意義十分重大，究竟是何種人在何處發明了人工取火，這應是現代人類起源及文明產生的關鍵環節。用自身器官使用工具及靠近火源取暖是許多動物都有的本能，但人工取火使人類徹底地與其他動物分開，具有劃時代意義。

現代的基因科學依四色人種已知的線粒體DNA突變速度研究證明推算各色人類的共同先祖生活年代在距今14萬—29萬年，平均為20萬年前后。現代各色人種及可能產生于那個時期已掌握人工取火的先祖群體，因此，結合考古發現的尼安德特人，我們設定人類會人工取火的年代在20萬年前后。

那時這群先祖住在何處？在20萬年內如何生存、繁衍，度過漫長的冰期發展到現在？首先一點，離不開火，沒有火，生活在寒、溫帶的人類在漫長的冰期里，是難以存活的，故我們應首先從火的利用論證現代人類起源。

從利用火、保存火到人工取火，人類可能經歷了幾十萬年，在利用火的過程中，產生人工取火，農牧生產，使人類由食物的采集者變成食物的生產者，進入文明時代。

在幾十萬的利用天然火，保存天然火的漫長歷史中，人類為了度過漫長的溫帶冬季，肯定會無止境的濫伐木材，以保證火種延續，保障取暖、熟食，所以凡能用作燃料的樹木，都會被人類無情地摧毀。特別是冬季的火源會將萬頃森林化為烏有，使之成為荒漠、戈壁。熱帶草原也會成為沙漠。曾經是草原的撒哈拉沙漠和曾經是森林的塔克拉瑪干就是明證。被毀掉的草原、森林由于地理、地質、氣候等原因無法成為耕地，使人類不能從食物的采集者變成生產者，失去了植被就失去了野果、野獸，人類只得再去尋找植物再去燒林取暖。

幾百萬年前的黃土高原上植物茂盛、物產豐富，而如今黃土溝壑縱橫，水土流失嚴重，整個高原黃禿禿一片。其地層內有大火燒焦的土層，說明也曾遭過大火的浩劫。但由于黃土的特性，高原未變成沙漠，黃河與黃土高原又塑造出華北平原，平原又成為草原牧場、農耕良田，同時高原已可發展農耕、牧業，這一特性也是全球絕無僅有的。這一特性使此區域的火從50萬年前至今就沒有熄滅過。

自從人類掌握了人工取火技術后，一部分人類持火種可以走向低溫帶甚至寒帶。北京人、山頂洞人、尼安德特人的火無一不是在低溫帶發現。火的發展表明人類可以順水源成群的走向寒帶或熱帶狩獵、游牧、農耕。

有了人工取火技術，持火種的人類可以征服植物，戰勝嚴寒，走遍全球大陸有水源的各個地區，但是卻難以在低寒帶或熱帶發展農業。持火種的人類可以使同類（可能被稱作野人的未掌握火技術的人類）逃離原住地、或者同化同類，但難以消滅同類。同時，更不能征服猛獸，仍需與猛獸作頑強的抗爭。猛獸仍是人類的主要天敵。而人類的近親（或遠親）—猿類的生存也受到威脅，由于人類對火的擴大利用，使其他不會用火的人類及其它動物的生存、發展的區域進一步縮小。

當某一區域的人類造出銅器并會馴獸、種植時，動物界、植物界又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手持火，一手持刀的人類在地球上所向無敵，更加大膽地走向全球。火毀的土地上可以發展農耕，可以去茫茫的草原上放牧，去原始森林狩獵、征服猛獸，以至在資源枯竭時，殘殺猿類或落后的同類，以保證其生存、發展。現考古發現眾多的猿、原始人后代在哪里呢？是自行消亡了嗎？北京猿人頭骨上均有打擊傷痕，難道是別的動物所為嗎？我們只能從達爾文的進化論中尋找答案。

黃河地區出現的青銅煉技術在全球遙遙領先（摘自《全球通史》語），青銅器的出現表明煤的發現與利用，使燃料從地上發展到地下。雖然會人工取火的尼安德特人消失了，但黃河地區的火卻一直未滅，且越燒越旺。“火”又象征著光明，沒有火產生的明，也就不會產生所謂的文，“文明”是以明為前提、為基礎。文明之一的明在黃河地區，歷史十分悠久。現黃河區域內山西芮城西候渡遺址發現最早人類用火遺跡，以及黃河地區內考古發現的陜西大荔人、山西許家窯人均為20萬年—10萬年前的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距今10萬——1萬年間）的柳江人和山頂洞人（形成中的黃種人）均在這火的周邊，這一切均說明此區域火源、人種及產生的青銅器具有古老性與連續性，是世界其他地區不可比擬的。以此佐證黃河谷地是現代人類主要發源地。

五、最早銅源地及其作用與意義

人類進化史上兩次質的飛躍，一次是人工取火，再一次是青銅器出現。其各自的重要作用，上面已做了簡要論述。探尋現代人類起源地，應首先著眼這兩個源地。

全人類最早的火源，是否在黃河河谷出現，筆者不能肯定。因為天然火的可見性、隨機出現性，以及樹木的廣泛性，其它地方均有可能最早出現。也許在此之前或之后，地球上出現過許多火源，但其持續燃燒的時間及強度，遠遠不及黃河河谷。因此，相對的說，黃河河谷可視為現代人類最早的火源地。

但黃河河谷古代青銅冶煉技術在全球遙遙領先，以及保存至今的青銅器，幾乎近萬年，這都證明黃河河谷是全球冶煉技術最早的源地。其燒制土陶，冶煉青銅年代，可推定為三萬年前或更早。銅器用于狩獵、游牧年代，可推定為兩萬年。大規模使用銅器至少在一萬年前。從考古發現及人類五萬年內的活動情況，也可印證此推斷。

之所以在這一地區最早產生銅器，是因為此區域有許多全球唯一的，得天獨厚的地理、氣候條件。是優越的環境使此區域人類迅速從舊石器時代跨入銅器時代。

黃土高原與黃河均處在北溫帶。黃土高原面積60萬平方公里。黃河近萬里長，從西向東橫跨亞洲大陸，流經黃土高原時，在疏松的黃土層上沖刷形成寬大的河谷。黃土高原地層內有優質豐富的煤炭，時常被沖刷散落在河灘上，古今皆有。而黃河流經中條山西端，中條山上風化散落的銅礦石，隨地可見。石器時代，利用天然火或人工火，以煤煉銅是很容易的自然的，這就是此區域成為全球最早產銅的主要原因。

黃河沖擊形成的黃土岸崖，土質疏松。在石器時代，石木皆可在黃土岸崖挖鑿洞穴。窯洞冬暖夏涼，且可成片開發（這一點也極為重要，在舊時期時代，此類居住環境全球是唯一的）。此區域周邊生態環境良好，植物茂盛，物產豐富，有利于采集野果，或狩獵。取暖用材除兩岸高原森林外，逆河上游，森林密布，煤炭豐富，且航運便利。人類在此生存發展是必然的、迅速的。

故此區域在舊時期時代，以至銅器時代中期，可稱作是古人類的人間天堂。自現山西河津禹門口到黃河流出黃土高原的幾百公里長的河谷中，窯洞成片，兩岸雞犬相聞，氏族部落和睦相處，河水清澈，兩岸農耕、狩獵、游牧、制陶、煉銅迅速發展。人類的各種生活技能、知識，迅速提高，并傳播。導致人口激增、膨脹，迫使人類不斷向四周擴散遷徙。由于銅器出現，人類可以手持銅器，擴散到陸地上每一處可以生活的地方。這次擴散可推定是二萬年前短暫暖期時的事情，隨后是漫長的冰期。冰期過后，世界面目全非，地球上出現了四色人種（另節再論）。

此區域最早出現銅，表明火的利用擴大，人類的農耕、狩獵、游牧、居住等等，由于銅器的出現，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銅器使人類有了征服世界的物質基礎，人類可以走向更遠的地方，所以說最早的銅源即為現代人類除上蒼造物之源之后的人類自身再造的又一次生命之源。

六、從考古發現的古人類化石分析推證現代人類源地

依據化石對古人類有多種劃分法，鑒于猿是否為人祖之問題，故筆者認為劃分應以類人的動物可否用火為標準，會用火的基本上可肯定為人類。現證實會利用天然火或人工火大致有五十萬年前的北京人、十萬年前后的尼安德特人、一萬八千年前的山頂洞人。尼安德特人因1856年發現在德國的尼安德特谷底而稱為“尼人”，“尼人”分布在亞、歐、非、美等地區，從現存的“尼人”骸骨看“尼人”粗壯結實、體格和高度與現代的愛斯基莫人有幾分相似，我們可視其為黃種人。“尼人”生活在北京人與山頂洞人之間的年代，在幾萬年前到十幾萬年前會人工取火的“尼人”手持石器狩獵，足跡幾乎遍及天下，但在七萬年前“尼人”銷聲匿跡，現有人認為“尼人”成為后起智人的旁支，有的認為進化成中東人或歐洲人，有的認為其成了野人。

根據我們分析的火與銅的產生使用發展及黃河地區的中心位置以及“尼人”近似黃種人，我們有理由推認“尼人”應是掌握了人工取火的從黃河河谷走出的人類。

關于印第安人來源，美國學者派克斯（Henry.Bamford.parks）研究認為美洲的印第安人在人類學上近乎蒙古人種（黃種人）—至少主要特征是如此。在1.5萬年或2萬年前冰期時代，從冰峰的白令海峽由亞洲地區進入美洲地區，蘇聯學者也持相同的觀點，這一時期正是山頂洞人生活時期，也是“尼人”消失之時期，同時又是一部分人類有了銅器的時期，因此，“尼人”消失，山頂洞人出現、印第安人東遷與黃河河谷人類有一次持火銅擴散有一定的聯系。印第安人與黃河地區人居住的地理氣候相似，在一、二萬年進化中仍彼此相似，若印第安人來自亞洲，其源也應在黃河河谷。

大洋洲的古化石爪哇猿人距今90—60萬年。昂棟人距今20萬年，而中國的元謀人距今170萬年，藍田人距今70萬年，北京人距今50萬年。中國的早期智人（20萬年—10萬年）有陜西大荔人、遼寧金牛山人、山西許家窯人。晚期智人生活的時代為 10—1萬年前，印度尼西亞群島，至今沒有發現早期智人，而只有晚期智人尼阿人、瓦杰克人（距今4—2.5萬年）、菲律賓的的塔邦人（距今2.3萬年）、澳大利亞的凱洛爾人、塔爾蓋人和科胡那人（距今1萬多年），而中國的晚期智人更多，如周口店山頂洞人和四川資陽人。從南亞地區沒有發現早期智人遺骸及學者對兩地區古化石分析研究南亞地區的晚期智人來自中國的大荔人等為代表的早期智人。因此，用化石分析黃河地區人種在不同時期又分批向南擴散。

七、從黃、白、黑、棕四色人的人口數量、歷史分布，特征、進化過程分析現代人類起源地。

依據同源論觀點，全人類應當是同一群先祖。黃、白、黑、棕四色人種，各有各的先祖群，各先祖群仍應有一共同先祖。四色人種共有六十多億，而黃色占大多數，其它各色均為少數。

從四色人的歷史分布看，一萬多年前，黃種人分布在亞洲地區、歐洲部分地區，南、北美洲等廣大的溫帶地域。黑種人在非洲熱帶大陸。白種人在歐洲溫帶草原上。棕種人在南太平洋熱帶島嶼上。

轉貼于

黃種人在地理分布上范圍最廣，時間最長。白種人在寒冷漫長的冰期中受嚴寒影響，其活動區域更小，只能在歐洲南部。從居住環境上看，白種人遠沒有溫帶的黃種人與熱帶的黑種人、棕種人條件好。在冰期中，有限的自然洞是白種人最好的御寒棲身之所。而黃種人在黃河谷地的人工窯洞可成千上萬，成片隨意開發。熱帶的黑人、棕人居住環境也較好。

冰期中，三分之二的陸地被冰雪覆蓋，冰雪隔絕各區域各色人種的往來。各色人種只能在特定的地區內頑強的獨立發展，漫長的數萬年或十多萬年冰期，使特定地區、特定環境的人種進化成不同膚色的人種。

各色人種的膚色受環境影響而形成不同的膚色，這是各自進化產生的結果。這四色人種的共同先祖膚色應當是特定的、不同于現四色人種的膚色。我們可以設定其為近水色的膚色。將四色人種的共同先祖推至二、三萬年前或十幾萬年前冰期間的暖期。然后用進化論觀點，分析四色人種膚色、體高、毛發等形成原因。

首先，黃種人的先祖為生存，破壞了黃土高原的植被，黃土流失嚴重，黃河成了混濁的黃水河。常年飲用含黃色素的水，食用桔子等黃色食物，棲于黃土洞穴，成天生活在黃土環境中，遺傳基因從內改變了人的膚色。因此，此區域的人類隨黃土環境形成黃色人種。黃種人與黃土高原及黃河變黃有密切的關系。

白種人的膚色是因為其先祖常年在陽光照射不足的低溫帶游牧生活環境中形成的，特別是冰期，若干萬年的洞穴生活更加劇膚色發白，基因也隨之改變。“碧眼金發”是低寒少光導致的。而非先祖生來如此。

黑種人先祖在若干萬年的強烈陽光輻射下，皮膚變黑、基因改變也是必然的。棕色人種形成亦同比理，兩者的差異與飲食有關及陽光照射時間長短有關。黃種人在強烈的陽光下很快變黑，離開陽光又漸漸發白，說明人的膚色與陽光照射有很大的關系。

關于人的毛發。過去許多人曲解了達爾文的人是類似于猿的動物演變而來的觀點。達爾文的本意是人的先祖形態象猿。但人是古猿進化而來沒有得到證實，且基因學證實人與猿是近親，非人類的直系先祖。如古猿是人類的直系先祖，那么人的體毛如何進化退去的，這一基本問題都難以解釋清。現我們只能說人的先祖形態象猿但決非猿類。人類在與猿類分支時，身上的毛發僅有現在的頭發、腋毛及細微的汗毛等，不可能有厚厚的、長長的御寒體毛。進一步說，如果我們先祖有厚厚的御寒體毛，鋒利的牙齒及發達的四肢，那么，現在的人類也許是猿、虎、豹、熊等其它類的動物。人類對天然火的利用與人工取火就不能產生。

各色人種的毛發是在原始先祖原有的毛發基礎上各自進化而來的，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哪一色人種毛發少就進化快，毛發多就進化慢，現四色人種的毛發，是同一先祖在不同環境中進化的結果。

比如，白種人毛發最多，那是白種人為適應低寒環境的自然選擇產物，鼻子長是為了保持其體內溫度長期進化的結果，作用如同我們現在為了保持室內溫度加長煙筒。而生活在炎熱環境中的黑種人、棕種人毛發，鼻子正好與白種人相反，且黑、棕人種毛發較黃種人毛發更少，其頭發彎曲、蓬松、胡須卷曲如波，鼻子寬大，何也？環境使然！炎熱的天氣無須毛發御寒，便逐漸消退。頭骨的發孔變細，導致頭發彎曲，鼻子鼻孔寬大其作用恰好與白人長鼻左右相反，使為了散除體熱進化的結果。而黃種人的毛發、鼻子介于黑、白兩色人種之間，這也是溫帶環境影響形成的。

白種人長期游牧，黑種人長期狩獵，運動量大于農耕的黃種人，其身高于黃種人，也是長期進化形成的。

現基因學證明，七、八千年前，亞洲眾多的黃種人，由黃河谷地向亞洲邊緣地帶擴散(應與炎帝、黃帝、蚩尤大戰有關)。

所以依據前幾節的論證，黃種人的起源地應為黃河河谷，鑒于前一節的對化石論述，棕色人種的起源地也在黃河河谷，白色人種生活在低溫帶，其歷史主要為游牧生活，是銅器前期的歷史，該地區也沒有最早古文明產生，其來自亞洲地區可能性最大，非洲地區沒有產生過最早的古文明，難以認定其為現代人類起源地，所以說黑、白、棕三色人是數萬年前或十幾萬年前黃河地區人群向全球遷移途中遇冰期而長期進化形成的，其源地也在黃河河谷。

八、從各地區古文明產生的時間、原因等方面分析推證現代人類起源地。

我們知道的四大文明古國的文明均產生于各大河的可發展農業的流域，說明定居農業是文明產生的基礎。

《全球通史》作者認為人類古文明出現最早的時間是從蘇美爾人公元前3500年創造的兩河文明開始，其它文明出現的時間依次是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文明，公元前2500年的古印度文明，黃河文明為公元前1500年的商朝文明，中美州和秘魯文明為公元前500年。其對文明的定義是以制度、文字、階級等為特征。筆者認為這些特征是人類古文明的后期特征，是生產關系的特征。如果以人工取火、青銅冶煉技術等生產力為特征，那么，從火與銅出現最早，黃種人最多，早期活動區域最廣等證據推斷，黃河文明要領先其它文明幾千年或上萬年，且黃河文明獨立發展并持續到現在。《全球通史》作者認為蘇美爾人的文明是最早文明，其是以文字、制度定義的，是古文明后期的特征，但蘇美爾人是何種人，來自何方，又去何處？來去匆匆，仿佛是外星人似的，故以其為文明源頭，理據不足。

從上幾節論證的觀點看，黃河文明在對天然火的利用時間，掌握人工取火、青銅冶煉技術時間上，均遠遠早于其它各古文明的時間，且一直沒有中斷。這一切說明，黃河文明的早期文明是其它文明的源頭。是人口眾多的黃種人（文明的載體）引燃了黃種人周邊的文明之火。我們不排除其他人種在其地區有一定的文明基礎，只是說在各人種接觸的邊緣地帶，由于文明的相互交流，新的文明之火更旺，發展更為迅速，這是文明傳播的基本規律。其文明的中心點、起源點在黃河谷地。

結合上幾節的推證，我們不難想象出這樣的歷史畫面：

在十多萬年前，會人工取火的人類先祖，以黃河為源地，向全球擴散，遇冰期，文明發展受限。在二、三萬年前，又一批掌握青銅冶煉技術及農耕技術的人類，再次向全球擴散，又遇冰期，形成四色人種，各自文明獨立發展。由于環境的差異，文明結果不一，以黃河文明為最好，發展最快，人口最多。最后一次冰期后，也就是一萬多年前，黑、白、黃三色人種在其所處的邊緣地帶，即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尼羅河流域相會，以黃河文明為主導，產生了更新、更輝煌的文明，以及新的人種。這一點推論是基于黃河地區火與銅產生最早、農耕最為古老，黃種人最多而言的。

而古印度的微黑人種亦為黃河人種一分支，是人工取火年代遷至印度河流域發展農耕的人群，其在黃河文明的基礎上，創造了古印度文明，直到白色人種雅利安人入侵后，而形成新的人種。

屬于黃種人的印第安人則在美洲地區以黃河文明為基礎獨立發展。

棕色人種（亦為黃河人種分支）在南太平洋島嶼上，由于種種原因，文明難以產生發展。

不難看出，黃河谷地為所有古文明的重心、中心、源頭。

黃河文明在古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興起之時，相對落后了。其原因有三：一是其為中心位置，與邊緣文明交流機會少；二是此區域內人口眾多，發展文明的物質資源有限；三是此區域內發生了古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戰爭——炎黃之戰、炎黃與蚩尤之戰。此后，時常內戰，從未中斷。

所以，黃河文明為世界各地區文明的源頭，以此佐證現代人類起源地在黃河河谷。

九、從中國古代傳說中分析推論人類起源地

關于古人類的傳說，雖神話成份頗多，但除去神話部分，仍能印證人類起源過程中每一階段的變化與發展。雖然傳說不如文字準確，但“口碑”也是極為重要的證據。代代相傳的“口碑”除去神話等成份，并結合人類起源進化中發展每一時期的基本規律，仍能看出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輪廓。

首先，中國人說自己是龍的傳人，這是人是由何種動物演化產生的問題，如同我們現在認為人是由猿演變而來的假說。也就是說，中國人先祖也曾考證過人類起源于何種動物，或者說龍是人的先祖是中國人先祖用語言代代相傳的“人類起源學說”。至于“龍”是何模樣，后代人在想象中描繪形成現在的四不像動物—“龍”。

其次，關于盤古一手持鑿，一手持斧開天辟地的傳說，可以推證為舊石器時代（或更早的年代），古人類在黃河河谷開辟生存活動空間—人工造穴，砍伐樹木，放火燒荒，混沌初開之時，人們與天地作斗爭的情形。

女媧造人是人類母系社會的表現。

有巢氏建巢時代是人類“穴居”轉為“房居”時期。

燧人氏鉆木取火表明人類進入人工取火、制陶、冶煉時期。

伏羲氏時期是人類進入漁獵、畜牧、八卦、算術、天文時代等。

神農氏（炎帝）時期是農耕、醫藥、大規模用煤冶煉銅、鐵的時代。

黃帝時代象征著人類進入了文字、宮室、船車、貨幣、弓矢、指南針等更為文明的時期。

嫘祖發明蠶絲象征著女性進入紡織時期，等等。

當然還有更多的傳說，比如炎帝、蚩尤與黃帝大戰。

這些傳說除去神話、政治、迷信等因素，基本事實是存在的。因為人類就是從這些階段發展而來的，只是在時間上太模糊，很不準確，每個階段也許就是成千年、或上萬年，離現代愈遠時間跨度愈大。

現代科學技術用碳14測定，炎帝時代距今七、八千年，黃帝時代遲于炎帝時代500余年，蚩尤與黃帝同代。

有必要在此進一步分析這一時期黃河河谷周邊發生的炎、黃、蚩尤大戰。炎帝時代農耕已很發達。“炎”又是火的象征。炎帝死后葬于山西高平，高平附近的煤及高平人的手工銅鐵業至今流傳不衰，說明當時煤的廣泛使用與銅、鐵冶煉技術發達。

蚩尤的生活地在山西運城鹽池南邊中條山下（有蚩尤村為證），中條山的銅礦遍山都有，蚩尤應是銅業的代表。彼時蚩尤又管理著鹽池，又為鹽業的代表。蚩尤部落為炎帝部落一部分。而黃帝最初的部落在陜西北部，亦屬炎帝部落。黃帝死后葬于陜西，也說明黃帝最初部落在此區域游牧生活。黃帝部落后順洛水南下，由黃河河谷進入河東，戰勝炎帝后代部落蚩尤后，從游牧轉為農耕定居。

黃帝部落先與炎帝其它部落發生激戰，最后與蚩尤部落決戰，將蚩尤在山西運城解州殺死肢解，“解州”以此得名。傳說蚩尤血流入鹽池使池水變紅，說明這次戰爭異常殘酷、規模巨大。傳說戰爭中蚩尤部落人銅頭鐵額，會鑄刀造戟，會施用煙火霧氣戰術，而黃帝部落作戰工具為馴養的虎、熊等野獸。最后黃帝打敗蚩尤。蚩尤余部紛紛南逃，后發展為南方的苗、黎等少數民族。

從作戰雙方使用武器說明這次戰爭性質是手工業部落、農耕部落與游牧部落之爭。

這次戰爭導致此區域及周邊人群向更遠的四周擴散。人類基因測定，在距今七—八千年間，黃種人以黃河河谷為中心向四周擴散形成了西藏人、蒙古人、朝鮮人、日本人、東南亞人及中國南方等許多少數民族人。

歷史上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在這一地區發生的戰爭從未間斷過，如匈奴與漢朝、蒙古族與宋朝、滿族與明朝等等，所以上述分析炎黃蚩尤大戰性質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

這次人類的擴散是基因學證實的，那么在此之前還有多少次不同或相同原因，導致人類擴散，我們只能依靠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與基因科學進一步推測論證。

上述這些傳說在中華大地廣為流傳之時，達爾文的進化論尚未出世。歷史是按其規律發展的，無論有無學說，人類仍然按照既定的規律變化、發展。

為此，筆者多次去黃河地區考察人類有無穴居時代。在考察中，發現了大量的古窯洞，雖大都是很晚期的窯洞，但人類“穴居”的遺跡仍清晰可見。同時，發現幾處有考古價值、旅游價值應發掘的土陶時代遺址。

并發現了清代咸豐二年石碑，某姓先祖舊居被稱為“故穴”。雍正二年的石碑將黃土窯洞稱為“佛洞”，這“佛洞”應是后來所有神廟的鄒形。等等

中國古代傳說及現實證據說明，人類從黃河河谷的“洞穴”，一步、一步地艱難而頑強地走上高原、平原或更遙遠的地方。人類是由此谷地起源向遠方發展的。

十、用全新的方法綜合分析探尋現代人類起源地

我們已從不同方面（人工取火、青銅冶煉、四色人種、古化石、古文明、中國的傳說、黃河河谷的遺址等）分析論證人類的起源地在黃河。

由于其它的起源說往往是以單一的證據，從某一方面片面地從古向今順向推證，因而難以探尋到人類客觀存在的源地。現我們采用已知的各科知識，以全人類的四色人種及整個人類歷史活動的痕跡、遺跡為證據，采用達爾文的進化論，嚴格遵循歷史發展規律，從現在向遠古逆向論證。這樣的論證，如果關鍵環節無誤的話，就一定能尋找到人類的起源地。

現在，我們已經從人類最大部分的黃種人為主線，結合其它方面證據，推論出主要人類的起源地—黃河與黃土高原形成的河谷。就是說這些黃種人，無論其為何國、何族、何姓，其先祖在石器時代，均生活于黃河河谷里的某一洞穴。

其它三色人種先祖也極可能出自黃河河谷。為此再做進一步的分析推證，一般認為，在距今4、5萬年前，晚期智人形成的時候，四色人種也開始形成，參照地球最后一次冰期時間（18000年前的山頂洞人所處的時代正處于冰期高峰，當時氣溫比現在低7-8度），再依據美國人類學家洛林·布雷斯認為人類在特定的條件下，5000—10000年時間就可以形成新的群種之觀點。（這是他推認中東智人和歐洲智人是由尼安德特人進化時所持觀點）。筆者認為在二、三萬年內形成四色人種更是有可能的。

非洲起源說認為距今4—5萬年前的現代智人（即四色人種的先祖）起源于10萬年前的非洲，并從非洲擴張到世界各地，取代了當地的直立智人和遠古智人。走出非洲的這一部分人進一步演化成現代智人。其證據主要為化石資料，認為最早的智人化石都出現在非洲（即6—13萬年的化石較多）。問題是這些化石是哪一色人種的先祖？沒有定論。

中東地區以色列加爾默山的斯庫穴發現的智人遺骸，碳14測定也為10萬年前的早期智人，比法國的克羅馬人和德國的尼安德特人要早三倍年代。且各方面論證這遺骸是完全意義上的現代人。這遺骸的先祖來自何方？又是何種人先祖？也無定論。

如果說四色人種的先祖在非洲產生，就是說在5—10萬年前，四色人的先祖就生活在炎熱的非洲，至少在此又生活了5—10萬年。也就是說四色人種的先祖已經是黑色的。那么其后代又是如何演變成其它三色的？

我們不妨借用筆者第七節四色人種形成法，那就是說，在四、五萬年前或二、三萬年前黑色人種由非洲擴散到寒帶或溫帶，由于冰期相隔，形成了白色人、黃色人。現問題是基因已改變的黑人是否能在寒帶、溫帶形成白色人種或黃色人種？黃色的變白色或黑色相對容易，但由黑變黃或白，相對困難。再說非洲當時沒有早于黃河谷地的銅、火技術，熱帶黑人又如何成批去寒帶狩獵、游牧？又如何在溫帶的冬季生存？再有，白人與黃人的傳說中也沒有提到他們的先祖是黑人。純黑的人種在二、三萬年內形成白、黃、棕人種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我們不排除五萬年至十萬年前非洲有黑種人，但現在的黑人可能是黃河地區人祖與當地土著人形成的新的人種。況且，黃河地區也有許多古化石，如170萬年前的云南元謀人、50萬年前的北京人、20萬年前的大荔人等。幾乎與元謀人生活的年代相當的山西芮城西侯渡遺址，發現了更明顯的用火痕跡。西侯渡就在黃河谷地。這說明黃河谷地人類用火年代比我們想像的要早的多，是非洲等其他地區難以相比的。

有的外國人認為，中國人因關閉自守自認為其是“中央之國”，是對世界不了解的表現，這是片面的看法。正如每一個人的乳名，不可能是自己所起，是先祖與別人叫起的。“中央之國”說明黃河谷地是黃河地區與外部人在幾乎跑遍地球陸地后認為的。如十多萬年前的尼安德特人足跡遍及全球，表明不只有現代人才可以走遍全球，古人類同樣用自己的雙腳可以走遍全球任何可到達的地方，且沒有什么國界阻隔與限制。只要有火與銅器，凡是有水有食的地方，古人類均可到達、生存。因此，當時的人類認為黃河谷地及周邊地區是“中央之國”是可信的。并且“中”含有“源”之義。

非洲有許多古老化石，只說明古人類或古猿在此生活過。若其化石若是猿的話，或古人類化石已無后代，就難以用化石的最古、最多來認定是人類的起源地。再從地理位置上看非洲其實是亞歐大陸凸出的一個半島，其中動物與亞歐大陸密切相關。亞歐大陸的原人類遷居非洲是完全有可能的。

根據美國底特律市維恩大學古德曼教授與其他生物學家，一道分析人與巨猿的基因構造時發現：人與大猩猩、黑猩猩這兩種巨猿只有1%的差異，這說明，人類與巨猿僅有親緣關系，猿不是人類的直系先祖。在500萬年—1000萬年間或更早的年代，人與猿分開了。

僅用化石的古老與多少，推證人類起源是片面的。只有用現在人類所有的證據向遠古人類逆向推證，且每一步論證都環環相接，才有可能找到人類的起源地。

用化石證明東非是人類的起源地，不能令人信服。

有的學者認為中亞是人類的起源地，其理據亦不足。因為人類是熱帶或溫帶動物，地球上的幾次冰期有的長達數萬年、十幾萬年或幾十萬年。冰期中，這一地區冰天雪地，人類難以生存。所以中亞是現代人類的起源地，也令人難以信服。

也有的學者認為，南亞次大陸是人類的發源地，其理據是基于南亞的褐猿與人類比非洲的黑猿和大猿與人類親緣關系更近等。基于非洲起源說理據不足，南亞次大陸也難認為是人類的起源地。

所以說，黃色人種之外的三色人種來源于黃河谷地可能性最大。

那么，黃河谷地的人種是從哪里來的？是自生的，還是外來的？外來的，是從何而來？是自生的，又如何產生？是猿變的，還是其他動物變的？綜合上述論證，結合古猿變人假說及海猿變人假說，現筆者提出新的假說，人的先祖為“水龍猿”，且產生于黃河谷地。

十一、新的人類起源說—“水龍猿”假說

筆者之所以將人祖定為“水龍猿”，其理據有如下幾點：

關于古猿變人說，因發現的古猿化石到現代的人化石的所有的證據鏈中有的環節未證實，以及人的毛發、體毛是如何進化的，用進化論難以解釋，加之基因科學證實猿非人先祖等等，故我們不能再堅持猿變人之說。

有的學者根據人是喜水動物，發現人的許多的生理特征是存在于海豹、海豚等水生哺乳動物身上的。比如，所有的靈長類動物都是渾身有濃密的毛，而人與水獸一樣，皮膚裸露沒有體毛；再有，靈長類動物是沒有皮下脂肪的，人卻與水獸極其相似，人是有皮下脂肪的；第三，人類眼腺分泌淚液以及排出鹽分的現象，也是水獸所具有的特征。這在靈長類動物中是絕無僅有的；還有，婦女在水中分娩是沒有痛苦的，嬰兒天生的喜歡水，并有游泳的本領，這些都說明了人類與水的關系是非同尋常的。

因而提出“海猿說”，其根據是在800—400萬年前，非洲曾有大片的陸地被海水淹沒，推測部分“古猿”被迫下海生活，進化成“海猿”。幾百萬年后，海水退去了，海猿重返陸地，成為人類的先祖。這一學說仍是基于古猿變人學說為基礎的。雖然這與筆者提出的“水龍猿”有相似之處，可借鑒參考。但其仍沒有脫離古猿變人說，且部分海猿下海生活，理據不足，所以視其為古猿變人學說的延伸。

筆者提出的“水龍猿”。其中的“水”是借鑒“海猿說”人與水有密切關系而言。“龍”則是基于中國人（黃種人）言其是“龍”的傳人，以及幾千萬年前出現在地球上的恐龍雖大部分滅絕，但仍有個別品種生存下來，如雞、鱷魚等仍是恐龍的后代而言。人類的先祖也有可能是恐龍時代生活在水邊的兩棲動物進化而來的。“猿”是因為基因科學證實人與猿有親緣關系，且人的先祖形態像猿猴而言。

那么，我們可以推測一千多萬年以前，我們的先祖形態相似考古發現的18000年前的普羅猿形態。他們生活在溫帶或熱帶的海洋、河、湖邊，是水陸兩棲動物，大如猴子，身上無體毛，但有頭發、腋毛等。常年在水邊捕食昆蟲、采食野果，不時與有親緣關系的猿、猴在河灘上嬉耍。也許他們是某種恐龍的后代，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先祖—“龍”。

其頭發的作用是為隱蔽、保護自己，為捕食需要而生長出來的。腋毛等是為防止水中生物侵擾而生。均是生來具有的。其毛發如同虎、豹身上的花紋，或青蛙身上的顏色，是適應環境的產物。由于其是兩棲動物，且生活在溫帶，身上無需體毛。他們每天在水中捕食，然后上岸采食野果，曬曬太陽，有的找個洞穴，生兒育女，與其他動物一樣，正常繁衍生息。

只是后來有一天，氣候發生變化，天氣變冷或海水突然落潮，被迫走上陸地，為御寒迫使他們本能地鉆入岸邊洞穴。他們為了尋找溫暖的地方生存，本能地接近火、利用火，后又發明人工取火，一步步進化成現代人類。

人類只所以能成為萬物之靈，除本身素質外，說明人類在進化中還有許多特殊的環境突變。因人類適應了環境才演變成了現代人，這也是進化論中的觀點。

綜上所述，人類進化的路線圖為：

一千多萬年前，在黃河與黃土高原形成的河谷中生活著現代人類的先祖—“水龍猿”。由于氣候、地理等環境變化，生活在水中的人祖，在五百萬年前后，被迫生活在陸地上。由于其特殊的怕冷體質，只得尋找洞穴、接近火源。二百萬年前后，人類會利用天然火取暖、熟食，一百萬年前后會人工取火。五十萬年前后，持火向全球擴散。二十萬年前后，現代四色人種之先祖開始形成，并分批分期再次走向全球。十萬年前后，煉銅技術出現萌芽。五萬年前后，銅器用于狩獵、游牧、農耕。人類再次大規模地向全球擴散。由于冰期的影響產生了四色人種。一萬年前后，四色人種的分布區域基本形成，且文明出現萌芽。而黃種人分布地域最廣、人數最多及產生的文明一直遙遙領先。在黃河文明的影響下，其他各地文明進一步發展。

結束語：

人類歷史中橫躺著人類未來的秘密，探尋人類起源是為了人類更美好的明天。

人類從何種細小的細胞演變成現代的人類，其中有無數的秘密。宇宙中無數之謎，其中最大的秘密就是人類的起源。我們在探索宇宙的同時，更應深入研究探索人類的起源，特別是尋找現代人類起源發展變化之規律。因為這規律對現代人類的發展仍起著巨大的作用。人類按照自身發展的規律（如進化論）向未來不可逆轉的前進著。

篇2

這天謝義豪跟他說起“經濟”這個詞的起源，鬧鬧馬上找出“經”和“濟”的漢字起源，搖頭晃腦地解說了一番：

“這個‘經’嘛，金文是的變形，表示在織機上精心布置眾多縱線，以便橫線穿織；三條縱線上的三點表示用功所在，‘壬’表示布置縱線是紡織中的重要能力。‘經營’也差不多是用心編織的意思，現在引申為處理財政事務。這個‘濟’，就是金文=（水，渡河）+（齊，相等，統一），本義是眾人在同一條船上喊著號子，整齊劃槳，強渡激流。后來變成統籌使用錢財的意思。連在一起，就是今天的‘經濟學’。”

字面雖然不相干，可是鬧鬧自有一套說法，小胖聽得一愣一愣的。

謝義豪可沒有那么好蒙，他說：“怎么看都看不出跟金錢管理有關系啊！《紅樓夢》里的‘經濟學問’，不是明明指經營仕途嗎？”

鬧鬧搔搔頭皮，“意思是后來發展的。”

謝義豪不服，找小靜老師評理。

小靜老師聽了鬧鬧的強詞奪理，撲哧一聲笑了，“‘經濟’這個詞，是一個外來詞，或者說回歸詞，從古代的文字里確實找不到現代的意思。鬧鬧，你現在越來越想當然了，這可不好！”

鬧鬧這下鬧了個大紅臉。

“小靜老師，外來詞不就是‘沙發’‘摩托’那幾個嗎？‘經濟’怎么也成了外來的？”他問。

小靜老師說：“你說的‘沙發’‘摩托’是英文發音，‘經濟’和‘物理’‘化學’‘派出所’這些詞，卻是來自日文的。”

“啊？日文？”大家都瞪大了眼睛。

“日文里本來就有不少漢字，只是意思不一樣！”謝義豪說。

“是的，這些詞本來中文就有，可是在中國剛剛進入近代的時候，日本學習西方現代文明的步子更快，已經先行一步翻譯、運用了很多科學知識，對于‘經濟’這些現代概念，他們定下了現在使用的h字，與古文里面‘經濟’的意思并不相干。”

“怪不得，是外來詞，可是又是漢字，所以也叫回歸詞A。”鬧鬧恍然大悟，“小靜老師，這次我鬧笑話了，請你把外來詞的歷史給我們講講！”

“中國古代的外來詞，大多是從西域胡地來的，‘琵琶’就是外來詞，‘胡蘿卜’這些西域少數民族傳來的物品，前面都加了個‘胡’字。”

“對，胡麻、胡椒都是。”小胖搶著說。

“到了20世紀初，大量的舶來品出現了，發達的西方科學文明出現了，這個階段就產生了大量的外來詞。因為這些東西本來沒有，就從原文的發音直接翻譯了。英文里的‘起司’，就是奶酪的音譯。這樣的叫法很多，連‘科學’這個詞，一開始都被譯作‘賽先生’，因為英語‘科學’的發音是賽恩斯。‘民主’也被譯作‘德先生’，當時提倡民主和科學，說應該把‘德先生’和‘賽先生’請進中國。”

“哦，這樣啊！”

“日文也有大量的詞匯進入，比如‘干部’‘數學’‘物理’‘化學’等等。”小靜老師說，“當時這些詞對中國引進現代文明很有幫助呢！那個特殊時代產生的外來詞，可別去甲骨文里找起源，那肯定是牽強附會。”

“現在還有沒有外來詞？”謝義豪急忙問。

“現在有了網絡，地球越來越小，很多詞成了世界通行語，比如說，No 作No Die。”

“哈哈哈！那可不是外來詞了，是輸出詞！”小胖得意地說。

“是啊！”鬧鬧一拍腦袋，“據說連英文詞典都錄入了‘豆腐’‘功夫’‘大媽’‘廣場舞’這些中國詞匯。”

“嗯，明白了，任何一種文字，應該都是有輸入有輸出的，需要與時俱進，融會貫通。”謝義豪說。

篇3

關鍵詞：《弗蘭肯斯坦》；哥特；精神分析；悲劇

《弗蘭肯斯坦》的作者瑪麗雪萊，是英國著名女作家。英國著名詩人波西比希雪萊的第二任妻子。其作品以哥特小說《弗蘭肯斯坦》（又譯《科學怪人》）最為知名。小說講述了科學家維克多弗蘭肯斯坦熱衷于生命起源的研究，他試圖征服死亡，創造一種新的生命。通過多年的研究，終于發現了創造生命的秘訣。于是，他開始了自己的生命再創造之旅。但是，在創造出怪物的之后，弗蘭肯斯坦因無法容忍其丑陋的相貌，而將自己的創造物拋棄。怪物在人世間備受凌辱，于是開始反抗，瘋狂報復人類，在制造了一系列的悲劇后，終于同其造物主弗蘭肯斯坦同歸于盡。

精神分析法在20世紀文學研究中占據重要的地位。它為文學著作的解讀提供了新的視角，使文學研究在人類精神、心理這一視角上開拓出一片天地。本文解讀的是哥特名著《弗蘭肯斯坦》。

小說是一部悲劇，“造物主”和“被創造者”最終都歸于滅亡。以往研究者對這部作品的闡釋已經很多。傳記研究，女權主義分析，后殖民主義分析，生態主義批評，異化理論分析等等。而弗洛伊德后期的“死亡本能”說，同樣可以作為闡釋這部小說的理論。

一、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說

弗洛伊德提出了三重人格理論，即“本我”、“自我”、“超我”。“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經常相互矛盾、斗爭，特別是“超我”和“本我”經常處于不可調和的對抗狀態。而到了晚年，弗洛伊德將“本我”修正為兩類，“性本能”和“攻擊本能”，也即“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生存本能”是最廣義的性本能，與個體生存和種族綿延息息相關，追求自我滿足，不顧社會和他人。“死亡本能”以破壞為目的。弗洛伊德說：“假定遠在遠古，生命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起源于無生物，那么據我們的假設，那時便已有一種本能要以毀滅生命而重復返于無機狀態為目的。有假定我們所稱的自我破壞的沖突起源于這種本能，那么這個沖動便可被視為任何生命歷程所不能缺少的一種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的表現。”［1］因此，死亡本能“要將生命的物質重復返于無機的狀態。”死亡是生命的終結，死亡本能派生出攻擊、破壞和戰爭。而轉向生命體內部時，又表現為自責，甚至是自殺。

二、從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說看《弗蘭肯斯坦》的悲劇

上文已經提到，《弗蘭肯斯坦》是一部哥特小說，簡單說，哥特小說就是一種恐怖和鬼怪小說。《弗蘭肯斯坦》雖不是最典型的哥特小說，但這部作品將科學幻想與哥特恐怖有機地融為一體，內容充斥著死亡、怪誕的敘述。比如科學家弗蘭肯斯坦的造人行為。

弗蘭肯斯坦日夜趕造自己夢想的生命，但這個被創造的生命存在就其相貌而言，真的是一個不擇不扣的怪物，正如文中所描述的“他那黃皮膚勉強覆蓋住皮下的肌肉和血管，一頭軟飄飄的黑發油光發亮，一口牙齒白如珍珠。這烏發皓齒盡管漂亮，可配上他的眼睛、臉色和嘴唇那可真嚇人！那兩只眼睛濕漉漉的，與它們容身的眼窩顏色幾乎一樣，黃里泛白；他臉色枯黃，兩片嘴唇直僵僵的，黑不溜秋。”［2］這是一個外表酷似人類卻形象極其恐怖的特殊生命存在，是人類難以接受的生命存在。怪物在被創造出來，是怪物的悲哀，也是弗蘭肯斯坦的悲哀。小說對怪物的描寫為全書的敘述奠定了基調，烘托出濃郁的死亡氛圍。而小說的死亡情節也是比比皆是。這主要表現為怪物被創制后由于不被人類接受而帶來的瘋狂報復。怪物先是將路邊遇到的幼童，也是弗蘭肯斯坦的弟弟殘害致死，而后，弗蘭肯斯坦家內的女傭賈斯婷、表弟克萊爾、最摯愛的妻子伊麗莎白都相繼被怪物直接或間接的殺死。

那么怪物為何要進行瘋狂的報復，致使作品最終成為一部悲劇？除了通常認為的是作者對現代科學過度發展而產生的憂慮外，我們也可以運用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沖動來解釋。怪物在起初也是試圖接觸人類，試圖同化于人，但無論是在他的造物主眼里，在他認為善良美好的法國受難貴族家庭那里，還是在一個無知的兒童眼里，怪物都只是怪物，而不是其他，人們更難以接受將它納入自己的世界。怪物希望造物主為他制造一個同類的伴侶，但被遭到拒絕，怪物已經越來越認識到自己在這個世界的價值，當他的造物主喪身北極之后，他選擇了死亡，在這里，怪人表現了強烈的死亡沖動而不能自拔，怪物在此時不是欲死而不能，從文本中我們可以發現怪物的生存能力是頑強的，怪物雖然不被接受，但可以繼續存在下去，可是他不愿意如此。怪物是一個比較原始的生命體，在他這里，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和生存本能會表現的更加明顯，而他又恰恰是一個必然不被接受的“人”。怪物的各種本能需求沒有得到應有的滿足，怪物不會被這個文明的人類世界所接受，他的出生就意味著他必然面對人的各種攻擊和不解，死亡本能在這里將會因此而表現得更加帶有攻擊性。死亡是怪物的終結，當死亡本能轉向外部世界時，怪物將死亡本能投射向他的創造者以及造物者的家庭。而當死亡本能投射到怪物自身時，怪物自責自怨，以致最終走向了自殺。

三、《弗蘭肯斯坦》帶給我們的啟示

弗洛伊德的“本我”理論的提出是他對現代文明不滿的表現之一，之所以會有不滿，是因為他認為現代文明對人的限制會給人帶來不快樂的結果，在現代文明社會里，不論是性或攻擊的沖動，都會受到壓制。弗洛伊德的理論自然有他的合理之處，但也有失偏頗。不過，他的理論確實為人類認識自己以及自己所創造的世界提供了新的視角，就如《弗蘭肯斯坦》所塑造的怪物，他的出現如一面鏡子，讓人們認識到自己社會的不公正一面。弗洛伊德將人的生理欲望極度夸大，這是不恰當的，不過，人的原始沖動確實隱約出現，怪物的自殺以及他造成的悲劇讓人們看到了生存者的艱難，人的本能沖動在重壓下爆發，悲劇由此而生。我們不禁會問在這個已經異化的世界，如何才能讓我們在理性與感性的天平之間找到那個平衡點。顯然，倫理與法律是其中一條道路，但這條道路的實施是通過規范與限制人的行為得以實現的。在這條道路以外，我們發現藝術也是解決問題的道路之一，在弗洛伊德看來，藝術創造就是人的本能欲望的無意識的化妝過程，而藝術的價值就是使人的欲望得到合理的宣泄，不至于危害到社會。藝術為我們塑造了一個新的世界，為我們思考現實問題提供了新的平臺，在這個世界里，任何不合理的情況都不會造成現實的慘劇。弗洛伊德的思考是具有很大價值的，但他思考的出發點是個人，其實，擴大到社會層面，也是如此。藝術將現實世界以另一種方式展現出來，為我們解決我們現實世界里的棘手問題提供新的途徑，而《弗蘭肯斯坦》為我們提供的悲劇恰恰是我們在現實中應得以重視的，那便是通過塑造怪物這一藝術形象，通過其悲劇的命運，警示人何以更好的生存，提醒人們對弱勢群體的關懷。

參考文獻

篇4

    風險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貝克、吉登斯等指出,反思現代性意義上的風險觀念,不是指洪災、瘟疫等等“來自外部的、由傳統或自然的不變性和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而是指“由我們不斷發展的知識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所產生的風險,是指我們在沒有多少歷史經驗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風險”。(薛曉源、周戰超主編,第50頁)與“安全”意味著可接受的風險相對照,“風險可以被界定為系統地處理現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險和不安全感”。同時,風險是保險的社會性放大,是“通過相應的制度化的回應使危險可以預測”,即“危險的辯證法”。(薛曉源、周戰超主編,第4頁)這樣一來,風險觀念的確立就不僅意味著“工業社會安全推定”(貝克、吉登斯、拉什,第17頁)的危機和“本體性安全”價值觀念的斷裂,而且徹底改變了我們對于現代文明走向的基本判斷。在這個意義上,風險觀念“對于所有社會領域、并最終對于我們的個人關系和政治、經濟制度都具有根本意義”。(多德,第234頁)正是基于對文明發展的既有價值觀念的反思,風險觀念強調風險作為現代文明建構的社會復雜性,確立了一種面向未來的基本價值觀念。一方面,風險觀念揭示了所謂“技術安全”與社會安全、經濟安全、政治安全等現代公共安全觀念之間無法調和、無法克服的復雜矛盾,摧毀了靠諸如事故保險和醫療保障機制等“科學和法律制度建立起來的計算方法”。(貝克,2004年a,第19頁)另一方面,這種現代化的風險作為潛在的威脅,其核心價值既不在于過去,即對傳統束縛的解放;也不在于現在,即對現代性安全邏輯的強化;而在于未來,即把風險觀念看作“是預測和控制人類活動的未來結果,即激進現代化的各種各樣、不可預測的后果的現代手段,是拓殖未來(制度化)的企圖,一種認識的圖譜”。(同上,2004年b,第4頁)也就是說,風險觀念打破了現代性所依賴的“因果關系”的邏輯,否認未來是過去、現在的線性延續,而是強調由于風險的“不可控”或不可預測而造成的未來與過去的“斷裂”,以通過“控制將來和規范將來的方式”(薛曉源、周戰超主編,第50頁)來把握現在。這種價值觀念是把握文明基本走向的一種新的探索。應該看到,風險觀念對以“本體性安全”為代表的文明發展的既有價值觀念的顛覆,其后現代性特征是比較鮮明的,即通過對現代性的質疑,來徹底反思傳統現代性的邏輯。當然,與一般的后現代思潮對現代性一味地批判、否定或解構不同,風險觀念倡導了一種更為積極也更為現實的價值觀,即通過“風險規避價值觀以及對技術的自我反思認識”,來確立一種面向未來的新型現代化。這種“亡羊補牢”式的價值判斷能否解決問題,尚待實踐的檢驗;但作為一種擺脫現代文明發展困境的努力,是值得期待的。

    風險觀念之價值批判的哲學基礎

    風險觀念徹底顛覆了“本體性安全”的價值觀念,的確具有啟發意義。但要徹底破解現代性的困境,客觀上要求風險觀念必須通過反思現代性自身的內在矛盾,重新確立其價值基礎。這是風險觀念能否真正超越傳統價值觀的局限,使現代文明的發展“化險為夷”的關鍵所在。因此,深入探討風險觀念自身的價值基礎是否堅實,對于確立超越現代文明的新型價值觀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首先,風險觀念終結了現代性的“自然”觀念。按照風險觀念,隨著現代風險的普遍化,那個曾經被傳統所畏懼而作為現代性征服對象的“自然”已經不復存在。這是因為,“各種風險其實是與人的各項決定緊密相連的,也就是說,是與文明進程和不斷發展的現代化緊密相連。這意味著,自然和傳統無疑不再具備控制人的力量,而是處于人的行動和人的決定支配之下。夸張地說,風險是個指明自然終結和傳統終結的概念。”(同上,第3-4頁)顯然,這種“自然的終結”意味著作為傳統價值判斷基礎的“是”與“應當”的區分已基本失去作用。而隨著這種區分的消失,風險觀念語境下的價值觀就只能體現為對“能否接受風險的文化及生活標準”的價值判斷。在這個意義上,“自然的終結”標志著作為價值基礎的自然的本體性缺失,而由此導致的自然與社會的合一的實現,是以對自然的傷害和威脅為前提,進而以對文明的傷害和威脅為代價的。由此可以看出,現代性邏輯固然是以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為出發點和前提的,但這種“自然的終結”不僅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人與自然的矛盾,加深了人與自然的矛盾復雜性,而且使這一矛盾徹底轉化為人與社會的矛盾,并為后者所決定。在歷史唯物主義看來,這種自然的危機與社會危機在現代性基礎上的同構,必然會導致現代性的某種“異化”。究其根源就在于,“自然的人化”是以人與自然的對立統一關系為前提的,人類自身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要有超越自然的任務,但這種超越決不是“釜底抽薪”式的超越,而是在維護自然作為其生存和發展基礎上的超越。而現代性所造成的“自然的終結”,則從根本上無視自然的基礎地位,剝奪了其內在價值,其結果必然引發自然與社會之間的多層次矛盾與危機。也就是說,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人化自然或自然的社會化應當是一個自然價值從外在于社會到內在于社會的過程,而不應是一種脫離了自然基礎的價值博弈。因此,風險觀念的價值觀所斷言的“自然的終結”,只不過從另一個側面昭示我們,不論自然是否直接“出場”,是否實現了與社會的同構,其作為社會生產方式之前提和基礎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在這個意義上,還自然界作為現代文明發展的基礎和優先地位,至關重要。其次,風險觀念動搖了現代性的理性基礎。一般地說,作為與傳統“本體性安全”一脈相承的價值觀,工具理性、秩序與安全構成了“簡單”(或初期)現代性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基礎。在反思現代性的意義上,風險觀念揭示出“現代性內部在理性的基礎和工業社會的自我意識問題上”的一個沖突,即“知識和無知的某種特殊的綜合”。一方面,以“高度發展的專家理性”為代表,“更多、更完善的知識正在成為新風險的來源”(貝克,2004年b,第181頁),即對科學技術的濫用與無條件的過度使用可能造成嚴重后果。另一方面,風險的現實構成表明,科學技術自身的不確定性,人類認識的局限性,政治、經濟上的無知、短視乃至行為不端等復雜因素交織在一起,徹底驅逐了現代性引以為榮的理性基礎。從某種意義上看,風險觀念對現代性理性基礎的反思,揭示了對現代性反思所不可避免的悖謬性:一方面,它試圖打破現代性的“理性壟斷”,強調科學技術以及各種工具理性既不是“絕對的權威”,更不享有逃避反思的“治外法權”;另一方面,它又要通過文化批判和價值主導的方式,把科學技術由風險的主要制造者改造成阻礙產生風險傾向的力量,即要糾正由于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分離所造成的價值偏離和喪失。與其他的解構性或否定性后現代主義的價值觀不同,風險觀念強調,“科學理性和社會理性確實是分裂的,但它們同時保持著互相交織、互相依賴的狀況。……對工業發展風險的科學關懷事實上依賴于社會期望和價值判斷,就像是對風險社會的社會討論和感知依賴于科學的論證。……沒有社會理性的科學理性是空洞的,但沒有科學理性的社會理性是盲目的。”(同上,2004年a,第30頁)因此,風險觀念主張,只有通過“理性改革”“吸收被抑制的不確定性才能治好這種疾患”,即通過建立“預警原則和可逆性原則”等新的現代性標準,來消除科學和工具理性的“虛假的、脆弱的明晰性和偽確定性”。(貝克、吉登斯、拉什,第43-44頁)應該看到,風險觀念對現代性的理性基礎所作的辯證反思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如何通過確立“各方都共同認可的社會理性基礎”,在價值觀上實現有效的理念整合和文化整合,卻是一項極富挑戰性的任務。這是因為,確立“健全的理性”一直是現代化歷史進程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標。正因為如此,哈貝馬斯才特別強調“現代性的未完成性”。而風險觀念所揭示的現性的局限性,既是認識上的矛盾所致,也是價值上的偏離,更是現代化生產方式和社會實踐的偏離。一方面,理性認識的辯證法早已表明,認識上確定性與不確定性、至上性與非至上性的矛盾,不僅作為內在矛盾貫穿于認識和科學發展過程的始終,而且無論是作為認識規范還是作為價值基礎,理性自身的認識作用都是有其限度的。另一方面,現代價值觀之所以會造成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由來已久的矛盾,一個重要原因是混淆了“提高知識的愿望”與“對自然的剝奪與控制”這兩個完全不同的價值預設,從而引發了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異化”,進而導致文化發展的失衡和文明發展的不可持續。因此,在哲學看來,要克服這一系列的理性矛盾,實現標本兼治,并非通過單純的理性批判、建立新的文化空間或價值空間就能完全勝任的,而是只有通過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革,確立現代文明新的發展范式,才有可能根本解決人類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可見,風險觀念雖然揭示出理性認識矛盾與社會發展矛盾的復雜性,但其解決問題的方式仍存在過于簡單化之嫌。第三,風險觀念重塑了現代性中的責任倫理價值。在風險觀念看來,現代風險之所以會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實,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有組織的不負責任”。也就是說,“商業公司、政策的制定者和專家結成的聯盟制造出了當代社會中的風險”(貝克、吉登斯、拉什,第255頁);由于“被經濟外部化,被法律制度個體化,被自然科學合法化,且被政治變得表面上無害”而容易導致“有組織的不負責任”(貝克,2004年b,第49頁)。正是借助于這一核心概念,風險觀念“有助于解釋現代社會制度怎樣和為什么必須不可避免地承認災難的真實存在,同時又否認其存在,掩蓋其起源并排除補償或控制機制”。(同上,第191頁)現代風險的普遍化的原因固然多種多樣,諸如“沒有考慮人為誤差對技術產生影響、對現代科學技術過于自信、不能整體評價技術系統的功能、不能預見人對安全措施的反應,等等”(費斯科霍夫等,第24頁),但問題的關鍵在于,由于制度和人的因素,使得風險“日益變得無法通過科學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手段來確定證據原因和賠償”。這是因為,傳統責任觀念確立的只是根據既成事實的結果來回溯原因、事后追究責任的原則,這種延遲的責任追究方式在許多“不可逆轉”的風險問題上,只能是無能為力的。另一方面,“有組織的不負責任”又意味著責任主體的缺失,而這種缺失不僅與現代化的高度“控制性”是完全相背離的,而且與現代性所追求的個人解放是相悖謬的。因此,風險觀念試圖通過采取“倫理問責方式”、倡導“向社會開放”的科技倫理、倡導“責任對稱”的倫理責任觀等方式,意在化消極的責任追究為積極的責任追究,這確實具有重要意義。但不可否認,這樣一種新的倫理責任觀的建立,同樣具有很強的烏托邦色彩。在哲學看來,無論是面向過去還是面向未來,既不存在超時空、超歷史的倫理責任,更不存在超階級的倫理道德。“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的普遍存在,凸顯了現代文明、特別是全球化語境下競爭的商業文化、職業的科技文化與政治和社會的倫理文化之間深層次的矛盾。而如何化解這樣一些倫理困境和文化危局,不僅僅是對倫理價值觀念的歷史性考驗,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人類文明發展方式的一個重大考驗。因此,責任追究無論是強調倫理道德上的自律還是法律上的他律,無論是事先預防還是事后追究,都既需要建立新型的政治、法律、倫理原則,更需要制定相應的社會機制來具體實施,這樣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總的說來,風險觀念從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等層面上所展開的價值批判,其積極意義是值得肯定的。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批判本身不僅飽受爭議,而且同樣具有其自身所無法克服的局限。因此,只有同樣把它們作為理論反思的對象,才有可能達到更為全面、更為深入的認識。

    風險觀念的價值哲學反思

篇5

關鍵詞：閩南文化；惠安女服飾；變遷；原因

1 閩南文化與惠安女服飾

“封建頭、民主肚、節約衫、浪費褲”是對惠安女服飾最經典的概括。惠安縣地處福建省東南沿海突出部，地勢一面依山，三面環海，特別是崇武、大觥⒕環濉⑿鼉處在環海的半島上，是一種海岬的位置。與外界交流幾乎降至最低點。由于其地理的隔絕性，大大減少了外來文化的沖擊，因此原來獨特的文化便保留的較好，也有了其文化的獨立性。

有一些學者認為惠安東部之所以產生這種服飾，在于惠東族群起源于少數民族，是因為惠安東部曾有古百越族的殘留痕跡，古百越族后衍變為許多少數民族。作為族群的遺存而以女性服飾作為獨特的風貌。

惠安一帶，家庭主要經濟都是靠男人外出謀生或捕魚，家里的其他勞動都由女人負責，大多女人也成為海邊勞動生產的人群。多年常見山風海風，一定程度上透視出在特定的社會文化結構下她們的生活習俗及其審美理念。

2 惠安女服飾的適應與變遷

2.1 老年化

在調查訪問過程中，筆者發現一種現象：普遍有穿傳統服飾的惠安女年齡層次大概在35歲以上，35歲以下的多數年輕女性基本不穿。年紀大的女性穿的頻率高，生活工作都是離不開傳統服飾，夏天穿的更加原汁原味，冬天在外披掛一件厚外套或是毛線衣。凡四五十歲以上婦女多穿得整整齊齊，年輕婦女更習慣用黑色線布或尼龍制成的西裝褲來配節約衫。在服飾從繁變簡的過程中，現只有老人家有梳“大頭髻”并插上各種簪釵之類的頭飾。在為數不多的穿傳統服飾的婦女中，傳統往往只剩下一條簡單的花頭巾。在調查訪談中，被訪者普遍覺得惠安女服飾比現代服裝有特色，她們大多從18 ～ 19歲就開始穿，且喜歡穿，平常也會自己手工做些小馬甲等。

2.2 漁村化

如今，外地人很容易從圖片或是媒介上認得惠安女服飾的獨特裝束，但是很多人還存在一些誤區，認為惠安縣的婦女都是惠安女。其實不然，惠安縣隸屬泉州市，從走訪觀察了解到，泉州地區基本少見惠安女身影。而惠安縣16個鄉鎮里，惠安女的密度也不大，只有惠東的小觥⒕環濉⑸較己統縹淥母穌虻母九有這種服飾打扮，區域僅限于兩個小小的半島上，所以嚴格地說應該是惠東女服飾。

崇武城內的五個村大多和其他地區的婦女一樣的打扮，而城外七個村婦女裝束卻與眾不同，屬惠東女服飾。在崇武縣附近有少數惠安女從事駕駛三輪車，主要途經地點也是距離崇武古城不遠的港乾大齟濉R虼耍我們估計城內的惠安女多數來自城外的幾個村。在觀察其服飾色彩款式和路人訪問中，我們了解到小隼胂爻且桓齠嘈∈甭煩蹋其服飾色彩艷麗，特征明顯，且穿傳統服飾人數居多，全身披掛，整整齊齊。從這兩點我們可以判斷出崇武縣的惠安女多集中來自大齦矍村，而非小觥4鍪歉鋈面環海的小漁村，山水相襯，這里是惠安女的集中居住點，港口碼頭和菜市場也是惠安女集中勞作的場所。小齟泳環宸擲牒蠖懶⑽鎮，但仍然同凈峰的服飾打扮趨同。大鲇胄觶其地理位置都位于半島，腹地及海岬，人們多數過著漁民生活，是惠安女聚居的兩個重地，并且代表了惠安女服飾文化的兩種類型。

2.3 兩極化

在邊遠貧瘠的半島上生存的惠安女服飾，表面看是人們在生活中反復出現的淺層活動體現，實質是一種來自惠安女心中的自發性和自為性，是一種深層次的傳承習俗。而在服飾的花色品種標新立異的今天，惠安女服飾作為“現代服飾中的一朵奇葩”，已經隨著音樂、舞蹈走上銀幕，作為休閑服務旅游業的形象標簽，被更多的人認識，這種行為已加入了官方的倡導，甚至是商業帶動。在穿惠安女服飾的人群中，一方是作為傳統的繼承，接受這種約定俗成的服飾，在勞動生活中體現其實用價值；一方是作為傳統的弘揚與創新，在現代文明中體現其商業價值。這兩種現象是現代文明進程中的必然趨勢，現代化的進程給惠安女服飾帶來了新的活力，同時也造成其服飾的同化和退化。

3 惠安女服飾變化的原因分析

3.1 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

惠安地處東南沿海開放前沿，經濟水平的提高，人們被新時代的信息所情迷。慢慢冷落了那種接近自然的純色，大紅大藍大綠的搭配已經顯得老土。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日常生活中選擇了簡單的現代服飾。從走訪的小齪痛鮒鋅梢悅饗緣乜闖觶小齙囊路保留的比較原汁原味，穿傳統衣服的人也比大鋈碩唷4齙姆飾已經稍有偏離傳統。如今，頭巾的傳統色已經改變，寬筒褲不流行了，大黿滯罰人們更習慣穿西褲或是牛仔褲。從老人口中得知，大齙姆飾顏色淡雅，而小齙姆飾色彩濃烈，大紅大綠。是因為大霰刃齦輝＃傳統東西受現代沖擊較大，遺失得較快。

3.2 思想觀念的變更

隨著教育水平提高，思想觀念不斷沖擊著惠安女的生活方式。年輕的女性已經不像長輩那樣，接受那種約定成俗的服裝。當人類社會的大分工形成之后，不同工作的各個階層，思想意識上會考慮服飾是否利于行動及工作場合，因此有了不同的標準。早些年，惠安女作為體力勞動者的突出代表，其著裝心理中占突出地位的便是服飾不影響其工作的效率。如今現代人對服飾需求的意志指向使女性的思想觀念轉變了，傳統服飾已經有點不合時宜，更多年輕女性紛紛選擇現代時裝。思想觀念的改變使得傳統服飾沒有了傳承的余地，且年輕人的思想很容易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原先對傳統服飾的認知很容易發生改變。

3.3 惠安女對自身服飾價值的不自信

許多學者從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等方面進行研究，惠東人群并沒有自己獨特的風俗習慣，自己的語言。如前所說“基本斷定惠東人群是土著也是古越族的殘余，是經過歷代漢化而演變的漢族人士，而非少數民族”。因此少了更多少數民族政策上的尊重和保護，民族認同感模糊，這是個類似謎，現在看到的只是謎面，還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探討。惠安女覺得穿著傳統服飾進城，往往會引起眾人的關注，而使她們顯得鶴立雞群。她們對趨之若鶩的旅游者穿起惠安女服飾感到不解，低估了自身服飾及其民俗文化價值。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惠安女自我意識上的求同思想，更加深她們對自身服飾的信任危機。

4 結語

以上分析表明，惠安女服飾在現代化進程中有了新的適應與變遷。這種文化變遷中既有對傳統的保留也有改變，需要正確引導，避免退化同化。以調研者所感知的當地行為方式及其思想觀念的轉變，意識到傳統服飾正在慢慢衰落，在邊遠的漁村人們還是熱愛穿這種服飾，但是年輕人對傳統卻很冷淡，失去熱情和喜歡是很可怕的。

參考文獻：

篇6

有法無德，易使人之大部心智游離；有德無法，放縱至惡之徒為非作歹，唯德法兼備，正社會之風，助國之昌榮。

[-找文章到網]古往今來，法與德相容相生，相較相長。當歷史的車輪駛入現代文明熠熠生輝、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二十一世紀，綿長的車轍印證了這樣一個定論——法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特別是在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彰顯社會文明進步程度的法律制度還有諸多不完備之處，單純依靠這樣的法律來調整十三億泱泱大國顯然力不從心，而借助傳頌千年的中華美德正是我們治國興邦的又一法寶。

“以遵紀守法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是總書記關于社會主義榮辱觀重要論述中概括法德關系的最精妙之語。它既從正面肯定了法的強制性，又從反面強調了德的規制力。正反比對，法德互補，“一榮一恥”充分地詮釋了法治與德治的相輔相成、和諧統一。

以遵紀守法為本文來自榮，既強調了法律作為調控社會的主要手段不容踐踏，又教育了全社會牢固樹立遵紀守法的道德標尺。將法治寓于德治，以德治推動法治。

以見利忘義為恥，既蘊含著“勿以惡小而為之”的道德警戒線，又隱藏著懲治危害國家、集體、他人利益的法律制裁鞭。德治與法治并重，教育與懲罰結合。

當今的中國是加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物質文明的進步確實是中國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的硬件條件。但相對薄弱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不容忽視。我們不得不承認，如今的社會，“見利忘義”之為比比皆是，且有愈演愈烈之風。如果說集貿市場的缺斤短兩可以用“見利忘義”草草代過，那么英語四六級泄題、制賣假文憑、抄襲研究論文等行為就是對科學知識的踐踏，假化肥、假農藥就是對衣服父母的毒殺，假煙酒、假奶粉就是對人類生命的漠視，販賣假鈔、假證件就是對國家利益的侵蝕。所有這些“見利忘義”都起源于道德的缺失，歸結為對國法的蔑視。因此我們說，“見利忘義”既是違反道德倫理和道德規范的行為，也是違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法律規范的行為。正如馬克思說過，“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著絞首的危險。”

篇7

他是2005年最出色的紀錄片《灰熊人》的導演，他濃縮了動物保護主義者提摩西?崔德威(Timothy Treadwell)不平凡的一生，也講述了一個迷戀灰熊的人被他的熊殺死的過程：他也是好萊塢2006大片《重見天日》(Rescue Dawn)的導演，影片根據他在1997年制作的紀錄片《振翅高飛》改編而成，這部紀錄片曾經為他贏得了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的評審團特別獎。

沃納?赫爾佐格1942年9月5日生于德國慕尼黑，14歲開始徒步旅行，游遍英國，希臘，墨西哥、蘇丹：19歲那年，用一臺35mm攝影機拍攝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片，26歲時，他的首部長片《生命的訊息》(signs of Life)獲1968年柏林影展銀熊獎。該片描寫了納粹在被占領的希臘的暴行，但影片并不僅限于對歷史的如實描繪，而是留下更多的篇幅將這種暴行寓言化，普遍化。正是這種對人類歷史，政治的終極思考，使影片呈現出一種非凡的品質。

或許跟少年時代的游歷相關，沃納?赫爾佐格的影片大多在遠離現代文明的偏僻地區拍攝，在人與環境的交流與碰撞中巧妙地講述人力與天意的對抗；而影片中的主角大多是孤獨的狂人；赫爾佐格的電影以寓言的手法解構現代文明機制與大眾文化，創作力十足且充滿挑戰性。在拍攝《玻璃精靈》一片時，他甚至對全體演員進行催眠。在1972年的作品《天譴》中，赫爾佐格再一次將歷史事件寓言化：16世紀歐洲殖民者侵略美洲的冒險在片中成了一個激情而孤獨的狂想者的瘋狂行為，歷史背景被從影片中剝離出來，而人性本身才是導演最關注的主題。《天譴》在當年大受好評，赫爾佐格也成為國際影壇最受矚目的德國青年導演。兩年后，他的名作《加斯?荷伯之謎》在戛納電影節上獲得國際影評人聯合會特別獎。

從1962年至今，他一共拍攝了46部電影，還出版了10多本散文、導演過十多出歌劇……而集中體現赫爾佐格風格的還有他的御用樂團一Popol Vuh，這是一個1969年成立在慕尼黑的前衛迷幻樂團，團名來自瑪雅文化中說明人的起源的神圣之書，意指“相約之處”，樂隊作品大多飄渺出世，充滿神秘感，帶有強烈的南美、印度等異域元素。赫爾佐格與Popol Vuh，讓電影和音樂成就了彼此。

《沉默與黑暗的世界》Land of Silence and Darkness 1971

一部關注聾啞盲人群的影片。導演的關懷透過鏡頭語言，不僅達成了對這些在溝通上有問題的人群的理解，而且以悲憫的情懷表達了人的最根本需要是愛，而愛是通過溝通來完成的這一主題。

影片結尾，一位中年聾盲人由于長期受到他人的不解和冷遇而深受傷害，拒絕了別人伸出的援助之手。鏡頭最后跟隨著他離去的身影，遠遠地看著他用手摩挲著一棵小樹――他的痛苦來源于人類，但似乎只有非人類的生命能夠給他心靈的安慰。

《白鉆石》The White Diamond 2005

本片講述了倫敦大學的Graham Dorrington博士到亞馬遜叢林試飛自己研發的氫氣飛船的故事。主人公帶著童年的夢想跌跌撞撞地努力著，他向往自然，虔誠而執著。

Dorrington遇到過很多困難。首先他失去了幾根手指，在飛船實驗中也一直遇到各種小問題，比如發動機故障，突如其來的暴雨等。更為不幸的是，十年前他的攝影師好友和他一起進行野地考察時突然遇難身亡。這些不幸和困惑在赫爾佐格的巧妙鋪陳下變得異常真切而動人。

片中的當地人也給我們留下很深的印象。赫爾佐格把一片美麗，富有想象力的土地靜靜地呈現在觀眾面前，使影片具有無限張力。

《灰熊人》Grizzly Man 2005

“謝謝你們愿意做我的朋友，我愛你們，我會為你們而死!”這是野生動物保護者提姆?崔德威爾對灰熊的呼喚。

提姆?崔德威爾13年來，每年都到阿拉斯加的卡特邁國家公園拜訪他喜愛的灰熊，他甚至自詡是灰熊家族的成員，他與熊之間親近的關系令人難以置信。但是自然界自有它的界限，野生動物也有人類無法理解的行為，一場幾乎命中注定的意外發生，提姆和女友命喪熊口。并且，生死瞬間，提姆的DV攝影機是開著的……赫爾佐格以這段影像作為創作的起點，利用提姆自拍的100小時錄像素材，加入自己的巧妙構思，既不嘲笑也不批判，呈現了一種生活的可能性。

與《白鉆石》的主角Dorrington相比，“灰熊人”Treadwell更像一個厭世的小朋友在逃避社會，企圖通過與正常途徑截然不同的方式實現自我價值。《灰熊人》是對人生和社會的探討，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探討。按導演的說法，《灰熊人》的重點不在于野外生活的探討，而是對于人類處境的關照，透過電影我們能看到埋藏在幽暗深處的孤寂靈魂。這部電影也提醒我們，在任何一種關系結構里，雙方都不宜越界，否則后果會不堪設想。

篇8

關鍵詞：歐洲；中世紀；特權；大學去行政化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29-0172-02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歐洲的中世紀是黑暗、落后、愚昧的，而細致了解歐洲歷史的人就會發現，歐洲的中世紀不僅不是那么黑暗，反而充滿了理性之光，中世紀作為希臘羅馬古典文明與歐洲現代文明的銜接，是歐洲歷史發展承上啟下的關鍵時期，其許多特性根源于古希臘羅馬古典文明，亦有許多特性直接為現代歐洲所繼承，作為歐洲現代文明萌生的土壤，中世紀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歐洲現代文明的發展。大學――人類文明史上最美麗的花朵之一，就產生于中世紀，中世紀大學成為現代世界大學的直接源頭，這些大學對歐洲以及人類文明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

在現代人的思維中，一些常用詞語的最基本含義往往被忽略，人們往往沒有思考詞語的含義而直接去應用，例如封建社會的含義，在中國與歐洲是不同的，但是我們在使用的時候往往忽略了他們的不同點而直接籠統一概而論，陳樂民先生講過，要對一些習以為常的詞語的含義進行重新定位。同樣，大學這個詞語的含義也是如此，在中世紀的大學的具體含義又是什么呢？中世紀大學的稱謂經歷了stadium（學校）、stadiumgenerale（大學校）到universitas（大學）的轉變，名稱的不同代表著大學特征和規模的變化。Stadium（學校）繼承了古希臘學院的特征，比較簡陋隨意且有希臘游學的特征，Studiumgenerale（大學校）具有國際性特色，課程門類齊全，是Stadium（學校）的進一步發展，Universitas（大學）是指學生與教師的整體，有相對固定的教學設施和教學人員，是歐洲中世紀大學的最典型代表，根據學者研究，universitas（大學）是最接近現代大學的中世紀大學[1]。

歐洲中世紀的大學猶如一朵美麗而又嬌嫩的花朵將人類文明襯托得如此光彩照人，探求這美麗花朵的起源，必須找到培育其生長的土壤，因此我們必須漫步到中世紀那悠遠的歲月與歐洲遼闊的疆域去一探究竟。一種新事物的產生必然會繼承一些舊事物的合理因素，中世紀的大學也是如此，中世紀脫胎于古希臘羅馬歷史的廢墟，而古希臘羅馬素有人文主義的傳統，這種精神必然得到傳承，人文主義傳統是中世紀大學興起的一大精神因素。

很多歐洲中世紀的大學是教會所興辦的學校，以便于培養宗教界人才，這在基督教作為歐洲普世信仰的中世紀不得不說是一種幸運，因為正是一部分基督教興辦的大學在以后的歲月里成為歐洲反對神學最積極的力量，并且為歐洲的進步積極努力著，因此神學也是歐洲中世紀大學興起的一大動力。亨利?皮雷納在其經典著作《中世紀的城市》中給出了中世界城市興起的經典解釋，大部分中世紀的城市不是古羅馬帝國原有的城市，那些城市已經因為各種原因所荒廢，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大部分歐洲中世紀的城市是一些手工業者，商人新建的城市[2]，是在其聚居所的基礎上發展而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開始形成，知識分子群體也開始聚集，并且在某處講書著說，這為歐洲中世紀大學的興起提供了場所和人才。

在歐洲中世紀廣闊的大背景下，最能引起我們重視的應該是代表宗教力量的教皇與代表世俗力量的封建主之間的爭斗，這是貫穿中世紀始終的旋律，而大學則可以利用二者爭斗留下的權力真空來發展自己以及從二者之間獲得某些權力，教皇與封建主之間為了拉攏大學的力量從而孤立對方，也會為大學提供某些特權。隨著的進行，歐洲人見證了阿拉伯文明的興起，十字與新月兩種文明之間不僅有軍事沖突，更有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歐洲人在翻譯和閱讀伊斯蘭、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各種著作中重新發現了西方文明的源頭，開始“發現歐洲運動”，導致了歐洲發展文化的熱潮。也有個別大學的興起是由于某些特殊的因素，例如地處特殊的地理環境，意大利南部的薩萊諾大學，由于靠近大海，氣候宜人，風光旖旎，使人心情愉悅，是休養生息的理想場所，這些得天獨厚的優勢使這里辦起了醫學院[3]。

歐洲中世紀的大學數量較多，比較著名的大學有薩萊諾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巴黎大學等等，這些大學各具特色：薩萊諾大學是歐洲醫學教育中心，博洛尼亞大學是典型的學生大學，巴黎大學是典型的教師大學[4]。歐洲中世紀大學最大的特色在于擁有很大的自與特權，這是大學崇高地位的體現，大部分大學無功利性，很多大學具有宗教特色，大學內部蔓延著中世紀神學的幽靈，為基督教神學服務。歐洲中世紀的大學帶有國際色彩，這是對希臘學院游學傳統的繼承，但是也具有地方保護主義的色彩。歐洲中世紀的大學在普遍意義上的特權主要有：罷課及遷徙自由權、學術自由、免稅免服兵役權、司法自治等等，這些特權不是從空而降的，是大學師生長期通過與教皇和封建主不斷的斗爭與合作得來的，教皇與封建主為了獲得大學的支持也往往樂意為其提供許多特權，若是大學與神學或者世俗力量發生沖突，可以進行罷課或者另換校址，大學師生不論出身如何，都享受貴族和教士的待遇，并且免除稅收和兵役，許多大學設有特別法庭，享受司法自治，大學內部的司法事務可以自行通過法庭來解決，學術自由則保障了學術的健康發展，不受或者少受外來力量的干預，從而保持知識與學術的神圣性。中世紀大學一般設文學院、法學院、醫學院和神學院四個學院，講授文法、邏輯、算術、幾何、天文和音樂等“自由七藝”，①總的來說歐洲中世紀大學已經有了現代大學的雛形，成為現代大學的直接來源。

中世紀的大學是中世紀的歐洲遺留給人類最有價值的遺產之一，中世紀大學作為現代大學的直接來源，奠定了現代大學的基礎，成為現代大學的源頭，中世紀的大學也極大地豐富了人類的精神世界，留下了許多文化瑰寶。大學本質上是一個教育學術機構，歐洲中世紀大學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教會神學學校獨霸歐洲的局面，促進了教育的世俗化發展，其獨立性和特權也有利于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發展。歐洲中世紀的大學保存與翻譯了希臘羅馬古典文明的書籍，使歐洲人重新發現了西方文明的源頭，在歐洲文化史上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避免了歐洲文明的斷層和缺失，隨著大學在全世界范圍的興起，人類文明得以更好地傳遞與發展。在看到中世紀大學上述積極意義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中世紀大學在歷史發展中的消極作用。很多中世紀的大學為基督教會所控制，沒有擺脫宗教的束縛，反而成為宗教頑固守舊的堡壘。

現代歐美大學繼承了中世紀大學的優良傳統，而這也使很多歐美大學成為世界級名校。基辛格在就任美國國務卿時，哈佛大學就要求其辭去教職，②因為大學要保持其獨立性就不能容忍政府的插手，在知識與權力之間，哈佛毅然選擇了前者。大學是追求知識與真理的地方，若是被政治與權力所染指，大學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何在？大學何以為大學？大學之大，在于有名師，有大師，教授敢于直陳己見，教師和學生是學校的主人。

陳寅恪先生曾經在王國維先生的墓碑上寫下“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箴言，這是他心目中的知識分子應該有的品性與理想的大學精神，而這一箴言也很好地詮釋了大學人士應該擁有的品質，而陳先生在實踐中更加踐行著這句箴言，在《對科學院的答復》一文中明確地寫到：允許中國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為了信仰與真知而不畏政治壓力，這才是獨立的知識分子所該擁有的氣節，這是陳寅恪先生對行政權力的反抗，對學術權力的捍衛，這種精神來自于陳寅恪先生所生長與受教育的歷程中，因此那個自由寬松的時代才是大師輩出的時代，而當大學行政權力超越于學術權力之上，并幾乎主宰一切之時，鮮有大師再會出現。幸運的是對于大學過度行政化這個問題，已經有足夠多的人認識到并且致力于解決這個問題。原中科大校長朱清時先生創辦南方科技大學，借鑒世界一流大學辦學模式，倡導學術主導和學術自治；南京大學110周年校慶實施了“序長不序爵”的接待校友的原則，按照年齡來排座位，而不是按照官職來排座位。朱清時的南方科技大學和南京大學的“序長不序爵”的原則很好地邁出了開拓的步伐，相信去行政化這條路會有后來人一直踏實地走下去，去還原大學的源頭――歐洲中世紀的大學――的精髓和本質，即獨立性與自主性。返璞歸真并不是向后看，而是去尋找最初的美好，來改變現在的歧路，歐洲中世紀大學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對中國大學去行政化是非常有借鑒意義的。

參考文獻：

[1]延建林.中世紀大學稱謂的變遷[J].教育學報，2007，3（6）.

[2]亨利?皮雷納.中世紀的城市[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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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群山之巔》 生態意識 自然 文化

遲子建的小說不僅有著對自然詩意的描寫、美妙的意境，并且在內容上也關注人類與自然、自身的現實關系。作者對鄂倫春族文明的凋落譜寫了一首挽歌，在人與自然、動物之間的關系的描寫中滲透著生態意識，尤其是在現代文明對自然環境和人類精神造成一定損害的今天，遲子建的創作就更加富有意義。

一、自然文化與生態意識

生態意識最早是由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中談到的：“我們面對的問題是，把社會意識的尺度從人類擴大到土地（自然界）。”[1]他強調將人類的道德自覺擴展到整個自然界，主動去思考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基魯索夫則將生態意識定義為：“生態意識是指根據社會和自然的具體可能性，最優解決社會和自然關系問題方面，反映人和自然相互關系問題的諸觀點、理論和情感的總和。”[2]我國學者陳鐵民認為：“生態意識是一種社會意識，是根據社會生態系統運動規律，如何從最優角度反映、解決人、社會與自然關系問題的認識。”[3]強調的是人對自然的主動性的重要性。劉湘溶將生態意識定義為：“人類以對包括自己于內的自然中的一切生物和環境的關系的認識成果為基礎，而形成特定的思維方式和行為取向。”[4]可以看出，自然意識就在人類不斷的發展過程中，對于處理人與自然、自身的方法進行不斷調整。

（一）“天人合一”的傳統生態觀

首先遲子建小說中“天人合一”的生態觀表現在對大自然的敬畏上。現代科技的發展使得人無所畏懼，生態危機接踵而來。正如羅馬俱樂部創始人佩奇說的：“人類的困境正是傳統發展觀導致的必然結果，人們忘記了自然是賦予人類的發展的基礎。”只有像恩格斯所說：“我們統治自然界，絕不像征服者y治異族一樣，絕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的，我們連同我們的血肉和頭腦都屬于自然界。”[5]如此，人類才能躲過自然的懲罰。

這種“天人合一”的生態意識還體現在人與自然情感的互通中。“天”是生命的起源，即自然界的萬事萬物。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安雪兒眼中，月亮、星星是和人類一樣的玩伴，同樣有生命。“人類早期的醫藥儀式，薩滿教通過唱歌、念咒、跳舞來治病消災。他們認為疾病是由于自然界失去平衡與和諧的狀態而導致的，古人通過肉體與地球的類比來解釋和表現平衡。”[6]這些早期人類的幻想通過與自然、自身的情感結合、互通。

（二）動物形象的靈性體驗

遲子建筆下的動物形象具有人類的情感，有生命之物和無生命之物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界限。小說《群山之巔》中，辛七雜的出場伴隨著一群雞鴨鵝狗的出場，這些生物能體會出人身上死亡的氣息。繡娘的白馬更是靈性的代表。正如史懷澤提出“敬畏生命” “尊重生命”。他說：“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從人的生命立場來看的、顯得低級的生命也是如此。”[7]就是因為做到了敬畏生命，遲子建筆下的動物形象才能被人類用心去感知，從而獲得了一種情感上的溝通。

在人與動物的相互關愛中，人類得到心靈的慰藉。遲子建的動物世界里沒有較多地對兇猛動物的力量的贊美，較多的是對通人氣的動物的關注。利奧波德的大地理論認為：“氣候、水、動物和植物都是大地共同體的一員，都有它存在的權利。”遲子建更是將動物作為同樣具有情感的個體與之相互關愛。辛開溜將狗取名愛子，這只狗已經成為他思念妻子的寄托，也是唯一的伴侶。文章寫道：“辛開溜的墓地是愛子選的……當辛開溜的靈車到達龍盞鎮時，愛子在北口迎接，嗚嗚嚎叫，它在西山刨的墓穴，印滿花形爪印。”[8]298

二、人文文化與生態意識

與張煒、郭雪波、葉廣芩等作家一樣，遲子建的小說有著濃厚的生態意識，這不僅僅表現在對自然景觀和生物的關注上，也表現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生態變化、科技對人的精神狀態的影響、社會的危機以及古老文明、習俗的衰落等問題上。

（一）現代化文明進程中的生態意識

遲子建的大量作品，如《北極村童話》《福翩翩》《額爾古納河右岸》《白雪烏鴉》抒寫的是對古老鄉村文明和大自然的美好體驗。遲子建生長在黑龍江的大興安嶺，童年的鄉間記憶讓遲子建對人生有著最樸素的理解。正如她說：“可能是因為我自幼生活在大自然中的緣故……雖然小說是作家創造的，但我的感覺也是自然創造的，所以它就更應該是美的。”[9]可見大自然在遲子建心中的價值和對其創作的影響。

小說《群山之巔》的故事發生在龍盞鎮。“鎮”是具有特別意義的，它既有城市的特點，又有鄉村的一些性質。在20世紀的中國，每一個鎮都發生著社會的轉型。小說雖然沒有直接描寫城鎮是如何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建設，但一系列事件如毛蟲災害、農藥、食品添加劑的過度使用、安大營掉進河道大坑的死、地質工程師的探礦，都反映了現代化正滲透著這個城鎮。而作者的意圖則是通過唐漢成來敘述的：“而他在山里長大，熱愛大自然。每當疲憊地回到青山縣，看見山，看見清澈的河流，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他的血液就暢通了，一路的風塵也被洗去了。”[8]43對于礦物勘探者而言，不惜采用誤傷的手段來維護龍盞鎮的“太平”。

（二）鄂倫春文明的挽歌與生態意識

中華民族各民族相互融合相互包容，在團結中形成了各自獨立的精神文化。如果要找尋漢族凝聚力的來源，曾認為：“農業經濟是一個主要的因素。看來任何一個游牧民族只要進入平原落入精耕細作的農業社會里，遲早就會服服帖帖地、主動融入漢族之中。”[10]在遲子建筆下，不論是《北極村童話》，還是《額爾古納河右岸》，都是用鄂溫克族的歷史、風俗、建筑、飲食乃至薩滿文化，來表達對這種古老文明衰落的惋惜，但《群山之巔》卻用更加深刻的筆觸把目光落在了城市對鄉村文明和人類思想生活的影響之上。

首先，遲子建歌頌了鄂溫克族人的原始的生命力、活力，“我從小在大興安嶺長大……這支部落現在就剩兩百多人了，我去內蒙古的根河追蹤這支部落的時候，心情是沉重的。我痛心的是，現代文明的進程正在靜悄悄地扼殺著原始之美、粗獷之美。”[11]遲子建筆下的鄂溫克族人充滿了原始的生命力、活力，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的方式”保留了原始人類的生機。古約文鄉是鄂倫春人的居住地，繡娘的身上較多地保留著古鄂倫春人的活力，心里也像明月般純凈。

其次，風葬等一些習俗也體現出鄂倫春文明所具有的生態意識。“風葬”是一種古老的葬俗。黑龍江省興安嶺地區的鄂倫春族在樹杈上或樹與樹之間搭橫木，上鋪籬笆，將死者放上，再以樹枝或籬笆覆蓋。也有將死者裝入木棺再置于樹與樹之間的橫木上的。[12]這種喪葬形式的產生，一方面是由于鄂倫春人外出行獵經常有人死于山中者，這是及時安葬的手段；另一方面，喪葬是一種宗教性的習俗。風葬在一些居住形式上類似巢居，是遠古時代人們巢居的生活情景在葬俗中的一種折射。遲子建也認為：“他們為什么風葬？ 在我想來，就是他們要讓自己的軀體與天相接，靈魂這時就會在晚風和晨露中脫殼而出，化做云朵。”[11]

三、對人類精神冷硬的批評

遲子建曾經說：“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沒有任何地方會成為世外桃源。過去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更是人的意義上的。”[13]由此可見，遲子建作品的生態意義包含著人類精神上的生態精神。

遲子建的小說塑造了許多充滿神性的美好人物，但S著現代化大潮的侵襲，人的惡逐漸暴露。《群山之巔》里，安雪兒可以說是美好人性的代表，她像塵世中的精靈一樣。她的父親安平是個正義、重感情、有擔當的漢子，奶奶繡娘更是具有少數民族人民身上特有的熱情與古樸。在這種對比下，辛欣來就顯得充滿了人性之惡――他嫌棄龍盞鎮家鄉。老魏則崇尚享樂消費主義。還有單爾東，成名后拋妻棄子。這顯然是經濟浪潮蠱惑了鄉土人們，使他們出現了虛榮心與欲望。不過，遲子建在惡中始終堅持著把溫暖和愛留給了這個世界，她堅信“這個世界上的惡是強大的，但比起惡來，愛與美更強大”[14]。

遲子建的作品在當代主流作品中題材和人物形象都是獨樹一幟的，也正如她自己所說：“就像大興安嶺一樣，它太偏遠了，不是什么中心，就在邊邊角角的一個小地方，你可以注意它，也可以完全把它忽略。個人的能力太微弱了，別說一個作家對文學史有多大影響，我覺得我能對自己有點影響，不停地用寫作來改造自己，就挺了不起了。”[11]遲子建就以這樣的方式來守衛著這片美好的生態理想家園，帶領人們關注自然，引領人們的新視野和新生活。

參考文獻：

[1]奧爾多?利奧波德.沙鄉年鑒[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2.

[2]B?基魯索夫，著.余謀昌，譯.生態意識是社會和自然最優相互作用的條件[J].世界哲學，1986（04）.[3]陳鐵民.論現代生態意識[J].福建論壇（文史哲），1992（04）.

[4]劉湘溶.論生態意識[J].求索，1994（02）.

[5]馬克思.馬克思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6.

[6]張艷梅，吳景明，蔣學杰.生態批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8.

[7][法]史懷澤.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69：133.

[8]遲子建.群山之巔[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9]遲子建，周景雷.文學的第三地[J].當代作家評論，2006（04）.

[10].中國文化的重建[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28.

[11]郭力，遲子建.遲子建與新時期文學――現代文明的傷懷者[J].南方文壇，2008（01）.

[12]夏之乾.風葬略說[J].內蒙古社會科學，1982（04）.

[13]遲子建，劉傳霞.我眼里就是這樣的爐火――遲子建訪談[J].名作欣賞：鑒賞版旬刊，2015（28）.

篇10

上古的題材，我們可以在近期北京的舞臺上看到，不管臺灣來的云門舞集，還是中國的精衛等等，都是上古先秦的題材，至于，為何選擇上古先秦，每個作者編者和舞者的動機是不同的。

舞之，蹈之，舞蹈的起源，手之舞，足之蹈，構成了基本的形體表達，與相類的音樂、文字也都充當同類的人類學功用。人類有了舞蹈、音樂和文字，估計神靈就開始畏懼，大地就開始顫抖了，以為，人類有了與自己吶喊的巫術與胴體圖騰。就像少年派的漂流，他找到了制服猛虎的法門，人與神之間，有了教法之前的教法，有了震懾人心的震懾，有了自我觀照的觀照，有了回到本原的本原，有了命名天地的形式，有了表達孤獨的語言，有了戰勝恐懼的密語，有了將軍密令，有了利鈍兼收，因此，也就有了基本的心理需要，一旦，道統崩塌，魂歸何處。清朝的皇帝廢了，道統崩塌了，孔子、釋迦、老莊都成了歷史的材料，價值的判斷如糞土草芥，歷史不值錢了，更何況上卉舞蹈記憶？

1929年的啟蒙

啟蒙一辭，有些泛濫了，但此處不得不提出，憲法是第一的。《獨立評論文選》中，可以閱讀到了1932年前后，主編下的進步雜志，胡道維介紹英倫、歐陸和美國的制度源流。這些體制邊緣，就是音樂舞蹈的肩蒙，法日本，法德國，法英國，法蘇俄，法美國等等。中國內地的舞蹈現代啟蒙，是日本與德國表現主義的交集。吳曉邦先生是孤獨的勇者，先鋒。

現代性是充滿誘惑的，不論是柏克還是蘭克對近代中國第一流的思想人物，影響是心智深處的，但是，中國思想的現代啟蒙，又是曲折的一把矛盾。1911到1948年，1978年后，成為了中國內地兩次思想啟蒙的火熱期，舞蹈也充當的活躍的角色，在1980年代，舞蹈的表現更為強烈，如賈作光先生的《海浪》等。

兩個時代的啟蒙，同樣充滿力度，民國的舞蹈啟蒙是有與沒有的問題，80年代的啟蒙是蘇美對峙的問題，渴望多元的問題，走出意識形態的問題，面對國際化的問題，兩岸四地競賽的問題，為華族華人表達的問題，回到中國文化本我的問題，觀念交織的問題。

舞蹈為何表達？

新千年，末日后，這屬女權的時代，弱者抗辯的時代，為個體抗爭的時代，經濟分析的時代，這時代大致半世紀左右，時代鐘擺又將同歸雙魚座的暴力與熱血，但這焦慮的前半程，消費主義的女性氣質，是自遣自戕也是自救，為權利而抗爭，爭取弱者的自由就是爭取一切的平等與自由，“我之利，當取同之”（德國諺語），權利法定，人權與平衡厘定之前，一切虛無。

末日，何以重生？過去，我未生時屬于歷史，易滋生惰性；未來，創意想象畢竟不可得；今日，于末日之前，急迫緊張焦苦，政經波橘云詭，自性恍惚搖動：本我是空，自然明白，自我私欲，何以枷鎖教誡，超我之念，何以沖決網羅，虛偽？南美人的政經神話魔咒，何意大加撻伐，抄底，貨幣控制墨西哥，粉碎謊言？巫與舞者，可信？可用？

現代社會是消費主義控制的時代，、文明、性與理性是時代的枷鎖，也是民眾捍衛自我的語言和法門，對治現代文明宰治特立法門，神與人之間的巨大空隙里，巫與舞者貌似救世胴體圖騰，末日，其可用？可信？道成肉身？體露金風？體誠？何以重生？

金剛經育，不取于桕，如如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