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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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外通用基尼系數來衡量一國國民收入分配差距。自2000年開始，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0.4的警戒線，2010年為0.481，2011年為0.477，2012年為0.474，2013年為0.473。我國的基尼系數表明我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突破了合理限度。

我國現階段的收入分配差距，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行業間收入差距大，壟斷性、資本密集型等行業收入偏高；第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雖然近些年來城鄉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但二者差距仍較大；第三，區域間收入差距大，東部明顯高于中西部；第四，不同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明顯，高、低收入者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

目前，國內外學者分別從政府因素、市場因素、人力資本和灰色收入等多方面角度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進行探究，政府也從稅收、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角度的政策措施努力改觀現狀。然而，這些都未解決收入差距問題，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講是在生產方式之中引起的。

二、中國經濟高增長時期的資本深化與政府投資偏好

馬克思經濟學分析，資本對勞動的比例越來越高（即資本深化），會造成收入差別的擴大。而反觀我國的工業經濟發展過程，實際上就是一條資本不斷深化的發展之路。

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呈現出持續快速增長，主要得益于工業化進程和對外開放。我國的工業化發展長期以重工業為主導，并高度依賴大規模的資源投資。在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推動下，我國經濟得以取得長足的發展。政府連年擴大財政支出，興建很多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而且，推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其資本勞動比都在不斷提高。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便進入了以能耗性為主的工業重工化發展趨勢。而且，在過去的10年里，我國經濟的資本密度發生了顯著而快速的上升趨勢，這說明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資本深化”。

三、資本過度深化后的行業、城鄉、區域收入差距

在市場經濟中，各種生產要素、資源由效率低的部門和地區會流向效率高的部門和地區，從而促進了后一類部門和地區的快速發展。而這種生產要素在城鄉、行業、地區及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之間分布的不均衡，造成了我國收入分配上的不均衡。

長期以來，金融、電力、電信、石油、交通等壟斷行業，憑借其優勢地位獲得高額壟斷利潤。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2005年度，12家利潤超過100億元的中央企業，其員工工資是全國工資水平的3-4倍；如果再加上工資以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將可能在5-10倍。

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之下，農民收入長期低于鎮市居民收入。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年鑒數據，1999年我國城鎮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5854元和2210.3元，收入差距為2.65倍；2009年分別為17175元和5153元，收入差距為3.33倍。

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地區率先實現了超前發展，東、中、西部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從城市來看，1981年，城鎮居民收入在東、中、西三大地區的收入比為1.2：1：1.18；1991年，三大地區的收入之比為1.48：1：1.10。從農村來看，1978年，三大地區農民收入之比為1.36：1.09：1；1999年，三大地區的收入之比為2.13：1.35：1。

四、資本深化的適度是縮小初次分配領域收入差距的根本方法

一般來說，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政府會通過再分配政策緩和并縮小不平等，但是，這種修補和彌合是有限度的、不可持續的。從根本上來講，要解決收入分配的差距懸殊問題，從初次分配領域就著手是更具根本性、可持續性的。

首先，資本深化應該適度。資本深化對于經濟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驅動性，然而資本深化過度帶來的行業發展差距，會影響不同行業、區域、階層居民收入分配，這是國民收入在初次分配領域形成的根本性差距。因而，當前我國提倡資本優先、技術優先等應該適度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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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級人才；優化配置；制度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2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4-0106-03

一、相關概念和理論闡述

（一）高級人才的概念界定

高級人才是人才的精華部分，是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和決定性資源[1]。一般認為，高層次人才在人才結構中居于頂端的位置，擁有淵博的知識和精湛的技能，處于各專業的前沿，在國內外有較大的影響力，在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教育和文化領域中，以其創造性勞動為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做出突出貢獻的人[2]。本文所指的高層次人才，是指在某一學科或專業領域有較深造詣和較高威望，在重要崗位上工作，能承擔重要任務而對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創新發揮較大作用的人才。

（二）相關文獻綜述

1.交易費用理論?？扑梗–oase）在1937年發表的《企業的性質》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他認為，市場中存在著交易費用。當企業依賴外部服務商時，則把市場合約作為治理結構形式；當依賴內部員工時，則把組織等級制度作為治理結構的形式；當獲得投入的質量相同時，企業將選擇總的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結構。所以，當企業長期擁有高級人才的成本很高時，市場治理結構能夠更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通過市場機制，非永久的引進高層次人才是更有效率的選擇。

2.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理論的奠基人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可定義為勞動者的知識、技能和健康狀況的總和。關于中國的人力資本配置制度，鄭偉（2004）提出中國的人力資本配置制度應主要從配置的政策法規、市場配置制度、配置的價值觀念等基本制度安排入手，進行相應的創新，進而推動整個人力資本配置制度的發展[3]。宋曉梅（2006）認為中國的經營者選拔制度以行政任命制為主，激勵制度不健全，約束制度內部沒有形成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外部市場約束機制也存在問題[4]。提出了對改革經營者選拔制度、激勵制度和約束制度，實現經營者市場配置制度的創新。

二、中國高級人才配置現狀

高級人才理應憑借其扎實的專業基礎和出色的創新能力在各個領域起到領頭羊的作用，但是由于體制等原因，許多高級人才并沒有發揮出他們全部的知識才干。20世紀末的經濟體制改革在打破壟斷，構建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方面已經卓有成效，但是在人力資本配置，尤其是高級人才的配置方面，壟斷的堅冰仍然存在著。體制原因導致中國的高級人才配置存在的主要問題有：第一，一些高級人才的專業素質出現下滑。為了規避市場風險，更多的高級人才傾向于一種體制內的工作，如政府機關、高校、大型國有企業等，由于缺少有效的市場競爭和激勵措施，使一些高級人才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安于現狀、不思進取，導致人才質量的下滑。第二，市場配置機制的不健全導致高級人才流動存在障礙。經濟學家認為，任何要素只有在流動起來后，才能在生產中得到最佳利用，并實現利潤最大化[5]。目前中國人才處于計劃和市場的雙重機制的配置下，制度的不健全人為地阻礙了人才的自由流動，把人束縛在某一地區，使人才難以按市場經濟的需求流動起來，阻礙了人力資源配置的優化。

三、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研發投入產出的實證研究

由于許多高級人才都處于研發領域，所以本文選取了G8國家和臨近的韓國在研發（R&D）領域投入產出現狀與中國作比較分析，運用DEA方法和DEAP2.1軟件，試圖反映中國目前R&D的人員投入和產出在國際上的水平，進一步論證中國高級人才配置方面存在的問題。

（一）評價指標的選取

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和一致性，本文選取了1個投入指標和3個產出指標。研發投入指標上，本文選擇了科研人員全時當量這個個指標。研發產出指標上，本文選用了專利數量、高質量科技論文數和高技術產品出口額以作為研發活動的四大產出指標。

（二）研發的總效率評價

總效率也稱綜合效率或規模技術效率（crste），當某被考察各決策單元的總效率值為1時，稱為有效。當被考察單元同時達到技術有效和規模有效時，則為規模技術有效，crste由B2C模型來測度。由于一些國家近幾年的數據有缺失，所以本文使用了最近的2007年的數據來分析投入產出效率。表1為2007年G8國家以及中國、韓國在研發方面投入產出的原始數據。

根據表1的內容，用DEAP2.1軟件中的B2C模型分析各國的數據，可以得出表2的結果。

由上表可以看出，中國的綜合效率值為0.589，在十個國家中排名第九，處于落后位置，并且離最優值1有一定差距，說明中國要在短時期提升研發效率是有難度的，必須要依靠長期的制度改革才能達到理想的效率值。另外中國的純技術效率值遠遠高于規模效率值，說明造成中國綜合效率偏低的原因是規模效率的低下，即人員投入未達到最佳值，而規模效率處于遞減狀態則說明了目前中國科研人員投入相對于產出過剩，存在人才閑置、人才流動不暢等現象。

將表2中的各類效率做成折線圖（如圖1所示），可以直觀的看出中國的科研人員研發投入產出效率較低的事實。

四、高級人才配置效率低下的制度經濟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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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糖尿病;血漿致動脈硬化指數;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動脈硬化(AS)是心腦血管病發病的病理生理基礎,而血脂異常是AS的重要致病因素之一,主要包括高三酰甘油血癥、HDL-C降低、LDL-C升高。LDL-C易于發生氧化,較大而疏松的LDL更易致動脈硬化。目前用于直接測量LDL顆粒大小的方法復雜耗時,所以臨床不能廣泛使用。Dobiasova[1]等研究證明TG與HDL-C比值的對數轉換值可作為反映LDL顆粒直徑的一個間接指標,建議將此指標稱為血漿致動脈硬化指數,AIP與LDL顆粒直徑具有很好的相關性。美國膽固醇教育計劃成人治療專家組的第三版報告(NCEP-ATPⅢ)提出non-HDL-C作為降脂治療第二目標:即TG增高,會增加動脈粥樣硬化危險,也應進行治療。本文旨在探討糖尿病患者non-HDL-C和AIP水平及臨床意義,并結合臨床資料,為積極防治糖尿病提供臨床依據。

1 對象和方法

1.1 病例選擇 選取本院2008年8至2009年10月收入內分泌科住院患者,2型糖尿病診斷采用美國糖尿病協會標準。為餐后8 h空腹靜脈血糖≥7.0 mmol/L和(或)餐后2 h靜脈血糖≥11.1 mmol/L或有明確2型糖尿病史。年齡42~90歲(平均67.5歲),其中男129例,女78例。對以上所有病例,均測定其IMT,然后依據IMT的25及75百分位點(P25、P75)將糖尿病患者分成3個亞組:IMT≤0.92 mm組(n=51),0.92 mm2.0 mm組(n=45);根據彩色B超結果,以動脈內中膜光滑、IMT

1.2 方法 糖尿病組于入院3 d內采血,對照組于體檢當日采血,均空腹12 h以上,及時分離血清,應用全自動生化分析儀進行檢測,TC、HDL-C測定采用酶法,LDL-C則以Friedewald公式計算,并計算non-HDL-C。IMT測定:使用Logico-500型彩色多普勒超聲顯像儀,探頭頻率11MHz,測定頸總動脈膨大下1 cm遠端附近IMT,測定最厚處及距此遠心1 cm和近心1 cm3點,左右兩側共6點的平均值作為結果。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3.0數據庫,計數資料用χ2檢驗分析,計量資料用t檢驗分析。所得數據以x±s表示。

2 結果

1.1 糖尿病組與正常對照組的結果比較 糖尿病組TC、TG、LDL-C、non-HDL-C、AIP明顯高于正常對照組(t值分別為4.93、7.83、2.02、10.40、8.41,P值分別為0.01、0.01、0.02、0.01、0.01),而HDL-C濃度顯著低于對照組(t值為-4.40,P值為0.01)。

1.2 糖尿病患者不同IMT水平組的結果比較 不同IMT水平組的non-HDL-C、TG、TC、HDL-C、LDL-C差異有顯著性(F值分別為15.28、21.94、8.86、7.23、3.79,P值分別為0.01、0.01、0.01、0.01、0.01、0.02),non-HDL-C隨著IMT的增加而升高(P

3 討論

脂質代謝異常是動脈粥樣硬化最重要的危險因素?？偰懝檀?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特別是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或極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增高,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減低,載脂蛋白A減低和載脂蛋白B增高都被認為是危險因素。而LDL的作用倍受重視,NCEPATPIII把LDL看作是血脂控制的基石[2]。

目前我國糖尿病呈上升趨勢,AS是膽固醇、膽固醇酯在動脈血管內中膜大量沉積的病理改變。血管中的脂質沉積與血脂水平密切相關。由于各脂類指標之間的關聯性及測定試劑的標準化問題,NCEP-ATPⅢ中則更強調HDL-C、LDL-C的檢測,仍將LDL-C作為降脂治療第一目標,同時提出把non-HDL-C作為第二目標,LDL-C水平則以Friedewald公式計算為宜。

本研究顯示,糖尿病組TC、TG、LDL-C、non-HDL-C明顯高于正常對照組,而HDL-C濃度顯著低于對照組,表明糖尿病患者存在血脂水平紊亂。因為作為LDL顆粒直徑間接指標的AIP與LDL顆粒直徑呈負相關,可以認為AIP升高即意味著LDL顆粒直徑變小,那么sLDL所占的比例則增高。研究認為作為LDL顆粒直徑間接指標的AIP與LDL顆粒直徑呈負相關,可以認為AIP升高即意味著LDL顆粒直徑變小,那么sLDL所占的比例則增高。表明糖尿病患者sLDL所占的比例明顯地增高,在伴頸動脈硬化時更明顯,提示臨床應早期采取措施進行干預[3]。

有文獻報道載脂蛋白B(ApoB)可以代表除HDL-C以外的脂蛋白總顆粒數,而non-HDL-C與ApoB水平是大致相應的,是除HDL-C以外的各種脂蛋白膽固醇的總和,包括LDL-C和TG的因素在內,不需單獨測定,以TC減去HDL-C直接計算,容易得到可靠結果[4]?，F在將non-HDL-C作為第二治療目標,意味著在降LDL-C的同時,如有高TG等存在,也要進行干預。本研究顯示non-HDL-C隨著IMT的增加而升高,動脈內中膜增厚是動脈粥樣硬化的早期表現,IMT為反映動脈內中膜是否增厚的指標,故non-HDL-C水平可以間接反映動脈內中膜厚度的變化情況,而頸動脈粥樣硬化是糖尿病的重要危險因素,故non-HDL-C水平對于早期反映動脈粥樣硬化發生和糖尿病危險性具有一定的意義,以便盡可能早采取必要的干預措施。

參 考 文 獻

[1] Dobiasova M,Frohlich J.The new atherogenic plasma index reflects the triglyceride and HDL-cholesterol ratio,the lipoprotein particle size and the cholesterols terification rate:changes during lianor therapy.Vnitr Lek,2008,46(3):1521.

[2] DobiasovaM,Frohlich J.The plasma parameter log(TG/HDL-c)as an athero-genic index:correlation with lipop rotein particle size and esterification rate in apoblipoprotein-depleted p lasma.Clin Biochem,2007,34(7):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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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區別對待”到“國民待遇”

1979年以后，中國開始了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作為計劃經濟的產物，“區別對待”的政策在新的歷史時期并沒有被拋棄，相反，它被賦予了新的內容，成為中國的財政政策向“正軌”回歸的必由之路。

比如，改革伊始，政府就著手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促進農業的發展；大幅度增加對農業和輕工業的投入，試圖通過這種措施緩和農輕重比例關系嚴重失調的局面。又如，為擴大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對涉外企業實行較國內企業更加優惠的稅收政策。與此同時，國家先后決定成立五個經濟特區、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以及建立三個沿海經濟開放區，這些地區享受較其他地區更為優惠的稅收政策。至此，中國的財政政策又增加了按不同區域區別對待的內容。再如，為對內搞活、促進非國有制經濟的發展，政府逐步放松市場管制，對鄉鎮企業和私營經濟給予各種優惠政策。有關部門的統計表明，改革開放以來，非國有經濟承擔的稅負要遠遠輕于國有經濟。當然，對包括外資在內的新興經濟而言，雖然它們在某些方面享受到了優惠政策，但在相當多的領域仍然處于不利的地位。

———1998年以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趨緩， 私人投資嚴重不足，在這樣背景下，要求政府對民間資本擴大市場準入范圍的呼聲日高。一旦民間資本獲準進入原本由國有資本壟斷的領域，那就意味著私營經濟將得到與國有經濟平等的市場競爭機會。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要求政府給予中外企業以平等的待遇，歧視任何一方都會違背國民待遇原則。中國現行的稅收制度存在著許多對涉外企業的優惠政策，事實上造成了對國內企業的稅收歧視。如果不及時加以調整，勢必影響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目前，這方面的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其出臺的起因是為吸引外資、擴大對外開放。如果要對中外企業實行一視同仁的待遇，那么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由此看來，財政政策中“區別對待”的成分會不斷地削弱，相應地，“一視同仁”的成分會得到加強，這是經濟體制演進的結果，也是時代進步的要求。

二、由“生產建設性財政”到“逐步從競爭性領域退出”

“生產建設性財政”是對計劃經濟時期財政支出政策的形象概括———國家財政資金主要用于滿足生產建設的需要，而投入到非生產部門的資金卻嚴重不足。之所以出現“高積累、低消費”的局面，與那個時期特殊的經濟增長方式密切相關。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幾乎掌握了全部的社會資源，所以政府自然成了社會投資的唯一主體。國家財政資金按最終用途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用于積累，一部分用于消費。在財政資金總量固定的情況下，積累率的高低直接關系到經濟的增長速度。出于對高經濟增長速度近乎狂熱的追求，當時的決策者把積累率提高到不能再高的地步，全民消費水平則被定位在以不餓死人為底線。綜觀整個計劃經濟時期，生產建設性支出在全部政府支出中占有最突出的地位。

改革開放以后，伴隨著高度集中財政體制的逐步瓦解，政府已經不再可能將全部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里了。國民收入分配方式的變化，使社會財富開始向微觀經濟主體轉移。一方面他們的經濟力量在不斷增強，另一方面改革強化了其利益主體地位，在追求自身利益動機的驅使下，全社會投資必然出現多元化趨勢。除了傳統的政府財政投資以外， 還應該包括國有企業的自主投資、私人資本投資、利用外資投資等。投資主體多元化決定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的變化，財政投資不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唯一力量。而且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推進，中國經濟增長已越來越依賴于民間投資，國家預算內財政投資占全部社會投資的比重也越來越小。由于經濟增長方式發生了變化，所以政府有條件放棄計劃經濟時期的高積累政策。改革之初所采取的一系列“歸還歷史欠賬”的做法，以及后來國民收入分配向個人傾斜的措施，表明政府在有意識地修正計劃時期的低消費政策。與之相適應，國家財政資金中用于和平建設的比例持續下降，而用于社會公共產品的投入在" 財政支出中則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從更深層次分析，將財政資金用于和平建設，意味著政府直接參與了市場經濟活動；而對生產建設財政投入的不斷減少，則說明政府正在從市場競爭領域退出。從改革以來的實踐來看，這種“退出”既是主觀選擇的結果，也有客觀形勢的壓力使然（比如，改革以來財政的困難），而后者可能起了關鍵作用。

三、由“苛守年度預算平衡”到“追求經濟總量平衡”

改革之后，堅持財政收支平衡的原則并沒有發生變化。然而，在“放權讓利”的旗幟下，財政政策的重心實際上落在調整政府和微觀經濟主體的分配關系、為經濟體制改革服務上。其結果是國家財政的集中度下降，財政收入嚴重不足，而財政支出卻剛性增長。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收支平衡難以維持，赤字連年是對1979年后中國財政經濟狀況的最好總結。應該指出的是，1998年以前的政府赤字帶有明顯的“事后赤字”特征，也就是說，這種赤字不是政府主動選擇的結果，而是被動地接受客觀現實的產物。為了實現財政收支平衡，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斷地削減經濟建設支出。對于那些具有滿足社會公共產品的投入的支出，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減少的，如果只是從固守財政收支平衡的角度出發而采取壓縮的辦法，那么實際上是對改革的否定，等于重新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了。這樣，財政就陷入了兩難境地：一方面要維持預算收支平衡，另一方面要為經濟體制改革服務。在兩難選擇中，后者自然占了上風。于是，在經濟建設支出大幅度減少的同時，提供公共產品的支出也在迅速增加，財政赤字不可避免。從1979年到1997年這段時間， 中國政府的預算政策表現為：主觀上追求預算收支平衡，但客觀上預算平衡卻無從實現。

四、政府收入機制由“不規范”到“逐步走向規范”

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了特殊的財政收入機制，它的特殊性表現在：政府組織收入，主要不是依靠稅收，而是國有企業的利潤上繳。國家通過人為地壓低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對城鎮職工實行低工資制的政策，達到了“一石二鳥”的目的———一方面降低了國有企業的生產成本，另一方面使農業部門創造的利潤轉移到工業部門來實現。再通過財政的統收統支，將國有企業的利潤集中在國家手中。顯然，在這個特殊的政府收入形成過程中，價格、工資、企業留利都成了政府組織收入的工具，它們的高低決定了財政收入的多寡。

特殊的財政收入機制在傳統體制下是行之有效的，但從改革一開始，它立刻受到了挑戰：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增加職工工資、增加企業留利水平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傳統的政府收入機制變得支離破碎，國家財政陷入困境，其不規范性在市場化改革中暴露無遺。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江河日下，而非國有經濟在不斷壯大，微觀經濟基礎的變化決定了政府只能采取稅收這種規范化的工具來組織收入。于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政府先后實施了兩步“利改稅”、“承包制”和“稅利分流”，目的是通過建立比較規范的財政收入機制來緩解財政的困難，盡管緩解財政困難的目的沒有達到，但稅收作為政府收入“主力軍”的地位得以確立。1994年的財稅體制改革，進一步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的地位。至此，從稅利關系的角度來說，政府收入形式實現了規范化。

但解決了“稅利之爭”并不意味著規范化的政府收入機制從此確立。相反，由于大量政府收費的悄然興起，使政府收入機制的規范性面臨著更嚴峻的挑戰。

改革之初的財政困難使政府收入渠道產生了多元化傾向。最初國家允許有條件的行政事業單位通過向公眾提供服務取得收入，以解決自身經費不足的矛盾。地方政府在利益動機的驅動下，也開始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組織收入。各地方政府和行政事業單位的行為導致了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迅速擴張。由于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的資金管理方式與預算內收入的資金管理方式不同，尤其是制度外收入———自收自支、自求平衡、不列預算，使得國家對收費主體的行為不能進行有效地監督，而且收費的多少與個人的利益直接掛起鉤來，最終導致收費愈演愈烈，發展到泛濫成災的地步。進入90年代，在全部的政府收入體系中，實質上已經形成了“費大于稅”的格局。不規范的政府收入機制，在實踐中產生了種種危害，迫使政府痛下決心，于1998年開始著手進行稅費改革。由于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所以每一項重大措施的出臺，必然會遇到重重阻力。但目前的問題不是討論要不要進行稅費改革，而是怎樣進行稅費改革。勿庸置疑，隨著各項改革舉措的分步實施，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規范化的政府收入機制必定會建立。而且僅就目前的情況看，通過近幾年大規模清理亂收費，已經使政府收入機制由不規范向規范化的方向前進了一步。

以上四點，通過對中國財政政策沿著市場化方向演進的歷史性回顧，旨在說明其在變化中所呈現的一般規律，而政策演變的結果遠未達到理想狀態。以第一個要點中“一視同仁”的說法為例，中國目前的財政政策并沒有完全做到“一視同仁”，而且絕對的“一視同仁”似乎永遠也不能實現，但這并不妨礙政府將它作為一種政策目標取向?？傊?，財政政策的演變軌跡向人們傳達這樣一種信息：在市場化的背景下，中國財政正在向著公平、規范、透明方向發展，財政政策已經表現出一種明顯的“公共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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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轉型；財政轉型；稅收型財政；公共型財政

在歐洲債務危機爆發時，索羅斯指出："歐債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是歐元區有統一的貨幣政策，但無統一的財政政策。"可以看出，財政政策對于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現在中國經濟的狀況深受我國財政政策的影響。同時，我國的財政狀況也與我國經濟狀況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眾所周知，現在社會上熱議已久的是：中國經濟轉型。同時，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及社會的進步，我國稅制改革的進程不斷推進，如在今年二月份在上海對稅制改革進行初步試點--將部分企業的營業稅取消劃入到消費稅中。因此，中國財政轉型也成為人們所關注的話題。那么，什么叫做經濟轉型和財政轉型？我認為：經濟轉型可分為經濟體制的轉型和經濟結構的轉型，經濟體制轉型是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經濟結構轉型則是產業結構、技術結構、供求結構、區域經濟布局結構等的轉變；財政轉型包括財政收入的轉型和財政支出的轉型，財政收入轉型是指財政收入來源的轉型，財政支出轉型是指財政支出對象的轉型。

那么中國經濟轉型與中國財政轉型存在著什么關系？我將先對中國原經濟類型與財政類型的關系進行分析論述。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經濟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體，由農業向工業轉變。而我國當時的財政類型屬于自產國家財政類型。自產國家主要是指那些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在這些國家，廣泛的國家所有制使得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我國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于集體或國有企業所上繳的利潤，而我國財政支出則由國家統一支出進行產品的供給和公共設施的建設。也就是說，如果把政府看做是一個家庭，那么當時的財政狀況就屬于"家財政"，因為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的來源主要是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工人的低工資，國有企業的利潤。

從這些收入來源來看，國家的財政收入與公民存在的是間接關系，也就是說國家的財政收入全部是政府所有，并由政府統一支配。在財政支出方面，政府將大部分財政投入于國防建設，工業建設以及基礎設施建設并沒有用于投入到民生的改進。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并不平等，形成了社會依賴于政府的關系。政府在獲取財政收方面是通過行政命令等手段取得的。在這種"家財政"的狀況下，政府為人民所提供的福利待遇不能得到有效的的保證，難免會影響到公眾的生產積極性，造成資源的浪費，生產效率低下等。從這一點上來看"家財政"是比較危險的。而形成這種財政類型的根本原因就是當時我國實行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所有的生產資料，所有的自然資源均歸公有（其實就是政府所有）。進而形成的"家財政"的局面。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經濟轉型與財政轉型在無形中同步進行，那么現在經濟類型與財政類型的關系也呈現新的一面。

中國經濟類型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經濟結構由以工農業為主的第一，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型；技術結構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區域經濟的分布則由東南沿海向內陸轉型。而財政類型則由改革開放前的"家財政"向"公共財政"轉型。首先，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型，我國開始逐步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在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不再壟斷"市場"。私營企業如雨后春筍，成為我國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的財政收入的來源也由以國有企業的利潤向財政稅收轉型。在這一時期里我國開設了多個稅種，目前我國的稅種體系基本健全。

中國財政收入開始由自產國家向稅收國家轉型。目前，我國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稅收，這說明現在政府的財政收入與公眾存在著直接的關系，而且政府對社會的依賴程度明顯加大，公眾作為納稅人有權利監督政府對財政的支配。而且，私有部門所繳納的稅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越高中國想稅收國家轉型就越徹底，國家對社會的依賴程度就會越大，公眾對民主化的要求就會越強烈。而政府的財政支出對象也應該更多的考慮的公眾的福利等內容。我認為，我國目前的財政轉型的狀況正在向"公共財政"轉型。

從我國的宏觀經濟層面來看，我國經濟的轉型決定了我國財政的轉型基，正是由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對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等。使得我國財政收入來源擴大，財政支出內容復雜化，迫使財政轉型。改革開放后，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入，國有企業的活力明顯不足，經常虧損。同時，中小私營企業發展迅速。政府財政收入由以國有企業的利潤為主轉為依靠中小企業及公眾所繳納的稅費為主。在財政支出方面，政府更應該考慮到公眾的利益。

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離不開中國財政轉型的支持。當前中國經濟轉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產業結構的轉型，技術的轉型，地區經濟分布的轉型。而產業結構的調整，技術的轉型，地區經濟分布的轉型需要政府給予財政上的大力支持，同時政府財政支出的轉型，使得政府對社會的責任更加明確化，我在這里想說的是：政府拿社會的錢，應該為社會辦事。至于如何辦事，取決于中國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納稅人的共同意愿。

就目前來看，我國經濟發勢頭基本良好，但是我國財政轉型對中國經濟轉型以及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所起的作用是大打折扣的。政府財政的轉型就是由"家財政"向"公共財政"轉化，當今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大搞"經濟建設--面子工程。我認為正就是中國財政轉型過程中的不足，這就是政府財政職能的越位。然而，我們回望中國的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科技的方面的投入占財政支出比重很小。中國在偏遠的山區使用原始的耕種方式，仍然有10%左右的人生活的在貧困線以下。這是為什么？這就是政府服務職能的缺位。

談及中國財政轉型，我認為中國財政轉型應當服務于中國經濟的轉型，但不能盲目跟進。中國財政轉型對經濟轉型的作用要切實的運用好財政政策，稅收政策。中國不同于北歐，加拿大等發達國家，這主要是由于我國的風俗傳統所決定的，中國的稅收以及福利水平在短時期內不會達到以上國家的水平。因此，國有企業對于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我國財政轉型的方向是向稅收型財政轉型，這有助于我國公民對政府財政的監督，使政府財政公眾化。

綜上所述，我國財政轉型與經濟轉型的關系就是財政收支的轉型與經濟體制及經濟結構轉型的關系。我認為，中國經濟要想成功轉型，財政支出上不能過求所謂的"經濟建設"--面子工程。應當將財政收支切實的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證納稅主體的利益，激發其積極性，我想這更有助于我國經濟的成功轉型。

參考文獻：

[1]馬駿.中國財政國家轉型:走向稅收國家[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1,(1).

[2]劉守剛,劉雪梅.從家財型財政到公財型財政--中國財政轉型的案例分析[J].山東經濟,2009,(4).

篇6

經過三周的實習練習，我們的“會計專業實習”活動已接近尾聲。先前對會計專業知識的不了解，經過這幾周的努力，漸漸的從不知到知之，再從知之到甚之。我很感謝老師們這樣的安排，它使同學們更加深刻地了解我們所學會計學專業的知識。俗話說：一份耕耘，一份收獲，有付出就有收獲。的確如此，我們以小組自由結合為單位開展活動，每15—16人為一組，探討實習內容不同模塊的實習，最后作演講。在實習當中，慢慢了解了自己不懂的那一部分，為大學的學習計劃和未來的發展目標奠定堅實的基礎。

會計實習報告的內容

1.會計學內容與我院會計專業相比較

很慶幸自己選擇了會計專業，曾經幼稚地認為它就像古代賬房先生算算賬那么簡單，可真正接觸到這個專業卻感覺并非所想。會計是一個以提供財務信息為主的經濟信息系統，是隨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是以貨幣為主要計量單位，對企業、事業、機關、團體及其他經濟組織的經濟活動進行記錄、計算、控制、分析、報告，以提供財務和管理信息的工作。會計的職能主要是反映和控制經濟活動過程，保證會計信息的合法、真實、準確和完整，為管理經濟提供必要的財務資料，并參與決策，謀求最佳的經濟效益。一般人認為，在知識經濟條件下，會計工作廣泛運用電子技術，電子計算機在各方面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代替了會計人員的手工勞動，不需要現在這么多的會計人員，這些多余的會計人員，應從會計的核算工作轉向會計的管理工作，提高會計工作的水平，更好地為發展經濟服務。在這種條件下，會計更重要。我國原來的會計模式是建國初期為克服國民經濟極度困難的局面，在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借鑒前蘇聯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并以企業和預算會計制度的擬定、實施和決算的編審為主要內容。1978年黨的的以后至今，我國的經濟體制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直至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換。與此相適應，會計改革也正是緊密結合經濟體制的轉換穩步推進的。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我國加入WTO以后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會計改革與發展的任務將更加繁重，工作更艱苦。

會計學是在商品生產的條件下，研究如何對再生產過程中的價值活動進行計量、記錄和預測;在取得以財務信息(指標)為主的經濟信息的基礎上，監督、控制價值活動，促使再生產過程，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一 門經濟管理學科。它是人們對會計實習活動加以系統化和條理化，而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會計理論和方法體系。會計學的研究對象包括會計的所有方面，如會計的性質、對象、職能、任務、方法、程序、組織，制度、技術等。會計學用自己特有的概念和理論，概括和總結它的研究對象。在中國對會計的解釋有“管理活動論”、“工具方法論”和“經濟信息系統論”等三種主要不同觀點。按照“管理活動論”，會計是一種管理活動，會計學就是一門經濟管理科學;按照“工具方法論”，會計是一個反映和控制生產過程的方法和工具，會計學應當視為一門為經濟管理服務的方法學或方法論的科學;按照“經濟信息系統淪”會計是一個以提供財務信息為主的經濟信息系統，會計學應當既是一門經濟管理科學，又是一門方法論的科學。

我們學校的會計學專業主要發展方向是稅務，把稅務作為第一位。本專業培養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能在各類工商企業、會計師事務所、經濟管理部門以及研究機構和學校等從事會計師實際工作和本專業教學、研究工作的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高級專門人才。跟隨社會的發展潮流，與時代的發展相結合，在就業方面是永遠也不會垮下去的好專業。

篇7

【關鍵詞】分稅制 轉移支付 財政國家化

分稅制后尤其是農村稅費改革后，國家對縣財政控制加強，縣級財政高度依賴于中央財政，在很大程度上要按照中央的意圖行事，縣級財政開始國家化。

一、政治算術：轉移支付的強化

轉移支付從來就是各國進行財政控制的主要手段，是調節政府間財政關系的一個相當有效的經濟杠桿。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工商業的財政貢獻率越來越大，工商各稅的比例迅速提高，上級補助的份額在預算內收入中份額開始下降。同時由于當時財政“包干制”的財政分權體制催生出大量地方利益主體，因此很多地方政府開始“體制避稅”，把本地資金大量從預算內轉向預算外，因此就整個財政收入來看，即把預算內和預算外收入合并一起算的話，上級補助收入在財政總收入中的比重會更小。在1994年分稅制后，中央實行了財力集中的財政體制，把地方工商稅的主要稅源上收，地方以前的主體財源――工商稅的份額和絕對量都大幅度下降，因此地方各級政府普遍財政自給率下降，而縣級政府是自給率下降幅度最大的一級政府。與此同時，縣級財政收入中上級轉移支付的比重迅速上升，取代工商稅收成為主體財源。2002年在全國推行的農村稅費改革，中央加大了轉移支付的力度，使轉移支付在縣級財政收入中的數量和份額都持續上升，縣級財政進入了靠國家轉移支付支撐的時代。

上級轉移支付成為縣級的主要財政基礎，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分析。

從“以工哺農”的角度理解，轉移支付是國家財政補貼農業的一個主要直接渠道?；仡櫧▏詠砜h財政收入的變化，可以看出，凡是縣級財政收入中農業稅比例較大的時候，往往是縣級財政困難、高度汲取農村資源的時候，比如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和分稅制后?？h級財政的困境往往會使他們把財政收入重心轉向最基層的農村，汲取農村和農業的有限剩余，加重農民負擔，轉嫁自身的財政負擔。而隨著農村稅費改革，上級轉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國家開始減免農業稅，對農民進行“種糧補貼”、“良種補貼”、“兩免一補”等專項補助，使轉移支付成為減輕農民負擔、結束“以農立國”，開始進行“以工哺農”政策的直接通道。從這個角度看，縣級財政基礎的轉換是國家“以農立國”戰略終結的一個具體體現：一方面縣級財政無需再從農民和農業身上尋租來養活自己，另一方面國家把大量的專項補助補貼農民，財政支農資金的比例加大。

從地方財政收入自的角度來理解，縣級財政的國家化意味著中央對地方財力的集中和上收。

我們有個有趣的發現，就是與計劃經濟體制時期高度集中的財政體制下相比，上級補助的收入占縣級財政財政收入份額在1994年分稅制后更大，在高度集權的財政體制時期，縣級財政自給率比在分稅制時期要高，它的主要財源是本地的稅收收入，而在分稅制后，縣級財政自給率大幅度下降，它的主要財源變成了上級轉移支付。也就是說，在號稱財政分權的分稅制時代，縣級財政卻與號稱財政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時期相比，失去了更多的財政收入自。那么，分稅制到底是財政集權抑或財政分權？

1994年的分稅制，在確保提高中央“兩個比例”的指導思想下，制度的設計讓中央把稅收大頭拿走，在1995年迅速實現了中央提高“兩個比例”的目標。由于中央把財政收入大頭拿走，使地方本級財政收入大幅下降，而支出卻由于政府的自利性而增加，因此地方整體財政自給率下降。在地方各級政府中，縣級政府是下降幅度比較大的一級政府。

這個改革結果應該說是完全在中央的意料之中。在分稅制初期，考慮到地方的既得利益，中央采取了“承認既得，增量調整”的政策。在正常的各級政府間稅種分配之外，另設一塊“稅收返還”，以及增加轉移支付的形式和數量作為中央對地方配合推行分稅制的利益彌補。把中央增加的稅收大部分返還給地方。中央財政對地方稅收返還數額以1993年為基期年核定。按照1993年地方實際收入以及稅制改革和中央與地方收入的劃分情況，核定1993年中央從地方凈上劃的收入數額（即消費稅和75%的增值稅之和減去中央下劃給地方的收入），全額返還給地方，保證地方既得財力，以此為中央財政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基數。

因此在分稅制后數量比較大、名目繁多的轉移支付就成為縣的主要財源，取代了以前工商稅收的主導地位。

中央財政增加的大部分收入都要返還給地方，這種做法雖然和以前差不多，但實質卻發生了變化，“這是因為與原有體制比較，中央稅與共享稅由中央稅務機構征收，可以保證中央財政的稅基不受侵蝕，抑制中央財政比重不斷下降的趨勢”。因為稅收返還是按一定的條件核定的，因此有利于地方政府約束財政支出?？傊?，實行比較規范的中央財政對地方的稅收返還與轉移支付制度，能增強中央的調控能力，稅收返還又是中央和很多省份作為對下級政府集中財力的手段之一。各國在解決集權問題上，都采取了控制或削弱地方自的財政基礎的做法。中央政府收走了稅收的大頭，因此地方政府的財政必定依賴于中央，中央掌握著控制地方政府的資源，就是權力，這種權力主要體現在財權上。既然中央拿走了大部分稅收，那么地方在財政上就處于弱勢，中央再把它收走的稅收的一大部分通過財政撥款和政府補助的形式最終用到地方上，財政撥款和補助是獲得地方參與、支持和幫助的重要手段。

從地方支出的資金來源來看，縣級本級財政收入遠不夠自己的支出，財政自給率低，而上級通過大量的轉移支付控制其支出。也就是說縣級不僅財政收入高度依賴于中央的轉移支付，而且它的財政支出也高度依賴于中央。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縣級財政的國家化也意味著中央對縣財政支出自由度的控制，即縣財政支出權被弱化。

因此，盡管轉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縣的財政收入，使之可以維持運轉和進行一些財政支出，但同時也意味著中央通過轉移支付作為一個財政手段，對地方的收入和支出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控制，這才是政府間轉移支付的政治邏輯。

這個運行機制其實就是中央和地方的一個政治算術的過程和結果。正如林尚立所說，“對地方進行財政控制的核心原理是：中央政府作為全國性的政府應該掌握國家財權的總體支配權，從而保證中央政府應有的權威和地位；為此中央政府應控制國家財政收入的大部分，并以此形成地方在財政上對中央的依賴和中央能有效地協調和指揮地方的政府間關系?！?/p>

二、財政自主性的衰微：預算內對預算外的替代

在計劃經濟體制、包干制和分稅制時期，預算內收入和預算外收入的關系一直隨著財政體制的變遷在不斷的變動中。因為在地方總財力一定的情況下，“通過這兩個渠道的任何一個，地方征收的錢越多，它的收入中必須與中央政府分享的部分越少，在支出上受的限制越少。事實上，中國體制中的轉價定價，實質是一種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避稅?！睂τ诳h來說，預算外收入多少的變動也是此邏輯的體現。

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整體上是高度集中的財政管理體制，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比較緊，因此這個時期預算內收入在總收入中占絕對優勢，預算外收入除了個別年份，總體上都處于一個非常弱小的位置。

在包干制時期，由于中央的放權讓利，地方掌握了大量的經濟管理權，因此地方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的熱情空前的調動起來。同這個時期中國的整個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一樣，縣的財政汲取主動性提高。而每年的財政總收入是一個定量，預算內和預算外的關系總是此消彼長；一個國家的財政總收入在每年也是一個定量，地方的自有資金和中央財政收入也是成反比的。中央與地方在財力上的分布實質是總是一種你弱我強的關系，因此這個時期地方政府預算外資金的高度膨脹，預算外資金成為名符其實的“第二預算”，相比于預算外收入，預算內收入的增長幅度要明顯要小。預算外收入的膨脹，意味著縣的自有可支配資金權力的強化，中央對地方財政控制手段弱化。

分稅制后，由于中央把主要工商稅源上收，因此縣的本級預算內收入陡然下降，為了彌補財政缺口，縣的本級收入重心再次轉移到預算外，只是包干制時期預算外資金膨脹是縣為了支持本地經濟發展，而分稅制后預算外收入的相對強化只是為了尋求一個“吃飯財政”。在分稅制后預算內收入日益被轉移支付控制的情況下，縣的預算內收入和支出也隨之受到上級的支配和控制。但相當數量的預算外收入仍為其提供一定的自有資金和可完全支配的支出，在預算外收入里面，鄉鎮統籌自籌占取了相當大的比重。

2002年開始的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鄉鎮統籌自籌，即縣的預算外收入失去了主要財源，且其在短期內很難有反彈的空間和渠道，因此預算外收入明顯衰落。它的衰落，使縣的財政收入構成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預算內收入幾乎替代了預算外。這種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預算內對預算外的替代。

分稅制后尤其是稅費改革后，轉移支付成為縣預算內收入構成的主體，而轉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中央控制地方的主要財政手段。因此縣預算外收入的被替代，意味著縣的主要財源均在中央和省的控制支配之下，既然收入來源處于被支配地位，那么支出也相應的要按中央的意圖行事。從這個意義上，預算內對預算外的替代，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縣財政自主性的衰微，縣財政進一步國家化。

縣級財政的國家化使國家更有利于利用財政手段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經濟目標，控制基層政府，縣級財政高度依賴于中央和省。我國憲法規定：“一級政府，一級財政”。縣級財政在憲法上仍是一級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因此盡管現在縣級財政國家化，縣級財政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傳統農業縣更是高度依賴中央的轉移支付來維持運轉，但它仍是一級相對獨立的財政利益主體，只是限于財政手段的控制，縣級財政基礎對上級的依賴，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自主的客觀條件，財權的弱化必定使其自主性大打折扣。

【參考文獻】

[1] 許正中、苑廣睿、孫國英：《財政分權：理論基礎與實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9月。

[2] 林尚立：《國內政府間關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

篇8

    【關鍵詞】會計法制化市場經濟制度會計法治目標原則條件途徑

    會計作為市場經濟的一個信息系統,在經濟轉軌和法制化進程中將呈現全方位的變化。《會計法》的修訂和逐趨完善,標志著我國會計法制化已初具形態,為會計法治提供了基礎環境和手段,將逐步實現從會計法制化到會計法治的過渡。本文從經濟體制的視角分析會計主體和會計法律責任主體的變遷,討論會計責任的體制根源和會計法制的體制基礎;市場諸主體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會計作為一個信息系統和管理工具必須提供以法制化作保障的會計信息,以治理會計信息失真,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會計法制作為一個歷史范疇,必將隨著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的文明和進步,由法律的調整最終上升為由道德規范予以調整。

    一、會計法制與市場的關系

    會計法制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市場經濟是由若干利益鮮明的主體和游戲規則構成的權責系統。會計法制通過對會計行為權利義務的設定,實現對會計關系(即國家在管理會計工作和會計人員在辦理會計事務過程中形成的經濟關系)的調整。從而為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和有序發揮作用。

    (一)從經濟體制分析會計主體及會計責任主體的變遷

    會計核算的基本前提首先是要確定會計主體,會計主體是會計為之服務的特定組織或單位,旨在明確會計核算的空間范圍,界定提供會計信息的邊界,從而解決會計的服務對象問題。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在宏觀上制定企業財政財務政策及會計制度,控制企業資金審批、劃撥、調配,審定企業財務報表、年度預決算和資產經營計劃,核銷企業呆壞賬,核實批復報損金額等,形成高度集中統管的財會模式;另一方面,由于所有權和經營權未完全分離,國家以所有者和社會管理者的身份,參與企業利潤分配和所得稅的征收。在這種體制下,所有者和經營者合為一體,國家和企業的利益是一致的,企業實際上是在國家直接領導下的一個部門,國家和企業共同分割和分解了企業的財務管理權限和會計的獨立核算權。會計核算的范圍可視為國家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一部分,企業的會計核算實質上是以國家的各項要求和指標為尺度來歸集會計信息,是對計劃經濟予以局部的反映。會計信息提供的目的主要為了滿足國家經濟管理的需要,企業基于一定的管理目的,對會計信息也有所要求。因此,企業會計具有很強的宏觀屬性,國家在宏觀上成為企業會計核算的會計主體,企業作為會計主體的觀念趨于淡化和模糊。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隨著政企職責分開和兩權分離及產權制度改革的推進,企業成為產權清晰的獨立經濟實體,自身經濟利益隨之凸現,為適應獨立核算和自主理財的需要,企業會計核算范圍由著眼于宏觀轉向于微觀,核算的目的、范圍及規則等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企業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會計主體。

    從法律的角度看,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實質上并不具備完全的民事、刑事主體資格,其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囿于體制的框架形成很大局限。會計主體是有別于法律主體的,當把企業作為一個整體時考察,兩者具有統一性。由于兩種體制下存在兩種不同的會計主體,基于會計主體的會計行為產生的法律責任的歸屬,以及承擔法律責任的責任主體也就有所區別。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是企業會計核算的會計主體,企業僅作為國家計劃經濟末梢的終端,其會計行為是國家的宏觀行為,國家是會計行為的責任主體,由此產生的法律責任理論上應由國家來承擔,但實際上是行不通的。因此計劃經濟體制下會計法律責任模糊,難以具體落實,形成會計法律有法難依。可以說會計責任流于形式存在著體制的根由。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作為獨立的利益實體,承擔著資產所有者的受托責任,基于多方利益主體的要求,企業必須規范會計行為,加強內外部的會計監督。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促使會計責任從國家體制中分化出來,會計責任從單一的理論形式演變為對全社會的多元責任,企業在成為會計主體的同時也真正成為會計行為的責任主體。從會計主體和會計責任主體嬗變過程中可以看到,會計法制的發展經歷了從無法可依到有法難依,從制度約束到法律化,從長官意志到依法理財,會計工作也從無序到有序,逐步實現會計法制的現代化,并最終實現會計從會計法制化到會計法治。

    會計法制化需要相應的體制基礎。原因在于:在一個利益高度集中和單一化的體制架構下,是無法構筑會計法制體系的,作為會計法的調整對象,會計行為是基于會計主體相伴而生的,國家作為所有者和經營者合一所形成的體制實施會計法制化,無異于運動員和裁判員合一的體制下,自己做自己的裁判,其法制化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值得注意的是,經濟體制和會計法律責任這種深刻的內在聯系,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伴隨放權擴權和減稅讓利等政策的實施以及企業逐步走向市場,企業自身利益在復歸的同時,由于會計法制的不完善性并缺乏有效的監督約束機制和配套措施,在會計領域出現法律管轄的真空地帶,會計信息失真,會計工作秩序混亂,種種流弊叢生。由于經濟和政治的不可分性,國家的治國方略必然以某種形式反映到經濟中來,會計法制化便是依法治國在會計領域的具體表現。

    (二)產權經濟改革與會計法制化的關系

    經濟學認為,“產權是享有財富的收益并且同時承擔與這一收益相關的成本的自由或者所獲得的許可”。[1]同時認為產權不是有形的東西或事物,而是抽象的社會關系。從抽象的意義上,產權可以理解為由于稀缺物品的存在而發生的與該物品使用相關的關系。這是產權的本質內涵。[2]發展經濟的目的就是要消滅“稀缺”,實現物質資源的共享。進一步可以理解為產權與其主體的關系具有唯一性,這種唯一性由立法予以保障;同時產權的存在方式有其量的規模,會計中的資產、負債及所有者權益均是產權的基本元素。可以說產權反映了一種“稀缺”的社會關系,這種稀缺的程度和產權的數量化形式,則是產權與會計的結合點。

    市場經濟之所以以產權制度改革為突破口,目的就在于要建立產權與其主體關系的對應性和唯一性,即所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是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要求,從而形成利益主體鮮明的格局。這是市場主體誕生和發展的前提,也是企業實施創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條件和內在要求。進行產權制度改革是企業改革的先導。按照這一要求“誰投資,誰擁有產權”,按實際出資劃清出資者的界限,明確所有權、經營權的歸屬,明確出資者,這是產權制度改革的核心所在。所以,產權清晰應當包括兩個層面上的涵義:第一個層面是基本層面,即產權數量的清晰,這是產權清晰量的規定性。包括產權數量的確認、計量、記錄以及確認標準、計量記錄方式、核算規則等,實質上是一個會計過程。第二個層面是產權在法律上的清晰,這是產權清晰質的規定性,即在法律上能否作為一個產權主體出現,擁有對資產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各項權能,包括主體條件和程序條件,這將借助于實體法與程序法來完成。

    企業在持續經營過程中,如何真實、完整地核算所有者權益,將生產經營過程中保值增值的情況恰當地反映出來,使得產權在經營的動態過程中保持完整、真實、準確的量化形式,這是會計核算的基本職能,同時涉及會計核算的全過程和收入、成本、費用、利潤等各要素,會計確認、計量、記錄、報告的過程同時也是對產權主體數量予以反映的過程。因此可以說產權數量清晰最根本的是會計核算的真實、完整,只有正確的以量化形式反映的所有者權益才能稱之為產權清晰。

    進一步明確法律上的產權主體,才能確定權益的歸屬和產權主體所具備的各項權利義務,才能為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提供法律前提。不能忽視的是,產權量的大小,其精確程度如何細化和量化,如何進一步將產權清晰至產權主體,則是由會計在法制框架內予以完成的。因此會計法通過規范會計核算,明確法律責任,為產權的數量的正確性提供了法律保障機制。

篇9

摘 要 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根本目的是使人才發揮最大的效益。企業之間的競爭，也是人才的競爭，擁有優秀的人才，通過良好的管理獲得最大效益。只有高度重視人力資源管理，充分挖掘企業員工的潛在能力，企業才能永保創新的活力；發展生產力，提高經濟效益，才能在當今激烈競爭中求得生存發展。

關鍵詞 國有企業 人事管理 人力資源

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建立了新經營機制，我國國有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發生了根本轉變，也面臨著巨大的改變和挑戰。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多元化趨勢日趨推進。如何構建整個國家社會合理的人才結構，也漸漸成為目前大家日益關注的問題。企業的發展的關鍵在于，怎樣用好人，使企業優秀人才脫穎而出，人盡其才。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企業的人事管理正隨著社會經濟逐漸發展演變成為市場經濟體制的人力資源管理。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在國有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仍然存在很多問題。

一、國有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存在的問題

（一）沒有認識人力資源管理的實質及時轉變舊的觀念

人力資源，是指能夠推動整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具有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能力的人們的總和。人力資源管理是根據企業發展的要求，有計劃的對本企業的人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通過對企業員工的招聘、培訓、使用、考核、激勵、調整等一系列過程，充分的調動員工的積極性，發揮員工的潛能，確保企業發展目標的實現。也是企業的一系列人力資源政策的管理活動。這些活動主要包括:企業人力資源戰略的制定，員工的招募與選拔，培訓與開發，績效管理，薪酬管理，員工流動管理，員工關系管理，員工安全與健康管理等。也就是：企業運用現代管理方法，對人力資源的獲?。ㄟx人）、開發（育人）、保持（留人）和利用（用人）等方面所進行的計劃、組織、指揮、控制和協調等一系列活動，最終達到實現企業發展目標的一種管理行為。

長期以來，傳統的觀念認為資源只包括物料、資金等，而人是掌握和使用這些資源的，以組織的工作任務完成為目標的，個人是完成組織任務的工具，只重視、解決企業內部的物質、資金、技術等問題，而忽視了企業的人力資源，把人力資源僅僅看作是固有的勞動力，只重視人才的擁有和使用，不重視開發和流動，人才既進不來，也流不出去，人才閑置、壓制、浪費等等嚴重的現象；現代的觀念則認為，資源應該包括人、財、物、信息、時間等等，認為資源分為“人”與“物”，認為人才是企業最寶貴的資源，強調個人的業績、把對人力資源的開發作為取得組織效益的重要來源的同時，也把滿足個人的需求、保證個人發展作為組織的重要目標。傳統的人事管理把重點放在員工考勤、檔案管理等事務性工作方面；而現代則將人力資源管理作為企業的重心。這也成為劃分新舊人事管理理念的根本所在。因此，在新的時代經濟背景下，我們應該轉變舊的觀念，把握新的企業人事管理理念的重心。

（二）管理模式單一，管理職權、體制高度集中

首先，由于國有企業機構龐大，部門繁雜，很難根據各自業務、工作的性質等有針對性地進行管理，從而也一定程度上造成責任與權力的分離，人與事的脫節。

其次，目前我國國有企業權限過分集中，走的還是一條“人管人，人治人”的道路，這條道路十分不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嚴重忽視了現代化企業的制度建設。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也是多種多樣的：1.企業管理者的思維方式沒有走出傳統的人事管理的觀念，不是發散于管理過程的每個環節，把人絕對化的管理起來，沒有看到人在企業中的主導地位以及人在企業中的主要作用，而是運用傳統的管理方法，導致人事管理脫節。2.職工思維仍然被傳統的人事管理理念占據，認為被管理者管理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工作中毫無積極性，甚至有一些員工認為自己所做的工作都是為了領導而作。3.一些國有企的管理者缺乏相對管理知識導致管理企業員工的手段、方法缺乏科學性以及保守的傳統管理觀念，只知道一味的“人管人”的直接管理，單純的把員工看作是被管理的對象，對企業員工實施一套死板、僵硬的紀律制度。在企業管理中忽略了對企業職工的誘導、關心、培養、缺少了有效可行的激勵制度等等，從而造成了管理體制，管理系統的效率低下。管理者仍抱著傳統的行政管理的思想，在企業管理中加入了太多的個人的主觀因素這必定使得企業的管理受到管理者的主觀影響，使得企業管理帶有“人治”的“味道”，論資排輩，照顧人情等一些不正常的關系，從而一定程度上導致企業員工心理不平衡從而不服從領導的管理。

再次，我國現階段國有企業員工就業“鐵飯碗”，企業干部的任命與任職的“鐵交椅”、國有企業在利益分配“大鍋飯”現象，使得國有企業管理者、員工都形成了惰性狀態，失去了競爭意識，沒有適宜的激勵制度，激發出企業員工個人能力與潛能的發揮。另一方面，計劃經濟時期傳統的人事管理觀念對現代企業管理者與企業員工的影響并沒有隨著市場經濟時期的到來而消亡，它依然影響這現代國有企業的領導與員工。由此看來，國有企業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從某種程度上阻礙了企業員工之間的競爭機制的作用。

（三）由于受到傳統的人事管理觀念的影響導致人才流失問題

人才流失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主要的原因是：1.普通的國有企業薪水普遍低于非國有企業，近年來工資增長也不大，甚至部分出現降薪的現象，大多企業員工對工資，福利不滿。2.個人發展受到限制，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不少國有企業員工工作感覺到知識嚴重不足，而企業無法提供好的培訓機會，出于自身發展需要，紛紛出國或繼續進修，大部分人在深造進修后感覺到國企條件艱苦都紛紛離開了國有企業，這種現象主要發生在經濟不發達地區的國有企業中。3.國有企業往往是執行上級政策。在擇人用人上往往也只注意資歷、學歷等，不注重工作能力，綜合素質等方面。職位提升存在排序現象，導致真正有能力的年輕人被埋沒。除此之外一些老牌的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不高，發展前景令人堪憂，員工對企業喪失信心，使得真正有才能的人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從而導致了人才的流失。

二、改善國有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幾點建議

首先，改革管理方法與管理手段，正確合理的配置人力資源。計劃經濟時期，在國有企業中都實行崗位責任制，由相關人員根據經驗結合崗位的性質來制定，沒有科學合理的規劃。因此，應科學合理的規劃國有企業的崗位，全面收集職務的相關信息，明確員工在企業中的職責和工作范圍，根據企業的需要招聘、選拔使用員工。同時制定科學合理的開和標準，正確的開展績效評估。此外還要設計、制定企業的組織結構，制定企業人力資源規劃。

其次，雖然經濟體制改革后，人員工資與企業效益掛鉤，開始實行績效工資、崗位工資和獎金制度，并對評選的先進人物進行獎勵。但是我國國企現行的激勵方式和手段比較單一，主要依賴于：物質報酬，指工資、獎金、各種福利等；職位的升遷；精神激勵，予各種榮譽，獎勵工作先進者等等。

很顯然，上述國有企業的激勵方式都具有計劃經濟體制的人力資源獎勵特征，都存在一些問題：一是物質激勵的現象十分嚴重。工資、獎金的發放論資排輩，容易挫傷績效突出員工的積極性，對得過且過、業績一般者反而是一種保護。這樣不能有效地激勵員工，反而助長了員工得過且過的心態。二是榮譽激勵缺乏權威性。一些榮譽的評定沒有嚴格的程序標準，評定的對象出現“輪流坐莊”現象，使精神激勵的作用減弱。三是職位升遷，一些干部職位升遷后，工作干勁大、熱情高、業績也突出，一段時間后會慢慢消沉下去，有的甚至成了腐敗分子。形成了一種不良的規律，沒有更好的相關制度監督促使企業員工在升遷之后繼續創造好的績效。四是激勵的的持續的周期比較短的較多。國有企業培養員工對企業的高度的、持久的歸屬感與忠誠心的手段比較少。由于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很多國有企業的員工希望繼續學習與深造。但很多國有企業都缺乏這種繼續學習和深造的機會。因此，如果對員工的獎勵種類中加入深造學習的話也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國有企業不缺乏資源、金錢、人才，國有企業如果有良好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我國的國有企業將迅速的發展起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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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轉型期 政府規制 規制失靈

我國正處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轉型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市場經濟機制天生固有的功能局限——市場失靈，已逐步暴露出來。這為政府干預市場提供了客觀的依據。一般來說，對于市場失靈，政府可以采用提供純粹公共物品、宏觀調節、微觀管理等手段加以克服，特別是作為微觀管理重要組成部分的政府規制在克服不完全競爭、信息的不完全性、交易費用、正外部性、負外部性等市場失靈方面能發揮重要作用；從理論上說，政府作為“道德人”，對市場失靈進行規制，維護市場經濟的有序發展，這是政府必須履行的職能之一。但是政府作為現實中的“經濟人”，政府不是沒有自身利益和缺陷的、理性的行為主體，現實中的政府規制行為正是在責任機制和利益機制兩種動機的共同左右下發生的，是兩種動機產生“合力”的結果。轉型期，由于歷史及制度、體制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政府在履行規制責任、實現公共利益的過程中，往往偏離公共利益的目標，這就在市場失靈的同時產生另一種失靈，即政府規制失靈。

對于什么是政府規制失靈，學術界還沒有統一的界定。根據暨南大學李郁芳教授的研究，我們可以從定性與定量兩個角度來對規制失靈進行界定。從定性的角度來看：首先，政府規制失靈屬于政府失靈的范圍，是政府失靈在微觀規制領域中的表現，是政府在力圖彌補市場缺陷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的另外一種缺陷，使之不能達到預期的社會公共目標或損害了市場組織的效率或帶來自身的低效率。其次，政府規制失靈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為了克服市場失靈時引起的另一種缺陷。從定量的角度來看：經濟學家更多地是從效率損失的角度來分析規制失靈，政府規制失靈意味著規制成本超出了規制收益。

一、政府規制失靈的表現

1.規制過度

我國的政府規制與西方國家的政府規制存在很大區別。西方國家規制之所以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存在市場失靈，而我國的政府規制帶有更多強制性的色彩。計劃經濟時期，政府規制無處不在，與其說我國政府規制是為了解決市場失靈，不如說是為了消滅市場更確切些。改革開放后我國政府規制，不是解決市場失靈，而是計劃經濟的慣性和本能。從政府規制的背景來看，30年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資源配置方式的行政化、計劃化力量，在我國經濟體制運行的過程中形成了巨大的慣性，造成了無可匹敵的國家授權下的壟斷力量和官本位的烙印。與此配套的政府規制是政府對微觀經濟主體的活動所進行的全面的直接干預，建立什么樣的企業、在哪里建立、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生產的產品賣給誰、價格如何等問題都由政府確定。實行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1992年十四大的召開，首次明確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國從此進入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這個時期的政府規制是一個混合體，即不可避免地帶有原有計劃經濟的影子，又必然包括了構建市場經濟體系的一些新的制度和措施。與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們的政府規制涉及面廣，對企業的影響程度深，突出表現為規制過度。

現行的政府規制內容相當廣泛。在壟斷方面，主要針對傳統自然壟斷領域，內容涉及電力、城市供水、城市燃氣、公共汽車與地鐵、電信、公路、鐵路運輸、管道運輸、航空運輸、水路運輸等?，F行的規制措施主要有兩種，一是準入規則，其形式有國家壟斷、申報、審批、許可、營業執照標準設立。二是價格規制，主要針對自然壟斷領域，方式主要有法定價格、地方政府定價、行業指導、標準等?，F階段，政府規制的權力歸屬是：從中央到地方幾乎所有政府機關都擁有規制權力。

政府規制超越了其應有的彌補和克服市場失靈的范圍，抑制了市場經濟的內在活力和正常發展，使企業缺乏競爭活力，造成資源配置的扭曲，并為尋租活動的產生提供了土壤。

2.政府規制缺位

政府規制的缺位即指在需要行使規制的地方出現了政府缺位，市場失靈現象得不到抑制，社會福利水平下降。體制轉軌中，政府規制缺位的主要表現是對市場競爭秩序維護的不足，對消費者保護、健康和衛生、環境保護等方面的不足。政府規制缺位的后果是嚴重的，如：產品質量低劣、假冒偽劣現象泛濫，環境嚴重污染得不到有效制止，消費者的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等等。

3.規制機構運行的高成本、低效率

政府規制雖達到了彌補市場失靈的目的，但成本昂貴、效率不高甚至可能出現效率低于規制實行前的情況。政府規制機構運行的高成本、低效率主要表現在：規制機構龐雜，協調困難；規制工作缺乏競爭力；缺乏降低成本的內在驅動，不能正確評估運行效率，監督信息不完備，缺乏對規制者主體的規制。

二、政府規制失靈的原因

1.一般意義上的原因

政府規制失靈一般意義上的原因指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規制失靈的共性原因。只要是市場經濟，政府規制失靈都可能出現。一般原因又可以從經濟和政治兩個角度來分析。

從經濟角度看，政府規制失靈首先在于政府部門所得信息的不完全性決定的有限理性。政府信息不完全性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其一，公共部門不可能擁有完全的信息（其實任何人都不能擁有完全的信息，因為信息的完全是相對的，信息的不完全性才是絕對的），而人們對信息的識別能力則是有限的。雖然政府具有信息識別、分析和處理的優勢條件，但試圖擁有完全信息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這就意味著政府選擇規制政策、制定規章或制度時可能會犯錯誤，從而不僅達不到預期的規制目的，甚至離目標更遠。其二，企業不會把它所知道的信息告知政府，甚至還可能提供虛假信息，政企之間的這種博弈加重了政府的信息不完全性和決策失誤的可能性。其三，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和責任激勵，規制者不一定有積極性去獲取有關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