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部經濟產業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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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10-00-02
一、研究背景
總部經濟現象最早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的發達國家和地區[1]。世界著名的總部聚集區包括紐約曼哈頓、倫敦金融城、東京新宿等。企業總部向大城市聚集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企業總部需要大量只有大城市擁有的人才、金融等高級資源，同時，信息技術的高度發展也為總部與如生產部門等的其他部門在空間上的分離創造了條件[2]。趙弘最早提出了總部經濟概念[3]，并認為所謂的總部一般指企業組織結構中承擔管理、研發、營銷、投融資、采購等全部或部分職能的組織機構[4]，總部經濟是指某區域由于特有資源優勢吸引企業總部在該區域集群布局，將生產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較優勢的其它地區，而使企業價值鏈與區域資源實現最優空間耦合，以及由此對該區域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一種經濟形態[5]。趙弘對總部經濟的定義是學者們使用頻率較高的。
由于政府對企業總部的認定標準尚不清晰，因而目前我們無法獲得一份完整的企業總部名單，且即便未來能夠獲得，若要全面系統地分析成百上千家企業總部，難度仍然很大。由于上述困難的存在，目前學者們對于總部經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其概念、特征、形成機制、發展條件等較淺層面，少有用較為系統的數學方法深入具體地評價總部經濟的發展對區域經濟的帶動路徑。本文擬從資源視角出發分析總部經濟本質特征，以產業為研究對象，選出最能體現總部經濟特征的產業；接著應用投入產出法來研究這些產業的關聯狀況，繼而從產業關聯的角度說明總部經濟是如何帶動經濟發展的。
二、總部經濟特征產業的確定
北京作為首都是全國重要的信息發源地，擁有大量的科研機構與研究人員，包括現代金融服務業等在內的知識型服務業十分發達，這些都為北京發展總部經濟提供了有利保障[6]。王浩認為，跨國公司在為地區總部選址時會更多地關注人才、金融、科技、通信等軟件條件[7]；李藝紋、李小玲認為，總部集中的區域能夠吸引更多的人才、資本、信息等創新要素向該區域流動，在價值鏈分工中占據“高端”地位，以獲取更高的利潤回報[8]；徐金發等認為，影響總部經濟發展的核心因素包括人才、金融環境等[9]；其他學者，如王瀛[10]、吳穎[11]、潘素昆[12]等也總結了總部經濟的特征，觀點與前述學者相似，在此不一一贅述。由此可見，總部經濟的本質特征與諸如人才、科技、資金、信息等高端資源息息相關：大量資本及與之相關的服務的聚集、大量高精尖人才和科技的聚集、大量高價值信息及相關服務的聚集，是學者們公認的總部經濟重要特征。
投入產出表中的產業是根據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國家標準制定的，劃分全面、準確、權威。本文認為，最能體現總部經濟三大特征的產業主要為第三產業中的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以及研究與試驗發展業。
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主要包含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計算機服務、軟件業，最能體現總部經濟的信息特征。企業總部研發、管理、營銷等機構的運行離不開計算機及相關的服務；總部與生產部門之間的溝通，以及總部獲取外部信息、對外信息都離不開信息傳輸相關行業的支撐。北京聚集著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等電信行業企業總部以及IBM等計算機行業區域總部，同時還擁有中關村科技園區海淀園、電子城科技園等以通信、計算機為重點發展方向的總部經濟集聚區，在相關領域有著明顯優勢。
金融業主要包括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以及金融信托與管理、金融租賃等金融活動，最符合總部經濟的金融特征。作為資產管理的中心，企業總部的投融資、股票交易、風險控制等活動均與金融業息息相關。作為北京金融的核心區，金融街聚集了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等中國最高金融決策和監管機構，國有四大銀行總行、中國人壽、銀河證券等國內大型金融機構，以及高盛公司、摩根大通等國外金融機構，具有一流的金融服務水平。
研究與試驗發展業包含自然、工程和技術、農業、醫學、社會人文科學等領域的科學研究，是總部經濟科技、人才特征的集中體現。產品技術研發是企業總部的重要職能之一，需要大量高端人才的支撐，同時其產出即為科技，與總部經濟特征吻合。截至2012年底，北京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從業人員已達54萬人，是位居第二的廣東省的兩倍多；2012年R&D經費支出達1063.4億元，占全國總投入的10%以上，R&D經費投入強度全國最高；同時還擁有以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等國家級科研機構為首的各級科研機構近2300家，為企業總部的研發活動提供了有力支持。
三、總部經濟特征產業關聯分析
評價行業對區域經濟的影響，我們可以通過分析某一產業對其他產業的拉動能力、推動能力以及該產業對該區域生產總值的貢獻大小來進行。
1.總體帶動作用分析
產業的拉動能力能夠用產業的后向關聯度反映，其可由影響力系數衡量，計算公式為：
影響力系數的平均值為1，數值越大，說明影響力越高，該產業對其上游產業的拉動能力也就越強；反之亦然。
本文選取2007年和2010年最新兩年的數據進行計算分析。2007年研究與試驗發展業與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的影響力均略高于平均水平，但2010年有所下降；而金融業的影響力一直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但應當指出的是，雖然金融業的拉動能力較差，中間投入率與增加值率通常呈反比關系，即中間投入率越低，增加值率通常越高。金融業雖然中間投入率較低，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其擁有較高的增加值率，這一點也符合多數第三產業的特征，并不能因為其影響力系數較低就斷定目前金融業發展狀況較差。
產業的推動能力能夠用產業的前向關聯度來反映，其可由感應度系數衡量，計算公式為：
結果表明，金融業對其下游產業的推動能力排名較為靠前，一直居于中位數以上，且呈現出逐漸上升的趨勢；而研究與試驗發展業以及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的推動能力要略低于平均水平，且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的排名有下降的趨勢。
2.帶動機制分析
為進一步研究總部經濟特征產業對區域經濟的貢獻，本文還將深入地分析哪些產業與其關系最為緊密。
從生產角度來看，總部經濟特征產業對其他產業的后向關聯可以用完全消耗系數bij（i=1，2…42）評價，含義為被選作研究對象的產業部門i生產1單位最終產品需要直接和間接消耗產業部門j多少單位產品；總部經濟特征產業對其他產業的前向關聯度可以由完全分配系數 來衡量，其含義為被選作研究對象的產業部門i增加1個單位初始投入，能夠直接和間接分配給部門j多少單位的產品量，計算公式為。
為了綜合考慮總部經濟特征產業關聯狀況，本文擬將2007年以及2010年兩年的數據進行加權平均。雖然2010年的數據較新，但卻是根據2007年正式表編制的延長表，因而其準確性相對較差。綜合考慮，本文賦予2007年數據0.6的權重，賦予2010年數據0.4的權重。
計算結果表明，作為下游產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對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0.784），批發和零售業（0.232），交通運輸及倉儲業（0.153）等產業拉動作用顯著；作為上游產業，其對自身（0.097），以及綜合技術服務業（0.074），金融業（0.030）等產業推動作用明顯。金融業主要拉動了租賃和商務服務業（0.160），交通運輸及倉儲業（0.118），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0.079）等產業；主要推動了租賃和商務服務業（0.127），批發和零售業（0.091）、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0.066）等產業。研究與試驗發展業對化學工業（0.256），交通運輸及倉儲業（0.217）等拉動作用明顯；對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0.118），批發和零售業（0.110）等推動作用最顯著。
為大致描述總部經濟是如何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本文結合上述計算結果繪制了總部經濟特征產業對區域其他產業帶動能力綜合示意圖，如圖1所示。其中，箭頭方向表示產業的關聯方向，由上游產業出發，指向下游產業；中環包含總部經濟特征產業，內環包含其上游產業，外環為其下游產業，由內而外向外擴展。
圖1總部經濟特征產業對區域其他產業帶動能力綜合示意圖
由圖可知：首先，最具總部經濟特征的三個產業的發展均對通信設備、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以及交通運輸和倉儲業等有很強的依賴性。這一方面可以說明若要使北京總部經濟更好地發展，則從源頭上必須要重視通信設備、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等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總部經濟的繁榮又不停地為這些產業創造需求，拉動這些產業不斷向前。其次，北京總部經濟的生產活動集中支持了綜合技術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以及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的發展。最后，三個總部經濟特征產業的生產活動依賴度最高的，與支撐作用最大的若干產業分別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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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當前，我國文化產業快速發展，一批文化產業園區相繼建成。但與此同時，文化產業及文化產業園區建設和發展中出現的低水平擴張、同質化競爭等問題束縛了文化產業綜合競爭力的提升。引入總部經濟概念，推動文化產業的布局優化與形態創新為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
一、總部經濟概念的提出及其在我國的實踐
總部經濟是指企業等經營實體將總部布局在資金、技術和高端人才等戰略資源高度密集的具有特定資源優勢的區域中心或者中心城市，而將生產制造基地布局在營運成本較低和土地、能源、材料等常規資源密集的周邊地區，最終通過公司總部與生產制造基地相分離的模式來實現價值鏈的合理分工和區域資源優化配置,并帶動經濟效益成倍增長的一種新經濟形式。2003年，我國學者趙弘首次提出發展總部經濟的政策建議，同年,北京豐臺設立了我國第一個總部基地，首批有80家大型企業總部入駐。隨后，總部經濟在國內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紛紛提出發展總部經濟。目前，北京已經形成了商務中心區（CBD）、金融街、中關村科技園、豐臺總部基地等特色總部經濟聚集區。上海陸家嘴、浦東新區、徐家匯等總部經濟聚集區建設成效顯著。上海在世博園B片區規劃建設央企總部聚集區，預計注冊資本將超過500億元，年經營收入累計超過1.1萬億元。與此同時，部分二三線城市也紛紛提出發展總部經濟戰略。根據《2008―2009中國總部經濟發展報告》不完全統計，全國有35個城市提出要發展總部經濟。而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南京分列2010年中國總部經濟發展能力前6名。
發展總部經濟，有利于加速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更好地推進城市化與現代化進程。企業總部通常從事決策、科研、營銷、投資、物流等高端知識型勞動，占據產業鏈的核心環節。相對于傳統制造業而言，所占區域面積單位小，產業貢獻率大，它有利于破解土地、能源、環境等要素資源制約，同時促進人才、資本等高端產業要素的集聚，激發通訊、傳媒、金融、會計、評估、法律、會展等關聯產業的發展，帶動住宅、交通、教育、商業服務等配套服務機構和基礎設施的建設，構建區域經濟新的發展引擎，打造區域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同時，以總部基地為樞紐，發揮產業鏈高端的引領與導向作用，帶動輻射制造業等的技術升級與產業轉移，實現產業鏈不同環節的合理布局與集成發展，推動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當然發展總部經濟取決于某一區域特殊的資源稟賦、區位布局、制度環境、現有的經濟發展基礎、包括與兄弟省市的產業布局協調等。當前，部分二三線城市不顧區域經濟發展的基礎和特色，盲目炒作“發展總部經濟、促進產業升級”的時尚概念，導致了同質性化競爭的盛行與產業可持續發展的乏力，亟需得到進一步規范。但是不可否認，總部經濟概念的引入，為我們提供了全新的經濟發展視角，創造了一種新的經濟發展形態。同樣，它對于解決當前文化產業及文化產業園區建設和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總部經濟為解決文化產業發展的突出問題提供全新視角
近幾年來，我國的文化產業獲得了快速發展。但與此同時，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不斷浮現，嚴重影響了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一是盲目追求文化產業轉型升級。一些地區擁有較好的文化產品制造業基礎、或者特色民間文化社團經營經驗，卻忽視已有的產業基礎與特色，盲目追求時尚，提出發展藝術設計、創意咨詢、會展等產業門類，意圖通過集中資金投入、模式移植迅速占領文化產業發展高端陣地，卻因為經濟基礎、區位條件、文化環境等客觀條件的限制導致“水土不服”而“后繼乏力”。同時，盲目轉型使原有的特色文化產業門類失去了良好的資金保障、人力資源供給等政策依托，競爭力提升受到限制，形成“優勢不優、特色不特、頭尾顧此失彼”的發展局面。二是盲目追求產業鏈的完善性，搞“大而全”的產業布局。一些地區既要發展文化制造業、又大力推動文化流通業的發展，同時又積極鼓勵發展建筑與裝飾設計、信息與軟件設計、廣告與會展等創意產業。大而全的產業布局，稀釋了區域文化產業的發展特色，區域文化產業發展戰略重點呈現“失焦”現象，使政府有限的資源供給更加分散，形成“撒胡椒面”效應，“都有所涉及、而均力有不逮”，影響了文化產業的科學發展。三是文化產業布局分散，資源利用率不高。文化產業園區蓬勃興起的同時，重復建設、同質化競爭日趨激烈。同類企業進駐不同的園區，文化產業布局分散，園區之間關聯性差，在產品結構，宣傳策劃，市場營銷等方面各自為戰，無法實現資源共享，形不成規模效益，產業集群非但沒有生成反而容易形成“同室操戈”的局面，區位品牌效應和品牌競爭力缺失。四是部分區域文化產業“空心化”現象嚴重。部分區域在文化產業更替過程中，傳統的文化制造業因為各種原因向人力資本更加便宜、稅收等政策優勢更加明顯的地區轉移，與此同時，新興文化產業門類卻沒有及時跟進，形成區域文化產業發展斷層。五是滿足于低水平的“前店后廠”式的產業發展格局。部分地區在文化產業發展進程中，片面追求發展數量的擴張，大力扶持作坊型、粗放式的文化企業，搞“文化創業”人民戰爭，忽視文化龍頭企業的培育，文化產業創新度與集成度不高，產業鏈處于低層次的循環運動狀態。部分文化產業園區甚至盲目引進非文化類、非創意型企業，對孵化對象缺乏科學合理評估、甚至沿襲傳統工業企業及工業園區建設與發展模式，形成魚龍混雜的發展局面。
總部經濟通過總部與制造基地的分離來實現不同空間資源的優化配置。總部經濟的構建直接規制和區隔了總部及其關聯區域的產業內容及產業形態，界定了總部基地與制造基地之間的空間布局，實現了不同地區文化產業形態的相對“固化”，避免在同一區域內文化產業上中下游產業鏈發展重點的頻繁置換，資源的稀釋與擠壓，通過新經濟形態的確立消除了搞“大而全”產業布局的體制空間與學理基礎。通過總部基地的建設，實現文化產業高端產業門類的集聚，打造文化產業集群，推動集約式發展。以總部經濟這種新經濟形態的確立及其對周邊產業帶的輻射效應，有效填補傳統制造業基地遷移后帶來的產業空白，構建新的文化產業結構布局。通過總部經濟的發展，淘汰傳統的產銷合一、粗放型、小規模、低水平的文化產業經營與發展模式，轉而構建文化產業大集團、大項目、大平臺，通過發達的文化企業“大腦”的構建，及其所主導、牽引的發達的“制造基地”的建設，實現文化產業綜合競爭實力質的提升。
三、以總部經濟建設為抓手，促進文化產業布局優化與形態創新的實踐路徑
一是要建立文化產業總部經濟發展規劃，引導文化產業合理布局與科學發展。在文化產業總部基地建設中，要立足區域文化產業及經濟發展基礎、區位優勢及特征、政策環境及文化積淀等，科學編制文化產業總部經濟發展規劃。要明確文化產業總部經濟的類型結構，根據區域文化產業門類特征，在管理經營型、技術服務型、經銷型、倉儲物流型等產業門類中確定文化產業總部經濟的主導類型結構。要明確文化產業總部經濟的層次結構，在規劃編制中，不能脫離區域經濟和文化產業發展實際，盲目提出上層次、上水平，意圖通過一步到位達到某種發展水平。要建立分期、分批、分層次的發展路線圖，科學判斷區域內外、國內外文化產業建設和發展的整體競合格局，尊重產業發展規律，合理確定近期文化產業總部經濟發展規劃，在預留足夠拓展空間、滿足可持續發展需求的情況下，做好總部聚集區的中遠期發展規劃，使產業特色的凝練、發展質量的提升、競爭力的夯實與發展速度實現和諧統一。要明確文化產業總部經濟的區域結構。企業總部本身就具有不同的層級定位，比如全球總部、總部洲際派出機構、總部國家中心等。要依托區域經濟發展基礎及其周邊省市競合現狀，確立文化產業總部經濟面向的層級范圍，即明確總部聚集區吸納企業總部的層次結構。通過發展量能與層次的合理定位，更好地銜接區域原有的文化產業發展基礎，實現可持續發展。要明確文化產業經濟的規模結構。總部企業聚集區不能一味求大，一味追求企業數量的簡單群聚，炒作企業規模體量的數字流水。要根據區域經濟承載量、市場前景、文化產業的現有基礎、競合格局等合理確立總部聚集區的規模。
要建立文化產業總部集聚區的整合與退出機制。對于一些定位類同、產業同構的產業園區，要實行優化整合，強強聯合，打造旗艦型、示范性的總部聚集區，避免同質化競爭，造成資源浪費。對于一些創新能力弱、結構不合理、經濟效益差的企業總部要進行升級改造，在規定時間內達不到相關指標要求的予以撤銷；對于背離文化產業發展實際、借發展總部經濟之名發展房地產業、商貿流通業或者傳統工業項目的園區，要果斷“摘牌”，厘清其性質，不再享受發展文化產業總部經濟，推動產業業轉型所享受的各項政策優惠。
二是要為文化產業總部經濟發展提供完善的政策配套。政府相關職能要建立起文化產業總部集聚區論證、審批機制，根據區域文化產業總部經濟發展的整體布局要求，對于園區設置與企業入駐進行科學論證，積極促成建立文化產業總部集聚區建設指標參照體系，明確園區產值、創新要素等層級界定要素，國家和地方政府根據不同的發展層級予以不同的扶持措施，建立園區服務內容、服務績效考核的指導性意見目標，更好地促進園區規劃建設。要建立園區服務水平動態監測體系、企業經營績效動態監測體系等，采取問卷調查、經營數據統計分析等手段，對一定時期內園區的公共服務質量與滿意度、企業經營情況、行業發展態勢等進行科學研判。
要進一步協調國家相關政府職能部門，建立與完善區域性政策法規制度，完善總部經濟實體的投融資、人力資源集聚、知識產權保護等系列政策。比如，鼓勵依法設立的產業投資基金（股權投資基金）,鼓勵社會資金通過參股或債權等多種方式參與總部經濟實體建設。發揮各級政策性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的杠桿作用，引導社會資金投資總部經濟實體，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探索園區內的中小企業發行集合債券的可行性。鼓勵各類擔保機構為債權融資產品的發行提供擔保服務等。園區可以與相關高校、研究機構簽訂定向人才合作協議，鼓勵高校教師及其科研團隊以多種身份參與園區建設，通過就業政策、人才引進政策改革調控高端人才流向，建立和保障以知識產權、技術要素入股的創新機制，更好地集聚高素質人才。要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建立針對文化創意保護與侵權界定的技術標準和法律法規，明確文化創意保護的構成要件、技術指標，明確不同層級知識產權侵害的判定標準與依據。制定符合文化特點、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與法規。根據不同程度的侵害知識產權的行為，行業主管部門處以勒令整改等的處罰，通報并處理直接責任人。情節嚴重可以通過司法渠道予以解決。通過行政、司法和市場手段的綜合作用，為文化知識產權保護、文化產業總部經濟區建設營造良好的環境。
三是要進一步完善文化產業總部經濟區的基礎設施。要進一步完善現代化辦公場所、休閑居住場所、教育文化場所、交通通訊等配套設施的建設，為文化產業總部經濟區建設提供良好的硬件保障。在基礎設施建設中，要堅持系統化原則，對辦公、交通、通訊、教育、娛樂等硬件建設的整體設計與規劃，形成功能模式的集成與統一，避免系統不兼容、硬件不協調、先造再改等對園區建設和發展造成影響。要堅持適度的超前性原則，立足總部基地高端性、知識性、強關聯性的特性，加強智能化辦公條件、現代信息技術等的引進和投入力度，以適度超前的標準科學設計建設好城市公共基礎設施、文化教育設施等，為園區聚才聚企、招商引資提供保障、為園區未來發展預留空間。要堅持生態化原則。在園區基礎設施建設中，要充分關注硬件設施建設與人文生態的統一。不僅僅單純滿足于鋼筋混凝土現代化辦公用房的建設，同時應將營建園區良好的水環境、綠環境作為園區建設的重要內容，尤其是要結合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發展的特色，將文化創意的特色外觀內容、內在氣質等呈現在園區建設的細節中，將區域文化特色基因傳承和植入到園區文化生態的建構中去，營造良好的人文生態，用文化影響人、感召人、凝聚人。
篇3
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后，這個連接歐亞、輻射40多個國家、覆蓋30多億人口的資源聚集區備受關注，被稱作“世界上最長、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大走廊。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將對世界經濟產生重要影響。在新絲路經濟帶建設中，城市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載體，也是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力量。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對西部地區城市發展、提高西部的產業層次、深化西部地區對外開放、形成新的增長極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伴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出現了“總體”與“生產制造”環節在空間上分離而形成的一種新經濟形態，即企業高端功能（管理、研發、投資、營銷、送配、采購及以上功能的區域指揮中心）與中低端功能（生產加工、銷售網絡）部分在空間上分離。企業通常將戰略管理等總部功能在人才、信息、技術等戰略Y源密集的中心城市聚集，把生產制造等中低端功能分散到周邊在土地、能源、材料、勞動力等常規資源成本較低的地區，從而形成區域經濟合作的新途徑、新模式。總部經濟的本質是一種區域經濟，是應經濟發展集約化、高端化要求出現的一種經濟形態。在總部經濟模式下，通過集約化和擴散化效應形成產業鏈，總部在中心城市聚集并進行資源有效整合，能最大限度發揮中心城市優勢。總部經濟的產生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知識化、信息化以及產業結構調整和分工細化的趨勢，在宏觀經濟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現代企業總部進行選址布局時，在一定程度上較為關注城市環境，即城市的資源、產業聚集及相關配套服務等。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概念之下，西部各個省區乃至各個城市都在尋找自己的定位。作為經濟帶上的節點城市，各個城市之間的聯合和協作將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以及形成新的增長極，并在不斷加強整體綜合實力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經濟帶城市在產業、項目、資源、人文等多領域的互聯互通，成為絲綢之路沿線地區最具有發展活力、創新能力和輻射帶動作用的重要戰略支點城市。
在此背景下，本文擬對西部地區發展總部經濟的環境進行研究，對新絲路西北五省區省會城市發展總部經濟進行綜合評價，對比分析西部城市是否具有發展總部經濟的條件。
二、總部經濟發展環境綜合評價指標來源與方法的選擇
（一）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絲綢之路經濟帶中西北五省區的省會城市，分別為西安、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作為樣本，進行總部經濟發展環境的綜合評價。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中國科技統計資料匯編》、網站公開統計數據等。
（二）指標的選取
本文基于城市發展總部經濟的環境條件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具體指標見表1。為綜合評價樣本城市發展總部經濟的環境情況，主要從發展總部經濟的硬環境角度選取。
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指標用國內生產總值X1衡量。城市科技教育指標包括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企業數量X2、普通高等學校數量X3、財政支出中的教育費支出X4、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項目經費支出X5，衡量該城市科技活動、教育的規模和實力以及人才供給程度。
城市人文環境指標包括居民人均生活用電量X6、人均綠地面積X7，反映城市居民生活條件和質量、城市的適宜居住程度。
城市交通運輸能力指標包括鐵路和公路貨運總量X8、機場旅客吞吐量X9、城市鋪裝道路面積X10，反映城市辦公、出行、物流的便捷程度。
城市金融配套資源指標包括金融業法人單位數量X11、金融機構貸款余額X12，體現城市金融業的發達程度，反映社會資金的供應量。
相關服務業發展程度指標包括房地產從業人數X13、信息和計算機服務及軟件業從業人數X14、星級飯店個數X15，反映總部經濟生存所依賴的專業化服務體系提供的專業程度。
（三）因子分析過程
本文選擇因子分析法分析總部經濟發展環境與各影響因子之間的關系。在指標的權重分配上并沒有采取專家打分的方法，而是利用各因子對諸變量所提供的方差貢獻之和作為綜合評價函數中的因子權重，避免專家評價得出指標權重的主觀性影響。
第一步，對原始變量進行標準化處理，以消除變量之間在數量級或量綱上的不同，并計算變量相關系數矩陣。
第二步，計算相關系數矩陣的特征根、單位特征向量、特征根貢獻率及累計貢獻率，然后根據累計貢獻率確定公因子的個數。一般而言，公因子數量選取為累計貢獻率大于等于85%時的個數即可，此時基本保留了原有指標的大部分信息，并為公因子賦予新的名稱。
第三步，對提取的特征根對應特征向量構成的因子載荷矩陣進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轉，以便突出各主因子的典型代表變量、明確各因子的經濟意義，更便于對實際問題進行分析。
第四步，設計權重。用單個因子的方差貢獻率占總方差貢獻率的比重作為該因子的權重，具有合理性，可避免主觀性。
第五步，構建綜合評價函數。由回歸法估計出各公因子得分，加權計算各樣本的綜合得分，并以該得分的大小進行排序，綜合評價函數模型為：
F=a1×F1+a2×F2+…+am×Fm
其中F為城市發展總部經濟環境綜合得分；Fi為第i個因子的因子得分；ai為第i個因子的權重；m為公因子的個數。
三、總部經濟發展環境綜合評價實證分析
首先，運用SPSS19.0統計軟件進行的檢驗結果如下：
根據表2所示，KMO檢驗數值為0.684>0.5，說明變量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上述指標變量通過了KMO檢驗，可以用因子分析法。
其次，計算樣本相關系數矩陣的特征值及方差貢獻率，確定公共因子個數。從表3可以看出，前3個公因子的累積貢獻率達到85.371%，即三個公因子解釋了總變量的85.371%，對原始數據的解釋能力較強。
由表4可以看到，第一個公因子在國內生產總值、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企業數、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項目經費支出、財政支出中的教育經費支出、普通高等學校數量上有較大載荷，這些指標涵蓋了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和科學技術教育水平，因此稱為“經濟實力和科教水平因子”。第二個公因子在金融業法人單位數、金融機構貸款余額、鐵路和公路貨運總量、城市鋪裝道路面積、機場旅客吞吐量、信息和計算機服務及軟件業從業人數、房地產從業人數、星級飯店個數指標上有較大載荷，體現了城市交通運輸能力、金融Y源和相關服務業發展程度，因此稱為“綜合資源服務因子”。第三個公因子在居民人均生活用電量、人均綠地面積指標上有較大載荷，主要體現城市人文環境，故稱為“人文環境因子”。
然后，將標準化后數據代入因子模型里，分別計算出公因子F1、F2、F3的分值和環境綜合評價總得分，即總得分F=0.38705×F1+0.34158×F2+0.12508×F3。其中，F為城市發展總部經濟硬件環境的綜合得分；Fi為第i個因子的因子得分（i=1、2、3）。數值0.38705、0.34158、0.12508分別為第1、2、3因子的權重。這里用第i個因子的方差貢獻率占累計貢獻率的比重作為權重（見表3），計算出各城市樣本的綜合得分，并以該得分的高低將西北五省區城市進行總部經濟環境的綜合排名。
四、研究結論
從因子得分結果可以看出，西北五省區總部經濟發展環境存在一定的差距。西安市綜合評價得分第一，表5中西安在公因子F1的得分4.3384，說明其具備發展總部經濟的經濟基礎和科教實力，能夠提供優質的環境和服務。西安市在綜合資源服務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優勢，說明其具有較為完備的基礎設施和專業服務，能夠滿足發展城市總部經濟的需求，起到良好的支持作用。烏魯木齊綜合排名第二，經濟實力、科教水平、人文環境僅次于西安，但在綜合資源服務方面的得分低于蘭州。蘭州綜合因子排名第三，銀川綜合得分排名第四，西寧在三個公因子及綜合得分上都是排名第五。
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西部節點城市，還應該進一步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依托地區特色優勢產業，不斷增強經濟實力，打造區域產業總部經濟基地。西安市應秉承目前優勢，充分利用科教資源，形成特色明顯、產業鏈完整的航天等產業總部基地；蘭州要借助高校與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發展西部地區化工產業總部基地；烏魯木齊應借助地緣優勢加快出口加工與外貿基地建設，形成農產品和國際商貿總部基地；銀川可以依托寧東能源化工產業優勢，打造西部地區能源化工總部基地；西寧依據地緣資源，如電能、礦產、畜牧資源等，形成西北地區重要的基礎原材料工業和生物資源產業總部基地。
篇4
【關鍵詞】CBD總部經濟 比較 路徑選擇
引言
21世紀，最重要的兩個特點是經濟全球化和城市化，城市間的競爭趨勢明顯加強。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日益加快，引起世界矚目，成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新引擎。與此同時，作為快速城市化、工業現代化產物的CBD，成為城市決策者們借以提升城市競爭力和國際化水平的重要路徑選擇。CBD的發展，可以說是一個城市經濟發展程度的象征。而近年來，縱觀世界上成功的CBD，如紐約曼哈頓、東京的新宿、巴黎的拉德方斯，往往都是大公司總部集聚地。由此，以跨國公司和金融財團為主體、以CBD作為區位空間支撐的總部經濟，已成為國內各大城市發展的共同選擇。
一、南京河西CBD與北京朝陽CBD、上海陸家嘴CBD發展總部經濟對比
CBD總部經濟，為大城市實現結構調整與優化升級提供理論模式，可以說各個中心城市的經濟地位，相當程度上取決于總部經濟的發展狀況。
二、南京河西CBD發展總部經濟SWOT分析
南京河西CBD位于河西新城區中心位置，是華東地區僅次于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的中央商務區，其發展對整個長三角區域經濟具有重要輻射和帶動作用。在與國內北京、上海著名CBD對比基礎上，結合自身實際和功能定位，利用SWOT分析法，對南京河西CBD進行全方位測評，最后提出發展總部經濟的路徑選擇。
（一）優勢評估
1.河西CBD所在的建鄴區境內水系縱橫交錯，交通便捷，將是南京重要的交通樞紐之一。
2.河西新城位于南京主城的西部，范圍包括秦淮新河以北、外秦淮河和鳳臺南路以西，環境優美，自然資源豐富，生態良好。
3.河西CBD周圍聚集了大量高水平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如南京審計學院、省交通規劃研究院等，為河西新城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二）劣勢評估
1.河西CBD所在的建鄴區，經濟實力較弱，地區競爭力不強。
2.河西地區發展不平衡，人口分布不均，呈現兩極分化，且缺少足夠的消費人流，商業吸引力和商業開發不足。
3.河西CBD商業設施分布較為分散，各產業地塊之間互動不足，缺乏整體性構造和協同發展。
（三）機遇評估
1.經濟全球化持續發展，跨國公司突破時空界限，為不斷尋求最佳區位條件而集聚于綜合水平較好的CBD，尤其是跨國公司總部的集聚，為CBD發展注入強大活力。
2.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城市群快速推進以及南京經濟總量的持續增長，為南京CBD的發展提供經濟支撐。
3.青奧會的歷史機遇，為河西CBD發展提供政策和資金支持，加快區域的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并促進區域內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
4.南京老城區的城市功能過度密集，交通條件惡化。市政府為進一步加快南京現代化建設，拓展城市發展空間，分散老城區功能，將城市重心西移，這一決策有利于河西CBD發展。
（四）威脅評估
1.河西CBD在建設發展過程中面臨的首要威脅，是來自于上海浦東的陸家嘴CBD和南京老城區的新街口CBD的功能屏蔽。
2.河西CBD在建設過程中，受到舊體制、舊機制的制約以及籌資難度大等難題。使得河西新城的建設步伐緩慢，效率低下。
三、南京河西CBD發展總部經濟的路徑選擇
（一）大力發展河西CBD經濟，提高整體經濟水平
CBD的建設必須要有經濟實力的支撐，否則會缺乏發展契機和動力，浪費大量人財物資源。
（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強化生態環境
完備的基礎設施和良好的生態環境是CBD能夠吸引人才、匯聚公司總部投資的前提條件。因此，需優先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包括交通、醫療、商業、文化休閑等基礎設施。
（三）明確南京河西CBD總部經濟的功能、產業定位
河西中央商務區應結合自身特色，形成與南京新街口、上海陸家嘴CBD錯位發展、差異定位的格局。重點發展銀行、保險、信托等金融業態，廣泛吸引國內外金融機構總部入駐本土。
（四）努力發展河西智慧CBD，引導和鼓勵樓宇的智能化建設，在CBD各標志性建筑開發建設中，設計并輔助內部的信息化系統，滿足入駐的總部企業對數字樓宇、數字商務平臺的需求，從而為總部經濟發展提供優越的信息化環境
（五）明確政府角色定位，培育良好的政策環境
政府應科學規劃制定優惠政策，吸引公司總部入駐，并為在此就業的高級管理人員，提供配套的子女入學、家屬就業、醫療保健等公共服務。
四、結論
近年來，CBD總部經濟已成為各大城市發展城市經濟、提升城市競爭力、促進區域協同發展的共同選擇。因此，發展以總部經濟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是河西CBD從規劃建設之初就明確的產業發展方向。為實現南京河西CBD總部經濟新發展，需進一步優化河西新城的商務環境、行政環境、生態環境等，形成環境競爭優勢，吸引國內外總部企業、跨國公司入駐河西CBD，從而有力推動城市產業結構調整和區域經濟發展形態轉變，實現南京市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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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總體思路
1、指導思想。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建設長江沿岸和中部地區重要的經濟中心城市，打造新型工業重鎮、文化旅游勝地、區域商貿中心、開放港口城市為目標，以提升城市綜合服務功能和構建適宜創業發展、生活居住的軟硬環境為支撐，通過市場主導與政府扶持相結合、本土培育與引進做強相結合、發展總部經濟與樓宇經濟相結合，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建設區域性企業總部中心和樓宇經濟高地，形成服務業與總部經濟、樓宇經濟緊密結合的中心商務區，推動*城市經濟高端化、集聚化和規模化，在更高層次上實現跨越式發展。
2、總體目標。經過5－10年的努力，建立比較完善的總部經濟及樓宇經濟發展環境、政策框架和服務體系，新引進一批世界500強、全國500強企業以及國內行業100強等大型企業入駐*設立地區總部或分支機構，使總部企業和樓宇運營商數量明顯增加，持續發展能力明顯增強，規模效應明顯提高，中心商務區形成規模。力爭到2011年，總部經濟、樓宇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5%，2016年達到9%；稅收直接貢獻率2011年達到10%，2016年達到18%。
3、發展重點。堅持“產業第一”的發展策略，吸引、扶持和培育與我市五大支柱產業相關的總部企業入駐，加快形成具有比較優勢和核心競爭力的產業集群；吸引國際和國內高新技術企業在*設立企業總部或地區總部以及分支機構（至少包含結算中心和營銷中心），優化我市工業產業結構；吸引國內外銀行、保險、證券、基金等金融機構到我市設立分支機構；鼓勵跨國公司和國內知名公司在*設立物流、信息、會計審計、投資顧問、咨詢評估、法律服務、會議展覽等中介服務企業總部，提高城市的綜合服務功能。
二、主要途徑
4、規劃建設中心商務區。按照"科學規劃、合理布局、正確引導、協調發展"的原則，在開發區科技工業園、城西港區和潯陽區高起點集中規劃建設中心商務區，采取大型企業獨自成幢式、多個企業聯合成幢式、行業集中成幢式相結合的辦法，引導規模品牌企業在中心商務區內營建總部大廈，鼓勵產業相關性強的現代服務業入區運營。加強交通網絡等基礎設施規劃建設，形成與總部經濟、樓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配套設施支撐體系。
5、進一步加大總部經濟招商引資力度。大力吸引世界500強、全國500強企業以及國內行業100強等大型企業到我市設立地區總部或分支機構（至少包含結算中心和營銷中心），使我市成為大企業大集團的生產制造基地和總部企業的結算中心、營銷中心等機構聚集地。鼓勵縣（市、區）引進總部企業入駐中心商務區，凡由縣（市、區）引進的總部企業，其稅收按一定比例分成給引進總部企業的縣（市、區）。
6、大力支持區內企業做大做強企業總部。按照"內強總部、外拓基地"的思路，積極鼓勵市內大企業大集團不斷優化企業總部、研發營銷和生產加工基地布局，在中心商務區設立總部，實現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支持我市優勢企業通過戰略合作、業務重組和資本經營等方式，積極開發異地市場，進一步拓展市場空間和資源空間。
7、鼓勵和引導寫字樓發展樓宇經濟。積極創造條件，加快城區寫字樓的開發建設和功能改造，引導和鼓勵城區內的寫字樓按照國際化標準提升服務水平，完善服務功能，發展樓宇經濟。
三、扶持政策
8、制定總部企業、樓宇經濟企業認定標準。參照國內外的通行慣例，總部企業是指國內外大企業（至少包含結算中心、營銷中心等核心運營機構）在我市以獨立法人注冊、辦理稅務登記，并符合以下任一條件依法經營的企業：
（1）世界500強、全國500強以及國內行業100強企業的地區總部；
（2）有獨立法人資格、投資或授權管理的下屬企業2個（含2個）以上、年主營業務收入億元以上的企業總部或地區總部；
（3）年主營業務收入3億元以上的企業；
（4）在*新注冊的物流、信息、會計審計、投資顧問、咨詢評估、法律服務、會議展覽等中介服務業總部（分支機構不少于2個），且總部資產總額不低于3000萬元。
9、設立總部經濟、樓宇經濟發展專項資金。加大對總部經濟、樓宇經濟資金扶持力度，自20*年起，市政府每年統籌安排發展總部經濟、樓宇經濟專項資金，資金主要用于扶持總部企業和樓宇集團的設立，以及對*企業異地設立服務機構的必要資助，主要采取獎勵、貸款貼息等方式進行扶持。總部企業和樓宇集團所在地（區）政府也要安排適當資金進行扶持。
10、實施積極的土地政策。在符合城市總體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前提下，將總部企業用地優先納入年度土地供應計劃，保障總部經濟發展用地。總部企業用地，可優先進行規劃選址，按“一企一策”辦法經市政府批準后掛牌出讓供應。同時，按一定比例配套總部企業高管人員住宅（公寓）用地，總部企業分配給符合條件的高管人員住宅（公寓），其使用人在*工作滿五年后，可進入市場交易。
11、實行優惠的稅收政策。對新入駐我市市區范圍內的生產性外商投資總部企業，其企業所得稅在企業所在地（區）政府給予“兩免三減半”優惠政策期滿后，延長三年減按15%稅率征收。
12、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務。定期召開銀企聯席會議，每年召開一次總部企業發展項目推介會，加強銀企間的溝通，完善金融市場功能，為總部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融資環境，對有融資需求的成長型總部企業，及時推薦給銀行、擔保公司及風險投資等機構，為企業提供多種融資渠道。整合扶持企業上市的政策和資金資源，支持總部企業利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協調解決總部企業在境內外上市融資過程中的問題。鼓勵總部企業利用外資，爭取國際金融機構貸款和外國政府優惠貸款。
13、積極為總部企業高管人員提供服務。為商務需要出入境、在本市長期居留以及臨時來本市的總部企業外籍人員等，提供出入境便利。對符合條件的高層管理人員及其家屬優先辦理入戶手續，并為其子女入學提供優質服務。盡可能創造條件，實行總部企業人員定點醫院就醫，并建立門診"綠色通道"、電話預約專家坐診或上門就診等制度，為總部企業高管人員提供優質方便的醫療服務。
14、引進和培育企業總部、樓宇集團人才。加大總部企業、樓宇集團緊缺人才引進和培育力度，建立相關人員人力資源儲備庫，打造人才高地。構建公共人事人才服務體系，完善各層次人才培訓體系。總部企業、樓宇集團接受應屆畢業生、海外留學生和技能人才由市人才市場提供服務，實行優先保障。
四、保障措施
15、建立總部經濟和樓宇經濟發展聯席會議制度。聯席會議召集人由市長擔任，成員由市發改委、市財政局、市國稅局、市地稅局、市公安局、市經貿委、市規劃局、市國土局、市人事局、市商務局、市統計局、市教育局、市信息化辦、市衛生局、總部企業和樓宇集團所在地（區）政府負責人組成，負責制定促進總部經濟和樓宇經濟發展的政策，統籌總部企業和樓宇經濟企業的認定，審定有關補貼和獎勵，協調處理總部經濟和樓宇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市發改委作為聯席會議的牽頭部門，要建立專人聯系總部企業、樓宇經濟企業制度，不定期研究推進總部經濟和樓宇經濟發展的措施，全力推進我市總部經濟和樓宇經濟發展。
16、細化促進總部經濟和樓宇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根據類別，分別制定《總部企業、樓宇經濟企業認定和扶持辦法》。按照總部經濟和樓宇經濟的總體發展要求，細化促進總部經濟和樓宇經濟發展的配套政策，形成政策合力。
17、建設總部經濟和樓宇經濟發展信息平臺。扎實推進電子政務，健全政府信息網絡系統，構建信息交互平臺，實現信息共享。定期向總部企業、樓宇集團本市發展規劃、重大發展政策、重大項目投資信息和改革措施，為企業提供快速、便捷的商務、法規和政策信息等各類資訊。
18、加強總部經濟和樓宇經濟運行分析和監管。健全總部企業和樓宇集團行業管理和監督，建立總部經濟、樓宇經濟統計分析體系、核算制度，全面準確掌握全市總部經濟和樓宇經濟發展狀況。相關部門要加強經常性的研究，分析其存在的問題，拿出有效的解決辦法，提高把握和促進總部經濟、樓宇經濟發展的能力和水平。
篇6
[關鍵詞]總部經濟；城市；分工合作；路徑；聯合利華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12）06—0021—03
總部經濟是指某區域由于特有的優勢資源吸引企業總部集群布局，形成總部集聚效應，并通過“總部一制造基地”功能鏈條輻射帶動生產制造基地所在區域發展，由此實現不同區域分工協作、資源優化配置的一種經濟形態（趙弘，2004）。總部經濟的內涵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理解。一是總部集群對城市經濟產生積極影響。企業總部在大城市集群發展，通過規模效應、產業帶動效應、知識外溢效應和學習效應等，加快大城市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提升城市服務功能，增強區域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二是總部與制造基地分離實現不同空間資源的優化配置。總部經濟通過將總部布局在大城市，生產制造布局在中小城市，充分利用大城市豐富的人才、信息和技術等戰略資源優勢和中小城市土地、能源、原材料和一般勞動力等常規資源豐富且成本較低的優勢，實現企業功能鏈、價值鏈與不同區域資源的優化配置。三是大城市通過“總部一制造基地”功能鏈條輻射帶動生產制造基地所在區域發展。總部經濟以企業為載體，以區域資源差異為前提，以利益共享為基礎，發展總部經濟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總部和生產制造基地所在區域共同發展。
一、總部經濟推動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分工合作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首先，總部經濟是深化大城市與中小城市分工合作的一種新的有效模式。“總部-制造基地”空間分離的布局模式，能夠突破原有城市之間主要在產業分工、產品配套層面分工合作理念和模式的局限，提出不同城市之間功能分工與功能配套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圖-1）。即：大城市發展設計、研發、營銷、管理和決策等總部功能環節，中小城市發展生產制造功能環節，這種基于功能鏈的垂直分工與合作模式，能夠實現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優勢互補，產生不同空間資源的再配置收益。
其次，總部經濟優化大城市與中小城市間的資源配置。總部經濟模式下，企業將總部及研發、結算和營銷等高端環節，遷到具有良好基礎條件和服務環境的大城市，而把加工制造環節布局在具有成本、勞動力優勢的中小城市，不僅能實現企業資源配置方式與組織結構的創新，更能夠優化城市資源配置，促進大城市的戰略資源和中小城市的常規資源兩個不同區域的優勢資源優化組合，實現區域資源的最佳配置（圖-2）。同時總部經濟增強大城市對中小城市的輻射帶動效應，大城市通過“總部一制造基地”鏈條，與周邊中小城市建立產業鏈上下游不同功能環節的分工與合作關系，進一步擴大了大城市的擴散溢出效應，將豐富的科技、信息等資源、技術創新成果和先進的管理理念，通過技術轉讓、信息傳播和資本輸出等多種方式，不斷向周邊中小城市的制造基地輻射。
最后，總部經濟提升城市群的綜合競爭力。對于大城市而言，總部一般從事決策、管理、研發和營銷等知識型勞動，具有占地面積小，單位面積的增加值、稅收等指標高，產出貢獻大的特點，總部聚集發展提高了中心城市經濟的集約性和規模化程度，有利于提升城市經濟總量和發展效益。中小城市則通過發展生產制造基地，直接增加當地的經濟總量，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并通過承接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取得更好更快的發展。
二、以總部經濟模式推動城市分工合作的路徑分析
總部經濟是企業內部價值鏈基于區域比較優勢在不同區域進行空間布局的表現形態。以總部經濟模式推動大城市與中小城市分工合作的路徑有很多，其中，大城市企業生產基地向中小城市遷移模式是大城市企業按照總部經濟模式實現“總部一制造基地”空間分離的一種重要模式。近年來，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由于地價高漲、生產成本上升等原因而將生產基地遷出的企業案例很多，如聯合利華將生產基地從上海遷到合肥，上海大眾將桑塔納生產基地遷至江蘇儀征，北京愛慕內衣將生產基地遷到吳江，等等。
大城市企業生產基地向中小城市遷移模式是指大城市企業將生產基地遷移到中小城市和地區，企業總部仍留在大城市，實現“總部一制造基地”分離布局。這種模式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首先，隨著大城市的發展，城市的資源要素稟賦發生了很大變化。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土地資源日益稀缺，勞動力價格不斷提高，城市發展對環境保護也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如果企業所在行業進入以買方市場為主的成熟期，市場競爭加劇，產品價格下降，行業利潤微薄，企業將難以承受高昂的生產成本，市場競爭力逐步下降。企業為實現持續發展將不得不考慮搬遷的問題。這種現象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制造型城市發展過程中非常普遍。其次，中小城市豐富而低廉的常規資源以及政府的優惠政策對企業生產基地外遷產生強大的吸引力。與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和欠發達地區由于經濟發展較慢、發展水平較低，區域發展空間充足，可以為企業提供較為低廉的土地資源，加之其豐裕而低工資的勞動力、豐富的原材料及其他物質資源以及政府出臺的稅收等優惠政策，對企業具有較強的吸引力。企業將生產基地搬遷至這些區域可以大幅度降低生產成本，從而增強其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在上述兩大背景下，企業迫于所在大城市生產要素成本上升帶來的壓力，為降低生產成本，就需要采取搬遷的模式來實現其持續發展。如果企業將總部和生產基地全部進行搬遷，則又面臨著諸多風險，如中小城市、欠發達地區缺乏企業高層管理人員和高素質研發技術人員，企業在中小城市可能面臨市場信息獲取不及時等問題。因此，企業在搬遷過程中，需要進行組織創新，即將生產制造環節轉移到中小城市、欠發達地區，而將總部環節仍留在大城市，這樣既能充分發揮大城市的人才、信息等戰略資源優勢，又能充分利用中小城市的土地、勞動力等常規資源優勢。
三、以總部經濟模式推動城市分工合作的效應分析
企業將生產基地外遷，而將總部留在大城市，不僅能夠實現企業的持續發展，而且通過“總部一制造基地”鏈條為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開展經濟合作、實現共同發展提供了一條有效的途徑。企業將生產制造基地從大城市外遷至中小城市和地區，必然會對生產制造基地所在區域產生直接和間接的經濟效益，包括直接帶動當地經濟增長、拉動就業以及通過產業關聯效應帶動區域相關產業的發展等。
（一）對總部所在大城市的經濟效益
企業將生產制造基地從大城市外遷至中小城市和其他區域，不僅是企業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大城市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首先，生產基地外遷能夠為其他適宜大城市發展的產業騰出充足的空間，發展那些符合大城市資源特點（人才、信息、技術等戰略資源密集）的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業，如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等。其次，企業將生產基地外遷、留住總部的這種模式為大城市發展制造業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以北京為例，在京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和具有總部職能的投資性公司中，制造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高達49.4%。再次，總部聚集將帶動大城市生產業發展，促進城市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總部戰略決策對信息、決策咨詢等服務產生需求；總部研發創新、設計功能對專業技術服務、科技服務等產生需求；總部營銷活動對市場調查、廣告、物流等服務業產生需求；等等。
（二）推進區域經濟合作的深化
一是避免了區域間的合作走向競爭。隨著大城市制造成本上升，區域間的競爭關系逐漸增強，甚至出現了爭項目、爭投資的惡性競爭態勢，制約了區域間的協調發展。企業通過生產基地外遷這一總部經濟模式能夠為區域間競爭重新走向合作提供一種新的途徑。二是為區域間基于制造業內部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方式。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可以通過“總部一制造基地”鏈條開展制造業不同功能鏈環節的合作，發揮各自的資源優勢，從而促進區域合作不斷深化。三是拓展了區域間開展“生產一服務”合作模式。企業通過“總部一制造基地”鏈條，還可以促進大城市的“服務”與中小城市的“生產”間的合作，建立基于“生產一服務”這一新的合作模式，拓展區域間的經濟合作范圍。
四、企業案例：聯合利華
聯合利華集團是世界上最大的日用消費品制造商之一，總部設在荷蘭鹿特丹和英國倫敦。聯合利華在全球100多個國家擁有分支機構，員工達17.4萬人。在2010年度《財富》全球500強中排名第121位，營業收入達553.52億美元。聯合利華中國總部設在上海，在北京、廣州、合肥和濰坊等城市設立了10多家分支機構和生產基地。早期，聯合利華生產基地主要在上海，2002年公司出于調整組織結構、降低經營成本的需要，先后將上海的生產基地搬遷到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
聯合利華將生產基地搬遷到合肥后，給企業帶來了顯著的經濟效益。一是大大降低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因運輸成本減少、員工工資成本下降和生產整合后效率提升，企業的綜合成本下降了30%左右。二是拓展了企業發展空間，壯大了整體規模。上海工廠搬遷至合肥后，生產規模迅速擴大。2003年原合肥利華洗滌劑公司僅產洗衣粉7萬余噸和委托加工部分香皂。截至2008年底，該工業園累計總產值達到200億元，已成為聯合利華全球四大生產基地之一。三是通過工業園建設，將原來分布在上海、合肥等地的數家工廠進行了有效整合，解決了生產經營分散造成的管理效率低下的問題，進一步優化了聯合利華的組織架構。
篇7
據了解，自去年6月北京出現了為企業總部定制開發的總部基地項目，短短一年時間內，總部地產開發已如星火燎原般遍及北京及國內眾多城市。
北京市內除豐臺總部基地外，通州區總部小鎮、懷柔區總部新城、石景山民營總部育成基地紛紛浮出水面。上海由于此前出臺了有關鼓勵外國跨國公司設立地區總部的政策，總部經濟對寫字樓市場的量價均已產生巨大的拉動作用。深圳羅湖與福田、重慶渝中地區、廣佛經濟圈和泛珠三角地區以及很多城市總部經濟概念均在房地產開發中被叫響。
對所謂總部經濟目前沒有公認的權威定義。北京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趙弘解釋，總部經濟是指通過創造各種有利條件，吸引跨國公司和外埠大型企業集團總部聚集，從而形成合理的價值鏈分工。總部經濟概念下的房地產項目大多宣傳其定位于跨國公司、大企業總部或分支機構、各類研發中心、各級政府代表機構。由于近年來，企業跨區域、跨省市遷移已形成趨勢，很多人通常將企業“遷都”所帶來的一系列拉動當地經濟發展的經濟效應稱作總部經濟。
目前，房地產業界和一些專家對目前市場上以總部經濟為概念的房地產開發持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以總部經濟為依托的企業總部型商寫樓項目是對當前房地產同質化產品的細分，是房地產開發的創新之舉。
華高萊斯總經理李忠認為，現在出現的獨門、獨院，具有獨立冠名權的商務花園型辦公物業并非是房地產概念的炒作。公司總部有大有小，而且目前現在國內大型國企、民營公司的需求在增加，總部經濟并非都指跨國企業。CBD里的高檔辦公物業適合金融、商務公司辦公，而花園別墅型的總部經濟樓盤由于具備可以根據不同業態的功能需求定制開發，獨立冠名，整棟樓面積無公攤，弱電系統、空調設備24小時可自由調控，后期服務可高度自治，企業總部聚集，上下游關聯企業相互依賴，形成商業群落等優勢，在與同等價格寫字樓相比較的情況下，很適合國內大量以創業期進入立業期的企業。
百人行房地產顧問公司童淵認為，發展到一定規模的企業通常用于固定資產的資金要占其總資產的20%-40%，一般企業購置辦公用房的面積在3000m 2-5000m 2，目前國內企業迅速成長，從房地產銷售市場看，總部經濟是有市場的。童淵認為，北京、上海等輻射力強的大城市具有發展總部經濟的市場空間，由于北京有“兩軸、兩帶、多中心”發展規劃的支撐，今后，通州、懷柔等非城市中心區對外埠企業也會有吸引力。
但另有一些人士認為，總部經濟更多地是房地產商借助地方政府要發展當地經濟，出于減低市場營銷壓力而使用的概念。
戴德梁行寫字樓部董事林義中認為，目前，以總部經濟為名的樓盤大量推出，但其需求實體并沒出現，項目對總部經濟憑空定義，切實的市場需求有多大，誰也說不清。目前，所有的總部項目都希望賣房子，而無論跨國公司，還是國內大型上市企業的總部一向都以租賃為主。林認為，這種定位不切實、需求不清的項目是有風險的，令人置疑。
據一些行介紹，目前尋求租售的客戶多為保險、金融企業和國有、民營的非經營性企業，國外企業大多選擇城市中心區設備配置良好的租賃物業。總部經濟項目瞄準的新興行業、高科技產業，由于尚處于成長階段，資金被主要用于人才培養和研發上，對此類辦公物業的需求還不是很多。想要讓相關產業集中，形成總部基地還不易辦到。
有經濟界人士對很多城市由政府導向的總部經濟表示疑慮。提出，總部經濟是自然的市場經濟形態，而非政府能夠左右，并非“筑巢”即能“引鳳”。有分析人士認為，總部經濟辦公區的集中建設需要有區域經濟和產業發展布局支撐。企業“遷都”目的是做大做強，大多數企業均會選擇具有資源優勢的地方先行確立其產業基地后，才將總部或重要的事業部遷入，但從目前很多總部經濟的建設項目看，卻是以房地產買賣吸引產業進入的逆向運作，這種方式未必被企業認同，存在較大風險。
中原房地產顧問公司寫字樓部總監穆昆認為，對于辦公物業，當市場需求大時，出于利潤考慮大家都會選擇散售，而不愿采取依據評估價整售寫字樓。但在市場供量大時，開發企業不得不選擇風險和利潤都比較小的整售方式。
據戴德梁行預計，2005年前，北京CBD、中關村、金融街、亞運村等幾個重要區域寫字樓供量會集中釋放，總量超過500萬平方米，中關村和金融街的供量會達到240萬平方米和160萬平方米。寫字樓市場進入強烈的競爭期。穆昆認為，北京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決定其辦公物業買家實際上就是各類企業總部。總部經濟概念出現在房地產市場，實際上是辦公物業產品大供量壓力下的市場。
篇8
[關鍵詞] 總部經濟;區域經濟;南昌
[中圖分類號] F06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8)11-0108-03
[作者簡介] 晏 磊,江西科技師范學院社科部副教授,武漢理工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經濟政治理論｡
(湖北 武漢 430070)
一､總部經濟機理分析
(一)總部經濟是實現區域合作共贏和協調發展的全新模式
總部經濟是指某區域由于特有的優勢吸引企業將總部在該區域集群布局,使企業價值鏈與區域資源實現最優空間耦合,以及由此對該區域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一種經濟形態｡企業按照總部經濟的模式進行空間布局,使企業能夠以較低的成本取得中心城市的戰略資源和企業總部所處區域的常規資源,實現優勢資源在企業的集中配置,不但能夠使企業資源配置綜合成本降低,而且使得總部所在中心城市密集的人才､信息技術資源得到最充分的效能釋放,也使得加工基地所在的地區密集的制造資源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總部經濟是一種能夠實現企業､總部所在區域､生產加工基地三方利益都得到增進的經濟形態｡總部經濟也是我國城市化加快､市場化和國際化加深大背景下,經濟在更高階段發展提出的一個新課題｡總部經濟理論在區域統籌發展中尊重不同區域的利益,正視區域間經濟發展巨大的差異,務實地解決區域統籌發展中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將區域之間的合作由產業合作拓展到功能合作｡
(二)發展總部經濟可以為區域經濟發展帶來系列效應
一是“稅收貢獻效應”｡總部對于所在區域的稅收貢獻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企業的稅收貢獻效應｡無論采取哪種組織方式,總部如果作為獨立的經濟實體,都要向總部所在地方政府上繳所得稅｡如果企業采取“公司――分廠”組織形式,企業的增值稅､所得稅､營業稅,以及城建稅､教育附加等一般也要在企業注冊地,即總部所在地上繳｡另方面是公司總部員工的個人稅收貢獻效應｡在總部工作的高級白領,其豐厚的個人收入,必然要通過個人所得稅形式為總部所在區域經濟作出貢獻｡二是“產業乘數效應”｡總部所在的區域,知識型服務業往往都比較發達,形成為總部服務的知識型服務業產業鏈:由通信､網絡､傳媒､咨詢等組成的信息服務業;由銀行､證券､信托､保險､基金､租賃等組成的金融服務業;由會計､審計､評估､法律服務等組成的中介服務業;由教育培訓､會議展覽､國際商務､現代物流業等組成的新型服務業｡實證研究標明,一個公司總部向一個區域遷移,都會帶動幾個､甚至是十幾個與其有緊密業務關聯的知識型服務公司隨之遷移｡與此同時,總部經濟所帶動的商務寫字樓､房地產等城市投資對中心城市的增長貢獻也是很大的｡通過總部的這種“乘數效應”可以擴大一個區域的經濟總量,提升第三產業結構水平､提高區域經濟競爭力｡三是“消費帶動效應”｡總部對于所在區域的消費帶動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總部的商務活動､研發活動以及保障商務活動和研發活動所必需的各種配套消費;另方面是總部高級白領的個人生活消費,包括住宅､交通､子女教育､健身､旅游､購物等等,這種消費對于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四是“勞動就業效應”｡總部經濟的發展本身會充分利用區域城市的智力人才優勢,帶來大量高智力就業崗位｡同時,通過產業乘數效應,帶動第三產業,包括知識型服務業和一般型服務業的發展,提供就業崗位｡五是“社會資本效應”｡一個區域聚集了大批的企業總部,說明這個區域的商務環境､綜合環境比較優越,無形之中能夠提升這個地區的知名度､美譽度和國際地位,促使這個區域的地產升值｡同時,多元文化的融合與互動,也將加快這個城市的國際化步伐｡
二､南昌發展總部經濟的條件要求與相關變量的界定
(一)南昌發展總部經濟的條件要求
人力資源條件｡公司總部的核心職能是促進公司各項經營資源之間的整合與創新,這必然要求南昌擁有最出色的經營管理人才和技術研發人才｡因此,南昌必須要有大量符合現代市場競爭要求的高素質人才供應｡
城市基礎設施條件｡公司總部作為重要決策和管理部門,需要掌握大量的國內外經濟､政治形勢及其變化趨勢｡這些信息的交換量大,因而對南昌信息通信基礎設施如同軸電纜､光纜､交換機系統､傳輸裝置､衛星天線等的要求很高｡同時,公司總部的業務活動需要一系列與人員流動與業務交流相關的基礎設施作保障,因而對南昌國際航空港､高速公路網､國際飯店設施､國際會議展覽中心等設施有較高要求｡當工作人員長期在公司總部工作時,還會對南昌的生活環境及子女教育提出較高要求｡
城市現代服務業集聚水平｡公司總部業務的順利開展需要現代服務業的支持,南昌區域內的金融､證券､保險業､房地產業､廣告業､市場調查､會計､法律事務以及信息服務業的發育狀況等為公司總部所關注｡
城市政策與制度環境｡南昌對于公司總部的投資實體能否給予法律保護,直接關系到其生存和發展;并且,南昌對公司總部營運的相關政策和法規,直接關系到其職能能否快速有效實施｡因而,南昌的相關法律體系與政策環境便成了總部公司十分關心的問題｡
(二)相關變量的界定
變量一:從業人員數不僅包括在南昌的企業總部工作的人員,還包括為企業總部提供服務的金融､證券､保險業､房地產業､廣告業､市場調查､會計､法律事務等服務業中工作人員｡
變量二:城市基礎設施完善程度主要包括南昌的通訊設施､生活設施､商務設施､交通設施等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
變量三:城市服務業的聚集程度主要涉及與南昌企業總部活動有關的服務業｡主要包括:(1)金融業,包括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信托業､風險投資業等;(2)電信業,即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包括固定電信服務､移動電信服務､互聯網信息服務､廣播電視傳播服務､計算機系統服務､基礎和應用軟件服務等;(3)房地產業,包括房地產的投資與開發､物業管理和房地產的經紀服務;(4)物流業,這是指以集中配送､第三方供給和商業經紀服務為代表的現代流通服務;(5)商務服務業,包括法律業､會計業､公證業､職業介紹業､咨詢業､廣告業､設計業､會展業､市場管理服務業等;(6)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技術監督､技術交流與推廣等｡
變量四:政府的政策制度環境主要指針對南昌總部經濟的發展所提出的政策措施｡這些政策措施包括為吸引人才所提出的政策措施,為促進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所提出的政策措施,為改善城市的基礎設施所提出的政策措施以及為吸引企業的總部入駐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優惠政策｡
變量五:城市財政收入特指南昌市的財政收入｡財政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稅的25%､營業稅､地方企業交納的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土地使用稅､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城市維護建設稅､資源稅､房產稅､土地增值稅､國有土地有償使用收入以及基金收入等｡
變量六:企業總部入駐數特指南昌企業總部的入駐數｡
三､南昌發展總部經濟的現實基礎
(一)南昌綜合實力較強
南昌是集工､農､商､科､教､旅等多種功能于一身的特大城市,是目前長江經濟帶和京九經濟帶交匯區域最大最強的省會城市,集中了全省相當大的一部分物質和技術力量,人才薈萃,擁有數量較多,規模較大的工業企業｡南昌產業結構較好,第二､第三產業比重遠高于省內其他城市｡南昌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比較完善,商貿機構齊全,具有發展大商貿､大流通､大市場的條件｡南昌還是全省的信息中心,南昌憑借其省會地位,以其快捷的信息采集與傳輸能力,保證了南昌在區域發展中的有利地位,對整個區域的經濟資源起主導作用,對周邊地區的資源產生吸引力,使勞動力､技術､資金等要素向南昌集中,尤其是資本形成的能力增強,已具備區域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時,南昌有二十二所高校,尤其是民辦職業技術教育走到全國前列,能為生產和管理一線輸出大量素質較高的勞動者｡南昌還有幾十所科研院所,從事高科技開發的人員達十萬人以上,研究范圍涉及六大領域,二十多個行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際領先水平的技術達一百余項,國內領先水平技術三百余項,已形成產業規模的高新技術項目四百余項,南昌的科教優勢能夠為總部經濟發展需要的各種人才和各種產業配套提供不竭的催生源泉｡
(二)區位優勢獨特,發展環境良好
在一個資源自由配置的經濟圈中,資源總是向區位條件較好的區域聚集｡南昌地處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閩東南三角洲的輻射交叉地帶以南昌為中心的二縱四橫國道網,覆蓋全省連接相鄰六省的“十字架”公路網,縱貫南北的京九鐵路與滬昆､鷹廈､皖贛､橫南,武九､銅九鐵路相聯,昌北國際機場連接全國航空網｡南昌擁有承東啟西､溝通南北的獨特區位優勢,使南昌成為承接國際資本向中國轉移和中國沿海產業向中部內陸轉移的最佳跳板｡隨著國際及沿海地區資金密集型､資源開發型､技術密集型等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力度加大,將為南昌吸引企業總部落戶提供廣闊的空間和多方面有利條件｡在南昌獨特區位優勢吸引企業總部落戶同時,“中部崛起”戰略也為南昌發展總部經濟帶來了機遇｡國家實施“中部崛起”戰略,將對包括江西在內的中部地區發展提供更多的政策和產業布局支持｡而江西應該發展以南昌為龍頭的環鄱陽湖城市群,并讓南昌成為主導區域經濟發展方向,發揮引領效應的核心城市｡
四､發展南昌總部經濟的基本思路
(一)明確南昌發展總部經濟的目標定位
準確分析自身的優勢､劣勢､機遇和風險,瞄準現代化城市的目標,塑造綜合性城市職能體系,提升城市層次和文化品位,形成南昌特有的城市品牌､城市形象和城市影響力,增強城市的綜合集聚和輻射功能｡南昌發展總部經濟既是機遇更是挑戰,建議南昌圍繞建設中部交通､物流､商貿､服務､金融和高新技術產業中心的發展目標,利用已形成的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引導企業總部入駐,并且從行業上把總部經濟目標定位于制造業､商貿物流業､金融保險業､高科技產業;從層次上把總部招商定位于吸引跨國公司區域性總部和國內外知名企業包括中央大企業､大型民營企業､金融企業的地區性總部;從功能上注意與中部其他省份城市進行差異定位,體現南昌總部經濟特色｡
(二)制訂相關政策吸引企業總部落戶南昌
制定總部經濟整體發展促進政策,通過在稅收和土地租金､財政補貼､審批效率及人才引進､戶籍管理､子女教育､出國手續､科研活動項目等方面制定有效的促進政策,提高企業總部經營的期望收益,降低總部經濟活動所承擔的成本,加快企業總部入駐進程｡在對企業總部整體量身制定優惠政策的同時,需要在深入研究不同行業的總部企業特點基礎上,根據其對區域經濟貢獻的大小,制定具有針對性和差別化的產業政策｡爭取一批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公司到南昌發展總部經濟｡主動聯系周邊優勢企業和其他機構總部落戶南昌｡支持和鼓勵南昌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開拓國內､國際市場,推動企業集團的發展壯大,同時吸引他們將總部留在南昌,以此多方面促進總部經濟的發展｡
(三)推動園區建設促進總部基地升級
園區作為南昌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和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載體,必須將園區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強化措施,狠抓落實,在思維方式､功能定位､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等方面進行創新,以提高發展能力和競爭實力為出發點｡為此,南昌應在繼續做大做強原有園區的基礎上,讓工業園區､農業園區､商務功能園區齊頭并進｡目前南昌應重點建設紅谷灘中央商務區,通過商務功能區的建設和發展,迅速提升南昌商務服務的水平和質量,增強園區對外資企業､國內大中型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吸引力,把各級各類園區建設成為促進工業化發展的平臺､招商引資的平臺和總部經濟發展的平臺｡
(4)完善政府職能為總部項目的集聚提供發展條件
為吸引總部企業落戶南昌,政府職能必須轉變,政府應成為協作者､監管者､催化劑､規劃的制定者､投資環境的營造者,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建議成立南昌總部經濟促進中心,以便促進政府､總部企業､總部基地的溝通､了解､互動｡建議有關部門抓緊研究,盡快使工作機制運轉起來｡同時,政府相關部門要配合總部經濟促進中心綜合協調處理相關事宜｡總部經濟促進中心一方面要研究總部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重要問題,及時提出促進總部經濟更好發展的對策和建議,加強對總部經濟發展的超前指導;另一方面要積極參與有關部門組建的全方位招商服務體系,全力打造政府與企業總部之間溝通､交流的合作平臺,推動總部經濟快速､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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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對總部經濟的功能需求，在城市設計階段，可以從商務空間布局、公共空間設計、服務功能組織、地區文化塑造這4個方面作系統設計，使城市的物質空間能更好地承載這種經濟模式。
1商務空間布局商務空間是承載總部經濟最主要的載體，它涵蓋企業總部的各項基本功能(總部辦公、產品展示、設計研發和市場營銷)。城市設計并不是為特定的企業量身定做，而是要為各種不同的狀況提供各種可能。總部經濟在產業上種類繁多，在規模上也是大小不一，設計要營建一個有著高度靈活性的商務空間，來應對各類總部的空間需求。商務空間一方面要滿足企業總部的基本功能，同時還要考慮空間的交往性。總部經濟是各種經濟社會要素的大聚合，企業的集群化和多元化不斷地推動知識和技術的外溢，促使各主體間不斷地加強合作和交流，在空間上更需要體現企業間的交往和聯系，設計要提供更多有利于交往、協作的空間。
2公共空間設計城市公共空間是城市設計的主題，雖然它不是總部經濟的主角，但它是提升城市吸引力的主推手，是總部經濟區空間魅力的核心點。總部經濟區的公共空間具有多樣性、連續性和宜人性。多樣性是指區域內的公共空間可以滿足人們各種公共活動的需求。企業總部來自不同地域，總部經濟是一個多元的大熔爐，區域內公共活動的內容更為寬泛，形式也更加多樣，區域內公共空間要為這些多元背景的人們的各種交往行為提供各種適宜的空間。多樣性的公共空間有助于各經濟體間的文化融合。連續性是指區域內每一處的公共空間之間的有機聯系，空間在連貫的序列中開合收放，并有完整的步行系統將它們連接在一起。公共空間是聯結商務空間、居住空間和服務空間的“橋梁”，是城市空間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區域內公共空間的連續性有利于人們更好地熟悉自己生活的新環境。宜人性是指營建公共空間的元素對人的感官的愉悅體驗,主要通過一個連續的步移景異的城市景觀系統來表現。區域內公共空間的宜人性可以消除或減緩由陌生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讓城市的新主人在新的環境中感受到空間上的歸屬感。
3服務功能組織服務功能是總部經濟的業態中所占比例最小的部分，是作為配套的、輔助的角色出現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不重要，相反，在功能組織上它應該是城市設計者最需要重視的一環。城市良好的商務服務環境是吸引總部經濟的重要前提，也是總部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總部經濟區良好的服務功能組織需要具有集聚性、滲透性和均好性。集聚性是指總部經濟區內重要的公共服務在布局上相對集中，形成具有影響力的公共服務體系。現代服務業是一個與總部經濟攜手共同成長的產業。總部經濟需要服務業作為支撐，同時也推動服務業的發展和完善。滲透性是指一定數量的服務功能需要滲透到各種商務空間中。總部經濟是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空間分離，由距離而產生的成本，要由總部集聚而形成的更為發達的公共服務網絡來抵消。因此，總部經濟對公共服務具有更強的依賴。這種依賴表現在空間上，就是布局上的滲透。均好性是指入駐企業對公共服務資源在空間上的均享。企業總部的產業各異、類型繁多、規模不一，但是對公共服務功能的需求是共同的。無論是跨國公司的總部，還是本埠企業的總部，或是它們的地區總部，甚至是它們的某一個部門，這些各種形式的“總部”聚集在一起，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互利共贏，才會在這個地區形成外部規模經濟。外部規模經濟的形成取決于區域內總部或總部派出機構的聚集數量，而不是某一個總部的規模和實力。因此，城市設計的目標是吸引更多的企業入駐。這一目標反映在服務功能的組織上，就是要為入駐企業提供具有均好性的服務資源。
4地區文化塑造文化是一種動態的傳承，一部分來自區域的傳統，另一部分來自不斷融入的新的意識形態。總部經濟的地區文化組成有3個來源：1)城市本土的文化；2)來自不同地域的多元文化；3)總部經濟本身催生的文化。城市本土的文化主要表現在對當地傳統文化的傳承、社區精神的延續，以及地方特色的保留。城市本土特有的文化也是吸引總部經濟的要素之一，城市必須首先維護好自己優秀的文化傳統，這是城市文化發展的基礎和前提，也是孕育和滋養其他文化的土壤。企業來自不同地域，在總部經濟的大背景下，不同地域的文化快速地匯聚在一起，部分同質的文化會很快融入本土文化，而許多異質的文化會產生沖突，甚至導致各種社會問題，城市設計需要研究如何使城市擁有寬容多元的文化氛圍,如何，接納異質文化，使之成為城市文化的新內涵。總部經濟是一個高度集聚的經濟體，總部經濟能夠健康、持續地發展，需要塑造一種與之相匹配的文化氛圍，它既不同于本地文化，也不是源自于外來文化，它是總部經濟催生的新文化，它能創造一種精神財富，既能使人們感到愉快，又能激勵人們勤奮敬業，并且能夠帶來整個區域范圍內意識形態的良性發展。因此，文化創新業也是城市設計重要的組成部分。
二、設計實踐———以杭州仁和總部經濟中心城市設計為例
1項目概況項目位于杭州主城區西北部良渚組團，距離杭州市中心約20km，總用地面積為15hm2。基地所在的仁和鎮，是杭州市余杭區的三大“工業高地”之一，定位于“世界級新型裝備制造業拓展區”。基地北側為仁和制造業基地，具有一定工業基礎；西南側為余杭文化創意產業基地；南臨良渚組團中心區，規劃為居住和公共服務功能；西側是以文化遺址保護功能為主的良渚遺址保護區。組團南側的專業市場型服務業，發展較成熟，但中北部發展較弱，為企業服務的設施較為缺乏。本次規劃的目的是依托良好的工業基礎與完善的居住配套發展相關功能，從整體層面實現區塊功能結構的優化與整合。
2業態設置仁和制造業基地已形成了以裝備制造、五金建材、紡織服裝為主的工業體系。總部經濟中心應以此為依托，聚引產業鏈上下游相關企業，形成完善的產業協作關系，最終形成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集群。本項目業態設置以總部辦公和科研孵化為主，同時發展配套設施的建設，包括生產業和生活業等第三產業的內容，形成網絡化的公共服務體系。
3總體結構仁和總部經濟中心城市設計形成“雙心聯動、綠帶貫通、多區圍繞”的功能結構。雙心：東側由高密度的商務建筑圍合形成“總部中心”；西側由低密度的商務建筑和公共服務設施形成開敞的“景觀中心”；一東一西兩個中心節點，為園區提供良好的景觀環境和交往活動的場地。綠帶：東西銜接兩個中心的中央綠帶，是連接室內辦公空間與室外公共活動空間的紐帶，中央綠帶在兩側形成連續的東西向步行街，其間有高架天橋貫通南北區塊。規劃在東、西兩邊各設一條貫穿基地南北的綠軸，三條綠軸構成全區的景觀主骨架，形成基地內公共空間的景觀系統。多區：根據不同企業的規模及性質，布置不同類型的功能組團。根據區域的資源特點，將產業篩選為以裝備制造、五金建材、紡織服裝業為主導，不同規模的企業分別對應總部大廈、科研辦公、產業孵化等不同的空間載體。各區以組團為單位，各自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形成多區圍繞的布局。
4空間布局商務空間：本項目商務建筑以組團為單位，以單元組合的方式，各自獨立又相互聯系，可以最大限度地適應不同規模的企業；組團內部和建筑單體內部都設有公共空間，將工作、學習、交往的空間組合在商務空間里，豐富人們的空間體驗，為創造高效、健康的環境提供保障。公共空間：規劃結合景觀系統，在三條綠軸上設置了線型的景觀廊和步行街，在綠軸交匯處規劃了園區兩個最大的公共活動廣場，在濱水和組團的景觀節點處利用不同尺度的建筑圍合了小型的公共交往空間，整個園區形成了點、線、面結合的網絡型公共空間系統。公共空間內設置了完整的步行系統，步行系統由人行道、中央綠帶步行街、人行天橋、建筑連廊、濱水步道組成。步行系統貫穿了全區的公共活動空間，使園區具有較好的步行可達性，用設計的手段引導和鼓勵人們的綠色出行。服務功能組織：1)在西部的中心節點處規劃了區域的公共服務中心，使之成為區域重點地段的標志性建筑，形成區域內具有較強輻射力的核心公共服務中心。2)在空間布局上，采用多種功能豎向組織的方式，將服務功能滲透到商務空間里，形成網絡式的公共服務系統。3)以組團為單位，將每一個組團設計成為小型的綜合街區，使區域的服務功能具有較好的均好性。
5地區文化塑造項目所在的良渚地區，是良渚文化的發源地。良渚文化是杭州最為珍貴的原生地文化，是我國文明起源階段最重要的文明形態之一。良渚文化所表現出來的精神特質，是組成我國城市精神中極有價值的部分。然而在5000年歷史長河里，良渚文化的傳承卻經歷了無數的斷層，我們只能從良渚遺址的考古發現中感受到良渚文化強大的精神力量，這正是需要新杭州來傳承的文化財富。本項目將良渚精神所傳遞的創造性和理性的和諧發展作為塑造地區文化的目標。一方面致力于傳承良渚文化的精華，更重要的是針對總部經濟的需求，避開杭州文化中陰柔內斂的一面，倡導開放的、兼容的、共贏的人文精神。
三、結語
篇10
摘 要：區域間的稅收背離是大國經濟中的普遍現象，其使得一個地區潛在的稅收收入能力與實際獲得的稅收收入出現了偏差，總部經濟因素是影響地方稅收收入能力實現程度的重要影響因素。通過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不管是否考慮征管因素，或是分稅種考察，總部經濟因素對地方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效果要顯著大于人均GDP增加和其他影響因素的作用，是導致地區間相對財力水平差距的重要原因。在短期內，對稅收流出地區進行縱向和橫向的稅收轉移支付是解決稅收背離問題的手段之一；而在長期，需要在深入研究稅收基礎理論的前提下，借助構建現代稅收制度的時代契機，使稅收收益與稅源貢獻相匹配，從源頭上徹底解決區域間稅收背離問題。關鍵詞： 稅收背離；稅收收入能力；總部經濟中圖分類號：F812.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16）05-0100-08一、引言與文獻綜述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設計合理和運行健康的宏觀財政框架是一個國家實現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前提條件。我國現行的財稅體制的基本框架是由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確立的，在這次改革中，地方政府被賦予了一部分的財權，由此拉開了我國地區之間稅收競爭與經濟增長競爭的序幕。在我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經濟中，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一種常態，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在資源匱乏和公共物品供給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為獲取足夠的財力來發展轄區內經濟而想方設法進行稅源控制與爭奪，一方面，通過吸引資金、增加就業，促進了地區經濟發展[1]；另一方面，過度的稅收競爭也導致了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市場條塊割據等一系列扭曲資源配置、損害市場效率的現象，影響了國民經濟的協調和穩定增長[2]。在“三期疊加”的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下，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調結構、轉方式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因此，地方政府之間的惡性稅收競爭和與之相輔相成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愈發難以為繼，而在我國現行的稅法下，企業的跨區經營、生產與管理的分離以及“總部經濟”的集聚效應等原因，使得“稅收背離”的現象更加普遍①[3]。我國區域間稅收背離的一個普遍規律是，稅收收入由經濟欠發達地區流向了經濟發達地區，與此同時，稅收負擔由后者轉嫁到了前者，可見，經濟發達地區在地區間的橫向稅收競爭中實現了稅負輸出、稅收流入，在稅收競爭中處于“雙贏”的局面[4-6]。顯而易見，區域間的稅收背離有悖于稅收分配的橫向公平，加劇了地區間的財力差距，造成了“富者益富、窮者益窮”的局面，使得經濟欠發達地區在稅收競爭中處于被“剝奪”的弱勢局面，迫使這些地區為爭取稅源、獲得更多的稅收收入而窮思竭慮的出臺各種顯性或隱形的優惠政策，從而地區間陷入了惡性稅收競爭的循環[7]。因此，研究地區間稅收背離問題對于解釋地區間相對財力水平差異、尋找現行財稅框架中導致地區間財力水平不斷擴大和阻礙經濟發展質量的原因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近些年來，學者們對地區間的稅收背離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對稅收背離形成的制度性原因、表現形式、影響因素以及如何治理等；還有的學者對具體的地區間稅收背離程度進行了模擬或測算；也有一些學者從“總部經濟”的視角對稅收背離問題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結果的結論基本上是一致的，即“總部經濟”現象加劇了稅收與稅源的背離程度。因為存在地區間稅收背離問題，一個地區的稅收收入能力不僅取決于當地的經濟總量、產業結構等稅源的豐富程度指標，以及該地區政治議價能力，稅收制度設計安排等因素，還取決于該地區“總部經濟”的規模大小②③。與以往研究不同，本文選擇“總部經濟”的分布數量和營業規模作為影響地方稅收收入能力的解釋變量④，分別考慮了納入征管因素和不納入征管因素、稅收遵從度等因素、并從分稅種的視角進行了研究。采用學術界常用的“稅柄法（Tax Handle）” [8]來測算各地區的期望稅收收入能力⑤，利用面板數據模型（Panel Data Model）進行了實證計量分析，實證結果證明了除稅源因素以外，總部經濟、區域間稅收轉移等非稅源因素也是影響地方稅收收入能力和地方稅收利益的重要因素。二、數據來源與指標解釋本文樣本區間為1999～2014年，樣本范圍包括除、港澳臺以外的其他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相關數據，研究中采用的稅收數據均來自各期的《中國稅務年鑒》、《中國財政年鑒》，總部經濟指標用中國企業集團500強地域分布的相關數據來代替，主要來自于《中國企業500強發展報告》和《中國企業發展年鑒》的相關各期，其余的數據來自中經網，《中國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網站National Data數據。（一）被解釋變量模型的被解釋變量為地區期望稅收收入能力，采用各地區實際征得的稅收收入除以GDP（即：taxratio=Tax/GDP，%）來表示，研究各類因素對分稅種稅收能力的影響，分別將增值稅收入占GDP的比重（vtaxratio，%）、營業稅收入占GDP的比重（staxratio，%）、企業所得稅收入占GDP的比重（ctaxratio，%）和個人所得稅收入占GDP的比重（ptaxratio，%）作為被解釋變量。（二）解釋變量一個地區的稅收能力的影響因素有很多，本文將地區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因素分為經濟類的影響因素、稅收制度因素、征管因素以及總部經濟因素。1.經濟類解釋變量。稅收來源于經濟活動的生產與分配，由此可知，一個地區的稅收收入能力的大小與該地區的產出水平、產業結構、稅源結構、經濟開放程度、社會投資水平有關。本文分別選取地區人均GDP水平（gdppc，%）、各產業占該地區GDP的比重（Rfind、Rsind、Rtind，%）、各地區企業營業盈余、勞動報酬、增值稅稅基⑥、營業稅稅基⑦占GDP的比重（Rpro、Rpay、Rtbvtax、Rtbstax，%）、進出總額占GDP的比重（open，%）、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占GDP比重（rinv，%）來表示上述解釋變量。2.稅制類解釋變量⑧。使用各地區的共享稅收入占總體稅收收入的比率（rshtax，%）反應各地區稅收收入對共享稅的依賴程度，該指標也反應了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自給程度的大小。3.征管類解釋變量。稅收征管的能力與水平也是影響地區稅收稅收能力的重要因素，由于征管資源投入方面，諸如計算機軟硬件配置等數據采集不便，本文利用各地區稅務人員數量（tpeo，千人）、本科以上稅務人員數量占比（rpeoedu，%）來表示稅收的征管水平與能力；對于納稅成本及納稅人遵從程度，選取了城鎮人口密度（CPD，千人/平方公里）來反映征稅成本，人口密度越大，征稅成本越低；選取地方國有企業戶數（lsoe，千戶）來反映地區納稅遵從度，地方國有企業戶數越多，納稅遵從度就越高，征稅成本越低。4.總部經濟類解釋變量。由于區域橫向稅收轉移問題的存在，地區企業集團總部機構的數量越多，該地區因匯總與合并納稅制度獲取的區域轉移稅收收入就越多，該地區的稅收收入能力就越強。本文分別采用我國企業500強在各地區的分布數量⑨（big500，戶）及其平均營業收入（big500r，千億元）來反映該地區總部經濟的規模。我國500強企業在某地區的分布數量越多或者平均營業收入額越多，該地區稅收收入能力就可能越大。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三、模型設定與說明采用學界普遍采用的“稅柄法”進行實證分析，基本模型設定如下：具體模型的設定和說明如下：（1）征管因素類解釋變量是通過影響稅務部門的征管效率進而影響地區的稅收收入能力，本文對不含征管因素和加入征管因素兩種情況下的總部經濟、稅收背離對地區稅收收入能力影響進行比較分析（見表2和表4）；（2）研究各地區產業結構對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時，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不能同時將三大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放入模型中，而是選擇任意兩大產業因素進行分析；（3）對于經濟因素分為兩類進行考察：一是產業結構，按照GDP生產法核算，不同地區的三大產業增加值構成了一個地區的地區生產總值，進而形成了不同的稅源結構（模型（1）、（2）、（3）和模型（5）、（6）、（7））；二是根據GDP收入法核算，GDP中的勞動報酬和營業盈余構成了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的稅基，而根據我國相關稅法規定，工業增加值和商業增加值之和為增值稅稅基，建筑業增加值和扣除批零貿易的第三產業增加值為營業稅稅基，本文通過測算不同地區的稅基結構，進而考察不同稅基結構對不同稅種的收入能力的影響（模型（4）和模型（6））；（4）由于獲取樣本數據的區間不同，本文不得不在有限的樣本區間內考察不同因素對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例如：由于2008年以后，《中國稅務年鑒》不再公布稅務人員數量，樣本區間為1999～2007年；而企業集團500強的地區分布數據在2002年以后才公布，樣本區間為2002～2014年，同時加入征管因素和總部經濟因素的樣本區間只能取2002～2007年期間的數據。四、估計結果分析在具體的面板模型的選擇中，應該首先使用F檢驗以判斷是否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或使用LM檢驗是否選擇混合效應模型，之后利用Hausman檢驗在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之間做出選擇（具體結果見表2、表4、表5），最后對固定效應模型一般采用F統計量檢驗個體固定效應模型、時點固定效應模型和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做出選擇（詳見表2和表6）。（一）不含征管因素的分析從表2的回歸結果可知，各模型的LM檢驗統計量均大于臨界值，因此拒絕零假設，這說明各模型均不應選擇混合回歸模型，而由Huasman檢驗和F檢驗結果可知，模型（1）至（4）均應選擇雙向固定效應模型（表3）。值的增加不利于地方稅收收入能力的增加，第二、第三產業增加值的影響顯著水平不高，其中，第二產業為負，第三產業對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為正；對地區的稅基結構來看，在選擇雙向固定效應時，企業經營盈余對地方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具有負向顯著性，但其影響作用不大，其余各稅基對地方稅收收入能力沒有什么顯著影響，這說明一個地區稅收收入能力更多的受稅源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響；對外開放水平的影響顯著為正，進出口貿易額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稅收收入比率大約提高0.07個百分點；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對地方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顯著為負，但作用效果不大，可能是因為投資對經濟效益的影響有一定的滯后性；各地區對共享稅的依賴程度與地區稅收收入能力的關系不顯著，其影響有待進一步分析；對于總部經濟的影響來說，各地區500強企業的分布數量并不影響地區的稅收收入能力，而500強企業在各地區的營業規模水平對地方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非常顯著，地區500強企業平均營業收入每增加1千億，該地區總稅收比率增加約3.7個百分點。（二）包含征管因素的分析當加入征管因素變量時（詳見表4），模型（5）至模型（8）中的LM檢驗統計量遠遠大于臨界值，因此均拒絕選擇混合面板模型，由Huasman檢驗結果可知，除模型（8）外，其余模型均接受零假設，因此，模型（5）、模型（6）和模型（7）應選擇隨機效應模型，而模型（8）應該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更進一步由F統計量可知（表6），模型（8）應該選擇個體固定效應模型。
考慮征管因素時，人均GDP的增加對地區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非常顯著，人均GDP每增加1萬元，地方稅收占GDP的比率大約增加2個百分點左右；第一產業增加值的影響顯著為負，第二產業的影響為正，第三產業的影響不顯著；對于一個地區的稅基結構來看，增值稅稅基的影響顯著為正，而其它各種稅基對稅收收入能力的提高沒有什么顯著影響，可見增值稅稅收背離程度較低；對外開放水平的影響顯著為正，進出口貿易額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該地區稅收收入比率大約將提高0.04個百分點；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水平的影響顯著為負；各地區對共享稅的依賴程度與地區稅收收入能力的關系顯著為負，說明對共享稅收入依賴程度較高的地區，稅收收入能力就越低；對于總部經濟因素的影響，若考慮征管因素的影響，無論是各地區500強企業的分布數量還是平均營業收入，對該地區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均顯著為正，一個地區的500強企業總部機構每增加1戶，該地區的稅收比率大概增加0.05個百分點左右，而500強企業在一個地區的平均營業收入每增加1千億，該地區總稅收比率增加約10至11個百分點左右，其對地區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效果遠遠高于人均GDP增加的作用；對于征管因素而言，一個地區稅務人員數量的增加并不能提高該地區的稅收收入能力，而稅務人員學歷的提高則會顯著提高地區稅收收入能力；而一個地區的國有企業數量越多，則說明這個地區納稅人的納稅遵從度就越高，同時創造的稅收收入就越多，從而地區稅收收入能力就越強。（三）分稅種的分析分稅種進行考察時，根據面板數據模型的判定標準，四個稅種稅收比率模型均應選擇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具體見表5的Huasman檢驗和表6的F統計量檢驗）。具體分析可以發現：對于企業所得稅的稅收收入能力來看，人均GDP的影響顯著為正，企業營業盈余的影響為負，這說明一個地區的企業經營效益（營業盈余）并不能為該地區提供較多的稅收收入，這是因為匯總與合并納稅制度使得大部分企業所得稅收入轉移到了總部機構所在地。總部經濟因素的影響更能說明這一點，一個地區的500強企業總部機構每增加1戶，該地區企業所得稅收入占GDP的比率大約增加0.04個百分點，效果幾乎接近整體稅收收入比率；而一個地區所擁有的500強企業的平均營業收入每增加1千億，該地區企業所得稅收入占GDP比率就會大幅增加約11至12個百分點左右。對于個人所得稅的收入能力來看，人均GDP和勞動報酬規模的影響作用并不明顯，因為個人所得稅制的累進性特征，對于勞動報酬總和相等的兩個地區來說，并不意味著這兩個地區的個人所得稅總和就相等，只有在人均勞動報酬較高的地區才有可能獲得更多的個人所得稅收入，一般而言，集團總部所在地區的勞動報酬都較高，因此人均勞動報酬要高于其它地區，所以總部經濟因素也會對個人所得稅的收入能力產生影響，實證檢驗結果也檢驗了這一解釋。增值稅對地方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分析發現，人均GDP和增值稅稅基對各地區增值稅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具有顯著性，人均GDP每增加1萬元，增值稅收入占GDP比率大約增加0.4～0.8個百分點，增值稅稅基占GDP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該地區增值稅比率大約增加0.09個百分點，這說明增值稅收入與增值稅稅基的背離程度較低，因為增值稅的各環節抵扣制度，使得增值稅稅收與稅基相背離較為困難，對于地方政府來說，為了獲取更多的增值稅收入，最好的方法是通過稅收競爭，吸引更多的增值稅稅源（稅基）到本地區來。而總部經濟對增值稅的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作用相反，總部經濟規模越大，增值稅的收入能力就越低。對于營業稅而言，人均GDP和營業稅稅基的影響在統計上不顯著，影響效果不明顯，存在稅收背離問題，總部經濟規模與營業稅收入能力呈正向關系，總部經濟規模越大，營業稅稅收收入能力就越大。五、結論與建議在理想的狀態下，稅收收益應該與稅源的貢獻相一致，而地區間的財力差距則應該由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加以解決。本文通過納入總部經濟變量的面板數據模型實證分析了稅收背離與地方稅收收入能力的關系，研究發現：（1）在不考慮征管因素時，人均GDP和對外開放水平對地方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顯著為正；第一產業增加值和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為負；（2）三產業增加值和各共享稅收入的影響不顯著；各地區總部經濟的營業規模水平則顯著影響地方的稅收收入能力，且其影響遠高于人均GDP增加的影響。考慮征管因素之后，人均GDP、增值稅稅基、共享稅收入對地方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顯著；總部經濟因素（不管是分布數量還是營業規模）都顯著影響地方稅收收入能力；稅務工作人員學歷水平的提高和國有企業數量的增加可以顯著提高地方稅收收入能力。（3）分稅種進行考察時發現，人均GDP對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的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顯著，對個人所得稅和營業稅的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不具有顯著性；而企業盈余對企業所得稅的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為負，存在著較大的稅收背離現象；對增值稅而言，總部經濟的規模越大，稅收收入能力越低，而對營業稅而言，情況正好相反。本文將總部經濟的因素納入區域間稅收背離與地方稅收收入的分析框架中，實證研究證明了總部經濟是導致區域間稅收背離的重要因素，考慮到我國的總部經濟主要是分布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等大城市，因此，總部經濟因素進一步加大了地區間財力水平的差距。解決稅收背離問題有轉移支付和改革稅收制度兩種方法，前一種方法是我國短期內的現實做法與選擇，即加大對稅收流出地區的轉移支付，而這種轉移支付又可以分為中央對地方的縱向轉移支付和地方與地方之間的橫向轉移支付，這種做法只是對橫向稅收收入分配結果的調整[9]；從長遠來看，第二種做法更為可取，即通過稅收制度的改革或重構以從源頭上解決稅收背離問題，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在鼓勵競爭和稅收收益與稅源貢獻相一致之間找到平衡。因此，需要加強稅收制度的頂層設計與研究，借助新一輪稅改和建設現代稅收制度的契機，改革現行稅法中導致稅收背離問題的一些規定，如總分支機構的合并與匯總納稅的要求；在“營改增”全面完成后，可逐步降低在商品生產與流通環節的稅收負擔，選擇在批發與零售環節開征一般消費稅或零售稅[10]，逐步實現“誰消費、誰納稅、誰受益”原則，并適時的開征房產稅作為地方主體稅種，使稅收收益與稅源貢獻逐步一致，這也將使得地方政府從傳統的對流動性稅基的爭奪轉變為對當地消費與財產性稅基的保護，從而更好的履行地方政府的職責，這樣便有可能實現以稅制的變革為突破口推動地方政府行為模式乃至經濟增長方式的變革。
注釋：①“稅收背離”是指產生稅源的地區并沒有獲得應有的稅收，沒有產生稅源的地區卻獲得了產生于其他稅源地的稅收，出現稅收與稅源的非一致性和不匹配，也稱“稅收轉移”。②稅收收入能力是指在稅收制度一定的情況下，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濟運行中所蘊藏的稅收儲量，它是指可征稅收的總能力（或總規模），是一個稅收潛在能力的概念（劉新利，2000）。③一個地區總部經濟規模越大，因企業所得稅的匯總（合并）納稅制度，造成該地區稅收轉入額越多，該地區最終分配到的稅收收益則越多。④本文將中國企業集團500強在各地區的分布數量和平均營業規模作為“總部經濟”的替代變量，相比以往研究中所使用的替代變量的研究方法更為合適。如：喬寶云、劉樂崢等（2009）將北京、上海兩地設為虛擬變量表示“總部經濟”；陳鑫、劉生旺（2013）將第三產業發展水平、政府行政效率和城市化水平作為“總部經濟”的替代變量，本文認為選取分布數量與營業規模的指標能更加直接的體現“總部經濟”對地方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⑤20世紀60年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經濟學家為了便于國際間的稅收比較，提出了用稅收努力指標來代替稅收比率指標，將稅收努力定義為實際征收稅收除以稅收能力（Bahl，1971、1972；Tanzi，1987、1992；Chelliah，1971；Mertens，2003 等），進而提出了采用“稅柄法”（Tax Handles，Musgrave，1969）來估測各國潛在的稅收收入能力。“稅柄法”的具體步驟：首先，確定影響稅收收入能力的主要因素，并選擇相應的經濟指標變量來代替；第二，選取適當的計量經濟學模型和估算方法來確定各經濟變量對稅收收入能力的影響系數；第三，通過計量模型得到的回歸系數來估算期望稅收收入能力（喬寶云、劉樂崢，2009）。因此，所謂的“稅柄”指標實質上就是地方稅收收入能力的決定因素。⑥增值稅稅基是指第二產業增加值-建筑業增加值+批發零售業增加值，單位億元。⑦營業稅稅基是指第三產業增加值-批發零售業增加值+建筑業增加值，單位億元。⑧由于我國稅制統一，地方政府沒有獨立的稅權，因此不能用直接稅或間接稅占比來表示各地區稅收政策的不同，本文采用共享稅占比來反映地方政府主體稅源的匱乏。⑨單純用總部機構的數量也不能表示該地區的總部經濟規模，因為大部分排名靠前的500強企業總部機構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兩地，對于排名靠后的500強企業分部數量并不能反映該地區總部經濟實力，也不能說明該地區的稅收轉入能力就強，因此我們加入了總部機構平均營業收入作為總部經濟規模的替代變量。參考文獻：[1]李濤，黃純純，周業安. 稅收、稅收競爭與中國經濟增長[J]. 世界經濟，2011，（4）：22-41.[2]沈坤榮，付文林. 稅收競爭、地區博弈及其增長績效[J]. 經濟研究，2006，（6）：16-26.[3]李建軍. 稅收背離與地區間財力差異[J]. 經濟評論，2013，（4）：108-115+134.[4]葉振鵬，周金榮. 我國企業所得稅匯總納稅跨地區稅收轉移問題研究[J]. 財政研究，2008，（2）：26-29.[5]張軍擴，高世楫. 稅收與稅源背離的情況及其對區域協調發展的不利影響[J]. 發展研究，2011，（1）：58-65.[6]王蓓，計金標. 政府間橫向稅收分配的理論基礎：內涵與原則[J]. 經濟體制改革，2013，（2）：122-126.[7]王蓓，李芳芳. 我國流轉稅體系跨區域稅收分配問題研究――兼論“消費地原則”征稅模式的適用性[J]. 經濟體制改革，2015，（2）：155-161.[8] Bahi R W.A representative tax system approach to measuring tax effor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IMF Staff Papers，1972，（19）：87-124.[9]王蓓. 我國區域間稅源背離問題及橫向稅收分配制度設計[J]. 稅收經濟研究，2013，（3）：27-34.[10]呂冰洋. 零售稅的開征與分稅制的改革[J]. 財貿經濟，2013，（10）：17-26.（責任編輯：漆玲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