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評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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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新聞評論；社會責任；要素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6）10-0022-03

新聞評論不是新聞，不是事實報道，而是事實評價，是基于新聞事實或有新聞意義的事實而發表的意見。相比于新聞報道，由于新聞評論對社會制度情境的依賴更強，因而，新聞評論帶有鮮明的價值屬性，對社會所要承擔的責任也更為突出。

一、新聞評論社會責任的提出

無論是以事實描述為特征的新聞報道還是以價值規范為特征的新聞評論，都屬于大眾媒介的傳播內容，因而都處于一定的傳播及媒介制度中，進而處于規定傳播及媒介制度的整體社會制度之下。所謂制度，就是系統。社會制度就是社會系統。從社會學意義上的系統論角度而論，處于社會系統內人化的各個要素既有相對的獨立性，又同其他人化的要素相互制約，并統一受制于整個社會系統，服從并服務于該社會系統。就傳播媒介及其傳播內容而言，自其誕生之日起，就脫離了自在狀態而進入包含政治、經濟、文化等要素的整個社會系統之內，從而受制于整個社會系統。大眾傳播媒介因其大眾性而具有很強的公共性，它理當更多地體現為公共的意志（“公意”）和公共的利益（“公益”）。正是從這個意義說，作為大眾媒介傳播活動的新聞評論不僅是個人和媒體機構的一種權利或自由，更是一種義務和責任。

針對大眾傳播媒介為追逐利潤而逾越新聞自由的界限和拋棄應對社會擔負的基本責任，西方人很早就提出了新聞媒介的社會責任思想和理論。1788年，被美國人譽為“自由開創之父”的托馬斯?杰斐遜在支持制訂旨在保護新聞自由的聯邦憲法修正案的同時，就指出：“報界有義務向公眾提供可信的、準確的和重要的消息與意見。”20世紀初，美國新聞界制訂了《記者信條》《新聞法規》等規約，業界要尊重公民自由和對公眾盡責的行業規范。到20世紀40年代，美國非政府機構―新聞自由委員會（“哈欽斯委員會”）明確而系統地提出了有關媒體社會責任論的基本思想：現代傳播媒介應當“將自己視為公共討論的共同載體”，應當成為“一個交換評論和批評的論壇”，“社會中所有重要的觀點和利益都應該在大眾傳播機構上得到反映”，要描繪出“社會各個成員集團的典型圖畫”、要負責介紹和闡明社會的目標和美德，以及要使人們便于獲得當前發生的重要事件等。[1]其后在50年代，美國學者T.B.佩特森（Peterson）提出了作為“現代社會公眾通訊工具”的媒介所應承擔的包括以提供關于公共事務的信息、討論或辯論來服務于政治制度，啟發和提高公眾的自我決策意識，對政府進行監督等各項職責和任務，他認為：“自由伴隨著一定的義務，享受著政府賦予的特權地位的報刊，有義務對社會承擔一定的責任。”[2]70年代，美聯社編輯主任協會制定倫理規則明確要求：“報紙應當為人們交流評論與批評提供論壇，特別是當那些評論與社論立場相左的時候。”[3]凡此種種，表明的是新聞媒介在追求和享受新聞自由的同時所應承擔的方方面面的社會責任。在所有這些對新聞媒介的社會責任規約中，幾乎都涉及到發表意見的新聞評論的社會責任。

迄今為止，新聞（包括新聞報道和新聞評論）的社會責任即新聞責任問題一直是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新聞界及其整個社會的公共議題，西方的新聞業始終處在追逐商業利潤、享受新聞自由與接受新聞審查、承擔社會責任之間的矛盾沖突之中。

中國自近代引入新聞學以來，對新聞的認識和理解就包含了對新聞責任的關切。在論述報紙社會功能和意義時，無論是梁啟超的文章《論報館有益于國事》、嚴復的文章《國聞報緣起》，還是徐寶璜的著作《新聞學》，都涉及報業即新聞業的社會責任、新聞工作（者）的職業使命和道德。[4]尤為突出的是，鑒于當時動蕩的社會局勢和革命的時代主題，聯系國事是報紙的第一要務，報紙所擔當的更多的是政治宣傳家的重任和義務，報紙的政治實用價值備受重視。由此，基本上可以說，報紙不是以新聞而是以新聞評論為本位（只是到了后來，報紙才向新聞本位回歸），而報紙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則更多地是新聞評論的社會責任。新聞界的這種評論本位主義盛行至改革開放前，并存留至今。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同于西方，中國人所謂的新聞責任首要地不是新聞報道即新聞本身的社會責任，而更多地是新聞評論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其中的政治責任。

一般而論，從人類新聞實踐來看，無論從歷史還是從邏輯上說，新聞報道要早于新聞評論，因此，對新聞評論社會責任的關注要晚于對新聞報道社會責任的關注。作為廣義的新聞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作為一項主觀性更強的新聞實踐活動，相比于新聞報道，新聞評論因其與新聞本身的差異而使其社會責任問題更難以被評判，更難形成公認的標準。但是，基于新聞評論更強的社會性及對公眾的社會影響力并不亞于新聞報道，對新聞評論在社會責任方面的媒介批評同樣成為一種媒介實踐的必然。因此，迫切需要對新聞評論的社會責任加以主題化研究。

二、新聞評論社會責任的要素

基于新聞與社會的多重關系，新聞評論的社會責任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新聞評論的社會責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政治責任、法律責任和倫理責任。這三重社會責任成為對新聞評論媒介批評的主要標準和依據。

（一）政治責任

新聞是觀念的產物。從政治學的角度看，新聞實踐活動是一種界定和調整權力關系的權力話語活動。如果說，新聞報道是“用事實說話”，是把報道者的傾向寓于對事實的客觀報道之中，因而表達的是“無形的意見”，那么，新聞評論則是“有形的意見”，是基于事實的立場和觀點的價值偏向性表達，它總是受一定的權力即政治意識形態框架支配。而作為意識形態機構的新聞媒體把關后的新聞評論，更是一種制度性（而非個人性）行為，因而其政治性、意識形態性或“黨性”完全是一種必然的品性。在意識形態的框架效果即篩選、過濾機制作用下，新聞評論具有鮮明的價值特征和價值觀差異。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聞評論是一套言說定義（或規范）現實世界的權力話語，新聞評論活動是政治性的活動，從事新聞評論就是從事政治。恩格斯曾指出“絕對放棄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張放棄政治的一切報紙也在從事政治。問題只在于怎么樣從事政治和從事什么樣的政治。”[5]從事政治活動的新聞評論當然要承擔一定的政治責任，這是一項必然的邏輯。在自由主義的社會語境下，新聞評論要承擔充當“社會公器”和被喻為的“看門狗”（watchdog）的角色，為社會（公益）服務，肩負起對政府、非政府組織及公司企業進行新聞輿論監督的政治責任，要求成就為“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語境下，新聞評論要承擔充當執政黨、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及輿論支持、輿論引導（導向）和輿論調控工具的政治責任。新聞評論履行輿論監督和政策宣傳等政治功能，就是在承擔政治責任。這種對政治責任的承擔集中表現為合政策性，即要為一定的政策所約束，服從和服務于政黨和政府的內政外交政策。

（二）法律責任

從法律學的角度看，新聞評論是一種關涉個人與個人、個人與集體、人的權利與義務、自由與責任等社會關系的新聞實踐活動。基于新聞評論的權利和自由是有底線和疆界的，新聞評論的法律責任更多地表現在不作為上，力求避免評論權利的濫用和誤用。新聞評論因此主要成為被社會規范的對象（而非社會規范者）。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聞評論的法律責任基本上是消極性的、否定性的責任。事實上，新聞評論承擔法律責任主要表現為合法性，即要合乎法律精神的要求，要受一定的法律規范的約束（應該承認，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合法之法或“良法”。從原則上說，對不良之法或“惡法”，作為社會輿論工具的新聞評論不但不能在精神上受其束縛，而且在行動上要通過新聞批評的方式提出各種建議和意見，使之盡早得到修正）。[6]換而言之，新聞評論要在法律允許的界限內進行，具體是指新聞評論主體選擇評論的新聞事實和人物及得出的相關結論必須是法律（主要是新聞傳播法）允許傳播的內容，不會對他人或某個群體、對執政黨和政府及整個社會造成負面影響，不得侵犯他人的個人權利，不得損害法人的利益，不得危害國家安全，不得敗壞社會的公序良俗，不得造成干擾獨立司法審判的“新聞審判”現象。

（三）倫理責任

從倫理學的角度看，新聞評論是一種辨別善惡并影響社會價值取向的軟權力話語行為。“言論是一種試圖影響人、改變人―改變人的價值觀、行為和信仰―的文本，因此，它不能不受到倫理的審視。”“就像論說可以用來幫助人們做出更好的決定并改變他們的生活一樣，‘論說’也可以破壞和傷害人們。作為民主社會的公民和‘私民’，我們必須以監督和批判的眼光審視我們所制造和接受的論說。”[3]作為一種廣為傳播的社會言論（“論說”），新聞評論的倫理品性是顯而易見的。新聞評論的倫理目標應當是使傳播對象或者說受眾“耳聰目明”，更具思考力、鑒別力、批判力和創造力，總之，更自主、自由，更有個性，而不是相反―更易于被人所操控、役使和同（質）化。換而言之，新聞評論者即“論（說）者的倫理”旨在“強化個人和社群”（strengthening the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使之更有力量。而要實現上述倫理目標，就必須要求新聞評論者像古希臘圣人蘇格拉底那樣，做知識和真理的“助產士”，通過“辯證法”與人“理論”，目的不在駁倒對方，而在于共同達到真理，達成共識。事實上，今天的新聞評論者更應平等對待傳播對象，平等交流，做到理性勸服。如果說新聞評論的法律責任主要是一種消極性作為的責任，那么，新聞評論的倫理責任更多地表現出積極性作為的責任一面，它要積極作為，執行一定的社會基本職能。譬如，新聞評論要盡可能多地提供全社會的各種聲音，搭建“開放的話語空間”和“意見的自由市場”，尤其是確保話語權和發言機會的均衡分配，讓弱勢、邊緣群體發出自己的聲音。還有，新聞評論要盡可能地彰顯人性中的光輝，顯示人道主義和推崇人文關懷，弘揚和釋放道德力量的正能量，以凝聚社會共識和舒緩社會情緒。當然，從根本上說，新聞評論的倫理責任要求新聞評論合道德性（“合德性”），即要求新聞評論遵守德性社會的道德約束，其評論主體所選擇評論的、作為公開傳播對象的新聞事實或人物及得出的結論都應該符合社會公認的道德觀念和規范，為之所接納。概括起來說，新聞評論的道德責任包括：在內容上，要“公正”（fairness，而非不偏不倚，impartial），不要碰觸和突破民主、法治和社會基本價值觀的底線；在形式上，要公開，不得隱匿或模糊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不得使用不利于讀者全面、深刻地理解、把握事實，獨立、合理地進行判斷、推論的論證方法或修辭手段。應該指出的是，基于倫理界限和規范不像法律界限和規范那么硬性和明確，新聞評論的道德責任比其法律責任要寬泛也要寬松一些，承擔新聞評論的道德責任也就要求更自覺、自主一些。

三、結論

新聞評論的社會責任不是外在強加的，而是內生的，是其作為一種特殊的新聞形態的內在屬性所規定和賦予的。一般而論，新聞評論的三重社會責任―政治責任、法律責任與倫理責任―是統一的，但不可否認，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新聞評論的政治價值標準、法律價值標準與倫理價值標準即合政策性、合法性與合道德性并不完全一致。英國作家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的言論―“每個社會都有維持和平和秩序的權利，因此就有權禁止宣傳報道帶有危險傾向的意見……執政者在限制他所認為的危險意見時，他在道德上或神學上可能有錯誤，但是他在政治上則是正確的。”[4]―恰好從對立面上反映了這種多重價值標準的非統一性。因此，承擔新聞評論的三重社會責任就成為一種講求周全、兼顧的平衡藝術。此外，承擔新聞評論的社會責任還要求注意一種情形。上述政治、法律和倫理三重標準有可能與新聞價值標準都不一致。譬如，有些事實具有新聞價值，以新聞價值標準來衡量是值得評論和傳播的，但從政治、法律或倫理的角度看，又都不適合評論和傳播。因此，在承擔新聞評論的社會責任時，還有一個平衡政治責任、法律責任和倫理責任與傳播責任的問題。

參考文獻：

[1]新聞自由委員會編.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M].展江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2]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3]馬少華.新聞評論[M].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2005.

[4]董巖.新聞責任論[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0.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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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白色垃圾是世界的一大危害，人人都想除去它，可是做起來又不是那么簡單。比如有些人工作忙，就去買盒飯吃，吃完后隨便亂扔。還有一些人把垃圾裝在塑料袋里，扔垃圾的時候為了方便連塑料袋也一起扔，這樣又增加了許多白色垃圾。怎么減少這些白色垃圾呢？我要身體力行。

那是一個多風的星期天，風婆婆把垃圾箱里的所有塑料袋紛紛吹出來，而且吹得到處都是。樹枝上、房頂上、月季花枝上......像一群丑陋的小精靈搖頭擺尾，真令人厭惡。要怎么消除這些“精靈”呢？我心里盤算著......

于是我帶上一個十分大的塑料袋來到花壇旁。盡管風很大，灰塵迎面撲來，那些塑料袋似乎顯得更得意。可是我的目的就是為了對付這群“小精靈”，把它們搜集起來放回垃圾箱里，免得它們出來破壞環境。我開始行動了，先把月季花上的塑料袋摘下來，誰知這月季花上的刺這么厲害，我剛一伸手就被扎了一下，還很疼呢。我咬咬牙繼續撿，一會兒，花壇變得干凈了，我很高興，又去摘取樹上的塑料袋，可樹又高又大，我只能用枯枝挑下來。我把撿到的塑料袋扎成一捆放到帶來的塑料袋里。

風漸漸停了，太陽出來了，照在如此優美的環境上顯得更美麗。進進出出的許多鄰居都向我投來贊許的目光。我為自己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而感到自豪。

篇4

關鍵詞　影視旅游　發展　困惑　對策　社會價值

九十年代后，我國影視旅游的發展日益受到了人們的關注，將影視文化與旅游景點相結合，已發展成經濟熱潮，吸引了眾多資本。目前，國內已經建成了30余座影視城，還有20多個規劃投資上億元的新建大型影視城正熱氣騰騰地施工或招商，企業與政府對影視旅游熱情不減。但是學術界對于影視旅游的研究卻很少。影視旅游在我國屬于一種新興的旅游形式，其經營管理尚缺少可遵循的模式，不少影視城由于經營不當很快走向衰落。據不完全統計，我國70％的影視城和主題公園處于虧損狀態。20％持平，只有10％左右盈利。約有1700多家企業無望收回成本，更有2500億元巨資被影視城和主題公園套牢。國內電影與旅游的合作。在資金運作、經營模式和開發深度等方面尚有潛力可挖，如無錫影視城中歐亞雙城已宣告破產，而像“南京影視城”那樣“人去樓空”、破爛不堪的拍攝外景在風雨的侵蝕下開始荒廢的現象也不在少數。在這種影視城建設面臨嚴峻考驗的情況下。我國影視旅游還處于剛剛起步階段的今天，對影視旅游進行研究，深入分析存在的問題，進而提出科學發展影視旅游的策略，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我國影視旅游發展中的困惑：現狀與問題

高新技術產業、傳播與文化產業是二十一世紀最具發展前景的兩大朝陽產業，特別是傳播與文化產業由于自身特點使其與信息旅游等產業密切關聯，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極具帶動作用，日益受到世界各國政府和企業的高度重視。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都將傳播與文化產業規劃為新世紀的支柱產業。影視業作為傳播與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顯示出十分廣闊的發展前景。迪斯尼、好萊塢、時代華納、索尼等影視業巨頭的年營業額都在百億美元以上。影視業現已成為美、日等國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產業。

旅游業與影視業密不可分，二者互相支撐、互相促進、共同發展，這是時代進步的必然結果。目前世界上的各大影視巨頭都在開發影視產品的同時積極發展影視旅游，通過影視業來帶動其旅游收入。如美國“好萊塢”、迪斯尼，還有戛納電影城等，其在旅游資源開發方面的收入大大高于其影視制作取得的收入。這不難看出，以影視來帶動旅游。用旅游促進影視，是世界影視行業發展的大趨勢。

從目前我國的電視綜合人口覆蓋率、節目源、觀眾群體及所占發行放映市場份額來看，影視文化業市場潛力巨大。伴隨我國加入WTO后，我國的影視市場將進一步開放。國外影視巨頭將紛紛登陸中國。他們的到來，很大程度上會帶動我國影視文化業向更高、更好的方向發展，從而進一步激活中國影視市場，加快影視市場世界一體化的步伐。面對嚴峻的競爭形勢，我國影視業正在進行全方位的改革。加強影視業與旅游、信息、廣告策劃等相關行業的互動式協作，發揮影視高科技在行業內的應有作用。

然而，當影視旅游資源得到開發與利用的同時，我國影視旅游發展中卻仍然存在著不可忽略的眾多問題，主要表現如下：

1、產品單一，發展緩慢

當前我國影視旅游產品還停留在傳統的觀光層面，多數拍攝景點只是立牌，簡單表明此地拍攝劇目、參演明星、導演等情況，僅限于圖片展示，不能使旅游者有身臨其境之感，難以滿足旅游者重現熒屏經典一幕的愿望。投資巨額的影視城靠的是規模效應，主要的影視城的基礎設施大部分都局限于供拍攝劇組利用，可供游客參與的項目有限。如一些影視城內，以小池塘代表珠江之水，以模型代替赤壁之戰中千萬條船只，難以在旅游者心中產生共鳴，激發他們的游興。

2、內涵不足，文化缺乏

現代旅游產品越來越注重文化內涵的挖掘，因為沒有歷史文化積淀的旅游景點是缺乏生命力的。國內不少影視城在開發過程中對于文化主題的深化力度存在較大的不足。往往只是對某一特定歷史空間和實踐的簡單再現，而忽視了對這一歷史時空背后所蘊含的文化氛圍的營造，結果只能達到“形似而神不似”的水平。

3、觀賞靜態，參與不夠

影視城主要還是為劇組服務的，較少為旅游者的需求考慮。除了供攝制組拍攝用外，多數時候是閑置的。隨著體驗經濟時代的到來，人們更多的都愿意參加有一定參與性的旅游項目，體驗型旅游為大眾所喜愛。

4、內容平淡，大同小異

影視旅游的發展，讓很多的發展商都看到了影視所帶來的巨大的旅游收入，各種影視城不斷興建，各地都在抓緊時間吸引劇組的拍攝，但是景區內的旅游設施、旅游景點一般都是為了拍攝而建立的，尤其是各種影視城，大部分都是幾座具有時代特色的建筑。一些建筑小品，具有很大的替代性，在同一地域內出現了多家影視城，而且“大同小異”。如很多影視城都有廣州街、香港街等。

5、盲目投資，經營不當

由于盲目投資、重復性建設等原因導致我國部分影視城的內外部環境條件極差，景觀建造粗糙，許多資源大量閑置，使整體環境與文化價值不相符。投資商急功近利，盲目跟風，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國內已有影視城30多個。中央電視臺就擁有“太湖影視城”、“南海影視城”等。浙江省內與影視拍攝基地相關的就有杭嘉湖古鎮系列拍攝基地、寧紹的古跡場所、新昌的山水拍攝基地、舟山的海島風情基地等。

6、資源受限，服務較差

旅游的發展會帶動六要素的協調發展，隨著游客數量的不斷增加，對旅游地的接待能力、旅游地基礎設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許多影視城旅游生活環境容量小，基礎設施較差，極大地限制了旅游業發展。

7、多頭管理，盲區并存

影視城的申報事宜歸誰管?是國家廣電總局，還是國家旅游局。通過調查。影視城的審批不通過國家廣電總局，只有中央電視臺籌建的影視基地，才經總局審批。同時，國家旅游局也認為不在他們的職能范圍之內。一位負責人說到，如果要附加旅游項目。就找旅游部門：要批土地，就找國土資源部門：要搞文藝演出，就找文化部和廣電總局，“國家廣電總局、文化部、旅游總局目前都沒有明確管理影視城的職能部門，影視城面臨的多頭管理局面。反而造成一個管理盲區。”

二、我國影視旅游發展的出路：思考與建設

在我國，影視旅游的發展暴露出種種問題，這既要靠管理部門加強宏觀調控和積極引導，也需要相關經營單位加強市場調研，轉貼于 主動開發迎合消費者口味的創新型旅游產品，使我國的影視城旅游走得更快更遠。影視城項目的經營管理者作為旅游開發的主體，應著重從創新產品、完善服務、深化景區文化內涵等內動力方面下苦功夫，相關的政府管理部門和旅游學術界則應在政策保障、理論支持、決策服務等方面為我國影視旅游的發展提供外動力。共同構成影視旅游發展的互動機制。

1、把握時效性，加大宣傳

影視旅游經營者應當把握好影視作品熱播的時機，通過各種途徑宣傳熱播影視作品拍攝地，讓游客知道有哪些影視作品特別是投資巨大、明星眾多的影視作品正在拍攝。可以定期在新聞媒體特別是網絡媒體上信息。讓明星和影視作品成為旅游招牌。對于有一定知名度的影視作品的拍攝地要加大宣傳。并加強配套設施的建設，可以出版影視旅游地圖、宣傳圖冊之類的資料。

2、加強軟硬件設施和配套設施的建設

可以適當地興建一批影視劇的外景拍攝基地，為開展影視旅游提供比較集中的活動空間，增加對影視作品的寬容性。推動影視旅游產業的發展，要對相關工作進行謀劃和細化，提升配套能力，為影視旅游提供更有力的支持，要對影視基地進行市場細分，根據自身特色，找準自己位置，實現錯位發展。要加強影視旅游專門人才的培養和引進。為影視基地的規范化建設提供智力支撐。同時還要做好影視劇的后續宣傳工作。提高影視資源的利用率，使影視資源更好地服務于旅游業的發展。

3、所在地政府要重視影視作品的拍攝

發展影視旅游必須要有足夠多的攝制隊伍拍攝，這是開發影視旅游的先決條件。因此。各級政府必須明確影視作品拍攝對開展影視旅游的重要性和積極意義。對于攝制隊伍應該給予各個方面的優惠和照顧，積極創造交通便利、服務周到、環境寬松的影視拍攝條件。

4、引導控制，經營得當

國家主管部門應該加強影視基地建設的引導控制，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嚴格項目審批制度，嚴格控制影視基地的建設數量，明確各部門的職責。要求報審人提供詳盡的開發規劃、技術設計、市場論證、管理方式等方面的材料，由各地旅游局組成專家評審小組進行評審。國家要引尋影視拍攝基地向良性方向發展，影視基地本身要加強學習借鑒國際經驗，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向多元化經營方向發展。形成以影視旅游為龍頭，相關產業發展迅速的產業鏈，如為影視拍攝提供場景和制作服務的行業、旅游房地產等。

5、實現影視旅游的軟開發

影視旅游實質上是一種體驗經濟。是影視走向生活，夢幻與現實逐步結合的產物。旅游者在參觀影視基地時，不但可以身臨其境地觀看影視劇的拍攝，甚至還可以有機會充當劇中的角色，這種感受和體驗是獨到的，也是人們喜聞樂見的，心甘情愿支付更多價錢來換取的。因此。影視拍攝基地應該將文化氛圍和旅游體驗作為開發重點，否則將無異于其他景區。甚至因為缺少其他景區自然的、文化的天然優勢而喪失吸引力。如在影視拍攝基地可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景區，恢復當時風貌、建筑、設施以及人們的穿著打扮。并模仿當時的生活場景，營造一種新鮮而有趣的生活氛圍，使旅游者隨處可見各種戲劇性的場面，并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其中一員。

6、全方位擴容影視旅游文化

影視旅游總是具有一定的主題，影視作品具有一定的時效性，因此，開展影視旅游，必須緊隨時代潮流。迎合當下的影視劇熱播，吃、住、購、娛等緊緊圍繞影視主題、劇情展開，安排旅游主題活動和策劃項目。并吸納全球性的娛樂時尚活動，迎合廣大旅游消費者的口味，滿足旅游者追求新奇的心理需求，以新賣點吸引回頭客。如研制與劇情相關的特色食品：營造與劇情相關的住宿環境：開發與劇情相關的旅游商品：策劃與劇情有關的娛樂項目等，實現旅游景區經濟可持續性發展。

7、要定期對游客進行調查

旅游者是旅游活動的主體，旅游活動的開展應當以滿足游客需求為出發點和歸宿點。游客的需求是多樣的、不斷變化的，因此對于一個旅游景點來說，需要不斷開發出符合旅游者需求的各種旅游產品，這樣才能實現旅游地可持續健康發展。通過對游客進行定期的調查。可以了解游客對旅游地整個旅游產品、服務質量等的評價，從而針對游客提出的要求不斷改進，不斷創新。開發出符合旅游者需求的旅游產品。

篇5

“先生，您的匯款單和一封信。”郵遞員小姐用她那清脆的嗓音說到。

匯款單?估計是有和我同名同姓的人吧。還有那封信?該不會是恐嚇信吧!可是我得罪過誰呢?邁克開始將所有朋友的名字像電腦一樣在頭腦中顯示……

“先生――”

“哦，那謝謝你了。”邁克這才反應過來，然后迅速關上門，走進里屋。

邁克有些害怕地打開信封，生怕里面會蹦出一只蜘蛛或者其它什么昆蟲……信終于被打開了，那是一封很簡短的信，上面寫道：

“叔叔，您好!我不知道該怎樣稱呼您。上次我在電視上看到了有關您的一些事情，想到您的經濟狀況一定不太好，便隨信給您寄來一些錢，希望您能收下。因為我覺得，人與人之間應該學會互助。

風雪中的小男孩

當邁克看到落款時，便猛然回憶起那個有雪的一年冬天。

那年冬天，蘇聯的整個經濟狀況都不太好，居民都遷往外地。而邁克――一位很有名氣的記者，卻照樣活得悠哉游哉。

一天，邁克又開始耍酷似的在大街上閑逛，順便找些可以寫的材料。邁克是個只要風度不要溫度的人，再加上天空飄著小雪，他便開始可憐起他那件厚厚的毛衣。這時，他發現一個比他“抖”得還要厲害的人。那是個小男孩，他穿的極少，蜷在街道一角，渾身瑟縮著，面前擺著一個要飯的碗。路上行人來來往往，沒有人注意到他。

“叔叔，給我口飯吃吧。”小男孩苦苦哀求。

邁克注意看了一下他要飯的碗，那里面只有灰塵，幾乎就是化學中所謂的“單質”。給他吧，有損我高貴的形象;不給他，又會讓別人覺得我沒有同情心。邁克開始了激烈的思想斗爭。最終，他還是作出了決定――給小孩一角錢。

邁克往碗里塞了一角錢，然后頭也不回地走了，只留下小孩的那句“謝謝”。

后來，蘇聯的重工業發展起來了。緊接著，出現了“百廢俱興”的場面。

可憐的邁克!他再也不是那個高傲的吝嗇鬼了!他由于涉嫌一個案子被報社辭退。待他洗脫罪名后，家當已所剩無幾了，連經濟來源也沒有了。他真正地走進了生命的低谷。

邁克從回憶中醒了過來，他看了看匯款單，是五百元，整整的五百元!邁克此時是多么的需要它啊!

第二天，邁克很早就拿著匯款單來到郵局。他那平靜的臉上顯示出從未有過的笑容。他從口袋里拿出一張紙，又隨手拿起一支筆寫到：

“親愛的小男孩，我很高興你有了幸福的生活，感謝你在我生活最低潮時給予我鼓勵。不過我想，人與人之間的互助應該是平等的。否則，那就成了施舍，不是嗎?叔叔”

篇6

白色垃圾是世界的一大危害，人人都想除去它，可是做起來又不是那么簡單。比如有些人工作忙，就去買盒飯吃，吃完后隨便亂扔。還有一些人把垃圾裝在塑料袋里，扔垃圾的時候為了方便連塑料袋也一起扔，這樣又增加了許多白色垃圾。怎么減少這些白色垃圾呢？我要身體力行。

那是一個多風的星期天，風婆婆把垃圾箱里的所有塑料袋紛紛吹出來，而且吹得到處都是。樹枝上、房頂上、月季花枝上......像一群丑陋的小精靈搖頭擺尾，真令人厭惡。要怎么消除這些“精靈”呢？我心里盤算著......

于是我帶上一個十分大的塑料袋來到花壇旁。盡管風很大，灰塵迎面撲來，那些塑料袋似乎顯得更得意。可是我的目的就是為了對付這群“小精靈”，把它們搜集起來放回垃圾箱里，免得它們出來破壞環境。我開始行動了，先把月季花上的塑料袋摘下來，誰知這月季花上的刺這么厲害，我剛一伸手就被扎了一下，還很疼呢。我咬咬牙繼續撿，一會兒，花壇變得干凈了，我很高興，又去摘取樹上的塑料袋，可樹又高又大，我只能用枯枝挑下來。我把撿到的塑料袋扎成一捆放到帶來的塑料袋里。

風漸漸停了，太陽出來了，照在如此優美的環境上顯得更美麗。進進出出的許多鄰居都向我投來贊許的目光。我為自己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而感到自豪。

篇7

關鍵詞：發展理論 現代化理論 依附理論 世界體系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圍繞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道路問題，發展社會學的理論構造大致經歷了前后相繼的三個階段：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現代化理論一枝獨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依附理論盛極一時，80年代后，世界體系理論的影響逐漸增強。

1、現代化理論的主要觀點及評述

1.1現代化理論的主要觀點

現代化理論的提出直接得益于經典社會學家的理論以及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現代化理論接受了古典社會學關于社會變革和進化的‘兩極理論’，認為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是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過程。” [1] 現代化理論正是在傳統與現代這種兩分法的基礎上展開論述的。

現代化理論提出了兩個基本假設：一是所有社會的發展都是相似的單一漸進式的發展。二是西方發達國家發展走過的歷史是其他后發展國家的必經之路。現代化理論認為，“所有國家的發展道路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發展速度的快慢而已，因此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歷的歷史，將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未來。” [2]

基于這兩個假設，現代化理論對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問題的診斷，大體上可以概括為：“(1)價值的轉變是社會變革的重要前提；(2)西方的工業化過程將在第三世界國家再現；(3)改變行為傳統模式的變遷，是在現代化的推力下發生的，這個推力與西方社會長期發展所憑借的動力是一致的；(4)西方科技和觀念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同時也將伴隨著一系列階段和深刻變化；(5)現代化過程是一個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一體化的變遷過程，第三世界不發達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國家本身的社會結構系統有‘缺陷’，因而經濟增長需要改組其結構條件——文化和社會制度的阻礙為前提。一句話，所有的現代化理論都相信：由于西方科技的傳播，發展中國家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發達國家現有的一切特征。” [3]

1.2對現代化理論的評述

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西方國家率先實現現代化。不可否認，西方國家成功實現現代化的經驗蘊含了人類發展的一般共性，現代化理論在這方面的成就是積極的、有價值的。但是，現代化絕不等于西方化或歐美化，特殊性也有別于共同性。因此，現代化理論在指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不足，其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首先，發展中國家有著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在現代化起始階段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所處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也相差很大，并且各發展中國家之間也存在著各種差異。現代化理論試圖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中總結出一個“普世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注定不可能成功指導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其次，發展中國家需要拋棄自己的傳統文化嗎？發展中國家的傳統文化是各發展中國家在其特定的環境中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產物。任何文化都無貴賤之分，都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化理論主張發展中國家向西方文化學習，將各種非西方文化模式都改造成西方文化模式，這顯然是不正確的。無疑，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要吸收一些有益的西方文化要素，但絕不是“照抄照搬”或“全盤西化”。這種“西方文化中心論”在指導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必然會遭到挫折。

最后，從實踐看，以現代化理論為指導，各發展中國家并未取得預期的效果。“由于它（現代化理論）把西方社會發展的模式套用到發展中國家，這一‘西化’理論在這些國家并未達到期望的效果。實際情況是傳統體制雖然被破壞了，但現代體制卻始終建立不起來。并且，現代化理論在解釋發達國家今后的發展問題上也遇到了麻煩。” [4]

雖然現代化理論存在著種種的缺陷與不足，但是我們也絕不能否認其本身所具有的積極價值。

2、依附理論的主要觀點及評述

2.1依附理論的主要觀點

由于現代化理論本身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和不足，以及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理論的指導下并未成功實現“夢寐以求”的現代化，這就促使人們對現代化理論進行反思，甚至有學者指出：“現代化理論的概念結構‘能告訴我們的東西絕不會比別的范疇更多’。顯然，對現代化理論進行的批評是持‘激進’立場的。即使不斷地對現代化理論加以修正，也不可能使現代化的幻覺有什么實質性地改變，因此，現代化理論必然要被拋棄。” [5]在這種情況下，一種以批判現代化理論為基礎的依附理論便“呼之欲出”了。

依附理論主要源于兩個方面，一是新的發展，二是拉美國家在現代化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現代化的實踐總結。依附理論的主要觀點包括：

(1)資本主義的擴張是異質而非均質的，給其他地區帶來的并不是和歐美一樣的經濟發展。這個觀點是依附理論的理論基礎之一，也是對資本主義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基本判斷。

(2)不發達狀態和發達狀態的關系不是線性更替的，而是平等共存的。換句話說，現在的不發達不是實現發達的前一時段，而是發達的產物，發達在出現的同時也制造了不發達。關于不發達狀態和發達狀態關系的判斷是依附理論的另一個理論基礎。這個觀點首先是針對現代化理論中的發展階段論提出的。

(3)不平等的中心—邊緣結構造成了不發達國家資本積累的不足，不僅維持了，而且不斷產生著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間的不平等關系。

(4)依附既是不發達的表現形式，也是產生不發達的根本原因。依附形式有三種，一是殖民地的依附，二是進口替代的依附，三是跨國公司的依附，這是一種最嚴重的依附。三種依附形式反映了依附化過程的三個階段。” [6]

篇8

關鍵詞：社會保障理念／公平社會／底線公平

一是否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的分水嶺

社會保障不僅僅是一項經濟制度，它還是并且主要是一項社會制度，社會的基礎建設。社會保障不僅僅是一種經濟補償、經濟支援。它更是一種社會補償、社會關懷、社會支援。對那些在市場競爭中的失利者、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而言，社會保障表示了社會對他們的承諾和保護：不論他們遇到多大的困難和風險，社會承諾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和起碼的尊嚴。

但是，在我們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時候，人們注意到了充分認識和高度肯定市場經濟的巨大優越性，這當然是必要的，卻對社會保障制度的獨立價值和作用強調不夠，因而對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保障制度的關系認識模糊。就人的需要而言，好的市場經濟應該能夠普遍地滿足每個社會成員的生存和發展的需求，但這卻是單靠市場經濟制度本身難以做到的。市場經濟是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資源配置的經濟制度，它的核心是自由競爭，市場競爭的規律是優勝劣汰。由于每個社會成員的自身稟賦包括受教育水平、體能和工作能力不同，社會資源和發展機遇各異，在分配領域中必然損益有別，從而造成社會的貧富差距，并引發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改革開放以來，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一部分國有企業被兼并破產，還有相當部分企業因嚴重虧損而面臨困境，由此出現了規模空前的下崗和失業現象，一些國有企業的職工以及部分離退休人員的生活發生困難，一部分人甚至跌落到貧困線以下，而大量財富卻向少部分人手里集中。社會保障是政府通過法律和制度手段，籌集社會保障基金，對社會成員在年老、疾病、傷殘、失業、生育、遭遇災害，面臨生活困難時給予必要的救助和保護，以滿足社會成員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安排。它的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的生存權，進而為實現每個人的發展權提供基礎條件。通過建立醫療保障制度、社會救助制度、實施失業者職業技能培訓等措施，保障人的發展權利，拓展人們的發展空間。因此，社會保障是實現公民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重要方式。

與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不同。社會保障制度是人們通過達致社會合作而形成的一種公共品。在這里，人和人之間是非競爭的關系。而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弱者，都有可能遭遇危險，又都需要維護自己生存和發展的權利。社會保障就是人們達成的風險共擔、同舟共濟的契約和道德承諾，個人與社會之間有了這個相互承諾，人與人之間才能擺脫那種“豺狼式”的狀態；人與社會之間才能擺脫那種只向社會索取，不向社會貢獻的關系。只有這種社會承諾建立起來了，市場規則、法律規定才可能被遵守。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規則、法律規定都以人與社會之間的公平契約為前提。所以，市場經濟和法制雖然都是和諧社會的基礎，但都離不開公平契約這個基礎。

就社會發展而言，好的市場經濟應該能夠促進社會穩定，實現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這也不能單靠市場機制本身，而要靠市場經濟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結合才能做到。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特點是優質資源向能夠獲得最大效益的方向流動。這些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村以及中西部地區的優質資源——青壯勞動力、財力和物力迅速向城市、向工業、向發達地區集聚，“三農”問題積累日甚，地區差別繼續擴大，社會發展難以平衡。社會保障具有國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通過社會保障基金在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間的轉移支付，使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向低收入者傾斜，從而調節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維持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以促進社會公平，實現社會穩定，社會保障不僅是一種重要的利益平衡機制，而且也是市場運行和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支撐。

社會保障制度可以保證社會基本生活水平的穩定性，推動有效需求適度增長。通過國民收入再分配，積累社會保障資金，形成個人收入不確定部分的補充，當宏觀經濟大局、微觀經濟態勢發生不期而至的變故，人們面臨失業、退休、生病和出現事故傷殘等難以抗拒的風險時，社會保障提供了相對比較穩定的收入，來滿足基本需要。從而恢復和保持有支付能力需求的適度增長。社會保障制度改善了人們的收入預期，提高了人們的安全感，有利于擴大消費需求，從而減少經濟波動對人們的影響，有利于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從長遠看，21世紀前20年既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機遇期，也是進入老齡社會的風險期。我國是在剛剛進入低水平、不全面的小康社會情況下，迅速跨入老齡社會的發展中國家。而這一時期又是以獨生子女勞動力為就業主力軍的階段，我國的就業結構、消費結構面臨重大調整，這都將影響經濟發展的活力。養老、醫療、失業等保障制度是協調代際分配關系、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關系的重要制度，對于經濟可持續發展社會可持續發展、保持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要意義。

社會保障是相對獨立的社會體制，它包括經濟制度，但并不限于資金籌集和發放，管理和運營，不僅僅是現金保障，還包括服務保障、權益保障、組織保障乃至精神保障。因此，簡單地說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不夠準確的，正如不能把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看做“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樣。盡管這些制度都要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套、相適應，但社會保障制度畢竟有自己的獨立體系，不能歸結為“市場經濟體制”。

二社會保障的首要功能：為社會公平提供制度基礎

中國有13億人口，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以并不充足的財力解決世界上最龐大人群的社會保障問題，這是一項空前艱巨的偉大事業。特別是中國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背景，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各種社會制度，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收入分配制度、財稅制度、社會管理體制等等都在發生重大調整，在這種情況下，政策供給不足、滯后并且前后不一致，難免經常發生。

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和建設的大力推進，確實是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伴隨的。但這一點并不意味著社會保障必定是依附于市場經濟的。事實上，不搞市場經濟，也要搞社會保障，但社會保障的獨立地位卻一度被有意無意地掩蓋了。仿佛只是為了配合國有企業改革，為了給企業卸掉社會包袱、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才需要搞社會保障。后來，又仿佛是為了解決下崗失業職工安置問題，為了解決農民工問題，才需要搞社會保障。這樣一來，社會保障好像只是為了解決一時的具體問題，它作為一項長期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的意義被淡化了，其社會功能被忽略了。

在財力不足的情況下推進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又希望這項制度能夠自我運行，著重考慮經濟效益是可以理解的，從效率的角度講也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繳費多的人國家財政和企業單位給予的補貼也多，而少繳費則少補貼，不繳費則無補貼。這樣一來，在個人收入差距本來就在迅速拉大的背景下，社會保障制度不但沒有起它應該起的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反而在不經意間助長了差距拉大的趨勢。

長期以來，社會保障考慮的對象范圍主要限于城市居民，廣大農村除少數有條件的地方自行實施了局部的、有限的社會保障以外，全國統籌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供給基本付諸闕如。例如，在城市實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000萬城市貧困人口得到了這張“安全網”的有力保護，但在廣大農村至少也有3000萬貧困人口翹首以待的同樣的制度性保障卻遲遲不能出臺，在城鄉差距迅速拉大的背景下，這種制度安排不但沒有起它應該起的在城鄉居民之間促進社會公平的作用，反而在不經意間助長了城鄉差距拉大的趨勢。

社會保障制度有利益的層面，也有價值的層面。它的價值追求本來是為了促進和實現社會公平。如果社會保障的理念不明確，只講“效率”，只追求經濟效益不追求社會效益，它就可能陷在利益的計較中，模糊了方向。實現社會公平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首要社會功能與核心價值關懷，因而是這項制度的靈魂。

從社會保障制度比較健全的國家和地區的實例看，盡管不能簡單地說社會公平程度一定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程度成正比，但大體上還是可以看出二者之間的確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例如英國，在1994—1995財政年度，初始收入分配中，20%高收入家庭與20%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相比，二者相差19.8倍，但是經過收入和消費稅收以及社會保障等福利制度的調節之后，最終收入差距縮小到3.7倍。再比如芬蘭，如果單看收入差距，大致在120歐元—1800歐元之間，為15倍，與月工資（200—3000）差距相一致。但月工資在1600歐元以上者不享受國家養老金，月工資在200歐元—1600歐元之間者，享受國家養老金的數額逐步減少，大約從每月440歐元減到0.月工資在2000歐元以上者，不享受住房津貼，月工資在200—2000之間者所享受的住房津貼也逐步減少。這樣調整下來，雖然月工資收入相差15倍，但享受養老金的差距卻在720歐元-1280歐元之間，僅為1.7倍。

世界各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因種種原因，而存在巨大的差異。但這項制度是有共同理念基礎的。這個基礎就是社會公正的理念。在市場經濟社會，如果沒有起碼的社會公正，這個社會不可能是一個文明的現代社會。所以，從“貝弗里奇報告”到北歐社會的“均等化原則”，從“基本需要”到“基本權利”，社會公正的基本理念得到了維護，從而社會保障也從市場經濟的陪襯，政府緩和社會矛盾的工具，變成了現代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基礎。

在和諧社會建設中，要求社會保障發揮的作用主要是促進社會公平。社會的公平正義顯然主要依靠包括稅收制度、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教育制度等等各項社會制度的共同作用，其中，社會保障制度是當仁不讓的主要功能承擔者。當然，社會保障制度發揮好了對促進實現社會公平的作用，也就同時可以對和諧社會建設的其他方面做出相應的貢獻。

三適度公平就是底線公平

對于社會公正，過去主要是從社會倫理、社會價值的層面去理解的。自羅爾斯提出“作為社會公平的公正”以后，社會公正落實到了經濟利益調節和補償、社會差距的縮小和社會機會的平等這樣一個更具體的可操作的層面。

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類型，在實現社會公平的能力和作用方面具有明顯的差別。選擇什么樣的社會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選擇什么樣的社會公平。它要受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諸多因素的影響。正確的提法應該是公平和效率的統一和兼得，是社會發展與社會公平的均衡和協調。

在科學研究和政策設計中，“度”是重要的。沒有“度”就沒有科學，就沒有政策。一個國家，政府和社會的責任是確保每一個公民，當他的自我保障能力不足時，不至于淪為貧困、無法就學和不醫而亡，也就是保持作為一個公民的起碼的體面和尊嚴。在我國，至少在目前乃至未來一個較長的歷史階段，所謂適度公平其實就是底線公平。底線公平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

“底線公平”是一個確定和描寫社會公平度的概念。依據社會保障的基本理論，這個度是指“基本需要”。但從確定社會公平度的要求看，“基本需要”會隨著經濟發展而有較大幅度的變化，它對經濟發展水平比較敏感，伸縮性較大，因而不夠穩定，也不太容易定義。應該并且還可從“基本需要”中找出更具穩定性的“需要”——“基礎性需求”，它包括：（1）解決溫飽的需求（生存需求）；（2）基礎教育的需求（發展需求）；（3）公共衛生和醫療救助的需求（健康需求）。這就是人人躲不開、社會又公認的“底線”。

“底線”劃分了社會成員權利的一致性和差異性。底線以下部分表現“權利的一致性”，底線以上部分體現權利的差異性。從而，底線公平可以定義為：所有公民在這條“底線”面前所具有的權利的一致性。

在經濟水平比較低時，政府要守住底線公平這條線，以確保每個公民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在經濟水平提高以后，政府仍要守住底線公平這條線，以防止社會保障水平繼續剛性上升。在底線以上，政府的責任是調節貧富差距，加強稅收能力，而不是搞“福利國家”政策。就市場機制而言，底線以下不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領域，而是公共財政確保的領域，底線以上要靠市場調節。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關系是解決社會保障剛性問題的關鍵。底線公平，不僅適用于經濟水平較低的發展階段，而且適用了經濟水平較高的階段。或者說，它應該是確保社會保障健康持續發展——在現在，走向擴面和公平，在將來，防止過度公平和過度福利的——最關鍵的機制。這就是“柔性調節機制”：“底線”以下部分，是政府和社會的責任，是必保的，剛性的；底線以上的部分是可以用市場機制由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去承擔的，是柔性的。

四以底線公平為核心理念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底線公平概念和柔性調節機制，不僅可以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礎教育制度、大病統籌和醫療救助等制度的加速推進和完善提供理論論證，還可以為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為社會保障的擴面，為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新的視角和方法，從而有助于推動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打開新的局面。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做出了全面部署，強調“要以擴大就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理順分配關系、發展社會事業為著力點，妥善處理不同利益群體關系，認真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其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作為一個重要的著力點，對于促進實現社會公平，形成和諧的社會關系具有重要作用。而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目前群眾要求最為強烈的是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將更多的社會成員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納入社會保障體系。應該承認，多年以來，盡管我們做了很多努力，但社會保障的覆蓋面還是太窄。到2005年底為止，納入城鎮基本養老保險的只有1.7億人，納入基本醫療保險體系的只有1.4億人，而失業保險只覆蓋1億人左右，這種情況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平，并且已經成為社會長期穩定發展的隱患。“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增加財政的社會保障投入，提高基本養老保險社會統籌層次，加強社會福利事業和社會救助體系建設，特別是首次明確要求要“認真解決進城務工人員社會保障問題”，“有條件的地方要積極探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些重要措施將對加速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起重要作用。

目前，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迫切要做好以下幾件事情：

第一，盡快地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中來。從和諧社會建設的角度來看，農民工的問題要予以高度重視。農民工和城里人同工但是沒有一樣的待遇，這種不公平感就會特別真切。把農民工納入社保體系問題，有些地方已經做了一些探索。比如，上海市、大連市專為農民工設計了一個不同的制度，但還需要配套和完善。

第二，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2002年至2004年初不到兩年的時間里，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征地5600萬畝，4000多萬農民失去土地。到目前，失去土地的農民不會少于5000萬人。這兩年上訪告狀的群體一部分就是失地農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社會保障問題解決得不好。從全國來看，浙江省有一些地方例如嘉興市解決得比較好，對農民實行了比較全面的社會保障，標準也還比較符合當地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但是從全國來講，這方面還缺乏比較規范的制度安排，還處在探索的過程中。

第三，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在靈活就業人員中，一部分是下崗失業職工，這幾年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一部分大學生，一部分文化水平、技能水平比較高的在信息產業、文化產業就業的人員，也采取了靈活就業的方式。靈活就業人員的收入有時多，有時少，有時有，有時沒有，不大能夠連續地按照固定的比例繳費。所以對待靈活就業人員如何設計更好的、更加靈活的制度，也是一個比較迫切的問題。

第四，在農村普遍實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城里人不一樣，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可以低一些。因為農民有承包地，可以種點糧食、蔬菜。從補差來看，各地農村也有差別，平均起來，實際補差每個貧困人口一年100元—200元就可以了。亞洲開發銀行認為有27億元就夠了。這是按農村貧困人口是2700萬計算的。那么，即使多算一點，標準再高一點，54億元或者再多一點，大致相當于用于城鎮低保的100億元左右，就可以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問題。所以，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是可不可以實行的問題，實際上有些省已經搞起來了。

第五，大力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我國衛生和醫療體系存在的嚴重問題是資源分配不公平，大體上說，80%的醫療資源分配給了城市，其中又有80%的醫療資源給了大城市，廣大農民缺醫少藥，“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遠甚于城市居民。2003年，中央決定在農村試行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但籌資標準太低。2006年，總理在“兩會”上宣布把籌資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50元（中央財政出20元，地方財政出20元，農民個人出10元），并要求迅速推廣，到2008年基本普及。這項重大決策結束了農民健康問題沒有制度性保障的歷史，盡管目前的籌資水平仍然不高，但還是得到了廣大農民的熱烈歡迎。

底線公平概念和柔性調節機制，由于區分了不同的需求層次，明確了政府、社會和個人的責任，劃分了市場機制和非市場機制的界限，因而對于解決上述問題可以提供有益的啟發。但以下幾個關系需要進一步明確：

第一，擴面和標準的關系。

現在我們提的“廣覆蓋、低門檻”從總體上講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我們畢竟是個窮國、人口大國，社會保障又是人人都需要的，起碼在半個世紀以內標準都不能高。“廣覆蓋、低門檻”實際的效果是門檻也不高，覆蓋也不廣，這里面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門檻低了覆蓋面就寬了的問題。比方說在工傷保險這種事情上應該有不同的門檻嗎？我們時常發生農民工受了傷賠償只相當于城里人的幾分之一，“門檻”高固然不利于擴面，但問題的核心是不公平，保障過分和保障不足同時存在，有保障和無保障同時存在。解決的辦法，按照底線公平的思路，就是優先把處于底線以下或瀕臨底線的群體的基礎性需求保障起來，城鄉并舉，貧富兼顧，逐步解決城鎮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問題。

第二，政府責任和個人責任之間的關系。

在整個社會保障問題上，政府責任和個人責任之間怎樣建立起一種平衡的、協調的關系？正好像現在減免了農業稅，政府就必須承擔農業稅減免之后原來靠農業稅支持的那些社會事業怎么辦的責任。例如，原來靠農業稅養老的那些“五保戶”、鄉鎮養老院何以為繼？農民工的問題也是這樣，農民工群體脫離了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也就脫離了傳統土地保障的范圍，他們與城鎮其他勞動者一樣，面臨著城鎮就業生活中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等各方面的社會風險，客觀上也就有進入社會保障網絡的需要。政府既然承諾了可以自由流動，那就承擔與自由流動相關的責任。面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就不能怕外資不來，不怕私企承擔不了。為什么外資可以進來廉價地剝削中國的民工，為什么私企可以無限制地搞原始積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責任個人化，就等于相應地承認了外資不給中國職工交納社會保障金、私企不給職工參保的合法性。中央已經明確提出利用外資的合理性問題了，中國私企的原始積累已經搞了20多年，也應該離開這個階段了。所以，政府沒有必要再擔心嚇跑了外資和私企，而容忍他們推卸對職工特別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責任。

第三，企業責任和個人責任之間的關系。

前幾年，對失地農民的經濟補償一般只是一次性貨幣補償，且不說補償標準普遍偏低，不足于保障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即使補償稍多一點，也不能據此應付失業、疾病、養老等風險。最近，四川成都市和浙江許多地方都提出變一次性貨幣補償為制度性社會保障，廣東省政府要求凡開發商不能對失地農民提供基本生活的社會保障，就不批準征地，這叫“即征即保”。同樣道理，任何企業，不論外企、私企，還是國企，只要雇工，就應該提供社會保障，這叫“即雇即保”或“即聘即保”。事實上，前一段時間在農民工問題上普遍存在只用工不保險的現象。不論是從尊重人權還是維護公平出發，只有承諾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用人單位才有資格雇用農民工。

第四，強制和自愿的關系。

政府在社會保障上的最大責任就是實行強制，不論企業和個人是否同意。到目前為止，盡管國家有了法律規定，像工傷保險這樣一些保險也沒有普遍實行。

篇9

關鍵詞：大學理念；學術自由；大學教育；民族精神；市場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1)01-0113-0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大學教育取得了飛速的發展，一方面辦學規模迅速擴大，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另一方面，社會發展對太學的需求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人們對大學的期望值在不斷地提高……于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一最為重要的時代背景下，大學又面臨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大學與社會的關系不僅出現了在近代和現代歷史條件下完全不同的模式，而且這一關系對我國的總體發展也顯得日益重要，也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重新認識并努力解決的重要問題。青年學者孫冰紅選取了“大學教育與社會發展”這一重大課題來進行研究與探討，顯然是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的。

大學是什么?大學教育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又是怎樣?知識與社會、知識分子與社會、學歷與社會以及大學、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又是如何?面對社會發展的強烈需求，大學應該堅持什么樣的價值取向，既能夠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又可以不斷地促進自身的發展?大學應該通過什么樣的政策選擇，以期在政府與大學之間尋求良性的互動和盡可能的平衡?大學怎樣成為高新產業的“孵化器”、社會發展的“服務站”，承載起將億萬人力資源轉化為人才資源，實現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使命與擔當?凡此等等，正是我國大學所面臨并且需要研究解決的重要問題。 《大學教育與社會發展論》的作者，準確地抓住了這些重要問題，并就這些問題深入研究，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搞清楚什么是大學，這是解決我國大學問題的基礎。為此，作者首先探討“大學理念”。這一章中，作者從“大學理念的內涵”、“大學精神”、“學術自由”幾個主要觀點談起，進而討論大學理念的形成與發展。在詳細檢討了“英國模式”、“德國模式”和“美國模式”，并經過分析、對比之后，作者指出：“大學是社會發展的產物，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大學理念，大學理念具有很強的時代烙印。”基于這一發展變化的認識觀，根據我國的大學既借鑒了西方的大學模式，又承載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傳統，從而形成了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這一特點，作者提出了建構現代大學理念的幾個原則：一是要消解大學理念普適主義追求的傾向，二是既要恪守大學象牙塔精神，又要有務實的入世求存策略，三是實現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有機結合，四是塑造大學精神，必須從制度安排著手。我們以為，這些原則是科學合理的，是符合當前大學現實的。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大學的制度安排中，作者還明確提出，要將學術自由精神體現在制度層面，要強化大學的獨立辦學意識，要正確處理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關系。作者說：“在大學中，要少一些對個體過多的無關學術的限制約束和功利化的侵擾，多一些對思想的寬容和對學者獨立人格的尊重，建立以質量為本而非以數量取勝、以長期的而非以頻繁的短期的考核與評價體系。”這些觀點，皆能切中當前大學管理所存在的問題和弊端，對癥處方。

關系大學的“學術自由”問題，作者也予以了較多的討論。西方大學的古老傳統，是將自由作為大學的首要原則。但是，作者認為：一方面，“學術自由是大學的基本理念，是完成大學使命和保持大學活力的必要條件”，“沒有學術自由，大學就無法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大學必須“堅守學術自由”，“大學教育必須昭示和養護知識分子的精神”，只有這樣，學術才能興旺。另一方面，作為知識分子的個體，也應該認識到，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學術自由”，“學術自由不能超越公民權，學術自由并不意味著學者有超越普遍公民以外的任何特權。”大學作為一個整體來說，為了學校的發展，也必然會對教師的選聘、晉升、授課等做出一些制度性的規定，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因此，如果大學和教師二者都追求自身意義上的絕對自由，那么勢必會造成一定的矛盾。所以，作為教育管理工作者，應該盡量處理好大學自身的利益和教師的學術自由之間的關系，盡量營造一種寬松、自由的氛圍。通過立法、制度等手段來保障教師的各種權利，保障教師的學術自由。大學教師也應該在考慮自身學術自由的同時考慮到學校整體、乃至整個社會的利益，把自己的學術自由規范在合乎法律、合乎道德的范圍內。這些論述，對于大學管理者和廣大教師，都有著認識和教育作用。

在搞清楚了“大學理念”的基礎上，作者又進而探討“大學理念與大學教育”的問題。這里著重討論了三個問題：1．“追求科學和學術是大學的主要目標”：2．“大學教育是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高地”；3．“大學教育引領時代精神的方向”。這三個問題，是對大學理念的進一步拓展。將“追求科學和學術”確定為大學的主要目標，這個定位是確切的。為了落實這個目標，作者還就大學的科研管理與學術管理，就科研隊伍的建設與學術道德的建設、科研成果的轉化以及大學科研核心能力的形成與科技創新體系的建立等問題，提出了很好的意見。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中華民族經歷了五千年的歷史發展和新時期的巨大變革，既孕育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精神，又形成了新時期的時代精神。大學是傳授知識的殿堂，歷來被看作是人類文明成果的散播地，具備著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優越條件，因此，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大學教育責無旁貸的任務。在分析、論述了上述問題之后，作者又水到渠成地討論了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具體途徑”和“具體措施”。文章的結構合理，層次清晰，層層深入，引人入勝。

在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的時代，如何處理好大學、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也是目前需要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作者仔細考察了我國的大學與政府的關系，分析了我國大學管理權力模式的現狀，進而指出這種外部權力模式的弊端是：“高校的舉辦者、管理者、辦學者之間的責、權、利沒有明確劃分和規范，學校缺乏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應有和自我約束機制；管理權內容的不確定性，有悖于法治精神；中央與地方權力分配不清，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同時，作者又認為：“在大學與政府的關系中，單方面強調大學本位而否定政府本位，或單方面強調政府本位而否定大學本位都是不可取的。”這一觀點是符合我國國情的，是從現實的考察中得出的合乎情理與邏輯的結論。

為了搞清楚大學和市場的關系問題，作者分析了西方的教育市場化觀點，探究了大學市場化的內涵以及大學教育與

市場化的“價值目標”。在分析論證過程中，能從利弊兩方面來說明問題：一方面，大學教育市場化的行為促進了大學發展，另一方面，卻也帶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是因為市場價值觀念造成的行為扭曲”。其主要表現就是：容易導致人們將大學與其他社會機構、大學與大學生之間的關系理解為簡單的“買賣關系”，易于助長大學辦學過程中的國立中央大學功利主義傾向，使大學行為染上濃厚的功利主義色彩。面對大學、政府、市場這樣一個“三位一體的復雜系統”，應當怎樣來處理呢?作者提出的“理想的關系”是：“政府應該是有限的，市場應該是動態開放的，大學應該是獨立自主的。也就是說，大學離不開政府的扶持，但大學絕不是政府的附庸、下屬機構，大學不能以改變自己的性質、品格和屬性為代價換取政府的支持；大學應該根據教育規律順應市場的規律，服務社會發展，但絕不是市場的奴仆。”這些觀點和論述，能夠抓住大學教育的本質，深得要領。對于正確處理三者的關系，對我國大學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和促進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方法的獨特性，也是本書的一個鮮明特色。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一是作者將教育學與社會學結合起來，進行了跨學科的研究。細讀全書，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既運用了教育學的原理、理論與方法，又運用了社會學的原理、理論與方法；既從大學教育的視角分析社會發展的動因，又從社會學視角剖析社會發展的生成與變遷對大學教育的要求。二是采用歷史與邏輯相結合的方法，既尊重社會歷史發展與大學教育自身的發展規律，又強調當前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特殊性，以及當前大學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對中國社會變革的緊迫性。三是運用了宏觀與微觀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視角。本論著的宏觀研究偏重于社會發展與變遷的分析，屬于面的研究；微觀偏重于大學教育的具體分析，屬于點的研究。作者很重視點與面的結合，能夠兼顧宏觀研究與微觀分析，這在某種程度上既結合了大學教育研究的特點，又結合了社會學研究的特點，構成了教育社會學的學科特點。

篇10

摘要：本文著重闡述了公正的人性基礎，公正是人的存在方式，闡明了當前維護社會公正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性，以及在當前存在的一些不公正問題，同時指出了維護好社會公平，要正確處理各種矛盾等。

關鍵詞：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維護；社會公平

一、早在黨的十六大中央就提出了要建設包括“社會更加和諧”在內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并明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特征。

怎樣實現社會的和諧？一個和諧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穩定的社會，實現穩定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而要實現穩定必須消除產生不穩定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不穩定的因素便是由不公正引起的兩極分化。不能設想，一個存在著嚴重的貧富差異的社會會是一個穩定的社會。公平、正義和自由、真理一樣，對人是頗具神圣意蘊的字眼。人們追求公正，就是追求崇高，追求人性的完善，這就是公正真正的主題。公正既是人類現實的存在狀態，更是人類一種理想的存在，它是人類在生存發展過程中完善自身的一種永恒需求。

眾所周知，社會成員都有各自的利益，同時又有社會的共同利益，他們以此為目標，為這些利益而奮斗。在這種條件下，通過公民或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利交往、自愿合作，就能實現利益的平衡和交往秩序的和諧。這就需要社會公正原則，即法律的公正、道德的公正和政策的公正。當一個社會中人們都為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的調解均屬公正或大體公正的時候，或者貧困的人在這個政策中得益時，人們就會對社會、國家抱有自然而然的向心力，就會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團結合作、共同奮斗的良好秩序。一個社會最高的任務是追求公正，建立民主、平等、自由的社會生活關系，以保證所有的社會成員能夠得到安全的生存和生活，使所有有能力的人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發展。而不公正造成的人心分離和社會的無序狀態對社會和諧的破壞，要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破壞都更為嚴重和深遠。公正之路是每個人所應該走的必須走的人間正道，在這條大道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們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面臨十分復雜的矛盾，在國際上，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000美元-3000美元之間是社會矛盾的凸現期，我國人口多，資源少，農民多，耕地少，產業結構調整難，就業問題解決難。這一時期社會矛盾更為突出，具體表現在：

一是我國收入差距大，有人認為已經達到了兩極分化的程度。一般說來，社會階層結構以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為佳。可我國的情況是這樣嗎？有人說中國現階段中間階層的規模大約只占就業人口的15%，呈現“啞鈴型”。“啞鈴型”的社會難以和諧、難以穩定。這說明貧富差距懸殊的現象已存在。

二是弱勢群體的形成。有關資料顯示，如果將我國城鄉貧困人口與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失業和下崗職工、殘疾人、災難中的救助者、農民工等各類處于弱勢地位的人口合計，再扣除彼此重疊的部分，中國的弱勢群體大約有1.4-1.8億人。如果把看病難、上學難、打官司難的人也算作弱勢群體，那么這個數字會更大。

三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十分健全，只是城市人口享有退休金、醫療保險、最低生活保障，農村享受這些才剛剛起步，特別是農村中文化低、年齡大、體弱多病的婦女，她們的生活更加困難。

四是在教育領域，市場話語越來越成為強勢話語。當然，我們肯定經濟話語的重要性，但它只是一個方面，如果經濟話語壓倒了教育話語，教育就會喪失其獨特的歷史使命和價值追求，公平就不是教育決策要重點考慮的因素。教育產業化、市場化思想的提出，加上現代的高中、大學教育都是非義務教育，老百姓供孩子讀書要花許多錢。而他們本身并不富裕，或者說還很貧窮，但孩子要想提高素質、增長本領，將來對個人發展有利，就必須讀書。雖說大學有助學貸款，但覆蓋面不大。目前好的勢頭是，我們已經看到，不能直接或間接的減少高等教育公共經費，也不能將大部分負擔轉嫁給家庭，這只能加重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不平等。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問題，比如政府官員腐敗、醫生亂收紅包、學校亂收費、假冒偽劣商品、考試違紀作弊等問題都是社會不公正現象。所以，解決好貧窮、失業和社會排斥這些在當代帶有全球性的問題，處理好國家、社會與個人的關系，保護個人的正當權益是我們當前面臨的急切任務。因此，維護社會公正問題顯得尤為重要。古今中外大量事例表明，嚴重的社會不公、明顯的兩極分化，勢必導致社會成員、社會群體和社會階層之間的沖突，社會和諧就隨之失去了制度的保障。因此，社會公平是社會和諧的基石。

二、怎樣維護社會公平，達到構建和諧社會的目的？

（一）為使社會更加和諧，要把社會公平問題放在突出的位置來解決，科學地認識公平。公平是理想性的要求，體現為渴望社會尊重與弘揚人的價值，保證所有公民都享有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權利，合理的分配物質與文化生活資料。社會要想發展得快就得追求效率，效率要高就必須有分工，而有了分工就有了差別。這個差別如果過大就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甚至動亂。懸殊的分配差距并不是因為公平競爭造成的公正結果。分配差距在任何國家都是無法避免的現象，然而差距的合理性、公平性卻是許多發達國家極力要解決的問題。人們并不怕差距，最怕的是不公平的差距。所以，必須把差距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管效率，社會管公平。促進公平的實現，要靠國家力量與社會制定某些法律、政策和規則作為保障。在追求效率的同時，社會如果失去了公平，最終也就有可能失去效率。因為如果這個社會嚴重的失去了公平，人們就沒有生產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勞動效率就可能低下，只有切實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人們的心情才能舒暢，各方面的社會關系才能協調，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才能發揮出來。科學地認識公平問題，既要把解決公平的問題提到重要的地位，又要清醒地認識到，分配的公平，歸根到底取決于生產的發展及其效率。任何社會的公平都不是抽象的、絕對的，而是現實的、具體的。要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不能僅依賴于道德和法律，不能離開生產來空談分配的公平，我們要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能夠達到的公平只是有限的、相對的公平。我們必須根據唯物史觀來闡述公平的內涵和在社會發展各個階段的實際意義，提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能夠達到的公平要求。離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把分配公平問題上升到第一位的位置，甚至抽象地談論公平問題，其結果會把問題復雜化，導致危及和諧社會的建設。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一方面在堅持效率優先的同時要真正做到兼顧公平而不是不顧公平，并把公平問題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來。另一方面，要認真研究切實可行的公平方案。應該把實現社會公正、平等和共同富裕這個人類社會的最基本價值與現階段的主要任務結合起來，體現價值目標與實現過程的有機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