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新常態經濟的基本特征，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新常態”是未來一定時期內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基本特征簡單可概括為如下兩個方面：

一是經濟增速是適度的，與潛在經濟增長率相適應，具有可持續性；二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日益發揮決定性作用，經濟結構是優化的。

“新常態”的本質是新的國家經濟治理方式下國民經濟運行結果，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措施推進和落實的具體表現，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尋找內在根源：

首先，是經濟發展動力的轉變。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以“4萬億”為代表的國家經濟刺激行為是過去幾年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投資刺激對于穩定和推動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隨之而來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資源配置的不合理，造成局部產能過剩，影響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

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了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本改革思路。在此思路下，國家刺激行為將大幅收縮，市場對資本流動的引導作用將進一步顯現。通過市場引導行為帶動經濟質量提高，經濟動力主要來自生產率的提高。

其次，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加速。

如前所述，國家經濟刺激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局部產能過剩以及經濟結構的失衡。“新常態”國民經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步伐進一步加快。

具體表現為如下三個方面：一是要促使經濟發展的動力從過去片面依賴外需和投資轉到要更注重內需和居民消費需求上來；二是在防范化解資產泡沫風險的同時保障經濟中高速增長和結構優化；三是在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進程中要保護好生存環境，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和中國新經濟。

第三，是系統性風險更加可控。

隨著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增長速度出現下行壓力，產業結構調整加速。

傳統經濟治理結構下累積的風險由原來的隱性走向顯性化，因而在經濟“新常態”下需要更為宏觀的頂層設計防范和控制系統性風險。

如在地方政府債務領域，隨著新《預算法》以及《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即“43號文”）的頒布實施，未來地方政府債務將朝著更加規范和風險可控的方向發展，對于化解2008年“4萬億”投資帶來的地方政府債務隱患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新常態”下的信托業

信托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節奏與宏觀經濟走勢休戚相關。隨著宏觀經濟進入“新常態”，信托行業自身發展也將進入自身“新常態”，具體表現為如下幾個特點：

行業發展增速將放緩。

信托行業過去幾年經歷了高速增長，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信托行業抓住了國家通過經濟刺激帶動發展的歷史機遇，最為典型表現就是與投資行為聯系最為緊密的房地產與基礎設施建設信托業務的飛速發展，以及銀行信貸變相擴大帶來了單一資金信托業務的發展。

隨著上述信托行業發展動因的改變，國民經濟發展速度進入下行軌道，以及信托行業在經歷高速發展后業務基數的提高，信托行業發展也將進入更為平穩的發展時期。

行業整體風險增加。

當前信托行業開展的業務一般都有土地、房產等資產抵押，流動性風險依然是信托業面臨的最關鍵的風險。

目前中國經濟結構的現狀是供給大于需求，產能過剩、消化庫存已成為許多行業共同面臨的問題。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部分經營主體將退出市場。當前信托行業風險事件主要集中在房地產、煤炭等產能過剩相對較為嚴重的行業，它們印證了這一風險因素。

從資金供給看，過去信托資產流動性問題的解決依靠市場流動性釋放背景下的資產價格上漲，但在整體經濟風險提升，流動性收縮所造成的信托資產的流動性風險被不斷放大。

行業發展方向的轉變。

經濟“新常態”下，信托行業的發展方向將發生根本轉變。從發展機遇把握上，信托行業過去幾年的發展主要依賴于投資刺激下巨大的資金需求，信托行業利潤來源的本質是在信貸管制與房地產與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擴張之間形成的監管套利。而在“新常態”下監管套利空間逐步縮小直至消除，需要信托公司更加積極地在市場中為投資者發現和創造價值。

從具體的方向上看，需要信托公司從傳統的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轉向適應國民經濟發展及轉型升級需求的市場領域，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發展。

市場競爭將進一步加劇。

“新常態”下，信托行業的市場競爭將進一步加劇。這種競爭主要來自兩個方面：首先，從行業外部因素來看，隨著泛資產管理競爭的深入，信托制度優勢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信托公司面臨在其他資管主體競爭時，已出現一定的監管弱勢，因而亟須建構新的核心競爭力。

其次，2014年以來，監管機構控風險、促轉型的監管思路日漸明晰。在此背景下，風險控制較好、業務轉型較快的信托公司將在新一輪的市場競爭中勝出，市場競爭將圍繞著風險控制和轉型持續深入。 “新常態”下行業轉型

“新常態”下，隨著國民經濟發展動力的轉變、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以及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信托行業發展面臨新機遇和新挑戰。信托行業在轉型過程中，需要切實把握經濟“新常態”的脈搏，融入到國民經濟新的歷史洪流中，實現再次跨越。

私募投行業務是當前信托行業主流業務模式，具體表現為以滿足客戶融資需求的信托產品設計及銷售。而在價值創造上主要表現為融資類業務的利差收益，相應業務領域也主要集中在投資刺激下存在較大資金需求的房地產與基礎設施建設領域。

而在經濟“新常態”下，上述傳統領域的發展風險不斷積聚，未來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隨著金融市場機制的不斷完善，低風險融資利率將呈現逐步下行的趨勢，信托傳統私募投行業務利差收益不斷收窄，亟待實現在傳統私募投行業務領域的價值重構。

信托行業未來的發展必須在“新常態”下實現新的價值發現。從業務機遇的把握上，隨著“新常態”下產業結構轉型與升級的加速，將帶來巨大的并購重組市場機遇。

在此過程中，信托行業需要積極發揮在資金募集、產品結構化設計等方面的靈活性，拓展并購重組業務。“新常態”下，隨著金融體制的不斷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下的直接融資業務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信托公司要積極把握市場機遇，實現信托產品與資本市場的有效對接，在產品功能上從融資型向投資型轉變。

上述轉變，需要信托公司轉變經營思路，進一步提升資產管理能力及風險控制能力，尤其是在風險控制能力上，實現從融資性業務主要以信用風險管控為主，向投資性業務包含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在內的綜合風險經營轉變。

2007年頒布實施的新“一法兩規”確立了信托公司“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基本職能。而信托公司行業在過去幾年的發展中，信托的理財功能主要表現為實現融資性私募投行業務的輔助功能，也即在信托產品銷售中實現投資者財富的增值，而缺乏相對獨立和綜合的財富管理功能。

經濟“新常態”下，信托行業傳統私募投行業務無論是在業務驅動力和規模前景上，還是在業務本身的質地上都將受到極大的限制。而以財富管理作為業務出發點，回歸信托公司“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本能，能有效地突破信托公司未來的發展瓶頸。

根據麥肯錫的預測，個人可投資資產超過600萬元人民幣的高凈值人士，到2015年末將達到約200萬人，可投資產約60萬億元，而在2010年僅為87萬人和21萬億元。

相對于其他金融機構，信托可以依據其獨特的制度優勢，滿足客戶多元化需求，因而信托公司向財富管理方向轉型有著天然的優勢。信托公司這一轉型方向也與“99號文”提出的“探索家族財富管理，為客戶量身定制資產管理方案”的要求不謀而合。

無論是私募投行業務還是財富管理業務，都是以單一需求作為驅動的業務類型。而在信托公司財富管理功能回歸及私募投行業務價值再造的背景下，信托公司最終的職能表現為二者需求的嫁接和匹配，具體表現為以信托公司為平臺為財富管理客戶提供多元化、個性化的綜合金融理財服務，為私募投行客戶提供融資服務、投資服務、財務顧問服務等一攬子金融服務。

這就需要信托公司持續加強業務創新力度，豐富服務與產品的內涵，滿足客戶多元化與個性化金融需求。在私募投行業務的基礎上，利用債權、夾層、股權等多種形式，創新性地構建不同投資領域和方式的組合投資產品，形成不同期限、收益、風險偏好的綜合服務方案。

篇2

新常態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特征

新常態的“新”，意味著不同以往;新常態的“常”，意味著相對穩定;新常態的“態”，意味著一種區間與狀態。“新常態”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特征。

第一個特征：中高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速度下臺階、質量上臺階，是新常態的最基本特征。經濟學中有一個基本原理――GDP增速往往圍繞潛在增長率合理波動。縱觀世界各國發展史，經濟增速“減擋”，是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歷一段時期高速增長之后出現的必然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連續實現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然而，隨著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經濟總量基數增大、資源環境壓力劇增、潛在增長率下降等原因，我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已不可能。可以說，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是30多年來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結果，是客觀經濟規律作用的體現。雖然我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增大，增幅有所放緩，但并不等于說我國的經濟發展處于下行軌道。當前，轉型壓力勢必導致中高速。7%左右的增長速度表明，中國經濟仍然在保持中高速的平穩增長，“又好又遠”、“穩中有進”依然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旋律。

第二個特征：優結構。從結構失衡轉向結構優化，是新常態的最明顯趨勢。一是產業結構方面。隨著生產要素供給下降、資源環境約束強化，世界產業格局經歷重大調整，高能耗、高污染、低產出的低端產業結構難以為繼，現代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成為經濟主導。二是需求結構方面。從宏觀層面看，由于制造業成本上漲、出口競爭力減弱、投資能力降低，單純依賴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已到盡頭，而隨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公共服務完善，居民消費需求快速增長，成為拉動經濟的關鍵力量。三是城鄉區域結構方面。發達地區土地、勞動力等資源日趨緊張，推動產業轉移領域擴大，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為城鎮化提速、農業人口轉移緩解了生產和就業難題，區域差距逐漸拉近。四是收入分配結構方面。隨著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勞動者成為“稀缺品”，人口紅利優勢漸失，而現代服務業對人力資源需求旺盛，勞動力越來越“貴”，居民收入提高，收入分配結構需要有所改善。

第三個特征：新動力。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是新常態的最核心要求。幾十年來，憑借低廉的生產要素價格這一比較優勢，我們創造了中國發展奇跡。時至今日，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后備勞動力緊缺程度日趨嚴重，要素價格大幅上漲，而我國當前能源礦產資源儲量下降，資源利用率低，單位GDP能耗偏高不下，原有主要依靠大投入、大消耗的增長模式變得不可持續，經濟增長的支撐動力從能源、原材料、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為主導，轉向以生產工藝改進、勞動力素質提高、管理能力提升、資源優化配置和產業轉型升級為主導，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成為推動科學發展的新動力。

第四個特征：多挑戰。從隱含風險轉向多重挑戰，是新常態的最寶貴機遇。如今我國經濟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新時期，受市場力量、區域差異、全球化影響的巨大沖擊，潛在的風險和隱患逐漸顯現，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不斷暴露，地方債務風險、體制矛盾、產能過剩、動力弱化等挑戰復雜交織，鋼鐵、水泥等部分產能過剩行業不斷萎縮。挑戰不容忽視，但機遇蘊含其中。我們應該看到，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新型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新四化”發展空間巨大，互聯網等新興產業快速崛起，新的經濟增長點加快形成，中國經濟穩定向好的長期趨勢不會改變，我們完全有信心、有實力、有智慧化解“成長的煩惱”。

新常態下經濟行穩致遠要有新動力

邁入趨勢性、不可逆的新常態，必須激發新動力，營造經濟增長持久動能。

動力一：改革紅利。改革是促發展、穩增長、轉方式、調結構的根本動力，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必須釋放的重要紅利。要全面深化改革，重點推進行政體制、財稅體制、土地制度等領域的改革，推動改革從政策推動向法治引領轉變，實現經濟市場化、增長理性化、社會法治化和政治清明化的“四化”目標。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大力簡政放權，著力建立負面清單、權力清單、責任清單，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動行政資源下沉，打造全方位的政府公共服務體系。郴州市商事制度改革先照后證、前置審批的做法是有益的探索。要構建完善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鼓勵全民創業，激發市場活力，釋放生產潛力，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確保廣大人民群眾更好地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動力二：創新驅動。結構調整、技術創新的熱潮正在掀起，這是爭奪未來發展制高點的新一輪競賽，是核心競爭力的體現。能否將“中國制造”升級為“中國創造”，關鍵在于創新能力。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強化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發揮大型企業創新骨干作用，激發中小企業創新活力，建設國家創新體系。”要大力集聚、培養、用好創新人才，營造全民創新的濃厚氛圍。鼓勵和支持企業創新，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的創新體系。同時，要大力培育創新型干部隊伍，為全民創新創業營造更好的軟實力與好環境。

動力三：轉型發展。新常態的問題，實質上就是發展模式的問題。新常態的出現，標志著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階段。因此，大力轉方式、調結構，加快推進經濟轉型升級，是應對新常態、激發新動力的關鍵。要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不斷優化產業布局，以產業基地和產業園區建設為抓手，加快產業集聚，推進低端產品向高附加值提升、生產經營鏈條向高利潤區延伸。

新常態下經濟發展決策要有新思維

新常態下，經濟社會發展的環境、條件和基礎已經發生了新變化。要改變思維方式，用新思維看待新問題，用新辦法化解新舊矛盾。

（一）穩增長首先要穩心態。適應“新常態”，先要有個“好心態”。當前，有的同志還存在“慣性思維”，對新常態下的新趨勢、新特征、新變化的認識還比較模糊，有的對經濟運行的波動缺乏足夠的心理承受能力，簡單認為經濟進入了下行通道，回落是必然的，缺乏主動作為，缺乏發展信心。自覺遵循新常態下經濟運行規律，既要保持定力，又要積極發力。一是以積極心對待變化。摒棄“速度情結”、“換擋焦慮”，適應經濟增長速度的下落回穩，不“唯GDP”，也不“去GDP”，而是使經濟運行保持在科學合理的區間。二是以進取心主動作為。樹立主動作為理念，通過工作擠水分，防止工作原因導致的下滑。通過工作優結構，推動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轉型升級。三是以責任心抓好發展。新常態劃出了一條新的起跑線，誰干得早、干得成、干得好，誰就能在新一輪競爭中占據優勢，搶得先機。要突出抓好重大基礎設施、重點產業項目、重要民生工程建設，做到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就業可充分、民生可改善、風險可防范、資源環境可持續。

（二）重質量必須要重環保。新常態的目標是經濟發展質量的全面提升。沒有環保的質量不是高質量。適應新常態，既要走出高速糾結，更要走出依靠人口紅利、低土地成本、高能源成本和環境成本的粗放型增長方式路徑依賴。《人民日報》11月24日報道蘇州河治理時說：先污后治，得不償失。蘇州河水由黑臭逐漸變清，是20年來持之以恒科學治理的結果，既可喜可賀，又為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的其他河湖治理提供了經驗和教訓。要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把生態環保作為項目準入的第一道門檻，寧可發展慢一點，也絕不能犧牲環境破壞生態。

（三）抓發展一定要抓民生。發展既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才是體現社會文明進步的發展。新常態下，我們可以不必糾結于速度，而用更大的精力改善民生、推進社會發展，讓更多的發展成果落實到群眾身上。速度的底線是保證就業、是保證人民生活改善。在改善民生上我們還有不少歷史欠賬和薄弱環節，人們向往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舒適的住房、更可靠的社會保障。這些都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是提升老百姓幸福指數的根本所在。

新常態下縣域經濟發展要有新抉擇

縣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層次和基本細胞，縣域經濟的強弱直接影響著國民經濟的興衰。發展縣域經濟，更要深刻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把適應新常態、探索新路徑作為工作新要求、發展新目標，推進縣域經濟轉型升級。

（一）堅定綠色方向，推動可持續發展。進一步強化生態文明理念，堅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實現有質量、有效益的可持續發展。堅持生態優先，堅定不移地守住生態底線，更加重視生態建設和保護，努力實現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雙贏。把綠色作為城市底色、發展主色，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綠色經濟，努力走出一條綠色發展、富民強縣的路子。在實踐中我對此深有體會。在任資興市市長期間，以“東江湖”的開發與保護為載體，大力發展旅游產業，推動了資興由資源枯竭型城市向休閑旅游城市轉型，成為國家可持續發展先進示范區。到國扶縣、限制開發區汝城縣任職后，按照“美麗汝城，綠色崛起”的總體思路，堅持生態立縣、產業強縣、文化興縣，建設現代田園溫泉城市，實施全域旅游開發戰略，著力打造獨具特色的健康產業，進一步激發了縣域經濟發展活力。

篇3

一、創業型經濟背景下的創業政策

隨著全球化、知識經濟、更高層次經濟增長的追求等導致公共政策成為影響創業型經濟的主要因素，直接和專注于推廣新公司和小企業的創業政策，需要向更加普遍和無所不包的方向轉變，與創業型經濟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國內外正在進行的創業實踐和研究表明，隨著國際市場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創業政策的全球化趨勢日益加劇，創業型人才的培養與競爭引發的創業革命成為時代的主題之一，以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包括國際人才在內的大學生創業企業家培育孵化體系，相反中國、印度、巴西、韓國、墨西哥等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對于大學生創業企業家的培養才剛剛起步。

二、大學生創業政策效用促進機制構建問題

當前，中國創業政策的彈性空間受到極大壓制，亟需對已有創業政策進行階段性總結，探索和建構適應于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現代創業政策體系，大學生創業政策效用促進機制的構建即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和借鑒價值。一是國內外創業政策理論內涵、制度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人力資源環境、大學生創業心理狀況等均存在明顯差異，應在中國情境下對大學生創業政策效用進行評價并建構促進機制；二是一方面主要進行既有文獻、政策與實地調查訪談作對比分析，初步明確大學生創業政策效用存在不足和問題，確立問卷調查方向和目標；另一方面在調查問卷設計并對試調數據進行探索性分析基礎上，提出研究假設并開展實證分析，結合基本信息和基本特征的描述性統計分析，最終明確大學生創業政策效用存在不足和問題；三是正視大學生創業政策當前存在的困難、問題和不足，立足創業是一項全局性和長期性的復雜系統工程這一基本認識，以提高大學生創業率、創業層次、創業成功率為切入，堅持因地制宜、合理分工、揚長避短、優勢互補、與時俱進、共同發展的原則，促進地方落實和大學生創業的可持續發展為出發點及落腳點，構建穩定、改革與創新為導向的大學生創業政策效用促進機制。

三、大學生創業政策效用理論與實踐價值分析

1.大學生創業政策效用研究的理論價值

創業理論和相關研究最早由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者根據本地區或國家的實踐建構，缺乏中國實踐的檢驗和中國模式的探究，尤其是中國情境下大學生創業政策所展現的東方智慧及其獨特內涵，是西方學界主流長期關注但不得其法進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內容。一是通過對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和解析，對國內外創業政策及其政策效用的基本內涵、相關實踐、理論成果等進行深入分析和系統整理；二是明確創業是一項涉及多個政策維度的復雜工程，這就要求大學生創業政策效用評價不能局限于某一視角、單一維度，應建構創業政策效用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對大學生創業政策效用進行實證分析；三是創業政策效用涉及經濟、管理、法律、教育等多個領域，根據實證分析的結果，結合對我國創業政策的系統解析和實地調查訪談等，針對影響創業政策效用的關鍵問題、不足、困難和障礙，探索性地構建大學生創業政策效用促進機制。

篇4

申論看“兩會”已經成為公考的常態，無論是筆試和面試，各地兩會熱點話題都是出題的風向標。作為“十三五”開局之年，兩會中出現的一些熱詞也必將成為2016年公考餐桌上的一道“大菜”。為幫助廣大考生透過兩會看公考，現梳理出了五個熱點詞語和出題方向，以便把握好時政脈搏，考出好成績。

熱詞一：供給側改革

【基本概念】供給側改革，簡言之就是在供給的一端，展開改革。眾所周知，拉動內需的三駕馬車分別是投資、消費、出口。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就是通過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的手段，在需求側出謀劃策。然而“供給側改革”是提供了一種新思路，在供給側下功夫，通過提高供給側的質量和效率，更加健康有活力地拉動經濟增長。

【深度解析】“供給側改革”突破發展經濟的局限性，在供給方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不僅滿足發展經濟的需求，也是解決當下經濟發展僵硬難行的必要手段。在改革開放前期階段，我國國內的消費需求總體動力不夠，除了人民生活水平總體較低以外，和傳統“儲蓄”思想，“有備無患”思想也密不可分，相比于消費投資，人們更傾向于儲備積累。因此當時便積極地刺激需求，隨著消費動力的提升，供給的產品卻無法跟上要求。“鎘大米”、“瘦肉精”、“三聚氰胺”“蘇丹紅”等問題一次又一次地挑戰大眾的神經，相對比的卻是外國進口奶粉等產品遭哄搶。這是為什么呢？這正是從側面反應了供給方出現了一些問題。同時一味刺激內需帶來的產能過剩也在嚴重拖經濟發展的后腿，因此“供給側改革”的提出是順勢而生，是對我國經濟問題開出的一劑對癥藥方。

【命題角度】食品安全；產業結構；中國制造；科技創新；創新型國家；創新品牌；收入分配；簡政放權等。

熱詞二：精準扶貧

【基本概念】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概念。2014年1月，中辦詳細規制了精準扶貧工作模式的頂層設計，推動精準扶貧思想落地。精準扶貧是指針對不同貧困區域環境、不同貧困農戶狀況，運用科學有效程序對扶貧對象實施精確識別、精確幫扶、精確管理的治貧方式。誰貧困就扶持誰，同時更加注重“誰來扶”、“來扶誰”、“怎么扶”。精準扶貧是老詞新說，我國扶貧工作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距今已有近30年的歷史，老詞新談在于精準二字，將這項偉大的民生工程做準做精，真正為百姓謀福利。

【深度解析】“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在奔小康的道路上，扶貧脫貧是一個無法繞過的考驗，2016年是“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脫貧再度成為時下熱詞。以往的扶貧工作雖然也取得了相當的成效，然而走到后期面臨一些關鍵問題卻有些隔靴搔癢、偏離重心。扶貧資金“天女散花”、“年年扶貧年年貧”、重點縣戴著“貧困帽”、人情扶貧、關系扶貧等問題讓扶貧工作走向尷尬。在這種情形下，提出“精準扶貧”正是化粗放為精準，化模糊為具體，針針見血、步步到位地把扶貧工作最后的沖擊階段走好走穩。

【命題角度】民生保障；反腐倡廉；教育改革；醫療改革；公平正義；創業創新；收入分配等。

熱詞三：環保“紅線”

【基本概念】2014年1月，環保部印發了《國家生態保護紅線―生態功能基線劃定技術指南》，這是我國首個生態保護紅線劃定的綱領性文件。劃出紅線來保護生態，在“十三五”期間，環保將涉及到方方面面，政府在給地方領導干部制定環保指標的同時，也要給企業生產劃定環保“紅線”。比如，“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相繼出臺，中國對未來的發展劃出多條環保“紅線”。

【深度解析】指出，在生態環境保護建設上，要樹立大局觀、長遠觀、整體觀，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人民群眾對干凈的水、清新的空氣、安全的食品、美好環境的渴求，是我們攻堅克難的一個重要奮斗目標。多年積累的一些生態環境問題，不僅成為民生之痛，也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影響著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要進行思想觀念變革，一些地區仍然在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要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學會在補“生態短板”中創造更多“綠色財富”；要通過構建監管統一、執法嚴明的環境治理機制，讓環保執法的“牙齒”既能“硬起來”，也能“咬下去”；要建立制度，形成充分反映資源消耗、環境損害和生態效益的考核評價體系以及嚴格的終身追責制度。生態環境用之不覺，失之難存。生態環境保護彰顯執政黨的責任擔當，是一場沒有退路的決戰。環境保護的“紅線”不能僅僅劃在幅員遼闊的國土上，更要劃在每位領導干部的頭腦里。

【命題角度】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綠色出行；環保理念；環境治理；新能源；產業結構；低碳經濟；生態農業；美麗中國等。

熱詞四：新型城鎮化

【基本概念】所謂新型城鎮化， 是指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業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口城鎮化。

【深度解析】我國從改革開放以來，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產業結構從第一產業轉向第二、三產業，城市迎來大發展大繁榮，也產生了問題和麻煩。城市擁堵、城鄉差距大、農民工社會保障和子女入學難等等。每到春節期間，各大城市就會“人去樓空”，側面反映出現在城市中漂流著一大群沒有歸宿感的“外地人”，在他們身后還站著一批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這樣的城市格局顯然是失衡的。新型城鎮化是人的城鎮化，更加注重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更加注重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更加注重打破城鄉無形隔膜。一方面促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完成腳步，另一方面抓城市本身建設，新科技新產業引領潮流，建立綠色城市、智慧城市，因地制宜發展當地特色。要遵循科學規律，大膽創新，積極引導促進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持續健康發展。

【命題角度】戶籍改革；城鄉統籌；教育改革；社會保障；人口素質；智慧城市；公共資源；社會服務；交通堵塞；開放二孩；幸福感等。

熱詞五：“一帶一路”

【基本概念】“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它是指一種合作共贏的理念和倡議，充分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

【深度解析】“一帶一路”是十三五規劃重要支撐，是“兩會”重要議題，在建設等方面都可以做大文章，在新常態下當有新作為新發展。回顧過往歷史，我們既有開放包容的時刻，也有鎖國狹隘的時刻。經驗告訴我們，封閉意味著停滯倒退，只有在交流碰撞中才能獲得源源不斷的活力。“一帶一路”的構想脫胎于兩漢時期中國古人開創的絲綢之路，又遠高于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是一條連接東方與西方的貿易通道，是為了運輸中國古代出產的絲綢、瓷器等商品。而新時代背景下的“一帶一路”，則是通過通路通商傳達、合作共贏、合作包容的絲路精神。“一帶一路”既是機遇又是挑戰，敞開的合作通道為本國經濟文化注入源源不斷新鮮的生命力，但也給我國經濟文化帶來一定的沖擊。展開的區域新型合作有著無限的期待前景，也要承擔各國差異性政治性帶來的一定風險。通過“一帶一路”，打造利益共同體，連接“中國夢”與“世界夢”，體現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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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成績】

四川發展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

省委書記王東明在總結我省2015年經濟工作中指出，全省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穩中有好，主要指標保持在合理區間，經濟結構更加優化，發展后勁不斷增強，發展條件持續改善，質量效益穩步提升，區域發展更趨協調，完成了全年主要目標任務。

回眸2015年四川經濟工作，“來之不易”是關鍵詞。“不易”主要源于嚴峻復雜的宏觀形勢，新興增長動力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嚴重、要素瓶頸制約加劇等諸多問題；“不易”也主要體現在2015年面臨的“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防風險”等一系列相互交織的復雜任務上；同時，“不易”也讓四川交出的經濟成績單分外驕人：

看總量，全省地區生產總值將穩步突破3萬億。

看結構，服務業在三次產業中的占比，首次突破40%。

看發展條件，全省高速公路里程突破6000公里。

看區域協調，2015年四川“千億市州俱樂部”將再添兩名成員，達到14個。

2015年“來之不易”的成績實現了“十二五”規劃勝利收官。正如王東明在會議中指出，四川發展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為“十三五”時期發展良好開局、推進“兩個跨越”奠定了堅實基礎。

【看特征】

統籌好“五個重大關系”

四川經濟在新常態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呈現“六個基本特征”：經濟發展進入規模質量同步提升期，工業化城鎮化仍然處于加速期，多點多極發展進入整體躍升期，發展動力轉換到了關鍵期，產業轉型升級進入接續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勝期。

如何把發展新趨勢轉化為發展新優勢？會議凝聚共識――著重統籌好“五個重大關系”。

統籌中高速和中高端，要堅定信心。省發改委主任唐利民認為，無論是中高速增長，還是中高端發展，“我省既有基礎，又有機遇；既有慣性，也有潛力，要堅定信心。”

統籌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改革，做好“加減法”：創新加快，民生投入加重；為企業減負，讓政府簡政。

統籌傳統和新興產業，要注重“保、減、引、防”四個字。“保”，就是保護優質存量；“減”，即化解過剩存量；“引”，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高端產業；“防”，是要防范出現新的過剩產能。

統籌競相跨越和協同發展，要用好“三個抓手”。抓規劃、抓城鎮、抓產業。“協同發展如果不落實到規劃很難實行。”達州市委書記焦偉俠說，區域協調發展，也離不開產業。

樂山市市長張彤認為，促進區域協同發展，應該更多從人的角度去切入，城鎮作為人的載體，要以城鎮化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統籌政府與市場，要把握“兩個度”。不該管的不能碰。必須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和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強化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該管的要管好。“政府必須作為的，應該有力、有效。”省外僑辦主任慕新海認為，經濟問題的核心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這方面，四川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看動向】

以“八項重點任務”著力突破

2016年經濟工作著力點和突破口何在？會議鎖定“八項重點任務”。

有破有立，培育改革發展新動力。會議提出，系統推進全面創新改革，加快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堅定不移深化改革開放，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活力。“改革帶來動力，創新激發活力，開放借助外力。”唐利民認為，“三力”疊加，全省明年經濟工作推進更加有力。

有量有質，拓展投資消費新空間。會議提出，增強投資消費拉動力，千方百計穩定經濟增長。消費這輛“馬車”備受關注。“傳統消費提質，要突出發揮平臺的引導作用。”省商務廳廳長謝開華介紹，明年市場拓展“三大活動”將著力強化品牌產品的銷售，從供給上做出更大改變。省通信管理局局長邢海英則認為，培育新的消費熱點，先要打好基礎。

有加有減，構建轉型發展新結構。會議提出，大力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加快構建現代產業發展體系。涼山州委書記林書成對“轉型升級”四個字感觸很深。“涼山工業主要依靠水電和礦業，前者建設周期長，后者市場需求低迷。只有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優化，才能實現更好發展。”

省農業廳廳長任永昌拋出農業轉型升級重點：明年將推進一批農業、林業、畜牧業重點縣建設，推動農業朝著規模化、標準化、品牌化的方向打造。

補短增“綠”，共享經濟發展新成果。無論經濟怎么困難，民生投入也不能少，“守住民生底線”成為與會代表共識。改善民生重點是“補短”。會議把“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加快補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短板”作為2016年八項重點任務之一。

【看行動】

“特別用功”推動新一年經濟工作

省社科院黨委書記李后強認為，推動新一年經濟工作要做到“五個特別用功”。

在深化認識上要特別用功。會議提出了許多新思想、新理念、新要求和新任務，必須加強學習領會，特別是要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

在細化方案上要特別用功。各地各部門必須結合實際情況細化方案，科學制定目標任務，拿出有針對性和操作性的行動路線圖和時間表，切實解決本地本部門的突出矛盾和具體問題。

在攻克難點上要特別用功。當前面臨的難題和難點很多，“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必須一個一個解決的突出問題，必須有創新思維和創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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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 of new urbanization，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presents new trends， Therefore， talent_cultivating of education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planning should also progress， Especially for independent Colleges. Taking Xinhua colleg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As soci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teaching theoretical courses for research perspective，Geography practice teaching played a special and importance role in the independent college teaching system， then summarized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Lastly， proposed improvement meas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relate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planning talent_cultivating in independent colleges.

Key words The new normal business； Independent colleges； Geography practice teaching

0 引言

我國的高等城市規劃教育開展時間較短，但由于城市建設對專業人才的強有力需求，激發了其專業教育的迅猛發展。在城鄉規劃學科升格為一級學科和地方城鄉規劃事業發展的大背景下，獨立學院城鄉規劃應用型人才專業實踐能力的培養是亟待研究的問題。伴隨著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的巨大變革，學科理論與實踐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而專業教育也應及時適應變革的需要，而人才培養方式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課程體系改革。地理學是一門研究地球表層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相互作用與關系及其時空規律的學科，具有較強的區域性、綜合性和實踐性。①隨著國家新型城鎮化和新常態經濟的推進，地理學與城鄉規劃、經濟學等多學科不斷交融與促進，成為解決社會經濟現實問題有力的工具之一。傳統的實踐教學模式和方法已不能順應創新教育發展的需要，要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高素質地理人才，改革已成必然。②

實踐教學的本質是富含“社會實踐性內容的教學”，形式多樣，主要包括課堂展示、演講、討論、實習、見習和社會實踐等形式，做到了課內教學和課外實踐的有機結合。③作為教學過程中重要的環節之一，實踐教學是由學生主動參與，在課本理論知識的基礎上，為傳承知識、發展能力和探索創新而開展的一系列實踐活動，具有較強的目的性、開放性和社會性，對于培養學生的認知能力和實踐能力有較大的促進作用。④獨立學院主要培養應用型、具有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的人才。⑤本文以中山大學新華學院為例，以地理實踐教學為視角，試圖探索新常態下獨立學院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人才培養轉型。

1 新常態下高等教育和人才培養的契機和轉型

1.1 新常態下高等教育和人才培養的契機

201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當前歷史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做出了系統分析。經濟新常態主要從發展速度、發展模式和驅動力來體現“新”，在經濟發展速度上面，未來幾年年均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但仍將保持在7%～8%的中高速；步伐慢了肯定會在發展模式和經濟模式上會提升，探尋一條科學、創新、包容、開放的路徑；最后在驅動力上，改變以往單純的要素和投資驅動，加大消費和創新驅動。新的形勢和背景，勢必要求高等教育發展也要及時適應新的變化。推動高等教育在發展方式與治理方式上的雙重轉型，是新常態下我國高等教育改革最為關鍵的兩大任務。⑥教育新常態不僅要在外部環境適應，更重要的是關注我國高等教育的內在新常態特征：一方面，“人口紅利”的逐漸消退，高等教育的規模增幅和發展速度一去不復返，高等教育發展方式的轉型已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傳統的管理體制和管理方式已經難以為高等教育的縱深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對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和治理方式的轉型提出了迫切要求。⑦

1.2 新常態下高等教育和人才培養的轉型

（1）在教學體系上：課程體系是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關鍵之一，理論和實踐歷來是孿生，缺一不可。所以堅持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同步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師徒制”教學模式 、“雙導師”團隊建設、“產學研”的合作是近幾年教學體系改革的亮點。其中“雙導師”團隊建設是校企合作下的創新產物，是校內導師和校外導師共同指導學生，校內導師主要從理論教學、方法授予等方面傳授知識，而校外導師更側重實操和實踐能力。結合高校資源和社會資源，培養適合社會的多層次、新型人才。

（2）在教學方法上：近幾年，慕課（MOOC）和微課等新的教學方式逐步進入教師和學生的視線，課堂與教學原來可以這么豐富，老師和學生的距離關系原來也很近。時代背景不斷變遷和教學改革不斷深化下，教學方法也應該穩步前行，其中大數據和課程群建設最為突出。其中“大數據”是指信息爆炸時代產生的海量數據。大數據同過去的海量數據有所區別，基本特征可以用4個V來總結（Volume、Variety、Value和Velocity），即體量大、多樣性、價值密度低、速度快。在物理學、生物學、環境生態學等領域得到較為廣泛的應用。大數據憑借數據共享和數據容量的優勢改變了經濟發展模式和人們生活方式，也將引發了教育改革模式的轉變。

（3）在教學管理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一直是教學管理探尋的焦點。新常態下高等教育治理方式的轉型，正是要改變以往一元、單向的管理方式，走向多元共治的現代治理方式。新常態下我國高等教育治理體系的建構和治理方式轉型，讓高等教育的各個利益相關者有機會參與到治理的進程中來，既需要政府科學合理的頂層設計，也需要發揮教師和學生等基層活力，并產生良性互動與循環，通過多元共治的制度體系設計來提升治理能力，為我國高等教育的實質性改革提供堅實的保障。

2 地理實踐教學現狀――以中山大學新華學院資源與城鄉規劃系為例

中山大學新華學院是獨立學院中較少開資源城鄉規劃系的 院校之一。目前有兩個專業，自然地理與資源環境管理、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在基礎學科里面開設了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經濟地理學、旅游地理學、城市地理學等，這些課程在教學的過程中大部分采取了理論與實踐教學相結合的模式，注重學生課堂理論學習和課外實踐。值得一提的是，優秀的實踐教學成果參加全國比賽，拓展了學生的視野（如圖1）。

由于資源與城鄉規劃系的地理學課程開設時間較短，一方面沒有形成系統實踐教學模式和評價體系，同時缺乏配套的實踐基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實踐教學效果；課程擔任老師主要以青年老師為主，在課程實踐指導和教學方面經驗不足。

3 新常態下獨立學院地理實踐教學的啟示

面對新時期獨立學院教學改革和當前存在的問題，資源與城鄉規劃系在地理實踐教學方面得到三點啟示。

3.1 形成系統的實踐教學體系和管理體制

實踐教學體系是主要圍繞人才培養目標，運用系統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實踐教學的各個要素進行綜合設計，建立與理論教學體系相輔相成的教學體系。一個科學合理的實踐教學體系是人才培養目標的重要保證，是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的主要途徑之一。今后在課堂實踐教學方面，教師要善于運用多種方法提升教學效果。比如在經濟地理學教學過程中選擇具有代表性的經濟問題和實踐，通過案例教學法，讓學生積極思考，提出解決方案，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另外可以嘗試角色扮演法、探討式教學和研究性教學等方法。在課外實踐調研方面，教師在課程布置小組個人展示作業，這些作業必須通過實踐調研才能完成，主題不限，極大發揮學生的自由空間。通過這樣的形式讓學生走出課堂，融入社會，從“選題―報告撰寫―課堂展示”整個流程，充分體現了學生學習自主性和團隊合作性，這對學生今后走入職場提供較好的專業素養。

3.2 建立配套的課程實踐基地

實踐基地是實踐教學環境條件中組成部分之一，也是影響實踐教學效果的重要因子。要培養應用創新型的地學和規劃人才，需要完善的實踐教學基地。由于實踐基地需要大量的經費支持，在實際選址過程中存在較多不確定因素，所以實踐基地是一個長期的建設過程。為了提高實踐教學效果和節約經費，可以考慮課程聯合實踐基地的建設，即一個實踐教學基地可以滿足多課程的要求。另外可以建設校外實踐教學基地，校外實習實踐基地是學校和企事業單位的重要紐帶，是學生創新能力培養的實踐平臺。通過學院和社會協議形式，建立一批專業性強、產學研的創新實踐教學基地，是今后實踐教學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⑧

3.3 培養課程實踐指導師資力量

獨立學院實踐教學的教師，除了要有良好的師德修養和學術底蘊，還需要具備口頭表達和職業技能等能力。為了適應新的實踐教學體系，必須全面提高教師的素質和創新意識。首先大力培養“雙師型”實踐教學老師，通過各種技能培訓，使他們具備較強專業實踐能力。另外鼓勵高學歷高職稱，有實踐教學經驗的老師指導青年老師實踐教學工作，開展“老帶新”的傳承模式。最后可以將實踐教學納入教師工作考核內容之一，鼓勵實踐教學的開展。⑨

4 總結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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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同城化戰略；述評；實施措施

中圖分類號：F53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5-0197-04

21世紀以來，信息化戰略的實施促進城市間的聯系，但行政區分割導致的市場分割、地方封鎖、重復建設等諸多“行政區經濟”負面表現阻滯了區域一體化的進程。為了破解“行政區經濟”，興起“撤縣并區”的熱潮，以減少行政壁壘。這一措施成本高，且負面效應愈加凸顯。自2003年起，行政區劃作為解決大都市區發展協調的手段已鮮有應用[1]。2005年，《深圳2030城市發展策略》首次提出同城化戰略[2]以來，同城化以其在不改變既有行政層級的前提下，通過制度創新、治理模式創新打破行政區經濟的阻滯，被國內城市政府所接受。如沈陽經濟區的沈撫同城化、湖南的長株潭一體化、珠三角經濟區的廣佛同城化、深港同城化，以及長三角經濟區的蘇錫常一體化、滬杭同城化，西北地區的西咸一體化、成渝一體化等等。

一、同城化戰略研究的主要內容

同城化作為國內首創的概念，其概念界定及內涵闡釋是研究的重點之一，國內較早明確提出同城化概念的是邢銘（2007）[3]、高秀艷（2007）[4]等。邢銘（2007）認為，同城化一般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城市因地域相鄰、經濟和社會發展要素緊密聯系，具有空間接近、功能關聯、交通便利、認同感強的特性，通過城市間經濟要素的共同配置，使城市間在產業定位、基礎設施建設、土地開發和政府管理上形成高度協調和統一的機制，使市民弱化屬地意識，共享城市化所帶來的發展成果的現象[3]。高秀艷等（2007）認為，同城化實際上是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為打破傳統的城市之間行政分割和保護主義限制，促進區域市場一體化，產業一體化，基礎設施一體化，以達到資源共享、統籌協作，提高區域經濟整體競爭力的一種發展戰略，是大都市經濟圈建設的關鍵性起步階段，是開發建設大都市經濟圈的前提和保障[4]。方創琳（2011）認為，同城化是指，一個城市與另一個或幾個相鄰的城市，借助經濟、社會和自然生態環境等方面能夠融為一體的發展條件，形成相互融合、互動互利、共同協調、共同發展的過程，是城市發展的新趨勢，是輻射力、擴散力與競爭力越來越強的城市綜合體[5]。

（一）基本特征研究

王德等（2009）選取國內正在實施同城化戰略的城市作為研究對象，概括其基本特征為：同城化是相鄰城市特定發展階段的路徑選擇；同城化具有距離門檻；同城化城市均為中心城市或次級中心城市，且城市之間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差異和經濟地位的錯位[1]。趙英魁等（2010）指出，同城效應具體表現為依托完善的快速交通網絡，以高速公路、輕軌、地鐵為半徑，以現代通訊技術為信息聯絡的主要手段，縮短城市間的時空距離，調動區域內各城市的資源，并使之在城市產業和功能方面協調發展。構筑“1小時生活圈”，區域內居民的日常生活、工作往來像生活在一座城市般的頻繁[6]。李王（2010）從國內三大典型城市經濟圈同城化開發的經驗總結出，發達的交通通訊網絡、協調配套的產業協作網絡、中心城市較強的輻射帶動能力是城市經濟圈同城化效應的共性特征[7]。王振（2010）提出，交通出行、產業布局、通勤就業、人口居住是同城化發展的四個顯著特征，分別表現為日常流動性人群流量激增流速加快、企業總部主導下的產業分工與空間配置、跨城就業的常態化和由常住人口跨城居住形成的新型雙向人口流動[8]。彭震偉等（2011）提出，我國城市與區域發展中出現的同城化現象，其共同特征在于城市發展及其空間要素超越了原有行政管理制度的設計范疇[9]。

（二）發展階段研究

國內學者對同城化發展階段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同城化與都市區（圈）、一體化等發展階段的關系研究上。高秀艷等（2007）探討了大都市圈和同城化的相互關系，并以沈陽、撫順、鐵嶺和本溪四城市的同城化進程為例，得出了同城化是大都市經濟圈建設的關鍵性起步階段的結論[4]。邢銘（2007）認為，同城化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城市群建設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是區域城市間經濟與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趨勢[3]。宋煜（2008）認為，同城化是作為城市群，城市圈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特殊形式而出現的，是邁向都市圈、城鎮群的一個務實階段，并提出同城化發展戰略也具有階段性，即同城共識城間共建同城聯合城城融合實現同城[10]。王振（2010）則將同城化看做城市圈或都市圈發展、形成的中間過程，其本質是相近的城市在經濟、社會、環境、空間等方面協同發展，共同構建大都市區的過程[8]。而段德罡等（2012）借鑒了國內外學者對城市群發展的劃分方法，創造性地將同城化的發展階段分為四個時期，分別為雛形期、融合期、協調期和同城期，并提出每個時期城市的基本特征、同城化重點以及同城化的目標[11]，為同城化發展階段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與方法。

（三）發展模式研究

國內學者主要從空間發展和組織管理兩個方面提出同城化發展的模式。

第一，空間發展模式。梁文婷（2010）提出同城化毗鄰城市的主、輔城概念，在充分考慮主城對輔城的吸引和輻射的前提下，將輔城的空間擴展模式分為連片密集擴展、輻射密集擴展、沿軸線擴展和跳躍式城組團擴展四種基本模式[12]。邢銘（2011）將同城化城市作為“點狀”研究對象，抽象同城化的空間整合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種：飛地發展模式、雙城對接模式和多點融合模式。并指出，不同模式并非孤立存在的，或分別出現于同城化的不同階段，或在同階段以其中一種模式為主，同時伴隨著其他模式。周軼男（2011）認為，在同城化格局中，相關城鎮按照對象發展、節點強化、網絡聯系等生長方式不斷發展，同城化的區域空間將主要表現為主體城市、集中模式，交通軸線、帶狀模式和節點城鎮、串珠狀模式三種結果。段德罡等（2012）通過對當前同城化發展理論和相關案例的分析，指出同城化的空間模式可根據毗鄰城市的空間距離的遠近劃分“毗鄰型”和“遙望型”兩種類型，其中“遙望型”又包括“共筑新城”、“分散組團”和“生態綠核+衛星城鎮”三種模式[11]。

第二，組織管理模式。連井環（2008）提出，沈撫同城化政府協調機制應是“自上而下式多層次”政府協調機制，即應以省級政府行政介入和各個城市自愿加入的方式共同構成，形成以“職能部門管理、區域綜合協調、民間聯合推動”的新格局[13]。吳瑞堅（2010）針對廣佛之間難以統一行使跨界職能的狀況，有必要建立更高層面的大都市區政府專門協調雙方之間的矛盾，統一雙城之間的規劃、產業布局及其他重要基礎設施的統一安排。或者建立具有一定行政職能的專門協調委員會，就專門對某一項職能進行協調，負責跨越行政區劃公共服務的生產和提供，如港口、機場、地鐵等公共交通、大型水利工程、大江大河整治、生態環境保護等職能[14]。葉祥松等（2011）提出，構建超廣佛政府的管理和協調機構，即由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組成的“廣佛管理協調行政委員會”，對廣佛同城化在整體布局、利益分配等宏觀方面進行有絕對權威的管理和監督，由國家賦予其法律地位，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進一步規范和完善廣佛同城化相關的合作條款和規劃[15]。王達梅（2011）提出，廣佛同城化合作機制應是一套由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由兩市人大、市委市領導、政府部門、企業、中介組織和公眾組成的多層面，包括決策制度、專責小組制度、監督制度、利益協商機制、績效評價制度、新聞會制度等多項制度安排在內的合作機制[16]。焦張義等（2011）歸納總結了4種目前存在的同城化模式，分別為跨行政區的理事會模式、地方政府首腦協商模式、上級政府派出機構模式、聯合黨委模式，并分析比較了上述同城化模式的利弊，提出了一個改進的同城化模式。并指出無論采取何種同城化模式，關鍵在于制定一系列制度安排和運行機制，合理協調相互沖突的利益關系，而這種形成的制度和運行機制一定要有法律的保障，要能夠執行落實[2]。邢銘（2011）歸納同城化的組織管理模式主要有五種：地方首腦協商模式、上級政府派出機構模式、聯合黨委模式、框架協議模式和管理委員會模式[3]。

（四）實施措施研究

王德等（2009）以2007年以前提出并正在實施的7個同城化案例為研究對象，通過案例的比較（表1），將同城化戰略實施情況總結如下：第一，成立協調組織，相關主體的參與熱度決定實施進程；第二，以產業共建區為空間載體，管理方式影響同城化進程；第三，實施效果有待提升，利益、制度等問題尚需深入研究[1]。焦張義（2011）通過對國內同城化案例的比較分析（表1），指出各地同城化實施基本停留在硬件上，以道路、收費站、電話為主，而參與同城化的城市功能還未明確，利益分配機制和制度安排也沒有觸及[2]。

更多的學者則將關注點集中在同城化所面臨問題的闡述上。桑秋等（2009）指出沈撫同城化僅側重于表面的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空間發展策略一體化等機制上，而非深層次的功能一體化的制度建設，同時缺乏有效的協調組織。梅偉霞（2010）提出，廣州、佛山的同城化進程要想實現共贏，形成“1+1>2”的共振效應，而非“1+1

二、同城化戰略研究的簡評與展望

（一）研究簡評

同城化戰略研究在我國尚處于探索階段，研究主要集中在同城化的概念界定、發展階段及總體特征、形成機制、發展模式等。這些研究對于我國同城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也極大地豐富了經濟學、地理學、規劃學、管理學以及社會學的研究內容，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1）目前同城化研究多基于同城化地區發展的實證分析，體現出明確的問題導向，未形成完善的理論體系。（2）國內關于同城化的空間規劃多為廣佛同城化、撫順同城化的規劃實踐介紹，就城市規劃編制內容本身如何結合同城化進行理論創新的研究較少。（3）對同城化發展路徑研究較多，而對于因同城化而引起的社會效應研究較少。（4）對同城化發展路徑研究又集中于規劃對接、產業協調上，而對于設施建設、市場體系、生態保護的研究較少。（5）現有的大量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定量研究多限于描述，對于數理方法、計算模型等量化研究明顯不足，如對同城化發展階段的科學判斷和定量測度等。

（二）研究展望

1.加強對同城化發展階段研究。同城化是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它不僅是大都市區、城市群建設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同時也有著自身的發展階段、發展周期。正確認識同城化發展階段，無疑對制定正確的同城化發展戰略、發展策略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同城化類似于“大都市區化”和“城市群”概念，其演變規律也類似于這兩個概念的演變規律。因此，可以借鑒國內外學者對大都市區、城市群發展階段的劃分理論及方法，探索同城化發展階段并科學測度，以便制定適用于不同發展階段所需的發展戰略。

2.加強對同城化發展路徑研究。同城化是大都市區、都市圈建設過程中的一個特殊階段。在國外，工業革命以來，北美、西歐和日本等地出現了世界性的大都市區、城市連綿帶和城市群體。在國內，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壁壘被逐漸打破，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發達地區大都市區應運而生[19]；目前，同城化在我國迅猛發展起來。因此，有必要結合國內外大都市區的發展和規劃，建立一套比較完善、得到普遍認可的同城化發展路徑，以加快推進我國現階段的同城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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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增長低通脹；成本推動 ；超額貨幣 ；滯脹風險

中圖分類號：F822.5

一、引言

從1978年至2001年，除少數年份（1978年、1983年、1984年和1989年）外，中國宏觀經濟的基本特征是，GDP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高度正相關，即高增長率一般伴隨高通脹率，低增長率一般伴隨低通脹率。在2002年以前，中國出現“高增長、低通脹”與“低增長、高通脹”格局的年份，實際上都有特殊背景，尤其是特殊的政治背景。①

但是，從2002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的高速增長期，不僅GDP年均增速超過10％，而且還保持了低通脹。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高增長、低通脹”格局是在世界原油價格、重要原材料價格和農產品價格不斷攀升的不利情況下出現的：面對不斷上漲的世界原油價格、原材料價格（尤其是有色金融）和農產品價格，中國不僅沒有由于不利的“供給沖擊”而引發經濟增長減速并出現通貨膨脹加速，恰恰相反，中國經濟增長增長速度反而有所加快且通貨膨脹直到2006年都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參見表1）。

只需要做簡單的國際比較，就不難發現，這種“高增長、低通脹”的確堪稱全球“奇跡”。因為，在所有主要的發展中國家，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在如此長的時期內在維持超高速經濟增長速度的情況下而同時實現了幾乎是所有發展中國家中最低的通貨膨脹率。在過去近20間，平均而言，在所有主要的發展中國家中，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是最高，與此同時，中國的通貨膨脹率幾乎是最低的（參見表2）。

但是，任何“奇跡”必須經受也往往難以經受時間的考驗。從2007年初開始，中國食品價格的猛烈上漲以及CPI不斷加速上升表明，長期維持著經濟超高速增長的中國，不得不面臨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

實際上，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的正相關關系（“高增長、高通脹”或“低增長、低通脹”）才是常態 —— 沒有哪個國家的宏觀經濟能夠長期維持“高增長、低通脹”格局。正如中國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1983-1984年）的“高增長、低通脹”格局不可能持續一樣，2002-2006年之間出現的“高增長、低通脹”格局也只是短暫的。2007年初開始的通貨膨脹率的不斷加速，本來已經宣告中國經濟“高增長、低通脹”奇跡的終結（徐振宇，2008）。然而，2008年突如其來的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深化，在導致全球經濟深度衰退的同時，也促成中國決策層出臺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僅在中央政府層面就高達4萬億元人民幣）。計劃實施的短期與表面結果是，中國經濟又得以重新返回到“高增長、低通脹”的軌道——至少從數據上看，2009年和2010年基本是這種情形（參見表1）。②換言之，“高增長、低通脹”的奇跡，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而得以延續。

預料之中的是，從2011年開始，中國經濟又重新步入通貨膨脹不斷加速的軌道，且經濟增長率開始下滑。面對這種不利的情形，決策層日益陷入兩難的尷尬境地：如果通過刺激政策擴大總需求，必然進一步惡化通貨膨脹；而如果要治理通貨膨脹，則必須控制總需求，從而對經濟增長必然造成負面影響。我們認為，中國當前所遭遇的通貨膨脹率的上升與經濟增長率的下滑，絕非短期的暫時現象，而是未來相當長時期內的趨勢性現象。或者說，“高增長、低通脹”奇跡已經終結，如影隨形的，是滯脹風險的積累。

如上判斷，基于我們對如下兩個基本問題的回答。第一，為什么中國經濟何以能夠在世界能源、有色金融、原材料和農產品價格不斷上漲的背景下仍然創造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奇跡？第二，為什么這種“高增長、低通脹”奇跡必然終結？

二、為什么會出現2002-2006年之間“高增長、低通脹”的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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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常態；外向型；中小企業；轉型

一、外向型中小企業的發展現狀

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不僅使得世界經濟發展異常困難，實體經濟發展很不景氣，而且也影響到了國內經濟的發展。對于外向型中小企業而言，他們往往具有規模不大、抗風險能力低、資金不充足、以出口為導向等特點，他們受到世界經濟的影響更為明顯。

1.財務風險增大，資金鏈緊張

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很多國外企業的經營能力明顯下降，表現為資金周轉慢、付款不及時，同時違約率也提升了，諸多的外向型出口企業不得不面臨嚴重的海外商賬危機，這使得原本資金并不充足的中小企業面臨更加嚴重的財務危機。

2.出口速度放緩

伴隨著世界經濟的周期性回落以及全球金融風暴的來襲，世界性消費需求明顯降低，從而使得中國企業的出口量降低，出口速度下降。這種現象在我國沿海地區的加工型中小企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3.企業投資熱情降低

受到世界性金融風暴的影響，我國的很多企業經營中面臨著很多未知因素以及潛在風險，他們無論是對國際還是對國內的經濟增長預期都有所下降，甚至部分企業對于固定資產的投資控制力度增大，相應的規模也有所減小。

二、外向型中小企業轉型的必要性研究

除了上文分析中的世界金融危機以及經濟需求的影響使得我國外向型中小企業的處境非常艱難，我國內部的諸多因素也提升了企業出口的難度，例如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原材料采購價格上升，勞動內成本上漲等等。此外，來自國際方面的很多原因也導致我國的外向型企業出口壓力倍增，例如，印度、越南等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代工市場的逐漸壯大，國外買家對于中國市場的熟悉程度上升，還價能力增強，使得我國企業利潤被大幅壓縮等。

我國的外向型中小企業的出口狀況每日愈下，僅僅靠出口來維持企業的生存著實困難，為此，他們不得不轉而謀求其他的發展出路。注意到我國消費市場的興起，使得外向型中小企業擁有了轉型的基礎，國家的有關政策也在想著企業營銷模式多樣化傾斜，以幫助外向型中小企業完成轉型，從僅僅依靠外銷轉變為以外銷為主，內外銷結合的模式。

三、新常態背景下對外向型中小企業轉型的建議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企業的外銷與內銷在經營模式與思路中存在著諸多不同，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的實力不大、規模較小、資金不充足，他們要想實現由外銷向內外銷兼備的轉型并非易事，它關系到企業戰略定位的升級以轉型，甚至是企業的重新創業。通過對外向型中小企業多年外銷經驗的優勢進行發揮，例如生產品質好、應變能力強等，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完成轉型，做到揚長避短。

1.從市場需求出發，重新規劃產品結構，樹立品牌意識

外向型中小企業在外貿生意中，主要是采取按單生產的模式，面對的客戶不一樣，所生產的產品標準也就不同，換言之，企業的生產是圍繞客戶的標準而展開的，這種生產模式具有明顯的被動性，而且也不利于企業的自身品牌的打造。但是，在內銷中則不同，企業直接和終端市場進行接觸，企業方面應該從國內消費者的需求出發研究新產品，加強對消費者消費習慣與傾向的分析與研究。然后，企業在產品結構搭建過程中，必須始終秉承品牌意識，在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嚴格按照企業自身標準執行。這主要是由于企業在國內發展的關鍵便是品牌，產品要想保持長久的活力，必須要有較強的品牌理念，否則就連最基本的價格優勢也會逐漸喪失，從而影響企業的長久發展。針對外向型中小企業轉型中經常遇到的產品研究規劃問題，提出以下兩個建議：第一，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產品的更新換代速度非常快，企業如果仍然按照傳統的調研立項、研發生產的模式進行生產，很有可能使得剛剛生產的產品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所以，企業有必要與國內相關企業展開合作，或者對具有一定資源的企業進行收購，以合作或者收購的形式，在這些企業中融合自身的優勢，實現與這些企業的優勢互補。第二，由于普通的中小型企業對于產品線的研發需要投入較高的人力、物力等資源，這對于他們自身而言非常困難，所以外向型企業可以采用整合國際企業產品資源的方式。對于那些經驗豐富、機制靈活，并且愿意入駐中國市場的國外企業，外向型企業可以優先選取，這是由于他們往往為了降低入駐中國市場的風險，不得不尋求中國的合作企業，這對外向型中小企業而言，形成了一種雙贏的局面。

2.整體規劃布局，架設自身營銷網絡

外向型企業的轉型過程中，研究與探索市場營銷網絡局部時，必須從自身企業的特點出發，結合市場需求與分布而展開，從而形成健全的渠道管理政策。在滿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滿足經銷商利益，通過多種渠道政策來保障經銷商看到企業產品的利潤。此外，為了提升渠道管理的執行力，提升渠道運行的效率，應該及時配備相應的人力、物力資源，確保企業產品能夠更加快速到達客戶方面，從而不斷鞏固與發展企業的戰略基礎。

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企業應該發揮一切資源優勢，完成對多元化營銷渠道的建設與推廣。第一，十七屆三中全會后，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新的農村發展政策，而且在國務院頒布的經濟刺激政策中，涉及農村的占到了百分之四十，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等和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領域。通過分析這些政策措施，廣大外向型中小企業可以將發展目標轉向鄉鎮與農村，將適合農村市場的產品做更多的推廣。第二，目前我國的一線城市中的消費市場已經達到成熟的狀態，而一線城市衛星城以及二線城市的消費市場正在發展中，距離成熟階段還有一定的時間，外向型企業轉型中可以抓住這一機會，將以上兩類城市作為發展重點，鋪展銷售網絡。第三，由于電子商務平臺具有成本低、區域覆蓋廣泛的特點，大量節省了實體店鋪租賃、人力等支出，而且也縮短了消費者的購買時間，因此，只要外向型中小企業的產品具有競爭力，在轉型時可以將其作為主要的營銷渠道之一。此外，電子商務平臺的應用也可以突破區域限制，加強了溝通，有利于產品的推廣和渠道建設。

3.建立健全營銷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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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斷提高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認識水平

打好調結構轉方式攻堅戰，首要的是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提高認識，深化思路，激發思想活力，破除思想障礙，擺脫對粗放發展定式的路徑依賴，形成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良好氛圍。

（一）調結構轉方式及其內在聯系

調整經濟結構是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也是轉變發展方式的根本途徑；轉變發展方式是調整經濟結構的首要前提，也是調整經濟結構的必然結果。調整經濟結構對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具有決定性意義：解決當前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拓展發展空間，增強經濟發展的長期動力；提升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抗風險能力，贏得國際經濟競爭戰略主動權。

（二）調結構轉方式是國外存在的普遍現象

1．發達國家政府介入轉方式調結構。如上世紀美國面對石油危機壓力，以節能為目標、科技為手段調整產業結構向高級化轉型。當前美國的主要舉措：支持和鼓勵科技創新、推進綠色產業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夯實長期經濟增長的基礎、促進出口擴大、推進“再工業化”、加強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推進金融監管改革。

2．發達國家轉方式調結構的啟示。一是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的選擇與一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及其既定條件相聯系。二是調結構轉方式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和長期的歷史過程。三是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政府再適當干預轉方式調結構，必要而且可行。四是完善市場機制，健全市場體系，發揮市場基礎作用，實現有效市場競爭。五是教育發展、科技進步是調結構轉方式的決定因素。

（三）充分認識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一項戰略任務

當前，國際形勢逼人，國內形勢催人。有許多復雜、重大問題擺在我們面前，如國際金融危機使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國內經濟結構脆弱、發展方式落后的深層次矛盾尚未根本解決；順利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時不我待。我國已經進入只有加快調結構轉方式才能促進持續發展的關鍵時期，調結構轉方式成為統籌解決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總鑰匙或根本途徑。

二、準確把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客觀規律

正確認識淄博實際，準確把握經濟規律，從實際出發，按規律辦事，科學引導我市調結構轉方式。

（一）淄博市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

淄博市經濟發展的最基本特征的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可以說淄博是一個依托資源發展起來的重化工老工業城市。2009年三次產業結構為3.6：62.8：33.6；工業中以重化工業為主；重化工業以化工、能源、冶金、建材等為主，占工業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2006年以后比重超過80%。我市結構調整的重心在于工業結構調整。

在過去的十幾年里，我們制定、實施了一系列推動工業結構調整的規劃、政策和措施，如科教興市戰略、環境立市戰略、碧水藍天行動計劃等，初步趟出了一條內涵發展道路，基本實現了資源型城市的主動轉型、“自費”轉型。

但作為一個資源依托型的重化工老工業城市，目前仍然面臨許多矛盾和問題。比如，結構性矛盾仍然比較突出；自主創新能力仍然不夠強大；資源環境壓力仍然比較沉重等。在資源方面擺著一個嚴酷現實：以往發展所依托的自然資源如煤炭、鐵礦石、鋁土等主要資源已近枯竭，主要依賴外部調入，近年我市工業企業全年耗煤約在3500～3800萬噸左右。來自三個渠道：一是省外購進，占75%；二是省內外地市，占15%；三是我市自產，占10%。更大的發展瓶頸在于土地約束。我市新增建設用地主要來源于企業搬遷改造、舊村改造以及土地整理復墾等。傳統粗放的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必須堅定不移的走內涵發展路子。

（二）淄博市工業化進程的階段性

淄博是一個老工業城市。分析淄博工業化發展階段，由此推斷淄博在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中的功能、作用、發展方向，十分必要、非常重要。國內外廣泛用于衡量工業化進程的指標，主要有人均國民收入水平、三次產業結構、工業內部結構，以及城鄉結構，即城市化水平等四個方面，其中人均國民收入水平指標最具指導性。近年來，淄博的城市化水平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2009年的城市化率為62.54%，比全國高出15.94個百分點，比全省高出14.24個百分點，這是淄博的比較優勢所在。但尚未跨越工業化中級階段70%城市化率的上限。按照城鄉結構理論分析，我市的工業化進程處于中級發展階段。

三、積極探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有效途徑

（一）增強主體的動力和活力

1．增強政府主體調結構轉方式的動力和活力。對政府來說，當前需要重點做好以下工作：（1）走出認識誤區，樹立常態觀念。（2）進一步形成有利于轉調的制度性安排。（3）引入城市研發理念，加強淄博發展研究。2008年，淄博市委市政府在全市開展了“調研年”活動，效果很好。建議引入城市研發理念，整合研發資源，學習一流企業，強化城市研發。主要業務流程是：戰略研究科學規劃重點突破具體項目課題申報調研論證付諸實施。為使研發人員潛心研究，應有保障和激勵機制。面對山東新的區域經濟發展布局，面對淄博在一定程度上被邊緣化、挑戰和機遇并存的基本態勢，淄博如何參與區域經濟分工與協作、合作與競爭？如何主動融入“一藍一黃”和“濟南都市圈”？當前一個亟待研究的問題：融入全省重點區域帶動戰略的淄博對策、重大項目戰略與實施。

2．增強企業主體調結構轉方式的動力和活力。企業是轉調的主體。企業和企業化的科研院所集聚著資金、技術、人才等高端生產要素。大企業、大院所是加快轉調的重要抓手。對企業來說，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促使企業產生調結構轉方式的內在動力和外在壓力。加快企業轉調最重要的就是面向市場需求。完善市場機制，健全市場體系，整頓市場秩序，更加依靠價值規律。

3．增強勞動者個人主體調結構轉方式的動力和活力。調結構轉方式的根本動力是以人為本，凝聚人心。以人為本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須堅持的核心理念。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同志特別強調：“我們只有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才能實現我們黨對全國各族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這表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深入理解、全面貫徹這一重要精神，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突出以人為本，對于打贏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場攻堅戰和持久戰具有重要意義。

（二）發揮工業比較優勢，實施工業和服務業“雙輪驅動”，加快發展都市農業，推進三次產業協調發展

準確判斷所處階段和局中位置，才能確定發展戰略，規劃淄博未來。按照前面我們已經得出的“我市工業化進程正處于中后階段”的基本判斷，合乎邏輯的推演出兩個相輔相成的淄博經濟發展戰略指導思想：一是夯實工業基礎、發揮工業優勢，加快工業升級，強力助推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和新型城鎮化發展，并進而反作用于工業升級，城市轉型。二是推動經濟轉型，走工業化和服務業雙輪驅動之路，強力推動淄博又好又快發展。三是工業反哺農業，加快發展都市農業，突出城中“花園”功能，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1．發揮工業比較優勢，加快工業升級。目前，可能存在著一種認識誤區：由于看不到從“去工業化”到“再工業化”的現實，不能正確認識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再加上對傳統工業發展模式所帶來的種種弊端的厭惡，就誤認為搞工業不如搞虛擬經濟如金融業等更有前途。

2．著力加快經濟轉型，走工業化和服務業“雙輪驅動”之路。經濟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性。我市工業化進程已經進入中后階段，發揮工業比較優勢是目前我市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為什么還要強調著力加快經濟轉型，走服務業驅動之路？因為：單一工業驅動乏力，而且從產業演變規律來看，我市經濟又正處在工業經濟向服務業經濟轉型的臨界點上。加快調結構轉方式，當務之急就是加快提升服務業。2009年我市服務業在GDP的占比只有33.6%，低于全省的34.1%。

3．發揮組團城市優勢，積極發展都市農業，走產業協調、生態宜居之路。（1）堅持內涵發展道路，積極發展都市農業。歷史上，淄博農業發展思路大致有以下幾種：兩高一優農業、質量農業、效益農業、精品農業、城郊農業、都市農業等。2009年10月召開的淄博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又作出了加快發展都市農業的決策。全市上下積極響應，迅速行動，成效顯著，形勢喜人。但有些問題也需要邊實踐、邊思考；邊探索、邊回答。從而消除疑慮，提高認識，創新思路。（2）加快發展淄博都市農業的幾個著力點。第一，進一步完善都市農業和城市建設良性互動、協調發展機制。第二，盡快提高都市農業主體素質。隨著我市工業化、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市農業從業人員越來越多地轉變為兼職兼業。能否在日漸稀缺的農業資源上，不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創造更多的經濟、社會、生態效益和財富，關鍵就看勞動者的素質。第三，加快推進都市農業產業化。農業產業化是以市場為導向，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主導產業、產品為重點，優化組合各種生產要素，實行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規模化建設、系列化加工、社會化服務、企業化管理，形成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農工商、農科教一體化經營體系，使農業走上自我發展，自我積累、自我約束、自我調節的良性發展軌道的現代化經營方式和產業組織形式。第四，大力發展生態型、循環型都市農業。既保證農產品優質高檔，達到綠色、有機標準，又能創造生態宜居環境，增加淄博城市亮點，提升淄博城市形象。

（三）重點突破抓企業、抓融合、抓人才，重塑淄博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新優勢

要實現新突破、新跨越，重塑淄博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新優勢，就必須打破思想束縛，創新發展思路，采取非常措施。當前要重點突破企業、融合和人才這三抓：（1）重點突破抓企業，實施政府主導的一流企業打造戰略，以一流企業群為依托，建設新型工業化城市。（2）重點突破抓人才，切實加強轉方式調結構的人才支撐體系建設，人才是強市之基、競爭之本、轉型之要。堅持人才優先發展、優先投入，以人才優勢構筑未來的競爭優勢和發展優勢。（3）重點突破抓融合，積極融入“一藍一黃”國家戰略和濟南都市圈，努力在推進區域協調發展上實現新突破。第一，積極融入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建設。世界海洋理事會執行主席保羅?霍爾休斯：藍色經濟引領未來經濟。“海洋經濟等于全球經濟”。沿海國家紛紛把海洋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東部率先發展的基礎就是海洋區位優勢。2009年沿海重大事件：山東、江蘇、福建、海南、廣西、遼寧等，都被批準為國家戰略。還有早些時候的上海浦東、天津新區、河北曹妃甸等。我國海洋經濟發展區域布局已經基本完成。區域發展戰略普遍提升為國家發展戰略，依托海洋區位優勢，促進東部地區率先發展，成為最為顯著的時代特征。第二，積極融入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建設。把積極融入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建設，作為深入拓展經濟發展空間的重要平臺。重點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著眼于產業梯度差異和產業互補性，制定規劃，全面對接；二是鼓勵和引導各區縣積極參與“黃三角”建設；三是全力支持高青縣發展生態、綠色和低碳經濟。第三，積極融入濟南都市圈建設。把加快融入濟南都市圈建設，作為提升我市區域經濟競爭優勢的重要手段。重點做好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充分發揮“次核”作用，重點在高端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領域搞好產業對接，在科教文化等領域加強交流與合作，加快實現市場一體化；二是統籌基礎設施建設。山東總體規劃與建設：以濟南、青島為中心，發展城際高速鐵路。以青島為中心的青、煙、威、榮城際高速鐵路已開工建設。濟南都市圈城際鐵路規劃已編制完成，可實現與濱州、濰坊兩個主要黃三角城市的1小時交通圈。淄博市則積極推進以張店為中心的“大十字”城際快速軌道交通的統籌規劃，努力完成張店――濟南、張店――濰坊、張店――沂源、張店――高青的“半小時工作生活圈”建設，盡早實現淄博北部以經濟區、工作區為主，淄博南部以生態區、生活區為主；白天在淄博或濟南工作，晚上會濟南或淄博休息等重大發展目標。

參 考 文 獻

[1]楊冬梅，徐開金．試析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動力均衡．《湖北社會科學》．2010（2）

[2]韓立齊．也談經濟結構調整．《理論觀察》．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