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環境的分析方法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宏觀環境的分析方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宏觀環境分析法的涵義

宏觀環境分析著眼于社會（Society）、技術（Technology）、經濟（Economy）、生態（Ecology）和政治/法律（Politics）等五方面，因為這些因素影響著行業和企業的競爭力。這些因素往往被認為超出了單個企業的直接影響范疇。

分析家通常把環境劃分成三個層面：大環境、經營環境和內部環境。圖1展示的是每個層面相互之間的關系以及與組織之間的關系。本分析方法能讓你理解在所有層面上發生的事情。

管理者必須意識到這些環境層面，懂得它們所包含的因素，盡量理解每個因素以及所有因素之間的關系如何影響組織的業績。大環境范圍廣泛，對組織及其戰略的意義深遠。通常認為，這些含義超出組織的直接影響范疇，比如說，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對某一行業的立法。

大環境可以劃分為幾大部分。一種有效的劃分就是STEEP分類方案，此類方案還有PEST、PESTLE、SEP-Tember、STEEPLES等。重要的不是選擇哪個方案，而是意識到你作全面分析時不能忽視的一些主要方面。

表1顯示的是幾個關鍵變量，它們都出現在圖2確定的每個STEEP要素下面。STEEP各部分并不相互排斥，各部分之間的界線是可以改變的。問題、事件或利益相關者實際上一次可以經歷幾個階段。

環境條件影響整個決策管理過程。組織不是在真空中經營，而有效決策管理的關鍵是能讓做出的決定使所采取的行動與環境協調。在某種程度上，組織的內部條件尤其是它的優劣勢、資源和實力將決定行動的成敗。同時，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受制于外部因素。在某種程度上，企業可以改變環境，使之有利于自己，或者采取措施使自己受到的損害小于競爭者。

宏觀環境分析法的優點

宏觀環境分析法的主要優點在于，它明確提出了管理高層面臨的任務，其思維超出了當前的活動和短期的范疇，但依然與目前的短期活動保持聯系。STEEP方法能夠讓決策過程認識到外部發展的重要性和相關性。

組織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決策者如何準確解讀宏觀環境、如何作出回應。因此，管理者必須謹慎考慮由誰來收集信息，如何組織和運用信息流―組織內部的專家組成的跨功能小組往往能夠有效地進行宏觀環境分析。得到管理高層的支持與鼓勵是成功的重要因素，當然，建立合適的支持體系也對成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組織的決策者必須在STEEP的條件下制定結構化方法來識別和分析相關的趨勢、事件和股東的期望。這包括對企業的業務及行動規劃所涉及的環境變化進行系統性評估，在組織的決策水平上可以做到這一點，也可以通過突出功能的方式實現這個目標（例如營銷經理的新產品，政府關系部門經理的游說戰略）。

為了實現宏觀環境分析的目的，分析必須“符合”組織的戰略、文化、規劃流程以及決策者的獨特風格。此外，成功的宏觀環境分析也需要符合決策者的信息需求。當然，這些信息需求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所以你要根據這些變化對宏觀環境分析作出調整。如果行動和評估都做得恰到好處，有效的宏觀環境分析對競爭力是有積極影響的。長期來看，適時的行動會收到良好的效果。

宏觀環境分析法的缺陷

幾個實證研究表明，宏觀環境分析的STEEP法會隨著時間的推進而很難有效地操作。不同的宏觀環境背景也會對分析的有效性產生影響。宏觀環境分析中存在的問題往往分成以下幾種：

解讀。組織的決策者常常難于界定他們的宏觀環境是什么，難于解讀宏觀環境變量所產生的具體類型的影響，對組織選擇作出的有效反應的本質也難于解讀。在解讀宏觀環境要素方面存在的不足包括：不能組織有意義的研究，不能顯現經濟影響，不能綜合長短期的啟示，缺乏管理高層參與分析，難于把潛在的機遇轉化成行動規劃以及挪用精確分析所需要的時間和資源。

缺乏準確性和不確定性。這類問題包括分析結果不精確、對結果的不信任，原因是存在太多的含糊與不確定之處。這可能是因為很難對宏觀環境事件及其趨勢進行描述，難以用恰當的語言來恰當地描述不確定的內容。此外，對STEEP的影響力、社會與技術的變革和發展趨勢也很難作出準確預測。

短期性。很多決策者不喜歡現在把“真”錢花在明天的投資上，他們主要關注短期的事情。STEEP的很多變量需要很多年才能發生變化，常常比組織中的分析師和決策者的任職期限長。

不被接受。宏觀環境分析的價值不被接受，這可能是由于管理層對該分析的價值缺乏理解，難于鼓勵部門管理者運用該分析結果，加之他們抵制改變預測的方法。此外，在管理者中普遍存在這樣的觀點，即，他們已經是這個過程執行和管理方面的專家。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沒有把STEEP的分析與競爭的含義聯系起來。使用這個方法的主要目標應該在宏觀環境分析的基礎之上認清其對組織的競爭意義。

感知錯誤。管理層的視野有限，或者對宏觀環境的感知有偏差，比如，從國家角度看問題，而不是從全球角度看。

多樣化的企業。人類的弱點、已有經驗和偏見都能對宏觀環境分析產生影響，特別在跨國環境下更是如此。因為母國的偏見和態度往往讓組織把自己的經歷、觀點和理解加在變量上，而變量發揮作用的方式不被STEEP因素所理解或支持。

如何操作

你所界定的宏觀環境范圍包括分析的寬度、深度和預測廣度。寬度指的是所收集的宏觀環境資料的主題范圍；深度決定了所收集和分析的STEEP數據詳細的程度；預測廣度通常跨越短、中、長期，并受相關組織所處的特定環境的制約。

為了確立宏觀環境范圍，要從以下各方面來核查組織的戰略規劃：地理范圍（競爭的區域和不競爭的區域），產品或服務范圍（細分市場、種類），承諾固定資源回報的時限、技術與創新，資源的來源（人力資源、資本以及其他財務資料與原材料），管理問題及彈性。請注意，這個過程的目的是執行任務，但同時受到現有資源的制約。

一旦確定了宏觀環境范圍，STEEP的五個部分可以用下面的五步法來進行分析。

步驟一：了解正在分析的細分環境

細分環境中的主要事件及趨勢是什么？在不同的STEEP范疇里，事件是很重要的。趨勢是事件發生的總走勢及過程。比如說，在社會細分環境里，你要注意掌握工作與娛樂、消費與儲蓄、教育、旅行、宗教活動以及家務的發展趨勢。

支持這些趨勢存在的證據是什么？掌握支持趨勢存在的數據或證據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對這些趨勢的發展方向及變化情況進行不斷的監控和預測。

歷史上，這些趨勢是如何演變的？如同產業、產品和組織一樣，趨勢也有明確的生命周期―起步、發展、和衰退。你需要認清趨勢位于其生命周期的哪個階段。了解趨勢的周期對于認清它們以后的變化是非常重要的。

趨勢出現的變化和騷動的性質及程度是什么？趨勢是根據變化率、大小和分級來波動的。趨勢的變化率要求你集中精力注意趨勢在生命周期中是加速的、減速的，還是保持靜止不變的。趨勢的大小看的是趨勢展開的程度，以及它是否在或大或小地影響著或多或少的群體。趨勢的分級看的是趨勢與其他趨勢之間的關系，以此來了解焦點趨勢是否在影響其他趨勢，或者被其他趨勢所影響。

趨勢對組織的影響屬于哪一類？從概念上講，趨勢對組織的影響有三類：

消極影響。這與影響組織實現目標的能力有關。此外，這些影響也妨礙組織執行當前的戰略，加大執行現有戰略所產生的風險，提高執行這些戰略所需要的資源水平，或者認為這個戰略不再適合。

積極影響。這些影響與組織實現目標的可能性相關。這類趨勢會支持或強化現有的戰略，增加組織實施可執行戰略的可能性，或者在組織現有的任務框架內，一個或多個戰略發生變化的時候，提出可利用的新契機。

中性影響或零影響。這可能是起穩定作用的因素或是不相關的因素，這些因素也可以讓決策者對自己的戰略更加充滿信心。

步驟二：了解趨勢間的內在關系

趨勢間的內在關系是什么？想要了解內在關系，你要認清STEEP的不同部分和子部分的影響。看看在哪些領域里，趨勢暗示著要對預期的演變路線進行重新界定或更改，它們在哪些領域里相互補充。

趨勢間的矛盾是什么？趨勢往往此消彼長，相互抵制。例如，人們在更加勤奮工作的同時，也在尋求工作之外與家人在一起的時間。

步驟三：把趨勢與議題聯系起來

對一個組織或產業來說，不是所有的趨勢都是同等重要的。有些趨勢會直接影響組織，而另外一些趨勢對組織的影響微乎其微，這要取決于它們與組織的戰略和執行情況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機敏的分析家會認清那些對組織的目標影響最大的趨勢以及各種趨勢的組合。最重要的趨勢被界定為組織的“議題”。

步驟四：預測議題的未來發展方向

評估基本要素。要想預測“議題”里的一個趨勢或一系列趨勢的未來變化動向，需要對議題后面的推動因素進行分析。你必須具備分清表征與原因的能力。這是一個難度很大的工作，因為推動因素往往相互抵消，而且同時朝多個方向發展變化。一旦準確地識別了原因，就能作出議題演變的多種預測。

對議題作出多種預測。為了避免單一預測帶來的局限性，制訂多個預測方案或預測情景是很有用的。每個情景都代表著圍繞已被認清的趨勢所形成的對未來的不同看法。比如說，為議題發展確定一個最佳的、最差的和中性的案例情景。然后，針對情景提出一系列問題，來測試它的準確性，如：推動趨勢發展的基本要素是什么？這些要素繼續推動的可能性有多大？

步驟五：推導啟示

篇2

1 生態監測

生態監測是采用生態學的各種方法和手段，從不同尺度上對各類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時空格局的度量，主要通過監測生態系統條件、條件變化、對環境壓力的反映及其趨勢而獲得。生態監測的對象可分為農田、森林、草原、荒漠、濕地、湖泊、海洋、氣象、物候、動植物等。每一類型的生態系統都具有多樣性，它不僅包括了環境要素變化的指標和生物資源變化的指標，同時還要包括人類活動變化的指標。

2 生態監測的類型

根據生態監測兩個基本的空間尺度，生態監測可分為兩大類：

2.1 宏觀生態監測。

研究對象的地域等級至少應在區域生態范圍之內，最大可擴展到全球。宏觀生態監測以原有的自然本底圖和專業數據為基礎，采用遙感技術和生態圖技術，建立地理信息系統（GIS）。其次也采取區域生態調查和生態統計的手段。

2.2 微觀生態監測。

研究對象的地域等級最大可包括由幾個生態系統組成的景觀生態區，最小也應代表單一的生態類型。微觀生態監測以大量的生態監測站為工作基礎，以物理、化學或生物學的方法對生態系統各個組分提取屬性信息。

根據監測的具體內容，微觀生態監測又可分為干擾性生態監測、污染性生態監測和治理性生態監測以及環境質量現狀評價生態監測。

宏觀生態監測必須以微觀生態監測為基礎，微觀生態監測又必須以宏觀生態監測為主導，二者相互獨立，又相輔相成，一個完整的生態監測應包括宏觀和微觀監測兩種尺度所形成的生態監測網。

3 生態監測的任務

對生態系統現狀以及因人類活動所引起的重要生態問題進行動態監測；對破壞的生態系統在人類的治理過程中生態平衡恢復過程的監測；通過監測數據的集積，研究上述各種生態問題的變化規律及發展趨勢，建立數學模型，為預測預報和影響評價打下基礎；支持國際上一些重要的生態研究及監測計劃，如GEMS（全球環境監測系統），MAB（人與生物圈）等，加入國際生態監測網絡。

4 生態監測的技術方法

生態監測技術方法就是對生態系統中的指標進行具體測量和判斷，從而獲得生態系統中某一指標的特征數據，通過統計分析，以反映該指標的現狀及變化趨勢。在確定具體的生態監測技術方法時要遵循一個原則，即盡量采用國家標準方法，若干國家標準或相關的操作規范，盡量采用該學科較權威或大家公認的方法。一些特殊指標可按目前生態站常用的監測方法。

生態監測具有著眼于宏觀的特點，是一項宏觀與微觀監測相結合的工作。對于結構與功能復雜的宏觀生態環境進行監測，必須采用先進的技術手段。其中，生態監測平臺是宏觀監測的基礎，它必須以三S技術作支持，并要具備容量足夠大的計算機和宇航信息處理裝置。三S技術，即地理信息技術（GIS）、遙感技術（RS）和全球衛星定位技術（GPS）。三項技術形成了對地球進行空間觀測、空間定位及空間分析的完整的技術體系。它能反映全球尺度上生態系統各要素的相互關系和變化規律，提供全球或大區域精確定位的高頻度宏觀資源與環境影像，揭示巖石圈、水圈、氣圈和生物圈的相互作用和關系。在RS和GIS基礎上建立的數學模型，能促進以定性描述為主到定量分析為主的過渡，實行時空的轉移，在空間上由野外轉入室內，在時間上從過去、現在的研究發展到在三維空間上定量預測未來。

3S技術是宏觀生態環境監測發展的方向，是其發展的主要技術基礎，在今后較長的一個時期內，遙感手段將在生態環境監測中得到更廣泛的應用，地理信息系統作為“3S”技術的核心將發揮更大的作用。目前美國、歐洲、日本和我國都在制定新的觀測計劃，國內北京、上海、重慶、廈門等地都在推進基礎數字化工作，推廣GPS定位觀測，這些計劃的實施將為區域環境監測提供重要的數據。

篇3

【關鍵詞】 宏觀環境會計； 會計屬性； 會計核算

環境會計，或稱“綠色會計”，是一種對環境交易和事項進行核算與監督的會計信息系統總稱。它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盛行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強調企業的經濟發展必須要與承擔的環境責任相協調。我國的環境會計研究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比較典型的是“綠色GDP”的核算，環境會計理論與方法的研究也日臻成熟。隨著近年來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的日益加劇和生態環保觀念持續地深入人心，學者們紛紛從不同的視角對環境會計展開了進一步的理論探索與創新，不斷拓展著環境會計的認知領域，其中包括對宏觀環境會計理論與方法的嘗試。

一、宏觀環境會計的學科屬性

從20世紀末開始，“可持續發展”議題逐漸開始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1994年國務院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提出了促進我國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相互協調與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對策和行動方案。在這之后，與該命題有關的問題隨即成為學者們研究的熱點，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且有些研究成果已付諸實踐，并取得顯著成效。

會計作為經濟管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基本目標就是憑借自身的信息系統功能，向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及時、準確、有效的會計信息，以促使企業乃至于整個社會經濟效益的不斷提高。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會計的管理職能逐步拓展，會計的服務對象日漸擴大，會計業務領域進一步拓寬。于玉林（2012）指出，會計交叉學科研究是開拓創新的好形式，也是會計發展保持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一種有效途徑。宏觀環境會計作為會計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集合了包括宏觀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會計學在內的多種學科，所以它屬于一種新的交叉學科，不同的子學科在該學科充當著不同的角色分工，以及它們之間相互滲透、相互連結的關系構成了該學科產生與發展的動力。在這里面，起主導核心作用的會計學，憑借其專有的核算與監督功能，對存在于宏觀范圍的環境交易和事項進行確認、計量、記錄與報告，這就延伸了會計學的觸角，開闊了會計學的研究視野；經濟學是打開會計學之門的鑰匙，環境經濟學從客觀宏觀環境的本質與規律出發，厘清相關主體的利益糾葛和推導相關環節的資金動向，是會計學得以施展功能的基礎；宏觀經濟學重在“宏觀”二字，它促使了一般意義上只依附于企業等微觀主體而存在的會計完成了空間上的飛躍，也使宏觀環境會計成為會計學服務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實踐。

二、宏觀環境會計核算的幾個問題

（一）宏觀環境會計目標

會計目標位居會計理論結構的最高層次，決定著會計理論結構中其他理論要素的內容。依據會計學一般目標“決策有用觀”和“受托責任觀”的內容，宏觀環境會計的目標應當定位為向信息需求者提供宏觀層面上的資源和環境的開發、利用和治理方面的存、留量信息，這些信息需求者大致上包括為政府、經濟利益相關者和環境利益相關者這三大宏觀環境會計信息需求主體。相關信息的披露有助于為社會管理者和決策者制定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依據，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和和諧發展。同時，這些信息也將對各級政府、官員以及其他社會管理者的環境績效考評發揮作用。

（二）宏觀環境會計主體

宏觀環境會計主體，即宏觀環境會計核算的空間范圍。首先，由于宏觀環境資源依附于國家的領土而存在，因此其產權屬于國家所有。另外，宏觀生態環境還具有區域地理性，各級政府對各自區域內的環境資源具有管轄權，這其中也包括跨區域存在的環境資源如河流、湖泊等，這些理論上應由所跨區域的首個上級政府實施管轄，依此類推，對一跨度特別大諸如長江、防護林帶等環境資源，就應當歸屬中央政府直接管理。這樣，宏觀環境會計的主體理應歸屬于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對全國數量如此龐大的環境資源進行明確的區域劃分將成為宏觀環境會計實施的一個難點和關鍵環節。

（三）宏觀環境會計計量

傳統的會計計量一般是以貨幣為單位，反映企業的商品流、服務流和純價值流組成的價值流，表現在財務報表通常是用特定國家的貨幣單位或者通用貨幣單位來表示。在宏觀環境會計核算中，環境資源存在著多種類別，且物質形態各不相同，發揮的功能更是千差萬別。因此，在向信息使用者輸出會計信息時，如果統一用貨幣作為計量尺度將不符合會計信息的完整性原則，因為環境會計是一個綜合信息系統，除了提供貨幣信息以外，它還提供以物理量為單位的物質、能量信息，而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物質、能量交換的很多統計指標是不能單純用貨幣就可以度量的。這些信息通過一定渠道再次轉化為其他形式的信息供決策者使用。但是，考慮到狹義的會計系統只能接受貨幣計量的信息，試想如果環境會計信息系統提供的物理量值可以借助一定的技術工具轉化為以貨幣單位計量的數值，那將是一個最佳的宏觀環境會計信息系統。

（四）宏觀環境會計對象

從上述宏觀環境會計的多重計量屬性來看，宏觀環境會計核算的對象不應僅停留在傳統會計公認的資金運動過程，理論上還應當包含其他非貨幣、物理性的方面，比如區域污染指數、環境承載量等。環境資源的物理因子每時每刻都處在不同自然狀態間的運動與轉化過程中，并且按照一定的自然法則形成了規律性的循環過程，與單純的資金運動過程具有某些相似之處。因此，宏觀環境會計的對象應當是與環境資源自然循環過程相聯系的環境資源賦存、消耗和轉化的過程和結果。環境資源規律性的循環過程，就是要在確保環境資源能夠滿足人類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的前提下，實現自身的良性生態循環。因此，就應當系統性地從物理量度和貨幣量度來記錄和反映各類環境資源存量和流量的變化。

（五）宏觀環境會計信息披露

會計報告是會計信息的載體，宏觀環境會計信息披露主要是由宏觀環境會計報告來提供環境資源方面的綜合信息，以使環境會計信息的使用者從其中選擇最優的決策信息。它的基本格式有以下三種：一是按類報告。此類的會計信息可以采取貨幣度量和物理度量相結合的方式，它實際上是在對微觀環境會計信息經過綜合以后編制而成的；二是按地區、行業報告。此類會計信息可同樣采用貨幣和物理兩種度量方式并且分別進行編報，也以對微觀環境會計信息的綜合化處理為基礎；三是融入到國民經濟核算當中進行列報。我國目前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的GDP核算存在較大的片面性，沒有考慮經濟活動對資源的消耗和對環境產生的代價，這就直接導致了國民經濟發展的“虛假繁榮”。因此，在國民經濟核算中就需要將宏觀環境會計信息作為國民經濟核算的一部分，適當性的進行信息披露。

三、現狀分析與前景展望

我國目前對宏觀環境會計的研究尚處在探索階段，一套成熟的理論體系和實踐模式還有待形成。具體而言，我國的宏觀環境會計理論和實務比較稀缺，制度體系不完善，無論是會計準則、會計法規還是國民經濟核算方法，對宏觀環境會計的內容都涉及的較少，更沒有宏觀環境會計相應規范性文件的出臺。另外，理論界對宏觀環境會計的研究也缺乏系統性，學者很難做到親身參與到宏觀會計實務中來，因此，研究的成果與現實實踐的發展不可避免的存在著脫節現象。盡管如此，作為一門新興的會計學分支學科和邊緣交叉學科，其所研究的很多特殊的內容都是傳統會計或者其他學科所無法觸及的，因而具有無可比擬的學科優勢，在學科的起步階段也擁有廣闊的研究前景，當然也并行著諸如宏觀環境成本核算等許許多多需要突破的重點與難點。只有秉持著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遵循著客觀環境運動和變化的規律性，循序漸進，才能將該學科做大做強，真正地為國民經濟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服務。

【參考文獻】

[1] 于玉林.會計持續發展的路徑：會計交叉學科研究[J].會計之友，2012（1）：9-12.

[2] 楊世忠，曹梅梅.宏觀環境會計核算體系框架構想[J].會計研究，2010（8）：9-15.

[3] 孫明山，周銀燕.環境會計核算體系構建思路新探[J].財會通訊，2012（9上）：18-19.

篇4

關鍵詞：煙草企業；境外投資；風險；評估

一、背景

我國是煙草生產銷售大國，年卷煙產銷量2億件以上，產值人民幣近萬億元，但是出口卷煙銷量僅有數百萬件，出口卷煙總值數十億美元，無論從銷售數量還是從銷售收入對比，出口卷煙在中國煙草行業中所占比重都微乎其微，這說明中國從煙草大國邁向煙草強國的路還很漫長。因此國家煙草專賣局提出，卷煙工業企業要以鞏固國內市場主導地位，提高國際競爭力為目標，進一步在開拓國際市場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努力實現從立足國內市場向面向國際市場的跨越，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對提高中國煙草總體競爭實力、培育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保持行業平穩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煙草工業企業需要堅持“整合資源、拓展渠道、重心外移、做實市場”的戰略方針和“實體運作、重點突破”的策略，努力實現由一般貿易向以境外辦廠、建網絡的轉變，穩步扎實推進我國卷煙企業在境外目標市場的落地生產和落地銷售。

雖然國內煙草企業已有數家境外卷煙生產企業，但比較分散，基本屬于區域性的小企業，境外投資積累的規范化程序和成熟資料較少，整個中國煙草企業尚未形成完整的境外投資評估體系，缺乏統一的科學指導，現狀有待改善。如何對項目進行科學、客觀地評估，為投資決策提供足夠的數據支持，是中國煙草企業在“走出去”國際化戰略實施過程中面臨的一個問題。本文根據煙草企業的特點，對境外投資前期的主要風險分析，風險評估，以及風險規避等問題進行探討。

二、煙草行業的特點

煙草行業是一個特殊的行業，有以下顯著特點。

（1）高投入、高產出。建立煙草企業資金投入大，對設備、工藝技術要求較高，建成運營后，產出也較高。全球煙草行業平均總稅負水平在65%之上，這對企業和政府投資者而言，煙草行業都具有極大的誘惑力。

（2）煙草常與政治結盟。由于煙草行業利稅高，對國民財政稅收影響大，大部分國家對煙草企業采取生產許可政策，在一些跨國煙草巨頭壟斷的國家和地區，政策常會受到煙草巨頭影響，煙草與政治結盟現象明顯。例如，菲?莫公司、英美煙草、日煙國際等跨國巨頭常會通過對政府政策的影響，限制其他競爭者，達到市場壟斷的目的。

（3）煙草行業發展受控。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健康更加關注，吸煙有害健康是公認的常識，世界衛生組織和各國紛紛采取控煙措施，尤其是全球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簽署，使得煙草企業發展愈發受控。

（4）煙草行業進入壁壘高。有些國家和地區對煙草行業發展的政策雖然較為寬松，如科特迪瓦、朝鮮、津巴布韋、馬拉維等國家，卻是對外資辦廠設置了較高的壁壘，通過許可證、高稅收等方式，造成了成本高、風險高的環境。

三、投資環境的評估

從上述分析可知：煙草行業與政治、經濟聯系密切，境外投資面臨的國際環境更加復雜，競爭更加激烈，風險更大，因此對投資項目進行科學、客觀的可行性研究，將為投資決策提供有力支持。境外投資環境的識別，環境因素的評估是可行性研究成功的基礎，將是企業境外投資決策的重要依據。

（1）投資環境識別。要進行環境評估，首先應進行環境識別，只有正確識別哪些是主要影響投資的環境，才能使得評估具有實際意義。環境識別應遵循客觀性、系統性和動態性的原則，主要針對影響投資項目的宏觀環境、資源、市場和競爭因素進行識別，一般應包括以下方面：1）宏觀環境條件識別。項目宏觀環境條件識別是指對項目運行所處的宏觀經濟環境，如政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和政策法律環境等大環境的識別。2）資源環境識別。項目所需資源的供應是項目運行主要的環境與條件，一般情況下，資源環境在短期內是基本固定的。資源環境識別主要包括原材料供應條件、自然資源條件、資金和人力資源條件、服務條件方面進行環境識別。3）市場環境條件識別。市場環境主要指產品的市場情況，市場環境條件識別主要涵蓋市場需求、市場細分和其他影響因素等的識別。另外還有競爭對手，也是很重要的市場影響，要考慮現有的和潛在的競爭者。

（2）投資環境評估。項目投資的成敗和發展前景直接與項目的宏觀環境、資源環境、市場競爭條件、社會文化條件等運行環境密切相關，如果運行環境和條件存在問題，將無法達到投資目的和預期效果，因此必須對識別出來的各種環境因素進行全面的科學評估。

環境因素評估主要是指對項目必須依賴而且項目本身對其無法控制和改變的環境因素所進行的評估。項目運行環境分為內部和外部運行環境兩個方面，其中內部運行環境評估主要是對項目運行組織的資源、組織制度和管理方法等評估，外部運行環境評估主要是對項目運行所依賴的外部環境條件所進行的評估，對根據環境識別出來的要素進行評估。在此，僅就外部環境因素進行討論。

環境因素的特點決定環境評估必須遵循客觀、系統和動態的原則。由于項目的外部運行環境及其影響的客觀性。因此，在環境評估過程中必須以客觀實際的環境條件為依據和出發點，結合項目自身的情況進行切合實際的科學分析和客觀評價。環境中包含了多種不同的條件要素，他們之間既相互作用又相互關聯，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因此，在評估過程中要把握各環境要素之間的關系，進行全面的分析和系統的評價。環境又是隨著時間變化而發生變化的。因此，在環境評估中還要遵循動態性原則。環境評估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資源供給條件、產品市場條件、競爭環境條件、宏觀環境條件進行的專項評估，并對專項評估結果進行全面綜合與分析。根據評估項目情況不同，可以采用不同權重，進行量化打分，給出對于環境的整體評價。環境因素分析評估常用的研究方法有多種，如結構化的方法及非結構化的方法，依據經驗性的方法和綜合的系統性方法，結合定性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的方法等等，還有損失分析、效益分析、多因素分析和集成分析等方法。筆者認為應根據項目特點和具體情況，采用綜合分析的法，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進行多方位的分析，得出趨于一致的結論，是較為穩妥的方法。評估的最終結果用于指導做出決策，得出是否在目標國進行投資的結論，并為下一步的環境風險度量和制定風險應對策略提供基礎。

四、投資環境風險應對

環境風險識別與評估的目的是為了制定風險應對策略，因此在進行風險評估之后，需要有相應的應對策略，一般的環境風險應對策略有：投資環境風險規避、投資環境風險遏制、投資環境風險轉移、投資環境風險化解、投資環境風險消減、投資環境風險儲備、投資環境風險容忍、投資環境風險分擔、投資環境風險開拓措施等。煙草行業境外投資的根本目的是拓展國際市場，實施“走出去”戰略，形成國際化品牌和國際化企業。在此特定背景下，可行性研究階段，風險應對策略應以環境風險規避、環境風險消減、環境風險化解等應對措施為主要措施。結合前述的煙草行業特點，企業境外投資環境風險應對策略的選擇應抓住產業特點，選擇合理策略規避避險。

（1）宏觀運行環境風險應對。宏觀運行環境中政治環境因素很重要，世界煙草市場的大環境決定了中國煙草企業境外投資大多選在非洲、中東、南美等地區，而這些國家政治環境風險較大，可以考慮應對策略有：第一，合作辦廠，分散投資風險，選擇有政治背景合作方，最大限度規避投資國政治風險。第二，在第三國注冊特殊目的公司（SAP），為資本進出留有退路。第三，優先選擇與中國關系友好，價值觀相同的國家進行投資。經濟風險主要是投資國經濟發達水平，應避免在經濟發展水平極低、國民收入極低的國家投資是規避經濟風險的有效途徑。宏觀環境中的政策風險、法律風險等可通過慎重選擇投資國合作方的方法進行規避。山東中煙與哈薩克斯坦煙草合作項目的失敗，很大原因是對投資國合作方與政府關系及目的不了解，合作方政治投機失敗。中國企業一般具備資金優勢，因此在選擇合作伙伴時，更要注重對方與其政府關系的密切程度，而對合作方經濟實力的考察則次之。

（2）資源環境風險應對。在資源環境中，煙草原輔材料資源供應風險較為重要，其次是配套條件、燃動力供應、人力資源供應的風險因素，可以采取由中國煙草企業提供協助、選擇自備相關設備方案，投資方勞務派遣等方式化解。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方式將明顯提高運營成本。

（3）市場風險應對。市場風險中最重要的是市場準入風險應對，對于風險較大的項目，應進行否定，徹底遏制風險。其次是市場需求、市場劃分方面的風險，對煙草企業境外投資項目運營也很重要，可行性研究階段主要應對市場進行分析，今后趨勢做出預測，采取先拓展市場，獲得穩定的市場份額后再進行投資決策的穩妥方式規避風險。從全球煙草市場特點可以看出，煙草行業競爭較為激烈，大多數國家地區基本被跨國煙草巨頭壟斷，面臨較大的競爭風險，可采取利用中國煙草體制優勢，集中行業整體力量，減少競爭產生風險。

五、結論

企業在進行境外投資時，必然面臨著比國內更大的風險，為了有效防范各種內、外部風險，企業應建立風險識別、評估、防范機制，通過法規和制度的完善，建立科學的投資決策體系，正確評估投資可行性，防止盲目投資，避免遭受損失。實踐證明，一些中國煙草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通過科學論證，在風險評估、風險應對策略、風險控制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獲得了寶貴的經驗，值得同行借鑒。

參考文獻：

[1] 金為設.論企業境外投資風險的規避[J].中國外資.

[2] 蔣新建.淺析我國企業境外投資風險管理[J].財金論壇.

[3] 何娣.海外投資面臨的政治風險及其防范[J].江蘇理工大學（經濟問題探索），2001（3）.

篇5

關鍵詞 碳排放; Hi_PLS; 宏觀驅動因素

中圖分類號 F2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10-0023-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05

能源消費及其引起的碳排量增加與氣候變暖等問題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所廣泛關注的熱點論題之一[1]。我國的能源消費隨著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口增長、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劇而迅速增長。由能源消費產生的碳排放量也迅速增加,由此產生的對環境破壞性影響也同樣受到社會各界和廣大學者的普遍關注。能耗碳排量可以看成是由一個國家的人口數量及其結構、富裕程度、技術水平、能耗總量與效率結構、經濟水平與結構、教育文化水平、衛生條件和先天的自然環境與資源條件等多種影響因素共同作用的綜合結果。那么,在這些影響因素中,哪些是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哪些是不太重要的影響因素呢?搞清楚這個問題可以為我們設計和制定與碳減排相關的政策與機制時提供理論保證和科學依據。然而,迄今為止,國內外大多學者對該問題的研究往往側重于某單方面或者幾個方面的影響因素驅動作用,如:人口、經濟與能源方面要素[2-16],科學、技術進步方面要素[17-19],空間地理方面要素[20],商品出口[21],家庭規模與總戶數[22],工業化[23]及旅游活動[24]等,把所用這些要素綜合起來考慮的研究仍較少。為彌補這一不足,本文提出采用化學計量學中常用的一種方法――遞階偏最小二乘法(Hierarchical Partial Least Squares, Hi_PLS)進行該主題的研究,Hi_PLS方法正好可以把上文提出的所用要素綜合起來考慮,根據模型運算的結果,可以很快區分出哪些是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哪些是不太重要的影響因素?哪些是最不重要的影響因素?為此,本 文擬以我國(大陸地區)為例,通過收集其在1952-2006年的總體碳排放量數據及其相關影響因素的大量宏觀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1 研究假設

碳排量主要是由燃料燃燒而引起的,因而,能源消費的絕對量是引起碳排放量增長的最直接原因,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這一點本文不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本文中論及的宏觀驅動因素變量即假定為:除了能源消費量、能源消費結構及能源消費效率等與能源有關的因素之外的所有其它如人口、社會、經濟、衛生、技術和自然條件等方面的因素的統稱。可以得出,這些宏觀驅動因素并不是總體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但它們或多或少對碳排放增加有一定的影響和相關作用,因而,辨別出哪些宏觀驅動因素是最主要的和最不主要的,對我們進行相關機制設計時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假定的各個宏觀驅動因素變量及其單位、縮寫、反映出來的具體內涵、所屬的Hi_PLS模型子塊與子塊編號如表1所示。賈俊松:中國能耗碳排量宏觀驅動因素的Hi•PLS模型分析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0年 第10期

2 數據來源與方法

2.1 數據來源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主要數據,其來源可分為兩個:

(1)碳排放總量數據來自于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CO2信息分析中心數據集(CDIAC, http: //cdiac.ornl.gov/ftp/ndp030/nation1751_2006.ems )。

(2)各主要宏觀影響因素變量數據則來自于中國歷年統計資料,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具體研究年限確定為1952-2006年。

2.2 方法說明

采用的研究方法為遞階偏最小二乘法Hi•PLS,該方法是在傳統PLS方法的基礎上進行改進而形成的。用該方法進行本文主題的研究比較少見,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義之所在。

傳統PLS方法集成了多元線性回歸、主成分分析和典型相關分析的優點于一身,是這三類模型的結合[25]。早在1966-1973年,伍德就陸續發表過一些文章,涉及到偏最小二乘方法的一些思想,1983年正式提出了偏最小二乘法這個稱謂。該方法初期應用領域集中在實驗科學(如,化學計量學),主要用于解決實驗樣本點數較少的情況下,多變量之間相關關系的回歸建模分析[25-26],后期應用領域不斷擴展。傳統PLS運算過程可簡述為:首先對自變量X和應變量Y的變量組進行數據標準化;然后分別從自變量X和應變量Y中提取出第一對主成分t1和u1,使得它們之間的協相關關系達到最大(根據主成分分析原理,要使得提取出來的兩個主成分均能最大的代表原變量組的信息,即每個主成分的方差要達到最大,同時根據典型相關原理,要使得兩個主成分之間相關性達到最大,即相關系數要最大,因而綜合起來,就是要使得兩個主成分之間的協相關系數達到最大);第一對主成分被提取之后,分別實施自變量X對t1的回歸和應變量Y對t1的回歸,如果回歸精度已經達到滿意的精度,則計算終止,否則,將利用X被t1解釋后的殘余信息以及Y被t1解釋后的殘余信息進行第二輪的成分提取。如此往復,直到達到一個滿意的精度為止[25]。

從式(4)可知:對于P個自變量,如果它們在解釋Y時的作用都相同,則所有的VIPj都等于1。因此,據此可以把VIP值大于1的認為是主要的影響因子(驅動力),VIP值小于1的可認為是不重要的影響因子,也有資料把VIP值在0.8以下認為是不重要因素[8]。為討論方便,本文把VIP值在0.5-1之間的因素認為是不太重要因素,VIP值在0.5以下認為是最不重要因素。

這種傳統PLS存在如下不足之處:如,對含有較多自變量的模型,分析時不容易解釋,又如不能對自變量進行篩選和識別。本文采用的遞階偏最小二乘法Hi_PLS則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這個缺陷。其基本思想是,首先將自變量集合劃分為若干子塊(sub-block),使得在每一子塊中的變量均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含義。然后,分別建立每一子塊與因變量的偏最小二乘回歸模型(底層模型,Base Model),提取相應的偏最小二乘成分;再使用在各子塊中提出的偏最小二乘成分作為自變量,與因變量建立整體的偏最小二乘回歸模型(頂層模型,Top Model)。遞階偏最小二乘建模示意圖見圖1[27]。

具體地,本文以中國碳排放總量數據作為因變量Y,反映我國在一定時期內的醫療衛生、藝術、文化、教育、金融、對外貿易、郵電業務、運輸系統及經濟水平、人口狀況、自然環境條件等36個宏觀影響因素組成自變量集合X,構建本文分析的數據庫。首先,將該36個自變量劃分成為醫療、藝術、教育文化、金融外貿、郵電運輸、自然環境、財稅投資、GDP和人口9個子塊(表1),構建9個底層模型,并分別執行各子塊對Y的PLS回歸,提取出相應的成分;然后,把從9個底層模型回歸提取出的成分作為自變量,構建1個總體的頂層模型,執行PLS回歸。

3 結果與分析

3.1 結果

采用Hi•PLS模型回歸的結果如表2所示。根據其中頂層PLS模型的解釋Y能力指標(R2Y)可知,Hi•PLS模型的結果是十分理想的(R2Y值為0.991>0.982,0.982為所有底層模型中的解釋Y能力的R2Y指標最大值),這一理想結果的效果圖也可以直接從圖2看出。

3.2 分析

為進行對照分析,我們還對本文主題進行了傳統PLS模型的回歸,其結果如表2中的模型11所示,可以看出,與傳統PLS模型相比,采用Hi•PLS的結果要更好。這是因為兩者在解釋X能力上相差不大(0.883≈0.884),而Hi•PLS模型的回歸效果卻明顯要好(0.991>0.989)。

此外,與傳統PLS模型相比,Hi•PLS模型的優越性還體現在結果的解釋方便性上。圖3表示了Hi•PLS模型頂層VIP圖(a)與傳統PLS模型VIP圖(b)的對比情況。

從傳統PLS模型VIP圖(圖3b),我們僅僅可以看出:這些宏觀驅動因素的重要性大小依次為:YShzz,WJgzg,POPu,YSkzz,WJbz,WJgjs,GDP1,YSmyqc,YSgl,YStl,POPT,WScw,WSjgry,GDP,GDP2,YDhj,TZny,GDP3,TZkxyj,WJzz,WJgb,SHss,SHczzc,SHczsr,TZjbjs,JRhj,WMjk,WJgx,WMck,JRwh,POPr,ZRczmj,ZRgdmj,ZRnzwzmj,ZRszmj及YSbytt。詳細分析如下,首先,對我國碳排放增加最不重要的驅動因素為藝術表演團體個數YSbytt,因它對應的VIP值僅為0.25左右(圖3b,VIP

但是,在Hi•PLS模型中,我們可以很方便做到這一點。首先從表2可以看出,在9個底層模中,模型2在執行PLS回歸,得不出有效結果,這表明模型2所代表的變量與中國能耗碳排量之間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即藝術表演團體的數量(藝術水平)不是碳排放的主要宏觀驅動因素。而其它8組均可以看成是我國碳排放的主要宏觀驅動因素,它們分別是郵電運輸活動(0.982)、教育文化活動(0.979)、人口數量(0.965)、金融外貿活動(0.937)、財稅與投資活動(0.927)、經濟發展水平GDP(0.898)、醫療衛生活動(0.823)及自然環境條件(0.554)。再根據圖3a中的頂層PLS模型VIP順序圖,可知這8組變量各自對應的反映其自身主要信息的第一對PLS成分為重要驅動因素,而第二及其以上對數的PLS成分均不需要考慮,因為它們的VIP值均≤0.5($M9.t2,$M4.t2,$M4.t3,$M7.t2,$M8.t2,$M7.t3,$M7.t4,$M7.t5及$M3.t2均≤0.5,圖3a)。這8組變量第一對PLS成分的VIP排序為$M5.t1,$M3.t1,$M9.t1,$M8.t1,$M4.t1,$M1.t1,$M7.t1及$M6.t1(圖3a),據此,可將它們的驅動作用按照重要性大小依次排序為:①郵電運輸活動、②教育文化活動、③人口數量、④經濟發展水平(GDP)、⑤金融外貿活動、⑥醫療活動、⑦財稅投資活動、⑧自然環境條件。

進一步分析可知:驅動因素組⑧幾乎沒有反映出人類的各種生產和生活等活動強度,而驅動因素組①-⑦所反映出來的領域具有一定的人類活動強度,因此,可以認為,我國碳排放重要的宏觀驅動因素來自于人類生活和生產等活動強度均較大的領域(如,郵電運輸活動與教育文化活動等)及人口數量與經濟發展水平,不重要的宏觀驅動因素則來自于幾乎無法反映人類活動強度的領域(如,自然環境要素和藝術表演團體的個數等)。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與傳統PLS模型相比,Hi•PLS模型用于我國碳排放主要宏觀驅動因素的分析更加有效,解釋起來也更加方便,解釋的結果也更加具體細致。

對我國能耗碳排量最沒有驅動作用的是藝術表演團體的個數,此外,其它幾類要素按照驅動作用的重要性大小可排序為:①郵電運輸活動、②教育文化活動、③人口數量、④經濟發展水平(GDP)、⑤金融外貿活動、⑥醫療活動、⑦財稅投資活動及⑧自然環境條件,因而,可以進一步認為我國碳排放重要的宏觀驅動因素來自于人類生活和生產等活動強度均較大的領域(如,郵電運輸活動與教育文化活動等)及人口數量與經濟發展水平,不重要的宏觀驅動因素則來自于幾乎無法反映人類活動強度的領域(如,自然環境要素和藝術表演團體的個數等)。

4.2 討論

遞階偏最小二乘模型是在傳統的偏最小二乘模型的基礎上發展而形成的。這兩種方法在化學計量學領域應用廣泛,對于樣本個數不多的案例,是十分適宜的。而本論文研究涉及的研究年限較長,研究變量也較多(36個,9組),因而得出的最終結果還是比較籠統,解釋效果仍比較宏觀。盡管如此,該文作為階段性的成果之一,啟示我們下一步需要考慮其它的方法與該方法結合,或者對本文的PLS模型進行改進,繼續進行本文主題的研究,以便作出更加細致具體的研究成果供決策者參考。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國家氣候中心. 全球氣候變化的最新科學事實和研究進展:IPCC第一工作組第四次評估報告初步解讀[J]. 環境保護,2007,6(11):34-35. [National Climate Center. The Latest Scientific Facts and Research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Preliminary Analysis of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by Working Group I [J].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2007,6(11): 34-35.]

[2]徐玉高,郭元,吳宗鑫. 經濟發展,碳排放和經濟演化[J]. 環境科學進展, 1999,7(2):54-64. [Xu Yugao, Guo Yuan, Wu Zongx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rbon Emission and Economic Evolution [J]. 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9,7(2):54-64.]

[3]劉慧,成升魁,張雷. 人類經濟活動影響碳排放的國際研究動態[J]. 地理科學進展,2002,21(5):420-429. [Liu Hui, Cheng Shengkui, Zhang Lei. The International Latest Research of the Impa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Carbon Emission [J]. Progress In Geography,2002,21(5):420-429.]

[4]張雷. 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J]. 地理學報, 2003, 58(4): 629-637. [Zhang Lei.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Bearing on CO2 Emissions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3, 58(4): 629-637.]

[5]何建坤,劉濱.我國減緩碳排放的近期形勢和遠期趨勢分析[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06, 16(6): 153-157. [He Jiankun, Liu Bin. Analysis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and the Trends in the Long Term with Regard of Mitigating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6, 16(6): 153-157.]

[6]徐國泉,劉則淵,姜照華. 中國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實證分析:1995-2004[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06, 16(6): 158-162. [Xu Guoquan, Liu Zeyuan, Jiang Zhaohua. Decomposition Model and Empirical Study of Carbon Emissions for China,1995-2004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6, 16(6): 158-162.]

[7]Liu, L C, Y Fan, Y M Wei. Using LMDI Method to Analyzed the Change of China's Industrial CO2 Emissions from Final Fuel Use: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Energy Policy, 2007, 35(11): 5892-5900.

[8]魏一鳴, 劉蘭翠, 范英等. 中國能源報告(2008): 碳排放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8. [Wei Yiming, Liu Lancui, Fan Ying, et al. China Energy Report (2008): CO2 Emissions Research[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8. ]

[9]于榮,朱喜安. 我國經濟增長的碳排放約束機制探微[J]. 統計與決策, 2009,(13): 99-102. [Yu Rong, Zhu Xi'an. Research on Carbon Emissions Constraint Mechanism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J]. Statistics and Decision,2009,(13): 99-102.] [10]朱勤,彭希哲,陸志明等. 人口與消費對碳排放影響的分析模型與實證[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0, 20(2): 98-102. [Zhu Qin, Peng Xizhe, Lu Zhiming, et al. Analysis Model and Empirical Study of Impacts from Population and Consumption on Carbon Emissio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0, 20(2): 98-102.]

[11]帥通,袁雯. 上海市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的變動對碳排放的影響及應對策略[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 2009,18(10): 885-889. [Shuai Tong, Yuan Wen. Effect of the Changes of the Industry Structure and the Energy Structure in Shanghai on Carbon Emission and the Strategies for Response[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2009,18(10): 885-889.]

[12]李齊云, 商凱. 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因素分析與碳稅減排政策設計[J]. 財政研究, 2009,(10): 41-44.[Li Qiyun, Shang Kai. Influencing Factor Analysis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Carbon Tax Policy Design for Reducing Emissions [J]. Financial Research, 2009,(10): 41-44.]

[13]郭運功,汪冬冬,林逢春. 上海市能源利用碳排放足跡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0, 20(2): 103-108. [Guo Yungong, Wang Dongdong, Lin Fengchun. Carbon Footprint of Energy Use in Shanghai[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0, 20(2): 103-108.]

[14]朱勤,彭希哲,陸志明等. 中國能源消費碳排放變化的因素分解及實證分析[J]. 資源科學,2009, 31(12): 2072-2079. [Zhu Qin, Peng Xizhe, Lu Zhiming, et al. Factors Decomposi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Variations in Energy Carbon Emission in China[J]. Resources Science,2009, 31(12): 2072-2079. ]

[15]何建坤,劉濱. 作為溫室氣體排放衡量指標的碳排放強度分析[J]. 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44(6): 740-743. [He Jiankun, Liu Bin. Analysis of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s the Main Index fo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Mitigation Commitments[J]. J Tsinghua Univ:Sci &Tech, 2004,44(6): 740-743. ]

[16]朱永彬,王錚,龐麗等. 基于經濟模擬的中國能源消費與碳排放高峰預測[J]. 地理學報, 2009, 64(8): 935-944. [Zhu Yongbin, Wang Zheng, Pang Li, et al. Simulation on China's Economy and Prediction o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under Optimal Growth Path[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2009, 64(8): 935-944. ]

[17]潘家華,朱仙麗. 人文發展的基本需要分析及其在國際氣候制度設計中的應用[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06, 16(6): 23-30.[Pan Jiahua, Zhu Xianli. An Analysis of Basic Needs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the Design of Global Climate Regim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6, 16(6): 23-30.]

[18]陳劭鋒,李志紅. 科技進步、碳排放的演變與中國應對氣候變化之策[J]. 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09, 26(6): 102-107.[ Chen Shaofeng, Li Zhihong. Technical Advances, Evolu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Tactics for China to Deal with Global Climate Chang[J]. 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26(6): 102-107.]

[19]劉楊,陳邵鋒. 基于IPAT方程的典型發達國家經濟增長與碳排放關系研究[J]. 生態經濟, 2009, (11): 28-31. [Liu Yang, Chen Shaofeng.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Emission in Typical Developed Countries Based on IPAT Equation[J]. Ecological Economy, 2009, (11): 28-31. ]

[20]張雷. 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的碳排放區域格局變化[J]. 地理研究, 2006,25(1): 1-9.[Zhang Lei. A Changing Pattern of Regional CO2 Emissions in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2006,25(1):1-9.]

[21]寧學敏. 我國碳排放與出口貿易的相關關系研究[J].生態經濟, 2009,(11):51-56.[Ning Xuemin. A Survey on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 and Exports in China[J]. Ecological Economy,2009,(11):51-56.]

[22]陳佳瑛,彭希哲,朱勤.家庭模式對碳排放影響的宏觀實證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2009,(5): 68-79. [Chen Jiaying, Peng Xizhen, Zhu Qin. Impacts of Household Pattern on Carbon Emission [J].Chinese Population Science,2009,(5): 68-79. ]

[23]汪莉麗,王安建,王高尚. 全球能源消費碳排放分析[J]. 資源與產業, 2009, 11(4):6-15. [Wang Lili, Wang An'jian, Wang Gaoshang. Study On Carbon Emissions of Global Energy Consumption [J]. Resources & Industries, 2009, 11(4):6-15. ]

[24]董紅梅,趙景波. 中國第三產業碳排放量與入境旅游人均消費的相關關系探析[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 2010, 24(4):185-190. [Dong Hongmei, Zhao Jingbo. Correlations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ofthe Third Industry and Inbound Tourist Consumption Per Capita in China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 2010, 24(4):185-190.]

[25]王惠文. 偏最小二乘回歸方法及其應用[M]. 北京: 國防工業出版社, 1999. [Wang Huiwen. Partial Least-Squares Regression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M]. Beijing: National Defence Industry Press,1999.]

[26]Jia, J S, J Z Zhao, J Duan, et al. Analysis of Major Driver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by the Stirpat Model and PLS Method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9, 68(11): 2818-2824.

[27]王惠文,吳載斌,孟潔. 偏最小二乘回歸的線性與非線性方法[M]. 北京: 國防工業出版社,2006. [Wang Huiwen, Wu Zaibin, Meng Jie. Partial Least-Squares Regression-Linear and Nonlinear Methods[M]. Beijing: National Defence Industry Press,2006.]

[28]蔡博峰,劉蘭翠.碳貨幣:低碳經濟時代的全新國際貨幣[J].中外能源,2010,(2).[Cai Bofeng,Liu Lancui.Carbon Currency:A New International Currency under Low-carbon Economy Era[J].Sino-Global Energy,2010,(2). ]

[29]鮑文.生態稅與低碳經濟發展[J].特區經濟,2010,(2).[BaoWen.Biological Tax and Low Carbow Economy Development[J].Speciai Zone Economy,2010,(2).]

[30]張國豐,劉全文.基于產權理論的低碳經濟政策研究[J].中國煤炭,2010,(1).[Zhang Guofeng,Liu Quanye.A Study On Low Carbon Economy Policy Based on Equity Theory[J].China Coal,2010,(1).]

篇6

管理會計是會計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在20世紀初，隨著泰勒的科學管理思想的產生與企業生產實踐的融合，企業成本控制和生產決策對會計學提出了新的要求，導致圍繞企業經營效益而設計的各種內部會計控制制度的建立、發展與完善，最終形成了完整的管理會計理論體系。但基于企業微觀主體的傳統管理會計研究方法嚴重地制約了管理會計理論的發展，削弱了管理會計在企業生產實踐中的指導作用。

一、關于管理會計邊界認識的回顧

管理會計的邊界即管理會計學科研究的范圍。管理會計的形成和發展時刻受到社會生產實踐及經濟理論的雙重影響：一方面，社會生產實踐要求加強管理會計的職能；另一方面，經濟理論的發展促使管理會計的職能得以實現。

管理會計起源于20世紀初，我國對管理會計研究起步較晚，系統的管理會計研究可追溯到1982年。大多數學者認為：管理會計思想、概念、方法是從20世紀80年代前后由西方國家引入的。目前，會計學對管理會計本質屬性的認識與研究，孫茂竹等人概括為兩大觀點：

（一）狹義的管理會計

唐·R·漢森（DonR·Hansen）、瑪麗安·M·莫文（MaryanneM.Mowen）認為，管理會計是為了滿足特定的管理目標，通過輸入數據并予以處理，產生輸出信息的一個信息系統。羅伯特（Robert）指出，管理會計是一種收集、分類、總結、分析和報告的信息系統，它有助于管理者進行決策和控制。國際會計師聯合會（IFAC）對管理會計的表述為：“管理會計是指在一個組織內部，對管理當局用于規劃、評價和控制的信息進行確認、計量、積累、分析、編報、解釋和傳輸過程，以確保其資源的利用并對它們承擔經管責任”。這類觀點認為，管理會計是會計學的一個分支，把管理會計從從屬于財務會計的地位提升到與財務會計并立的地位，并涵蓋了標準成本、預算控制、差異分析成本會計和內部控制等功能，對管理會計的職能和邊界有了一定的認識。具體的管理會計邊界如圖1所示。

（二）廣義的管理會計

美國全國會計師聯合會（NAA）下設的管理會計實務委員會對管理會計作了較全面的表述：“管理會計是向管理當局提供關于企業內部計劃、評價、控制以及確保企業資源的合理使用和經營責任的履行所需要財務信息的確認、計量、歸集、分析、編報、解釋和傳遞的過程。管理會計還包括為諸如股東、債權人、規章定制機構及稅務當局等非管理集團編制財務報告”。唐云波（1999）在管理會計本質問題上提出的管理會計由決策會計和控制會計兩部分構成，前者是一個信息系統，后者是一個信息系統和控制系統統一的觀點。吳正杰（2004）分析了管理會計應用研究的本意是站在為企業內部管理服務的戰略角度來研究會計信息的應用。管理會計的本質是戰略量化的過程和實現描述工具。余恕蓮、吳革（2005）認為，管理會計的本質即提升企業價值的價值管理信息系統。劉愛東（2006）指出，21世紀的管理會計主體從企業價值增值到企業核心能力培植的轉變，服務目標以公司管理層面為主的傳統理念向實現公司治理與公司管理多重目標的拓展和提升，進一步指出了管理會計發展的擴張趨勢。廣義的管理會計進一步把管理會計的邊界擴大到除審計以外的會計的各個組成部分，具體的管理會計邊界如圖2所示。

迄今為止，對管理會計理論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企業內部，從管理會計研究的基本假設、管理會計研究的對象、管理會計的目標、管理會計的職能都可反映出這一問題，對管理會計研究范圍的界定也是如此。因此，對管理會計邊界進行重構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宏觀視角下管理會計的特點

傳統的管理會計邊界觀把企業看成一個獨立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實體，認為管理會計的本質是提升企業價值，這在一定層面上有其合理性。企業的存在基礎是企業經營獲得的經濟利益，但是，企業是社會的企業，社會是企業賴以生存的根本，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社會，離開社會的企業將不能生存，更談不上發展壯大，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是密不可分的。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社會之間的邊界變得模糊起來，它們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企業之間顧此失彼的發展不利于其長期發展。以上狹義和廣義的管理會計觀都是一種狹隘的個體利益觀，這種觀點越來越成為制約企業發展的因素，企業和社會都呼喚著一種新的發展理念來指導和理順二者的關系。下文將探討宏觀視角的科學內涵，搭建新的管理會計理論邊界平臺。

筆者認為，宏觀視角就是從現代企業的生產經營背景出發，立足于企業微觀主體和外部環境，從總體上和全局上去認識和把握管理會計的內涵。在宏觀視角下，管理會計從其服務對象、宏觀政策、前瞻策略、和諧發展等方面顯示其獨有的特點：

（一）社會性

宏觀視角下管理會計的服務對象不僅僅是企業這一微觀經濟主體，而是更為廣泛地服務于其它微觀經濟主體（企業員工、消費者等）以及國家、地區、關聯經濟區域、不同行業、產業、部門等宏觀經濟主體，著眼于宏觀經濟運行中社會資源、技術資源、經濟資源、環境自然資源的控制與節約和整個社會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提高。

（二）政策性

宏觀視角下管理會計所提供的信息最終體現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度的確立與計劃方案設計的實施與監控中，從而使宏觀經濟運行系統的各個子系統按照政策、制度、計劃方案來調整其目標和行為，與系統總目標協調一致。可見，宏觀視角下管理會計信息的傳遞與運用機制體現了政策性。

（三）戰略性

宏觀經濟管理的本質是立足全局，服務整體。宏觀經濟管理要從維護全局利益、使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的觀點出發，所以，宏觀視角下管理會計應立足于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把企業的短期利益與長遠期利益結合起來服務于國民經濟的長遠利益。宏觀視角下管理會計的戰略性體現在其分析與評判、生成與報告信息的全局性和長遠性兩個方面。

（四）和諧性

和諧是事物存在的最高境界，是超越了矛盾局限性的對立統一的概念。宏觀視角下管理會計的和諧性是追求企業普遍的社會生存狀態，努力營造企業之間的平等、公平、公正的社會發展環境，實現企業目標和社會效益，促使企業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統一和最大化，這就是宏觀視角下管理會計的基本目標。

（五）靈活性

宏觀視角下管理會計的政策性和戰略性特征決定了其應有的靈活性。政策和戰略是對動態變化的環境作出的判斷和決策，靈活選擇與運用有效、可行的技術方法從而提供貨幣性與非貨幣性的、定量的與定性的、綜合的與分部的、反映追溯性的和前瞻展望性的多層次、全方位的決策信息。

因此，從宏觀角度來觀察和分析管理會計邊界，立足于企業的社會性，從企業內部因素和外部環境兩方面著眼，把握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經濟效益，要求管理會計不但要實現對內職能，而且要實現社會職能。而企業的成本會計、公司理財完成了管理會計的對內管理職能，財務會計和審計則實現了其內部核算和控制職能以及外部監督和引導職能。筆者認為，面對企業社會化的發展趨勢，應從有利于企業發展角度、有利于社會效益提升的角度，對管理會計邊界進行重構，整合各學科功能。

三、從宏觀視角對管理會計邊界的重構

在宏觀視角下，管理會計邊界的實質涵蓋了財務會計、成本會計、公司理財以及審計等學科的內容，四大學科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及其根本目標是一致的，研究管理會計在企業生產與經營管理的過程時，不能將四者孤立地進行認識。鑒于上述狹義和廣義管理會計觀對管理會計邊界的認識，在此不再重復討論管理會計與財務會計、成本會計、公司理財的關系，只討論管理會計與審計的關系。

（一）管理會計與審計的關系

美國會計學會在頒布的“基本審計概念說明”的公告中，將審計定義為：“為確定關于經濟行為及經濟現象的結論和所制定的標準之間的一致程度，而對這種結論有關的證據進行客觀收集、評定，并將結果傳達給利害關系人的有系統的過程”。我國給審計下的定義為：審計是由獨立的專門機構或成員接受委托或根據授權，對國家行政、事業單位和企業單位及其他經濟組織的會計報表和其他資料及其所反映的經濟活動進行審查并發表意見。由此可見，審計是由專職機構和人員，依法對被審計單位的財政、財務收支及有關經濟活動的真實性、合法性、有效性進行審查，評價經濟責任，用以維護財經法紀、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促進宏觀調控的獨立性的經濟監督管理活動。

審計與管理會計作為社會經濟管理與監督的基本工具，二者之間有著緊密聯系。

1．二者的起源密切相關。管理會計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而產生的經濟管理活動；審計起源于公元5年的古羅馬時代，是由于財產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為適應財產所有者檢查監督財產管理者經濟責任履行情況的需要而產生的監督活動。

2．兩者都必須借助于會計方法、會計技巧和會計資料。管理會計利用各種財務會計方法和會計資料去完成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活動；審計則運用會計方法和會計資料去復核和審查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活動。

3．兩者都涉及到被審計單位的內部管理制度。管理會計通過制定內部管理制度來保證企業日常工作的有效運行，保證各項資產的完整和安全，實現企業的生產經營目標；而審計則是通過對企業內部管理制度的審查，評價企業內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

4．兩者都對被審計企業的經營管理活動進行監督與管理。從管理會計的定義可知，管理會計依據企業內部控制制度和外部法律制度，以企業的一切生產經營活動作為管理對象，包括財務信息和非財務信息，內部信息和外部信息，評價這些經營活動是否符合企業經營目標，試圖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而審計工作也是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和企業內部管理制度，審查被審計企業的會計資料及其反映的經濟活動。

（二）新視角下管理會計邊界的構架

筆者根據上述分析，描述了宏觀視角下的管理會計邊界，如圖3所示。筆者把管理會計的邊界擴大、涵蓋了審計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會計界一般把審計分為內部審計和外部審計兩部分，而內部審計的本質是為提升企業價值的管理手段，屬于企業價值管理信息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管理會計實現企業價值目標的重要職能；而對外部審計而言，它是基于宏觀視角，通過行政和法律手段，兼顧企業內部經濟效益和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規范企業外部環境，理順企業之間生產經營活動的公正平等關系，實現全體企業社會價值最大化目標。企業的日常管理活動不能再局限于企業內部狹小的活動空間，因為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早以超出國界，企業的管理活動也應該立足于一個國家甚至是凌駕于國家之上，這也是信息社會化、經濟全球化的必然趨勢。站在國家這一角度來說，可視國家為一特大型“企業”組織，國家的重要職能即提升整個社會的價值，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使社會價值最大化。外部審計是協調國家這一特大型“企業”組織內部各部門發展的重要手段，它也是提升社會價值的價值管理的重要手段，與管理會計在內容和本質上是統一的。

篇7

關鍵詞：財務管理 風險管理 策略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925X(2012)O9-0329-01

1、財務風險產生的原因

1.1 企業外部宏觀環境誘發的財務風險企業經濟運行的宏觀環境是復雜多變的，它可能為企業帶來某種機會，也可能給企業帶來某種風險。宏觀環境的變化對企業來說，是難以準確預見和無法改變的。

1.1.1 宏觀經濟環境變化產生的財務風險。持續的通貨膨脹會使企業資金供給持續發生短缺,貨幣性資金持續貶值，實物性資金相對升值，資金成本持續升高使得企業資金壓力和經營成本增加，使企業經營成果減少；國家采取緊縮的貨幣和金融政策時，企業外部市場會出現萎縮，導致企業營業額下降，現金流減少，利潤降低，發展停滯；市場不穩定和市場秩序混亂，會嚴重影響著企業的正常經營，產生財務風險。

1.1.2法律環境變化產生的財務風險。企業的各類經濟活動，無一不是在各種經濟法規的制約下運行的。簡單地講，只要是經濟類法規都會對企業的財務管理和財務風險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如《公司法》、《稅法》、《合同法》、《商標法》、《證券法》、《票據法》等等，法律法規對企業的財務活動既做出了規定和保護，又做出了相應的制約。企業在制定各類經營和財務活動標準時，都必須充分考慮這些法律法規的要求，在規定的合法的范圍內進行，一旦超越其范圍就可能受到法律的干預和制裁，甚至給企業造成重大的損失。

1.2企業內部微觀因素誘發的財務風險

1.2.1資本結構失衡產生的財務風險。資本結構主要是指企業全部資金來源中權益資本與負債資本的比例關系，資本結構失衡是影響財務風險各種因素最直接的體現，通常表現在企業規模擴張,企業的盈利能力和自有資本無法支撐日益增大的規模，致使負債率急劇上升，融資受限，到期債務不能及時償付，資金鏈斷裂產生的財務風險。

1.2.2經濟管理行為的不規范產生的財務風險。隨著新興產業的不斷發展，真正精通企盟財務風險管理的專業人才嚴重不足。不具備與其職務相應的抗風險能力，財務人員對財務風險的認識存在片面性，不能從財務的總體效益出發去認識和管理財務風險,而且法律意識較為淡薄、缺乏財務風險防范及自我保護意識，認為只要管好用好資金，就不會產生財務風險，經濟活動的隨意性較大。

1.2.3決策失誤產生的財務風險。決策失誤是產生財務風險的又一重要原因。目前，我國企業的經濟決策普遍存在著經驗決策及主觀決策現象，決策者有時沒有全面搜集、分析相關經濟信息，只是根據決策者以往的經驗來對某個投資項目進行決策，使投資項目不能獲得預期的收益，投資成本無法按期收回，給企業帶來巨大的財務風險。

2、企業財務風險具體管理方法

2.1建立外部宏觀經濟環境的預警機制，及時調整企業經濟發展規模和發展方式，有效控制財務風險。財務風險的外部客觀因素的變化經常存在于企業之外，無法對其施加影響或加以控制。因此，企業應該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對不斷變化的經濟宏觀環境進行分析研究，掌握其變化規律和趨勢，有針對性地制定多種應變措施。適時調整財務管理的政策和改變管理方法，從而提高企業對外部宏觀經濟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和應變能力，降低因宏觀經濟環境變化而給企業帶來的財務風險。

2.2優化資本結構，保證適當的現金流，提高企業抗風險能力。資本結構理論與企業理財目標、財務風險密切相關。企業在融資時應綜合考慮有關影響因素。運用適當的方法確定最佳資本結構，并在以后追加籌集資金中繼續保持。一個企業的資本全部來自于權益資本或全部來自于負債資本，都會導致資本結構的失衡。企業要把握好負債的量和度，充分發揮財務杠桿的作用。企業只有確定一個最佳的資本結構，并做到融資風險與融資成本相配合，才能使企業價值最大化，財務風險也最小。

2.3通過資金預算控制財務風險。強化資金預算控制是從根本上保證資金運作效率的有效途徑，也是控制財務風險的客觀要求。預算是面向未來的財務計劃，在企業管理中處于核心地位，其實質是減少風險、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種內控機制。為了滿足各部門、各環節對資金的合理需求，準確測算和供應資金，實施資金“月計劃、旬平衡、日安排”的精細化管理，健全完善資金運營管理制度，實施風險抵押責任承包，加強對各部門、各環節的資金占用量的嚴格控制，監控資金的流向和流量，對資金實行追蹤問效管理，按預算供應和配置使用資金，保證資金正常運作，降低交易風險，減少交易成本，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實現資金價值最大化。

2.4提高決策的科學化水平，減少因決策失誤產生的財務風險。管理者決策的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企業經濟運行的成敗。采用科學的決策方法，防范因決策失誤而產生的財務風險，要求企業必須充分考慮影響決策的各種因素，盡量采用定量計算分析方法。運用科學的決策模型進行決策，從中選擇最優的決策方案，切忌主觀臆斷。如，企業在籌資決策過程中，首先應根據經營情況合理預測資金需要量,然后通過對資金成本的計算分析，選擇正確的籌資方式。同時，在項目決策過程中，應綜合評價各種方案可能產生的財務風險，在保證財務管理目標實現的前提下，選擇風險較小的方案，以達到降低企業財務風險的目的。

篇8

[關鍵詞?演經濟波動 ; 內外失衡 ; 通貨膨脹 ; 供給管理

2010年，我國宏觀經濟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經濟內外需結構性平衡、經濟周期波動、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等問題上，并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性平衡問題

后危機時期，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關系成為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劉偉等通過國民資金流量表核算資料，對近年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趨勢及其對國內總需求結構的影響程度進行了分析，發現當前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矛盾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有密切關系。他們分析了這種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認為改善這種失衡是提高我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宏觀效率的重要保證。[1]

王晉斌認為，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路徑是要平衡內需與外需之間的關系，而不能采取簡單的替代關系。在改革內需結構的同時，要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規避高新技術產品的低附加值化現象以挖掘專業化的潛力，并通過穩定人民幣幣值和人民幣“走出去”戰略，實現金融政策與貿易政策的融合，發揮金融促貿易的功能，以形成擴展外需的新增長極。[2]

文貫中認為，面對外需增長的下降,中國急需提振內需，然而，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已經造成兩種結構性扭曲：第一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在農業比重急劇下降的同時相應減少農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嚴重滯后和城鄉收入差的惡化；第二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將其服務業的就業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農村的普遍隱性失業和集聚效應的浪費。中國必須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內需，走上可持續增長道路。[3]

楊圣明針對人民幣匯率在國際上面臨升值，而在國內又面臨貶值的雙重壓力矛盾對立現象進行了研究，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高低懸殊、社會勞動生產率高低懸殊、中國國內價格水平過低等。指出，提高我國的社會勞動生產率是減緩壓力的根本；推進新一輪的價格改革是減緩壓力的關鍵；改善中美貿易結構是減緩壓力的重要舉措；人民幣國際化是減緩壓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從經濟發展戰略、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相關經濟政策與制度建設等方面，對結構失衡的深層次原因進行了詳細的剖析。研究認為，我國經濟結構長期失衡與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從根本上解決結構失衡問題，需要創新完善促進科學發展的制度環境與體制保障。[5]

二、經濟周期性波動問題

王成勇等運用star模型理論探討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的劃分、經濟周期波動的非對稱性和持續性以及經濟在各個波動階段之間轉換的內在演化機理。實證研究表明，把經濟周期階段劃分為緊縮、恢復和擴張三個機制已經能夠較好地刻畫我國經濟增長的非線性動態結構，但是劃分為緊縮、恢復、擴張和衰退四個機制，在整體擬合效果和對經濟增長結構的解釋能力方面都有顯著提高；經濟在各機制之間的平滑轉換速度和機制狀態是否平穩，闡釋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較強的非對稱性及其內在演化機理。[6]

張成思運用隨機波動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性特征的動態變化。實證結果顯示，20世紀90年代末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波動趨向平穩化的分水嶺。研究認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增強了實體經濟抗沖擊的能力，推動了經濟波動趨向平穩化轉變。[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表現出某些既不同于發達國家，也不同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國居民消費波動的幅度大于產出波動；另一方面，我國的就業波動較為平滑而投資和資本波動過大。陳曉光等建立了一個rbc模型對此進行了解釋。模型引入了異質性消費者和異質性廠商以及部分消費者和部分廠商在金融市場上所面臨的信貸約束；鑒于我國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的重要影響力，模型還引入了政府消費，以反映政府支出對消費者和廠商的外生沖擊。研究發現：信貸約束是解釋中國經濟波動特征的一個重要傳導機制，而政府消費沖擊則是一個重要的波動源。[8]

高士成運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長期識別條件，通過引入貿易依存度等外生變量，采用svar方法對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沖擊進行分解，并討論了中國短期總供給和總需求曲線的斜率。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短期經濟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為需求沖擊，同時，總需求和總供給曲線的斜率也與理論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謎”。[9]

中國經濟波動可能是由多種沖擊因素共同引發。李猛等沿著“條條塊塊”思路對中國經濟波動沖擊源進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國經濟波動有大約30%的部分來源于地方政府沖擊。研究發現，官員腐敗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具有顯著性，而現有文獻所強調的財稅激勵和政治晉升激勵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10]

三、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和宏觀穩定課題組通過經驗分析，對經濟波動和宏觀調控進行了國際比較，突出了中國宏觀調控的特色。通過省際分析揭示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及其與主流經濟學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別是“結構性”調控作為中國經驗的意義。提出了后危機時代中國宏觀調控的新思維：①把握宏觀調控主線：突出供給管理，加快結構調整；②完善宏觀調控的基礎：推進市場化改革，減弱政府性驅動；③轉移宏觀調控的重心：從工業化到城市化；④拓寬宏觀調控的視野：關注世界發展中的中國因素，加強國際政策協調。[11]

李連發認為，當前宏觀調控面對的形勢是資產價格過快上漲和通脹預期逐漸形成。在跨期轉移購買力方面，人民幣作為跨期價值儲存載體的吸引力下降，而房產等有價資產的吸引力上升，這是推動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結構性政策可能仍然會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將隨時間推移而下降，這些措施可能難以緩解中長期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壓力。確保我國經濟中長期平穩發展是硬道理，短期內將控制通貨膨脹作為首要的政策目標，回歸穩健的貨幣政策，進一步發揮利率在管理通脹預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調控面臨極為復雜的局面，既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可能引發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又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過早退出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率下滑，對宏觀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和把握好政策調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與主流經濟學的“實物經濟”理論完全不同的“貨幣經濟”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國宏觀經濟面臨“滯脹”的危險，提出以16%的名義gdp增長率作為宏觀調控的目標，在保持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通過加速城市化進程調整失衡的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13]

    劉偉等回顧了“十一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狀況，認為，2006年～2010 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但同時也產生了深刻的結構性矛盾，這就要求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與宏觀調控也發生深刻的變化，尤其應該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的結合，實現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指出了現階段加強供給管理的必要性以及應該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黃益平等研究了我國通貨膨脹的決定因素。他們分別運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和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環比數據。研究表明，過剩流動性、產出缺口、房價和股價對通脹會產生正向影響。結構脈沖響應分析表明沖擊的影響主要反映在前5個月，10個月后基本消失。研究發現，過剩流動性和產出缺口是影響通脹的重要因素。研究認為，考慮到資產價格對通脹的溢出效應，中央銀行應密切關注資產價格走勢。同時，管理流動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脹的主要手段，進一步推進利率和匯率的自由化進程至關重要。[15]

張曉慧等通過構建一個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兩部門悖論”的簡單模型框架，對全球通脹變化及其機理進行了經驗分析。研究發現, 近年來全球通脹呈現幾個突出特征：一是“結構性”價格上漲已經并很可能在未來成為通脹的主要表現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機引發的初級產品價格暴漲成為導致 cpi 、ppi大漲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顯上漲時，往往已處在經濟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變化上cpi特別是核心cpi會相對滯后。研究認為，鑒于全球化背景下經濟運行和通脹機理所發生的變化，在宏觀調控中更加關注更廣泛意義上的價格變動，探索更為科學合理地衡量整體價格水平的途徑和方法。[16]

四、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為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2010年，對擴張性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研究成為一個熱點問題。張延運用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模型對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通過對 1992年~ 2009 年中國宏觀經濟時間序列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有兩期滯后的正相關關系，中國的財政政策具有兩期滯后的“通貨膨脹效應”。[17]

王立勇利用hp 濾波方法估計了我國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并測算出我國通脹缺口，進而從目標實現角度定量分析了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穩定物價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結果表明，1996 年后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方面的績效明顯改善，財政政策調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處于不斷提高進程中。研究認為，在穩定物價方面，財政政策績效不容樂觀，我國財政政策的主要調控目標是經濟增長，而非物價穩定，通貨膨脹主要還是一種貨幣現象，應該主要利用貨幣政策來調控。[18]

閆坤等認為，在良好復蘇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經濟中的擴張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貨膨脹的壓力驟然增大。總體上我國主要稅種的收入呈增長趨勢，財政收入體系的自動調節功能得到完善，財政支出重點逐步向社會事務轉移，形成了由經濟外延性擴張向社會外延性擴張的轉變。為防范通貨膨脹，支持經濟快速復蘇，應采用帶有內部收斂性的政策協同，在推動經濟復蘇增長的同時，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貨膨脹就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首要目標。[19]

郭杰從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入手，實證研究了國家財政預算內資金、企事業單位自籌資金與貨幣供給、工業品銷售率以及銀行間7天拆借利率之間的動態關系。通過分析我國經濟制度方面的識別條件，構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結果表明，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并不顯著，私人部門投資對總需求變動敏感，政府投資通過影響總需求會對私人部門投資產生影響，從而揭示了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路徑。[20]

王智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個權衡了經濟穩定增長和抑制通貨膨脹兩大目標的整體目標變量，然后用隨機前沿模型分析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對整體目標的影響。研究發現，財政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更高，采用財政政策實現經濟目標更有效，而貨幣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較小，對其使用要更為謹慎。面對經濟危機，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更為合理和有效，而貨幣政策更多情況下應該配合財政政策，起到穩定和輔的作用。[21]

五、非均衡運行中的貨幣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萬曉莉等利用對數據穩定性沒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統地考察了我國貨幣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間的特征。結果發現，在考慮匯率（預期）和外部因素的條件下，我國在長期里才有穩定的貨幣需求。雖然我國的資本賬戶還未完全放開，但是貨幣替代和資本流動效應表現明顯。人民幣貶值（升值）預期將顯著減少（增加）居民和企業對人民幣的需求，這意味著央行在對匯率進行控制的條件下要進一步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難度將越來越大。[22]

李成等通過建立開放經濟條件下包含多個非有效資產市場的動態宏觀經濟模型，理論推演得到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即最優利率規則。研究顯示，利率調控不僅需要對產出與通貨膨脹的動向做出反應，還要對資產價格及匯率變動有相應的調整。利用中國數據的實證檢驗顯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整體上遵循了最優利率規則，該規則能夠為中國貨幣政策實施提供一定的參照尺度，衡量貨幣政策的松緊變化；我國利率調控主要針對產出和通貨膨脹，對資產市場價格及匯率變化的反應系數相對較小或不顯著，說明中央銀行沒有對資產價格等因素給予過多的關注。[23]

王立勇等對開放條件下的var模型進行非線性檢驗后發現，我國貨幣政策具有非線性特征。應用lstvar模型分析發現，低增長狀態下，信貸正負沖擊的產出效應和利率正負沖擊的價格效應都具有顯著非對稱性；高增長狀態下，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產出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貨幣、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價格皆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在正向沖擊方面，貨幣和信貸的產出效應以及利率和信貸的價格效應在不同經濟狀態下具有顯著非對稱性；在負向沖擊方面，信貸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都具有較明顯非對稱性。而且，低增長狀態下，信貸的產出擴張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擴張效應較強；高增長狀態下，貨幣的產出緊縮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緊縮效應較強。[24]

彭方平等應用非線性平滑轉換面板模型，從微觀層面對我國貨幣政策成本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存在顯著的成本效應，即在短期內加息可能引起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的成本效應具有顯著的非對稱性，相比經濟過熱時期，經濟蕭條時期的貨幣政策成本效應更顯著。上述結論所蘊含的貨幣政策建議在于：在宏觀經濟復蘇基礎尚未穩固、通貨膨脹較為敏感的背景下，對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經濟滯脹。[25]

黃武俊通過修正后的karras產出與價格模型，對開放經濟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①中央銀行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動機在開放經濟下受到制約，經濟開放度的提高對中國保持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起著積極作用；②經濟開放度的提高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和影響工資—價格調整速度兩個渠道影響貨幣政策效果，兩個渠道對貨幣政策效果影響機制不同；③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減弱，對價格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強。研究認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逐漸由數量性指標向價格性指標過渡，最終應確定為以穩定物價為單一目標。[26]

范從來考察了實踐中貨幣政策目標由多目標向單一目標收斂的現象，指出了我國貨幣政策目標的重新定位問題，認為，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不應該包括經濟增長目標，但是中國失業問題的特殊性與復雜性決定了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應該涵蓋充分就業的目標。[27]

張雪蘭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經濟金融季度數據，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進行了經驗探查。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并不存在很明顯的時滯，但操作目標、中介目標、最終政策目標間的相關性不強，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夠通暢，繼而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認為，要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應從建立良好的政策實施環境著手，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宏觀和微觀基礎，并加強其與其他經濟政策的搭配與協調。[28]

六、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從經濟資本化的角度，對中國資本積累、技術選擇行為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研究認為，中國經歷著一個漸次推進的經濟資源存量快速資本化過程。在20世紀80、90年代，經濟資本化表現為實體經濟中的資本形成。新世紀以來，資本化則伴隨人民幣升值，資本市場向國際接軌，土地等要素價格重估而推進。經濟資本化對于經濟趕超和效率改進有正面激勵效應，但對于技術創新卻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導致中國的tfp增長率在低水平波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小。當前經濟資本化出現偏移，資源向資產部門過快集中，出現了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產能過剩和實體經濟創新不足等問題。只有對現行制度和政策進行調整，才能有效激勵內生技術進步，轉變發展方式，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29]

湯向俊等運用 1970年～2008 年間跨國面板數據，研究表明在二元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由于勞動者獲得的報酬低于勞動力的邊際貢獻，gdp中資本形成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間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表明，政府生產性傾向以及國有部門較低的融資成本，使中國較高的資本形成率得以持續。研究認為，我國應繼續推進二元經濟結構轉變和金融業的改革，改變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為實現高投資增長模式轉變提供微觀基礎。[30]

陳彥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資本的增長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國tfp增長率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研究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資本投入，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需要完成向集約型經濟的轉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現出來的出口導向增長模式很可能在未來難以為繼，人力資本、科技進步和制度改革應該是未來中國經濟保持健康持續增長所需要依賴的主要動力。[31]

鐘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對人口紅利、空間外溢與省域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認為，人口紅利的顯著增加促進了省域經濟增長；從區域來看，人口紅利對東、中、西的省域經濟增長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彼此之間存在明顯差異，東部存在顯著的人口紅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應不顯著；從區際來看，東、中之間存在一定的空間溢出效應，而其他區域之間均不顯著。同時還發現，地區之間、區域之間的經濟增長均存在顯著的空間外溢。[32]

陳詩一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對改革以來中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重新估算，發現正確考慮環境約束的實際全要素生產率比傳統不（正確）考慮環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來中國實行的一系列節能減排政策有效地推動了工業綠色生產率的持續改善，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中國工業綠色生產率增長最快并達到頂峰，且重工業生產率、效率和技術進步增長首次全面超過輕工業，初步彰顯環境政策綠色革命成效。雖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業膨脹暫時惡化了工業生產率，但基于國家對節能減排與發展新能源和低碳技術的高度戰略重視，中國新一輪綠色工業革命為期不遠。[33]

篇9

1宏觀易發環境分析與提取

滑坡是在一定的地質、地貌、地形等條件下形成的，是各種環境因素的特定組合共同形成的結果。宏觀來說，滑坡的穩定性取決與它的物質組成、地質構造、地形地貌、地表濕度、植被覆蓋等幾個重要方面。其中，物質組成、地質構造、地形地貌取決于滑坡體自身固有屬性，而地表濕度、植被覆蓋等為滑坡遙感可監測的外在表現。任何單一的條件都不足以確定一個滑坡，但根據不同條件的組合，可以提取特有的滑坡條件的組合，從而縮小滑坡遙感解譯的范圍，這個過程即為滑坡宏觀易發環境提取。

1.1特定地表坡度提取所謂“滑坡”，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即為“坡”。世界上絕大部分的滑坡位于山區。因為重力是滑坡形成的根本原因[22]。重力在自然界中是時刻存在的，在重力作用下，并不是所有的斜坡體都會產生滑動，但當外界環境因素發生變化時，改變了原有的應力條件，便可以發生滑坡。重力在宏觀地貌的表現形式就是斜坡，在遙感觀測角度表現為具有一定坡度。所以根據區域斜坡穩定性判別依據，提取特定坡度的區域，便可以從單一坡度因素宏觀圈定不穩定斜坡所處范圍。在本次調查研究區—十堰市房縣，根據《十堰市（鄖西、竹山、竹溪、房縣）地質災害詳細調查實施細則》中的穩定性分級（表1-2），對應提取坡度的閾值劃分為坡度級別。以ASTERGDEM為遙感數據源進行坡度計算，使用決策樹分類提取以上特定坡度的區域。

1.2特定地層巖性提取“滑坡”還有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就是“滑”。組成斜坡巖性的軟弱程度決定了斜坡的易滑動性，特定的地層和巖性組合是滑坡發生的物質基礎。在本次研究范圍內，便存在結構松散的沉積物（殘坡積物）、頁巖、泥灰巖、泥質板巖、千枚巖、泥質砂巖以及煤系地層。這些基巖組成的地層巖土力學強度較弱，抗剪、抗風化差，在流水或其他外部因素作用下，易產生滑動，所以這些地層存在滑動潛質。通過區域“高分一號”衛星影像的分析和對比，發現這些易滑地層和特定巖性組合在高分辨率遙感影像上具有較高的區分度。通過區域地質資料的收集和分析，建立了如下地層巖性遙感影像解譯標志：質巖空間分布圖，用以區別有滑動潛質的軟質巖與其它地層的關系，突出差別，縮小滑坡解譯范圍。

1.3相關地質構造信息提取工作區地質構造十分復雜，房縣南部為秦嶺-大別造山系與揚子陸塊之交接部位，一級構造分區斷裂青峰-襄樊-廣濟斷裂由房縣盆地以南呈近東西向延伸，二級構造分區斷裂-竹山斷裂位于竹山縣南西，青峰-襄樊-廣濟斷裂及竹山斷裂以北，為青白口紀武當山巖群淺變質巖分布區，以發育北東向斷裂為主，上述斷裂影像牲特征十分清晰，呈明顯的線性行跡。與滑坡相關的地質構造主要有區域大構造、褶皺的轉折端也包括區域小構造。不論構造規模的大小，都會不同程度的影響斜坡的穩定性。斷裂造成巖體破碎，為滑坡提供了物質來源。因構造活動造成的裂隙、揉皺改變了基巖原有的結構特性，為滑坡產生提供了物質、結構基礎為外部觸發儲備了條件。一般而言，斷層的性質不同，其傾角有一定差別。正斷層的傾角在60°左右，走滑斷層的傾角一般為90°左右，而逆沖斷層的傾角一般在30°左右。研究證明（陳曉利，2014），斷裂傾角對滑坡分布起控制作用。隨著斷層傾角變陡，垂直于斷層走向方向上受到滑坡影響的范圍就會隨之變小。所以，就區內構造而言，以逆沖斷層和正斷層為代表的傾角相對較緩的斷層控制著更多滑坡的形成和發展。在區域構造背景指導下，利用“高分一號”遙感衛星影像數據，在1：5萬的尺度下進行斷裂構造詳細解譯，建立該地區遙感構造解譯標志，根據解譯標志采用類比法解譯全區斷裂構造，得到區內斷裂構造遙感解譯圖。重點提取除走滑斷層外的低傾角斷層，受斷層控制和影響的區域與斷層傾角有負相關關系，與斷層規模呈正相關關系，但總體而言，影響范圍為沿斷裂走向線性展布的帶狀區域。根據與房縣臨近的竹山縣解譯的經驗，通過遙感解譯和地質資料，提取區內正斷層、逆沖斷層等構造信息，勾繪受這些斷層控制和影響的區域，作為下一步解譯的重點區域，從而大大縮小了解譯強度，縮小了解譯范圍。據此進行緩沖區分析，得到特定受構造影響，滑坡重點解譯區域圖（圖1-1）。

1.4地表濕度異常提取降水是誘發滑坡的重要動力因素，主要通過四方面機制觸發滑坡：1、降水和地表水進入巖土體后產生加載作用，增加了巖土體的重量，在重力作用下易達到滑動臨界值，產生崩解、泥化現象，誘發滑坡；2、地表水的浸泡作用下，易滑地層易被軟化，層間泥質成分易產生滑動層，降低了層間抗剪力；3、巖土體節理、間隙充水飽和，增加動水、靜水壓力的同時，減小其有效應力；4、巖土體附水、失水的過程中裂隙更加發育，使巖土體結構進一步惡化。以上機制主要表現于地表水分含量以及巖土體附水性。通過對地表水分含量的監測便可以劃分地表水分含量誘發滑坡的影響程度。地表水分含量的遙感監測手段較多，但考慮到房縣植被覆蓋率高，且本次使用的遙感數據—“高分一號”衛星屬寬波段多光譜傳感器，所以考慮使用高分一號數據的band3（紅光波段）、band4（近紅外波段）構建Red-Nir光譜特征空間，以區分巖土體的水分含量，定性、半定量的判斷地表巖土體的附水性。從表1-4可以看出，Nir-Red光譜特征空間具有良好的地物分辨能力。能較好的分辨水體、濕土、干土并對不同植被覆蓋下的裸土壤、低植被覆蓋混合像元、高植被覆蓋有良好的區分性。典型的三角形分布。存在清晰的土壤基線BC（圖1-2）。由土壤基線B端到C端呈現土壤由濕變干的特征。在Ni-Red光譜特征空間上，過原點作土壤線BC的垂線L，從任何一個點到直線L的距離可以說明地表的干旱情況，即離L線越遠地表越干旱，反之亦然。一般來說，接近于直線L的空間為較為濕潤，反之，遠離的空間較為干燥。由此利用Red-Nir特征空間上點到直線L的距離便可以用以對土壤水分含量做定性以至定量描述。用以突出土壤水分含量的差異。據此建立垂直植旱指數PDI。式中M是Red-Nir特征空間的土壤線的斜率，Rred、Rnir分別是任意一點紅光和近紅外波段的反射率。由式1-1可以方便的使用波段運算得到PDI的值加以分析。PDI指數簡單易用，對土壤濕度評估迅速。在PDI的基礎上，受到植被對土壤含水量的影響，引入植被覆蓋率構建改進的垂直植旱指數MPDI。改進的垂直植旱指數也是基于Red-Nir特征空間，其主要思想是將植物對PDI的影響通過線性反射率混合模型消除。首先在PDI指數基礎上消除植被影響信息，僅考慮土壤，建立理論公式。根據公式1-5，結合“高分一號”數據就能獲得每個像元的MPDI值，區分土壤水分含量。

1.5地表植被覆蓋程度提取植被覆蓋度是判斷已產生滑動新、老滑坡的重要客觀指標。植被對水土具有良好的保持作用，滑坡體一般少有植被發育。特別是在房縣，地表植被覆蓋度整體較高，滑坡區域與非滑坡區域有一定的區分性。根據十堰市房縣西側竹山縣目視解譯的經驗，新、老滑坡體表面植被發育與背景植被存在異常，表現為：滑坡體表面植被稀疏或呈現裸土，基本不會覆蓋喬木，常覆蓋有灌木或被改造為農田。針葉林或針葉闊葉混交林表觀顯墨綠色，遙感觀測可見球狀、點狀冠層；而灌木林和農田顯淺綠色，農田更有較規則圖案，如表1-5所示：其中Fg為植被覆蓋率，NDVImin、NDVImax分別為該區域歸一化植被指數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利用高分一號數據便可以求得植被覆蓋率圖，從宏觀上區分針葉林與滑坡體上裸土、闊葉植被或農田。

1.6宏觀易發環境綜合分析控制滑坡的宏觀環境因素較多，也較為復雜。就十堰市房縣地區滑坡特征而言，使用遙感手段，從滑坡形成的內在條件：坡度、軟質巖、斷裂控制；滑坡形成的外在誘發條件：地表濕度；和滑坡表觀特征：滑坡體植被異常；三個方面，五個指標綜合劃定遙感解譯重點區域，以減少單純遍歷型目視解譯的工作強度，力求做到有的放矢。現實情況中的滑坡各具特點，往往不是簡單的五個指標的疊加，而是三兩或兩兩的特定組合。就災害詳查的要求而言，不適于簡單草率的使用疊加取交集法、簡單證據權法、層次分析法等簡單提取易發區域而忽略其他條件。所以，建議采用簡單模糊的疊加求和分析，擴大重點解譯區的范圍（圖1-3）。解譯過程以緩沖區（斷裂影響范圍）為軸線，逐步輻射擴大的方式，提高解譯效果。根據三個方面，五個指標的信息提取，可以方便的將各要素層做簡單的疊加分析，縮小解譯區域，減少解譯工作量。對解譯區域的滑坡宏觀環境的組合了然于胸，對災害點的解譯有直接的指示作用。下面僅以區內某一個災害點為例作為宏觀環境五個指標的印證。

2微觀特征環境分析與提取

經過宏觀滑坡易發環境分析，并結合“高分一號”數據和GDEM數據進行區內宏觀易發因素的提取，能夠確定重點解譯區域，做到有重點有方向的確定滑坡災害點。但指導思想僅僅是通過提取滑坡所處宏觀環境因素而縮小目視解譯范圍。總結已解譯的部分滑坡，在微觀地貌特征與微觀地表覆被特征有一定的相似性，通過在“宏觀重點解譯區域”（前文提取的宏觀易發因素確定）采用遙感手段，結合十堰市房縣滑坡地質災害特點，提取滑坡微觀地貌特征與微觀地表覆被特征，自動提取滑坡形態，達到圈定災害點的目的。

2.1滑坡體邊界特征的確定滑坡形成后在斜坡上往往會出現周圍較陡，中間較緩的圈椅形微地貌特征。一個發育完全的滑坡一般具有：滑坡體、滑坡周界、滑坡壁、滑坡臺階、滑坡舌、滑坡軸、滑坡鼓丘、滑坡裂縫、滑動面、滑動帶、滑床、等要素。但現實中，滑坡形態各異，并不完全具備以上滑坡要素，但滑坡后壁、滑坡體、滑坡周界、滑動帶和滑床是所有滑坡都具備的[2]。就遙感觀測而言，能解譯出的基本要素僅有表觀的滑坡后壁和滑坡周界兩項，如圖1-4。滑坡后壁和周界在微地貌形態上呈陡砍狀，陡砍的頂部邊界在滑坡體以及滑坡附近區域內為坡度與坡向變化較快的區域（圖1-4中紅色區域）。根據這個特點，使用DEM遙感數據分別求取坡度、坡向并在此基礎上求取坡度變化率和坡向變化率，陡砍部分在坡度變化率和坡向變化率均有突出的高值特征，所以可以使用這種高值特征勾繪滑坡后壁和滑坡邊界，下面是使用GDEM作為遙感數據源提取的滑坡后壁與滑坡周界效果，如表1-7。由表中實例可見，對于后壁、周界具有陡砍形態特征的滑坡可以被以上方法檢測。但由于本次使用的GDEM空間分辨率（30m）的限制，本次微地貌提取僅對規模較大的滑坡有效。若使用空間分辨率更高的DEM數據，則可以提取更小規模的滑坡，提高解譯效果。

2.2滑坡體地表被覆異常范圍的圈定實際解譯和實地考察過程中，部分滑坡體具有微觀地表覆被異常特征。實地可能見到馬刀樹、醉漢林等，且以低矮闊葉植被為多，有的滑坡體被改造為農田，造成滑體與背景植被覆蓋特征有較大差別。針對這些表觀特征，在遙感觀測角度，可以較明顯的監測到植被種屬的區別。常見的滑坡體與背景地表被覆異常組合有三種：滑坡體為裸土，背景為針葉林；滑坡體為闊葉植被，背景為針葉闊葉混交林；滑坡體為農田，背景為針葉林。下表是通過遙感分類方法區分滑體與背景（表1-8）。

3總結

篇10

摘 要 房地產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成也房地產,敗也房地產”。一方面,房地產業是我國的支柱產業,房地產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較大,房地產具有很高的產業關聯度,能有效帶動相關聯的上游與下游產業群的發展,在長時期內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房地產業自身的粗放發展,又有可能對社會經濟帶來嚴重的危害。可持續發展與房地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在當今的各個產業發展過程中,如何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也成為業界討論的焦點。而房地產投資環境的研究對房地產可持續發展有很大的影響,研究房地產投資環境評價理論既是對投資環境理論的拓展,又是對房地產業的投資決策提供新的論證途徑。

關鍵詞 房地產 投資環境 投資環境評價

一、房地產投資環境及評價理論的分析

(一)房地產投資環境相關概念

房地產投資是一種將資金或資源投入到房地產開發、經營、中介服務、物業管理服務等經濟活動中,以期獲得未來最大限度利潤的經濟行為。投資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經濟行為,籠統的講,房地產投資包括房地產開發投資和置業投資。任何一項投資必定在既定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中運行并與周圍各類環境因素發生著各種互動關系。因此,我們將在一定時空領域內影響投資者投資活動的各類外部條件的總和成為投資環境。那么,房地產投資環境即是指某特定時空領域內影響房地產投資者投資行為與投資效益的一切條件之綜合。它是影響制約房地產投資效益的自然社會、文化經濟、政策法規、基礎設施等各類外界因素相互作用的矛盾統一體。

(二)房地產投資環境的特點

1.房地產投資受經濟環境的影響縱深而重大。所謂縱深影響,即指從宏觀、到中觀、再到微觀經濟壞境都會對房地產投資帶來影響,而非僅在其中某個層次產生作用。與其它商品相比,房地產具有高昂資格,成為人們財富的象征和一生追求的選擇,當人們有了一定經濟實力后,總會不斷改善自己的居住和生存條件,從小房到大房、從多層到高層、從普通住宅到高級別墅,個人的經濟實力成為房地產商品購買力最主要的制約力量,成為影響房地產投資微觀環境的直接因素。

2.房地產投資環境是廣泛而復雜。所謂廣泛性,是指投資環境范圍的寬廣性,即從宏觀環境到中觀環境、再到微觀環境。

(三)房地產投資環境的劃分

從一般來講,我們將房地產區域投資環境劃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房地產投資環境區域劃分的最核心層是微觀層,即具體的項目市場區域。從內到外,分別是中觀層與宏觀層。中觀層指以城市為代表的房地產市場客戶群所在區域。

(四)房地產投資環境評價

實踐表明:房地產投資效益不僅取決于投資者的自身因素(如:資金實力、投資經驗、經營管理水平),同時還與受資地區的政治狀況、經濟環境、社會需求、市場容量、政策法規等因素息息相關,因此,選擇穩定的、持續的、可靠的投資環境就成為保證房地產投資效益的關鍵條件。縱觀近年來的“開發區熱”、“批地熱”、“房屋空置率高”、房地產業的失衡發展等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都與房地產投資環境的估計不足和選擇失誤有關,所以,在投資之前,必須進行房地產投資環境的評價工作,它不僅是實現投資目標的手段,又是財務分析的前提,在整個房地產投資決策過程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

二、房地產投資環境評價理論與常用方法

(一)房地產投資環境評價依據

投資環境評價必須遵循投資環境評價的一般理論,在此基礎之上形成投資環境評價的行業特色,并形成行業性的評價依據。綜合而言,主要的投資環境評價依據如下:

1.區域經濟學理論

2.投資環境評價方法論

3.區域經濟與行業經濟統計

4.行業項目投資經濟評價方法

5.各種行業性調查數據、報告分析

6.行業投資可行性研究報告

7.專家意見

8.評價者個人專業知識與經驗

9.行業管理相關法規

10.政府區域政策等

當然,實際進行投資環境評價時,能夠收集到的數據資料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做到絕對充分,所以還是要將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能夠得到或方便得到的數據可以納入,不能得到或不方便得到的數據則要參考專家意見或結合評價者本人專業知識與經驗用定性的方法進行評價,這樣才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憑借有限的資料及時做出評價,并使評價結果對于投資決策和區位選擇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房地產投資環境評價的常用方法有:

1.多因素加權綜合評價法

2.主成份分析法

3.聚類分析法

4.層次分析法

通過對投資環境評價理論的研究,可以發現,投資環境評價理論的存在以下特征:(1)從評價范圍來看,存在從宏觀到微觀的變化特征。人們對于區域投資環境評價范圍由最初對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評價逐步細化到現在的項目區域本身。(2)從評價方法上看,存在定性向定量變化特征。評價因素的選擇更加全面與量化,使得評價結果由主觀趨于客觀科學。(3)從學科應用來看,評價理論更加注重多學科的應用。由最初的單一數學學科發展到現在數學、物理、地理、經濟、環境等多學科結合,評價系統更加完善。

參考文獻:

[1]陳康幼.投資經濟學.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150-200.

[2]魯明泓.中國不同區域的投資環境評估與評價.經濟研究.2004(2):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