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宏觀調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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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房地產經紀 宏觀調控 策略
一、房地產經濟中貨幣政策問題與策略分析
(一)貨幣政策存在的問題
我國對房地產市場調控的主要手段之一是貨幣政策,房地產市場調控效果與貨幣實際負利率、寬松的信貸條件、貨幣的快速增長都存在較大聯系。其中房地產投資與銀行貸款的關系較為密切,所以房地產投資能夠通過信貸政策獲得調節。但是由于隨著經濟的增長信貸規模通常會超出既定目標,并且銀行為了獲取利益會堅持擴張房地產貸款這一業務,因此房地產經濟在信貸政策的調控下不會發生明顯效果。另外,房地產周期變動與利率變動關系密切。通過利率對住房貸款成本的提升作用,能夠形成對房地產需求的抑制,需對房地產需求進行刺激時利用利率的相反作用即可。
(二)貨幣政策策略分析
政府相關部門應當結合當前房地產處于剛性需求狀況,通過存款準備金率的提升來實現對房地產價格的有效控制,相對于減少房地產開發貸款這個方法效果更佳明顯。房價上漲通過減少貸款只能獲得短期抑制,長期減少貸款則會降低供給量,反而提升房地產價格,所以商業銀行應根據央行的引導對信貸投向進行調整,通過緊縮流動性實現對投資性購房的抑制,并適當收縮房地產信貸,將提高存款準備金作為房價調控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對利率政策進行使用時,應對投機性需求和消費需求進行區分,并采取對正常購房的低收入人群采取優惠的信貸政策與利率的靈活措施,同時為了對投機性需求的抑制應提高二套以上購買者按揭利率。
二、房地產經濟中財政政策問題與策略分析
(一)財政政策存在問題
當前房地產市場中普遍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和壟斷現象,這使得嚴重的利益分配與博弈機制的扭曲長時間存在于金融部門、政府、開發商、消費者等主題之間。又因為當前各個地政府財政收入和支出之間缺口嚴重,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不得不依賴土地。地方政府利用房地產業發展獲得的收入對地方債的過度屏障進行限制,土地價格隨之不斷走高,使得購房者成為政府這一行為的最終埋單者。而在2014年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五層以上來自于土地出讓。在房地產業發展為地方財政主要來源地情況下,市場主體之間利益分配會因房地產的宏觀調控而發生調整,因此不同主題對宏觀調控懷有的態度和方式各異。特別是地方政府擔心地方財政收入受到調控的影響,經常消極對待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使得宏觀調控的作用很難有效發揮。
(二)財政政策策略
對于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過度依賴土地財政的現狀,各級政府應當對財政體制進行改革,通過對地方稅制的完善以及地方財權的強化,實現對地方財政資金緊缺問題的根本解決。具體操作中可以利用多元化城市公共投資機制形成對政府謀求預算外收入動機抑制,并通過對地方政府的稅源和稅基的擴大為地方政府具有相對充裕的自由財力提供保障。同時應當對房產稅、遺產稅等稅種進行征收,通過地方稅體系的完善,推動地方政府財政向稅收財政方向發展。同時還應當對科學的績效評估體系進行建立,對以往GDP和財政收入為主的考核標準進行變革,在考核目標中納入增加保障房建設、控制房價過快上漲,進而實現對地方政府過渡依賴土地財政行為的控制。
三、土地政策問題與策略分析
(一)土地政策存在的問題
我國從2005年開始通過土地政策開展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在房地產市場運行調節中相關土地政策發揮了積極作用,調控思路從最早強調土地供給變為當前土地供給優化,后期用地的管理和預算調控越來越受到重視,進而形成了對開發商行為的有效約束。通常來說應通過減少土地供給量抑制房地產市場的過熱投資,通過擴大土地供給量滿足房地產市場需求,但土地資源總量有限,所以只能在一定范圍內范圍內應用土地擴張政策。同時相對于貨幣政策,土地政策具有時滯性長的特點,使其短期內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效果得到限制。另外,由于當前土地政策細致化、差異性、彈性的缺乏,影響了不同結構、不同用途、不同城市規模、不同區域土地供應量配給的合理性。
(二)土地政策策略
房地產的價格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土地供給,因此國民經濟穩健發展的重要基礎之一就是土地市場規范化,房地產經紀可持續發展也以此為前提。政府部門應當對市場化的土地供應制度進行建立健全,通過對土地審批和監督的強化,促進當前土地出讓金收取、土地審批、土地規劃等權利集中于政府的狀態的改變。同時提升提地供給量時,應當保證保障房建設土地供應面積在所有土地童穎面積中的比重也獲得相應的提升,此外還需對土地供給的速度進行有效控制,避免過度開發和透支的發生。地方政府部門對土地出讓計劃進行規劃時,應當對房地產市場現狀和土地市場供需水平進行全面考慮,進而對計劃進行科學調整,為增加調配房地產用地供給量提供依據。地方政府對土地政策的內容進行制定時,應當制定差異化和具備一定彈性的政策以適應住房用途的不同、城市規模的不同、城區的不同。此外還應當嚴格查處未經批準擅自變更土地用途和保障房用地建設的行為,進而形成對房地產市場秩序的有效規范。
篇2
【關鍵詞】房產紅利 宏觀調控 合理分配
一、紅利主體的分析
在當前的中國房地產市場上主體主要是政府、房地產開發商、中介商、普通購房者、有多套房產的炒房者,還有房地產相關企業。
(一)政府
高額的土地利益,房地產行業發展越來越高的稅收,在一定程度上政府的財政被房地產市場綁架。
(二)房地產開發商
一般來說是一手房出售的利益,開發房產然后出售,可能有一些附帶比如車位,車庫等,出售了之后獲取利益。
(三)房地產中介
中介的方式是很直接從中獲取差價。
(四)炒房者
擁有多套房產,在價錢比較高,自己的預期內出售,來獲取與之前購房時的差額,一般情況下房價不斷上漲獲利就會很大。
(五)相關產業
主要包括建筑行業、建材行業、家電行業、裝修行業及其他一些行業。房地產行業的發展很明顯會促進這些行業發展,房產開發給予建材行業影響建筑行業影響。而裝修行業等在房屋建好之后獲得更多的工作獲取更多利益。
二、房地產市場價格變動對房地產紅利的影響
(一)房價
隨著房價的上漲,政府作為高房價造成的高房產稅收的征收者,自然會從中獲取一定的現時利益,從長遠來看,由于房奴們背負著沉重的房貸,會嚴重抑制內需,不利于經濟轉型,會使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造成嚴重社會問題。
在房價持續高漲的情況下,房地產開發商、炒房者、建材企業在這場房價熱戰中獲取的紅利不斷增加,隨著房價的上漲,開發商開發住房的成本雖會有一定程度的上漲,但總體情況是成本的上漲幅度低于房價上漲的幅度,同時土地讓出價格相對而言是比較低的,所以開發商在一定程度是房產紅利的受益者。
(二)租金
房地產一部分是用來投資的,投資的一部分是用來出租以獲得租金收益的,因此租金的變動對房產紅利會有一定的影響。租金高的時候,房產對投資人帶來的紅利是增加的,同時租金又會對投資意愿有一定的正向影響,從而又推動了房產紅利的產生。
(三)土地價格
土地價格影響房地產商的開發意愿,進而影響炒房者、建材家居市場等企業和個人的紅利,影響政府的利益。土地價格的變動對房產紅利的影響不是單一的,房價上漲導致地價上漲,地價上漲同時又會造成房價上漲,它們之間的影響是互相的。
三、宏觀調控政策下房產紅利的重新分配
(一)宏觀調控對房產紅利各主體的紅利分配影響
從大的環境分析,國家宏觀的政策方向是保持房地產積極健康向上的發展趨勢。新一輪的宏觀調控將使房地產開發企業面臨優勝劣汰的局面,但對資金雄厚及品牌開發商有利。宏觀調控以鼓勵開發中小戶型為主,中高檔大戶型的購買行為將受到限制;小戶型產品市場供應量巨大,市場競爭非常激烈;高檔大戶型由于其目標客戶群具有較強的支付能力,宏觀調控對其紅利影響不太大。
在國家宏觀調控政策下,對于一些資金薄弱、根基不穩、消費者認可度低的房地產開發商所獲紅利會在一定程度下降。而對于炒房者來說,宏觀調控對紅利的影響可能會有消極的一面,宏觀調控政策一定程度上會使房價上漲幅度降低甚至會使房價有一定的下降,這就導致炒房者的投資收益可能會有一定的減少,當然對于投資需求市場較大的地方總體還是有紅利可圖的。
(二)恰時的宏觀調控政策影響紅利分配
國家宏觀調控必不可免,隨著房價的持續高漲給了國際游資以可乘之機,大量游資進入中國房地產業享受著人民幣升值以及房價升值的雙重利益,這就等于給中國經濟埋下了一個不定時炸彈,一旦人民幣停止升值并開始貶值,房價不再上升時,這些游資極有可能同時撤離,其危害程度跟房產泡沫成正比,因此要降低游資對中國經濟的沖擊而在目前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減的情況下,一定要宏觀政策調控到位,控制住房價,減少國際游資紅利。
四、如何構建合理的房地產紅利的分配制度
通過給紅利各主體提供有用的建議,使其更好地抓住紅利商機,從而使紅利更加合理的分配到各紅利手中,也因此實現我們構建更合理的的房地a紅利分配制度的美好愿想。對各紅利主體的建議如下:
(一)對政府的建議
堅持房地產業調控,促進房價合理回歸、增加供給、打擊房地產投機行為、老“四限令”轉變為“新四限令”(限制利潤、限制囤地、限制炒房、限制閑置)、走出“土地財政”怪圈。土地資源是有限的,應當確保可持續發展,改變傳統的單一追求GDP的發展觀念,竭澤而漁式的“土地財政”已不再適合現代社會的發展理念。
(二)對消費者的建議
積極關注房產信息,轉變住房觀念,盤活二手房和租賃市場。市場交易中有句俗話:買的沒有賣的精。說的是在購買者和出售者之間,買方相對處于信息的弱勢方,出售者總是想方設法裝飾出售商品的形象以期最大限度抬高出售價格。另一方面,消費者要轉變心態,改變傳統的一套房屋住一輩子的置業觀念,解決住房問題不僅僅可以通過購買新房的途徑,二手房、租賃業也是一種可供選擇的方式。
(三)對開發商的建議
認清形勢,提升社會責任感,增加房產供給的流暢度。這次對房地產的宏觀調控,已經上升到政治高度,在持續不松懈的政治干預調控形勢下,開放商與房地產其他從業人員要清醒地認識到這次調控的政治意義,考慮問題的態度要從大局出發,而不能只是從局部市場、局部利益和小企業利益來理解目前的國家地房地產的態度,保持與目前國家輿論一致的方向才是正確的選擇。
(四)對投資的總體建議
在一個城市買房,買的就是這個城市提供給你的良好的就業機會與商業機會,便利地獲得這個城市及房子周邊教育、醫療、生活、娛樂與交通等等公共服務的機會,這才是真正買房的目的,也就是說房子除了住的功能之外的其他功能才是支撐房價的主要因素,而這些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務的不斷增加的機會就是房子的投資價值。因此房子的周邊未來會有配套設施的增加,那么這樣的房子就有升值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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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一、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宏觀調控的作用
區域經濟發展的基本是要靠市場經濟的運作,通過市場機制進行基礎性的調節,使各運行機構效率得到提升。宏觀調控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處于整合的角色,是對市場機制的再次調節,主要目的是促進市場經濟發展中的公平性。對于經濟發展來說,資源配置可按照市場運行規律自行調節,但是,如果僅依靠市場機制來調節,會造成資源的嚴重失衡,導致區域間發展差距擴大,對于區域經濟的發展顯然是不利的,而且,無法達到國家集中開發區域的任務,不利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在調控過程中,如果政府不遵守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一味的追求公平和資源平衡配置,也會影響著區域經濟的發展速度和資源的利用效率。同理,如果只是追求發展的速度和效率,忽略資源的平衡配置,也會導致區域發展差距的不斷擴大,進而引發各種社會問題,不利于整體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因此,在資源相對薄弱的區域內,政府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作用,運用各種手段,兩方面共同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問題,達到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從而達到社會的相對公平,實現相對的共同富裕目標。
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通過必要的宏觀調控是十分重要的,但必須要認清二者的互補關系,共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一方面是遵行市場機制的運行規律,一方面是積極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對區域內相對薄弱地區進行幫扶,使區域內資源配置達到均衡,逐步縮小區域差距,使區域內經濟能夠整體快速提升。
二、宏觀調控在區域經濟中運行模式
1.區域經濟中宏觀調控對象
區域從概念上說相對比較模糊,現階段我國主要以行政管理為基礎的區域,如省級經濟區域。而對于區域經濟中宏觀調控對象來說,應該是全國內的經濟區域。一方面,從我國國家性質來定,在經濟決策中,政府占據決定權。以省級為經濟區域與行政劃分相對符合,在調控中具有集中優勢;另一方面,是由我國財政體制所決定,各省級政府都有一定財政支配權,使省級政府具有很強的調控能力,對于區域經濟發展能夠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最后,省級經濟區有很完整的基礎設施和經濟規模。
2.區域經濟中宏觀調控主體。
區域經濟的宏觀調控主體,在我國基本上分為兩個部分,一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在區域經濟宏觀調控中,中央政府作為主導地位,地方政府是區域經濟宏觀調控中的重要組成部門,也是實際的執行者。這主要是由于中央政府相對于地方政府具有更高的權威性,從資源和政策上都能給與區域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源,這是地方政府所不可匹配的。在宏觀調控過程中,地方政府要在與中央政府的區域宏觀調控的前提下,積極完成地方應盡的權責,從而才能達到宏觀調控的效果最大化。但實際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局部利益,與中央方針相違背,在宏觀調控中,地方政府即是執行者,又是被調控者,所以,必須重新對地方政府在區域經濟宏觀調控中的角色定位。
3.區域經濟中宏觀調控目標。
區域經濟中宏觀調控目標與整體的宏觀調控的根本目標是一致的,都是保證經濟的平穩增長,保證公眾分配的公平性,促進就業達到共同富裕。但從區域經濟宏觀調控來說,它直接所要達到的目標,是實現是協調區域分工與協作配合,達到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區域分工與協作配合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這也是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是區域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安排的主要根據。在我國近年的發展過程中,出現很多區域產業結構雷同,區域內分工不明晰,區域經濟保護嚴重等問題,這些都造成了資源的重復浪費,不利于區域經濟的長久發展。只有通過實際考察分析,確定各區域所具有的優勢,明確在整體分工中所處于的位置和作用,才能突出區域特色,提升發展速度,達到區域資源的宏觀配置效益,實現經濟的協調發展。
4.區域經濟中宏觀調控手段
對于區域經濟宏觀調控手段,主要以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等經濟杠桿來調控,能夠直接影響經濟主體,并直接作用于宏觀調控的對象,達到宏觀調控目標。在實際運行過程中,通過開設調整財政、金融政策,并開展產業規劃,已經能夠很好地做好宏觀調控工作。其中,區域產業發展規劃,對于區域經濟發展將產生重要的作用,而規劃的制定,主要隱居區域經濟現狀及其未來發展趨勢來定,并輔助于政策手段加以實現。當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盲目開發、重復浪費等一系列問題,給區域統籌發展帶來很多問題。因此,在以后的發展過程中,要對各區域的經濟、社會、自然等各方面進行系統、科學、全面的考察研究,使各區域產業發展規劃不僅滿足與本區域經濟發展需要,也滿足與整體經濟發展規劃,使每個區域都有自身的定位于功能,使生產力得到最優化,推動各區域協調有序共進。
三、提高區域協調發展的宏觀調控策略
1.各種調控手段共同推進。
區域協調發展的宏觀調控,需要各方面的支持,不僅包括國家的產業結構規劃,還有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稅收政策、產業政策等多種調控手段的結合,達成一個調控體系,才能使調控效果更為明顯和有效。
2.協調互動共同發展。
區域協調發展需要各區域協調互動,充分發揮政府在區域宏觀調控的職能,統籌各區域協調發展,打破區域間的壁壘,是市場統一建設,建立市場合作、互助、扶持機制,實現區域發展資源的優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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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新常態;宏觀調控;結構
一、我國經濟新常態下的運行特點分析
在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常態的重要階段,而新常態主要表現為對經濟結構的優化,從而適當的降低增長速度,改變傳統的高速增長模式,逐步升級為中高速增長,從而實現要素的進一步創新驅動。在新常態下要不斷進行探索,從而對經濟發展規律有一個客觀明確的判定,在與新常態下發展趨勢的相吻合和適應過程中,不斷深化其引領及提供導向的作用力。通過對速度、結構和動力的科學辨析,明確其中的關聯性,并在經濟新常態這個大環境下,對宏觀調控特點進行探究和分析。
隨著經濟新常態發展步伐的加快,其模式也并非一成不變的,而在這個過渡階段,主要表現為我國經濟不斷的發展和變化,這也使得我國經濟的運行特點可以初步展現,并能夠對未來發展趨勢有一個客觀的把握。而在新常態下,具體的經濟運行特點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首先在剛開始步入新常態經濟后,潛在的增長率為7%左右。在增長動力方面,以往主要通過要素投入及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開始更為側重于后者,此外在對全要素的生產率進行提升的過程中,進行部門內優化,主要采用優勢劣汰機制,這使得依靠部門之間的要素轉移得以改變。在未來投資增值可能會出現速度放緩和下降的情況,雖然目前在增長貢獻方面,全要素增長率其貢獻份額一直上升,但就自身而言卻是下降的,由此使得經濟增長速度要大大低于高速增長階段。
二是我國自身消費以內需來拉動經濟增長,從而做出更多的經濟貢獻。我國為全球最大的制造品生產國,當然這也離不開外需對我國經濟的拉動作用,但由于我國制造的能力擴張速度已經遠遠超過了全球消費的增長速度,這樣就會造成外需拉動作用的降低。而一些發達國家通過出口導向戰略、再制造化等政策的提出,無疑對我國國家市場份額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隨著我國生產要素如技術、勞動力等資源價格不斷提高,使得我國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大大下降。從而開啟了經濟新常態,為了推動我國經濟能夠呈現出中高速的增長,內需的拉動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在我國不斷向一些走在前沿的國家學習和追進過程中,適當的降低放緩速度可以有效降低資本邊際效益的對沖能力,而投資增速和收益都在下降,這也造成消費內需所占的比例不斷提高,而消費群體以不斷擴充的中產階級為主要力量,從而為我國經濟貢獻出更多的力量。
三是服務業發展速度提高,推動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我國在制造業方面放緩了擴張速度,越來越多的相關企業開始重新探索,轉變傳統觀念,將發展的重心轉移到了微笑曲線的兩端,伴隨著與生產業的逐步融合,從而有效的提高自身的競爭力,擴大盈利模式。由于經濟發展到該階段,人們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開始追求文化娛樂、健康休閑的高端生活體驗式服務,正是需求的提高使得服務業得到釋放,我國在服務業其商業模式也將趨于更為成熟化的發展模式。充分發揮我國人力資本的優越性,從而使得在進行承接服務外包業務其范圍得到進一步擴展。
二、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取向
在經濟新常態的大環境背景下,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著更多的風險和挑戰。我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對于戰略機遇沒有做出一個合理的判斷,從而無法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這一基本面。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世界多極化的不斷深入,盡管給我國的經濟發展營造了一個良好的國際大環境,但各國之間仍然存在著極為復雜的國際關系、大國之間的博弈等外部風險仍然有著強大的危害力。如美國進行經濟復蘇其形勢在不斷的好轉,房地產、非農就業等指標在不斷改善提高,而歐日的經濟出現了徘徊,受到德法意這些大國的壓迫,通縮壓力的不斷提高,盡管日本的經濟曾出現過短期的復蘇,但就長期的政策和動力源不足,從而使其經濟發展前景并不樂觀。
我國的經濟發展在新常態下,主要面臨著這樣兩大難題。一方面世界經濟正在發生著更為深刻的調整,主要是以美國等發達國家為代表來不斷推進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以及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通過大國之間的貨幣互換,將對我國更為深入的融入經濟全球化帶來了新的挑戰。另一方面,新的科技革命也在醞釀之中,至此帶來的產業革命勢必會出現新的商業模式和投資機會,這往往都是對傳統產業的一種顛覆和毀滅性的沖擊,甚至會對當前的產業體系造成威脅。由此可知經濟新常態既是一種機遇又是一項挑戰。
三、經濟新常態下宏觀調控的創新性政策
針對當前我國經濟新常態下的挑戰與機遇,需要對宏觀調控的政策進行一個合理的調整和判斷。
1.質量型增長目標的轉變
當前我國正處于中低等收入邁向高等收入的關鍵階段,經濟發展的目標也更為多元化,對于增長速度約束條件也在不斷提高。為此在進行目標設定的增加時,要將數量逐步轉變為質量,從而實現我國經濟新常態下的良好運行。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人口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新增勞動力也顯著減少,并且效益目標趨于穩定,物價平穩,針對當前這些現狀,要想提高就業、收入及企業的利潤,就需要依賴于效益性指標,保持物價平穩,拒絕風險的累積,從而可以認定這是處于潛在的增長水平。
2.通過改革來激發市場活力,提高市場動力
在改革深化過程中需要創造有利條件,可以針對傳統領域中所存在的國有壟斷和行政壟斷情況,來實現更多領域的開放,從而打造出可以為民間資本進行投資,更為廣闊的平臺;此外,簡化申請及行政辦公的流程和手續,推動簡政放權,這樣可以進一步優化行政審批步驟,為更多的投資創業者提供更大的便利。針對企業中出現的收費、檢查等活動及事項,要秉承公平公正公開的態度,實現透明化及規范化,減少和避免政府進行自由裁量,這樣一個寬松的環境必將促進中小企業的進一步發展。提過這些民間資本、高素質人才資源優勢的發揮,可以推動改革的不斷深入,從而為國家創造出更多物質財富的同時,還可以滿足精神上的需求。
3.切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為可持續增長創造條件
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為失業的人員提供最為基本的生活保障,這也是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一項重要的基本保障。完善職工的培訓體系,為下崗職工提供更多的再就業機會。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有效避免勞動力的流失,從而有效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
四、結束語
中國經濟邁入了“新常態”,主要體現在技術進步方式的多樣化、生產成本的不斷提高,投資收益率的下降等因素。而這凸顯出經濟增長率的降低,很容易出現“滯脹”,就業壓力相對減小,產業在結構發展中也逐步轉化為知識密集型,而且更加強調自主研發,該部分需求所占比重不斷提高。我國應該順應當前的發展模式,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并不斷自主創新,從而達到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的雙擴張政策組合。主要指的是在對需求管理中,實行貨幣穩健或是小量緊縮、財政擴張的政策組合。根據目前的國內外經濟形勢,需要我國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刺激,但不能一味的提高經濟增長速度,應該將供給管理作為主體,輔助需求管理從而定向“微刺激”的政策體系,從而確保經濟增長及就業,推進結構優化調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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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上半年宏觀經濟運行數據顯示,今年二季度我國GDP增長速度在宏觀調控政策頻繁出臺的情況下出乎市場預期地達到了11.3%,整個上半年的GDP增速達到10.9%,與去年同期相比加快了0.9個百分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9.8%,比去年同期加快4.4個百分點,其中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1.3%,比去年同期加快了4.2個百分點。面對這樣一組宏觀經濟增長的指標數據,各界人士再次表達了對宏觀經濟過熱的擔憂與質疑。但令人欣慰的是,當前的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明顯的通脹和遭受“瓶頸”約束。從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來看,4月、5月、6月同比增長分別是1.2%、1.4%、1.5%,基本上在居民可承受的3%以內;而且,也沒有出現2004年那樣的“煤、電、油、運”全面緊張的供給“瓶頸”約束。例如,2004年4月發電量和貨運量增長率分別達到16.2%和16.3%,全國仍然出現19個省市的大范圍拉閘限電。今年1~4月份,全國雖然還有8個地區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現拉閘限電現象,但比去年同期的26個相比卻是大幅度減少,拉閘限電次數也只有去年同期的2.3%。因此,10.9%的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是高了一些,但是通貨膨脹率在3%以內,宏觀經濟的總量運行應該不會出現大的問題,“高增長、低通脹”的局面將繼續得以維持。
然而,我們應該清醒看到,上半年經濟運行的平穩局面是在宏觀調控政策持續不斷出臺與實施的情況下取得的。當前經濟運行中值得關注的突出問題在于結構失衡,并有愈演愈烈的態勢。主要表現在這幾個方面:
內部平衡中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過快。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9.8%,比去年同期加快4.4個百分點,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1.3%,加快4.2個百分點。數據表明,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比GDP增速高了近20個百分點,并且上半年的投資率(固定資產投資/GDP)高達46.33%。從國際上看,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20世紀50~60年代期間,投資率也只不過從1952年的21.3%逐步提高到1969年的35.6%;臺灣和韓國在經濟高增長時期的投資率都沒有突破40%。國際經驗表明,中國長期超過45%以上的投資率顯然是過高了,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問題。
經濟結構中的外部失衡加劇。目前,由于固定資產投資過高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問題,尤為突出的是導致了中國經濟嚴重的外部不均衡。在國內消費需求沒有得到明顯提升時,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過快導致的產能過剩在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由國外需求所吸納,從而導致凈出口不斷創新高,并進一步導致了國內的“流動性”泛濫。“流動性”泛濫反過來又助推了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增長以及我國資產價格泡沫的形成,從而使得今天的中國經濟運行呈現出“投資大、貨幣多、國際收支不平衡”相互交織的復雜局面。
因此,當前經濟運行的外部失衡以及“流動性”泛濫等結構失衡的根子是在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過高,使得中國經濟未來面臨三種選擇:一是在現有世界經濟環境不變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外部失衡和“流動性”泛濫局面進一步維持或加劇;二是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高投資率形成的產能釋放將轉向國內,在消費需求沒有更大起色時中國經濟將面臨“通貨緊縮”的威脅;三是如果目前中東局勢惡化,全球石油價格上漲時,中國經濟可能陷入“滯脹”局面。
緊縮貨幣政策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依然過快
面對投資增速過快以及由此而衍生出來的經濟外部失衡,央行今年上半年從貨幣的供給與需求兩個方向采取了包括“數量調控”與“價格調控”在內的一系列緊縮性貨幣政策。從資金的供給方向看,通過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和“央票”發行的力度以及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來回收過多的流動性,控制市場的貨幣供應。從資金的需求方向看主要通過提高貸款利率來提高資金的使用成本,抑制貨幣需求。
盡管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緊縮性貨幣政策,但是,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依然保持高位增長,可能的因素有:
多重貨幣政策目標,容易顧此失彼。當前,我國貨幣政策終極目標實際上包括經濟增長速度、就業、通貨膨脹和匯率。貨幣政策終極目標過多,容易導致目標間的相互沖突。例如,抑制投資過熱和維持匯率穩定這兩個終極目標要求央行執行方向相反的貨幣政策,從而導致貨幣政策決斷的非果斷性。
貨幣政策難以同時兼顧總量調節與結構調整。貨幣政策是總量調節工具,結構性調整一般由財政政策完成。目前的貨幣政策既要總量調控,又希望在結構調整上有所作為,從而導致貨幣政策“有勁使不出來”的感覺。比如說,貨幣政策實施時要考慮到“銀行的盈利性”、“企業的經營成本”甚至各個行業的影響程度以及各行業的就業等結構性問題,從而導致貨幣政策決斷中的猶豫不決。
投資成本過低。企業投資一般基于投資的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的比較。在目前國內產業結構沒有轉換升級、全社會生產技術并沒有重大創新和突破,投資的邊際收益率不可能大幅度上升。在當前的投資邊際收益率不變或下降的前提下,固定資產投資的沖動不斷加強的可能原因是投資的成本偏低。一是當前的流動性過多導致的資金成本過低,從而助長了信貸和投資的反彈。由于調節國際收支不平衡和防止熱錢流入的目的,維持了市場低水平利率狀態,2003年和2004年嚴格調控時期被壓抑的部分投資需求在“十一五”開局之年被重新激活、上馬。二是資源價格過低。目前,我國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等不可再生性的生產要素價格沒有市場化,與國外水平相比偏低,環境污染等成本外部化。因此,中國的工資成本、能源成本和環保成本處于偏低水平,重要生產要素價格被低估,再加上廉價的資金成本,使得投資在邊際收益率下降的情況下仍然有利可圖。
財稅體制的不適應。目前宏觀調控難以完全奏效的主要原因在于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基本上由地方政府主導,而后者強烈的投資沖動又來源于我國現行的財稅分權體制與中央、地方之間的事權分權體制不相適應。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后,財權不斷上收中央,而事權逐步下放地方,比如說原先由中央政府部門管理和提供經費的高等院校90%以上下放到地方政府管理,由地方財政負擔。1994年后國家財政收入中中央財政收入占比基本上都在50%以上,最近幾年則穩定在55%左右,而地方財政收入占比則只有45%;從承擔公共事務、提供公共產品的財政支出來看,地方財政支出在國家財政支出總額大約占到了70%。顯然,地方政府在公共事務管理以及提供社會公共品中陷入了財政困境,尤其是當前社會矛盾沖突的責任與化解都需要地方政府來承擔。面對這一難題,地方政府的選擇是通過增加固定資產投資、擴大生產能力來增強財政汲取能力,獲得多一點的財政收入。于是,各級地方政府之間處于招商引資的惡性競爭中,競相壓低重要生產要素成本,對利率等貨幣政策的低敏感性由此而生,固定資產投資處于高位增長的通道中。
著力調控固定資產投資過熱
由于外部失衡和流動性過多的根子在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過快,當前的貨幣政策宏觀調控不能被“流動性”過多等表面現象所迷惑,宏觀調控政策的重心和主要目標應該是“抑制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著力優化投資結構,防止資產泡沫的出現和發展”。
貨幣的“數量”調控與“價格”調控并舉。
當前,由于外匯占款導致基礎貨幣投放增加具有相當強的內生性,以及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的越來越不穩定,央行對貨幣供應量的調控面臨相當大的困難。于是,貨幣的“數量調控”方式受到了質疑,有人主張轉移到貨幣的“價格調控”。但是,價格調控要求利率、匯率的高度自由化以及貨幣市場中各種金融工具市場的貫通,唯此才能使央行調節的貨幣市場短期利率變動傳遞到貨幣市場的各個環節,并最終影響微觀主體的經濟金融行為。由于資金價格的非市場化、金融市場的欠發達、擔心“熱錢”的流入以及地方政府主導型投資對利率的低敏感性,對貨幣的“價格調控”方式不能期望太高。因此,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采取“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與“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并舉的調控方式比較合適。
一是進一步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8月份、9月份分別有2100億元和3200億元的“央行票據”到期,將增加基礎貨幣的投放。因此,下一步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力度還需進一步加大。
二是進一步提高存款準備金率。6月末,金融機構的超額儲備率為3.1%,雖然與去年同期相比低了0.65個百分點,但仍然為進一步調高存款準備金率留下了操作空間。
三是進一步提高利息率以及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彈性,提高“價格型”貨幣政策調控方式的力度。通過“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以遏制出口的過快增加,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淘汰“鋼鐵行業、建材行業、出口相關行業等行業明顯過剩的產能,減緩投機資本流入和外匯儲備增加的速度。
最近,全球有14個國家和地區的央行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基準利率,目前,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在6月28日第17次加息后已經達到了5.25%,歐元區的再融資利率上升到2.75%,日本于7月15日把隔夜拆借利率提高到0.25%。
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化使得國際投機資本的流向發生變動,6月份我國外匯儲備增長161億美元,其中,貿易順差145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54.39億美元,實際上6月份“熱錢”從我國凈流出38.39億美元。
可以說,目前是中國提高利率,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彈性,并允許市場在人民幣匯率決定上發揮更大作用的難得好時機。事實上,從去年人民幣升值以來中國進出口和對外經濟運行情況看,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彈性估計不會產生大的負面影響,不會對宏觀經濟運行產生大的震動。
四是加強對宏觀經濟金融形勢的分析與判斷,貨幣政策中間目標由目前的“點目標”轉為“區間目標”。從年初確定的貨幣供應量增長目標和信貸增長目標來看,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極有可能突破。 由于經濟運行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貨幣政策目標采取“區間制”可能更適合于我國目前的經濟金融現狀,貨幣政策的操作更具主動性、靈活性。
五是正確權衡貨幣政策的操作成本。從逆經濟周期的貨幣政策操作來看,經濟蕭條時的貨幣政策存在達到“帕雷托”最優的可能,而經濟過熱時的貨幣政策則一般是“帕雷托”改善,貨幣政策的實施在短期內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目前,有一種擔心央行加息和緊縮性貨幣政策導致企業成本上升,平均利潤下降。但是,平均利潤率并不等于所有企業的利潤率都相等并處于同一個水平。緊縮性貨幣政策淘汰的是生產技術落后、成本高、低效率的企業,因此,要生存下來必須增強自主創新和提高競爭力,這正符合在河南考察提出的“著力優化投資結構”的目標。
貨幣政策的“總量調控”與財政政策的“結構調控”并舉。
注重發揮緊縮性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以及提高利率、資金價格間接達到優化投資結構以外,還要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優化經濟結構中的直接調控作用。目前,在發改委公布的12個產能過剩行業中,只有水泥、煉焦等少數行業投資出現回落。1~5月,銅冶煉、煤炭、紡織、汽車行業投資分別同比增長78%、64%、45%和39%,遠遠高于城鎮投資總體增速。這說明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勢在必行。
篇6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微觀規制
中圖分類號:F10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4-0003-01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政府干預機制的要求
理論上,市場經濟是以交易自由化為要旨,倡導供求關系以市場自動調節為準,即市場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雖然商品市場會出現暫時的供大于求或供不應求,但是市場利用價格等調節機制最終會達到結構均衡。政府的宏觀調控是發展市場經濟必不可少的,它制定了利于國計民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的運用,是一個全新的嘗試,由于過去的市場經濟都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建立的,因此,這一嘗試需要摸索著前進。微觀規制的作用在這里就凸現出來。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存在著一些不足,那么就需要針對具體市場行為主體進行調控的機制。只有具體行為主體處于良好的運行當中,才能為整個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打下基礎。所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更加需要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的有機結合。
二、宏觀調控與微觀規制的有機結合
(一)宏觀調控的有效開展
1.作為政府用來調節市場行為的主要方式,在運用宏觀調控時要注意行政手段、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結合。行政手段的特點是具有權威性和執行性,因此調控的效果很好,但是只能在短時期內使用,并且在運用時要尊重客觀經濟規律,否則就會造成市場的結構失衡。經濟手段是一種相對比較溫和的手段,尊重市場機制的成分很大,利于市場自身發展的程度較高。法律手段是三種手段中最強硬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既要滿足市場經濟“市場調節資源配置”的要求,還要維持“政府調節資源”的實際,這一手段的運用是必須的,但不是最好的。只有將三種手段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良好而高效地運行。
2.宏觀調控要“與時俱進”。面對當前中國市場全新的特點,宏觀調控要“與時俱進”。國際國內金融危機的影響,對宏觀調控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不僅要提高調控的頻率,拓寬調控的范圍,還有加大調控力度。頻率上,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宏觀調控工具的運用頻率,還有及時地優化信貸結構,為保持經濟平穩有效地增長提供良好的支持;范圍上,由于經濟危機的國際化傳導,我們要增強對出口相關政策的調整,還要加強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力度上,大規模地增加政府支出和實施減稅,是重要的調控方法[1]。
(二)微觀規制的合理運用
1.將經濟性規制和社會性規制結合起來。經濟性規制主要是規制具體的某一行業,社會性規制從社會整體范圍上出發,面向全社會的企業和消費者。經濟性規制以保證經濟有效率地運行為目標,而社會性規制是要實現社會秩序的穩定。經濟性規制是社會性規制的基礎,做好了每一行業的企業行為約束,就利于社會整體性的規制;同時,社會性規制搞好了,為經濟性規制打下了堅實的后盾[2]。
2.進一步改善微觀規制。這里的“改善”,包括規制的范圍、力度以及方法。目前,中國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比如,以前只有《反不正當競爭法》,沒有規定要設立反不正當競爭的專門機構或部門,而現在有了《反壟斷法》明確規定政府必須設立反壟斷的專門組織和機構[3]。
(三)宏觀調控與微觀規制的有機結合
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各有特點,一個“大處著手”,一個“小處著墨”。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代表國家,整個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完全依靠市場來調節資源配置,是不現實的,還需要政府的適當干預。政府的干預,要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兩手抓”,且“兩手都要硬”。一方面,因為市場是由很多具體的經濟主體組成的,對于市場的干預最重要的是要落實到對具體經濟主體的約束,即微觀規制;另一方面,微觀領域的市場規制并不能適應主體構成的市場,市場結構、就業、收支平衡等總量問題,需要宏觀調控。也就是說,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一體”的“兩翼”,保證了“兩翼”的“完好無損”,才能使整體“翱翔”,即保證了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的有機結合,才能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提供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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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根據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2年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353480億元,同比增長7.7%。其中,一季度增長8.1%,二季度增長7.6%,三季度增長7.4%。中國經濟增速連續7個季度下滑,并在2012年二季度出現3年來首次破“八”,所有的數據都鮮明無誤地指向一個事實:國內宏觀經濟不容樂觀,三經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經濟運行面臨的困難和風險不可低估。在2011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和物價上漲壓力并存,我國的2012年經濟工作的核心,由2011年的控通脹為先轉向穩增長為先。“穩增長”主要是強調經濟平滑下行,重點防范經濟失速的風險和波動,這也意味著政府不會像以往那樣采取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應對目前經濟下滑的局面。
二、原因分析
中央之所以提出“穩增長”在筆者看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國際金融危機導致我國外貿減速,加大經濟下行風險
2008 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已對全球經濟產生了重大沖擊。然而國際金融危機并未過去,2009 年底以來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可謂是全球金融危機的延續和深化2012年。美國和日本同樣面臨政府債務負擔率過高的財政債務風險。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高,歐盟、美國等國家皆為我國重要貿易伙伴,一系列的債務危機勢必會影響到我國的對外貿易。
(二)過度投資,產能過剩
近幾年來我國以政府為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不斷膨脹,大量工業以及重復的基礎設施項目投資過度導致鋼鐵、水泥等行業產能過剩,生產能力利用率偏低。
(三)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下降
中國目前在全球產業鏈布局中,主要處在資源、勞動密集的制造業環節,對物質資源投入的要求較高,資源大進大出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導致了大量的資源耗費和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環境承載能力下降。
(四)人口紅利逐漸消失
在過去的40多年,中國經濟尤其是制造業極大受益于人口紅利帶來的廉價勞動力成本,勞動力成為在土地、技術、資本等要素之外驅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近些年由于生育率繼續下降等原因我國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
(五)產業結構發展不平衡
我國的產業結構的現狀主要體現在:農業基礎設施仍然薄弱,農產品品種、品質結構尚不優化,農產品優質率較低,農產品加工業尚處在初級階段,農產品區域布局不合理;第二產業總量擴張明顯,但處于全球價值鏈底端,產業升級面臨困難,產業研發投入不足,技術創新能力差;第三產業比重太低的同時結構層次低、附加值太低、缺少現代服務業。發展模式盡管在一定時期能夠獲得較高的發展速度,,卻不利于經濟的穩定可持續發展。
(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斷拉大,主要表現在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地區收入差距拉大、行業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影響社會穩定、消費需求、產業結構調整等,從而不利于經濟增長。
三、宏觀調控政策績效評價
鑒于目前面對極其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和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中央雖然提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然而,就從目前我國出臺的貨幣政策來看,仍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過去30年,我國廣義貨幣M2的年均增長率為17.5%,遠遠超過10%的經濟增長率。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4萬億”財政刺激計劃后,使得2009年M2的余額達到60.6萬億元,比上年末增長27.7%,比GDP高19個百分點,M2占GDP的比率位居世界第一。2012年年初以來,中央銀行已兩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兩次降息,貨幣政策事實上已偏向“適度寬松”。
就財政政策而言,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意味著政府通過減稅和擴大政府支出來刺激經濟的發展。從短期效果來看,積極的財政政策對刺激經濟的增長有一定的效果,然而過于依賴現行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首先,長期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會導致赤字和債務規模過大,增大金融風險。其次,政府過度投資導致投資邊際效益遞減。由于國債投資大多為基礎設施建設,過長的回收周期和過低的投資效益,使得投資難以回收,投資的邊際效益已經開始遞減。第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由于政府支出的增加私人的投資和消費支出,這對經濟的發展是不利的。
四、相關建議
促進經濟穩定可持續發展,在筆者看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調整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目前,我國經濟效益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的扭曲,導致經濟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因此要實現經濟的穩定可持續發展,就要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健康發展,實現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二)適度抑制大型基建投資的速度與規模
“穩增長”不可能靠低效率的重復投資,不可能靠低水平的產能擴張,因此應該適度抑制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的速度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從而實現經濟的 “穩增長”。
(三)增加國民收入,擴大內需
當前在促進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外貿出口表現受國際經濟復蘇緩慢拖累,國際國內投資放緩,消費成為拉動GDP增長的著力點。未來要更加立足于國內需求,通過“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提高國民收入,重視改善民生,這是我國經濟平穩向好的內生性動力和根本立足點。
篇8
2011年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后,地方法人金融機構更加注重信貸結構的優化,根據實體經濟的需求均衡適度放款,將信貸資金投向實體經濟并充分體現“有扶有控”的要求,充分發揮了信貸資金的有效性。截止2011年6月底,轄內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向侯馬商貿流通行業發放新增貸款7425萬元,同比增加2290萬元;向“三農”發放新增貸款5541萬元,同比增加2690萬元;向中小企業發放新增貸款7935萬元,同比增加1240萬元。
二、增強了地方法人金融機構成本核算意識,促進農村信用社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
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使地方法人金融機構信貸投放更加合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意識更加突出,改變了以往單一的以存貸款業務為主的經營方式,加入了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開立了乙類債券托管賬戶,成為了乙類成員;嘗試理財產品業務的推出,業務經營更加多樣化。截止2011年6月底,轄內農村信用社在共辦理債券業務55筆,累計發生金額458449萬元,收益143萬元。此外,在下半年還積極準備推出理財產品,實現贏利模式多元化,目前農村信用社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的意識正在逐步增強。
三、執行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政策,緩解了地方法人信貸資金緊張的壓力
自2011年6月20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后,轄內農村信用社執行15.5%的存款準備金率,收回地方法人流動性資金58395萬元,通過實施差別存款準備金動態調整政策后,經人行太原中支認可,獲批下調1個百分點的政策優惠,現執行14.5%的存款準備金率,在銀根普遍收緊的態勢下,爭取到3768萬元的寶貴資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信貸資金緊張的壓力。
四、緊縮性調控造成農信社籌集資金成本的上升
一方面是央行連續的加息,基準存款利率上升,資金成本明顯上升。據統計分析,2011年1-6月,侯馬市農村信用社一年期存款利率為3.5%,同比上升1.25個百分點。另一方面是由于融資環境趨緊,民間借貸趨于活躍,不僅民間的閑散資金從事民間借貸,甚至部分居民提取存款進行民間借貸,導致吸收存款難度加大。據對侯馬市5戶企業抽樣調查顯示:截至2011年6月底,民間融資同期增加215萬元,增長7.56%。
五、緊縮性調控導致農信社盈利能力受到制約
從緊的貨幣政策重點調控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信貸擴張能力,作為近幾年快速發展的農村信用社,影響尤為明顯。對于以存貸利差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農村信用社來說,從緊的貨幣政策帶來的必然是盈利能力下降。據有關部門估計,侯馬市農村信用社2011年將比上年減少利息收入2000萬元,下降11.1%。
六、緊縮性調控帶來農村信用社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能力的降低
侯馬市農村信用社以農業和中小企業為主要客戶,由于農業的弱質性,主要的利潤靠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在保證農業信貸支持的前提下,只能壓縮減少對中小企業的授信,導致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服務不能如期提供,從而導致部分中小企業客戶流失。截至6月末,全市農村信用聯社向中小企業貸款較同期少投放5000萬元,流失客戶50余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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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調控 消極經濟管理 積極經濟管理
中圖分類號:B032.2文獻標識碼: A
宏觀調控
1.1經濟調控現狀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其基本的運行模式可謂已經漸趨完善與成熟。我國經濟的發展一般來說,有兩只看不見的手在一直進行著調控。看不見的手,市場調節,與看得見的手政府的宏觀調控,兩種調控手段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二者共同促進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今天我們所要講到的消極宏觀經濟管理與積極宏觀經濟管理主要是針對我國政府的宏觀調控來說的。我國政府為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有必要對我國的經濟運行進行宏觀調控,不過對于不同的經濟發展態勢,以及遇到的問題的不同,所以我國政府在調控的過程中也會根據實際的需要來采取消極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或者是積極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
1.2宏觀經濟管理
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現狀,我國政府在采取宏觀調控實現其經濟只能的時候,應該與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密切的配合,不可使二者之間產生了矛盾,這樣只會阻礙我國經濟的發展。所以宏觀調控的時候,應該不僅看清當時我國經濟發展的態勢,還應注意到市場調節的程度及成果如何,然后才能確定我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是應該采取積極的宏觀經濟管理還是消極的模式。
1.3消極宏觀經濟管理
首先講到的便是消極的宏觀調控經濟管理,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態勢面前,為配合市場的調控與發展,我國政府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然而在有所為的過程中,對經濟的調控也應該有個合適的度,來實現其經濟職能。在宏觀調控的過程中,并沒有太強力的對經濟的發展態勢進行干涉,或者更多的政府采取有所不為的措施,亦或是對此階段的經濟發展中市場調控有了更多的依賴。這就是我們要提到的消極宏觀經濟管理了,一般情況下,政府會采取消極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大多是在經濟發展較為平穩,并且沒有遇到太大的風波跟問題,只在市場的調控下,便能很好的醋精經濟的發展。所以此時的政府不用對經濟的發展有太多的宏觀調控,為了更好的維持經濟發展的態勢政府大多會采取消極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
1.4積極宏觀經濟管理
然后要講到的便是宏觀的經濟管理模式,通過上文我們可以知道,政府在實現宏觀調控的時候,要與看不見的手,市場調節來相互配合,共同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市場調節對經濟的發展有極大的作用,不過市場調節也不是萬能的,再很多的時候市場調節會出現失靈的狀況,所以在這個時候如果政府還采取消極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只能讓我國的經濟變的更為糟糕。因此,這個時候就是政府宏觀調控實現其作用的時候了,政府應該采用積極的宏觀調控模式,對經濟進行大力的規整和指引,以引導我國經濟回到正常的運行軌道。
消極與積極不同適用范圍
2.1宏觀調控方面
在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現有態勢下我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當然政府宏觀調控的內容,不管是積極的宏觀經濟調控,還是消極的宏觀經濟調控,都是包含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我國的對外貿易管理,對外貿易較為復雜,僅靠市場調控,有較大的不足,所以應該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進行。還有便是,外資的利用以及對外的投資,在匯率方面對外匯的管理,以及國際收支的管理。在經濟發展的對外方面,市場的調節有太多的局限性,特別是在有些國家不正當的經濟競爭面前,市場調節甚至會出現失靈的情況,所以在此情況下,就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另外便是政府對內經濟發展的調控了,首先便體現在國內經濟增長的調控,然后便是對于國內的產業政策,以及維護我國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和政府制定的貨幣政策,然后為避免市場的混亂,還會包括市場價格政策,為控制失業率,還會包括就業政策。這些都是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來實現其經濟職能。當然對于國內,政府的宏觀調控,還應包括,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管理。
2.2不同適用范圍
一般來說,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中,消極的宏觀經濟管理與積極的宏觀經濟管理會有不同的適用范圍,不管是在內的經濟管理還是對外的經濟管理。在對外方面,如果世界的經濟總體發展平穩沒有太大的世界經濟風浪的出現,并且我國與世界經濟的貿易渠道正常進行,那么對于我們國家的宏觀調控來說,應該采用消極的經濟宏觀管理,不用太多的干涉其發展。不過當我國的對外經濟面臨較大的危險,比如過度的貿易壁壘,或者世界上出現了范圍較大的經濟危機或者金融風暴,那么就應該是政府采用積極宏觀經濟來應對。國內的經濟發展情況亦是如此,國內經濟平穩的運行,人們安居樂業,那么政府就可以采取消極收縮的調控,由市場來更多的調節。如果我國經濟市場中出現了一些不良因素,哄抬物價,惡意炒作等,就需要政府采取積極宏觀經濟調節模式來維護經濟的健康發展了。
總結語:通過本文的介紹,我們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我國政府在實現其經濟職能時,所采用的的兩種形式,消極宏觀經濟管理與積極宏觀經濟管理的具體內容。透過這兩種基本的經濟管理方式,我國政府在穩定我國經濟平穩運行,促進我國經濟健康發展方面有著極大的影響力。 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所以說,雖然消極宏觀經濟管理與積極宏觀經濟管理都是政府宏觀調控的具體方式,不過這兩種方式卻是有不同的使用情況和范圍。因此這就考驗了我國政府在對待我國經濟形勢面前,應該理性的做作判斷,以更好的對我國經濟發展提供指導,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平穩運行與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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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那末癥結在哪里?我以為,雖然中國的經濟改革已過26年,宏觀調控的概念自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上提出至今也近20年,但是我們還未完全認清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分別,進而還未有效地區分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與市場監管這兩種非常不同的職能。
去年5月,當代最重要的宏觀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盧卡斯來訪中國,正值政府的各項宏觀調控措施出臺。他在北京的一個學術會議上對此作了一句話的評論:中國出臺了這么多措施,沒有一項是宏觀政策,全部都是微觀政策。此言一針見血。
在現代經濟學中,宏觀經濟指的是總量,如政府的總支出和總收入、貨幣的總供給、GDP的增長率、勞動就業率和失業率,以及影響整體市場的價格參數如利率、匯率等等。不僅僅企業屬于微觀范疇,而且某一行業(比如汽車、房地產)、單個市場(比如鋼材、電)都屬于微觀范疇。這一概念上的區分直接引出政府在市場經濟中職能的分野:宏觀調控指的是政府有關財政、貨幣、匯率等調整總量的政策;而市場監管指的是政府對企業、行業或單個市場的規制。當盧卡斯聽到政府旨在對原材料、房地產、銀行貸款方向等的限制措施后,由此評論自然不足為奇。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實施宏觀調控和市場監管的手段是不同的。市場監管,比如對銀行的監管、對食品安全的監管、對電信業的監管、對土地的監管等等,涉及某個企業,某個行業,某個市場這樣的微觀層面,因此經濟的、行政的和法律的這三種手段都是適用的。而宏觀調控則不同。
不少人認為改善宏觀調控就是少用行政手段,多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我覺得這種提法不妥。首先,宏觀調控是不能用法律手段的。雖然我一直主張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但那是在微觀層面。事實上,我不知道有哪個市場經濟中的政府是用法律手段進行宏觀調控的。其次,經濟手段與行政手段之分并未觸及問題的本質。宏觀調控政策當然是由政府的行政部門制定和執行的,在這個意義上它是行政手段。但是政府應該是對宏觀經濟總量做調節(價格的或是數量的),而不是對微觀經濟活動做干預。
目前,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是對投資項目的控制。在市場經濟中,單個項目投資是微觀問題,是企業、銀行的事。投資項目審批既不屬于宏觀調控,也不屬于市場監管,它不是政府的事。政府的宏觀調控應該管的是投資總量,手段是財政、貨幣政策。在計劃體制中,政府直接管投資項目的審批。既然管了上項目,就也要管下項目;既然讓地方政府管了上項目,就也要迫使它下項目。通過控制投資項目來實現宏觀調控,造成“自我辯解”的惡性循環。如果宏觀調控不再通過對投資項目審批的控制來實現,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就走向成熟了。
宏觀調控中常聽到的一句話是不能“一刀切”。這話似是而非。首先,宏觀調控是政府對經濟總量的調節,對總量當然是“一刀切”的,無論是在數量上(財政收支、貨幣供給),還是在價格上(利率、匯率),都是如此。其次,市場經濟的精髓就是同一商品(比如同等風險的貸款)的價格(比如利率)要一律,因為它反映的是同一稀缺資源在全社會內的機會成本。根據這一“一刀切”的價格,企業和銀行自己作出不是“一刀切”的數量決定――上不上項目,貸不貸款。這是使資源達到有效配置的機制。如果由政府去決定不“一刀切”的數量,雖然立即見效,但是不可能有效率。
宏觀與微觀不分、宏觀調控與市場監管不分來源于計劃經濟。在計劃經濟下,政府對經濟無所不管。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政府職能必須做相應轉變。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與市場監管職能通常由不同的政府部門實施,前者通常是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后者則是其他部門。政府職能轉變歸根到底是政府治理結構改革的問題。政府治理不僅僅涉及到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也涉及到政府內部的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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