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的基礎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宏觀調控的基礎，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篇2

關鍵詞：中國糧食；宏觀調控；成效；問題；改革建議

中圖分類號：F76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2-000-01

近年來，我國的糧食問題已經成為了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國家為了保證農民的利益，滿足市場要求，維持健康發展，在2004年出臺了對水稻和小麥進行最低價格收購的相關建議。2008年，國家又針對農產品下跌的現狀出臺了臨時的政策措施，以便應對不斷發展的糧食價格和結構問題。但是，由于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根深蒂固，導致我國對糧食的宏觀調控政策還不夠完善，無法做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針對這樣的現象，國家有關部門一定要加強調控力度，改變銷售模式，優化管理結構，在保證宏觀調控良好成效的基礎上，不斷改進內部所面臨的問題，實現順利改革，加強國家對糧食的宏觀調控。

一、我國糧食進行宏觀調控的成效

（一）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促進了糧食增收。對我國的糧食價格進行宏觀調控，簡單來說就是政府運用臨時的政策手段，啟用收購糧食的最低價格，保證糧食價格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進行變動，從而不至于讓農民虧損的價格手段。具體來說，一是國家逐年提升收購的最低成本，從而保證糧食價格的穩步提升；二是，對糧食收購市場進行強有力的規范，并進行公開招標，進而提高糧食的最低價格。我國在實施這種措施以后，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糧食的最低銷售價格，提高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實現了糧食的增收。

（二）保證了糧食市場的平穩發展。我國在對糧食進行宏觀調控的管理之后，不僅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資金收入，還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糧食市場的平穩發展。新的政策是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進行的宏觀調控，能夠根據糧食市場的實際變化進行有效的調控，并在面對特殊狀況的時候，還可以啟動應急預案，一旦發生自然災害等現象，依舊可以及時對政策進行調整，從而保證糧食市場的穩步健康發展，深化內部結構。

（三）活躍了糧食收購市場。隨著我國宏觀調控力度的不斷加強，糧食市場的銷售和購買力度也得到了增強，市場主體價格基本上沒有出現劇烈的變化，使得經營風險得到了降低，許多人員進入到了市場內部，甚至形成了糧食產銷的“一條龍”模式。這在根本上活躍了我國的糧食市場，實現了糧食產業的穩步健康發展。

二、對我國糧食進行宏觀調控存在的主要問題

第一，市場的主體地位被逐步弱化。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嚴格堅持以市場為主，計劃為輔的管理策略，但是由于近年來糧食問題的嚴峻形勢，使得國家不斷提高了宏觀調控的比重，導致了市場職能的弱化。另外，新的宏觀調控政策一旦實施后，糧食的收購數量就會不受限制，導致政策性措施增多，而降低了市場的供求功能，甚至出現市場主體過度依賴國家政策的情況，影響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

第二，政策體制相對落后，無法適應新的發展要求。近年來，國內外的市場形勢不斷發生變化，氣候因素、政治原因、能源價格、金融行業的變化都會導致市場的不穩定性。單就國內來說，市場競爭日益加劇，自然災害時有發生，糧食發展的形式也在不斷發生變化，這些因素都導致了以往的宏觀調控政策跟不上時展的腳步。除此之外，我國沒有切實建立起通暢的運行機制，各級政府在糧食宏觀調控中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不能及時運行糧食的輪換管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管理的力度和有效性。

第三，宏觀調控的執行和保障能力減弱。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逐步進步，糧食市場內部的準入部門也不斷實現了擴充，這樣一來，糧食經營管理就變成了一個多元化的主體。因此，這些機構部門就會嚴重削弱宏觀調控的執行和保障能力，致使囤貨現象嚴重，糧食價格波動異常，影響市場的發展腳步，最終導致宏觀調控能力的下降。

三、對我國糧食進行宏觀調控的改革建議

（一）在基于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建立宏觀調控機制。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不斷發展完善，我國早已經擺脫了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實現了市場與宏觀調控雙向互動的新模式。無論體制怎樣變革，市場一定是起決定作用的，所以我國關于糧食的宏觀調控機制要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要充分發揮市場的平衡能力，從而穩定市場交易，形成穩定的“糧食價格穩定器”，完善市場交易。

（二）增強宏觀調控的管理和執行力度。我國有關部門在制定了良好的宏觀管理制度的基礎上，想要保證糧食管理的進一步有效落實，還要不斷提高宏觀調控的力度，繼續由中儲糧公司擔任政策執行的主體，發揮垂直管理的功效，從而保證政令暢通，增強控制力。

（三）適應市場發展需要，優化產業結構。想要保證我國糧食的宏觀調控力度，促進結構優化，就要不斷適應社會發展變化的新要求，在充分調研市場的基礎上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增加緊缺品種，細化內部加工。在大中城市適當的增加儲油規模，加強市場反應效力，提高供應能力，進行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補，從而發揮出整體的最優效果。

（四）切實加強糧食的收購工作。我國實行糧食宏觀調控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保證農民群眾的利益，穩定我國糧食價格，所以國家首先要抓好糧食收購，實現農民群眾的增收，穩定物價。對此，相關管理部門要深化落實好各項政策措施，細化內部工作，為農民的經濟增收提供有利的支持。強化為人民服務的意識，把農民的利益置于重要的位置上，面對不斷變化的新形勢，能夠及時采取新對策，進一步完善內部管理，健全監督機制，從而保證農民的切身利益。

參考文獻：

[1]朱滿德.中國糧食宏觀調控的成效和問題及改革建議[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1，32（04）：218-36.

[2]黃雪琴，馮泓.糧食利率——中國糧食宏觀調控實現事前調節的重要工具[J].當代財經，2002（09）：63-15.

篇3

 

關鍵詞：宏觀調控 能力建設 政策 

 

    從國際經驗來看，后發國家要在既有國際競爭秩序中取得優勢，就必須在引入市場機制的同時充分發揮政府對國民經濟的規劃組織和領導力。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就構成了我國國家整體競爭力的重要方面。對我國而言，宏觀調控能力就是緊緊圍繞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和諧社會的根本目標，在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各種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國際合作措施，保證國民經濟總量和結構均衡，保持國民經濟與社會又好又快穩健運行的綜合掌控能力。

今后15-20年，是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著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在此期間，以科學發展觀基礎的宏觀調控能力，是我黨執政興國能力的核心表現形式之一，而且，通過宏觀調控能力建設，有助于根除體制轉軌階段經濟領域的腐敗現象，增強人民群眾對國家建設與發展信心。因此，研究宏觀調控能力建設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宏觀調控能力建設面臨著歷史性的新挑戰

    2003年以來的本輪宏觀調控，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階段性成果，同時我國的經濟總量與結構正在發生著歷史性的根本變化，與改革開放以來前幾輪的宏觀調控相比，當前的宏觀調控能力建設面臨著一系列歷史階段性的新挑戰：

    其一是國民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的挑戰。眾所周知，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長期目標。當前，我國經濟市場化的水平越來越高，市場機制正日益發揮著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但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并成熟運轉，同時傳統管制經濟的機制在逐步推出，在此背景下，同時出現了諸多“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現象，宏觀調控時常面臨兩難選擇。

    其二我國經濟與社會信息化水平不斷提升的挑戰。現代信息技術開始廣泛應用于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對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模式正產生深刻的長遠影響，經濟信息數量隨之劇增，但其中不乏一些嚴重失真的信息，這些失真信息傳播開來很可能會沖擊市場經濟秩序，甚至衍生出無法控制的消極經濟“蝴蝶”效應。全面、準確、快速國民經濟運行信息的收集處理能力，在宏觀調控能力建設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其三是我國經濟的虛擬化的挑戰。縱觀當達國家的經濟結構，以股票交易、債券市場、期貨交易、外匯交易等為主要內容的虛擬經濟及房地產半虛擬經濟已經占有很大的比例。與2005年GDP相比，我國股票市值占GDP達到57%，但是以市場實際可交易的流通市值看，這一比值僅僅為14%。專家估計，當前美國的虛擬經濟規模是中國的20倍以上，日本的虛擬經濟規模也比中國大18倍，這說明中國虛擬經濟發展仍有很大空，。但虛擬經濟運行具有其獨特規律。毋須置疑，我國政府在調控實體經濟方面積累了大量的有益經驗做法，但在調控宏觀虛擬經濟方面總體來看仍然處于探索學習階段。

    其四是資源、生態狀況和環境日益惡化的挑戰。當前，我國現有的自然資源已大多難以完全由國內供應，相當一部分重要自然資源有賴于國際貿易，同時因改革深化各級政府直接調撥資源的能力受限增多，而且，隨著人口總量的持續增加和工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水資源供給和生態環境保持、恢復和改善面臨著空前大的壓力。宏觀經濟調控措施面臨著尖銳的長期與短期、局部與整體利益矛盾壓力。

    其五是經濟全球化的挑戰。我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已高達70%以上，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和產業分工中的重要一環。可以預見，我國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仍將繼續擴展，相關的國際經濟規范和其它國家的經濟波動與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也必然對我國的宏觀調控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同時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對這些國家和地區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這種互動效應帶來了我國宏觀調控措施的制定、出臺時機、過程監督、效果評估等一系列新的研究課題，我國的宏觀調控勢必要和相應的政治外交、國際協調結合起來。

    其六是和諧社會目標多元化的挑戰。和諧社會是我國中長期戰略目標，它囊括了社會、經濟、政治、地區、自然生態等多層面的和諧內涵，其目標是多元性的，這就使我國宏觀調控已經遠遠地超過經濟總量調控的范圍，肩負著調整各項失衡的重任，要求宏觀調控在重點關注經濟層面目標的同時，還必須顧及它層面的要求。

    二、強化宏觀調控能力建設的戰略選擇

    1．進一步明確宏觀調控的指導思想，強化其根本的目的性

    “權為民所有，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是我黨新時期執政興國的總體要求，一切宏觀調控能力建設和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都必須以此為立足點，宏觀調控能力建設必須時刻以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切身利益為歸宿，尤其是要避免使宏觀調控變成某些少數特殊經濟利益集團的工具，損害社會弱勢大眾的基本利益。2．進一步加強對基礎經濟信息的及時統計分析能力，準確地把握經濟運行的真實情況，增加宏觀調控的精確性。

    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化和市場化水平的提升，現有的國民經濟統計體系已難以獨自承擔國民經濟和社會統計工作，一些重要統計信息不夠準確、完整，個別指標與實際情況相比甚至出現嚴重偏差，必須進一步加快國民經濟與社會統計體系改革，整合工商、稅務、海關、金融、行業主管、司法等部門經濟類信息，引進有關國際組織、機構投資者、信用評級機構等第三方信息補充、完善。要廣泛采用現代信息技術，增加必要的財力投入，持續加強人員培訓、培養工作，全面提升基礎經濟信息的及時收集、整理分析能力，鼓勵各種行業經濟組織積極從事行業國內外信息搜集、整理工作，鼓勵社會公益性的調查研究工作。

篇4

論文摘要：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場基礎與制度條件方面的問題。文章從宏觀調控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通過比較內生安排與外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不同績效，給出了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通過對政策邊界的明晰界定，從理論上揭示了短期的總量穩定與長期的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如何正確地把握宏觀調控政策的問題。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二)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結束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宏觀調控中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進而拉動民間投資的增長，如果民間投資啟而不動而又長期依賴財政擴張，那么，一方面是政府復歸為投資的主體，而財政政策的擴張與收縮演變為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另一方面是財政擴張在長期的可持續性將成為嚴重的問題。

篇5

關鍵詞：

科學發展觀是指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這就要求我們改變傳統觀念，構建新形勢下的土地管理宏觀調控體系和科學發展新機制。土地管理作為宏觀調控的一部分，毫無疑問也會受到科學發展觀的啟發和指引。

一、對科學發展新機制中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原則的認識

土地宏觀調控是政府以土地作為手段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政策和措施的綜合。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同樣也使得我們對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原則有了全新理解和認識。土地管理是宏觀調控的一部分，因而，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也必須以宏觀調控的原則為指導。

首先，科學發展觀是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土地是人類生存的根本要素。然而，土地是一種稀缺資源，因而，無論是土地作為一種資源配置還是作為一種權利配置，必然要求公平分配。公平配置原則也就必然成為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原則之一。如在宏觀上，必須考慮土地在不同用途之間的分配公平。而在農用地內部，則要依據農村產業結構及其變動對土地的要求考慮如何實現耕地、林地、草地、農田水利用地、養殖水面之間的合理、公平配置。

其次，科學發展觀是全面協調的發展觀。土地資源是一種有限的重要資源，土地資源需求的增長性與土地資源供給的稀缺性之間的矛盾歷來是土地利用的核心問題。因而，公平配置后的高效利用成為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另一重大課題。所以，高效利用原則也將是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原則之一。

再次，科學發展觀是可持續的發展觀。人類社會生生不息，土地作為一種不可再生的有限資源，不僅要強調當代人之間的分配公平，更要重視代際之間的機會公平；不僅要重視當代人之間的數量分配的公平，更要重視代際之間在土地利用條件和環境之間的公平。因而，可持續利用和發展原則將是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又一原則。

原則是概括性地對事物特性的描述和總結，這也使得原則具有開放性。我們不能否認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中其他原則的存在，但公平配置原則、高效利用原則，以及可持續利用和發展原則必將成為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基本原則。

二．對科學發展新機制中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內容的認識

近年來，由于我國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傳統的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內容的宏觀調控發生作用的基礎發生了變化，已經無法滿足現實社會經濟宏觀調控的要求，這也催生了土地宏觀調控這一新課題。科學發展觀不僅要求“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同時也強調“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這也讓我們對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內容有了更系統的認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土地供應調控 。土地在我國是一種稀缺的國有壟斷資源和生產要素，土地供應的宏觀調控無疑是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最主要內容。建設用地總量是影響經濟發展速度和效益的重要因素，控制建設用地總量，是調控經濟運行的重要手段。建設用地總量調控主要通過編制科學合理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土地利用年度計劃來實現。

2、現存用量控制和潛在存量盤活的可持續調控 。土地是有限的不可再生資源，因而，解決有限的土地供應和不斷膨脹的土地需求之間的矛盾最主要的辦法還是節約和集約利用土地，這也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提出的本質要求。存量土地是指現有城鄉建設用地范圍內的閑置未利用土地和利用不充分、不合理、產出低的土地，即具有開發利用潛力的現有城鄉建設用地。國家通過與此相關的宏觀調控政策措施來實現用量控制的可持續調整。與此同時，國家通過鼓勵推進閑置土地清理和建設用地整理，加強城中村改造和舊城改造來實現潛在土地存量盤活的可持續調控。

3、土地資源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并重的統一調控

十七大報告在科學發展觀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建設“兩型”社會，離不開政府的宏觀調控。由于資源環境問題存在外部性，完全依靠市場無法達到資源配置最優狀態解決資源環境問題，需要將負外部性的社會成本內部化，以降低污染排放和資源濫用；將正外部性的社會收益內部化，使具有正外部性的環境友好產品和服務達到社會最優的供給水平，等等。由于傳統市場機制無法通過看不見的手解決外部性問題，因此，我們必須依靠政府的制度安排實現外部性的內部化土地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大資源，而且是具有壟斷性的資源，因此，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和“兩型”社會建設的號召下，改變過去只重視土地經濟效益，加強土地的生態效益保護和調控也將成為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內容之一。

三、對科學發展新機制中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目標的認識

首先，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實踐表明，土地管理已經成為宏觀調控的一部分，所以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目標也必然受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的約束，即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這也是“全面發展觀”對作為宏觀調控的部分之一的土地管理服從于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的必然要求。

其次，“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實保護耕地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目標離不開耕地保護這一基本國策。耕地保護目標是土地資源管理的首要目標，這也是由我國的特殊土地國情決定的。所以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一定要實現耕地保護、節約集約利用土地的目標。

篇6

近年來，中央對國土資源部門參與宏觀調控的要求越來越高，國土資源部門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大。但總體看來，國土資源部門還存在著對參與宏觀調控準備不足、能力不足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首要任務，就是在實踐中要加強宏觀經濟知識的學習。

國土資源部門職能發生了深刻變化，這是誰都不能無視的。只有從加強學習、提高素質入手，才能適應這些變化。這兩年的實際工作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由于缺乏學習，有些同志對宏觀經濟形勢不了解，吃不準，吃不透，面對不斷變化的宏觀經濟運行情況，或者對國家提出的調控目標茫然不知所措，拿不出什么有效的應對措施；或者是思路與工作路數老一套，找不到新的方式和手段；更為嚴重的是，銷蝕、瓦解土地“閘門”的作用，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和中央的政令要求擰著來。種種情況表明，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我們自身的素質還存在差距，確實需要加強學習，補上宏觀經濟知識這一課。要充分認識到，如果固守原來的知識結構，對宏觀經濟知識不學習、不研究，對宏觀經濟運行與國土資源管理的內在聯系和彼此影響不關心、不了解，或者知之甚少，我們就無法真正履行好參與宏觀調控的職責。

土地、礦產資源作為國民經濟生產的基本要素，與整個宏觀經濟的運行有著密切的聯系。尤其是土地，對于調節經濟增長的總量、結構，遏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盲目建設、重復建設具有重要作用。無論哪個行業，上項目、搞建設，最終都要落在地上。土地供應的總量、方向和節奏，直接關系到國民經濟的增長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布局的優化。這就決定了國土資源管理與國民經濟宏觀調控之間，有無法割裂的內在關聯。因此可以說，不懂宏觀經濟就不懂國土資源管理。

國土資源部門參與宏觀調控必須建立在對國家宏觀經濟走向作出科學判斷的基礎上。參與宏觀調控，就不能就資源管資源，而應胸懷全局，充分掌握宏觀經濟運行的情勢，加強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只有充分了解和準確把握我國的經濟運行狀況和產業政策，才能及時掌握在一定時期內，哪些產業需要扶植或加快發展，哪些產業應該限制甚至禁止；哪些區域需要給予支持，哪些地區應該加強控制，才能準確把握調控的時機和力度，進而提出有針對性的、行之有效的調控之策，充分發揮土地“閘門”的威力。而做到這些有一個必備的前提，就是熟練掌握宏觀經濟知識，懂得宏觀經濟的運行脈絡，懂得參與宏觀經濟的手段。

當然，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人認為，宏觀調控是國家的事，是國土資源部的事，作為地方來說，只是執行罷了。因此，懂不懂宏觀經濟知識，都無關緊要。這樣想就錯了。且不說宏觀調控政策的貫徹落實與每個地區、每個人都息息相關，就是對某個具體的國土資源工作人員來說，不懂宏觀經濟，很可能造成工作上的被動甚至失職。這就是為什么面對同樣的調控政策，有的人處理得很好；有的人卻“走投無路”，干出頂風違法的事情來。

篇7

一、2005年工業經濟發展環境分析

2005年是不尋常的一年。既是“十五”的最后一年，又是制定“十一五”計劃的重要一年。宏觀調控處在關鍵時刻，國際經濟步入持續復蘇階段，我國基本結束加入世貿組織的過渡期。內蒙古工業經濟發展的需求基礎、支撐條件、增長動力和增長方式都將發生新的變化，既有較多的發展機會，又有較大的發展壓力和不確定因素。

（一）宏觀調控政策動向

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是經濟運行最大的國內背景；積極應對宏觀調控的新形勢，是經濟發展的最大挑戰。這次宏觀調控，肇始于2003年，強化于2004年，今年進入關鍵性的第三年。中央明確指出，要充分認識新形勢下宏觀調控的艱巨性和復雜性，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雖有緩解但基礎還不穩固，影響經濟健康發展的體制、機制等深層次矛盾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如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現反彈，甚至前功盡棄。堅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決心不動搖，工作不放松，確保實現宏觀調控的預期目標。

目前宏觀調控處于政策措施的進一步落實和完善期。2004年上半年，宏觀調控政策措施密集出臺、力度較大；下半年，注重于穩定政策、冷靜觀察、鞏固成果、防止反復，宏觀調控的政策效應逐步釋放。2005年，宏觀調控的政策選擇，可望從較多的行政干預轉向更多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實施以市場為基礎的更高效的政策組合。隨著宏觀調控政策的落實到位并進一步推出，其后續效應還將增大。

（二）世界經濟發展趨勢

2004年下半年以來，世界經濟強勁復蘇，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進入新的增長階段。2005年世界經濟好于預期，是多年來增長最快的一年。各大國際組織和機構預測，2005年世界經濟將維持適度增長的水平。由于主要國家的經濟可能降溫，將導致世界經濟增長減速，但前景仍可樂觀。

2005年我國將基本結束加入世貿組織的過渡期。一方面，我國將深度履行主要承諾。工業品算術平均關稅稅率降到9.1%，取消所有配額、許可證和特定招標等非關稅措施；取消流通領域對外資企業的地域、股權和數量等限制。另一方面，世界紡織品貿易將實現一體化，現行紡織品被動配額全部取消。如此，紡織品貿易格局將發生重大變化，我國紡織品出口潛力在一定時期內快速釋放是可以預見的。但不可過于樂觀，配額取消并非意味著外國完全放棄保護，況且世界市場增長空間有限。

（三）企業新增能力支撐作用凸顯

2005年還將有一批新建投產工業企業投入生產，加上去年的一批建成投產企業的支撐和老企業生產能力的擴大，增強了我區今年工業經濟發展的后勁。新的經濟增長點主要集中在優勢地區，如呼市、包頭市和鄂爾多斯市；優勢產業，如冶金（鋼鐵、硅鐵、電解鋁）、能源（電力、煤炭）、機械化工（汽車、PVC、電石）。與過去相比現在我區引進的項目都是以引進“高、新、大”項目為目標，以跨國公司、上市公司、民營企業和科研院所為招商重點，形成了以能源、化工、冶金、機械裝備制造、農畜產品加工、生物制藥等優勢特色產業為主的工業格局。這些都為今年我區工業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四）2005年工業經濟發展趨勢預測

綜合以上國內外的情況，今年我區工業經濟發展仍有一個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具備較快增長的需求基礎和發展條件。宏觀調控削減了經濟運行中的不穩定不健康因素，經濟生活中的薄弱環節得到改善，有利于經濟長期發展。過快增長的固定資產投資開始降溫，但是依然保持相當大的在建規模和較高的增幅。由于這次宏觀調控實行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方針，目前不少行業（如電子、機械、輕工和貿易等產業）和企業對宏觀調控的感覺，還不像以前幾次那樣強烈。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區能源、化工、冶金、機械裝備制造、農畜產品加工等產業已經形成了支柱產業，工業經濟的自主增長能力增強，特別是我區廣大的非國有企業長期在市場經濟的風浪中摸爬滾打，抗經濟波動和市場風險的能力不斷增強，較易發揮好中求快、緊中見活的特點。

同時也必須看到，在宏觀調控的作用下，經濟景氣狀況已經發生趨勢性的變化。2005年我區工業經濟發展面臨較多的制約因素：一是與國內消費需求和國際市場需求保持穩定增長不同，投資需求進一步減弱，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將比去年更加明顯。二是電煤運等要素制約依然凸現，資金緊張矛盾趨大。今年全區電力供應能力有所增加，但供用電形勢依然吃緊，電量缺口仍有300-500萬千瓦時。三是工業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尚未根本緩解，又出現一些值得關注的新情況新矛盾。特別是企業成本壓力增大，部分行業盲目投資和低水平擴張的不良后果開始顯現。四是從長期看，國際經濟波動對國內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近期石油價格高漲的負面影響尚難估量，國際貿易摩擦有加大動向。五是經濟發展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對企業預期和行為帶來一定陰影。

預計2005年，內蒙古工業經濟仍將穩定較快增長。不會出現大的波動，逐步從快速擴張進入適度增長階段；在宏觀調控的強力作用下，投資增幅將適度上升；在投資需求減弱、要素制約嚴重、企業成本上升等多重壓力下，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難度加大。預計2005年全區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可達1000億元，增長速度在35%左右。

二、切實把握好工業經濟發展的重要機遇期

2005年是“十五”時期的結束年和“十一五”時期的謀劃年。必須牢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積極適應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新形勢，堅持清醒、務實、有作為，將解決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與謀劃經濟長遠發展結合起來，進一步把好“三個重要關口”，即把好戰略機遇期的重要關口、把好宏觀調控的重要關口、把好轉變增長方式的重要關口。努力保持全區工業經濟平穩協調較快發展，著力提高增長質量和效益，把各方面加快發展的積極性保護好、引導好、發揮好。

（一）把戰略性的結構調整作為工業經濟發展的主線

結合“十一五”發展思路的研究和規劃的編制，按照改造提升傳統優勢產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積極發展重化工業、努力培育裝備制造業的戰略方向，推進結構調整。突出發展高附加值的加工制造業，推動主要產業從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提升。重點打造能源、化工、冶金、機械裝備制造、農畜產品加工、生物制藥等優勢特色產業規模、創新能力、出口規模，多個重要的產業基地，進一步形成產業集群發展的優勢。

大力促進企業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尤其是集中力量抓好一批能突破傳統產業發展瓶頸的重大共性技術和關鍵技術項目。將自治區的有關財政專項資金統籌安排到這些項目上去，形成合力推進先進制造業建設、提高財政資金使用績效的新格局。

努力將加強宏觀調控的過程轉化為調整結構、重組優勢的機遇。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全面推行企業投資項目備案制。充分運用市場機制，輔之必要的行政措施，積極引導企業投資。在繼續遏制部分行業盲目投資和低水平擴張的同時，注重解決工業投資增長回落過多的新問題。針對部分行業生產能力明顯過剩的現狀，加大企業整合力度，提高行業集中度，促進發展大型企業集團。切實做好清理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善后工作。

（二）緊密聯系實際，落實好宏觀調控政策措施

進一步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政策措施上來，及時穩妥地解決宏觀調控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矛盾，努力將宏觀調控政策措施落實到位，確保發展目標實現。

一是盡力緩解能源和交通制約。著力克服電力不足，強化電力運行和需求管理，抓好有序用電，運用價格杠桿調節供需矛盾，確保在嚴重缺電情況下全區供用電局面基本穩定。統籌安排好重點物資運輸，尤其是千方百計保證電煤及時運輸；把治理公路超限超載與規范公路收費結合起來，降低企業運輸成本，提高運輸通達效率。

二是加強企業與金融機構的溝通和協調，重視解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的新問題。堅持有保有壓，對有市場、有效益、有利于增加就業的企業，及時提供必要的流動資金貸款，尤其是幫助成長型中小企業解決貸款難的矛盾；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市場準入條件、有利于調整結構的項目，積極給予支持。

三是認真落實好國家宏觀調控政策，進一步完善工業園區的投資規劃。目前，形成投資擴張沖動的機制還在。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仍然較大，新開工項目增加較多，投資的攤子已經鋪開，運行的慣性很大。控制投資過快增長的任務還很艱巨，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現反彈。工業項目要引入競爭機制，凡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浪費土地資源的項目不予供地。

（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保持工業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堅持走低投入、高產出、低消耗、高效率、可循環、少排放的循環經濟發展新路，著力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生態環保型的現展模式，緩解日益加大的資源約束和生態環境壓力。

一是大力促進清潔生產。重視按照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來謀劃經濟發展和結構優化，抑制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的產業和企業發展。廣泛推行清潔生產標準和措施，強化清潔生產的監督管理，抓好清潔生產示范試點和綠色企業創建工作，促進區域性、行業性清潔生產的實施。堅決執行環保法規和標準，強化企業環保管理，加快實現環保戰略從末端治理為主向生產經營全過程預防為主的根本轉變。

篇8

【關鍵詞】經濟增長；宏觀調控；政策建議

一、引言

我國經濟經過30多年高速發展，在新時期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特點。我國既面臨實現現代化的歷史機遇，又面經濟失衡方面的矛盾，總量失衡與結構矛盾相互交織，使得宏觀經濟調控面臨新的挑戰。這不僅要求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選擇和政策需要根據經濟均衡增長的要求及時調整，而且要求對我國宏觀調控方式作根本性的改變，努力實現“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雙重穩定”的和諧經濟發展局面。

二、宏觀調控的必要性

（一）理論分析

首先，從西方經濟學方面講，市場經濟因為具有其自身難以避免的缺陷，所以國家必須對它從整體上加以調節。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很多理想的假設基礎上的，所以它必定存在與現實經濟運行不相符的地方，這客觀上需要宏觀調控。其次，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認為，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具有盲目性，自發性，滯后性的缺點，無限追求剩余價值的資本家會扭曲資源的配置，從而給經濟發展帶來沖擊，所以也需要國家從宏觀上實施計劃。

（二）實踐分析

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階段，即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政府干預更具有特殊必要性。第一，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經濟的任務迫切而繁重。我們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也要注重克服市場的缺陷和防范其可能引發的經濟波動，努力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增長。第二，我國是正處于改革過程中的體制轉軌國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雖已建立，但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和新矛盾尤其需要密切關注和及時化解。

三、當前我國經濟運行存在的問題

（一）內需不足、外需減弱

一方面，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加，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再度高漲。周邊國家以及發達經濟體居民消費不振、實體經濟恢復緩慢、失業率攀升，因此，各國從本國利益出發，或明或暗或輕或重地采取貿易保護政策，使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外部需求急劇下降。另一方面，目前中國經濟現狀是國富而民不富，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財富占有呈現“啞鈴狀”，大部分財富都握在富人手里；再者由于富人的消費已經過度飽和，而窮人消費不足，收入勉強僅能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且中國人口中低收入人口占了多數，這樣導致總體內需不足。

（二）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地區產業結構不平衡

前些年，我國通過擴大對外開放，有效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特別是大量利用了全球技術資源，通過技術跨國轉移、海外轉讓促進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但是，在利用國外技術資源的同時，國內企業的創新能力沒有能夠同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不足。主要表現為：一方面，我國很多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一些重要產業對外依存度過高；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重引進、輕開發，重模仿、輕創新，難以擺脫重復引進困境。

四、完善我國宏觀調控的政策取向

（一）采用適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宏觀調控的關鍵在于實施適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由于在轉方式、調結構中，財政政策等結構性政策能夠發揮更大作用，因此應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對農村發展、中小企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和民生問題的財政支出力度。貨幣政策是世界各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工具，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中作用更為突出，幾乎成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代名詞。目前在復雜的內外經濟形勢和重重壓力下，要繼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適度寬松的政策目標，能夠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資金需求，同時有利于管理好通脹預期，促進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

（二）實行積極擴大內需的政策

這些年來，出口一直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這種發展模式帶來許多矛盾。積極擴大內需，不僅是保持國內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重要基礎，也是維持世界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因素，我國政府宏觀調控應從以下方面抓起：

1、保持必要的投資力度.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有保有壓，把錢花在刀刃上。繼續支持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經濟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保障性住房建設，繼續向“三農”、民生、社會事業等領域傾斜，支持節能環保、自主創新的建設，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大力壓縮公用經費。

2、積極擴大居民消費需求.首先，繼續提高農民收入、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部分優撫對象待遇和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加強對低收入者的補助，以增強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消費能力。其次，鞏固擴大傳統消費，積極培育信息、旅游、文化、健身、培訓、養老、家庭服務等消費熱點，促進消費結構優化升級，積極發展電子商務。

（三）不斷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

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式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體現，合理的經濟結構是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關鍵，針對當前三大產業所占比重分配不合理的現象，我們應從以下方面加強調控：首先，要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新興產業是高新技術與產業發展的深度融合，政策支持應緊扣這兩個方面；其次，加快淘汰落后產能和節能減排工作。對于一些“兩高一資”產品，要調整出口退稅政策，包括部分冶金產品、化工產品等。

五、結語

目前我國仍舊是發展中國家，我國發展經濟的任務迫切而繁重。因此我國既要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同時也要避免經濟增長的大起大落，防止經濟過度擴張和過度衰退，努力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總之，宏觀調控是確保市場經濟正常、高效運轉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措施，并應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和完善。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要進一步加強我國宏觀調控實施力度，有效應對我國當前的通脹預期和宏觀經濟調控面臨的多重沖突的局勢，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推動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加健康、穩定、高速地發展。

參考文獻：

[1]

篇9

怎樣達到思想政治課教學的預期目標，使課堂教學有效。需要教師組織適合教材、學生的課堂教學。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教學實錄

[教學重難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宏觀調控的手段。

[教學方法]情境教學法；合作探究法。

[教學過程]

導入新課：學生觀看數字圖片（多媒體播放）感受其中的變化。

師：這十年來，我國各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實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讓我們一同走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展開新課：

師：什么是市場經濟？

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經濟就是市場經濟。

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是市場經濟？

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

師：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情境一

小王是我校江海晚報記者團成員，他了解到《財富》2012年世界500強中國部分內地企業：中國石油、中國石化、國家電網公司、中國工商銀行、中國移動通信。

問題：（1）這些上榜企業有哪些共同特點？（從企業的性質和涉及的行業分析）

（2）這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什么特征？

生：（1）這些上榜企業都是國有或國家控股企業，從所有制來看，都是公有制企業。這些上榜企業涉及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

（2）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情境二

背景：全國啟動19省市對口支援新疆。已實施1627個項目，投資153億。

我市與新疆伊寧縣結對合作：選派援疆干部，提供資金、物資、技術和智力支援。

（多媒體播放小王采訪我校援疆干部某校長的視頻）

問題：（1）結合背景材料和視頻，分析伊寧地區經濟社會發生變化的重要原因。

（2）我國為什么能夠展開如此巨大的對口援疆？

（3）通過結對合作支援新疆地區的發展，這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哪些特征？

生：（1）伊寧地區經濟社會發生變化離不開國家的共同富裕政策的支持。

（2）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能夠發揮集中人力、物力、財力辦大事的優勢，把人民的當前利益（先富）和長遠利益（共富）、局部利益（新疆）和整體利益（全國）結合起來。因此，我國能夠展開如此巨大的對口援疆。

（3）以共同富裕為根本目標，能夠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

師生共同小結三個基本特征。

問題：近幾年，房價持續上漲。國家及時進行調控，為什么？

生1：由于市場調節具有自發性的弊端，不調節勢必影響百姓的生活，

生2：如果房價瘋狂上漲，必然會帶動相關產業（建房材料、裝修材料、人工費等）費用的上漲，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不利于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標。

師：看來，要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就必須加強宏觀調控。加強宏觀調控，不僅是為了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也是由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

師：小王還想知道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什么？該運用哪些手段來加強宏觀調控呢？

多媒體展示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

問題：你能從中概括出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嗎？

生：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

師：小王還收集到國家部分調控房價的政策措施。讓我們結合這些政策措施一同體會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

情境三

國家對個人購買住房不足5年轉手交易，統一按銷售收入全額征稅；央行上調個人住房公積金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按照“十二五”規劃，我國將建設3600萬套保障性安居工程。

問題：（1）這些措施體現了宏觀調控的什么手段？

（2）國家是如何利用這一手段進行調控的？

生：（1）經濟手段。

（2）國家運用經濟政策對經濟活動的調節；國家運用經濟計劃，調整經濟利益，影響和調節經濟活動。

情境四

為了規范房地產行業，我國已制定了《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等法律，相關執法部門依據法律，加強執法檢查力度。

問題：上述措施體現了宏觀調控的什么手段？國家是如何運用這一手段進行調控的？

生：法律手段。即國家通過經濟立法、經濟司法來調節經濟活動。

情境五

政府對房價過高城市實施“限購令”；對于情節嚴重的捂盤惜售等違法行為，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吊銷營業執照。

問題：以上措施體現了宏觀調控的什么手段？國家是如何運用這一手段進行調控的？

生：行政手段。即行政機構采取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規定等措施來調節和管理經濟。

師：記者團的其他成員在了解了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后，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情境六

記者甲：政府只要實施合理經濟政策就可以管好房價。

記者乙：我覺得調控房價法律手段最重要。

記者丙：只需要用限購令來調控房價。

問題：你如何看待他們的觀點？小組合作探究。

生1：記者甲只強調了運用經濟手段中的經濟政策來調節房價。是片面的。

生2：記者乙只強調了法律手段在調控房價中的重要性，也是片面的。

生3：記者丙只看到了行政手段的直接、迅速。但是，忽視了過多地運用行政手段容易導致宏觀經濟運行出現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惡性循環

生4：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宏觀調控的各手段不能單獨使用，應該使用“組合拳”，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發揮宏觀調控手段的總體功能。

師：讓我們一起幫小王總結一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相關內容。

生：本課主要講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和加強宏觀調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三個基本特征：一是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二是以共同富裕為根本目標，三是能夠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針對宏觀調控，課本主要從是什么、為什么、怎么做三個角度加以闡釋。

二、教后點評

（一）適合教材、學生的情境才是有效的情境

本課中關于宏觀調控的手段這一處教學內容，教者在充分解讀教材的基礎上，選取了能夠為教學服務的“國家調控房價的部分政策措施”來說明。由于經濟手段強調國家運用經濟政策和計劃來調節經濟活動，因此，教者采用了“國家對個人購買住房不足5年轉手交易，統一按銷售收入全額征稅；央行上調個人住房公積金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按照“十二五”規劃，我國將建設3600萬套保障性安居工程。”這三個政策來說明。三個政策中既涵蓋了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又把常用的經濟手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突顯出來。可見，在研究教材、分析教學目標基礎上的情境才是有效情境。

本課中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第二個基本特征——以共同富裕為根本目標這一知識點，教者開發利用了學生的校園生活，設置了這樣的情境：教者首先介紹了我們南通市與新疆伊寧縣結對合作：選派援疆干部，提供資金、物資、技術和智力支援這樣的大背景。其次結合我校援疆干部某校長的親生經歷，將學生采訪援疆干部的畫面呈現在學生面前，讓學生親耳聆聽國家先富幫助后富的舉措。這樣的情境來自于學生的校園生活，是學生可以理解的身邊的東西，自然能讓學生心悅誠服，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二）適合學生的問題才是有效的問題

篇10

【摘要】土地管理作為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可以實現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保障國民經濟平穩運行。文章分析了目前我國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存在的相關問題，提出了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若干途徑供參考。

【關鍵詞】土地管理 宏觀調控 土地

1 引言

自2004年開始，中央提出將土地政策作為一種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運用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綱領性文件，明確要求國土部門利用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對土地總量和利用結構進行干預，以加強對經濟總體運行進行引導和調節。2006年8月，國務院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該通知成為我國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轉折c，體現了中央決定通過土地閘門（又稱之為“地根”）實現對經濟調控、土地保護等多重目標，這是我國在快速工業化、城鎮化發展背景下宏觀調控措施的必然選擇，是符合我國國情的重大戰略措施。今后，必須從站在實施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高度來充分發揮土地管理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積極有效地提高土地管理在宏觀調控中的影響力和作用力，從而實現對我國宏觀經濟進行重要的調控作用，保障國民經濟平穩運行。

2我國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存在的問題

2.1缺乏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意識

長期以來，我國在制定具體的土地管理政策時缺乏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意識，主要是由于將土地管理作為國家或地方宏觀調控手段還處于摸索階段，既缺乏理論研究成果，又缺乏實際經驗。基于近年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現狀，要實現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功能，不僅要求土地管理能有效解決市場經濟體制下土地市場混亂、土地利用結構不合理、土地違法現象、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等一系列問題，還要求土地政策能夠從戰略層面上對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起到積極的引導作用。例如通過不同地區的土地政策來引導土地作為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之間的合理利用和優化配置，促進區域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及地方經濟轉型發展。

2.2 中央和地方土地管理目標相互博弈

長期以來，中央政府一直強調要加強耕地保護、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要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則一味地追求GDP第一，過于強調經濟增長，正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在土地管理目標方面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博弈，才導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具體的土地利用政策時，存在著相互打架的現象。眾所周知，由于土地是不動產，加上土地利用的不可逆性，中央政府牢牢把握著土地的監控權和審批權，而具體的土地使用權則在地方手中。一旦等到中央查出地方政府在具體土地利用過程中存在土地違法違規現象時，土地用途已經發生改變。正式由于上述土地利用違法現象存在時間差，才導致地方政府一味地為了追求經濟發展和領導個人政績而亂占濫用土地，尤其是大量占用保障我國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的耕地，使得土地“閘門”長期控制不緊而直接影響了國家對經濟實施宏觀調控的效果。

2.3土地收益分配和監督機制不完善

我國現行《土地管理法》明確規定，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30%要上繳中央財政，70%要留給地方政府專項用于耕地開發。但事實上這70%的有償使用費由于中央對地方的監督機制不完善，在現實中往往不能完全做到“專款專用”，實際上被大量地被挪作他用，而中央政府顯然不知情。這種現象存在的原因就是由于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征收和出讓行為，可以獲得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這種不完善的土地收益分配和監督機制使得許多地方政府對于中央的土地政策執行力度不夠到位，甚至“陽奉陰違”。因此，要使我國土地管理制度和政策真正能發揮宏觀經濟調控作用，首先就必須要對財政分權體制下的土地收益進行合理分配，同時也要更進一步地加強對土地收益分配的監督。

2.4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并未發揮“龍頭”作用

從我國前三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實施的情況來看，各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并沒有真正發揮出規劃的“龍頭”作用，各地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難以在實際中落實，使得規劃只是流于“手上畫畫、墻上掛掛”。具體而言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現行體制下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約束力不強。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經過多方論證并由上級政府嚴格審核批準并實施的，從法律層面來說具有很強的權威性和約束性。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一旦審批通過，就必須嚴格執行，否則就是違法行為。而現實情況卻是現行的規劃大多數反映的是地方政府部分領導的意圖，一些領導一味地為了追求個人的政績而無視規劃的嚴肅性和其法律地位，使得規劃在執行中權威不夠、約束力并不強，難以操作；二是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上下級銜接不夠，具體表現在一是由于前期基礎工作不扎實，規劃編制采用的基礎數據不實和缺乏深入調查研究、評價反饋及論證等步驟，導致基礎數據不詳實、上下級溝通不暢、相互銜接不力，導致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龍頭”作用并不能有效發揮出來。

3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途徑

3.1調整土地供給結構，優化土地利用配置

如何有效實現土地管理積極有效參與宏觀經濟調控、引導和調節宏觀經濟總體運行，首先要看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能否起到調整土地供應結構、優化土地資源配置的作用。土地供給政策不同，則其所產生的激勵與約束作用也會有所差異，會導致土地利用主體、相關利益主體在土地開發利用過程中表現出不同的行為選擇結果，從而會直接影響土地資源利用及配置效率。運用土地供給政策實現參與宏觀經濟總體運行調控，就其本質而言，是以各級地方政府對土地供給總量的控制和和土地利用的直接干預，充分合理的利用有限的土地資源，以及優化土地資源在不同地區、行業和部門之間的配置，進而實現對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

3.2嚴格執行土地利用規劃，充分發揮“統領”作用

目前，我國依然處于市場經濟的轉型時期，市場機制自身還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缺陷，僅僅依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很難實現公共資源的合理利用和保護，因此客觀上要求中央必須加強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我國《土地管理法》已經明確規定了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法律地位及其嚴肅性，根據科學合理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城鄉土地利用布局、功能分區和控制不同用地類型的數量，從而達到從宏觀上來協調區域經濟發展、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布局、調控土地供應總量和結構以及有效保護與合理開發利用土地資源的目的。今后，要更加突出各級土地利用規劃參與區域宏觀調控的作用，繼續加強土地利用規劃管理，堅持以供給引導需求的原則，嚴格執行土地利用規劃，充分發揮規劃的“統領”作用；同時，嚴格執行實施新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充分運用新一輪規劃參與國民經濟宏觀調控，嚴禁修改調整高標準基本農田保護示范區，對于確實需要修改調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務必要從嚴審查、從嚴監督管理，確保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法律地位。

3.3構建土地政策調控體系，強化其與其他政策的協調配合

目前我國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政策包括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政策、土地供給政策、土地市場政策、土地稅收政策、不動產登記政策等。今后，要實現土地管理積極參與宏觀調控的職能就要努力構建有效的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體系，加強在不同的土地政策之間、不同的土地政策與外部實施環境之間形成有效的配合與互動關系，尤其是要進一步強化土地資源、資產和資本“三位一體”的屬性，要充分地意識到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不僅是調控土地資源、土地資產，更是調控土地資本。同時，要進一步強化土地管理政策和其他各項財政金融政策的協調。因此，要實現土地管理積極參與宏觀調控，就必須要堅持土地管理政策和其他宏觀調控政策實施的步伐一致、協同推進。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加速轉型，如果完全采用發達國家或地區實施宏觀經濟調控的方法，難以有效完成現階段宏觀調控目標。因此，在現階段積極有效推進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完善、有效發揮調控功能的同時，要強化土地政策與貨幣、財政政策的協調與配合，這就要求未來土地宏觀調控政策要堅持國家一攬子宏觀調控政策統領，既要主動出擊、積極參與宏觀調控，又要能夠及時與其他政策協同一致；又要適時考慮自身角色，既不能“失位”，也不要“錯位”，只有如此真正實現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

參考文獻：

[1]關濤，吳次芳，宋曉杰.土地管理宏觀調控政策的思考[J].農場經濟管理， 2004，（5）.

[2]葉劍平，吳正紅.正確理解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J].中國土地，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