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管理政治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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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學籍管理；制度體系；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520（2015）-04-00-01

學籍管理制度體系與思想政治教育一直以來分屬教育的兩個方面，一個是文化素質的培養，一個是思想道德素質的養成。二者缺乏科學、深入的融合，因此教育工作會受到一定的影響。在思想道德素質備受關注的今天，如何將二者有效的結合在一起，應當成為教育工作者首先關注并著手解決的問題。

一、思想政治教育與學籍管理制度體系融合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在學生的成長過程中起到重要的引導作用，但在學籍管理制度體系中并沒有加強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視。二者本應該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但由于缺少融合，在教育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不利于學生的健康成長，對學生今后的發展也產生了一定的不良影響。

因為學籍管理制度的嚴格性，一些學生在學習上遇到困難時不能正確的處理，造成心理上的壓力過大。這種壓力很容易演變成心理問題，對學生的思想道德產生不良的影響，致使學生的行為發展出現偏差。從推進學生文化素質與思想道德素質共同成長的角度來說，思想政治教育與學籍管理制度的融合很有必要。從某種角度來說，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順利開展學籍管理工作的前提和保障。要堅持在教育中做到以人為本，把德育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在進行學籍管理、提升學生文化修養的同時，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導，指導他們如何正確面對生活中的挫折，教育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維度下建立新型的學籍管理制度體系

（一）人文化管理

相比于傳統的管理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維度下的學籍管理制度更注重對人文的關懷，簡單來說就是學校要做到以人為本、以學生為本。即使是行為管理制度也要注重對人格的培養、對個人潛力的發掘。學籍管理制度的管理對象是學生，因此要站在學生的角度來制定，規范學生行為的同時維護學生的合法化、合理化的權益。規則的制定要站在尊重與理解學生的基礎上，努力營造積極向上、健康和諧、自由平等的校園環境。人文化的管理，易于學生接受，也會在某種程度上激發學生的愛校、建校的情懷，讓學生與學校在發展中實現雙贏。

（二）民主化管理

學籍管理制度的制定應體現民主性。通常學籍管理制度被用來約束和規范學生在校的行為，實際上，這套管理制度也應該起到對管理者的監督作用，雙向管理、雙向監督，使學籍管理工作趨向規范化、合理化。在學校管理制度的制定過程中，應讓學生參與到規定的制定與討論中，提出自己的意見與建議。像小學與初中，學生判斷力還較弱的階段，在細則的制定過程中可以找一些家長代表參與討論；而高中、大學等學生素質相對較高、判斷力較強，可以讓他們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規則的制定中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性與能動性，讓他們感受到學籍管理制度與切身利益相關，這樣討論后的形成的學籍管理管理制度，更易讓學生們接受，也便于以后的管理。

（三）導向型管理

要將思想政治教育與學籍管理制度有效的融合在一起，就要充分發揮它們的引導作用，創建導向型的學籍管理制度。在學籍的管理過程中，對學生的學習與其他行為采取引導、啟發的方式，鼓勵學生自主學習。但學校對學生的學習過程并不是完全置之不理，學校通過制定合理的學籍管理制度，對學生的自主學習過程進行觀察，教師對學生的行為做出評估，根據不同學生的表現采取不同的輔助與引導措施。當學生的學習生活遇到阻礙時，教師將給予指導，舒緩學生的身心壓力，找到不同的學習方法讓學生適應不同的學習節奏。避免學生由于心理壓力大而產生心理問題甚至出現在行為上產生偏差的現象。導向型管理模式在實踐中培養了學生的自主意識與責任意識，注重對學生的心理疏導，提升了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并且整個導向型的管理包括觀察、反饋、疏導、調整等多個程序，實現了學籍制度的動態化管理。

（四）互動型管理

教師在學生的學習生涯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新型學籍管理制度的改變中要凸顯教師的作用。師生之間要建立有效的信息溝通渠道，用制度規范，將師生之間的信息交流落到實處。從另一角度來說，這種互動是在體制上加強著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導作用，推動學籍管理制度的正常、穩定的進行。

師生的互動方式可能有很多種。例如，挑選有責任意識的學生，負責班級內部的工作協調，在學習生活中一旦遇到問題第一時間與老師溝通，避免事態擴大化發展。這樣的方式有利于保證學籍管理工作有條不紊的展開。

（五）實踐型管理

要想使學生真正在思想政治教育維度下實現自我發展、自我成長，學校就要創建特色的校園文化、組織特色的校園活動，讓學生們在活動中進行自我管理、規范行為。在活動中，學生們無意識的自我行為，能更加真實的反映出學生的心理現狀，針對他們不同的心理狀況，學?？梢愿玫拈_展學籍管理工作。學生還可以通過多樣的實踐活動，將抽象的學籍管理制度轉化為具體的行為習慣，這將有利于教育目標的實現和對人才的培養。

三、結語

思想政治教育與學籍管理制度的融合對于學生身心健康的成長有著重要的作用。但在實際發展中，二者一直缺乏有效的融合，這種情況就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維度下，學籍管理制度要做出改變，形成新型的管理模式。學籍管理制度要順應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向著人文化、民主化的方向發展，在實踐中努力成為具有導向功能與互動功能的全新管理制度體系。

參考文獻：

[1]張舒.以人為本的高校學籍管理制度建設研究[D].天津大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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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肺俞穴位；654-2注射治療；小兒咳喘癥

【中圖分類號】R4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6455（2012）02-0287-01

乍暖還寒，寒溫交叉。小兒各臟器未發育完善，抗病能力差，極易患呼吸道疾病。特別是體質較弱的患兒，更易反復感冒咳嗽，喘息，有的產生過敏體質，如晨夜流涕打嚏、咳嗽咽紅、病情遷延不愈；有的發展成哮喘；有的常發支氣管肺炎；有的還因經常生病影響脾胃吸收功能而致長期厭食，造成營養不良等，這些都嚴重影響小兒生長發育[1]。我科近年來開展肺俞穴位注射654-2針劑加抗生素相結合治療支氣管炎、肺炎、哮喘所致的咳喘癥，療效滿意?，F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1年1月～2012年1月在我院門診和住院部診療收治的小兒咳喘癥患兒中的120例，其中男78例、女42例；年齡0-4歲，平均約2.5歲左右。急性支氣管炎58例，肺炎42例，哮喘20例。

1.2 治療方法

采用抗生素藥物治療與肺俞穴位注射654-2針劑相互結合的方法對患兒進行治療，肺俞位注射的方法①部位在小兒背部，當第3胸椎棘突下旁開1.5寸。②固定患兒接受肺俞穴位注射的姿態，讓患兒上背部允分暴露[2]。并讓背部暴露面對護士（操作者）③正確選擇注射部位，按照注射常規消毒。④選用1mL注射器和4～5號皮試針頭,進針可垂直或斜刺0.5～0.8寸即可,護士(執行者)可評估患兒皮下脂肪的厚度而定。⑤正確掌握進針的角度和深度。回抽時無回血方可注射，避免誤注入血管或刺穿肺而引起氣胸等不良后果。③藥物為654-2針劑0.5～1mg肺俞穴位注射,一天一次，連用2～3天[3]。

1.3 護理方法

1.3.1 加強宣教，①向家長介紹小兒咳喘癥的發病機理和護理要點；②加強營養，多進行戶外活動和體格鍛煉，增強體質；③積極預防營養不良，佝僂病和貧血等，以增強免疫力；④按時預防接種，積極預防各種傳染病。

1.3.2 病室環境保持安靜、空氣流通，禁放毛毯，也最好不放鮮花，陽光充足，溫度和濕度適宜，注意休息，氣促時選半坐位。同時，保持呼吸道通暢，及時清除呼吸分泌物和注意觀察呼吸的頻率，節律和深度。有無呼吸困難等癥狀[4]。

1.3.3 加強心理護理

據統計, 42%的小兒咳喘癥患兒患有很強的恐懼心理,因此，他們往往需要比常人更多的心理關懷，構建和諧良好的護患關系能夠提高護理質量，有利于護患交流，促進廣大小兒咳喘癥患兒實現早日康復。當咳喘癥患兒來到陌生的醫院環境中，護士應該向患兒致以熱情的問候，并熱心為他們提供幫助，主動地向患兒家屬介紹科室診療小兒咳喘癥的措施，告訴他們治療須知；同時，我們還應該結合患兒的病情，精心地為他們提供精湛的治療和護理，合理地制定護理計劃。當患兒感到憂慮、無助的時候，我們的護理人員應該用真情細心贏得患兒和家屬的信任，與他們交心談心，主動向他們問寒問暖，讓患兒能夠向我們敞開心扉，訴說心中的擔憂和疾病的困擾；把患兒當作親人一樣來照顧，幫助他們解決痛苦，渡過難關[5]。

1.3.4 飲食護理

科學合理的飲食搭配至關重要。①在滿足小兒的基本營養及生長發育的所需，應該設法滿足小兒食欲，避免饑餓感，故應鼓勵小兒選擇體積大，飽腹感明顯而能量低的蔬菜、水果，必要時可在兩餐之間供給熱能少的點心如不加糖的果凍、話梅等。②供給低脂肪、低碳水化合物和高蛋白食譜。③低鹽、限制水分的攝入，每日攝水量不超過1500毫升，供給食鹽3-6克。④在烹調方法上以清蒸、燉煮、涼拌、素炒為主，忌用油煎、油炸，一般每日3-5餐。⑤避免蝦、蟹等易出現過敏的食物。

1.3.5 個體差異與因人施護

每一個個體都存在他的特殊性，因此可以看出，患者個體之間的差異是十分巨大的。護士應該在實踐中加深認識，對咳喘癥的患兒進行個體人性化的護理，全面地掌握每個患兒的社會、心理、生理的特點，因人施護。如有些患兒在治療過程中容易產生孤獨寂寞的心理，護士應經常陪伴或者加強巡視，只有這樣才能取得良好的護理效果[6]。

2 結果

本文資料表明上述方法治療小兒咳喘癥的總有效率達97.33%，在治療過程中只有10例患兒偶有口干現象，15例出現面部和或軀干潮紅，低熱，予其多喝水后約一小時上述癥狀消失，未見其他不良反應。

3 討論

3.1 祖國醫學認為本病的原因主要是，風邪犯肺，小兒形氣未充。肌腠疏薄，衛外功能未固，易傷風邪，小兒肺臟嬌嫩，或稟賦不足，后天失養，而致體質虛弱，抗病能力差，為咳喘癥發病的內在因素[7]。肺俞穴位注射具祛痰清肺,止咳平喘之功效,對小兒咳喘后期,肺內羅音經久不消失者療效明顯。小兒反復咳喘易導致焦慮、抑郁、自卑等心理問題。據調查顯示，71.8%的咳喘兒童表現為情緒不穩定、精神質、內向、常有恐懼感等不良人格特征，家長應早期注重他們的心理健康護理?？却純阂驗椴荒苷：粑?，導致呼氣較正常人困難，若家長因其它因素不給予重視，不及時對咳喘癥進行規范治療，那么極可能會影響小兒肺部和整個身體的生長發育[8]。

3.2 護理應該真正體現 “以病人為中心、以人為本、個體人性化護理”的整體護理內涵,人性化護理的真正實施在治療小兒咳喘癥中作出重要的貢獻, ,可以使患兒提高自我護理能力，縮短治療時間, 減少不適,為患兒的治療、康復和防止復發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楊君軍;天灸療法治療支氣管哮喘和過敏性鼻炎的療效及機理研究[J].廣州中醫藥大學,2000年:135-138.

[2] 衣華強;心肺俞募穴特異性通路的熒光雙標法研究[J].北京中醫藥大學,2003年:145-147.

[3] 孔素平;肺俞募配穴對肺功能的協同拮抗作用[J].山東中醫藥大學,2003年:120-124.

[4] 司銀梅;喘敷靈貼劑三伏穴位敷貼防治小兒哮喘的臨床研究[J].湖北中醫學院,2005年:133-136.

[5] 彭鑫;蕁麻疹的中醫辨證思路及針灸治療取穴規律初探[J].北京中醫藥大學,2005年:120-125.

[6] 王都春;針刺肺俞尺澤穴對哮喘豚鼠白介素Ⅱ等實驗指標影響的研究[J].北京中醫藥大學,2005年:13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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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肛腸術后疼痛；穴位按壓；針刺；辨證施護

疼痛是肛腸術后病人最常見，最突出的癥狀，往往影響到術后康復質量的提高?；颊咝g后常見術區疼痛難忍，輾轉不安，臨床單純運用藥物治療療效欠佳。我科從2004年開始采用在常規藥物鎮痛的基礎上，運用指壓或毫針刺激穴位鎮痛配合中醫辨證施護，取得較好的療效，基于前期的臨床護理觀察，我科進一步于2008年10月開始隨機對照觀察了300例術后采用分別常規護理及穴位刺激中醫辨證施護患者術后疼痛癥狀及整體生活質量評分改善情況。

1臨床資料

1.1一般資料 選取2008年10月至2012年10月在我科治療的肛腸手術病人共300例。簽署知情同意書，按隨機數字表分為兩組，觀察組采用術后常規護理加穴位刺激護理，對照組采用單純術后常規護理。其中觀察組 女性62例，男性88例，年齡27～69歲，平均35.33±2.14歲，對照組 女性68例，男性82例，年齡29～69歲，平均32.50±2.67歲，兩組年齡，性別無明顯統計學差異。中醫辨證分型，觀察組中濕熱下注型69例，熱毒型41例，氣滯血瘀型40例。對照組中濕熱下注型62例，熱毒型50例，氣滯血瘀型38例，兩組中醫證型分布無明顯差異。

1.2入選標準 全部病例符合《中醫外科學》“肛腸病”診斷標準[1]。療效評估按《中醫臨床癥候療效評定標準》[2]。全部入選病例術前均接受常規劑量局部麻醉，均于術后2小時至24小時內出現術區疼痛，疼痛程度達到按我科《肛腸病術后處理常規》須給與常規鎮痛治療者。

2治療方法

2.1穴位刺激治療

患者術后麻醉醒來后，產生疼痛時，護士首先正確判斷疼痛存在和程度，評估年齡，體質和伴發疾病，首先取合谷、內關，三陰交、足三里等穴，采用大拇指指壓法施以中等強度刺激，穴位按壓時間為每次每穴按壓1至2分鐘，持續15～30分鐘，若疼痛仍然不緩解，可使用毫針針刺、瀉法強刺激，均不留針，術后24小時內可反復施以針刺刺激3至4次。24小時后及術后3天兩組病例分別行《明尼蘇達生活質量評分量表》檢測。

2.2辨證施護

2.2.1 熱毒型

局部以紅腫熱痛，坐臥不安，受壓或咳嗽時癥狀加劇，潰破后液帶黃濁，稠而帶臭味，常伴有全身不適，惡寒發熱，口渴冷飲，便秘，尿赤，舌質紅，苔黃，脈細數，此期以清熱解毒，涼血祛窟，軟堅散結為主，局部外敷三黃膏以清熱解毒，消腫止痛，每日換藥一次，也可以酌情用硝硼散30 g每日溫水坐浴2次，便秘者口服番茄葉膠囊每晚2粒，并囑患者多飲水。

2.2.2 濕熱下注型

以墜脹疼痛、紅腫較重、食欲不振，渴不多飲，大便燥結或溏瀉，舌質紅、苔黃膩、脈濡數，治以清熱解毒利濕為主。給予清淡無刺激性的飲食，如綠豆粥、青菜等。便秘者多吃水果，溏瀉者少吃粗纖維素蔬菜，墜脹者內納人三黃栓一枚，清熱通便。

2.2.3. 氣滯血瘀型

以腫痛、隆起、堅硬如石、大便排出困難，里急后重、舌質黯見齒痕，此型治以活血化瘀，消腫止痛。以三黃膏外敷，三黃栓納人肛內.一枚每日一次，重點做好情志護理，因情志不暢，氣滯則血瘀，病情加重。此外，使病室溫濕度適宜，協助患者料理生活，減輕患者的情緒緊張，亦有利于疼痛的緩解。

2.2.4情志護理

祖國醫學認為，人體是完整統一的機體，疾病的發生發展與人的精神狀態有很大的關系，一方面，情志不舒可致腸腑氣機不暢，氣滯血瘀，濕與熱結，化腐成膿；另一方面，疼則氣結，氣郁化火，亦可加重疼痛。肛腸科病人往往存在著便秘，失眠等植物神經功能紊亂癥狀，而且反復患區及術后術區疼痛也使病人情緒急躁、焦慮，同時，肛腸手術患者，尤其女病人有時因為怕羞，不方便等因素而不及時來醫院就診，延誤病情，因此我們對此類患者更應做好情志護理，可給患者耐心講解肛腸病的發病機理，以及病情的轉歸與術后的生活宜忌。解除患者的顧慮，使患者心情舒暢，積極配合醫護，樹立戰勝術后疼痛的信心。

2.3藥物治療

經針刺或指壓后患者疼痛大多不同程度減輕，耐受力較差，經指壓或針刺穴位后，效果不理想者，再遵醫囑使用常規鎮痛藥物治療。

3結果

觀察組 術后24小時共124例生活質量評分明顯改善，術后3天共146例生活質量評分改善。對照組 術后24小時共86例生活質量評分改善，術后3天共101例生活質量評分改善。表明接受肛腸病手術病人多于術后24小時為疼痛高峰，術后3天疼痛逐漸緩解。經指壓或針刺穴位配合中醫辨證施護，能有效緩解術后疼痛，尤其是術后24小時疼痛緩解明顯，有效地改善了患者生活質量。

4體會

4.1針刺及指壓穴位刺激療法可有效減輕肛腸術后疼痛

從臨床觀察中可發現，指壓或針刺穴位治療能有效減輕肛腸術后疼痛。穴位療法的鎮痛作用在歷代中醫文獻中早有記載。合谷為手陽明大腸經之原穴，三陰交為足太陰脾經之穴，足三里為手太陰肺經之穴。3個穴位均有止痛的效果。使用針刺或指壓穴位刺激療法術后鎮痛，能有效降低鎮痛藥物的使用。

4.2中醫辨證施護有利于整體護理的開展

通過中醫的望、聞、問、切四診，我們可以按中醫的辨證分型來指導患者術后創口的外敷、外洗等處理，以及飲食與中藥內服調理。同時，在使用針刺或指壓刺激穴位時，護士可以邊操作邊與患者交流，交流過程中不僅能發現并評估患者存在問題，以便及時解決，有利于患者消除恐懼情緒，建立良好的醫患和護患關系，而且能轉移患者注意力，松弛患者緊張情緒，降低疼痛閾，達到理想的止痛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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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銷售管理》屬于專業技能應用性課程。多變、復雜的市場環境對運用銷售管理知識提出了創造性、靈活性和技巧性的要求。筆者根據對實際教學情況的反思以及對兄弟院校的教學考察，發現課程教學中主要存在如下問題：

1.教學模式傳統。通過考察發現，目前銷售管理課程教學主要是以教科書為依據，以教師為中心，忽視了市場崗位實際需求和學生的學習特點。教師預設好整個課堂，學生被動學習、被動接受。

2.理論與技能融合度低。很多教師在教學時被銷售管理課程中的原理牽著走，教學內容不是講授概念就是原理，使學生聽得云里霧里、枯燥乏味，更談不上實際銷售能力的培養，從而造成學生面對市場不知所措。

3.考核方式單一。在考核方式上，大多以傳統的閉卷考試為主。這種考核方式能較好考核學生對于理論知識的掌握程度，但難以進行市場業務操作技能的考核。

4.崗位能力不明確。在考察中發現，大部分高職院校制定人才培養方案時都在一定程度上進行學生崗位職業能力分析，但由于不同產品、不同行業、不同市場對實際銷售能力要求各有差異，這使得關鍵職業能力體現不足，學校培養的職業能力與不同市場背景所需的崗位職業能力相偏離。

這些問題的存在亟待構建行動導向教學體系，倡導通過行動來學習和為了行動而學習[1]。為此，在信息與通訊技術迅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開展高職銷售管理課程微課教學研究，既符合學生的學習特點又能滿足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

二、基于行動導向的《銷售管理》微課教學設計

為了全面深入地掌握銷售管理相關理論知識體系，在學習過程中應不斷地加以實際應用。對此，筆者就銷售管理行動工作過程開發課程學習領域?；舅悸肥窃陂_展用人企業和畢業生調查的基礎上，從高職學生從事的銷售管理相關崗位體系的“行動領域”導出相應的“學習領域”，再設計適合教學的“學習情境”并使之具體化，這一課程開發的路徑可表達為“行動領域――學習領域――學習情境”[2]，見圖1。

圖1  學習領域課程開發的基本思路

在這樣的思路指導下，筆者對銷售管理課程進行學習領域的課程標準開發和微課教學內容設計。課程標準中包括課程目標、課程定位、設計思路、教學條件、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與手段和檢查評價7個方面的內容。其中，教學內容根據行動導向教學的理念進行學習情境設計，并選擇適合在線學習、移動學習[3]或視頻教學[4]的內容開展微課設計，舉例如表1：

表1  課程標準與微課教學內容設計舉例

三、基于行動導向的《銷售管理》微課教學實證

（一）研究假設

本研究需考察高職《銷售管理》課程開展行動導向的微課教學是否存在正效應，及其與傳統教學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因此，筆者提出如下假設：行動導向的微課教學能夠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能夠提高學生運用銷售管理理論知識的能力;能夠增強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操作能力。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麗水職業技術學院市場營銷專業2010級、2011級和2012級學生。2010級共70人，2011級共87人，2012級共133人，總計290人。《銷售管理》是該專業的核心課程，單學期開設4個學分，周課時為4個。為確保研究結果的可比性，各班級的授課計劃、內容和進度做到了盡可能的平行。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開展問卷調查和個別訪談，并對定量數據通過SPSS軟件進行分析。

在學期結束時對授課班級采用封閉式問卷進行調查，以研究行動導向教學對學生學習產生的影響。問卷共25道題目，內容涉及學生對實施行動導向微課教學的認可程度;應用行動導向微課教學后的收獲;對開展行動導向微課教學的整體評價。問卷數據統計時采用李克特五點量表法進行，即對代表“贊成、比較贊成、無所謂、比較反對和反對”五個答案依次記分為1分、2分、3分、4分和5分，有個別變量的缺失數據用相應變量的平均值來代替。通過SPSS軟件對問卷可信度進行驗證，其結果顯示，Cronbach's Alpha=.850（>0.6），故該問卷調查具有很高的信度。

為進一步獲得更多的實證信息，除問卷調查外還抽取學生進行訪談。訪談內容主要為：①你更愿意參與哪種教學活動，行動導向微課教學還是傳統的教學模式？為什么？②行動導向微課教學使你受益還是受挫？你為什么會有這種想法？③你認為行動導向微課教學有助于你銷售管理綜合能力的提高嗎？如果是的話，在哪方面最為顯著？請結合自身經歷談談。④你認為如何做才能使行動導向微課教學發揮更大效用？請結合個人體驗提出意見與建議。

（四）研究設計

筆者于2013年2月至2014年9月進行教學實驗研究。行動導向微課教學的組織方法多種多樣[5，6]，大致可分為：項目教學法、案例教學法、角色扮演法和模擬教學法等四種[7]。筆者根據麗水職業技術學院市場營銷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的指導，有選擇地、針對性地將行動導向微課教學引入《銷售管理》課程，并開展以下幾項教學活動。

1.組建團隊，成立模擬公司

首先，將整個班級設定為某一名稱的銷售總公司;然后，學生按照5-6人分組并組建學習團隊，各學習團隊為總公司下設的銷售分公司。教學過程中，指導各學習團隊的模擬分公司真實從事某一種或某一大類產品的銷售，可以在學校的創業一條街上銷售，也可通過網絡銷售，每個月進行一次業績評比、總結。各模擬分公司做好銷售視頻和現場錄像等制作工作，為微課教學的安排提供素材。

2.定位角色，明確管理職責

在學生團隊成立的模擬公司中，指導各成員進行角色定位，如銷售總監、大區銷售經理、地區銷售經理、區域主管及客戶經理等。角色定位好之后，要求各成員進一步制定公司管理制度，明確不同角色在公司中的管理職責，以便更好地開展模擬公司的真實業務。這樣同時也為制定銷售計劃、設計銷售組織、領導銷售團隊等銷售管理職能的學習奠定了基礎。

3.演練項目，實戰運用知識

在校企合作的平臺上，學期初設計好項目，各模擬公司通過一邊學習銷售管理知識一邊完成項目內容，學期結束時進行匯報總結，以期把銷售管理的整體系統知識讓學生在項目行動中得到消化。如麗水六江源綠色食品有限公司欲開拓高校市場，假設各模擬公司就是該公司的銷售部門，將如何為開拓新市場展開工作。其工作內容包括制定銷售計劃、設計銷售組織、銷售區域管理、銷售團隊管理、銷售客戶管理、銷售過程管理等。

4.分析案例，共享兼職心得

教學案例不局限于書本、網絡中的現成案例，更重要的是對學生在市場兼職中的實踐案例進行運用。筆者通過對學生的親身體驗案例進行收集整理，一方面豐富了教學素材，另一方面鼓勵學生在班級同學面前共享兼職心得。這不僅能肯定學生的市場活動，激發其將課堂與市場相結合的興趣，更能在班級中形成案例共鳴，從而形象具體地將銷售管理知識融入市場背景，并在市場中分析、提煉與總結。

5.學生主導，設計教學微課

首先，根據學生的職業規劃、認知特點和兼職經驗等因素，由各團隊的學生自行設計微課的主題;然后，多個微課主題在各團隊之間進行交流、修正，最終達成共識;最后，教師和各團隊學生共同制作多種形式的微課，通過手機、電腦、多媒體等媒介進行課堂教學、在線學習或移動學習。

（五）效果評價

本研究針對2011級和2012級的授課學生共發放問卷220份，回收有效問卷220份，有效回收率100%。同時，抽樣訪談25人次。筆者對收集的數據做樣本檢驗和描述性分析，以獲得學生對行動導向微課教學的評價。

1.樣本檢驗分析

采用SPSS分析的獨立樣本假設檢驗方法分別對2010級、2011級和2012級學生的期末成績進行方差分析，得知未開展行動導向教學的2010級學生期末成績實際顯著性水平（sig.=0.810）大于顯著性水平（a=0.05），即成績無明顯差異。針對2011級和2012級開展行動導向微課教學的學生期末成績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表3），可以發現顯著性水平分別為0.000和0.001，檢驗效果是非常顯著的，說明就整體而言，實施行動導向微課教學對于學生期末考試的成績影響是積極的，效果較明顯，學生成績整體有了大幅提高。

表2  2010級學生期末成績檢驗

表3  2011級、2012級學生期末成績檢驗

2.描述性分析

（1）學生對銷售管理課程實施行動導向微課教學的認可程度。從問卷調查的數據中得知，學生對行動導向微課教學的接受度高，選擇反對接受的為0，同時對行動導向微課教學的效益和作用做了較高的肯定，具體數據分析見表4。

表4  學生對銷售管理課程實施行動導向微課教學認可程度

（2）學生在銷售管理課程中運用行動導向微課教學的收獲。調查顯示（見表5），通過行動導向微課教學，認為對銷售管理理論和實踐知識的認識得到深化的分別占86.82%和85.45%，運用銷售管理知識的能力得到提高占77.27%，解決銷售管理問題的能力得到提高的占78.18%，邏輯分析能力得到提高的占71.36%，綜合評價能力得到提高的占76.82%，判斷決策能力得到提高的占63.64%，同時，寫作能力和演講能力得到提高的分別占75.45%和74.09%，尤其是團隊合作精神即同學間的合作關系得到較大的增強（89.09%）。

表5  學生在銷售管理課程中運用行動導向微課教學的收獲情況

（3）學生對行動導向微課教學的整體評價。從調查問卷所收集的數據和個別訪談的情況來看，絕大多數學生都對銷售管理課程實施行動導向微課教學持肯定歡迎的態度，認為這能充分調動其學習積極性。雖然，在學期初剛接觸時感覺到難度高、壓力大、挑戰性強，但其中富有樂趣、實踐性強。在學習的過程中一方面能幫助發現自身的不足;另一方面也使自己看到潛力;同時意識到團隊精神的重要性。所以，學生都支持行動導向微課教學在銷售管理課程中的應用，并建議在其他課程中廣泛開展。

篇5

[關鍵詞]強化理論 大學生 獎勵機制 存在問題

一、強化理論的主要內容及其在高校日常管理中的應用

強化理論是由美國心理學家斯金納(B.F.Skinner)提出的。斯金納認為,無論是人還是動物,為了達到某種目的,都會采取一定的行為,這種行為將作用于環境,當行為的結果對他有利時,這種行為就會重復出現,當行為的結果不利時,這種行為就會減弱或消失。根據強化的性質和目的,強化理論可分為正強化和負強化。在管理上,正強化就是獎勵那些組織上需要的行為,從而加強這種行為;負強化就是懲罰那些與組織不相容的行為,從而削弱這種行為。

強化理論在我國高校日常管理中得到極其廣泛的應用。以教職工為對象而言,在日常工作成效的基礎上,對教職工給予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獎勵或懲罰,正強化的方式包括發放獎金、表揚、提升、改善工作條件、給予學習和成長的機會等;負強化的方法包括批評、處分、降級等,有時不給予獎勵或少給獎勵也是一種負強化。以學生為對象而言,正強化包括校級或院級的獎學金評比、評優(秀)評先(進)等,而負強化則包括對違規學生書面或口頭的警告和批評,對在平時學生工作出現錯誤的學生干部給予或重或輕的批評和訓斥,甚至通過學生家長的“威嚴”以達到教育違規學生的目的等都能被看作是一種負強化行為。不過,在具體的高校日常管理的運用操作中,正強化或負強化的強與弱依行為主體判斷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但更多的情況是正強化的手段多于負強化,只把負強化作為一種迫不得已的“補充手段”。從這層意義上來說,作為兩種截然相反的強化方式,高校日常管理中的正強化與負強化之間處于一種失衡狀態,并未真正有效的應用于高校日常管理之中。

二、大學生獎勵機制中的存在問題及其正強化分析

1.校學工部(處):評定標準不明確、不細化,未能有效的引導學生進行參評。

我國絕大多數重點院校都已經組建或成立了自己的學生工作部(處),專門負責高校日常學生事務管理。學生部(處)是獎學金評比條例的制定者,自然而然的也就成為獎學金評比這一正強化行為的“施行者”。但在學工部(處)所制定的評比條例中,評比標準并未有效的引導學生進行獎學金的申請和評比,其原因就在于評比標準不明確,籠統模糊,這樣的話就會造成獎學金評比在最初實施時的“失靈”,正強化作用就會失效。

現在,我國高校都已經或正在實行學分制。學分制的引入就直接造成究竟是以學分績點為主評標準,還是以綜合測評為主評標準的尷尬局面。在絕大多數學生看來,最為“公平”的標準是應以學分績點為準,不應將綜合測評成績作為主評標準,因為綜合測評成績有很大的出入,那些身兼數職的學生干部就能以“非學習成績”而多多加分,從而贏得獎學金評比競賽的足夠“籌碼”。近年來,隨著教育改革的深入,獎學金的來源不斷增多,授獎面也不斷擴大。獲獎機會的增多,獎學金來之交易,這在客觀上削弱了學生的競爭意識,降低了獎學金含金量,造成獎學金導向功能、激勵功能、調控功能的作用也相對減弱。事實上,學生們的這種區分比較適合于正強化的周期劃分。以獎金額度較小的單項類獎學金為例,在心理上,學生們每取得一項成就或一次進步都希望立即能得到強化主體――學?；驅W院的認可與獎勵,如果被認可或獎勵的周期過長,學生們的心理預期就會受挫,正強化的作用就有可能未盡其最優效力,同樣,在獎金額度較大的綜合類獎學金評比中,一年一評既能給予學生們足夠長的學習周期努力學習以期獲得最后的成功,又能消除每學期評比一次而不得不承受的心理壓力。

獎學金評定條例制定不清晰、不明確,評定標準不適應學生的心理需求,歸結起來,這與作為正強化主體的校學工部(處)管理者的自身素質的高低和學生工作經驗的多少不無關系。就自身素質而言,不僅僅是學工部(處),甚至是整個高校行政管理隊伍的自身“素質都參差不齊,既有知識經驗都非常豐富的教師,也存在不少知識缺乏、經驗不足的‘濫竽充數’式的老師”。在評比標準都不清晰明了的情況下,管理者自身素質的高低更會直接影響到獎學金評比施行效率的高低。最為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的基層學生工作經驗極度匱乏,制定的條例不能適合實際操作層面的需要,從而導致院級學工部門在評比中的“默然”和“茫然”,繼而轉化為一種“無奈”。有時獎學金評比條例一年一變,甚至會出現同一獎學金在四屆學生中都不一樣。校級學工部門管理者想當然的求改革、求創新,造成的不僅僅是學生們對學校獎學金評比的不信任,更會導致院級學工部門對上級部門工作的不配合,正強化失效,負強化增強。

2.院學工組:評定流程公開不及時,存在“個人情感”和“暗箱操作”的可能。

從獎學金評比的程序來看,院級學工部門處于校學工部(處)與學生之間,發揮著政策執行與政策反饋的“中間人”作用。獎學金評比政策執行的好,對學生正強化作用就有效,反之則正強化就失效。

在院級學工部門接受學生申請材料、進行評比,到學院公示的過程中,學生沒有任何參與的機會,甚至學生們都不知道公示結果如何評選出來的。院級學工部門的評選過程除了可能會受到校級部門評比條例不明確的影響外,其本身在實施政策時的自身行為也事關獎學金評比的公正與效率、正強化作用的強與弱。具體說來,院級學工部門的管理者早已把獎學金評比視為一種習以為常的、普通的日常工作,思想上不再重視,將所有申報材料匯總后,按照評定標準“簡簡單單”的把評選結果公示出來,同時,他們還可能依個人偏好,在學生干部與普通學生同等條件的情況下,對學生干部予以“照顧”,提高了暗箱操作的可能性。當獎學金評比結果不符合大多數學生的心理預期時,其評比的公平性就會遭到學生的質疑,進而會在學生心理上產生一種“被剝奪感”,“放棄努力”或“拒絕努力”的負強化心態加強,“繼續努力”的正強化作用減弱。這樣,獎學金評比的正強化作用在中間環節就已發生“質變”。

3.學生:自我積極性程度不夠,未能充分發揮強化客體的監督作用。

學生是正強化行為的客體與對象,但正強化行為的有效與否是主客體之間互動的結果,盡管大多數情況下學生都處于被動接受的位置,但作為客體的學生并不是絕對的被動接受者,他們可以提高自我參與的積極性,對獎學金評比條例的諸多問題和評比程序的公正性提出合理的建議,進而反作用于作為行為主體的校方和院方管理者,達到正強化作用的良性互動。

但事實上,大多數學生都把自己定位于一個被動接受者的角色,不會主動參與獎學金評比過程。一方面,現今獎學金的額度和覆蓋率都有大幅提升,但在絕大多數不會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們看來,既然自己沒有任何希望,何必勞神勞力的關注呢?關注的學生都是那些肯定能獲得的,以及那些與此“”的學生。這些“不關注”的學生往往持有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付出的與收獲的不成正比,刻苦努力獲得獎學金遠遠少于做兼職所收獲的酬金,雖然有可能僅僅是一種心理上的自我暗示。這樣的話,對那些能獲得獎學金的學生來說,正強化的作用在此刻起到了作用,但對于那些持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學生來說,得獎學金的可能總是那幾個學生,更多的人對此已經漠然,獎學金對他們也不具有激勵作用。正強化作用顯然失靈。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評比程序公開不及時,評比結果不透明,加之不能有效的征求廣大學生的意見,那么,學生們的參與積極性就不可能有任何提高,被動接受的位置也不會有任何改觀。因此,如何調動絕大多數不能獲得獎學金的學生的積極性,才是高校管理者們最關鍵的問題所在。

三、關于高校獎勵機制改進與完善的幾點思考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校獎勵機制的正強化作用的失效,取決于校方、院方和學生三者之間的多重互動、多重強化。據此,高校獎勵機制的改進與完善需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1.增強評比條例的科學性,既要細化,也要量化

評比條例是科學性,即是評比目標的明晰和適度。一方面,就制定者而言,必須深入學生基層,真正了解學生的所思所想,以此為依據,制定切實可行的評比條例。獲得獎學金的條件因該是明確、可測和適中的。既不能含混模糊,讓學生不知道在哪些方面努力,努力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獲得獎學金;也不能把條件設得太低,不需要努力就可以獲得獎學金,從而失去激勵作用,也不能把條件設置得太高,讓學生覺得無論怎樣努力都得不到獎學金,對獎學金望而生畏,從而放棄爭取獎學金的努力。獎學金的額度要因學生心理預期的不同而有所調整。另一方面,必須要細化、量化。獎學金評比條例的不明晰,必然導致學生行為的“自我中心”,把諸多模棱兩可的情況歸入評比標準的范疇之列,這樣評比條例應有的標尺作用失去方向,學生們卻生成了獎學金評判的自我標準。細化就使得學生們能“對號入座”,不會打“球”;量化則具有實際的可操作性,防止評判過程中的“暗箱操作”。

2.注重評比程序的時效性,以信息化平臺建設推進評比程序的透明、公開。

評比程序的時效性的增強,一方面需要加強管理者和執行者的自身道德建設,樹立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從學生申請,到學院匯總,再到學校公示,每一步都需要充分調動管理者和執行者的服務積極性,這是充分保證評比程序時效性的關鍵所在。另一方面,必須引入信息化平臺的建設。對于學生而言,實行“申請-評比-公示”的“一站式”服務,既方便快捷,又能相對公開公正,使得每位申報的同學和不申報的同學及時了解評比的過程,避免了因信息不公開、不對稱造成的信息滯后作用。對于執行者而言,即可將院系學生管理工作中人工工作量(操作)降低到最低限度,提高整個工作流程的效率,同時又可提出一個通用的學生獎學金評比模型,實現“公平、公正、公開”的獎學金評定。

3.提高評比對象的參與性,發揮師生雙方的良性互動

學生參與率的提高,關鍵在于搞活長期置于獎學金評比的“中下層”學生積極性。以往我們在征求學生意見、召集學生代表時,更多的側重于優良學生和學生干部,認為他們的意見就是“絕大多數”學生的意見,忽略甚至忽視了“中下層”學生的想法與建議,確切的說我們視獎學金評比為“投機型政策”,而不是“投資型戰略”。獎學金注重的是“獎”,而這個“獎”可以分為對優秀學生的獎勵和對不優秀學生獎勵。在不改變獎學金設置的最根本內涵的前提下,擴展獎學金評比對象的范疇,是獎學金評比得以發揮長久激勵作用的根本。事實上,單純依靠院級學工執行者和“極少數”學生代表的獎學金評比程序,早已遭受眾多學生的質疑,也直接助長了一些主要學生干部的學習僥幸心理,這樣何來獎勵優秀和強化學習的目的?因此,參與學生的增多,才能促進師生之間的良性互動,進而強化獎學金的獎勵促進作用。

四、結語

高校獎勵機制的改進與完善,是當前高校日常管理應對新形勢與新變化的自我進步。尤其是在“90后”進入校園后,他們的思維更活躍,維權意識更強烈,對于在獎學金評比過程中的任何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公開行為,肯定會比“80后”大學生更趨自我意識的表達?，F今,高校獎勵機制不夠完善、管理者自我素質欠佳,有可能會導致“90后”大學生的行為更加“激烈”,加之網絡維權途徑的盛行,如若管理者處理不當,就可能會造成重大影響,影響校園穩定與和諧。高校獎勵機制的改革與創新,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還是“注重公平,效率其后”,這值得每位高校教育管理者和執行者的深思與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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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這一抽象命題在全球化、市場化和分權化背景下的展開，則是作為國際社會科學前沿話語的治理理論與實踐問題。前沿孕育著未來。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學知識體系的變革，說明這樣一個觀點：作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論，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學研究綱領，是現代政治學本來就應該是的樣子。

一

從上述事實性知識或判斷性知識來審理治理理論，這一理論興起的直接原因來自于公共權力結構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現危機，反映在治理話語中，則集中體現在三個論點上。其一是面對越來越復雜的社會，國家已經喪失應有的行為能力，也難于預測自己的行為后果，甚至難于避免產生有害的決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縛，不時頒布不適宜的或無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種群體接受。其二是社會結構急劇變化，地位危機、社會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眾對公共權力的效能和未來越來越不抱幻想，公眾的心靈世界碎片化，行為邊緣化日趨嚴重。其三是作為社會一致性中樞的公共行政體系能力衰減，并進一步成為公眾的負擔，中央集權、分等論級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層系統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無力承受大量社會需求，無法對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問題做出裁決，超優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國際市場。對于這一總體性的危機，治理話語走向了積極的知識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臘之本，在政治上重開自由主義之源，在實踐出路上擇定新制度經濟學，在技術上親和于管理主義，從而推出具有建設意義的政治學理論和分析方法。

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治理理論是人類在尋求解決社會一致和有效性問題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認識轉折與制度突破，在一定意義上，包括近代以來在內的一切政治學知識都在這一框架下實現了新的整合，無論是在事實上還是在判斷上，政治學知識體系都在悄悄地脫離統治這一核心而轉向個人對公共事物的關心這一主題，由此導致現代政治類型在三個維度上發生重大轉向：

第一，從高級政治向低級政治變遷。一般而言，高級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國際關系中意義重大、影響非凡的決策活動，如討論一國是戰爭還是結盟等等。其次高級政治是指在共同體層次上、有關民族國家問題的重大決定和政策制定，如號召種族或集團一體化，或是與產權制度有關的政治關系的變革，如私人產業國有化，或者對政府的體制和形式進行根本性變革等等。所謂低級政治也是一種政治類型，這類決策不涉及對國家或國際社會中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變革，它涉及次要性的決策，如將大型社會系統保持在某種均衡狀態。低級政治通常由官員和管理者們在公共行政領域中實行，一般屬于官僚政治行為，功能是在不干擾社會政治經濟現狀的條件下為貫徹高級政治決策所進行的活動。在國內層次上，低級政治包括通過有關防止環境污染的法規；決定提高最低工資和社會福利標準；對外貿易、旅游和投資往來的促進等等。現在應當已經到了把上述思維方式顛倒過來的時候了。

第二，從暴力政治向規勸政治變遷。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革命及各種規模的國內騷亂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個體或國家之所以發動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其目的總是在于改變或控制對手的行為。雖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脅仍被人們用于實現政治目的，那么人們就不能否認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這種地位應當是有限的。相反，規勸政治應該是公共政治活動中的基本形式。規勸政治一般是指倫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談判、協商、立法、集體討價還價，經濟、社會、文化和科學合作或激烈的競爭。當然，前提是這種競爭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預先規定其法則的基礎上進行。

第三，從等級政治向復合政治變遷。等級政治是權力和權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結構為前提的，由等級政治所決定的政治關系表現為下級單位從屬于上級單位，每個等級社會當中的頂峰都是最高權威，但這一權威并不一定總是合法的，權威的下屬是各級權力層次，每一下屬權力層次又控制著更多的下級次層次，這一系統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為塔基部分決大多數的人民無所抗辯地承認。與之相反，復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為者們之間的政治關系，在這種關系當中，社會由信息暢通的、積極的和自治的政治單位組成，這些政治單位對維護自身的獨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備的態度，然而它們也承認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對自身利益有利，同時也是整個社會的利益所在。復合政治只有在具備充分的商品和服務以滿足其成員需求的社會中才能付諸實踐。進一步推斷，復合政治應有一套自由的和競爭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統，該系統無需依賴于對大眾傳媒介實行壟斷性控制，而等級政治的目的是通過發動具有強烈傾向性的宣傳運動來造成一種虛假的社會一致感。

政治學知識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須客觀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質與規律，但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開，真正成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異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學知識的發展與人類思維的進步是聯系在一起的，只有當人類的思維已經進展到能夠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時，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會消失。低級政治、規勸政治和復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學知識發生重大轉變，并為治理型政治學代替統治型政治學提供了基本概念。興起于現實公共政治生活危機中的治理理論，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學知識的轉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維回應了當代人類生活的變革。從近代從統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變遷，體現了公共權力運動發展的內在規律，當公民權利真正成為公共權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時，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場秩序，政府制度才會內生于市場秩序。應該說這才是民主政治本來應該有的樣子，換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學長期以來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論更體現了現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從治理型政治學的應用或其實踐戰略來看，新公共管理的實踐是其必然的邏輯展開，是治理型政治學在現實中的具體表現形態。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學看成是一種新的政治科學研究綱領，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有關硬核和保護帶的理論，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間的關系恰恰體現了科學研究綱領中硬核和保護帶的關系。因此，割裂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不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學科的性質，減弱治理理論在回應現實問題時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論在學術論戰中失去有效的保護帶。國外有些學者認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論有關，是因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詞，簡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則框架，將有助于我們認識這一點。

作為新公共管理內容的主體，它有兩個基本學術支持：管理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管理主義在這里的應用是把私人部門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門，強調直接的職業管理、明確的績效標準和評估標準、根據結果進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時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費者——公民的觀念。新制度經濟學則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勵結構引入公共服務中，通過新的激勵制度安排削減官僚機構，通過承包和準市場的運作方式實現更有效的競爭以及消費者選擇。而關鍵也最具有質感的口號是用企業家精神的政府來代替受統治結構羈旁的官僚政府，以企業家精神的政府推動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其基本的理論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權從官僚手中轉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場機制而不是官僚機制；(3)驅動政府管理者前進的是自己的目標——部門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規則和規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眾定義為消費者，并且為它們提供選擇的機會；(5)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而不是簡單地提供事后服務；(6)把精力放在贏利而不是簡單地支付財政撥款上；(7)實行分權制度，主張參與式管理；(8)；公民評估自己的者的績效時，關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結果。

三

在一個全球化和不確定性日益增加的大變革時代，各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在尋找一種更好地適應環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經濟的競爭中贏得優勢并讓社會獲得有質量的增長，治理理論正成為回應這一變革的強勢政治理論話語，支持這一話語體系的價值觀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識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學的統治理論，并在全球范圍引起政治家、學者以及官員、實業家的共識。立于中國公共管理實踐理解治理理論時，我們深感這對重構中國民主政治知識體系，尋求善治的制度平臺和有質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擺脫市場化進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敗，在新的合法性基礎上重建社會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論資源。從社會或區域之間競爭的可持續性來看，治理理論資源合法充足的利用，應當是十分重要的社會資本的一種提升途徑。中國正在發展公共管理制度，開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識，以便為有效地治理中國提供基礎性條件，這一努力要趨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點達成共識：

首先要對政治學的知識類型的實行轉換，尤其在人為秩序與自然秩序、辯證理性與有限理性、意識形態與實證主義方法、形式主義運作和效率至上原則之間作出整合性選擇，從而使得政治科學知識在現代社會中的擔負真正來自于公民社會而不是意識形態。因為治理模式的選擇和善治目標的達成有一定的路徑依賴，而一個社會知識的狀況或稱之為存量結構總是形成發展與變革路徑的根本，知識狀況已成為制度學派分析社會問題時的一個重要變量。而不能掌握社會變革所需要的知識，其結果就會形成社會的創傷。因此當代社會發展的競爭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知識存量的長期性競爭。

篇7

一、組織機構

全國歷史教師教育專業委員會、《歷史教學》編輯部

二、征集對象

全國普通高中在職歷史教師

三、征集時間

即日起至2013年9月20日（電子稿及紙質稿須在9月20日之前寄到，逾期不再受理）

四、內容要求

1.征集的優秀教學設計，不限教材版本，但必須是高中新課程歷史必修模塊（1、2、3）的教學內容，必須是一節完整歷史課的教學設計。

2.征集的優秀教學設計應未在公開出版物上發表過。

3.征集的優秀教學設計須為作者本人原創，嚴禁抄襲，如借鑒他人研究成果必須標明出處。凡發現有抄襲內容，取消征集資格。凡由作者單方引起的侵權糾紛，責任由作者自負。

4.教學設計格式要求：

（1）所有征集的優秀教學設計須采用統一模板形式（參見附件1），提交電子稿（WORD文檔文件）、郵寄紙質稿，頁面設置請使用A4紙，上、下、左、右各留邊距2.5cm，行距為1.5倍，正文用小四號宋體，英文用Times New Roman五號字體。

（2）作者須提供以下信息：姓名、工作單位、通訊地址、郵編、聯系電話、電子郵箱等（參見附件1）。

（3）優秀教學設計正文不超過5，000字為宜。

（4）文中的標題層次請依次使用：一、二、三……，（一）、（二）、（三）……，1.2.3.……，（1）（2）（3）……，①②③……

五、作品提交

1.優秀教學設計電子稿，請用附件方式，發送電子郵件至（“全國歷史教師教育專業委員會秘書處”電子信箱），郵件主題和附件名稱的格式均為“必修×——××省·××市（縣）——設計者姓名及學校。

2.教學設計紙質稿郵寄地址：甘肅省蘭州市安寧東路967號西北師范大學260號信箱（全國歷史教師教育專業委員會秘書處），郵編：730070。

3.優秀教學設計提交截止日期

2013年9月20日24時止

六、評選說明

篇8

不僅可以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把握環境政治，還可以從國內和國際的視角把握環境政治。國內環境政治主要探討一國范圍內的環境政治問題，也包括該國地方層次的環境問題，如按照國別探討每個國家的環境政治或各國地方政府的環境政治，甚至國家范圍內非政府組織的環境政治；國際環境政治主要探討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之間或國際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等圍繞環境問題進行的政治實踐。哈雷爾和金斯伯勒認為國際環境政治主要研究：“國家間協商國際環境協議的過程；促進國際環境合作的規則和機制；實施這些規則的國際機構；全球環境動議背后的不同政治力量?！庇捎趯W科的細化，在國外的環境政治學教學中，除了開設環境政治學課程之外，還有國際環境政治學或全球環境政治學。安德諾娃認為全球環境政治是一個各種行為體（國際組織、民族國家、次國家行為體、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等）圍繞環境問題進行競爭、合作、論爭的領域；這些行為體利用其所掌握的權力、權威和組織能力追求與環境問題有關的利益。國際環境政治的凸顯和環境問題的跨國性、全局性有關，同時又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相呼應。雖然國內環境政治和國際環境政治有各自的學術邊界，但也有密切的聯系。

國內環境政治和國際環境政治的關系

1從環境問題的產生看國內、國際環境政治的關系

工業化使人類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這種代價也呈現出跨國性。一國的環境問題會造成其他國家的環境問題，這類環境問題又分成兩種情況：一類是故意轉移污染成本或代價的行為；另一類是非故意的行為。隨著國際分工的擴大及跨國交往的增加，國際投資和貿易也成為轉移污染的渠道。如：歐盟國家意識到工業發展所承載的環境壓力，紛紛提高國內工業的環境標準，迫使企業將生產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因此，國人津津樂道的“中國制造”也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所以發展中國家在吸引外資和進行貿易時也要考慮環境成本。這類通過貿易轉移的環境代價是間接的，而直接的廢棄物貿易則令人震驚。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出口洋垃圾，如英國把廢舊紙張運往中國，日本將廢舊電腦等電子產品運往中印等國，這類有意識地轉移環境成本、污染環境的行為已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此外，有一類環境污染是非故意的行為，但在客觀上造成國內環境問題國際化。國內環境污染如空氣污染和水污染等有時會造成跨國污染。20世紀70年代，美國酸雨漂到加拿大，每年給加拿大造成數十億加元損失，經過數十年談判，美加達成治理協議。近些年，印尼為了發展生物能源，燒掉大片森林，造成印尼溫室氣體排放量上升、東南亞陰霾天氣增多?？鐕廴局傅氖且粐捎诤推渌麌覔碛泄餐暮恿?、湖泊等，在本國發生水污染后，波及下游國家，引發或加劇國家間關系的緊張。如：萊茵河發源于瑞士的阿爾卑斯山，流經法國、德國等9個國家，1986年11月瑞士巴塞爾市一化工廠失火，近30t劇毒的硫化物、磷化物和含有水銀的化工產品流入萊茵河，導致萊茵河150km內60多萬條魚被毒死，5000km以內河岸兩側的井水不能飲用，河邊的自來水廠關閉，啤酒廠停產，萊茵河因此“死亡”20年。

再如：2010年10月，匈牙利鋁廠的廢物池決口，約有100萬m3有毒廢物泥漿沖出，威脅多瑙河下游6個國家。又如：烏拉圭河流經巴西、烏拉圭和阿根廷，2005年，烏拉圭在該河興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紙漿廠，影響附近的空氣、水質等，一度造成烏阿關系緊張?？梢?，環境問題的產生有深刻的國際根源。

2從環境問題的治理看國內、國際環境政治之間的關系

環境屬于公共物品，具有非對抗性和非排他性的特點。既存在和環境有關的國內公共物品，也存在和環境有關的國際公共物品或全球公共物品。國內環境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維護看似只是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實際上也離不開國際視野，即在必要時要借鑒國外先進的環境技術和管理經驗，改善國內環境；此外，如果一國的環境問題外溢，影響到其他國家或地區，還需要加強雙邊或多邊合作。在全球環境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維護方面，地球上的每個行為體，特別是每個國家都負有責任。當前世界十大環境問題包括：氣候變化、臭氧層的耗損與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酸雨、森林減少、土地荒漠化、大氣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在這些問題中，關于氣候變化的談判成為一個最典型的，需要各國政治家、科技人員等共同商討方案的大事，因為過去圍繞其他環境問題的全球治理一般交給科技人員制定技術標準就可以解決，但是氣候變化問題的公共性更加明顯，氣候是全球生態系統的基礎，大氣不具有排他性，任何國家都可以擁有大氣，但又不受任何其他人和任何其他國家的約束，即使其他國家采取了積極改變氣候急劇變化的措施，某些國家仍然可以搭便車，可以共享改善的氣候。那么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在國際社會建立一種機制，既約束對氣候產生不利影響的國家，也用激勵措施鼓勵更多國家為大氣這樣的公共物品的維護作出貢獻。因此，目前國際社會圍繞氣候變化展開的外交談判在較大程度上動員了世界上的每個國家。可見，環境問題的解決需要國內國際互動及盡可能多的國家參與國際合作。

3從環境意識的傳播看國內、國際環境政治的關系

環境意識包括對環境問題的產生及解決辦法的認知，環境治理理念的傳播經歷了一個國際化的過程。環境治理理念可以從一個國家到達國際社會，國際社會形成的意識再去影響另一個國家；同時也可以由一個國家直接影響另一個國家，中間不經過國際社會的意識的影響。發生在發達國家的公害事件及《寂靜的春天》等著作的出版，使20世紀中葉掀起第一次國際性的環保運動。地球日的誕生就是一個很好的將環境治理理念擴散到世界范圍的例子。美國參議員尼爾森和哈佛大學學生海斯積極倡導環境保護，在其影響下，1970年的4月22日，美國有2000多萬人在街頭、校園游行，集會、演講，宣傳環保理念，其影響超出美國，成為世界性的環境保護運動。4月22日也成為全球性的“地球日”。每年的這一天，世界各地都要開展形式多樣的群眾環保活動。此外，國際社會一般把1972年作為國際環境治理的起點，因為這年6月，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來自113個國家的政府代表和民間人士就當時的世界環境問題及全球環境保護戰略等進行研討，制定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提出了7個共同觀點和26項共同原則，并建議將此次大會的開幕日即6月5日定為“世界環境日”。此后聯合國每年都會根據當年的環境熱點問題制定“世界環境日”主題?？梢姡瑖H環境意識起源于英、美、日等工業化國家對環境問題的反思，最后形成大多數國家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認同的意識，這種意識又開始影響越來越多的國家。據統計，在人類環境會議召開之前，全世界僅有10個國家設立環保局，到1982年有110個國家設立了環保局。

現在，雙邊或多邊環境條約數量之多、涉及國家范圍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在這個過程中，伴隨著環境治理理念的國際傳播。雖然我國自古重視天人關系，但是我國環境意識的成長以及環境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也經歷了一個國際化的過程。一方面，我國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參與國際環境大會，學習國際環境法的精神，并將環境治理的理念內化到我國的環境政策與法規中。另一方面，我國也不是被動地接受國際環境治理理念，而是在參與的過程中積極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意見。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及環境問題的突出，我國必然要參與國際環境治理理念的傳播和塑造。

4國內環境問題與國際干涉的關系

由于人類面臨的環境危機日益嚴重，國際社會對環境問題的敏感度會提高，其中既有合作，也有摩擦。以水資源為例，似乎更多的是沖突，如：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黎巴嫩和敘利亞圍繞著約旦河的水資源分配問題產生的沖突；土耳其、敘利亞和伊拉克圍繞幼發拉底河產生的沖突；印度和孟加拉國圍繞著恒河產生的沖突。除了水資源的分配問題之外，還有使水資源免受污染的問題以及水生物的生態多樣性保護問題，上游水利、水電設施對下游的影響問題，這些也是容易引起國家間關系緊張的因素之一。積極的合作可以化解沖突，但是近些年來，一些環境問題被擴大化，甚至和其他國家安全問題聯系在一起。例如：外國在宣揚“中國”時，又增加了“中國水”。中國的國際河流眾多，在東北部有松花江等，在西北部有伊犁河、額爾齊斯河等，在西南部有瀾滄江（湄公河）等。這意味著我國在進行國際河流的合作時，要避免使問題復雜化，比如避免把雙邊問題多邊化，或者把水問題和其他問題掛鉤，加大解決水問題的難度。水問題只是眾多環境問題中的一個，有學者擔心環境問題會成為一些棘手的國際政治問題的借口。

因為無論從環境的外溢效應還是環境的治理途徑來看，由環境引發摩擦或沖突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在西方國家經歷了50多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治理之后，環境問題得到了較大改善。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則由于技術落后和國際產業布局的調整或者污染跨國轉移等因素，繼續走著“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關系可能會因為新一輪的國際環境治理而緊張。如果摩擦或沖突積累到一定程度，或者個別國家出于某種特殊的目的，可能會引起干涉。為了預防此類問題的發生，國際環境法學家認為環境權是國家的一部分：一個國家對本國的資源享有永久的權利，有權根據本國情況決定自己的環境政策和戰略，自主地開發和利用本國的資源；任何國家不得借口環境保護而干涉別國的內政；各國不論大小，對國際環境事務享有平等的參與權，不能由個別或少數幾個國家決定國際環境問題的解決。

篇9

“領導者核心能力”研究現狀怎樣？

“領導者核心能力”作為社會科學與實踐的全新概念，真正被研究只有10多年時間。這一研究課題的研究主體——領導者，雖然在企業管理學、政治學和領導科學等多個學科中均有涉及，但關于領導者能力特別是“領導者核心能力”的專門研究均沒有對其進行系統論述。因此，針對領導者核心能力進行聚焦研究，是全球范圍內的新生事物，是一種從無到有的創新實踐。

首先，從企業管理學看，企業管理學中“企業核心競爭力”與“領導者核心能力”本應具有很強的相關性，然而，企業核心競爭力研究主要關注知識、創新為主的關鍵資源或關鍵能力，沒能觸及企業內生性因素和深層次本源問題，即企業領導者因素，因而存在明顯缺陷。理由很簡單，任何組織離開了領導者的能動作用，一切優勢資源就不可能得到最有效的配置、開發、保護、使用與整合。領導者能力問題不僅是組織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影響組織核心競爭力生成的關鍵因素。因此，“領導者核心能力”研究不僅率先將核心能力引入企業核心競爭力領域，而且抓住了核心競爭力研究的本源，并直指領導者能力建設問題的本質和要害，深刻揭示影響領導決策的共性規律。它不僅對企業競爭力研究進行了有益的延伸與拓展，更重要的是從根本上完善了企業管理學理論。

其次，從領導科學看，按理領導科學應該是最有可能與“領導者核心能力”研究內容產生重疊的學科，但是領導科學，到目前為止主要還是研究領導活動規律及其有效應用?？v觀領導科學研究進程，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即特質論階段、行為論階段和權變論階段。特質論階段——主要是對領導主體的研究，關注領導者不同于其他人的特質；行為論階段——主要是對領導行為的研究，關注領導者的領導行為及其影響；權變論階段——主要是對領導藝術的研究，關注領導策略及其運用。領導科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尚未形成固定的格局，仍處在不斷發展完善過程中。所以，領導科學和企業管理學一樣同樣存在缺陷。一方面，第一個階段雖然研究領導主體，但只強調領導者特質而非領導者共性優勢，由于其研究結果不具普遍意義，實際運用價值不大。另一方面，第二和第三個階段，最大的不足是偏離領導這個主體，系統性和整體性不強。而“領導者核心能力”研究主體是“領導者”，分析的是領導者應該具備的能力共性特征，直指領導科學本質，正好彌補了領導科學研究的不足。因而，“領導者核心能力”研究，直接推動了領導科學研究進入本質論的新階段。

最后，從政治學看，政治學以研究政治行為和政治體制為主，但是對政治的主體——政治家，沒有專門研究，同樣存在缺陷。中外無數歷史和現實的經驗反復證明，“先有卓越領導，后有卓越組織”、“沒有最好的體制，只有更好的領導”、“組織的競爭力，核心在領導力”。不難看到如下現象：同樣面臨經濟危機的美國，為什么在胡佛時代和羅斯福時代情形大不相同？為什么具有相似體制的國家其發展速度、發展成就大不相同？答案非常明確，就是政治家因素導致了結果的不同，是政治家的核心能力，對國家發展命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梢?，政治學研究，離開了對政治家的研究，同樣不能充分揭示政治發展的本質規律。從這個角度看，“領導者核心能力”的研究，是對政治學的豐富和發展。

綜上所述，“領導者核心能力”研究不僅是對企業管理學中企業競爭力研究的延伸完善，而且是對領導科學的豐富發展，還是對政治學的創新發展。這一研究成果實現了管理學、領導科學甚至政治學的有機結合，進而形成了一門既具有綜合性、又頗具前沿性的社會科學研究新課題。這是一項填補國內外研究空白的創新和探索，具有鮮明的“本土化”特質和濃郁的中國特色。

“領導者核心能力”與“企業核心競爭力”有何聯系？

“領導者核心能力”與“企業核心競爭力”深度關聯，具有因果關系，二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企業核心競爭力”（Core Cornpetence 0fEnterprises）概念不是中國人創造的，它是“舶來品”，國內有的學者譯成“企業核心能力”或“公司核心能力”，專指公司這類營利性組織的競爭優勢。正是因為英文譯名的混亂，不少人認為二者是一個概念。實際上，國內不少語言專家認為，“Core Competence”翻譯成“核心專長”比較恰當、準確。

“企業核心競爭力”，指的是“在一個組織內部經過整合了的知識和技能，尤其是關于怎樣協調多種生產技能和整合不同技術的知識和技能”。因此，“企業核心競爭力”是企業競爭力中最基本的，能使整個企業保持長期穩定的競爭優勢、獲得穩定超額利潤的競爭力，是將技能資產和運作機制有機融合的企業自身組織能力，是企業推行內部管理性戰略和外部交易性戰略的結果?，F代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一個以知識、創新為基本內核的關鍵資源或關鍵能力的組合，是能夠使企業、行業和國家在一定時期內保持現實或潛在競爭優勢的動態平衡系統。比如全球最大的連鎖便利店企業？ELEVEN，長期在競爭激烈的零售行業處于盈利水平領先位置，靠的就是“利用衛星通訊系統建立起完善的信息分析管理體系”、“強大的產品開發能力”、“精細化的物流配送體系”等。幾大核心資源相互支持、相互補充，造就了一流的供應鏈管理系統，形成了貫穿全價值鏈的、其他對手無法模仿和超越的核心競爭力。

但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研究沒有觸及企業核心能力內生性因素和深層次本源問題，即企業領導者因素，存在明顯缺陷。因為任何組織離開了領導者能動作用，一切優勢資源就失去了有效配置、開發、保護、使用與整合。與之相反，“領導者核心能力”研究，率先將核心能力研究探索由組織層面拓展到領導者個體層面，而且認為核心能力概念放在個體身上比放在組織身上更為貼切，更能體現能力本身的能動性特征。

可見，“領導者核心能力”和“企業核心競爭力”既有聯系又有本質區別。聯系在于：二者深度關聯，具有因果關系。先有領導者核心能力，后有組織核心競爭力。領導者核心能力在組織發展中處于核心地位，既發揮著合理配置資源、整合內外應力、激發創新動力、實現效益倍增作用，又能為組織核心競爭力培育和形成提供發展導向、精神動力和激勵約束。換句話說，沒有領導者核心能力，其所在的組織核心競爭力等于缺失了靈魂。區別在于：核心能力是一種內在的、無形的、本源性存在，而競爭力是一種外在的、有形的、表象性存在。

必須看到，一個組織或國家憑借領導團隊自身的核心能力，可以創造獨特的價值和持續競爭優勢。如果領導團隊沒有核心能力，就不可能形成核心競爭力，各種資源的基本價值就會降低甚至失效。但是這一判斷不能絕對化理解，絕不能說這個組織或國家只要領導團隊具備了核心能力，就必然擁有核心競爭力，“豪華陣容≠卓越績效”，有時會發現一些很有競爭力的組織或國家，領導團隊核心能力并不強。比如在美國南北戰爭初期，南方的李將軍曾一度擊敗林肯領導的陣容強大的北軍。盡管當時南方李將軍手下從杰克遜數起，幾乎沒有一位將領不是渾身大小毛病，團隊成員的整體本領并不強，而林肯選用的是在他看來“沒有重大缺點”的將領，擁有人力物力的絕對優勢。但在1861-1864年，北軍沒有取得任何進展。主要原因就在于南軍的李將軍善于發現、整合每個人的長處，使整體團隊的能力得以充分發揮，盡管整體團隊核心能力不強，但在那段時期，仍擊敗了林肯麾下核心能力較強的團隊。直至林肯充分意識到這個問題，重新調整用人策略，才重拾勝局。

此外，必須看到影響核心競爭力生成的關鍵因素從來都是多維的。當競爭環境不夠公平或者有些競爭者采取不正當手段的時候，領導團隊核心能力作用發揮也將受到限制。同理，領導者核心能力是一種深層次綜合能力，領導者擁有核心能力可能創造突出的業績，但有業績的領導者未必擁有核心能力，因為“撞大運”者也大有人在?！秾O子兵法》開篇就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這段話，非常精準地道出了除了和領導力相關的“道”、“將”、“法”之外，決定成敗的還有“天”和“地”兩大外在要素。

“核心能力”與“基本能力”的本質區別在哪里？

所謂“基本能力”，也叫“一般能力”或“必備能力”，是指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所必須掌握的能力。人的基本能力一般包括思維能力、觀察能力、閱讀能力、書寫能力、語言能力、認知能力、歸納能力、社交能力、學習能力、適應能力、自我保護能力、注意力、記憶力等。根據我國領導者肩負的使命和職責特點，領導者基本能力主要包括思維能力、判斷能力、決策能力、駕馭能力、應變能力、用人能力、組織能力、學習能力、創新能力、理財能力、籌劃能力、包容能力、溝通能力、感召能力等。

領導者核心能力是通過對領導者基本能力進行凝練、整合、提升而來，盡管其從生成難易程度、層次高度、作用大小，與基本能力具有極大差異，但二者之間緊密相連。基本能力只能滿足領導者基本履職需要，可以作為組織的“管理者”進行計劃、組織和配置資源、控制并解決問題，其目的是建立秩序；核心能力作為能力層級的最高層次，具有獨特指向性，作用力和影響力比基本能力更高、更大、更強、更優，能夠滿足高標準履職需要，可以作為組織的“領導者”確定方向、整合資源、激勵和鼓勵組織成員，其目的是產生變革。正確把握二者相互關系，對于完善和健全核心能力理論體系、科學推進核心能力考評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基礎與升華”關系。領導者核心能力是從領導者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整合、凝練、提升而來，因而領導者必須首先積累基本能力，不斷提升基本能力，否則，領導者核心能力就難以形成。同時，不斷積累的過程不是把基本能力簡單疊加，而是要經過不斷整合與融會升華的長期過程。如果不在基本能力基礎上進行不斷累積、拓展和升華，就不可能真正形成核心能力。反之，核心能力是基本能力發展升華的結果，又促進和帶動了基本能力的提升。柳傳志有著自己認定的人才培養方法，即縫鞋墊理論。他認為，“培養一個領導者和培養一個優秀的裁縫有相同的道理，不能一開始就給他一塊上等毛料做西服，而是應該讓他從縫鞋墊做起，鞋墊做好了再做短褲，然后再做長褲、襯衣，最后才是做西裝。不能拔苗助長，操之過急”。聯想接班人楊元慶就是在“縫鞋墊”時被發現——1988年從推銷員做起，兩年后成長為當時一個不太重要的業務部門的經理。做業務經理的時候，他利用與美國惠普公司的業務合作機會，潛心學習惠普公司的管理，不僅使部門營業額快速增長，還帶出一支十分優秀的隊伍，因此被調到聯想最重要的微機事業部做總經理，開始了自己的“做襯衫”生涯。之后，他繼續使聯想電腦市場份額在兩年間獲得大的飛躍，也再次被委以重任。就這樣，楊元慶的基礎能力在實踐中不斷累積、升華為核心能力，最終登上聯想集團總裁的位置，正式出師“做西裝”，從而脫穎而出，成為聯想集團的接班人。

篇10

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是在對官僚制甚至是傳統行政發展邏輯的批判中獲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實踐中，傳統行政機械化的發展邏輯使政府效率急劇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失靈”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無論是“新公共行政運動”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皆以否定官僚制為政府重構的前提。換言之，是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否定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對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邏輯地符合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行政發展邏輯。在這一問題上，麥金太爾引領了我們的視線。他認為，現代行政發展的邏輯有一鮮明的脈絡：始于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中經社會改良者的抱負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證明，直至技術官僚的實踐。麥金太爾所描繪的是行政發展的顯性圖景，然其背后卻潛藏這樣的論斷：考據現代公共行政與道德的分離無可避免地讓我們回歸啟蒙時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這探究的立足點恰恰就在于政治領域。

行政實踐并非與行政學的創立者們所想象的與政治全然無涉，而是扎根于政治與道德領域。即使是行政學的創立者們以“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這一二分法作為行政學的方法論開端也難以否認：行政須以政治為先導，隱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論證行政的目的性價值的必要條件。如此說來，從政治領域抽離出來討論行政和道德的分離問題，作為現代探討行政問題的普遍方式，盡管可以探討得細致入微，卻未必比近代的思維習慣更為高屋建瓴。由此，探尋“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這一命題須回歸源頭，分析政治與道德分離這一行政游離道德的前提。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行政是政治作為實踐性的學科在技術操作上的應有之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闡釋，政治關乎城邦這一“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傳統意義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這一本性。然而隨著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現代行政催生以來便消逝了這種本性，此時行政在名義上已擺脫了政治。著名的解釋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斷言：政治與倫理的分離具有明晰的路線圖，經過始于馬基雅維利、中經盧梭、近到尼采的“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連續沖擊，西方政治哲學及其傳統已在三次危機中難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臘所塑造的傳統哲學認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實踐這種至善，所追求的價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與政治并沒有被嚴格區分，而且兩者相互糾結、支撐與印證。然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對這一傳統進行了釜底抽薪：“當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權力取代政治美德、盧梭以自由(權利)作為政治原則、尼采用權力意志取代國家政治本身時，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臘哲賢的‘愛智’冒險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哲學，便開始從‘權力政治學’向‘自由(權利)政治學’——經過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政治學’和洛克的‘財產政治學’的預制——最后到‘權力意志政治學’的蛻變?！?/p>

按照施特勞斯的診斷，政治游離道德是一個“現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現代性浪潮”的沖擊所導致。然而，沖擊后的行政還要有能夠實行價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實踐性或環境性契機。政黨分肥制便為之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威爾遜的行政“價值中立”原則便是針對當時美國的“政黨分肥制”，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其糾纏所做出的設置。他以完全超脫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領域的“事務性”來描述行政管理的領域，“它與政治的領域那種混亂和沖突相距甚遠。在大多數問題上，它甚至與憲法研究方面那種爭議甚多的場面也迥然不同?！鼻∈欠挠诮鉀Q“政黨分肥制”這一具體問題的“價值中立”原則與韋伯的“官僚制”相結合，把道德價值從公共行政領域中徹底剔除。

由此，現代行政發展邏輯在歷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理論抑或假象：行政與道德全然無涉。它試圖邏輯周延地表明：效率是價值中立的必然結果，而要實現效率，惟有尋求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價值中立。

二、問題：現代行政邏輯與道德之間

行政擺脫了道德、行政學脫離政治而產生毋寧是現代性事件，經過與道德的決裂以及機械論科層制的發展，公共行政嘗試依據科學和技術路線尋求自身發展邏輯的理性化，逐漸構建起自己的邏輯體系。然而正當現代行政構造起自足的技術體系，準備擺脫道德飛躍發展的時候，道德的問題卻又緊緊地糾纏著它，使之返回始發點。道德問題猶如現代行政背負的“原罪”，即使他們妄圖遺棄，卻又總是悄然復歸。這一“原罪”，便成為新公共行政運動及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政府再造的突破點。盡管它們的努力無法超脫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甚至恰恰表現了官僚制總體實現的結局，但闡明了行政邏輯的顯性危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迫使我們回到現代行政發展邏輯鏈的始發點——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回復這樣的追問：行政能不能徹底脫離道德的范疇?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顯然，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并非沒有價值立場，而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價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倫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價值之外的獨立性，”l4追尋中立性的立場。從行政本身的建構來說，這樣的立場始終是難以存在，因為行政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應用問題，而這正是由行政的意圖和手段所決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單純機械性地分配資源，其作用本身潛涵著價值性的目的或關懷。盡管政府通過援引其之為社會變化的管理者的科學能力及純粹的技術，來證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方式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臨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所產生的難題，單純依靠簡單的技術能否解決價值沖突上的問題已是不言而喻。單純追求效率和中立價值的技術操作始終無法越過難以精確衡量隱性價值這一鴻溝，功利主義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這個難題。因此，針對這一難題，法默爾不無義憤地說：“人在這種形式的合理性(為效率追求技術)中當然可以獲益，但要以拋棄實質的合理性為代價?！盻5因此，他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困境，從后現代性而非現代性的心靈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這種現代普遍理性主義規范論的視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為一種非人格的組織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卻忽略行政作為社會組織化生活方式的內在價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誠然，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的弊端不僅僅在于先天道德論證的缺失，其具體運作機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謊言。行政的體制的建構以及行政機制效能的發揮都有賴于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沒有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參與和實踐，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體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共同認同和實踐承諾。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不會在無強迫壓力的情況下認同和承諾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認同的制度約束或規范限制。在公民對約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機制的認同過程中，個人的理性判斷和價值篩選起著關鍵的作用，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因素，行政效率也無從談起。然而，問題在于個體存在著差異，而且道德上的差異甚于生理上的區別。作為公民的個體在政治參與的實際進程時，不可能完全擺脫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響。恰好相反，這些差異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和主張，乃至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矛盾中，單純依靠技術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無效率可言。

如果在現代行政的邏輯中，以價值中立為出發點，僅僅為了追求科學能力的優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單純的手段或技術來理解行政，而與正義與非正義、善或惡、美德、至善等道德問題全然無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難以證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優越。

三、回歸：公共行政的道德價值性辯護

若缺少道德的價值向度，或者過度強調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無涉，那么行政的正當合法性也就成為問題。

如果我們把行政界定為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運用公共權力所實踐的具有強烈組織性能的治理活動，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這一追問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如何建構、論證行政權力及其運用方式的道德正當性及合理性基礎，實踐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實現其價值層面上的意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純粹的價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應該遵循一種什么導向?由行政本身的內在邏輯和需求探尋，這導向毋寧是公共行政中的正義。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篇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行政領域。作為一種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紛繁復雜的價值沖突中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獲得公眾的認可及同意，贏得合法性基礎。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在獲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為合法性的奠定和維護除了依靠政府單純的價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內蘊的理性和人們對它的信念，“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因此，合法性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秩序有效維持這一合理性評價和道德性評價中的實質正義。而正義正是合法性的內在動因。以合法性的結構視之，管理者和公眾是合法性的結構載體，兩者不是純粹的單維構建，而是具有回應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現動態發展過程。并且隨著公眾價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異化擴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現代民主法則的框架下，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利益來評價政治及行政，因此對公眾回應需求的滿足程度成為能否贏得認可和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這種需求最根本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然而，正義要成為現代行政的新導向還必須滿足這樣的事實：行政雖然不能以單純的效率為導向，但是卻不能缺乏效率。以正義原則為導向是否會降低行政效率?換言之，正義導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義導向之中涵蓋著最大的效率追求?！皩τ谝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的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通過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節和調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緩解，進而可以減少社會潛在的動蕩因素?！鄙鐣蓡T之間價值觀等非政治因素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以統一的觀念整合人們的思想難以達成，重要的是應付這些非政治因素的滲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義導向能夠為公眾提供平等地表達社會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積極地發揮自己的潛能，“不僅在行政體系自身中呼喚出有效率的行動，而且能夠在它的管理對象那里，即在整個社會中激發出存在于社會成員之中的整合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展的潛能?！币虼?，正義的導向消弭了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極大地激勵他們的主動J眭和積極性，使政府在獲得最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政府從日常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極大地解放出來，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呼喚出高效率。

因此，現代公共行政應該拋棄以往的邏輯，以正義為導向。然而，以平等、正義為主張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務并不能真正實現正義，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對新公共行政追求正義的困境做出了很貼切的診斷：“僅僅進行機構改革是不夠的。必須‘改變觀點’，對當前治理模式的基礎本身提出質疑，即使這些基礎已經為長期的習慣所肯定?！眑l。。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膽的結論，意味著公共行政也和人類的治理一樣處在根本的轉型之中，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行政正義導向的內在需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實質上潛藏著這樣的論斷：正義毋寧是制度的正義。以此推之，行政的正義毋寧是行政制度的正義，實現行政正義導向的關鍵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為重要的規則體系。只有通過制度的安排，對有限的社會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義導向，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秩序。同時，也只有體現正義的制度才能成為協調社會各階層相互關系的基本準則，才能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接受并自覺遵守，否則就淪落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構建符合正義導向的行政制度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考慮到行政的制度選擇、制度設計和安排的正當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實際運作。這關涉到“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的社會客觀條件和環境，包括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和環境，比如，社會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創新的資源供應、社會公民的政治參與、政治責任和政治美德狀況，以及特別重要的是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與社會政治生活實踐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薄_立行政制度的正義導向不僅是公共行政目標模式的變更，而且意味著公共行政的制度、運行機制和行為模式的根本性變革。

然而，單純依靠行政制度的正義是否就能保證行政的正義導向?根據慈繼偉“正義兩面性”的解釋，制度正義是有局限的，需要對個體美德的呼喚正如麥金太爾站在雅典諸德行的立場上對羅爾斯諾齊克論爭之批評所闡明的，無論制度的設計多么完美、健全、正當，最終都取決于古典公民美德的復蘇。公共行政的正義導向需要公民尤其是行政管理者的正義美德的支撐，即使是制度正義除了需要制度選擇、設計的正當性之外，也需要操作制度運行的管理者公共權力行為的合理及合法性基礎此外，行政正義的局限性不僅僅在于公共行政管理者運用公共權力的操作層面上的基礎，還在于包括行政管理者在內的公民對于正義期待與代表全體公民意愿的行政制度之間存在的差距。“即使是正義制度在其履行正義職責時，亦有一個時效相對滯后的問題，因而，亦會引起人們的道德憤恨。這就需要‘寬恕’之美德，以‘遺忘’不正義行為。

而這寬恕和遺忘有賴于公民以自己的仁愛以及對行政制度正義的信念和希望超越對等的報復。毋庸質疑，公民(行政管理者和公眾)個體的美德精神與行政制度的正義正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支撐著現代行政的正義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