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與安全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消費與安全，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模型設定我國的消費信貸

主要包括個人住房貸款、個人汽車貸款、信用卡消費貸款、個人旅游貸款、助學貸款等。在現代經濟條件下，消費信貸可能遇到的不確定因素很多，其貸款風險多樣，主要包括系統風險、經營風險、制度風險和信用風險。本文中定義當這些因素使得總的消費信貸風險超過一定經濟條件下的承受能力時，就認為消費信貸是不安全的。本文在綜合考慮消費信貸風險來源的基礎上，從宏觀上考慮消費信貸安全問題。由于經營風險和制度風險的防范主要依靠完善社會信用環境和銀行內部的風險控制與管理制度以及貸款審查制度，難以定量研究。因此，本文中在對消費信貸安全進行量化時主要考慮由于社會動蕩、出現金融危機等因素引起的系統風險，以及由于各種原因導致借貸人無法按時按量償還貸款所產生的信用風險。現有研究中專門針對消費信貸安全的定量研究較少，從宏觀角度研究總體的消費信貸風險的就更少。本文以商業銀行信貸理論、風險管理理論、資產負債綜合管理理論以及預期收入理論的基礎上，借鑒R.GastonGelos，RatnaSahay[13]對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的度量方法，構建了一個消費信貸安全綜合指數（CDS）作為衡量消費信貸風險大小的指標。消費信貸安全綜合指數CDS是指用不良貸款率(LGD)、房產價格指數(REPI)以及股價指數(SPI)的加權平均計算出來的指數。與現有研究相比，CDS綜合反映了與消費信貸相關的系統風險和信用風險，即股票價格和住房價格會出現大幅下跌所帶來的系統風險，以及銀行不良貸款率的上升帶來的違約風險。為了度量消費信貸規模對消費信貸安全的影響，以消費信貸安全綜合指數為被解釋變量來進行回歸分析，選擇消費信貸規模(CD)作為解釋變量，利率也是影響消費信貸安全的一個重要影響影響，選擇利率(IR)作為另一解釋變量。Williams，Beranek和Kenkel[1]的研究表明失業率是導致貸款違約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但由于失業率的季度數據無法獲得故未包含在模型中。從消費信貸期限上來分，我國的消費又可分為短期消費信貸和中長期消費信貸。1999年后，個人消費貸款快速增長，個人消費貸款占金融機構各項貸款總額的比例2005年為11.27％，2012年為9.85％。在各項消費貸款中，以住房貸款為代表的中長期個人消費貸款占絕大部分。2012年二季度中長期個人消費貸款占個人消費貸款的比例達到83.59％。實證中，為了具體分析不同期限的消費貸款對消費信貸安全的影響，本文分別采用總的消費貸款、短期消費貸款和中長期消費貸款數據構造不同的模型來進行實證分析。

（二）數據說明我們選取的數據

是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數據。分別以CD、LCD、SCD表示季度末總的消費性貸款增量、中長期消費性貸款增量和短期消費性貸款增量。其中CD由LCD和SCD加總計算得到，股價指數(SPI)采用的是上證綜合指數，中長期消費性貸款增量(LCD)、短期消費性貸款增量(SCD)、利率(IR)、消費信貸不良貸款率(LGD)、房產價格指數(REPI)以及上證綜指的數據都來源于中國金融和經濟研究數據庫。為了防止偽回歸的出現，我們首先使用ADF方法對上述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在顯著性水平為5%時，則消費信貸安全指數（CDS）是一階單整（I1），在顯著性水平為1%時，短期消費貸款增量(SCD)、長期消費貸款增量(LCD)、股價指數(SPI)、利率(IR)、房產價格指數(REPI)和不良貸款率(LGD)都是一階單整（I1）。實證檢驗結果還表明，消費信貸安全指數的一階差分（ΔCDS）是近似為標準正態分布的平穩變量，根據前面對消費信貸安全綜合指數的定義，可知當ΔCDS小于某個臨界值時，即ΔCDS＜CDS=μΔCDS-1.645σΔCDS時，就認為消費信貸是不安全的。宏觀經濟基本面引發的系統風險加大，消費信貸違約率上升時，消費信貸安全指數增量ΔCDS越小，引發危機的可能性也越大。對各變量進行差分處理，檢驗結果表明其一階差分序列ΔIR、ΔREPI、ΔLGD、ΔSCD、ΔLCD、ΔCD及ΔSPI都是平穩的時間序列，若模型中變量之間具有協整性，則可在長期關系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相應的誤差修正模型（ECM）來考察消費信貸安全與信貸規模、利率之間的短期關系。

二、實證結果與分析利用Eviews6.0軟件對模型采用OLS方法進行估計

本文首先對長期關系模型的設定是否合理進長期關系模型的估計結果行單位根檢驗，以保證為平穩序列。從實證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

1.模型中總的消費信貸增量變量（CD）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模型中中長期消費信貸增量（LCD）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而短期消費信貸增量（SCD）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都不顯著，表明相比于短期消費信貸的波動，中長期消費信貸的波動對消費信貸安全的影響更為顯著。事實上，我國目前消費信貸80%以上都是中長期貸款，雖然近年來我國以汽車貸款、旅游貸款等為代表的短期消費信貸增長迅速，但中長期消費貸款余額仍然很大，且自2007年以來以平均增長率13.26%的增長率在增加。

2.消費信貸規模與消費信貸安全之間存在正向的協整關系

信貸規模越高消費信貸越安全，這表明我國的消費信貸目前正處于規模經濟階段。通過擴大消費信貸規模，一方面消費信貸種類結構、貸款人結構、貸款期限結構等獲得改善，特別是消費信貸帶來的消費習慣的改變使潛在的優質貸款人被不斷的培養出來，從而在利潤增加的同時風險被分散和降低，另一方面通過增加銀行從事消費信貸的專業人員和采用控制風險的專業手段等提高管理效能，能不斷降低由管理問題產生的經營風險。這些規模經濟的獲得可能會有一定的限度，當規模很大時，優質的貸款人資源挖掘殆盡，消費信貸的風險可能就會制約進一步的規模擴張，但在本文模型的實證中，我們發現把“規模的二次方”作為變量引入模型后，這個變量不顯著，說明目前我國的消費信貸并沒有達到規模擴張的上限。

3.模型中利率變量

都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表明利率對消費信貸安全有顯著影響。長期內，消費信貸安全與利率之間存在正向關系。利率提高消費信貸就越安全，這是因為模型中的利率采用的是央行的基準利率，當宏觀經濟處于繁榮期，央行往往通過調高基準利率進行調控，防止經濟過熱，而經濟處于繁榮期時，居民收入上漲，消費信貸面臨的風險會降低。當然，經濟如果真的過熱，就會存在經濟下行甚至是大的金融風險爆發的風險，但這種風險很難進行預測和度量，故本文構建的綜合指數只能反映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消費信貸面臨的風險，因此利率與消費信貸是正向的關系。然后，對上述模型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以期考察長期關系模型的殘差序列的平穩性。由上述協整檢驗結果可知，以長期消費信貸增量（LCD)和利率（IR）為因變量的協整方程的殘差序列在l％的顯著性水平下不含有單位根，為平穩變量；同時包含短期消費信貸增量（SCD)、長期消費信貸增量（LCD）和利率（IR）為因變量的協整方程的殘差序列在l％的顯著性水平下也不含有單位根，為平穩變量，但此模型短期消費信貸增量（SCD）不顯著；而以總的消費信貸增量為因變量的協整方程的殘差序列即使在l％的顯著性水平下也不含有單位根，表明其也是平穩變量。因此，消費信貸安全(CDS)與總得到消費信貸增量（CD）、中長期消費信貸增量（LCD）、利率（IR）之間都存在著長期均衡的關系，消費信貸安全度會隨著中長期消費信貸增速和利率的增加（降低）而增加（降低）。根據協整理論，如果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則一定存在一個與之等價的誤差修正模型，它能夠將變量的短期關系和長期關系囊括在同一方程內。誤差修正模型是用來對存在協整關系的變量起調節作用的模型，它的調節作用防止長期關系的偏離在規模或數量上的擴大。任何一組相互協整的時間序列都存在誤差修正機制，反映短期調節行為。由于在模型中短期消費信貸增量（SCD）不顯著，故在模型和模型的基礎上建立相應的誤差修正方程。

三、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篇2

論文關鍵字:水產品安全消費者安全意識消費者選擇

消費者處在整個水產品供應鏈的終端，是整個水產品質量安全管理過程的最終目標指向。消費者在水產品安全問題上所體現的態度與消費傾向會對政府和水產品企業的行為選擇產生深刻影響，而消費者自身的食品安全實踐也決定著水產品安全管理的效用程度。

(一)水產品質量特征與信息不對稱下的消費者行為

1、水產品質量特征

依據信息經濟學原理，水產品同時具有“搜尋、經驗和信任”三種質量特征“信任特征”是消費者即便在消費后也不能檢查或評價的質量特征，這種特征一般只能被專家或專業的服務機構披露，如水產品體內是否含有對人體造成危害的生物性、化學性危害因素以及天然毒素等，正是這一特殊的質量特征容易造成水產品市場的信息不對稱，進而使得一些不法水產品的生產、經營者采取投機行為，以低質量、劣質水產品冒充優質水產品在市場上銷售，使消費者蒙受損失。

2、生產者的機會主義行為與消費者的逆向選擇

消費者通過搜尋可能獲得低價優質安全的水產品，但是追求完備的信息卻是不經濟的，因為信息是有層次性的，且信息的層次越深，單位搜尋成本越大，當搜尋成本大于其所獲的消費者剩余時消費者就會停止對信息的搜尋。在此情況下消費者無法獲取完全的市場信息，也就無法對水產品的安全水平、特別是對水產品質量的“信任特征”方面進行識別和判斷。也就是說，水產品生產者或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現象。

對于一般生產者來說，都具有“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和“機會主義行為(OpportunisticBehavior)"兩種生產者行為。由于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消費者無法對生產者行為考核、對其提高產品質量難以形成合理的市場價格預期或生產劣質產品也沒有嚴格的懲罰措施，生產者會乘機采取以次充好的機會主義行為來謀取更多的利潤。

消費者在市場上購買水產品時，由于良蕎不分對質量較差的水產品支付了過高價格，當消費者發現其購買的水產品質量低于其所預期的品質時，就會降低對整個市場水產品質量的預期，并降低愿意支付的價格。這樣就使得市場價格機制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致使市場失靈的情況發生。由于市場上不能體現優質優價，就無法給生產者任何改善水產品質量的經濟激勵，于是低質量、低成本、不安全的劣質水產品最終將會把高質量、高成本、高安全性的優質水產食品驅逐出市場，這就是有名的“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問題，這時的市場也被稱為“檸檬市場”。該過程如圖1所示。在圖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消費者具有水產品完全信息的條件下，消費者的需求曲線是D1，生產者的邊際收益曲線是MR1,MR1曲線和邊際成本曲線MC相交，這時決定的銷售量是Q1，而價格是P1。但是，由于消費者對產品的質量具有不完全信息，不能識別水產品的真實質量，只能根據對整個市場的估計決定購買數量以及決定支付的價格。不同質量的水產品被消費者以同樣的方式對待。如果消費者認為某種水產品的質量不能達到其預期的程度，就會減少該水產品的購買量，因此市場需求曲線向左下方移動為D2，與之相對應的邊際收益曲線也向下移動為MR2，這樣，在市場存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MR2曲線與MC曲線交點決定的均衡價格是P2,銷售量為Q2，這時的均衡價格P2小于完全信息條件下的均衡價格P1，而均衡數量Q2也小于完全信息條件下的均衡數量Q1。隨著水產品價格的降低和交易數量的萎縮，安全質量較差的水產品在成本上具有優勢，從而有可能在銷售上占有優勢，而安全質量較好的水產品可能被排擠到市場之外。在新一輪的市場競爭中，生產者為了降低成本，可能采取加大養殖密度、使用激素等損害水產品質量安全的行動，從而進一步降低水產品的質量安全;而當消費者發現所購水產品并不如原來估計的那樣好時，他們就會進一步降低對市場上水產品質量的估計水平，降低愿意支付的價格。如此往復，導致“檸檬市場”的形成。

(二)消費者選擇與水產品安全

水產品市場上所存在的信息不對稱現象，會使消費者在購買水產品的消費行為過程中，向水產品市場發出錯誤信號，導致“檸檬市場”的形成。這說明在水產品安全信息的供給方面的“失靈”，消費者也要擔負一定的責任。因此，消費者有權利和義務通過自身的消費選擇行為向水產品生產經營者傳遞安全需求的信號，正確地刺激或引導安全信息的顯示，防止“檸檬市場”的形成。

1、發揮消費者質量安全意識作用，約束生產者的機會主義行為

在社會再生產中，消費既是起點也是終點，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消費，所以消費者在購買水產品時首先要發揮消費者安全意識的導向作用，改變購買行為，盡量選擇經過認證品，比如無公害水產品、綠色水產品、有機水產品。盡量避免“三無”水產品向市場發出積極的信號，引導水產品生產企業的投資取向，促使水產品生產、加工企業努力提高水產品的質量安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二是要發揮消費者安全意識的監督作用，消費者應對水產品原料生產、加工貯運以及產品銷售過程具有很大的自發監督作用，成為水產品安全監督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有生力量。

篇3

關鍵詞：風險感知 消費者行為 應對方式 食品安全事件

中圖分類號：F426.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05-024-02

一、引言

2008年9月爆發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使消費者對問題食品的風險認知急速攀升，進而引發了消費者對問題食品的市場需求驟降。然而在危機情形下，消費者行為反應并不總與他們面對的風險真實水平一致。{1}本文以乳制品安全問題為例，在討論風險感知內生性問題的基礎上，探討應急管理措施對消費者風險感知的影響，進而探討風險感知對消費行為的影響。本文的創新點在于討論風險感知對消費行為影響時，引入風險感知內生性問題的研究。討論內生性問題的必要性在于：考慮到風險感知是一個主觀變量，可能與消費行為互為因果關系；其次，以往文獻中指出一些變量可能同時影響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和風險感知。如：Slovic{2}利用消費者的個體差異來解釋公眾的風險感知，而消費者的個體差異也影響消費者購買行為。

二、概念性框架

Arrow{3}和Pratt{4}為分析風險知覺對消費行為提供了理論依據。考慮一個消費者效用函數U（w），式中w表示財富。這里我們假定消費者認為消費某品牌乳制品是有風險的，因為他們知覺到消費該品牌乳制品可能會由于含有過量激素而存在導致致癌的潛在成本，所以消費者消費的期望價值以隨機變量z（方差為σ2）表示，假設E（z）=0。定義K為風險溢價，即乳制品消費與得到價值為K的貨幣效用無差異。也可以理解為，K代表消費者消費乳制品的貨幣價值。這意味下列等式成立：（1）；等式（1）兩邊以w為中心進行泰勒級數展開，整理后可得：（2）。等式（2）意味著乳制品消費的價值隨著σ2遞減。σ2表示乳制品消費的知覺風險，理論中指出知覺風險增加，乳制品消費價值下降，乳制品消費行為發生的可能性降低。根據等式（2），結合以往的文獻{1}，{3}-{4}，我們得到可檢驗假設：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后，從乳制品消費中知覺到更大風險的消費者，相對于知覺到較小風險的消費者，消費乳制品可能性更小。

三、計量模型

（一）風險感知的內生性

需考慮風險感知內生性問題的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1）在計量分析中我們會遇到“感知和行為相互影響”的問題，這樣風險感知和消費行為之間可能存在互為因果的關系；（2）一些變量可能影響消費者的風險感知但這些變量很難測度，造成實際模型中變量缺失問題。我們嘗試引入與風險感知有關的工具變量解決此問題。

（二）計量模型的設定

由于調研中反映消費者購買減少程度，風險感知程度等重要變量的數據是以分類數據為主的離散數據。并且考慮到本文風險感知內生性的問題，我們嘗試運用工具變量Logit模型（Instrumental variable Logit model，簡稱IV Logit）分析安全事件發生后消費者購買行為變化的影響因素，具體模型如下：（3）；（4）。其中，y1i為因變量，表示消費者乳制品購買減少程度；x1i為除風險感知以外影響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其他因素，包括消費者個人特征變量、消費者家庭特征變量、消費者風險偏好、消費者對不同信息源的信任程度；y2i為內生自變量，表示消費者風險感知程度；x2i為影響“消費者風險感知程度”的工具變量，包括政府應對危機方式的選擇、企業應對危機方式的選擇以及消費者對相關制度的了解程度。β1，β2，γ1，γ2分別為兩個方程中相應變量的參數。

四、數據來源與描述性分析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2015年5月對北京市消費者的抽樣調查。調查隨機選取了北京市海淀區中具有代表性的奧林匹克森林公園、紫竹院、玉淵潭、中國農業大學4個場所作為調研點，對場所附近的超市內的消費者進行詢問訪談。共完成問卷250份，其中有效問卷213份，有效率為85.2%。

（二）樣本基本特征，消費者風險感知和消費行為變化的描述性統計

從調查的樣本特征來看，女性比例占一半偏多（約56%）；90%以上的被調查者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接近五分之一的被調查者從事與食品行業相關的職業；約70%被調查者的家庭規模在2～4人；年齡分布總體不均衡，以20～50歲中青年人為主（90%以上），他們構成商場和零售點乳制品的主要購買者。大部分被調查者（70%）的家庭有18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或老人。

篇4

    昨日(3日),北京市消協投訴部主任朗丹科做客城市服務管理廣播時表示,對于洗衣、美容等項目預付費后發現經營者中途關門的行為,消費者可以聯合同樣受到侵害的人聯合報案。

    有市民說,自己預付1000元辦了一張洗衣卡,但最近發現洗衣店關門了,自己僅洗了四次,這種情況下該如何維權?朗丹科稱,這種情況可以拿著洗衣卡去報警,但前提是需要攢夠一定的數額和一定的人數,因為立案的前提是詐騙的錢要達到一定的金額。

    他表示,現在很多預付費消費,包括洗衣、美容、洗浴、購物等,由于是預付費的形式,就有卷款潛逃的風險。為此,消費者盡量少接受付費的消費。而對于經營者卷款逃走的情況,則只能聯合一部分同樣受到侵害的消費者再報案,因為一個人報案可能在人數、涉及資金的數額等方面達不到立案標準。

    有市民提出說,網絡游戲里的武器裝備被刪了,這種算不算侵權,虛擬財產該如何保護?對此朗丹科表示,就目前來講,網絡游戲權利保護缺乏相關法律法規的規范,沒有明確規定游戲里的相關東西包括武器裝備算不算有效價值,但目前一些游戲玩家在玩游戲的過程當中,被經營者隨意關閉賬戶、掉線,裝備被刪掉等,影響了消費者正常玩游戲,因此應該算侵權。

篇5

關鍵詞：Logistic分析；信心；質量安全；食用農產品；流通領域

一、引言及綜述

自進入21世紀來，隨著國內食品安全事件頻繁發生、經濟狀況和消費觀念的改變，大眾對農產品的消費結構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尤其大眾對安全農產品的需求心理，甚至對國內農產品質量安全的信心發生也了變化。在此背景下，如何及時發現大眾需求與國內農產品質量安全現狀之間的矛盾，妥善解決食用農產品供需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增強監管部門科學監管，對保證大眾日常生活的食用安全，增進監管部門公信力、維護社會穩定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國內學者從不同視角進行農產品質量安全研究，謝敏等從市場失效角度分析查找在已有的政府措施下未能有效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原因。王志剛首次采用實證研究法，利用消費者個體對食品安全反應情況作為調查食品質量安全問題的科學依據。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對于農產品質量安全研究的著力點也開始細化，施晟等借助產權經濟學、博弈論等理論工具對食品安全治理機制進行多維度分析，提出我國食品安全管理應構建包括信譽制度、監督制度和激勵制度在內的三重監管體系；在畜產品質量安全方面，周潔紅等研究結論顯示產品上下游加強合作、增強法律法規的壓力對降低公開召回風險及對追溯行為有顯著影響；王秀清等提出農產品安全信息對消費態度有重要影響，強化食品安全信息可以起到顯著提高消費者購買意愿和質量安全監管的總效率，同時，強調政府部門的介入，確保生產流通領域農產品質量安全。這些研究雖然從消費者角度對農產品質量安全進行分析，但側重于對消費者消費行為的分析，以及對影響消費行為因素的分析，進而分析由消費行為導致安全農產品市場供需的變化，提出在市場調節機能時效時部門調節措施。

此外，前人研究多集中在影響消費行為因素、購買意愿分析、政府部門監管、促進質量安全技術手段、政策建議等方面，有關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信心或是信任度研究，多是將信任度作為自變量研究信任對某因變量的影響，由于我國特殊的文化因素影響，只能對國外相關研究適當借鑒，不能直接在國內應用。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實證分析我國消費者對流通流域中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的信心與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探討影響消費者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信任度的因素，旨在為監管部門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提供決策參考。

二、數據來源與描述分析

本文所用數據來源于2015年7～8月期間對安徽省六安市、湖北省咸寧市、廣西省桂林市，3 省3個地級城市的抽樣問卷調查。本次抽樣調問卷查調查遵循科學、效率、便利的原則進行，分別選取華北、西南、華中地區食用農產品生產大省，在省內選取省會周邊食用農產品生產流通較大的地級市為代表。在問卷調查時，充分考慮了單樣本選取的分散性、隨機性，選取各地菜市場、批發市場、超市、公交車站等為調查地點，調查對象分為不同的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生活環境情況；同時，對受訪者個性特征也進行簡單統計，例如身體素質、食源性疾病發病情況等。問卷中關于受訪者對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關注程度多選項題目；關于對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信息了解程度、對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相關法律法規了解程度、對政府部門監管能力、對未來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期望等為單選項題目。在調查過程中，共發放問卷300份，經過對回收調查問卷的審核，最終得到有效問卷269份，有效回收率約為90%。對有效問卷調整理后，將受訪者普性特征和個性特征統計情況匯如表1。

從被調查數據分析來看，受訪者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 已婚者人數多于未婚者。此次調研受訪者當中，已婚受訪者比例達63.2%，高出未婚人群26.4%。

2. 長期在城鎮生活的受訪者居多。在所有受訪者當中，除了在城市工作以外的時間生活在鄉村的占25.3%，完全在城市生活的受訪者占74.3%。

3. 受訪者體質狀況和近一季度食源性疾病史分布情況合理。在被調查對象中，體質一般及良好以上的受訪者人數占97.8%，在近一季度中因購買使用質量問題的農產品而發生食源性疾病一次及以下的受訪者占比77.0%。從個性特征統計的結果來看，各項指標能夠說明此次調研數據的客觀性。

4. 受訪者受教育程度低中高分配較為合理。高學歷人群所占比例為40.9%，較高；初等學歷受訪人數所占比例為24.9%，比例相對較少。

5. 受訪者對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關注度。本次調研將“黑鴨子”事件、甲醛鴨血、甲醛白菜、蛆蟲柑橘、禽流感、黃金大米、毒龍蝦、海南毒豇豆、“五得利”硼砂面粉、肯德基“速成雞”、瘦肉精“雙匯”等11例近期在國內發生的影響范圍較大的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作為具體指標，通過對各個事件知曉度來判定受訪者對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關注度。為反映每位消費者對食品安全事件信息了解的總體狀況，就每個消費者對11個事件關注度進行統計。知道1～2例事件的受訪者占到28.3%，知道3～4例事件的占到35.3%，知道5～6例的占到24.1%；7～8例的占到8.9%；9～11例的占到3.4%。

6. 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知識知曉度。知道一些相關知識的受訪者占到14.1%，對其十分熟悉的僅有1.9%；有29.2%的受訪者表示不清楚；3.7%的受訪者表示完全不知；而55.8%的受訪者表示對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相關知識了解程度表示一般，即這部分受訪者可能對某些知識有所耳聞，但是對其不熟悉，更不會將相關知識運用到生活當中。

7. 受訪者對監管部門監管作用的評價。有30.5%的受訪者表示有作用；46.5%的受訪者就表示一般，有8.1%和9.7%的受訪者分別認為監管部門之監管作用作用不大和沒有作用，僅有5.2%的受訪者表示政府部門監管作用顯著。

三、回歸分析

（一）變量定義與賦值

受訪者對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的信心度結構屬于離散型，本研究根據有關計量經濟學理論依次假設Yi滿足logistic或是probitic分布，由于Logit的條件概率比probit的以更緩慢的速度趨近于0或1，故本研究選用Logistic模型（表2所示）。

（二）模型選擇與分析

受訪者對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信心（Y），只有兩種結果：有，則Y =1；無則，Y=0。假設，Y=1的概率為p，設Y遵從Bernouli概率分布，則Y的函數可以表示為：

f（Y）=p（Y=1）*p（Y=0）=p（Y=1）*（1-p（Y=1））：Y-0.1（1）

采用二元選擇Logitic回歸模型進行估計，設μi～[0，]，可將（1）式變化為相應的Logitic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log it（pi）=ln=ln=α+∑βixi+μi

Li=ln（）=β1+β2Xi+μi（2）

即：

LCONF=C（1）+C（2）/MARRIED+C（3）×ENVIRONMENT+C（4）/HEALTH+C（5）×EVENTS+C（6）×EDUCATION+C（7）×KNOWLEDGE+C（8）×GOV+C（9）×RECORD（3）

在該模型中，pi為Y取值的概率，xi為解釋變量；α為常數項；βi為解釋變量的影響系數；μi表示隨機誤差。

本文利用EVIEWS 7.0軟件對（3）式進行最大似然估計（ML-Binary Logit Quadratic hill climbing）（表3所示），并對模型擬合檢驗（McFadden R-squared）、模型斜率系數整體顯著性檢驗（LR statistic）、模型系數進行Wald檢驗，殘差進行White異方差檢驗，模型穩定性進行Ramsey-Reset檢驗結果顯示，模型總體擬合良好，同時平行性、穩定性良好，可以采用Logistic回歸（表4所示）。

三、研究結果及分析

1. 受訪者食源性疾病發病史對其質量安全信心度有極顯著負向影響作用。流通領域內的食用農產品，對于消費者來說，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在購買食品之前缺乏充分的質量信息，在消費者購買消費之后能夠認識到產品質量特性，或是經過長期購買能夠積累經驗進而對食品質量特性做出判斷，即農產品對消費者來說應該先成為經驗品、再有可能成為信任品。消費者購買食用農產品而發生食源性疾病，說明農產品有質量問題，隨即會使消費者產生不好的購買經歷，隨著因食用問題農產品而發生食源性疾病次數越多，消費者對產品的食用經驗感覺越差，進而對產品失去信任。本研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者因食用問題農產品而發生食源性疾病的次數越多，則對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信心越低，這與事實相符。該結論與有易感人群的消費者對液態奶的質量安全性的信任度偏低的結論相近。在受訪者群體當中，發生過一次以上食源性疾病的消費者有103名，占比38.3%（如表1所示），說明國內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確實存在，現狀令人堪憂。

2. 受訪者對質量安全事件知曉程度影響其對對其質量安全信心有極顯著負向影響作用。隨著網絡等自媒體時代的到來，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一經發生，會得到大范圍傳播；在信息傳播過程中，不乏夸大事實報道或負面報道，消費者一旦看到相關事件，尤其看到與自己日常生活密切先關的安全事件，就會產生“寧愿信其有”的認知心理，最終造成對安全事件知道越多，對質量安全信心度就越低。此次調研，挑選11件具有代表性的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對消費者進行調查，其中知道3條事件以上的消費者193名，占比71.7%；知道5件以上的有98名，占比36.4%（如表1所示），說明大眾對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關注程度較大，同時也說明，由此導致消費者對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降低的可能性很大，這與權威部門對信息的存在隱瞞遮掩，或是監管部門預警機制不完善有關。

3. 受訪者婚姻狀況對其質量安全信心度有顯著正向影響作用。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已婚的城市消費者對質量安全信心指數更大，這與婚后對生活質量的關注以及自身思想觀念更加成熟有密切關系。這一研究結論與消費者結婚后更愿意購買可追溯食品的結論相一致。在受訪者群體當中，已婚消費者170名，占比63.2%，說明在選購食用農產品的消費群體中，已婚人士占比較大；也暗示未婚消費者是潛在的客戶，農產品銷售者通過廣告等宣傳途徑吸引未婚消費者，擴大銷售量。

4. 受訪者掌握質量安全相關知識程度對其質量安全信心度有顯著負向影響作用。本研究涉及與質量安全相關的知識是指消費者對維權渠道了解程度及維權經歷、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律法規熟知程度、掌握辨別農產品質量安全知識的程度等內容。結果統計表明，受訪者掌握相關信息量越大，則對質量安全信心指數越低，消費者對相關知識掌握越多，對我國食用農產品行業了解程度越深，則可能對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越是擔憂，暴露出我國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實際問題較多、整體環境較差；消費者對相關法律法規了解程度越大，表現出越低的信心度，說明我國關于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消費者維權、生產者獎懲等等方面的法律條款不夠詳盡完善；消費者掌握辨別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知識越多，對農產品質量安全信心度越低，說明食用農產品生產過程不規范，監管部門監管不到位，質量信息不透明等諸多問題。

5. 受訪者對政府部門監管作用評價與其對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信心度有顯著負向相關關系。對政府部門監管作用評價指受訪者認為流通領域內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情況，在政府部門的監管前后有無提高，即消費者對監管部門監管農產品質量安全能力的大小或是有無監管作用的評價。如果農產品質量安全不需要監管部門的執法監管，依然能夠實現產品的安全營養，說明流通領域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較高，不存在問題產品，政府部門不需要監管，則納稅人可能因此而減低納稅額度、獲得更和諧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環境；相反，如果流通領域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要依賴政府部門的強力監管，則說明當下食用農產品質量情況不容樂觀，消費者對產品質量的信心度肯定較低。從調研數據來看，認為政府監管部門監管作用顯著的有179人，占總樣本的66.5%，這說明政府部門監管工作實施較好，得到大部分受訪者的認可；同時也說明，目前我國流通領域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情況復雜，一旦政府部門監管不到位，隨即會發生質量安全問題。該研究結果暗示，我國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主體力量是政府部門，企業、消費者、第三方等其他主體并沒有起到自我監管和相互監管的作用；監管體系的單一，會導致政府財監管成本增加、監管效率的低下。

6. 受訪者身體健康程度對其信心度有較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受訪者身體越健康程度與身體免疫體抗力正相關，越健康抵抗質量不安全食用農產品的能力越強，則消費者可能不會一時食用問題農產品而當即出現食源性疾病，因此受問題農產品質量問題負面影響相對較低，對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的信心相對較大。

7. 受訪者的學歷和生活環境與其對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信心之間沒有相互關系。不論消費者學歷高低，其追尋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意愿不分高低，說明當今大眾飲食結構發生著變化，對食品質量非常看重。該研究結論與教育程度不相關結論相一致；與文化程度對消費者信任有負的顯著影響，或是對消費者信任有正向顯著影響的結論不一致。同理，不論消費者生活在城鎮、鄉村，亦或是國外，其對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的要求有一樣的標準。

四、結論及建議

通過本研究，第一，受訪者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影響其對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的信心度。然而，消費者受教育程度和生活環境兩個因素對消費者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的信心度沒有顯著影響。此外，國內消費者對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的追尋意識較強，但是我國流通領域中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體系較為單一、總體情況不容樂觀。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信息制度透明化、常態化、現代化，建立統一的政府信息渠道，利用現代科學技術使信息及時、有效，避免因滯后而引發消費者對食用農產品安全消費的恐慌。

二是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要體現法制性、高效性，嚴厲打擊食品違法行為，使大眾對監管部門的監管行為產生正確預期。

三是建立健全全社會共同監管的監督體系，全力建構消費者、生產者、政府部門、第三方機構共同監管的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督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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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建筑工程 安全費用有效投入

中圖分類號：K826.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 引言

在日常的安全生產管理工作中，我們不難發現讓施工單位提供安全防護文明施工措施費使用支付的發票、使用說明及投入清單等依據時，大部分施工單位不能提供與其申請支付安全措施費用金額相對應的支付依據，施工現場存在作業人員勞動防護用品配備不足、臨邊洞口安全防護措施不到位、安全防護用具質量不合格、臨時用電電纜破損、照明燈具和開關箱配備不足、安全標志標牌和消防器材配備不足等，腳手架搭設和模板支撐系統投入的周轉材料不足和不按照審批的專項方案施工等，施工現場環境臟亂，隱患層出不窮，究其主要原因還是在于建筑工程安全防護文明施工措施費用沒有有效投入和使用。

2 建筑工程安全費用投入不足的原因分析

首先，建筑工程安全費用的投入是生產的必要成本，但是它帶來的效益是隱性的、長期的，不能立即為企業帶來看得見的效益，因此，一些企業能省就省[1]；其次，部分管理人員和企業決策層思想認識和態度不到位，對安全投入重視不夠，安全事故的發生還不能對企業的信譽、榮譽、競爭力等造成沖擊性的影響，認為市場競爭風險遠大于安全生產風險，談到安全費用的投入就認為增加了企業成本，減少了企業利潤，為了獲取較多的利潤而故意減少安全費用的投入；第三，“不會管”安全費用投入的問題突出，大部分企業財務管理部門與安全管理部門溝通不到位，財務人員缺乏相關的安全生產知識，尤其是財務人員面對企業內部名目繁多的列支，很難辨識出哪些支出需要列支在安全費用中，既存在該列支的沒有列支，不該列支的被財政、稅務部門審核掉的情況，安全生產資金專款專用“不會管”的問題普遍存在；第四，我們國家部分安全生產費用投入方面的法規內容還不夠明確和完善，比如國家財政部和安全監管總局印發的《企業安全生產費用提取和使用管理辦法》規定了各類企業提取比例，但沒有明確安全費用的使用比例，因此，企業只要按比例提取安全費用，用多用少都不違規；此外，對企業留存節余的安全費用也沒有做出相應的處理規定，對于規定的安全費用科目還不夠細致，在實際操作中仍顯籠統，造成企業與稅務部門理解上的偏差等等；第五，政府監管執法不力，各類執法檢查隊伍缺乏相應的財務、審計知識和安全生產知識，沒有把安全投入作為經常性執法檢查的項目，還沒有把安全投入不足的問題作為隱患來對待，在安全生產投入監管上還存在不少盲點和漏洞[2]。

3 加強建筑工程安全費用有效投入的對策措施及建議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的目標是經濟效益，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安全生產資金投入一般不能直接帶來經濟效益。因此，安全生產方面的資金投入不能僅僅靠企業自己的意愿，必須有企業以外的影響和約束，并運用經濟杠桿來調動企業進行安全投入。

3.1 國家及行業監管層面

首先，加強宣傳引導，強化企業安全投入的自覺意識。安全投入與安全文化、安全法制、安全責任、安全科技共同構成安全生產五要素，而且其作用發揮最為直接。安全投入的重要性，概括地說，它是企業生存、發展、興旺的大問題。企業必須認真執行《企業安全生產費用提取和使用管理辦法》的各項規定，加大安全投入，以實現本質安全。因此，各級政府、監管部門和社會要共同加大對安全投入政策法規的宣傳力度，特別是加強《企業安全生產費用提取和使用管理辦法》的學習宣貫，不斷強化企業加強安全投入重要性的認識，增強企業在人員安全教育培訓、基建、技改、科研攻關、救援等方面安全投入的自覺性。

其次，健全法規、強化稽查，推動企業安全投入的法制化、規范化。《安全生產法》、《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企業安全生產費用提取和使用管理辦法》和國家建設部《建筑工程安全防護、文明施工措施費用及使用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分別對生產經營單位主要負責人的職責、應當具備的安全生產條件所必需的資金投入以及勞動保護投入和安全培訓投入等，都作了明確規定，從法律上解決了安全生產投入應該是誰經營、誰投資、誰負責的問題。因此，可針對《企業安全生產費用提取和使用管理辦法》存在的安全投入界定不明確及無使用額度規定、無節余費用處理規定等問題，進一步由安監、財政和稅務部門共同進行修訂完善。同時，補充對由于安全生產所必需的資金投入不足導致的后果承擔責任的懲處規定，不斷加大財務審計和執法力度，造成嚴重后果的，要追究相關人員的刑事責任，同時，給予必要的經濟處罰，并且處罰的金額應大于治理隱患所需資金。處罰所得款應實行專項管理，并在有效的監督機制下用于隱患治理。

第三，完善投入機制，加大政策、資金扶持力度。各級政府在稅收、信貸等方面，對企業采用先進工藝裝備、加強事故隱患治理和防止職業危害方面應給予支持，促使和鼓勵企業加大對安全生產方面資金投入。一是給予安全生產設施裝備的貸款支持，幫助企業加強技術改造，完善安全生產設施。二是對重大技術改造項目盡可能給予財政和稅收扶持，或是階段性的扶持優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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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重度癌痛嗎啡安全性療效

[bstract]im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ect of continuous subcutaneouspumping for severe cancer pain patients．Methods：Total of 57seVel"e cancer pain patients with failed to the oral opiates treating．Morphine wag continuously infused intravenously via volumetric infusion pump，Before and after the therapy we evaluated the NRS score and QOLscore of the patients．Results：During the therapy no patients had severe side effectct．All patients

pain were relieved and QOL wag improved．Conclusion：Continuous intravenouspumping is a safe and elfective method for relieving severe cancer pain ．

Key word's：cachexiavere cancer painrphinefety

中圖分類號：R730.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4-7484（2011）11-0087-03

癌性疼痛是中晚期癌癥常見的并發癥之一，大約有60%～90%的晚期癌癥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疼痛，生活質量下降[1]。我們用嗎啡持續皮下泵入治療重度疼痛57例，取得較好效果。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資料

本組57例癌癥患者均為2009年7月～2011年7月的住院患者，均有病理診斷，其男38例，女17例，年齡36～82歲，中位年齡61歲。原發腫瘤：肺癌24例，乳腺癌15例，胃癌9例，食管癌4例，結腸癌4例，胰腺癌1例，均經過病理診斷確診。病期：均臨床分期為Ⅳ期57例。疼痛程度用VAS 0～10度劃線法記錄，重度疼痛57例。疼痛類型：以內臟痛及骨痛為主，其余為軟組織浸潤、神經痛等。疼痛治療史：以上57例患者均有強阿片類藥物口服鎮痛史。所有患者在詳細評估病情后，進行病情告知，要求家屬簽署品使用同意書，獲得家屬理解并書面同意。全組患者治療過程中未合用其他鎮痛治療。

1.2 疼痛評分標準

疼痛評價采用數字疼痛強度分級法(NRS)評分系統0分表示無痛，3分以下表示輕度疼痛，4～6分表示中度疼痛，7～10分代表難重度疼痛，分別在用藥前和用藥后3天評價治療前后的疼痛程度。

1.3 藥物不良反應觀察指標

觀察所有可能發生的不良反應：呼吸抑制、嗜睡、便秘、尿潴留、生惡心、嘔吐等。不良反應分級：經治療后迅速完全緩解為輕度；發生可能危及生命的不良反應為重度；其他的定為中度。

1.4 生活質量評分指標(QOL)

根據我國于1990年參考國外的指標制定的草案，擇其最主要的3個標準如下(序號為得分數)：食欲：①幾乎不能進食；②食量＜正常1／2；③食量為正常的1／2；③食量略少；⑤食量正常。睡眠：①難入睡；②睡眠很差；③睡眠差；④睡眠略差；⑤大致正常。精神：①很差；②較差；③有影響，但時好時壞；④尚好；⑤正常，與病前相同。

1.5 方法

嗎啡注射劑用微量控制泵24 h皮下持續泵注。埋置部位一般選取上臂三角肌下緣或腹壁為穿刺部位，選擇留置針置于皮下位置，以透明敷料固定，以利于觀察，每隔48 h更換一次留置針及穿刺位置。嚴格班班交接，觀察穿刺點局部有無紅腫、硬結及滲液，如出現以上情況則隨時更換注射部位。初始劑量為60mg•d，觀察1天疼痛無緩解即進行個體化劑量調整，按上次總劑量30％劑量逐漸遞增，直到疼痛緩解，最高滴速不超過3～5mg•h(1)。整個治療過程中，隨時根據患者具體情況調整用藥劑量。

2結果

2.1 不良反應

全組未發生一例嚴重不良反應；主要不良反應表現為嗜睡2例（3.5%），經減量后消失；便秘17例(29.82％)，惡心、嘔吐11例(19.30％)，在泵內加入胃復安10毫克后均未出現惡心、嘔吐癥狀；尿潴留10例（17.54%）。

2.2 鎮痛效果

治療前所有病例均為NRS評分8分以上的重度疼痛，治療后所有患者疼痛均為3分以下，其中達1分以下者為54人，達總數的94.73％。

2.3 生活質量評價

治療后患者生活質量明顯提高，具體數據為：食欲評分：治療前1.21，治療后1.58；睡眠評分：治療前1.39，治療后4.78；精神評分：治療前1.07，治療后2.52。

3討論

癌癥疼痛的治療是腫瘤治療是腫瘤治療學的重要內容之一。嗎啡是從阿片中提取的一種生物堿，可直接作用于中樞神經系統和腸壁的阿片受體而產生鎮痛作用，是治療中、重度癌性疼痛的重要止痛藥，但因為部分患者口服嗎啡類鎮痛藥物無效或者因為其他原因導致不能口服藥物，那么嗎啡泵將是一種重要的鎮痛工具。嗎啡皮下途徑進入血液后，其中約1／100可以進入中樞神經系統，作用于第三腦室周圍、第三腦室尾端至第四腦室頭端的神經結構及導水管周圍灰質產生鎮痛作用。經微泵持續靜脈注射給藥[2]，血藥濃度恒定，而且可以隨時給予即時劑量以緩解突然出現的爆發痛。我們應用輸液泵技術持續24 h皮下泵入鹽酸嗎啡注射液，根據患者的止痛效果，調整嗎啡用量，最高達到每日應用嗎啡180 mg，未見明顯的副作用。有效率94.73%，這與國內相關研究一致[3]。說明對于常規口服嗎啡類鎮痛藥物無效的患者全自動嗎啡泵是一種安全有效的鎮痛手段。

嗎啡危及生命的嚴重不良反應主要來自呼吸抑制，本研究中無～例發生此種情況。嗎啡也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如便秘、尿潴留及惡心、嘔吐等，比較常見且容易處理，并且一般都作了預防治療，所以本研究中發生率較低。大劑量嗎啡可引起性低血壓及心動過緩，相對較為少見，本研究中，無1例發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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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利福噴丁；利福平；肺結核

利福噴丁（RFT）與利福平（RFP）是世界衛生組織1994年“肺癌健康世界大會”上正式宣布的全球抗結核新藥中最具希望的兩種藥物，美國Medical Letter治療指南（2007年）也將二者列為一線抗結核藥物，但其治療肺結核的藥效和藥物副作用尚存爭議[1]。對于選用哪種藥物作為首選對年以來都是我們熱衷討論的話題，本文就利福噴丁和利福平進行對比分析。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1年7月―2012年7月期間我院因肺結核急性期發作入住治療患者104例，按計劃分為2組，每組52例，分別予以利福噴丁（觀察組）和利福平（對照組）進行系統治療，兩組均設定男30例，女22例，年齡27―67歲，平均年齡42±3.5歲；初治肺結核29例，復治肺結核23例；浸潤性肺結核18例，慢性纖維化空洞型肺結核28例，粟粒性肺結核6例；所有患者均符合診斷標準，且無相關藥物過敏史，具有一定可比性。

1.2 治療方法 觀察組第一療程予以異煙肼0.3g，每日晨服，吡嗪酰胺1.25g，乙胺丁醇0.75g，1次/d，利福噴丁0.45g，2次/周，而第二三療程為異煙肼0. 3 g/次，1次/d，每日晨服，利福噴丁0. 45 g/次，2次/周；對照組第一療程與觀察組相同，第二三療程予以異煙肼0. 3 g/次，1 次/d，每日晨服，利福平0. 45 g/次，1次/d。

1.3 療效分析 治療3個療程后比較兩組患者臨床療效、痰細菌培養轉陰比例、X線轉歸以及不良反應發生情況。依照全國結核病會議（1982年）提出的肺結核療效考核意見，以療程最后3個月時的痰檢陰轉率及療程結束后復查所攝胸片作為臨床療效的考核指標[2]。X線轉歸包括病灶吸收和空洞閉合；不良反應包括胃腸道反應、皮疹、藥物熱反應、SGPT一過性升高和總不良反應發生。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5.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采用x2檢驗，P

2 結果

2.1 治療后比較兩組患者臨床療效、痰細菌培養轉陰比例、X線轉歸 觀察組治療3療程后顯效率63.5%明顯高于對照組40.4%，痰細菌培養轉陰63.5%明顯高于對照組40.4%，結果具有統計學意義（P

2.2 治療后比較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情況 觀察組不良反應中總不良反應發生13.5%明顯低于對照組30.8%，結果具有統計學意義（P

3.討論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生活等的迅速發展，肺結核的發病率正呈一定趨勢逐年上升，對于該病的選藥種類繁多，一直以來對于選用哪種藥物作為首選對年以來都是我們熱衷討論的話題，本文就利福噴丁和利福平進行對比分析。肺結核是嚴重的肺部感染性疾病，主要是由于結核分枝桿菌引發，其傳播途徑主要為患者通過呼吸道傳染，比如咳嗽、噴嚏或大聲說話時，都會將含有結核菌的飛沫留置于空氣中，從而感染新的宿主，結核菌干燥后附著在塵土上，形成帶菌塵土，同樣結核菌可通過消化道、泌尿生殖系統進入健康人的身體使其感染[3]。從上述結果中可見，觀察組治療3療程后顯效率63.5%明顯高于對照組40.4%，痰細菌培養轉陰63.5%明顯高于對照組40.4%，不良反應中總不良反應發生13.5%明顯低于對照組30.8%，數據中發現，利福噴丁組在各方面均具有一定優勢。利福噴丁蛋白結合率在90%以上，患者耐受性高，在組織停留時間長，其穩定持久的血藥濃度更適合臨床長期用藥[4]。利福噴丁對結核桿菌最低抑制濃度在0.12―0.25g/ml之間，最低抑制濃度是利福平的2倍，用藥后8 h左右即可達到血藥濃度高峰，半衰期達11h，而利福平血藥濃度高峰時間在3h左右，半衰期在4h左右，因此，利福噴丁在抗菌活性、高效性和長效性等方面明顯優于利福平。綜上所述，利福噴丁對于肺結核治療療效明顯，安全性較高，適合臨床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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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新生兒肺炎；抗生素；腸道菌群

[中圖分類號] R722.1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3）11-0059-03

新生兒肺炎是兒科常見病種之一，起病急、病情重、病死率高，據報道，全球每年約有兩百萬新生兒死于肺炎。其主要治療方法包括呼吸道管理、供氧、控制感染、積極治療各種并發癥等。其中，控制感染在治療中尤為重要。因此，合理使用抗生素對于控制新生兒肺炎的癥狀、降低病死率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分析不同抗生素治療后新生兒肺炎的療效、不良反應及其對腸道菌群的影響，旨在為新生兒肺炎抗生素的合理應用提供理論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我院新兒科2011年1月～2012年12月收治住院的新生兒肺炎患兒128例，其中男75例，女53例。所有患兒均為足月產（孕周38～42周），無并發癥及合并癥。所有患兒均符合金漢珍等主編的《實用新生兒學》新生兒肺炎的診斷標準[1]，均經X線胸片確診。128例患兒根據抗生素使用情況分為哌拉西林舒巴坦組（單藥1組）、頭孢哌酮舒巴坦組（單藥2組）、哌拉西林舒巴坦+阿奇霉素組（聯合1組）、頭孢哌酮舒巴坦+阿奇霉素組（聯合2組）。所有抗生素均為靜脈點滴。

1.2治療方法

所有患兒均在常規吸氧、糾正酸堿失衡、止咳化痰[2]及全身支持治療等常規對癥治療基礎上給予抗生素治療。

1.3 觀察指標

1.3.1 療效評價 密切觀察患兒的體溫、心率、呼吸、發紺、吸氣凹陷征、音及血氣分析、血常規、X線檢查等主要臨床表現，以觀察項目全部正常的時間作為肺炎病程終止時間。顯效：體溫恢復正常，呼吸困難等臨床癥狀消失，肺部音消失，X線胸片陰影吸收；有效：臨床癥狀緩解，低氧癥狀改善，肺部音減少，X線胸片吸收好轉；無效：上述癥狀、體征及X線胸片無改善或死亡。分別比較四組抗生素治療后的治愈率。

1.3.2 各組腸道菌群的比較 分別于患兒使用抗生素治療第3天、第7天取患兒大便，進行腸道菌群培養（cfu/g大便），觀察各組對益生菌群的影響，以了解抗生素對腸道菌群影響情況及規律。并與30例正常新生兒進行比較。正常新生兒與患兒組在日齡、性別構成、喂養方式等方面無統計學差異（P > 0.05）。

1.3.3 不良反應發生情況 觀察記錄各組在治療過程中的主要不良反應發生情況。

1.4 統計學方法

數據分析采用SPSS13.0統計軟件包進行。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率的比較采用χ2檢驗，多組間均數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兩兩比較方差齊采用LSD法，方差不齊采用Dunnett T3檢驗。時間-效應分析采用KaPlan-Meier（K-M）法。檢驗水準α=0.05。

2結果

2.1 一般情況

各組患兒主要的臨床癥狀和體征均為發熱38℃以上，咳嗽、咳痰、呼吸困難、病變區叩診呈濁音，可聽到濕性羅音。少數患者有咯血和中樞神經系統癥狀。各組在性別、分娩方式、喂養方式、發病日齡等一般資料上均無統計學差異（P > 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2.2 療效評價

各組經積極抗感染及支持對癥治療后，各組均無死亡患兒，各患兒經治療后臨床癥狀均明顯好轉，體溫恢復正常，咳嗽咳痰基本消失，肺部無明顯音，經復查胸部X線顯示肺部炎癥明顯好轉，各組的治愈率比較，聯合組較單藥組治愈率均較高，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219，P > 0.05）。見表2。

應用KaPlan-Meier（K-M）法對四個觀察組的時間效應分析，各組的治愈時間的中位數分別為5.6 d、5.3 d、5.1 d、5.0 d，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158，P > 0.05）。見表3。

2.3 各組抗生素使用對腸道菌群的影響

使用抗生素3 d時，經單因素方差分析，各組間在雙歧桿菌、擬桿菌、真桿菌、腸球菌、乳酸桿菌菌群數均數之間均具有統計學差異（F = 23.296，P < 0.01；F = 27.312，P < 0.01；F = 23.526，P < 0.01；F = 31.357，P < 0.01；F = 23.137，P < 0.01）。各組間比較，單藥2組、聯合1組、聯合2組雙歧桿菌、擬桿菌、真桿菌、腸球菌、乳酸桿菌等5種益生菌數均低于對照組（P < 0.01）。單藥1組僅雙歧桿菌、擬桿菌、真桿菌、腸球菌低于對照組（P < 0.05），乳酸桿菌無顯著性差異（P > 0.05）。使用抗生素7 d時，經單因素方差分析，各組間在雙歧桿菌、擬桿菌、真桿菌、腸球菌、乳酸桿菌菌群數均數之間均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F = 21.371，P < 0.01；F = 24.239，P < 0.01；F = 21.632，P < 0.01；F = 25.917，P < 0.01；F = 17.358，P < 0.01）。各組間比較，4個觀察組5種益生菌數均低于使用抗生素3 d時的數量（P < 0.05），且5種益生菌在抗生素使用3 d、7 d時，在單藥1組、單藥2組、聯合1組、聯合2組間逐漸降低（P < 0.05）。各組間在抗生素使用3 d、7 d 時腸桿菌菌群均數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F = 24.319，P < 0.01；F = 21.936，P < 0.01），而4個觀察組在抗生素使用3 d、7 d 時的腸桿菌數均顯著高于對照組（P < 0.05）。見表4、5。

而在5種益生菌中，4個觀察組均以雙歧桿菌數下降最多，且以聯合1組、聯合2組下降最為明顯，均顯著低于正常對照組（P < 0.05），然而與單藥1組、單藥2組比較，雙歧桿菌雖亦有所下降，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

2.4 不良反應

單藥1組、單藥2組分別有2例、1例患兒出現稀便，聯合1組、聯合2組分別有3例、5例患兒出現嘔吐、稀便等消化道癥狀，待肺炎治愈停藥后均消失，無其他嚴重不良反應。

3 討論

新生兒肺炎是指在生后28 d內由于多種原因而導致的肺部炎癥，從病因上主要分為吸入性肺炎和感染性肺炎，治療上主要為對癥支持治療及預防、控制感染。抗生素療法作為新生兒肺炎的最基本治療方法[3]，世界衛生組織推薦4種治療小兒肺炎的一線抗生素：即青霉素、氨芐青霉素、羥氨芐青霉素和復方新諾明，但復方新諾明不能用于新生兒[4]。然而，目前臨床上存在著僅憑經驗處方、隨意聯合用藥、濫用高效廣譜抗生素等抗生素濫用、亂用現象。然而，對于新生兒，盲目使用廣譜、高效抗生素對患兒再發感染的治療以及預防難治性感染極其不利，且是引起細菌耐藥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要加強抗生素的合理應用。本研究結果顯示，各組的治愈率及時間效應分析均無統計學差異（P > 0.05），提示單一抗生素的抗菌療效與聯用抗生素無顯著差異。

而在抗生素的使用過程中，除治療作用外，常可發生無明顯器質性損傷的隱性不良反應，而對腸道微生態平衡的損壞是臨床常見問題[5]。當抗生素在發揮抗致病菌的同時，對人體內的益生菌同樣造成影響。當腸道益生菌受抑制而減少，腐敗菌代償性增加時，腸道微生態的平衡就受到了影響。而這個平衡一旦被破壞，常導致二重感染及腹瀉等不良后果的發生[6]。因此，新生兒肺炎的抗生素治療對腸道菌群的影響應引起臨床醫生的重視。

本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使用抗生素的3 d還是7 d，四個使用抗生素組的腸桿菌數均高對照組，這說明抗生素可對腸道微生態造成一定影響，且在使用抗生素7 d時的5種益生菌數均低于使用抗生素3 d的數量，這說明使用抗生素時間越長，對腸道微生態的影響越大。腸道益生菌受抗生素的影響而減少，以腸桿菌為代表的腐敗菌出現代償性增加。進一步觀察對各菌種的影響力，四組抗生素組均以對雙歧桿菌的影響最大，原因可能還與抗生素可對其形態產生影響，導致雙歧桿菌生理功能的發揮，同時又因雙歧桿菌是人體腸道菌群中數量最多、種類最多的一種腸道菌群，因此，主要表現為雙歧桿菌受抑制最為明顯。而一旦造成腸道菌群的失衡，單純抗生素治療往往無效，而需加用微生態調節劑才能有效[7]。

因此，臨床上針對新生兒肺炎的治療，在考慮到抗生素對病原茵作用的同時，還要考慮到抗生素對腸道微生態的不同影響，減少抗生素的不合理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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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 ESD；外科手術；消化道早癌；癌前病變

[中圖分類號] R73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0742（2016）06（a）-0047-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of ESD and traditional surgical trea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and the early precancerous lesions， safety and cost-effectiveness. Methods Convenient selection from October 2014 to October 2015 in our hospital early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 in 60 patients， randomly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wo groups of 30 cases， the study group adopted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traditional surgery， hospitalization costs observed two groups of patients， operative time， length of stay and complications and other adverse reactions. Results There were operative time， length of stay and cost of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bleeding， esophageal reflux，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us complication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Key words] ESD； Surgery； Early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Pre-cancerous lesions

內鏡粘膜下剝離術（ESD）是由內鏡治療技術發展而來的，為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內鏡治療消化道早癌一被廣泛應用于韓國和日本等國[1]。ESD與傳統手術相比，具有恢復快、創傷小、費用低、并發癥少等特點，可以達到與外科手術相同的療效。但是，由于ESD與傳統手術在國內外報道不多。為此，方便選取2014年10月―2015年10月該院收治的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變患者60例經外科手術與ESD治療，旨在探求兩種方法的安全性、有效性以及費用的差異，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方便選取2014年10月―2015年10月該院住院部收治的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變60例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2010年美國癌癥聯合會（AJCC）[2]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變的診斷標準。隨機分為研究組與對照組，其中研究組30例，男15例，女15例，年齡38～68歲，平均年齡（53.6±6.8）歲；對照組30例，男16例，女14例，年齡37～66歲，所有患者及家屬簽署知情同意書，并通過倫理委員會的批準。平均年齡（52.6±6.5）歲，兩組患者的年齡、性別及病灶數目及大小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對照組采用常規外科手術法對病變處切除。于術后半年、1年、2年、3年進行隨訪，根據患者情況復查內鏡、CT、超聲及血清腫瘤性標志物。

研究組采用內鏡粘膜下剝離術（ESD）。通過內鏡下尋找到病變處，并對黏膜表面上染色（盧戈液），染色后病變處邊界較清晰，用氬氣刀或針式切開刀在離病變點0.3～0.5 cm處環繞標記，給予足夠量的黏膜并注射，抬起病變處。而后距離標記點0.4 cm處用IT刀及針刀環形切黏膜到黏膜下層，用IT刀將黏膜剝離，收回病變黏膜，采用石蠟切片，染色后顯微鏡下觀察，手術中出血時采用電凝血鉗于內鏡下，當病變點切除時，使用氬離子固化可能發生出血的部位，與術后半年、1年、2年、3年進行隨訪，根據患者情況復查內鏡、CT、超聲及血清腫瘤性標志物。

1.3 觀察指標

觀察兩組患者的住院時間及手術時間，對比兩組患者的并發癥發生率，主要有食管反流、感染及遲發性出血，對比兩組患者的病變點切除率。

1.4 療效指標

病理組織學療效判定[3]：完全切除：基底部與切緣無癌組織殘留，相對的非完全切除：基底部與切緣組織學陽性或不明，需定期隨訪或者手術，絕對的非完全切除：基底部與切緣組織學查看時具有癌組織留存，需手術治療。

1.5 統計方法

選擇SPSS 18.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統計，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計量資料，用t檢驗，而計數資料[n（%）]的比較則應用χ2檢驗，以P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的手術時間、住院時間及治療費用的比較

分析：兩組患者的手術時間、住院時間及治療費用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 兩組患者的病變完全處切除率比較分析

研究組患者的病變處完全切除率為86.67%（26/30），對照組患者的病變處完全切除率為93.33%（28/30），兩組患者病變處完全切除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3 兩組患者術后并發癥比較分析

兩組患者的出血、食管反流、感染并發癥發生率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癌前病變主要是指任其發展可能會造成癌變的一類病變，常見的有黏膜白斑，子宮頸糜爛，良性腫瘤，交界痣，多發性腺瘤肉等[4]。患者通常把癌前病變看的非常嚴重，其實癌前病變不等于癌癥；并且大多數的癌前病變通過控制治療不會演變成癌癥。傳統外科手術在治療早癌及癌前病變具有一定的效果。患者的病變處完全切除率較高，為95%。但是仍有學者指出，由于手術造成創面較大、出血多且手術時間較長等原因，影響患者手術后恢復狀況以及預后效果[5]。同時，手術費用較高，給患者及其家庭帶來較大的精神負擔及經濟負擔，該研究顯示，傳統外科手術患者的手術時間長達（203.66±62.5）min，治療總花費為（57 982±28 654）元。并且傳統手術后患者的出血率高達20%，患者預后效果較差，對患者的而術后康復不利。大量研究顯示，采用內鏡粘膜下剝離術（ESD）治療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變效果明顯[6]。

內鏡粘膜下剝離術（ESD）指的是內鏡黏膜下進行注射，利用電刀將固有肌層與病變黏膜層剝離的微創術[7]。近年來，在我國ESD有著較快的發展，使其成為治療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變的最為有效的方法，不僅能夠切除掉大的病變點，還能獲得較為完整腫瘤組織信息[8]。ESD為新型的微創手術，相比傳統外科手術，其在降低手術費用、縮短手術時間、減少手術造成的較大創傷等存在在絕對優勢。有研究顯示[9]，ESD依據病變的位置、形狀、大小及組織類型能夠保證腫瘤徹底清除下，又能最大限度的保留正常組織的功能，從而降低創面給患者帶來的傷痛。數據顯示，ESD治療后患者的手術時間（85.4±36.9）min，治療總花費（14 526±8 692）元，效果明顯。此外，ESD術后病變處完全切除率86.67%，傳統手術完全切除率93.33%，效果相當。

綜上所述，內鏡粘膜下剝離術較傳統手術治療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變安全有效，一定程度降低患者的經濟負擔，具有創傷小、康復快，值得在臨床上大力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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