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差異分析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區域差異分析，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摘 要 本文采用泰爾指數測度方法,把中國區域劃分為少數民族地區與非少數民族地區兩大區域,對1981-2008年間的中國區域經濟差距進行了測度和分解。經研究發現,造成全國經濟差距的主要原因并非少數民族地區與非少數民族地區之間的區間差異,非少數民族地區內部的區內差距才是全國經濟差距的主導力量。

關鍵詞 區域差異 泰爾指數 少數民族地區

一、引言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區域經濟的發展在國家的經濟進程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提高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水平,促進少數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縮小民族地區經濟與我國東、中部地區的經濟差異,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和緩解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問題和社會問題,是目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之一。上世紀末以來,黨和國家一如既往堅持把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作為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核心,實施了“西部大開發”以及“興邊富民”等一系列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的政策。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雖然近年來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比較快,但由于其發展基礎比較薄弱,民族地區與其他地區特別是東部地區的差距還非常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區域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演變,區域經濟差異開始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隨著我國經濟差距的不斷加大,很多學者在對我國區域經濟差異變化及其原因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例如,(三分法)魏后凱(1996)利用加權變異系數和泰爾指數對三大經濟地帶內部差異和地帶間差異進行了測度和分解。(四分法)劉靖宇、張憲平(2007)利用泰爾指數將中國區域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部四大區域,對中國區域經濟差距進行了測度和分解。(六分法)覃成林利用泰爾指數把全國劃分為六大區域,結合三大經濟帶與南北分異的格局對中國區域經濟差距進行研究。此外,楊明洪、孫繼瓊(2006)基于七分法劃分區域后,用泰爾指數對中國區域經濟差距進行了測度和分解。張宗益、鄒暢(2006)基于八分法劃分區域后,用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對中國區域經濟差距進行了測度和分解。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對我們分析我國經濟差距的原因都具有重大意義。

我們不難看出,目前對于民族地區與非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研究還不多。為了更好的衡量民族地區與非少數民族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為下一步制定相關的方針政策提供參考,本文擬采用泰爾指數方法對我國的經濟總體差異,少數民族地區與非少數民族地區兩個區域間差異以及兩大區域各自內部差異及其演變進行系統的比較,討論和分析。

二、泰爾指數方法介紹

本文依據中國少數民族聚居和分布的情形,將中國分為少數民族地區(新疆,,云南,貴州,內蒙古,廣西,寧夏,青海)和非少數民族地區(北京,天津,河北,山東,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海南,陜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重慶,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利用這個區劃方案來比較少數民族地區與非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差異情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因此本文選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這一指標作為衡量對象。采用是1981-2008年的數據,數據取自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泰爾(Theil)指數或稱泰爾熵標準,是衡量個人之間或者地區之間收入差距(或者不平等度)的重要指標,它最早是由荷蘭著名經濟學家泰爾(Theil)在1967年運用信息理論中的熵概念來計算收入的不平等性時提出來的,該系數滿足達爾頓-庇古(Dalton-Pigou)轉移支付準則以及人口和收入均質性等所有條件。泰爾指數越小說明區域間不均衡的程度越小。由于泰爾指數是一種具有空間可分解性的區域經濟差異分析方法,可以用來分析區域經濟差異總體變化過程、區域經濟差異和區內經濟差異變化的情況,以及區際經濟差異和區內經濟差異變化對區域經濟總體差異變化的影響,從而獲得更多的政策信息。因此泰爾指數被廣泛用于區域整體差異以及區間差異的實證研究中。本文所用的泰爾指數計算方法如下:

(1)

其中 是泰爾指數,測度全國區域經濟總體差異; 為第 個省市區的GDP值; 為第 個省市區的人口值; 為全國的GDP值; 為全國的人口值。由于本文分析的目的在于找出造成經濟差距的原因,因此我們需進一步利用泰爾指數的分解式來分析區間差異與區內差異對全國經濟差距的影響。泰爾指數的分解計算式如下:

,(2)

其中 , (3)

, (4)

, ; (1代表少數民族地區,2代表非少數民族地區)

, ; (1代表少數民族地區,2代表非少數民族地區)

式中 為區際差異; 為區間差異,是各區域內部差異 的加權和; 為第 個區域GDP占全國的份額; 為第 個區域人口占全國的份額; 為第 個區域第 個省市區GDP占全國GDP的份額; 為第 個區域第 個省市區人口占全國人口的份額。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泰爾指數是一個相對指標,因此在進行對數運算時如果取不同的正數作底,結果只會相差一個常數因子。在此說明一下,本文在進行對數運算時均取e為底。

三、基于泰爾指數的我國區域經濟差異分析結果

根據理論基礎中的公式(1)(2)(3)(4)計算出1981-2008年全國各省市人均GDP區域總差異的泰爾指數值及各部分的分解值,見表1。

1.全國各區域經濟的總體差異

根據上表中總體區內差距( ),區間差距( )以及泰爾指數值( )畫出折點圖,如下圖1所示。圖1顯示的區域經濟差異變化是非線性的,時增時減,但是從總體來看,主要經歷了縮小-擴大-縮小的過程。并且全國整體地區差距水平與區域間差距的趨勢基本一致,可以說,地區間差距的持續變動是引起全國整體差距變動的主要原因。具體來看,根據總體差異值的變化我們大體上可以將1981-2008年這28年的時間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81-1990):這一階段,泰爾指數整體上是穩步下降的,每年減幅均衡,從1981年的0.149006下降到1990年的0.106882,平均降幅為2.83%。第二階段(1991-2002):這一階段泰爾指數總體上是曲折上升的,區域差異擴大的幅度比較大,并且在2002年達到最大為0.169303。2000-2002年增幅最大為43.63%,這一階段的年平均增幅為21.82%。第三個階段(2002-2008):從圖1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這一階段經濟總體差異逐年穩步減少,降幅為31.5%,年平均降幅為5.25%。至2008年全國區域經濟差異基本上與1992,1995,1997,2000年等較低年份相同。

2.區域經濟總體差異的分解

下面我們就通過泰爾指數的分解,找出全國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差異產生的原因。

(1)區內與區間經濟差異貢獻率及變化情況

根據少數民族地區與非少數民族地區的劃分,對泰爾指數進行分解,如表1和圖2所示。

在1981-2008這28年間,區域經濟總體差異變化主要取決于區內經濟差異,區內經濟差異對區域經濟總體差異變化的貢獻率都在70%以上,因此造成全國經濟差距的主要原因來自區內經濟差異。從圖2 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這28年區間差距的變化的一個關鍵點是1997,1981-1996年區間差距都維持在較小的范圍內,1997年區間差距變化明顯大于1996年,增幅為157%。1997年之后也一直維持在相對穩定的比前16年較大的范圍內。

(2)區內經濟差異變化

我們以上已經分析出造成全國經濟差距的主要原因來自區內經濟差異,下面我們來分析哪個區域的內部經濟差異是最主要原因。

從表1和圖3(如上所述, 代表少數民族地區內部差異, 代表非少數民族地區內部差異, 代表整體差異)可以看出非少數民族地區內部經濟差異相對來說比較大,走勢與全國區域經濟差距走勢大致相同,非少數民族地區內部經濟差異是造成全國經濟差異的最主要原因。這可能是由于非民族地區的區域跨度比較大,包括東部沿海,中部地區和少部分的西部地區,而這些地區之間的經濟差異比較大。同時,1981-2008這28年間少數民族地區內部經濟差異逐漸增大,尤其是2002年之后,增幅加大。為探求中國整體經濟和諧穩步的發展,就要求在不斷減小非少數民族地區內部差異的同時,更加注重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內部差異。

四、結論

本文用泰爾指數對1981-2008年全國人均GDP測度的結果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全國區域經濟整體差距經歷了減小-擴大-減小的過程。1990-2002年是曲折擴大過程。2002年至今整體上一直呈不斷減小的趨勢。

從地區間差距和地區內部差距對總體經濟差距貢獻的變動來看,區域內部的差異是全國經濟差異的主要貢獻力量。也就是說,民族地區與非民族地區之間的差異不是主要原因,這與我們黨的正確的民族政策是分不開的。

從少數民族地區與非少數民族地區內部差距對整體差距的貢獻來看,總體差異主要是由非少數民族地區內部經濟差異造成的。當務之急是在不斷加速經濟發展步伐的同時,不斷減小非少數民族地區內部差距。雖然近些年來非少數民族地區內部差距呈波動下降的趨勢,但仍是全國經濟差異的主要原因,而民族地區內部的經濟差距在逐漸增大。因此我們應該進一步重視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在發展民族經濟的同時,不忽視民族地區內部差距。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空間計量經濟學:理論與應用(07CTJ003)”;中央民族大學“211工程”項目(021211030312)。

參考文獻:

[1]劉靖宇,張憲平.中國區域經濟差距的測度與分解.華東經濟管理.2007.21(5):23-38.

[2]劉尚海.山東省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分析.北方經濟.2008(8):55-58.

[3]覃成林.中國區域經濟增長分異與趨同(2008).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1-11.

[4]孫靖,黃海濱.泰爾指數在東、中、西部地區收入差距分析中的應用.商場現代化.2007(4):51.

[5]魏后凱.中國地區間居民收入差異及其分解.經濟研究.1996(11):66-73.

[6]武春光,于成學.基于泰爾指數的我國區域差異多指標測度.統計與決策.2008(18):1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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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庫茲涅茨比率 區域差異 湖北省

一、引言

隨著中部崛起和長江經濟帶戰略的推進，湖北抓住機遇，到2013年憑借其地理位置優越、經濟基礎，使湖北省的GDP在全國各省市中躍居第9位，其GDP增長速度上升到第11位。在中部6省中，湖北的經濟發展最快，經濟總量位次居前，成為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領頭羊。但是，由于自然條件、資源稟賦和社會基礎條件的差異，導致了省內經濟發展不平衡，地區差異顯著，影響經濟進一步發展。

二、湖北省區域不平衡性分析

近十年，湖北省經濟的發展勢頭很猛，從2004年到2013年，GDP翻2番，超過26000億元，各地市的GDP也都在快速增長。但是從地市GDP占全省的比重的變化情況來看，各地市所占的份額很不均衡，存在幾個較大的“斷層”，呈現出階梯式的發展格局，每個梯隊上的地市發展水平相當。

第一梯隊：武漢“一城獨大”的局面一直未能被撼動。在全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武漢開始走下坡路，逐步跌出全國一線城市的行列。近十年來，武漢的發展又重新回到上升通道。特別是近五年，地區生產總值連續跨越5000、6000、8000、9000億元臺階，邁入全國副省級城市第一方陣；到2013年底，武漢的GDP已經躍居全國城市第8位。在省內，武漢GDP所占的份額持續增大，從2004年的31%增長到2013年的35%，超過了三分之一，遠大于其他地市。武漢是湖北省的增長極，是湖北經濟發展的驅動器。

第二梯隊：宜昌和襄陽“比翼雙飛”。宜昌和襄陽是湖北省除武漢之外的發展勢頭最猛的兩個城市，二者的GDP份額已經雙雙超過10%，讓除武漢以外的其他14個地市望塵莫及。武漢、宜昌和襄陽正好是構建湖北省“金三角”的中心城市，構成了湖北省三大經濟圈。

第三梯隊：六城并進。黃石、十堰、荊門、孝感、荊州和黃岡的發展局勢十分接近，2013年GDP份額都處在5%上下；但是縱觀這十年，這六個城市的GDP份額在緩慢減少，有被宜昌、襄陽“掠奪”的趨勢。

第四梯隊：其余八個地市的GDP份額都處在2%上下。但是，咸寧市的發展速度比較迅猛，有追趕第三梯隊的勢頭。

由此可見，近十年來，盡管湖北省的整體經濟實力在提升，但是省內各地市之間還是存在著較大差距。下面將通過庫茲涅茨比率來進一步分析省內區域不平衡性的趨勢。

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在研究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度量時提出庫茲涅茨比率，它是一個以數值反映總體收入不平等狀況的指標。庫茲涅茨比率也可以用來描述區域總體差異，它把經濟收入與人口分布聯系起來，以經濟的相對比重與人口的相對比重差別為基準，考察不平衡性，社會意義更明顯，而且計算方便。庫茲涅茨比率的計算如下：

式中：K為不平衡系數，pi為i地區人口占背景區域人口的比重，qi為i地區GDP占背景區域GDP的比重。K越大表示區域差距越大，反之則區域差距越小。近十年湖北省的庫茲涅茨比率如下：

以上數據顯示：近十年來，湖北省庫茲涅茨比率在緩慢持續增長，說明區域差距越來越大。將湖北省、湖北省（除武漢）和湖北省（除武漢、宜昌和襄陽）的區域差異進行比較（見圖2），我們發現近十年來，全省的區域不平衡性一直處在很高的位置；除武漢以外的地市之間的區域差異較小，但是其不平衡性在迅速擴大；除去武漢、宜昌和襄陽，其他地市的發展相對較均衡，但是自2009年以后，其不平衡性也略有擴大。

可見，湖北省在區域發展上存在著很大的“斷層”，主要大城市支撐作用明顯。武漢市在湖北省的經濟首位度過高，宜昌市和襄陽市迅速崛起，使得湖北省在經濟發展上存在著明顯的極化效應，區域差距過大。

三、武漢城市圈與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之間的差異分析

鄂東九個地市占全省國土面積的31.11%，人口占全省的一半以上，GDP占全省的份額接近60%。相反，鄂西八個地市占全省的國土面積接近70%，人口比重一直低于全省的一半，GDP份額也難以突破40%。

湖北省多年來傾力打造“兩圈兩帶”戰略，旨在增強湖北省的區域綜合實力，并實現東、西部協調、又好又快的發展，逐步縮小區域差距。然而，十年來，武漢城市圈的庫茲涅茨比例一直處在高位，區域差異表現的十分明顯，發展很不平衡；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最初的區域差異較小，不平衡性沒有明顯擴大，但是2007年以后，區域不平衡性打破了低位狀態，呈現出快速擴大的態勢。

通過庫茲涅茨比率分析發現，武漢城市圈和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形成前后，區域差異似乎并沒有縮小，反而在持續擴大，尤其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內部城市的差距擴大十分明顯。由此可見，湖北省“兩圈兩帶”戰略尚未發揮推動區域均衡發展的效用。

借用回歸分析發現，武漢城市圈和湖北省近十年的庫茲涅茨比率的線性回歸模型的斜率相同，表明二者的區域不平衡性發展趨勢基本一致（見圖3），只是武漢城市圈的區域差異更大；而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區域不平衡性趨勢與湖北省（除武漢市）的趨勢也具有相似性。由此不難看出，武漢“一城獨大”，是形成武漢城市圈乃至湖北省區域不平衡性局面的最直接因素。

四、湖北省區域差異的因素分析

庫茨涅茨認為現代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一是知識存量的增長，二是生產率的提高，三是結構變化，因此按照他的觀點，區域發展差異影響因素也來自這三個方面。此外，庫茨涅茨還強調社會變革對促進現代經濟增長起了重要作用。本文將結合庫茲涅茨的觀點，從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的角度來分析近十年來，影響湖北省區域差異的原因。

近十年來，影響湖北省區域差異的非經濟因素主要是區位條件的差異和政策傾斜度不同。

1、區位條件的差異

區域區位條件的差異使各個地區初始發展的機會和競爭環境處于不平等的地位，是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處于第一、二梯隊的三個地市的區位優勢明顯，為其經濟加速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如：武漢為于江漢平原東部，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是中國重要的水陸空交通樞紐；宜昌攜長江“黃金航道”之利，又有高速公路相連；襄陽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素有“南船北馬”之稱，是湖北省緊次于武漢的重要交通樞紐；而處于第三、四梯隊的地市，大部分不具備區位優勢。如鄂西和鄂東北境內多山地，交通不便，信息堵塞，極大的制約了經濟的發展。

2、發展策略及政策傾斜度不同

結合庫茲涅茨的觀點，筆者認為正確的發展策略和政策也是一場社會變革，能極大的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上級的宏觀政策與區域發展戰略會導致不同地區在發展時空上的經濟分離，造成了各地區之間經濟政策環境之間的差異，進而使得各地區得到的機會和收益不一樣，其經濟發展速度也就各異，由此引致了區域經濟差異的變化。武漢作為湖北省會，國家及省政府對其給予的優厚政策扶持自然不言而喻；宜昌一個國家級的三峽工程為其全市的發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襄陽改市名也是刺激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策略。更重要的是，2003年湖北省委、省政府還將宜昌、襄陽確定為省域副中心城市，將其培育成區域中心城市。這使得以上三個城市在全省的發展速度更加突出。相比較而言，其他地市獲得的政策扶持力度顯然較少。從大的區域來說，武漢城市圈是或國家批準建設的“兩型社會”綜合改革配套實驗區，必定會得到國家和湖北省大力的政策和資金扶持，而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只由湖北省扶持，二者的受扶持力度明顯不同。

產業結構和人力資本的存量，包括勞動力投入的不同是影響湖北區域差異的兩個經濟因素。

1、產業結構的差異

區域經濟學家發現產業結構的變化對地區經濟增長起著重要作用。產業結構多樣化有助于推進區域內經濟循環，以提高區域產業的附加值；大部分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論證了產業結構的多樣化可以減少區域經濟增長的不穩定或者失業。從三次產業結構看，武漢市和神農架林區呈“三、二、一”型的產業結構，恩施呈“三、一、二”畸形的產業結構，其他地市均是“二、三、一”型的產業結構，有的地區第一產業占很大的比重，當然，神農架有其特殊性，所以全省除武漢市以外，產業結構水平偏低，這也武漢的發展水平在省內具有絕對優勢的一個原因。從產業結構多樣化來看，武漢作為省會，除了工、農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和其他服務業也具有絕對優勢，宜昌和襄陽的產業結構正在走向多樣化，其他地市的產業結構則比較單一。如十堰是依靠汽車產業發展起來的城市，“二汽”的搬遷將對十堰的發展造成極大的沖擊；前幾十年，礦業資源極大的促進了黃石和鄂州的經濟發展，但是近年來，比較單一的產業結構已經影響黃石和鄂州在全省的經濟地位；神農架的農業和工業基礎薄弱，只有依靠單一的旅游服務業支撐經濟社會的發展。

2、知識存量不同

世界上技術知識和社會知識的存量在迅速增加，庫茲涅茨認為當這種存量被利用時，它就成為現代經濟高速增長的源泉。從某種程度上看，知識存量就是人才儲備。區域人才存量差距會造成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武漢市的高校數量和在校學生的人數居全國第三位，科技人員的數量在全省乃至全國首屈一指，并且擁有一批國家級和省級科研院所，還有兩個國家級的開發園區，科技勢力雄厚，勞動力素質相對較高；隨著三峽工程的建設，高素質的人才正在向宜昌聚集，其科技實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襄陽市也擁有除武漢市以外的全省唯一的一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教育水平、科技實力和勞動力素質也相對較強。而其他地市的教育水平和人才實力較差，這些都從深層次上影響了經濟的發展。

五、結論

綜上所述，近十年來，湖北省區域差異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全省的發展差距在擴大，存在幾個梯隊。武漢，還有宜昌和襄陽正在跨越式的發展，其他地市跟不上前兩個梯隊的發展步伐。武漢城市圈的區域不平衡性發展趨勢和全省的趨勢很相似，但是武漢城市圈的區域差異更大；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不平衡性趨勢正在逐年凸顯。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有區位條件、政策策略、產業結構和知識存量等方面的不同。因此，我們要認清湖北省區域發展的差異，理清形成差異的原因，有針對性的采取措施盡量縮小差距，以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陳磊、王波：湖北省區域經濟差異分析[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

[2] 郝群會、鄧文勝：湖北省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分析[J].湖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2）.

[3] 劉亮：庫茲涅茨比率及中國地區間財力差異與調節[J].商業研究，2005（29）.

[4] 吳殿廷、宋金平、梁進社、張同升：庫茲涅茨比率的分解及其在我國地區差異分析中的應用[J].地理科學，2003（4）.

[5] 張力民：湖北省區域經濟差異及不平衡發展研究[D].華中科技大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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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民收入　區域差異　因子分析

一、引言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實質就是收入問題。十七大報告中再次強調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性，它是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必須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對于衡量區域農民收入差異問題方面，很多學者就農村居民區域間收入差異的原因問題。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要觀點如下：一是張平(1992)和魏后凱(1996)等人通過研究農村區域間家庭收入間的差距，發現非農業發展的不平衡是造成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二是丁靜之(2001)和文兼武(1991)等人認為收入水平與資源稟賦有著密切的關系；三是萬廣華(1998)和林毅夫(2000)等人認為影響農民收入差異的最突出因素是地區產業結構。

總體看來，以全國范圍來考慮的較多，僅以安徽省為研究對象較少，或者僅以某個因素來分析農民收入差異問題。本文將以安徽省下屬城市為研究對象，建立評價指標，運用主成分和聚類分析方法，綜合分析安徽省農民收入區域差異問題。

二、模型建立

衡量農民收入區域差異的因素有很多，在此引入以下變量：x1：農機總動力(萬千瓦時)；X2：有效灌溉面積(千公頃)；X3：非糧食作物播種面積與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比值(％)；X4：林牧漁業總產值與種植業總產值比值(％)X5：農村從事非農產業勞動力比重(％)。以安徽省17個城市的橫截面數據為樣本，參考安徽統計年鑒2007年，對原始數據進行初步整合，得到如表1：

(一)求解標準化指標變量的相關矩陣

從表2中的相關系數矩陣可以觀察到，變量之間具有不完全相關性，符合因子分析的前提條件，因此可以進行因子分析。

(二)求解相關系數矩陣的特征值、貢獻率和累計貢獻率

運用SPSS統計軟件進行因子分析，計算特征值、方差貢獻率和累計方差貢獻率，從而確定成分的個數。我們知道特征值是對因子的方差貢獻的表征，特征值越大對因子的貢獻就越大，一般會以特征值累積貢獻率大于80％的標準來確定主成分的個數。從表3可以看出，前三個因子的累計貢獻率是90％，包含原有指標的絕大部分信息，其余兩個成分對方差的影響很小。另外從表現各成分的碎石圖也可以判斷取前三個主成分比較合適。

(三)求解原始變量旋轉后的主成分及因子得分矩陣

由表4可以看出F1與x1農機總動力和X2有效灌溉面積具有較高的相關度，反映了各地區農業生產條件；F2與x3非糧食作物播種面積與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比值和X4林牧漁業總產值與種植業總產值比值存在顯著的相關性，表明各地區農業生產結構；F3在X5農村從事非農產業勞動力比重(％)上具有很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反映了各地區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能力。

三、數據分析與啟示

從上面的結果可以得知，因子1得分最高的有六安、阜陽等城市，因子2得分最高的有宣城、安慶等城市，而因子3得分最高的則是銅陵和淮南等城市。通過聚類分析將17個城市分為四類，以下做具體的分析和解釋：

第一類有合肥、六安、馬鞍山、巢湖、宣城和安慶這6個城市。該類城市因子3得分大部分大于零，說明該類城市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能力比較強。這些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好，在這6個城市中，合肥是省會，馬鞍山有馬鋼，其他幾個城市的工業經濟也比較強。高水平的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支撐著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第二類有淮北、黃山這兩個城市。該類城市的三個因子得分均很低，大部分小于零，在平均線以下，排名為最后兩名。說明其農業生產條件、農業生產結構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能力都比較差，與其他幾類城市相比問題嚴重。

第三類的城市為毫州、宿州、蚌埠、阜陽和滁州。這五個城市因子2均小于零，說明該類城市農業生產結構不合理，總體表現為非糧食作物播種面積與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比值和林牧漁業總產值與種植業總產值比值較低。

第四類的城市為淮南、蕪湖、銅陵和池州。這4個城市因子1得分比較低，說明該類城市農業生產條件較差，其農業機械化程度不高并且可灌溉面積相對于其他幾類城市來說較小。

綜合以上分析的結果表明，安徽省17個城市“三農”在區域分布上綜合發展水平相差很大，且各地協調性也比較差。當前迫切需要做的就是：

首先，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大力發展高效經濟作物。根據市場導向和本地的資源條件，積極發展棉花、油料、蔬菜、瓜果和茶葉等經濟作物的生產，擴大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等優質農產品的供應及提高畜牧業在農業總產值的比重，走精細化、集約化、產業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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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方財政支農支出;區域差異;資金使用

由于農業的基礎地位和農業所承受的風險,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對農業給予必要的支持和保護。我國自分稅制改革實施以來,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地區間財政支出和服務呈現相當大的不平衡性,各地方政府財政支農支出的差距也以較快的速度拉開,這種差距不僅反映在財政支農支出規模與力度上,也反映在財政支農支出結構與效率上。現有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全國整體或某省財政支農狀況進行分析,鮮有 文獻 從地方財政的角度對我國區域財政支農問題進行研究。本文擬對分稅制改革以來東、中、西部地區,地方財政支農支出的差異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并對區域差異的形成進行解釋,以尋求促進區域農業 經濟 協調增長的財政支農政策路徑選擇。

一、地方財政支農規模區域差異

財政支農支出也即財政農業支出,從統計口徑上講,財政農業支出通常有大、中、小口徑之分。小口徑僅僅限于財政用于純農業方面的支出,具體包括支援農業生產支出、農業綜合開發支出和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事業費支出,這也是各級財政落實《農業法》的口徑。在小口徑的基礎上加上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以及 農村 救濟費,就構成了中口徑 計算 的農業財政支出。大口徑的財政農業支出即當前的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支出范圍,包括了農村 教育 衛生支出、農村基層政權的轉移支付等。基于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地方財政支農支出,同時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和準確性,故選擇小口徑范圍進行分析。本文采用地方財政農業支出總額、凈額及其增長速度來對比分析區域財政支農規模。

(一)各地農業支出總額與增長速度比較

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無論是財政支農總額,還是按鄉村人口平均的人均財政支農總額都呈現增長態勢,財政支農總額從1995年到2006年分別增長了4.9倍、5.24倍與5.30倍。從區域差異來看,財政支農總額呈東、西、中遞減。人均財政支農支出也呈類似分布,東部地區人均財政支農支出穩步增長,只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使西部地區人均財政支農支出于2002年開始超過東部地區,但表現出不穩定性。中部地區無論從總額還是人均總額來看,都要低于東部與西部地區,中部農業經濟塌陷的財政原因由此可見一斑。從財政農業支出總額增長速度來看,東部地區增長速度最為穩定,中西部地區財政支農支出受國家政策影響較大,表現出較大的不穩定性。尤其是2003-2005年間,2003年中西部地區財政支農支出負增長,2004年財政支出巨幅增長,中西部地區分別增長66.76%和95.05%,但2005年又大幅回落,西部地區甚至負增長。這說明在我國中西部地區財政支農支出增長缺乏計劃性和長期規劃,隨意性強,沒有缺乏制度和 法律 保障。

(二)各地農業支出凈額與增長速度的比較

支出凈額是指財政農業支出總額與財政從農業得到的收入(主要指農牧業稅、農業特產稅、耕地占用稅和契稅)之間的差額,由于它考慮了政府對農業的收入和支出兩方面,可以更準確地反映財政對農業的實際支持程度。西部地區在西部大開發以后,財政支農凈額與人均凈額都高速增長,二者皆于2000年超過并大幅拉大了與東中部尤其是東部的差距。中部地區財政支農凈額與人均凈額也于2002年超過并拉開了與東部地區的差距。究其原因,中西部地區財政支農凈額的增長除了因受國家區域 發展 政策影響增加了財政支農總量外,更主要是受國家農業稅政策調整的影響,與東部地區農業各稅依然較穩定增長相反,中西部地區農業各稅從1998年就開始出現負增長。其中2003年比較特殊,中西部地區財政支農總額下降的同時農業各稅反而大幅增加,中西部地區財政支出總額分別下降了4.56%、9.06%,但農業各稅收入卻在2002年飆升的基礎上,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分別增長了10.67%、14.84%,這必然導致2003年中西部地區財政支農支出凈額較大幅度的減少。這表明區域財政支農支出凈額增長速度的波動幅度要遠遠大于總額的波動幅度。這是由于它不但受支出總額的影響,也受農業稅收的影響。這種對農業支出的大幅起落,肯定是不利于農業穩定發展的。

(三)財政支農增長與財政收入增長比較

我國《農業法》規定“國家逐步提高農業投入的總體水平。中央和縣級以上地方財政每年對農業總投入的增長幅度應當高于其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這里將我國區域財政農業支出總額的環比增長速度與財政經常性收入的環比增長速度進行比較,以反映區域財政農業支出政策的傾斜程度和法律保障程度。根據《

 

篇5

【關鍵詞】江蘇省浙江省泰爾系數 區域差異 國內旅游經濟

旅游業屬于第三產業的一種朝陽產業，在當今，發展前景十分廣闊。自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旅游業不斷發展，產業規模越來越大，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有的比重也在不斷地上升，現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由于旅游業的發展會受到旅游資源稟賦、交通運輸條件、地區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因素的影響，旅游業的發展出現了一些區域上的差異。研究旅游經濟在區域上的差異，對分析國民經濟的狀況，指導區域旅游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1-2]。

近些年來，很多學者對中國旅游經濟的區域差異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3-11]。從空間尺度上，有以省級行政單位、或地級行政單位為基本研究單元，分析全國旅游經濟差異的基本特征的；也有分析某個省或某個地區的旅游經濟發展差異。從時間尺度上，有針對近幾年旅游經濟發展狀況，進行分析的研究；也有針對中國旅游數十年的發展，發現問題，并提出建議的研究。不同學者，研究旅游經濟的區域差異的方法也是各不相同：泰爾系數、基尼系數、變異系數、勞倫茲曲線、空間中心統計法、地帶分離系數等指標、方法和模型都被廣泛運用，對當今旅游經濟的發展，在研究和決策上提供了重要的借鑒與參考。

就目前對旅游經濟的研究而言，雖然研究的人很多，但仍存在兩個問題[3，7，12，13]：1）在研究內容上，多是著重對入境旅游經濟的研究，對國內旅游經濟的研究較少；2）在研究數據的時間上，多是采用在2005年之前的數據，更不用提2010年之后的數據；3）對華東地區的研究，多是單個地針對江蘇省或浙江省而言，或是在全國的旅游經濟差異中提到華東地區，很少有針對江浙兩省的研究。

所以本篇論文則基于對江浙兩省這一地區，以地級市為基本研究單元，分析作為華東地區最發達的兩個省份：江蘇省和浙江省，它們在國內旅游經濟上的區域差異。對于江蘇和浙江兩省而言，國內旅游經濟在兩省的國民經濟生產總值中占據一定的比重。以2011年數據而言，江蘇省國內旅游收入占到了江蘇省當年的地區生產總值的10.51%，而同一年份的浙江省則是占到了11.71%。可見，國內旅游經濟的發展對當今的地區生產總值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與作用。所以本篇論文，利用自2005年～2012年的江浙兩省的國內旅游經濟收入的數據，運用泰爾系數，分析兩省國內旅游經濟的差異。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分析

本篇論文所要研究分析的是江浙兩省的國內旅游經濟的總體差異以及兩省的省內差異。研究對象是江浙兩省國內旅游經濟，江浙兩省各自的國內旅游經濟以及省內的各個地級市的國內旅游經濟的區域差異。研究的尺度，則從時間和空間上來考慮。

在本篇論文中，空間尺度分為三個層次：1）以江蘇省的南京市、蘇州市、無錫市、常州市、鎮江市、南通市、泰州市、揚州市、鹽城市、淮安市、宿遷市、連云港市和徐州市共計13個地級市，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市、嘉興市、湖州市、紹興市、寧波市、舟山市、臺州市、金華市、麗水市、衢州市、溫州市共計11個地級市為研究的基本單元；2）將江蘇省和浙江省分別設置為兩個二級的研究單元；3）將江蘇省和浙江省看作一個整體，視為一個地帶，并將其作為最大的研究對象。在時間尺度上，則主要是從2005至2012年，對江浙兩省的各個地級市、江蘇省和浙江省以及江浙地帶的國內旅游經濟發展進行研究分析。

研究的數據樣本主要來源于《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2005～2013）[14]。數據內容包括：三個層次研究單元的國內旅游經濟的收入、三個層次研究單元的人口數量等方面。

（二）研究方法

泰爾系數，最早由Theil和Henri在1967年提出，是一種衡量區域差異的重要方法。其在差距的表達上的效果較好，可以將相關數據按照一定的標準進行分組，將數據上的差距分為各個組內差異和組間差異[3]。泰爾系數是指收入差距總水平等于各個地區收入份額與人口份額之比的對數的加權總和，權數為各地區的收入份額。泰爾系數越大，區域經濟的差異越大。其優點在于可以將總體差異進行分解，從而看出總體中的各個組對總體差異的貢獻值以及變化趨勢。它可以被分解城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用來衡量地區之間的不均衡程度，另一部分是用來地區內部的不均衡程度[5]。

二、結果分析

（一）區域總體差異特征

如圖1所示，2005～2012年，江浙兩省國內旅游經濟總的泰爾系數變化呈現出現波動下降的模式。由2005年的最大值，0.39027下降至2012年的0.25281。在2005年以來的雖然總體呈現出下降趨勢，但是其中，在2008年、2010年以及2012年，江浙兩省的泰爾系數總差異均呈現了一種上升趨勢，不過上升幅度都不大。這表明，在2005～2012年之間，江浙兩省中各地級市之間的國內旅游經濟上的差異是在逐步減小的。

（二）兩省之間區域差異分析

1.江蘇省區域差異分析。對江蘇省而言，國內旅游經濟差異變化幅度比較大，雖然從2005年至2012年，在數據上總體是一個下降的狀態。但實際上，如表1所示，自2005年～2011年呈現比較合理的下降，2012年是突然的上升，且幅度較大。

這反映了，國內旅游經濟在2005年～2011年江蘇省的差異是在不斷減小的，各個地級市之間的國內旅游經濟的發展開始向平衡的方向發展。但是2012年，各個地級市的國內旅游經濟區域差異突然變大，出現了短暫的不平衡的發展狀態。

如圖2，從空間上，很明顯地看到江蘇省南部地區的國內旅游經濟發展水平比蘇北、蘇中地區都要高很多，呈現出明顯的層次分布。南京、蘇州、無錫始終是處在江蘇省國內旅游經濟收入的前三位，這與三個地級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旅游資源稟賦密切相關。

從時間上來看，蘇北地區和蘇中地區的國內旅游經濟收入在不斷地上升，有趕上蘇南部分地區的國內旅游經濟的趨勢，特別是鹽城市、徐州市和連云港市，國內旅游經濟增長明顯。常州市、鎮江市和揚州市在國內旅游經濟上處于一個中等的水平，但發展速度并不是很快。泰州市、淮安市和宿遷市與其他地級市的差距明顯，一直處在較低的水平，未來應當會有很大的發展提升空間。

2.浙江省區域差異分析。對于浙江省，國內旅游經濟泰爾系數是一個波動下降的過程。從2005年的0.26994下降至2012年的0.09458，反映了浙江省的國內旅游經濟發展向平衡趨近。但是，實際上在2011年浙江省省內市間的國內旅游經濟的泰爾系數還是0.25204，從2011年到2012年，是一個突然降低的過程，有其偶然性，需要從日后更多的數據中進行分析。

如圖2，空間上，浙江省國內旅游經濟的發展表現出兩個特點：1）東北部的國內旅游經濟發展水平比西南部的發展水平要高；2）沿海的地級市比內陸的地級市發展水平要高，發展速度也要更快一些。在浙江省中，杭州市和寧波市常處在國內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前兩位，呈現出“雙核”特征。紹興市、溫州市、舟山市和臺州市在浙江省中處于中等的發展程度，而嘉興市、湖州市和金華市則在浙江省中處于一個中下游水平，衢州市和麗水市的發展水平一直不高。

在時間上，嘉興市、湖州市和金華市的發展速度是比較快的，衢州市和麗水市的發展速度還有待進一步加強與提高

3.區域差異格局分析。對于江浙兩省的國內旅游經濟的具體發展情況，可以用貢獻率來表示。在這里的貢獻率是指省的國內旅游經濟收入情況和兩省谷內旅游經濟之和的比值。通過貢獻率可以看出江蘇省和浙江省的國內旅游經濟發展情況。根據計算，江蘇省從2005年至2012年的貢獻率分別為：57%，57%，58%，59%，59%，58%，58%和54%；而浙江省為：43%，43%，42%，41%，41%，42%，42%和46%。江蘇省的國內旅游經濟發展水平一直處于較高的水平，一直比浙江省的國內旅游經濟收入要高一些。這是由于旅游資源稟賦，以及基礎設施等因素所決定的。

江蘇省的國內旅游經濟收入對兩省總收入之和比浙江省，一直是高13～17個百分點左右，但是在2012年，只高了9個百分點。可見，我們可以看到浙江省的國內旅游經濟發展速度在加快，這也表現了浙江省國內旅游經濟發展的前景與潛力，有可能未來在國內旅游經濟方面趕上、甚至超過江蘇。

三、結語

通過上述的數學模型，相關數據以及圖表，針對江浙兩省的國內旅游經濟發展可以得出以下相關結論：

一是2005年～2012年，從地級層面到省級層面，江浙兩省的國內旅游經濟收入區域差異在減小，總體上，江浙兩省的區域發展開始向平衡發展，但不平衡在未來一段時間仍將存在。

二是2005年～2012年，江蘇省的國內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經濟收入一直比浙江省高，但目前，浙江省的國內旅游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在未來有可能趕上甚至超過江蘇省。

受限于數據的可得性，以及方法的單一性，本文對更長的一段時間的區域差異發展缺乏更深入地分析與研究。通過長時間的數據的對比分析，將能更可靠地分析出江浙兩省的國內旅游經濟的目前發展情況，并預測未來的國內旅游經濟發展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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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摘要】本文利用2012 年分省的農作物成本和產量數據，測算了小麥、玉米、早秈稻、中秈稻和晚秈稻、粳稻生產技術效率并進行了區域比較。結果表明，我國糧食生產技術效率平均為0.71，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間和提升潛力。分品種看，玉米生產技術效率最高，其次為中秈稻、小麥、粳稻、晚秈稻，早秈稻最低，且區域內部糧食作物品種間的生產技術效率差別明顯；分區域看，中部地區的平均糧食生產技術效率最高，西部地區的次之，東部地區最低，糧食生產投入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最后，提出了制定耕地保護制度、推進適度規模經營、推進糧食機械化以及調整糧食生產結構和布局等政策建議。

關鍵詞 DEA；技術效率；物質與服務費用；人工成本；土地成本

【作者簡介】欒義君，農業部規劃設計研究院工程師，博士；楊照，農業部規劃設計研究院高級經濟師，博士。

一、引言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不斷推進， 耕地減少、水資源匱乏等資源約束趨緊，糧食產量增加越來越依賴生產效率的提高。今年2月，國務院印發的《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2014～2020年)》提出了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糧食生產量目標。從統計數據看，我國糧食已經實現了十連增， 由2003 年的43069.5 萬噸增長到2013 年的60193.5 萬噸，增長了近40%，各種資源要素已經繃得很緊。研究不同區域、不同品種糧食作物的生產效率，將有利于我國主要糧食作物生產布局調整及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提升，對于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近年來關于我國糧食生產技術效率的研究已經很多，不僅有單種糧食作物生產效率研究，也有多種糧食作物生產效率研究。喬世君(2004)采用超越對數隨機前沿面生產函數，使用我國1992年、1995 年和1999 年3 年的縣（市） 級數據，研究了我國糧食生產的技術效率的空間分布以及影響技術效率的因素，得出1992～1999年我國平均糧食生產技術效率下降1%且效率分布的變異性似乎有加大的趨勢。黃金波、周先波（2010）利用1978～2008 年間我國30 個省市區的面板數據，對我國糧食生產進行了隨機前沿分析，并對我國糧食生產技術效率進行了影響因素分析。肖紅波、王濟民（2012） 采用數據包絡分析( DEA)結合Malmquist 指數，測算了10年來我國糧食綜合技術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揭示了我國糧食生產增長的源泉及存在的問題。亢霞、劉秀梅（2005） 利用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方法測算了1992～2002年分省小麥、玉米等7種糧食作物的生產技術效率及其變動趨勢，認為提高糧食生產技術效率是增加糧食產量的現實選擇。此外，孟令杰和張紅梅（2004）、張冬平和馮繼紅（2005）、孫昊（2014）、郭志超(2009)、張新民（2011） 等分別對小麥、玉米、水稻等單一糧食作物的生產技術效率進行了研究。

總的來說，現有的糧食生產效率研究主要以糧食產量為產出要素，以糧食總播種面積、農業勞動力數量、農業機械總動力、有效灌溉面積、農林水事務支出、化肥使用量等為投入要素，并沒能很好地體現各地區之間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差異。如東部沿海地區農業生產的雇工成本、土地流轉費用明顯要高于西部欠發達地區，僅僅用農業勞動力數量、糧食播種面積并不能很好地體現不同區域間的糧食生產成本投入。因此，本文擬通過改變糧食生產效率研究一貫的投入產出要素選擇，重新測度2012年不同區域、不同品種糧食作物的生產技術效率，以期為我國糧食生產效率的提高提供參考。

三、模型說明及數據來源

本文關注的是投入既定情況下得到最大的產出量， 選擇產出導向（Output-oriented） 的DEA模型。考慮到DEA已是比較成熟的經濟計量學方法，此處不再贅述。由于各地資源稟賦不同，其主要糧食作物品種存在差異，依據《2013年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本文選取2012年河北、山西等26個省份（不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青海省以及西藏自治區） 的小麥、玉米、早秈稻、中秈稻、晚秈稻、粳稻等糧食作物品種，樣本量共77個①。

具體的投入產出指標如表1所示。產出類指標一個， 即各省主要糧食作物畝產Y （公斤/畝）；投入指標3 個，分別為畝均物質與服務費用、畝均人工成本和畝均土地成本，單位均為元/畝。其中，物質與服務費用為直接生產過程中消耗的各種農業生產資料的費用、購買各項服務的支出以及與生產相關的其他實物或現金支出；人工成本包括家庭用工折價和雇工費用；土地成本包括流轉地租金和自營地折租，相關數據均來源于《2013 年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從具體數據來看，不同地區、不同品種的糧食生產投入結構不一，如黑龍江小麥生產的畝均物質與服務費用和人工成本已經達到了6∶1，黑龍江小麥生產已經基本實現了機械替代人工，而貴州中秈稻生產的畝均物質與服務費用和人工成本之比僅為0.4∶1， 云南粳稻生產機械化程度仍然很低，還處于主要依靠人工操作的階段。

四、我國主要糧食作物生產技術效率分析

運用Deap2.1軟件計算出2012 年我國有關省份的主要糧食作物的生產效率值，如表2 所示。2012年，我國6種主要糧食作物的生產技術效率平均為0.79，說明實際產量距離最大潛在產量還差21%，糧食作物生產技術效率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間和潛力。

分區域看，中部地區的平均糧食生產技術效率最高，超過全國平均水平；西部地區次之，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東部地區最低。一方面，東部沿海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土地流轉成本、雇工成本均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糧食生產成本相對較高，致使糧食的投入產出效率處于較低水平；另一方面，部分丘陵山區省份由于農業機械化作業水平低、成本高，糧食生產作業需要更多的人工完成，人工成本較高，致使糧食投入產出效率不合理，如云南粳稻的畝均人工成本高達1094.5元，是黑龍江小麥畝均人工成本的23倍。從單個省份來看，陜西、黑龍江、江蘇、新疆糧食投入產出效率整體處于相對較優水平，糧食作物生產技術效率平均在0.9 及以上；而排在最后5位的甘肅、福建、云南、廣西、廣東等省的主要糧食作物生產技術效率均值在0.7 以下，其中效率最低的廣東，僅為0.61，區域差異明顯。

分品種看，玉米的生產技術效率最高，為0.89，中秈稻、小麥、粳稻、晚秈稻的生產技術效率依次為0.87、0.75、0.75、0.73，早秈稻的生產技術效率最低，僅為0.72。其中，山西的玉米、黑龍江的玉米和小麥、江蘇的中秈稻、安徽的玉米和小麥、湖北的中秈稻、陜西的中秈稻以及新疆的玉米等糧食作物生產技術效率為1，達到了DEA 的完全有效，糧食生產投入取得了最佳效益。同一省份的不同糧食作物品種的生產技術效率差別明顯，如黑龍江省小麥、玉米的生產技術效率均達到1，而粳稻的生產技術效率僅為0.7。總的來說，我國不同地區、不同品種糧食作物生產技術效率差異較大，按照比較優勢原理，引導種植業結構調整， 將有利于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運用非參數數據包絡分析DEA 模型對2012年我國主要糧食作物生產技術效率進行了測算。基本結論如下：2012年我國糧食生產技術效率平均值為0.79，通過調整糧食種植結構、優化投入結構進而增產增效仍具有較大的潛力和空間。從區域層面看，中部地區糧食生產技術效率最高，其次是西部，效率最低的是東部地區。導致區域糧食生產技術效率差異明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糧食生產投入結構問題。從作物品種看，玉米生產技術效率最高，生產技術效率由高到低依次為中秈稻、小麥、粳稻、晚秈稻，早秈稻的生產技術效率最低。區域內部主要糧食作物品種間的生產技術效率差別明顯。

由此，得出如下政策建議：第一，制定更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并對從事糧食生產的種養大戶、農民合作社、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流轉土地進行適當的補貼，降低糧食生產的土地成本，提高農業經營主體從事糧食生產的積極性。第二，積極穩妥地推進糧食適度規模經營，從黑龍江較高的糧食生產技術效率看，規模化種植不僅能有效推進農業機械化，降低人工成本，還能通過批量購買降低農業生產資料支出，是目前提高糧食生產技術效率的一個重要途徑。第三，推進農業機械科技創新及技術推廣，加快糧食作物關鍵品種、關鍵環節機械化生產技術的研發，推廣先進適用農業機械化技術和裝備，加強農機農藝融合，促進農業機械化替代人工，有效降低糧食生產的人工作業成本，特別是丘陵山區的糧食生產成本。第四，促進糧食種植結構調整，引導各省區生產更具有生產優勢的糧食品種，如江蘇可適當加大中秈稻的種植比例、黑龍江可適當擴大小麥和玉米的種植比例等等。

注釋

① 小麥生產涉及15 個省份，玉米生產涉及20 個省份，早秈稻、中秈稻、晚秈稻、粳稻分別涉及9、11、9、13 個省份，共77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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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村級債務；村集體經濟組織；財務收支；地區差異

中圖分類號：F32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0)02-0098-06

不同的區域，村級債務形成的原因不盡相同，且債務的發展趨勢也不盡相同，這其中的成因較為復雜，既有制度政策的客觀原因，也有監管失當的主觀因素，但在深層次上則與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政府職能轉換不到位、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不規范密切相關。筆者在村級債務的調查和分析中發現，通過村級財務收支狀況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村級債務的形成原因。為此，筆者從浙江省臺州市黃巖區和寧波市鄞州區2006～2008年村級債務的規模和結構差異分析人手，各選擇了兩區地理位置基本相同的兩個鄉鎮，即黃巖區的A鄉鎮和鄞州區的B鄉鎮。在對兩鄉鎮全面調查的基礎上分別選擇了資產規模、地域狀況基本相同的兩個代表村莊，即A鄉鎮的A村與B鄉鎮的B村，對其2005～2007年的每一筆收支進行了調查，并進一步分析兩村的收支差異，為村級債務的地區差異及產生根源提供一些實證依據。關于村級債務的界定，理論界說法不一。本文所用的村級債務概念是借鑒了張海陽、宋洪遠的定義，認為村級債務由短期借款、應付款和長期借款及應付款三部分組成，該數據來源于村級經濟合作社資產負債表中的相應數據。

一、村級債務規模和結構分析

浙江省農業廳于2008年7～8月對全省2006年底及2008年6月底的村級債務進行了系統的調查，筆者選擇了黃巖區及其屬下的A鄉鎮和鄞州區及其屬下的B鄉鎮進行了重點調查以了解村級債務的地區差異，以下村級債務數據大部分是來源于各農經部門逐級匯總的清查數據。

(一)村級債務的規模分析

1　村級債務規模的比較分析

從表1可見，兩區的債務規模不同，寧波市鄞州區的債務規模要大于臺州市黃巖區。截止2006年，鄞州區村級債務73422萬元，平均每個鄉鎮3337.36萬元，涉及377個村，村均194.75萬元。而同期黃巖區村級債務37278.92萬元，只有鄞州區同期村級債務的50.8％，平均每個鄉鎮1962.05萬元，涉及421個村，村均88.55萬元。到2008年6月底，鄞州區村級債務總額為71422萬元，比2006年減少了2.7％，平均每個鄉鎮3246.46萬元，涉及378個村，村均188.95萬元。而同期黃巖區村級債務總額為55145萬元，是鄞州區同期村級債務的77.2％，平均每個鄉鎮2902.37萬元，涉及464個村，村均118.85萬元。

鄞州區村級債務2006年是黃巖區的1.7倍，2008年雖出現了下降，但還是黃巖區同期村級債務的1.12倍。從農經人員和村會計的訪談中和筆者的調查均發現鄞州債務雖然規模大，但實際意義上的村級債務規模并不大。這主要是由于浙江省村級債務數據來源于各農經部門的調查，雖浙江省農業廳要求村級債務調查數據是本文界定的基礎上再減去一些應發未發的土地征用費、押金、正常往來的金額，但在調查中發現，有的村卻沒減去這一部分，造成調查數據的虛增；二是村級債務的原始數據主要來源于村級會計資料，但有些村的債務債權并不完全按權責發生制核算，造成債務債權數據的不真實。在黃巖后一種原因比較突出，而鄞州由于城市化進程比較快和村集體經濟財務管理比較規范，前一種原因相對黃巖比較普遍，因此鄞州的債務數據實際上有些虛增。 2　村級債務規模的變化趨勢分析 村級債務的規模與當地的農村發展狀況、發展模式及農村的財務管理制度等有關，其區域比較的實際意義并不是很大。對本研究而言，重要的是研究兩區村級債務變化趨勢。從表1可見，兩調查區的債務規模呈現不同的變化趨勢，鄞州區的債務呈減少趨勢，而黃巖的債務有上升的趨勢。2006年開始，鄞州區村級債務規模呈下降趨勢，到2008年6月底，全區村級債務總額比2006年減少了2.7％，降低速度超過了浙江省。而黃巖區從2006年開始村級債務規模呈上升趨勢，到2008年6月底，全區村級債務總額比2006年增加了47.9％，在全省債務總額略有降低的情況下，出現了明顯的上升。

從以上分析可見，寧波市鄞州區的債務規模要大于臺卅l市黃巖區，鄞州區的債務呈減少趨勢，而黃巖的債務有上升的趨勢。因此可見，兩區村級債務呈現不同的變化方向，呈明顯的地區差異。 3　村級債務結構的分析 因舉辦農村義務教育形成的、因發展除基礎設施建設外的公益事業而形成的、因替農戶墊交農業稅等國家稅費而形成的村級債務，在兩被調查區不管是相對數還是絕對數，在債務總額中都不大，特別是因舉辦農村義務教育和因替農戶墊交農業稅等國家稅費而形成的村級債務基本上不存在或已化解。同時，由于浙江省在征地時規定，按被征用土地的一定比例(一般10％左右)，返還給被征地村集體經濟組織，并免繳有關規費，用于發展二三產業。兩區被調查村集體基本上都用自留地或返還地建造了標準廠房，用于出租，每年獲得較穩定的租金收入。因此，因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而形成的債務是村集體特別是被征地村的新增村級債務的主要因素。

除因舉辦農村義務教育、因村基礎設施建設、因發展除基礎設施建設外的公益事業、因替農戶墊交農業稅等國家稅費、因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以外原因而形成的債務統稱為其他原因造成的債務。從村級債務結構分析可知，總體上而言，本調查各層次的村級債務形成原因，都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債務。被調查區域其他原因造成的債務主要包括：應發未發的土地征用費、押金、正常往來金額、預收的房租費、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險村集體的補助金額、村經濟合作社股份制改革時帳外預估的支出、舊村改造、新村建設中形成的債務。在以上7個主要的其他原因形成的債務中，鄞州區除不存在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險村集體的補助金額外，其余均是鄞州區主要的其他原因形成的債務。黃巖區主要的其他原因形成的債務中，不存在村經濟合作社股份制改革時帳外預估的支出和舊村改造、新村建設中形成的債務。而預收的房租費在黃巖的財務管理中不重視，在筆者的調查中只有一個村的應付款中存在于2004年以前預收了5家企業的若干年廠房租金，到2004年還剩未來6年的租金811368元，平均每年提取135228元記人經營收入，到2007年底還剩405684元

預收房租費，在未來3年分別記人經營收入。而鄞州對這一塊管理的比較嚴格，除在會計賬薄中核算預收或未收的租金外，政府還要定時考核租賃合同的兌現率，并跟考核掛鉤。

從以上分析可見，兩區形成債務的具體情況不同。以被調查村為例，黃巖主要是村集體因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險補助形成的債務以及因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形成的債務；而鄞州主要是舊村改造、新村建設中形成的債務和預收的房租費等形成的以及因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形成的。鄞州區除因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形成的債務外，其余大部分實際上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債務，而只是結算造成的時間差異。同時，兩調查區除因一些非生產性原因造成的債務排在首位外，其次就是因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形成的債務。據調查，鄞州被調查各村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過程中形成的債務，當項目建設完工后，均能用經營收入或土地款償還，基本上具有自我償還能力。在黃巖調查村，2004年和2005年就因為建造工業區還欠村民71.93萬元和72.7萬元借款，2006年由于參加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補助，負債急劇增加，到目前為止，這筆錢還沒還清。

二、村集體經濟財務收支區域性差異分析

村級債務產生的直接原因是村級組織收不抵支，為了深入了解現階段農村的收支狀況和地區的差異，筆者分別選擇了兩調查區資產規模基本相同的兩村，即A村與B村，對其2005～2007年的每一筆收支進行了調查，并進一步分析兩村的收支差異，試為村級債務的區域差異提供一些實證依據。

(一)村集體經濟收入的比較分析

1　村集體經濟總收入變化方向的差異

2005～2007年，A村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平均為502.53萬元，2007年比2005年下降了4.7％。而B村2005―2007年村集體經濟總收入平均為489.9萬元，2007年比2005年上升了52.4％。雖然A村的經濟收入起點比B村高，但通過這幾年的發展，到2007年B村在經濟實力上已超過了A村。 2　經營收入是村集體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 A村經營收人占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的比重三年平均83.6％，是集體經濟的主要來源。A村經營收入主要來源于房租及地租收人、菜場攤位費、收拖拉機管理費等，2005～2007年經營收入分別為461.44萬元、380.62萬元和418.23萬元。由于參加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險集體三年內共需補助1201萬元，再加上已參加城鎮職工保險的人員每人一般由村集體一次性發放補助現金14860元，到2008年6月止村集體已支付了292.58萬元。每年還不斷有人年滿25周歲要參保，這么大的資金壓力使這幾年村集體在經營方面的資金投入很少，集體發展后勁不足。

B村2005～2007年經營收入分別為358.9萬元、382.7萬元和540.3萬元，占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的比重三年平均87.2％是集體經濟的主要來源。該村利用靠近現代裝潢市場這一大蛋糕，利用土地資源發展倉儲業，吸引該市場老板前來投資，形成了融批發、零售與一體的倉儲區，在寧波市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該村2005～2007各年經營收入中除2005年的1.5萬元外，其余均是資產租賃收入，其中大部分是倉儲租賃收人。從2005年開始，B村經營收入就不斷上升，2008年通過對市場行情的調研，對倉儲區的價格進行調整，在原倉儲收入基礎上增加村級可用資金180萬元，2008年經營收入為704.7萬元，而且發展前途和發展潛力很大。

3　補助收入獲得水平不同

A村補助收入比重三年平均為0.5％，其中2005年2.89萬的補助收入主要是一些獎金，包括2003年文化俱樂部考核獎1萬元、省級先鋒工程示范村獎l萬元、防臺搶險獎2千元以及收到的經濟普查經費6900元；2007年收到的5萬元是河道疏通費；2006年沒有補助收入。該村2005～2007年共獲7.89萬元的補助。B村2005～2007年共獲77.6萬元的補助，占三年總收入的5.3％，除2007年的0.5萬元由區級撥款外，其余均為鄉鎮補助。2005年分別是街道元旦春節慰問款3600元、2004年醫療補助款17300元，街道扶貧款5700元、創文明城市補助5萬元以及其他補助5.05萬元；2006年分別為春節送溫暖4700元，獨生子女費等3840元，衛生村獎勵費5000元；2007年獨生子女費等2910元，春節送溫暖困難補助5500元、星光工程補助10萬元，農業普查經費下撥2.11萬元、基層文化建設獎1萬元，籃球場補助5000元，一枝黃花(即黃花梨)補助500元及過渡房清衛補助4800元。

A村屬當地有名的新農村示范村，與B鄉鎮的有名新農村示范村C相比，其獲得的政府補助遠遠不如，2005～2007年H村547.23萬元、118.81萬元和562.42萬元。即使A村所在的A鄉鎮各村的2006年補助收入總和也只有113萬元，2007年各村補助收人總和為283萬元；而B村所在的B鄉鎮各村的2006年和2007年的補助收入總和分別為451萬元和1165萬元。由此可見，鄞州的政府補助規模和力度都超出了黃巖。

(二)村級集體經濟支出的比較分析

1　村集體經濟總支出變化方向的差異

2005～2007年，A村村級集體經濟總支出平均為639.87萬元，其中2006年比2005年增長了5.57倍，均超出收入增長的幅度。2005～2007年，B村村級集體經濟總支出平均每年只有262.2萬元。2005～2007年A村平均每年集體經濟總支出超過村集體經濟總收人為137.87萬元，占村集體經濟平均收入的27.5％；而F村三年平均下來支出少于收入，平均每年節余227.7萬元。也就是說，A村由于2006年支出急劇上升，三年下來不但花完了全部收入，連以前的積累也花了不少。而B村由于這幾年支出變化不大，而收人上升，因此村集體有足夠的資金來不斷償還債務，這幾年村經濟發展不錯。 2　社會福利和保障支出成為村集體經濟的主要支出，但支出種類和數量不同。

A村2005～2007年的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分別為73.16萬元、1362.26萬元和140.95萬元，分別占總支出的32.6％、92.38％和63.93％，三年共支出1576.37萬元，平均每年525.46萬元。2007年比2005年增長了92.7％，其中2006年比2005年增長了17.62倍，在村級集體經濟總支出中居第一位。2005～2007年，B村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分別為125，78萬元、148.18萬元和141.26萬元，分別占總支出的47.2％、50.9％和61.7％，三年共支出415.22萬元，只有A村的26.3％，平均每年只有138.40萬元，在村級集體經濟總支出中也居第一位。也就是說，雖然兩村社會福利和保障支出規模不同，但均是村的第一支出。

兩村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的種類也不完全相同。B村該類支出種類相對A村來說并不多，按支出的多少排列分別是糧食補貼、治安消防、衛生費、社保養老金、民用水電費、計劃生育、文化教育、五保困難軍屬、看望及喪葬補貼、折舊、醫療費及其他支出。其中社保養老金的支出三年也只有13.33萬元，占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中平均也只有3.2％，其實鄞州區的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障規定與臺州市出臺政策基本一樣，但由于街道各村土地征用時均統一每人發放2.4萬社保補貼和勞動力貨幣安置費(在土地費支出中核算)，其余土地征用款作為村集體投資發展用，農民只有參保后才能發放剩余的勞動力貨幣安置費，B村社保補貼5 000元，由于每個村統一，就保證了失土農民的參保，2005～2007年，失土農民社保補貼分別支出17.75萬元、5.6萬元和2萬元。由于土地已全部征用，2005年村發放勞力安置費至2008年9月共1113萬元，已參加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障人數212人，已有116人領取每月340元至440元不等的養老保障費，據不完全統計，現已有405人繳納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有120人領取每月1 000元左右的養老金，真正做到了老有所養，解決了后顧之憂。由于土地被征用，B村就每月發給每個村民糧食補貼，2005～2007年共發放307.2萬元，處于該村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的第一位，2008年由于進行了股份制改造，就不再發放糧貼，直接按股份發放股金分紅，2008年每人發放6000元的股金分紅，在該鄉鎮處于第一位。隨著國家新型新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通過大力宣傳，使村民意識到參加新農村醫保是抵御大病風險，防止因病致貧的有效途徑，村民參保率達到100％，并且全部費用由村民負擔。隨著農民的參保，B村的醫療費支出下降，到2007年此項支出就不再發生。

B村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種類A村均有外，A村還有農醫保補助、養老保險補助、農民住房保險補助、老年生活補助支出、有線電視費支出、扶貧款支出、贊助費支出、退伍軍人安置費支出等，其中最多的支出為養老保險補助。2006年由于參加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急劇上升，2006年比2005年增長了17.62倍，這主要是A村村民參加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由于土地征用款已全部發還給村民，為提高參保率，村集體補助了1296.2萬元。2006年的養老保險補助由兩部分組成，參加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人員集體補助了1019萬元，已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大部分人員集體補助了現金277.2萬元。由于2006年參保人員集體補助部分三年繳清，2007年A村又繳了86萬元，剩下的是新保人員的集體補助及零星的已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人員現金補助。2007年養老保險補助雖比2006年下降了93.3％，但還是占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總數的95.15％。值得注意的是，老年生活補助費2006年比2005年增長了60％，這主要是因為A村是2006年lO月份參加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從2006年1月開始，村為60歲以上老人按季度發放生活補助，每人每季度600元，到第三季度提高到每人每季度800元，共發放了三季度，合計43.08萬元，而2005年只是在老人節時每人一次性補助1280元，共25.98萬元。由于首繳時達到養老年齡及以上的人員，在辦理一次性繳費和領取養老金手續的次月起享受養老金，所以從2006年第四季度起村里就不再發放生活補助，2007年主要是發生一些零星的老人生活補助3.97萬元，比2006年下降了91.3％。如果把養老保險補助和老年生活補助費合并成社保養老，則2005～2007年這項支出占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的比重分別是38.96％、98.5％和64.2％，可見，社保和養老成了A村的巨大負擔。同樣的為提高參保率，村民的其他保險均由村出資，在調查中發現，有些村民對保險了解的并不多，特別是農房保，村民知道的更少，他們反映“反正是村集體出資，要保就保吧。”

3　組織運轉支出具有剛性，但A村的支出規模比B村大

組織運轉支出就是維持村集體經濟組織正常運轉的管理費用，包括干部報酬、辦公費、通訊費、會議費、書報刊費、差旅費、招待費等。兩村組織運轉支出的種類基本相同，排在前三位的兩村都是干部報酬、交際費(招待費)和會議費。A、B村組織運轉支出三年共支出分別為93.7萬元和71.35萬元，平均每年分別為31.23萬元和23.78萬元。在A村干部報酬由干部工資和獎金組成，并且全部由村組織承擔。而在B村干部報酬由干部工資組成，而干部的獎金由鄉鎮政府根據村里經濟發展、計劃生育、社會事務等考核結果情況統一由鄉鎮發放，根據筆者調查，A鄉鎮調查村的村干部工資和獎金比較少，基本在0.5萬～1.5萬左右，即使像A村這樣的富裕村，村干部的收入也只有1.5左右。而B鄉鎮調查村的村干部工資和獎金相對來說比較多，在3萬～10萬左右，并且B鄉鎮調查村的村長、書記、婦女主任、文書能享受職工養老保險的待遇，如2008年參保時，4個村干部平均每人只要付1624元，村里補貼每人3853元，其余的保費均由政府承擔。由于福利的提高，解決了村干部的后顧之憂，使他們能安心發展村集體經濟。而這些待遇是A鄉鎮調查村的村干部所無法享受的。

A村作為市級經濟十強村、省級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示范村，就不斷有各級領導來村參觀檢查、調和指導工作，有報社、電視臺等新聞人員來村采訪、有各縣市區的村干部來村參觀和交流等，為此A村每年要承擔不少招待支出，而獲得各級政府的補貼卻很少。B村相對來說，這些支出就少些，因為這些事務基本上由國家級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示范村C村來承擔，但C村卻獲得不少的政府補助。由于組織運轉支出具有剛性，A村這幾年由于參加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補助造成資金緊張，已經在減少組織運轉支出，雖支出呈下降趨勢，但支出規模還是比B村大。

三、村級債務與村集體經濟財務收支關系的綜合分析

(一)村集體承擔了大量的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公共品的支出

陳東平從鄉村公共品供給角度對村級債務進行了界定，他認為：對一具體的鄉村公共品的供給項目，政府全額負擔，沒有資金缺口，則不存在一系列的負擔、債務問題；若有缺口，但農民對此項目非常歡迎，自愿出錢，也不存在債務問題；若此缺口，已被通過一系列手段，使農民同意出錢，此只表現為農民負擔增加，也不表現為村、鄉債務；若對政府轉嫁的法定責任，農民不同意，但事情已表現為非做不可(村已組織實施)，村組織又不能用自有資金補入，則表現為村級債務。稅費改革以前，為了鼓勵村級組織為村民提供公共服務，國家專門設立了“三提五統”、農村教育集資、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統一規定了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等籌集資金方式。2000年全國進行農村稅費改革，逐步取消了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改革了村提

留征收使用辦法。村干部報酬、五保戶供養、辦公經費等，除原由集體經營收入開支的仍然保留外，凡由農民上繳村提留開支的，采用新的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附加方式統一收取。農業“兩稅”附加屬集體性資金，全部用于村級開支。取消農業稅、農業特產稅以后，農業“兩稅”附加也隨之取消，除難以操作的“一事一議”之外，國家也不允許村級組織收取任何費用開展公共服務，這使村級組織失去了興辦公益事業的物質基礎。另外，農村稅費改革后，村級組織仍然承擔了過多的事務：一方面，要做好計劃生育、落實政策、維護穩定、精神文明教育等黨政基本工作；另一方面，上級還經常下達統計普查、接待檢查、公益事業項目建設等多項任務，卻不安排相應的工作和建設資金經費。村級組織工作職責的無限膨脹造成村級支出范圍過寬，經費更加緊張。這樣就造成了村集體經濟財權和事權的不統一。但相對來說，A村承擔了更多的此類鄉鎮一級政府職能。除承擔大量的各類保險補助外，A村還承擔扶貧款支出和贊助支出；凡有村民退伍，根據A鄉鎮的文件規定，村里還要根據村集體經濟狀況一次性發放退伍補貼；這幾年該村的治安支出也比較多，基本上由村民組成，治安巡邏雖不定期進行夜間的巡邏，但更多的是負責輔助公安做一些外來人口的管理，A鄉鎮也成立了治安巡邏大隊負責各村的巡邏，但曾經向A村等收了不少巡邏經費，后被上級政府制止了。每年的民兵訓練，鄉鎮還要求村里發放訓練補貼。與A村一樣，被調查村還要負責計劃生育工作，為促使婦女去參加每年兩次的婦女B超照環檢查，村里就要支付不少誤工費，每年的征兵還要發放誤工費，如村民應征人伍村里還要送禮，到過年還要慰問軍屬。也就是說，包括A、B村在內的村集體承擔了大量的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公共品的支出。

(二)村集體獲得的公共品支出的補助不多，造成公共品提供中的財權和事權不統一

村級組織工作職責的無限膨脹造成村級支出范圍過寬，經費更加緊張。因此政府應該安排相應的工作和建設資金經費。但從賬面上反映，A村補助收入2005～2007年只有7.89萬元，三年平均占總收入的比重只有0.5％，即使A村所在的A鄉鎮各村的2006年補助收入總和也只有113萬元，平均每村4.19萬元，只有10個村有這部分收入，其中兩村分別獲得36萬元和35萬元的補助收人，占總補助收入的62.8％；2007年各村補助收入總和為283萬元，平均每村10.48萬元，但只有11個村獲得這部分收入，其中三村分別獲得130萬元、36萬元和31萬元的補助收入，占總補助收入的69.3％。而B村2005～2007年共獲77.6萬元的補助，占三年總收入的5.3％，B村所在的B鄉鎮各村的2006年補助收入總和為451萬元，平均每村12.53萬元，其中一個村獲得118.81萬元的補助收入，占總補助收入的26.3％；2007年各村補助收入總和為1165萬元，平均每村43.15萬元，其中一村獲得562.42萬元的補助收人，占總補助收入的48.3％。也就是說，B村由于承擔的公共職能比A村少，而獲得的補助收入比A村多，相對A村來說，B村的財權與事權統一性比A村好。從圖1中可明顯地看出，與B村不同的是，2005～2007年A村的財務總支出超過了財務總收入，而補助收入卻占了財務總收入的很少比例。從全鄉鎮而言，見圖2，隨著新農村的推進，兩鄉鎮的村級補助2007年比2006年提高了不少，但不管從補助總額還是村平均補助額，2006--2007年B鄉鎮都超過A鄉鎮，這種情況在兩地的其他鄉鎮情況也差不多。也就是說，鄞州區各級政府對村集體的投入超過黃巖區。

(三)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村集體的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巨大，是新增債務的主要原因 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面臨困境，與政府責任不到位，作用不充分有必然聯系。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政府作用的產物，政府主導作用的有效發揮和政府責任的合理承擔關乎未來中國農村養老問題的解決。特別是現行的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存在財政補助過低，相關制度建設滯后，以及監督乏力等問題，使村集體成為現階段農民養老的主要責任主體，支出壓力過大。從調查可知，不管是黃巖區還是鄞州區，農民的養老保障已成為村集體的重要負擔，對村集體經濟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A鄉鎮，A村的財務收支情況還算比較好的，有些村由于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障上負擔過重因此造成大量的債務，有些村的債務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風險。近年來，鄞州區先后建立了農村養老保險、失土農民養老保險等制度，特別是從2009年1月起實施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總體水平相適應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農民缺乏有效保障機制，農村養老保險、失土農民養老保險養老金發放標準過低等問題有了一定的緩解。同時鄞州制定了嚴格的村級土地征用款管理政策，對征地補償費的分配有統一的政策規定。而黃巖對征地補償費的分配沒有統一的政策規定，當地村土地征用費、補償費和青苗賠償費全部分到個人，而且相互攀比，越演越烈，根本沒有留下土地儲備金和農民養老金。這也是為何鄞州征地農民參保比較順利，而黃巖卻因此造成大量村級債務的直接原因。

篇8

關鍵詞：房地產價格波動；區域差異；panel data模型

中圖分類號：F293.3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7月2日

一、引言

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宏觀經濟與房地產市場發展之間具有很強的關聯性。宏觀經濟發展良好會帶動房地產市場的繁榮，而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將會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因而研究房地產價格的波動成因及其在地區之間的差異性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社會健康持續有著重要的意義。

房地產市場穩定發展可以通過房地產價格的穩定性來衡量。房地產具有多重屬性，因而其價格的影響因素有很多。作為耐用消費品，其價格受到供給量、需求量以及市場結構的影響。作為資產，房地產價格上升反而促動需求的進一步旺盛。作為生產要素價格，受到宏觀經濟形勢、產業發展狀況以及技術更新、產業周期等因素的共同影響；作為一種投機品，資金快速進出、購買行為頻繁、價格波動頻繁。房地產具有多重屬性，因而其價格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很難通過一個因素的調節得到整個市場房地產價格趨向平穩與合理。

我國土地遼闊、人口眾多。各地區擁有不同的資源稟賦、文化差異、政策導向、消費習慣等特點，各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也具有明顯差異。房地產為一種地理位置不可移動的商品，也具有典型的地域差異性。具體表現在房地產的價格、房屋的建筑材料、房屋的成本，等等。因而分析不同地區房地產價格波動的成因以及地區之間房地產價格波動的差異性具有重要的意義，國外學者對房地產價格波動的區域差異進行了比較研究。Ortalo-Magn和Rady（2004）分析了英格蘭和威爾士住宅交易量與宏觀經濟波動之間的關系，認為住宅需求的波動是市場交易量變化的關鍵因素。沈悅、劉洪玉（2004）基于panel data模型對中國14個城市住宅價格與經濟基本面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城市經濟基本面的當前信息和歷史信息都可以部分解釋住宅價格水平或者變化率，而這種解釋存在顯著的城市影響特征。周京奎（2005）認為住宅價格上漲與寬松的貨幣政策有緊密的聯系，住宅價格極大地偏離長期均衡值，市場出現非理性繁榮，必須引起政府和產業部門的充分重視。高鐵梅（2007）采用的panel data模型討論了房價區域波動的區域差異。信貸規模對房地產價格波動的影響大，且地區間的差異也大；實際利率對各區域影響差異不大，且影響較小；人均GDP對房價影響比較大，房價的預期變量在東部地區對房價的短期波動有較大影響。

本文以房地產價格為因變量，人均GDP、房地產開發企業竣工房屋造價CO、房地產開發企業主營業務稅金及附加TA、房地產開發企業自籌資金SF作為自變量，建立房地產價格的雙對數模型。不同類型的房地產價格對自變量的反應程度是不一致的，所以本文對房地產價格進行了細分，分別以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住宅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別墅、高檔公寓平均銷售價格、公樓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分別作為因變量進行了統計分析，另外將全國分為三類地區進行了對比研究，因而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與理論意義。

二、模型以及數據初步處理

房地產價格的波動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本文選取了相對重要、具有研究價值的因素進行了分析。建立了2000～2013年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panel data模型，以人均GDP、房地產開發企業竣工房屋造價CO、房地產開發企業主營業務稅金及附加TA、房地產開發企業自籌資金SF作為自變量，房地產的平均銷售價格：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AP、住宅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HAP，別墅、高檔公寓平均銷售價格VAP，辦公樓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OAP分別作為因變量。

本文以2011～2013年三年人均GDP排名劃分，（人均GDP用當年的地區生產總值除以年常住人口獲得）將我國劃分為三類地區，第一類地區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比較特殊的是，因近些年經濟發展迅速，人均GDP已經排到前列，所以也分在了第一類地區；第二類地區主要是中部地區；第三類地區主要是西部地區，比較特殊的是海南省與福建省。

通過對數據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三類地區之間房地產價格差異比較大。以東部地區為主的第一類地區目前的房地產價格已經達到每平方米10，000元以上，2013年最高為北京市18，553元/平方米，而第三類地區最低為甘肅省：3，886元/平方米；第二，總體上而言，人均GDP較高的省份房地產價格較高，但這只是一種趨勢，由于其他因素的影響最終房地產價格呈現的地區性與人均GDP呈現的地區性有一定的差異性。

三、結論及分析

對序列做平穩性檢驗。結果表明原序列不是平穩序列，取對數之后仍然不是平穩序列。但是，對數的一階差分是平穩序列。進一步檢驗對數模型做回歸之后的殘差為平穩序列，因而可以知道在長期內變量之間存在方程（1）所示的協整關系，從而建立起全國房地產價格波動的panel data模型：

lnPit■=？茁0+？茁1lnagdpit+？茁2lncoit+？茁3lnsfit+？茁4lntait+uit （i=1，2，…，31；t=1，2，…，14） （1）

篇9

[關鍵詞]旅游外匯收入；經濟增長；面板數據模型；區域差異

[中圖分類號]F5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4）30-0075-02

1 引 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旅游外匯收入不斷增加，入境旅游發展的總體水平顯著提高，這不僅與各地政府加大對旅游發展的支持力度有關，而且與我國入境旅游發展模式從接待型向經營型的轉變有關（楊勇，2007）。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經濟現象，在旅游業發展上亦是如此。在關注旅游外匯收入整體增加的基礎上，更應關注其在省際層面上的差異，過大的差距會導致一系列問題，這與我國經濟協調發展的目標相悖。因此，本文將注意力集中到省際旅游外匯收入影響經濟效應的差異上，闡明區域合作的重要性。

關于旅游業是否有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學術界眾說紛紜。王良健（2010）對1997―2007年省際國際、國內旅游的四個指標運用異質面板協整方法研究表明經濟增長推動著旅游業的發展。然而申葆嘉（2003）通過因果關系的縱向和橫向梳理，不贊成隨意將旅游業炒作成為經濟發展的支柱。

關于旅游經濟發展的差異，國內學者也采用了各種方法進行研究分析。葉護平（2005）將標準差、變異系數、基尼系數以及泰爾指數綜合應用分析了1990―2002年間我國國際旅游收入的區域差異，得出雖然區域旅游收入的相對差異逐漸縮小，但是絕對差異卻呈擴大趨勢。王凱等（2007）采用綜合指數代替單一量值作為衡量地區旅游產業發展水平的指標，得出東部地區旅游經濟的重心地位已經形成，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具有持續性。對現有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后，發現以上學者的研究集中在對區域旅游差異進行簡單分解，僅僅分析省際或地帶之間旅游業發展水平是否存在差異及近年來差異的變化，較少有分析省份之間相互作用機制的。本文試圖使用面板數據構建計量分析模型來研究國際旅游外匯收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采用面板數據既可以反映橫截面差異又可以反映時間變化，能夠更加清晰地表現出省際差異形成的機制，希望為入境旅游的發展提供可行性建議。

2 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本文使用了面板數據模型，優點在于：①觀測值的增多，可以增加估計量的抽樣精度；②面板數據可以反映個體之間的異質性，這正是我們分析省份之間差異所需要的；③面板數據建模比單界面數據建模可以獲得更多的動態信息（白仲林，2008）。進行實證研究，考慮了指標的科學性和可行性，本文建立了以下計量分析模型，來研究省際國際旅游外匯收入與經濟之間的關系：

反映了各省份國際旅游外匯收入對經濟增長的自發性影響對于全國平均自發水平的偏離程度（楊勇，2007）。取值較高的表示該省旅游收入影響經濟的作用對外界依賴性較小且影響作用較為獨立，如寧夏、青海等地。而取值較低出現負值的如北京、上海、廣東等地說明這些地區經濟發展對周邊省市起到了很大的拉動作用。因此各地在發展旅游業時應注意性質上的差別，因地制宜方為良策。

3. 3 區域效應分析

為了考察區域位置對旅游業產生的不同影響，我們將30個省份按照《中國統計年鑒》劃分為東中西部，三大地帶分別回歸得：

為正的省份，旅游業發展較為獨立，印證了旅游業高發散性導致高引致作用的理論。西部地區旅游業推動經濟的自發作用很強，其中一個原因是該地區省份多數擁有自身獨特的旅游資源，旅游發展相對獨立。

4 結 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入境旅游業發展迅速，整體水平顯著提高。由于旅游業是一項依賴性很強的產業（吳必虎，2001），各省的自然資源、經濟基礎、地理位置和科技水平各不相同，因此省際旅游外匯收入對經濟的貢獻度差距很大。東中西部旅游業發展存在明顯差距，不利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1）對于旅游業的發展，區域合作是最佳方法。相鄰省份應當共同協商合作，聯合開發具有主題特色的旅游路線，形成旅游產業圈，即旅游經濟合作為先導的區域一體化發展。

（2）對于東中西部的發展差異要給予重視。種種客觀條件造成了三大地帶的差距不斷拉大，失衡格局會造成部分地區資源負荷超載而另一些地區資源閑置浪費，不利于我國整體經濟的協調可持續發展。應當尋找適當的區域合作切入點，利用各地的資源優勢，加強區域聯系。東部地區發揮高發散效應的優勢，帶動周邊相對落后地區。中西地區借助外力，不斷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和相關服務業的發展，實現旅游業健康發展，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有力引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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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葆嘉. 關于旅游帶動經濟發展問題的思考[J]. 旅游學刊，2003，18（6）：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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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內蒙古 “三化” 區域差異 對策

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以下簡稱“三化”）是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三者相輔相成。從全區總體來看，保持了良好的發展態勢，但各盟市之間的差異也在逐漸拉大，因此，為全面推進內蒙古產業結構升級和城市、農牧業地區的發展，必須正確認識內蒙古各盟市“三化”的發展水平現狀，認真分析其區域差異及成因。

一 各盟市“三化”水平的測定與分析

工業化水平不能簡單地選取某一指標代替，本文選取人均GDP、工業結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四個指標來進行綜合判斷。對四個指標進行了標準化處理、確定權重，換算成可比的工業化率。

描述各盟市城市化水平的指標是城市化率，考慮到我國的城市不僅是聚落形態，更主要的是行政管理單位，為此本文用城市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來描述。

農業現代化是指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的過程，本文根據農牧業現代化內涵，遵循綜合性、科學性、可操作性和系統性的評價原則，選取農牧民人均收入、農牧業總產值、農業機械總動力、農村用電量、糧食產量、畜產品產量、化肥施用量、農村環境治理率、牧民定居化水平和農牧業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十個指標來構建內蒙古各盟市農牧業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對十個指標進行了標準化處理、確定權重，換算成可比的農牧業現代化率。

綜上，截止到2011年，內蒙古12個盟市“三化”水平的測算結果如圖1所示。

二 聚類分析

將以上測算出的內蒙古各盟市“三化”水平作為聚類分析的基本指標，把相近的并為一類，可以將內蒙古12個盟市分為五類，各類總體特征不同。

第一，呼和浩特、包頭市屬于綜合實力型城市，“三化”水平各方面都較高，尤其是工業化水平。呼和浩特市以伊利、蒙牛為依托建成中國最大的乳業基地，被稱為中國的乳都，該市第三產業也有著強大的實力，近幾年對經濟的貢獻率高達59%。包頭歷來就是我國的重工業基地，改革開放以來，工業發展更加迅速，積極推動鋼鐵、電力、稀土、煤化工、鋁業等優勢特色產業的發展。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實現了產業集聚和規模效益的全面提升。

第二，呼倫貝爾市、通遼市和赤峰市農牧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較高。東部地區氣候溫和、土質肥沃、水量適中，在發展農牧業方面具有一定優勢。如通遼市既是國家重要的商品糧基地，又是國家重要的畜牧業生產基地，2011年第一產業貢獻率將近16%，呼倫貝爾市東部低山丘陵和河谷平原為主，是呼倫貝爾市的主要農區，盛產大豆、玉米、水稻，中部為林區，西部為牧區。

第三，鄂爾多斯市工業化水平較高，但城市化水平較低。鄂爾多斯市屬于資源型城市，煤炭資源尤其豐富，天然氣、煤氣層也十分豐富、化工、建材資源也非常富集。因此依托強大的資源優勢鄂爾多斯的工業高速發展，但是存在一煤獨大的結構性矛盾，工業結構轉型步伐緩慢。另外，第三產業發展緩慢，這些都造成其城市化水平與經濟發展不符合的原因。

第四，烏海市、阿拉善盟、錫林郭勒盟農牧業現代化水平較低。烏海市是新興工業城市，憑借黑色煤炭帶來經濟繁榮，但是目前產業結構單一造成了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另外由于烏海市被庫布齊、毛烏素、烏蘭布和三大沙帶所包圍，是一座典型的“沙漠城市”，加上氣候干旱少雨，因此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非常小。而錫林郭勒盟和阿拉善盟第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有一定比重，但主要是以畜牧業為主，經營方式較粗放，要達到農牧業現代化還有一定距離。

第五，興安盟、烏蘭察布市、巴彥淖爾市工業化水平最低。烏蘭察布市具有區位優越、交通便利的優勢，但是工業基礎薄弱，資源稟賦較差，到目前為止，只有烏蘭察布市不產煤，盡管烏市被稱為“中國薯都”，但土豆與煤炭產生的效益無法相比，對于缺少資源的烏市，就是缺少了大規模固定資產投資的拉動，使得其工業發展相對較慢。巴彥淖爾市南部是著名的河套平原，是自治區主要商品糧基地，農牧業現代化水平較高，但是工業發展緩慢。從興安盟三次產業來看：一產比自治區高22.3%，二產比自治區低21%，三產比自治區低1.3%，由此可見其三次產業結構不合理、缺乏優勢產業，經濟發展緩慢，最根本的問題是工業比重小、水平低、鏈條短，對一三產業缺乏大的拉動作用。另外興安盟城鎮化率也較低，農村牧區人口多、貧困面大，剩余勞動力轉移困難，融入東北經濟圈進程緩慢。

三 推進內蒙古各盟市“三化”協調發展的對策

第一，加強呼和浩特、包頭市的輻射帶動作用。由于內蒙古版圖獨特，為東西狹長形，所以目前各方面發展較好的呼和浩特市、包頭市等對周圍盟市的帶動和輻射作用較小，尤其是對東部的呼倫貝爾市、通遼市、赤峰市、興安盟和錫林郭勒盟的輻射、帶動作用更小。因此，今后在推進“三化”協調發展的進程中呼市和包頭兩大城市應發揮更大作用，總結概括為八個字：率先、帶動、輻射、示范。率先，要在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中率先實現所設定的各項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帶動，呼包二市的發展將來要帶動全區的發展；輻射，發展的協調性、可持續性的能力要進一步增強；示范，為欠協調地區發展摸索一些經驗、探索出一條路子。

第二，通遼市、赤峰市和呼倫貝爾市在提升農牧業現代化與工業化水平同時，要加強城市化建設。通遼市、赤峰市和呼倫貝爾市“三化”協調發展的制約因素應該是城市化發展水平，尤其是通遼市和赤峰市，“三農”、“三牧”比重較大。在這些地區首先要大力發展以服務業為中心的第三產業，這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的根本要求。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是吸納勞動力就業最主要的渠道，服務業發展滯后，必然抑制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從而阻礙城市化進程。呼倫貝爾市是自治區旅游資源最豐富的地區，應以旅游業為核心，促進服務業的發展，在此基礎上大力發展工業，增加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城市功能。通遼市應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努力打造內蒙古東部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綠色農畜產品基地、發酵工業基地、建材工業基地和商貿物流基地，促進城市化發展。而赤峰旅游資源也較豐富，帶動了第三產業的發展，應大力發展，另外應增加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城市功能，以提升赤峰市的城市化發展水平。

第三，鄂爾多斯市應將工業化作為“三化”協調發展的“火車頭”，帶動城鄉一體化。鄂爾多斯“三化”協調發展的主要驅動因素是工業化發展，而能源等資源密集型產業比重過大的產業結構，不利于“三化”協調發展，該地區應在調整優化工業結構和提高經濟質量與效益的基礎上，實現傳統產業的優化升級，加大技改投入，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實現資源初加工工業向資源深加工工業的轉變，把資源優勢的轉換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另外，增強區域中心對周邊經濟的帶動作用，形成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城市化格局，合理經營城市，完善城市功能，統籌城鄉發展，增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創造優良的創業環境和人居環境，走生態宜居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推動“三化”協調發展。

第四，烏海市、阿拉善盟、錫林郭勒盟應重點提升農牧業現代化水平。上述地區應善于依托中心城市，圍繞市場需求，培育壯大優勢特色農業，如烏海市應立足城郊型農業實際，以農業結構調整為主線，轉變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大力發展生態、高效、特色農業。烏海市沙漠是劣勢，也是優勢，使烏海成為華北地區光熱資源最豐富的地方，因為日照長、積熱量高、晝夜溫差大，使烏海地區的瓜果特別甜，因此烏海可以圍繞日光高效農業做文章。阿拉善盟和錫林郭勒盟應著重提升農牧業機械化水平，用現代農牧業科學技術代替傳統勞動密集型農牧業，走技術密集型的現代農牧業之路。另外阿拉善盟還有著大漠、戈壁等獨具特色的自然旅游資源，故應大力發展現代化服務業，帶動城市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和消費需求的擴大，促進城市整體水平的上升。

第五，興安盟、烏蘭察布市、巴彥淖爾市要加速工業化發展。上述地區應強化區域協調互動發展的戰略思想，以實現工業化更快更好的發展。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實施，特別是區域發展戰略導向的明確，為興安盟借助東北振興帶來了重大機遇，因此，興安盟發展要立足區域協調發展，找準興安盟在東北經濟區的戰略定位。而烏蘭察布市和巴彥淖爾市緊鄰呼包鄂，京藏高速、京包鐵路等連通東西的交通大動脈穿越，交通便利。應充分發揮這兩個地區的區位優勢，融入呼包鄂經濟圈，接受呼包鄂的輻射帶動，把本地區工業的發展置于大格局中統籌規劃，使資源有效的在大范圍配置，壯大支柱產業，發展有地區特色的非資源型產業，實現工業化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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