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英語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農民英語，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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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農民工子女；英語教育；原因；對策

一.農民工子女受教育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進城務工的農民日益增多。他們的子女也跟隨父母一起入城求學。由此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問題也越來越受到人們以及整個社會的密切關注。

1.農民工子女擇校的難點

受到城鄉戶籍制度的影響，農民工子女想要進入城里公辦學校是非常困難的。他們不僅要申請一系列的程序，而且還要上繳很多的費用，這給家庭條件本身不太好的農民工增加了額外的負擔。并且，農民工進城務工不是永久固定的，隨時會搬遷至另一地方，因而流動性相對比較大，這就使得他們的子女也不能在同一學校長期學習。大多數農民工子女從小在鄉村生活，英語基礎薄弱，性格生活習慣等各方面都與城市孩子有一定的差別，這也給他們的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的影響，影響學習成績。

2.農民工子女學校的難題

在各個城市雖然有專門為農民工子女辦的學校，但這類學校也存在一定的問題。首先，學校的辦學條件比較簡陋，教學設施也不太不完善，不利于學生的學習活動。其次，學校的師資力量不足，許多老師的專業知識還有待提高。大部分農村孩子英語學習起步晚，與城市孩子在英語基礎上就存在一定的差距。第三，有些學校的收費相對較高，收費項目不明確，給廣大農民工造成很大的經濟負擔。

3.農民工子女的身心健康問題

大多數的農民工子女家庭條件較差，從小在偏遠的地方長大，接受教育的條件有限，在英語學科上更是不能及時的跟上老師的思維。其次，農民工子女參加英語有關活動的機會少，性格比較內向，容易產生自卑膽怯心理，遇到困難不知所措，這也給他們的生活學習帶來一定的負擔。

二.農民工子女英語教育差異的原因

1.戶籍制度的影響

城鄉戶籍的差異，使得兩地的孩子在英語教育方面受到不同的待遇。城市孩子家庭條件優越從小就開始接觸英語，并且在城里還有更多的機會和外國友人交流。但是，大多數來自鄉村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和知識水平本身不高的父母或者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所以，他們在英語教育的起跑線上就落后了。

2.農民工自身的原因

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農民工屬于社會的弱勢群體，社會地位不高。他們進城從事的行業也是技術含量較低的工作，收入不高。并且，農民工本身文化層次較低，對教育尤其是對英語沒有足夠的重視，認為是浪費金錢和時間。由于他們自身知識水平的局限性，在家里以及生活中就不能給孩子營造一個積極學習英語的氛圍。這對孩子的學習成績以及學業的完成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3.個別學校及老師對農民工子女態度的差異

城市和農村的孩子無論在知識水平上還是精神生活各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異。城市孩子膽大，更早接受好的教育，善于溝通。而大多數農村孩子害羞膽怯，很容易產生自卑心理。在英語上課過程中也難免會跟不上進度。有部分學校會根據這些差異來進行分班分組等等。可能部分老師會更愿意抽城市孩子回答問題，任命他們為班委干部，這給農村孩子的心理上也造成一定的陰影。

三.解決農民工子女英語教育的對策

1.改革戶籍制度

城市和農村戶籍的人無論在求學還是工作上都有一定的區別對待。農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學由于戶口限制遇到了很多的問題，不僅不能優先考慮，還得多繳納相應的費用。如果這一問題不能及時解決，也就不會從根本上解決教育公平問題，將會給農村戶籍的人增加很多的經濟負擔。

2.加大對農村教育資金投入和扶持力度

政府需要加大對農村教育的資金投入，對貧困地區的學校加大扶持力度。將農民工子女的教育作為城鄉全面發展的重要一環。要優化教育配置，對非常困難的農民工進行補助，以此來幫助他們的子女順利完成學業。社會可以放寬農民工子女上學條件，降低門檻，對他們給予扶持和幫助，為城鄉孩子的學習共同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3.學校和老師要客觀看待每位學生

學校在選擇學生方面要給予每位學生同等的學習機會，這樣才能使他們處于平等地位，互相幫助，共同進步。而任課老師在授課過程中更應該做到一視同仁，不能因為他們英語基礎差而產生偏見。分班分組以及任命班委時都應做到農村和城市孩子平均分配。對英語基礎不太好的農村孩子更要細心照顧，多關心多鼓勵，消除他們的自卑膽怯心理，教會全班同學互幫互助，為他們營造一個良好和諧的學習氛圍，促進孩子們的身心健康成長。

四、總結：

教育問題始終是一個國家應該非常重視的話題。農民工子女在城市生活求學各方面都存在不公平現象，這對他們的身心健康發展都有一定的負面影響。這一問題也關系到我國和諧社會的建設，政府必須加大扶持力度和資金投入，盡快從根本上加以解決。這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政府以及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促進整個社會的全面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1]金磊.農民工子女就學問題解決途徑探析[J].天津教育，2005，（8）

[2]劉淑萍.賴以柱.蔣常香.農民工子女的心里健康問題探析[J].農業考古，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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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習中學生學習環境適應能力直接影響著學生對這門課程的興趣、影響著他們的學習情緒和學習效率，所以，我們要重視剛入校的農民工子女在英語學習過程中的學習環境適應能力的培養。下面就英語學習中學習環境適應能力的培養談一些筆者的做法。

一、學生學習環境適應能力培養的實踐

為了促進英語教學中農民工子女在學習環境適應能力的提高，我著手從情感、激勵、榜樣等方面開展實踐活動。

1.師生情感是學生學習環境適應能力培養的基礎

師生關系如何直接影響著學生學習環境的適應能力，因此，英語教師要重視情感的作用，正確對待這些民工子弟學校來的孩子，尊重他們、設法幫助他們樹立自信心，發揮他們的潛能，為學生學習環境的適應創造條件。

①重視“首因效應”，營造良好的環境氛圍

人與人在第一次交往的過程中，給人留下的印象會在對方的頭腦中形成并占據著主導的地位，這種效應就是首因效應。作為教學過程中人際關系主體之一的教師能夠恰當地把握好與學生相關的每一個“第一次”，如：第一次見面、第一次上課、第一次批作業、第一次談心等等，讓學生對教師有好的印象，良好的師生關系為營造良好的環境氛圍奠定了基礎。

②溝通是搭建師生關系的橋梁，促進學生適應學習環境的手段

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在進入公辦學校以后，他們會發現學習環境與原來的學校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教材的要求高了，教師對學習的要求也不同了，同學之間的關系也變了。他們的心理隨著外在環境的變化而在發生改變。在預初這個特殊時期，教師和學生都需要不斷地調整自己，我們英語教師要適時地調整教學要求和教學方法，以適應學習基礎薄弱學生的需求。溝通是幫助我們走近學生，了解學生實際情況的最有效的方式，它能夠幫助我們制定出切合學生實際的教學方案，能夠讓我們去幫助孩子戰勝英語學習過程中的恐懼，以便能夠順利地展開英語教學活動，在活動中促進師生的環境適應能力的提高。

2.激勵是學生學習環境適應能力培養的催化劑

從心理的角度來講，每一個人都渴望得到他人的肯定和鼓勵，尤其是這些來自農民工的孩子，他們期待著得到他人的認可。英語是語言的教學，教學的過程中也是心與心的交流過程。在教學過程中，我努力去激發孩子的學習興趣，每當學生順利完成了一個學習任務，無論簡單還是難，“Well done”“Excellent！”“Good job”這些表揚性的話語常掛在嘴邊，適時地傳遞給這些孩子，他們在激勵中感受到自己的進步。每當他們在學習的過程有了一點點的進步，我就在他們的作業本上留下一兩句諸如“祝賀你取得了進步！繼續努力哦。”“你每天的進步讓老師感到很欣慰！”這樣的話語，讓這些孩子感受到老師對他們的關注。即使是我為他們設置的一顆小星星和隨身攜帶的小糖果，也能成為這些孩子活躍課堂的動力。總之，激勵是提高學生適應環境能力的一個有力措施。

3.榜樣是促進學生學習環境適應能力提高的動力

“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是對我們教師的要求，同時也體現了教師無論是在學識上，還是道德品質上都應該成為學生的典范。面對這些有強烈自卑感的孩子，我們的言行舉止會在他們的心里烙下深深的印記。比如，我們尊重他們，善待他們，鼓勵他們，他們也會用相應的方式來反饋。我們認真及時地批改作業，他們也會按時上交作業；我耐心地輔導他們，他們也就會像烏龜賽跑一樣堅持不懈地向前爬；我們鼓勵他們多讀，細心地教他們把音讀準確，他們慢慢地就能夠大聲地朗讀單詞、句子或者課文了……我平時所作的點點滴滴，這些孩子都會看在眼里，記在心里。在潛移默化中，他們會因老師的態度和行為而改變他們自己，我們教師的榜樣就是最好的示范。

二、學生學習環境適應能力培養的基本要求

在英語教學過程中，學生學習環境適應能力的培養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這個培養的過程中，我們需要遵循以下要求。

1.平等性

教學活動是一種雙向性的活動，只有我們和學生的共同參與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建立起學生對教師的信任感，師生之間要相互理解，要有和諧的人際關系，我們需要改變師道尊嚴的舊思想，能夠彎下腰來與這些農民工子女進行心與心的交流，不歧視他們，尊重、熱愛他們，對他們持肯定、接納的態度，對他們有愛心、耐心和信心，立足于全體。

2.雙向性

英語教學往往是人與人之間的活動，需要培養相互合作的能力，加強彼此的溝通。而孩子喜歡老師的和藹可親，期待老師的關注，所以，師生之間的雙向交流能有效促進教學活動正常開展。教師需要給學生搭建起交流的平臺，通過情感的溝通、學生優勢的發掘以及真誠、平等對待學生的態度等等方式激發他們參與教學活動的熱情，學生在教師的感召下，能與教師一起并發出充滿激情的火花，取得教學的成效，使學生更好的適應學習環境。

3.情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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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從而開啟了我國農業進入到貿易自由化發展時代，而這一過程當就會對我國農民的收入分配產生很大的影響。本文從三個方面對農產品貿易與農民收入分配效應進行研究，并從世貿組織框架協議的角度上來提出增加農民收入和分配水平的應對措施。

關鍵詞：

農產品貿易；農民收入；效應研究

一、農產品貿易與農民收入發展現狀

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及簽署了《農業協議》，使得我國農業真正開啟了貿易自由化的發展時期。同時，自從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農業產品的總體貿易規模得到了迅速擴大。2010年，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1220億美元，到了2014年則突破了1945億美元。四年的時間，我國農產品的出口貿易總額增幅依次為14%、17%、10%和16.5%，同期在出口上的貿易總額增幅依次為6%、48%、53%和1.7%。其中在2013年，我國農產品在進口與出口上的貿易總額實現了雙向增長，貿易逆差也大幅度縮小。其中，出口貿易總額為1000億美元，同比增長達14%；出口貿易總額為800億美元，同比增長了近12%。農產品貿易逆差同比上一年縮小了180億美元，下降了近40%。隨著我國農產總體產值不斷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國農民的總體收入水平。2010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為9800元，同比上一年增加了1000元，增長率為11.4%，去除價格上漲等因素影響，實際增長率為9.2%。同時，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國內農產品市場在發展格局上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國外大宗農產品對國內市場競爭力較差的農產品形成了嚴重威脅和沖擊，從而使得這類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快速下滑，進而影響其銷售額。市場競爭力良好的農產品則因為貿易自由化的影響，其出口總量逐年增加，市場價格也實現了連年提高。此時，國內農產品之間的價格比重關系發生了較大變化。在新型農產品價格結構體系發展過程中，部分農民的利益受到了損害，而一部分農民的利益則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因此，對如何提升我國農民收入成為當前各界學者以及社會廣泛關注的重要課題。

二、我國農產品貿易發展對農民收入分配的影響

農產品貿易發展對農民收入分配的影響主要是以中間變量的變化方式來實現的。具體來說，農產品貿易主要是通過價格機制、產業結構及收入結構來對農民收入分配產生相應的影響。

1.從價格機制角度上分析從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這一理論上講，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可以造成一國或某一地區內市場中具有明顯發展優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中的價格上升至高于國內市場價格的水平，同時對不具備發展優勢的產品來說，結果則是相反的。所以，我國農產品的貿易發展對農民的收入分配水平會產生直接的影響。農產品貿易主要是降低農產品名義保護率。自從我國全面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三十多年以來，我國政府對平均關稅進行了數次調整，使得平均關稅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53%一直下調到2014年的11%。國內產品的市場價格雖然可以由于名義保護率的影響而維持在一個正常的變化范圍內，但長期受到保護的產品的關稅壁壘削減以后的價格也隨之下降，進而直接影響了農民的收入分配水平。為了能更為清晰地分析出農產品貿易對我國農產品價格產生的影響。名義保護率具體是指同類產品在國內市場中的價格與其在國際市場價格上價差的所占比重。經過計算，筆者得出我國的玉米、棉花、小麥及大豆等土地密集型農產品享有的名義保護率比較高，且這類產品與同類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要高出很多，而農產品貿易發展則對這類農產品的國際價格產生了消極影響，降低了其銷售價格，所以也就降低了生產這類農產品的農民的收入水平。但在蔬菜、水果等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名義保護率的分析結果則是偏低的。這也就是說，勞動密集型產品在貿易中的國際價格會高于國內市場價格，從而就能直接提升生產這類農產品的農民收入分配水平。

2.從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角度上分析一國或地區貿易自由化發展過程當中，主要是通過價格機制來對本國或本地區產品貿易發展進行引導，并按照比較優勢來對國內或地區中的產業結構進行及時調整。農產品貿易發展通過其進出口貿易產品來對一國貿易結構產生影響，以此來對其產業結構進行調整。總而言之，當前我國農產品貿易發展對進口資源密集型，尤其是土地密集型產品的出口貿易發展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自從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農產品貿易商品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農產品出口上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其中凈出口農產品最大的為魚類、肉類及蔬菜、水果等農產品；在進口上則主要集中在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其中進口規模最大的為紡織纖維、植物油等產品。這樣的農產品商品結構完全符合我國農業資源與比較優勢。從整體結構上說，我國農產品貿易發展提升了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農民收入分配水平，但也降低了土地密集型產品的農民收入分配水平。另外，由于園藝產品等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大多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而中西部地區則主要偏向于生產種植業，所以農產品貿易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東西部農民收入分配的差距。

3.從收入結構角度上分析農產品貿易發展對我國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也對我國農民的收入結構產生了相應的影響。收入水平不同的農民，其生產結構在受影響程度上也會不同。根據相關數據的分析結果顯示，當前國內大部分農民收入分配水平的變化主要受農產品市場的變化的影響，如果農產品市場價格下降或需求量下降，那么農民收入分配水平就會直接受到影響。其中，低收入農民群體主要是以種植業為主，其在種植農產品在總收入中所出售的占比約為60%，而林牧產品出售所得占比則比較低。所以，種植業在我國農產品貿易發展中受到的影響最大，其中受到影響最大的為玉米和小麥。特別是在我國東北、中西部等傳統的種植業地區，這些地區的農民收入分配水平主要受到市場波動的影響而發生直接變化。收入較高的農民在出售種植農產品收入在其總收入中的占比較低，糧食占比則更低，而林牧產品在其收入占比中的比例卻非常高。所以，農產品貿易發展對收入較高農民的收入分配水平有很大的提升作用。所以說，農產品貿易發展對低收入農民的收入分配水平有消極的影響，而對于中高收入的農民來說則有積極影響。

三、相關的應對措施

農產品貿易發展使得我國農產品市場同全球市場實現了緊密聯系，也就是說，我國農產品開始進入到國際市場中，與他國產品進行市場競爭。所以，為了能更好地提升我國農產品的貿易發展水平和農民的收入分配水平，筆者認為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進行應對。

1.積極拓展新興市場，進一步中西部農民的收入分配水平。近年來，我國農產品在出口上大部分上都集中在日韓、美國及歐盟地區，這也就使得我國農產品在出口上受到這些國家、地區的市場影響比較大，且也經常受到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保護條款的限制。所以，當前我國應當更加努力開拓新興農產品出口市場，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的低端產品市場的拓展上，可以有效避免發達國家在技術與環境上對我國農產品實行貿易壁壘，從而能降低我國農產品的出口風險。隨著我國農業全面實施貿易自由化發展策略以來，東部與西部農產品的重點產區在貿易發展上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完全不同。總體上來說，東部的主要農產品產區所受到的市場沖擊相對來說較小，受益水平則比較大，而我國西部地區則受到沖擊較大、受益較小。另外，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及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逐年拉大，我國政府為了能有效消除農產品貿易發展對低收入地區農民的收入分配的不利影響，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條例規定范圍之內，運用《農業協議》中的“綠箱政策“來對我國的中部、西部的糧食與棉花主產品加大了政策優惠與資金扶持的力度，這樣就明顯提升了該區域的農產品市場競爭力，進而提高了農民的收入分配水平。

2.制定新型農業貿易發展措施（1）我國政府應當從國內農產品市場發展優勢角度上對農業生產結構進行優化和調整，特別是要合理降低糧食及棉花等土地密集型的相關農產品的產量，進一步提升園藝等勞動力密集型農產品產量。此外，還要對國內農產品市場資源進行重新調整，將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產品發展優勢進一步發揮出來。對國家糧食安全產生消極影響及市場發展優勢較弱的農產品的貿易發展，政府要加大對這類農產品的資金、技術及人才的扶持力度，以此來提升國家糧食安全程度和農民收入分配水平。（2）從糧食安全向口糧安全發展策略轉變。要留出足夠空間來發展非糧食作物。（3）要進一步強化農產品的科技支持，對需求較高的農產品要加大對其的科技扶持力度，并運用我國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優勢，來加強對初級農產品加工的技術支持，從而提升這類農產品的使用價值和附加值水平，以此來提升初級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3.加大對國內中小農產品加工、生產企業的政策扶持力度近年來，我國農產品在貿易發展水平實現了快速提升，且國內農產品市場及農產品市場化發展水平也日益得到完善和提升。因此，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傳統種植產業及土地密集型等農產品在發展上受到很大的限制，進一步降低了農產的收入分配水平。同時，國內鄉鎮企業在其發展中卻存在很多問題，如融資困難、生產結構不合理、經營不善等。所以，我國政府必須要加大對鄉鎮企業的政策扶持力度，從而有效解決鄉鎮企業的資金短缺及經營管理問題。在稅收上，要按照世貿組織規則來給予其一定的優惠。尤其是在財稅上，要對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生產企業進行重點扶持，以此來提升其出口創匯能力。另外，還要加大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力度，為更多的農民提供增加收入的渠道，以此來將鄉鎮企業的發展與農民收入分配水平的提升聯系起來。

四、結論

我國農產品的貿易發展對農民收入分配的影響會因為地區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影響，且這種影響會直接拉大東西部農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而在具體的農產品貿易與農民收入分配的效應分析上，筆者經過分析得出：在土地密集型及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出口貿易上，這兩類產品會對農民的收入分配水平產生直接的影響。在得出上述結論后，筆者從新興市場開拓、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及鄉鎮企業發展三個方面提出相應的應對措施。同時，筆者相信，隨著我國經濟不斷發展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在不久的將來，我國農產品的貿易發展必將全面提升我國農民的收入分配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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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國平,王燕飛.我國農產品出口對農民收入影響的實證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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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村民自治的推進為農村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生機活力和發展空間。一批頗具經濟眼光、管理才能和特殊膽識的農民逐漸拉大了與其他農民的收入差距，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富裕農民階層。富裕農民階層在鄉村的政治運作中逐漸占據了支配地位，這一現象的出現是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不平衡所產生的一種階段性結果。雖然這一現象會隨著我國農村經濟、政治的不斷發展而最終消亡，但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對富裕農民階層在我國農村基層民主政治中的產生的原因作用進行必要地分析對促進我國農村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富裕農民階層掌握我國農村基層政權的原因

富裕農民掌握農村基層政權是我國農村經濟、政治發展的結果，是我國農村經濟、政治發展程度進步的體現。這一模式的產生有以下幾個客觀的因素：第一，農村經濟的發展為富裕農民掌握基層政權提供了經濟基礎。政治參與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打破了土地對農民的束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不斷完善為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一大批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在農村涌現。經過20多年的積累和發展，這些企業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具有了較為雄厚的經濟實力。這些企業的管理者和所有者擁有對企業人、財、物的支配權，這就為他們謀求政治權力提供了所必需的物質基礎。第二，農民的觀念轉變為富裕農民掌握基層政權提供了社會基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就使得農民的價值觀念出現了新的變化。"富有本事窮無能"的觀念取代了"越窮越光榮"的思想。特別是廣大對市場、商品經濟缺乏了解的農民對少數經濟能人，也就是富裕農民給予很大的社會期待，希望他們能夠帶領廣大農民脫貧致富。這種期待悄無聲息地改變了農村公共權力的社會基礎。第三，村民自治制度為富裕農民掌握基層政權提供了制度保障。國家希望農村干部能夠帶領農民迅速致富。而要帶領，首先要求村干部自身具有致富的能力和素質，由此就為富裕農民進入農村政治領域或在農村政治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奠定了基礎。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使得農民有了自己選舉村干部的權利，這就為富裕農民掌握農村基層全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二富裕農民階層掌握我國農村基層政權的消極影響

富裕農民階層掌握農村基層政權雖然能夠極大地促進農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但是這一模式也存在著一些缺陷，給農村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帶來了一些不利影響。第一，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廣大村民的利益。擁有一定經濟基礎的階層在政治生活中必然會更多地謀求本階級的利益。目前，在我國農村中作為富裕階層的農民絕大多數已經脫離了農業生產，這就必然導致他們在行使政治權利時不能代表最廣大村民的利益，特別是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村民的利益。第二，增強了村民經濟上對富裕農民的依賴性。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農民在經濟上依附于封建地主經濟，在政治上作為封建地主政治的承受者，形成了嚴重的崇尚家長、崇尚權威的封建專制主義思想和依附性強、自主性差、無政治權利的臣民思想。這些思想的殘余仍對一些農民存在著影響。當前，我國正處在復雜的社會轉型時期。在農村，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還不為廣大農民所熟悉和掌握，他們沒有能力去自主地從事經濟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廣大農民很自然地會在經濟上依附于懂市場、善經營的富裕農民。而富裕農民對農村基層政權權力的獲得，又使其成了名正言順的帶頭人，這就更加強化了這種依附性。第三，導致了村民對政治參與的冷漠。在種模式中，人們主要關注的是自身經濟利益的獲得。作為領導者會錯誤地認為只要能給村民帶來經濟利益，就會得到群眾的擁護，從而漠視村民的政治權利。作為村民在經濟利益的誘使下也會產生錯覺，以為政治是當官的事情，自己只要能掙到錢就行了，從而導致對政治參與的冷漠，忽視了對村干部權力的監督。村干部完全在自我約束下行使權力，嚴重影響了我國農村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

三消除富裕農民階層掌握農村基層政權不利因素的對策

富裕農民階層掌握農村基層政權是我國農村民主政治發展的階段性產物。其產生的根源是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要想消除其對我國農村民主政治發展的不利影響。我們主要應從擴大村民政治參與，加強對富裕農民干部的監督入手。這就要求我們做好以下幾點：

第一，大力發展農村經濟，為村民政治參與提供物質基礎。"人們已普遍接受這一看法，即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主要政治差別，在于政治參與的規模和程度，在較富裕和較工業化、城市化的復雜社會里，更多的人以多于他們在欠發達、農業的、鄉村的、更為原始的經濟和社會體系下所擁有的方式，卷入政治中去。"［1］這說明經濟發展狀況影響人們的政治參與，一個貧窮落后，連飯都吃不飽的公民，他整天為生計而奔波，自然無暇顧及政治參與。而我國目前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各地社會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特別是中西部地區，農村貧困人口還占相當的比例，這制約了他們的政治參與。因此，大力發展生產力，縮小地區差異，提高農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才能為村民的政治參與提供強有力的物質基礎。

第二，普及村民的文化、法律知識，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識和法制觀念。列寧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須先教他們識字。不識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識字只能有流言蜚語、傳聞偏見，而沒有政治。"［2］我國農村的村民文化水平低，文盲比例較大，嚴重制約了村民的政治參與。因此，應該大力普及農村義務教育，強力推行農村成人掃盲工作，盡可能提高村民的文化水平。要堅持以為指導，既吸取傳統文化之精華又要積極吸納世界政治文明的積極成果，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識和法制觀念，形成凸現公民主體意識的參與文化模式。

第三，提高村民的組織化水平，增強村民政治參與的整體實力。"組織是通往政治權力之路，也是穩定的基礎，因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公民有組織地參與政治是現代社會政治發展的一個趨向。"［3］分散的農民是無法與有組織的機構抗衡的，要想提高他們的政治參與水平，必須提高他們的組織化水平。為此，農民要組織起來，成立農民協會，以集體的力量共同抵御各種可能給農民帶來損害的行為。農民協會應該是一個"黨領導的各族農民的群眾團體，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是農民群眾的自我服務組織。"［4］成立農民協會的目的是形成農民的集體力量，以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增強他們監督干部，約束基層組織依法行政的能力。同時，農民協會要認真貫徹黨和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在政府和農民之間起到"橋梁"和"紐帶"作用。農民通過農民協會進行民主管理，可以學會如何管理公共事務，有利于提高他們的政治參與水平。版權所有

第四，加大對農村基層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富裕階層鄉村干部的政治素質。正確的路線確定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我們黨歷來重視思想建設，提高農村基層干部的思想境界對于克服其帶來的不利影響，完善我國農村民主政治制度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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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辦、國辦印發了《意見》，在堅持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將培育從事農業生產和服務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升到事關我國農業現代化的重大戰略高度。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帶動農民就業增收、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等找到了途徑，更為當前一段時期培育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指明了方向。培育和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一項關乎我國農業現代化的重大戰略任務，突出重點，抓住關鍵、精準發力，不斷壯大新型職業農民隊伍是農廣校體系上下的奮斗目標，也是進一步提高農業質量效益、促進現代農業發展的關鍵。

一是要突出生產經營型職業農民這一重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實施結構調整、發展現代農業的引領力量，在現代農業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過程中要突出抓好生產經營型職業農民這一重點，統籌推進現代青年農場主培養、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頭人輪訓和農村實用人才帶頭人培訓等項目，鼓勵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頭人接受農業職業教育，加強對生產經營型職業農民的認定管理，扶持幫助他們創辦領辦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使他們成為帶動農民、富裕農民、提高農民的典范，真正讓農民成為體面的職業，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

二是要抓住攜老扶貧這一關鍵。培育新型經營主體、創新農業經營體系，決不能忽視普通農戶，更不能落下貧困農戶。目前，新型經營主體已成為“三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還沒有形成主要的經營力量。我國60%的耕地仍由普通農戶分散經營著，并且在相當長時間內，普通農戶仍會占大多數。通過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動普通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市場、增收致富，是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發展的現實選擇。因此，要正確處理新型職業農民與普通農戶尤其是貧困農戶之間的關系，發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普通農戶的輻射帶動作用，讓普通農民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參與者、受益者，防止被擠出、受損害。實施好農業產業精準扶貧項目，結合當地的產業特色和貧困艫男棖筇氐悖有針對性地開展專項技能培訓，因地制宜，幫助他們走上產業脫貧的道路，提高增收致富的能力。

三是要在規范管理方面精準發力。經過多年的探索，農廣校已基本建立了“三位一體”“三類協同”“三級貫通”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制度框架，形成了政府主導，農業部門牽頭，相關部門密切配合，各類教育培訓機構和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工作格局，形成了以農廣校為主體、多方資源廣泛參與的“一主多元”新型職業農民教育培訓體系。但新型職業農民仍然是一新生事物，我們還需要在精準培育、精細化管理方面集中發力，進一步加強新型職業農民的認定管理，進一步優化三類新型職業農民的布局，進一步加強新型職業農民的分級管理，進一步完善新型職業農民動態管理機制，推動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駛上發展的快車道，為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供人才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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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和目的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富士康跳樓事件、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危機、生存危機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越來越受到各界的關注。研究新生代農民工的各種問題的意義將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日益顯著。新生代農民工接觸網絡等新媒體與上一代農民工有較大不同，他們大部分對網絡和手機不陌生，喜歡依靠新媒體進一步融入社會，許多學者也注意到了新生代農民工與新媒體之間的應用和反饋關系并進行了系列研究，王學夢和榮梅（2008）認為，電子網絡作為一種新型的弱關系社會資本，對整個人類的生活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為新生代農民工在更為廣闊的社會網絡中尋求稀缺的資源，加快其市民化進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周葆華、呂舒寧認為在長三角地區，新生代農民工的新媒體普及率已經很高，甚至遠超傳統媒體。①

然而上述研究總體來看，仍有一些缺陷：首先，量化的資料還有待進一步的補充，制約了科學結論的提出和研究的繼續深入；其次，對中部地區尤其是河南省的關注十分稀少，不能具體到河南這個農業和人口大省中來，對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的新媒體應用以及隨后的系列問題涉及較少。因而，我們在河南省有代表性的城市鄭州進行了一系列的實證研究和問卷調查，調研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新媒體應用及對于新舊媒體的評價等若干問題。

研究方法

本次調查覆蓋范圍較廣，沒有局限于某一行業或某一狹窄的區域，在鄭州市內包括各個區縣進行了隨機抽樣調查。地點包括新生代農民工人群密集的鄭州市火車站、鄭州市人才市場、鄭州市多個房產建筑工地、鄭州市新鄭縣多個施工工地等。被調查者年齡大多在16—30歲之間，于2012年4—6月實施，采用面談自填的方式，共發放問卷1000份，其中回收有效問卷826份，在95%的置信水平上，誤差不超過4%。

本次訪問在受訪者的年齡分布上，受訪者在20歲以下的占到23%，21—30歲之間占69%，超過30歲的占到8%；男性占59%，女性占41%；教育程度以初中最多，占33.3%，其次為高中，占31.5%；54.5%的受訪新生代農民工未婚；在所從事的職業分布上，建筑業占12.8%，制造業占17.1%，服務業占40%；擁有電腦的比率達到40%。

研究成果

新生代農民工新媒體參與及普及率。問卷的第一部分涉及到新生代農民工的新媒體普及和參與的基本問題，即對于新媒體和傳統媒體的應用情況。結果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對于傳統媒體電視、報紙、廣播的應用率分別為30%、5%和7%，52.9%的新生代農民工只是偶爾看看電視，有高達50%的農民工從不聽廣播，這就了以前很多學者提出的所謂廣播是適合農民工的天然綠色媒體的觀點。在收看和收聽的內容中，40%的人選擇聽廣播綜藝節目，21.4%的農民工選擇看電視劇，對于新聞和信息的接受率都只達到13.5%和35.7%。而網絡和手機的普及率則高達22.5%和36.4%，經常上網的比例更是高達52.2%，43.8%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使用手機這一新媒體工具上網。通過對比說明，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的新媒體普及率要高于傳統媒體。隨著時代的發展，新生代農民工借助手機、網絡等新媒體的幫助，不再保持人們心目中傳統的信息封閉或閉塞的狀態，而是更多地改寫了農民被信息邊緣化的現象。

然而，通過對比上海市新生代農民工的數據，我們發現，上海市新生代農民工的網民比例高達75.4%，擁有手機的比率為96%，對于電視、報紙、廣播三大傳統媒體的使用率也分別為73.1%、38.4%和24.6%。②將上海市新生代農民工的新媒體普及率與其他社會群體比較會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的新媒體普及率要遠高于上海市民和普通公眾的平均水平。即便與青年群體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手機擁有比例依然不遜于普通年輕人。在這一點上，河南省的農民工無論是網絡還是手機普及率都遠遠低于上海的水平，而且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接觸新媒體的時間有37.2%的比率是不固定的。

新生代農民工新媒體應用的具體情況分析。從表一、表二我們看到，新生代農民工應用新媒體最主要的活動是瀏覽國內新聞，在經常使用這項上比例高達10%，其次為QQ聊天，隨后是玩游戲和瀏覽故鄉新聞、收發電子郵件和玩游戲。這與上海市新生代農民工首先選擇的網絡活動上QQ相比截然不同，上海新生代農民工使用QQ的主要功能為聊天，主要維持日常人際關系。

從對于手機媒體的應用表格我們看到，新生代農民工撥打電話的比例最高。85%的人經常撥打電話，35%的人經常用手機拍照，19%的人收發信息，18%的人聽廣播和音樂。值得注意的是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用手機上網正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的一種新型接受訊息的渠道，比例在不斷地上升。

對新舊媒體的評價。第一，本部分通過對比表格測試顯示了新生代農民工對于新舊媒體的評價比率差別。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對于傳統媒體在客觀公正的報道外來打工者、替打工者說話、讓打工者表達自己觀點心聲方面的比率都要高出新媒體很多，分別為80%、83%、72%，而在相應方面對于新媒體的評價則只有20%、15%、26%，說明新媒體在維護農民工切身利益，解決實際生活困難等多個方面仍需改進。

第二，通過調查還顯示，在娛樂生活排除孤獨、提供法律法規政策服務、提供有用的招聘工作信息三個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在這方面的比率達到89%、81%、77%，而在這方面對于傳統媒體的評價的比例系數則低得多，分別為9%、12%、28%。這說明新生代農民工對于新媒體的用途主要界定為娛樂工具和信息提供平臺，相對于傳統媒體來說，新媒體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了打破固有精英文化為主的傳統媒體封閉的平臺。但同時我們看到，新生代農民工對于新媒體的應用還沒有達到一定的精通程度，許多功能還未深度開發，城鄉之間的“知溝”現象要想依靠新媒體的平臺來拉近距離還需要假以時日。

政策建議

政府應當多層次保障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利益，給予人文關懷。政府作為為人民服務的主要機構，應當肩負起保障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利益的重責。首先，政府要在多方面予以政策傾斜，比如規范用工單位和勞動制度，增加外來務工人員的經濟收入，減少其勞動強度；其次，政府有必要聯合社會組織和大眾傳媒共同發力，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如做好網絡建設等；再次，網絡媒介之所以無法取信于新生代外來務工人員，媒介失實失職是一重大原因。因此，政府有必要加強網絡輿論監管，促進社會和諧。

新媒體應當意識到自己的重大使命，發揮輿論導向的效用。目前新媒體，尤其以手機報為主，在定位和觀眾群數據庫建立上尚缺乏一定的科學依據。一方面，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報道較少，與日益增長的群體數量不相匹配；另一方面，媒體內容中存在著偏視等問題，不能如實反映他們的具體生活狀況和精神面貌，影響了其社會融入。因此，新媒體方面應做出調整，要本著真實、公正、客觀等原則，　平視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公正客觀地進行報道，平衡分配話語資源，給予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充足的話語表達空間。真正貫徹“走轉改”的風氣，深入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提供符合其需求的多樣化的新聞。

新生代農民工亟待提高應用新媒體能力。對農民工自身來說，提高應用新媒體的能力是指在面對紛繁復雜的新媒體信息時能夠做出正確選擇，進行合理評價和判斷以及應用的能力。具體內容分為以下幾方面：一、新生代農民工在接受新媒體的信息時，應樹立批判意識，保持清醒頭腦，冷靜思考后再決定自己對該信息的態度和行為，不做跟風的網絡“哄客”或“網絡暴民”。二、提高對新媒體的參與能力。各個社區、居委會或者網站可以定期舉行新生代農民工培訓班，引導其在接觸新媒體時自覺將新生媒體尤其是微博、博客等提供的知識、技巧內化為自己的參與能力，恰當合理地表達個體對公共事務的關心，促進其融入社會。新生代農民工可還以通過網絡上的一些實踐課程，系統學習音視頻剪輯、圖片圖表的制作技術，以及寫作技巧，創造自己的個人作品，在博客、論壇中一展才華。這一能力的提升可以在較大程度上使農民工這一網絡信息的被動接受者變為信息的主動傳播者，縮短城鄉之間的知識溝距離。

（作者單位：中原工學院）欄目責編：黎　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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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具有雙重作用。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史，形成了民族精神支柱，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將發揮積極作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是對民族精神的合理吸收和自然發展，從而體現出民族特色。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的自私本位內核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將產生消極作用。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是對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經典概括。他說：“以‘己’為中心……在這里我們遇到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特性了。我們儒家最考究的是人倫。倫是什么呢？我的解釋就是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系的那一群人里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1]先生把中國社會格局稱為“差序格局”。他認為：“中國傳統社會里一個人為了自己可以犧牲家，為了家可以犧牲黨，為了黨可以犧牲國，為了國可以犧牲天下。”[2]中國人以“己”為中心，“私”的觀念異常濃厚。因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必須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同時，必須批判以“己”為中心的陳腐觀念，解構“差序格局”。

農民工電影參與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在主題、形象塑造、電影語言等方面都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農民工電影重要的精神內核，具體表現在七個方面：

一、 農民工電影表現了農民工為國家富強奉獻心血和汗水的情景，參與了中國夢的構建

農民工電影塑造了各行各業的農民工形象。這些農民工大都勤勞儉樸、艱苦奮斗。《特區打工妹》《人命關天》等影片中的農民工，從事制造業，使中國制造的工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取得比較優勢。《盲井》《誰是臥底》《幸存日》等影片中的農民工，上礦山，下礦井，保障了國家礦產資源的及時供應。《工地上的女人》《泥鰍也是魚》《夢想就在身邊》等影片中的農民工，在建筑工地上打工，一座座摩天大樓出自于他們手中。大量的農民工還在第三產業進行服務工作。《玻璃是透明的》《燴面館》《碗兒》等影片中的農民工，從事餐飲服務業，為老百姓的生活提供便利。《黃山來的姑娘》《大腕小保姆》等影片中的農民工，從事家政服務，營造溫馨的家庭環境供主人休閑娛樂。《上車，走吧》《的士夜話》等影片中的農民工，從事運輸業，為城市人口提供出行的便利。《十七歲的單車》的農民工，從事快遞業。總之，農民工在許多行業中就業，為國家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緊緊依靠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全體勞動人民的智慧和汗水。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農民工也參與了中國夢的建構。農民工電影歌頌了農民工艱苦創業的精神，表現了農民工的強國夢，在價值觀上是積極的。

二、 農民工電影具有底層意識，體現了以民為本的文化精神

農民工電影是中國電影底層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電影關注底層人生，具有自覺的底層意識。農民工電影繼承了左翼電影關注底層的思想，一些電影由第六代電影人編導。可是，一些古裝影視劇，大力表現封建王朝圣君賢相的英雄傳奇，銀幕屏幕上山呼萬歲，稱頌明君、清官。這樣的影視劇體現了“官本位”思想。當代版的帝王將相戲、才子佳人戲、神道妖魔戲、俠士俠女戲等，在文化產業背景下異常活躍，在消費主義的刺激中急劇發展。這些影視劇體現了“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銀幕屏幕上很少把鏡頭對準普通的勞動人民，更少反映底層人民的真實生活。在當前的電影生態中，農民工電影體現了文化的多樣性。農民工電影聚焦底層人民，體現了“人民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寄托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因此，農民工電影體現了“民主”的核心價值觀。

三、 農民工電影倡導重義輕利、與人為善、社會和諧

農民工電影謳歌了農民工重義輕利的美德。農民工電影對拜金主義傾向提出了反抗，主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天堂凹》的農民工龔德寶，謝絕了1000元的感謝費。謹守本分，不多要別人的錢財，是中國傳統的美德。《泥鰍也是魚》中的女泥鰍替男泥鰍還清了債務，具有“貧賤不能移”的骨氣。農民工電影，表現了農民工重義輕利的高尚品格，在金錢面前保持了做人的尊嚴。

農民工電影歌頌了農民工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不是錢的事兒》敘述了三個農民工撿到了10萬塊錢最后歸還失主的故事。《我堅強的小船》中的扣子，從他媽媽收來的廢品中發現了3萬元現金和一張存折。扣子媽拿著現金和存折，交給了居委會。精神品位比金錢更重要。編導敘述農民工拾金不昧的故事，表達了“再使風俗淳”的強烈愿望，具有道德重建的意義。

農民工電影謳歌了農民工的利他精神。《呼我》的陜西籍農民工張順，為貧窮所迫，依靠賣血為生。后來，他發現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張順痛打血頭，拿到了輸血人的名單，以便盡早通知別人。這樣的行為體現了專門利人的精神。

農民工電影謳歌了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尊老愛幼是基本的人倫思想。《拉鉤》體現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暴露了社會養老體制的弊端。影片針砭了不贍養老人的惡德。《一諾千金》《兒子、媳婦和老娘》表彰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道主義思想，批判了虐待兒童的惡行。

農民工電影體現了和諧價值觀。和諧就是對立事物之間的辯證統一，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內在要求。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在中國和諧文化的作用下，百姓標舉“家和萬事興”；提倡人與人之間關系和諧；提倡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最終達成建設和諧社會的目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必須有以人為本貫穿始終，把共同發展作為目標，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

四、 農民工電影倡導公平正義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涵，是堅持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倡導和諧理念，培育和諧精神，進一步形成全社會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規范。其中，‘以人為本’是價值基點，‘共同富裕’是價值目標，‘公平正義’是核心。”[4]

農民工電影強烈抗議社會不公平不正義的現象，表達了公平正義的主張。這些現象主要有七個方面：

（一）社會貧富懸殊，窮人供養富人。農民工電影時常呈現對比蒙太奇，揭示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批判了為富不仁者的惡德敗行。《黑色錢包》的包工頭孫德勝，包養了兩名女性；可是，他經常拖欠農民工工資。《玻璃是透明的》中的蘇老板，日進斗金，包養小丫子。可是，他極力壓低農民工工資，把打工者安頓在破舊的小房子里住宿。《金山鴻雁》的郭老板，開采金礦。可是，礦工梁松嶺在保護礦石時被竊賊的車壓斷了腿。郭老板不愿意支付醫療費。這些為富不仁的老板依靠農民工發財致富，卻不愿善待農民工。貧富過分懸殊，形成了社會的不公正現象。

（二）拖欠農民工工資。農民工拿回自己應得的工資，是天經地義的。可是，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并沒有好轉。《回家》《大寒小寒》《民工律師大圣》《吳大款包工記》等影片的欠薪者，憑借優勢社會資源故意拖欠農民工工資，是居心不良。

（三）就業上的戶籍限制。農村戶籍者在城市就業受到限制，這是社會不公的表現。《生命的承諾》的杜養富，在城市找工作時遭到用人單位的拒絕。用人單位聲稱勞動局規定只能招錄擁有城市戶口的人。由此可見，戶籍產生了社會區隔。

（四）社會福利不公平，農民工的醫療保險等方面缺乏保障。《泥鰍也是魚》的男泥鰍、《回家》中的劉鄉禮，因為沒有醫療保障，所以有病不治一再拖延，最后凄慘地死于城市。還有很多農民工，例如《同一片藍天》中王小兵的媽媽，《爸爸的三輪車》中的倩倩媽等，疾病纏身。缺乏醫療保障使農民工看病難。

（五）農民工子弟受教育狀況堪憂。留守兒童問題嚴重；進城農民工子弟很難享受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留守孩子》《空巢里的孩子》《春風化雨》等影片，反映了留守兒童問題，課外學習無人教管，而且產生了心理問題。《同一片藍天》《悠悠風鈴聲》等影片，反映了進城農民工子弟學習和生活上的艱難。他們生活條件較差，備受城市孩子的冷落。城市的優質教學資源本來就十分有限，更難垂青于農民工子弟。

（六）城市人鄙視甚至打壓農民工。由于身份問題，城市人經常對農民工投以鄙視，甚至進行迫害。《上車，走吧》中，北京人千方百計打壓來自外省的民工。《尋人啟事》的張曼麗，經常嘲笑保姆的農村人身份。農民工似乎成為二等公民。這有悖于眾生平等的理念。

（七）農民工很難享受職業培訓。農民工電影中，很少有農民工參加職業培訓。這里有農民工自身的原因，但主要是相關機構沒有盡到社會職責。這對農民工來說也是不公平的。

農民工電影寄希望于政府和社會善待農民工，希望社會的體制機制做出調整，以利于農民工生存狀況的改善。《回家》塑造了市委書記陳正名的光輝形象。他率領干部深入農民工宿舍看望農民工；自己出錢讓劉鄉禮住院治療；敦促市政府盡快支付農民工工資。《尋人啟事》的江總為農民工支付了醫藥費。《同一片藍天》的市委王書記，突破體制界限，支持許若蘭老師創辦打工子弟學校，還給予農民工以“新市民”待遇。只有體制機制的調整和改革，人類社會回歸公平正義才有可靠的制度保障。

五、 農民工電影倡導法治精神

農民工討薪，往往先訴諸人情。可是，哀情討薪往往很難奏效。進而，農民工訴諸暴力，以武力手段討回應得的工資。結果，農民工往往觸犯法律，受到法律的制裁。《不許搶劫》的楊樹根，闖入王奎的家中，采用“熬鷹”的辦法，逼迫王奎發放工錢。非法拘禁王奎，以至于楊樹根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大寒小寒》的張紅年，綁架老板，拿到了工錢，結果他被警察帶走。暴力討薪是違法的。農民工不能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結果形成了以暴制暴的傾向，因而自食其果。

農民工電影還從正面樹立榜樣，規勸農民工學法、守法、依法辦事。《民工律師大圣》的孫大圣，在律師的幫助下，毅然學起法律來。在法庭上，孫大圣持之有據，一舉斗敗了趙工長。此后，孫大圣取得了律師資格證，專門為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吳大款包工記》的吳大款，在王律師的全力幫助下，幾經周折，終于勝訴。農民工電影深刻指出：依法討薪才是最好的辦法。要相信法律，依靠法律表達合理訴求，觸犯法律必定受到制裁，這是農民工電影體現的法治精神。

六、 農民工電影謳歌敬業精神

敬業精神是人們因對職業的熱愛而專心致志的觀念和行為，表現為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進行堅持不懈地勤奮努力和鍥而不舍地鉆研創新。農民工電影謳歌了農民工的敬業精神。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謳歌艱苦奮斗精神。農民工勤奮刻苦，腳踏實地，任勞任怨。《盲井》《掘井》《金山鴻雁》等礦工題材電影，展現了農民工在礦井礦山忘我勞動的場景。《不許搶劫》《工地上的女人》《泥鰍也是魚》等建筑工人題材電影，展現了農民工在建筑工地上夜以繼日勞作的場景。《特區打工妹》《年關》《所有的夢想都開花》等影片中的農民工，奮戰在工業流水線上，經常加班加點，發揚了連續戰斗精神。《爸爸的三輪車》中倩倩的爸爸，磨破了鞋底，仍然堅持做工。農民工所從事的工作，大都以苦、累、臟為鮮明特征。他們表現出艱苦奮斗精神。雖然國家繁榮富強了；但是，艱苦奮斗的精神永遠不能丟。

（二）謳歌自強不息的鉆研精神。一些農民工，在工作中精益求精，刻苦鉆研，因而能夠創新工作方法。《夢想就在身邊》的大東，買來大量的電工書籍，白天做工，晚上堅持鉆研電工技術。經過長期的理論學習和工作實踐，他的電工技術終于爐火純青。經過激烈的競爭，他終于在國家奧運場館“鳥巢”的電氣安裝工程競標中勝出，成為億萬農民工的驕傲。自強不息的鉆研精神，已經把一些農民工鍛造成為行業精英和社會棟梁。一些農民工積極參加職業培訓，提高了職業技能。《特區打工妹》的杏子，參加技術培訓，成了工廠的技術骨干。《工地上的女人》的小軍，每天晚上參加電腦培訓，積極學習信息技術。或許，這些培訓活動將改變某些農民工的人生。一旦他們掌握一技之長，他們對社會將做出更大貢獻。樹立職業理想，是鉆研精神的動力源泉。農民工電影塑造了農民工精英的形象，激勵了千百萬有志向的農民工發憤圖強，勇于進取。

（三）謳歌強烈的責任心。《金山鴻雁》的梁松嶺，發現一些人往貨車上搬礦石，便奮不顧身上前制止盜竊行為。《夢想就在身邊》的大東，發現電纜有外皮破損問題，于是果斷停工，讓老板免受了重大損失。《農民工》的大成，在遭受洪水襲擊的緊急關頭，帶領幾十個農民工跳入洪流之中，保住了附近居民區不受洪水沖擊。農民工電影謳歌了農民工強烈的責任心。無論大事小事，農民工常常能夠體現主人翁意識，富有敢于擔當的精神，在關鍵時刻往往能夠挺身而出。

（四）謳歌農民工的職業恒心。《所有的夢想都開花》的林芳，體現了歷挫折而不悔的職業恒心，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吳大款包工記》的吳大款、《不許搶劫》的楊樹根，經歷了漫長的討薪斗爭過程，沒有氣餒反而更加堅定。一旦拿到工錢，他們又率領幾十個伙伴挺進城市從事建筑行業。《天堂凹》的德寶，在深圳打工20多年終于買房定居。農民工電影謳歌了農民工的職業恒心，承受挫折仍然不離不棄，能夠經受時間的考驗。

總之，農民工電影謳歌農民工的敬業精神，是農民工電影積聚社會正能量的體現，具有積極的思想影響。

七、 農民工電影大力呼吁誠信美德，謳歌舍己救人的美德

農民工電影謳歌了誠實守信的美德。農民工電影通過塑造誠信農民工的形象，對誠信缺失現象進行了深刻批判。《落葉歸根》的老趙，信守諾言背著同事的尸體回家。影片表彰了老趙誠信的美德，鞭笞了失信、欺詐的惡德：拋錨的汽車司機當場食言，揚長而去；野味店老板有意宰客；工地老板賠給劉全友的撫恤金全是假幣。農民工電影還樹立正面形象來抵制誠信缺失。《信義兄弟》講述了一個用生命捍衛信義的故事。20多年來，孫水林信守一條原則：“今生不欠來生債，新年不欠舊年薪。”2010年春節前夕，孫水林一家四口全部遭遇車禍而亡。弟弟東林代替水林在臘月二十九與工友全部結清了工錢。這是一曲信義的贊歌。這些影片敘說誠信故事，為觀眾提供了道德示范，蘊含著道德規勸的意旨，切中了時弊，具有示范意義。

農民工電影歌頌了農民工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生命的承諾》中，農民工杜養富途遇一位兒童落水。千鈞一發時刻，杜養富奮不顧身，跳進湍急的水流中，救出了兒童。可是，自己被水流吞沒了。影片表現了杜養富的英雄行為，譜寫了民族團結的壯麗篇章。

綜上所述，民族精神、傳統美德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農民工電影謳歌傳統美德，針對的現象是現代性給人本身帶來的傷害；基本的價值立場是贊同并促進現代化；主張既要推進現代化，又要有利于人本身，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反對現代性造就“單向度的人”。農民工電影通常在對比蒙太奇中寄予褒貶含義，以達到弘揚正氣壓倒邪氣的目的。鮮明的理性判斷，對現實生活產生了一定的干預力量和批判意義。價值觀是電影的思想精魂，價值觀的缺失或誤導將有損電影的文化品位。農民工電影弘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構了精神支柱，從而發揮了積極的文化導向作用。

參考文獻：

[1][2].鄉土中國[M].北京：中華書局，2013：28-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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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鴨共育是應用生態學原理，稻田給鴨子提供生活環境和食物來源，鴨子為水稻除草、除蟲、疏株，并將糞便排放在稻田供水稻生長，達到稻鴨共生、節本增效、種養雙贏的目的，而且生產的稻米屬綠色無公害產品。

一、項目背景

稻鴨共育技術是日本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研究成果，目前已在韓國、越南、菲律賓等亞洲產稻國家得到重視和發展，被稱之為“亞洲共同的技術”。我市于2003年在全省率先引進試驗成功； 2004年示范推廣擴大到安康市的漢陰、石泉、嵐皋和漢中市漢臺、城固等縣區， 2005年示范推廣區域達安康、漢中兩市10縣區，同年被省農技推廣中心確定為陜南水稻優質無公害生產重點科技推廣項目；2006年發展到陜南2市13縣區150個鄉鎮21萬余農戶，2007～2008年，在陜南安康、漢中年推廣面積均在17萬畝以上。實踐證明，稻鴨共育具有：除草、除蟲、控制病害、中耕松土、培肥地力，改善株型等優點，是實現節本增效，種養雙贏，生產綠色無公害大米的有效途徑，是未來農業發展的方向。

二、技術路線

本著科學、實用、實效的原則，以高產、優質、無公害和農民增收為目的，以應用技術研究為主，堅持小區試驗與大田調查相結合，定性與定量相結合，技術宣傳、培訓、指導與物資配套相結合，試驗與示范推廣相結合。采取邊引進、邊示范、邊推廣的技術路線，提高技術普及率和到位率，加快成果轉化步伐。

三、應用效果

1.除蟲防病

利用鴨子喜歡吃昆蟲和水生小動物的特點，可消滅稻田里的稻飛虱、葉蟬、稻椿象、稻象甲、稻縱卷葉螟、二化螟、三化螟等多種害蟲的卵塊、幼蟲、成蟲。根據田間調查，通過采用該技術，稻飛虱百兜蟲量為0.41頭，較常規減少91.5%，二化螟白穗率0.69%， 稻縱卷葉螟束葉率1.13%，稻瘟病發病率0.45%，稻曲病發病率0.28%，基本達不到防治指標。

2.防除草害

鴨子喜食幼嫩植物和水生雜草，鴨子在稻田活動，一刻不停地嘴嚼和腳踩具有較好的除草作用，能干凈采食踐踏牛毛草、鴨舌草、四葉萍、節節草、慈姑等稻田雜草。凡是養鴨子的稻田，田間基本無草，可代替人工鋤草或化學除草。平均效果達到94.65%，其中對闊葉雜草達100%。

3.培肥地力

據測定，稻鴨共育期間，一只鴨子排泄在稻田的糞便約10公斤，相當于施氮47克，施磷70克，施鉀31克。每50平方米放養一只鴨子，其排泄物的養分，可滿足稻秧前期生長需要。后期適當看苗追肥，就能夠滿足稻株一生生長發育的需要。試驗表明，在農家肥同等的條件下，每畝少施尿素2.5公斤，畝增產41公斤。

4.中耕松土

鴨子在稻田里不停地活動，產生了中耕、疏土、渾水的效果。鴨子的攪動使空氣中的氧氣易溶于水，促進了水稻根系的生長。

5.改善株型

鴨子在稻田里不停地活動，在稻株上尋找食物，這種刺激能促進水稻分蘗和株型開張，使水稻植株發育成健壯的扇型株型，有利于通風透光，增強光合作用，提高植株抗病性、結實率和產量。試驗表明，稻鴨共育較對照區株高增加1cm，分蘗增加0.8個，成穗率增加6%，畝增產7.81%。

四、技術創新

1.按照生態原理，針對水稻-雜草-害蟲-鴨子-糞便-水稻生物鏈等物質循環與能量轉換，探索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實現節本增效，種養雙贏，為積極發展現代農業，開展生態栽培，開發優質、高效、安全農產品提供了科學依據，具有創新性。。

2.優選了稻鴨共育生態栽培技術的水稻、鴨子品種，生產優質、高產、無公害的綠色大米和鴨子產品，滿足消費者需求，具有前瞻性。

3.摸清了稻鴨共育生態系統中稻田給鴨子提供生活環境、食物來源，鴨子對稻田雜草、害蟲的控制效果，鴨子為水稻提供糞肥等增產增效機理，為推廣應用提供了理論基礎。

4.優化組裝集成了一整套稻鴨共育生態栽培技術規范，從選用稻種鴨種、育秧方法、移栽密度、放鴨時間、數量，肥水管理、病蟲防治、田間施肥、放鴨收鴨等關鍵環節入手，系統組裝配套，形成技術要點，被農民所掌握。

5.創新服務方式。一是整合資源，結合“陜南優質稻節本增效示范工程 ”、科技部豐優28轉化項目、優質稻百村千畝典型示范和水稻良種補貼等項目，組織優質稻種，配套供應給農戶；二是技物配套，組織雛鴨適時足量供給；三是引導和扶持新建8個鴨苗孵化場，年孵化鴨苗60萬只；四是推行農企合作，實行訂單生產，規避市場風險，提高農民效益。

五、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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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民工 就業區域 代際差異 二元Logistic模型

引言

農民工即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地域特征直接影響著農民工的數量、從事的行業、及工作的情況。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集中于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區域自身，如經濟發展水平、地區收入差距、制度等因素的研究較多。例如，佟文英（2003）指出，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差距，地區間的經濟差別是人力資源區域流動的主要動力，勞動者一般傾向于從經濟欠發達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我國表現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中西部內陸地區向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的流動。陸慧、李東（2008）利用層次分析法分析了各因素對蘇北地區勞動力區域流動的影響，認為經濟發展速度、人均收入對該地區勞動力區域流動有反向作用，即經濟發展速度越快，人均收入越高，對該地區勞動力流入的阻礙就越大。蔡（2000）研究了制度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決策的影響，結果表明，傳統的發展戰略以及戶籍制度安排限制了潛在的轉移行為，制度障礙對勞動力區域流動的阻礙依然存在。蔡、都陽、王美艷（2003）指出，我國嚴格的戶籍制度是阻礙城鄉勞動力區域流動的重要制度性因素。肖嚴華（2007）通過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多重分割及對人口流動的影響研究指出，我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在保障模式和保障水平上存在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阻礙人口的跨城鄉區域流動，導致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以及各區域的負擔不公平，加劇了地區差距，進而阻礙勞動力在區域間的流動。并指出，我國城鄉及地區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是導致我國大規模人口遷移與人口流動的主要驅動因素，從而使我國人口流動呈現出從農村到城市、從中西部到東部的特征。

也有學者從微觀角度對勞動力區域流動進行了分析，例如趙耀輝（1997）利用四川省農戶調查數據，分析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因素，發現農村外出勞動力多為年輕、未婚、受過良好教育的男性，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作用非常顯著。劉金海（2005）基于湖北山村的調查數據，實證分析認為，區域差距直接影響著農民的就業行業和經濟收入，鄉村農民的非農就業格局可以反映我國經濟格局、行業布局和發展重點。趙力濤（2006）研究認為，教育促進了農民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的流動，教育收益率升高的重要機制歸因于從低收入的農業部門向高收入的非農業部門流動，教育程度高的人在獲得非農就業機會方面有明顯優勢。丁孟春、李泓欣（2009）從吉林省返鄉農民工創業現狀出發，分析了吉林省返鄉農民工創業過程中存在的創業方式、資金短缺和自身素質等問題，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王春超（2010）基于珠三角的廣州、深圳、東莞、珠海等四座典型城市實地調查數據，重點研究了農民工個人基本特征、個人經濟特征、家庭人口特征、企業工作環境、社會環境等方面的因素對農民工流動就業行為傾向的影響，研究發現農民工個人基本特征中的年齡、婚姻狀況等變量、個體經濟特征中的名義工資、實際工資水平、儲蓄比等變量，家庭人口因素中向家庭匯款數額、子女是否隨遷等變量多種因素對農民工的流動就業傾向具有顯著影響。羅瓊（2013）在新生代農民工大量返鄉的形勢下，分析了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素質、地區政策環境、地區經濟環境等創業影響因素，并提出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對策建議。

本文基于以上研究，以江西省為例，從農民工個體特征和家庭特征角度分析江西省兩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及其影響因素。

數據來源與樣本統計描述

（一）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來源于2010年10月江西省第六次人口普查，選取了江西省具有代表性的12個縣，每個縣150份樣本數據，共得到樣本1800份。參照目前大多數學者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界定，本文把1980年以后出生的農民工視為新生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群體的主體。在全部1800份有效問卷中，老生代農民工有815人，占樣本總數的45.28%，新生代農民工有985份，占樣本總數的54.72%。

（二）江西省農民工就業區域總體分析

對于農民工的就業區域選擇總體狀況，如表1所示，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省內的人數為186人，所占比例達到22.8%；選擇在江西省外的人數為629人，所占比例達77.2%。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江西省內的人數為256人，所占比例為26.0%，選擇在省外的人數為729人，所占比例達74.0%。

（三）不同特征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的代際差異分析

1.性別與就業區域的交互分析。如表2所示，對老生代農民工而言，男性就業選擇省外的比重為61.7%，比女性的38.3%高出23.4個百分點。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有56.4%的男性選擇省外就業，女性這一比例為43.6%。從上可知，就男性而言，老生代農民工選擇省外就業的比例要大于新生代農民工。

2.文化程度與就業區域的交互分析。兩代農民工在文化程度上出現了較大差異，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明顯高于老生代農民工，其中，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重顯著高于老生代農民工。就就業區域選擇省內而言，老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大多數為初中及以下文化，其比例為94.2%，大學專科及以上的比例僅為1%，而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則多為初中及高中文化，其比例到達75.7%，大學專科及以上的比例為15.6%；就就業區域選擇省外而言，兩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與省內趨勢相似（見表3）。

3.婚姻狀況與就業區域的交互分析。就就業區域選擇省內而言，多數未婚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省內就業，其比例為62.5%，而這一比例對老生代而言只有3.8%；就就業區域選擇省外而言，未婚新生代農民工選擇省外就業的比例為57.3%，而老生代的未婚比例僅為6.8%，兩者差異也很大（見表4）。

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計量分析

（一）變量說明及模型構建

本文選用二元Logistic回歸方法分析影響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的影響因素。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是一種對因變量數據假設要求不高，并可以用來預測具有二分類因變量的統計方法。農民工就業區域分為省內和省外兩個選擇。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的基本形式為：

pi 為因變量為1的概率，β0、β1、β2…βi為自變量x的系數。因變量設置為二元選擇變量，就業區域選擇在江西省內的為0，在江西省外的為1；自變量是兩代農民工個體特征和社會特征相關變量，個體特征變量包括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和婚姻狀況，社會特征變量包括戶籍人口數、戶籍19歲及以下人數和住房間數（見表5）。

（二）實證分析

考慮到兩代農民工的代際差異，因此將老生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分別構建模型進行分析，并進行對比，其結果如表6和表7所示。

根據模型結果可以看出：

1.年齡。年齡對老生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分別在10%和1%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影響，其中年齡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具有負向影響，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具有正向影響。老生代農民工經歷豐富，隨著年齡的增長，精力下降，同時對家庭的歸屬感，使得他們傾向于離家近的地方工作，因此，年齡越大的老生代農民工選擇在省內就業的可能性越大。而新生代農民工年紀輕，精力旺盛，隨著年齡的增長，對外界充滿向往，正處于事業創造期，他們更多傾向于到省外較發達的地區就業，增加實踐經驗，增長見識，學習新的知識技能，且省外就業機會多、選擇多、工資相對省內高，因此，年齡越大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在省外就業的可能性相對更大。

2.性別。性別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沒有顯著影響，但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5%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負向影響。相對于女性而言，男性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在省外就業的可能性更大。較于女性新生代農民工，男性的抱負更大、責任更重，因此，男性農民工在選擇更多的省外就業的意愿更大，而女性由于個人自身因素或心理因素，更傾向于在省內就業。

3.文化程度。文化程度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沒有顯著影響，但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1%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老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對單一，多是集中于小學和初中水平，對就業區域選擇影響不明顯。而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更為多元化，雖然初中水平的較多，但以逐漸向高中發展，大學專科及以上的人數也逐步增加，文化程度的多樣化影響到了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的選擇，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在省內就業的可能性越大。可能的原因是，文化程度不同，他們就業選擇的方向也不同，文化程度越高，選擇機會越多，可能越是傾向于選擇更為適合自己的工作，相對于省外就業較高的競爭壓力，他們更愿意在就業競爭壓力較小的省內就業，且他們多是在省內學校讀書，人力資源或社會網絡更為豐富，具有生源地的優勢，更有思想覺悟高、抱負大的人，要留在自己家鄉，回報社會，為家鄉的建設貢獻自己力量。總之，文化程度高的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于選擇機會和資源更多的省內就業。

4.婚姻狀況。婚姻狀況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10%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5%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老生代農民工的婚姻狀況顯示，有配偶者達到90%以上，相對于無配偶老生代農民工來說，婚后子女多，家庭責任重。而新生代農民工的婚姻狀況顯示，有60%左右未婚，40%左右已婚，具有可比性，結果顯示，未婚的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省外的可能性越大，已婚的則選擇在省內就業的可能性大。已婚的新生代農民工，婚齡時間不長，孩子年齡尚且年幼，為了照顧家庭，并顧及孩子撫養和上學的問題，他們更加傾向于選擇離家近的地方就近工作。而未婚的新生代農民工相對自由，負擔較輕，需要顧慮的問題少。

5.戶籍人口數。戶籍人口數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1%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負向影響，但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影響不顯著。戶籍人口數越多的老生代農民工選擇在省內就業的可能性更大。戶籍人口數多的老生代農民，意味著家庭責任重，不管是要贍養老人還是撫育孩子，所以他們更傾向于選擇在省內就業，工作的同時以便于照顧家庭。

6.戶籍19歲及以下人數。戶籍19歲及以下人數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10%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沒有顯著影響。老生代農民工戶籍19歲及以下人數多為1人或2人，所占比例分別為43.7%和37.8%，總計高達81.5%，老生代農民工年齡偏大，相應子女年齡較大，加之兄弟姐妹多，可以相互照看，父母外出可以較為放心。此外，子女年齡19歲及以下意味著成長和教育支出最多的階段，老生代需要爭取更多收入來支付這些費用，因此，他們更傾向于工資更高的省外，選擇在省外就業的可能性更大。

7.住房間數。住房間數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5%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影響不顯著。住房間數反映了家庭生活水平，住房間數越多，說明生活水平較高，有閑置的資金來改善家庭居住狀況、提高生活水平。老生代農民工中，男性多集中在建筑業、制造業等重體力行業，而女性從事于餐飲、零售等服務業的體力勞動，就江西省而言，省份不發達，相較于珠三角、長三角等發達地區，省內的就業領域較窄，選擇較少且工資不高，而在省外發達地區，工資普遍比省內高，老生代農民工將多年在外打工的工資帶回家中，改善居住條件。同時，這也激勵他們更愿意在省外就業獲得高工資，因此，住房間數越多，老生代農民工選擇在省外就業的可能性越大。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因為年紀輕，缺乏資本積累，還沒有掙足夠的錢來改善居住狀況，住房也多是由父母出資建造，因此，家庭住房間數不能反映出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狀況。

結論

本文在2010年10月江西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基礎上采用回歸方法分析了兩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的影響因素。通過模型的變量值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

對于老生代來說，年齡越大、戶籍人口數越多選擇省內就業的可能性越大，戶籍19歲及以下人數越多、住房間數越多選擇省外就業的可能性越大，性別、文化程度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沒有顯著影響。

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文化程度越高選擇省內就業的可能性越大，男性、年齡越大、未婚的選擇省外就業的可能性更大，戶籍人口數、住房間數等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影響不顯著。

無論是老生代還是新生代，有配偶者比無配偶者省內就業可能性大。文化程度、性別、年齡和婚姻狀況影響著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區域選擇，年齡、戶籍人口數、婚姻狀況和家庭生活狀況影響著老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區域選擇。

基于以上的研究結論，可以得到一些政策啟示，如對傾向于省內就業的兩代農民工提供多渠道就業創業機會，進一步為文化程度高的新生代農民工省內創業創造良好、寬松的環境，以創業帶動就業。例如浙江省安吉縣投入數百萬元，創辦了“淘寶網”農村創業基地，以此引領農村勞動力走網絡創業之路。又如針對年齡大、已婚的老生代農民工進行實用技能培訓難的問題，地方政府農民工就業指導部門要開發多種方式方法來促進農民工與企業之間的溝通。不過本文只是簡單的討論了農民工個體因素及其家庭因素對其就業區域選擇的影響，沒有涉及到政府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勞動力市場需求、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這些因素對農民工的就業環境具有影響，進而影響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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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陸慧，李東.基于層次分析法的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因素研究[J].企業經濟，2008（1）

3.蔡.拆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J].中國人口科學，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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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嚴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多重分割及對人口流動的影響[J].江淮論壇，2007（5）

6.趙耀輝.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J].經濟研究，1997（2）

7.劉金海.農民非農就業的區域與行業特征研究[J].社會主義研究，2005（3）

8.趙力濤.中國農村的教育收益率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06（3）

9.丁孟春，李泓欣.吉林省返鄉農民工創業現狀分析與政策建議[J].工業技術經濟，2009（12）

篇10

【關鍵詞】被動城市化；失地農民；權益

【中圖分類號】F29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12)05-0098-04

一、被動城市化：城市化發展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城市化是農村人口和非農活動在不同規模的城市環境的地理集中過程以及城市價值觀、城市生活方式在農村的地理擴散過程(王佃利，張莉萍，高原，2008)。從城市化發展的一般規律看，城市化主要是一種由市場力量支配的自發型的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其主要表現為：一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城市在資源聚集、人才吸引、公共服務供給等方面的功能優勢日益凸顯，并成為主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二是農民主動向城市遷移，農民自愿實現城市化以及農民實際享有城市市民的待遇。城市化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2010年我國城市化率已接近50％，然而，在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農民被動城市化，并由此衍生了諸多值得關注的問題。所謂農民被動城市化，是指在經濟社會發展條件不具備、農民城市化心理不成熟的條件下，主要由政府行政力量主導，農民被動而非自愿地接受城市化，放棄原有的農業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由農民轉為市民或“準市民”的過程。被動城市化一般具有兩個典型特征：一是發生地域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功能和產業輻射區的近郊區農村、區縣城周邊農村地區，具有就地城市化或就近城市化的特點；二是由政府主導，通過行政征地方式將土地征收，往往是整個鄉村社會、所有人群被整體城市化。隨著我國城市化進入快速發展期，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土地財政和政績需要，強行推進城市化，各地紛紛出現了征地熱、開發區熱等現象，農民被動城市化大有愈演愈烈之勢。據報道，一場讓農民“上樓”的行動，正在全國二十多個省市進行。拆村并居，無數村莊正從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消失，無數農民正在“被上樓”。一場新的圈地運動正在廣袤的農村上演(蔣穎，2005)。大量農民的土地被征收、征用，失地農民在就業、社會保障等配套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被迫離開土地，其基本權益難以得到應有的保護，處于被社會邊緣化的危險——既不像市民，又不像農民，既有的權益已經失落，期待的保障卻不能兌現，成為無地、無崗、無社會保障的“三無”農民。被動城市化問題已“演變為一個關系到中國城市化能否健康持續發展和在轉型期城市社會能否保持穩定發展的重要問題之一”(章光日，顧朝林，2006)。因而，理性地分析和應對被動城市化問題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虛假城市化：被動城市化引發的主要問題分析

某種程度上，被動城市化促進了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農民生活方式向市民生活方式的轉變，但這不能掩蓋被動城市化所帶來的種種問題。特別是在我國目前區域發展不平衡，產業結構比較落后，土地、就業以及社會保障等相關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某些地方農民的被動城市化運動，誘發了大量虛假城市化現象。有學者稱之為“利益擴張型虛假城市化”(李學，2007)。

(一)農民基本權益難以得到全面保護

由于被動城市化，農民的基本權益極易遭到侵害。一是農民缺乏自主選擇權。具體表現為農民在是否接受城市化以及與此相關的在戶籍轉換、人員流動、土地征用、就業協商等方面缺乏自由選擇、平等協商以及獲得同等對待的權利。諸如某些地方政府強行推進農民進城，農民“被上樓”或被動進城的現象嚴重。二是農民土地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障。這一點集中表現在我國土地征收的補償方面。現行的失地農民補償范圍僅限于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補償范圍窄。土地補償的核算主要依據的是土地在農業用途下的收益，沒有充分考慮到土地本身的升值功能以及土地對農民特殊的保障功能和心理依托功能。土地的征收補償不是按照土地的市場價值等價交換，而是按照“公共利益”或按照對被征地者生產和生活有妥善安置的原則進行補償，忽視甚至抹煞了土地的潛在收益和市場價值補償標準偏低。三是由于某些地方政府強行推進全民式的城市化，導致在當地就業市場發展不充分、就業、社會保障等配套制度不完善的條件下，廣大農民因自身知識、技能等方面的欠缺，缺乏與用人單位的平等協商權與談判權，在就業過程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農民就業歧視問題非常普遍。

(二)被動城市化易誘發和加重“城中村”等城市頑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