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資本論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對“現代世界如何誕生”的思考實質上是理解當前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前提，而對這一問題瑪麗•伊萬絲側重于從“技術”層面給予回答，麥克法蘭則除了技術之外，看到了人們對“財產權的態度”以及“對利潤最大化、對積攢財富和花費財富的態度”是其中最為“核心之處”。但是，在現代世界建構過程中，人們怎么會成為“心甘情愿”的參與者？換句話說，人的存在方式、價值觀念如何能夠同步于這一建構？?？碌?ldquo;規訓政治學”顯然有助于我們介入其中加以擴展思路。?？略?ldquo;酷刑到規訓”來勾勒現代世界“支配人體的技術”的改變，即不再是“增加人體的技能，也不是強化對人體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種關系，要通過這種機制本身來使人體在變得更有用時也更順從”，這是一種新型的“政治解剖學”。它的意圖在于“規定了人們如何控制他人的肉體，通過所選擇的技術，按照預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這就是說，通過“技術”使得人們成為了“聽話”的人，“規訓”也就達到了自我實現而不是“強迫”的效果。?？聦⑦@種思考歸功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論述，他認為，“馬克思在幾個地方強調了勞動分工問題與軍事戰術問題的相似性”，“這樣就出現了一種必須用紀律來滿足的新需求：建造一種機制，應能通過其各基本構成因素的協調組合而達到最大效果”。但是，對于紀律以及商品世界中紀律以哪些形式得以鋪展并未引起學術界太多的重視。實質上，“價值”概念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正是作為現代人生活的“規訓”（Discipline）之一種形式，馬克思由此開啟了“規訓”的政治哲學思考。

1.“價值”概念成為人的勞動乃至人的生存的“規訓”手段。

在馬克思看來，價值不同于商品可感覺的粗糙的對象性，在價值的對象性中，“連一個自然物質原子也沒有。因此，每一個商品不管你怎樣顛來倒去，它作為價值物總是不可捉摸的”。價值不是一個“實體”，而是一種關系，“被設定為交換價值的產品，本質上已經不再被規定為簡單的產品；它被看作和它的自然的質不同的質；它被看作是一種關系”。價值只有在對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雙重揚棄時才呈現出來，一本書既可以用來讀（使用價值），也可以用來換一塊面包（交換價值），但是，讀和換是隔離的，不能合為一體。交換關系的完成需要“產品把自己看作是一定量的一般勞動即社會勞動時間的實現”。對此，我們不妨再以宮川彰舉的例子來說明，人民辛勤地用汗水耕種，收獲了具有使用價值的蔬菜，但是作為商品出場時，就存在了一個被市場、被“價值”評判的過程，如果不能滿足條件，這些蔬菜只能腐爛處理，“最終元兇就是價值關系”。這種“價值關系”成為了衡量人的勞動的尺度便一目了然，“私人勞動的獨特的社會性質也只有在這種交換中才表現出來”，每個私人勞動者自身的勞動是否有“價值”并不在于自身，而必須交由“市場”裁定，從而“價值”在商品生活中不再是一種逼迫，而成為了一種自覺的勞動取向，實現了“規訓”人的勞動。進一步講，私人勞動與私人勞動之間的關系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系和物之間的社會關系”，從而也“規訓”了現代人的“商品化的存在方式”，即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關系被展現為物與物之間的關系，人與人“分離”了。

2.價值概念的抽象性成為“人受抽象規訓”的存在論基礎。

我們知道，依據?？碌囊馑?，支配人的方式從一種“外在的”通過技術化處理成為一種自覺自愿的內在的“抽象力量”。馬克思也正是通過“價值的四種形式”展現了現代世界是如何走向“抽象”的。價值具有“可感又超感”的特征，這種超感性只能通過另外一種商品體表現出來，最終在貨幣那里完成了整個商品世界的抽象過程。抽象世界（貨幣）發生的第一個階段是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20碼麻布=1件上衣便是這種形式的最重要特征。第二步是把1件上衣置換為10磅茶葉，2盎司金或其他等等，這是擴大的價值形式。第三步，則是對第二步的一種“顛倒”，各種不同質的商品體能夠展現為“同一商品體”，這一步至關重要。因為，這里對于“等同性”作了強調，馬克思批評亞里士多德所認為的“不可能在質上等同”，因為他“缺乏價值概念”。也就是“一切勞動都表現為等同的人類勞動，因而是同等意義的勞動”。顯然，能夠將各種商品世界中出現的物（Sache）等同起來在第四步，即貨幣形式中完全借助“抽象”（貨幣）實現了。馬克思正是在價值形式的“歷史性”層面上告訴我們貨幣是怎么來的，實質上是告訴人們，現在完全被一種“抽象”統治（規訓）著。這就類似于一個人在衡量自身的價值、社會屬性的時候，往往以某種“身份符號”作為自己的標準一樣，經濟生活中的價值概念的表現本身就具有此種高度的抽象性，這也是馬克思所說的人們受著資本、權利與形而上學抽象統治的基礎，沒有經濟生活，當然為商品經濟保駕護航的權利、形而上學的觀念也無從談起。

3.價值概念維度中的“剩余價值”揭示了現代世界“規訓”的根本秘密。

在人們理解剩余價值的過程中，總是簡單地認為其僅是“對無酬勞動的占有”，即“超過其勞動力價值的價值”，這樣的理解顯然還無法推進到馬克思剩余價值的真實內涵。恩格斯就指出，這在馬克思之前的經濟學家那里，“也有人已經多少明確地說過”。馬克思正是在這些人止步的地方進一步說明，不是要將這種“對無酬勞動的占有”作為一種“經濟事實”加以描述和確認。相反，他要將“經濟事實”置放到歷史的語境下，追問這是從哪里來的。所以，他“第一次確定了什么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么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并且論證了商品和商品交換怎樣和為什么由于商品內在的價值屬性必然造成商品和貨幣的對立”，并進而又將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第一個詳盡地闡述了剩余價值形成的實際過程，從而說明這一過程，而這是他的任何一個前人都沒有做到的”。恩格斯的意思再清楚不過，在經濟學家直接面對的事實的地方，馬克思將其引入到歷史中瓦解其秘密，通過對勞動與資本的分離才能夠回答剩余價值何以可能，這一點揭示出現代人生活的所有規訓的秘密，并最終引向了對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權批判。進而，馬克思又通過剩余價值積累展現了整個人類歷史的趨勢，實質上，今天所謂的空間理論不過也是對剩余價值的擴展，也正是通過這種概念的分析，馬克思呈現出現代世界構造的圖景。

二、“價值”的實體化“錯認”與觀念世界的拜物教“支配方式”

如果說“價值”構成了客觀的商品世界的建構，那么，它同時也需要完成對人的觀念世界的建構才能真實地闡明“現代世界的誕生”的秘密。這需要價值拜物教來完成“顛倒世界”的正當化過程，“貨幣作為現存的和起作用的價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換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換，從而是顛倒的世界”。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正是通過拜物教批判這一資本論全卷的觀點來完成的。對這種顛倒，馬克思說，“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本身的客觀的（Gegenstndliche）性質，真實地反映成這些物（Dinge）的天然屬性”。之所以造成人們將一種歷史性賦予的特征看作是自然性、永恒的，馬克思曾從生產的角度給予過論證，諸如認為“生產資料的使用價值的舊形式消失了，但只是為了以新的價值形式出現”。這一點誠如詹姆遜所說，“資本擦拭了自己的前歷史的痕跡（還擦拭了它之前的生產方式的存在痕跡），正如它堅決地把生產的直接痕跡從產品中擦掉一樣”?？梢愿鼮橹苯拥赝普?，商品交換社會生成過程就是不斷消除歷史意識的過程，于是，拜物教意識自然成為主流的意識。實質上，馬克思還在“價值”概念的討論中更進一步深化這種拜物教批判工作，這與?？滤^的新時代“支配人的方式”有著某種隱性的相似點。從福柯的“規訓政治學”切入來看，他認為，國家必須要想盡辦法去維持人們的健康、強壯、勤奮和安全，而需要兩樣東西作為保障，那就是知識體系和行政設備，后者主要是一些關于自由、平等、公正、進步和理性以及價值觀念的集合而成的體制。也就是說，?？乱呀浲耆吹?ldquo;價值”也能夠成為一種“規訓”，但這還是一種哲學層面的價值觀念，我們上文討論的是經濟學生活之中的“價值”，兩者有什么樣的關聯？在20世紀80年代開啟的“價值哲學研究”中，所謂經濟學價值概念與哲學價值概念之間一直爭論不休。實質上，從經濟生活中以價值概念實現對人的規訓（統治），轉而深入到人的意識之中，踩著如此這般的思考路向將能夠明白后者正是一種“哲學上”討論的價值概念。諸如，馬克思在談到三位一體問題時認為，整個商品世界的顛倒對人的意識的影響，“把在生產中由財富的各種物質要素充當承擔者的社會關系，變成這些物本身的屬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當地把生產關系本身變成物（貨幣）”。換句話說，也正是人們的視野將外在的商品世界看作一個既定的事實承接下來，不再去在內在邏輯上思考其“從哪里來的”。從而整個現代世界所需要的“忘記財產權的不正當來源吧，就從這里開始吧”便獲得了價值觀念的支撐，這便得到了一種“價值”觀念的規訓的完成。詳而言之，在商品交換層面來看，日常生活通過“價值實體”的交換被看作是“習以為常”才能夠完成上述任務。對此，馬克思分析認為“，1磅鐵盒1磅金，雖然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學屬性，卻代表同一重量，同樣，包含同一勞動時間的商品的使用價值，也代表同一交換價值。因此，交換價值表現為使用價值的社會的自然規定性，表現為物的使用價值所固有的規定性，由于這種規定性，使用價值在交換過程中按一定比例相互替換，成為等價物”。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總是將“交換價值”看作是物本身固有屬性的觀念，隨著種種交換的經濟生活逐漸得到強化，人們面對的與之周遭生活的“物”內在地也被看作是具有“交換價值”。例如，地下器官買賣、拐賣兒童之類的非法交易，在價值拜物教的視野中，竟然連身體本身也蘊含了“交換價值”。這就是真實的人們的拜物教處境，“這種現象只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看慣了，才認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當然，這已經非常接近對商品世界日常意識分析了。再集中一點講，為了試圖更準確地把握，還得回答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為什么“勞動產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謎一般的性質究竟從哪里來的呢？顯然是從這種形式本身來的”。諸如，從形式上來看，一塊面包作為商品要和一本書來交換，這種可能性使得人們覺得“神秘”，也使得人們自覺地以為價值就是一種“實體”，反而認為商品內在并無“價值”這一個固定屬性倒是無法想象的了。接著，我們再從勞動產品作為商品來生產的社會性質來看，馬克思認為，“在一切社會狀態下，勞動產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歷史上一定的發展階段，也就是使生產一個使用物所耗費的勞動表現為該物的‘對象的’屬性即它的價值的時代，才使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從這里可以看到，只有在人們的勞動被“表現為”物的自身固有的價值的時候，那個勞動產品才能夠是商品。但這個過程的完成，還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使用物品成為商品，只是因為它們是彼此獨立進行的私人勞動的產品”，這是財產權的確立。但是，私人勞動如何才能成為得以認可的社會勞動呢？這必須要將勞動產品置于“交換”之中。這樣的結果便是，私人勞動的社會關系，不是被表現為人們在自己勞動中展現的直接的社會關系，反而“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系和物之間的社會關系。顯然，勞動產品只有放入交換才能夠具有一種“價值對象性”并與“使用對象性”分離，勞動產品自身的此種分裂“只是發生在交換已經十分廣泛和十分重要的時候，那時有用物是為了交換而生產的，因而物的價值性質還在物本身的生產中就被注意到了”。所以，對于這些勞動者來講，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已經作為“交換者”的形象在從事勞動了。當人們在勞動過程中，勞動所生產的產品本身的價值在生產中就已經作為存在前提。諸如對于一個面包商人來講，他所生產的面包從一開始就是賦予了價值于面包之中的。如果這個面包商從來不考慮“交換”中的“價值”，那么他的面包可能在無法交換后成為腐爛物。再從勞動產品的交換進一步來看，在“交換”過程中，人們首先關心的當然是自己的勞動產品能夠換到別人的勞動產品的“比例”，可是這些比例也并不是一種“天然的事實”。這也是“由于習慣而逐漸達到一定的穩固性時，它們就好像是由勞動產品的本性產生的。”實質上，勞動產品在交換中所表現的“價值”也不過是“通過勞動產品表現為價值量才確定下來的，價值量不以交換者的意志、設想和活動為轉移而不斷地變動著。在交換者看來，他們本身的社會運動具有物的運動形式，不是他們控制這一運動，而是他們受這一運動控制”。而一旦完成交換之后，進入到商品世界所完成的貨幣世界，這種價值的掩蓋形式更加隱蔽，價值也就獲得了“規訓”的最高級形式。諸如在G-G′中，人們仿佛真的以為貨幣能夠生出貨幣，因為貨幣本身具有“價值”，并且連貨幣所獲得增值也被看作是貨幣本身的屬性，而忘記這不過是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由此，“價值”所具有的自然性以拜物教的“錯認”方式完成了對人的生活的“支配”。

三、走出“價值”概念的拜物教與拆解“規訓”的實踐智慧

歷史地看，在商品社會中人們是以“交換者”的姿態從事勞動?？墒?，在經濟學中，“它甚至從來也沒有提出過這樣的問題：為什么這一內容（勞動—引者注）采取這種形式（價值形式—引者注）呢？為什么勞動表現為價值，用勞動時間計算的勞動量表現為勞動產品的價值量呢？”正因為將此作為既定的事實前提，他們當然不懂得，這是“生產過程支配人而人還沒有支配生產過程的社會形態”。但是，“在政治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中，它們竟像生產勞動本身一樣，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當然，關于政治經濟學家的此種思維方式的“奇怪”（拜物教）看法，在上文我們對馬克思通過“價值”呈現了整個現代世界的“建構性”的論證，正好反映了人們深陷于拜物教意識之中。那么，現在我們要追問的是，既然人們的“現代生活”整個“規訓”機制在根本上說，來自于商品交換中的“價值”，即“價值拜物教”。那么，如何拆解這種規訓，則涉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運用拜物教批判對資本主義的整體性分析。

1.拆解“價值”規訓必須瓦解資本主義生產的占有原則，改變勞動生產的“交換性特征”，讓交換勞動走向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

如果僅就勞動過程本身來講，它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對自然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化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因此，它不以人類生活的任何形式為轉移，倒不如說，它為人類生活的一切形式所共有”。在這個語境下，我們當然也就不再會談論“一個勞動者與其他勞動者的關系，一邊是人及其勞動，另一邊是自然及其物質”。但是，馬克思并未從這種“生產的一般”直接宣判資本主義的勞動的交換的“非正義性”，他還需要進一步分析資本主義物質生產的特征，“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在馬克思的視域中，生產一般中當然有屬于如上述的一切時代的特征?？墒?，現代的人們如現代的經濟學家一樣將現有的特殊的物質生產方式看作是這種“生產一般本身”，而忘記了兩者的差別，從而這樣的看法也便成為拜物教深入人心。“資本，別的不說，也是生產工具，也是過去的、客體化了的勞動?？梢娰Y本是一種一般的、永存的自然關系；這樣說是因為恰好拋開了正是使‘生產工具’、‘積累的勞動’成為資本的那個特殊”。這個特殊實質上就是對生產資料“占有”的特殊性質。人們在解釋生產的前提占有時，總是以寓言的方式認為，“在很久很久以前”，一種人“是勤勞的，聰明的，而且是節儉的精英，另一種是懶惰的”，但是，馬克思通過歷史回溯的方式論證了“原始積累”是充滿暴力的過程，“決不是田園詩式的東西”。這種積累使得“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所以，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這種特殊的“生產”已經以“資本積累”為“起點”，生產、分配等都依據于占有原則，所以，“國民財富”的增長不過和“人民貧窮”（相對性的理解）是一回事情。

2.超越“價值”規訓的實質是走出資本邏輯的內在矛盾。

就資本邏輯對世界塑造的內在矛盾來講，一方面資本試圖將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向社會領域進行普遍化的拓展，另一方面“資本又絕沒有把歷史一體化”。如今，正因為商品的生產過程已經改變了整個社會生產的性質，即生產過程不是使用價值的生產過程，而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統一體的生產過程，同時，這種生產還要求投入中的“增值”，這也是資本邏輯的本質。所以，對于資本來講，“揚棄以自我消費為生產主要目的的、僅僅出售多余商品的那種生產方式”成為了商品流通的前提。從而，“一切與資本關系有關的要素本身越是成為商品，也就是說，這些要素只有通過購買才能占有，資本關系就發展得越充分”，這種生產也就“越是成為資本主義生產”。今天，這種資本邏輯的延展不僅在民族國家內部完成其使命，它還外推為“全球化”的空間擴展，哈維等人如今的工作正在展現剩余價值概念的空間維度。一時間，歷史完全臣服于資本邏輯，正如福山所叫喧的“歷史的終結”那樣得到了認同。馬克思的《資本論》難道就是告訴了一個我們被封閉在資本邏輯內部的一個生活事實嗎？顯然不是。馬克思實質上在瓦解資本與勞動分離的基礎上打開了走出這個封閉的可能，這個可能性奧斯本以及維拉都已經看到了。如今所謂資本主義把歷史普遍化，它不過“只是量化的抽象形式”罷了，“資本主義絕沒有把歷史一體化”，這恰恰是“另一種生產方式的使命”。這才是真正超越“價值”規訓提供可能性的路徑。

3.在人的生活受“價值”宰制、規訓與超越“價值”規訓的辯證處理中，智慧地走出資本邏輯為主導的社會。

篇2

2.薪資管理體系不夠完善

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煤礦企業薪資管理的起步比較晚，管理體制機制仍以粗放型為主，缺乏精細化管理，特別是在持續長效增長方面，還未形成長效機制。有的煤礦企業采取降低薪資標準減少成本開支的方式，這樣雖然從表面上看節約了成本，但卻影響了工作效益，嚴重影響了員工積極性。

3.薪資管理激勵手段單一

在煤礦企業中，有的企業采用現金支付方式，缺乏與之配套的方式與手段。作為企業員工，就會感覺到自己是在給企業打工，在給企業創造勞動價值，而無法感受到主人翁的待遇。正是因為員工主人翁精神的缺失，員工就會將工作單純地看著不得不完成的任務，降低了員工工作的主動性，影響企業對員工的凝聚力，削弱員工集體戰斗力。

4.薪資管理缺乏民主性

在煤礦企業薪資管理中，薪資管理主要是由經營者單方面制定的，沒有廣泛聽取員工意見。在這種非民主模式下制定的薪資管理制度，是缺乏民意基礎的，很難獲得廣大員工的認可與支持。從煤礦企業的工會組織來看，在維護員工的合法權益方面，難以發揮出積極有效地作用。因此，員工也就很難參與到薪資管理中去，從而就會對這種薪資管理不滿，引發消極思想與行為，嚴重阻礙企業的安全生產和高效運行。

二、企業員工薪資對策與建議

1.科學制定薪資標準

在煤礦企業中，要針對存在的同工不同酬問題，實行績效薪資制度，盡量做到公平公正。一是工資待遇向底層傾斜。要將工資待遇與工作環境、工作強度、工作危險系數聯系起來，要著實提高底層員工的薪資待遇。二是要堅持公平原則。應按照同工同酬的要求，不管是正式員工，還是臨時工，必須一視同仁，不讓普通員工感到委屈，增強他們的積極性。三是實行績效工資制度，將薪資待遇與工作績效聯系起來，尊重不同技能人才待遇的差異性。對于專業技術性較高、工作績效優異的人員，應該獲得更高的薪資待遇，而對于工作績效較差，則只能享受較低的經濟待遇。這樣及可以增強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還能增強員工做好工作的責任感。

2.建立長效增長管理機制

要建立長效的薪資增長機制，以此增強企業對員工的吸引力，讓員工獲得更強的歸屬感。用充分考慮員工的工齡、工作強度及工作能力，構建科學的薪資管理制度，形成長效機制。一是采用“職級加薪級”的薪資體系，構建績效薪資制度，要讓擁有高新技術和業績突出貢獻突出的員工，獲得長效的獎勵。要實現動態薪資管理模式，與行業發展、企業運營、工作業績等情況為依據，獎勵動態化的薪酬制度。二是注重薪資考核管理。要分門別類地進行考核，采用扁平化考核的方式。將考核結果與薪資地待遇聯系起來，可以采用月考核、季度考核和年度考核聯系起來，從而實現部門、員工的有序競爭。

3.采用“做資入股”的方式

要避免只采用現金支付這種單一的薪資方法方式，可以采用做資入股的方式，將員工的一部分薪資作為股份。一是員工入股，年終分紅。將普通員工成為企業的小股東，采用年終分工的方式，讓員工在年末也能享受到企業盈利帶給自己的好處，這樣員工就能夠增強主人翁意識，從而在工作中更加積極和更加主動。二是員工入股，企業融資。采用員工利益部分薪資入股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對企業的資金進行了支持，這是一種間接的融資方式。由此可見，做資入股的方式，不僅可以增強員工與企業的聯系，而且將員工的利益與企業捆綁成休戚與共的共同體。

4.增強薪資管理民主性

一是廣泛聽取民意。在煤礦企業薪資管理中，要廣泛聽取廣大員工的意愿，讓員工更加信服，切實增強薪資管理的民意基礎。二是充分發揮企業工會作用。作為企業工會，要切實維護好企業的根本利益。通過工會作用的有效發揮，就能夠增強員工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為企業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

三、結語

篇3

在本文的模型中創造性地使用了如下分析手段：一是在對荊州市人力資本存量進行廣泛調查的基礎上提出了對優化積累路徑的一些比較具有前瞻性的看法；二是對人力資本形成的主要決定性因素教育資金的投入做重點分析，并結合湖北省當前教育培訓資源發展現狀，從各教育機構和培訓機構與企業單位進行人力資源對接等角度，全方位探討了提高教育資金使用效率和拓寬有效使用方式的辦法。

二、經濟效應分析國內外相關文獻綜述

1.國外文獻綜述

從西方經濟學史上看，最早提出重視經濟因素中的教育、知識等因素作用的學者是英國的亞當·斯密，他認為勞動技巧和其熟練程度是導致資本生產效率提高的重要環節，而這必須通過時間和經費投入才能造就；1803年，法國經濟學家薩伊也提出過類似的觀點；1960年，美國經濟學者舒爾茨曾詳細探討了在1927-1953這些年間美國的人力資本（包括知識、技術、人才和教育經費等）對美國經濟的貢獻度，得出的數字大約為33%，這是對傳統的資本同質效應理論的有力突破；此后，阿羅提出“干中學”理論，將人獲取知識的途徑作為經濟增長模型的內生變量；另一位美國學者加里·貝克爾提出人力資本收益規律，豐富了這一理論的構架。

2.國內文獻綜述

張軍對中國省際人力資本積累路徑進行了估算，得出人力資本存量序列值；于桂蘭、袁寧提出學習能力的提高使得勞動者可以相對平時以較快的速度吸收新的工藝和操作方式，從而提高動手解決問題的能力，增加出勤率；王金營提出人力資本存量的積累依靠一代代人的努力，其中人是人力資本的載體，人力資本持續發展帶來技術創新和擴散，這使得科技水平持續提高等。

三、湖北省荊州市人力資本積累的現狀調查和問題

1.荊州市人力資本存量的形成機制和路徑調查

從傳統的人力資本積累推動因素來看，湖北省荊州市目前仍以公共財政支出當中的教育資金和為改善醫療衛生條件的投入經費為主。本文在兩大人力資本積累成因板塊，選取了2006-2013年這8年間的關鍵性數據分別的形成機制進行說明。通過對荊州市的財政經費當中教育所占比例的分析，說明該市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同時為了簡便，將衛生與健康專項經費投入繪在一張圖中。

2.人力資本積累中存在的問題

在調查中，除發現荊州市教育經費投入有著明顯與財政總支出費用不相稱的缺陷外，還存在人力資本積累相關的機制問題：一是相關教育部門偏重教學但比較嚴重地忽略了教學質量和育人效率；二是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重視程度不夠，申請基本教育經費困難，這類院校且普遍缺乏基本教學和科研思路；三是教育資金使用效率低下，這主要反映在資金的重復利用、教育資源的浪費和網絡教學等新型模式的推廣步伐較為遲滯等方面；四是為知識型人才所配備的醫療和衛生設備遠不能滿足這類人群的現實需求，導致科研效率低下和普遍身體素質不強；五是人力資本積累當中存在踩腳效應比較嚴重，企業單位的科研部門和大專院校等高技術人才集中的區域內普遍缺乏知識技術的交流和共享，使得同一種技術被反復創造，對各行業的總體運作效率帶來了負面影響，不利于宏觀層面經濟增長和產業轉型。

四、對荊州市人力資本積累方式的實證分析

1.模型的建立建立模型的主要理論基礎為美國經濟學家戴維·羅默提出的新經濟理論，這一理論又習慣上被稱為內生增長理論，在阿吉翁的《內生增長理論》中和內羅畢的《長期政策分析和長期增長》中都有對其詳細的論證。根據該理論，人力資本存量的形成除了取決于教育經費的投入，還取決于資金的利用率和知識外溢的程度。

2.湖北省荊州市人力資本積累形成要素貢獻率計量分析

另外通過人力資本存量求出各年份的流量具體數據之后，結合上表中的其他各數據分別求自然對數，并且根據，兩邊取對數可得：其中，H（L）為人力資本流量，A（t）為技術因素，E為教育資金投入，S為醫療和衛生健康經費投入，而為隨機干擾項。分別代入求了對數之后的數據，代入Eviews5.0計量分析軟件，按照菜單指示，設置方程樣，年份選取2006-2013年，這樣經過計算可以得出教育資金和醫療衛生健康經費投入在人力資本存量中所占份額分別為26.47%與35.10%。根據Eviews5.0軟件中得出的結論，不拒絕零假設的概率為0.23，所以拒絕零假設。另外，杜賓檢驗和可決系數都正常。本文還針對參數的準確性進行了置信區間計算和平穩度檢驗，證明了上述測算結果跟實際是基本相符的。

五、有關荊州市人力資本積累效應的主要政策建議

1.繼續加大教育經費投入，積極尋找擴大資金來源的方式

拓寬教育資金的來源渠道，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慮：一是積極尋找校企合作的有效方式；二是通過彩票、社會教育基金等形式擴大社會資金來源渠道；三是征收為興辦教育和擴建教育設施為主要目的的教育稅，并及時向社會公布資金利用狀況等多元化的資金來源。

2.營造較好的教育教學環境，注重人力資本積累的質量

教育要以人為本，以學生的學習能力和社會實踐能力的提高為主要參考指標。在教學期間或者指導科研活動期間，教師可以施行豐富多樣的教學形式，以促進學生情感交流、提高學生協作效率。

3.教育公平公正，醫療衛生要消除歧視

教育公平公正，可以使得每個學生和科研人員平等接受教育，共享人力資本積累的環境，從而避免人才流失導致的生產要素損失。相關部門應該對在科研和創新領域有著較突出能力和已經做出一定貢獻的人才給予特殊的醫療照顧。

4.重視教育科研機構的師資力量建設和硬件設施完善等

篇4

一個區域的經濟增長與發展，取決于區域內各要素之間相互作用，以及區域要素流動與貨物和服務流動產生的外部作用。由于衡量區域經濟發展指標太多，為了將問題簡單化，我們選擇區域經濟增長作為研究對象。區域增長的源泉，主要是生產要素的增長和技術進步。人力資本作為主要的生產要素，對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有著較大的影響。人力資本理論形成于上世紀50、60年代。經濟學家舒爾茨、明塞爾、貝克爾是該理論的正式發起研究者，對該理論作出過巨大貢獻，其研究堪稱經典，其中舒爾茨主要側重于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方面的研究。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對于一個區域而言，其經濟增長越快，會吸引更多的優秀企業入住，同時，也會間接吸引人才進入該區域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人才的聚集，會造成一定程度的知識溢出，在該區域形成知識增長極，在各類人才的共同努力創造下，該區域經濟會得到進一步的增長。對于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兩者的關系，有較多學者作了相關研究。

1.國外學者的研究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一書中，大衛•李嘉圖（DavidRicardo）認為，社會財富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勞動力數量的增加和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熊彼特（J.ASchumpeter）則認為，企業家作為一種特殊形式的非物質資本，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這種非物質資本稱為“人力資本”。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丹尼森（E•Dension，1962）利用美國1929～1957年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所得出的結論為舒爾茨關于人力資本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說明，并進行了補充。

2.國內學者的研究李進江（2012）將經濟增長及各要素投入作為內生變量建立VAR模型，通過分析發現，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相較于其他要素而言具有顯著性。同時，他發現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和階段性。祝金琴、劉洋（2010）利用1978年到2007年新疆的相關數據進行計量分析，認為新疆的人力資本對其經濟發展有較大影響，兩者之間存在著長期協整關系。在與物質投入等其他投入進行對比后發現，新疆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較小，其人力資本投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該區域的發展。因此，應該提高該區域人力資源配置效率。蔡潔（2009）在對我國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的關系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是資本投入，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并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增加人力資本投入將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較強的外部效應，并就我國如何發展人力資本以促進經濟發展提出了一些建議。劉傳江、董延芳（2007）認為，異質人力資本流動，既會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經濟發展產生影響,也會對由若干地區組成的區域經濟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二、浙江省經濟發展與人口就業現狀

浙江地處我國東南沿海長江三角洲南翼，東臨東海，南接福建，西與江西、安徽相連，北與上海、江蘇接壤，地理位置較為優越。其面積大約10萬多平方千米，常住人口約為5477萬人，是我國面積最小、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之一。浙江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發達的交通以及人民的努力奮斗，成為全國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被稱為“絲綢之府”“、魚米之鄉”和“文物之邦”。

1.經濟發展現狀（1）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的GDP呈現出逐年增長的態勢，在經歷了30多年的發展后，全省GDP由1978年的123.72億元，上升到2012年的34606億元，發展十分迅速，每年都會帶來最高值。同時，浙江不僅在GDP的絕對值上逐年增長，其增長速度亦由剛開始的十分緩慢到后來飛速增長和跨越。增長速度雖然在1998年左右有所下降，但就整體趨勢而言，浙江省生產總值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2）浙江省自1978年以來，不僅總體GDP不斷上升，而且人均GDP亦以飛快的速度上升。2012年，全省人均GDP突破一萬美元達到63266元，超出全國人均GDP水平36121元，位于全國領先水平。浙江省所轄11個地級市的人均GDP亦十分高，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表明浙江地區發展十分均衡，發達程度高，達到上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根據上述分析不難發現，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的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不論是從總體還是人均而言，均為全國發展迅速的省份之一，且從區域發展看，浙江省11個地級市之間發展雖存在一定差距，但差距并不大，在全國各省市仍處于前列。因此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浙江省的經濟處速發展中，且發展較為平衡。

2.人口就業現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從業人員數量占總人口的比重，呈現出波動上升的趨勢。1978～1988年這一期間上升速度較快，由47.85%上升至60.02%。20世紀90年代，從業人口所占比重基本沒有變化，而進入21世紀以后，其比例又有所上升，至2011年，已達76.84%。同時，2000年以來，浙江省三次產業就業人口發生了較大變化。其中，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呈現出顯著的下降趨勢，且下降速度越來越快；第二、三產業的就業人數則逐年有所增加，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于2002年超過第一產業就業人數，位列第二。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始在全省處于主導地位。2011年，浙江省三次產業的就業人數中有50.86%從事第二產業，說明到目前為止，浙江省依舊是以第二產業為主導產業結構，第三產業依舊在發展階段。

三、數據選擇與模型建立

1.數據選擇通過前文的分析，對浙江省目前的經濟狀況及人口就業狀況有了基本的了解。但是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究竟有何作用，還需要進一步探究。根據內生經濟增長理論，選擇浙江省生產總值（Y）、物質資本（K）、人力資本（H）、年底就業人口數（L）4個變量作為VAR模型的內生變量。浙江省生產總值、年底就業人數可直接從浙江省統計年鑒中獲得。但為了消除利率等因素的影響，需將其進行換算。筆者以1990年為基礎，即1990年物價水平為100。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測量可通過永續盤存法進行測量。

2.模型建立筆者所采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函數：AKαLβ。鑒于本文所采用變量的差異，引入人力資本投入要素，將其變為：Yt=AKtαLtβHtγeμ。其中，Yt代表產出，以GDP代替；A代表技術，本文假設技術不變，因而A為固定值；L、K和H分別表示勞動力數量、物質及人力資本投入；μ為隨機擾動項。為使計算簡單化，將其轉化為對數形式。據此，可以將本文的計量模型設為。

四、結論與建議

1.結論通過實證分析，可發現人力資本投入、物質資本投入、從業人口數對經濟增長均有作用，且都呈現正相關性，說明三者對經濟增長都產生推動、促進作用。就三者對于經濟增長促進作用的大小而言，人力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最強，物質資本投入次之，而從業人數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最小。

篇5

經濟增長與要素投入的關系是一個學術界長期關注的課題。1956年，索洛修正了Harrod－Domar模型的生產技術假設，運用資本與勞動可替代的C－D生產函數創立了新經濟增長理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大量的數據實證研究發現，相同的實物資本投入，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所帶來的收入有著很大的差距。于是，人們開始關注物質資本之外的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在其演講《論人力資本投資》中首次提出人的知識、健康、技能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遠大于物質資本投資［1］。他發表的《關于農業生產、產出與供給的思考》、《人力資本投資》、《教育與經濟的增長》等著作使之成為構建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理論框架的第一人。此后，學術界關于人力資本理論的研究越來越多。1964年，貝克爾的《人力資本》一書系統闡述了形成人力資本的各類投資及其產生的收益［2］，這一著作被西方學術界認為是“經濟思想中人力資本投資革命”的起點。丹尼森是最先進行人力資本要素作用計量分析的學者，他通過精細的分解計算，論證出1929－1957年美國的經濟增長中，有23％的份額要單獨歸功于美國教育的發展，從實證方面論證了舒爾茨的觀點。1986年，羅默在其文章《收益遞增經濟增長模型》中引入知識這一變量，構建了知識溢出和驅動模型。他認為擁有特殊知識和專業技能的人力資本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3］。1988年，盧卡斯在《經濟發展的機制》中提出了人力資本積累增長模型，認為真正促進經濟增長的是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經濟得以持續增長離不開人力資本的積累［4］。除此之外，當代關于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關系在實證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資本作用于經濟的途徑、人力資本的外溢作用、人力資本質量的研究以及政府政策對人力資本的影響進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其中，關于人力資本外溢作用的經驗研究始于Rauch，Rauch從美國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差異的現象入手，利用1980年美國200個標準大都市人口普查資料，計算出這些都市每年教育水平會帶來3％的生產率增長，人力資本外溢作用大約在3％～5％之間［5］。Cronovich研究了政府人力資本密集型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他認為，政府支出向熟練勞動力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轉變引起了熟練勞動力價格的相對變化、研發部門（比其他部門使用更密集熟練勞動）的收縮以及創新率與經濟增長率的下降［6］。Barro用數學和科學測試中的IQ作為教育質量的指標，證明了人力資本對經濟影響最顯著的部分是它的質量，而不是它的數量（用分配到教育體系中的財政資源來度量）［7］。

我國學者對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起步較晚，直到20世紀90年代對人力資本的相關研究才在國內發展起來?？偟膩砜?，對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理論研究主要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兩個方面。在定性分析方面，主要是論述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劉迎秋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論述了人力資本在實現國民經濟高速成長中的作用，認為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人們忽視了與物質資本不同的人力本身所具有的資本屬性，因而才沒有使本來能夠發展得更快的國民經濟實現其應有的高速發展［8］。向恒從人力資本角度解讀貧困，在分析我國主要反貧困對策的得失的基礎上，提出人力資本投資是消除我國農村貧困的一種戰略選擇［9］。在定量分析方面，沈利生、朱運法把不同教育的成本進行加總，以此來衡量人力資本，并通過行業分類建立模型，定量分析了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此外，國內學者還運用中國的經濟數據，從實證角度考察了人力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10］。周天勇運用教育收益率法測算出1953－1990年間我國的人力資本平均增長率是13．43％，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是22％［11］。王小魯和樊綱用教育程度和專業技術人員來衡量人力資本，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人力資本的地區差異是制約中西部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12］。安徽省是勞動力資源大省，是中部地區勞動力最為密集的地方，通過對人力資本與安徽省經濟增長的關系的研究，可以對安徽省的人力資本優化配置以及經濟發展戰略提供切實可行的意見與建議，這對安徽省的經濟結構轉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將在上述理論的基礎上，基于安徽省1990－2012年的經濟數據，從實證角度來研究安徽省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通過對研究結果的分析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2　模型構建

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是一個投入與產出的關系，因此，研究兩者關系首先得確定一個具體的生產函數模型。以往的學者在研究過程中采取了各種不同的模型，諸如C－D生產函數、Harrod－Domar模型、超越對數生產函數等。本文將采用最常用的C－D生產函數來研究這一問題。由于人力資本對經濟的影響通常是通過勞動力素質、技能、知識水平的提高實現的，因此，在研究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時，不能將人力資本與勞動力分開來分析，本文通過兩者乘積的方式引入人力資本這一變量。

3　指標和數據處理

3．1　指標確定

（1）總產出Y。文章選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衡量安徽省經濟總產出。

（2）物質資本K。對于物質資本的估算，以往學者的做法有兩種：一種是以某個數據較完整的年度為基礎，根據前后各期的新增投資和資產折舊率來估算各期物質資本存量；另一種是直接用固定資產投資額來替代物質資本存量。本文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以及研究重點是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關系而并非測算人力資本對經濟的貢獻度，所以采用后一種方法，用安徽省固定資產投資額來代替物質資本存量。

（3）勞動力L。勞動力這一變量用安徽省就業人數來衡量。

（4）人力資本H。如何衡量人力資本水平是本文的一個重點。傳統的衡量方法有兩種：一種叫資本形成法，即根據形成人力資本的各種途徑（如教育、醫療保健、在職培訓等）所費的總成本來測量；另一種叫教育年限法，即直接用受教育年限來衡量人力資本水平。目前較為常用的是教育年限法。第一種方法考慮的因素較為全面，但是各種成本的測量不方便，數據的可得性較差。而后一種方法僅僅考慮了教育這一個因素對人力資本形成的作用，這是比較片面的。本文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綜合教育、醫療保健這兩大因素，選用安徽省人均教育經費、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數量、高校畢業生數、人均衛生經費、醫療機構數、衛生人員數這七個指標，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一個綜合指標來衡量安徽省人力資本水平。

3．2　數據整理

本文收集整理了1990－2012年安徽省相關經濟數據，其中GDP、固定資產投資額、就業人數這三個指標的數據獲得相對較為容易，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和安徽省統計年鑒。人力資本綜合存量需要通過SPSS軟件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由表1可以看出，人均教育經費、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數量、高校畢業生數、人均衛生經費、醫療機構數、衛生人員數這7個指標可以提取一個主成分，就用這一個主成分來衡量安徽省人力資本水平，記為H。由表2可以得出：H＝0．985　X1＋0．882　X2＋0．951　X3＋0．974　X4＋0．953　X5＋0．903　X6＋0．963　X7其中X1、X2、X3、X4、X5、X6、X7分別表示人均教育經費、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數量、高校畢業生數、人均衛生經費、醫療機構數、衛生人員數。由此可以得出1990－2012年安徽省人力資本綜合存量。

4　實證研究

4．1　平穩性檢驗

本文所選的數據為時間序列數據，為了避免“偽回歸”問題，在估計模型前有必要對這些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采取常用的ADF檢驗法。檢驗過程中的滯后階數按照AIC準則來確定，AIC的值越小，滯后階數越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時間序列lny、lnk、ln（hl）的ADF值均大于臨界值，所以不能拒絕原假設，即原序列非平穩。原序列一階差分后得到Δlny、Δlnk、Δln（hl），至少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一階差分序列的ADF值均小于臨界值，所以拒絕原假設，即一階差分序列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的。

4．2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由ADF檢驗可知，安徽省的lny、lnk、ln（hl）是非平穩的，服從I（1），Δlny、Δlnk、Δln（hl）是平穩的，服從I（0），在此基礎上可以對HL與Y之間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由上述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度水平下，安徽省的人力資本綜合存量與GDP增長之間存在著Granger因果關系，ln（hl）是lny的Granger因，但lny不是lnhl的Granger因。這說明安徽省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是安徽省經濟增長的原因，人力資本投資增加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但是，經濟增長卻不是人力資本增加的原因，這與現實中教育投資不斷上升是不符的。

4．3　協整關系檢驗

為了區分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和短期動態關系以及避免出現虛假回歸的問題，需要對變量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檢驗。常用的檢驗方法有E－G檢驗法和Johansen檢驗法。本文采用Johansen檢驗法。根據赤池信息準則（AIC）和施瓦茨（SC）準則，確定最佳協整滯后階數為2。另外，由于文章所采用的理論模型是：lnYt＝α＋αlnKt＋βln（HL）t＋ε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34．408　0＞29．797　0，4．937　5＞3．841　5，所以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和至多存在兩個協整關系這兩個原假設。又13．468　5＜15．494　7，因而不能拒絕至多存在一個協整關系的原假設。所以Johansen協整檢驗的最終結果是：lny、lnk、ln（hl）這三個變量之間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即安徽省經濟增長、物質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之間存在著某種長期均衡關系。

4．4　長期均衡關系模型估計與分析

（1）安徽省物質資本的產出彈性和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均為正數，說明物質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對安徽省的經濟增長具有正效應。這與以往的理論上的研究相一致。

（2）安徽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大于物質資本的產出彈性，說明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超過了物質資本的投資?？赡艿慕忉層袃蓚€：一方面，在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從而使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減少；另一方面，人力資本投資不僅會通過勞動者知識水平、素質、專業技能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產生直接效應，也會通過增強本地區吸收消化新技術、研發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間接地推動經濟增長。

4．5　誤差修正模型

由Johansen協整檢驗可知安徽省經濟增長、物質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但是，在短期，這三者之間可能是非均衡關系。對于短期非均衡關系可以通過誤差修正模型來表述。采用的方法是Engle－Granger兩步法：先建立長期均衡關系模型，再將長期均衡關系模型中的殘差作為非均衡誤差項加入到誤差修正模型中，并用OLS估計相應參數。從ECM模型可以得出：

（1）安徽省物質資本投資與人力資本投資的短期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正效應，這與長期均衡關系模型的結果一致。本期人力資本投資增加1％，本期GDP將增加0．3738％。

（2）誤差修正系數為－0．537　6，符合反向修正機制，且t值顯著，說明安徽省每年實際的GDP與長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68．8％被修正。該誤差修正模型反映了安徽省經濟增長受物質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影響的短期波動規律。

5　結論和政策建議

5．1　結論

本文先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測量出了安徽省1990－2012年各年度人力資本水平，接著利用相關計量知識得出了安徽省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投資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以及反映兩者短期關系的誤差修正模型，得出的結論是：（1）無論是從長期還是短期來看，安徽省的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正向關系。長期來看，人力資本每增長1％，GDP將增長0．4957％。（2）安徽省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大于物質資本的產出彈性，說明近年來安徽省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越來越大，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正向作用越來越突出。（3）人力資本不是經濟增長的唯一因素，它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發揮離不開與物質資本和勞動力資源的協調配合。

5．2　政策建議

安徽省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表明，人力資本已經成為了影響安徽省經濟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且對安徽省經濟增長的影響已經超過了物質資本要素的投入。為了能夠更好地繼續發揮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本文給出了以下建議：

（1）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推動教育事業不斷發展。人力資本不同于物質資本，它的形成需要長期的投資開發。根據舒爾茨的理論，人力資本的形成來源于五個方面：教育、醫療保健、在職培訓、非企業組織的學習項目、個人和家庭適應于變換就業機會的遷移。其中教育是關鍵因素。因此，必須進一步發揮政府對于人力資本投資的主導作用，加大政府財政對教育的支出、深化教育體制改革、改善教育結構。同時鼓勵個人和社會團體對教育方面的投資，提高民辦和公辦教育的質量，推動教育事業不斷發展。

（2）制定激勵政策，吸引并留住人才，保證人力資源合理流動。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00年安徽省人口流出總數位列全國第二，勞動力流失較為嚴重。因而，政府在重視教育、培養人才、提高勞動者知識水平和專業技能的同時，更要為人力資源的發揮創造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環境，制定相應的激勵政策，保證其合理流動，提高人力資源配置效率。

篇6

在本文中，我們主要利用主成分分析得出就業質量的綜合指標。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并不是最終目的，只是用主成分分析法綜合原始變量的大量信息，得出多個變量的綜合指標。通過碎石圖分析，本次研究提取的5個主成分可以在80%的程度上解釋原來所有方差，已經符合一般的統計要求。通過對數據進行因子分析，然后對主成分的各個值進行預測打分，再運用公式（F1+F2+F3+F4+F5）/5得出總指標F0。

二、變量統計性描述

根據問題研究的需要，選取一系列指標分別對人力資本以及控制變量進行度量，主要變量統計性描述如表2。

三、回歸分析

表3為人力資本對高學歷群體初次就業質量的OLS回歸結果。從整體的結果上來看，各項檢驗指標表現都較為良好，調整后的R方為0.64，這說明此模型擬合效果較好，自變量對因變量的解釋程度較高。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越高，畢業生的就業質量越高，其中，研究生畢業生的就業質量比本科生平均高出10.8%和18.7%，且這種影響在0.001的統計水平水平上顯著；人文社科類、工程技術類等專業的畢業生有著相對較高的就業質量，而農學、理學及自然科學類等專業的畢業生則就業質量相對較低，但這些影響在統計意義上大部分都不顯著；在校成績對于就業質量的影響在0.05的統計水平是是顯著的，說明受教育期間在校GPA排名靠前的求職者，其就業質量相對更高一些；相對于沒有獲獎經歷的求職者，有獲獎經歷的求職者會更有優勢，這一影響在0.0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有實習經歷的就業者比無實習經歷的就業者初次就業質量要高出5.7%，且這一影響在0.01的統計水平上是顯著的；相對于沒有本專業相關技能證書的就業者來說，有一項或以上的本專業相關技能證書的就業者就業質量會相對更高一些，但這一影響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括號內為參照組。

從OLS回歸的結果可以看出，控制變量中，高學歷群體初次就業質量在性別上有顯著差異，男性的就業質量比女性高出了15%。而從年齡上來看，不同年齡段的就業者的就業質量并不存在顯著差異。外貌對于高學歷群體初次就業質量也存在顯著影響，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外貌出眾的求職者更容易得到招聘單位的青睞，就業質量也相對更高一些。

四、結語

篇7

關于資本成本會計的理論框架，會計理論界曾出現過許多的觀點，尤其以安東尼教授提出的理論構想最具代表性，因此，我在此就在安東尼教授的觀點引導下做一下資本成本會計的理論框架分析：

1．關于會計要素問題。會計要素是會計對象的具體化，它把會計對象用會計特有的語言加以表述。另外，它還是財務報表的組成項目，會計恒等是描述了各個要素的數量關系，按照安東米教授提出的資本成本會計理論構想，在資本成本會計中，會計恒等式應修改為：“資產=負債+股東權益+主體權益”。與此變化相適應，安東尼教授對會計要素及其相關問題也進行了討論。①單獨設置“業益”要素。會計要素及其設置數量的多少，主要應該取決于會計信息系統的目標。雖然會計要素本身就是一種信息，但是它畢竟是一個綜合信息，根據安東你教授所提出的資本成本會計構想應該單獨設置“業益”要素取代原來的“凈收益”或“全面收益”要素。它在數量等與資產總額與負債和股東權益之和之間的差額。其主要來源是主體的經營活動。②對資產、負債和股東權益要素的重新定義。安東你教授認為現行的財務會計概念結構無法提供解釋會計主體實際發生情況的信息，同時，它對“資產“要素的定義不具有實際操作性，因此，安東尼教授在資本成本會計中對資產、負債和所有者權益要素的概念作了重新定義，具體表述如下：①資產是主體的資本存在形態。資產包括貨幣性項目、未耗用成本和各項投資。其數額未凝固在各種資本存在形態上的數額。②股東權益反映由股東提供的資本數額。它包括股東直接投入的資產以及這些資本的應計利息。

2．關于會計目標問題。會計目標是會計系統運行的必然趨勢，是會計系統運行的出發點和歸宿點，表現位于其應達到的目的。它的基本目標時提供有助于人們進行有目的的控制和決策的財務信息計其他有關信息，這是一切經濟條件下的會計所共有的，并不以經濟環境的改變而變化，資本成本會計業不例外。但是，現行的財務會計實務中，僅僅確認顯現成本，即債務資本成本，而沒有確認隱含成本，即權益資本成本。安東尼教授認為資本成本中不僅包括債務資本成本，而且還包括權益資本成本，因此，在資本成本會計中，會計信息系統所提供的有目的的控制和決策的財務信息中應反映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發生的一切成本，既包括顯現成本，又包括隱含成本。

3．關于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征問題。關于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的研究在西方財務會計文獻中早已存在。例如：美國會計學會認為會計信息系統所提供的信息必須符合相關性、可驗證性、公正不偏性和可定量性四項準則。資本成本會計信息在質量特征方面也符合這四項準則。①就相關性而言，確認和計量資本成本中的隱含成本，對于提高會計信息的決策游泳性，增強會計信息的相關性的回答是肯定的。②就可驗證性而言，對于資本成本會計的權益資本成本計量來說，它是指根據相同的數據和方法，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專業人員進行權益資本成本的結算，應該得到基本相同的結果。對于這一點，利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來計算權益資本成本得到相同的數據并不難以實現，因為在高度發達、完善的金融市場條件下，模型中所取得有關變量樹脂相同，計算結果也會基本相同。③就公正不偏性而言，它要求會計信息的提供和傳遞過程中不滲入個人偏見，以免損害其他信息使用者的利益，既然權益資本成本計量具有可驗證性，那么，不同經濟利益關系的集團，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就可以通過權益資本成本計量結果來進行驗證，從而敦促會計信息系統遵循公正不偏性準則。④就可定量性而言，權益資本成本的計量過程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證。

4．關于會計基本假設和會計原則問題。會計假設侍從會計實踐中抽象出來的，是最基礎的一個層次，使整個財務會計結構的基礎，是會計理論的最高層次，對會計理論和會計實務具有普遍有用性。資本成本會計作為會計的分支，它只是強調在確認成本是，不僅包括債務資本成本，而且還包括權益資本成本。在會計所處環境、核算對象等方面無很大區別，因此，財務會計上的四個基本假設：主體假設、持續經營假設、會計分期假設和貨幣計量假設，仍然適用于資本成本會計。

會計原則既是會計假設的延伸，以溝通會計理論與會計實務；又是對會計實務中存在的某些共性的高度抽象。它的基本原則同樣適用于資本成本會計，只是在穩健性原則的問題上，有些爭議：按照資本成本會計的基本原理，在確認權益資本成本時，借記“資本成本”賬戶，貸記“留存收益”賬戶。據此，有人認為這是在計量權益資本成本的同時，也就確認了權益資本收益，在收益實現前便確認的做法，違背了財務會計的穩健原則。但若從資本成本會計的角度看，事實卻不盡如此，①在現行財務會計程序和方法夏，企業當期的凈收益包括權益資本成本和真實利潤兩部分。若把本應屬于成本的部分作為凈收益，實際上是高估了當期的凈收益。如果按照穩健性原則的定義，應該說，違背穩健性原則的不是資本成本會計而是現行財務會計。②隨著經濟環境的變革，經濟流動的不斷創新，旨在保護債權人利益的穩健性原則及其相依存的實現原則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面對全球性的金融工具創新，現行財務會計的理論如會計的確認基礎、會計的計量屬性等將受到沖擊與挑戰，因此，穩健性原則仍應作為資本成本會計的一項基本原則。

5．關于安東尼教授的資本成本會計的理論構想的簡略

安東尼教授提出的資本成本會計理論構想主要涉及兩個問題：①資本城本，尤其是權益資本成本的計量問題；②資本成本會計本身的問題，即如何將權益資本成本計列于產品成本以及由此導致的一系列問題。

對于上述兩個問題，安東尼教授分別提出了設想，首先，第一個問題，他建議可以由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確定權益資本成本率；其次，第二個問題，它在題為“權益資本成本”的論文中對資本成本的核算程度提出了具體的設想，這一部分將在后面的章節中重點論述。

二、資本成本會計理論框架的影響

第一、資本成本會計是連接財務會計與管理塊的橋梁

在現行會計理論體系中，財務會計主要側重于“對外”，管理會計主要側重于“對內”，資本成本會計則起到了兩者之間的橋梁作用，它“對內”可提供決策信息，以有效控制企業所有資金的使用，提高資金利用效益，“對外”可提供真實和相關的會計信息，不僅可讓投資者更深入的了解企業的財務狀況，還可為國家、主管部門和銀行等提供制定有關政策的依據。

第二、資本成本會計協調了會計學與經濟學的關系

經濟學對于費用或成本的解釋從來就有其高度的理論概括，而“會計學則會因客觀經濟發展的需要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賦予其各項要素以不同的構成內容”。另外，經濟學認為，企業所有資本的來源都是對一定資源的占用，應該是有償的。資源的機會成本也應該是成本的一部分。資本成本會計是兩權分離的產物，權益資本成本實質上代表著一種機會成本，在經濟學的收益計算中，它是被扣除的部分。然而在會計學中，權益資本成本卻與債務資本成本一樣，都是能較為直接的取得的社會資本形式，對資本所有者與使用這而言，其經濟意義是相同的。而且，在會計上，在我國的現行的現金流量表里，把利息收入和股利收入同化分為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把利息支出和股利支出同化分為籌資活動的現金流出。這更加表明，權益資本成本與債務資本成本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因此，在資本成本會計中，將權益資本成本作為成本項目，在收益中減除，是與經濟學一致的。

篇8

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是人力資本投資理論的重要內容。因此,人力資本理論的開創者們在創立人力資本理論時就已經初步探討了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雖不系統深入,但仍富有啟發意義。他們主要從三個方面對教育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進行了分析。

首先,指出了教育是一項具有風險性的投資。被西方經濟學家譽為“人力資本之父”的西奧多·W.舒爾茨在1961年《高等教育的成就》一文中,指出了由于個人在評價其先天稟賦時所面對的不確定性所導致的教育投資的風險本質,他說:“在高等教育領域中的每項投資,不論采取何種形式,都是超前的、長期的、對未來承擔義務的,因此都被某種風險和不確定性所困擾。”而對人力資本理論作出杰出貢獻的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加里·S.貝克爾(1975)也在其《人力資本》一書中指出:“以上的討論正好說明了,高等教育上的投資經受著相當大的風險,而且很明顯這種投資是相當不易改變的?！笔鏍柎倪€指出了人力資本投資與物質資本投資一樣都具有收益不確定即存在風險的特點:“教育投資的這些收益的確難以確定,但是這種不確定性也并非是它所獨有的特點,因為其它方面的投資之收益也很容易具有不確定性。”

其次,指出了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來源。1964年,舒爾茨在《教育的經濟價值》一書中討論教育費用時指出了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三個來源:對自身才能的不確定、就業的不確定和資本市場的不確定。他說:“學生一般只曉得自己在上學,而不知自己的學習才能如何,學生對知識技能的投資能在四十年或更長的一段時期為他們服務,這筆動產的價值就一個人整個一生來說還是未定之數;他們很難知道在不久的將來是否會有就業機會,也就是說,很難肯定當他們一完成學校教育即有職業和收入……即使學生確信他們具有必要的才能,相信將來收入可以保證他們在更多的學校進行投資,他們又會發現,把資金貸給學生的資本市場很不完善。特別在貸金既包括學費又包括學生放棄的收入情況下,這種資本市場就更顯得糟糕?！?/p>

貝克爾也指出:“人力資本的實際收益圍繞著預期收益變動,這是因為某些因素的不確定性。壽命的長短總是不確定的,這是決定收益的一個重要因素。人們也不能確定他們的能力,特別是對進行了大量投資的年輕人來說更是如此。此外,一個年齡與能力既定的人的收益也是不確定的,因為還有許多無法預料的事情。”貝克爾還指出,信息的缺乏是導致存在教育投資風險的重要原因,他說:“增加了預期高等教育收益的困難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這種收入要在非常長的時期內才能收回來。較長的報酬支付期增加了風險,它與收益之間的低聯系一起降低了投資時得到的信息的價值。”“得到一筆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要很長時間,這就減少了可獲得的知識,因為在能得到收益的條件下才要求獲得知識,而且投資與收益之間的平均時期越長,所能得到的這種知識就越少?！?/p>

此外,還指出了在風險下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加里·S.貝克爾(1976)批評了當時流行的把教育投資當作安全資產的觀點[見Glick&Miller(1956),Morgan&David],指出:“從教育中所獲得的收益應該與具有同樣大的風險和不可轉移特征的投資中所獲得的收益相當?！?/p>

他們并沒有完整系統地論述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只是作為經濟學家,他們的敏銳直覺使他們意識到了在人力資本投資中的風險問題。因此,其缺陷是明顯的:其一,對影響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諸因素缺乏具體化、數量化分析,內容顯得較為單薄;其二,雖然已經指出了風險影響人力資本投資,但對其影響人力資本投資的內在機理的認識卻顯得不夠;其三,這時的人力資本投資理論是在收益完全可以預測的假設下發展起來的,并沒有建立一個把風險內生化的人力資本投資模型。

二、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研究的深入

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有關學者發表了一系列的關于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論文,大大拓展了前人的研究。他們通過把人力資本投資中的不確定性予以內生化,從而使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研究從簡單的感性認識階段發展到了理性認識階段,同時也克服了前人研究的一些缺陷。這一時期,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作出貢獻的主要有賴武海瑞和韋斯、斯諾、羅納德·瓦閏和約瑟夫·威廉姆斯(A.Snow、RonaldS.Warren、JosephP.Williams)等。他們主要研究了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起源、風險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和如何化解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1.賴武海瑞和韋斯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的開創性貢獻

1974年,賴武海瑞和韋斯(D.Levhari&Y.Weiss)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風險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一文。在這篇文章中,賴武海瑞和韋斯以期望效用理論為基礎建立了一個把風險內生化的兩時期人力資本投資模型,在其中討論了風險對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影響。

賴武海瑞和韋斯假設只有兩個時期:當前和未來。個人計劃包括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投資規模決策。我們認為人力資本投資是時間消費型的(比如,教育),而且0<λ<1是第一期花在人力資本投資上的時間比例;第一期花費在工作上的時間比例是1-λ。效用僅僅依賴于當前和未來的消費;因此,在下一階段(未來)的人力資本投資完全說是外生的。

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通過這個兩時期模型,他們得出了人力資本的期望邊際收益率高于物質資本的期望邊際收益率,從而證明了人力資本投資具有更大的風險。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研究還指出,在存在風險下最優時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期望邊際收益率一定相等。

此外,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還考察了初始財富增加、市場利率上升、風險增加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在遞減的絕對風險厭惡和遞增風險的假設下,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的研究表明,初始財富的增加會鼓勵人力資本投資;當個體在投資期間是一個凈借貸者時,利率的上升會導致人力資本投資的下降;當他是一個凈儲蓄者時,利率的上升會導致正好相反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其結果是不確定的;而當風險從零上升到一個正的水平時,人力資本投資將會減少。

而對于如何化解人力資本投資風險,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在其開創性的文章中指出:“為了分散他的人力資本,個體必須獲得通用性教育,并且放棄專業化的好處?！?/p>

2.威廉姆斯、斯諾等人對賴武海瑞—韋斯模型的進一步發展

威廉姆斯(1978)考察了在風險人力資本投資與可出售的資產投資之間的聯系,指出他們都具有風險收益的特點。他也發現不確定性增加會導致教育投資的減少。威廉姆斯(1979)的另一項研究表明:在一個人力資本形成的連續時間模型中,不確定性會導致同樣的結果。在這篇文章中,威廉姆斯(1979)考察了當一個人面對幾種影響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的來源時,勞動、閑暇和教育投資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優時間分配問題。然而按照其他的研究,比如,考德(1986)指出,不確定性對教育需求的影響不可能明確地予以確定,而是依賴其在收入函數中引入的方式。威廉姆斯(1978、1979)還指出,應該利用資產組合投資來分散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1990年斯諾和瓦閏發表了《不確定下的人力資本投資與勞動供給》。在文章中,他們通過把勞動供給作為一個選擇變量從而擴展了賴武海瑞-韋斯(1974)模型。他們指出,不確定性會使人們增加相對于未來的現階段的勞動供給。他們的研究還表明,如果這種投資是一種次要的活動,且個體表現出遞減的絕對風險厭惡偏好,那么,作為對收益風險增大的反應,人力資本投資會下降。然而,如果投資是正常的,那么,風險增大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在一定的假設下,斯諾、瓦閏和賴武海瑞、韋斯的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結論。比如,不確定性增加對教育投資具有消極的影響。

約瑟夫·阿爾托內(JosephG.Altonji,1991)、韋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VincentHogan&JanWalker,2001)研究了不確定下的教育選擇問題。約瑟夫·阿爾托內(1991)建立了一個簡單的兩時期模型,考察了能力、教育偏好、高校課程、家庭背景等對教育投資決策及收益的影響。在把教育作為一種選擇和個體一旦離開學校就無法返回的假設下,韋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2001)應用選擇理論的技術研究了教育收益不確定時的教育決策問題,指出風險的增大將導致個體推遲離開學校,即個體將更多地投資于人力資本。

3.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研究的最新進展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亞歷山大·瑞勒斯(AlexandraRillaers,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laCroix,1996)的基礎上提出一個交疊世代模型用以說明不確定性在個人教育投資決策和長期經濟增長模式中的作用。在這個模型中,人力資本積累通過一個在物質資本中規模收益不變的技術解釋了內生增長。亞歷山大·瑞勒斯在個體水平上把不確定性納入到人力資本積累函數中:個體決定教育努力的水平但并不知道它的事后收益。假設每個個體在人力資本形成中擁有不同的利用教育努力的能力。而且這種能力事前無法觀察到,將在個體決定他的教育努力后反映出來。結果,同樣的教育水平并不一定會提供給每個個體以同樣的人力資本水平。

亞歷山大·瑞勒斯研究后也發現,不確定性對個人教育努力和經濟增長具有消極影響。然而,在一般均衡框架內,亞歷山大·瑞勒斯的研究進一步推進了斯諾和瓦閏(1990)的研究,指出一個面對嚴重不確定性而又無法予以保險的個體會減少其在教育上的投資。起初,經濟會把更多的資源投入到物質資本積累而使人力資本變得相對稀缺。這種開始的消極反映部分會由價格和資源稀缺的影響所彌補。一方面,工資上升利率下降,從而提供給個體在下一階段以更多地投資于人力資本的激勵;另一方面,物質資本積累將創造新的來源來提高儲蓄,降低利率。結果會使得人力資本投資增加,直至回復到原來的水平。但是,當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時,教育投資又會趨于下降。

亞歷山大·瑞勒斯(1998)還從政府的角度提出了減少不確定性的政策建議:首先,幫助個人準確評價自己的能力,從而減少不確定性;其次,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如失業保障或基本收入保障;最后,通過提供補助金或獎學金來減少個人教育的成本以吸引個人投資于教育從而刺激經濟增長。

肯尼斯·扎德(1997)指出,人力資本投資不像資產組合投資。人力資本投資的風險經常是個性化的,而且人力資本是一種不具有流動性的資產。金融投資與人力資本投資的一個主要區別是:作為對新情況和不斷變化的目標的反應,一個人可以改變金融投資,而教育和培訓一旦進行則很難改變。而且還由于,第一,人力資本投資的總體風險與投資的規模不成比例,而且個人無法使其人力資本投資多樣化。例如,一個人不能部分投資于中學教育,部分投資于高等教育。第二,人力資本投資常常帶來個性化的不變的風險。所以,肯尼斯·扎德指出,我們不能應用來自金融方面的最簡單的論述,他建立了一個人力資本資產價格模型(HCAPM),把非線性假設、勞動供給、風險金融資產等納入到模型之中,闡述了最優人力資本投資水平?？夏崴埂ぴ?1997)也指出,應該利用資產組合投資來分散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戴恩·安德博格、弗瑞錐克·安德森(DanAnderberg,FredrikAndersson,2000)研究了人力資本投資對收入風險的反作用。按照傳統的觀點(如明塞爾,1974),教育似乎是與上升的收入波動相聯系的。然而,他們指出,得出收入波動的結論似乎是與所考察的時間單位相關的,因為一個人的收入可能會隨時間而變化。

他們研究證明,教育可以幫助一個人避免低收入或低報酬的工作。有許多證據支持教育在幫助人們避免低收入落入陷阱中起著關鍵作用。比如,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很少會失業,因此,教育可以降低失業風險;此外,教育還可以幫助人們降低職業傷害風險。

三、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研究文獻的評論

西方學者研究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總體思路是:以期望效用理論為基礎、求人力資本投資主體風險與給定偏好的約束下預期收益最大化。

具體來說,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建立了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Levhari和Weiss(1974)等),即人力資本投資供求均衡,到20世紀90年代逐漸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亞歷山大·瑞勒斯(1998)等),人力資本投資與物質資本投資供求均衡。

在一個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內,賴武海瑞和韋斯(Levhari&Weiss,1974)在假設存在一項無風險的金融資產與人力資本投資時,最優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確定。而威廉姆斯(1978)則考察了具有一種風險資產與人力資本資產時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決定;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內,肯尼斯·扎德(1997)運用資產組合理論建立了一個人力資本資產價格模型(HCAPM)來說明了當具有兩種風險金融資產與人力資本時最優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決定;亞歷山大·瑞勒斯(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laCroix,1996)的基礎上,提出一個交疊世代模型用以說明不確定性在個人教育投資決策和長期經濟增長模式中的作用。

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建立了一個理論分析框架。但在肯定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研究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指出,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中一個很大的局限是:它是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論基礎之上的,即分析是以個體預期收益最大化為目的,而現實中的個體投資決策考慮的主要不是預期收益的大小而是實際收益與預期收益之間的差距,這就是涉及到行為經濟學的理論,但我們在西方現有的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研究中尚未看到有行為經濟學的影子;而且雖然西方在闡述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原因時提到了信息不完全,但是分析的還遠遠不夠;此外,與對物質資本投資風險的研究相比,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研究仍較薄弱,還缺乏動態分析。

為推進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的研究,我們應該借鑒物質資本投資風險理論特別是金融投資風險理論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成果。因為目前金融投資風險的研究已趨于成熟,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研究理論、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還應積極引入新的經濟學分析工具如行為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契約理論;在研究內容上要繼續深化和擴展,加強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生成機制的研究,以此來推進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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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人力資本投資決策風險一、人力資本的概念“人力資本”最初被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在研究美國經濟中物質資本存量與產出差距在不斷加大，出現巨額余值時使用，并由此產生了人力資本理論。舒爾茨及以后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人力資本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形成了豐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成果。在隨后的近半個世紀在西方發達國家牢固樹立起了“人力資源是第一資產”的理念，并掀起了人力資本研究的熱潮。

人力資本是與物質資本相對的一個概念，是指通過人力投資形成的、體現了個體或群體的知識、技術、能力等，并能夠為其帶來長期收入來源的生產能力。

人力資本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資本化了的人力資源。馬克思曾指出，資本的本質屬性在于對利潤的不懈追求，人力資本既然屬于資本化形態，當然就不例外了。無論個人還是企業都希望能在將來獲得回。

本文主要討論通過正規教育形成的個人人力資本投資的決策問題。二、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是否繼續投資的決策：

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形式是教育，因而有必要分析教育投資的成本與收益。

下圖顯示了學校教育投資的可能分析。一個人面臨兩種選擇：需要S年全日制學校教育，在完成后假如就業，會有年收Ws，直到退休年齡，比如65歲。更一般地說，年齡T。學校教育有直接成本如學費、書本費等K。另一選擇是不接受學校教育，直接工作，可賺得工資W0，。

這里有一個假設前提：沒有能力限制，沒有退學風險，收入在整個工作年限內不變。工作經驗與決策無關，沒有失業風險。

假設投資成本包括直接成本K和機會成本W0。而放棄的收益即機會成本是成本中較大的組成部分，我們可以通過比較兩種方案中整個生命周期貼現收入，選擇貼現收入較高的方案。我們還可以將不接受學校教育的收入從接受教育的收入中減去，假如結果為正，可以猜測該個體會選擇投資于學校教育。在第一個S年，每年的差距為-K-W0，

該個體必須付出學費和書本費等K，并且不能享有收入W0，因此，每年的W0為機會成本，即由于選擇了教育而放棄的收入。W0K為每年的投資成本。從整個生命周期看，貼現后收入為圖中的BC，在S年之后，兩種收入流改變：獲取Ws。差額Ws-W0為教育帶來的利得。較高的年收入是由于學校教育。同樣考慮折現，可以發現貢獻于整個生命周期的收益差額為A。

假如由教育決策帶來的終生凈收入為正數，或所得利益大于投資成本，那么該個體會選擇學校教育。假如人們可以以市場同期利率進行借貸，則該市場利率為折現率。

這個非常簡單的模型有以下幾個結論：假如符合以下條件，則參加學校教育的人數會增加：未來收益增加，即工資獎金對那些已經完成其學校教育的人來說增加了。直接教育成本減少，比如學校降低學費或政府增加教育補貼。貼現率降低。由于未來工資收益相對于以前工作階段中的成本增加了，或者說對那些著眼于未來利益而非當前利益的人來說，貼現率較低會使人們傾向于學校教育。教育籌資變得輕易。如銀行更愿意貸款并且降低利率甚至提供免費的獎學金。

進一步分析，假如給定受教育的年數，與工資增加Ws-W0相對應的年回率是投資決策中必須知道的一個重要指標。由于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會產生一定收入百分比的增長，這個增長的百分比則是教育的回。為了計算它，理論上必須知道某人實現的收入并等到退休。

關于是否投資教育或繼續投資教育已經有許多公式化研究，美國人口經濟學家恩格爾曼認為，人力投資的時間比較長，難以根據已知的投資期限來計算投入量與收入量，為此，他把投資期限限定在一個時期，而把收益擴展到其他時期帶來的收入，用來分析教育投資的收益率。公式為式中，C表示受過第13年教育的直接費用，W0表示受過第13年教育而放棄的收入，Xi表示受過12年教育的人的收入，Yi表示受過13年教育的人的收入，n表示受了13年教育之后可以賺取收入的總年數，r表示第13年教育的收益率，i表示觀察的年份。根據這個公式，利用所要求的資料可以計算出教育投資的收益率，個人就可根據對投資與收益的分析，做出是否繼續投資教育的決策。決策基本原則是，預期收益流量之和不能小于人力資本投資流量之和，否則，人們就不愿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即受過13年教育的人的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不能低于受過12年教育的人的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否則，人們只進行12年教育投資，而不選擇13年教育投資。

最佳投資的決策：

由于學校教育具有連續性，有的個體獲得比其他人更多的學校教育，在做出最佳投資決策時，我們必須分析學校教育的最佳長度。受教育每增加一年，就會增加生命周期的收入，但并不穩定。在最初的幾年，假如一個人繼續增加教育年份，生命周期收入的增長幅度會增加，但以后年份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投入學校教育的邊際收益遞減的情況。對人力資本理論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的YoramBen-Porah公式化了教育投資過程并描述了其主要決定因素。在他的模型中，個人通過已有的人力資本和他自己的時間、其他市場資源相結合來達到產出的增加。Yoram最佳資本積累的模型是個人人力資本生產函數：Qt表示個人在時期t人力資本的總投資；Kt表示個人在時期t初始人力資本存量；St表示個人在時期t內貢獻于存量Q的時間；Xt表示積累人力資本購買的商品和勞務。假如初始人力資本較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個人首先會進一步增加人力資本存量，也就是說，全部時間都花在學校教育上。在完成全日制教育后，會在接下來的工作中繼續他的在職培訓。參數B是由Becker在1975年運用同一生產函數時增加上去的，它表示“有限的個人體力和智力”，使Yoram的規模酬遞減的假設合理化。原因是隨著個人在增加其人力資本累計的過程中，成本增加。個人生命是有限的，隨著受教育時間的不斷付出，工作年限會縮短，這減少了獲得利益的時間，結果最終是收益的增長幅度減少。而且個人繼續延長其受教育時間，增加的教育年限的成本是增加的，一個簡單的原因是：機會成本增加了。接受學校教育的時間越長，在同等教育水平下獲得的工資越高，同時也意味著更大的花費。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假如學校教育年限不斷延長，邊際收益會下降而邊際成本會上升。受教育的最佳年限出現在邊際成本線與邊際收益線相交的那一點。假如教育年限超過S，則產生的額外成本要大于額外的收益，此時再選擇學校教育從經濟上來看是不理性的。

因此，S為最佳投資點。在此點上，投資者可獲得最高的收益率，即內部收益率，是投資成本現值與投資收益現值相等時的貼現率，也就是說圖1中面積A=B時的貼現率。這個模型也可得出幾個猜測：

邊際成本曲線較低的人選擇更多的學校教育投資。如較易獲得貸款的人，資金成本較低。如圖中A曲線。

邊際收益曲線較高的人會選擇更多的學校教育投資。比如由于家庭關系網絡、有較高的學術理論水平或智商很高而學校教育恰好能與之互補等原因較易在接受教育后找到工作的人。如圖中B曲線。三、人力資本投資決策中的風險因素簡單的模型能反映問題的實質，卻輕易忽略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風險，下面討論人力資本投資中的風險因素。

在傳統的經濟理論中，人力資本投資風險較少被論及。但事實上，有投資就會有風險。與證券市場相同，人力資本市場包含許多資產，即各種教育。人力資本投資的回不僅與受教育的時間長度有關，而且與所受教育的種類有關。每個人選擇與其未來收入的風險和回相匹配的資產來獲得最優選擇。與證券市場不同的是，教育資產市場有幾個重要的限制：首先，多樣化不可能。第二，任意調整不可能。也就是說，不能通過在金融市場上套利來調整投資。投資于教育是不可撤回的，一旦你持有某種教育，你就不能再出售它。加之投資收益具有很強的滯后性，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充分以及市場環境等導致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的不確定性增加。

這些投資風險概括起來說，有市場風險和個別風險。

、市場風險：影響整個市場上或一個受教育群體內所有投資者的投資回的不確定因素。

1．未來人力資本市場供需變化

假設每個人都有相同的能力獲得在任何教育水平的期望回，每個人都是理性的投資者，只關心生命周期收益的最大化。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會選擇有最高凈收益的教育。則我們只需觀察接受每一種教育的人群。在一種教育下，每個人的凈收益都是相同的。這種相同可以通過彈性工資來建立。假如太多的人選擇同一種教育，在勞動力市場上會出現供大于求的情況，會使接受這種教育的畢業生的工資下降。相反，假如只有少數人接受這種教育，在勞動力市場上會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短缺會使接受這種教育的畢業生的工資上升。只有當工資產生的終生收益相等時才會出現均衡的態勢。

2．市場分割

YumingFu和StuartGabriel研究得出結論：教育投資在私人部門的回要高于在國有單位的回。另外從職業等級上看，存在高等教育水平的勞動力市場和中初等教育水平的勞動力市場。由于高等教育水平的勞動力市場上的工作崗位對求職者有著較強的專用性人力資本要求，而大學生所具有的人力資本并不會自然保值，假如就業時選擇了中初等教育水平的勞動力市場，其專用性的人力資本就長時期處于閑置狀態，最終將逐漸貶值。因此，投資回中包含了失業風險和由于就業于不利的行業或部門而導致的低收入風險。

此外，還有市場平均工資、流動限制等風險因素。

、個別風險：只影響個體或群體中少數人的人力資本投資回率的因素。個體在許多方面是不同的，比如智力能力、動機、愛好等。這些因素使教育回的估計變得不是很準確。受更多教育者獲得較高工資不僅因為他們在學校學到的知識，還由于他們的能力及其他特征。具體地，個別風險有以下：

自身熟悉的不確定性：

個人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時面臨幾種不確定性。首先，人力投資者對其所選擇的教育本身的信息了解并不充分。比如，許多教育系統在學生步入大學教育之前向學生展示越來越多的選項。而潛在的學生并不知道哪種學科對自己來說是必要的，以及喜歡與否，能否達到學科的要求。第二，在完成學科后，學生在勞動力市場上同樣面臨不確定性。即便是接受過職業或專業教育，他仍可能缺乏職業所需的能力或其他要求。而個人并不能明確地知道他相對于職業的真實能力。AdamSmith早在1776年就清醒地熟悉到這一點，他說：“任何特定的個體永遠擁有資格于他的工作的可能性在不同的行業中有很大的不同。讓你的兒子去當鞋匠的學徒，幾乎毫無疑問他會做出一雙鞋；但假如送他去學法律，精通法律的可能性與他會在此行業中站得住腳的可能性相比，至少為20比5?！?/p>

生命風險。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主體的人是有生命周期，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力資本的生產效率將會下降，人力資本受益期也將隨之縮短，人力資本投資成本則必須在更短的時期內得到補償。因此人力資本投資的風險也隨著主體年齡的增長而逐漸加大。極端地說，人力資本投資也會隨著一個人的生命或工作能力的喪失而全部損失掉。

此外，還有人力資本投資成本中個人承擔的份額、個人已有的人力資本存量、時間的投入、機會成本、經驗等。

總之，我們在進行個人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時，需要進行是否繼續進行教育投資的決策以及最佳投資的決策，在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影響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的風險，能夠幫助投資主體做出更客觀準確和相關的決策。文章今后努力的方向是如何進一步將風險因素量化，從理論上和實證上更加完善個人人力資本投資決策的研究。參考文獻：

西奧多W舒爾茨.論人力資本投資.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

雅各布明塞爾，張鳳林譯.人力資本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0

郭叢斌.二元制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在中國的驗證北大教育經濟研究，2003

Heckman，James.China’sInvestmentinHumancapital.NBER#9296，200

篇10

一、對凈現值法的評價

任何一種投資理論都需要闡明以下問題：面對未來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決策者如何決定是否投資于一個新工程?，F在的決策理論一般應用凈現值法。其決策過程是：首先計算投資產生的預期現金流量的現值；然后計算投資支出現金流量的現值；最后計算兩者之間的差一投資的凈現值。如果凈現值大于0，則可以進行投資。如果凈現值小于0，則應當放棄投資。而在實際工作中，很多決策者知道傳統凈現值法存在著一些弊端：他們需要包含更多信息的值，但這些值卻沒有體現在傳統算法的過程中。實際上，決策者不僅僅要求凈現值大于0。在很多情況下，即使使用的貼現率遠遠大于公司的資本成本，他們也要求凈現值大于0。一些人認為要求極高的回報率是一種缺乏遠見的行為，但是我們認為其中另有原因：也許使決策者了解公司的期權其成本是昂貴的，因此不輕易行使期權。

要了解這些決策者的思維過程，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凈現值法及其應用規則。任何使用凈現值法進行投資決策的決策者必須解決兩個基本問題：首先是如何確定該項投資產生的預期現金流入量和預期現金流出量；其次是如何選擇計算凈現值所需的貼現率。當前的投資理論都沒有說明計算現金流入量和現金流出量的最佳方法。實際工作中，決策者們經常使用獲得一致同意的數值或使用高、中和低估計值的平均值。但是無論采用何種方法確定現金流入和流出值，他們都不自覺地運用了一個隱含的錯誤假設，這個假設就是他們都認為投資工程在一個固定的時間開始，通常是現在。實際上，凈現值法假定了一個固定的方案，在預期的時間內公司開始并結束一項工程，然后產生現金流量，沒有任何偶然情況。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市場情況發生改變，該方法沒有預期導致延遲或者放棄投資工程的任何偶然性。

當前的投資理論在關于貼現率的選擇上給予充分的重視并給出明確的定義，即貼現率就是用于特定工程資本的機會成本，即具有相似風險的投資的預期回報率。這個機會成本反映在與特定投資工程相聯系的不可分散風險（系統風險）上。這個風險可能具有和企業其它投資項目或平均投資活動不同的特點，但是在實務中，由于具體投資的機會成本很難測量，因此人們常常用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代替該機會成本。只要企業投資工程的不可分散風險相互之間差別不是很大，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就是一個很好的替代值。

很多傳統投資理論的支持者認為他們能夠用簡單而有效的方法進行投資決策：估計投資的預期現金流量；使用企業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計算投資的凈現值（有時也可能需要調整以反映具體投資的風險特征）；如果值是正的，就可以進行投資。

但是調查證明，決策者很少用這種凈現值法進行投資決策，他們經常有意識地把貼現率設定為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的3到4倍。來自企業減資決策的證據也與這個調查說明的情況相符。在很多行業，一些企業雖然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發生入不敷出，但仍舊照常營業。即使經過傳統的凈現值分析他們早就該關門停業了，然而在價格大大低于平均變動成本的情況下，這些企業也沒有進行減資或退出該行業。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很多的美國農民以及銅、鋁和其他金屬的生產者，在市場價格劇減的情況下，大部分都沒有縮減投資。這種情況的出現無法用凈現值理論解釋。但是如果考慮了不可逆性和期權價值，他們的行為就可以很容易地解釋了。關閉工廠意味著無形資產和有形資產的不可逆損失：如果工人們分散到不同的行業，則對該行業來說他們的專業技術將不復存在；商譽效力將減弱，等等。如果不久后市場情況好轉，資本的重組成本將是相當高的。繼續經營可以保留期權，以便以后重新開始盈利。期權的價值是昂貴的，因此，企業審慎地選擇繼續營業，即使以同時損失金錢為代價。

二、資本投資決策中期權理論對凈現值法的修訂

上面已經說過，凈現值法的基本原則十分簡單：計算投資的凈現值，然后根據其正負屬性決定是否進行投資。雖然凈現值法應用起來相對簡單，但是它是建立在錯誤的假設上面的。凈現值法假設下面情況兩種中的一種：一是假設投資是可逆的。換句話說，如果市場環境比預期的要差，則可以取消投資，且可以收回已經花出的費用。二是假設投資如果不可逆，即投資機會就不會再來。如果企業現在不投資，就永遠失去了投資的機會。

雖然有些投資確實屬于這個范疇，但是大多數投資卻與這種情況不相符。在大多數情況下，投資是不可逆的，并且實際上是可以延遲的。研究表明，不可逆投資的延遲能力極大地影響了投資決策，延遲能力同樣削弱了凈現值法的有效性。因此，為分析投資決策，我們需要一種更加適用的方法，一種能夠使決策者更直接地解決不可逆性、不確定性和時間安排的方法。這就是投資決策中的期權理論。

最近的研究表明，恰恰與投資不是可逆就是不可延遲的假設相反，企業有機會選擇投資，因此他們必須決定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利用這種機會。該研究是建立在與金融期權類比的基礎上的。有機會進行投資的企業很像持有買入期權，有權利而不是義務在將來選定的時間購買一項資本。如果企業開始了一項不可逆的投資，實際上它就行使了買入期權。所以可以把如何利用投資機會歸結為一點：企業如何能最優化地行使期權。

最近對投資進行的研究，為決策者如何評價投資機會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建議，同時也強調了凈現值法的不足。當企業通過進行一項不可逆的投資執行了期權后，它實際上就消除了這項期權。換句話說，通過決定開始進行投資，企業實際上就等于放棄了等待最新的信息，而這種信息可能影響投資的取舍和開始時間。當市場情況發生相反方向的變化后，企業也不能減資。失去的期權價值也是一種機會成本，也應當作為投資成本的一部分。因此簡單的凈現值法需要修訂，它不僅應當是正值，而且投資產生的預期現金流量的現值超過投資成本的現值部分至少應當等于持有投資期權價值的現值。當然，我們也可以通過從傳統計算公式中減去行使投資期權的機會成本而重新定義凈現值，從而保證“凈現值大于0就進行投資”方法的正確性。但是為了強調評價期權的重要性，我們更愿意把這種方法和傳統的凈現值法分開。

傳統凈現值法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它忽略了創造期權的價值。有時一項投資單獨考慮可能是不經濟的，但是它能創造期權，在將來市場情況好轉的條件下，使企業能夠進行另一項投資。較明顯的例子就是研究和開發項目，由于沒有考慮到投資于研究和開發項目能夠創造期權，純粹的凈現值分析將導致企業在這方面的投資過少。

當決策者進行投資決策時，期權價值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即使傳統的分析方法表明現在進行投資就是經濟的，決策者也需要延遲投資決策以等待更多的市場信息。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這種情況，未來的市場情況是不確定的，利用傳統的分析方法可能要求放棄投資，但是根據棄權理論卻要求企業加速該項投資。這種情況往往在該項投資能夠創造其他期權，使企業有能力在未來進行另外一項投資時發生。例如，對研究開發活動進行投資能夠產生專利，從而創造很多期權，產生盈利的機會。

三、期權理論在投資決策中的應用

商品的價格極易發生變動，例如銅的價格可能在幾個月之間翻番，也可能下降一半。為什么銅價如此易變？生產者如何根據銅價的變化開新礦或關閉舊礦。投資的期權方法能夠提供這類問題的答案。

銅工業的投資和減資包括很大的沉沒成本。建立一個新的銅礦、冶煉廠或精煉廠需要大規模的資金投入?？紤]到銅價的易變性，決策者知道在投資前需要知道更多的信息。即使現在銅價相當的高，銅價和新銅礦的凈現值也必須足夠高，以補償放棄期權的機會成本。減資也是一樣的，一旦關閉了銅礦、冶煉廠和精煉廠，就不能再輕易地重新營業。因此，決策者即使在當前的價位下是虧損，也不會輕易關閉這些設備。他們意識到如果關閉設備就放棄了等待將來高價位的期權產生的機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