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與諾貝爾文學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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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莫言;文學創作;高密東北鄉

中圖分類號：I0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4）11-0271-01

當代漢語小說的問題，無論是語言還是形式，無論是主題還是內容，都因受到了過多西方小說的影響而顯得歐化了。在這樣的背景下，莫言追求的目標是，撤退到從中國本土、古代和民間中去尋找小說再生樣式的狀態里，從自己的文化資源里、從故鄉民間文化中尋找再生性資源。這談何容易啊，但莫言做到了。他是個講故事的人，講自己的故事就是莫言文學的風格。

莫言的小說形成了鮮明的個性風格，一是作家根植在中國傳統的文化之中，莫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吸收和借鑒是非常明顯的。雖然沒有上過大學，早年輟學去放牛，這表面看似教育的中斷，但實際上，這是一種缺失性的體驗，在勞動的過程中，莫言開始認真的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的民俗文化的精髓，他用自己的耳朵去認真的聆聽說書藝人口中的歷史文化。二是西方文學對莫言的影響，莫言采取了西方文學的夸張、怪誕的變現方式，就有魔幻色彩的敘事結構。

一、高密東北鄉風景對作品藝術價值的影響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也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多數來源于他的身份。認為莫言是紅色作家，是御用文人。對其人格進行攻擊。我們綜合莫言的創作歷程，確實有紅色背景，有軍校經歷。莫言也深受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熱潮的影響，莫言的小說是從1984年開始的。在《秋水》這篇小說里，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游蕩的農民有了一片土地，高密東北鄉是莫言小說的生長環境，其中的喜怒哀樂就是原汁原味的真實故事。莫言則是用自己的方式，講自己的故事。

二、高密東北鄉風景對作品主題內容的建構

從諾貝爾文學獎在世界的影響來看，民俗性的，地域性的，主題體現流亡意識的作品頗受歡迎，幾乎包辦了近幾年的文學所有大獎。藝術價值的領域內主題的訴求是作家作品的第一要義。在藝術和思想的雙重標準的二維世界里，作家已經不是孤獨的創作者，而是主體間性的直接參與者。流亡是苦難的開始，更是文學史的創作之殤。在文學創作中，古今中外的作家都一直關注著這一母題，作家們對人們靈魂的拷問，對人的終極人文關懷體現出了人類心靈的孤寂和滄桑感。在現代社會中，根本就是在靈魂的吶喊。曲高和寡是作家審美的孤獨，有是浮躁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他們活在與世隔絕的精神世界里，堅韌而執著。這種心靈史的書寫與講述，是真誠的，是民族意識的個性展現。回鄉是根的尋找與寄往。是割舍不斷的文學情結。

高密東北鄉風景就是莫言文學的“根”，這熟悉而又陌生的環境承載了莫言的全部思想，高密東北鄉風景就是莫言講故事的原型狀態。這樣的狀態一直在莫言的作品里流淌。在作品藝術價值的領域內《檀香刑》是一部獨具特色的的作品：“從小說的第二句開始一直到小說的最后一句，莫言一退十萬八千里，他以驚人的規模、驚人的革命徹底性把小說帶回了他的故鄉高密，帶回中國人的耳邊和嘴邊，帶回我們古典和鄉土的偉大傳統的地平線[6]”。在文學史的高度上 《檀香刑》是21世紀第一部重要的中國小說，它把歷史的規律和現實的際遇進行有效的對比，作家直言高密的民俗，以講故事的方式呈現歷史的合理性的演進過程，真實逼真，可感性強，有極深的生活底蘊。作家民俗思想在作品的刻畫成為了文學敘事的一個標桿，“是我們從傳統文學文化資源中獲得再生性力量的一個開端，它寫出的是我們的歷史，但它也在形成文化和文學的未來的歷史[7]”。

三、高密東北鄉在讀者頭腦中的構建

莫言創作是動態的過程，社會發展是動態的過程，文學批評是動態的過程，讀者接受心理也是動態的過程。在動態中進行文學批評本事需要批評原則，這也是動態的。在動態的過程中研究莫言中國夢的講述是難上加難的。課題組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對動態的作家、動態的文本、動態的讀者進行全景式、整體性的關照，有理有據的進行動態式整體性的分析，從中得出客觀的、真實可信的結論。

在新世紀文學轉向的過程中，網絡文學的興起，受眾對莫言小說的接受也產生也期待視野的變化，在經濟主導的當下語境中，莫言文學民俗化的藝術追求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闡釋，是古代民間故事的全新緯度的述說，在浮躁，虛無娛樂至上的現實世界里，莫言保持一份民俗的本真，這談何容易啊，但莫言做到了。在對外國文學作品的借鑒上，莫言借鑒的是小說創作的技法，小說理論和審美形式，把這些形而上的理論具體轉化為小說創作，達到了理論本土化的移植，達到了與眾不同的風格特征。

中國文學有歷史的傳承問題，有當下多元化創作的問題，有民族精神的體現問題，有世界文學認可和價值體現的問題，這些都是中國夢的文學的文學性問題。莫言及其文學世界在以上領域獨體現出了杰出的價值，就文學性本身及其世界意義而言是中國夢當之無愧的代表。

參考文獻：

[1]嚴家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M].文藝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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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瑞典學者斯文·赫定來中國考察時，與劉半農商量，擬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于是劉半農托臺靜農給魯迅寫信，詢問魯迅本人對這件事的態度。魯迅當時正在廣州西堤的寓所里焦急地等待去上海的船票，但是他還是很快地給臺靜農寫了一封回信。內容如下：

“靜農兄：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致半農先生，我感謝他的好意，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里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

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后能否創作，尚在不可知之數。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字，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

我們不難看出，在諾貝爾文學獎提名這件事上魯迅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他認為自己不配獲諾獎，因而也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魯迅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但在諾貝爾文學獎這件事上，魯迅卻表現出他難得的理智與清醒。魯迅之所以要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主要是基于以下三點考慮：

第一，魯迅對自己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認為自己不配諾貝爾文學獎。魯迅深知當時中國的新文學才剛剛起步，距離世界文學的尺度還相差甚遠。所以，他不作那些不切實際的幻想。第二，魯迅擔心他一旦接受了諾貝爾文學獎后會破壞自己的創作心態。他怕自己獲獎后不能再安心從事文學創作，寫不出好作品，或是淪為“御用文學”。第三，魯迅認為對待諾貝爾文學獎應持一種不卑不亢、恰如其分的態度。他說：“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可見，魯迅并不希望諾貝爾文學獎能“可憐”或是“優待”我們，他從內心渴望中國的作家能站起來，共同維護中華民族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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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麗娣，女，遼寧醫學院外語教研部，碩士研究生，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摘要] 作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莫言以其《紅高粱》系列獲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了國際對中華文明的肯定，更是中國文學的新起點。研究獲獎作家、作品本身無疑為本民族文學走向世界提供契機，但如果將獲獎作品與國際重要文學獎項結合研究，必將加速中國文學接軌世界文學，促進更多作家獲獎，使中國文學更普遍接軌世界文學。

[關鍵詞] 中國文學 國際文學獎項 諾貝爾文學獎 莫言 世界文學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2.041

一、國際重要文學獎項縱覽

文學獎項是由對文學作品具有評判權的杰出讀者及評論家組成的評判團選出，以金錢及證書或獎杯作為獎品的一種榮譽，代表對小說、詩歌、小品文等文學作品的作者的肯定。世界文壇上的大量文學獎項都由20世紀初以后誕生發展，并成為20世紀文學發展重要的見證和推動力。國內外對于國際重要文學獎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獎項：諾貝爾文學獎、英國的布克文學獎、中國的茅盾文學獎等。

始于190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世界認可度最高。評獎范圍覆蓋了世界五大洲文學，從最初的符合古典文學風范到對宗教君主政體、婚姻以及整個社會秩序進行批判，到對全人類的博愛，生存價值、生存困境的真實描繪，再到多元文化的交融，人文精神的復興，只要具有理想主義傾向且符合評獎標準，不分國別、民族、區域、性別均可獲獎。獲此獎不僅是對作家個人創作的認可，更是對一個國家創作水準及在世界文壇影響力的肯定。同時，每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的文學價值和其傳達的社會價值觀也會受到世界范圍的關注，成為各種文化互相了解和交流的平臺，對未來文學創作具有導向作用。

從2005年開始設立國際獎的英國布克文學獎（Booker Prize）是當代英語小說界的重要獎項，只要其作品以英文或有英文譯本發表，任何國別、民族均可獲獎。中國文學評論家研究此獎項的意義同樣不可低估，因為一可提高對世界文學影響巨大的美國文學作品的文學鑒賞力與文化修養，二可以其為鏡，與中國文學進行比照研究。

始于1981年的中國茅盾文學獎是中國作協主辦的中國文壇最高榮譽之一，對中國文學具有導向性，它以其權威性、公正性推出了很多思想內容深刻、審美意蘊豐厚的長篇小說作品。此獎鼓勵在繼承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和借鑒外國優秀文化基礎上的探索和創新，但其雖代表了當代中國文學的最高水準和主流傾向，卻沒有設立國際獎項，在中國政治經濟地位蒸蒸日上的今天，是否應考慮將其推向世界，通過鼓勵不同國別、不同種族的文學者參評來加速中國文學獎項與世界文學獎項的接軌，并達到促進中國文學更快更直接接軌世界文學的終極目的。

二、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之于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

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滿足了中國長期以來對諾貝爾獎的渴望，肯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成就。一個有著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今天才終于有人登上世界文學大獎的領獎臺，這既肯定了作家整體創作水平，又為他們進一步提升創作水平，躋身世界文學創造了機遇。反映了以莫言為代表的中國作家在其反映社會文化價值取向，把握普遍人性以及處理作品寓意方面必然具有其與世界文學接軌的深層內涵。通過對比研究莫言作品與國際重要文學獎項，將進一步得出當代世界文學觀念流變特征，并為中國文學融入世界文學開辟道路，起到促進更多的中國作家獲得其它各項重要國際文學獎項的作用。

改革開放加速打開的全球化語境，使中國當代文學不再是區域性的文學現象，在更多的交叉點上，人們思考著共性和獨立的文學問題。文學藝術須具有地區特色，具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符號和表征方式，但是同時還應兼具共性。“這個共性就是文學藝術所包含的所謂的這種普適價值。所謂的普適的價值，實際上就是人的共同性，人性當中的共同的部分。就是我們讀托爾斯泰的書，會被里面人物的命運所牽動，會為里面人物的命運所痛苦、所喜悅”，莫言說，“我想能夠把這樣一種被全人類都能夠理解的情感表達出來，這個作品就具有了這種所謂的普適價值、共同性。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是這兩方面的結合，一方面既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另外又具有這非常強烈的普適價值、共同性。”

由此，從文學批評和創作的角度來看，莫言無疑給所有的中國作家指明了努力方向。其身后必然會有更多的敢于直視內心、文學表現兼具世界共性和民族特性的中國作家獲獎。

三、研究國際重要文學獎項促進接軌

關于重要國際文學獎項的研究由來已久，其中包括關于獲獎作家生平的人物傳記式研究，對歷年獲獎作品的綜合性、階段性的回顧和反思，還有部分學者從國別或性別文學的角度研究獲獎作家、作品，以及從頒獎詞中分析歸納評獎委員會的頒獎傾向如重視民族性，創新性，關注人類生存狀態等。大多數文學評論家以獲獎作者及其獲獎作品本身切入進行單純性文學批評，而作者認為從不同社會時期國際重要文學獎項的評判標準切入，結合作品研究國際重要文學獎項更易解讀獲獎作品的深刻內涵或剖析獲獎作品所反映的社會性、思想性、哲學性等。研究獲獎作家作品對于本國本民族文學的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不言而喻，而結合研究國際重要文學獎項的意義更加不容忽視。

本文認為以我國作家莫言《紅高粱》系列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為契機，結合國際重要文學獎項，研究當代世界文學流變及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可以促進中國文學與世界重要文學獎項更快更廣的接軌，使中國文學更快更廣完成中國文學向世界文學的跨越。

參考文獻

[1] 近十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取向[J]. 王遼南，當代外國文學，2005.10

[2] 例談中國文學走不出國門的關鍵問題[J]. 王建寧，文學教育，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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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國人最關切的還是哪些“黑頭發黑眼睛黃皮膚”的“龍的傳人”能夠在諾貝爾的舞臺上“為國爭光”，但是面對自然科學獎項和人文科學獎項又常有不同的評價標準，討論時按照族裔還是國籍也常常概念混亂。于是每年到了諾貝爾頒獎季節，輿論常常莫衷一是，公知亦常百辯莫言。今年好了，中國籍兼又中國裔的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很多糾結都迎刃而解了。

在我心目中，如果不考慮中國作家中文寫作被翻譯成英文和瑞典文的數量和質量等因素，其實有比莫言更當得起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比如前兩年還在世的史鐵生以及現在仍堅守文學精神的幾位鳳毛麟角。但這不是說、也不該說莫言就不夠得獎水平，我們還是應該為他大聲喝彩。這就像運動員參加奧運會，最終拿到金牌的不一定是水平最高的，但一定是水平相當高的。在較高水平之余，誰能最終勝出就要看天時、地利、人和之類的運氣成分了。

不過當我們由衷地為莫言的獲獎感到高興的時候，當我們慶幸中國文學終于可以擺脫諾貝爾文學獎的酸葡萄心理的時候，也不可不察：在這風光的背后，其實還有很多大眾莫言的隱憂。

我們可以預期接下來出版界會掀起一場莫言作品再版甚至全集化的熱潮，可是有多少中國人真正讀過莫言的主要中文作品？很多國人對莫言的了解還是來自四分之一個世紀前那部大紅大紫的里程碑式電影《紅高粱》；很多國人聽說過莫言恐怕還是來自前些年他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引起的種種爭議；很多年輕一代中國讀者更是沉溺于輕松、膚淺、虛幻的時尚閱讀而對莫言這等深厚而沉重的寫作不屑一顧……在一個缺乏優秀讀者的國度，再優秀的作家也是沒有知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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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獲諾貝爾獎，這是世界最高文學獎項對其文學成就的一種肯定，但他身上有沒有值得質疑、批評與批判的東西呢？當然有，公眾完全可以質疑、批評與批判。但不能抹煞莫言的文學成就，尤其是在他領獎的這一刻，這是一個值得和需要肯定與贊美的時刻。

既然瑞典文學院把諾獎授予莫言，就意味著其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打動了他們，這代表了中國文學的影響力。現在奏響的《阿拉丁組曲之中國舞曲》，隱喻著西方對中國的諸多想象，有美好的，或許也有不美好的，個中意味難以言傳。而莫言以其文學作品回應了西方對中國的想象，這種回應受到諾獎評委們的肯定，證明作家莫言獲得了世界的某種接納。莫言的成功，多少也算中國人的成就。

把莫言置于一個較長歷史時期來看，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莫言獲得諾獎的意義。歐洲人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大致始于十八世紀伏爾泰等人對元雜劇《趙氏孤兒》的翻譯、改編與上演，這個劇本當時轟動歐洲，激發了西方對中國的美好想象。此后三百年間，歐洲把中國描述成一個野蠻、愚昧、骯臟的國度，對中國文化自然充滿了鄙夷和不屑。而莫言跨越二百多年的歷史斷層，以其文學作品接續了一種跨國前緣。

有些人無視莫言的文學成就，用一種近乎偏執的政治標準審查作家，把他說得一無是處。他們杜撰了一種所謂的“諾貝爾倫理”，“要求受獎作品能深刻地表達普世價值的信念”，說穿了就是政治上站隊。說“諾貝爾倫理”是中國人杜撰的，是因為從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及其作品中，根本就看不出這么一種“諾貝爾倫理”。讀法國詩人圣瓊·佩斯、西班牙詩人希梅內斯的詩作，其中多的是風花雪月，這也是一種“普世價值”，卻與政治沒有直接關系。法國作家紀德、加繆的作品充滿哲學意味，也無關政治。甚至美國作家海明威書寫戰爭，也極少刻意地政治表達。用一種無中生有的“諾貝爾倫理”貶低莫言，一是無知，二是自以為是。

當代中國處于一個社會、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的轉型期，人們普遍期待政治革新，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歷史課題。公眾有權利用文藝形式進行政治表達，但把政治標準強加給文學和其他藝術形式，肯定是不可取的。很多人放棄文學的審美價值，醉心于其政治功能，實際上是人的藝術審美權利的異化。有些人對小說并沒有多大興趣，卻總愛拿極端枯燥乏味的《1984》說事兒，這種文學趣味本質上是扭曲的。也許正是社會扭曲了人，作為某種個體趣味來保持和強調，這并無不可，不過不能把個人趣味強加于人，更不能要求所有文學家都寫《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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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生于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是杰出的化學家、工程師、發明家、企業家。他一生共獲得技術發明專利355項，其中以硝化甘油制作炸藥的發明最為聞名。他不僅從事發明研究，而且進行工業實踐，興辦實業，在歐美等五大洲20個國家開設了約100家公司和工廠，積累了巨額財富。

1896年12月10日，諾貝爾在意大利逝世。逝世的前一年，他留下遺囑，設立諾貝爾獎。經過幾年的籌備，1900年6月，諾貝爾基金會成立，并于次年諾貝爾逝世5周年紀念日，即1901年12月10日，首次頒發諾貝爾獎。自此以后，除因戰時中斷外，每年的這一天，分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和挪威首都奧斯陸舉行隆重的授獎儀式。

諾貝爾遺囑

諾貝爾在遺囑中，把大約100萬瑞典克朗贈與十多名親友，余下部分（3100萬瑞典克朗）用于設立諾貝爾獎。遺囑中關于諾貝爾獎的內容如下：

我，簽名人阿爾弗雷德·伯納德·諾貝爾，經過鄭重的考慮后特此宣布，下文是關于處理我死后所留下的財產的遺囑：

在此，我要求遺囑執行人以如下方式處置我可以兌現的剩余財產：將上述財產兌換成現金，然后進行安全可靠的投資；以這份資金成立一個基金會，將基金所產生的利息每年獎給在前一年中為人類作出杰出貢獻的人。將此利息劃分為五份，分配如下：

一份獎給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發現或發明的人；

一份獎給在化學上有最重大發現或改進的人；

一份獎給在醫學和生理學界有最重大發現的人；

一份獎給在文學界創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最后一份獎給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

物理獎和化學獎由斯德哥爾摩瑞典科學院頒發；醫學和生理學獎由斯德哥爾摩卡羅琳醫學院頒發；文學獎由斯德哥爾摩文學院頒發；和平獎由挪威議會選舉產生的5人委員會頒發。

對于獲獎候選人的國籍不予任何考慮，也就是說，不管他或她是不是斯堪的納維亞人，誰最符合條件誰就應該獲得獎金。我在此聲明，這樣授予獎金是我的迫切愿望……

這是我唯一有效的遺囑。在我死后，若發現以前任何有關財產處置的遺囑，一概作廢。

每項獎包括一枚金質獎章、一張獎狀和一筆獎金，獎金數字視基金會的收入而定。

評選獲獎人的工作是在頒獎的上一年的初秋開始的，先由發獎單位給那些有能力按照諾貝爾獎章程提出候選人的機構發出請柬。評選的基礎是專業能力和國際名望；自己提名者無入選資格。候選人的提名必須在決定獎項那一年的2月1日前以書面形式通知有關的委員會。

從每年2月1日起，6個諾貝爾獎評定委員會——每個委員會負責一個獎項——根據提名開始評選工作。必要時委員會可邀請任何國家的有關專家參與評選，在9～10月初這段時間內，委員會將推薦書提交有關頒獎機構；只是在少有的情況下，才把問題擱置起來，頒獎單位必須在11月15日以前作出最后決定。委員會的推薦，通常是要遵循的，但不是一成不變的。各個階段的評議和表決都是秘密進行的。獎只發給個人，但和平獎例外，也可以授予機構。候選人只能在生前被提名，但正式評出的獎，可在死后授予。獎一經評定，即不能因有反對意見而予以。對于某一候選人的官方支持，無論是外交上的或政治上的，均與評獎無關，因為該頒獎機構是與國家無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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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獲獎當祝賀。無論你對諾貝爾獎持什么態度，無論你對莫言的作品持什么態度，他的獲獎都是一件喜事，值得祝賀和欣慰。暫且不說諾貝爾文學獎本身的影響，就是任何一個國際獎項能夠得到專家、國際社會和中國政府的共同認可，如此共同和普遍的叫好，僅此一點就十分不易。《紐約時報》說在過去10年，莫言是被出版商偏愛的3個作家之一，以此用來打破批評家所指出的諾貝爾文學獎被歐洲作家壟斷的局面。

毋庸置疑，莫言或將對中國人精神生活層次的提升和文學的復興起到一定作用。據報道，莫言獲獎后其書在世界各地熱賣，正在法蘭克福舉辦的書展即掀起了一股莫言熱。中國內地尤其如此，舊書斷貨新書加印，據說《我們的荊軻》已由起印幾萬冊到幾十萬冊——這比荒唐至極的“張悟本之流”或是各種神壇的“心靈雞湯”熱賣要好得多。

祝賀之余，也當反思。比如中國文學，包括中國所有的優秀精神產品該如何向國外推銷。長期以來，我們不少文藝家熱衷于自戀、喜歡自己跟自己玩兒，所以，盡管我們做了很多事情，這其中包括鐵道部用1800萬元制作宣傳片，不說其涉嫌違規腐敗，就說其作品本身之粗糙又能讓世界對中國高鐵的認識增添多少呢？著名未來學家奈斯比特說，你們中國做了很多好事，但你們沒有學會向世界推銷自己。現在，至少莫言的成功給我們打開了一扇窗。

還有，對當下文學的反思。在得諾獎前，莫言雖有大批擁躉，但他的知名度并不高。新浪微博微話題——《之前你知道莫言嗎？》給出一組調查數字顯示，截至10月15日，有19945位網友表示，說實話不知道莫言是誰；僅有4720人知道莫言。

值得反思的還有某些人僵化落后的思維。比如某些極端理論認為，只有堅決和政府作對才能得到國際認可，在莫言獲獎的事實面前也不攻自破了。再比如，莫言獲獎之后媒體的“一窩蜂”現象和肆意渲染無節制的炒作等現象都該值得反思。

祝賀、反思是一種應有的態度，也是一種歸位，而這里的歸位是指要回歸常識，不要掀起新的造神運動，也別上綱上線，更不要無節制地拔高。

在接受央視《面對面》欄目采訪時，主持人問：“您幸福嗎？”此時的莫言好像還是一如既往的魔幻。他竟然只回答了三個字：不知道。主持人又問：“絕大多數人覺得您這個時候應該高興，應該幸福。”莫言：“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體健康，精神沒有任何壓力才幸福。我現在壓力很大，憂慮忡忡，能幸福嗎？……”莫言真實質樸的回答正是一位智者對所有大起大落時的理性歸位。

歸位還包括每一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對莫言作品的喜歡與不喜歡。莫言是文學家，創造的是藝術作品，對此，我們完全可以有選擇喜歡與不喜歡的自由，大可不必因其獲獎就裝喜歡、附風雅。今天，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仍然不喜歡莫言的作品，但絲毫不影響我對他的尊重，這當是一種歸位。

既然莫言獲獎是一件值得祝賀、值得反思、值得歸位的事情，那么，我們的每一個人，尤其是文化工作者還應當做些什么？

我認為，一個負責任和有良知的文化工作者應當結合自身的職業特點和藝術所長，將莫言的作品和精神進行宣傳和弘揚。諾貝爾評委會給莫言作品的頒獎詞是“用魔幻般的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和現代融為一體”。很遺憾，我看到的所有對莫言作品的文學評論中至今還沒有超越這個頒獎詞，達到我所期待的高度和深度。因而，我希望在熱鬧的喧嘩之后，能夠浮現出有獨特見解的中國內地評論家對于莫言的評論。

當然，我也期待社會學家和不同研究領域的專家能夠對莫言作品折射出的那一個扭曲的，甚至是荒唐的時代所給予理性的闡釋以及有思想的剖析。我支持語文出版社中學語文教材部擬將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編輯到高中語文的選修教材讀本中，我也會盡自己所能，努力將中國近當代更多優秀作家的優秀作品推廣到學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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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與諾獎的緋聞，最早源自魯迅。1927年，瑞典文學院院士斯文赫定到中國考察時，與劉半農商量準備推薦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被魯迅婉言謝絕。魯迅認為自己沒有資格，中國也無人有資格，不愿因黃種人被特殊照顧，也不愿因得了這獎，日后不免做起官樣文章。“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后能否創作，尚在不可知之數。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字，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此后被提名的還有林語堂、老舍、沈從文、巴金、王蒙、李敖和北島。諾貝獎提名并不困難，世界各國的高等院校文學教授和語言學教授都有資格做提名人，但最終獲獎還需重重篩選。老舍的兒子舒乙說如果不是老舍在1966年在太平湖投水自殺，就會獲得196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結果讓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撿了便宜。這一說法尚未得到證實。而馬悅然曾透露，如果沈從文不是在1988年5月逝世，一定能在該年獲獎。這話本不應說，按規定，任何與諾貝爾獎有關的事都有50年保密期，馬悅然的話目前也未得到驗證。真真假假，屢屢與諾獎失之交臂強化了焦慮與渴望。

2012年10月11日，莫言獲得諾貝爾獎成為年度最大事件，大大刺激了整個國家的神經，新聞聯播插播，領導高調祝賀，各類媒體均置以頭條，圍繞著他的爭議也達到沸點。一部分人的分歧在文學，而圍繞莫言最大的爭議在文學之外。接踵而來的是各種喧囂騷動，啼笑皆非。一夜之間，出現了許多印有“莫言”字樣的T恤、馬克杯、紙扇，莫言家鄉花生、泥老虎、洗碗巾等各種物品，要價不菲，比同樣商品能貴上十倍。“莫言簽名信封”、“莫言真跡”簽名書也在網上熱賣，真假難辨，動輒標價數千甚至上萬元。他的家鄉放言斥資6..7億弘揚紅高粱文化，接著就辟謠指責媒體夸大其辭，接著媒體就反擊說報道屬實，證據確鑿愿意當面核實。人們以搶購傳說中即將緊缺的食鹽的熱情搶購莫言的文集，而2012年10月11日之前的二十多年里，這些書都一直靜靜地呆在書店里，鮮有人問津。傳媒集團股價上漲，出版商欣喜若狂，獲得了諾貝爾獎的莫言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應。一切都如此亢奮，一切都與文學沒什么太大關系。

魔幻現實vs現代性缺乏

頒獎詞稱：莫言將現實和幻想、歷史和社會角度結合在一起。他創作中的世界令人聯想起福克納和馬爾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時又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點。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佩爾·韋斯特伯格說莫言的作品中關于愛、自然和善良的描寫同極其暴力、殘酷、血腥的描寫一樣精彩難分高下，大量對現實的批評，尖銳性在世界文壇罕見。他創作視野寬闊，充滿想象力，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在作為文學院院士的16年里，沒人能像莫言那樣打動自己。寫過《莫言評傳》的作家葉開是莫言的積極擁躉，他認為莫言以獨特的“殘酷敘事”建立了一個隱秘的文學王國，是其小說內容的尖銳刺激和語言的恣意令他的作品始終處在爭議的旋渦。而德國漢學家顧彬是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莫言小說長期不斷的嚴厲批評者。顧彬認為，莫言是一個“非常落后”的小說家，他仍舊在用章回小說的傳統方式寫作，其作品徹底缺乏現代性。自普魯斯特和喬伊斯以來，現代小說已經不這么寫了。擁有現代性的小說家不會再單純地講故事，因為所有的故事已經講完，作家應該集中到一個人——而不像莫言這樣仍然在野心勃勃地動輒寫幾十個人，一個村莊，扮演全知全能的上帝角色。他認為莫言是一個認真、內心開放的人，但能獲得諾獎，很大一部分是因為葛浩文的翻譯。葛浩文這樣的譯者深知原文缺陷，翻譯非常巧妙，不是逐字逐句逐段，而是整體翻譯，很好地規避了作者的弱點。他的閱讀經驗是，經常會慕譯者的名去選擇閱讀，很多國外的出版社也會因譯者的知名度而追隨他的選擇。“葛浩文”的商標使得莫言在英語世界獲得了空前影響力。中國有很多更好的作者，如果葛浩文選擇翻譯王安憶，也許機會就給了王安憶。莫言的主要問題是沒有思想，今年諾獎頒給莫言，也許是某種政治因素起了作用。

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肖鷹認為莫言是一個精明的投機者，也許私德不差，還蠻憨厚，但對政治缺乏常識，和張藝謀是天生一對，把中國最土的一面呈現出來，諂媚西方特有的視角。中國文人，多數軟骨頭，對政治比較無知，大概是信息缺陷，知識結構缺陷，也是人格扭曲。莫言是他早就放棄希望的作家，后期不僅文才枯竭，敘事極度不能自拔，而且侍權媚貴。另他撞碎眼鏡的瑞典學院，在“崛起的中國”高壓下終于沒有 holding，這些年事過高的評委老爺們在2012年選擇莫言，一是為西方（尤其是美國）發現“東方中國”：丑惡而野蠻；二是為中國政府嘉獎的官員作家正名，準確講，是為中國政府的文化政策正名。莫言正是盤踞在這兩個坐標交匯點上的奇魁，不二人選。“1968年，瑞典學院選擇川端康成，是選擇了日本文化峻冷的優雅與恬和——川端康成的獲獎演講是《我的美麗在日本》；然而，2012年，它用諾獎包裝一個渾身膿瘡的鄉痞作家來為中國文學做世界正名的時候，它無疑是在羞辱中國文化最后的良知和智商！在當前那些政績官員和捐客評論家們打雞血式的諾獎熱中，保持沉默是唯一適當的表示。正是這些中國人，在2012年10月11日19點以前，還在“為中國”聯手抵制和詛咒“諾獎”。中國文學薪盡火傳至于今，難道真的除了官辦就是洋辦？”

篇9

這幾天，圍繞莫言能否獲獎，爭議很熱鬧。即使此刻莫言獲獎了，爭議或許還將持續。

無論喜不喜歡莫言的作品，都不得不承認，莫言是一個有才華的作家，莫言是一個有許多好作品的作家，莫言是一個被許多人喜歡的作家。文學獎項就是這樣，無論來自國際還是國內，都只是一個評價。只要這個評價，是有基本標準的，評價過程是基本公正的，那這個文學獎項就值得尊重，這個獲獎的作家就值得尊敬。

獲得諾獎，是對莫言這么多年的努力，是對這么多優秀作品的一個極大肯定。一定意義上，這也是對中國文學的一個肯定。這些年來，輿論對于文學有著太多的期望，期望難以實現之下，也產生了太多的失望。很多人感慨，中國文學缺少真正的充滿思考的現實主義力作。這樣的遺憾，不會隨著莫言的獲獎，而一舉消散。但我們必須看到，遺憾中依然有著欣慰，現實中存在著這樣一些作家，他們在努力地思考著，在認真地寫作著。這個稍稍浮躁的文學圈，并沒有完全改變作家們的操守。那些可以被稱為良心的作家，那些可以被稱為精品的力作，或許有點微弱但依然客觀地存在著。這就是一個真實的文學，就是一個真實的中國，紛繁復雜中，永遠都有著希望。

莫言獲獎的意義還在于，它讓我們從此多了一份從容。這個獎項，更多是莫言個人的突破，更多是對莫言個人的承認。但文學是一種心靈事業，它是記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心靈旅程的風景和思考。在很長的時間里，我們講要淡看諾獎，但真正的淡看，取決于曾經達到高度，或者可以達到高度，是一種俯視角。這種平淡和自信的心態，因為莫言的獲獎，而有了更多表現機會。平常心看待諾獎，自信地面對世界，從此有了更多底氣。

篇10

越來越多的人沉湎于簡單輕松的流行性文化消費，放棄了讓頭腦從事思考的精神功能。這樣的時代，注定會是一個蒼白的時代。

每一個時代都有特定的大紅大紫，無論千年前的洛陽紙貴還是現在的暢銷流行。看一個人的言談舉止，可以讀解他的內心；看一個時代流行什么，也正可以讀解這個時代的心情。

好了，現在言歸正傳：我們眼前同時出現了兩個大紅大紫的流行樣本——剛剛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和一首名叫《江南Style》的神曲。同樣的流行表象之下，本質上卻是大不相同的“物種”，讓我們只好感嘆這真是一個百花齊放的時代。

莫言的小說創作已經歷時三十年了，而且卷帙繁浩、氣象萬千、風格奇詭。可是除了少數文學評論者和先鋒小說發燒友，并沒有多少人真正讀過莫言的多數主要作品。很多人聽說過莫言，只是因為當年那部大紅大紫的里程碑式電影《紅高粱》。而且那部電影事實上只是借用了同名小說原作的部分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根本沒有深度挖掘出小說原作的精神內涵，更無法詳盡展示莫言獨特的寫作手法和語言風格。如果不是每年都鬧得沸沸揚揚的諾貝爾文學獎今年忽然花落莫言，把這根“民族自豪感”的神經撩撥得格外興奮，他會一直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先鋒派小說家，有一定知名度，卻沒有鋪天蓋地的流行性。

與莫言三十年的勤奮筆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首不過三個月的韓國神曲《江南Style》及其形形的MV版本。就這樣一個內容膚淺蒼白、形式花里胡哨的“作品”，居然風行五湖四海，創下一系列網絡時代的傳播紀錄，繁衍出千奇百怪的模仿秀，攪動得“環球同此涼熱”。若論傳播的頻率和受眾的人次，《江南 Style》足以令莫言難望項背。可是對比二者作品表達的內涵，《江南Style》完全不值一提。

這大概就是在互聯網時代你不得不面對和接受的殘酷現實。深厚而沉重的寫作會被互聯網的泡沫完全淹沒，只有極個別如莫言這等“幸運兒”能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偶然露一下頭，更多的時候、更多的人都耽于毫無意義卻簡單輕松的《江南Style》之類。

簡單輕松并沒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一切文藝創作和文化消費都指向簡單輕松，那么人類社會終會在精神生活領域退化成一個超級大豬圈。幾千年來，各種門類的文學藝術創作都承擔著精神思考和心靈啟迪的功能，大量經典文藝作品共同呈現著人類文明的燦爛輝煌。現而今，互聯網忽然敞開大門，像一個巨大的黑洞，吞噬著人們的靈魂。越來越多的人沉湎于簡單輕松的流行性文化消費，放棄了讓頭腦從事思考的精神功能。這樣的時代，注定會是一個蒼白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