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汜論訓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淮南子汜論訓，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形容水少的成語：牛蹄之涔。

牛蹄之涔釋義：涔，雨水。牛蹄印中的積水。形容水量極少。也比喻處在不能有所作為的境地。

出自《淮南子汜論訓》：“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鳣鮪?！薄痘茨献觽m真》：“牛蹄之涔，無尺之鯉?！北敝茆仔拧稙殍焦屪趲煴怼罚骸皼r復一枝倦曲，終危九層之臺；一股涔蹄，必傷千里之駕?！?/p>

（來源：文章屋網 ）

篇2

狂犬病自古就有，最早的記載可追溯到公元前2300年，美索不達米亞的埃什努納法典中有關于狂犬病的條款。在我國，早在春秋時代的《左傳?襄行志》中就有關于病犬咬傷引起人感染狂犬病的記述。西漢淮南王劉安等編撰的《淮南子?汜論訓》中也有“因a狗之驚，以殺子陽”的記載，說明鄭國臣子陽之死，是被狂犬咬傷導致的，這是我國歷史上被狂犬咬傷致死的最早病例記載。

歷史上世界各地都曾發生過多次狂犬病大的流行，動物感染發病后攻擊人類，給人們的心理帶來極大的恐慌。

盡管歷史上狂犬病對人類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危害，但是直到18世紀，對狂犬病的研究和認識才取得重要的進展。1804年病毒學家Zunke將狂犬病的唾液接種在健康犬的傷口處，導致犬發病，還可以傳染給家兔等，證實了狂犬病可以通過唾液傳播。直到1885年，法國偉大的生物學家巴斯德才真正找到了克制狂犬病這顆“子彈”的防彈衣，首次研制成具有保護性的抗狂犬病疫苗，由此人類對狂犬病的認識和預防產生了歷史性的轉折。

如今，歐美國家和日本等少數亞洲國家通過數年的免疫措施的采取，嚴格犬的管理和進口動物檢疫，人和犬的狂犬病均得到了有效控制或消滅。但是，世界衛生組織（WHO）調查顯示，當前狂犬病仍在全世界2/3以上的國家和地區有流行，每年世界狂犬病病例約5萬人左右，其中98%發生在亞洲。全世界年發病率在100以上的國家有8個，其中6個在亞洲，1個在非洲，一個在南美。

在我國，狂犬病的發病數及死亡數一直在每年1000人左右，僅次于印度，居全球第二位，每年用于狂犬病防疫的費用超過100億元。從發病的地區分布上看，我國狂犬病疫情主要分布在人口稠密的華南、西南、華東地區。從人群分布上看，可概括為“三多”：農村地區病例較多、男性病例較多、15歲以下兒童和50歲以上人群發病較多。

狂犬病對人類社會危害嚴重：一是病死人數多且病死率最高。二是暴露后處置費用高。三是占用大量的社會衛生資源。四是不利于社會和諧發展。

目前尚無檢測手段可在出現臨床癥狀前診斷人和動物是否感染狂犬病，而且若不出現恐水、怕風等特異性的狂犬病體征，也很難做出臨床診斷?？袢〉拇_診基本都需要運用實驗室檢測的手段，但是通過臨床表現進行診斷對于下一步確定性診斷（實驗室診斷）和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尤為重要。

鑒于狂犬病病毒無法穿透正常的皮膚組織，可以說人類和動物本身就穿有一件狂犬病防彈衣，預防狂犬病重要的是避免這件防彈衣出現漏洞，也就是說需要我們有效地防范被患病動物或疑似患病動物咬傷，舔舐到有皮膚破損的地方，做好了這個環節，可以說就能夠遠離狂犬病的困擾。

此外，還有另外一件狂犬病的防彈衣，就是狂犬病疫苗。自從法國偉大的生物學家巴斯德發明了狂犬病疫苗以來，人類對狂犬病預防產生了歷史性的轉折，為人和健康動物實施狂犬病疫苗注射后，肌體的免疫器官能夠產生抗狂犬病毒的特異性抗體，主動中和、消除入侵體內的狂犬病毒，從而達到預防狂犬病的目的。

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倡議，到2020年消除人間狂犬病，并把每年的9月28日定為世界狂犬病日，提出了“共同努力，讓狂犬病成為歷史”的口號，而從北美、西歐、日本和南美洲的許多地區，以及亞洲部分地區的歷史經驗來看，狂犬病是可以被消滅的。

篇3

關鍵詞： 高三文言文教學 拓展閱讀 教學有效性

《高中語文新課程標準》在“閱讀與鑒賞”部分，關于文言文學習有如下表述：一是“閱讀淺易文言文，注重在閱讀實踐中舉一反三”；二是“學習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內容價值，從中汲取民族智慧”。高考考綱要求鑒賞作品的形象技巧，評價作者在文中的觀點態度，故而，高三文言文的學習目的應該是能“識文斷意、曉理悟情”，課堂表現應該是學生能夠積極主動地學習，獲得方法與情理體驗。

對高三學生而言，古文表達的陌生、課內篇目的有限及與生活聯系的斷層，導致學習興趣及文本情理價值無法有效實現。因此，采用拓展閱讀的方式進行高三文言文教學，成為筆者嘗試提高文言文教學有效性的一種途徑。這不僅能起到營造課堂學習氛圍的作用，而且對拓寬閱讀視野、充實寫作材料極為有益。

筆者探索的方向有兩個，一是以內容的關聯為考量，主要達到“識文斷意，激發興趣”的目的；二是以義理的沿襲為考量，主要達到“曉理悟情，拓寬視野”的目的。

1.內容的關聯性拓展

內容的關聯性指選取內容相近或主題類似的文章，在拓展中調動學生主動性，達到理解內容、歸納學法、在閱讀實踐中舉一反三的目的。以2010年高考天津卷的文言文《葉限》、方柯《童話故事文言版之灰姑娘》為例：

《童話故事文言版之灰姑娘》選段：灰姑娘獨至榛樹下，泣曰：“榛樹榛樹，祈請助吾，榛葉搖搖，賜我華服。”小鳥予之金銀織衣并絲履?；夜媚镆轮?，至于王庭……父母與姊皆不能識，以之為異國公主……灰姑娘終設法脫身，匆忙之中，失其左履……王子命予之履，履合其足，天衣無縫。

《葉限》選段：女伺母行遠，亦往，衣翠紡上衣，躡金履。母所生女認之，謂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覺，遽反，遂遺一只履，為洞人所得。母歸，但見女抱庭樹眠，亦不之慮……國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竟無一稱者……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葉限，令履之而信。

《葉限》選自《酉陽雜俎?支諾皋》，被楊憲益先生稱為“中國版灰姑娘”，文本閱讀尚有一定難度，方柯版語言淺顯易懂，童話情節的熟悉感和文言語言的新鮮感碰撞，激發了學生濃厚的學習興趣，有此版本打基礎，學生對葉限版的畏難情緒降低許多，小組合作動力十足。同時，在文言學習中自主建構知識體系尤其重要，筆者將教學重難點轉化成系列探究題，引導學生針對詞類活用、一詞多義（如衣、履）、特殊句式（如倒裝、被動）和高頻虛詞（如因、而、以、為）四項進行整合與分析，學生經由自主交流，進一步理解了文本，同時能夠做到舉一反三，課堂收效甚大。以此類嘗試為起點，筆者進行了后續主題式探索：成語故事與人物傳記，分期學習了“程門立雪”與《程頤傳》，“折沖樽俎”與《晏嬰傳》，“聞雞起舞”與《祖逖傳》，“智者千慮、逐鹿中原”與《淮陰侯列傳》，等等，逐步引導學生接受文言文，培養良好語感。

2.義理的沿襲性拓展

高考文言選文多通過人物的經歷展現其品性，其豐富的內涵體現了語文的人文教養價值，許多膾炙人口的名篇包含古人的思想精華，古今漢語一脈相承，是“源”與“流”的關系，那么，語文課堂完全可以通過情境聯系喚起學生的社會經驗與生活領悟，擺脫“文言文無用”論，在義理的遷移拓展中，培養正確并有創見的解讀文本能力，以讀帶寫，有效實現文言文的文化價值，使得文言教學也可以收到察古知今之效，從而進一步發展與提高表達能力。

例如2011年高考北京卷《淮南子?汜論訓》：“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公有爭國之名，然而周人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丑，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掩其大美，則天下無圣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于視，不可灼也。喉中有病，無害于息，不可鑿也……故人有厚德，無間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蓖ㄟ^周公、桓公之例，輔以目中疵、牛蹄涔、喉中病等現象，說明待人待事不必吹毛求疵，要明白瑕不掩瑜之理。閱讀文本之后可以進一步引導學生類比聯想，諸如喬布斯的偏執與創新力，電商的混雜與發展力等，以文言哲理衍射現實生活，賦予其新的生機。再如司馬光《程氏墓志銘》：“婦人柔順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齊其家，斯已賢矣；況如夫人，能開發輔導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學顯重于天下，非識慮高絕，能如是乎？”講述了女子于家于國的重要意義，引導學生拓展聯想，如孟母、文成公主、楊瀾、奧普拉等，對此前的成語與人物專題同樣進行了義理的分析與延伸，如程頤的真儒之風、晏嬰的智謀之賢等，從中學生不僅可以理解為人處世之理，而且能學到如何精巧地引經據典。

文言文不僅是歷史軌跡的記錄，而且昭示著傳統文化的底蘊。通過拓展閱讀，學生不僅能激發對文化典故的興趣，還能克服古今語言斷層難題，更能領悟文中的人性思考。在語文課上教授知識的同時，承載潤澤學生心靈、延續民族文化的責任，只有讓學生成為讀書的主人，形成“獨立閱讀的能力”，才能傳承民族文化，才能讓文言文這一獨特文學現象在當代仍煥發生機活力。

參考文獻：

[1]童亮[主編].別笑，一本正經的文言文.新星出版社，2010，07.

篇4

從漫長歷史長河中吸取經驗教訓，以服務于今天的現實需要，總是值得人們去探究的事情。本文下面將以史實為依據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歷史的特征，作些探討與論述。

（一）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思想的發展，既有連續性，又顯示出階段性的特點

我國古代社會從五帝、夏、商、周、春秋戰國直至清末，凡4000年，一直綿延不斷，既不曾發生過像羅馬帝國那樣中斷無繼的歷史悲劇，也不曾經歷西歐中世紀的黑暗時代。這就使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得以世代相傳、連續積累，并在這個基礎上走向自己的巔峰。世界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曾把中國古代各個時期的重要科技成就作為縱線，世紀年代作為橫線，制作了一幅科技發展的示意圖，它清楚地表明：無論是以前4000年，還是近500年來，中國科學技術“事實上一點沒有退步”；而是“一直在穩緩地前進”。他在《中國與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一文中還指出：“我常喜歡用一種相對來說緩緩上升的曲線來說明中國的演變，顯然這曲線比歐洲同一時期，譬如說公元二世紀至十五世紀的演變過程的曲線上升得高，有時高得多。”（注：《中國與西方的科學與社會》第65-85頁，上?？萍汲霭嫔?956年版。）我國四川大學周仲壁與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的周孟璞兩位先生在《中國近代科技落后原因初探》（注：《自然雜志》13卷11期第333頁。）一文中也以中國的自然科學大事、西歐的自然科學大事和著名科學家的人數作為縱坐標，世紀年代為橫坐標，制作了三條增長曲線，從中國的那條曲線看，同樣顯示出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增長是緩慢而連續的。然而，在4000年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春秋戰國、兩漢（尤其是東漢）與宋元（尤其是北宋）時期，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基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內外因素又都顯示出階段性的。

春秋戰國時期可以說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全面奠基時期，也是第一次大發展時代，由于新興封建制度優勝于奴隸制度，其成就不僅趕上而且超過了早期科學技術最發達的古希臘。

春秋末期出現了塊煉鐵滲碳鋼，戰國時期又出現了白口鐵處理技術，這些冶鐵技術的發明，是一個突出的標志，正是它大大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在農業方面形成了以精耕細作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傳統農業，戰國末年寫成的《呂氏春秋》，其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等篇稱得上是這種農業科技的論文開端。以都江堰、鄭國渠兩個大型灌溉工程的興建為標志，展現出為農服務水利工程設施的空前發展?！犊脊び洝分猩a工具、樂器、建筑、交通運輸、皮革制造、染色、樂器、玉器等36項專門實用工藝技術的記述，顯示了這一時期手工業內部的細密化及其技術的規范化與科學化程度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它記載了大量實用力學知識，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工程技術知識的總匯。《墨經》中包含有關于力學、光學、聲學、幾何學、邏輯學以及對物質結構的猜測等科學成就，它不僅是我國第一部幾何光學著作，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領先的，比歐幾里德幾何光學要早百余年。同時，它也是古代力學與光學論說的代表作，“力”概念的提出，光直線傳播思想的揭示，使這部著作更增添了亮麗的光彩。可以這樣說，《考工記》與《墨經》一起作為我國古代經驗科學出現的標志，是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將生產、生活實踐中取得的豐富經驗進行抽象概括的成果。

在數學、天文學與歷法方面都有了廣泛的發展與進步。十進位值制和籌算制度不斷得到完善，為后世具有中國特色的計算數學體系的形成確定了基礎。有關天象觀測的記載詳盡準確，即使在今天仍不失為天文研究的寶貴歷史資料。在地學方面，《山海經》、《禹貢》、《管子、地員》等著作的出現，標志著人們的地理知識已從地理資料的積累，上升到進行某種形式的綜合論述與區域對比，以服務于當時的政治、經濟需要。醫學方面，以《黃帝內經》等著作為代表，以人體器官整體觀、陰陽五行論與臟腑經絡學說為理論基礎，以人體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診斷等的研究與實踐為重點，兼及針灸、經絡、衛生保健等諸多方面，構成了我國特有的醫學體系的最初基礎，并在臨床上顯示出杰出的貢獻。

我國人民尋求對自然界物質本源的認識，繼五行、陰陽說之后，元氣說與原子論是兩大發展線索，它們的確立都分別肇始于這個時代的荀況與墨翟。

兩漢時期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又一高峰期，一方面，由于科技本身經過了春秋戰國的長期醞釀、積累和實踐，到這時達到了量變足以引起質變的地步；另一方面，則是社會政治上的統一與安定，經濟的恢復與持續發展，為科技活動和科技新的到來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它呈現出科技人才輩出，科技著作大批問世，科技成果輝煌，科技對生產的滲透與協調日益顯著等諸多特點。

《九章算術》以及《周髀算經》的成書顯示出以算盤為計算工具的獨特數學體系的形成，形數結合，數學算術化是其特征。今天，由于計算機的出現，算術化傾向于現代數學中的作用已日漸顯著，中國古代算術的思想與方法和現代計算機科學與技術正相融合，為此它將重新煥發青春，以嶄新的面貌重現，在數學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可以預期的。

歷法已確立了我國后代歷法體系、規范和基本內容的原始框架，而以張衡為代表對天文儀器的研制和對天象的觀察與記錄以及論天三家為代表的宇宙論則形成了中國古代天文的固有傳統。《漢書、地理志》的出現，開拓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領域?！渡褶r本草經》是我國秦漢以來藥物知識的總結，它為后世本草學奠定了基礎；《傷寒雜病論》不僅確立了辯證論治的醫療原則，而且大為充實了中醫藥體系的內容，更加切合醫療的實際應用。《汜勝之書》可以說是對農業知識的總結?！墩摵狻贰ⅰ痘茨献印贰ⅰ痘茨先f華術》、《周易參同契》、《爾雅》等書中也包含了豐富的物理、化學或生物學知識。

在生產技術方面，成為我國古代傳統特色的主要技術，像冶鐵、紡織機械、農具制造、造紙工藝、漆器工藝、船舶制造等都已出現，并達到了相當的水平。像趙過的鐵腳耬車、杜詩的水排、梯級船閘設計的原理與方法、木結構建筑風格、豎爐冶煉法、實測基礎上繪制的地圖等等都是突出的成果。造紙術更是漢代一項最重大的發明，也是我國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牛耕的推廣與代田法、區田法耕作制度的創新，則在當時條件下起到解放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推動作用。

以王充為代表的元氣論與董仲舒為代表的“天人感應”說的對立與斗爭，是我國科學思想史發展的又一里程碑，即使后者從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角度考察也有其值得吸取的精華。

宋元時期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達到高度發展階段的又一時期。

我國的科學技術自兩漢而后，經魏晉南北朝的充實和提高，到隋唐五代技術發展，并呈現一股繼續高漲的趨勢。前者對中國古代科技的貢獻，可以劉徽與祖沖之的數學、裴秀與酈道元的地學、賈思勰的農學、王叔和、皇甫謐與陶宏景等的醫藥學、葛洪的化學等為標志；后者主要有李淳風、一行等的天文學、李淳風與王孝通的數學，孫思邈的醫藥學以及柳宗元、劉禹錫等人的天人論與宇宙觀等。這種趨勢困宋元時期經濟發展、文化昌盛、理學形成、戰爭和其他需要而得到強化。統治階級為滿足自身、政權和社會對科學技術的多方面需要，通過完善教育體系，舉行多元化考試，獎勵發明創造和培養扶植科技人才等措施，助長、推動和促進了科技的發展，而安定與富裕的社會環境和發達的出版業則又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條件。求索物理，格物致知，懷疑、探索、創新的學風催促知識分子中具有務實思想的人考察和研究自然事物以及如何使之有利于國計民生。國內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國外的文化交流，也加速著科技的發展。這一切使宋元時期成為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黃金時代，不論天文、地學、生物、數學、物理、化學均有突出成就。

作為世界古代文明標志的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三大發明的出現或大規模使用均始于北宋，以沈括、蘇頌、郭守敬、李冶、秦九韻、楊輝、朱世杰、趙友欽、畢升、陳＠①、王禎、李杲、李誡、曾公亮等為代表的科技名家輩出，碩果累累，以《夢溪筆談》、《營造法式》、《四元玉鑒》、《武經總要》、《王禎農書》、陳＠①農書》、《革象新書》等為代表的科技著作紛紛面世，正是諸多尊敬的科技前輩先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不斷將宋元時期的科學技術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以宋元秦九韶、李冶、楊輝、朱世杰數學四大家為代表，使宋元數學在中國古代以籌算為主要計算工具的傳統數學的發展達到登峰造極的階段。大規模的恒星觀測，各種天文觀測儀器的研制成功把我國古代天文學推向它的發展高峰。沈括在磁學方面的成就在當時是處于世界領先水平的。金元時期的四大醫學學派和相應的醫學流派使中國醫藥學得到全面發展。以陳＠①《農書》與王禎《農書》為代表，先后總結了宋元時期的農業生產實踐經驗，后者所附錄的“農器圖譜”展示了我國古代農業生產器具方面的重要成就，成為后世記述農具圖書的范本，反映了當時農學的高度發展。宋代動植物志、譜錄的大量出現并形成出書，和宋景《歐希范五臟圖》、楊介《存真圖》所顯示的解剖學上的發展，應該說這時的生物學也是成就不小的。在這一時期，地學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元代朱思本的《輿地圖》不僅總結了唐宋以來的地理學成就，還根據實地調查，在制圖方面取得成績，其精確度已達至較高水平，成為明清時期我國輿圖的范本。杜綰著《云林石譜》的出現，反映了礦物學在宋代已較前有了很大進展。在這些學科發展的同時，諸如水利、冶金、印刷、瓷器、機械制造、建筑、紡織、交通工具、兵器等方面也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勢頭。

以張載為代表的唯物主義的氣一元論自然觀和以沈括為代表“驗跡原理”和科學方法與朱熹的“格物致知”的科學方法，無疑是哲學和科學發展到北宋時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對宋元時期的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當然，朱熹的理一元論的自然觀對當時科技的影響也是不可低估的。

明清時期雖相對于前發展勢頭明顯下降，但這一階段問世的一些著作，像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朱載育的《樂律全書》、徐光啟的《農政全書》與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記》都分別顯示其集醫藥、樂律、農業和地學大成的特點。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更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科學技術著作，不僅是我國科技史上的一顆明珠，也是世界科技史上光彩奪目的瑰寶。王夫之、王廷相、戴震的元氣本體論使張載的自然觀更臻完善和具體化。明末清初中西科學成就交融與會通的起步以及清代傳統科技仍然緩慢推進也是清晰可見的。

（二）經驗性、描述性、實用性與本土化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一個突出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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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名文化 地理環境 溫嶺

地名是人們賦予某一特定空間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實體的專有名稱。地名是一個城市的檔案館、紀念冊，是一個城市文化底蘊最重要的體現方式之一。許多看似稀奇古怪的地名都是有據可考的，只是人們往往“日用而不知”，惘然于其淵源了。而在眾多的歷史經濟文化條件的背景下，自然地理環境與地名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位于浙江省東南沿海的臺州溫嶺歷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時期，就有人類在此生息繁衍。溫嶺市地層，以新生界第四系最為發育，主要分布在平原區及海灣平原；次為中生界侏羅系上統火山沉積地層，分布在山區和沿海島嶼。因此溫嶺雖以平原為主，但也水系發達，同時也有低山丘陵。在如此多樣的地形結構的大背景下，涌現出大量與之相關的地名，主要可以分為四個類別：地緣形貌類的山岳體系地名、江河湖海類的水域體系地名、方位里程類的定位體系地名、反映動植物區類的特征體系地名。

一、地緣形貌類的山岳體系地名

地緣形貌類的山岳體系地名，是自然要素地名中最為豐富的地名，它顯示出了人類活動對自然地理環境中地形地貌要素的關注和依賴。在對周圍自然地理環境的感覺與感知中，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民族，幾乎都會不約而同地在自然地理實體中的地緣形貌所呈現出來的外表特征的基礎上，賦以恰當的聯想與想象而給予一定的地名。溫嶺素有“四山一水五分田”之稱，因此，這個對山岳有著獨特眷戀的城市，定會以她自己的方式來詮釋對山岳的熱愛與崇敬。

（一）以山、嶺為名

“下珠山”，地以山名，據清《嘉慶太平縣志》載：“下珠山涇，為金岙、翁岙、白塔水所匯處。山多圓巖碎石，故得珠山名?！庇秩纭皦]根”，地以山名，明《嘉靖太平縣志?地輿上》載：“大小烏山，在山門鄉南海中，水通花塢，舊名塢根，其海名烏洋云。”又據清《嘉慶太平縣志?敘山》載：“大濟山，在縣西二十五里，山頂有大濟堂，下即大烏根、小烏根?！?/p>

還有漁業重鎮“松門”，別名“澄川”，晉代王羲之在《四郡記》中提到：“永寧縣界海中有松門嶼，島上皆生松，故名?！币蛳岛７酪兀未谏介g設松門寨，明代改為“松門衛”，明《嘉靖太平縣志》載：“松門衛，在縣東五十里。在宋為松門寨，……城高二丈四尺，周圍九里?！毙w今址筑衛城，城墻遺跡一直保留至近代。西有蒼山，附近有伏龍、象鼻、招寶、喜鵲諸小山環抱。

溫嶺其他以山為通名的還有紫皋山、樓旗山、礁山、箬山等等，以嶺為通名的有：秀玲、帽嶺、疊嶺、風門嶺等。

例如“秀玲”，地以山名，因古時滿山翠綠如繡，原名“繡嶺”。今改為“秀嶺”。明代鄭善夫有詩“繡嶺行不極，盤山霄漢長。誰將釣渭意，同寄雁湖旁。野宿雀芋飯，巖居木槿墻。晨征莫相失，云氣正茫茫?！?/p>

山岳積淀著如此厚重的歷史，也無妨以其名為地名，傳誦于人們口中，銘記于人們心中。

（二）以嶼為名

嶼，在溫嶺方言中不讀作（yǔ），而讀作（shì）。嶼，《康熙字典》里讀（xù），今為（yǔ）?！墩f文》：“島也?！薄稄V韻》：“海中洲。”《六書故》：“平地小山在水位島，在陸為嶼?！睖貛X以嶼為名的大多作平地小山在陸解釋，即：稱小山為“嶼”。因而，以嶼為名的地名，皆以山名為地名。

“長嶼”（shì），位于溫嶺東北處，以石板出名。據明《嘉靖太平縣志?地輿上》載：“長嶼，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山自紫皋、鐵場來，率粗厲雄猛?！眲e名長市街。

“牧嶼”（shì），古稱“騖嶼”。據明《嘉靖太平縣志?地輿上》載：“騖嶼，在縣北三十里，山形如騖，故名。”“騖、牧”通讀，遂名“牧嶼”。

（三）以岙為名

岙，在《康熙字典》和《說文解字》中并無此字?！稘h語大字典》解釋為：①山中曲折隱秘處。亦指山中平地；②水灣可泊船處；③指水中小島；④地名用字。由此可見，岙為山間平地，多用于地名。

例如：“岙環”，古名“隘頑”。據清《嘉慶太平縣志?營制》載：隘頑“本名峽山，其地隘而俗頑，信國公更之?！泵駠醺臑獒h。岙環地處溫嶺東南部，是一個一邊靠海，三面環山的小山村，自古以來，到太平縣城要翻兩座山――藤嶺、姆嶺，古時便有“藤嶺騰半天，姆嶺走半年”之說。

在溫嶺地名中以岙為名的數不勝數，例如：觀岙、蒼岙、大岙、北岙、菀岙等等。

（四）以墩、埭為名

墩，《說文》釋為：墩，平地有堆。在江南水鄉這個字的使用頻率是相當高的，無錫、江陰地名中就常有這個“墩”字的出現。因此在溫嶺以“墩”字為名的地名也是不少的，如：西墩、上墩、下墩等。

埭，土壩。《玉篇•土部》云：“埭，以土水”；《正字通•土部》云：“凡埭，征稅之所。”埭是吳地古時水利系統的組成部分，以土作壩而儲水。埭又是古代官府或地方惡勢力設卡對往來船舶強行收稅（買路錢）之處。埭字入地名多集中在太湖流域，如：無錫的“胡埭、埭上”等，蘇州的“黃埭”等。而在浙南的溫嶺也有以“埭”字入地名，如“石埭、干埭、沙埭”等。如“阮家埭”，地以埭名。據清《嘉慶太平縣志?敘水》載：“長嶼溪，源出黃監山，……北流經阮家埭，南至渡頭，……埭蓋阮華筑。”

（五）以坦、坑為名

在溫嶺這個地形地貌多樣化的江南水鄉，位處空曠之地而地勢平整的，稱為“坦”。如“土坦”，除北部略有山地外，均系水網平地。還有坦里、百畝坦、坦頭、上毛坦等。而“坑”，指下凹的帶形地形，原指某一溪澗，后泛指整個地方。如：流水坑、楊梅坑、摘梅坑、界（音尬à）坑、山坑、南坑、烏坑等。

二、江河湖海類的水域體系地名

在人類適應自然環境的過程中，向來是選擇自然環境條件比較優越的水網地區居住，這是一種帶有普遍意義的居住模式。與這種近水而居的習慣相適應，幾乎所有的民族在自己的地名文化系統中都包含著大量的與居住地周圍的江、河、湖、海等水體相關的地名。在水網密布的溫嶺，人們也往往擇水而居，繁衍至今，“水”早已滲透到大大小小的鄉鎮地名中。

（一）以河為名

在河網密布的溫嶺市，“河”字也滲透于不少地名中。如“新河”，以水得名。據清《嘉慶太平縣志?敘水》載：“新河，亦名迂江。據南鑒里許，初為陶家村。明初建城，始浚河?！庇秩纭皺M河”，因廿四弓河橫貫鄉境，故名。還有“河頭”，因舊為木城河東之盡頭，故名。據清《嘉慶太平縣志?敘水》載：“松門河頭，在五都?？h境之水東行出金清自晉湖來者，由東旋南，匯白沙水出此。”“廿四弓河”，以河寬達24弓（古時計量單位）得名?！昂印弊秩氲孛倪€有：五灣河、下河、河岙、運糧河等。

（二）以溪為名

溪，山間小河?！墩f文》作“”。《漢書》卷五七上《司馬相如傳》中《上林賦》：“振溪通谷，騫產瀆?！焙蠓褐感『?。辛棄疾《稼軒詞》中的《鷓鴣天》：“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痹跍貛X這座山水城市，“溪”入地名，并不乏見。

譬如，“大溪”，地以溪名，古名“雙溪”。據明《嘉靖太平縣志?地輿上》載：“大溪小溪，在十六都，大溪自樂清大安山發源，小溪自湖霧山發源，……總名雙溪。有雙溪堂、侍郎街。宋王侍郎居安之遺址在焉。”古又稱“侍郎街”，今僅以“大溪”名之。

（三）以澤為名

澤，《康熙字典》載：“《周語》：‘澤，水之鐘也?！薄讹L俗通?山澤篇》：“水草交厝，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又光潤也。”（取部分）如“澤國”，以水得名，又名“澤庫”。據清《嘉慶太平縣志?敘水》載：“澤庫，在縣北四十里。黃巖官河自白楓來，至新橋入境，并受三坑及天黃、豎石諸水，以水所鐘，支流四注，號澤國。亦曰澤庫?！敝牡ぱ律骄驮跐蓢硟龋性姟兜ぱ骂}壁》：何必仙徑到，此山從古名。靈勝分雁宕，光氣似霞城?；⒎斤L靜，鴉歸井水清。異時聞谷口，曾此謝塵纓。

（四）以涇、渭為名

涇渭，指的是涇水和渭水?！对?北風?谷風》：“涇以渭濁，其?！薄睹姽视杺鳌罚骸皼芪枷嗳攵鍧岙悺！睕芮鍨闈?，其兩水交匯之處，涇因渭入而濁。

在溫嶺地名中以“涇”“渭”二字入地名是較為頻繁的現象。據查閱資料并相互比較，可見以“涇”字入的地名其地區的水流大多清澈，并呈一條狀，而以“渭”字入的地名大抵水網羅布，混沌不清。

以“涇”字入地名的有：長涇、五里涇、新瀆涇等。據清《嘉慶太平縣志?敘水》載：“五里涇，在水洋、江洋兩界間，自鎮東橋（俗名五里涇橋）抵念佛橋（現名現范橋），其長五里。”

以“渭”字入地名的有“菀渭、楊家渭、渭川、大浪渭”等。如“渭川”，因地處平原，村周河涇圍繞，水網羅布而得名。

（五）以浦為名

浦，《說文》釋：“瀕也?！比纭坝懰帧?，因近處舊海涂中有一條較窄的水道（俗稱水浦），常有船只經過此處取水飲用，故名。另如：東浦、西浦、水浦、團浦、橋浦等。從這些名帶“浦”字地名的命名方式來看，不難發現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瀕臨水邊，多數為河邊，有的還是河流的出?？?。

（六）以灣為名

灣，《廣韻》釋：“水曲也?！爆F在也基本解釋為：水流彎曲的地方，還有海岸凹入陸地、便于停船的地方。而對于海濱城市，有著密集的河流與長長的海岸線。因此，灣在地名中也是常見的。例如：江灣、灣下、西灣、新灣、東灣等。

（七）以渡為名

渡，《辭源》有兩種釋義：①過江河。史記秦始皇紀：“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引申為“通過、越過”?！妒酚浫辍罚骸盎搓幰咽苊鼥|，未渡平原?！雹跀[渡處，渡口。唐王維王右丞集四歸嵩山作詩：“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倍跍貛X地名中以“渡”字入地名，皆取其“渡口”之義。

例如：渡首東、渡首西、渡首南、渡南頭等。又如“渡頭南”，據清《嘉慶太平縣志》載：“渡頭南，在金清港南。”因無橋，當地行人靠渡船往返，故名。

（八）以海、洋為名

海，《辭源》釋義：“百川匯聚之處?！薄稌?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薄痘茨献?汜渝》：“百川異源，而皆歸于海?！陛^大的湖泊也叫海，如：洱海。

洋，《辭源》釋義：①眾，多。爾雅釋詁下：“洋，……多也?！碧祁亷煿趴镏囌琢骸敖裆綎|俗謂眾為洋。”②水名，即洋川。③大海。

正如《辭源》所釋義，海與洋并非一物，海是海洋靠近大陸的部分，內側是大陸，外側是大洋，而洋一般遠離大陸，由半島、島嶼、群島同海劃開，水域面積非常廣闊。

溫嶺是個海濱城市，緊靠東海，因此以“?！薄把蟆眱勺秩氲孛?，并不奇怪。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地，海與洋在同指“大?！边@一意象時是沒有區別的，可“洋”還有另外一層含義，即廣闊、多、大片。例如：茅洋，其地古時遍長茅草，草坪寬廣如大洋，故名。諸如此類的地名還有：照洋、田洋等。而其他以海字或洋字入地名的有：鎮海、靖海、聯海、寧海、江洋等。

（九）以潮為名

潮，《說文》解釋：“潮，水朝宗于海?！薄锻醭?論衡》：“水者，地之血脈，隨氣進退而為潮。”《初學記》：“水朝夕而至曰潮?！薄痘蕵O經世》：“海潮者，地之喘息也。隨月消長，早曰潮，晚曰汐。”溫嶺地名中帶“潮”的地名有“潮灌”，清《嘉慶太平縣志》記載為“潮觀”。后以潮水灌田，因名“潮灌”。還有“潮未至”，據傳其地鄰近曾遭大海潮沖擊，獨此處幸免，故名。

（十）以沙為名

以沙為地名是福建、廣東那邊的特色，然而在溫嶺也有這樣的地名，例如：新沙、北沙鑊、南沙鑊、沙頭、沙港、后沙等。

（十一）以渚為名

渚，水中小塊陸地?！墩f文》引《爾雅》：“小洲曰渚?！币凿緸槊挠校核尽纠?、渭渚（與渭連用）。

三、方位里程類的定位體系地名

方位里程類的定位體系地名，主要是指以自然環境要素中的地形、山川、河流、地理方位作為參考坐標而命名的地名。例如山的左右前后、河的東西南北、距離之間的遠近，常常成為參照點。這種地名產生得很早，它是人類對周圍環境認識逐漸加深的產物。在我國古代，始傳于戰國、成書于西漢的《春秋谷梁傳》明確提出了“水北為陽，山南為陽”的論點，并且為后世普遍接受，成為古代地名命名的一個基本原則。

這種命名方法在我國地名中屢見不鮮。譬如，“洛陽”“汾陽”的得名，分別因其位于洛水、汾水之陽（北面）； “沂源”，指的是其在沂河源頭一帶等，就是這一命名原則下的產物。同樣，我國省名中的山東、山西、湖南、湖北等，亦是如此。因此，在溫嶺地名中，采用這種定位體系命名的地名不占少數。

（一）以山川地形為參照點

“前照灣”，地處晉岙口東（前），又以山灣得名。因此，命名“前照灣”。而與其相對的則還有“后照灣”，地處前照灣西北（后），故名。

“黃膚巖咀”，因地處大岙岙口南側的山咀上，又因巖石多黃色，從而得名。

“里箬”，以地處箬山內側，并對其南之外箬而稱為“里箬”，又名“內箬”。

“嶺下堂”，地處翁岙嶺東山下，原有和尚堂，故名。

“南坑”，因地處小崗頭以南一個山坑內。

（二）以江河湖海為參照點

“南鑒”，古時鹽場、河伯、冶鑄、倉儲等官署所在地均稱為“鑒”，南鑒相對于北鑒而言，與中心村隔河相望。

“后灣上”，以地處河灣（后灣）北得名。

“河頭”，因舊為木城河東之盡頭而得名。又名下片。據清《嘉慶太平縣志?敘水》載：“松門河頭，在五都?？h境之水東行出金清自晉湖來者，由東旋南，匯白沙水出此?！?/p>

（三）以距離為參照點

“山頭頸”，因村建白峰山腰，故名。

“坎里”，因地處半山坡的山岙里（山坡俗稱山坎），故名。

“夾坑”，由于村東南兩面有車關、捕嶼，中間隔著一條溪流，故稱為夾坑。

四、反映動植物區類的特征體系地名

在溫嶺，從古代在對動植物資源的識別與利用過程中，人們往往體現出特有的價值體系。人們熱衷于以本區域生產生活中出現的有特征性的動植物作為本地區的地名，同時也會以其群體的外顯特征為依據而命名地名。而從這些以物產命名的地名中，我們就可以大致了解到該區域的動植物的生長特征或者其舊時的地區面貌。

（一）根據地區特有的動植物命名

以地區特有的動植物命名是眾多地區常用的命名原則，在溫嶺地名中，此類命名原則所產生的地名并不少見。

譬如，“桂岙”，單從字面上來看，便可聞得桂香飄千里。據清《光緒太平續志》載：“桂岙，以地多桂花，故名?！逼鋭e名“桂花岙”。

“茶園”，江南色彩很濃的一個地名，這個地名則是由于此地舊時為種茶園地，故而稱之為“茶園”。

“下軒”，其地古產海蚶?！膀馈迸c“軒”在方言里音近，諧為今名。

諸如此類的命名方式還有很多，如“摘梅坑”，因地處山坑，同時舊時盛長“摘摘梅”樹，故而得名。摘摘梅，是一種山果。

（二）根據植物群體的外貌特征命名

植物群體的外貌往往取決于在群體中那種數量最多或數量雖不太多但所占面積卻最大的種類。該種類的生長方式則決定了這一片群體的外貌特征。譬如，一片針葉樹群體，當其主體為云杉時，則群體的外形呈現尖峭突立的林冠線，若主體為偃柏，則形成一片貼伏地面的、低矮的、宛如波濤起伏的外貌。因此，根據此種植物特性，溫嶺地名中又出現以植物群體外貌特征命名的地名。

“茅洋”，據傳其地古時遍長茅草，草坪寬廣如大洋，同時又以“洋”字入名。并且又分為“上茅洋”（西）與“下茅洋”（東），中間以拖拉機路為界。

“竿蓬村”，舊時因河岸蘆荻叢生而得名，當地慣稱蘆荻為竿箬，而“蓬”則是“叢”的意思。

五、結語

在歷史的長河里，地名承載著特有的信息，見證了城市的生產發展，沉淀著城市的歷史變遷。而地名對該民族所處自然環境的最基本的客觀再現，在任何一個民族的地名系統中都被視為重要的命名方式。溫嶺獨具特色的自然地理環境在地名中毫無保留地彰顯出來，讓人們對這片熱土有著更深刻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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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自給自足還是自給性生產？

經君健同志的《試論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本質聯系》一文［①a］，撇開以往經濟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說法，試圖從一個新的思路解決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統治與商品經濟發達這種理論上的“矛盾”。他認為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歐中世紀早期以莊園制為主要內容的領主經濟的主要特點，至于以地主制經濟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封建制度，則與商品經濟有本質的聯系，從總體上說來不存在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的特點。應該說，經君健同志的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學者雖然也認為戰國秦漢以后自然經濟不占統治地位，但他們大都是從商品經濟的發展（有的甚至認為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出現）引起自然經濟的瓦解來論述這個問題的。經君健同志認為，封建地主制經濟根本不可能自給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備實現自然經濟的條件。在他看來，中國商品經濟很早就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但一直未能促進資本主義關系產生、發展，就是因為這里的商品經濟與地主經濟相適應。

認為地主制經濟不具備實現自然經濟的條件，當然也就取消了我們一開頭所說的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統治與商品經濟發達的理論上的矛盾。但這實際上并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因為它帶來了一系列新的難以解釋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經濟從一開始就與商品經濟有本質聯系，而與自然經濟沒有必然的關系，那么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類型是不是就應定性為商品經濟？既然商品經濟的繁榮和地主制經濟的發展完全適應，為什么秦漢以后歷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農抑商的思想和主張？其次，倘若說中國封建經濟結構從總體上說屬于商品經濟而不是自然經濟，為什么這種與地主經濟相適應的商品經濟一直未能促進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和發展？再有，既然自然經濟從中國地主制封建社會一開始就不占統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礙近代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發展的內部經濟因素，究竟是自然經濟還是商品經濟？這些問題，從理論上顯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釋的。

經君健同志的論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歐洲中世紀的經濟模式來套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實際的教條主義。從方法論上說，這無疑是應該肯定的。但是他對“自然經濟”范疇的界定，卻完全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歐洲中世紀早期經濟生活某些特點的論述來加以概括，而沒有考慮這些特點在中國封建社會是否也同樣存在，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論的用意。經君健同志承認，馬克思并不曾給“自然經濟”范疇下過定義。他根據馬克思的有關論述，把自然經濟的內容歸納為三點：一、經濟條件的全部或絕大部分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生產，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二、賴以建立的生產方式的條件，是要有作為農業副業的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三、產品根本不進入或只有少部分進入流通過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較小的部分進入流通過程。在經君健同志看來，“‘自給自足’是這種獨立的封閉的經濟個體最基本的特征，其他各點都是由此派生的”。也就是說，只有經濟單位的生產與消費在使用價值形態上保持平衡時，自然經濟才得以實現。他把這稱為“自然經濟平衡律”。

按照經君健同志所論述的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和必要條件來衡量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生活，當然得不出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的結論。但問題是，從馬克思的有關論述看來，能不能說“自給自足”是“自然經濟”最基本的特征？經君健同志在分析自然經濟必須具備的五個條件時，是以西歐中世紀早期的領主莊園為考察對象的。但我們知道，即使在西歐中世紀早期，完全自給自足的領主莊園為數也不多，更不用說中期和晚期了。在領主莊園之外，歐洲中世紀還有許多分散的依附農民和自由農民，他們更不可能具備經君健同志所說的自然經濟的五個條件。這就是說，如果用經君健同志所說的“自然經濟平衡律”作為衡量的標準，則不僅中國地主制封建社會，就連西歐領主制封建社會恐怕也很難說是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事實上，如果我們全面地考察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自然經濟的論述，就不難發現，他們更多地是強調經濟單位的生產或者是“為了生產者本身的直接消費”，或者是為了“封建領主的直接消費”［①b］。應該說，自給性生產才是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前者是自給性的生產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產。我們可以認為自給自足是自然經濟表現得最完整和純粹的形態，但不能把自然經濟歸結為自給自足。同樣是自給性生產的經濟單位，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以什么形式滿足本單位生活消費和維持簡單再生產的需要，可能表現出具體的差異，但這并不改變自然經濟的本質。

方行同志在《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一文中，認為小農經濟是一種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多層次結構，亦即有自給型、半自給型和交換型等不同生產類型的農戶。這個思路是正確的。但他一方面說：“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的自給性生產，超過或大大超過其商品性生產，自然經濟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質，商品經濟僅是其次要的質?！绷矸矫嬗殖姓J“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是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②b］這就不免使自己的理論前提陷入矛盾而難于自圓其說，因為“自給性生產”和“自給自足”畢竟是兩回事。

自給自足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經濟單位可以獨立實現本單位所需要的農副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生產。這種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在中國古代是存在過的?！尔}鐵論·水旱》說：“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薄痘茨献印ぶ餍g訓》說古代人君“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殖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谷者，經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上述材料雖說都帶有理想化的成份，但在春秋戰國以前，生活在家族公社和農村公社中的農民基本上可以自給自足，而與市場很少發生聯系，大致是事實。

春秋戰國時代，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社會關系的巨大變動。原先作為基本經濟單位的家庭公社和農村公社瓦解了，各諸侯國普遍形成以一家一戶為一個生產單位的個體小農農村。鐵農具的推廣和牛耕的使用是個體小農經濟形成的物質基礎，而這些生產資料卻是大多數個體農民家庭無法自給自足的。許行及其門徒號稱自食其力，“必種粟而后食”。但是他們卻做不到“織布而后衣”，而且做飯的鍋甑和耕田的鐵農具都需要用粟去交換。原因很簡單，“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①c］從戰國到秦漢，無論是農民家庭或地主田莊，與市場都有不同程度的聯系。它們的生產和生活消費，都需要通過市場得到補償和調劑。但是經濟生活的這種變化，并沒有改變大多數經濟單位仍然從事自給性生產的性質，因而也就沒有改變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基本特點。在本文往后的敘述中，我們對此將作具體的說明。

“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都是反映經濟生活運行機制的特定范疇。在經濟史的研究中，需要應用經濟學的一些范疇、模式和原理來說明問題，因為只有通過這種理論的抽象，才能深刻闡明經濟現象的本質。但是我們又要注意歷史現象是非常復雜的，不能簡單地用一些范疇、模式和原理來剪裁歷史。恩格斯說：“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保邰赾］按照這種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我們對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理解不能從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對歐洲中世紀歷史的一些論述出發，而應該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出發。自給性生產是自然經濟的本質，它并不排斥與市場的一定聯系，而是以后者為自己的補充，這就是我們對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基本認識。轉貼于 　 二、“男耕女織”：封建自然經濟的特色

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我們通常所說的封建自然經濟，主要也是就小農經濟而言的。在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發展過程中，小農的生產能力并非一成不變，相互之間也不是完全沒有差別的。有條件生產較多剩余勞動產品的農民家庭，也就有可能從事部分的商品性生產。但對于大多數的小農來說，基本上都是從事自給性生產。在封建社會前期，尤其如此。孟子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保邰踓］能夠達到溫飽的小農家庭并不多，而即使是這樣的家庭，也仍然屬于自給性生產的類型。

小農的自給性生產，具體表現為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亦即“男耕女織”的自然分工。這是中國封建自然經濟的特色。歷史文獻談到小農的生計時，經常耕織并提。《淮南子·主術訓》：“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尔}鐵論·園池》：“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鞭r民男耕女織的勞動生產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費之外，還要向封建國家繳納賦稅。有的農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專心讀書，婦女也有從事田間勞動的。如劉邦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而平時鋤草一類的勞動則由呂后承擔。［①d］東漢高鳳“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于庭，令鳳護雞”［②d］。但一般說來，男子總是農民家庭田間耕作的主要勞動力。還有的農民家庭由于某種特殊原因（如父家長死亡而子女幼小，或丈夫外出游學），婦女不得不單獨承擔維持家庭生計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婦女所從事的家庭手工業的產品，可能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要拿到市場上出售，用以換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樂羊子外出游學，思家返歸，其妻引刀以裂織相勸，“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保邰踕］樂羊子之妻所以能夠獨力奉養婆母，還“遠饋羊子”，顯然靠出售家庭手工業產品維持一家生計。但這個例子對于廣大小農家庭來說，畢竟沒有代表性。相反，孟光嫁給梁鴻，“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其后夫妻“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④d］，倒是反映了當時一般農民家庭男耕女織以自給的實際情況。

正因為男耕女織是小農經濟的基本支柱，所以封建國家維護和扶植小農經濟的政策，著眼點往往也是加強和鞏固小農的耕織結合。商鞅變法獎勵“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⑤d］。秦始皇碣石刻石夸耀統一的秦帝國“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荼恢T產，久并來田，莫不安所”。［⑥d］而秦帝國的崩潰，恰恰是由于“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⑦d］，亦即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被拖入絕境的結果。西漢一些政論家在談到秦朝滅亡的原因時，大都要指出這個深刻的歷史教訓。［⑧d］漢代皇帝屢次下詔勸課農桑，甚至親耕籍田以供宗廟粢盛，皇后則親自蠶織以奉祭服，作為編戶齊民男耕女織的表率。當時的一些“循吏”，也都把勸課農桑當作自己的一項重要任務。例如黃霸為潁川太守，“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于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⑨d］。龔遂為渤海太守，“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木畦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⑩d］。王景為廬江太守，”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①①d］。茨充為桂陽太守，“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①②d］漢代的畫像石、畫像磚和壁畫，常見有男子扶犁和婦女采桑的圖像。山東、江蘇、四川等地的畫像石，還有普通的織機的圖像。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的這些材料，都說明耕織結合的小農經濟在封建經濟結構中的重要地位。

我們說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這并不等于說當時所有農民家庭的衣著都由家庭紡績業得到替換和補充?！稘h書·食貨志》載李悝計算魏國農民的收入和支出，其中衣著費用是以貨幣計算的。可見早在戰國時代有些農民家庭已從市場購置衣服。秦漢時代當亦如此。農民衣著不可能全靠家庭生產自給，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桑麻的種植受到地理條件的限制，紡績技術的推廣則與各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有密切關系。前引《后漢書·循吏列傳》，茨充為桂陽太守“教民種植桑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闭f明在此之前，桂陽地區尚不知桑麻種植和紡織技術。同書《崔實列傳》載：“〔實〕出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實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絍、綀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笨梢娢逶綎|漢后期家庭紡績業才得以推廣。大體說來，關中、關東和巴蜀這三個基本農業區，家庭紡績業比較普遍，因而歷史文獻經常談到這些地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頗有桑麻之業”，“女工之業，覆衣天下”，等等。［①e］《后漢書·廉范列傳》載，“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褲?！闭f明成都家庭紡績業覆蓋面很廣。但即使在一些農業生產比較發達的地區，也并非所有農民家庭都存在男耕女織的自然分工。東漢初年禁民二業，劉般上疏說：“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采以助口實?！保邰趀］可見家庭紡績業不能不受到地理條件的限制。但上述這些情況，都不能否定男耕女織在全國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意義。漢武帝時，一歲之中，“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武帝東封泰山，巡海上，“所過賞賜，用帛百余萬匹。”［③e］這樣大量的絲織品，都是廣大農民家庭手工業的產品。東漢末年，曹操平定冀州后，下令“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④e］。如果說這還只是限于曹魏統治地區的話，那么西晉平吳實現全國統一之后，“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⑤e］，就足以說明從東漢后期到三國，家庭紡織業已在全國范圍內進一步推廣，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也結合得更為緊密了。 　 三、小農的經濟狀況及其與市場的聯系

說小農經濟具有自給性質，并不意味著農民的勞動生產物在維持簡單再生產和全家生活消費之后就不可能有剩余了。小農的生產條件不同，經濟狀況和生活消費的水平也會有差別。西漢初年封建國家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不少農民家庭不但可以過上溫飽的生活，而且多少有些積蓄?！妒酚洝て綔蕰氛f：“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稟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鹽鐵論·結和》也說，漢武帝即位之前，“上求寡而易贍，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蓄，縣官余貨財，閭里耆老或及其澤”。但是農民經濟狀況的改善，并沒有改變他們自給性生產的性質。漢武帝即位以前，農民和市場的聯系一般說來是比較少的?！妒酚洝ぢ蓵氛f：“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庇帧尔}鐵論·國疾》載賢良曰：“竊所以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樸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辟t良所謂“往者”，即指武帝之前。他所說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較殷實的農民。這一幅生活圖景，正是與市場較少聯系而自給程度較高的小農經濟的寫照。

漢武帝時期是西漢社會經濟由盛轉衰的時期。這個時期一方面由于社會財富的增長，出現了商品經濟繁榮的局面；另一方面隨著貧富分化的加深和封建國家賦稅徭役的加重，出現了大批農民破產外出流亡。有的學者從農民的“背本趨末”，得出了自然經濟已經解體的結論。我們很難同意這樣的觀點。因為所謂農民“背本趨末”，并不能理解為農民都去從事商業活動，更不能認為他們已經從自給性生產轉為商品性生產。昭帝始元四年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睅煿抛ⅲ骸傲饔?，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保邰賔］說明離鄉外出的農民，很多是從事暫時性的雇傭勞動。恩格斯在談到古代的雇傭勞動時說：“那時雇傭勞動是一種例外，一種副業，一種救急辦法，一種暫時措施。不時出去打短工的農業勞動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幾畝土地?！保邰趂］漢代許多外出庸作的農民，也具有這種性質。他們所從事的雇傭勞動，只是彌補生計不足的一種“暫時措施”和“副業”。一般說來，過一段時間以后還是要回鄉務農的。即使有些人從事只需少量資本的販運性商業，也都帶有暫時性和季節性的特點。他們并沒有完全脫離農業勞動，與其說他們是“背本趨末”，不如說是“以末補本”。有些從事販運性商業的農民，其實也是雇傭勞動者。居延漢簡所載“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③f］，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例子?？芏髟菨}川昆陽市南里人，寄居居延，簡文稱他為“客民”。甲渠令史華商、尉史周育本當為鄣候粟君載魚去觻得出售，他們因故不能去，雇用寇恩與粟君的妻子同去，約定“載魚五千頭”，“賣魚沽出時行錢*[原字廿加廿]萬”。但是到了觻得之后，賣魚所得不足四十萬?？芏靼言瓉碚労媒o他作為僦值的一頭黑公牛賣了，湊成*[原字廿加廿]二萬給了粟君妻子，尚欠八萬?；貋砗?，寇恩以粟君雇他兒子捕魚應得的庸值相抵，認為粟君還應給他兒子庸值余谷六石一斗五升?？墒撬诰唤o，反而向居延縣廷告寇恩負債。寇恩為粟君去觻得賣魚，帶有包銷的性質。但他并沒有能夠獲利，反而是把自己和兒子的工錢都賠了進去。這個事例，有助于我們了解漢代那些所謂“背本趨末”的農民的實際情況。

商品生產的基礎是社會分工。秦漢時代專門從事園圃業和畜牧業的農民基本上屬于商品性生產，因為他們生產的目的是為了交換。秦漢之際的召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④f］。像召平這樣的種瓜專業戶，當然就屬于商品性生產的農戶。但是從事谷物種植業（這是農業生產的主體）的農民，情況就不一樣，他們生產的目的并不是為了交換，而是為了養家糊口。以種植谷物為生的廣大農民家庭，并不具備從事商品性生產的條件。即使有些農民家庭有可能把剩余產品拿到市場上出售，我們也不能把這些農民家庭列入從事商品性生產的經濟單位，因為他們出售的剩余產品不但是很有限的，而且這種交換行為是不經常和非預定的。晁錯在談到農民生活的困苦時說：“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保邰賕］農民為了應付水旱之災和封建賦斂，有時不得不把有限的剩余產品乃至一部分必要產品拿到市場上出售，他們的這種交換行為并非經常和預定的性質是十分明顯的。

秦漢時代廣大農民之所以只能從事自給性生產，而不能從事商品性生產，這是小農經濟低下的生產能力所決定的。戰國秦漢時代糧食的單位面積產量，由于土地豐度不同，加之當時畝制和量制都有大小之別，史書記載出入較大，要得出精確的估算有一定困難。以漢代而言，大致說來，平均一小畝可產粟2石，一大畝可產粟3石。［②g］耕種百畝（小畝）土地的農家，每年可收獲糧食200石左右。這個收入維持全家的生活是否還有剩余呢？不同經濟狀況的家庭，消費水平會有差別，但各個時代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生存消費，大體上有一個最低限度的標準。晁錯說：“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③g］從文獻記載和漢簡的有關材料，我們可以推算出漢代普通農民家庭為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消費?！尔}鐵論·散不足》說：“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薄躲釀僦畷氛f：丁男丁女“歲食三十六石”粟。王充《論衡·祀義》說：“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贝迣崱墩摗氛f，長吏及其奴從二人每月“食粟六斛”。這些記載都說明漢代成年勞力每月口糧大致需要谷三石。漢簡所載邊塞吏卒的廩食，每月基本上是粟“三石三斗三升少”［④g］，比上引一般勞力的口糧略高，這大概是因為邊塞吏卒勞動條件比較艱苦的緣故。漢簡還載有吏卒家庭成員每月的廩食標準，大女和子使男“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女和子未使男“一石六斗六升大”，子未使女“一石一斗六升大”。邊塞戍卒在服役之前，基本上都是農民，封建國家供給戍卒家庭的食糧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農民家庭為保證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食糧消費量。根據上述材料，我們可以推算出漢代不同規模和結構的農民家庭為維持全家生活所必需的糧食月消費量和年消費量。一個父母妻子型的五口之家，如果有兩個大男，兩個大女，一個使男，其糧食月消費量為12．48石，年消費量為149．76石；如果有三個大男，兩個大女，其糧食月消費為13．32石，年消費量為159．84石。一個夫妻子型的四口之家，如果有兩個大男，兩個大女，其糧食月消費量為10．32石，年消費量為123．84石；如果有一個大男，兩個大女，一個使男，其糧食月消費量為9．48石，年消費量為113．76石。漢代農民家庭的飲食非常簡單，通常是“餅餌麥飯甘豆羹”，“園菜果蓏助米糧”。在估算農民家庭最低限度的飲食消費時，我們甚至可以不考慮菜蔬，但食鹽的費用則是不可缺少的。漢簡所載官府供應邊塞吏卒及其家屬的食鹽，基本上是每人每月三升。據此估算，四口之家每月需要食鹽12升，全年144升；五口之家每月食鹽15升，全年180升。農家食鹽要從市場購買。漢簡有關于粟價和鹽價的記載，假定鹽價每斗30錢，粟價每石100錢，四口之家全年用鹽折糧4．32石，五口之家全年用鹽折糧5．4石。至于衣服費用，這是一個比較難于估算的項目，因為南方和北方需要的服裝不同，各種衣服耐穿的程度也不一樣。有手工業的家庭可以自己解決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員衣服的替換，而另外一些家庭的衣服則需要全部或部分從市場上購買。如果按照《漢書·食貨志》所載李悝估算戰國時代農民家庭全年衣食費用約為1∶1．8的比例來測算，漢代五口之家一年的衣服費用相當于82石糧食，四口之家相當于68石糧食。這樣，我們大體上可以估算出漢代普通農民家庭所需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費：有兩個大男的五口之家全年約需口糧149石，食鹽折糧5．4石，衣服費用折糧82石，共需236．4石。有一個大男的四口之家，全年約需口糧114石，食鹽折糧4．32石，衣服費用折糧68石，共需186．32石。有了這樣一些參照數字，我們對于漢代小農家庭的生產能力究竟能有多少剩余產品用于交換，就可以作出比較接近實際的估計。每年收獲200石谷物的四口或五口之家，如果只計算口糧和食鹽消費，應有富余；但如果加上衣服費用，則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而這還沒有扣除種子、農具等生產費用和封建國家賦稅的支出?？梢韵胂瘢r民怎么可能經常有剩余產品投入市場出售呢？貢禹有田百三十畝，自稱“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痹壅髡偎麨橹G大夫，他不得不“賣田百畝以供車馬”。［①h］像貢禹這樣有130畝土地的農家，尚且不能保證全家溫飽，土地不滿百畝的農民就更可想而知了。事實上，漢代農民占有土地不足百畝的很多。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的鄭里廩簿竹簡記載的25戶農民，占有土地的狀況多數是二、三十畝，最少的才八畝。其中占地最多的一家，是“戶人勝能田三人口五人”，也只有“田五十四畝”。［②h］以他家的情況來看，如果只靠土地收獲，沒有別的謀生之路，顯然也是無法度日的。

農業的副業是農民家庭的一項重要收入。農民種植谷物入不敷出，其生計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副業來彌補的。這就決定了副業的性質基本上也是自給性生產。紡績業主要是為了供給家庭成員的衣著和向封建國家繳納賦稅，果蔬種植和牲畜飼養也是為了生活和生產消費的需要。黃霸、龔遂、茨充、崔實等人在郡太守任內勸民畜養雞豚、種植果蔬和養蠶紡績等，都屬于在農民中推廣自給性副業生產的性質，而談不到是商品生產。崔實《四民月令》說：八月“趣織縑帛，染彩色。擘絲治絮，制新浣故。及韋履賤，好豫買，以備冬寒?！狈从沉水敃r一般農民家庭手工業基本上是為了滿足自身衣著替換的需要。

我們說秦漢時代絕大多數農民的生產具有自給性質，而沒有從事商品生產，這并不排斥他們和市場保持著程度不同的聯系。把農民與市場有聯系，在市場上出售部分農副產品，與商品生產混為一談，這其實是一種誤解。農民和市場之所以有各種各樣的聯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農家庭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并不完全具備維持再生產和滿足自身消費的必要生產條件。鐵農具和食鹽是農民家庭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但這兩項皆“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③h］。即使是衣著之類的消費品，如前所說，也并不是所有農民家庭都能自行生產的。

第二，封建國家的賦稅并不完全征收實物，漢代的算賦、口錢和更賦都需要用貨幣支付。農民為了繳納賦稅，不得不把農副產品拿到市場上出售，換取貨幣。漢武帝置均輸官，對農民“釋其所有，責其所無”，也迫使農民不得不“賤賣貨物以便上求”［①i］。

第三，無地少地和生計艱難的貧苦農民，為了謀生，不得不長年或在農閑季節外出從事雇傭勞動。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農民家庭，大都要從市場上補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資料。

總之，秦漢小農和市場的聯系，不論是出售商品或購進商品，在多數情況下都是出之生產和生活需要的一種不得已的交換，并不是為了牟利的目的而采取的經常的交換。也就是說，這是一種使用價值的交換，而不是價值的交換。價值規律對農民投入市場的產品雖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賤傷農”），但農民的生產品種和耕種面積并不會因此而有所變動。小農經濟的資源配置不受價值規律支配，說明農民和市場的聯系并沒有改變小農經濟的自然經濟屬性。 　 四、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

秦漢大土地所有者的地產有兩種經營方式，一種是把土地出租，另一種是自營田莊。這兩種經營方式既有自給性的生產，也有商品性的生產。從事商品性生產的地主田莊，是秦漢時代農業中商品生產主要的經濟單位。

租佃制地主經濟并不是一個統一的經濟單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預租佃農民的生產過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經濟實際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農民家庭兩個經濟單位。就租佃農民來說，他們交納的地租雖然是自己的剩余產品（有時也包括一部分必要產品），但他們生產這些產品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出售，而是為了租種土地這一必要的生產資料，因而這些產品并不具有商品的性質。租佃制的農民經濟，應該說和自耕農經濟一樣，基本上也屬于自然經濟類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經濟，情況就比較復雜一些。按照“見稅什五”的地租率，一個擁有200畝（小畝）土地的地主，在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只能相當于有100畝土地的自耕農家的全年收獲。假定這個地主每年地租收入有200石左右谷物，如果他沒有其他的經濟來源，這個地主家庭的生活消費只能相當于有100畝土地的自耕農家庭的生活水平，并沒有多少剩余產品可以投入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地租只不過是從農民自給性生產的剩余產品轉變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費品，租佃地主經濟顯然具有自然經濟的性質而非商品經濟。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決于他出租土地的數量。漢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達數百頃，甚至千頃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寧成，因犯法抵罪髡鉗，他回到家鄉后，“乃貰貸買陂田千余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②i］仲長統《昌言·損益》篇指出，“豪人貨殖，館舍布於于郡，田畝連于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這些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捎^了。一個擁有1000畝土地的地主，按照“見稅什五”的地租率，每年可收租谷1000—1500石左右。如果擁有100頃土地，則地租量可增加10倍。這樣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當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費，而會投放市場換取巨額的貨幣，以便過上豪奢的生活，并且進一步擴大土地的占有。寧成把土地出租之后，幾年之間“致產數千金”［①j］。馬援在隴漢間役屬賓客田牧，“至有牛馬數千頭，谷數萬斛”［②j］?！恫浴だ韥y》篇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馬?！廊酥?，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边@些身兼地主和商人的“豪人”，他們投入市場流通的商品，有許多本來就是從租佃農民那里榨取來的剩余產品。這樣，地租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當地租量在滿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費之后還有富余時，以谷物為主要形態的實物地租對于地主來說，已經不再只是具有使用價值，它還代表著一種交換價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經濟也就不能再簡單歸結為自然經濟，而是在一定意義上帶有商品經濟的性質了。正是地租的這種商品經濟性質，誘使大土地所有者不斷擴大土地兼并和租佃制的經營。土地越多，意味著可以用來交換的地租量越大。這也是為什么漢代一些權家豪民熱衷于從封建國家那里假得大量公田，再轉手出租給貧民的原因。《鹽鐵論·園池》篇中的文學曾指出：“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

秦漢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營田莊，有的屬于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經濟單位。如秦漢之際的宣曲任氏“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③j］。又如西漢末年的南陽著姓樊重，其田莊“波陂灌注，竹本成林，六畜放牧，魚蠃梨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④］j］。不但規模很大，而且農、林、牧、副、漁生產俱備。《后漢書·樊宏列傳》說：

〔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拦藏?，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余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

樊家田莊不但“閉門成市”，“有求必給”，而且連制作日用器物所需的梓樹和漆樹，都在田莊之內種植。像這樣高度自給自足的田莊，比之歐洲中世紀一些自給自足的領主莊園可以說毫不遜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貨殖家，他不但從事商品生產，還兼營商業和放高利貸。秦漢時代像樊重那樣高度自給自足的地主田莊是很少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實行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地主田莊卻不少。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另一特色。它說明，不能把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理解成完全對立和相互排斥的兩種經濟類型，它們在實際生活中可以在同一經濟單位中并存，并且相互補充。

秦漢時代完全從事商品性生產的地主田莊，大多生產地區性的土特產?！妒酚洝へ浿沉袀鳌氛f：“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qiū①③；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谷物和姜韭不屬于土特產，但也必須土地肥沃又靠近城市，生產才有利可圖。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到談到上述這些從事商品生產的大土地所有者時，說他們是“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可見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經營商業，其產品是由專門從事販運貿易的商人收購而投放市場的。而這也就意味著上述大土地所有者所經營的商品生產的規模及其獲得的利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商人對他們的產品收購的數量。由于多數農副產品容易腐壞和不易貯存，在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它們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場或附近的都市銷售，這不能不使得農副產品的商品生產受到很大限制?！妒酚洝へ浿沉袀鳌吩谡劦健巴ㄒ卮蠖肌钡纳倘嗣磕瓿鍪鄣纳唐窋盗繒r，列舉了“千石”、“千鐘”、“千鈞”、“千足”、“千皮”等等。論者或據此認為當時商品的營業額很大，說明市場廣闊。其實，《貨殖列傳》的這段材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說明漢代市場的歷史實際，是很值得研究的。商品形態各種各樣，司馬遷一概以“千”計算其銷售量，這不過是形容其多而已。即使我們相信司馬遷的話有一定可信性，也需要再具體分析。就以《貨殖列傳》所說的“販谷糶千鐘”而論，一鐘六斛（石）四斗，千鐘6400石。大都市的商人一歲之中可出售如此數量的谷物，這個營業額可以說不小。但按照當時一般人每月需要口糧3石計算，6400石只相當于供應178人全年的口糧。這樣的供應量對于大都市的商人來說，就不見得很大。又《貨殖列傳》說，擁有“帶郭千畝畝鐘之田”的素封之家，其收入“與千戶侯等”。如此看來，大都市商人全年銷售的千鐘谷物，相當于一個素封之家千畝良田一年的糧食收入。有了上述這兩個參照數字，我們對于“販谷糶千鐘”所反映的商品銷售規模，就有可能作出比較實事求是的估計。其他一些商品的銷售，也有類似的情況。如一歲之中出售“鮐鮆千斤”，乍一看來數量也不少。但如對照前引居延漢簡所載寇恩一次長途販運賣魚5000頭，則大都市中的商人一年賣魚千斤，這個營業額也就不足稱道了?？傊瑢Α敦浿沉袀鳌飞鲜霾牧纤从车氖袌鲆幠?，不能望文生義而作過高的估計。 　 五、民間手工業與官府手工業的商品生產

與農桑并舉的家庭手工業不同，獨立的民間手工業的產品基本上是為了出售。不論是個體手工業者的手工作坊或是豪強大家的手工工場，都屬于商品生產的經濟單位。

與編戶齊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手工業，主要是釀造、紡織、煮鹽、冶鐵、鑄錢、制陶等業。其中，鹽鐵關系民生尤其重大。在封建國家實行壟斷經營之前，鹽鐵生產主要掌握在豪強大家手中。有些豪強的手工工場“一家聚眾或至千余人”［①k］，生產規模相當可觀。這些鹽鐵工場主大都兼營商品生產和銷售，亦即成為鹽鐵商。他們“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人，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②k］，因而皆致巨富。但是鹽鐵商“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③k］，卻反映市場機制很不健全。《鹽鐵論·水旱》說：“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谷同賈?！边@種不正常的現象，更說明價值規律的作用有限。個體手工業者的生產規模很小，其產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場出售?！尔}鐵論·水旱》說，有些生產鐵農具的個體手工業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轉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賈，得以財貨五谷新弊易貨，或時貰民，不棄作業”。這種在田間以貨易貨的交換方式，則顯然帶有自然經濟的痕跡。

西漢中葉以后，“公卿大夫爭于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①l］。消費觀念的變化，刺激了某些手工業商品生產的繁榮。以衣著而言，過去高級絲織品民間是很少服用的，而到了武帝、昭帝時期，“富者縟羅紈，中者素綈冰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煙之飾”［②l］。由于消費需求擴大，錦繡冰紈這類高級絲織品的生產有了較大發展。齊地、蜀郡和陳留郡的襄邑都以高級絲織品的生產而馳名?！墩摵狻こ滩摹菲f：“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薄稘h書·地理志》說，齊地“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左思《蜀都賦》描寫成都織錦生產的情況說：“圜圚之里，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逼渌┙y治階級和富人享受的奢侈品生產也很發達。但這類奢侈品生產的增加，并不足以反映整個社會商品生產的發展水平，因為它們畢竟不是廣大農民所能享用的。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在抨擊“女極纖微，工極技巧”的侈靡風氣時，就指出“夫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紈?！保邰踠］。民間需要量最大的紡織品是縑布，而縑布的主要來源是與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工業。

官手工業的產品大致有三類：一是供皇室和貴族享受的奢侈品，如東西織室和齊三服官生產的高級絲織品，各地工官生產的高級漆器、玉器、金銀器和銅器等。這類產品基本上不是為出售而生產的商品。二是軍國之用需要的產品，如錢幣、士兵的武器和裝備、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和用品等。這類產品也不是為出售而生產的商品。三是與人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如食鹽、鐵農具、舟車、日用漆器和銅器、陶器等。這類產品是為出售而生產的商品。由于封建國家實行壟斷，官手工業的鹽鐵生產獲得巨大的發展。我們應該承認鹽鐵官營在某種程度上有保障人民供給的作用，但是這種體制也存在許多弊病?！尔}鐵論·水旱》載賢良說：“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薄翱h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敖窨偲湓计滟Z，器多堅*[原字石加堅]，善惡無所擇”。“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薄拌F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呈，時命助之。發征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賢良所說的這些弊病，在官營手工業中帶有普遍性。封建國家經營商品生產，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只要有利可圖，根本不考慮維護商品生產的經濟條件。官手工業的勞動者主要是征發來的農民。他們的勞動帶有封建勞役制的性質。由于被征發的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負責管理的官吏又不負責任，只求產品數量達到上面規定的指標，不考慮質量，因此成本很高而質量很差。產品賣不出去，官吏就強行配賣。凡此種種，都給人民帶來了許多不便和痛苦。昭帝時召開的鹽鐵會議上，雖然賢良文學反對鹽鐵官營的主張未被當政者采納，但王莽末年終于被迫廢除包括鹽鐵官營的六管之禁。東漢初年曾一度恢復鹽鐵官營的政策，而自和帝之后，就實行私營而由國家征稅了。鹽鐵官營這種商品生產之所以不能長期維持下去，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它完全違反價值規律。也可以說，它其實還帶有很深的自然經濟的烙印。

六、從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結合看封建經濟的特點

在討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問題時，不應當把某些經濟單位的經濟類型和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經濟類型混為一談。

我們可以確認封建社會中有些經濟單位具備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但不能據此就推論整個社會經濟結構都具有商品經濟的性質。同樣，肯定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自然經濟性質，也不必否定有些經濟單位具備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于對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作絕對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因而不免在總體判斷上處于一種兩難的境地。

一般說來，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由于商品生產建立在對勞動者的超經濟強制的基礎上，因而不論某些生產部門商品經濟有多大發展，總免不了要帶有自然經濟的痕跡。馬克思曾經指出：

自然經濟在任何一種依附農制（包括農奴制）的基礎上都占優勢，在帶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摻雜著依附農制關系或奴隸制關系）的基礎上，更是占優勢。

他還以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為例說：

奴隸制度，只要它在農業、制造業、航運業等等方面是生產勞動的統治形式（就像在希臘各發達國家和羅馬那樣），也保存著一個自然經濟的要素。奴隸市場本身是靠戰爭、海上掠奪等等才不斷得到勞動力這一商品的，而這種掠奪又不是以流通過程作為媒介，而是要通過直接的肉體強制，對別人的勞動力實行實物占有。［①m］

秦漢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雖然不同于古代希臘羅馬，但是剩余勞動的占有不是以交換為中介，而是以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統治和超經濟剝削為基礎則是一樣的。如上所述，秦漢官手工業（并非全部）和私營手工業是從事商品生產的部門，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營田莊通常也從事商品生產。但是它們的直接生產者主要是奴隸、有人身依附關系的雇傭勞動者和被征發來的農民，因而這種商品生產同樣也保存著自然經濟的要素。更重要的是，農業是古代社會決定性的生產部門，秦漢農業中從事自給性生產的經濟單位（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以及一部分租佃制的地主經濟）占絕大多數，這就決定了自然經濟在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中占有統治地位。只不過這種自然經濟不但不排斥商品經濟，反而是和商品經濟結為一體。

秦漢時代商人資本活躍，這是人們容易得出自然經濟已經被商品經濟所取代的結論的重要根據。歷史文獻對于秦漢商人的活動確實有許多生動的描寫，如“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m］；“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③m］；等等。我們從這些材料誠然可以看到當時商人資本的活躍，但又不能完全相信其中的夸張之詞。試設想一下，如果真是“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社會生產還有可能維持下去嗎？有的學者認為秦漢時代已形成全國性的統一市場，這種說法很難成立?！妒酚洝へ浿沉袀鳌氛f，“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梢娂词瓜衤尻?、邯鄲這樣的都市，也只是區域性市場的中心?！尔}鐵論·通有》云：“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闭f明各地的土特產流通范圍有限。當時的民諺：“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保邰躮］也反映了農副產品交換沒有越出區域性市場之外。漢武帝通西南夷，“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億萬計”［①n］。實行均輸法之前，各地所輸賦物運至京師時，“或不償其僦費”［②n］。為了供應京師官員和官奴婢的口糧，“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③n］。上述事實說明當時許多地區交通很不便利，甚至連封建國家需要的物資供應都遇到很大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談得到已經形成了全國性的統一市場呢？至于司馬遷所說的“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④n］，能不能說是形成了平均利潤率，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商業主要是建立在賤買貴賣和欺詐性買賣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基于價值規律的正常利潤率的基礎上。秦漢時代的市場機制不健全，價值規律作用的范圍有限，前文已經有所論及。有的學者指出，《史記·貨殖列傳》所說的“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的諺語，恰恰說明當時沒有形成支配整個社會經濟的平均利潤率，價值規律也不可能負擔起調節社會總勞動合理分配的任務，這個觀點是很有見地的。［⑤n］

商品生產不發達，商品交換的范圍有限，市場機制發育不成熟，歸根到底是由自然經濟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中占統治地位所決定的。這種情況與商人資本的活躍并不矛盾，因為“商人資本的獨立發展，是與社會的一般經濟發展成反比例的”［⑥n］。商品經濟包含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貨幣流通幾個環節。一般說來，商品生產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商品經濟的正常繁榮必須建立在商品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而在秦漢時代，由于商人資本的活躍，卻帶動了商品經濟的畸形發展。馬克思曾經指出，在商人資本得到獨立而優先發展的條件下，“正是商業使產品發展為商品，而不是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⑦n］他還說：“貨幣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夠對組織極不相同、按其內部結構主要仍然是從事使用價值生產的那些生產部門起中介作用?！保邰鄋］秦漢社會的情況就是如此。如前所述，秦漢小農和一部分租佃地主的經濟本來都屬于自給性質，但是由于生產和生活的需要，以及向封建國家繳納賦稅的需要，他們不得不把一部分產品投入市場換取貨幣。從一個農民家庭或一個地主家庭來說，這些產品的數量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場上集中起來，經過商人轉手出售的商品數量卻是相當可觀的。于是我們看到，盡管從事商品性生產的經濟單位數量并不多，但是活躍的商人資本卻源源不斷地把眾多的產品轉化為商品。眾多的商品在市場上流通，就形成了商品經濟的畸形發展。

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相結合，而以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特點。這種結合不是一種簡單的并存關系，它不僅表現為封建經濟既有自給性生產的單位，也有商品性生產的單位，而且表現為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這兩種經濟運行形式能夠互補和互相制約。無論是地主經濟或農民經濟，在自然經濟中都包含著商品經濟的成份；而在商品經濟中，又都帶有自然經濟的因素。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是不完全的自然經濟，而其商品經濟則是不發達的商品經濟。之所以說自然經濟不完全，因為它與市場有或多或少的聯系。之所以說商品經濟不發達，因為商品生產不發達，市場發育不健全，價值規律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局限。

了解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結合的這種特點，我們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某些現象就不難作出合理的解釋。由于封建經濟既有自給性生產的單位，也有商品性生產的單位，而自給性生產的單位又與市場有或多或少的聯系，因而中國封建社會從一開始商品交換就比較發達，不像歐洲早期中世紀那樣，產品很少進入流通過程。但是，盡管中國封建社會從一開始商人資本就非?；钴S，商業也相當繁榮，由于商品生產并沒有相應的發展，是商業使產品變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因此商品經濟的發展并沒有瓦解自然經濟，反而是延長了自然經濟和封建生產方式的壽命。因為作為封建生產方式廣闊基礎的一家一戶的個體小農，可以通過農副產品和家庭手工業產品的交換，彌補生計不足，從而使男耕女織的自給性生產繼續維持下去。廣大農民的消費能力低下，對市場的需求有限，又無從刺激商品生產的發展，社會生產和勞動生產率得不到擴大和提高。這樣，封建經濟結構就得以長期延續下來。由于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土地在中國封建社會始終被視為最重要的財富，“以末致財，用本守之”成為人們治生的信條。商人的貨幣財富往往不是用于增加商品生產，而是用于擴大土地占有。農民因為對市場有所依賴，不得不在受地主和封建國家和剝削之外，再受商人的一層剝削。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維持再生產的能力特別脆弱，與他們受三層剝削有關。還應指出的是，由于中國封建生產方式與商品經濟有天然的聯系，這就為封建國家掌握大量財富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封建國家征收的賦稅既有實物，又有貨幣。地主經濟和農民經濟與市場的聯系，保證了貨幣的征收得以實現。封建國家把征收的實物投入市場，又可以換取大量貨幣。不僅如此，封建國家通過壟斷鹽、鐵、酒等與民生有密切關系的日用品的生產和銷售，又大大擴充了政府的財政收入。這就為封建國家機器的運轉（龐大的官僚隊伍的俸祿、士兵的給養等等）以及它內外職能的發揮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這些現象，都與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相結合的封建經濟結構有密切關系。 ?、賏 《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①b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29、430頁；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8頁。

②b 《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①c 《孟子·滕文公上》。

②c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5頁。

③c 《孟子·梁惠王上》。

①d 《史記·高祖本紀》。

②d 《后漢書·逸民列傳》。

③d 《后漢書·列女傳》。

④d 《后漢書·逸民列傳》。

⑤d 《史記·商君列傳》。

⑥d 《史記·秦始皇本紀》。

⑦d 《漢書·食貨志》。

⑧d 參看《漢書》《嚴助傳》、《主父偃傳》、《嚴安傳》、《伍被傳》。

⑨d 《漢書·循吏傳》。

⑩d 《漢書·循吏傳》。

①①d 《后漢書·循吏列傳》。

①②d 《后漢書·循吏列傳》。

①e 參見《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

②e 《后漢書·劉般列傳》。

③e 《漢書·食貨志》。

④e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裴注引《魏書》。

⑤e 《晉書·食貨志》。

①f 《漢書·昭帝紀》。

②f 《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1頁。

③f 釋文見《文物》1978年第1期。

④f 《史記·蕭相國世家》。

①g 《漢書·食貨志》。

②g 參看寧可：《有關漢代農業生產的幾個數字》，《北京師院學報》1980年第3期；又林甘泉主編：《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第2編第4章。

③g 《漢書·食貨志》。

④g 漢簡所載吏卒的廩食，有每月粟“三石三斗三升少”、“三石二斗二升少”、“三石”，以及“二石”、“一石九斗三升少”等不同記載，而以“三石三斗三升少”記載最多，陳直先生曾指出“三石三斗三升少”是小石，“二石”是大石，見《居延漢簡研究》第23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①h 《漢書·貢禹傳》。

②h 參看裘錫圭：《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墓出土簡牘考釋》，《文物》1974年第7期。

③h 《漢書·食貨志》。

①i 《鹽鐵論·本議》。

②i 《史記·酷吏列傳》。

①j 《史記·酷吏列傳》。

②j 《后漢書·馬援列傳》。

③j 《史記·貨殖列傳》。

④j 《水經注》卷29《泚水注》。

①k 《鹽鐵論·復古》。

②k 《漢書·貨殖傳》。

③k 《鹽鐵論·禁耕》。

①l 《漢書·食貨志》。

②l 《鹽鐵論·散不足》。

③l 《鹽鐵論·散不足》。

①m 《資本論》第2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39頁。

②m 《史記·貨殖列傳》。

③m 王符：《潛夫論·浮侈篇》。

④m 《史記·貨殖列傳》。

①n 《漢書·司馬相如傳》。

②n 《漢書·食貨志》。

③n 《漢書·食貨志》。

④n 《史記·貨殖列傳》。

⑤n 參看葉茂：《傳統市場與市場經濟研究述評·封建地主制前期（以戰國秦漢為中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⑥n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