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理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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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 要： 本文以接受美學、文學社會學，以及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為對象，梳理讀者問題在當代西方文學理論中的產生和演變過程。本文認為，上述理論演變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工業的出現和成熟。啟蒙主義作為思想資源，對于文化工業的解釋力日漸式微。如果說啟蒙價值的核心在于“對完美的追尋”，那么如何在它與民主價值觀之間求得一種和諧的狀態，已經變成了當代文學理論的難題。

傳統的文學理論和文學研究，歷來偏愛作者與作品，僅僅把讀者當作消極被動的接收器。上世紀60年代，西方文學理論發生了一次巨大變革，幾批不同取向的學派或研究者，不約而同地關注起讀者在文學的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作用。讀者作為藝術鑒賞者的主體，在文學生產整體系統中的地位得到了高度的強調。這種研究興趣的轉移，是文化工業在戰后西方世界的興起帶來的結果。文化工業特定的生產方式，造成了包括文學作品在內的各種文化制品的批量生產。在這一狀況下，研究者們突然意識到，必須構造出新的理論來解釋文本、生產者、讀者之間的關系，透視文學生產循環的整個過程。

首先將目光鎖定在讀者身上的研究者是姚斯和伊塞爾等接受美學的創始人。相比于其他研究者，他們的興趣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范式的更新。姚斯作為一名文學史教授，認為文學研究已經遭遇到了“方法論危機”：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理論和俄國形式主義為代表，前者偏重于文學的外部研究，后者過于注重文學的內部研究，兩者都“割裂了文學與歷史，美學方法和歷史方法之間的關聯”。①因此，姚斯受伽達默爾的啟發，試圖從讀者對文本的接受過程的角度，找到連接兩種方法的突破口。“只有當作品的延續不再從生產主體方面思考，而從消費主體方面思考時，即從作者和公眾相聯系的方面思考時，才能寫出一部文學和藝術的歷史”。②

姚斯認為，文本閱讀絕非單純地“復制”或鏡子似的“反映”。這是因為，任何讀者在欣賞文學作品以前，腦子里并非“白板”一塊，“而是在全方位的生活實踐中已經形成了某種綜合性的、包括鑒賞的實際需求與能力在內的審美境界，也就是對文本的前理解”。③姚斯將這種前理解稱為“期待視域”。他又提出，文學經常會打破讀者的“期待視域”，從而構成經驗的挑戰和審美的離間效果。本來熟悉的形象被顛覆、超越、改寫，諸如此類的創作手法，會造成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審美沖擊。譬如說，《覺醒》、《嘉莉妹妹》等作品對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美國悲劇》、《了不起的蓋茨比》等作品對“美國夢”的重新闡釋，都會挑戰讀者原有的生活經驗。對于姚斯而言，文學研究的任務就在于將“期待視域”客觀化，將閱讀過程中所經歷的挑戰式體驗描述出來。我們由此可以推論，文學研究的任務就在于分析不同時期的讀者接受同一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同一時期不同階層的社會群體對待同樣文本接受方式的異同，這樣接受美學的闡釋方式就打通了歷史方法和美學方法。繼姚斯之后，伊塞爾進一步提出了“隱含讀者”的概念，認為每一個文本都具有潛在的意義結構，有結構性的空白需要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來填補。因此，當讀者閱讀并根據自身經驗填補這些空白的時候，他就進入了作者預設的結構。這個過程被伊塞爾稱為作品的“召喚結構”。于是，讀者閱讀的過程，也就是被文本的“召喚結構”捕獲的過程。

雖說伊塞爾和姚斯同樣是接受美學的理論大家，但他們勾勒出的讀者形象卻大相徑庭。姚斯以“期待視域”描述出的讀者形象，雖然面臨著文本帶來的經驗挑戰，但他們仍被賦予一種啟蒙理性的色彩，仍然擁有經驗對抗和經驗更新的自主性。然而這種自主性在“召喚結構”的解釋里面，卻喪失殆盡了。這并不是說讀者變得不再重要，而是說，不斷受到文本召喚的讀者，因為參與了文本的消費而成為文本不斷再生產的動力。這條思路很明顯地帶上了結構主義的烙印。具體來說，作者在資本主義的文學市場中，是以讀者為衣食父母的，他們的寫作過程也不得不考慮如何設置召喚結構，以便吸引讀者。讀者對作者的這種影響，得到了法國學者羅貝爾·埃斯卡皮的高度關注。

埃斯卡皮是文學社會學的創始人。他提出這種新的研究方法，明顯地承接著伊塞爾的問題。埃斯卡皮說道：“所有作品，只要能使讀者消遣解悶，產生聯想，或者相反，能引起讀者的深思，能使讀者逐漸提高文化修養，都可以變成文學作品。”④這種文學觀很明顯地建立在作家和讀者的關系上，但他又敏銳地發現，讀者對作家創作的影響，對于文學而言是一種潛在的危險。埃斯卡皮在此表現出一種頗為矛盾的復雜態度，一方面，他批評啟蒙以后的精英主義創作觀，認為作家被過分地塑造為一個圖騰般的神話，這不符合民主的價值觀。另一方面，他又批評當下的暢銷書作者與讀者的關系，越來越被商業化為時尚明星與追星族的關系。他發現，被讀者追捧和效仿的“光暈”，日益成為作家創作的主要動力。假如作家在這種影響下寫作，就陷入了一個“寄生性的怪圈”，即文

學創作者以丟棄與讀者間的必要審美距離來附和讀者的鑒賞眼光，而審美距離恰恰是伊塞爾的核心概念。

埃斯卡皮進一步區分了兩種閱讀：一種是“文人渠道中的閱讀”，即以充實自己，提升自身文學、文化修養為動機的閱讀；另一種是“大眾渠道中的閱讀”，其中蘊藏著一種通過文學作品“療養”精神，緩解現實生活的壓力，擺脫現狀的動機。更多的時候，大眾讀者往往將書籍視為私有物品，僅僅為了炫耀、收藏、投資而購買文學書籍。譬如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中就描寫了這樣一個細節：蓋茨比的豪宅中有一間書房，書架上整齊地排列著各國名著，但書籍的包裝全部完好如初，可見這些書從未被主人閱讀過，這些精美的書籍，不過是主人為了標識品位的私有物品而已。此外，大眾讀者還會摻雜著一些實用性的閱讀動機，比如為了入睡、消遣、談資等生活需求而進行閱讀。總而言之，在這種閱讀方式中，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和知識性不得不退居第二位。針對這種情況，埃斯卡皮反過來倡導啟蒙主義的文藝精神，認為文學性的閱讀不該被視為一種功利性的手段，而應作為目的本身——閱讀作品是讀者試圖進入他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閱讀是一種同人類社會地位的荒謬抗衡的方式。所以，埃斯卡皮一方面批評啟蒙主義的精英意識，另一方面在面對大眾的文學消費時又不得不從啟蒙主義當中撈取資源。但這種撈取很明顯地屬于一種美好愿望，大眾讀者的閱讀方式當然不會因此而改變。埃斯卡皮的難題是否意味著啟蒙主義文藝理念遭遇危機了呢？

有意思的是，費斯克提供了一種和埃斯卡皮完全不同的眼光。費斯克是一位在文化工業中生活得更長久，也更游刃有余的文化理論家。他完全放棄了啟蒙主義的精英立場，文學的商品化和消費化已經不再讓他感到苦惱。換句話說，他不再熱切地推崇那種可以“引起讀者的深思”、“使讀者逐漸提高文化修養”的文學，而是將注意力轉向了那些不得不接受消費化的文學的讀者，試圖論證這些讀者不會因為被這種文學包圍而落入“召喚結構”之中。從這個考慮出發，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說法：雖然大批文學作品是作為文化商品生產出來的，但是文化商品本身代表不了大眾文化，它們只不過是大眾文化的材料。真正的大眾文化，是大眾在在反抗性地接受文化商品的過程中衍生出來的意義。因此，大眾文化是一個矛盾體，其中既包含社會體制一體化的宰制性，又包括大眾的反抗性。

從這個角度出發，費斯克重新定義了讀者和文本之間的關系。他借用巴特對作者（可寫）式文本和讀者（可讀）式文本的區分，發明了“生產者式文本”的概念來描述大眾文化文本。所謂作者式文本要求讀者不斷去重新書寫文本，創造新的意義；讀者式文本則并沒有對讀者提供這種參與性的要求，它吸收的是一個消極被動接受意義的、被規訓了的讀者；生產者式的文本與這兩種文本都不同，它經常以雙關語的方式“誤用”語言。讀者從雙關語的運用中，產生了雙重：一方面玩弄了有“教養”的語言，即資產階級的“高雅”語言，另一方面生產了生產者式的閱讀，即具有革命主體的反抗式閱讀。正如巴赫金所說，大眾文本以低級的口語切斷了官方禮儀的言語，它雖充滿了冒犯、偏離了法則，在文本中充斥著的過剩的意義、淺白的言辭及陳詞濫調，在戲仿了官方意識形態的同時，嘲諷性地影射了意識形態規范的荒謬性。費斯克進一步談道：大眾文化是在大眾文本的初級文本，傳媒宣傳等的次級文本，以及大眾接受方式的三級文本中，互文地存在的。它不是一個文本，而是一組正在發生著的意義，是文化工業的生產和大眾讀者的參與互動的產物。⑤

費斯克式的文化理論的產生，與大眾文化的興起和高雅文化的邊緣化密切相關。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從接受美學理論家，到艾斯卡爾皮，再到費斯克，高雅文化被關注得越來越少了，理論的注意力越來越集中到大眾文本的接受狀況。所以說，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的演變軌跡實際上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文學和審美大泛濫的時代，廣告、服裝、建筑等各種社會領域都充溢著文學性。它們可以帶給我們舒適的審美體驗，然而，那些承載著更加豐富的、深刻的人類經驗的文學作品，卻被文化市場排擠到社會的邊緣，甚至難以為繼。對此，我們究竟應當像接受美學的理論家一樣滿足于躲在學院內部玩弄學術范式的更新，還是應當像費斯克那樣樂觀地接受告別優秀的文化傳統這樣一個事實？說到底，我們究竟應當如何面對埃斯卡皮的那個難題？值得思考。

注 釋：

①劉象愚.外國文論簡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37頁.

②姚斯.作為向文學理論挑戰的文學史［m］.遼寧出版社，1987年，第339頁.

③朱立元.評論小輯（一）——關于接受美學的斷想，文藝鑒賞的主體性［j］.上海文學，1986年05期.

④［法］羅貝爾·埃斯卡皮.文學社會學［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23頁.

⑤［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五章.

參考文獻：

［1］劉象愚.外國文論簡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0.

［2］姚斯.接受美學和接受理論［m］.遼寧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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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就是對教學各環節的策劃，也是教學中的起始環節，它是上好課的先決條件，為使學法指導既具針對性，又具實效性，必須在備課中兼顧學法指導，并對此作精心設計，這是搞好學法指導的先決條件。

1.精心設計教學方案

歷史教學的目的之一，就是教會學生掌握探求歷史真理的方法，使之能多角度、深層次地認識歷史現象，解決歷史問題，從而為提高歷史認識創造前提條件。這就要求我們在備課中，根據典型材料改進教學設計，加強學習和研究方法的指導，這是學好歷史的基礎之一。例如，《》的備課中，傳統的教學設計是：①戰爭前中西方社會的對比。②鴉片的輸入及危害。③中國的禁煙運動。④第一次。⑤中國戰敗的原因分析。這樣的組織雖然面面俱到，但既不能充分激發學生的興趣，體現學生的主體作用，也不能使學生掌握歷史分析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即不能發展學生的智力，提高學生的能力。如果改為這樣的設計：①中國落后于西方的根源是什么？體現了什么樣的哲學原理？（傳授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②林則徐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為何稱之為民族英雄？（傳授評價歷史人物的基本理論）③當時的階級矛盾十分尖銳，人民群眾為何會支持林則徐的禁煙斗爭和以后的抗英斗爭？（傳授階級矛盾服從于民族矛盾的原理）④是否可以認為沒有禁煙運動就不會發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傳授偶然性與必然性辯證關系的觀點）⑤是否認同“中中國戰敗是必然的”觀點？（傳授現象與本質辯證關系的觀點）⑥“落后應該挨打”、“落后必然挨打”的觀點中，你贊同哪一種？為什么？（引導學生理解歷史定論）通過這樣的“政史結合”，既加強了方法的指導和理論的傳授，又為學生的學習與思考創設了一個良好的氛圍。

2.以典型材料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習動力是能否學好歷史的根本問題，教學中應充分利用有關材料，最大限度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歷史學科在這方面的優勢是得天獨厚的，備課中必須充分考慮到這一點，具體可以從四方面著手：①利用直觀手段（如實地參觀、圖像資料等），以生動傳神的課堂描述、加強歷史與現實的聯系、合適的鄉土材料等培養學生的興趣愛好——進行情感教育。②利用著名歷史人物的優秀業績、高貴品質、治學態度等——進行意志品格教育。③史論結合，傳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觀點——進行方法論教育。④利用典型材料，培養學生正確而高尚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等——進行思想素質教育。學生一旦形成了崇高的思想境界，就必然表現出崇高的責任感，學習知識、鉆研學法也就有了更高的自覺性。二、課堂教學滲透學法

課堂教學是教學諸多環節的中心環節，它是師生之間進行信息傳遞與反饋情感交流和行為相互作用的主陣地，備課中的教學設計需要通過課堂教學來完成，因而學法指導的成敗在某種程度上講決定于這一環節。筆者認為課堂教學中能否有機地滲透學法指導是關鍵所在，在教學中要切實體現學生的主體作用。

如采用談話法體現學生的主體作用，明確向學生提出以下思考提綱：①怎樣概括近現代美國經濟發展的軌跡？②近現代美國的對外政策具有怎樣的變化過程？③美國對外侵略擴張過程中針對特殊地區或特殊時期是否有特殊政策？④從美國對外政策的變化中，你受到什么樣的歷史啟迪？⑤選輯有關史料，供學生閱讀分析。在這樣的教學過程中，教師的主導作用主要表現為不斷地提出問題并在學生思考和討論的基礎上作提示或總結；學生的主體作用表現為在教師的引導下，主動去綜合史實，提煉要點，互相討論，修正結論，從中解決“是什么”、“為什么”、“還有什么”的問題。

三、課外輔導點撥、強化學法

一方面課外輔導是對課堂教學的補充和延伸，另一方面學生對課堂教學中教授的學法，去實踐或自我探求學法一般也要在課外進行，因此，課外輔導中點撥和強化學法是學法指導中的又一重要步驟和手段。

細致地做好解題指導，發現問題是為了解決問題，解決問題不僅需要知識、理論，同樣需要方法和技巧。而方法和技巧的形成和掌握，需要訓練和指導。

首先是審題能力的指導。通過指導來提高學生對與習慣表達不一致的已知條件的等效轉換能力，對解題起關鍵作用的隱含條件的挖掘加工能力；排除無效信息，提煉有效信息的揚棄能力等。

其次是深刻理解題意的指導。通過指導使學生對問題外露的能分清題型、要求、限制等，對問題內藏的能找準切入角度、分析層次及所用的知識點、理論或歷史規律等。

再次是指導學生養成反思答題過程的習慣。主要是反思答題是否正確、全面，以此來不斷提高學生思維的縝密性、辯證性和創造性。

【摘要】許多老師在教學中往往只重視知識的灌輸，而忽視了學習方法的教學，由于方法不得當，教師教的很辛苦，學生學的也很辛苦。興趣是學習的最好老師，作為教師，在教學中就應該兼顧學習方法的教學，使學生對所學的內容產生興趣。

【關鍵詞】教學學習方法歷史教學

參考文獻：

[1]林強.談談教學方法與方法教學.山西醫學教育，2004，（1）.

[2]姜建斌.改革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果.大連教育學院學報.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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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學科都有著其獨特的邏輯體系，法學作為社會科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理論研究和論文撰寫方法也有著其獨特的特點，對于非法學本科的法學研究生而言，在法學研究和法學論文的撰寫過程中，難免會受到過去所學學科的影響。而本文正是基于對法學自身所具有的獨特的邏輯體系——至少對于部分非法學本科的法學研究生而言——給非法學本科的法學研究生的學習帶來的困擾的理解，結合閱讀梁治平《清代習慣法》過程中對法學的研究思路進行的體會，對法學理論研究及法學論文的撰寫進行了研究。不論是對于非法學本科的研究生還是對于法學老師而言，這樣的研究都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對于非法學本科的法學研究生而言，可以提供相應的學習借鑒；對于法學教學的老師而言，或許可以從這樣的個案中發現非法學本科的法學研究生在學習中存在的盲點，而進行有針對性的教學，提升教學的效果。

二、《清代習慣法》研究及論證方法回顧

《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一書由梁治平著，并于1996年由中國政治大學出版社出版，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文叢》系列圖書的組成部分，在《清代習慣法》的主題部分，作者共分十個部分對《清代習慣法》相關的問題進行了研究，在研究中，作者不僅對“法”和“習慣法”的概念進行了回顧，并且對“社會”與“國家”的關系、“習慣法”和“習慣”和關系、“習慣法”和“社會”的關系以及“國家法”和“習慣法”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在研究中，作者將習慣法的調查報告、清代與習慣法相關的官方檔案以及清代的民間契約書作為研究的原始資料，以“習慣”與“習慣法”為研究的切入點，對“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以及相互作用過程進行了研究。梁治平對“社會與國家”問題的研究，不論是研究的方法還是論證的方法都體現出一個法學理論大家所具備的特質，對其研究方法和論證方法的回顧和學習，不論對于法學理論學習、研究還是對于法學論文的撰寫都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一）《清代習慣法》研究方法回顧

文獻積累在法學研究中有著重要的作用，甚至有學者提出“法學就是法律文獻學”的觀點，在研究中，需要積累大量與研究對象有關的研究文獻和研究資料。梁治平在《清代習慣法》中對“社會與國家”問題進行研究和論證的過程中，無處不體現出文獻在研究中的作用，而文獻的積累和使用，也是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研究方法的重要體現。梁治平在《清代習慣法》中對文獻的積累和使用主要體現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等三個方面。

在研究對象的文獻積累和使用方面，梁治平在研究“清代習慣法”的過程中，不僅使用了前北京政府司法部1920前后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的民商事習慣調查的基礎上印行的《民商事習慣調查報告錄》，而且還使用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以及其他檔案館的清代司法檔案，并使用了大量的清代民間契約文書，這些數量龐大的資料都為梁治平研究清代習慣法提供了堅實的研究基礎，而在《清代習慣法》中，作者也對這些資料進行了充分的使用。

在研究方法的文獻積累和使用方面，在《清代習慣法》的導言中，梁治平就大量的使用了羅伯托·昂格爾、黃宗智、溝口雄三和岸本美緒等學者的研究方法，在《材料、概念與方法》一章，作者更是直接將E.A.霍貝爾概念及方法體系引進到對清代習慣法的研究中。梁治平對研究文獻的應用充分的體現出其對這些研究方法相關的文獻的掌握程度，也反映出研究方法的文獻積累和使用在法學理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在研究成果的文獻積累和使用方面，在導言一章中，對羅伯托·昂格爾、黃宗智等學者的研究方法的引用的同時也是對其研究成果的使用，在《導言》一章中對梁啟超和梁漱溟的研究成果的引用、在《民間法、習慣和習慣法》一章中對千葉正士的“法的三重結構”以及《再論習慣法》一章中對ArthurHendersonSmith、R.格爾巴特、胡先縉、MartinC.Yang等學者對“面子”的研究成果更是充分的體現出梁治平對既有研究成果的掌握程度，這些研究成果方面的文獻積累對梁治平對清代習慣法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論證基礎。

（二）《清代習慣法》論證方法回顧

在閱讀《清代習慣法》的過程中，大量文獻積累和使用不僅為結論的形成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作者對各種論證方法的熟練使用也使得論證更為嚴謹。作者在《清代習慣法》中使用了大量的論證方法，本文并不一一進行贅述，僅就作者使用較多的演繹證明方法、歸納證明方法和簡單枚舉歸納推理方法進行回顧和說明。

演繹證明方法的使用方面，以《習慣法與國家法》一章為例，作者通過對“小傳統”和“大傳統”這一一般性原理和原則作為論據，對作為小傳統的習慣法和作為大傳統的國家法進行比較論證，并繼而對習慣法和國家法的相互影響、習慣法與國家法的沖突以及兩者的聯結人和聯結點等問題進行了分析和說明。作者在其他章節中還有大量演繹證明方法的使用，這一方法的使用不僅使得論證更易于展開，而且為其結論的形成做了很好的準備，也使的整個論證過程更為合理和完整。

歸納證明方法的使用方面，主要體現在《再論習慣與習慣法》一章中，在該章中，作者在回顧E.Ehrlich、P.Bohannan、L.Pospisil、RoscoePound以及SybilleVanderSprenkel等人對“法”的定義的基礎上對“法”的概念進行了重新定義。除此之外，作者在論證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回顧已有的研究成果過程中，也大量的使用了歸納證明的方法。使用歸納證明的方法，通過以已有研究成果為論證的基礎，對一般性的原理或論題進行的論證，使得所論述的原理和論題更為客觀合理。

簡單枚舉歸納推理方法的使用方面，主要體現在《習慣法起源舉例》和《習慣法制度考略》兩章（雖然其他章節中作者依然有使用簡單枚舉歸納推理的方法，但是以這兩章的使用最為廣泛），在習慣法的起源舉例中，作者枚舉了自然、社會變動、智慮者、祖先崇拜、迷信、感情、道德和流傳等8種習慣法的起源，而在接下的“習慣法制度考略”中將習慣法的制度歸納為婚姻、析產與繼承、永佃及一田兩主、典與賣、找貼、會、中人等8個種類，作者通過簡單枚舉歸納推理的方法，有效的解決了在習慣法起源和習慣法制度論證中面臨的困難，對習慣法的起源和習慣法的制度進行了論證。

三、法學研究和論文撰寫過程中的常犯錯誤反思

在閱讀《清代習慣法》的過程中，在被作者的研究方法和論證方法所折服的同時，也對一些廣泛存在的法學研究和論文撰寫過程中常犯的錯誤進行了反思，特別是對當年學術界在法學研究中所形成的思維定勢和論文寫作中出現的錯誤進行了反思。與梁治平作為法學大家在《清代習慣法》中所體現出的豐富的研究文獻積累和嚴謹的論證所形成對比的是，在當前的法學研究和法學論文撰寫過程中常犯的錯誤主要體現在研究對象資料積累不足、研究方法選擇不當和研究結論缺乏堅實的基礎等三個方面。

在研究對象資料積累不足方面，在研究的過程中，在選擇好研究的對象后，需要收集大量與之相關的研究資料，對于法學研究而言，由于法學研究的特殊性，在研究的過程中，不論是使用理工科以及管理學科的調查和統計的方法進行法學實證研究還是進行相關的理論研究都需要積累大量與之相關的研究資料，只有在豐富的研究資料和文獻積累的基礎上才能保證研究結論的客觀性和公允性，而這，卻恰好是非法學本科的法學研究生的短板。

在研究方法的選擇方面，研究方法的選擇需要依據研究的對象而定，在確實研究的對象后，需要根據所需要達成的研究目標選擇合理的研究方法。而對于非法律本科的法學研究生而言，由于缺乏系統的法學理論學習，在進行法學研究的過程中掌握的研究方法相對較少，在選擇研究方法時也缺乏應有的靈活性。

研究結論缺乏基礎，即論證的嚴謹性方面，其本身也是由于研究對象資料積累不足和研究方法選擇缺乏靈活性的直接結果，在法學研究和法學論文撰寫過程中容易出現簡單羅列觀點、論證不合理以及邏輯不合理的問題。

四、法學理論研究及論文撰寫方法的建議

對于當前的法學研究和法學論文撰寫過程中常犯的研究對象資料積累不足、研究方法選擇不當和研究結論缺乏堅實的基礎等問題，應當分別針對這些問題采取相應的措施進行克服。特別是對于當前的法學理論研究和論文的撰寫，更是應當針對這些問題采取相應的措施進行克服，提升自身的法學理論研究能力和法學論文撰寫水平。

首先，應當加強文獻積累。加強文獻積累，具體而言，包括加強研究對象相關的資料以及文獻的積累、加強研究方法的文獻積累和研究結論相關的文獻積累，對于還未確定研究對象的法學研究生而言，主要是加強研究方法方面的文獻積累。

其次，應當加強法學理論學習。對于法學而言，在研究的過程中，既可以從實證的角度進行研究，也可以從理論的高度進行研究，但是要想在法學研究中取得成果，只進行實證研究是遠遠不夠的，在研究的過程中，必須分析現實問題的理論實質，因此，在加強法學理論學習的過程中，應當特別重視部門法學理論、法理學甚至哲學方面的理論學習。

最后，應當加強寫作鍛煉。在法學論文的撰寫過程中，論文的好壞會直接受到作者寫作水平的影響，而寫作水平的提升，除了不斷的進行寫作之外，并沒有其他的捷徑可循。在加強寫作鍛煉的過程中，應當結合文獻積累和法學理論學習，多動筆，唯有此，才能撰寫出合格的法學學術論文。

結語

本文以非法學本科的法學研究生的視角，結合閱讀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的體會對法學理論研究和法學論文撰寫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在研究中對法學研究和論文撰寫過程中常犯的研究資料積累不足、研究方法選擇不當和研究結論缺乏基礎等問題進行了反思，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加強文獻積累、加強理論學習和加強寫作鍛煉的提升法學理論研究能力和法學論文撰寫水平的建議措施。由于學習法學的時間較短，并囿于當前的寫作水平以及研究時間的限制，文中未免存在不足之處，對于這些不足，期待讀者和同行專家的批評指正，以便在以后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1996.

[2]邵六益.社科法學的知識反思——以研究方法為核心[J].法商研究，2015，02：111-119.

[3]陳瑞華.法學研究方法的若干反思[J].中外法學，2015，01：22-28.

[4]於興中.法學研究中的科學方法[J].浙江社會科學，2014，09：14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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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養主動的學習態度

體會“要我學”與“我要學”的區別，初中生在學習上的依賴心理是很明顯的，是“要我學”。升入高中后，高一年級的學生面臨教師的教學方法改變，習慣依賴的套用“模子”沒有了，家長輔導的能力也跟不上了，這時教師應注意培養學生主動的學習態度，要求學生課前預習，課后復習，單元小結和及時改錯，把有優秀學習習慣的同學樹為榜樣，讓同學借鑒。

2.重視基礎發展健全的人格

改變“一聽就明”，“一看就會”，“一做就錯”的學習誤區。高中數學與初中數學相比，知識的深度、廣度、能力要求都是一次飛躍。這就要求必須掌握基礎知識與技能為進一步學習作好準備。如二次函數、參變量問題、三角分式的運用、空間與平面、實際運用問題等都是初中教材都不用的脫節內容，需要高中補救，查缺補漏，否則就必然會跟不上高中學習的要求。一些“自我感覺良好”的同學常輕視基本訓練，不去認真演算書寫，重量輕質，到正規作業時或考試時不是演算出錯就是中途卡殼。教師在教學中要重視基礎教學，幫助學生體會高中數學與初中數學知識的深度、廣度的區別。多用“問”、“想”、“做”、“評”的教學模式，鼓勵思考讓學生在做中學，學中做，發展健全的人格。

3.抓好學習中的各個重要環節

①預習——高中知識的抽象性、復雜性、綜合性較強，這就給學生理解、記憶和掌握這些知識帶來了困難。預習對自學能力和理解能力的提高有很大幫助。

預習應該從以下幾點做起：首先根據自己的時間、能力，每次預習應該有計劃和明確的進度；其次預習要仔細認真，并結合課本例題和習題反思，加深對預習內容的理解。最后對預習的內容整理出條理性的框架，明確知識結構。

②課堂學習——眾所周知，學校教育的主渠道在課堂，學科教育是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特別是數學。所以要在課堂上學好數學知識，數學教學觀念的更新才是使之得以實現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證，而聽課是學習環節中最重要的一環，在掌握知識的準確性、廣度與深度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學習成績好的學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會聽課。會聽課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帶著預習時未懂的問題聽課，全神貫注，盡可能把疑點在聽課的過程中解決：其次，對于在預習中認為弄懂了的問題，主要聽老師的講解是否和自己的理解一致，糾正自己在預習中對一些知識的片面理解或錯誤理解。在預習中沒有弄懂的問題，通過老師講懂了或還有疑問，要在課堂上把關鍵的地方記下來。凡是在聽課時發現預習中自己理解片面或錯誤的地方，或是理解深度不夠的地方，都應作出簡單的標記，課后要及時進行清理，完善對這些問題的新的理解。第三，注意有價值的問題，老師在課堂上提出的設問、提問，或自己在預習中、作業中、課外閱讀中發現的有價值的問題，都應積極思考，并記住，然后加以解決。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還應注意發現與之相關的問題或更深入一層的問題，再思考。一個個問題的提出、捕捉與解決的過程，正是掌握知識提高能力的過程。

③練習——要學好數學，必須要做適當的練習。只顧看書，而不做適當的練習，是不可能學好數學的。練習之前要把課本上的知識弄懂。如果課本知識還存在困惑，應先復習課文，直至把有困惑的知識理解之后再認真獨立的完成。在做題的時候要認真思考，注意與課本知識相聯系，并注意解題的步驟規范性和表述條理性。如果在做題的時候出現“馬大哈”的現象，這樣會嚴重影響到學習的效率和學習的心情，進而影響到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篇5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案例教學；能力；角色轉換

1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運用案例教學的意義

(1)培養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案例教學最突出的優勢之一便是采集大量的經濟事例作為教學內容，對學生具有啟發教育的作用。優秀的案例，往往以現實問題為研究對象，以事實和數據為依據，并將理論知識寓于案例之中，學生可以通過對各種類型案例的剖析，運用創造性思維，將大量的感性體驗上升到理性認識高度，從而進一步指導今后的實際工作。

(2)有利于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西方經濟學是一門理論性很強的學科，常常會用到大量的圖形和數學論證，讓學生感到抽象枯燥且難以掌握。例如，在成本理論一章中，不斷用到平均成本曲線、邊際成本曲線、平均可變成本曲線等多條曲線；在分析宏觀經濟政策時，則是用IS-LM模型。因此，有必要尋求一種中介載體，將西方經濟學中的基本理論以一種生動的形式呈現給學生，而案例教學在這方面有獨特的作用。因為經濟學案例往往是以現實經濟問題作為研究對象的，其中不乏一些經濟社會的熱點問題，足以引起學生濃厚的興趣，吸引他們主動思考、積極討論，變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

(3)能有效地將知識轉化為技能。案例教學的最終目的是要將學生的知識轉化為技能。學生經過系統的理論學習，其理論知識會掌握得比較全面，但由于缺乏實際操作經驗，往往導致能力的欠缺。案例教學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為學生提供一個逼真的、具體的情景，迫使他們去思考、分析、處理問題，從而得到實際鍛煉的機會。同時，案例教學本身也需要學生之間的合作、交流、分析與研討，這也有利于培養學生合作共事和溝通交流的能力。

2西方經濟學案例教學的組織

(1)課前準備。首先，教師應在認真備好課的基礎上，精心選擇案例。案例的選擇應兼顧典型示范、應用實際、現實新穎、適合國情，并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也就是說，精心挑選的案例不僅要符合課堂的教學要求，而且應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使學生想聽、要聽、樂意聽，只有這樣，師生才能配合默契，寓教于樂，收到較好的效果。如在解釋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時；可以拿“吃第一個面包同吃第三個面包的感覺是不同的”或以小品《吃面》為例來說明；在講授供求規律時，可以編寫案例“2007年末至2008年初南方發生冰雪災害對食品供應和物價的影響”，通過這個案例，有效地將案例與供求規律緊密地結合起來，既提高了《西方經濟學》課程的應用性，又引導學生關注社會問題以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在講完貨幣政策之后，可以引導學生對“2007年度由于CPI屢創新高銀行提高存貸款利率”等案例進行分析和討論；在講完失業理論之后，可以引入“近年來出現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案例，引導學生思考和討論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種種原因及應對措施。其次，教師事先應反復閱讀案例，做好案例分析。雖然案例本身可能并無統一答案，但作為教師要想給學生一杯水，自己就必須有一桶水、一缸水。教師應盡可能將問題想得全面、完整、詳細，要深思熟慮。這其中可能要涉及其他一些相關的內容，必要時需查找大量的資料，否則無法引導學生、啟發學生，只有在占有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先對案例做個分析，才能做到心中有數。

案例教學的主角是學生，為提高案例分析的水平，學生的課前準備也是必要的，尤其是難度大、綜合性強的案例更應做充分的準備。否則課堂討論的效果很難保證，甚至課堂討論根本無法進行。學生要做的準備工作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學生應該掌握相關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知識，這是進行案例分析的前提條件；其次，在上課前，學生需要通讀案例，概括問題，提出決策方案。這樣才能保證案例討論課的質量。

(2)組織課堂教學。分組討論是案例教學的主要方式。通常的做法是在上案例課之前把案例資料發到每個學生手中，要求學生要預習案例。上課時把全班學生分成幾個小組，進行5到10分鐘的討論，然后每個小組派代表上臺發言，然后每個小組派代表上臺發言，表述各自對問題的看法、提出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案。如果爭議分歧較大，再組織討論，最后由任課教師進行總結。在案例分析過程中，教師所要做的是營造一種輕松、自由的氛圍，激發學生思維的活躍性，引導學生全身心地投入到案例分析中去。例如，教師不應隨意否定學生的分析結果，而應鼓勵學生提出獨到的見解。

3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應用案例教學法時，應注意的問題

(1)正確處理西方經濟學案例教學和理論教學的關系。理論教學在課堂教學中仍應占主要地位，如果整個西方經濟學教學以案例為主會造成學生對某些問題了解得比較深入，但知識掌握缺乏系統性。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不能像MBA那樣，完全以案例教學為主，而應以系統的理論學習為主。案例教學只是手段，目的在于培養學生利用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去判斷分析問題的能力。在課時量有限的情況下，一般來講，案例教學占用20%～25%的時間為宜，也可利用學生的課外活動組織案例討論以作為對西方經濟學教學的補充。

(2)教師要注意角色的轉換。在案例分析的過程中，教師和學生的角色發生了轉移：其一，案例分析課堂上的教師不再以一個單純的“知識權威”的形象出現，不再是教師站在講臺上唱“獨角戲”，課堂是由學生唱主角了，教師的前臺活動已大大減少，代之而來的是學生的大量活動，這就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展示自我的舞臺；其二，案例課堂上教師的主要任務則由原來的知識講授變為指導學生動腦思考。教師一般只應對案例討論的要點和應注意的問題作必要而簡略的提示，布置案例討論的任務和要求，而把大量的時間騰給學生。即使有學生需要教師指導和答疑，教師的講解一般也是個別進行的，這里教師傳授知識的形式由集中講授變為對學生個別的有針對性的指導。

(3)案例教學的關鍵是教師素質的提高。案例教學法的特點，使其要求任課教師不僅要有較深厚的理論知識，還要有很強的理論運用能力，能夠靈活運用理論知識分析解決實際問題；且有較豐富的實踐經驗，具有很強的課堂組織和控制能力，能夠有效激發學生踴躍參與，實現案例教學的目標。目前我國高校西方經濟學的教師離案例教學的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所以加強教師培訓十分必要。案例教學教師的培養途徑主要有兩條：一是學習培訓。即通過舉辦培訓班以提高教師的案例教學水平。二是實踐鍛煉。即有計劃地選派教師到企業進行實際工作，同時請企業有經驗的管理者或外校有經驗的教師搞講座，或組織案例課的觀摩教學和經驗交流活動等，這一系列途徑都有助于提高教師的案例教學能力。

(4)借助集體備課，集思廣益，完善西方經濟學案例教學的設計。在西方經濟學案例教學的設計與準備過程中，組織專業相同或相近的老師開展集體備課活動，有兩大好處：一是可以拓寬經濟學案例信息的來源，實現資源共享；二是不同教師思考問題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在集體討論中可以使思維在相互借鑒、相互碰撞中激發出靈感的火花，從而拓寬經濟學教學思路，提高經濟學教學研究水平。這兩方面相互滲透，同時進行，對西方經濟學案例教學設計的完善具有較好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魏靜.談案例教學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運用[J].昆明大學學報，2008，(1).

篇6

二十世紀即將結，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二十世紀是光輝燦爛的一個世紀，是個類社會發展最迅速的一個世紀，是科學技術發展最迅速的一個世紀，也是物理學發展最迅速的一個世紀。在這一百年中發生了物理學革命，建立了相對信紙和量子力學，完成了從經典物理學到現代物理學的轉變。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后，現代物理學在深度和廣度上有了進一步的蓬勃發展，產生了一系列的新學科的交叉學科、邊緣學科，人類對物質世界的規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物理學理論達到了一個新高度，現代物理學達到了成熟的階段。

在此世紀之交的時候，人們自然想展望一下二十一世紀物理學的發展前景，探索今后物理學發展的方向。我想談一談我對這個問題的一些看法和觀點。首先，我們來回顧一下上一個世紀之交物理學發展的情況，把當前的情況與一百年前的情況作比較對于探索二十一世紀物理學發展的方向是很有幫助的。

一、歷史的回顧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經典物物學的各個分支學科均發展到了完善、成熟的階段，隨著熱力學和統計力學的建立以及麥克斯韋電磁場理論的建立，經典物理學達到了它的頂峰，當時人們以系統的形式描繪出一幅物理世界的清晰、完整的圖畫，幾乎能完美地解釋所有已經觀察到的物理現象。由于經典物理學的巨大成就，當時不少物理學家產生了這樣一種思想：認為物理學的大廈已經建成，物理學的發展基本上已經完成，人們對物理世界的解釋已經達到了終點。物理學的一些基本的、原則的問題都已經解決，剩下來的只是進一步精確化的問題，即在一些細節上作一些補充和修正，使已知公式中的各個常數測得更精確一些。

然而，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正當物理學家在慶賀物理學大廈落成之際，科學實驗卻發現了許多經典物理學無法解釋的事實。首先是世紀之交物理學的三大發現：電子、X射線和放射性現象的發現。其次是經典物理學的萬里晴空中出現了兩朵“烏云”：“以太漂移”的“零結果”和黑體輻射的“紫外災難”。[1]這些實驗結果與經典物理學的基本概念及基本理論有尖銳的矛盾，經典物理學的傳統觀念受到巨大的沖擊，經典物理發生了“嚴重的危機”。由此引起了物理學的一場偉大的革命。愛因斯坦創立了相對論；海林堡、薛定諤等一群科學家創立了量子力學。現代物理學誕生了！

把物理學發展的現狀與上一個世紀之交的情況作比較，可以看到兩者之間有相似之外，也有不同之處。

在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建立起來以后，現代物理學經過七十多年的發展，已經達到了成熟的階段。人類對物質世界規律的認識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用現有的理論幾乎能夠很好地解釋現在已知的一切物理現象。可以說，現代物理學的大廈已經建成。在這一點上，目前有情況與上一個世紀之交的情況很相似。因此，有少數物理學家認為今后物理學不會有革命性的進展了，物理學的根本性的問題、原則問題都已經解決了，今后能做到的只是在現有理論的基礎上在深度和廣度兩方面發展現代物理學，對現有的理論作一些補充和修正。然而，由于有了一百年前的歷史經驗，多數物理學家并不贊成這種觀點，他們相信物理學遲早會有突破性的發展。另一方面，雖然在微觀世界和宇宙學領域中有一些物理現象是現代物理學的理論不能很好地解釋的，但是這些矛盾并不是嚴重到了非要徹底改造現有理認紗可的程度。在這方面，目前的情況與上一個世紀之交的情況不同。在上一個世紀之交，經典物理學發生了“嚴重的危機”；而在本世紀之交，現代物理學并無“危機”。因此，我認為目前發生現代物理學革命的條件似乎尚不成熟。

雖然在微觀世界和宇宙學領域中有一些物理現象是現代物理學的理論不能很好地解釋的，但是這些矛盾并不是嚴重到了非要徹底改造現有理認紗可的程度。在這方面，目前的情況與上一個世紀之交的情況不同。在上一個世紀之交，經典物理學發生了“嚴重的危機”；而在本世紀之交，現代物理學并無“危機”。因此，我認為目前發生現代物理學革命的條件似乎尚不成熟。客觀物質世界是分層次的。一般說來，每個層次中的體系都由大量的小體系（屬于下一個層次）構成。從一定意義上說，宏觀與微觀是相對的，宏觀體系由大量的微觀系統構成。物質世界從微觀到宏觀分成很多層次。物理學研究的目的包括：探索各層次的運動規律和探索各層次間的聯系。

回顧二十世紀物理學的發展，是在三個方向上前進的。在二十一世紀，物理學也將在這三個方向上繼續向前發展。

1）在微觀方向上深入下去。在這個方向上，我們已經了解了原子核的結構，發現了大量的基本粒子及其運規律，建立了核物理學和粒子物理學，認識到強子是由夸克構成的。今后可能會有新的進展。但如果要探索更深層次的現象，必須有更強大得多的加速器，而這是非常艱巨的任務，所以我認為近期內在這個方向上難以有突破性的進展。

2）在宏觀方向上拓展開去。1948年美國的伽莫夫提出“大爆炸”理論，當時并未引起重視。1965年美國的彭齊亞斯和威爾遜觀測到宇宙背景輻射，再加上其他的觀測結果，為“大爆炸”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從此“大爆炸”理論得到廣泛的支持，1981年日本的佐藤勝彥和美國的古斯同時提出暴脹理論。八十年代以后，英國的霍金[2,3]等人開始論述宇宙的創生，認為宇宙從“無”誕生，今后在這個方向上將會繼續有所發展。從根本上來說，現代宇宙學的繼續發展有賴于向廣漠的宇宙更遙遠處觀測的新結果，這需要人類制造出比哈勃望遠鏡性能更優越得多的、各個波段的太空天文望遠鏡，這是很艱巨的任務。

我個人對于近年來提出的宇宙創生學說是不太信的，并且認為“大爆炸”理論只是對宇宙的一個近似的描述。因為現在的宇宙學研究的只是我們能觀測到的范圍以內的“宇宙”，而我相信宇宙是無限的，在我們這個“宇宙”以外還有無數個“宇宙”，這些宇宙不是互不相干、各自孤立的，而是互相有影響、有作用的。現代宇宙學只研究我們這個“宇宙”，當然只能得到近似的結果，把他們的延伸到“宇宙”創生了初及遙遠的未來，則失誤更大。

3）深入探索各層次間的聯系。

這正是統計物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二十世紀在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先是非平衡態統計物理學有了得大的發展，然后建立了“耗散結構”理論、協同論和突變論，接著混沌論和分形論相繼發展起來了。近年來把這些分支學科都納入非線性科學的范疇。相信在二十一世紀非線性科學的發展有廣闊的前景。

上述的物理學的發展依然現代物理學現有的基本理論的框架內。在下個世紀，物理學的基本理論應該怎樣發展呢？有一些物理學家在追求“超統一理論”。在這方面，起初是愛因斯坦、海森堡等天才科學家努力探索“統一場論”；直到1967、1968年，美國的溫伯格和巴基斯坦的薩拉姆提出統一電磁力和弱力的“電弱理論”；目前有一些物理學家正在探索加上強力的“大統一理論”以及再加上引力把四種力都統一起來的“超統一理論”，他們的探索能否成功尚未定論。

愛因斯坦當初探索“統一場論”是基于他的“物理世界統一性”的思想[4]，但是他努力探索了三十年，最終沒有成功。我對此有不同的觀點，根據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我認為“物質世界是既統一，又多樣化的”。且莫論追求“超統一理論”能否成功，即便此理論完成了，它也不是物理學發展的終點。因為“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于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無數相對的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真理。”“人們在實踐中對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5]

現代物理學的革命將怎樣發生呢？我認為可能有兩個方面值得考試：

1）客觀世界可能不是只有四種力。第五、第六……種力究竟何在呢？現在我們不知道。我的直覺是：將來最早發現的第五種力可能存在于生命現象中。物質構成了生命體之后，其運動和變化實在太奧妙了，我們沒有認識的問題實在太多了，我們今天對于生命科學的認識猶如亞里斯多德時代的人們對于物理學的認識，因此在這方面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是很可能的。我認為，物理學業與生命科學的交叉點是二十一世紀物理學發展的方向之一，與此有關的最關于復雜性研究的非線性科學的發展。

2）現代物理學理論也只是相對真理，而不是絕對真理。應該通過審思現代物理學理論基礎的不完善性來探尋現代物理學革命的突破口，在下一節中將介紹我的觀點。

三、現代物理學的理論基礎是完美的嗎？

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是現代物理學的兩大支柱，這兩大支柱的理論基礎是否十全十美的

呢？我們來審思一下這個問題。

1）對相對論的審思

當年愛因斯坦就是從關于光速和關于時間要領的思考開始，創立了狹義相對論[1]。我們今天探尋現代物理學革命的突破口，也應該從重新審思時空的概念入手。愛因勞動保護坦創立狹義相對論是從講座慣性系中不同地點的兩個“事件”的同時性開始的[4]，他規定用光信號校正不同地點的兩個時鐘來定義“同時”，這樣就很自然地導出了洛侖茲變換，進一步導致一個四維時空（x，y，z，ict）（c是光速）。為什么愛因勞動保護擔提出用光信號來校正時鐘，而不用別的信號呢？在他的論文中沒有說明這個問題，其實這是有深刻含意的。

時間、空間是物質運動的表現形式，不能脫離物理質運動談論時間、空間，在定義時空時應該說明是關于什么運動的時空。現代物理學認為超距作用是不存在的，A處發生的“事件”影響B處的“事件”必須通過一定的場傳遞過去，傳遞需要一定的時間，時間、空間的定義與這個傳遞速度是密切相關的。如果這種場是電磁場，則電磁相互作用傳遞的速度就是光速。因此，愛因斯坦定義的時空實際上是關于由電磁相互作用引起的物質運動的時空，適用于描述這種運動。

愛因斯坦把他定義的時間應用于所有的物質運動，實際上就暗含了這樣的假設：引力相互作用的傳遞速度也是光速c.但是引力相互作用是否也是以光速傳遞的呢？令引力相互作用的傳遞速度為c＇。至今為止，并無實驗事實證明c＇等于c。愛因斯坦因他的“物質世界統一性”的世界觀而在實際上假定了c=c＇。我持有“物質世界既統一，又多樣化的”以觀點，再加之電磁力和引力的強度在數量級上相差太多，因此我相相信c＇可能不等于c。工樣，關于由電磁力引起的物質運動的四維時空（x，y，z，ict）和關于由引力引起的運動的時空（x＇，y＇，z＇，ic＇t＇）是不同的。如果研究的問題只涉及一種相互作用，則按照現在的理論建立起來的運動方程的形式不變。例如，愛因斯坦引力場方程的形式不變，只需把常數c改為c＇。如果研究的問題涉及兩種相互作用，則需要建立新的理論。不過，首要的事情是由實驗事實來判斷c＇和c是否相等；如果不相等，需要導出c＇的數值。

我在二十多年前開始形成上述觀點，當時測量引力波是眾所矚目的一個熱點，我曾對那些實驗寄予厚望，希望能從實驗結果推算出c＇是否等于c。令人遺憾的是，經過長斯的努力引引力波實驗沒有獲得肯定的結果，隨后這項工作冷下去了。根據愛國斯坦理論預言的引力波是微弱的，如果在現代實驗技術能夠達到的測量靈敏度和準確度之下，這樣弱的引力波應該能夠探測到的話，長期的實驗得不到肯定的結果似乎暗示了害因斯坦理論的缺點。應該從c＇可能不等于c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如果c＇和c有較大的差異，則可能導出引力波的強度比根據愛因勞動保護坦理論預言的強度弱得多的結果。

弱力、強力與引力、電磁力有本質的不同，前兩者是短程力，后兩者是長程力。不同的相互作用是通過傳遞不同的媒介粒子而實現的。引力相互作用的傳遞者是引力子；電磁相互作用的傳遞者是光子；弱相互作用的傳遞者是規范粒子（光子除外）；強相互作用的傳遞者是介子。引力子和光子的靜質量為零，按照愛因斯坦的理論，引力相互作用和電磁相互作用的傳遞速度都是光速。并且與傳遞粒子的靜質量和能量有關，因而其傳遞速度是多種多樣的。

在研究由弱或強相互作用引起的物質運動時，定義慣性系中不同的地點的兩個“事件”的“同時”，是否應該用弱力或強力信號取代光信號呢？我對核物理學和粒子物理學是外行，不想貿然回答這個問題。如果應該用弱力或強力信號取代光信號，那么關于由弱力或強力引起的物質運動的時空和關于由電磁力引起的運動的時空（x，y，z，ict）及關于由引力引起的運動的時空（x＇，y＇，z＇，ic＇t＇）

有很大的不同。設弱或強相互作用的傳遞速度為c＇＇，c＇＇不是常數，而是可變的，則關于由弱或強力引起的運動的時空為（x＇＇，y＇＇，z＇＇，Ic＇＇t＇＇），時間t＇＇和空間（x＇＇，y＇＇，z＇＇）將是c＇的函數。然而，很可能應該這樣來考慮問題：關于由弱力引起的運動的時空，在定義中應該以規范粒子的靜質量取作零時的速度c1取代光速c。由于“電弱理論”把弱力和電磁力統一起來了，因此有可能c1=c，則關于由弱力引起的運動的時空和關于由電磁力引起的運動的時空是相同的，同為（x，y，z，ict）。關于由強力引起的運動的時空，在定義中應該以介子的靜質量取作零（在理論上取作零，在實際上沒有靜質量為零的介子）時的速度c＇＇取代光速c，c＇＇可能不等于c。則關于由強力引起的運動的時空（x＇＇，y＇＇，z＇＇，Ic＇＇t＇＇）不同于（x，y，z，ict）或（x＇，y＇，z＇，ic＇t＇）。無論上述兩種考慮中哪一種是對的，整個物質世界的時空將是高于四維的多維時空。對于由短程力（或只是強力）引起的物質運動，如果時空有了新的一義，就需要建立新的理論，也就是說需要建立新的量子場論、新的核物理學和新的粒子物理學等。如果研究的問題既清及長程力，又涉及短程力（尤其是強力），則更需要建立新的理論。

1）對量子力學的審思

從量子力學發展到量子場論的時候，遇到了“發散困難”[6]。1946——1949年間，日本的朝永振一郎、美國的費曼和施溫格提出“重整化”方法，克服了“發散困難”。但是“重整化”理論仍然存在著邏輯上的缺陷，并沒有徹底克服這一困難。“發散困難”的一個基本原因是粒子的“固有”能量（靜止能量）與運動能量、相互作用能量合在一起計算[6]，這與德布羅意波在υ=0時的異性。

現在我陷入一個兩難的處境：如果采用傳統的德布羅意關系，就只得接受不合理的德布羅意波奇異性；如果采納修正的德布羅意關系，就必須面對使新的理論滿足相對論協變性的難題。是否有解決問題的其他途徑呢？我認為這個問題或許還與時間、空間的定義有關。現在的量子力學理論中時寬人的定義實質上依然是決定論的定義，而不確定原理是微觀世界的一條基本規律，所以時間、空間都不是嚴格確定的，決定論的時空要領不再適用。在時間或空間的間隔非常小的時候，描寫事情順序的“前”、“后”概念將失去意義。此外，在重新定義時空時還應考慮相關的物質運動的類別。模糊數學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了，把這個數學工具用到微觀世界時空的定義中去可能是很值得一試的。

1）在二十一世紀物理學將在三個方向上繼續向前發展（1）在微觀方向上深入下去；（2）在宏觀方向上拓展開去；（3）深入探索各層次間的聯系，進一步發展非線性科學。

2）可能應該從兩方面去控尋現代物理學革命的突破口。（1）發現客觀世界中已知的四種力以外的其他力；（2）通過審思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理論基礎，重新定義時間、空間，建立新的理論

3）由于現代物理學尚未發生“危機”，因此目前發生現代物理學革命的條件也許還不成熟，物理學的發展和物理學革命都有賴于在物理實驗和對客觀物質世界的觀測中獲得新的結果，實驗和觀測是發展物理學的量重要手段，這是我們要關注的首要問題。然而，科學的發展和物理學的發展有本身的邏輯，符合客觀規律的、有真知灼見的思維也是一個關鍵。

篇7

關鍵詞：初中物理新課標學困生轉化

一、初中物理學困生的存在是一種普遍的現象。

但新課標實施以來初中物理學困生的轉化工作也相應地被提到正常的教育教學工作的日常事務中來。筆者根據自己在初中物理學困生轉化工作所取得的經驗，結合初中物理新課標的特點，對初中物理學困生的內部成因和轉化策略進行闡述。

一個初中物理學困生的形成的原因是復雜的，但總體上說有外部原因與內部原因。事實上，在形成學業不良的過程中有些因素可以單獨起作用，也可交互作用。大多數學生的學業不良是由于各種不良因素交織在一起而形成的。[1]在這些因素中，由于學生個人的內部因素造成的成分也比較復雜。筆者現主要從初中物理學困生（學業不良的學生）形成的個人因素特點出發，談談初中物理學因生的內部成因：

（一）畏懼困難

根據筆者與所結對的初中物理學困生共同分析尋找學業不良形成的原因和時間時發現，許多初三的學困生是在剛入初二時對初中物理畏懼困難的情緒造成的。從初中物理新課標安排順序來看，雖然義務教育初級中學課本是在原有教材基礎上的一大飛躍性的大進步（首先體現出來的是合科教學，打破了傳統的初中分科教學的很多弊端，減少學科界限），但是因為學科的特點而造成學生學習上的困難也是顯而易見的。從教材的編排上看，初中二年級的學生所學習的是介紹性的有關物質結構的內容。這些內容一般僅要求學生對所教內容的認識、了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一般都結合自然界中的實物（或模型）進行學習，以學生的形象思維作載體進行學習；進入初中三年級后，學生首先學習的是具體較高抽象思維的物理學抽象概念的內容，如密度、功、能、壓強等。一向習慣于利用形象思維方式的初中學生，突然要求其具有抽象思維，學生在這一過程中對抽象思維能力的培養需要一個過程。當然在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學生對這一轉變過程的畏難情緒。

由于學習內容的改變，必然造成學習方法、策略的改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學生都能夠很順利地得以轉變。學習方法、策略一般容易轉變的人是很容易適應不同學習環境和方法的人。在我們的學生當中，并不是所有學生都能做到這一點。所以，做不到這一點的學生，容易成為學困生。

（二）不喜歡動手

在學習過程中，我們發現不同的學生的興趣愛好是不同的，有些學生喜歡具有一定思辯的問題，有些學生則喜歡動手做實驗。雖然說并不是所有的初中物理學困生都不喜歡做實驗，但確實存在一部分學困生與不喜歡動手做實驗有關。這些學生往往在上實驗課時是旁觀者，只看同組的其他同學動手做實驗，而自己則對動手實驗毫無興趣。

學好初中物理，學會觀察和實驗是最關鍵和最基礎的技能，這里的實驗不但是教師在探究課上要求學生動手完成的實驗，而且要求在學習過程中怎樣懂得發現問題、用實驗解決問題。這就是科學實驗探究性學習的一種重要方式。

（三）獨立學習能力差

我在教學就有遇到這樣的學生，自己不能獨立完成作業。這樣的學生一般對自己不自信。初中物理的學困生一般就是這一類學生。獨立完成一項作業，獨立完成一個問題的思考、獨立完成一個實驗、獨立回答一個完整的問題。這些對于一名學困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學困生缺少的就是這些方面的能力，他們在學習上總想有所依靠，完成作業時必須與同學坐在一起；即使偶爾能解決一個問題，但總是不自信，尋找答案或與別人核對答案后才放心；有一個問題時不敢單獨提出來，原因是怕教師和同學笑話他

（四）沒有養成良好的習慣

對于一名初中物理的學困生來說，由于長期的得不到在學習上的成功的體驗，學困生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些不良的學習習慣：

（1）缺乏思維的毅力。

思維的品質中表明思維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在思考一個初中物理的問題時，思維的持久性品質對解決這一問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學困生面對初中物理的一些問題普遍存在缺乏思維毅力的傾向，遇到一些稍有一定難度、需要學生認真仔細地去思考的問題時，學困生往往顯得很不耐煩。這樣，很多學困生在面對一些稍難的題目或作業時，不是選擇怎樣去面對困難迎面而上，而是選擇了逃避，有些學生為了應付教師的作業檢查而去抄襲其他學生的作業。

（2）缺乏注意的穩定性。

心理學表明，每個人都具有一定限度的注意的穩定性，但是不同的人注意穩定性的強度是不同的，注意的穩定性也并不是一個人的先天，它是一個人后天在學習生活中"鍛煉"的結果與產物。由于學困生在對待初中物理的一些問題時顯得明顯的不足，學困生對待一些問題總是"心不在焉"。

（3）學習態度差。

由于學生在學習時遇到一些問題，并然會引起一系列的學習不良反應：學生面對一些問題覺得無所謂、解題時馬虎、書寫潦草、作業完成后不檢查等毛病。

（五）缺少好的學習方法與策略

學習需要一定的方法與策略。它是追求學習效率的學習者在特定的學習情景中為了達到學習目標，在認知加工過程中所運用的學習方法技能，以及對整個學習活動及其有關因素進行監控的方法技能。[2]顯然初中物理的學困生普遍缺乏的是無認知的能力、即對自己的學習過程進行監控的能力。比如說面對初中物理的整個學習過程，學困生對學習計劃、學習過程的監視、學習過程的調節等很缺乏。

另外，由于初二學生所學習的初中物理的學習內容是物質的基本性質等的介紹性內容，一般的初中物理學困生的學習由于沒有很好的學習方法作指導，學習過程中只重視對一些物理的概念、名稱的"死記硬背"，并把這種"死記硬背"帶到以后的學習中來。針對初二學生來說，生物理學上的一個個概念與名稱僅是文字上的抽象概念，沒有實際上的現實意義。故此，學生根本無法理解這些內容，當然記憶的長久性就無從談起了。

二、初中物理學困生的轉化策略

針對上述對初中物理學困生的內部成因的分析，筆者采用了如下的轉化策略：

（一）形象開路，抽象漸入：

從初中學生生理上的發展特點分析，初中學生已經逐漸地從形象思維轉變為抽象思維了，這種轉化對學生來說是一大難點。但是在轉化初中物理的學困生時，我們要重視形象思維的訓練，并作為學生學習初中物理概念、規律的基礎，而抽象思維可在形象思維基礎之上得以培訓與提高。比如在學習光的折射規律時，學生對"當光從空氣斜射入水或其他透明物質時，折射角小于入射角；當光從水或其他透明物質斜射入空氣時，折射角大于入射角"的理解時，學生對于這一規律的理解是非常表面化的、是對文字面上的一種感性認識，根本不能夠理解這句話的真正含義。但是，若教師引導學生以形象化的思維理解這一規律，則這一規律顯得簡單：如可以做實驗，不管是光從空氣斜射入水中時還是光從水中斜射入空氣中，在水的這個角（不管是入射角還是折射角）總是小于空氣中的角。通過實驗后，讓學生形成固定的有關這一實驗概念的"表象"，則學生在以后應用到這一問題時自然而然地會想起這一表象。再比如，當學生在學習"物體的沉浮條件時，對于物體的上浮、下沉還是漂浮是液體與物體（實心）密度的大小比較有關"，學生很容易混淆這一關系。所以，對于這問題，單純從文字或公式的理解是很難的，學生不容易記憶。但當我們從形象的具體例子出發，從類比的方法出發，這一問題就可得以解決：如我們可以舉例子進行類比，把木塊浸沒于水中，木塊上浮，（木塊的密度小于水的密度，故可類推）其他同理。從上述的舉例分析可以看出，以形象的思維去表達抽象的概念規律，是初中學生以形象思維為基礎培養抽象思維的一種重要的方法。

（二）勤奮作基，方法作徑：

一類初中物理學困生是因為學生本身不努力、不勤奮造成的，而有些學困生很勤奮地學習，但是缺乏必要的方法而使自己成為了學困生。要想學好初中物理這門學科，勤奮與方法這兩者是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對于勤奮，不管是從一些偉人的事跡中還是從學生身邊的例子中都能說明問題，這里勿需多言。但是一般的學困生都缺乏科學的學習方法的指導，下面簡述之：

1．加強學習的計劃性。

有計劃的學習活動可以促使學習目標的實現，可以磨練學習意志，有利于良好學習習慣的養成，也可以提高時間利用率。[3]指導學生制定一個科學的學習計劃是非常必要的。

2．加強預習、復習活動。

3．培養學生對學習過程的元認知能力。

不管是對整個學習過程還是解決某一個簡單問題的，都需要學生具有一定的元認知能力。簡而言之，元認知即是對認知的認知和監控。也就是說，人可以跳出一個系統來觀察這個系統并且控制這一系統，通過元認知了解、檢驗、評估和調整自己的認知活動。[4]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后，學生若懂得怎樣去反思、總結前一段時間的學習過程中的經驗，為下一階段的學習做好打算或吸取教訓，學生在下一階段的學習效率和水平將會有所提高。同樣，解決了一道初中物理的一個問題后，學生若懂得怎樣去反思、回顧這個問題的解法、思路及自己解題時存在的優勢與不足，這樣，學生的解決問題的水平將不斷提高。

4．加強學困生解決問題的方法。

一般說來，解決初中物理的問題有如下的步驟與方法：

（1）全面理清問題，通過較快速地瀏覽整個問題的整體框架大致了解問題的狀況，但一定要明確提出了什么問題，這個問題提出的目的性是什么。

（2）以問題為思維的中心，以問題中已知各數量關系為主線，理清已知問題中的各數量關系與問題存在的關系是什么。

（3）從整體上把握問題的類型，大致以什么方式回答。

（4）初中物理的問題一般很注重思維過程。面對一個問題，我們首先通過明確問題的目的性，通過逆向推理的方法進行解題。如下題的解題思路：

題目：一金屬塊掛在彈簧秤的下端，彈簧秤的讀數是0.89牛；若把金屬塊全部浸入水中，彈簧秤讀數是0.79牛,求金屬塊的密度。

解題思路：

①解決什么問題：求金屬塊的密度ρ金；

②逆向思維：求金屬塊的密度，只要求金屬塊的質量與體積；求金屬塊的質量，只要知道金屬塊受到的重力（已知在空氣中金屬塊的重量）；求金屬塊的體積，則只要求金屬塊浸沒于水中排開水的體積；求金屬塊排開水的體積，則只要求金屬塊浸沒于水中受到的浮力（浮力的大小可以用彈簧秤的兩次示數差表示）。

（5）克服思維定勢。從總體上說，初中物理中哪一部分問題應用哪一知識去解答，在學生的思維中已經有一定的思維定勢，思維定勢對于一般的解題是有好處的，它可以減少學生思維的時間；但是思維定勢也往往把學生的思維帶入了解題的"死胡同"，故在解決一些問題時，有時要充分地利用思維定勢的優勢，有時則要克服。如上題中，求體積時并不能利用密度與質量的關系進行求解，則需要打破思維定勢，利用浮力的知識。

（6）選擇多種方法進行解題。每一個題目的解題都有一定的方法，且思路不同，這可以鍛煉學生的發散性思維。培養學生形成這樣的一種習慣：當以自己的方法完成解題時，讓學生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另外的解題方法。

（7）解決一定問題之后，培養學生總結問題，反思問題的能力。

（三）化整為零，化零為整

學習初中物理的過程就是"化整為零，化零為整"的過程。當學困生面對初中物理內容時，要把整體上的知識體系各個擊破，從細處學習知識內容。但是，畢竟初中物理是一門有系統性的學科，這一學科中各知識點間存在必然的聯系，通過理順這一關系，學生對知識形成網絡化。

（四）重視解疑，更重激疑

對于初中物理的學困生，學生的很多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幫助學生解決一些問題是進行學困生轉化的一項重要的工作。在平時的學困生轉化過程中，我們發現學困生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一般的學困生很難提出問題。愛因斯坦說過，提出一個問題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確實，對于初中物理的學困生，平時的他（她）們很少把時間投入到思考一些初中物理的學習問題上來，即使有些學生平時有思考學科上的一些問題，但由于其在思考的過程中，他（她）們所獲得的失敗的消極體驗機會比積極體驗機會多得多，所以這給他（她）們下一次積極主動地去學習形成一定的障礙，教師在轉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工作是如何創設問題情境，使學生產生問題。有問題的學生往往是對某一個方面經過認真思考的。通過點撥后引導學生思考解決問題，并在思考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產生新的問題，使學生產生興趣。

（五）傾情投入，師生共感：

學困生的轉化工作是一個教育系統工程，轉化過程是一長期的過程。這過程需要教師投入大量的精力。轉化一名學困生，筆者認為教師在情感的投入方面必須做到如下幾點：

1．取得學困生的信任與支持。

學困生的轉化工作并不僅僅是學業上的指導工作，更是對學生心理上支持、理解、信任工作。我們不得不承認：由于受到社會、學校、家長等的升學壓力的影響，教師在教育教學過程中總是對學業優秀生比較重視，而對學困生則忽視了。長期受到這一意識的影響，學困生與教師之間形成了一條不可逾越的心理鴻溝。學困生的心理相對教師來說是封閉的。這時要轉化這名學困生，首先教師的一切行為必須取得學困生的信任與支持。

2．相信學困生具有可發展的潛力。

筆者認為，"真誠地相信學困生是可以轉化的"這一點是轉化初中物理學困生的工作的基礎。從人的發展與學困生的形成原因等角度分析，這一點是不難理解的。超級秘書網

3．與學困生建立類似于"互惠互利"的"平等關系"。

轉化學困生時，教師不要以高姿態對待學困生，不要以為對學困生學業上的幫扶工作是對學困生的"施舍"。教師要以平等的身份加入學困生的轉化工作中來，使學困生感覺到教師與學困生的關系是一種"互惠互利"的"平等關系"：教師可以從學困生身上學到很多知識，同理，學困生也達到了被轉化的目的。

4．教師是學困生學業上的指導者，又是精神上的支持者。

任何一個學困生，其總是回避著自己在學業上的后進，總是以自我封閉的形態出現在教師的面前。其實學困生在班集體中的心理壓力是無形的，也是非常大的。教師在這里的角色并不僅僅是對學困生進行學業上的指導工作，更重要的是給學困生以精神上的支持，使學困生走出"自卑、自閉"的心理。

總之，初中物理學困生的轉化工作是一艱巨而富有挑戰意義的工作，它需要更多的教師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這項工作來。筆者相信，一名好教師不但能使優秀生更加優秀，同樣能使后進生不再后進了。

參與文獻：

[1]劉曉明傅貴芳編著中學生學業不良的評價與干預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21頁

篇8

論文關鍵詞：文學理論教材，反本質主義，主體意識

 

一、從意識形態性到反本質主義：新時期中國文學理論教材發展變化的過程

改革開放后，社會現狀要求重建文化秩序，加上西方文學思潮紛紛涌入，文學理論教材也逐漸開始發生變化。開這一先河的當屬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以下簡稱以本）和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以下簡稱蔡本）。與前期文學理論教材相比，以本和蔡本超越了文學工具論模式，把文學當做一種意識形態進行闡釋。但是它們僅僅只強調政治經濟作為文學的反映對象，而沒有關注文學自身的內部規律。而隨后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以下簡稱童本）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它開始關注文學自身的內部規律，把文學本質界定為一種審美意識形態，認為文學是“顯現在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但童本仍沒有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即沒有跳出本質主義的圈子。新世紀，隨著后現代主義的興起，人們的生活和思維方式發生極大轉變。南帆主編的《文學理論[新讀本]》（以下簡稱南本）、陶東風主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第三版）》（以下簡稱陶本）和王一川著的《文學理論》（以下簡稱王本）等教材應時而生。這三本教材都把反本質主義作為基本思維方式，“標示了現代性語境與后現代性語境之間深刻的分歧與追求目標的斷裂”[1]。南本強調文學與文化的聯系，以此來對本質主義思維進行反思與質疑。陶本最大的特點是將中西文論史上反復涉及的文學理論問題依次展開，最后不給出形而上的定義，培養學生開放的文學觀念。王本則是讓文學回到文學本身文學藝術論文，提出“感興修辭詩學”，認為文學的主導屬性是感性修辭性。

二、主體意識逐漸覺醒：中國文學理論教材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

眾所周知，新時期中國文學理論教材的發展深受中西文化因素的雙重影響，而在這雙重因素中，人的主體意識逐漸覺醒才是關鍵。中國學界一直不乏反抗之人，“五四”自不用說，到新時期，文學思潮風起云涌，尋根、反思、先鋒、朦朧等等，無不顯示著強大個體的存在。馬原、格非等人的小說，不只是追求敘事方法的轉變，更多的是要“擺脫社會與歷史文化對人的必然性支配，轉而對作為個體的人的‘本真’存在狀態的感知與書寫”[2]。當文學創作日漸突出主體時，文學理論自然也會相應發生變化。當然，國內文學理論很大一部分是受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西方文學思潮，從早期盧梭、佛洛依德、尼采等人的反理性主義到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直至如今的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研究，無不對中國文學造成巨大沖擊。

因此，綜上所述，可以說主體意識的覺醒是文學發展的關鍵，也是文學理論發展變化的關鍵。主體意識不強大，文學及文學理論亦不會有質的突破。

三、尊重個體、突顯主體本真存在——文學理論教材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

法國學者埃德加·莫蘭認為“理論是一種方法的選擇和觀念的變化，……理論是隨著客體的變化來深入對象與現實的過程，甚至一個開放的理論是一個接受自身死亡的觀點的理論”[3]。因此，就現有理論來說，它還能在多大程度上闡釋當代人的文化經驗？我們到底該怎么闡釋未來人類文學理論之路？面對這些疑問，我們必須做出自己的回答。

從九十年代年代身體寫作、私人化寫作的崛起，到現在大眾文化、網絡文化的興盛，“顯然，‘主義’寫作時代的‘圣像’已經顛覆，‘主義’塑造的文學‘神話’已經破滅，一個隨著人的自覺和文化的自覺而來的文學自覺時代已經來臨”[4]。文學理論必須隨著“人的自覺和文化的自覺”來發展改變自己，這是當今也是將來文學理論發展的必由之路。“記住文學是‘人學’文學藝術論文，那么，我們在文藝方面所犯的許多錯誤，所招致的許多不健康的現象，或者就可以都避免了”[5]。如果把文學當成種種意識形態，那么文學為某種意識形態服務就會被當做很正當的道理，而當文學不再以人的主體存在給人以精神享受時，我們又怎能要求這樣的文學有超越現實的表現？

因此，關于文學理論問題，我們并不需要尋求一個權威的定義，更不需要憑這個定義去解釋別人的定義和其它文學現象。我們需要的只是發揮主觀能動性，探討每一種定義背后的動機和目的，特別是作為教材，目的就是教導學生，而不是束縛學生。“雖然傳統邏輯的‘定義方法’可以在一定限度內規定存在者，但這種方法不適用于存在”[6]。無論是繼承傳統還是借鑒西方，關鍵都在于中國現代文學家的主體創造性。文學創作如此，文學理論亦如此。只有站在“人”的制高點上，只有人的主體意識得到整體性解決，中國文學理論教材的發展才會“少走彎路亦或避免錯誤”。

參考文獻：

[1]方克強.后現代語境中的新世紀文學理論教材[J].文藝理論研究.2004(5):81.

[2]湯奇云.解碼“先鋒小說”[J].廣東工程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0.10,8(4):45.

[3](法)埃德加·莫蘭.方法：思想觀念[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42.

[4]湯奇云.從“主義”寫作到后“主義”寫作——當代文學發展軌跡一瞥[J].天津文學.2010(8):108.

[5]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錢谷融論文學[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82.

[6]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5.

篇9

關鍵詞：“是―應當”；道德客觀性；道德事實

中圖分類號：B82-0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854X（2012）05－0095－04

“是―應當”問題是18世紀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休謨在《人性論》第三卷第一章第一節中提出的：

在我之前遇到的每一個道德體系中，我總

是注意到，作者有一段時間是按照平常的推理

方式前進的，確立了上帝的存在，或者對人事

作一番評論；可是突然之間，我卻驚奇地發現，

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題中通常所用的系詞“是”

（is）或“不是”（is not），而是沒有一個命題

不是由一個“應當”（ought）或一個“不應當”

（ought not）聯系起來的。這個變化雖是難以覺

察的，實則卻關系極為重大。因為這個“應當”

或“不應當”既然表示一種新的關系或判定（af

firmation），就必須加以論述和說明；同時對這

件看上去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事，即這種新關系

是如何從與之完全不同的另一些關系中推導出

來的（be a deduction from others），也該給出

理由。不過既然作者們通常并不這么謹慎地考

慮這一點，我倒要提醒讀者注意它；并且我相

信，這一點點小小的注意就會一切世俗的

（vulgar）道德體系①。

休謨在這里已經表明：一個關于“是什么”的陳述，是一個關于事實的描述性陳述；而一個關于“應當怎樣”的規范陳述，是關于“什么是有價值的”道德價值判斷。由于休謨對歸納推理的有效性尚存疑慮，所以，根據演繹推理規則，“是什么”的陳述并不蘊含“應當怎樣”的規范陳述，該推理并不能成立。也就是說，從任何關于事態的客觀描述中，我們不可能引出或推導出任何關于“應當”的結論，所以在“是”與“應當”之間就存在一個斷裂（gap）。

“是―應當”問題讓我們關注到，盡管道德論證本身千差萬別，但是所有的論證，均可以劃歸為最初提出的一組由系詞“是”或“不是”連接的命題：如，“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殺人是不合法的”。然后經過一系列的推理，最后得出一組由助動詞“應當”連接的命題：“我們應當尊老愛幼”，“不應當殺人”等等。在這里，前提中出現的一組命題與結論中出現的一組命題顯然是不同的兩類命題，根據邏輯推理規則，結論中不能出現前提中所沒有的詞項。因而，以上這一推理不具有邏輯推理的有效性。但是在我們的實際道德

*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當代倫理學視閾中的‘是―應當’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0CZX042）的階段性成果。

論證中大多是以類似的方式進行論證的。那么，這樣一種違反邏輯推理有效性的論證能否成立？兩類命題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呢？該推理能否進行？如何進行？這些都成為亟待解釋的問題。大多數倫理學家們的結論是，在“是”前提與“應當”結論之間并不存在蘊含關系，這個推理過程根本不能成立。由此可知，一個道德判斷的結論不能從一個事實陳述中合乎邏輯地推出，即：道德命題不能建立在純事實命題的基礎之上。將這個結論推而廣之就是：事實與價值分屬于兩個彼此獨立的不同領域，價值并不以事實為基礎，而是另有所宗。黑爾對該論證的有效性深信不疑，并稱之為“休謨法則（Hume’s Law）”。

當代西方倫理學發展迅猛，隨著我們對道德屬性、道德判斷以及道德學科的認識日漸深入，“是-應當”問題的研究方法、技術手段也都越發地成熟起來。對“是―應當”問題的研究主要從以下三條路徑展開：

一、語言分析路徑

以黑爾為代表的元倫理學家，站在語言分析的立場上給出了“是”與“應當”截然二分的結論，并冠以“休謨法則”的美名，盛行一時。但是，以麥金太爾為核心的一批倫理學家并不贊同黑爾的解讀，在英美哲學界展開了一場反對“休謨法則”的大論戰。1959年，在《休謨論“是”與“應當”》一文中，麥金太爾提出“是―應當”問題的標準解釋與休謨在《人性論》中的論述存在矛盾，休謨提出“是―應當”問題的本意并非簡單地從邏輯學意義上建立一種道德推理規則。休謨并非試圖論證“是”與“應當”是截然不同的兩類命題，他要做的恰恰是建立兩者之間的某種關聯。這種關聯是否可能、何以可能，應該成為人們需要關注的對象。在“是―應當”問題的表述中，麥金太爾更關注“演繹”（deduction）一詞的含義。考察“演繹”一詞在18世紀的用法，我們發現“演繹”的含義并不是今天我們所理解的“演繹推理”，其含義要寬松得多，類似于一般意義上的“推出”（inference）。因而，把從“是”到“應當”的跨越，理解為一種純粹邏輯學意義之上的嚴格推理有悖休謨的原意。麥金太爾認為沒有必要過于嚴苛地從邏輯學的角度去要求從事實陳述到道德判斷的推理過程。可以通過一系列諸如想要、需要、欲求、快樂、幸福、健康等“連接概念”（ bridge notions）實現從“是”到“應當”的飛躍②。

一些擁有邏輯學和數學背景的倫理學家通過邏輯規則的解讀，進一步證明了“休謨法則”的失敗。在嚴格的邏輯推理中，我們發現由“是”推出“應當”在某些條件下是可能的。根據邏輯中的蘊含定理將休謨法則形式化為“KX”，從已有的邏輯知識中，我們知道，一個論證是有效的是指其形式的有效，其構成句子的邏輯形式的有效。即：一個句子X是一組句子K的邏輯后承，當且僅當所有的句子K是真的而X是假的這種情況不存在③。也就是說，由“是”推出“應當”是否有效，關鍵在于X的取值。當X為假時，無論K的取值是真還是假，整個推理都是無效的。反過來，只要X不為假，無論K是真還是假，整個推理都是有效的。一個假命題可以是任何荒謬的陳述。因此，如果把推理翻譯成自然語言，該邏輯推理的含義可以表達為：一個由“應當”連接的命題可以從任何一個由“是”連接的虛假陳述中推知。例如，以“地球是一個方形的蒸汽機”作為整個推理的前提，我們依然可以得出“人們應該說真話”的結論。所以，重要的不是K命題到底是事實陳述還是道德判斷，整個推理的有效性僅僅取決于X命題的真假，這里K命題不論真假，只要X命題為真，整個推理就是有效的。由以上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從邏輯上講，“是”不能推出“應當”并不是絕對的，只要我們依據某些邏輯推理原則的等值互換，邏輯推理仍然可以順利完成。

其次，邏輯推理中還有一條附加律，即K（K∨X）。用例子表述該定律即：“人們應該說真話”這一命題中包含了命題“人們應該說真話或地球是一個方形的蒸汽機”。這里，根據附加律，任何陳述都可以取代應當陳述。

通過兩種邏輯推理定律在自然語言當中的運用，我們認識到，如果將“休謨法則”僅僅視為演繹推理的翻版，并不能順利得出由“是”推不出“應當”的結論。演繹推理以嚴格的分析性為前提，認為命題的后件與前件之間，要么是重言的關系，要么就是被包含的關系。這一推理規則的弊病在于，雖然可以保證推理的恒真，但分析性太強，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新知識，對于人們去認識世界，發現更多新的知識沒有任何幫助。即使將“休謨法則”僅僅局限于邏輯學層面，或語義學層面，也無法保證這一推理形式必然為真。

以麥金太爾為代表的哲學家們從語言分析的角度揭示出，道德判斷、道德推理并不一定必須用一種自然科學中的研究方法去探究。要理解道德領域的現象，往往需要對諸如想要、需要、欲求、快樂等主體的情感體驗多加關注。

二、建立道德客觀性

“是―應當”問題表面是對道德推理的質問，而更深層次想要追問的是道德價值觀念、道德判斷從何得來，倫理知識如何可能的問題。如果說語言分析展現的是“是―應當”問題的表象，那么從實在論出發建立一種道德客觀性的理解，為倫理學建立理論的根基才揭示了該問題真正的意義所在。

以普特南、內格爾為代表的一部分哲學家站在與傳統實在論對立的立場支持一種內在實在論的觀點，并試圖在一種擴展的意義上理解道德客觀性問題，揭示自然世界的客觀性與道德客觀性在實在論基礎上的差異。傳統實在論將物理學和生物學意義上的“實在”作為衡量一切領域的統一標準，認為有一種普通人所不能窺見的實存，與心靈主體之間構成對象性關系的外部客觀世界。這種特殊的關于客觀的實在概念試圖窮盡所有的存在之物，顯然是一種誤入歧途。涉及到人主體意識的價值領域，不能簡單地采用物理學意義上的還原論。

普特南認為，相較于傳統的客觀性含義，道德的客觀性是一種擴展之后的客觀性。從描述的意義上而言，倫理學家們的確在大部分時間里都處于一種主觀性狀態之中，因此這種客觀性的研究取決于我們是否形成一個新的關于將自我主體融入其中的實在概念。如果說價值是客觀的，這種客觀性一定不是通過還原到某種其他類型的客觀事實才成為客觀的。它們必須自身就是客觀的價值，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東西。內格爾進一步提出，傳統實在論把實在理解為靜態的、一成不變的外在對象，是被我們所發現而不是被我們所創造的。

新的內在實在論的重要之處在于拋棄了形而上學實在論的超驗前提，把實在論的信念建立在生活實踐的基礎上。這樣的內在論不僅擴展了我們對物質性實在的理解，還為我們理解和認識主觀的實在提供了理論的啟示。倫理學所需要的客觀性，是指與主觀精神過程相關聯的現象或問題是否能通過某種別的方式被客觀地理解。解決的途徑要依賴主體自身，依賴主體自身的精神、意識或者感覺，從外部思考自己的非物理方式。道德的客觀性并不是某種實在的實體或性質。實在意指，我們關于道德以及關于人們有理由去做什么的主張，可以獨立于我們的信念和欲望為真或為假。這種理解的客觀性與精神事物的必不可少的主觀性也必定是相容的。

而進化論倫理學的提倡者從側面驗證了這種道德客觀性存在的可能性。進化論倫理學家們認為，人們的品格、態度、動機和行為，作為倫理生活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可以通過他們是否具有自然選擇中的適應性來獲得說明的。道德學家們討論的大部分對象，如美德、惡行、行動準則等等，并不是建立在先天推理之上的。在生存競爭中，適當的傾向、感受力、行為模式是能夠帶來選擇上的優勢的。換言之，道德能增強人們行為的適應性。在這種途徑中，道德動機、美德、傾向等等所起的作用與身體的其他器官的作用（視聽、消化、排泄等）并無二致。道德并不是某個超然物外的東西，它就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之中。道德的內容完全可以根據我們是如何生存來得到解釋的。在這一意義上，進化倫理學家堅信，倫理學在根本意義上是一門自主的學科，建立一種內部融貫的對價值學科的客觀性理解并不是天方夜譚。

三、關于道德事實的爭論

與道德客觀性解讀相并行的，是對道德事實的爭論。人們首先認識到事實概念的復雜性，道德判斷承載著人們對這個事實世界的認知，很多倫理學領域探討的事實都是一種滲透價值的事實。倫理學是一門與人密切相關的學科，例如，當我們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我們會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考慮人的道德價值。因此，任何事實都滲透著人類的認知價值。即使是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中也是滲透了我們的價值判斷。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通過建立道德性事實來消解“是”與“應當”之間的緊張關系。如果道德事實也是一種事實，那么從“是”連接的事實陳述推出由“應當”所連接的道德判斷就不會有理論上的困難。

大部分學者都考慮到一種包含有價值含義的特殊事實的存在。例如，塞爾對慣例性事實的歸納。塞爾發現傳統的“是―應當”、描述性與評價性二分的圖景并不確切。在從事實到道德判斷的推理中，含有“許諾”、“義務”、“應該”這類概念的判斷表達不同于自然事實的另一類慣例性事實。以“殘酷”一詞為例，普特南提出厚事實概念，認為這類詞的認知價值和倫理價值的區分僅僅是相對的。因此，“殘酷”有時作為一個規范性術語來使用，有時候也可以作為一個描述性術語來使用。

也就是說，這類學者都發現，存在一些混合性語匯，這些語詞或者滲透了人們對社會制度以及義務責任的先在規定性，或者蘊含有人們的喜好和厭惡的情感，而不僅僅是一種對自然世界狀態的事實性描述。倫理學自身的透明性決定了由“是”所連接的事實判斷的含義是豐富而模糊的，還有許多有待拓展和說明的空間。普特南甚至做出這樣的論斷：似乎不是自然科學為我們的倫理學研究提供基礎，而是倫理學這樣的人文學科社會學科的深入研究有助于自然科學的客觀發展④。除去關于自然世界描述的知識以外，還有很多關于人類社會的制度性事實、情感事實、社會性事實等等不同的“事實”，盡管自然事實不一定是道德價值的唯一源泉，但是道德哲學作為一種實踐性的科學，必然不可能脫離人類社會的建構和人的主體意識的參與，不可避免的會與人類社會的制度性事實、情感事實、社會性事實等緊密相關。正如康奈爾學派的布林克（Brink）所提出的，若能證明道德事實的存在，或道德客觀性的證成，“是―應當”問題就有了答案。即使倫理學并不符合我們日常對科學客觀性的認識，但是仍然存在著一些道德事實和道德主張，他們的存在和本質并不依賴于我們在“什么事情是正確的、什么事情是錯誤的”這一問題上所持有的信念。“我們的道德主張不僅旨在闡述某些事實，指稱某些真實的性質，而且也經常陳述這些事實和指稱這些性質，我們能夠具有且確實具有某些真的道德信念和道德知識。”⑤

然而，道德事實要面對的最大挑戰來自麥基對道德事實怪異性的論證。在其專著《倫理學：發明對與錯》（Ethics: Inventing Right and Wrong）中麥基提出兩個反對道德事實存在的論證。其中第二個論證被稱為“來自怪異性論證”。即，如果一個人認為存在道德事實的話，那么他就必須付出形而上學和認識論上的雙重代價。原因在于：一方面，如果存在一系列道德事實，它們在形而上學意義上應該非常獨特，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東西，可是這種奇怪的東西如何指導行動呢？另一方面，這些事實在認識論上也是奇怪的，因為它們必須通過一種特殊的直覺才能為人們把握。麥基的結論是，由于在自然主義的框架中這種形而上學的和認識論的怪異性是無法忍受的，我們最好放棄存在客觀道德事實的想法。既然不存在道德事實和客觀價值，而我們的倫理判斷又要求我們接受這些事實或價值，因此倫理學都是錯誤的。在麥基看來，只存在一個由自然屬性構成的世界，我們對世界的情感反應，如夸獎、點頭或搖頭，也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休謨認為道德判斷不是要表達外部對象的屬性，而是表達說話者本人的感受。在這一點上，休謨是麥基理論的先行者。麥基接受休謨的投射說，認為世界中的對象本無所謂好壞對錯，是人們將自己的反應投射到對象上，就好像世界中的事物真的有好、壞、對、錯這些性質一樣。

我們可以發現倫理學的發展自身也是一個理論論爭不斷發展演進的過程，倫理學的核心問題也是一直督促人們在這條道路上繼續探索和尋覓。通過找尋道德事實的客觀性，來證明道德事實的存在，道德事實與道德價值之間可以建立某種統一的關聯。當代美德倫理學的興起，同樣關注到“是-應當”這樣一個關涉倫理學根基的問題。基于思想史的考察，美德倫理學的解釋讓人們開始以歷史的眼光來關注事實與價值之間關系的歷史演變。麥金太爾和安斯康姆都認為，對事實與價值之關系的理解應當置于一個歷史文化的和社會的背景之下去理解。“是”的內涵和“應當”的內涵已經隨著時間的飛逝發生了意義上的轉變，這個問題在不同時代里的具體投射也有所不同。

通過以上考察，我們發現，隨著現代社會的結構性轉型和現代知識論范式的轉變，“是―應當”問題的意義和內涵正在不斷地被擴充、延展和發散，從這樣一種動態的視角，來探究當代西方倫理學視域中“是―應當”問題的演進脈絡與嬗變意義，將較為充分地展示“是―應當”問題的研究趨勢與前景。

注釋：

①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ited by L. A. Selby-Big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p.468.

② W. D. Hudson, The Is-Ought Question, A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the Central Problems of Moral Philosophy, New York: S. T. Martin's Press, 1969, p.46.

③ Mates, Analytic Sentence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60, 1972, pp.63-64.

④ ［美］希拉里?普特南：《事實與價值二分的崩潰》，應奇譯，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頁。

篇10

20世紀后期的西方文論發生了“范式”轉換，即從對文學作修辭學式的內部研究，轉向了文學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們可以問心無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來，論述權力、歷史、意識形態、文學研究的‘慣例’，階級斗爭，婦女受壓迫的問題，男人女人在社會上的真實生活情況及其在文學中的‘反映’。我們還可以重新問關于文學在人生中和社會里的用途這類實用主義問題。文學理論的關鍵詞不再是傳統文學研究所關注的“審美”、“價值”、“經驗”和“作品有機體”，而是“符號系統”、“意識形態”、“性別”、“身份/認同”、“主置”、“他者”和“機構。以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新左派”、后、精神分析批評、生態批評、散居族裔批評乃至同性戀和酷兒理論為主體的當代西方文論顛覆了以“新批評”為代表的20世紀上半葉“文學性”研究的總體走勢，都超出了純粹“文學的”范疇，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顛覆性、解構性、公共性而強化了文學理論的政治言說維度。對此，拉曼•塞爾登等人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觀點:“這些理論在全球范圍內促進了對一切話語形式的重新解釋和調整，成了激進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學的’(研究和理論)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多少有點意義的再現形式。，文學理論成為“文化政治”的組成部分，可以說，這一觀點深刻地闡明了當代西方文論的實質，進人“后現代”時期的20世紀西方文論的確大規模地走向了“理論化”，走向了“政治化”。陸貴山先生指出:“正當中國新時期的某些學人著意淡化和消解文藝和政治的關系的時候，當代西方社會卻掀起了這樣那樣的論述文藝和政治關系的熱潮。這是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文化政治與當代西方文論的政治化問題已經引起學界的重視，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處，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國外相關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文化政治”為關鍵詞的研究幾乎遍及人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領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學、歷史、音樂、繪畫、舞蹈、影視、傳媒、出版、教育、翻譯、身份、種族、宗教、倫理、階級、經濟、法律、國家、建筑、醫療、科學等各種觀念、現象和學科，為之提供全新的闡釋和研究視角。但是，從總體上宏觀地探討文化政治與文學理論之關聯的研究并不多，尚處于起步階段。據筆者查閱，最早以“文化政治”為題名關鍵詞的單篇論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寫于1973年的((審美主義與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質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為理念的審美主義的純粹性，即審美主義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圓其說。米雪兒•巴瑞特的論文《女性主義和文化政治的定義》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該文強調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類學意義上對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確意識到文化政治會涉及到意義之爭。論文通過考察“女性主義藝術”與“藝術”、“婦女的藝術”的區別，認為藝術作品不能與媒體意識形態的再現藝術相混同，從而得出結論:任意擴大藝術的政治意義是危險的，我們不應該忽視藝術作品的虛構、想象和審美之維，藝術的許多方面不能縮減為意識形態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滲透藝術領域的時尚之中能夠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著實難能可貴。這兩篇論文對文化政治文論的研究有首創之功，但都沒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規模的有關文化政治對文學藝術滲透的研究出現于1990年前后。喬納森•多利莫爾和阿蘭•辛費爾德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主編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叢書②，兩位總主編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確認識到，在、女性主義、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和后結構主義話語的沖擊下，197()年以來英國文學研究與傳統的文學研究模式發生了“斷裂”，新的“文化唯物主義”研究方式重點關注歷史和文化語境、(文化)理論的方法、政治義務以及文本分析，因為“文化意義最終總是政治意義”，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們強調指出，作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義研究方法不再偽裝政治中立，“相反，它將其任務定位于改造社會秩序，這一秩序正在以種族、性別、性態和階級的名義壓榨著人民。

顯然，這套叢書就是運用文化唯物主義方法研究各種文化現象，并以發掘其政治含義為旨歸。蓮達•赫哲仁的((后現代主義的政治學》雖然沒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現代的攝影、繪畫、小說、歷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關注它們表意實踐背后的意識形態編碼策略和意義版圖的爭斗，所以，此書所要探討的正是文化政治與后現代藝術之間的密切關聯。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論的實踐:后結構主義，文化政治和藝術史》‘，’一書以“表征”、“意識形態”、“作者”為三個關鍵詞，對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符號學理論加以剖析，凸現出這些理論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傳統的認識論藝術史觀，而代之以符號學的建構主義的文化觀、歷史觀:一者，處于歷史語境中的理論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義深刻地影響著歷史敘述和知識建構;再者，新的政治觀和表意實踐會使得文化價值、文化意義觀變動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叢書的共同缺陷是:有關文化政治對文學理論的影響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戰批評與懷疑論之政治》第一次從“懷疑論政治”的角度全面評述和反思了戰后興起的各種批評理論。作者認為，新近出現的女權主義、后殖民主義、精神分析、新等政治化文論以“種族、性別、階級”為三大主題，克服了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乃至新歷史主義批評局限于“學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貼近現實政治，但還是處于政治隱喻的言說狀態，難以落實于實際行動。

希伯斯希望強化文化政治文論的實踐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戰批評”應當加強現實政治關懷，發揮實踐功能。從全書來看，他局限于美國一隅，對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西方當代文化政治文論把握得不夠全面，且評價過低。格林•喬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階級、性別、種族和后現代世界》‘川對“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較為清晰的界定，他們認為文化政治是文化產品在意義、價值、主體性形式和身份建構方面所體現出的權力關系，關涉文化在階級、種族、性別、身份等社會區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過，他們放棄了文化的人類學含義，只是指藝術產品，包括音樂、文學、繪畫、雕塑、戲劇和電影。作者從20世紀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義的文化和教育理論開始，重點分析了文化藝術對近現代西方社會的階級、性別、種族的分化和抗爭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書的缺點是對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過于寬泛，按照他們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時期即已經存在文化政治文論，這就模糊了它的時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后現代解構普遍性、元敘事、主體本質和意義的穩固性的做法表示擔優，因為后現代歡呼差異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會差異，在書的結尾，他們意味深長地反問道:我們是將文化政治當作一項嚴肅的事業，還是游戲?這種對后期文化政治逐漸脫離經濟、制度、權力的憂慮，同晚期者，如詹姆遜、伊格爾頓、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等人的觀點倒頗為接近。這也正預示著文化政治隨同文化理論一起，在新世紀的“后理論時代”步人反思階段。2000年前后，隨著馬丁•麥克奎蘭等人編寫的《后理論:批評的新方向》、瓦倫丁•卡寧漢的《理論之后的閱讀》、讓一米歇爾•拉巴特的《理論的未來》、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現，西方文論進人了“后理論時代”。對于文學理論而言，恢復文學的審美、詩性、形式、倫理、價值等被“理論”所遮蔽的層面似乎又成為新的時尚。在“后理論時代”背景下，學界面臨的任務是要正確估價和承接“理論時期”所饋贈的政治化文論的遺產，對文化政治與文學理論的深層關聯作出新的思考。#p#分頁標題#e#

二、國內相關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國內文藝學界為人所知離不開兩位海外華人學者的引介和推廣。一是謝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學》中涉及到詹姆遜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遜在這里提出的政治是用文化斗爭來抵消舊的階級戰爭，這不僅因為文化始終是階級斗爭的場所，而更重要的是，在當代的消費社會里，文化是階級斗爭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場所。謝少波認為，這是一種“新葛蘭西式的反霸權政治”，也是對后現代微觀政治的修正。二是張旭東，他是從意義建構的角度來理解文化政治的，認為文化是一個“意義生成結構，人依賴于這個意義結構來組織個人和集體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問文化的社會政治內涵和價值取向也就是追間文化和生活世界的關系。但此書并不以文學理論為論述對象，而著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劉象愚等人譯介的弗蘭西斯•馬爾赫恩的文化政治觀，倒是對國內的西方文論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馬爾赫恩認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義將文化超越于政治的傳統看法，發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遠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驗，它本身已經是政治的了。‘川孫盛濤的《政治與美學的變奏:西方文藝基本問題研究》將西方從“階級意識”向“文化政治”的轉向追溯到盧卡奇和葛蘭西，依據就是馬爾赫恩的文化政治觀，這種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開通向美學的道路，使政治與美學的關聯納人文化研究領域的思想大平臺，政治與美學的關聯更加細密而自然。馮憲光的《在革命與藝術之間:二十世紀國外政治學文藝理論研究》也引用馬爾赫恩的文化政治觀，但他認為，正是在1968年“五月風暴”失敗后的后現代時期，西方的文學批評才提出了“文化政治”問題。從“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文論的著作還包括:陳永國的《文化的政治闡釋學:后現代語境中的詹姆遜》、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學:伊格爾頓批評理論研究》、吳瓊的《走向一種辯證批評:詹姆遜文化政治詩學研究》、趙國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論》，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并未關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論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沒有達成一致。

當然，國內已有部分學者從總體上注意到當代西方文論的政治化特征。童慶炳等人對文化研究影響下的西方文論政治化問題，有兩點概括和擔憂:一是它們的“反詩意”特征，二是“可能重新讓文學理論面臨‘為政治服務’的痛苦記憶”。文化研究學者陶東風認為，文化批評與文化研究有著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價值立場，“這就是突出的政治學旨趣、跨學科方法、實踐性品格、邊緣化立場與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評是一種‘文本的政治學’，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識形態，以及文本所隱藏的文化一權力關系，它基本上是伊格爾頓所說的‘政治批評’。他還注意到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少數族裔理論、生態理論等非常政治化的文論的繁榮，正是文化政治賜予文學理論以自主性和反抗性的結果。另外，近年出版的《文化研究關鍵詞》一書為“文化政治”概念編寫了一個簡短的釋義，認為文化政治意指文化背后的權力關系，具體包括性別政治、陽性政治、視覺政治、同性戀政治、身份政治、身體政治等類別，所以，批評、文化唯物主義、新歷史主義、文化研究、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身份研究、性別研究等批評理論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的特點。周憲也撰文指出，當代西方文論從文學理論轉向“理論”，也就是從純學術向“學術政治”的轉變，其結果是將傳統的人文主義、審美主義文論還原為意識形態的建構物，把任何文學研究都看作是“理論政治”的表征。姚文放甚至將文化政治文論形態作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共和國60年文學理論”第三次轉型”這一說法是否符合國情還值得商榷③，但他認為文化政治一維的加人對于面臨全新語境的文學理論具有激活的作用，倒也符合實際。本文認為，以上對文化政治文論的概括性論述大部分是正確的，但也只是有助于而不能代替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三、研究現狀的不足

總的看來，到目前為止，文化政治對文藝理論和文學藝術領域的影響研究在國外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果，文化政治與西方文論關系的研究在國內有所展開，但是，尚存在以下幾點缺陷:

1.因為“文化政治”概念本身的內涵非常豐富、復雜，文藝學甚至政治學界至今都沒有對其做出一個清晰的梳理，運用起來相當隨意和混亂，這必然會影響對文論政治化問題的深入分析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