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政策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稅收政策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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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土地增值稅的稅率可以看出土地增值稅的可征稅比率很高而且計稅的方式比較繁瑣。土地增值稅的改革，以帶動土地市場的演變，可以彌補地方政府的收入，改變房地產商業模式，繼續抑制猖獗的房地產市場。但是現在繁瑣的計稅方式導致土地增值稅的清算成了一個大難題。清算不及時加上營業期限不定導致土地增值稅的清繳難上加難。因此，因住房價格而發生的“媒體戰”也就不足為奇了。由于土地增值稅征收的彈性過大，有的地方政府有意將土地增值稅作為稅收的“銀行”。中國稅務網站2013年7月發表的《土地增值稅開征20年》一文也明確指出，在基層稅務機關看來，土地增值稅的清算實施難度大，征收所需的成本較一般稅種高。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眼中，土地增值稅可以作為調節稅收收入的重要途徑，也有助于鞏固與房地產企業的利益關系，因而態度模棱兩可，不愿積極主動清算。土地增值稅稅收系統繁復，清算時間跨度大，這兩點加大了房企逃稅的可能性。也有相關人士指出，對于地方政府部門而言，涉及土地方面的稅種繁多，最重要的稅種是土地出讓金，如果在土地增值稅等其他方面對開發商納稅金額上要求過多，勢必增加地方土地財政收入，并且第一年稅費收入的增加，會導致第二年的稅收任務的提高。因此政府在平時對土地增值稅之類的有關土地的稅種并不進入到清算這一步驟，一旦到了地區財政出現赤字或者年底稅收金額與稅收任務差額過大時，地方政府就開始催促各個房企繳納土地增值稅等稅種以完成稅收任務。地方政府這種曖昧的態度，對于房地產企業來說是件好事，他們可以降低成本并且可以把本應該繳納的資金用于新工程的開發以加快資金的流動，緩解資金的緊張狀況。這樣，一個本來規定嚴肅、明確的稅收政策便成了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開發企業的緩沖區，土地增值稅成為可選擇是否支付的稅種，大多數土地開發商都只是交納預繳的那一部分。政府長時間不對房地產企業進行清算，即使清算房企也是隱瞞真正的銷售收入，虛增開發成本。由此看來，土地增值稅的改革勢在必行，降低土地增值稅的征收彈性是改革的一個有效的途徑。

2對于現行土地增值稅改革的建議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研究所教授施正文認為，土地增值稅的改革應在土地增值稅整體的稅收結構的布局規劃上來斟酌改革，它涉及相關政策的調整和一個稅種存廢。在房地產應繳納的稅種綜合性改革的框架內，土地增值稅應該與土地出讓金、房地產稅等稅種的改革聯系起來，使土地增值稅的稅收成為支撐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頂梁柱。有關現行土地增值稅的改革途徑主要有兩種觀點：其一是取締土地增值稅，由其他稅種代為發揮其作用。其二是改革現行的土地增值稅。“取消倫”是由張天犁在2000年提出的，其觀點很簡單，就是廢除土地增值稅。“改革論”主要是由鄧弘乾和雷根強提出的，其主要的觀點有3條：①擴張土地增值稅的增稅范圍，增設兩個稅目“土地租賃增值稅”和“定期土地增值稅”；②合理的判斷計稅依據將“自然原因導致的增值”與“人為原因導致的增值”區別開來；③適量降低稅收比率，同時對長期持有的不動產進行的交易給予優惠。“取消論”并不是一個好的辦法，土地增值稅在國外有很多的成功案例，例如意大利現在實行的是單一的對不動產增值額進行納稅，由中央財政機關和地方財政機關聯合區別事權和產權的不同進行征收，事權稅率為23％，產權則為33％，對調節房地產企業的土地收益和抑制房屋類資產價格上漲打破房產泡沫產生很好的作用。韓國把土地增值所產生的增值額應納的稅費按環節的差距劃分為特別增值稅、估計取得稅、超額利得稅和開發負擔稅，實施效果也非常好，降低了計算的繁瑣度。與內陸一海之隔的臺灣，其土地增值稅更為簡單，也是分為3類稅種：典權土地增值稅、轉移增值稅和定期增值稅。由此可見土地增值稅并不是一個無用的稅種，它可以有效地抑制房價的增長，打破房產泡沫。

2.1改變土地增值稅的受益對象

現行土地增值稅的受益者是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在土地交易中也擔當著交易者和持有者的角色，為了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也為了從開發商那里獲得一定的利益，地方政府會選擇以犧牲稅收為條件，在清算上采取曖昧的態度。總而言之，土地增值稅應當從地方稅種改成地方和中央共享稅或是僅僅是中央稅。這樣土地增值稅的受益方不僅是地方政府還有中央，由此間接地加大了征收的威懾力。所以如果受益不單單是由地方政府一手掌控，中央政府也參與其中，那么地方政府就不能把這一稅種當作調節收入的“橡皮筋”。

2.2降低稅收過程的難度

現行土地增值稅改革有一個重點，就是要降低稅收制度的彈性。所謂的稅收制度彈性是指稅收制度在征收條件等方面的不足之處導致一些人利用這種不足來逃避征稅。但是現在作為征稅的法律依據，目的是調整地上建筑物及其附著物、國有土地使用權等的法律關系的物權法當前尚處于一個摸索的階段，而土地增值稅的清算涉及明確產權、估計價值等技術難題。土地增值稅清算實際的操作難度大而且成本高昂使其成為一個征稅難點。土地增值稅清算必然要審核大時間跨度的收入、成本與費用的實際情況，這些加大了土地增值稅征收的行政成本、服從成本，增加了執法的風險，致使納稅人與征稅機關雙方都望而卻步。土地增值稅章程和細則規定，對進行房地產開發企業實行銷售時預征土地增值稅，項目結束時進行清算，多退少補的制度。看起來比較簡單的過程實施起來卻無比困難，因為土地增值稅采用的是四級累進稅制，是對銷售的增值額進行征稅。換句話說，就是要在銷售所得中扣除包括各項借貸成本、土地使用權成本、營業稅和物業發展開支相關各項的支出。如果進行土地增值稅的清算，房地產企業必須提供相關地產開發各類項目的清算說明，說明內容涵蓋房地產開發項目的立項、具體用地項目、開發內容、融資方向、銷售明細、關系方交易內容、稅款繳納等基本情況及主管稅務機關需要了解的其他相關情況，以及項目竣工決算報表、取得土地使用權所支付的地價款的原始憑證、銀行貸款利息結算通知單、項目工程合同結算單等。這些資料無形中給清算添加了巨大的難度。而在土地增值稅預征的環節中有時地方政府會以很低的征稅比例來征收，造成了土地增值稅征稅額不夠的情況。如果降低征收過程的難度，就不必要求企業提供那么多的數據，而且降低了企業和稅務部門計算納稅金額的難度。

2.3適當降低征收比率

現行的土地增值稅由于征收比率過高導致征收困難重重，問題多多，所以應適當降低稅率。按照一些相關人士的估計，假如真的按照規定征收土地增值稅的話，正常的中小型房地產項目，土地增值稅稅費差不多占其房地產項目成本的3％～5％。這些稅額最后的負擔人還是普通的大眾購房者，這就失去了土地增值稅存在的意義。在降低征稅金額方面日本是一個很成功的先例。19世紀80年代，日本的中央銀行拓寬了相關金融政策的寬度，鼓勵資金盡量流入房地產市場以及股票市場，導致房屋的價格飛升。美元匯率降低后，大量來自各國的資本進入日本的房地產業，加倍刺激了房價的上漲，導致日本出現房地產泡沫，而日本的房屋價格之所以能從1992年開始下降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減少了土地增值稅的稅費金額，在這件事上中國不妨效仿日本，改變房地產價格的現狀。近年來人民幣陷入貶值風暴之中，美元大量涌入中國市場，在進入股票市場之后下一個目標應該就是利潤奇高的房地產市場，如果再不抑制房價的增長，那么房地產市場的泡沫會越來越大，后果不堪設想。

3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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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治理原則

生態重建主要是針對過度開采自然資源的被破壞的環境進行環境治理與保護,自然資源的開采與利用可以促進城市的經濟發展,生態環境帶來的效益很難用貨幣來衡量,所以,如果生態遭到破壞很難用有效的措施進行補償。政府在財政與稅收的政策上一定要強調,資源型生態重建過程要對環境進行治理保護,可以通過制定相關環境治理與保護的財政稅收的政策防患于未然。

(二)可持續發展原則

大部分資源開采后都不會在短時間內再生,所以這些資源如果過度開采帶來的損失是巨大的,所以在對資源進行利用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必須保證經濟與生態環境和諧發展。政府可以通過相關政策的實施,積極落實對生態環境的合理保護,通過相應的政策大力引導生態重建的投資項目。

二、資源型城市生態重建的財政政策體系建設

生態重建也需要很多資金的支持,這是資源型城市生態重建面臨的重點問題,在這方面,城市的財政政策必須發揮積極的作用,對資源型城市的生態重建制度必要措施。

(一)加大資源型城市生態市建設的財政投入

首先政府要大力宣傳資源保護、生態平衡的重要性,將生態重建的具體項目加入城市發展的項目中,并且要將生態重建需要的資金納入財政支出的分配中,使生態重建得到必要的資金支持,因為生態重建需要開展眾多項目對環境進行治理,比如污水的治理,環境監督局等等機構,生態的重建還需要種植花草、樹木等植被,并且需要相關人員對其進行必要的維護,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資金。這時,政府可以通過調整財政的結構,建立引導的資金,政府在投資項目中的收益可以分出一些用于生態重建,或者縮小其他項目投資成本、避免不必要的支出,這樣都可以節省出一部分資金用于生態重建的投資計劃中,這些生態重建的投資計劃也可以為城市的財政帶來相對應的收益,因為只有生態環境得到了良好的保護與治理,才能推動社會的整體發展水平,政府積極引導鼓勵對生態重建的投資,積極籌集生態重建所需的資金,資源城市的生態重建既需要建立污水治理單位,也需要建立回收、治理垃圾的機制,是需要長期投入的投資項目。所以不論是國內的還是外國的大小企業,也不論是什么體制下的企業,政府都要鼓勵它們為環境保護、生態重建做出貢獻,大力對這些項目進行投資,為可持續發展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時也是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對造福人類做出的有益貢獻。

(二)增列環保支出預算科目

由于生態遭到的破壞的時間不長,一開始政府沒有看到過度開采資源帶來的生態環境的惡化情況,所以在國家的財政預算中并設立出環保保護的項目資金。在生態遭到破壞后,政府只能把財政預算中多余的資金用作生態重建,這樣使得生態重建的項目落實的并不好,很多項目由于資金不足,都暫時擱置了,所以如果不把環保的項目納入政策預算的話,就不能很好的計算出生態重建項目需要的具體資金,同時也利于對生態重建進行必要的監督,而想要做好資源型城市的生態重建計劃,就必須保證它在財政預算的收支中占有一定數目的份額。再有了資金的保障下,生態重建計劃就可以建立出很多投資項目,比如預防治理水污染、工業污染等治理項目,增設環境保護設施的項目,綠化土地美化城市的資源項目,這些項目的投資都可以很好的為生態重建做出積極貢獻。在資金的控制上,政府財政部門需要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確保這些資金的流向,對資金的使用和漲幅情況做出相應的了解與監督,這樣才能使資源型城市在財政政策支持下的生態重建有秩序的開展。

(三)優化支出結構

政府的財政政策支持,主要是經濟上的大力支持,也可以通過發放大量的生態產品為主要手段,生態重建可以帶來長期的效益,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生態重建除了可以使我們的環境更加美麗,也可以使我們居住的環境更加健康,是一項長期受益的投資項目,財政的預算由于要考慮到很多方面的支出,所以這種情況下,財政的政策主要是支持對其的投資引導,其次是經濟補貼形勢的支持,由于下中國是農業大國,環境對農業的影響很大,所以生態重建的重點是大力改善土地資源,使得農業可以更好的發展,促進農業快速穩定的發展,使我國的農業越來越發達。在投資上,我國主要側重的投資項目是生態產品的治理性修護、生態產品的創造性改善以及生態品的維護與保護等方面。

(四)設立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專項資金

對自然資源的開采與開發需要很多的機器與設施,一般都是大型的機械,而這些機械花費的資金也比較多,所以資源型企業一般可用性資金都比較少,所以無法積極的進行企業的經濟轉型,這時就需要政府部門作出大力的支持,利用財政政策建立專項資金,使資源枯竭型城市轉變為資源型城市,并且為生態重建的具體措施提供資金的供給,保障其更好的進行轉變。政府在進行財政支持的時候,應優先考慮那些率先建立資源開發補償、衰退產業援助的機制。政府對于那些資源枯竭型城市要首先設立財力轉移支付,這些資金主要用作社會公共設施建設、生態環境治理、投資貸款等項目,在生態重建的過程中,不同的重建程度需要的資金數目不同,并且不同的重建設施、材料金額也不一樣,所以具體的撥款數目要根據不同的進度與需要發放。不同的項目需要的資金不同,但在使用的過程中,要進行必要的監管,避免浪費用濫用。

三、資源型城市生態重建的稅收政策體系建設

(一)以可持續發展為原則,改革現行資源稅

現有資源稅的設計理念與可持續發展模式下的經濟與社會政策背道而馳。資源稅應該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視野下重新定位,站在生態環境建設的視角下,外部性成本的補償還應包括后代獲得資源能力損失的補償,真正體現可持續發展觀。

(二)開征生態稅

嚴格地講,我國目前還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生態稅。因此,我國實施生態稅制的第一步可考慮將現行的一些宜于以稅收形式管理的環保收費項目納入征稅范圍,根據環境保護的需要逐步設立生態稅。

(1)環境污染稅。

在資源型城市環保資金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有必要改排污收費為征稅。

(2)水污染稅。

對直接或間接排放廢棄污染物和有毒物質而造成水體污染的活動或行為從量征收。

(3)大氣污染稅。

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稅和碳稅。

(三)建立真意義上的環境稅

從概念上說,環境稅是指對開發、保護和使用環境資源的單位和個人,按其對環境資源的開發、利用、污染、破壞和保護程度進行征收或減免的一種稅。征收環境稅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對環境資源的定價,改變市場信號,降低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污染排放,同時鼓勵有利于環境的生產和消費行為。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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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法規政策中，也有一些對非營利組織的稅收優惠政策。例如，1999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規定，公司和其他企業及個人依照該法規定捐贈財產用于公益事業，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享受所得稅方面的優惠；國家稅務總局1999年4月印發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企業所得稅征收管理辦法》規定，對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的一些收入項目免征所得稅；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2000年7月的《關于醫療衛生機構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2001年2月的《關于非營利性科研機構稅收政策的通知》分別對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和非營利性科研機構的稅收優惠政策作了相應規定。

二、完善我國非營利組織稅收政策的思考

盡管我國的稅收政策中已經有了一些與非營利組織稅收有關的政策，為了促進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我們認為，應當從以下方面著手，進一步完善有關非營利組織的稅收政策。

（一）從稅法的角度界定作為稅收優惠主體的非營利組織

非營利組織一詞當前并無明確的內涵與外延。有人建議，國家應以法律的形式規范非營利組織，這無疑是一個有益的建議。我們認為，給予非營利組織以稅收優惠，至少應當從稅法的角度對作為稅收優惠主體的非營利組織進行界定。

作為稅收優惠主體的非營利組織必須具備兩個特征，一是非營利性，二是公益性。非營利性特征是指非營利組織不以獲取利潤為目的，不向他們的經營者或“所有者”提供利潤。公益性特征是指非營利組織是為社會公益服務的組織，他們提供服務是服從于某些公共目的和為公眾奉獻。

作為稅收優惠主體的非營利組織的設立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以保證組織的非營利性與公益性。其設立條件至少應當包括：符合非營利性與公益性的組織章程，并在章程中明確規定權力機構的設置和結構以及執行決策的程序；一定數量的運轉資金；一定數量的工作人員。

作為稅收優惠主體的非營利組織的設立必須經過有關機關的審批。審批機關必須對批準成立的非營利組織進行定期的檢查審核，以確認非營利組織的非營利性與公益性，對于不符合非營利性與公益性的應當堅決撤銷審批，防止一些單位假借非營利組織的名義從事營利活動。

（二）對作為稅收優惠主體的非營利組織免征所得稅、營業稅與增值稅

對符合稅收優惠條件運行規范的非營利組織，為促進其持續發展，應當給予免征所得稅、營業稅與增值稅的稅收優惠。

為了使非營利組織獲取更多的資金服務于社會公益事業，應當允許非營利組織在一定的范圍內從事與非營利事業并不相關的經營活動，只要這些經營活動的所得不是組織的主要收入來源并且這些經營活動所得將用于拓展非營利事業。因此，免征所得稅的優惠不僅僅包括對非營利組織的非營利活動所得免稅，也應當包括對非營利組織的其他所得免稅；免征營業稅與增值稅的優惠不僅僅包括對非營利組織從事非營利業務免稅，也應當包括對非營利組織從事其他經營活動的免稅。

（三）對作為稅收優惠主體的非營利組織的非公益性支出征收支出稅

非營利組織的支出分為公益性支出與非公益性支出。公益性支出是指為開展業務活動以實現其社會公益使命而發生的各種資金耗費；非公益性支出是其他方面發生的各種資金耗費。公益性支出應當在非營利組織支出中占絕對大的比率，而非公益性支出則應當被限制在一定的比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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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收益分配基本情況

1.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首次流轉收益分配突出了農村集體作為土地所有權人的主體地位

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首次流轉是指土地所有權人出讓土地使用權的行為，在此環節收益分配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集體獨享。流轉收益按照所有權隸屬全部歸集體組織所有。這類地區土地流轉交易規模和交易量都比較小，如江蘇省南京市遵循“誰所有，誰受益”的原則，規定流轉收益按土地所有權分別歸鄉鎮、村、村民小組集體所有；二是以所有者為主，政府適當分享。

2.地方政府在再流轉環節得到收益的比重高于首次流轉環節

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再流轉是指通過流轉取得土地使用權的單位和個人轉讓土地使用權的行為。再流轉的受益主體是使用權人，而且再流轉土地增值空間較大。因此，部分地方政府在再流轉環節得到收益的比例要高于首次流轉環節，也有地區對增值收益比照土地增值稅征收流轉收益金。例如安徽省蕪湖市首次流轉按4—6元/平方米收取土地流轉收益金，再次流轉土地的增值收益按評估核定收取，比照土地增值稅實行超率累進。

3.各地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土地流轉收益的使用管理較嚴格

在資金管理上，試點地區均規定，集體組織取得的流轉收益納入資金專戶，實行收支兩條線制度。浙江省湖州市為鄉鎮集體和村集體設立了土地收益資金專戶，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者向土地所有者繳納的土地流轉收益全部進入資金專戶。在支出上，試點地區明確集體經濟組織流轉收益的使用方向為農民社保、土地開發整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農村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廣東省中山市規定流轉收益的50%用于村民的社會保障，30%分配給村民，10%用于發展集體經濟，10%用于集體經濟組織公益設施和基礎設施建設。

4.少數地區比照有關規定在流轉環節開征了部分稅種

在稅收方面，試點地區普遍采取了寬松做法，大致有三種情況：一是明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稅收政策參照國有土地出讓、轉讓稅收政策執行，如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所征的稅種包括契稅、印花稅、營業稅、土地增值稅、所得稅等。二是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首次流轉暫不征稅，在再次流轉環節參照國有土地轉讓相關稅收政策，如江蘇省昆山、海門市等。三是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暫不征稅，如浙江省湖州市，安徽省鳳臺縣、河南省南陽市等。上述三種情況中，比較普遍的方式是暫不征稅。

（二）試點地區流轉收益分配中的主要問題

1.農村集體土地流轉收費缺乏統一標準和規范依據

各地政府為參與流轉收益分配自行設立了一些收費項目，名稱不一，征收方式和標準也各不相同。例如，對首次流轉，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按11.2元/平方米征收市政設施配套費，順德區則按土地價款的7%征收市政設施配套費，而安徽省蕪湖市按4—6元/平方米收取土地流轉收益金。大量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在隱形土地市場交易，多以租賃方式流轉，很少到國土部門進行登記，納入管理并繳納稅費。實際流轉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量要遠遠大于政府部門統計的數量，個別區的流轉數量甚至超過幾倍。政府規定的稅收和收費很難操作。

2.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涉及的稅種缺位

現行稅制中，與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有關的稅種包括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契稅、印花稅、土地增值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等9個稅種，且都是在農村建設用地不能流轉的背景下出臺的。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后，現行的稅收制度難以在土地收益分配中發揮調節作用。一是現行契稅條例的征稅范圍只規定了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沒有規定集體土地使用權出讓，這就造成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使用權出讓的受讓方稅負不平等。二是國有土地出讓的增值收益由土地出讓金進行調節，直接入市的集體土地增值收益沒有相應的稅收來調節，政府投入形成的土地增值收益不能收回，難以保障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公正。三是現行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條例規定的征稅范圍僅限于城市、縣城、建制鎮和工礦區，沒有將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納入征稅范圍，形成了城鄉稅制的割裂，不能適應建立城鄉完全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的需要。四是現行營業稅政策規定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不屬于營業稅征稅范圍，不能充分發揮對銷售無形資產的收入調控作用。五是對集體建設用地所有權人出讓、出租土地使用權以及企業轉讓、轉租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取得的所得，應納入企業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中統籌考慮，在實際征管中，需要進一步研究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征稅時成本、費用的合理扣除等問題。六是農民個人取得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出租收益征收個人所得稅，需要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征收企業所得稅統籌考慮，避免重復征稅或漏征；對農民個人取得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出租收益按哪一收入類別征稅需要進一步明確。

3.對再流轉環節中所有權人權益的保護缺乏有效制度和辦法

試點地區集體建設用地的再次流轉的收益要比初次流轉高，在珠三角等集體土地流轉活躍的地區尤其明顯，在土地增值稅等稅收缺位的情況下，只有少數地區做了特殊的制度安排，保證所用權人能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如蕪湖市在再流轉環節比照土地增值稅按評估核定收取流轉收益金，并在集體經濟組織、鄉鎮、縣之間按5∶4∶1分配。南京市規定再流轉產生的增值收益由土地使用權轉讓人與土地所有者協議分配，土地所有者分配額不得低于50%。

二、完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稅收政策的建議

隨著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制度的改革，國家征地范圍縮小，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范圍擴大，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將面臨大幅減少，地方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將面臨資金缺口，現行的土地稅收體系和政策已經不能很好地適應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需要，有必要進行調整。

（一）明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稅收政策

稅收政策調整的總的原則是保證政府對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權，同時為農村集體土地流轉提供一個公平的市場環境。具體來說應該堅持三個原則：一是總體設計，分步實施。對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稅收設置，總的原則是依據現行稅制，參照國有土地稅收政策，應收盡收。但是，目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尚不能與國有土地同權，而且農村集體土地流轉具有特殊性，流轉規模相對較小，因此應結合各個稅種改革方向和總體稅負設計，先對其開征部分稅種，條件成熟后再增加稅種。二是輕稅負。為支持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市場的發展，保障農民土地權益，應對仍處于起步階段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實行較輕稅負。三是以轉讓環節為調節重點。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轉讓環節可能會有較大增值收益，而土地所有權人又很難分享，因此政府應通過稅收參與分配，并用于加大對農村的投入。根據上述原則，提出如下具體政策建議：第一，明確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轉讓征收契稅、營業稅、印花稅、城建稅，研究征收土地增值稅。明確對承受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征收契稅，并修訂契稅條例，將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納入征稅范圍，對通過出讓方式取得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征收契稅。在營業稅改征增值稅過程中，明確對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轉讓征收增值稅，征免稅政策與國有土地統籌考慮，城市維護建設稅按增值稅的數額征收。重點加強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再流轉環節的稅收調節力度。由于土地所有人難以分享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再次流轉產生的增值收益，大部分土地收益可能會落入中間人的口袋，這有違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增加農村集體和農民收益的初衷。

因此，為保障所有權人利益，抑制土地投機，應將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轉讓納入土地增值稅等征稅范圍，加大對該環節的稅收調節力度。第二，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獲得的土地流轉收益以及農民個人取得的收益暫不征收所得稅。按照企業所得稅法規定，應該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獲得的土地流轉收益納入應納稅所得額中統籌考慮。農民個人取得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出租收益，應該按照個人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繳納個人所得稅。但是，所得稅作為直接稅，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收入影響較大，而且在實際征管中也面臨一些問題，比如：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征企業所得稅存在如何進行成本、費用的合理扣除等問題，對農民個人分配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出租收益需要明確按哪一收入類別征收個人所得稅，并需與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征收企業所得稅統籌考慮，避免重復征稅或漏征。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仍處于起步階段，應多給予鼓勵支持。第三，在房地產稅改革中統籌研究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政策。現行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規定的征稅范圍是城市、縣城、建制鎮和工礦區。實際征管中，建制鎮和工礦區的具體征稅范圍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明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規模擴大后，集體土地的經營性現象也會越來越多，應考慮是否對這部分房地產征收房地產稅。鑒于我國房地產稅改革以合并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統一征收房地產稅為方向，因此建議在改革中統籌研究這部分房產、土地的房地產稅政策。

（二）盡快出臺統一、完善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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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征稅對象難以界定

現行稅法的征稅對象是商品銷售收入、勞務收入以及特許權使用收入，對不同的征稅對象實行不同的稅率。而在電子商務中，相當一部分有形商品(如書籍、報紙、音像制品、電腦軟件等)是以“數字化信息”的方式在網絡上交易的。數字化信息具有易復制和反復下載的特點，因此，難以界定這部分商品的屬性，從而給稅收征管帶來困難。

1.2納稅主體難以判定

傳統交易活動大都是在商場、店鋪中進行，納稅人的身份比較容易判定。而在電子商務中，網上商店是一個虛擬的市場，產品交易過程，包括交易的合同、票據、支付手段(如支付寶)都是以虛擬方式出現的。隨著網絡加密技術的廣泛應用，這種虛擬交易能夠很容易隱匿交易者的身份和交易行為，從而難以判定納稅人身份，使得稅務征管無法有效實施。

1.3稅款征收方式落后

現行稅收的征收管理是建立在發票、賬簿等紙制憑據的基礎之上的，通過憑據來進行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關稅、所得稅、印花稅等稅種的征收。而在電子商務中，電子貨幣、網上銀行被廣泛使用，即使在明確納稅對象及納稅人的情況下，這種無紙化的交易也使得本應征收的各類稅種無從下手。同時，計算機加密技術的應用使得納稅人可以隱藏交易信息，稅務機關搜集相關信息難上加難。

1.4稅收管轄權難以界定

稅收管轄權的范圍一般來說是指一個國家的政治權力所能達到的范圍，采用地域稅收管轄權或者居民稅收管轄權進行界定，國際稅收通過雙邊協定來減輕國際重復征稅。但是在電子商務下，交易都是依托于虛擬的網絡，無法確定經營者所在地或經濟活動的發生地，也無法確定勞務提供者所在地，因此難以界定稅收管轄權。

1.5稅收稽查存在困難

稅務機關開展稅收征管稽查的前提是準確掌握納稅人應納稅之事實和證據，以此作為判斷納稅人申報數據準確與否的依據。據此，各國稅收立法普遍規定納稅人必須在若干年內如實記賬并保存賬簿、記賬憑證等相關資料以備查，從立法上確立以賬證追蹤審計作為稅收征管基礎的通行制度。而在電子商務領域，商品訂購、款項支付等行為都是通過網絡進行，交易合同、訂單、銷售票據等以電子形式存在，容易修改和刪除，這就使得傳統的憑證追蹤審計面臨困難。

1.6稅款流失嚴重

一方面，隨著電子商務的日益發展，企業逐漸擴大網絡經營渠道，對傳統貿易造成嚴重沖擊，侵蝕來自傳統貿易的稅基。與此同時，對于電子商務這一新生事物，稅務部門尚未出臺相應的征稅方案，容易形成“征稅盲區”。另一方面，電子商務的跨國界特點使得避稅問題突出，納稅人可以很方便地在免稅國(地)或低稅國(地)進行商務活動，將國內企業作為一個倉庫或配送中心，以達到減輕稅負的目的。

2我國電子商務稅收原則的探討

我國電子商務中的稅收問題，對我國現行的稅收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戰。因此，有必要結合我國的現行稅收制度，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電子商務稅收原則。

2.1財政收入原則

財政收入原則是指稅收制度的制定和完善，都要有利于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保證國家財政支出的需要。從國際上來看，各國對于電子商務普遍實行征稅制度，如英國、新加坡、印度等國家。就連一直以來對電子商務免稅的美國，也于近期通過《市場公平法案》，要求企業通過互聯網、郵寄產品目錄、電臺和電視銷售商品時，必須向購買者所在地政府交納零售稅。與之相比，我國電子商務卻一直未曾納入稅收監管之中。目前，我國電子商務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商品和服務市場的主力軍。電子商務領域凸顯出阿里巴巴、京東商城、淘寶網等大型網絡交易平臺，極大地帶動了國內居民消費需求。據統計，2012年中國電子商務市場交易總額達到7.85萬億元，同比增長30.83%。可見，電子商務規模的快速發展，能夠為國家財政收入進一步擴展稅基來源。因此，電子商務稅收的制定應該體現財政收入原則。

2.2稅收中性原則

稅收中性原則是指國家征稅不應使納稅人產生除稅收以外的超額稅收負擔，也不應使稅收成為超越市場的資源配置手段。從電子商務領域來講，稅收中性原則是指稅收的實施不應對電子商務的發展有延緩或阻礙作用。發達國家制定電子商務稅收時也普遍實行稅收中性原則，大都是在不征收新稅的前提下對本國的電子商務進行稅收控制。如美國在1996年的《全球電子商務選擇性稅收政策》中，就明確提出稅收中性原則。我國電子商務起步較晚，但發展態勢良好，因此稅收制定也要充分注重稅收中性原則，禁止開征新稅和附加稅。

2.3稅收公平原則

稅收公平原則要求條件相同者繳納相同的稅，條件不同者繳納不同的稅。電子商務與傳統貿易并沒有交易本質上的不同，只是交易的形式有了變化，因此，兩者的稅收待遇應該相同。如新加坡早在2000年就對有關的電子商務所得稅和貨物勞務稅明確了征稅立場，對網絡銷售貨物和傳統貨物一樣要征稅。

2.4優先發展原則

優先發展原則是指根據電子商務發展階段給予稅收政策優惠，以促進信息產業的發展。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電子商務發展早期，對電子商務實行國內交易零稅收和國際交易零關稅的免稅政策，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我國電子商務也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和發展，取得了現有的規模。但在稅收政策制定時也要考慮到電子商務的發展階段和特點，遵循優先發展原則，制定適當的優惠政策，實行差別征稅。

2.5稅收效率原則

稅收效率原則要求稅款的征收和繳納應盡可能地便利和節約，避免額外的征收成本。我國電子商務稅收政策制定時，要采用高科技征管手段，簡化納稅手續，避免額外負擔，提高稅收效率。

3我國電子商務稅收政策的建議

3.1加快電子商務稅收立法

從財政收入原則及稅收公平原則出發，對電子商務應同傳統交易一樣進行征稅，我國現行稅收法律法規還沒有把電子商務涵蓋進去，因此應該加快電子商務的稅收立法。(1)根據電子商務的特征，對網絡稅收中的“居民”“、常設機構”“、所得來源地”“、商品“勞務”“、特許權”等概念進行內涵與外延的界定，規范電子商務經營行為的納稅環節、期限和地點等。(2)根據我國國情和電子商務自身發展的要求，對電子商務稅收實行階段策略。(3)根據交易產品的性質(產品所有權、無形資產的所有權或使用權)，明確電子商務經營行為的課稅對象。

3.2完善現行稅收制度

3.2.1擴充現行稅制中增值稅、營業稅的征管范圍

增值稅的課稅對象是有形商品或勞務在流轉過程中產生的增值額，營業稅的課稅對象是勞務、無形資產和不動產。因此，對于電子商務中的有形商品，應同傳統交易中的有形商品一樣，征收增值稅。對于數字化產品(如圖書、音像制品等商品)的交易應區別對待，對于非版權轉讓的數字化產品應與有形商品一樣征收增值稅；而對于數字化產品的版權交易，則應視同特許權轉讓征收營業稅。對于通過網絡渠道提供的勞務，則按勞務征收營業稅。

3.2.2界定所得稅的征管范圍

所得稅的征稅對象應根據提供電子商務產品的納稅人身份進行界定，若提供者屬于居民納稅人，征稅對象為營業利得；若提供者屬非居民納稅人，則可以將收入金額作為應納稅所得額征收預提所得稅。

3.2.3制定電子商務差別稅收政策和稅收優惠政策

根據稅收中性原則和優先發展原則，在現有稅制基礎上，對電子商務制定差別稅收政策和稅收優惠政策。差別稅收政策要根據規模大小和稅負能力對不同的稅收主體實行差別的稅率，對于規模較小的網店，應按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實行低稅率，劃定營業稅的免征額，以降低小規模網店的稅收負擔。同時，電子商務稅收政策應該在現有稅種基礎上實行優惠稅率，不應增設新的稅種。

3.3創新監管方式

3.3.1充分利用“網絡實名制”

2010年7月實施的《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行為管理暫行辦法》，開啟了我國網絡經營“實名制”的時代。稅務部門可以利用網絡實名制，識別和管理網絡商品交易主體，對納稅主體進行監管。

3.3.2加強稅務部門信息網絡建設

稅務部門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術，加強信息網絡建設，依托網上交易平臺、網上銀行支付平臺等渠道，對網絡交易、網絡支付等活動進行監管，從而實現對納稅主體行為的監管。

3.4加強國際間稅收協調與合作

3.4.1堅持以居民管轄權與地域管轄權并重的原則

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我國將長期扮演電子商務凈進口國的角色。在跨國電子商務的國際稅收分配問題上，應堅持電子商務凈進口國的收入來源地稅收管轄權與居民管轄權相結合。

3.4.2規避電子商務避稅問題

篇6

一、OECD稅收競爭有害論的提出

稅收競爭作為政府的一種有意識或者無意識的行為到底在何時開始出現，現在已經很難考究了。但是，有關稅收競爭的經濟學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查爾斯·蒂博（CharlesTiebout）于1956年對地方政府公共物品的提供所作的一項研究。[2]不過，稅收競爭真正引起人們的注意，并為人們所廣泛討論，卻是在1998年OECD提出的重要報告之后。

OECD是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組織，共包括30個重要的發達國家，美國、日本、英國、加拿大等都是其成員國。20世紀80年代，美國里根政府就曾通過降低稅收的手段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后來的英國、愛爾蘭等國也隨即效仿，從而掀起了稅收競爭的浪潮。許多發展中國家由于資金缺乏，也紛紛降低稅率，以吸引外國資本。但是，并非所有國家都愿意通過這種方式來吸引投資。許多高稅率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則表示強烈反對，認為稅收競爭將導致政府財政收入的減少，從而進一步導致公共物品提供的減少。自從20世紀90年代起，OECD對各種稅收優惠政策，特別是避稅港的稅收政策表現出了極大的關注。

1996年5月，OECD成員國部長會議要求OECD組織制定切實有效的措施，抵制由于避稅港有害的稅收競爭而造成的對投資和融資決策的扭曲效應以及對侵蝕國家稅基的影響。1998年，OECD公布了一份報告，題目為《有害稅收競爭：一個正在出現的全球性問題》。該報告界定了有害的稅收優惠制度和避稅港概念，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議措施以抵制有害稅收競爭。OECD認為，有害的稅收競爭措施一般有如下幾個主要特征：[3]（1）無實際稅率或者實際稅率很低；（2）實行“柵欄”（“ring-fencing”）政策。所謂“柵欄”政策，是指一國為了吸引外資而制定的稅收優惠政策僅允許非當地居民享受。其具體方式有二：一是明示或默示地規定居民納稅人不得利用其稅收優惠政策；另一是明示或默示地禁止從該稅收優惠政策中受益的企業在其國內市場營業。[4]（3）缺乏透明度。（4）缺乏實際的稅收情報交換。OECD還進一步界定了避稅港的主要特征，即識別避稅港的因素：（1）沒有或僅有名義上實際稅率；（2）缺乏有效的稅收情報交換；（3）缺乏透明度；（4）沒有真實經濟活動的要求。[5]

為了確保1998年報告得到真正實施，OECD理事會對成員國政府提出了一些具體要求，并對各國的實施情況進行了檢查。2000年6月26日，OECD提出了一份新的報告，認為OECD成員國中實施的47種稅收競爭措施都具有潛在有害性，并且具體列出與此有關的一些機構的名字，如比利時協調中心、匈牙利海外運作公司、盧森堡財政部，等等。[6]OECD規定，這些機構的有害稅收競爭措施必須在2003年4月以前消除。[7]

二、歐盟對待稅收競爭的態度及其發展沿革

由于歐盟的許多成員國都是OECD成員國，因此，他們對待稅收競爭的態度跟OECD相似，而且他們在1997年就通過了防止有害稅收競爭的行為準則。[8]2001年7月11日，歐盟發起了一場對國家援助（stateaid）進行調查的運動，矛頭直指8個歐盟成員國的11項企業稅收制度。因此，可以說這場運動加劇了歐盟內部消除有害稅收競爭的勢頭。他們首先調查那些和歐共體條約不一致的稅收制度是否構成國家援助。如果構成，那么，該國家援助就必須停止執行；如果國家援助已經“支付”，那么必須立即從受益人那里收回。盧森堡金融公司的稅收待遇和荷蘭為國際融資活動實行的特殊財政制度都屬于這次被調查之列。歐盟還建議另外四個成員國立即修正其稅收制度，以便與歐盟原則保持一致，否則，歐盟就可以按正規的公開程序對它們進行調查。

實際上，受歐洲競爭法觀念的影響，對于實施競爭性稅收政策，歐盟在歐共體成立之初就持一種審慎的態度。歐盟的前身，即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于1953年。在《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簡稱“歐共體條約”，也稱為“羅馬條約”）[9]中就有兩個條款跟歐盟成員國制定稅收政策密切相關。條約第100條規定，如果一成員國的稅收立法將影響到其他成員國的國內稅收政策，那么，該項稅收立法就必須取得所有其他成員國的一致同意，即所謂的一致同意要求（unanimityrequirement）。而條約第87條則禁止成員國制定具有反競爭性以及歧視性國家援助的國內稅收政策，禁止以反競爭性或者歧視性方式強制執行中立的稅收政策。根據第100條，理事會在取得歐盟委員會一致同意的基礎上，并在征求歐洲議會以及經濟及社會委員會的意見后，應當指令，以便其他成員國使其制定的直接影響到共同市場的建立或運行的法律、法規或行政規章跟其保持一致。由于成員國的國內稅收政策也屬于第100條的管轄范圍之內，因此任何影響國內稅收政策的立法措施（包括公司稅率）都必須得到所有成員國的支持。而根據該條約第87條和90條，成員國不得制定或者強制執行最終導致反競爭性或者歧視性國家援助的國內稅收政策。根據第90條規定，一成員國可以對其境內從事商業活動的公民、公司及其他單位征稅。而第87條則通過禁止反競爭性或歧視性國家援助的方式，對成員國的征稅能力加以限制。只要存在反競爭性或者歧視性稅收政策，受害方就可以在實施國的國內法院或者在歐洲法院提起法律訴訟或者衡平訴訟。[10]1990年，荷蘭財政部長奧諾·盧丁（OnnoRudding）受命主持一個委員會，以設計一套旨在消除共同市場內扭曲行為的具體措施。[11]該委員會發現，外國投資商在各成員國所承擔的稅負存在很大差異，而且稅收因素是投資商作出商業決策時唯一考慮的因素。于是，該委員會在1992年的報告中呼吁制定一個《直接商業稅收行為準則》，并在報告中羅列了各成員國構成違反《歐共體條約》第87條規定的反競爭性或歧視性國家援助的各種行為類型。這個準則在1997年終于獲得歐洲委員會通過，從而成為歐盟關于公司稅收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協議。該行為準則列舉了認定某一稅收措施是否違反《歐共體條約》第87條的5項標準：

根據《行為準則》應當避免或逐步消除的公司稅收激勵措施指的是這樣一些制定法規則：（1）只適用于非居民；（2）與國內市場相分離（ring-fencedt

hedomesticmarket），以使其國內稅基不受其影響；（3）其賦予不要求在成員國內有任何真實的經濟活動或者實質性的經濟存在；（4）背離國際公認的稅收原則；（5）在行政層面上以某種不透明方式放寬松了。[12]

根據該行為準則，跟第87條規定相左的所有國內稅收措施必須在2002年之前逐步取消。但要在此之后確定是否存在歧視性措施或行為就比較困難了，因為各成員國只要將其稅收優惠措施平等地適用于所有在其境內從事商業活動的公司，就能夠在不違背第87條規定的情況下提供實質性的稅收優惠。[13]例如，將某個低稅率平等地適用于所有公司，而不考慮他們提供的產品或者服務有何區別，也不考慮他們在國內的主要經營場所，那么這一稅收措施就不大可能被認為具有反競爭性或者歧視性。同樣，表面上中立的稅收措施如果不是以反競爭性或者歧視性的方式執行的，那么也不會得到反對。因此，一個通常可以適用的低稅率就有可能避免受到違反第87條的指控。[14]

因此，歐盟各國一直將公司稅率的協調作為歐洲市場一體化的目標之一，[15]目的是通過建立完全一樣的稅基、稅率和稅制，以實現所有成員國的經濟增長。歐盟認為，確立最低公司稅將有助于消除稅收對企業做出經營決策時的影響，從而建立一個平等爭奪外國投資的競技場所（alevelplayingfield）。如果沒有一個最低公司稅率，那么發達國家（如德國、法國等）就會擔心他們將不得不大幅度降低其稅率，從而犧牲其用于社會項目的投資，以獲得外國投資。在過去的幾年里，有關稅收競爭的危害性討論的最終結果是呼吁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稅收協調，在歐盟范圍內建立一個最低的公司稅率。[16]

荷蘭財政部長奧諾·盧丁表示，他相信對公司稅收進行協調就如同適用同一種貨幣，在建立一個一體化的市場中是一個合乎邏輯的過程。[17]他覺得，為了避免在同一市場內扭曲競爭，避免在經濟與貨幣聯盟的過程中出現各種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進行稅收協調是有必要的。到目前為止，歐盟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一體化即將實現，但是在是否要建立最低公司稅率方面卻存在很大爭議。德國的立場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覺得有的國家（如愛爾蘭）只從歐盟接受資助，從而可能進行稅收傾銷（taxdumping），因而是不能接受的。[18]這一點很有說服力，因為愛爾蘭每年從歐盟接受的資助高達67億愛爾蘭鎊，占其GDP的4％—7％。[19]不過，盡管德國的理由非常充分，但是愛爾蘭還是根據《歐共體條約》第100條規定的一致同意規定多次挫敗了建立歐盟最低公司稅率的努力。[20]

「注釋

[1]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HarmfulTaxCompetition：AnEmergingGlobalIssue”，April1998.

[2]CharlesTiebout，“APureTheoryofLocalExpenditure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October1956，pp.416–24.

[3]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HarmfulTaxCompetition：AnEmergingGlobalIssue”，April，pp.26–30.

[4]Ibid，pp.26–28.

[5]Ibid，pp.22–24.

[6]See：“OECDReportsonHarmfulTaxJurisdictions”，publishedintheWorldwideTaxDailyas2000WTD124-11orDoc2000-17602（原文為31頁），June26，2000.

[7]OECD，TowardsGlobalTaxCo-operation：ProgressinIdentifyingandEliminatingHarmfulTaxPractices，2000.

[8]CodeofConductonBusinessTaxation，（97）564final（AdoptedDec.1，1997）。

[9]《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也稱為《羅馬條約》，于1957年3月25日通過，1958年1月1日正是生效。1993年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對《羅馬條約》進行了修訂，并成立了歐洲聯盟，簡稱歐盟。歐共體最初只有六個成員國；歐盟成立時，成員國擴大到12個，現在已經在擴大到25個，而且還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10]SeeFrancovichv.Italy，CaseC-6and9/90[1991]ECR1–5357；[1992]IRLR84.SeealsoECTreaty，Art.87.

[11]SeeJuliaR.Blue，Note，TheCelticTigerRoarsDefiantly：CorporationTaxInIrelandandCompetitionWithintheEuropeanUnion，p.Int‘lL.443（2000）。

[12]SeeJuliaR.Blue，Note，TheCelticTigerRoarsDefiantly：CorporationTaxInIrelandandCompetitionWithintheEuropeanUnion，p.Int‘lL.443（2000）。

[13]同前注。

[14]同前注。

[15]PhillipO.Figura，“EuropeanUnionTaxRateHarmony：AnUnattainableandDetrimentalGoal”，NewEng.JournalofInt‘lComp.Law，Vol.8：1.p.134.

[16]See：Spencer，OECDReportCracksDownonHarmfulTaxCompetition，9JOIT26（July1998），discussingtheOECD‘sreportonHarmfulTaxCompetiti

on：AnEmergingGlobalIssue，whichtheOECDCouncilapprovedonApril9，1998.

[17]荷蘭財政部長奧諾·盧丁也是公司稅收獨立專家委員會（CommitteeofIndependentExpertsonCompanyTaxation）主任；他是第一個提出稅收協調主張的人。1992年，他向歐共體建議在2000年前分三步走：消除對跨邊界收入的雙重征稅，對公司稅加以協調，以及成員國之間在其他稅收問題上具有更多的透明度。參見：EuropeanReport，CompanyTaxation：RudingReportRecommendsMinimumDegreeofHarmonization，E.R.No.1754（Mar.21，1992）。

[18]Editorial，StrawintheGermanWind，TheIrishTimes，Nov.30，1998，at17.愛爾蘭從歐盟體制與團結基金會（EuropeanUnion‘sStructuralandCohesionFunds）以及國際愛爾蘭基金會（InternationalFundforIreland）接受財政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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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個人所得貧富差距稅收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建設成就顯著，社會財富總量也實現了巨大增長。但與此同時，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貧富懸殊、分配不公等問題日益凸現。2006年1月1日，最新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新《個人所得稅法》）正式實施，與之相配套，國務院及其財稅部門也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個稅全員全額扣繳申報管理暫行辦法》等行政法規和規章。應該說，這是我國對個人所得稅收政策的一次較為全面的修訂和完善，新規定顯然關注到了當前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的客觀事實，重視發揮個稅政策對居民收入的調節功能。但是，這并非說明新《個人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政策就已經十分完善。作為調控收入分配的有力經濟杠桿，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收政策應在改觀現有收入分配格局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應該更多借鑒國際上的成功做法，進一步予以完善。

一、擴大征稅范圍

從理論上講，凡能增加一個人負擔能力的所得，只要符合稅法規定都可以列為應稅所得。從現在所得來源的多元化來看，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應稅所得與現在相比必須更明確，更廣泛。可以考慮變原來的正列舉征稅范圍的方式為反列舉免稅項目的方式，即明確免稅的項目后，其余收入和福利、實物分配均為征稅范圍。這種方法在一些發達國家也是常用的。這樣，可以轉化為現金的福利性收入就被列入了征稅范圍，如雇主給雇員提供免費午餐、福利房、交通工具、免費休假等，應該作為雇員個人的應稅所得計入其總所得中。

除此之外，現在爭議較大的是非法收入的納稅問題。稅務部門可以對尚未立案查處的非法收入征收個人所得稅，因為大量非法經營活動往往是在十分隱蔽的情況下進行的，其中許多人通過消費、儲蓄等形式，最先使高收入以來路不明的方式暴露出來，司法機構還未立案查處，稅務部門往往先掌握了其應納稅收入的情況，及時地對這些收入征稅，可最大限度地發揮稅收高收入的調節作用，減少不必要的稅款損失。當然，征稅并不等于承認非法收入為合法收入，征稅后，若收入性質暴露為非法的，可繼續運用司法力量打擊非法收入者。

二、簡化稅率結構

納稅人在其稅基一定的前提下，其稅收負擔的高低主要體現在稅率上，稅率設計是個人所得稅發揮調節功能的核心。新的《個人所得稅法》第三條規定：對工資、薪金、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實行累進稅率，對稿酬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適用比例稅率，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其中工資、薪酬的累進稅率有9級，導致計算公式非常復雜，征收管理成本過高，不利于提高稅務工作的效率，而且容易造成納稅人為了逃避高稅率而偷逃稅的行為。可以考慮簡化現有稅制，把現有九檔的稅率精簡為3——5檔，擴大級距。同時，目前我國最高稅率過高，差不多占收入的一半，稅率越高，偷、逃、漏稅的動機越強，反而不能真正起到調節作用。建議適當下調稅率，最高檔稅率不超過35%，每過幾年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再做適當調整。

此外，對于分類課征的部分仍可以實行比例稅率，但不宜一刀切。如對利息所得稅可以考慮實行分檔累進稅率，而且應設立起征點，如月利息超過100元人民幣的才征稅。對特許權使用費所得、財產租賃等維持20%的稅率，而對彩票中獎等偶然所得，則應實行超額累進稅率。

三、完善費用扣除

費用扣除標準的調整受多重因素的影響，必須結合居民個人收入變動情況、物價水平以及個人所得稅的發展戰略來考慮。如今物價水平和居民的收入水平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單一的費用扣除標準難以適應各納稅人的不同情況，雖然新《個人所得稅法》對此做出了改進努力，但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首先，與費用扣除相關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免征額的提高問題。前些時候備受社會關注的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標準，隨著新《個人所得稅法》的頒布實施塵埃落定：起征點調高到1600元。應該說，這一標準的大幅提高，考慮了物價上漲，貨幣分房、醫療改革、教育費用、養老保障使居民收入和支出結構發生很大變化的現實情況。但是起征點實行“一刀切”做法是否科學還有待商榷。顯然，1600元的免征額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來說是偏低了，但是對一些經濟落后地區如西部農村而言則應該是比較高的。因此，鑒于我國地區發展不平衡，地區間收入水平、物價水平的差別，應該在全國統一扣除額的基礎上，給予各省一定幅度的上下浮動權力，各省依據地區的收入水平、物價指數確定納稅免征額。其實，相對于設定免征額，更為重要的是合理設計扣除費用，應該充分考慮納稅人贍養人口、醫療費用、養老、住房、教育等因素。例如教育費用，當今的時代是知識經濟時代，為了增加自身的知識和技能，人們開始自費參加各種教育培訓活動，為了貫徹科教興國的方針，鼓勵人們主動掌握科技知識，應該對納稅人實際發生的教育培訓費用進行必要的扣除。在實行醫療保險情況下，可以對其因參加醫療保險而支出的保險金作為費用扣除。對于房屋購建費用，為了加快住房制度改革。鼓勵人們購買住房，對房屋購建費用如貸款購買住房所支付的利息應給予一定的扣除。

四、以家庭為納稅單元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主要體現在家庭收入水平的差距上。以家庭為納稅單位可以根據綜合能力來征稅，實現一定的社會政策，如對老年人的減免，對無生活能力的兒童采用增加基本扣除的方法，對有在校學生的、貸款購房的、購買保險的、捐贈的項目都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我國由于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家庭觀念根深蒂固，經濟行為、社會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行為，對家庭行為的調節是調節經濟和社會行為的基本點。例如，購房貸款、醫療費、保險費、子女教育費等消費性支出，以及儲蓄、投資行為都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因此以家庭為納稅單位對其扣除免稅額、總計非勞動收入（如股息、利息、紅利等）的計算更為合理，征稅更能反映其實際納稅能力。

但同時也要充分考慮我國的家庭結構比較復雜，家庭結構不一定是同質的，設計稅率時一般以核心家庭為基本出發點，納稅單位不是以生活在一起的家庭為單位，而是以婚姻關系為基本單位，如果是三代同堂等，即一個家庭生活有兩對夫婦以上的可以采取分拆方式。如何設計聯合申報與單身申報的不同稅率，需要對稅負水平進行一定的測算。

總之，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個人所得稅收政策作為個人收入實現環節的重要調控手段，應當不斷得到完善，以更好地發揮其調節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基礎。

參考文獻：

1.周文興，《中國：收入分配不平等與經濟增長——公共經濟與公共管理的制度創新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3月版

2.王誠：“中國收入分配類型、差距及其政策取向”，《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3.張術茂：“調節社會收入差距:西方國家經驗的借鑒”，《發展研究》/2005年第2期

篇8

由于經濟技術發展水平、管理體制、決策水平等方面的原因，現行稅收政策對高排污企業外在成本內在化方面做得很不夠，未有效地遏制資源和能源浪費行為，工業企業節能減排積極性不高。具體表現在：

1.節能減排稅收優惠范圍狹窄局限于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等稅種中，但又設定了很多限制；消費稅整體上沒有涉及到工業企業節能減排方面的稅目；資源稅作為促進節能減排的主體稅種，征稅范圍較窄。

2.稅收的激勵支持措施不健全對不同稅種分別制訂不同的減稅、免稅方式，加大了對稅收政策的理解與操作難度；資源稅稅率偏低；消費稅稅目設置很少考慮環保因素；增值稅和營業稅對節能減排的抵免稅條款較少，且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不利于節能減排技術的創新與轉讓。

3.地方政府稅收優惠力度不夠許多地方政府由于財力有限，促進節能減排的稅收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大打折扣；由于各地稅收優惠力度的差異，使得節能減排企業從低優惠力度地區向高優惠力度地區轉移，增大了企業的經營成本。

二、加大激勵性稅收政策力度，促進工業企業節能減排

目前，我國激勵性稅收政策還是應立足于完善稅收優惠政策，以降低節能減排企業的資本邊際成本，提高企業的節能減排投資水平。

1.加大所得稅優惠力度（1）提高工業企業用于節能減排項目的所得稅稅前列支比例。例如，降低資源綜合利用享受優惠政策的準入門濫；提高企業用于節能減排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研發費用的加計扣除比例；將企業建立的節能減排研究開發基金作為費用在所得稅前列支；加大節能減排專項設備的折舊力度，等等。（2）擴大所得稅的優惠范圍。擴大范圍主要應包括以下領域：煤炭清潔技術研發與應用；企業對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采礦企業提高回采率，充分利用貧礦和尾礦；企業有償轉讓與節能減排相關的技術或進行技術而取得的收入，等等。（3）某些情況下給予適當的所得稅退稅。例如，企業能源再利用或以廢棄物為原料生產出的產品所獲取的利潤，可考慮所得稅稅前按一定比例扣除；用上年稅后利潤投資于節能減排項目的，應退回這部分利潤的所得稅。

2.加大增值稅優惠力度為了促進多種形式的資源節約，建議對列入《資源綜合利用目錄》、《節能產品目錄》中，與節能減排有關的產品和廢舊物資回收利用產品，都實行增值稅減免或即征即退政策，以改變目前優惠范圍偏少的現狀。優惠程度要根據節約資源能源的效能程度確定。同時，提高對可使用但不使用節能產品的企業的增值稅和所得稅稅率，實現獎懲結合。

3.對節能減排項目給予更大的稅收優惠將“節能減排”的研發和應用作為單獨的一類“項目”，有利于有效整合各種資源以實現特定的節能減排目的。按照項目的原有條件和實現目標，節能減排項目應分成不同的級別，對不同級別的項目在原有各項優惠政策之外，給予一定比例的減計收入或加計成本扣除的優惠。

篇9

關鍵詞：中小企業;稅收政策;稅收征管

1發達國家對中小企業的稅收支持

當今，大力發展中小企業是一個世界潮流，一個國家的經濟有沒有活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要看小企業的狀況如何。世界各國紛紛制定強有力的稅收政策，以支持本國中小企業的發展。

1.1美國

美國聯邦政府為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采用了多種稅收優惠措施：（1）雇員在25人以下的有限責任公司實現的利潤，可選擇一般的公司所得稅法納稅，也可選擇“合伙企業”辦法將利潤并入股東收入繳納個人所得稅，避免了重復納稅。（2）對年收入不足500萬美元的小型企業實行長期投資減免稅，對投資500萬美元以下的企業給予永久性投資稅減免。（3）對創新型的小型企業將其資本收益稅率減半按14％征收。（4）購買新的設備，使用年限在5年以上的，購入價格的10%可抵扣當年的應納稅額。（5）對中小企業實行特別的科技稅收優惠，企業可按科研經費增長額抵免稅收。（6）準許小型企業實行加速折舊和特別折舊制度。（7）地方政府對新興的中小高新技術企業，減免一定比例地方稅。

1.2法國

法國中小企業眾多，政府實行了較為全面和完善稅收優惠政策來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1）中小企業繳納的公司所得稅的附加稅2003年起已全部取消。（2）從1996年開始，中小企業用一部分所得再投資，這部分所得可減按19％的稅率征收公司所得稅。（3）1983年建立了“研究開發投資稅收優惠待遇”制度，規定中小企業研發投資比上一年增加的可以免繳相當于研發投資增加額25％的公司所得稅（1985年這一比例提高到50％）。（4）1992年起，對中小企業轉為公司時的資產增值暫緩征稅，并允許企業將虧損結轉到新公司。（5）新辦小企業在經營的前4年非故意所犯錯誤，可減輕稅收處罰，并可適當放寬繳納的時間。

1.3日本

日本對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也非常全面：（1）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政府就規定，對資本額在1億日元以下，而年度應稅所得額在800萬日元以下的，稅率降為28%（大企業的稅率為37.5%）。（2）對試驗研究費用超出銷售額3%的中小企業和創業未滿5年的中小企業，減收6％的法人稅或所得稅。（3）允許中小企業設立改善結構準備金，對于提取的準備金，不計入當年應稅所得，年度終了使用有結余后可交回再提。（4）促進中小企業新技術的投資，給予相當于購置價7％的法人稅特別稅額扣除，此外還有強化中小企業技術基礎的法人稅稅額扣除。（5）對進行新技術和設備投資以節約能源和利用新能源的中小企業，在設備折舊等方面提供優惠政策。（6）對年課稅銷售額不足5000萬日元的中小企業，實行折扣征收消費稅的邊際扣除制度。

在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過程中，稅收政策對中小企業的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對中小企業從稅收上給予扶持和支持是西方發達國家稅收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2我國對中小企業的稅收支持及其制約因素

我國對中小企業的發展也比較重視，早在2002年就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為中小企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在稅收政策方面，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專門的中小企業稅收政策，而只有一些能夠使中小企業受益的稅收規定。在我國現行稅收制度中，涉及到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有：（1）對年利潤在3萬元以下的企業減按18％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對年利潤在3萬元至10萬元的企業減按27%征收企業所得稅。（新《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對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減按20%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2）對年銷售額在180萬元以下的商業小規模納稅人減按4%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稅；對年銷售額在100萬元以下的生產性小規模納稅人減按6%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稅。（3）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創辦新的中小企業，對從事社區居民服務業的，3年內免征營業稅、個人所得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4）對新辦的獨立核算的從事咨詢、信息、技術服務的企業，第一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二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5）新辦的城鎮勞動就業服務企業，當年安置城鎮待業人員超過企業從業人員總數60%的，可3年內免征企業所得稅。免稅期滿后，當年新安置待業人員超過原企業從業人員30%以上的，可在2年內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6）對個人獨資和合伙企業，只繳納個人所得稅。（7）對符合規定的校辦企業、民政部門辦的福利企業減征或免征企業所得稅。（8）“老、少、邊、窮”地區的新辦企業，可減征或免征企業所得稅3年。（9）鄉鎮企業可以按應納稅額減征10%。

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我國分散于各個稅收法規中的有關中小企業稅收政策已不能適應中小企業快速發展的要求，存在優惠政策適用范圍窄、優惠手段單一、優惠目標不明確等一系列問題，不利于中小企業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2.1現行增值稅稅制對中小企業發展的限制

我國現行增值稅造成小規模納稅人困境。我國將增值稅納稅人分為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兩類。且規定從1998年7月1日起，凡達到銷售額標準（工業企業年銷售額100萬元，商業企業年銷售額180萬元）以上的為一般納稅人，規定額度以下的為小規模納稅人。由于兩類納稅人的界定標準不合理，把中小企業大量地劃為小規模納稅人。小規模納稅人進項稅額不允許抵扣，也不得使用增值稅專用發票，如須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要到稅務機關申請代開，而且只能按“征收率”填開應納稅額。這些政策一方面造成小規模納稅人購進貨物所含稅金不得抵扣，這就增加了成本負擔，另一方面，小規模納稅人不能使用增值稅專用發票，因而使購貨方因不能足額抵扣進項稅額而不愿購買小規模納稅人的貨物。這就阻斷了一般納稅人與小規模納稅人之間的正常經濟交往。這使得占總納稅戶90%以上的中小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而且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偏高（工業企業6%，商業企業4%），其稅收負擔遠遠超過一般納稅人。再加上現行“生產型”增值稅制，使企業購置固定資產的進項稅額得不到抵扣，又加重了其稅收負擔，使其產品成本高，在國內外市場缺乏競爭，對中小企業的發展極為不利。

2.2現行所得稅稅制對中小企業發展的限制

現行企業所得稅對中小企業科技創新活動的激勵力度不大。現行企業所得稅主要是對已形成科技實力的高科技企業及享有科研成果的技術性收入實行優惠，而對技術落后，急需技術創新的中小企業正在進行科技研發活動則缺少稅收優惠。這種情況一方面使企業重視對科研成果的應用與轉讓，忽視對高新技術的研發；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中小企業科技創新難度。現在內外資所得稅雖已合并，但到明年才開始實行，而且對外資有過渡期，所以仍然是對外資企業優惠多，稅負輕；對內資企業優惠少，稅負重；同屬內資企業，對大型企業優惠多，對中小企業優惠少，中小企業實際稅負過高。

2.3現行稅收征管政策對中小企業發展的限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規定，納稅人不設置賬簿和賬目混亂或申報的計稅依據明顯偏低的，稅務機關有權采用“核定征收”的辦法。但在實際中，有些基層稅務機關對并沒有違法的中小企業都采用“核定征收”辦法，擴大了“核定征收”的范圍。國家稅務總局關于《核定征收企業所得稅暫行辦法》的通知中制定的“應稅所得率”標準，明顯偏高，工業、商業為7%～20%，建筑安裝業為10%～20%，也不符合中小企業薄利多銷、利潤率低的實際情況，有的甚至不管有無利潤，一律按核定的征收率征收所得稅，損壞了中小企業的合法權益，加重了中小企業的稅收負擔，不利于中小企業的發展。3完善稅收優惠政策，促進中小企業健康發展

針對我國中小企業稅收優惠政策方面存在的問題，結合中小企業發展的基本要求，并借鑒發達國家稅收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成功經驗和做法，本文提出了進一步完善我國中小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的建議。

3.1調整和完善增值稅制

調整和完善增值稅稅制的措施主要有：（1）推進增值稅轉型及擴大稅基。逐步將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同時把與扣除項目有關的交通運輸業、建筑業、服務業、房地產業以及轉讓無形資產等營業稅稅目改征增值稅，使中小企業獲得更多的抵扣，降低投資成本特別是新創辦成本，以鼓勵中小企業創辦和再投資，加快技術進步，促進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使用。（2）降低一般納稅人認定標準。建議取消認定增值稅的應稅銷售額標準，企業無論規模大小，只要會計核算健全，有固定的經營場所，能準確報送稅務資料，遵守國家各項稅收法規，可經申請核定為一般納稅人。（3）適當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改革后的工業小規模納稅人征收率不應超過4%，商業小規模納稅人征收率則應為2%，以此降低其稅負，并與一般納稅人的稅負相平衡。

3.2調整和完善企業所得稅制

調整和完善企業所得稅稅制的措施主要有：（1）盡快取消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我國雖已統一了內外資企業所得稅，但外資企業仍有一點的過渡期，在稅前列支標準、稅率水平等方面有諸多的優惠待遇，內外資企業競爭地位仍不平等。（2）降低中小企業稅收優惠稅率,并提高適用優惠稅率的應納稅所得額標準。（3）擴大中小企業稅收優惠范圍。①要適當擴大新辦企業定期減免稅的適用范圍，并延長其減稅的期限；②允許中小企業投資的資產凈損失從應稅所得額中扣除；③取消“計稅工資”規定；改按企業實際支付的工資金額稅前列支；④對中小企業給予加速折舊、投資稅收抵免、再投資退稅待遇，引導中小企業加大科技研發投入；⑤對少數民族、貧困地區創辦的中小企業，授權市縣人民政府給予減免稅扶持。

3.3改進現行稅收征管，促進中小企業發展

對于中小企業稅收，在征管中一定要做好中小企業的管理服務，要體現公平執法，方便納稅，為中小企業營造一個良好的納稅環境。（1）大力加強中小企業稅法知識和建賬建制的輔導培訓，提高中小企業財務人員業務水平和職業道德，以利擴大中小企業建賬面。（2）廣泛開展稅法宣傳，利用媒體或利用辦稅大廳免費提供稅法宣傳，提供稅務咨詢服務，以利中小企業能及時獲得稅收法規變動的可靠信息，促使其依法遵章納稅。（3）積極推廣稅務服務，為中小企業提供稅務咨詢，稅務，盡量減少因不了解稅收法規而造成的納稅差錯。（4）改進對中小企業的征收辦法，積極擴大查賬征收范圍。盡量縮小核定征收的比重，同時對核定征收的“應稅所得率”和“納稅定額”，一定要調查核定準確，以維護中小企業的合法權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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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電子商務起步較晚。由于數據傳輸速度較饅，與國際互聯網出口連接的頻寬較窄；網絡供應商基本都處于虧損的體態；網上安全認證的可信度不太高；網上支付體系的不完善；許多企業對電子商務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物流送配方式的發展滯后；有關法律制度的缺位，等等原因，使用互聯網的人數目前只有1000萬，其中直接從事商務活動的只有15%.但是，我國的電子商務具有很大的潛力。據預測，我國的上網人數將以年均40%的速度增加，至2004年，將增至400萬。這將大大地促進電子商務的發展。一般經驗表明，當上網人數達到1500萬-2000萬人時，電子商務將會出現盈利點。因此，我國的電子商務將會出現飛速的發展。

電子商務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將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每一次創造財富方式的改變必將帶來經濟領域的革命。從以勞動力密集為基礎的自然經濟，到以資本積聚為基礎的工業經濟，再到今天以智力創造為基礎的知識經濟，無不證明電子商務是人類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在這個世紀之交的時刻，知識經濟蓬勃發展，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加速，智力成果的創新與發展，隨時都改變著經濟發展的方式，同時也決定二個國賽能否在激烈的國際經濟競事中取得優勢，電子商務正是承載知識經濟運行和發展的最佳方式。因此，電子商劣的興起和拔犀，己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和商務模式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廠個技術問題而是關系到在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經濟領域的一場變革正如******主席指出的：電子商務代表著未來貿易的發展方向。作為一種全新的商品經營和交易方式，電子商務不僅會改變現有的企業模式，而且將對經濟全球化及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結構的改變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電子商務是對傳統商務形式的一場革命，對稅收帶來了新的沖擊。由于電子商務具有交易主體的可隱匿姓、有些交易物的無形性、交易地點的不確定性以及交易完成的快捷性等基本特點，使電子商務對現行的貿易體制、交易方式、信用體系以及政府管理帶來了很多新的問題，特別是對現行的稅收制度、稅收政策、稅務管理、國際稅收規則和稅收法律也帶來了新的沖擊。

電子商務對稅收產生的各種影響，歸根到底將使目前的稅基和稅源發生巨大的變化，如果稅收政策和稅收征管手段不能迅速跟上，可能使我們應該獲得的很多稅收流失。因此，我們必須正視并積極應對這些變化，取得共識拿出對策。

如何應對電子商務給現行稅收制度帶來的沖擊，世界各國都在思索對策。有一種觀點認為，應把電子商務領域視為一特殊關稅區，并實行免征關稅和銷售稅的政策。

這一觀點已在某些國家得以實踐；這種對策具有一定的優點，既能促進電子商務的發展，又能回避現行稅制對電子商務的不適應。但它的缺點也是世人皆知的，一是會較大幅度的縮小稅基，形成稅收的流失；二是會擾亂國際間的經濟秩序，形成新的不公平；三是它只符合少數國家的利益，將會擴大貧國與富國之間的差距。因而，它難以代表國際社會建立鏡收新規則的主流思想，難以代表國際稅收規則的改革方向。可見，為適應電子商務的出現和發展，稅收政策的消極應對不是可行的方法，只有積極穩妥的改革現行稅收制度才是基本的方向。

那么，怎樣研究制定電子商務的稅收對策呢？我認為，應遵循以下幾個原則：

一是以現行稅制為基礎的原則。在制定相關稅收政策時，應以現行稅收制度為基礎，針對電子商務的特點，對現行稅收制度作必要的修改、補充和完善。這樣做既不會對現行稅材形成太大的影響，也不會產生太大的財政風險。

二是不單獨開征新稅的原則。即不能僅僅針對電子商務這種新貿易形式而單獨開征新稅，不然會導致稅收負擔的不公平分布，影響到市場對資源的合理配置。

三是稅收政策與稅務征管相結合的原則。以可能的稅務征收管理水平為前提來制定稅收政策，保證稅收政策能夠被準確的實施。

四是保持稅制中性的原則。不能使稅收政策對不同商務形式的選擇造成歧視。

五是維護國家稅收利益的原則。應當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謀求全球一致的電子商務稅收規則，保護各國應有的稅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