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新文化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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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化產業創新相關概念及內涵

從人工自然過程論的視角看，產業創新是動態地反映人工物變成制造物的過程。在經濟學中，產業通常被定義為“一定區域內生產同類或同一產品的所有企業的集合”。從現代產業經濟學的角度看產業是生產和經營同類產品的企業群。據此觀點可以把文化產業定義為生產和經營文化產品的企業群。但是從文化產業的本質屬性上看文化產業生產出的產品兼有私有性和公共產品特征的一類特殊的“混合產品”，所以文化產業又是區別于所有其它產業的一種極其特殊的產業部門。單世聯（2001）的研究認為文化產業提供的產品不同于商品生產在物質領域的產物只承載單一的“實用”功能，而是同時承載“審美”與“實用”的雙重功能，具有的特殊“文化屬性”。目前學術界對文化產業的定義并沒有一個統一的表述。因為各國國家戰略，傳統文化，文化政策，地域特征等方面的差異，出現不同的見解也在所難免。但綜合起來說，他們不管如何定義，文化產業的內容和關注重點基本是一致的。

1.2文化產業的金融制度創新

由于文化產業項目具有高風險、難量化的特點，所以一直面臨著融資難的發展瓶頸。為解決文化產業的融資難問題，部分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從文化產業宏觀角度出發，俞曉敏（2008）指出國有文化產業投融資體制和機制的單一性，是導致文化產業融資難的重要原因。還有學者指出金融機構的缺乏和金融的創新性不足，阻礙了地區文化產業的融資。高宏存（2013）認為中國文化產業引進風險投資雖然是文化企業融資的一個有效途徑，但是在具體運用上也存在一些問題。并針對研究發現的以上問題，從政府，風險投資機構，文化企業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探索性建議。另外還有一些學者從相對微觀角度對融資難問題進行了一些探索。賈瑛瑛（2011）認為目前文化產業的無形資產比重大，加之對無形資產的評估結果的不確定性，導致了大部分抵押擔保機構對無形資產抵押這種貸款方式的信心不足。于孝建，任兆璋（2011）的研究認為單個或多個知識產權集合質押擔保貸款方式更為靈活，能有效降低銀行貸款風險，為文化企業融資提供了一種新思路。劉德良（2013)等創新性提出6個模型評估方法，通過評估模型的系統分析，就有了具體的考核指標。這就相當于對整個文化項目或產品進行了一次全方位的體檢，可以有效地規避政策風險，制作風險和市場風險等。總的來說，以上相關文獻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對解決文化產業融資難問題提出了新的解決思路。本文認為文化產業項目要想解決融資難問題，一方面應該加強文化產業項目本身的質量，了解項目的潛在價值，評估項目的風險；另一方面要規范健全文化產業行業法律法規，要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民間資本的參與支持，融資方式的創新等等。

1.3文化產業集群創新

本文結合國內外相關文獻主要從集群企業間互動、創新動力兩個角度對文化產業的集群創新方面的研究進行了梳理和分析。

1.3.1集群企業間互動。

Kieron、Mark(2004)研究發現，集群創新企業之間通過創新網絡組織，不僅有利于創新企業向同行或上下游企業以拆借、購買等方式籌措到實施創新所需的設備、零部件、資金和原材料等硬件資源，而且有利于創新企業獲得實施創新所需的技能、知識等軟件資源。Jerez-Gomez(2005)研究發現高效學習的方式最終會影響到集群企業的創新行為。王錚(2004)等人進行的知識網絡動態學研究，把主體間的廣義距離和互動狀態變量結合起來，通過構建數學分析模型創新性的把網絡主體間的接近性耦合與互動強度結合起來，很好的解釋了區域企業集群創新實現的機理。

1.3.2創新動力。

Freeman&Rothwell(1991）指出，創新早已不是單個企業的活動，與外部的知識資源的關聯已經成為創新的主要因素，系統整合網絡資源是創新的重要動力。Martin&Michae（l1999）認為，產業集群發展動力相對于生成動力來說具有更高的穩定性和層次性，因此，產業集群強大競爭力的體現，要靠一些相對比較穩定的驅動力的作用。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區域知識創新、學習新技術的能力、互信度和信息共享等可以增強產業集群的競爭力。Saxenian(1994）發現良好的社交氛圍有利于新知識的產生與傳播；Enright(1996)認為集群的發展依賴于知識成果共享程度和熟練技術勞動力的推動；Debresson(1996)認為區域化的知識創新是集群發展的主要動力。國內對文化產業集群創新動力方面的研究文獻也比較多，總的來說主要集中在外部經濟，技術創新，合作效率，社會資本整合，競爭效應，創新收益，創新積累，地域分工和市場需求等中的一個或多個作為創新驅動力來進行的研究。對比國內外現有的研究文獻，很多學者都認為文化產業的集群創新的動力需要很多方面的驅動力。也有學者認為在很多驅動力中，核心驅動力最重要，而核心驅動力包括技術，資源，學習能力，知識，信息的獲取和分享等等。至于最終如何選擇驅動力，要視具體情況而定。

1.4文化產業創新評價體系

對于文化產業創新評價體系的研究，目前學術界主要集中在對評價方法、評價模型和評價體系等方面結合具體事例，說明研究方法的創新性，可靠性，實用性的研究上。魏亞平(2009)等對文化企業選擇EVA評價方法的原因做了分析和說明，得出EVA評價方法要優于基于利潤的企業績效評價方法，更能實際地反映文化企業投入情況。臧志彭、解學芳(2013)等通過建立三維評價模型和創新指標評價體系研究得到以下結論：①網絡文化產業制度體系得以確立，但制度效力、權威性尚待加強；②網絡文化產業制度創新能力已經基本建立，能夠根據產業的發展演化從層級、范域以及強度方面進行適應性的制度創新。孫彤(2012）等在綜合考慮文化產業融資環境影響因子的基礎上，構建文化產業融資環境評價體系，得出某市的文化產業發展環境瓶頸在于科技創新環境方面。張潤清（2014）等在遵循科學性，可度量，客觀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等原則的基礎上建立文化產業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并結合河北省農村的集體數據進行了具體的操作演示。從定性和定量兩個角度說明該體系具有相對廣泛的實用性，可以針對不同地區的不同狀況，從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進行比較分析，進而針對不同地區的情況提出不同建議。

2結論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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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企業文化是企業經營管理中各種效用文化現象的總和，是一種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行為。人是知識創新的主體，信息、知識是最重要的資源，它們的交流與分享是提高人的創新力的關鍵。優秀的企業文化恰恰能夠實現三者的內在統一，它構成了企業創新能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一、企業文化的概念

企業文化是20世紀80年代從企業管理科學體系中分化出來的一種理論，是從泰羅的科學管理到行為科學、以及現代管理的一場新的管理革命，是當代管理科學發展的一種新趨勢，被人們廣泛地稱為是企業經營成功之道，目前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企業重視。

企業文化是企業經營管理中各種效用文化現象的總和．是一種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行為。它強調的是以人為本，突出人在企業經營管理中的作用。強調在企業內建立起一種企業員工認同的價值觀，以這種價值觀形成企業精神，以企業精神為核心形成系列管理行為和活動。魏杰認為：企業文化就是企業信奉并付諸實踐得價值理念。也就是說，企業所奉行和倡導并在實踐中真正實行的價值理念。

二、企業文化的特征

哈佛商學院的著名教授約翰·科特提出了一個重要論斷就是：企業文化對企業長期經營業績有著重大的作用，在不遠的將來企業文化很可能成為決定企業興衰的關鍵因素。企業興衰、企業發展當然是由多種因素所形成的。但企業文化肯定對企業興衰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偨Y企業文化大體包含四個特征：

1．以人為本。人是企業的主體。企業文化則主要研究企業在經營管理活動中在員工中形成的價值觀念、行為規范等。因此，企業文化必須從員工的角度出發來協調企業的內部關系，從顧客的角度出發來溝通企業的外部關系。如果企業文化脫離了“以人為本”這個中心原則，那么它也失去了它的本來面目，終將被企業拋棄。

2．以文化人。企業文化不同于泰羅制、不同于行為科學、不同于理性主義管理、不同于過去的行政型企業管理，關鍵在于它能夠“以文化人”，運用文化的特點和規律于管理之中。通過文化來改造人，使人能夠產生創造性、自覺性，從而對企業價值觀、企業精神產生強烈的認同感，然后發揮其積極性并作用在工作崗位上。這是一個作用的積累。

3．文化自覺。文化自覺這個詞來源于老先生的著作。文化自覺主要指企業家用文化的視點去查找企業問題根源的自覺性。大部分企業家在分析企業不景氣的原因時，往往強調資金問題、體制問題、包袱過于沉重的問題等。不可否認，這些問題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企業的發展，但這些都只是現象，它們并不是決定因素。真正的決定因素是文化，是企業家管理行為背后的文化，是員工的生產經營、質量管理行為背后的文化，這才是根本問題。所以企業家要想經營好現代企業，必須具備文化自覺性，不具備這一素質，就不能成為未來的企業家。

4．文化主導。在所有的管理要素中，必須有一項是主導因素。像泰羅制以經濟要素作為主導因素，行為科學把滿足每一個體的需要作為主導因素，企業文化則是把文化的培育放在各要素的首位，使其成為主導因素。既然文化的培育成為企業文化的主導因素，那么在建設企業文化時，一定要花大力氣去培育企業的文化。

三、企業文化中的創新文化

在當今世界，發達國家企業和發展中國家企業之間形成了一條巨大的技術鴻溝，而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根據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通過技術轉移(主要表現為技術模仿、擴散和技術溢出)，可以縮小這種差距。Caniels(2000)指出：“知識(技術)溢出是通過信息交流而獲取智力成果，并且不給知識的創造者以補償，或給予的補償小于智力成果的價值。知識溢出與知識擴散是不同的概念，知識擴散的含義更廣，它覆蓋了知識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各種方式，而知識溢出則只是其中的一種”。

當今世界，在信息化背景下，創新的作用得到空前強化，并升華成一種社會主題。創新變成了企業的生命源泉，生產規模或成本不再重要，而創造性和靈活性是最寶貴的資源。自然人或者法人這個經濟活動主體本身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活動。新經濟時代的企業自上而下，每個毛孔都必須充滿著創新，通過自身主體創新的確定性來對付明天的不確定性。

一些研究表明，成功的世界級領先企業，“更多的是由超越現實的抱負和在低投入產出中表現出的創造性來維系的，很少是由共同的文化或制度的承襲而維系成一體的”。因此強調，“如果要解釋索尼、本田或雅馬哈公司的成功，真正應當研究的是它們在善用資源方面的特點，而不是管理方面的特點。西方管理人員不應過分重視對日本文化的學習，而應確保本公司有充足的奮力拼搏能力，促使大家不懈地追求更好地利用資源的機會”。正因如此，新經濟時代的企業創新文化與傳統企業文化強調創新有著差別很大的價值取向和具體內容。前者更加重視經濟主體的獨立性、個性和靈活性，提倡和保護具有個人沖動的“靈感”和獨創性，鼓勵不畏風險，激發創造熱情，允許嘗試失敗，對人的尊重首先要體現在最大限度地滿足個人的正當欲望，使其才能、智慧得以充分釋放方面，而對工業經濟中所提倡的“集體觀念”、“群體意識”、“步調一致”、“絕對服從”等傳統企業文化理念則持批判態度，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個性、創造性。事實上，世界軟件開發史上所有的重大里程碑始終都是由個人或很小的組織所創造的。適合個人創新、組織靈活機動、完善的人才流動體系正是使硅谷始終充滿新活力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

四、企業文化中的知識管理

安德魯·卡內基說過：機構擁有的唯一不可替代的資本就是員工的知識和能力。企業要做到以知識領先帶動企業的發展，進入良性循環，必須對企業文化中的知識加以管理。

知識四企業中的各種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在企業實踐活動中的經驗總結，是這些人的價值觀的具體體現，是這些人探索，人之企業和企業文化的框架總和。真正的企業往往注重企業員工的學習、培訓活動。由企業提供的，人力資本所有者即期收益和跨期收益的學習活動，其目的在于短期內提升企業成員的工作效率以及企業的整體績效

IntegerPerformance)。除了企業培訓，現代企業人力資本的自我培訓也越來越重要?！案芍袑W”即邊干邊學是指在工作當中自覺和不自覺的學習他人的知識、技術以及互相學習。由于知識經濟的迅猛發展，個人單靠企業培訓來提高人力資本的價值是不現實的，個人知識、技術等的獲得往往是十分落后于知識本身的發展，這就要求人力必須自覺的學習。最簡便的方法就是向他人學習和互相學習，這個學習過程幾乎沒有什么投資成本(邊干邊學極大地減少了人力資本的機會成本)，是一種極為可取的人力資本投資方式。結合人力資本的學校教育階段，我們可以看出對一個人而言，個人在學校學習期間的個人收入幾乎為零(如果允許學生勤工儉學、半工半讀，則個人的收益不為零，但一般來說相對于未來收入是很小的)，而人力資本真正起作用的階段是在工作階段，也即人力資本只有和非人力資本相結合，才能體現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人力資本才能在工作中得到增值，這樣的學習活動在現今企業組織中被稱為學習型組織。

毫無疑問，崇尚知識將成為新時代的基本素質和要求。對現代企業而言，還不僅僅如此。在經濟全球化、信息爆炸、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企業持續運行期限或生命周期受到最嚴厲的挑戰，只有通過培養整個企業組織的學習能力、速度和意愿，在學習中不斷實現企業變革、開發新的企業資源和市場，才能應對這樣的挑戰。學習給企業帶來利益和機會。知識的積累只有學習，創新的起點在于學習，環境的適應依賴學習，應變的能力來自學習，這就需要一種重視學習、善于學習的文化氛圍，因而企業不再是一個終身雇傭的組織，而是一個“終身學習的組織”。現代企業只能作為一個不斷學習的組織，才能夠“善于創造、尋求及轉換知識，同時能根據新的知識與領悟而調整行為”。

知識管理是通過改變員工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建立起知識共享與創新的企業內部環境，從而實現運用集體的智慧提高應變和創新能力，最終達到企業目標。知識管理不同于信息管理，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篩選、分類、分析、評價和分配、利用等內容，而知識管理則強調把信息、人力資源、知識、市場與經營過程等協調統一起來，從而最有效、最大限度地提高企業經營效果。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知識管理區別于信息管理的最根本之處在于前者強調對人力資源和知識的開發和利用。超級秘書網

人是知識創新的主體，信息、知識是最重要的資源，它們的交流與分享是提高人的創新力的關鍵。優秀的企業文化恰恰能夠實現三者的內在統一，它構成了企業創新能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新經濟時代為獲得優秀的企業文化，我們應該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1．構建全員參與的以知識的積累、生產、獲取、共享和利用為核心的企業戰略。企業戰略是指引企業去迎接挑戰、利用機會、發揮優勢的保證。在以知識為最重要經營資源和主要消費品的今天，衡量企業成功的尺度在于知識(產品和服務中知識的數量及質量)，而不是有形資產或是庫存。因此，只有從戰略上重視知識這種關鍵性生產要素，并努力實施知識戰略，才是經營管理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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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化促使企業觀念文化的創新

企業經營理念、價值觀、行為準則在外部環境的影響下，尤其是信息化時代下，必須隨之進行調整，以創新的理念和思想，更新企業目標，不斷與時俱進，在新的條件下制定新的發展戰略，以變革的心態迎接挑戰，不能一味保守不前。在信息化沖擊下，員工的觀念也要緊緊跟隨企業的發展步伐，信息化可能造成一些員公關系的疏散，還可能使員工一時不能接受企業轉變理念后的發展模式，這就需要企業領導者依靠自身智慧化解員工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定期地培訓員工，開闊他們的視野，培養創新的意識以及團隊合作的精神。運用信息化技術和知識，是一把雙刃劍，既是機遇又是挑戰，企業只有不斷更新理念，與時俱進，以“不變”應“萬變”。

2.信息化促使企業制度文化的提升

企業傳統管理模式比較層級化，信息的傳達速度較慢，要經過太多的層級。而隨著信息技術在企業管理中的廣泛應用，產品的全球化擴散速度加快，信息時代經濟目標的實現建立在快速反應的基礎上，否則便無法應對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這就要求企業能夠快速傳遞信息，有敏銳的市場洞察能力，能夠快速發現和滿足市場需求，同時要求員工能對公司的任務指令有極強的理解能力和執行能力，對外部環境變化迅速做出調整，利用現有條件或自主創造條件，獨立處理工作職責范圍以內的問題。因此，信息化促使企業管理模式的更新和用人制度的透明化。企業領導轉變觀念，適當下方權力，給基層人員更大的施展能力的空間。

3.信息化促使企業器物文化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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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跨文化交際　文化差異　學派與范式

[中圖分類號]G1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1)03－0137－10

跨文化交際學至今已經走過半個世紀的旅程。1959年，愛德華?霍爾在其力作《無聲的語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首先運用跨文化交際概念，并對非言語交際行為做了理論分析，本書因此成為跨文化交際學的開山之作。20世紀60年代之后，更多學者加入研究行列，進行全面、深入的探討。歷經50年積淀，跨文化交際學的架構漸漸清晰，其內涵日益豐滿，逐步成為一門新興的學科。社會科學理論的產生源自普遍性的現實問題?？缥幕浑H理論首先針對的是最為根本的文化差異問題，然后延伸到調整、價值、身份、能力與意義等重要議題。起始階段，跨文化交際理論主要解釋某些局部現象，各種視角缺乏必要的統合，顯得有些零散。經過80－90年代的拓展、深化和整合，它在跨學科、多元化發展的格局下，現已具備較高的系統性。學科發展離不開理論建設。本文擬以跨文化交際核心議題的形成、拓展、深化和整合為線索，全面檢視該學科理論研究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的得失。

一、跨文化交際理論的起點與中心：差異與調整

跨文化交際理論研究在局部現象的探索中起步，其第一個核心議題是最為根本、尖銳的文化差異問題。二戰之后，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國際交流的范圍迅速擴大，頻度直線上升，由文化差異造成的交際障礙問題顯得極為突出，它促使學者們潛心思考，對此做出學理的解釋，提出相應的對策。

上世紀50年代末，霍爾率先把人類學的文化與社會學的交際概念結合到一起，啟動了跨文化交際研究的進程。他著力探究身勢語言(kinesies)、距離學(proxemics)以及時間學(chroneml‘cs)等非言語行為，論述了文化差異對交際的影響。就理論探索而言，其最突出的貢獻在于他提出高、低語境文化理論(high-and-low-eontext cultures)?；魻栆罁幕c語境之間不同程度的聯系，把世界文化抽象為從高語境型到低語境型的文化連續流(cultural continuum)。高語境文化指高度依賴語境來傳遞信息的文化，它通過外部環境或內化于人們心中的價值觀與規范等來表達大部分意義，而用語言符號明確傳達的僅僅是整個信息的小部分。低語境文化正好相反，它傾向于把大部分信息編入明晰的語言代碼之中，直接表達出來，較少依賴語境。霍爾的高、低語境文化大致對應于東西文化分野，以簡潔的分析框架解釋了兩種文化運作機制的本質差異，為后來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文化取向理論的發展做了有力的鋪墊。

60至70年代期間，圍繞文化差異這個核心問題，學者們推出了一系列的理論。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歐伯格等人的文化休克論(cultural shock)、格拉洪的文化適應周期論(acculturation stages)、白瑞的文化適應理論和金榮淵的跨文化調整理論(intercuhural adaptation theory)。

歐伯格1960年首次運用文化休克概念表達海外旅居者面對陌生文化產生的疏遠、驚恐、煩躁和沮喪等一系列心理失衡癥狀。他對里加德(Lvsgaard)1955年提出的經典U-曲線模型加以改良，創建了文化適應周期理論。該模式顯示，跨文化交際者大體經歷蜜月期(honeymoon stage)、危機期(crisis stage)、恢復期(recovery stage)和完全適應期(full adaptation)四個階段。格拉洪注意到旅居者返回故土后重新適應原有文化的現象，把U-曲線拓展為W-曲線模型，更全面地演示跨文化適應的過程。文化適應周期理論研究的對象是海外旅居人員，揭示了他們在適應異國文化以及重新適應本土文化過程中各個階段的典型特征。上述理論來自經驗的歸納，主要是現象的描述，缺乏系統性。它們僅以交際者對新文化的滿意度來衡量效果，沒有考慮適應的逆轉與失敗等情況，有簡單化理解問題的傾向，但為研究者更深入地分析跨文化交際原理，開拓新的領域做了必要的準備。

70年代后，白瑞在文化休克理論的基礎上探討文化適應策略。他認為，“休克”概念比較模糊，缺乏充分的心理學理論依據；相對而言，“壓力”(stress)概念更明確和有解釋力。白瑞提出，移民們面對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壓力，他們在適應主流社會時會采取四種不同的策略。如果移民們既想保持原有文化，又希望融入新的社會，他們會選擇整合(integration)；如果他們不想保留原有文化，則會選擇同化；如果他們只想保留原有文化，不愿融入新的社會，他們會選擇分離；如果他們對保持原有文化和融入新的社會都不重視，就會選擇邊緣化(marginalization)。在四種策略中，移民們最愿意選擇的是整合，選擇整合策略的移民所承受的社會壓力也最小。白瑞的理論得到學界的高度贊賞，他本人也因此成為文化適應研究的領軍人物，但同時也引起一些批評。納瓦斯等人指出，文化適應在不同的時段以及不同的領域有差異，表現出較大的相對性。他們為此重建白瑞的理論，發展出“擴展的相對文化適應模型”。沃德指出，白瑞的理論主要關注移民群體，應該拓寬它的視野，把目光投向旅游者等群體。

金榮淵的跨文化調整理論的起點同樣是文化差異帶來的壓力。她認為，文化差異造成各種壓力促使交際者做自我調整；經歷調整與轉化后，他們不斷成長，能夠從容應對不同的文化場景，最終成為超越自我的跨文化人(intercultural pemon)。金榮淵的理論被廣泛運用于跨文化交際研究。以其簡明的概念框架、嚴謹的邏輯和堅實的實證基礎而備受學界推崇。

1960年至1980年期間，跨文化交際學者們還對其他議題進行研究。例如，奧利弗對修辭與跨文化交際的關系、康頓和約賽夫對文化價值取向、以及費琛對跨文化交際理論與方法的論述等。學者們從各自的視角來觀察，觀點龐雜，不成體系。這個時期，他們對文化差異與跨文化調整問題做了比較深入的探討，但對其他問題的分析相對薄弱，理論建設的發展緩慢，學科的繁榮期仍未到來。

我國的跨文化交際研究始于上世紀80年代。經過10年“”動亂，中國實行改革開放，跨文化交際漸漸成為廣泛關注的社會議題。何道寬1983年率先把跨文化交際學介紹給外語學界。隨后10年， 中國的跨文化交際研究逐步展開。就理論探索而言，國內研究者的起點也是文化差異這個核心問題。圍繞文化差異對語言交際和外語教學的影響，中國學者著力分析跨文化語用失誤以及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內涵。其代表作有：王得杏《跨文化交際的語用問題》、顧日國《禮貌、語用與文化》、高一虹《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道”與“器”》、許力生《交際能力與跨文化交際》和《跨文化的交際能力問題探討》等。

王得杏認為，跨文化交際既涉及文化的規約，又涉及語言的規約；兩種規約在不同文化里的差異是導致交際障礙的根本原因。顧日國也指出，由于英漢文化差異，兩者的禮貌準則有所不同；其中，“貶己尊人”的禮貌原則最富中國文化特色。從跨文化語用研究的成果看，中國學者大體上持一種溫和的語言相對論與文化相對主義，在承認人類共性的基礎上強調各個語言、文化的獨特性和不可通約性。高一虹運用中國文化中“道”與“器”的概念剖析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內涵。她在批評以“功效”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缺陷后，論證以“人”為中心，從涵蓋“健全人格與能產生交際意向”的“道”與原理，及其“文化知識、交際技巧與功效”的“器”兩個層面來解讀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合理性。㈣許力生認為，就語言層面而言，交際能力包括語法、社會語言、語篇和策略四個方面的能力：在跨文化交際中，語法和策略能力占有非常突出的重要性，因為它們比其他兩種能力更具跨文化性。從跨文化交際能力研究的進展看，中國學者已經能夠在吸收西方理論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見解；由于他們大部分來自外語教學領域，往往更側重語言能力的分析。

在1980年至2000年期間，中國的跨文化交際研究者還探討其他一些議題，例如高一虹對定型(stereotype)的正負面效應的分析、賈玉新對面子與身份在跨文化交際中作用的討論、胡超有關文化思維模式差異對跨文化交際的影響、胡文仲有關跨文化交際學性質與研究層面的論述等。這段時期，特別是第二個十年，中國跨文化交際學科發展很快，但理論研究比較薄弱，相對滯后，建設性成果屈指可數，并且集中于語言交際層面。開始階段理論視野的偏狹并不一定完全是負面的，在某種意義上有利于找到堅實的立足點，但隨著學科的發展，它的局限性就會逐步凸顯出來。

二、跨文化交際理論的拓展與深化：價值、身份、能力與意義

跨文化交際理論在核心議題的拓展與深化中逐步走向成熟與系統化。20世紀80年代至今，全球化迅猛發展，文化間的交往愈益深化，由此產生的矛盾與問題也變得更為錯綜復雜。差異與調整仍然是跨文化交際理論的核心議題，與此同時，價值、身份、能力和意義等議題逐步成為新的重心。

(1)關于差異與調整問題的理論主要包括：劉易斯和江納曼的6階段跨文化適應理論、金榮淵的綜合的跨文化調整理論(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cultural adap~tion)、古迪康斯特的焦慮與不確定性管理(anxiety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AUM)理論、伯貢的預期違背理論(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和蓋洛斯等人的跨文化通融理論(intereultural accommodation theory)等。

劉易斯和江納曼博采眾長，推陳出新，發展出跨文化適應6階段論。該模式顯示，跨文化交際者在適應異國文化和重新適應本土文化過程中，一般經歷“預備期”(preliminary stage)、“旁觀期”(speeta-tor stage)、“參與期”(participant stage)、“休克期”(shock stage)、“調整期”(adaptation stage)和“返鄉期”(reentry stage)6個階段。它雖未揭示各個階段之間的互動關系，也沒有揭示適應的逆轉或失敗，仍停留在現象的描述上，但仍然是迄今為止跨文化適應階段論中最完整的一個模型。

白瑞基本上延續了前期的觀點，沒有提出新的文化適應理論。金榮淵則在原有理論基礎上全面考慮長期與短期、宏觀與微觀因素，建構綜合的跨文化調整理論。她認為跨文化調整涉及6個層面：個人交際、社會交際、族際、當地社會環境、交際者個人傾向及跨文化轉化(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經過一系列轉變之后，交際者逐步成長，形成健全的交際功能、健康的心理以及跨文化認同。打破文化定型，超越族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發展更為包容的跨文化認同的路徑是身份的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與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金榮淵的理論簡潔而嚴密，得到廣泛引用，堪稱經典。

古迪康斯特在20世紀80年代重建博格(Berger)的不確定性消除理論(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于1995年推出焦慮與不確定性管理(AUM)理論，隨后在1998年和2005年對其理論進行精簡與完善。他認為，當陌生人進人新的文化時總要面對諸多不確定性，產生相應的焦慮；人們對不確定性和焦慮的承受有一定的限度。當它們超過最高限度時，人們就難以進行有效的交際；但當它們低于最低限度時，交際往往陷于單調與乏味。較為理想的情形是，不確定性介于最高與最低極限之間，可預測性與新奇性形成動態平衡，一道促進跨文化交際的順利完成。AUM理論啟發了許多學者，開辟了一條圍繞心理調節而展開的分析途徑。

伯貢1995年提出跨文化預期違背理論。她認為，預期違背在跨文化交際中起到兩種作用。一方面，它使交際者感到驚訝或恐慌，阻礙交際的順利展開；另一方面它能夠提高交際者行為的主動性，創造相互學習的機遇。評判的要素首先取決于交際能否得到積極回報，其次取決于文化規范對預期違背的容忍度，再次取決于交際發生的語境。預期違背理論是為數不多的直接探討非言語行為的跨文化交際理論之一。由于非言語行為具有較大的曖昧性和不確定性，該理論沒有清晰地演繹各變量之間的邏輯關系。此外，預期違背理論的理性主義立場使它在解釋與情感相關的現象時顯出較大的局限性。

蓋洛斯等人于1988年借鑒言語通融理論(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SAT)發展跨文化交際通融理論。她們指出，交際發生在特定的歷史與社會語境之中，它既是信息交換也是認同建構的過程。首先，不管是以群體交往或人際交往為定位，正面的歷史交往以及交際者感受到的善意都構成相互通融的基礎；其次，積極的群體形象和文化認同是促進雙方通融的另一個顯要因素。此外，群體認同的強度、交往的意愿以及群體地位都影響跨文化通融的過程。跨文化通融理論的獨到之處在于它對情感因素的重視，但該理論似乎過于強調歷史交往的影響，有輕視交際者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傾向。

(2)關于價值取向的理論代表作主要有：霍斯泰德的文化價值取向理論以及蘇瓦茨的文化價值理論。他們探討了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權勢距離(power distance)、不確 定性規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和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以及長期定位和短期定位(Iong-term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5個價值維度。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取向顯示一個文化對自我是相互依賴，還是獨立、自治的理解；權勢距離表明社會平等的程度；不確定性規避顯示文化群體對曖昧性的容忍程度；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反映男女之間是否平等；長期定位與短期定位主要反映文化群體對儒家思想的認同度。

霍斯泰德的文化價值取向論引發了一系列的相關研究，其中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價值取向論得到最多的肯定和運用。特里安德斯還在他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更精致的縱向和橫向的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取向論(horizontal／verfical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橫向個體主義珍視自我獨立和相互平等：縱向個體主義重視個人自治的價值觀，但接受現實中一定程度的社會等級。誠然，霍斯泰德的理論也遭到尖銳的批評，最嚴厲的莫過于實證基礎的片面性。他的理論建立在實證研究之上，但其樣本僅僅局限于跨國公司的雇員，其代表性自然有問題。此外，也有學者對文化范疇是否可以用線性、相互排斥的概念來表達、并且用數字進行量化提出質疑。

“霍斯泰德僅僅在國家層面上探討文化價值取向問題，蘇瓦茨主要在個人層面上展開研究”。蘇瓦茨發現，個人層面存在10個近似普遍性的價值觀(near universal values)：權力(power)、成就(achievement)、享樂主義(hedonism)、刺激(stimulation)、自我導向(self-direction)、普遍主義(uni-versalism)、仁慈(benevolence)、傳統(traditiun)、順從(conformity)和安全(security)。這些價值觀在每個特定文化中會有不同的取向。近年來，蘇瓦茨的理論在跨文化交際學界的影響漸隆，為學者們理解文化的共性與差異提供了一般性參照框架。

(3)有關身份問題的理論主要包括：丁允珠的面子協商理論(face negotiation theory)、科里爾與托馬斯的文化認同理論(cultural identity themy)、庫帕奇與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論(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及其丁允珠的身份協商理論(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等。

丁允珠于1988年圍繞跨文化交際中身份沖突問題，開始建構面子協商理論。她指出，集體主義文化重視他人的面子與相互關系，強調內外之別與長遠的得失，較多采用回避、通融、妥協或第三方幫助的策略；個體主義文化側重自我的面子與目標的實現，傾向于以自我為中心，平視內外成員，較多采取直接面對差異、不惜使他人丟臉的策略。當沖突的利益重大、回報額高的情況下，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文化都表現出理性主義的逐利傾向，愿意與內部及外部成員展開平等競爭。面子協商理論推出后，受到學界好評，廣為引征，但也存在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兩點。首先，該理論忽略了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文化內部的差異。其次，它沒有深入探討尊重、信賴、尊嚴與榮譽感等情感因素對面子協商的影響。

面子協商理論關注的焦點在于交際者的外部形象，文化認同理論則更側重身份內涵的分析?？评餇柵c托馬斯1988年提出，文化認同主要中文化群體的核心符號系統表征，產生于社會交往和跨文化對話，在不同的語境中顯示出多樣的形態；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獨特的規范和意義系統，跨文化能力表現在能否得體地運用交際規則、準確地理解話語意義以及有效地確認交際者的文化身份上。文化認同理論屬于思辨、解釋性理論。它在經驗歸納型理論占主流的情況下，為研究者探尋跨文化交際原理開辟了一條新的思蹄。與此同時，它也有待于經受實證研究的檢驗。庫帕奇與今堀分析交際個體如何在發展相互關系的過程中來建構身份，進而實現成功的交際。他們認為，身份與面子在社會交往中占據著中心的地位；跨文化交際者都面臨一系列與文化身份管理相關的處理面子的難題；相互關系的發展大致經歷3個相互聯系、循環的階段，即試探(trial)、交織(enmeshment)和再協商(renegotiatlon)；交際者的跨文化能力體現在面子的維護以及相互滿意的交際關系的建立上。

丁允珠圍繞身份管理的5對辯證關系來建構理論。她認為，跨越文化邊界應該遵循下列5對辯證關系：身份的安全和脆弱性、身份的包容與差異化、身份的可預測性與不可預測性、身份的聯系與自治以及身份的一致性與變化；交際者不但要積極維護身份的安全與一致性，而且要勇于改變視角，拓展與更新原有身份。身份管理理論與身份協商理論是跨文化交際學中有關身份商談的兩大主要理論。前者聚焦于身份的微觀層面，注重交際行為；后者關注身份的宏觀層面，側重交際原則；兩者互為補充，在跨文化交際學界影響廣泛。

(4)有關能力的理論主要有：斯彼茨伯格與庫帕奇以及陳國明與斯塔羅斯塔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理論等。早期的理論以“有效性”(effectiveness)與“得體性”(appropriateness)為標準來評判跨文化交際能力，有些過于抽象，并且常常與能力概念產生混淆。斯彼茨伯格與庫帕奇1984年提出，跨文化交際能力涉及認知層面的“知識”、情感層面的“動機”與行為層面的“技巧”三個要素。斯彼茨伯格與庫帕奇的三分法簡要地概括了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關鍵層面，為人們理解跨文化交際能力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概念框架，得到眾多學者的認同，現已成為經典的理論模型。

陳國明與斯塔羅斯塔延續斯彼茨伯格與庫帕奇的思路，于1996年提出綜合性理論。他們認為，跨文化交際能力涵蓋情感、認知和行為3個層面。情感是指跨文化交際的敏感性(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即特定的情形中交際者的個人情緒或偏好。認知是指跨文化意識(intercultural awareness)，主要涵蓋自我意識和文化意識兩個方面。自我意識是指交際者對自己文化身份的領悟；文化意識是指對交際者對文化共性與差異的理解。行為――跨文化交際的靈巧性(intercultural adroitness)是指交際者實施交際行為，完成交際目標的技能。陳國明2005年又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上加入全球心態(gJobal mindset)層面――全球思維，進一步提出全球交往能力模型。陳國明與斯塔羅斯塔的貢獻主要在于他們全面地解析跨文化交際能力，豐富了它的內涵。

(5)有關意義理論的代表作主要是克羅南和皮爾士等人的意義協同處理理論(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CMM)?？肆_南和皮爾士等人于1988年提出CMM理論，其后皮爾士對它加以拓展與改進。他們認為，交際是人們以開放的心態，探索互動模式、理解意義、建立相互關系的進程。協同的意義在于它把不同的見解和反對的意見轉變為推動交際走向深入的潛力；協同的手段主要包括：策略性 過程設計、事件的運籌、交流的技巧、邏輯的力量(logical force)、個人地位和日常語言以及語境重建等。CMM理論吸取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觀點，主張打破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界限，鼓勵理論家參與社會實踐，更有效地改造世界，其新穎的視角在跨文化交際界引起較大反響。然而。該理論的強處也正是其弱點所在。它消解了理論與實踐的分界，但卻無法否認它們之間的相對獨立。一方面，理論有它超越現實的部分；另一方面，交際行為在很多場合中是下意識、習慣的而非反思的，不一定能升華為理論。

上述理論汲取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和人類學等學科的思想對跨文化交際行為與觀念做理性的分析與解釋，拓展了研究領域，引發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和學術爭鳴，促進了學科的壯大與繁榮。

20世紀90年代后期至今，我國的跨文化交際理論研究也取得了巨大進展。經過幾十年的社會變革與發展，中國與世界建立起更廣泛、密切的聯系，以積極的姿態融入國際社會，跨文化交際已然成為顯要的社會議題。在理論研究方面，跨文化交際學者突破了早期局限于語言與文化關系的狹隘視閾，拓展到移情、身份認同以及全球化等問題。主要代表作包括：高永晨的《跨文化交際中移情適度的原則》、胡庚申的《國際交流語用學――從實踐到理論》、胡超的《跨文化交際：E-時代的范式與能力建構》以及戴曉東的《建構跨文化認同的路徑――雙向拓展模型》等。

高永晨指出，在跨文化交際能力要素中文化移情能力是最重要的成分，文化移情應該遵循適度的原則。胡庚申提出“日常交際”、“專業交流”和“談判交涉”語境三分假說。他認為，語境對話語有制約和釋義作用；在國際交流中，對語用失誤的處理應該根據語境和交流效果，分別采取“酌情”、“忽略”和“補救”的原則。胡超以馬斯洛對人的基本需求的論斷為基礎，結合中國道家無為與儒家仁愛的思想，提出她對E-時代跨文化交際能力內涵的解讀。戴曉東在汲取金榮淵、吉川和阿德勒(P.Adler)等學者觀點的基礎上發展跨文化認同模型。他認為，向獨特性與普遍性兩個向度拓展文化認同，使其實現最大限度的本體開放，不斷積累跨文化共識，是建構跨文化認同的有效途徑。這個時期，中國跨文化交際學者銳意進取，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但理論研究成果依然較少，與國外同行仍有較大差距。

三、跨文化交際理論的整合與分化：學派與范式

在跨文化交際理論不斷拓展的同時，學者們也在嘗試對它們進行系統整合。長期以來，歐洲范式一直主導跨文化交際研究。繼阿桑迪1998年提出建立以非洲為中心的范式的構想之后，陳國明與斯塔羅斯塔和三池孝賢等人探討了構建亞洲跨文化交際理論的可能性。學派與范式現已成為重要的研究議題。

真正意義上系統性理論研究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初。古迪康斯特1983年編輯出版了跨文化交際學史上第一部理論研究文集《跨文化交際理論：當下的視角》(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CurrentPerspectives)。古迪康斯特與金榮淵1988年合作推出了第二部理論文集《跨文化交際學的理論》(Theo-ries in Intereuhural Communication)。其后，衛斯曼于Wisemanl995年也編輯了理論文集，對現有的理論進行整合與比較。古迪康斯特2003年在其兩篇論文《跨文化交際理論》(Cross-cultural communlcation theories)與《文化間交際理論》(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中對現有理論成果做系統性總結。2005年，古迪康斯特對現有跨文化交際理論進行新的整合，出版了《跨文化交際的理論》(Theorizing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這是迄今為止最為系統和全面的理論文集。上述幾部理論文集以及綜述性文章圍繞跨文化調整、交際能力、身份和意義等核心議題，對跨文化交際的基本層面做立體、多方位的研討。

理論的整合與系統化自然涉及學派與范式問題。學派與范式泛指學界公認的理論流派或體系。它們在一段時間里為研究共同體提供典型的問題和解答，使之形成連貫的研究傳統，避免因過于龐雜、凌亂而迷失方向。范式的建立既可以從廣義，也可以從狹義來理解。前者涉及信仰、價值和技術的改變，后者指具體研究成果發揮示范作用，在開啟新的治學門徑的同時，又留下許多亟待解決的新問題。在跨文化交際學界，霍爾的高、低語境文化理論、霍斯泰德的文化價值取向理論、白瑞的文化適應模型、金榮淵的跨文化調整理論、古迪康斯特的焦慮與不確定性管理理論、伯貢的預期違背理論、丁允珠的身份協商理論、庫帕奇與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論以及陳國明與斯塔羅斯塔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理論等已成為跨文化交際學領域里影響廣泛的經典理論。然而，這些理論相互之間的互動較少，各自基本處于相對孤立的狀態，并未在學界建立起高度的學術認同，只能在很寬泛的意義上稱作學派或范式。

斯密斯提出，指導跨文化交際研究的有3種基本范式：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empiricism)、社會解釋主義(social interpretivist)以及修辭法(rhetorical approach)。邏輯實證主義運用假設一推演以及解釋客觀因果關系的探索模式：社會解釋主義，或曰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eonstructivism)采用對社會語境中的符號進行主觀詮釋的研究路徑；修辭法采取對現實做預測和辯證解釋的分析模式。陳國明基本贊同斯密斯的觀點。他認為，主導當今跨文化交際研究的三大范式是：實證主義(positivism)、解釋范式(interpretive paradigm)和批判范式(critical paradigm)。其中，批判范式的旨趣主要在于挖掘事件的內在結構，揭示壓迫者或被壓迫者的社會背景。羅杰斯與哈特認為，跨文化交際學經過前范式期和范式期之后，現在已經進入常規研究期(normal science)。前范式期以上世紀2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博厄斯的歷史特殊主義的出現為標志；范式期以霍爾《無聲的語言》為發端；十年后，跨文化交際學進入常規研究期；在此期間，學者們有意識地運用既有的范式進行分析，他們所探討的問題也具有高度相關性。迄今為止，跨文化交際理論基本建立在歐美人的問題、假設、概念與邏輯之上，形成了以歐洲為中心的研究范式。

鑒于歐洲范式對歐美以外文化經驗與價值觀念的忽視，阿桑迪率先倡導非洲范式。他認為，以非洲為中心的范式意味著理論所關注的非洲人是交際的主體、非洲文化形象以及人類利益的人；他們在自己的現實情境中進行交際，以非洲人的心理、身份、文化與語言來詮釋交際原理。例如，歐洲人把交際理解為信息的傳遞與接收；在非洲人看來，交際是關系的建立與發展過程：有效的交際需要經過gin-so(foreword)、benne-so(side-word)、bolo-so(baek-word)和so-dayi(clear-word)4個階段。gir- 1-so是話前話(word before word)，在此階段交際者依據自身文化常識準備進行交際。benne--SO是比較性分析，在此階段交際者通過省察對方的觀點了解如何與之交際。bolo-so是各種知識的綜合，在此階段交際者進行互動、建立關系。so-dayi是交際的結束，在此階段交際者對交際過程做整體評判。

受阿桑迪的啟發，陳國明、斯塔羅斯塔和三池孝賢等人提出建構亞洲交際理論的構想。陳國明2001年深入挖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建構由“仁”、“義”、“禮”、“時”、“位”、“極”、“關系”、“面子”與“權力”構成的概念框架，演繹和睦交往的原理，創立“和諧理論”。陳國明與斯塔羅斯塔2003年討論亞洲的交際方法。他們認為，亞洲文化極具多樣性，很難概括出代表整個亞洲的特性或價值。但各國之間相似性是存在的。在本體論上，亞洲人持有整體宇宙觀；在認識論上，他們傾向于認為事物是聯系與互動的；在價值論上，他們傾向于把“和諧”看作核心價值；在方法論上，他們常常運用循環、直覺的感知方式；以亞洲為中心的方法，可以檢驗理論建構的限度所在，找到歐洲范式之外的可能。

三池孝賢明確倡導亞洲范式。他指出，交際是表達人性與人道的過程；文化的獨特性能夠更好地體現人性的內涵，人們在建構抽象、普遍的理論時需要從各種獨特的文化中汲取養分。以亞洲為中心的范式意味著：肯定亞洲人的主體性，圍繞亞洲人的旨趣，運用亞洲的價值、歷史經驗、信息與倫理建構理論。恰如非洲中心論體現非洲人的視角一樣，亞洲中心論反映亞洲人視閾中的現實，在反思歐洲范式的缺失與偏見、完善跨文化交際理論中有著積極的意義。

中國的跨文化交際理論研究在2000年之后也有了局部的整合。許力生全面總結國內跨文化語用、跨文化語篇以及跨文化能力的研究成果，闡述他對這些議題的獨到見解。張紅玲對外語教學中的跨文化因素進行了綜合性討論。此外，林大津與謝朝群的《跨文化交際學：理論與實際》、胡超的《跨文化交際：E-時代的范式與能力建構》以及嚴明的《跨文化交際理論研究》等都對現今學界影響較大的理論做了評介。李炯英和張向陽等對中國跨文化交際的研究成果做了全面回顧。從總體上看，中國的理論研究深受美國的影響，本土原創性理論與學派仍未形成。這種局面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跨文化交際學依附于語言與文化教學研究的尷尬境地。

篇5

研究鄉鎮群眾文化活動拓展作為我國文明社會改造中的主要任務形式，實際發展速度始終與設計主體意愿相違背，主要在于此類區域資金投入與設施構建實力不足，響應群眾力量相對薄弱，長此以往內部思想道德品質必將與社會總體精神規范指標相脫離，使得單位村民法律意識下降，精神思想上處于過度空虛境地，此時欲借助群眾文化內涵開創鄉鎮綜合發展局勢便將是癡人說夢。

（一）地方性基礎文化設施長期缺乏

文化站掌管一切鄉鎮群眾文化交接事務，但是由于地域性經濟實力不足，相關設備以及管理經驗難以及時更新，不能全面滲透核心引導理念，這便引起當地信息閉塞隱患，群眾之間難以建立標準文化渲染格局危機。此類現象長久延續下去，就會滋生一定規模的腐敗風氣，導致后期各類違法犯罪行為的泛濫成災，最終將制約文化事業的多元發展實效。

（二）文化投入力度不足

文化建設事業需要結合健全經濟結構進行同步銜接，這是目前創新生產技術對于鄉鎮群眾文化格局改造的科學設定指標，因為生產技術才是決定當地異質化行業全面復蘇的最大支持動力。可實際狀況中，鄉鎮文化管理系統始終不夠先進，有關企業在高端設備引進上缺乏資金支持，即便是一些群眾已經掌握必要生產技術要訣，但是始終無法直接貫徹文化生產資料要求，這對于民眾自我精神生活改造動力將是嚴重打擊。

二、鄉鎮群眾文化活動創新布置策略分析

為了進一步摒棄鄉鎮文化站綜合建設的瓶頸限制危機，其最好利用文化傳播媒介進行人文交流實效價值宣傳，有效完善文化修繕機構體系，積極推進小康社會的跟進力度。

（一）適當完善地方性文化設施結構

文化設施是無限拓展綜合群眾文化的必要載體工具，但是目前地方性設施是最能夠引起鄉鎮群眾關注的細節因素，現如今此類地域各類文化設施形態極為匱乏，涉及先進知識傳遞實效嚴重堵塞。為了充分調試這類隱患效應，有關管制人員必須結合各類宣傳標識以及文化俱樂部等地點進行理念弘揚，尤其是處于偏遠地區的農村，首要任務就是穩固文化集散性規模活動，各類組織成員集合在一起，完成前所未有的歷史文化內涵宣傳講解任務。文化設施建設并非一味挪用先進資源，而是學會因地制宜，為各類政黨理念以及先進科技應用知識宣傳廣泛奠定深刻適應基礎。作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其必須兼備身心素質基礎，秉承文化基礎效應高度渲染理念，全面促成創新文化設施的建設成果，積極參與各類宣傳性活動項目。

（二）全面開創先進文化團隊氣勢

鄉鎮文化工作人員作為整個群眾文化傳播的首發隊伍，將主導鄉鎮文化站驗證工作核心，其構成理念在于吸納多元文化體系要素，全程秉承健康的規范準則。按照極高文化素質角度思考，為了盡量提升這類人群的思想建設與素養完善效果，有關部門必須適當投入一定數目的資金，引進各類先進技術經驗，為當地人民生活質量改善做出適應調整貢獻。這樣他們才能有精力處理自身文化素養完善事務，為群眾文化交流灌輸更多適應性活力，促成標準秩序的有機樹立。

（三）科學豐富鄉鎮群眾文化活動

網絡格式鄉鎮文化站是鄉鎮各區域各種文化的集結點，是鄉鎮文化的核心，以合適的集結方式把廣大群眾的各種文化活動聯系起來，組成一個完整的大眾文化活動群體。完備地組建結合點是完善鄉鎮文化網的重要措施。為此，鄉鎮文化站要積極吸收各種專業文化藝術團體和業余文藝團隊，增強鄉鎮文化的實力，促進群眾文化活動的多元化建設；融合各種文化藝術團體的組成力量，促成以大托小、以強扶弱的發展策略，帶動群眾文化活動的多元化建設。

三、結語

篇6

精柔型企業文化精神是技術創新的結果。技術創新過程要在完善的企業精神文化指導下進行，實現企業精益求精發展，這是企業培養員工創新發展的基礎體現。技術創新過程企業需要面對眾多的技術問題，只有在精益求精的意識影響下才能夠克服企業面臨的問題，實現企業發展的目標。在柔性創新基礎上對關鍵問題進行突破，保證企業問題得到充分的解決。技術創新是對企業改革發展的重要考驗，能夠將企業精神得到充分的闡釋，在企業精神發揮的過程中，企業需要經過多種考驗，只有解決根本性的發展問題才能夠提升企業士氣。將企業精神得到深化鞏固，在最大范圍之內進行強化宣傳，企業經過創新之后能夠充分的實現“精益求精、柔性求新”發展，這位技術創新的突破奠定基礎。技術創新能夠實現精柔型企業文化的完善。技術創新需要企業文化的支撐建設，“精益求精、柔性求新”的企業管理理念能夠激勵引導企業技術創新。

企業文化在現代管理中主要表現為對員工自身素質的建設上。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機制要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實現溝通的順暢，協調各方面的工作開展。企業的創新能力需要大量高素質的專業人才來完成，形成濃厚的企業文化氛圍。激烈的市場競爭需要企業不斷進行自我完善創新，現代企業發展除了要追求經濟效益之外還要滿足員工精神生活，在尊重理解的環境中實現員工素質的升華?，F代企業文化的發展需要以人為本理念進行支撐，讓員工能夠感受到企業對他們的重視，這樣就會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與歸屬感。企業要營造公平競爭的工作環境，充分的發揮員工的創造能力，使員工能夠積極的參與到企業的發展中，實現企業文化與技術創新的共同發展。管理者要重視企業文化的建設影響，這是企業文化對現代企業管理作用的重要表現。

技術創新能夠強化精柔型企業文化發展，是企業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制度文化與精神文化需要企業在日常工作中逐步的建立。企業員工應該在共同發展目標的影響下，實現工作效率的提升，這是企業行為文化精益求精完善發展的保障。針對企業技術創新需求要進行適當的指導，激發企業創新行為的開展，精柔型企業文化的發展需要企業技術創新進行指導。技術創新目標的實現需要對企業行為進行肯定，針對表現優異人員論功行賞，這是企業規范化發展的表現。鞏固強化企業文化有助于技術創新目標的實現，對企業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改革，認真總結工作經驗教訓，促進企業文化建設。

技術創新成果為精柔型企業文化發展提供發展載體，同時企業文化為技術創新提供理論基礎。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各行業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為了構建完善的市場環境，企業需要對自身的文化進行系統性構建，在“精益求精、柔性求新”原則下強化企業技術的不斷創新。企業就似乎創新成果是企業文化發展的根本動力，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使企業內部環境不斷得到完善、鞏固拓展。高品質的服務項目在企業發展帶動下出現，充分的樹立企業改革創新形象，這是企業文化與技術創新全方位發展的根本要求。但是精柔型企業文化與技術創新需要解決資金問題，企業擁有充足的資金才能夠影響企業文化與技術創新，反之，則很難順利開展下去。這是技術創新對企業文化發展產生制約的根本因素。

二、結束語

篇7

一、大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現狀

湖北生物科技職業學院學工處就大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現狀做了一項調查。分析結果顯示，大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認同平均分69．30分，標準差為9．630。得分顯著高于中分，接近于“比較符合”評價標準，表明大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評價呈積極意見。研究一種文化就應當重視“文化”概念本身主要特性:(1)歷史性;(2)群體性;(3)影響性。調查中分別援用“文史文化”“民族文化”和“思想文化”來反映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三個主要特性。值得深思的是，大學生在“思想文化”項目得分與年齡變量成反比，與其他要素相比，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部分“思想文化”的提名相對較少，且很提名內容單調重復，多為耳熟能詳的“孝道”“仁愛”等詞語。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整體來講，雖然其中的任何一項信息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想文化”部分博大精深，如此低數量、窄內涵的涉及警示著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把握，“思想文化”的忽視折射出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人生觀與價值觀的蛻變。高校一直是傳承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領地和精神家園，中國傳統文化作為民族精神和靈魂，作為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強大力量，在引領社會、教育人民、推進發展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二、中國傳統文化認同價值教育的合理性

中國傳統文化認同價值具有獨特的導向功能，在促進大學生全面發展、構建和諧校園、服務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承擔著光榮使命。

1．構建大學生理性民族認同情感民族認同涉及國家政治和民族文化兩個方面的特性。由于在政治領域中政治因素具有多變性的特點，而民族文化是民族認同感形成的根本和土壤，相對來說較為穩定。民族認同感表達了個體對文化浸潤后的態度評價，一個民族文化的核心，是本民族認同的文化價值觀。民族認同對多民族國家具有重要意義，民族認同的狀況既會對地區和國家穩定產生影響，也會對個體的心理健康及人格發展等造成影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意識里具有強烈的感彩，它是國家認同心理的深層源泉，每個民族成員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世代相傳地承受著同一種文化傳統，個人的價值觀念就是在這種集體文化傳統的潛移默化中構建起來的。中國新時代大學生思考的問題是愛國與責任，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基本依據，“崇尚統一”是這個文化價值體系中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民族認同是中國傳統文化認同的基石，沒有民族認同固然無法產生華族文化認同，在全球一體化的發展趨勢下，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應如何找到自己的獨特之處從而謀求在世界舞臺上的位置?我們很清醒地知道中國的獨特不在于她的地大物博，更不在于她的人口眾多和她是發展中國家，唯一的解釋是回到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價值，其意義也就在于發展民族事業，鞏固國家利益，振奮民族精神。國，必須理智去愛，用自己的辛勞與汗水，用自己的智慧與勇氣使中國強大起來。

2．緩沖現代性對大學生的猛烈沖擊文化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文化認同，她是凝聚民族的精神紐帶，是民族生命延續的精神基礎。文化認同是指個體自己的認知、態度和行為與某個文化中多數成員的認知、態度和行為相同或相一致的程度。隨著人類從原始文明經傳統農業文明發展到近現代的工業文明，文化認同也由一種天然自在的形態發展到作為一個問題存在于人類的精神生活之中，它對于維護國家安全統一具有特殊的功能:標識民族特性，塑造認同心理，是維系社會秩序的“粘合劑”，是培育社會成員國家統一意識的深層基礎。文化影響人的心理和行為，這已經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中國傳統文化是唯一一個在完整意義上傳承下來的文化模式。但在全球化影響下，我國傳統文化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現代性在社會結構、交往范式、公共管理等各個方面沖擊并解構著傳統的一切方式，在十字路口傳統文化將起到一種怎樣的作用，這是祖國和歷史交給我們中華兒女的無法逃避的使命。傳統文化具有強大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們當代的生活中依舊存在著有價值的傳統文化片斷，其實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歸根結底還是一種文化認同和歸屬，就不能不從青年大學生的行為、思想、觀念和語言研究起，青年一代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語言等符號標識的了解，青年的關注程度會影響到人生價值觀的構建，甚至會關聯到國家的統一，政治的安定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繁榮昌盛。

3．塑造大學生自我同一性人格人無時無刻不處在文化之中，作為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存在，文化認同對于人的存在和發展意義重大。未來社會的人才應該是身心全面和諧發展的人，比如心理健康、社會化程度高、具有健康的體魄等。但是在劇烈變動的現代社會中，個人經常容易“迷失自己”，感覺不到生活的意義和自己存在的意義，這是因為“現代生活的社會力量往往是一種導致不穩定的力量和從根本上進行摧毀的力量。在大學階段，大學生的自我認同一方面表現出較強的個性化傾向和主體意識，強烈要求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價值和尊嚴，有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價值追求，這使得個性充分展示的同時，也導致群體內部的個體差異性越來越明顯。如果缺少與他人的溝通和相互理解，就會導致心理孤獨，形成心理障礙，影響自我認同。另一方面，大學生的自我認同尋求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相統一的高目標的自我實現，表現出重精神和重物質相結合的特點，并試圖尋找二者的最佳契合點，但在實際生活中又因價值自我與現實自我的不協調性而往往達不到和諧和統一，進而也影響到自我認同?，F代性的視野里，我們大學生該如何形成自我的確定性而又穩定性的認同呢?我是誰?我要成為什么樣的人?這樣一種正處于個體自我意識形成發展、自我認同走向完善的重要飛躍大學時期，大學生們普遍存在著自我認同危機的問題，面臨著角色沖突緊張、角色緊張、角色中斷、角色扮演失敗的問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們在壓力、需求以及混亂中容易迷失自己，角色混亂一旦發生，就會在未來的幾年中失去目標感，而如果缺乏穩定的價值觀體系，他們就很難發展出成熟的、可以引導其生活的價值體系。可以說，自我同一性的人格是能夠理智地看待并且接受自己以及外界，能夠精力充沛，熱愛生活，不會沉浸在悲嘆、抱怨或悔恨之中，而且奮發向上，積極而獨立，有著明確的人生目標，并且在追求和逐漸接近目標的過程中會體驗到自我價值以及社會的承認與贊許。

三、大學校園中傳承中國傳統文化認同價值的基本途徑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認同價值在大學校園中的建設應廣泛而不失特色，兼容并包，和諧發展，引導廣大青年學生成為新一代接班人。

1．制定層次分明的認同價值教育目標認同發展是動力，基于這一點認識，認同價值應在關于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和自我認同的教育上提出具有科學性、層次性和可操作性的發展目標。民族認同是中國傳統文化認同的基石，沒有民族認同固然無法產生華族文化認同，但文化認同不足，也無法強化民族認同。因此，我們的民族認同價值教育目標可以注重培養民族統一是中華民族的最高政治目標和最高利益，這種民族認同心理應沉積于我們每一個大學生的價值系統的最深部，主導著我們大學生一切的核心價值和行為準則。而信仰、價值觀、規范、習俗等使大學生在文化認知上具有共同的心理情感和意識，從而塑造該民族成員的共同個性、行為模式、心理傾向和精神結構，即在這種共同的文化背景下獲得歸屬感和認同感的民族心理。自我認同教育目標則著重強調學生為主體，使他們的理智活動與意志活動達到統一，使他們道德價值判斷與道德價值選擇趨于統一。通過如此針對性認同價值目標教育使得與和諧校園文化建設有機融合。

2．構筑三位一體的認同價值校園文化一種校園文化是學校發展的靈魂，是凝聚人心、展示學校形象、提高學校文明程度的重要體現，它對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產生著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三位一體的認同價值校園文化應該既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既有制度的，也有行為的;既包括學校校舍的設計規劃、校園的綠化美化等物化形態內容，當然也包括辦學理念、規章制度、師生價值取向、集體輿論、校風、學風、教風等精神文化形態的內容。通過大量的、豐富的認同價值觀熏染，為和諧校園注入新的生機與活力，促使學生更加自覺的接受熏陶。認同價值校園文化一旦形成，會使學校存在著一種強大的文化氣場，這是一種相對穩定的校園心理現象，是一種學校精神文化現象，也是一個較高滿意度的和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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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信貸文化戰略是商業銀行增強核心競爭力和整體服務水平的重要途徑，隨著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金融同業競爭的升級，信貸文化競爭已經上升到戰略高度倍受商業銀行的關注。對于商業銀行來說，要建設信貸文化，就應建設卓越的信貸文化，并通過信貸文化來體現和豐富商業銀行的企業文化。只有培育起廣大信貸員工自覺獻身于商業銀行信貸事業的責任意識、價值標準、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并使之產生一種發自內心的動力源，人格化的銀行信貸行為也就將會不再是一種帶有強制性或被動性的行動，而是員工自我價值不斷追求和不斷實現的過程，以主人翁的積極姿態投身工作，使銀行的意志變為全體信貸員工的共同意志，銀行的目標變為全體信貸員工共同奮斗的目標。因此，商業銀行應以價值為導向，重規模、重成本、重質量、重結構、重效益，深入挖掘持續發展的核心價值，創新設計銀行信貸目標文化模式，充分探索現代信貸文化戰略，通過建立符合現代商業銀行價值取向的信貸文化規范，培育與銀行共同的價值觀，體現管理者和員工的共同利益取向，來促使全體員工從精神、理念、風氣、言行直至符號和環境都產生充分的認同和自覺，進而使這種價值體系被社會和客戶認同。

2以管理為主線，夯實商業銀行信貸文化基石

一是要加強組織與領導。要明確有關職能部門加強對銀行信貸文化的組織管理工作，要分別從觀念文化層面、制度文化層面、員工道德行為規范、重點業務、“品牌”等方面總結典型經驗，把經驗加工成理念，把理念闡釋為規范，使價值內化為信念，以制度約束行為，使規范行為形成習慣，再用先進的信貸文化觀念教育和引導員工，調動廣大員工積極爭當信貸文化建設的實踐者和傳播者，以點帶面，唱響文化旋律，盡展文化魅力，把信貸文化建設引向深入。

二是要加快培育與挖掘現代銀行企業家。一方面，建設卓越的企業信貸文化，造就銀行的核心人物——銀行家尤其重要。他們作為銀行全體員工的最優秀代表，是銀行價值觀和精神的集中體現者，是銀行生存和發展的中堅。另一方面，銀行的個性出自銀行的理念，銀行的理念也就是銀行家的理念。銀行家作為成功銀行的靈魂人物，是銀行凝聚的核心，必然是銀行信貸文化建設的首要主體，肩負重任。

三是要實現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有效結合。實踐證明，只有將管理制度與人本主義有效結合，銀行經營才能成功。建設以人為本、團隊精神和創新精神為核心內容的企業文化，應體現企業文化中“人情化”管理的內涵，強調了環境因素與人本管理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的重要性。

四是要建立并完善激勵約束機制。清潔工是不能代替銀行行長的，但競爭機會應是均等的。因此，必須要建立與完善責權利相結合的機制，要讓責權利的對等，體現在銀行信貸運作的全部環節與要素，并且作為價值觀念支配著每一個員工。這樣，才能切實提高商業銀行信貸文化的實際功效與牢固商業銀行卓越信貸文化基石。

3以特色為品牌，增強商業銀行信貸文化的競爭力

特色就是品牌，特色就是競爭力。如果銀行信貸沒有特色，就等于沒有品牌；沒有品牌，就等于沒有卓越的文化；沒有卓越的文化，就難以有客戶的絕對忠誠與市場的生命力。

一是要以市場為導向，實施商業銀行信貸文化品牌開發戰略。信貸文化應為商業銀行信貸業務的發展和創新服務，為商業銀行增加盈利與創造效益服務；否則，銀行信貸文化就會失去它的固本之源與應有意義。實施商業銀行信貸文化品牌開發戰略，就是要根據金融市場發展需求和客觀規律，去提煉、開發與創造品牌。只有經過創意、包裝和營銷以及長期的市場培育并得到市場和客戶認同的信貸產品、信貸觀念等，才能成為叫得響、放得開與具有生命力的信貸品牌，才能升華為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信貸文化二是要以客戶為中心，以個性化服務為特色，增強銀行信貸的競爭力。由于商業銀行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具有替代性強的特點，因此，“客戶”觀念對于銀行來說尤為重要。誰擁有讓客戶滿意的品牌特色，誰就擁有了市場競爭和持續發展的主動權。在為客戶提供信貸服務的過程中，應以滿足客戶的需要為目的，以個性化服務為特色，讓“以客戶為中心”的思想貫穿于信貸文化定位、包裝和營銷的全過程，通過特色品牌積累和“特色效應”的放大，增強客戶的品牌消費信心，鞏固商業銀行的市場地位，保持同業競爭優勢。

三是要以科技為手段，提高商業銀行信貸文化的科技含量。科學技術作為一種生產要素，不僅可提高金融增長速度，還可提高金融增長的質量。技術領先，服務領先，文化領先。只有實現科技規劃、科技開發、科技應用、科技創新與銀行信貸業務的密切融合，實現信貸文化的科技雙翼的成功打造，商業銀行信貸文化的競爭力才能獲得更為實質有效的提升與飛躍。四是要以傳統優勢為基礎，著力打造商業銀行信貸文化的品牌。國有商業銀行分別在各自領域占有優勢，如建設銀行在中長期信用、項目融資、項目管理、工程預決算、投資咨詢等業務方面，有著長期積累的豐富經驗，擁有較高水平的專業隊伍，享有良好的社會信譽和擁有穩定的客戶資源；在房地產金融、住房消費信貸等新型業務方面領先銀行同業。因此，商業銀行可以充分利用這些比較優勢，把自己的優勢核心產品塑造成客戶忠誠度高、創新能力強、技術含量高、品質卓越的金融品牌，形成特色化的品牌競爭優勢，再通過這些文化優勢與品牌效應來拓展市場、贏得客戶。

4以品質為生命，提升商業銀行信貸文化的品位與素養

創造文化的卓越品質與創造文化同等重要。

一是要綜合治理各種不良的信貸文化。即要全面、正確地評估商業銀行信貸文化的現狀，對信貸文化的功能和作用進行準確定位，對不利于商業銀行信貸事業長遠發展、不利于商業銀行卓越信貸文化培育的各類信貸觀念、信貸制度、信貸產品甚至信貸人員等，都要進行全面、徹底地清理、規范與整治，趨利除弊，以切實保證商業銀行信貸文化的先進性與卓越性。信貸文化要確立與保持自己應有的內核，如風險控制、穩健經營、強化管理、自覺約束、質量第一、規范運作等，要用實際、深遠的眼光，以新形勢下的信貸市場為導向，以品質為生命，全面分析、衡量信貸文化的市場潛力，提升信貸文化的品位。

二是要著力規劃整合商業銀行信貸文化內涵。即要將構建卓越的信貸文化當作是金融競爭新格局下國有商業銀行的新任務，認真做好信貸文化課題研究。商業銀行作為大型企業，在現代企業管理中應允許信貸文化有一定的地域差異，允許探索具有局部特色和地域特點的信貸文化表現形式，但文化的核心價值觀與內在涵養不能任意闡述，必須要有全局意識與整體概念。在信貸文化的統一規劃與整合設計中，要將分散的文化相對集中，將信貸理念、服務客戶的價值觀等文化內涵予以梳理，將傳統的單一產品宣傳、信貸業務培訓等與企業形象樹立、價值觀宣揚結合起來，并將各種有形的、無形的宣傳渠道與傳播網絡等予以整合、疏通，通過多樣化的渠道來體現一個優秀企業的文化特質。

三是要敞開胸襟，放寬眼光，大膽學習、汲取和借鑒國內外先進商業銀行的信貸文化精華。即要從商業銀行生存和發展的內外環境出發，立足國情行情，克服“文化障礙”，實現“文化溝通”，注意學習各類單位，尤其是外資金融機構先進的經營管理和信貸文化建設經驗，分析鑒別，消化吸收，揚己之長，避己之短，不斷豐富商業銀行信貸文化內涵，從而使商業銀行信貸文化更具開放、兼容的國際化特性，更能緊跟先進信貸文化的發展潮流，更加適應未來國際信貸競爭的環境，更具卓越品質。

5以創新為動力，持續商業銀行信貸文化的生命周期

實施信貸文化的創新與可持續發展戰略是延伸商業銀行信貸文化競爭優勢和生命周期的原動力，是21世紀商業銀行活力之源和商業銀行獲得全社會以及廣大客戶認同的保證。實施信貸文化的創新，必須要有強烈的創新意識和堅韌不拔的創新精神，要與時俱進，注意創新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并通過有計劃、有意識的創意和策劃，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的最新成果，創新、催生出符合時代特點和客戶消費心理的信貸文化。信貸文化的創新還要注意推動文化的持續發展，即要與商業銀行的發展需要從根本上一致起來，要加強學習與超越文化、虛擬與借力文化、速度與效率文化、協作與共享文化，實現商業銀行利潤性、社會性和倫理性三者的協調統一，最終促進商業銀行成為一個有社會感召力、經濟貢獻力和持久影響力的、卓越的現代商業銀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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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力，芮軍，李念斌.商業銀行應加強信貸文化建設[J].中國金融,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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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造多元花的文化形式新媒體對文化傳播力的影響及提升，在事實上，一種新的媒體，在社會中是以一種文化存在，在社會中得到傳播，這種新媒體進行文化傳播時，也必然存在對各種新的文化傳播，這樣的傳播在社會的宣傳中，就必然會建立起新的文化秩序，顯然，這種相應的媒介技術，在得到重新包裝之后，就需要對其進行重新地定義和理解。譬如說在云南省蒙自市就開始出現利用Wifi無線網絡攝像機建造監控工程的形式，展現了科技進步為人類生產生活帶來的便利。再比如說，在有些歌曲表演開始時，會去嘗試使用虛擬影像和其他的一些高科技技術，就能夠去創造一種新的形態，就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相互交融的形態，這樣的文化形式，就能夠使新時代的文化傳播，在社會傳播中，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參與性。

（二）新媒體為多元文化對接帶來機遇新媒體要當代社會中實現文化傳播，它需要的前提條件，就是要在社會中存在共享性；同時，還要具有新媒體的交互性、界面友好性和操作便利性的特征，其能夠按照市場規律不斷變化，這樣才能使社會傳播得到更大的利用，才能達到對社會的高效率傳播，才能直接滿足人們的需求。尤其是對于云南省蒙自市來說，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底蘊，但是要想順應時代的發展潮流，就必須要將傳統藝術與先進技術相結合，使得本土文化在發展中不斷更新，使當地民眾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得到提高，使他們能夠在社會發展的范圍達成共識。目前的社會發展，新媒體的發展，正以一個形象直觀的方式來解決文化的發展和提高。同時，我們也能夠注意到，新媒體逐漸形成了以圖像為主導的后現代文化景觀，視覺表達成為當今文化所表現出來的突出特征，從而使得消費特征變得更加碎片化、分眾化和速食化。

二、如何加大新媒體對文化產業的提升作用

（一）加大新媒體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在當前時代高速發展的背景之下，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審美要求有著深刻的變化，如果能夠有效地運用高科技，就能夠及時地創新文化，這樣，社會就能夠培育新的文化氛圍，就能夠從真正意義上做到使新媒體在時代高點進行文化創新，這樣就能夠有效增強文化發展的活力。要把運用高科技作為推動文化建設和傳播能力的新引擎。這顯然說明了在社會發展中，高新科技水平在文化傳播中的作用。

（二）科學合理地適配新媒體資源新媒體智能化運用，能夠有效幫助城市精神的改變，也就是可以將傳統文化變為職能文化。然后通過使用新媒體技術，使當代的旅游文化服務和文化保護行業得到發展，可以得到順利的更新換代，也可以通過新媒體適配，合理安排新媒體，使當代的新媒體發揮靈活的特點。尤其要注意的是，由于新媒體技術的發展，能夠降低文化企業的創業成本，這樣就能夠確保文化產業的長遠發展。

（三）利用技術力量促進社會資源整合在文化事業發展過程當中，科技創新和體制改革是兩個極為重要的推動要素，對于我市來說，近些年來經濟發展較為可觀，但是與沿海城市相比依舊存在著差距，我市理應以創新精神為切入點，催生一批新興文化產業形態，從而有效延伸文化產業鏈。事實上，這樣做也能夠將產業發展的空間進行有效可靠地延伸，在國內外發達城市的實踐當中，也足以證明，推動文化生產方式、營銷方式、傳播方式的創新，已經成為推動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的途徑。

三、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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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關鍵是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民族文化凝聚著民族感情、民族意識和民族的價值取向，增強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是要提升國家文化的軟實力，使人民群眾更好地享有基本文化權益。以信息文化來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是指在民族文化建設中充分發揮信息文化的科技與文化融合創新特點，充分發揮信息文化在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中的驅動作用、支撐作用和提升作用。

1.1信息文化有利于全民族文化創作更加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需要全民的參與。文化發展首先需要人才的保證，如果沒有各行各業的文化人才出現，文化的發展是難以持續的。而且我們所要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具有時代性、科學性和民族性，來源于人民實踐又為人民服務的文化，所以更加注重從老百姓中發掘文化人才，注重培養大眾的文化創作隊伍。信息文化的創作主體具有全民化的特點，從而保證了全民族文化創作的人才供應，通過廣泛吸收各行各業的文化人才，可以培養出一只優秀的、大眾的文化創作隊伍，讓全民族文化創作更加繁榮。

1.2信息文化有利于全民族文化的個性化發展文化創作力得到充分展現是文化發展的標志，文化個性化發展為文化創作提供了新思想、新動力，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來源于全民族文化的個性化發展。信息文化具有創作活力持續迸發的特點，借助于信息文化創作主體的全民化，它可以融合全民族文化的共性，也可以為全民族文化個性化發展提供平臺，讓民族文化創作主體的文化創意持續迸發，從而創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作品。

1.3信息文化有利于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需要文化作品為民喜聞樂見可以提升全民的幸福感，提高全民對社會主義文化的認同感。因為優秀的文化作品可以鼓舞人，可以為民眾提供既反映現實生活，又可以為民眾在社會轉型期所遇到的困難與困惑提供解決方案。從結果為導向的視角看，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和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需要目的都是以文化創作成果為民喜聞樂見為落腳點，而信息文化創作成果為民喜聞樂見，因此也可以推論出信息文化有利于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需要，有利于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

1.4信息文化有利于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讓世界了解中國、了解中華民族的文化，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文化影響力、意識形態影響力、制度影響力和外交影響力，樹立中國的文化形象是中國文化強國戰略之一，是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前提之一，也是我國文化實力彰顯的關鍵。信息文化具有的文化影響力國際化和全球化特點，非常有助于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增強，增進中華文化與外國文化之間的相互了解，增強中華文化與外國文化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在吸收和借鑒人類優秀文化成果的過程中增強中華文化對世界文化的全球影響力。

1.5信息文化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傳承民族文化的延續和發展，需要在既有文化基礎上的文化傳承，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文化變革和創新。民族文化創造活力的增強離不開對民族文化的傳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化發展的歷史，首先是文化傳承的歷史”。信息文化是一種與世界文化共同的傳播與繼承形式，通過這種共同的文化形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文化就很容易地超出本國本民族的范圍在世界上傳播與繼承，以至讓中國的民族文化影響世界。

2以信息文化增強我國民族文化創造活力需要注意的問題

信息文化作為信息社會的主流文化對民族文化的影響是雙面的，一方面，信息文化在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和在加快擴大不同民族之間文化交流和交往等方面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信息文化也增大了全球文化對我國民族文化的沖擊，給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帶來了一些新問題和新挑戰。

2.1必須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指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它主要有四層含義：“一是堅持以為指導；二是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三是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四是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以信息文化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必須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指導，才能充分挖掘出蘊藏在人民群眾中深厚的文化創造源泉，才能激發人民群眾高昂的文化創造熱情與活力。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在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的同時，也讓中華民族各族同胞心連心緊密團結在一起，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做貢獻，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努力奮斗。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要求人民群眾不斷增強文化創造活力，只有不斷創造出新的民族文化才能反映出人民群眾日新月異、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不斷展現出人民群眾的新風貌，在文化創新中有新的收獲和喜悅，使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持續迸發。以信息文化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要善于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來指導以信息文化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中遇到的新問題和新挑戰，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成為中國信息文化的理論基礎，成為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的行動指南。所以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的增強不能離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指導，全民族文化創造不能離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2.2必須預防信息文化霸權主義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傷害和挑戰信息文化霸權是信息霸權與文化霸權的結合，它們共同為信息文化霸權主義的強勢擴張奠定了基礎。所謂“信息文化霸權主義”是指一些發達國家仗著自身在信息文化上的強勢地位，借助于信息文化具有的文化影響力國際化和全球化特點，對相對落后的國家在生活方式、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等方面進行文化侵略和文化滲透，以達到讓這些相對落后國家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他們思想統治和控制的目的。俄羅斯信息學家A.B.斯克沃爾佐夫曾在論文《信息文化與國家安全》中提到：“對國家安全現代條件的理解與信息文化某些問題的解決有關。今天，我們社會面臨的核心問題之一是文化滯后。為了克服文化滯后，使虛擬現實概念適應信息活動具有極重要的意義”。在信息社會中信息文化霸權主義確實存在，例如從信息文化流的方向來看，主要從西方發達國家流向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伴隨著西方信息文化的流入，會使西方民族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等文化的整體移入，從而壓抑了其它國家原有的本民族文化的發展，隨著信息文化逆差的逐漸擴大，很有可能其它弱小國家會失去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據有關數據顯示“世界上2/3的信息來源于只占世界人口1/7的發達國家，世界每天傳播的國際新聞有80%來自西方主要通訊社。西方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信息量是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100倍”。信息文化霸權主義之所以會產生，因為它是為西方發達國家全球戰略服務的，它是為國家霸權主義服務的，它是想用文化統領世界，因為“霸權的意義就在于，它能夠成功地把自己的利益裝扮成普遍的要求”。因此以信息文化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必須預防信息文化霸權主義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傷害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