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漢語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上古漢語，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古漢語 比較范疇 《馬氏文通》 《中國文法要略》

一、導言

（一）“比較”是人類的一種普遍的思維模式，《漢語大詞典》對“比較”一詞的解釋是：“根據一定標準，在兩種或兩種以上有某種聯系的事物間辨別高下、異同。”對于表示“比較”的語言形式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內容，劉丹青（2003）指出：“在現代語言學特別是類型學的語法調查中，差比句的句法表現已成為基本的必查項目。”

（二）漢語研究中尋求表示“比較”的語言形式，始于《馬氏文通》。在此之后，黎錦熙、呂叔湘、高名凱、太田辰夫、劉月華、趙金銘等學者對此皆有研究。趙金銘確立了現代漢語的“比較”范疇，分為近似、等同、勝過、不及四個次范疇，找出每個次范疇對應的語言形式，并試圖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對“比較”范疇做出理論上的說明。由于漢語語法的演變，古今漢語表示“比較”的形式手段并不相同，故有必要對古漢語的“比較”的語法意義和語言形式加以梳理，以初步確立古漢語關于“比較”的語法范疇。

作為一種語法范疇，必須是某種語法意義和相應的形式手段的統一體。我們認為，“比較”是一種語法意義，古漢語的“比較”這種語法意義還可作下位區分，再聯系相應的語言形式，就構成了古漢語的“比較”范疇。古漢語的“比較”范疇至少可再劃分為“異同、高下、得失”等三個次范疇，次范疇之下再作劃分，詳述見后。

二、《馬氏文通》對比較句的研究

（一）《馬氏文通》對“比”的定義為“凡色相之麗于體也，至不齊也。同一靜字，以所肖者不能一律，而律其不一，所謂比也。”①馬氏模仿印歐語中的原級、比較級、最高級，認為漢語中“象靜為比有三：曰‘平比’，曰‘差比’，曰‘極比’。”①可見，馬氏所說的比較句指的是形容詞程度的比較。《馬氏文通》的研究影響很大，黎錦熙、太田辰夫等人基本上沿用了馬氏的說法。呂叔湘在《中國文法要略》中的研究尤其重要，他在“表達論：關系”有“異同·高下”一章，講的就是比較關系，再分為“類同、比擬、近似、高下、不及、勝過、尤最、得失、不如、倚變”等細目，然后詳細列舉了古今漢語表達這些語法意義的形式手段。

（二）《馬氏文通》對比較句的論述集中在“靜字”一章，在其它章節里亦有零星論述。馬氏認為，“平比者，凡象靜字以比兩端無軒輊而適相等者也。等之之字，為‘如’‘若’‘猶’‘由’諸字，參諸所比兩端以準其平。”①平比有三種情況：（1）X—W—比較標記（如、若、猶、由）—Y；（2）X—比較標記（如、若、猶、由）—Y—W；（3）X—比較標記（如、若、猶、由）—Y（也、者、然）。②其中，“X—W—比較標記—Y”“X—比較標記—Y—W”即表示“X—W—比較標記—Y—W”，也就是“X之W=Y之W”（可參看馬氏對例372、380的分析）。實際上，（1）（2）表示的語義是一樣的，只是W的位置不一樣，“凡兩端相比，其所以比者，必有一隱而不出者，此也”（可參看馬氏對例380的分析）。（3）“X—比較標記—Y（也、者、然）”缺少W，馬氏認為“所比之情，必隱寓于兩端矣”（可參看馬氏對例382的分析），這種句子如果Y為“讀”，則其后分別助以“也、者、然、比”。

不過，我們認為馬氏所舉的一些例句不太恰當，自亂其例。有些句子，比較標記前有“毋、無、莫”等，應屬馬氏所說的“極比”，如例382“上蔡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另外，平比句的否定式，即“X—不（W）—比較標記—Y”在語義上表示X、Y在程度上有差別，應屬馬氏所說的“差比”，如例384“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馬氏認為，“差比者，兩端相較有差也。差之之字，概為‘於’字，‘于’‘乎’兩字亦間用焉。其所以為較者，則象靜字表之。”①表示差比的句式為X—W—比較標記（於）—Y。馬氏認為Y后的W“可不言也”（可參看馬氏對例404、405的分析）。另外，馬氏認為表示差比還有兩種句式：（1）莫、無、有—W—焉；（2）莫、無—W—Y。我們認為，這兩種句式值得商榷，應屬馬氏所說的“極比”，雖然“極比”從語義上說也表示“相較有差”，但跟“差比”不同。至于馬氏所說的由于“煉句之法”而省掉“於”字（是不是省略，學界有不同看法），則屬修辭上的問題，仍然表示差比。

（四）馬氏認為，“極比者，言將所以比之象推至于其極也。”①有以下幾種情況：（1）“于所比之中而見為極者。極之之字，‘最’字最習用”。（2）“泛稱夫極者。即用‘至’‘甚’‘極’等字”。（3）“不言‘極’‘至’而言‘尤’‘甚’。”（馬氏在下面舉例時無“甚”而用“益”）（4）“至靜字于一句中用兩次者，亦有極比之意。”馬氏的一些論述是有問題的。另外，古漢語中還有一些句式可表達“極比”，如“二、（三）”所述。

（五）綜上所述，馬建忠所確立的古漢語的“比較”范疇是不全面的，他只涉及到了“高下”這一個次范疇。同時，馬建忠也未注意到一些古漢語的語言事實，如“比”字句早在戰國末期已經產生（參看史佩信，1993），而“比”字句是現代漢語比較句的重要形式。更重要的是，馬氏比附印歐語中的原級、比較級、最高級來對漢語比較句作下位區分，這是不恰當的。與漢語不同，印歐語富于形態變化。比如差比句，古漢語較多采用“X—W—比較標記（於）—Y”這種句式，W在形態上不會發生變化，更多的是依靠語序（比較標記都不是最重要的，參看前文“二、（三）”；而英語既涉及到語序，還涉及到形容詞的形態變化，如：“John is older than Jack.”比較關系實際上是雙重標注（劉丹青，2003）。由于漢語缺乏形態變化，所以有些句子到底表示“平比”“差比”“極比”中的哪一種，一般只能從語義上加以判斷（比較標記一般也不能起到確定作用），這往往就帶有一定的主觀性，馬建忠在舉例、分析時的一些錯誤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參看前文“二、（二）～（四）”）。由此可見，確立漢語的一種語法范疇僅僅試圖從形式入手是不會成功的，應兼顧甚至更多地考慮語法意義。

三、《中國文法要略》對比較句的研究

（一）相對而言，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對漢語比較句的研究就十分詳盡了，基本上確立了漢語的“比較”范疇，兼及古今漢語。呂先生認為，兩件事情“必須有相同的部分，又有相異的部分，才能同中見異，或異中見同，才能有比較關系”，論述的就是“比較”的基礎，這種認識是深刻的。呂先生對漢語“比較”范疇作出了下位區分，包括“類同”“比擬”“近似”“高下”“得失”等。

（二）呂叔湘認為，“類同關系是異中見同，類同之感建立在相同的部分之上。謂語是句子的重心所在，謂語同則類同之感強。”③呂先生在這里貫徹了謂語核心的觀點。文言用“亦”來表示，而且呂叔湘詳細分析類同關系的各種情況，也注意到了“亦”“也”并不只是表示類同關系。

（三）呂叔湘所說的“比擬”是表示兩物或兩事之間的類似關系，文言用準系詞“如”“若”“猶”“似”等。呂叔湘認為“比擬”有實比、比喻兩種情況，馬建忠把呂叔湘所舉的有些例句歸入“平比”，而馬氏未涉及“隱語”之類情況。我們認為，馬氏的處理是有道理的，排除修辭的因素，所比較的兩項有的在量上給人的感覺是一樣的，有的表示所比較的兩項有類同之感，有的表示所比較的兩項近似，不能截然分開，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四）呂叔湘所說的“近似”是指“一句話不愿意說的十分肯定，只說是‘似乎如此’。”“文言多用‘若’字，‘如’字較少，更不用‘猶’字，底下常有‘然’字或‘者’字相呼應。”馬建忠把呂叔湘所舉的有些例句也歸入“平比”，趙金銘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論述了“近似”不同于“勝過”“不及”“等同”。我們不贊同馬建忠的意見。

（五）呂叔湘所說的“高下”是指“就某一種屬性來比較兩件東西（或事情），因而分出高下，大小，長短，難易等等。就高者對下者說是‘勝過’，就下者對高者說是‘不及’；高下同則為‘均齊’，一勝余則為‘尤最’。”③由此可見，呂先生所說的“高下”包括了馬建忠所說的平比、差比、極比。呂先生所論述的不只涉及陳述句，還涉及到疑問句，這也是其過人之處。呂先生在說到“均齊”時說“所用句法一部分跟兩物相比的比擬句差不多，在意念上，這兩類句子也難于分清。”③漢語的事實也是如此。呂先生在說到“尤最”時注意到了“晉國，天下莫強焉”這類句子，認為表示“尤最”，我們是贊同的。

（六）呂叔湘還設立了“得失”一類，更顯示了其過人之處，直到現在，很多學者也未加以注意。比較兩件事情的利害得失“所用句法和判斷兩物高下的句子也頗有異同”“可以分成用‘寧’和用‘不如’的兩類，兩類都可以加用‘與其’”③。同樣涉及到疑問句、陳述句。

（七）呂叔湘所說的“倚變”指的是動態的比較，兩件事情“互相關聯，共進共退”。呂叔湘所說的“倚變”包括兩種情況：可以有兩事之間的函數關系，可以有一件事情前后的時間函數。文言用“愈”“益”等手段來表示，太田辰夫認為“愈”“益”是表遞進而不是表示比較的，我們同意太田的說法。馬建忠把呂叔湘所舉的有些例句歸入“極比”，馬建忠的處理不甚妥當。

（八）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的“下卷：表達論”歷來身受學界好評，“以語法意義（各種范疇，各種關系）為綱，說明所賴以表達的語法形式”④，猶如一本同義語法詞典，“此后的語法著作，在論及‘比較’的表達方式時，再未超出呂書的范圍”（趙金銘，2001）。呂叔湘并未窮盡所有漢語表示“比較”的語言形式，詳述見后。

四、古漢語的“比較”范疇

如上文所述，我們認為上古漢語的“比較”范疇包括“異同、高下、得失”三個次范疇。

（一）“異同”表示所比較的事物、性狀相同或不同。按呂先生的意見，“均齊”在概念和句法形式上跟“類同”都較為接近；趙金銘（2001）說：“‘等同’也可以說是‘類同’”。據此，把“等同”并入“異同”。古漢語表示“異同”的語言形式有：

1.X·W·比較標記[於（于）]Y

比較標記[於（于）]可省。由于W的語義不同，若W為“同、齊、侔、夷”等詞，則表“同”；若W為“異、殊”等詞，則表“異”，否定式則相反。

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

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左傳·昭公二十七年》）

2.X·W·比較標記（若、如、猶、似）Y（也、然、者）

這種情況包括馬建忠的“平比”，呂叔湘的“比擬”“近似”的一部分。

3.X·（不）與Y·W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云齊。（《古詩十九首》）

（二）“高下”表示所比較的事物的性質、程度有差別。如呂叔湘所言，“就高者對下者說是‘勝過’，就下者對高者說是‘不及’……一勝余則為‘尤最’。”也即馬建忠的“差比”“極比”⑤。

1.“勝過”表示前項勝過后項，上古漢語表示“勝過”的語言形式有：

（1）X·W·比較標記[於（于）]Y

這是古漢語表“勝過”的最常用的句式，比較標記[於（于）]有時可省。形式上與“X·W·比較標記[於（于）]Y”完全相同，但W的語義特征不同，此處的W[+正面]。

苛政猛于虎也。（《禮記·檀弓下》）

（2）X·W·Y

楊伯峻認為在理解時可在Y前添加“語義介詞‘於’”。

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3）X·W·焉

“焉”是一個兼詞，相當于“于之”。“之”起復指作用，相當于“X·W·Y”中的Y。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滕文公上》）

（4）X·W·過·Y

“過”的性質不同于“于”，“過”為W的補語，“于”為介詞。

2.“不及”表示前項不如后項，上古漢語表示“不及”的語言形式有：

（1）X·不如（若）·Y（之·W也）

也可看成是對表“異同”的句子的否定式。

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戰國策·齊策》）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

（2）X·W·比較標記[於（于）]Y W[-正面]。

師少于我，斗士倍我。（《左傳·僖公十五年》）

由此可知，“勝過”“不及”是相輔相成的，X勝過Y，則Y不及X。故前人將“勝過”“不及”合并為“差比”是合理的。

3.極比”表示某一事物勝過或不及其它所有同類事物，所以“極比”也是一種廣義的“差比”。上古漢語表示“極比”的語言形式有：

（1）X·莫·W 於（于、乎）·Y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孟子·離婁上》）

（2）X·莫·W·焉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左傳·宣公二年》）

（3）（X）·無（莫）·如（若）·Y

相人多矣，無如季相。（《漢書·高帝紀》）

（4）（X）·毋·如（若）·Y·W

上蔡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5）X·孰·W 於·Y（焉）

這是一種疑問句句式。

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左傳·僖公八年》）

按呂叔湘的意見，上述幾種句式是“從反面說的方式”。

（6）X·副詞·W

太田辰夫稱之為“絕對的極比”，用表極至的副詞來表示。

鬼魅最易。（《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三）“得失”就是比較兩件事情的利害得失，“所用句法和判別兩物高下的句子也頗有異同”（呂叔湘），上古漢語表示“得失”的語言形式有：

1.用“寧”表得失，又分疑問句和陳述句兩種情況。

（1）疑問句里上用“寧”，下可用（或不用）“將”“抑‘等詞。

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莊子·秋水》）

（2）陳述句里，用“寧”表可取的一端。或單用“寧”（多用于問句的答語）；或上用“與其”，下用“（毋）寧”；或上用“寧”，下用“毋”“不”等。

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左傳·定公十三年》）

吾寧斗志，不能斗力。（《史記·項羽本紀》）

2.用“孰與”表“得失”，用于疑問句。

（1）有真性問，有的前加“與其”。如：

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不救？”（《戰國策·齊策》）

（2）有假性問，說話者往往意存去取，可取的一端位于“孰于”之后。如：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荀子·天論》）

3.用“不如（莫若）”表“得失”，有時前加“與其”。

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戰國策·秦策》）

總之，隨著語言的演變，漢語表示“比較”的語言形式發生了變化，如“比”字句成為表差比的主要形式（史佩信，1993），因而現代漢語里表“比較范疇”的語言形式幾乎迥異于上古漢語。本文初步確立了上古漢語的“比較范疇”，并試圖盡量羅列相應的語言形式。但我們的努力可能是掛一漏萬，期待以后逐步完善。

注 釋：

①見馬建忠《馬氏文通》“靜字”章。

②這里的“X、Y”是比較的前后兩項，W是形容詞，下同。馬氏特別強

調W為靜字，若W在其字類體系中屬其它字類，則強調其“用如靜字”（參看例374及呂、王的注釋），這里的比較標記呂叔湘稱為準系詞，太田辰夫稱為同動詞。

③見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異同·高下”章

④見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重印題記（1982）。

⑤由于比字句在先秦兩漢時期使用頻率不高，暫不考慮。

參考文獻：

[1]劉丹青.差比句的調查框架與研究思路[A].戴慶廈.現代語言學

理論與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2]呂叔湘，王海棻.《馬氏文通》讀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

社，1985.

[3]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重印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4]劉月華.實用現代漢語語法[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983.

[5]馬建忠.馬氏文通（重印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6]史佩信.比字句溯源[J].中國語文，1993，（6）.

[7]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中譯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1987.

[8]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M].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2.

篇2

一、現代隴東方言的聲調

現代隴東方言有四聲，非入聲字與普通話在聲調方面有強烈的對應關系（見表一）：

表一 隴東方言與普通話聲調對應關系

隴東方言中的古入聲字在歸調與連讀變調方面的變化比較復雜，留待以后專門分析。

二、漢語聲調的變遷

依王力先生的觀點，漢語聲調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的演變過程，他在《漢語詩律學》中寫道：“上古的聲調只有兩大類，就是平聲和入聲。中古的上聲絕大部分是平聲變來的，少部分是入聲變來的；中古的去聲大部分是入聲變來的，少部分是平聲變來的。”

上古的平聲、入聲的調值已不可考，就是中古的平、上、去、入四聲的調值也不甚了了，只有近古的陰平、陽平、上聲、去聲與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四聲調類相同，但調值也不一定相同。

元代周德清著《中原音韻》，該書的主要觀點是“平分陰、陽，入派三聲”，即中古四聲的平聲分為陰平、陽平，入聲分派到平、上、去三聲的都有，結果近古漢語仍有四個聲調，但卻沒有入聲。近古四聲簡稱為“陰、陽、上、去”。當然，上古、中古的平聲分化成陰平、陽平決不是一下子形成的，也不是周氏一人之力所能完成，是人民群眾在長期口語交流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周氏的貢獻在于將這種結果記錄了下來并使其得以廣為傳播，成為近古漢語調類的范本。必須指出，周氏的四聲尚無明確調值，究竟他心目中的陰、陽、上、去的調值是以大都官話為標準還是以長安官話為標準，我們已不得而知，只能說在元代以后，多地方言都遵循周氏所限定的四聲模式發展，各地方言同一調類所轄字大致相同，但調值可能會有不同。

語音學研究感到困惑的地方，就是古漢語有調類，無調值。本文試從隴東方言的聲調出發，就古漢語的調值作一模擬。

三、古漢語的模擬調值

（一）上古漢語的平聲和入聲

上古時代的口語與書面語尚未分離，而隴東地區交通閉塞，與外界交流不多，語言極易保持原貌，因此可以設想用隴東方言的聲調來模擬古漢語的聲調。

上古漢語僅有兩個聲調，相對有高低之分，平聲低，入聲高。

平聲分陰平和陽平不過是近古的事，上古漢語的平聲和中古漢語的平聲只有一種聲調。今隴東方言的陽平調值是35，與普通話陽平調值及許多重要的地點方言的陽平調值一致，可以認為上古漢語的平聲就是陽平，其模擬調值是35。

現代方言有入聲的地點方言有很多，比如長沙方言、成都方言、太原方言、陜北方言等，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降調，發音短促，調值基本上接近31，古代入聲調值可能略高，因為入聲調值起碼要比元代的陰平調值高。

隴東方言是古漢語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基礎方言，雖然今日之隴東方言已無入聲，但古隴東方言肯定有過，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凈凈，應該還有蛛絲馬跡可尋。

現代隴東方言的慶城話和西峰話，對一部分古入聲字（其它地點方言讀陰平調）讀成略高于陰平調的一種新調，調值為42，初一聽好象其它地點的上聲，如：

而現代隴東方言的其它地點方言，古入聲字在連讀變調后往往讀如上聲調（53），與慶城話相似，可能是古入聲讀音的孑遺。

據此得出結論：上古漢語的入聲模擬調值是42。

（二）中古漢語的平聲和入聲

我們假定上古漢語演變到中古漢語，平聲和入聲的調值沒有變化，那么仍然以上古漢語的平聲、入聲調值表示中古漢語的平聲、入聲調值。

（三）中古漢語的上聲

今隴東方言將最常見的人稱代詞“我、你、他”都讀作上聲，調值為53，普通話的“我、你”也是上聲，可以想見，普通話的上聲與隴東方言的上聲，演變規律是相同的，依王力先生的觀點，都來自上古漢語的平聲。事實上，古漢語保留下來的許多人稱代詞，如“吾、予、其”等依然讀陽平，“爾、汝、彼”等上聲字應來自上古平聲。因此以今度（duó）古，倒推回去，可以確定中古漢語的上聲模擬調值為53。

現在我們分析一下中古漢語上聲的產生。

上古只有兩個聲調，加之上古音系也較簡單，人們在語言交流過程中感覺到許多不便，自然而然就會增加聲調，豐富音系，以便于交流。兩個聲調太單調，特別是兩平聲字或兩入聲字連讀時，既拗口，又影響理解，因此就出現了變調。如兩平相連，可能會變出上聲：

陽-陽： 財神cai31shen53 和平huo31pin53

陽-陰： 明天min31tian53 扶風fu31fen53， 或者

陰-陰： 春天chun53tian 東風don53fen，

陰-陽： 公平on53pin 陰陽yin53yan 等等。

（詳細變化請參閱《隴東方言的連讀變調》）

篇3

關鍵詞：顏色詞；漢魏六朝；單音節；發展

中圖分類號：H1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23-0171-02

顏色詞是語言中反映人類對事物顏色的認知且形成顏色語義的詞語。漢魏六朝這是一個歷史學的時間概念，即從西漢（公元前206年）始至隋朝末（公元618年）約八百年時間。根據漢語史的分期，東漢至隋朝是中古漢語時期，西漢屬于上古漢語時期。“中古漢語暫定為東漢魏晉南北朝隋，西漢可以看作是從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的過渡期，初唐、中唐可以看作是從中古漢語到近代漢語的過渡期。”因此這篇文章的主體是中古漢語的顏色詞研究，但把西漢時期的顏色詞也包括其中，便于考察上古漢語顏色詞向中古漢語顏色詞的發展演變過程，發現其演變規律。

一

單音節顏色詞就是用一個音節表示的顏色詞，在古代漢語中就表現為用一個字來表示的顏色詞。單音節顏色詞是漢語顏色詞最早的表現形式。上古漢語單音節詞的構詞法主要靠滋生，徐朝華總結出兩條途徑“一是通過詞義引申分化出新詞；一是構造出與舊詞音同或音近、意義有聯系而書寫形式不同的新詞。”并且“這種滋生詞與舊詞有原詞與滋生詞或同源詞之間的關系。”單音節顏色詞最早出現在甲骨文中。甲骨文中出現的顏色詞有黃、黑、白、赤、幽。據徐朝華，甲骨卜辭中有“赤、黃、■、白、幽、黑、物”等，這些顏色詞一般都用于牲畜的毛色。卜辭金文中，表示顏色的詞比較有限，表示紅色的詞有赤、朱、丹、彤、骍、熏（絳）等，表示黑色的詞有玄、幽、旅等，還有帛(白)、黃、青、紺等。早期的顏色詞都是和具體事物結合起來的，只有用來指稱某種事物時，才能顯示出相關顏色的意義來。這些詞大都是以具體事物為依托，如：“朱”是赤心木，“帛”是絲織品，“駱”是青色的馬。金文中，據管燮初先生《西周金文語法研究》統計，顏色詞共有7個，分別為“白”、“青”、“玄”、“赤”、“幽”、“熏”、“潢”。

《詩經》中的顏色詞己經相當豐富，出現了玄、黑、茶(青黑色)、白、皎(白色)、皓(白色)、皙(人色白)、皦(潔白)、朱、赤、丹、赭(赤土色)、黃、綠、青、藍等。《楚辭》中顏色詞有十多個，如黑、玄、白、朱、赤、紅、黃、綠、青、紫、皓、皎等。《爾雅》成書于周秦之際，其中《釋天》、《釋草》、《釋木》等篇談到物體的顏色。此外，《爾雅》中出現了大量的名物詞，如《釋獸》篇中的馬，因毛色差異及所在位置的不同，列出了35種馬的專名。

到了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則有系統地羅列了很多顏色詞。《說文》顏色詞應該包括兩部分：1、被訓釋的顏色詞；2、訓釋中的顏色詞。許慎在《說文》中列舉的被訓釋顏色詞是用先秦書體的小篆書寫，可以看成是漢以前的顏色詞。《說文》訓釋中使用的語言是漢代的，因此，訓釋中的顏色詞就是屬于漢代顏色詞。白、黑、赤、黃、青、玄等都是部首，列在這些部首下的字有很多也是顏色詞。如白部有11個，黑部有29個，赤部有10個，黃部有6個，玄部有3個，青部有1個。此外，我們還看到，《說文解字》中收錄了40個詞表示不同顏色的絲帛。所有這些顏色詞都帶有“糸”的形旁。《說文解字》建部立首表明，某物呈某色，或者某物可以染制某色，實際上告訴我們這些顏色詞的起源。

二

漢魏六朝時期的單音節顏色詞從歷時來看，基本顏色詞（黑、白、赤、黃、青、綠、紅、紫、灰）中前八種是繼承周秦的，第九種“灰”演變為基本顏色詞大約萌芽于東漢，正式確立應該是魏晉之后的事情。隨著漢民族生產生活方式的發展，滋生的單音節顏色詞較先秦更加豐富，當然先秦有些單音節顏色詞也逐漸廢棄不用了，僅僅保留在前代的歷史文獻中，成為詞匯化石。我們首先把單音節顏色詞分為單色詞和復色詞兩類，單色詞中又分為色物詞、物色詞和表色詞三類。色物詞表示具有某一種顏色的物體；物色詞表示特定的某種物體的顏色；表色詞泛指某種顏色。綜而觀之，我們認為漢魏六朝的單音節顏色詞的發展演變有以下特點：1、基本顏色詞數量增加，如 “灰”，“藍”等色物詞在這一時期發展成為表色詞；2、基本顏色詞的代表詞有變化，“黑”取代了前朝的“幽”“玄”成為黑色范疇的代表詞，紅色范疇中出現了“紅”這個代表色，在東漢之后在日常的通俗的語境中有取代“赤”的趨勢；3、基本顏色詞的代表詞最穩定的是“黃”，其次是“白”和“青”；變化最大的是“黑”范疇的名稱，其次是“紅”范疇的名稱；4、基本范疇出現分解，如從“青”中分解出了“藍”，說明色彩分辨的細化已經表現在語言的基本詞匯中。下表是基本顏色詞的發展變化：

三

單音節顏色詞詞群擴展的一般方式也值得關注。到漢魏六朝時，每一顏色范疇下的顏色詞詞群都有不同程度的擴大，就單音節顏色詞的數量而言，可以說是到了一個高峰。

其一是詞根孳乳。這是單音節顏色詞擴展的主要形式。例如：以“黑”“赤”“黃”“白”等基本顏色詞作為詞根孳乳出的大量的顏色詞。黑色系的有：白黒、蒼黑、赤黑、黛黒、黑眥、黃黑、黃耉、黃壚、黎黒、黧黑、黔黒、黔黎、靑黑、紫黒色、玄黎、玄黓、幽闇、幽晦、幽冥、幽玄、黝黑、緇墨。

篇4

處于古漢語和官話所代表的漢語兩個發展時期的過渡階段；〈二〉古漢語同官話、臺灣話在否定詞上的差異

，是詞匯中和與句法壓縮的結果，詞匯中和是“相競性變化”造成的；〈三〉“中和”和“壓縮”應是所有

語言簡化變化中若干共有方式中的兩種。

關鍵詞 官話 臺灣話 問句 否定詞

＊

＊

＊

1.引論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較臺灣話和官話的特定疑問句中各種否定成分的用法及作用。這些疑問句主要包括

以下幾種類型：A不/沒A、 普通話正反型、附加型、帶疑問語助詞型以及反詰型。句中的否定詞并不限于出

現在否定句的那一部分。關于否定的討論還涉及到上述幾類疑問句中帶否定成分的動詞和名詞短語。本文主

要目的是：通過臺灣話和官話的句法比較來探討否定成分的歷時發展。

本文研究的是仍在官話和臺灣話的疑問句中使用的古漢語否定詞，這些否定詞中有七個存留在臺灣話中

，兩個存留在官話中。在臺灣話里，所有的選擇疑問句基本上是正反型的，這些句中使用“無（bo）、未（b

ue）、否（bo）、móu＠①（m）、fiào＠②（buai）、fò＠③（be）、mài＠④（mai）”這樣

的一些否定詞。在官話中， 疑問句的否定詞只有“沒”、“不”兩種，其中有正反型“沒，不＋V/A＋”和

“V/A＋沒”，不＋V/A（A代表其他任何動詞），有A不/沒A型“有沒有”、 “要不要”、“是不是”，還有

疑問語助詞型“是嗎”。在臺灣話中，類似的疑問句形式更明確，它們運用各種各樣的臺灣話否定詞，如正

反型“有抑無”、“有抑未”、“是否”、“欲抑fò＠③”、“愛抑mài＠④”；A不A型“是móu＠

①是”等。以下幾個部分，首先討論古漢語疑問句中的否定詞，然后討論并比較在臺灣話和官話疑問句中否

定詞的使用，闡明他們共時上的差異，從而說明一些有關詞匯中和與句法壓縮的歷時觀察結果。

2.古漢語的否定

在古漢語的各種句法和語義的語境中， 大約有20 個否定成分（chou 1961，Dobson 1966，Kenney 1964

under T.Y.Li）。雖然，在現代漢語的方言里，比如，臺灣話和北京話里，無論是在疑問句中，還是在其他

類型的句子里，這些否定成分大部分都消失了。幾組不同的否定成分出現的句型也是相互區別的（如陳述句

、祈使句、疑問句和等同判斷句），而且，與這些否定詞同現的詞的詞類都不同（如動詞、名詞），無論在

古漢語中，還是在現代漢語中都是這樣。例如，我們知道，在古漢語中，“勿”、“毋”用在命令句中，“

否”用在疑問句中，“非”用在等同判斷句中。而在臺灣話里，“móu＠①好”（m（h）o ）用在命令句

中，“否”只能用在疑問句中。我們說一定的否定詞只能用在一定類型的句子中，并不排除其他否定詞出現

在同一類型的句子中的可能性。無論在古漢語還是在現代漢語里，盡管“否”只能用在疑問句中，但在疑問

句中還能出現其他否定詞。

古漢語的20個否定詞在現代漢語中減為有限的幾個（在各種語境里），這一事實充分表明在大部分現代

漢語方言中存在著否定詞中和的現象。這里我們選用疑問句來觀察臺灣話的7 個否定詞和官話中的兩個否定

詞。根據臺灣話和古漢語否定詞的成員狀況，以及疑問句類型的相似，我們可以假設，臺灣話處于古漢語和

官話所代表的兩個時期的過渡階段，并且通過比較官話和臺灣話各自否定詞的多少，我們看到語言進一步發

展是通過否定詞中和及其數量的減少實現的。

關于詞匯中和以及句法壓縮的假設，我1986年在有關臺灣話的主要句子結構（非疑問句）以及官話歷時

發展的文章里已論述過。在對官話和臺灣話帶否定詞的疑問句進行句法比較的研究中，我認為我們對官話也

可以進行同樣的考察。關于這個問題，另一不可忽視的考察是1961年由王士元先生作出的， 他認為， 語言

發展中發生的“相競性變化”（competing changes）是詞匯上的漸變， 其變化的結果是不同的詞（可能）

留存在不同的方言中。

3.古漢語中的疑問句

現代漢語疑問句的類型從其古漢語的來源看，基本上有三種：帶疑問詞的疑問句、帶疑問語助詞的疑問

句和選擇疑問句。正如我們所要討論的，古漢語問句這三種類型中的任何一種都可能具有反詰性。下面是古

漢語中帶有否定成分的各種疑問句的例子。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這些例子中正反結構占著優勢。

1、害huàn＠⑤害否？歸寧父母。

《詩經》

2、招招舟子，人涉yǎng＠⑥否？

《詩經》

3、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

《漢書》

4、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白居易詩

5、無父何怙？無母何悖？

《詩經》

6、能無及此乎？

《左傳》

7、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呂氏春秋》

8、父邪？母邪？天乎？人乎？

《莊子》

9、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

《國語》

10、而不克此，可乎？

《公羊傳》

11、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左傳》

12、王故尚未之知邪？

《呂氏春秋》

13、王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莊子》

14、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史記》

15、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論語》

16、汝曷弗告朕？

《書經》

17、子盍（何不）為我請乎？

《左傳》

18、莫我知也夫？

《論語》

19、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老子》

20、爾時罔敢易法(定)，矧(kuàng＠⑦)今天降戾(定)于周邦？

《書經》

21、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詩經》

從古代典籍的古漢語疑問句和其他類似的句子中，我們發現了12個否定詞。如果時間允許，在相似的古

漢語來源中發現更多的否定成分是完全可能的。句1和句2說明《詩經》中“否”的用法。這里“否”作為否

定動詞，意思為“不”，并與句1中的“huàn ＠⑤”（洗）以及句2中的“涉”（橫渡）相對應。句1也

展示兩個結構完全對稱、 詞義相反的動詞構成的短語，其肯定式是“害huàn ＠⑤”（洗什么東西），

否定式是“害否”（沒有洗什么東西）。在句2 中“否”也是一個反義的否定動詞，它是和主要動詞“涉”

相對應的部分。句中的“人涉”表明“其他人橫渡”、“yǎng＠⑥否”表明“我不涉（橫渡）”。

句3和句4出現的時代稍后，是漢朝和唐朝間的句子。他們在句末使用“未”和“無”，至少表明兩點，

第一，他們的正反結構仍是古漢語句式（如句1、句2）中“否”的類化；第二，句3中的“未”和句4中的“

無”詞源相同，并且“未”后來可能先發展為“沒”，然后發展為“么”和“嗎”（pan，1982 shi 1986）。

這些都是官話中主要的疑問語助詞。臺灣話現在仍有“未”和“無”存在，同時又存在一種“無”的非重讀

形式“bo”作為古漢語“否”的同質替代物（但它并不意味著和古漢語的“否”相同）。這些類型的句子在

我們進行官話和古漢語比較時，促使我們能假設臺灣話是漢語發展過程中的過渡階段。

句5和句6表明了“無”在古漢語中的另一種用法，這里它并不作為一個表反義的否定詞出現。句5是現代

漢語選擇類疑問句的前身。句6到句10引入了一個新的疑問語助詞“乎”。在上古，疑問句帶“乎”的情況很

少見，而且上古有些不帶“乎”的句子在稍后被引用時，有時會在近古句子的句末附上“乎”。例如，“我

生不有命在天”（見于《詩經》）在《史記》中引用時，就有“乎”加之于句末。

句7表明上古漢語存在著另一種正反問句，在這種句子中， 肯定部分和否定部分實際上因“乎”的重復

使用而被分割為兩個問句，否定部分還用了另一否定詞“勿”。句7 與眾不同的另一地方是：主要動詞“言

”（說）也重復使用，這種重復是由于疑問句形式上的要求所致。這種句子可能是現代漢語正反問句的較早

形式。在官話中，這一形式進一步簡化為A不A型，而在臺灣話中卻并非如此。句8 在四個名詞后分別重復使

用“乎”、“邪”，因而它就不再是正反問，而是變成了多重選擇問。句9 的選擇疑問句由于添加了一個新

詞“抑”（或）而使選擇意味更為明顯，并且其選擇是被看作語義上的相對，而非句法上的對立，因而沒有

帶否定詞的必要。句10仍是一個帶“乎”的疑問句，但既非正反問句，也非選擇問句，句中用了否定詞“不

”。句后的短語“可乎”看起來和現代漢語的“可以嗎？”“行不行呢？”這樣的附加問句相差無幾。因此

，盡管“乎”和官話的疑問語助詞“嗎”或“呢”并無詞源上的聯系，但從以上的比較中可以明顯地看出，

“乎”是“呢”和“嗎”的前身（但并非同語源）。

句11到句13說明了古漢語另一否定詞“未”的用法，在這三句中，與“未”同現的分別是“乎”、“邪

”和“也”。“邪”看起來是一個后起的疑問語助詞，但“也”未必是疑問語助詞，可是“也”仍可以出現

在句末。句13語義上并非疑問句，但從句法上看卻象一個正規的正反問句。

句14是上古漢語正反問句的例子，句中“邪”以“是邪”（對嗎）和“非邪”（不對嗎）的形式重迭出

現，很明顯，這里的“非邪”在功能上是作為否定動詞使用的。

句15展示了否定詞“未”的另一少見的用法，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用法的“未”是出現在其他句子中

的。句16是“弗”的一個用例，這句是反詰句和命令句“你居然敢不告訴我？”混合而成的。句17說明一種

特殊的合音詞“盍”，它可能是由“何不”（為什么）融合而成的。

句18和句19是否定詞“莫”的用例，句20和句21是否定詞“罔”的用例，在所有古漢語的用例中，它們

的意思都是“沒有人”。在其他一些特定時期的古文中，我們至少能發現另兩個意義相近的否定詞“亡”和

“靡”，它們的意思都是“沒有人”。在古漢語中，這四種否定詞有時被稱作不定代詞，并都具有名詞性，

其他否定詞則被認為是否定動詞。名詞性的否定詞在臺灣話里中和為“無人”，在官話里中和為“沒人”。

在下一部分中，我們將討論大部分古漢語否定詞如何消失，以及臺灣話中7個否定詞、官話中的2個否定詞如

何存留下來的問題。我們還將看到官話中各種疑問句形式在句法上是如何壓縮的。

4.臺灣話和官話中帶否定詞的疑問句

按照1—21中古漢語的普通句型， 我們也能在官話和臺灣話中造出類似（或不同）的疑問句。

T(，1)有洗衫（抑）無？ /否？ /（抑）未？ /未？

洗無（了）。（猶）無洗/未洗。

M(，1)洗衣服了沒有？ /嗎？

沒洗著。（還）沒洗。

T(，2)*洗m洗衫？ 衫洗（抑）m洗？

衫欲洗無？ /抑m？ /抑fiào＠②？ /否？

M(，2)洗不洗衣服？ 衣服洗不洗？

衣服要不要洗？ /要洗嗎？

T(，3)你知影伊了解抑未？ /未？ /抑無？ /否？

伊猶未/無了解。

M(，3)你知道他了解了沒有？ /嗎？

他（還）沒了解。

T(，4)會飲一杯否？ /fò＠③？

一杯也fò＠③飲。

M(，4)能喝一杯不？ /嗎？

一杯也不（能）喝。

T(，5)無父母欲靠甚么人？

甚人攏fò＠③/fiào＠②/mài＠④靠。

M(，5)沒父母要靠甚么人？

甚么人都不要/不會/別靠。

T(，6)去看電影，欲抑fiào＠②？ /抑m？

好（抑）m好？/好否？/ *欲fiào＠②去看？

M(，6)去看電影，要不要？ /好不好？ /好嗎？

要不要去看？

T(，7)欲說明抑fiào＠②？ /否？

欲說明抑是fiào＠②/m/mài＠④說明？

M(，7)要說明不要？ /嗎？

要說明還是不要？ /還是別說明好？

T(，8)有天理抑無？ /否？ 有人情抑無？ /否？

*有無天理人情？

M(，8)有天理沒有？ /嗎？ 有人情沒有/嗎？

有沒有天理人情？

T(，9)伊是真有理解的人，是否？/是m是/ *m是？

M(，9)他是很通情達理的人，是嗎？ /是不是？ /不是嗎？

T(，1)說明三種可能的否定詞“無”、“否”、“未”在臺灣話一般正反問句中的用法，而在M(，1)中與

之同義的否定詞只有“沒”。應當注意T(，1)的答句“洗無”（與“洗有”相對），其中的“無”具有明顯的

動詞性。T(，2)表明在臺灣話中A不A句型的使用限制極嚴，不象M(，2)那樣使用，因為在M(，2)中它經過句法上

的壓縮已成為A不A＋V＋O，而臺灣話則把賓語話題化才能使用A不A句型（A必須也是動詞）。 在臺灣話中沒

有“去móu＠①去洗”這種說法。在T(，2)中，除了“無”和“否”外，還可用另外兩個否定詞“móu＠

①”和“fiào＠②”，然而在M(，2)中，只有否定詞“不”可用。

在T(，3)中臺灣話用了三個否定詞“未”、“無”、“否”，而在M(，3)中只有“沒”與之對應。T(，4)中

的“否”、“fò＠③”和M(，4)中“不”對應。臺灣話的否定詞“fò＠③”（be）可能是“無”（bo）和

“會”（e ）的合音形式，不過這一點有待進一步研究。T(，5)用了四個否定詞“無”、“fiào＠②”、

“mài＠④”、“fò＠③”，M(，5)中只用了兩個否定詞：“沒”和“不”。正如“fò＠③”（be）可

能是“無”（bo ）和“會”（e）的合音形式，“fiào＠②”（buai）可能是由“無”（bo）和“愛”

（ai）融合而成的。“mài＠④”（mai）也可能是“móu＠①”（m）和“愛”（ai）融合的結果。T(，

6)到M(，9)主要說明了兩點：（1 ）臺灣話和官話在否定詞的使用上還有其他的不同；（2）在運用A不A型問

句時， 他們在句型上有差異。

T(，9)和M(，9)說明在附加疑問句的使用上，臺灣話和官話有明顯的差異。官話用了兩個附加語“是嗎”

和“不是嗎”，而臺灣話只用“是否”而沒用“móu＠①是”。以上這些句子說明了臺灣話的7 個否定詞

的使用情況，即使采取“fiào＠②”（buai）是“無”（bo）和“愛”（ai）的融合，“fò＠③”（b

e）是“無”（bo）和“會”（e）的融合， “mài＠④”（mai）是“móu＠①”（m）和“愛”（ai）

的融合的分析，臺灣話中至少也有4個否定詞，并且大多數情況下，在臺灣話中使用2、3 個否定詞，而在官

話中與之相應的否定詞只使用1個。

5.古漢語、官話、臺灣話的正反問句型

通過以上官話和臺灣話帶否定詞疑問句的比較，從T(，1)到M(，9)，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否定詞和正反問

句型。

古漢語的正反問句型大致有以下三種：〈1〉(V/N＋NEG)，〈2〉(V/N＋QP)(NEG＋V/N＋QP)，〈3〉(V/N

＋QP)＋抑（或）＋(NEG＋V/N ＋QP]。句型〈1〉看來是出現得較早的一種句型，句中只有一個與“否”、“

無”、“未”三者之一相對立的動詞。句型〈2 〉看來略微嚴格一些，這里主要的謂語（VP或NP）重復出現

，否定詞居于第二謂語之前，同時，疑問語助詞（QP）“乎”、“邪”、“哉”在謂語后重復出現。句型〈3

〉加上了一個更明晰的語素“抑”， 從而使選擇意味更加突出。有關這些句型的例子，我們在1—21中已作

了列舉。

官話和臺灣話中反映出來的這些古漢語句型的演變，有必要進行周密研究。首先，這些語料表明，句型

〈1 〉中較早的句末否定詞“否”，因“未”和“無”的使用而推后出現，而且它們在古漢語中一直得到使

用，并在大部分古代作品中大量出現。這可以看作是“相競性變化”（compegting changes ）的一個例子。

這些特殊的“相競性成分”（competing elements）稍后中和為“無”，直到官話早期才在語音上轉化為“

么”和“嗎”，并延用至今。然而在臺灣話中，句型〈1 〉里的“未”、“無”不僅存在而且能獨立使用。

但正如我們在T(，1)到M(，9)中看到的那樣，臺灣話中“未”的使用更受限制，而且在大多數語境中能被臺灣

話的“無”和“否”替代。由于臺灣話里“未”在如下的句子中的使用受到更嚴格的限制；比如，吃未了，

吃無了，*吃未，*吃無，所以，臺灣話里句末的否定詞可能最終會被“無”和“否”中和。

在古漢語中，另一組“相競性成分”（competing elements）是句型中的疑問語助詞“乎”、“邪”、

“哉”。盡管在上古漢語的少數例子中能看到“乎”，但這樣的疑問語助詞在疑問句中是很少見的。疑問語

助詞“邪”、 “哉”等出現得較晚， 而且在先秦時期（classicperiod）他們大都是作為“乎”的對立

物存在著。盡管各種疑問語助詞出現的語境不同，但從大部分作品來看，“乎”出現的頻率占優勢。在官話

中，這些古漢語的疑問語助詞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諸如“嗎”、“呢”這樣的疑問語助詞，可是臺灣話

至今仍沒有諸如“嗎”“呢”這樣的疑問語助詞，而是依靠句末否定詞“無”、“未”、“否”、“móu

＠①”來表疑問。

句型〈3〉在臺灣話中也是一個常見的結構，它和句型〈2〉的主要區別是句中有一個明顯表選擇的語素

“抑”（或）。T(，1)到M(，9)說明臺灣話的正反問句大部分和“抑”的使用有關，然而，官話卻傾向于避免

使用“抑”或“還”，而且把句型〈2〉進一步壓縮為M(，⑵2)：V＋NEG＋V（現在可能是副詞或助動詞的V除

外）。

臺灣話和官話中帶否定詞疑問句的不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官話已不再使用句型〈1〉（它帶有相

競性選擇的否定詞）， 因為這一句型中的否定詞在官話中已中和為“嗎”，換句話說，官話已把〈1 〉V＋N

EG變更為M（1）VP＋QP（嗎、呢）。與此相似，它也把句型〈2 〉變為M〈2〉（如上所示）。在句型〈1〉中

， 官話采用了古漢語的肯定謂語和否定謂語，并把他們壓縮為一個句子，正象把古漢語句型〈2 〉中的兩個

獨立的問句壓縮成M〈2〉中的一個句子一樣。

6.方言比較與“普遍”句法

正如我們所討論的那樣，臺灣話在詞匯中和與句法壓縮上都未達到官話那種程度。臺灣話保留著古漢語

句型〈1〉VP＋NEG，其簡單正反問句的句末仍使用“無”、“否”、“móu＠①”。這些否定詞仍可被視

為“相競性變化”，而且“否”在出現頻率上占優勢。從保持肯定部分與否定部分句法上的獨立以及持續使

用“抑”來看，臺灣話許多疑問句的正反性或相對性是十分明顯的。

顯而易見，臺灣話和官話在諸如正反問句這樣的句法結構上的基本差異，使我們對主要漢語方言的“普

遍”句法的假設持懷疑態度。通過對古漢語、臺灣語、官話進行歷時和共時比較，我們發現官話與其遠親古

漢語的差距顯得更大了，而且在不同結構的差異方面，“普遍”句法這一概念無法調和官話和臺灣話的主要

分歧。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臺灣話和官話在正反疑問句及其他語言現象上有很大不同，這主要是因為臺

灣話和古漢語之間有較近的親合關系，且沒有發展到官話那樣的程度。

觀察語料及其他語言事實可發現：官話的否定詞要少得多，而且在形成問句（尤其是正反問句）和用否

定詞回答問題時，結構選擇上的變化也較少。官話中更為壓縮的A不A疑問句顯示了一種更為復雜的結構，這

恰恰是臺灣話中尚未出現的一種創新。

總之，支配臺灣話句中否定詞使用的語言標準是共時上的句法和語義，正如上面所論及的，臺灣話的“

否”只在疑問句中出現，“mài＠④”在祈使句（及其他一些有限的語境）中出現，“móu＠①”（m

）在等同判斷句（及其他特定的語境里出現）。即使在臺灣話的“未”、“無”所能出現的句末位置，“否

”也不能出現。“mài＠④”可用于命令句，可以在與其他否定短語同樣的語境中出現，如“你mài＠

④/免/未使/ móu＠①通去”。但是臺灣話的“無”、“未”、“否”、“móu＠①”等，完全不能或

不能單獨在命令句中使用。“móu＠①”除等同判斷句外還可用于其他語境中，只是等同判斷句中要求出

現的否定詞只能是“móu＠①”，而不能是其他否定詞。

很明顯，從語義上來看，“無”的意思是“沒有”，“未”的意思是“還沒有”、“否”的意思是“不

”，“móu＠①”的意思是“不要”，“fò＠③”的意思是“不能”，“fiào＠②”的意思是“不

想（要）”，“fò＠③”的意思是“最好不”，所以他們用得是否恰當也明顯地受制于他們的語義。

更為重要的是，所有臺灣話否定詞的句法和語義功能是一系列歷史演進的結果，這一演進使他們保持目

前這種狀態。沒有人能解釋為什么臺灣話至今保持了20個古漢語否定詞中的6、7個，而在官話中，除兩個與

臺灣話不同的否定詞外，其他所有的否定詞都被舍棄了。同樣，沒人能解釋為什么相競性變化和其后的選擇

會造成如此不同的成分和結構。為什么官話否定在詞匯上進一步中和，并且在正反問句中句法上也出現進一

步壓縮？作為一種語言觀察，對這一點我們所能得出的唯一結論是：不同程度的中和以及壓縮看起來發生在

漢語方言的發展過程中，其實這些現象被視為發生于語言變化中的語言簡化方式的一部分。不過要證實或推

翻這一結論，只有通過其他語言的研究才能實現。

（責任編校：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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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哲著 趙宏譯 邢福義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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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英文標題是Aspects of Comprative Syntax BetweenMandarin and Taiwanese:Use of Neg

atives in Questions. 現譯成漢語發表出來，對認識臺灣話與普通話的歷史關系以及語言發展的模式與研究

方法有比較大的意義和價值。李英哲，夏威夷大學東方語言學系教授，國際著名語言學者、漢學家。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口加母左右結構

＠②原字為勿加要左右結構

＠③原字為勿加會左右結構

＠④原字為勿加愛左右結構

＠⑤原字氵加搟去扌左右結構

篇5

漢語方言，自古就有。《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說明孔子平常講方言，讀書、主持典禮（贊禮）的時候講標準語。《禮記?王制》有“五方之民，言語不通”的話，隋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也說：“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漢語史的研究也證明，漢語方言現象跟中華文明史同樣古老，同樣悠久。漢語史、音韻學、方言學等學科的研究還證明，現代漢語各方言尤其是南方的吳語、閩語、客家話、贛語、湘語、粵語等方言中，保留了程度不等的上古至中古漢語的語音特點。例如，閩語、客家話、粵語中保留了一些上古漢語沒有“舌上音”（類似j、q、x與zh、ch、sh之間的聲母）、“輕唇音”（f等齒唇音聲母）的痕跡；吳語、湘語（湖南省中小城市以下人民所說的老湘方言）中，保留了中古漢語聲母的“全清―次清―全濁”對應系統；閩語、客家話、贛語、粵語、吳語、晉語等保留了上古、中古漢語語音的入聲系統。取吳語的聲母，加上粵語的韻母、聲調，基本上就是隋唐音韻，今天的人們就能領略到唐詩的韻律，韻味，理解辛棄疾詞所說的“吳音媚好”。

為了保存祖宗留下語言，千百年來，人民尤其是南方的人民，作出了可歌可泣的努力。其中，客家人的精神尤其感人：為了使語言能代代相傳，不輕易變化，他們一直恪守著“可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的古訓。

可是，這些好不容易才得以保存下來的古代語言特點，最近一二十年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衰落的情形，可謂觸目驚心：環北京地區的許多大中城市，例如河北省的保定、石家莊，山西省的太原、大同，年輕一代基本上都只會說普通話，而不會說方言了。據說，方言成了地痞流氓二流子的專用語言。吳方言、湘方言等部分地區，濁聲母已消失殆盡；閩方言、粵方言、贛方言等的入聲韻尾，-p、-t、-k三分系統正在變得殘缺不全乃至合并為一個喉塞尾。我最近做了一點調查，發現，80、90后來自方言區的大學本科生、研究生，許多字已經只會普通話的讀音，而不知道家鄉話的讀音了。換言之，在他們的語言結構里，漢字的三個讀音系統：方言白話音、方言讀書音、標準語（普通話）讀音，前兩個系統，已經降低到相當于“文盲半文盲”水平，不太會讀了。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用不了多久，漢語方言就會大面積、大幅度淪陷，消失。

每年回南方老家，我都會發現，能跟我用地道家鄉話交流的人，在日漸減少。倘若我也跟唐朝詩人賀知章那樣，“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有朝一日，就會出現這樣的悲慘局面：家鄉再也沒有一個能聽得懂我說家鄉話的人！

篇6

世博盛宴有望超預期

與奧運概念股一樣，目前市場上主要將世博概念股分為世博前、世博中和世博后概念股三種類型。其中，世博前概念股主要由建筑工程、建材、房地產個股組成，目前基本上歸于平淡，世博中概念股主要包括餐飲旅游、商業零售以及交通運輸個股，目前來看應該是市場關注的重點，此外，由于世博會閉幕后世博主題館、世博軸等大建筑永久保留，因此世博后概念股可能主要集中在旅游業上。相比較其他單純依靠投資的區域主題投資概念，世博會可能會給相關公司業績帶來實實在在的影響，特別是對于世博會中受益明顯的酒店、商業以及交通運輸行業。

上海世博會從2010年5月1日開始至10月31日結束，共計184天，持續時間長，據官方預計將會迎來共約7000萬人次參觀，預期消費規模可達1880億元。此次世博會很可能會超過預期。

世博召開前，此概念仍有可能被熱捧。世博召開中，和召開后，會給相關公司帶來實實在在的業績增長，并且有可能是超預期的增長。因此，我們認為雖然世博概念乃至上海本地商業股的估值在行業中不具備優勢，但此時仍可關注世博股。建議關注世博和整合預期兼具的品種：百聯股份、新世界、益民商業、上海九百。

一季報增速有望創新高

如果說，世博是刺激商業零售股走強的外因的話，那么上市公司強勁的增長數據則是其走強的強大支撐。

經濟形勢好轉，消費信心回升。1～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25052億元，同比增長17.9％，比上年同期加快2.7個百分點，比2009年加快2.4個百分點。

用與上市公司數據擬合度更高的限額以上批零企業數據、千家重點零售企業數據、全國百家重點零售企業數據層層剝開看，越是大企業、越是行業代表性強的企業，從危機中恢復的程度越好。

2010年一季度，元旦和春節數據相對都比較好，為一季度乃至全年奠定基礎。加之上年一季度的低基數效應。今年一季報企業業績增速創新高的概率較大。

據商務部監測，1月1日至3日，全國千家核心商業企業實現零售額147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7.5％。其中，家電下鄉、以舊換新、節能產品補貼等政策對消費的拉動作用進一步凸顯，汽車、家電等商品銷售火爆。

據商務部監測，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2月13日至2月19日)，全國實現消費品零售額3400億元，比2009年春節黃金周增長17.2％，創歷年春節黃金周增長之最。黃金周期間，云南、重慶、黑龍江重點監測零售企業銷售額同比分別增長34.5％、25.1％和23.6％，遼寧、安徽、陜西、四川、河南、江蘇等地均增長20％以上。

我們應特別關注銷售數據比較好的公司。特別是2009年一季度增速落后的一線百貨公司或將脫穎而出。從我們重點跟蹤企業來看，一季度銷售能超出預期的有主要是百貨企業和專業連鎖公司，我們預計：凈利潤增長超過50％的公司主要有：通程控股、潮宏基、蘇寧電器、家潤多。凈利潤增長超過20％的公司主要有王府井、廣百股份、新華百貨、新世界、廣州友誼、人人樂、武漢中百。

適時吸納低估值品種

在經濟回暖和行業景氣回升的階段，受經濟波動明顯的一線百貨公司會率先二三線城市百貨公司反彈。而2009年一季度增速落后的一線百貨公司或將脫穎而出。此外家電和通訊銷售數據持續好轉，因此我們也應關注家電流通業的代表一蘇寧電器。

篇7

國內焊管龍頭企業

玉龍股份主營業務是焊接鋼管的生產、銷售，主要產品為螺旋埋弧管、直縫埋弧管、方矩形管和直縫高頻管四類焊接鋼，品種齊全。公司的產品被廣泛應用于石油、天然氣、煤漿、礦漿、城市供水、排污等介質的輸送以及海洋平臺、電站、化工和城市建筑結構用管領域。公司產品定位較為高端，螺旋埋弧焊接鋼管是公司的主導產品，報告期收入和毛利的占比均在30%以上，直縫埋弧焊接鋼管的收入、毛利占比穩步上升，目前毛利占比已超過40%。

公司通過不斷的技術改造和產品結構調整，擴大產品規模和產品品種，已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的民營焊接鋼管制造企業之一。公司具備一定的規模優勢，體現在原材料采購的議價能力、產品品種、規格的多樣化、生產裝備的利用率、技術工藝及新產品研發、產品質量和性能的保障等方面。公司品種規格最齊全，集成配套能力強，可以給下游公司提供一站式采購的選擇，增強應標競爭力；同時有利于協同生產，降低成本。

公司自設立以來堅持走產、學、研相結合的道路，提升公司的技術及工藝裝備水平，致力于新產品的技術更新及改造。此外，公司取得了國內外焊管生產、銷售的多項資質證書，保障和促進了公司的業務發展。公司在長期生產運營中與中石油、中石化等建立了良好供貨關系，中標多個大型工程，具有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產品信譽，擁有一批穩定的客戶群。

產品定位+區位優勢

由于我國原油和天然氣需求的持續增長，國內油、氣管網建設呈加速態勢，推動了國內輸送用鋼管市場需求。在行業高速發展的大背景下，公司業績也得到了迅速提升。2008－2010年度、2011年1－6月公司實現凈利潤分別為1.61億元、1.94億元、1.98億元和8011.94萬元。

篇8

關鍵詞：閩南文化；滲透；古漢語；閩南建筑；人文精神

一、現狀分析要求我們在語文教學中滲透閩南鄉土文化

（1）《語文課程標準》中要求“學生要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體會其基本精神和豐富內涵”。中學語文教材所選的詩、詞、文、賦、戲曲、小說等古代作品中，既蘊涵著古代文學知識，也蘊涵著深厚的傳統文化。閩南鄉土文化作為傳統文化的分支，在古漢語知識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許多經典古詩詞的豐富內涵都是通過具有民俗風情的“花燈”“茱萸”“龍舟”等來表情達意的。

（2）文化引進擠占了傳統文化。王森然在世紀20年代就說過：國文，非由我們自己來探索不可。但就現狀看來，我們卻過于注重甚至依賴外部探討，而忽視了語文學科自身的內部挖掘，更有甚者，出現了移植或者嫁接。葉運生在《素質教育在中國》一書中指出，“教育是文化遷延的惟一手段， 一切民族文化得以遷延發展的民族文化， 其根本的原因也是教育的成功所導致。”可見教育在傳承中國傳統民族文化中所處的重要作用。而不斷地進行所謂的文化引進，從而擠占中國千年的傳統文化，實在是喧賓奪主！故此，打開本土的閩南文化來教學，對國文的探索和文化的遷延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3）當前文化沖擊下的浮躁的社會必定需要用優秀的傳統文化來沉淀。異地高考的放開，讓學生融為一體，用閩南文化的滲透來引導學生之間的文化交流，有利于傳統文化的傳承。

二、如何在語文教學中滲透閩南鄉土文化

1.用閩南語推進文言文的基礎學習

當前的眾多閩南方言，繼承了上古漢語的主要特征，被學術界公認為“活化石”。據記載，閩南地區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就一直在中國的版圖之內，所以閩南人是正宗的漢人；又因為地形復雜，交通不便，使得閩南地區較少受到外來民族，外來文化的沖擊，從而閩南地區的語言很大程度地保持了它的古老。所以，閩南語中和古漢語密切相關的例子數不勝數：釋義，音韻規律，句式變化，語氣變化等。

（1）詞句、句式的變化。閩南語中把“客人”讀成“人客”[音：Lang3（第3聲） kei4（短促第4聲）]這在唐代杜甫的《感懷》：“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中得以體現。在閩南語中常會出現一些疑問詞“底”（何）：底事（何事），底地（何地），底處（何處），底時（何時）。而這一類疑問詞格式與詞匯和古漢語是相同的。

（2）釋義上的相同。“泯”（音：Mian1）：“相逢一笑泯憂愁。”解釋為不要，意思是一樣的。把鍋子叫做"鼎"（tiánn）， 筷子叫"箸"（tī）。臺劇女星常會說“焉耳”（這樣子而已），這也和《孟子.梁惠王》："盡心焉耳"（盡心這樣而已）是一樣的。糴（音似dia）：買。“糶”（音似tio）“入米”=買進糧食；“出米”=賣出糧食。還記得“問渠那（通“哪”）得清如水”吧，“那”的意思不是“哪里”，而是“怎么”！

（3）語氣詞也大同小異。閩南人會說，這粒西瓜有大（這個西瓜真大），這跟《詩經》里"有"字的用法很接近：《周南.桃夭》的“桃之夭夭，有其實。”（有：真大）。“爾”（也寫做“耳”）在上古漢語表示“僅此而已”。例如《史記?項羽本紀》的：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泉州方言中的“爾”至今保留上古漢語這一用法：今日無帶錢，袋仔總偌兩三箍銀爾。（今天沒帶錢，口袋里只有兩三塊錢。）

（4）音韻的變化。龔自珍詩《己亥雜詩》中有“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一句，讀這句詩時“斜”字發音應為xia（陽平，第二聲）而不是xie（陽平）。在閩南語里斜字的發音就是xia（陽平），完全一樣。再看“江”和“紅”，按造字法來說，三點水和絲字邊是各自的形旁，共同的“工”字是聲旁，它們的讀音按理應該是一樣或接近的。但在現代漢語的發音里，“工”gong（陰平，第一聲）和“紅”hong（陽平）的韻母一樣，而“江”jiang（陰平）的韻母就截然不同。可是閩南語中的“工”和“江”發音類似gang，“紅”發音類似“ang”，都是“ang”的韻。

類似如此的例子枚不勝舉，在語文教學中把握這一些閩南語與古漢語的關系，無疑可以讓學生更輕松掌握課標所要求的古文、詩歌鑒賞等內容。同時，閩南語與學生生活貼近，可以讓他們學以致用，將語文與現實生活結合，真正達到語文的知行合一。

2.用閩南語歌曲、童謠、民俗、小吃、建筑、茶文化等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

在語文教育中，我們應該要把健康的娛樂教育作為美育的主要內容之一，但我們當前的語文教育卻很少關注那些非官方的文化形態，如各種民俗、民間手工工藝、民間故事、民歌民謠等。而我們閩南地區，一直有以丑見美的高甲戲、閩臺流轉的歌仔戲、充滿諧趣的民間“講古”、世界一流的提線木偶和布袋戲，更有被譽為“中國民族音樂瑰寶”的、縈繞在兩岸同胞之間的南音。而南音里的種種樂器，更是多少文人騷客抒情表意的載體！所以，我們在教學中，就需要關注這些閩南文化形態，以探求屬于它的趣味之美！

篇9

關鍵詞：中古漢語；詞匯；復音化；動因

中圖分類號：H13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3）01—0110—02

一、中古漢語的界定

眾所周知，漢語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詞匯作為語言中最為敏感的因素，社會的變化無疑會在詞匯中留下痕跡。“要對從先秦直到明清的各個歷史時期的詞語一個一個地搞清楚，對漢語各個時期的詞匯的面貌有一個比較清晰的了解”，才能清晰地了解漢語詞匯系統的歷史面貌。因此“先搞好各個歷史時期斷代的詞匯史研究，再進行整體的研究會更好”，所以對漢語詞匯進行斷代研究尤為必要。但是目前，學界關于中古漢語的斷代問題意見仍未統一。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緒論》中將公元四世紀到十二世紀（南宋前半期）劃為中古期，九十年代向熹在《簡明漢語史》中對漢語史的分期與王力先生相同。朱慶之在《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匯研究》中則把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看作是中古期，我們這里所說的“中古漢語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從東漢至隋末這一時期大約四五百年間的文獻、特別是富含較多口語文獻的語言。”

二、中古漢語復音詞研究概況

漢語復音詞的研究學界很是關注。實際上對于中古漢語復音詞的關注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的《詞匯的發展》這一章就曾對該時期的若干詞語進行過開創式的探討。可以說直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對于中古漢語復音詞的研究僅涵蓋在少量的漢語史論著中，研究成果相對較少。八十年代以后，才有大批學者對復音詞進行了斷代的或專書的研究。此后，中古漢語復音詞的研究論著不斷涌現，研究隊伍日益龐大，研究理論以及研究方法不斷創新，使得中古漢語復音詞的研究取得了大批新成果。

三、中古漢語復音化的原因

復音詞是漢語詞匯中詞的一種重要形式，即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音節構成的詞。古代漢語詞匯以單音詞為主，現代漢語詞匯則以復音詞為主。漢語詞匯從單音節向復音節的轉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古漢語時期作為漢語詞匯發展史上承上啟下的一個重要階段，此期漢語詞匯系統發生了重要變化，主要表現為漢語復音化進程空前加快，新生復音詞大量涌現，漢語復音詞的構成方式日漸多樣化。我們知道從理論上來講，任何事物的發展變化都是內部原因與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古漢語詞匯系統的這些變化也是語言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中古漢語復音化的外部因素

詞匯作為語言中最為敏感的一部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會在詞匯系統中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因此，社會的發展變化直接影響著漢語詞匯系統的發展。

從中古漢語發展的外部因素來看，首先，佛教的傳入加快了中古漢語詞匯的復音化進程。眾所周知，佛教自西漢末年從古印度傳入我國，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逐漸盛行。而中古漢語所處的歷史時期正是佛教第一次大規模地傳入我國的時期，我們都知道“任何不同文化的接觸、交流、碰撞，都會在語言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語言是一切觀念形態的載體，任何一種外來的思想文化的影響無不以語言作為媒介，而語言無疑又是最先感受這種影響并接受這種影響。”佛教傳入中國以后，佛經的漢譯工作也隨后展開，佛教開始滲透到我國文化的各個領域，這一社會現象反映在詞匯系統中無疑會給漢語詞匯系統注入新鮮血液，即產生大量的新詞新義。例如，新詞【袈裟】：梵文kasaya音譯，指佛教僧尼的法衣。【夜叉】：梵語yaksa的音譯，指鬼。【浮圖/佛圖/浮屠】1：都是梵語Buddh——Stupa的音譯，指佛塔、佛寺，卻有三種不同的寫法。《異苑》卷四：“未幾，為謝玄破于淮淝，自縊新城浮圖中。”《拾遺記》卷四：“于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及諸天神仙，巧麗特絕。”【地獄】1：梵語Naraka的意譯，指苦的世界。【法師】：梵語dharma——bhanaka的意譯，指通曉佛法又能引導眾生修行之人。

新義如【居士】：本指古代有德才而隱居不仕或未仕的人，轉譯梵語grha——pati，指在家教徒。《異苑》卷五：“汲郡衛士度，苦行居士也。”【方便】：梵語叩aya意譯，是十波羅蜜之一，指佛普渡眾生時采用的各種方法、手段。后用來表示一般人所用的方法手段，“方便”由佛教意義泛化為普通意義，這個意義在中古時期很常見。

除了佛教的傳入給漢語詞匯的發展帶來了重要的影響之外，道教的發展以及玄學的產生也給漢語詞匯增加了大量新生復音詞。道教源于我國本土，形成于東漢末年，“漢末、魏、晉時代，上至帝王宮廷，與士族巨室，下至販夫走卒，由于世家宿信仙人的觀念，已相沿成習，猶如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十之八九，世家傳統，都是信仰佛道兩教。”因此，中古漢語詞匯系統中產生了大量神仙、方士以及羽化升仙的詞語。如【真人】：道家、道教者稱“修真得道”或“成仙”之人。【丹藥】：指作為煉月一的藥物。外丹術中指鉛、汞、硫磺、礬石等；內丹術中指精、氣、神等。【化鶴】：仙化、成仙。另外，在中古漢語時期，一種融合儒道兩家的新思想——玄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產生。語言作為社會生活的反映，社會上的任何微小的變化都會在語言中留下痕跡。因此，玄學的產生又為中古漢語詞匯系統注入了很多玄學詞匯，如相人、道術、道法、巫人、秘術、渾天等等。

由此可見，佛教的傳入以及道教玄學的產生，加快了中古漢語復音化的進程，豐富了漢語的詞匯系統。

（二）中古漢語復音化的語言內部因素

“上古漢語中以單音節為主，就單音詞來說，一個詞就寫成一個漢字。”“漢語詞匯雙音化的內因在于處于詞的核心地位的詞義必須適應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單音節的詞形和詞音在某種程度上已限制了詞義的發展，詞形和詞音是為表達詞義服務的，因而也必須適應詞義的發展。”中古漢語時期詞匯系統中除了增加了大量復音新詞以外，還產生了大量的單音新詞，但是單音詞的無限產生對于人們的交際來說無疑成為一種負擔，因此必須在單音形體的基礎上構造復音新詞，以減少交際的障礙。此外，此期筆記小說的語言內容豐富、口語色彩極強，而且由于社會的發展，交際中已經不再滿足于雙音節的構成方式，三音節、四音節的詞語不斷產生。

中古時期志怪小說新生詞構成比例表

書名搜神記搜神后記拾遺記幽明錄異苑冥祥記應驗記博物志單音新詞5021732364375復音新詞397127372365328681404162單復比例1：7.91：6.11：53.11：11.41：10.61：16.21：80.81：40.5從上表的統計數據我們可以看出，中古時期志怪小說中的新生復音詞比例遠遠高于單音詞，而且新生復音詞穩步增長。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中古漢語詞匯復音化進程的加快，從外部因素來看主要是因為佛教的傳入以及本土道教及玄學的產生，社會上的這些變化為漢語的詞匯系統增加了大量新生復音詞；從語言內部因素來看主要是漢語構詞法的發展，進入中古時期，漢語語法構詞迅速發展，使得漢語中的復音詞不斷增加；同時，此期文學語言的變化，筆記小說的大量涌現也使得漢語詞匯系統日漸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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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殷周金文；實詞虛化；虛化路線；動詞；介詞；副詞

作者簡介：武振玉，女，史學博士，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漢語史和古文字研究；梁浩，女，吉林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從事古漢語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兩周金文動詞詞匯研究”，項目編號：12FYY010；吉林大學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行動計劃創新團隊建設項目“漢字與中國古代文化”，項目編號：2012FRTD06

中圖分類號：H0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3）05-0149-06

實詞虛化是漢語虛詞產生的主要途徑，相關研究已取得了豐碩成果，但研究范圍還限于傳世文獻，對出土文獻中的相關現象，學界關注的尚不多。而殷周金文中有不少實詞和虛詞用法同時并見，其間的詞義聯系清晰而明確，可為探討早期實詞虛化過程提供重要參考；個別詞的一些用法甚至不見于傳世文獻中，更可對傳世文獻起補充佐證作用。就詞義虛化過程看，有下述幾種情況。

一、經歷了“動詞?介詞?連詞”虛化過程的，有“暨”、“及”、“以”、“用”四詞

用：殷墟甲骨文已常用為動詞，表“施行”義，如“茲用、用羌”等。殷周金文延續了這一用法，如：白（伯）雍父自乍（作）用器（16·10074伯雍父盤，西中）。此外，還可以表示“遵循”義，如：女（汝）母（毋）弗帥用先王乍（作）明井（型）（5·2841毛公鼎，西晚）；“遵守”義，如：敢不用令（命），則即井（刑）撲伐（16·10174兮甲盤，西晚）；“調動”義，如：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君符，乃敢行之（18·12109杜虎符，戰晚）。這些都是抽象的“用”。在此基礎上，“用”首先虛化出引進憑借對象的介詞用法，如：師器父乍（作）尊鼎，用亯（享）考（孝）于宗室，用祈眉壽黃耇吉康（5·2727師器父鼎，西中）。此類用法出現頻率極高（560多例），與金文的特定內容有關。在介詞基礎上進一步虛化，“用”也產生了連詞用法：一是位于因果復句后一分句中表示結果，一是位于因果復句前一分句中表示原因。前者居多（80多例），如：易（賜）貝百朋，白（伯）姜對揚天子休，用乍（作）寶尊彝（5·2791伯姜鼎，西早）；后者很有限（5例），如：於虖哀哉，用天降大喪于下或（國），亦唯噩（鄂）侯馭方率南淮尸（夷）東尸（夷），廣伐南或（國）東或（國）（5·2833禹鼎，西晚）。從出現頻率看，動詞“用”和介詞“用”都很常見，而連詞“用”則相對少些；從出現時間看，動詞“用”在各個時期都很常見，介詞“用”多見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時期，連詞“用”則基本只見于西周時期（各個時期分布比較平均）。

以上“眔”、“及”、“以”、“用”四詞都經歷了由動詞到介詞再到連詞的虛化過程，其中“眔”、“及”的虛化過程基本相同，都是由“及于”義動詞到偕同義介詞再到并列連詞。二者的不同一是“眔”的出現頻率高于“及”，二是“眔”的出現時間明顯早于“及”。“以”也經歷了從動詞到介詞（特別是偕同義介詞）再到連詞（特別是并列連詞）的虛化過程；不同的是“以”的動詞本義與前二詞相差頗多，同時其介詞和連詞用法較前二詞豐富。“用”與“以”在介詞用法上表現出很大的共性，即都主要用為對象類介詞。兩者的不同一是“用”的出現頻率明顯高于“以”；二是“用”的出現時間早于“以”（具體為西周時期只用“用”，西周晚期出現了“以”，春秋時期二詞同現，以“用”為主，但“以”的出現頻率明顯上升，戰國時期“以”取代了“用”）；三是“以”的詞義虛化程度較“用”深。與介詞用法不同的是，雖然“以”、“用”都進一步虛化出連詞用法，但“以”的連詞用法（表示并列、承接、原因等）明顯較“用”（表結果、原因）豐富。

“動詞?介詞?連詞”的虛化路線是古漢語中很多虛詞共同經歷過的虛化過程，是漢語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條虛化路線。殷周金文所體現出的這方面特點很具典型性。

二、經歷了“動詞?介詞”虛化過程的，有“于”、“在”、“從”三詞

從：殷墟甲骨文已見，用為動詞，表示“（使）跟隨”義。殷周金文沿用，如：過白（伯）從王伐反荊，孚（俘）金，用乍（作）宗室寶 （尊）彝（7·3907過伯簋，西早）；叔邦父乍（作）簠，用征用行，用從君王（9·4580叔邦父簠，西晚）。在此基礎上虛化出介詞用法，但用例很有限，只有《中山王兆域圖》（16·10478）“從丘坎以至內宮六步，從丘坎至內宮廿步……從內宮至中宮廿五步，從內宮以至中宮卅步，從內宮至中宮卅六步”中的“從”可視為介詞。

以上“于”、“在”、“從”三詞都是由動詞向介詞方向虛化的，三詞均是傳世文獻中常見的虛詞，但在金文中的表現有所不同：“于”的虛化程度最深，其動詞用法秉承甲骨文，在殷周金文中已屬殘留用法；其介詞用法很豐富，表明其虛化過程已完成。“在”、“從”則恰好相反，在殷周金文中都主要用為動詞，介詞用法很有限，表明其正處于虛化的初始階段。

三、經歷了“動詞?時間副詞?范圍副詞”虛化過程的，有“咸”一詞

四、經歷了“動詞?時間副詞?關聯副詞”虛化過程的，有“既”一詞

據上，“咸”、“既”二詞的虛化過程也很相似，即都經歷了由“完結”義動詞到時間副詞再到其他副詞的虛化過程，所不同的是“咸”進一步虛化為范圍副詞，而“既”進一步虛化為關聯副詞。但在傳世文獻中，“既”其實和“咸”一樣，在虛化為時間副詞后也虛化為范圍副詞，只是用例有限，而殷周金文中未見類似用法。就此后的發展看，“既”的時間副詞、關聯副詞用法都一直常見且沿用至現代漢語中，而“咸”的動詞、時間副詞用法在傳世文獻中都很少見，其范圍副詞用法也主要應用于上古漢語中，中古以后只為仿古之用。

五、經歷了“動詞?范圍副詞”虛化過程的，有“具”一詞

六、經歷了“動詞?頻率副詞”虛化過程的，有“復”一詞

七、經歷了“否定動詞?否定副詞”虛化過程的，有“亡”、“無”二詞

以上后五類都是由動詞向副詞方向虛化的，包括由動詞虛化為時間副詞再虛化為范圍副詞的“咸”，由動詞虛化為時間副詞再虛化為關聯副詞的“既”，由動詞虛化為范圍副詞的“具”，由動詞虛化為頻率副詞的“復”，由否定動詞虛化為否定副詞的“亡”和“無”。由動詞到副詞也是漢語實詞虛化的一條主要路線，傳世文獻中的范圍副詞“悉”、“盡”、“了”、“總”、“都”等也經歷了相同的虛化過程，殷周金文則提供了早期的例證。

綜上，見于殷周金文的較為明顯的實詞虛化路線主要是“動詞?介詞?連詞”和“動詞?副詞”，這也是傳世文獻中常見的兩條虛化路線。殷周金文作為上古漢語早期的可靠語料，其中出現的具有典型性的實詞虛化實例，正可為探討早期實詞虛化過程提供佐證。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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