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語言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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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認知語言學語言教學啟示

一、語言能力與語言習得

語言能力是一個結構有序的具有規約性意義的符號單位組成的清單庫，詞庫與語法構成一個連續體。結構有序意指語言具有系統性和層級性；規約性意義意指與各種知識、語言實際使用密切相關；清單庫意指語言本身不具有創造性，創造性是語言使用者的特征；符號單位構成一種語言的語法的全部內容。能用來描寫語言系統的單位是：實際出現的語義、音系或符號單位；允準結構的圖式。

語言能力是人類總體認知能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的語言能力與人的社會、文化、心理、交際、功能相互作用。語言能力觀意味著語言能力以具體的語言項目為基礎，具有社會文化的特征，語言項目之間形成一定的結構關系，語言項目是一個一個習得的。

二、語言識解與語言產出

語言使用事件是一個實際的語言使用行為，無論是語言表達式的選擇、語言資源的利用，還是非語言資源如記憶、規劃、問題求解能力、各種知識以及對社會、文化和話語語境的把握，都是由語言使用者控制的。易言之，在語言使用過程中，語言使用者的主體性起著關鍵作用。因此，語言使用中的語義建構離不開語言使用者的識解。語言使用者的識解對解釋外語學習中的語言產出具有核心意義。只有從語言使用和說話者識解的視角來考察語言習得者的語言型式才能充分理解基于使用的理論模型與語言習得的良性互動關系。（王寅，2005）

語義是語言的核心，而語義的核心又是識解。識解使得語言使用者可以用各種不同方式來看待相同的和不同的事件和語言行為。語言由此而變得更加復雜和靈活。人們使用語言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隱喻的。隱喻是思維和語言運行的基本方式之一。隱喻在詞和構式的多義性、習語的形成、語篇的建構、表達方式的選擇、新詞新語的創造等各個方面都無所不在。（劉正光，2010）

語言表達式的意義取決于語言學習者的識解，一方面意味著語言的約定性本質，另一方面表明使用者對話語中語言表達式的分布具有選擇決定權，即語言使用者處于語言使用事件的中心地位。學習者不斷發現所學語言的理據性結構和原則，這一過程的本質就是自主學習能力在不斷增強。（文旭，2007）

三、語言理據與語言教學

研究表明，洞察性學習比機械性學習要有效得多。認知語言學的語義中心觀實際上就是強調語言的理據性。關于理據在語言學習中的重要性，理論語言學家和應用語言學家都有明確、中肯的論述。有理據的詞語學起來比沒有理據的要容易得多，同時有理據的知識記憶使用起來也要比沒有理據的要容易。明確地理解語言的工作方式，將經驗服從于分析的需要，適合學習者的認識風格。事實上，當學習者了解了語言的工作方式，他們就會開始構建或重新建構他們個人關于所學語言的各種假設。語言系統中的各種理據對語言教學具有許多啟示意義。Boers & Lindstromberg（劉正光，2010）總結了以下三點：

第一，深化學習者對所學內容的理解。學習者在掌握其理據過程中更加關注其內涵意義并激活其語義網絡。如drive sb.into a corner（把某人逼入絕境）這個習語來源于拳擊比賽。在拳擊比賽中，一方被逼到角落，說明已經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了。學習者了解了這方面的知識并聯想起這樣的場景后，可以對同樣來源的詞語的意義作出預測，如corner（步步緊逼）作動詞用的意義。將新詞語與已有知識聯系起來有助于學習。

第二，加深記憶。學習者在語言學習過程中思考意義與意義之間、形式與意義之間的聯系，在語言習得研究中被認為是一個擴展的過程。擴展分為語義擴展和結構擴展。語義擴展指關于詞或構式的意義的心理活動，結構擴展指關于詞或構式的型式的心理活動。由于擴展是在比較深的層面上處理信息，因而能增加信息在記憶中永駐的可能性，促進學習。

第三，認知語言學認為意義的構建過程就是概念化的過程。在概念化的過程中，語言中所隱含的文化內容必定影響著概念化的內容與方式。因而，理解目標語文化中所隱含的個性化內容、價值系統和態度也就成為了語言學習的目標，而不僅僅是作為增強語言學習者的語言能力的工具，語言也就不僅僅是交際的媒介。這樣的語言與文化本身就是認知和情感的財富，能擴展學習者的百科知識和跨文化能力。了解語言的運行機制、意義的生成方式、語言與文化以及和概念化之間的相互聯系，有助于進一步理解目標語和目標文化，同時也更深入地理解母語與母語文化，從而形成對世界的新的認識。當語言學習者了解了語言的運行方式、意義的生成方式、語言與文化以及與認知的聯系，他們就會從不同的視角更深刻地解讀目標語及其文化，同時更深刻地理解母語和母語文化。

四、認知語言學理論與語言學習

認知語言學的原型范疇化理論、概念隱喻理論對全面培養語言、文化和思維能力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文化通過語言影響思維方式，直接反映在不同文化對經驗世界（概念）的范疇化方式之中。不同文化中的概念原型往往是有差別的，如色譜。英語和德語中焦點顏色有十一種，而漢語中往往認為是七種。顏色詞的文化引申意義也差別很大。學習者在理解文化差異的過程中，一方面可以體會到范疇化邊界的模糊性，另一方面又可以理解文化的邊界性和不可譯性。學習者逐漸明白母語和外語無論是在語義關系還是在結構相似性上都不可能一一對應或對等，更不用說文化內涵與聯系了。發現差異的過程就是培養語言與文化意識的過程。（劉正光，2010）

認知語言學認為，文化不是外在于語言的某個方面，而是存在于語言本身的各個層面，就在每一個詞中、每一個語法構式中，可以通過語言行為和語言分析發現，不斷地由語言來交流。在對每一個詞、每一個語法構式，對不同語體和語篇中的隱喻和轉喻基礎的認識與學習過程中，學習者會逐漸發現概念隱喻的操控功能，從而意識到語言是靈活的和具有力量的，同時了解語言中的文化知識。概念隱喻可以從三個方面培養學習者的思維能力。

第一，概念隱喻指我們的概念系統中存在一個隱喻結構，這個結構潛在地影響甚至建構我們的思維方式，如以空間表達時間，以旅行表達人生，以建筑物表達理論。

第二，學習者逐漸掌握這樣的概念隱喻的過程也是一個學會抽象思維的過程，一個發現事物之間的相似性的過程，一個建立概念結構或概念域的過程。

第三，由于隱喻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特征，學習者理解隱喻的過程也是逐漸擴展觀察問題和思考問題的視角、促進思維逐漸理性化的過程。（劉正光，2010）

隱喻的學習可以加深對習語的理解與記憶。習語曾被認為是語言中的“死喻”，因為它們已經變得非常穩定和廣為接受，使用者對它們的隱喻性特征已經習以為常了。但是認知語言學的研究表明，有兩種方法能夠重新激活習語背后生動的意象，一是發現其中的概念隱喻，二是追溯其產生的原有語境和本義。如果學習者能夠根據概念隱喻原理去理解習語產生的直義基礎，他們繼續學習的愿望就會更加強烈，理解和記憶習語的效果也會更好。

隱喻的學習能增強對多義性的理解能力。語言中多義性是一種普遍現象。不同的意義形成一個語義網絡。語言是一個由意義、詞、語音等符號單位組成的認知網絡。如果把一些高頻詞的不同意義分別處理為單義詞、同音異議詞等，對語言學習是沒有好處的，因為這就把意義之間的相互聯系切割掉了。以介詞為例。介詞所表達的時空意義與人類的空間經驗緊密相關，并形成一個網絡。它們之間聯系的一個基本機制就是概念隱喻。大量證據表明學習者如果知道從中心意義到擴展意義中概念隱喻所起的作用，學習效果就要好得多。

五、認知語言學與整體性教學

對語言本質特征的認識，決定著對語言習得過程的認識和對語言教學基本原則的選擇。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的本質特征是符號性，語言構式都是有意義的符號單位；語言的符號性決定了語言的基本目的之一是為交際服務。語言知識是語義、語音和符號特征的統一知識。

語言知識是互相聯系的，語言不是一個獨立的認知器官，各種認知能力相互作用，協同發展。認知語言學關于語言本質的認識及其基于使用的語言觀從微觀和宏觀的層面都為整體教學提供了理論依據。

從微觀的視角看，語言是由形義配對構成的符號單位組成，詞匯與語法構成一個連續體，這表明語言學習必須是形義作為一個整體同時學會。

從宏觀的視角看，語言知識是從語言使用事件中逐漸抽象出來的，這表明，語言知識包含了豐富的社會、文化等語境知識，更重要的是，還包含了語言學習者對語言使用事件的識解。這就是說，在語言使用中，認知的、情感的等各種因素相互作用。

認知語言學和基于使用的語言理論模型為解釋人類怎樣學會語言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模型與方法。基于使用的理論模型認為，語言知識是逐漸從初級圖式到高級圖式抽象出來的。（劉正光，2010）

六、認知語言學的語言觀對語言教學的啟示

認知語言學具有三個基本特征：語義具有中心地位；語言以使用為基礎，語法產生于語言使用；所有符號單位都有意義（劉宇紅，2006）。基于使用的認知語言學的語言觀對語言教學原則具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啟示：一是普遍規則的作用有限，二是文化教學（包括交際、社會的文化語境）必須貫穿于語言教學。

之所以說普遍規則作用有限，是因為完全具有普遍意義的構式在約定性型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因此，即使完全掌握了語言規則也不能確保語言習得的流利性。事實上，要實現語言習得的流利性，學習者必須掌握大量的固定表達式和具體場合下遣詞造句的基本方式。要充分考慮詞匯、語法以及其他語言知識之間的相互作用與關系。詞匯、語法必須教，但絕對不能成為語言教學的主要教學內容，甚至全部內容。語言不僅僅是由詞匯和語法組成，它還包含著大量的各種文化內容。更重要的是，語言學習不是掌握一個靜態的知識系統，而是要掌握語言的使用。語言在使用的過程中由于認知的參與會變得十分復雜和靈活。

參考文獻：

[1]王寅.認知語言學探索[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2]劉正光.認知語言學的語言觀與外語教學的基本原則[J].外語研

究，2010，（1）.

[3]文旭.語義、認知與識解[J].外語學刊，2007，（6）.

[4]劉宇紅.認知語言學：理論與應用[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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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認知語言學 體驗哲學 認知科學

1.引言

西方哲學的發展在各個領域都占據重要地位。哲學的對象有兩次轉變:第一次是在近代,從古代哲學對客體的研究轉為近代哲學對主體的研究;第二次轉變是二十世紀初,從純粹的主體研究轉向主體與客體的中間環節――語言。其中出現了英美分析哲學、數理邏輯方法研究語言,如結構主義的誕生(formalism)。在語言學中亦是如此。語言學習者、研究者在理解一個語言理論時都要追尋她的理論引導者,也就是哲學的足跡。對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興起的認知語言學也是如此。

萊考夫和約翰遜(1999)將認知科學分為兩代:第一代認知科學,起源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認知心理學成為心理學的研究方向,轉換生成語言學漸成主流,計算機被運用于只能和人知的研究,以傳統的英美分析哲學和先驗哲學為基礎;第二代認知科學起源于二十世紀70年代,認知語言學發展迅猛,對第一代認知科學進行了尖銳的批判,積極倡導體驗哲學。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喬姆斯基用以發展成熟的形式化方法研究語言,建立轉換生成與語法,是建立在理性主義,先天主義和心理主義基礎之上的,屬于英美分析哲學的傳統。喬姆斯基將笛卡爾哲學和形式主義哲學加以綜合,形成了一種混合哲學,構成了他的語言學基礎,與第一代認知科學的觀點基本一致。第二代認知科學出現于二十世紀70年代,以體驗哲學為基礎,對第一代認知科學提出了尖銳有力的批判,堅決反對分析哲學的基本觀點、認知心理學的符號加工假說和轉換生成語言學中的先驗哲學假設。認知科學家對于一些基本的哲學問題的看法提出新的見解,對關于真實、本質、因果、自我、時間、道德、價值等問題做了重新思考。

認知語言學發端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是在吸收了認知科學及其他領域,如認知和發展心理學、認知人類學、神經生物學等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傳統哲學認為這些是一些抽象的和深奧難懂的問題,而認知科學家則認為理解這些問題都需要涉身的體驗(embodied)和反省(introspection)。因此,思考這些問題是跟我們日常處理經驗的能力有關。認知語言學創始人萊考夫和約翰遜認為知識(包括概念和推理)不是先天的,而是通過感官后天習得的。認知語言學的哲學基礎是體驗哲學,強調心智的體驗性、認知的無意識性、思維的隱喻性(1999,Lakoff & Johnson)。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萊考夫和約翰遜在“涉身哲學――被體驗的心智及其對西方思想的挑戰”(1999)一書中,開篇就闡明了認知科學的三大發現:認知的無意識性、心智的體驗性、思維的隱喻性。認知語言學的基本觀點與第二代認知科學一致(王寅,2007)。以下在本文中將詳細介紹這三大發現,以證實認知語言學的哲學基礎是體驗哲學。

2.認知的無意識性

萊考夫和約翰遜(1999)認為,有意識的思維只是冰山之巔而已,95%的思維在表層意識之下進行,并塑造與結構我們所有的思維。認知的無意識性是指對我們心智中的所思所想沒有直接的知覺,我們即使理解一個簡單的話語也需要涉及許多認知運作程序。例如,對話的復雜過程包括:訪問與說話內容相關的記憶;領會作為語言的音流,將它分為能夠區分的語音特征和片段,劃分因素,并將它們組成音素;指派一個結構給該語句;選擇詞語并賦予它們與語境相應的意義;將語句的語義和實際意義理解為一個整體;根據相應討論內容制定談話框架;對正在討論的內容作出相應判斷;對相關的內容做出內心的想象,并檢查這些現象;填補談話中的空缺;注意并理解對話者的肢體語言;預期談話方向;想好說什么以作應付。看似簡單的對話過程竟包含如此多的無意識行為,而且這種對話能力也是無意識中習得的。分析的神經過程是如此復雜,但是不為人所覺察,運作太快,即使集中注意力也不能覺察到,而且不需要花什么努力就能進行這種自動化的運作。視覺、聽覺、嗅覺、感覺等神經加工過程是不可能被意識到,大部分推理也不能被意識到。語言的習得也是在無意識狀態下進行的。無意識中的空間關系和意象圖式這類成分與理解具有因果關系。當我們理解“在花園里的一只蜜蜂”時,我們就把一個富有想象力的容器結構加在“花園”上,蜜蜂在這個容器之中。加在“花園”上的認知結構就被稱為“容器意象圖式”。認知結構在形成理解時就起到因果作用,此時的理解,就將蜜蜂概念化為處于某物之中。

3.心智的體驗性

心智、概念、推理、認知是出自身體,概念系統也是出自身體,意義也是基于我們的身體經驗,也是通過我們的身體經驗形成的。又由于我們絕大部分概念是隱喻性的,意義不完全是字面上的,因此傳統的真值對應理論是錯誤的。王寅認為“體驗性心智”假設(the embodied-mind hypothesis)了傳統哲學的基礎,徹底批駁了二元論、先驗論、客觀主義、形式主義。倘若這些觀點不成立,整個西方哲學就不成立。因此體驗哲學是對西方哲學的一個挑戰。體驗哲學和認知語言學的核心觀點是:人類的范疇、概念、推理和心智是基于身體經驗形成的,其最基本形式主要依賴于對身體部位、空間關系、力量運動的感知而逐步形成的,歸根結底,認知、意義是基于身體經驗的。首先體驗的是空間,包括地點、方向、運動等,這兩者便是人類概念和語言之始源。人類的認識是基于對自身和空間的理解,沿著由近及遠,由具體到抽象,由身體和空間間到其他語義域的道路逐步發展起來的。關于體驗的對象首先是空間(包括地點、方向、運動等)這一觀點,認知語言學家對這一觀點給予了高度重視,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新解釋。認為在事件和狀態的語義域中,事件、狀態、路徑、地點-功能是用來分析空間和運動的子集。其次,在人類的感知和體驗過程中,身體是我們形成若干其他概念(包括抽象概念)的主要基礎,是人類原始思維的出發點,也是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根本來源,在形成認知的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如“頭”、“腰”、“腳”可用來對應地表示山的部位:山頭、山腰、山腳、樹頭、樹腰(樹干)、樹腳(樹根)等空間體驗。

4.思維的隱喻性

萊考夫和約翰遜于1980年出版《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書指出:“隱喻的本質是用一種事情或經驗去理解和經歷另一種事情或經驗。”隱喻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英語里大約有70%的表達是隱喻性的,“我們賴以思維和行動的一般概念系統,從根本上講是隱喻式的”。隱喻是我們形成概念、進行推理的基礎。人類的思維蘊于身體,我們擁有現在所有的這一些概念隱喻,都是由我們的身體經驗和物理經驗(bodily and physical experience)決定的。隱喻是植根于我們的生活經驗的。以MORE IS UP這一概念隱喻為例,Lakoff &Johnson(1980)最早對其進行了討論,這一隱喻反映在很多日常表達中,比如Prices go up,His income came down,Unemployment is up,Exports are down,etc.認知語言學認為這一隱喻產生于類似下面列舉的一些日常生活經驗:往杯子加水,隨著水越來越多,杯子里的水位也逐漸上升;書堆得越多,每增加一本書,整體的高度就會往上升。這樣的生活經驗有很多,而且它們擁有一個共同的結構,即數量域與空間域之間的對應關系,多對應上,少對應下。日常生活中的經驗不可避免地會使我們獲得基本概念,這是形成隱喻的根據。隱喻是身體、感知、體驗、大腦和心智的產物,因此,我們只能通過體驗才能獲得意義,這樣就把主觀判斷與感覺運動經驗連接起來。

5.結語

體驗哲學強調概念、范疇、認知、心智、推理等基于身體經驗,強調心智的體驗性、認知的無意識性、思維的隱喻性。強調身體和大腦的第一性,強調經驗和實踐的決定作用,是符合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同時,體驗哲學也提出了一個嶄新的哲學理論,對傳統哲學中基本觀點和思想進行了挑戰,對于我們今后理論的發展具有較大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Lakoff,G & Mark J.Metaphors We Liveb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Lakoff,George,& Mark 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New York:Basic Book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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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對外經貿學院，遼寧 大連 116052）

摘 要：認知語言學是最近若干年來在我國獲得快速發展的語言學分支，相關學者相繼從多方面對它進行了研究并取得了較多的研究成果。筆者嘗試從認知語言學視角分析文化翻譯教學進行研究，以便更好地把握認知語言學的定義、翻譯觀；并結合文化翻譯教學的相關注意事項，對其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進行分析和把握，希望能夠為相關人員在文化翻譯教學方面提供有益的參考。

關鍵詞 ：認知語言學；文化翻譯；課堂教學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4-0181-02

基金項目：校級科學研究項目，項目名稱：語言學視角下母語負遷移對二語習得的影響（2014XJLXQN001）

認知語言學研究的重點之一是認知活動和過程。文化翻譯是再創造的過程，是譯者對原著的認知活動。從認知過程來看，認知語言學關注創造性以及體驗性，這一理論認為，認知過程不同，會產生不同的翻譯結果。同時，翻譯與文化密切相關，離開文化背景的翻譯很難取得成功。因此在翻譯教學中要切實加強文化意識培養，充分認識到認知語言學對文化翻譯教學的影響。

一、認知語言學及其翻譯觀

認知語言學是對大腦中相關語言機制進行研究的學科。認知語言學形成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80年代到90年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已經變成為當前新興的主流語言學流派之一。通常情況下，學者們認為認知語言學的主要來源于以下三方面，這三派的相關學者也被看成是英語國家在認知語言學界的重要代表人物：（1）從轉換生成學派中分裂出來的部分生成語義學家，例如Lakoff以及Langacker等人。(2)從功能或認知角度對語言進行研究的相關學者，例如Dirven以及Taylor等，這些學者認為利用較為普遍的認知方法對語言的功能以及形式進行研究，能夠使得人們對語言表達中的認知機制進行更深入的研究。(3)對認知進行研究的相關人類學家、哲學家以及心理學家等，主要包括了Gibbs、Johnson以及Putnam等學者。國內知名學者王寅對國內外知名的認知語言學家相關理論進行了研究，給出了如下定義：認知語言學是一門新興的跨領域學科，強調通過自我認知以及身體經驗、借助知識結構以及認知方式等，合理地解釋隱藏在語言事實中的認知規律。認知語言學認為，翻譯是在現實體驗的形勢下，譯者作為認知主體，憑借自身所參與的多種互動，在對原文本進行透徹理解的基礎上，在譯作中將原作者所刻畫的現實世界以及認知世界反映出來。認知語言學十分注重體驗以及認知所發揮的制約性作用，關注作者、文本、譯者以及讀者間存在的多重互動關系，期待達到“翻譯的和諧性”以及“解釋的合理性”。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會受到從事翻譯活動的相關認知主體之間互動性的影響。好的翻譯雖然存在著譯者的積極創作活動，但必須堅持“創而有度”，在創作過程中不能過分發揮，所以認知語言學的翻譯觀應該是“追求平衡”的。可見，認知語言學的翻譯理論能夠為翻譯教學帶來更好的啟迪。

二、認知語言學理論中的文化模型理論教學

認知語言學的經驗主義認知觀通常將語言能力看成是人們所具備的認知能力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對語言結構而言，它和人類的主體經驗以及概念知識有非常密切的關系，由于語言使用者在描寫或陳述事物的過程中通常不簡單地限定于客觀陳述，通常會用更加自然、豐富的意義來描述它們。比如，人們在描述早餐的過程中，不僅會說自己在早餐時間吃什么，而且還會描述早餐的樣式、味道等，這些內容都是人們自己的體驗和感受，他們能夠很好地體現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知。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會碰到、經歷多種現象，而且還會在這些方面儲備數量巨大的經驗以及思維概念，也就是語境。在認知語言學中，通常將屬于某種既定領域的所有語境或認知體現叫作認知模型，而且還提出了與大多數認知模型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和人們生活以及文化有密切關系的、在人們的認知過程中不斷整合的模型，這種復雜的完形結構被稱為文化模型。文化模型對人們的認知模型(Ungerer F，SchmidH.J.2001)發揮著決定性作用。以中國人的早餐(breakfast)為例，它是和饅頭、米粥以及咸菜等等這些食物緊密地聯系起來的。這是因為，長時間以來，我國人民業已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早餐文化，這也是一種文化模型。但是，對英國人來說，他們在“早餐”方面“breakfast”并不會和這些事物聯系起來，而是會想到面包、牛奶等食物和飲料，這是英國人在早餐方面的“文化模型”。相似的案例也適應在從未到過中國的美國人，他們可能不會存在絲毫和中國春節相關聯的概念，這是因為，慶祝春節不是美國人的文化，而且也沒有這方面的經歷。所以，對美國人而言，可能沒有任何中國人如何慶祝春節的認識，這也是他們在這方面的認知模型。然而，在這些美國人和中國人試圖通過交流來理解中國人如何慶祝春節的過程中，他極有可能會套用相似的認知模型，如慶祝圣誕節這種認知模型，試圖更好地了解中國人慶祝春節的情況, 這也是不同的文化模型之間的碰撞。

三、文化翻譯教學分析

在文化翻譯教學的問題上，這個課題顯得頗為復雜，不但牽涉到諸多理論問題，而且還具有較強實際操作意味。文化模型理論能夠科學合理地指導譯者站在認知語言層面開展翻譯教學。當前很多語言哲學家都將語言和現實之間的關系看成了語言和文化之間的關系，假如沒有文化承載語言的相關意義，語言將徒具形式。要使使得譯者和讀者更好地把握和體會詞意，就要深入分析它所承載的文化信息。例如，commonplace，它的漢語意思是“平平常常的”，假如運用common-or-arden variety來代替commonplace，就能夠看出它承載著英國的相關文化信息；假如運用garden-variety來替代這個詞語，它能夠體現出美國文化的相關信息。所以，不管是翻譯理論教學，還是翻譯實務教學，都要高度重視譯入語背后的文化因素。在翻譯理論教學的過程中，不僅要開設和跨文化以及文化密切相關的課程，教授相關的理論知識以及翻譯技能，而且還要讓學生從文化層面認識文化翻譯，這樣才能使學生從總體上把握以及體味源語言作品體現出來的文化內涵，增強學生的翻譯水平。

四、文化翻譯教學的注意事項

在翻譯教學中，要以認知語言學中的文化模型理論為依托，這樣能夠使教師向學生呈現的翻譯理論以及翻譯案例更加形象和具體，而不會顯得空洞無味，能夠讓學生通過文化翻譯教學，更好地掌握語言知識點，理解翻譯實質意義。翻譯中存在著“不可譯性”以及“可譯性”，這兩個概念是相對的，其中，難以把握的概念是“不可譯性”它們一般都具有較為特殊的異質性，在語音以及文字方面有著自己的結構性特征，內容涵蓋音、形、義(意義)、意(意象和意境)等許多方面。從這些文化翻譯內容在不同語言間的轉換過程來看，這些“喪失”都是難以避免的。因此，如果運用文化模型理論來解釋它們，就比較容易理解這些翻譯現象。運用文化模型理論有助于教師更好地指導學生，從而讓學生準確地理解翻譯理論，準確地判斷翻譯內容的文化特征。

學習了文化模型理論后，學生就能夠很好地認識到，絕對“忠于原文”僅僅是一種翻譯的理想狀況，在兩種語言轉換過程中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寬“信”以及“忠”的尺度。從翻譯過程來看，“意義對意義”被看成是較為籠統的翻譯，就算“等值”轉換，也不能完全和原著相吻合。以英語中的語勢(force)為例，可以用疊字來獲得相應的語勢，從而更好地體現出聲形美，但英語沒有疊字，因此不能獲得相應的語勢。例如：“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在這一句中，“風蕭蕭”是名傳千古的絕句，假如將其翻譯為“the wind blew and blew”，讀者就會覺得笨拙、拗口，不能獲得較好的翻譯效果；假如將其翻譯為“the wind blew desolately”，也只能認為“基本達意”。通常情況下，語勢都是在獨特的意境及巧妙的遣詞造句中形成的，更能體現文化意義以及含蘊，但要想達到“等效”翻譯的效果，卻比較困難。

把認知語言學引入翻譯教學，能夠使學生更好地通過認知過程的變化，掌握翻譯技能，成為更出色的翻譯家。文化是語言得以持續發展的穩步動力和基礎，因此，教師有責任讓學生理解、把握以及運用“認知——體驗——再現”規律，提高自己的文化翻譯能力。

參考文獻：

〔1〕姜鳳華.認知語言學翻譯觀與翻譯能力培養芻議[J].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11，27（2）.

〔2〕甘陽.認知語言學翻譯視角下的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J].牡丹江大學學報，2013，22（6）.

〔3〕肖坤學.句子層面翻譯的認知語言學視角[J].外語界，2006，(1).

〔4〕王寅.從認知語言學視角探索翻譯教學中的譯者主體性[J].外國語文(雙月刊)，2011，27(2).

〔5〕譚業升.翻譯教學的認知語言學觀[J].外語界，2012，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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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英語存在句 認知語言學 象似性原則

【中圖分類號】G【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3）12C-0136-02

對于世界上的任何語言來說，都有存在句這一語法現象。在英語世界中，存在句作為普遍存在的特殊結構，一直以來都備受專家和學者的關注。在描寫語言學流派的研究中，大多是圍繞英語存在句的特征、性質、分類及功能，解決了存在句是什么的問題，但缺點是沒有對存在句的來龍去脈進行分析和研究。生成語言學流派則探究過此問題，從存在句的結構生成方面進行了解析，指出英語中的存在句借用“there”來插入文中，并通過移位將實義主語右移，從而形成具有一定實意性質的存在句。但是生成語言學對存在句的分析僅僅是從結構方面進行探析，很多疑問還沒有完全解答。功能語言學流派對英語存在句的研究則從語言功能方面，特別關注非語言方面的因素，如從交際功能方面、語篇方面探尋存在句的功能意義，認為在句子的開始放入“there”是為了提供話題的開端，從傳達信息方面來說，是為了將所要講述的重點信息置于句末，因此存在句的句子結構構成了信息的整合結構。系統功能語言學將“there be”結構看做存在小句，將其作為及物性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即六個過程的其中一個：存在過程。這一學派雖然關注了非語言因素，卻忽視了需要注意的外部因素，也就是人的認知、情感及心理因素對存在句形成的重要作用。上述三種語言學在研究存在句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憾，而認知語言學彌補了這些缺點，不僅重視語言結構，而且還關注人的情感認知及心理狀況。因此，運用認知語言學的相關原理來探究英語存在句，能夠較為全面和徹底地認識存在句的本質。

一、從象似性原則看英語存在句的結構生成

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對語言進行分析，語言是認知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因素，語法在這里是實在的，有其自身的意義。認知語言學不認為語法是一個獨立的概念，而是認為語法與人的認知和心理活動有一定關系，它們共同存在于一個自主過程。一方面，人對外界的認知和實踐中的經驗是語言結構的主要來源，如果切斷人的認知途徑和實踐經驗的來源，那么人的語言就會喪失其自身特征。另一方面，語言結構也為人們探尋人的心理狀況供應了主要線索。這里所說的“語法是有實在意義的”，主要是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來說，語法是語言存在的象征標志，全部的語法都應該具有一定的概念意義。英語存在句有這種奇特的結構，是因為人的認知結構會在語言上有一定的表現。而英語語法中存在的象似性原則表現的是客觀實際和語言形式之間的對應關系。任何一種語言的語法，都有一定的規律需要遵守，也就是說它們都具有一定規律上的象似性。象似性需要遵循的規則和需求表現在順序、距離和數量上。

英語存在句主要具有兩種結構。第一種是：地點狀語+VP+NP，例如：（1）On the shore is a dog.（2）On the treetop stands a nest.這兩個句子的意思是：“岸上有條狗”和“樹上有個鳥窩”，也就是這兩個句子都可以理解為“某個地方有某種物品”。語言元素在句子中的呈現形式和人的思維認知順序是一致的。也就是說人認知思維的順序和語言元素的先后順序是彼此照應的，這樣就可以說它們之間滿足順序象似規則。這種形式是最好模仿的，它的象似性最強，屬于人們認知規律存在的初期，其主要反映的是對客觀存在的物體的直觀認識。由于人對存在這種狀態的了解不斷加深，人們的認知能力會大大加強，這時候就會出現存在句的第二種認知形式，也就是“There +VP+NP+地點狀語”。在這個句子中，There代表一個抽象地點，或一種心理位置，而實際上物體存在的地址，則由句子后面的地點狀語說明。由于There是表抽象地點或心理位置的，也就是說它代表的“存在位置”是一種比較簡便的表述。所以，語言成分在句子中的排列順序仍然是“某個地點存在某種物體”。和第一種結構不同的是，這時的“某個地點”不是具體的實際地址，而是一個抽象的地址或者位置。所以，從整個句子的順序來看，這種結構也是符合順序象似規則的，也就是認知思維順序和語言元素出現的順序是相互照應的。

英語存在句的句子結構不但和人們的認知思維規律保持一致，而且它還符合人們從視覺的角度對事物“存在”進行感知的規律。這主要是因為存在句的句子結構不但滿足時間順序象似性，同時它還滿足空間順序象似性規則。空間順序主要從人的視覺角度對事物進行感知。一般情況下，人們看見物體的時候都是先上后下，先大后小，先看到事物的整體，之后才會看事物的部分。所以，人們在通過句子對這種順序進行描述的時候也是按照人們看見的這種順序來表示。以上文的例句為例，shore是大范圍，dog是存在在大范圍之內的小范圍，而另一個句子中treetop是大方位，nest是屬于這一方位范圍的的小方位，而以there引導的存在句，there指示的是一個抽象的地點，其代表的范圍是比較含糊的，但是其地點狀語代表的地點肯定是在這個方位空間之內的。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存在句的句子結構和人們從視覺角度感知到事物的規律是一致的：同樣都是先大后小。而存在句體現在句子結構上的這種空間順序性，表現的也正是人們從視覺角度感知事物規律對存在句句子結構帶來的影響，

在存在句There+VP+NP+Adverbial的形式中，NP代表存在物，VP代表存在形式，而A代表存在位置，NP、VP與A三者之間，NP與VP性質更加接近，這主要是因為一個物體以什么形式存在當然比它存在于什么位置更加重要，兩者之間在性質上更為接近。同樣的，NP和A之間的關系相對就顯得比較遠，這體現的是距離順序象似性規則，也就是說在概念上性質相似的、在句子結構上也比較接近。這種性質是人們認識事物過程中產生聯系和記憶的基本原理，是滿足認知經濟規則的主要途徑。這是一個假如一個概念可以引起鄰近概念的活躍，那么神經元的活動就可以在同一時間內發生，從而減少認知整理的時間，讓認知效能達到最優，滿足省力目的的過程。

從上面的論述可知，英語存在句存在的依據可以總結為以下幾條：它是人認識事物時思維規律在語言結構上的表現；它是人感知事物時視覺認知規律在語言結構上的表現；它是人認識事物時追求經濟、省力規則決定的。這就是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對英語存在句結構進行的闡釋。

二、從語法化原則看存在句的發展和演變

語法化是由詞語成分向語法成分的轉化過程。一般情況下，是指把一些具有實質意義的詞語轉化為無實質意義、僅代表語法效能的過程或者現象。語法化是語言轉化歷程中非常必要的一個歷程，它具有普適性。全部的語言都必須經過這一歷程，同時這種轉化能夠在任何一種語言形式中出現，包括語音、詞匯、句法，等等。

上文描述的英語存在句的第二種形式就是第一種形式轉化而來的，它們之間就存在一個語法化歷程。設想，當例（1）中的on the shore是人們都知道的地點，同時shore和兩者的距離又比較遠的時候，從省力和經濟規則出發，一方就可以指著岸的方向向另一方說“There is a dog”（那里有條狗）。這是一個象似性很強的句子。這里there是一個實在的詞語，用來代表地點和方向，其在句子中的意義是“在那個方向、那個地點”，這時候這個詞語就需要重讀。假如on the shore只是一方的認知地點，想要表明狗的位置，就要把句子結構進行一定的調整，變為：There is a dog on the shore.這時實在空間地點由on the shore表示，there只是一個抽象位置，不再代表實在的空間地址，沒有了詞匯意義，同時讀音不需要重讀。這就是there be結構語法化的開始，也就是詞語失去了部分實在意義同時語音形式弱化的開始，假如這時候有一定表實在意義的詞語作為句子的補充，那么there代表的實在意義將會全部失去，只成為一個具有語法意義的語言元素。這樣就完成了由詞匯到語法意義的轉化。人們使用there be結構的時間越長，句子被語法化的程度就會越高。

由于人們對存在句的使用頻率不斷增加，從經濟省力的規則出發，對there is/are 簡化為there’s/there’re。對這樣的句子進行逆向推理，就可以發現there be 結構可以代表很多含義。

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英語存在句由地點狀語+VP+NP向there be結構的轉化實際上是一個時間悠久的語法化歷程，這一個歷程包含語音弱化和語義的擴展等幾個主要部分。語法化歷程減輕了其象似性，增加了其抽象性，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語言的發展過程。

綜上所述，英語存在句的不同形式構成了一個以存在句原型為中心的存在句范疇，各個形式之間以存在句的特點和用法的象似性為紐帶，實現了不同句式之間的相互聯系。這也是隱喻擴展得以實現的根本原理。

三、結論

英語存在句的發展過程，是距離順序象似性規則的演變過程，是人們認識事物過程中產生聯系和記憶的基本原理，同樣也是滿足認知經濟規則的主要途徑。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看待英語存在句的發展過程，對英語存在句的現象從象似性規則、語法化進行分析，可以使英語學習者能夠深入體會存在句的含義，從思維規律、視覺認知規律以及經濟和省力規則上解讀英語存在句的結構，這三條規律規則也是英語存在句存在的基本依據，它們分別為英語存在句句式提供了生成的理論基礎、演變動力和擴展原理。利用認知語言學對英語存在句的生成、發展和演化進行全方位的闡述，有效彌補了英語信息傳達外部因素，也就是人的認知、情感及心理因素對存在句形成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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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認知語言學，隱喻，非范疇化，機制，理據

 

1. 引言

語言中的非范疇化現象進入到從認知角度統一解釋各種語言現象為理論目標的認知語言學視野當中是必然的結果。而從認知出發研究語言現象的認知語言學也對非范疇化給出了基于認知的適當解讀。將非范疇化置于認知語言學視角下進行研究的成果已然不少（沈家煊，1998；吳福祥，2003；胡壯麟，2003；王寅、嚴辰松，2005；劉正光，2005；劉正光，劉潤清，2005；朱永生，2006；劉露營，劉國輝，2008）。在認知上與非范疇化密切相關的概念是隱喻和范疇，而關于隱喻和范疇的研究成果在認知語言學逐漸興起的過程中也不斷涌現出來（林書武，1997；束定芳，1998，2000認知語言學，2001，2002；劉振前，1999；文旭，2002；吳世雄，陳維振，2004；）。本文旨在基于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從隱喻和范疇化的視角出發，對語言的非范疇化的實現機制做出描述，分析其背后的認知理據，并探尋隱喻和范疇化在非范疇化過程中的角色與各自的地位。

2. 何為非范疇化

本文所談及的語言演變現象――非范疇化（decategorization），與另一概念“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相關，二者的關系作則認為應視作前者包含后者。沈家煊（1994）對語法化給出了一個定義：“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通常指語言中意義實在的詞轉化為無實在意義、表語法功能的成分這樣一種過程或現象，中國傳統的語言學稱之為“實詞虛化”。文旭（1998）《<語法化>簡介》一文中曾引用法國語言學家A. Meillet(1912:133)關于語法化的說法，稱研究語法化就是為了研究“自主詞向語法成分之作用的演變”。其后在下文中，文旭又解釋道：例如名詞和動詞可能變成像格標記、連接詞、助詞這樣的語法成分。這種變化過程就叫“語法化”。語法化所包含的語言變化范圍可以從漢語文法中的“實詞虛化”很清晰地看出來。

而非范疇化，相較于語法化對于詞語作用轉化的關涉范圍有所擴大，或者說，已經包含了任何在語言中出現的詞語作用轉化的類型。劉正光，劉潤清（2005）曾將位于語言層面的非范疇化定義為：在一定條件下范疇成員逐漸失去范疇特征的過程。由此可見，語法化和非范疇化雖同為一種語言“過程”，但非范疇化的范圍已經擴大到并包含了一切的語言范疇成員。

3. 隱喻和范疇

隱喻和范疇化都是重要的認知工具，在非范疇化的過程當中也起著核心的作用，那么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何者為第一性，或者說誰是誰的基礎的問題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看隱喻和范疇對人們的認知所起的作用論文怎么寫。

在“論隱喻的認知功能”一文中，束定芳（2001）對隱喻的認知功能作了如下歸納: 1、隱喻是人類組織概念系統的基礎；2、隱喻是人類組織經驗的工具；3、隱喻作為認識事物的新視角；4、隱喻作為類推說理的手段。Ortony（轉引自劉振前，1999）認為隱喻有如下功能：1、表達不可表達的事物和思想；2、用言簡意賅的語言形式表達復雜的思想；3、增強表達形式的形象性。

關于范疇，Croft& Cruse (2004)認為有以下幾項認知意義上的功能：1、學習 (Learning)；2、計劃 (Planning)；3、交流 (Communication)；4、經濟 (Economy)。

由上觀之，我們不難發現，隱喻和范疇化這兩項認知工具在人們對事物的認知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同時，隱喻和范疇在認知功能上又有相似和重疊的部分。如上面所列隱喻的認知功能之一“隱喻是人類組織經驗的工具”和范疇化的認知功能之一“學習 (Learning)”就具有相當程度的重疊。“用言簡意賅的語言形式表達復雜的思想”和“交流 (Communication)”這兩項認知功能亦如此。那么究竟隱喻和范疇化哪個是更為重要的認知工具認知語言學，二者之間是否存在誰是第一性的問題能？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找到一個人們尚未認知或了解的事物或事態。由于凡是我們能夠在腦海中找到的的事物或事態都已經是被我們的意識接觸到的或者說被認知到的，而沒有被我們認知的事物或事態是不存在我們的意識當中的，是不能夠被我們從已有的知識當中提取的，所以在我們的過去的經驗當中要找到“一個人們尚未認知或了解的事物或事態”是不可能的。那么，我們不妨想象一個我們不曾接觸到的世界，以測試隱喻和范疇化的不同的認知重要性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

假如我們突然來到一個陌生的星球，那里的事物都是我們未曾見過也未曾想象過的，唯一可以辨認和確認的只是這些事物的物理空間形狀。那么為了想要盡快熟悉那里的事物和環境，我們會首先使用哪種認知工具呢？作者認為我們會首先使用隱喻思維。比如當我們初次見到不曾見到過的也看不出來其本質和功能的事物時，我們會說（也只能說）這個東西像以前我見過的什么東西。但是除了二者形似之外，除了我們知道我們以前知道的東西的本質和功能之外，我們對新接觸到的事物的本質和功能一無所知，于是也就無從進行范疇化了。我們之前所已經知道的事物的范疇對我們此時認識此事物基本談不上有什么實質上的幫助，最多只能起到提供猜測的參照的作用，正如人們在思維的初期會將牙齒和珍珠視作同一種事物（束定芳，2000）。若由此進一步推論說范疇化其實是隱喻思維的使然不是沒有依據的，因為隱喻思維是利用了不同事物之間的相似性，而每個范疇中的成員也是依靠相互之間的相似而聚合成一個類別，即范疇。當然，范疇在形成之后有其自己獨特的認知功能，這一點不能被忽視，如范疇的“經濟 (Economy)”功能，在很多時候已經超出了隱喻的功能轄域，其起始于隱喻思維，但是后來又超出了隱喻的功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認知功能，可謂“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4. 非范疇化的實現機制和認知理據

下文將要討論語言現象中的非范疇化的實現機制和認知理據。上文曾提到隱喻和范疇化在非范疇化的過程中起著核心作用，但是并不是作出結論說隱喻和范疇化是在其中唯一起作用的認知工具或實現機制。認知語言學將人類的語言能力包含在人類的認知能力的總范疇之中，認為各種能力不是自主而可以獨立運作的，人們在認知的過程中認知語言學，會調動一切需要的能力來完成認知行為，并且需要調動的往往不止一種能力，而是會要求各種相關認知能力協調運作，共同完成認知任務。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不難想象出我們在對語言的非范疇化的過程中，使用到的并不止隱喻和范疇化思維，我們的運動神經系統、形象思維能力、邏輯思維能力、記憶能力等等都會在其間起到必要的輔助作用。不過，本文囿于篇幅，除隱喻和范疇化外，其它在非范疇化過程中起作用的認知能力將不在本文的重點討論范圍之內。

沈家煊（1998）對什么是隱喻給出了這樣一個說明：隱喻就是用一個具體概念來理解一個抽象概念的認知方式,現在常說成是從一個認知域到另一個認知域的投射(mapping)。那么在非范疇化的過程中，隱喻機制又是如何具體實現的呢？先從“實詞虛化”講起。前面說過，“實詞虛化”或“語法化”是“非范疇化”的被包含的內容。關于“實詞虛化”的實現機制，沈家煊（1998）曾用情態動詞“may”來說明由實轉虛的過程。如句子“May I ask a question?”，這里的may表示允許；如句子“He may be a spy”，這里的may表示或許。沈家煊認為：這“就是由‘行’域投射到‘知’域的隱喻,因為允許別人做某事跟行動有關,而對可能性的主觀推測跟知識有關。”

非范疇化除了“實詞虛化”外，另一個明顯的語言現象是名動轉化。劉正光（2000）在談及名詞動用的時候指出，因為名詞在指稱時可以引起意象，而動詞的隱喻用法同樣也能引起意象，于是這就為“名詞轉換作動詞使用時隱喻思維的發生找到了契合點”論文怎么寫。由上可知，語言自身的特點已經為隱喻思維的產生提供了條件，于是由此進一步為非范疇化的實現提供了機制，即隱喻。

除名動轉化之外，“副詞+名詞”的結構也引起了大家從不同角度的研究。下面是在互聯網上博客里找到的幾個例子，借用一下：

1、西方人更科學,東方人更情感。( 《多倫多之戀》, 《十月》1992、2)

2、他是非常細節、事事上手的人。( 《逆風飛揚》39 頁)

3、(她)眼神僵在場地中央做沉思狀,很知識女性的樣子。( 《趕場》, 《當代》1999、6)

在這幾個例子當中，我們很明顯地能夠看到原來的名詞失去了它們的句法特征，與之搭配的成了副詞：“更”，“非常”，“很”。這些名詞也從指稱范疇進入了特征范疇：“科學”表達的是“理性”的意思；“情感”表達的是“感性”的意思；“細節”表達的是“謹小慎微”的意思；“知識女性”表達的是“精致而有涵養”的意思。這些范疇的轉化即來自于隱喻映射。

5. 結語

在具體的語言非范疇化過程中，即便我們能夠找到某一詞匯的非范疇化的歷史軌跡，知道了最初（或盡可能的早期）這一詞匯的詞性或范疇，我們也不能把詞匯最初的詞性看做始源性的認知語言學，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因為我們的思維是先于語言而存在的，很明顯的事實便是還不會說話的嬰兒便已然對外界的事物有了反應，甚至還表現出情感的活動。而至于當人們逐漸掌握語言后，語言和思維的相互作用則另當別論。這里想要說明的是，人類的思維是無限的，其與部分語言形式（包括詞語的詞性）的匹配往往具有相當大的任意性，一個詞語是首先創造出來形容事物還是描述過程并非有重大原因。正如所稱的意識第一性，物質第二性，思維是根本的、主要的，語言是派生的，語言反映的只是是人類部分的思維。當思維有需要，語言大可為其做出改變，譬如經歷非范疇化過程。這也是為了利用有限的語言資源表達無限思想的方便。總而言之，語言是思維的不完全反映，任何語言上的變化和改變都是服務于我們思想表達的需要，而我們擁有大量的認知工具來實現這種變化和改變，譬如隱喻和范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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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要:認知語言學的發展離不開特定的哲學基礎,隨著研究的深入,認知語言學也提出了新的哲學觀點,本文綜合論述了認知語言學的哲學基礎,旨在進一步強調哲學對認知語言學發展的重要性及對語言教學的指導作用。 

    0 引言 

    認知語言學是近十幾年來國際理論語言學界新興的一個語言學學派或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其成熟的標志是第一次國際認知語言學會議在德國杜伊斯堡的召開和1990 年《認知語言學》雜志(Cognitive Linguistics)的出版。認知語言學是在反對以生成語法為首的主流語言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哲學基礎和工作假設上都與主流語言學有很大差別。傳統的客觀主義哲學觀與人類對范疇的認識不相符合,也無法建立起一個有效地解釋人類認知和語言的意義的理論,因此認知語言學家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之上要提出自己的新的哲學觀點——經驗現實主義。 

    1 認知語言學哲學基礎 

    客觀主義認為,人的語言和思維中所運用的符號對應于外部世界的實體和范疇,符號通過與外部世界的事物之間約定俗成的對應關系獲取意義。這樣形成的符號體系是外部世界的再現(representation),是客觀現實的映射。客觀主義這還將人的心理活動中包含想象色彩的成分全部剔除在外,比如隱喻、借代、主觀意象(mental imagery)等都不應該進入人的概念領域(realm of concepts)。總之,客觀主義者認為人的理性雖然來自對物質世界的感知,但理性不受人自身的生物功能和外部世界特性的制約,人的思維和推理是大腦中概念和理念(ideas)之間的關系運算,是絕對抽象的,無形體的(disembodied)。他們錯誤地將主觀的東西和客觀的東西截然分開,認為理性、思維、觀念、理解是自主的,不受人的生理和物理環境的制約,人類心智是脫離主體的,超驗的,不依賴認識主體的身體經驗及其與客觀世界的相互作用。 

    近年來,隨著認知科學研究的深入,人類學、心理學、語言學等對“概念范疇”(conceptual categories)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關于范疇、意義、思維和推理與以前不同非客觀主義(non-objectivism)的觀點。他們稱之為經驗現實主義或簡稱經驗主義(experiential realism, experientialism)。這里的經驗是指由人的身體構造以及與外部世界互動的基本感覺——運動經驗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有意義的范疇結構和意向圖式。經驗主義認知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思維是不能脫離形體的(embodied),即用來連接概念系統的結構來自于身體經驗,并依據身體經驗而有意義;(2)思維是想象的(imaginative),因為那些不是直接來源于經驗的概念是運用隱喻、轉喻和心理意向的結果,這種想象力也不是脫離形體的,因為隱喻、轉喻和意向都是以經驗為基礎的;(3)語言符號不是對應于客觀的外部世界,而是與認知參與下形成的概念結構相一致。意義與推理也是基于以上概念結構與認知模式;(4)思維具有完型特征(gestalt properties),學習和記憶的認知過程依靠完型結構,而不是抽象符號的機械運算。 

    在經驗現實主義哲學觀里,意義被視為是最關鍵的,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詞語(linguistic expression)和詞語所傳達的概念是怎樣獲取意義的。經驗現實主義認為,意義和意義的結構都產生于我們的生活經驗,包括身體經驗、社會經驗和文化經驗等。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我們作為生物體的特殊身體構造決定了有些經驗是先于概念的產生就有自己的內在結構的。概念之先結構主要包括兩類:一為基本層次結構,一為意向圖式結構。認知模式與這兩種概念之先結構相映襯,并由此獲得自己的意義。

    這種映襯構成人類知識的基礎。經驗現實主義還認為,我們通過理想認知模式ICMs(Idealised Cognitive Models)來構建知識,ICMs是一個有內在結構的復合體,其內在結構可以是命題性的,意向圖式性的,也可以通過隱喻投射和借射建立起來。在那些沒有清晰可辨的概念之先結構的域,尤其是抽象域,我們通過隱喻借來此種結構。這樣一來,隱喻就為我們理解那些抽象域提供了途徑。經驗主義因此特別重視隱喻對人類認知體系和語言形成的作用,因為隱喻將理性(reason)和想象結合起來。 

    2 認知語言學哲學基礎與語言教學語言作為一種認知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哲學基礎的影響。語言教學是一種調動學習者主觀思維的活動,要求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充分運用自身的經驗、想象、腦海中已構成的圖式模式。如上所訴,語言教學者在教授語言的過程中要重點解決的詞語和詞語所傳達的概念是怎樣獲取意義的。而意義和意義的結構都產生于我們的各種生活經驗中。語言教學因此更要重視對學習者在語言學習過程中經驗的運用,以獲得語言內容的最大吸收和語言意義的最深理解。哲學是語言學的基石。認知語言學把經驗現實主義作為哲學觀。經驗主義承認客觀存在的現實性,但認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不是來自于外界實體的對應,而是來自對現實世界的經驗。語言是人類一般認知活動的結果, 其結構與功能是人類經驗的產物,與客觀世界之間并沒有直接對應關系,語言的中介是人類經驗所促動的人類概念。人的身體構造、身體經驗及社會經驗會對人的人之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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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隱喻；隱喻式思維方式；認知語言學

一.修辭學中的“隱喻”

在歷史上，“隱喻”概念通常是在修辭學范圍內研究的。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和《邏輯學》就談到過“隱喻”的問題，在修辭學范圍中一般認為“隱喻”是一種非正常的語言現象，是詞與詞的替換，是可有可無的。但無可置疑的是，“隱喻”確實可以增加語言表達力，提高語言的修辭效果。

人們通常把比喻分成隱喻和明喻。最流行的觀點認為用“是”字帶出的比喻是隱喻，用“像”字帶出的比喻是明喻。所以，隱喻是未加明言的明喻，明喻是說明了的隱喻。這種看法是從亞里士多德傳下來的，近世有布萊克〔Max Black〕、古德曼等人提倡。“隱喻”分為兩域：（始）源域和目的域。

二.“隱喻”作為一種思維方式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和發展，人們逐漸發現隱喻不僅是修辭學中的一種修辭手段，而且是我們認識世界和語言的一種重要的手段，甚至是一種思維方式。

Lakoff出版于1980年的《Metaphors We Lived by》，作者認為隱喻首先是一種思維現象，日常生活中充斥著各種各樣的隱喻，語言隱喻實際上都只不過是思維隱喻的外在表現。他說：“我們假定世界由實體（entities）構成，實體具有不同的性質，彼此互相聯系。心理、社會、政治、宗教等領域里的實體，乃至明悟，都是由隱喻創造的，理論中的實體則由理論的隱喻構成。”

克里斯特爾斯1997年在《現代語言學詞典》中干脆將Metaphors歸入congnitive metaphor（認知隱喻）條：

指一種隱喻理論，認為隱喻在人類語言和認知中起必不可缺的作用，各種形式的語言活動，包括日常會話，都是通過隱喻來體現世界觀的（“概念隱喻”）。

這段話雖然沒有對隱喻做出明確的定義，但對隱喻的實質卻有了比過去更為明確的表述。有兩點值得關注：1.通過隱喻體現世界觀，說明隱喻是認知現實的一種思維方式；2.隱喻的途徑是由近及遠，由具體到抽象，由低層次到高層次引申、延伸。這對“語法和語義結構作出全面的語言學解釋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印歐語社團和漢語社團的思維方式差異

首先我們要區分思維方式和思維能力的概念。以往的語言研究往往將它們混為一談，這個論斷是不確切的。有全人類性特點的是思維能力，而思維方式是實現思維能力的一種方法，與特定的語言結構相聯系，因而不同的民族是不一樣的，呈現出其特有的預言世界觀的“主觀性”和 “片面性”.

由于不同語言社團使用不同語言，對世界的認識不盡相同。反之，世界通過語言的折射，使我們的認知有時也有不同，包括語言表達上的不同。Sapir-Whorf的理論基本上反映了語言與認知的這個特殊關系。胡壯麟把以上的認識歸納成一下圖示：

認知

顯然印歐語社團與漢語社團的思維方式是不同的。印歐語的語法框架導源于亞里士多德的邏輯范疇說，依附于哲學，以概念、判斷和推理為基礎的三段論是亞里士多德的思維理論的核心，它與語言結構緊密項鏈。而漢語社團的和印歐語社團的思維方式具有極大不同，具體體現在：1.概念形成的途徑，中國哲學用直覺的方法獲得的，而西方哲學是用假設的方法獲得的。2.以“假設的概念”為出發點的西方哲學是用演繹歸納的方法進行論證，使用的語言嚴密而明確，發展出數學和數理推理等自然科學；而中國的哲學以“直覺的概念”為出發點，不用演繹推理的概念，而使用推理的方法，所用的語言富于暗示，言簡義豐，點到為止。3.科學研究方法論上，西方用“正”的方法，用演繹推理“告訴我們它的對象是什么”；中國哲學用“負”的方法，“告訴我們它的對象不是什么”。在《老子》《莊子》里，并沒有說“道”是什么，卻只說了“道”不是什么。

三段論的思維方式是在大前提、小前提、結論之間進行演繹推理。隱喻式思維方式是在兩個“點”之間建立的關系，即主觀上能通過現實之間的相似或相關的特征在這兩個“點”之間建立聯系，用A說明B。我們漢語社團就是這種世界觀，徐通鏘先生把它叫做兩點論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和三段論式的思維不一樣，因為兩個“點”之間可能沒有任何聯系，但只要你能把這兩個“點”聯系起來，說出道理，就能以A喻B。

幾百年來，很多哲學家、語言學家、文學家都從自己的研究實踐中體悟到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并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西方重邏輯推理、重演繹論證，中方重直覺、重比喻列證式的體悟和妙悟。

四.認知語言學的未來陣地

上文分析了兩個語言社團在思維方式上的不同。就語言研究來說，我們應該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推理式思維方式擅長于語法分析，而隱喻式的思維方式擅長于語義研究。很多學者稱印歐語為形態性語言，將漢語成為語義型語言。顯然，兩種語言社團思維方式的差異直接與這種不同類型的語法結構相聯系。

現代語言學，就其發展趨勢來講，再向語義方面傾斜，在西方興起了一種認知語言學的思潮，隱喻是其中的核心思想。它的含義比早起語義研究中的隱喻寬泛，只要通過聯想建立兩類事物之間的聯系，用類比的方法用B去說明A的性質和特點，都可以叫做隱喻。塞爾根據這種特點，認為隱喻的作用又如“一件東西如何使我們想起另一件東西”，兩者之間“既是受限制又是系統的”。這與漢語社團傳統的思維方式不謀而合。為什么說認知語言學的大本營將很有可能在中國，是因為隱喻式的思維方式決定了漢語研究傳統擅長于語義分析。

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隱喻式思維的真正大本營在中國。從古至今，中國哲學家慣于用名言雋語、比喻例證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思想。《老子》全書都是名言雋語，《莊子》各篇充滿比喻例證。而且這些名言雋語一定很簡短、比喻例證一定無聯系。而讀者只能靠“體會、體悟、妙悟”來了解中國哲學家們究竟在說什么。

徐通鏘先生曾多次提到：“認知語言學，老實講，我們中國傳統研究就基本上是這個路子。我們的缺點就是沒有對它進行演繹論證，把它系統化、理論化、所以影響不大。”如果我們在這方面進行總結樹立，提煉出一些頭緒來，那么我們對世界語言學的發展來講，是必然會有巨大影響的。（作者單位：吉林大學文學院）

參考文獻：

［1］ 陳嘉映，2003，《談談隱喻》

［2］ 徐通鏘，2005，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漢語結構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語言研究》

［3］ 雷科夫，1980，《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

［4］ 任繼愈，1973，人民出版社，《中國哲學史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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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感嘆句 認知 儀式化 突顯觀

中圖分類號：H314 文獻標識碼：A

1英語感嘆句的語法特征

英語感嘆句結構類型是：

類型1.What+NP+S+V

類型2.How+AP（ADVP）+S+V

例如：（1）What a beautiful day it is.

今天天氣多么好啊！

（2）How interesting this is！

這多么有趣啊！

（3）What a fine voice she has！

她的嗓音多么動聽啊！

（4）How fast they are working！

他們工作得多么快速啊！

感嘆句作為英語句型中的一個重要類型，有其顯著的特點。英語中標記感嘆語氣的詞語最主要的是how、what 和感嘆詞。how - 和what - 只能出現在句首，置于主語和其他句子成分前。這兩個詞在感嘆句中的使用規則如下：

How- 成分可在句中作狀語和補語成分。

① how- 成分在句中作狀語： 一般是how + 副詞。如：

（5） How little you realize my condition.

② how- 成分在句中作補語：一般是how + 形容詞。如：

（6） How stupid you are！

What-成分可在句中作主語、賓語、補語等成分，what +名詞或名詞短語。

① what - 成分在句中作主語，如：

（7） What a flowery track lies spread before me， henceforth！

② what - 成分在句中作賓語，如：

（8） What a day I’m having！

③ what - 成分在句中作表語，如：

（9） And what a play it had been！

2 儀式化

“語法化”這個術語是由A. 梅耶于1912年創造出來，被其定義為“語法屬性加于一個原來自主的詞上”。 最近十幾年來，認知和語用開始在語法化研究中嶄露頭角，其代表人物是Hopper和Traugott。近二十年來隨著類型學、語用學和認知語言學等學科的蓬勃發展，語法化在國內外語言學界都成為一個研究熱點。

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從事語法化研究的學者普遍將頻率看作語法化的一個重要條件或因素。“一個語法化的候選者相對于其他參與競爭的候選者使用頻率越高，那么它發生語法化的可能性就越大。”（Haspelmath， 2001）為什么高頻度重復的結果是導致一個語言項發生語法化呢？ 我們可以用Haiman 的“儀式化” （ritualization） 來概括由重復導致的相關的演變過程： “適應”（ habituation）和“解放”（ emancipat ion） 是“儀式化”導致的兩個重要結果。

Bybee（ 2001b） 對儀式化的各種特征在語法化過程中的對應表現以及重復在語音、形態-句法和語義-語用演變中的基本作用作了更為具體的考察。與Haiman （ 1994 ） 的結論相似， Bybee（ 2001b） 也認為語法化過程本質上就是“儀式化”。Bybee （ 2001b） 從突顯重復在語法化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這個角度將語法化重新定義為： 一個頻繁使用的詞匯序列或語素序列自動化為一個單一的加工單位。

3 突顯觀

認知語言學研究中的三種重要觀點之一便是突顯觀（ prominence view ）。突顯觀認為， 語言結構中信息的選擇與安排是由信息的突顯程度決定的。1915 年，丹麥心理學家魯賓（ Rubin） 提出一種全新的認知觀――圖形――背景理論。當我們觀察周圍環境中某個物體時， 通常會把這個物體作為知覺上突顯的圖形， 而把環境作為背景， 這就是突顯原則。突顯觀認為， 語言結構中信息的選擇與安排是由信息的突顯程度決定的。突顯包括客觀突顯和主觀突顯。如果信息組織者按照事物本身的突顯性進行描述的話，在言語上就是客觀突顯，如果忽視原本突顯的事物而去關注原本非突顯的事物，在言語層面就是主觀突顯。因此，我們可以說客觀突顯是由于客觀對比而形成的，主觀突顯則是由于主觀選擇而形成的。

4 感嘆句的語法化機制

4.1 what和how的“儀式化”

疑問詞最基本的兩個意義就是傳疑和詢問，也就是說它們具有+疑問和 +不定語義特征。傳統語法以描述性方式詳細規定了英語倒裝句的適用范圍， 并指出英語倒裝句的形成是出于語法結構、強調等功能。而越來越多的現代語言學者們卻嘗試著從語用的角度審視英語倒裝現象， 并挖掘出了新意。根據Bybee的“儀式化”理論，如果一種話語形式經常傳遞某種隱含義，這種隱含義就逐漸“凝固”，最后成為那種形式固有的意義，這種后來的意義甚至可能取代原有的意義，語境或上下文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在 “適應”過程中，刺激的高頻重復使得反應者對刺激物的反應持續減弱， 最終導致刺激物的形式和意義被磨蝕。重復可以導致形式發生弱化，也可以獨立地使意義變得虛化。

“解放”指的是一個工具變得跟它原來的主要動機相分離， 從而自由地表達信遞功能， 并進一步獲得意義， 變成一個符號。Haiman 認為，不僅其他物種的很多信遞行為來源于原本非信遞行為的“儀式化”， 人類語言的各種現象也是在“解放”過程中獲得其來源的。

4.2 感嘆句的語序分析

用認知語言學的突顯觀來分析感嘆句的語序具有合理性。Quirk 將A. S.Hornby（ 1970） 等人劃分的句子的25種句型簡化為七大句型， 即主語在前， 謂語在后。然而感嘆句并不符合SV， SVO， SVC，SVOiOd， SVOA， SVA， SVOC 這些基本句式。我們認為感嘆句是將 what+NP 或 how+AP（ADVP）從句末前置到了句首。把在正常詞序下通常較晚出現的成分移至句首，使之處于突出的位置，從而受到特殊強調，這種語法手段叫做前置。

在言語交際中， 交際者總要對自己所要表述的內容進行組織安排， 而且還要對自己認為重要的內容進行著意安排與強調。由于感嘆句違背了標準語序， 它必然帶有說話者的主觀意圖， 而這種主觀意圖必然會被聽者所重視。傳統觀點認為， 在句法層面上， 焦點信息通常置于句首， 因為它攜帶著最需要突顯的信息， 如Given 所言， 句首位置具有認知突顯的特征， 是人們首先注意的地方。Envist 也認為， 句首是有標記行為， 而句尾是無標記行為。因此，what+NP 或 how+AP（ADVP）的前置符合說話者突顯內心強烈感情的需要。

通過運用圖形-背景論對感嘆句的分析， 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感嘆句表面上看起來偏離了認知規律，但在本質上遵循了人類的認知規律， 是認知結構和認知過程的反映。

5 結語

綜上所述，感嘆句作為重要的一種英語句型，其語法化機制值得我們重視。通過認知語言學的視角，我們分析了what和how在語義上的演變和感嘆句語序的特點。What和how從詢問意義到感嘆意義的演變可以用“儀式化”導致的相關結果來理解；感嘆句語序的特點則通過從認知語言學的突顯觀找到合理的解釋。用認知語言學的相關理論來解釋感嘆句的語法化機制，符合人類的一般認知規律，也有利于我們進一步把握語言的特點。

參考文獻

[1] 湯斌.英語前置句型的語篇功能[J].外語學刊，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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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認知語言學；作品；情感；本質；環境

自文學翻譯產生伊始，人們便比較重視翻譯過程中譯者的“信任”，對其中蘊含的主體性進行了忽視。但是，經過長期的發展，在20世紀上半葉，語言學形式的翻譯受到了各個層面翻譯學理論的重視并對其進行研究與構建，將其主觀的狀態進行了釋放，由此將其引入了文學翻譯中，但這種內外雙重矛盾的局限，使其發展陷入一定的困境。在20世紀中葉后，文學翻譯開始出現了主體轉移的情況，將其重心放入了各項翻譯活動，而逐漸拋棄了翻譯中的語言問題，即逐漸開始注重翻譯中的認知語言學。為了使認知語言學的譯者主體性得到充分的認識與發展，本文將對此進行深入的探討與研究。

一、國內翻譯主體性研究發展

我國對翻譯主體性的研究源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將西方的闡釋學各項理論作為研究翻譯主體性的有力分析工具。中國翻譯界內所有知名學者進行討論得出了一定的結論，將譯者主體的地位與其定位的問題進行了集中，即研究譯者主體性首先需要確定誰是譯者主體。國內對翻譯主體性研究比較著名的學者代表有袁莉、穆雷、呂俊、趙彥春、陳大亮等。其研究中對翻譯主體性的發展軌跡進行了一定的闡述，并且從最初的譯者主體發展到對主體性的確立，同時對作者、譯者以及讀者之間存在的密切聯系進行了研究。后經過幾十年的研究，翻譯主體性的研究經歷了語言至文化，再至人的悄然轉變，真正做到了本體至主體，也可以說由一元轉為多元的巨大變化，將翻譯主體性研究中新舊研究模式進行了生動的展現。

二、認知語言學翻譯

我國著名的學者王寅曾發表過相關的研究，其認為認知語言學應該將體驗哲學作為其發展的基礎，并且，人類的語言并不應該是獨立的系統，需要通過感知而獲取相應的語言信息。人類的語言也不應該是獨立存在的系統，應該屬于人類認知能力中比較重要的一部分。王寅的觀點將語言中的現實與認知進行了一定的融合，其認為語言應該是人類對其生存的世界進行客觀體驗的一種表現。認知語言學視角下的翻譯主體性強調了翻譯主體的認知以及體驗，其重視的應該是作者、讀者、譯者三者之間的關系，而不應該是單一的個體。另外，認知語言學應該在翻譯中追求解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與和諧性。譯者主體在進行翻譯的過程中，離不開認知語言學，一方面需要認知語言學對其進行的翻譯活動產生認知與體驗結果的決定，另一方面需要認知語言學對其翻譯的認知主體產生一定的制約。簡而言之，便是認知語言學能夠約束譯者主體在翻譯中“創而有度”，在遵循作者創作的基礎上進行有度的“任意發揮”。

另外，翻譯者應該與創作者一樣，在翻譯的過程中投入一定的熱情與激情，必須能夠理解翻譯作品的情感，由此方能將自身的認知能力與翻譯作品相互融合，使得創作與翻譯具有一定的同一性。

三、譯者主體本質

在譯者主體本質方面，經過多方研究證明，其中存在“隱身”和“顯身”兩面性。在認知語言學的基礎上，不能將其結構主義形式完全進行彰顯，但是能夠辯證地理解二者之間存在的矛盾與統一性質。

首先，就翻譯作品的創作者而言，本文通過翻譯進行再現，能夠賦予其一定的創新與更深層次的內涵，但是其真正所表達的含義應該由創作者和翻譯者進行最大限度的思想融合。著名學者伽達默爾認為，人并不能夠在完全不知情或者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便進行事物的理解與詮釋。只要進行理解或者詮釋，必定會摻雜個人的主觀思想。一方面，表現為譯者在進行翻譯時會受到原文本的創作限制，另一方面，表現為文本在翻譯中具有一定的開放性質，翻譯者在翻譯時可以根據“人”“本”“現實”之間存在的互動關系進行恰當的領悟與改善，但是最終必須遵循原文本的內涵。

其次，譯者主體應該最終成為翻譯者自我風格再現的依托。在翻譯表達過程中，翻譯者需要將其所理解的內容轉化為最終的譯文，可以視該過程為創作的過程。但是認知語言學，在認知、概念、推理與意義的理解等方面具有一定創造性的同時，也需要翻譯者具有一定的受動性，即需要將創造性與受動性進行完美的結合，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展現自身的風格。在該過程中，不同的語言文化環境對不同的翻譯者會產生認知環境變化的影響，由此使得譯者主體的“隱”或者“顯”并不能夠順利確定。另外，翻譯者的身份比較復雜，包含內外兩個方面，內應該是指翻譯者的內心、審美觀點以及認知差異等，外應該是指翻譯者的社會實踐。在翻譯的過程中，無論是譯者主體的“隱”或者“顯”，均主要由翻譯者的“內”而決定。

綜上所述，基于認知語言學的譯者主體性研究中，譯者主體性主要由翻譯者的“內”決定。在其翻譯的過程中，認知語言學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使得翻譯者并不能僅僅根據自身的理解進行隨心所欲的翻譯，而是在掌握一定翻譯度、對創作者思想進行恰當的融合、對作品原文進行充分理解的情況下，融入自身的情感表達、思維模式以及翻譯方法等，使得最終的翻譯作品能夠在保持原有內涵的情況下進行創新，使其意義更加豐富，更加別具一格。

參考文獻：

[1]余甜甜.生態翻譯學視角下譯者主體性的解讀[J].上海電力學院學報，2014，17（S2）：10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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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構式語法是近年來認知語言學研究的新動向，由于其處在理論前沿而備受學者們的關注。本研究在構式語法產生的時代背景下，對其基本理論進行闡述，并著重分析了一些知名學者對構式語法持有的觀點，同時探討了構式語法的特點。構式語法是研究語言的一個新的視角，它打破了語言學研究領域的固有模式，是語言學理論方面創新。本文對構式語法進行探討，希望能起到參考作用。

關鍵詞：認知語言學；構式語法；語言習得

一．引言

近年來，在認知語言學方面，國內外學者提出了諸多理論，構式語法由于其處在認知語言學理論的前沿而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構式語法理論產生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至今只有二十余年發展歷程，但卻因為它具備深厚的理論基礎以及擁有強大的解釋力，對語言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構式語法以全新的視角來闡釋語言的本質，打破了語言學研究領域固有的模式，使先前未能得到解釋的語言現象有了新的突破口，是語言學理論的創新。

二．構式語法理論產生的背景及具體理論

（一）產生背景

比較傳統的形式語言學理論強調模塊論，該理論認為人的語言能力是天賦的，而習語是只是語言中有問題的或者是個別的語言現象。因此，傳統的語法理論中并未對習語這類語言現象進行闡釋。學者Fillmore和Kay等，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年開始研究習語，逐漸形成了構式語法理論，從而彌補了語言學上的不足。

構式語法的產生主要源于三個關鍵理論：一是Fillmore學者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提出的格語法(Case Grammar)，該理論強調句法結構與語義之間的關系；二是Lakoff學者在1977年提出的格式塔語法(Gestalt Grammar)，他認為整體并不是各部分之和，整體的意義大于各部分相加的意義；三是Fillmore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建立的框架語義學(Frame Semantics)理論，該理論認為要理解語言中詞語的意義，需先具備概念結構，也就是語義框架的知識。這三種理論奠定了構式語法產生的思想基礎。

（二）具體理論

1．構式語法的定義

知名學者Adele E．Goldberg在1995年發表了博士論文《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并在美國出版，并標志著其獨具特色的構式語法理論的誕生。根據Goldberg的觀點，構式語法的定義是：凡某一語言型式(pattern)，如果其形式和功能的某些部分不能嚴格地從其組成成分或已知的結構中得到預測，就可稱為是一個構式。她認為，當且僅當C(construction)是一個形式與意義(Form and Sense)的結合體，且形式Fi或者意義Si的某些方面不能從C的組成部分或其它先前已有的構式中嚴格推導出來時，C即是一個構式①。只要形式、意義或用法不能從其組成成分或其他結構式中推知出來的語言表達式，都在“構式”范圍內。

Goldberg認為一個構式的整體并非各構成成分之和，也就是說，根據部分構成成分的形式或意義，并不能推導出該構式的整體意思。構式語法理論認為語言的基本單位是構式，語法中的每一個基本句型都與其相關。構式是形式和意義的結合體，并注重形式和意義之間的一一映射關系。

2．構式語法的特點

從誕生至今，經過二十余年的逐步發展和完善，構式語法已逐漸形成了自身獨有的特點。首先，構式語法強調非模塊性。該理論與強調模塊理論說的傳統語法不同，它遵循完形理論（即格式塔理論）的觀點，認為構式是一個整體概念，形式和意義是語法中每個具體構式或規則的組成部分，而不是語言中的不同模塊，所以每個語法構式都是形式與意義的結合，需要統一起來進行研究。

其次，構式語法強調語言創新，即創新性。固有的形式語言學理論從人的先天能力角度進行思考，分析語言現象時用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則，而構式語法理論則是把人的認知能力納入到語言現象中，將語言與認知能力聯系起來研究，并認為構式是人心理表征的基本方式，擴大了認知語言學的理論基礎，促進認知語言學進一步發展。

三．構式語法的貢獻

形式與意義的匹配是語言研究過程中的重要議題，而構式語法則剛好在這方面體現其優勢，在兒童語言習得和漢語研究兩方面體現得尤為突出。

1．構式語法與兒童語言習得

構式語法理論持有這樣的語言習得觀，即兒童在習得語言時，可以自主從早期階段習得的往往不合語法的構式慢慢像成熟階段的構式體系過渡；兒童語言習得的過程主要是把某個語言表達的意義與形式對應起來，就像單詞的學習一樣，從由簡到繁、由易到難的過程中逐步學習、概括構式，從而實現語言的習得。所以，在英語為非母語地區學習英語過程中，將構式語法理論作為語言教學的指導，可以改善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果。

2．構式語法與漢語語言研究

作為一個語言學方面的基礎理論，構式語法理論在推動漢語研究方面也同樣意義重大。一些國內的學者已經開始運用構式語法來研究漢語，比如陸儉明、張伯江、石毓智等學者都已將構式語法納入到漢語研究中來，使二者結合，來分析漢語的一些句式。尤其是在將構式語法理論運用在漢語的“把”字句、“被”字句以及存現句等方面，產生了比較好的解釋力。這不僅對漢語語言學的理論發展有推動作用，同時也進一步加深了構式語法的理論性。

四．結束語

構式語法作為認知語言學的新視角，彌補了形式語言學理論的不足，引導人們從新的視角對語言現象進行研究，幫助解釋先前無法解釋或是被忽略的語言現象，不管是在語言習得還是在漢語研究方面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作為一種新興的語法理論，構式語法當然也存在著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其研究起點是習語，而在最基本、最普通的語言現象上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因此，該理論還需要語言學者們進一步發展，將其完善。（作者單位：西南大學外國語學院）

注解

① 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參考文獻：

［1］ 黃潔. 語言習得研究的構式語法視角［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 2008(04)

［2］ 趙彥春,王娟評.構式語法的理論取向與局限［J］.中國外語. 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