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范文

時間:2023-03-16 15:22:18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供給側,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供給側

篇1

究竟何謂供給側改革?需求側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

總理在剛剛結束的第十二屆人大第四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當前發展中總量問題與結構性問題并存,結構性問題更加突出,要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突出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做減法,又做加法,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使供給和需求協同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所以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

07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逐年下滑,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需求不足僅是表象,供需錯配才是實質,因而需要從供給端著手改革。

20世紀70-80年代,美、英相繼陷入滯脹,“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分別采用減稅和國企改革等措施幫助經濟走出衰退的泥淖。而中國的“供給側改革”不完全是西方講的供給經濟學概念,它更注重經濟結構的優化,避免潛在增速的大幅下滑,所以叫稱之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機構性改革的意義,在于面向整個社會需求有很大質的提升的時代所進行的結構性調整和變革。目前,中國社會基于小康水平之上的高品質需求正處于真正爆發的前夜,這個爆發需要供應側能夠提供擁有高品質的產品、服務和擁有良好美譽度的品牌。在新常態中,人們愿意用更多的錢來購買更好的產品和服務。這從加速增長的國人赴海外旅游和購物中可見一斑。前幾天從一位日本同行那里了解到,今年春節期間,中國游客在日本采購數量最多排前三位的是手表、數碼相機和電飯煲。

這就是眾多優秀企業的重大戰略機遇。面對機遇,企業轉型需要思考如何在解決企業治理結構現代化的同時,積極應對下一輪發展的升級需求,用創新驅動的供給側新結構應對新的需求升級。

當前,大多數企業所面對的“巨大的存量資產怎么轉型升級”這樣的挑戰。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已經站穩腳跟的企業,如果不在高附加值產品和服務的開發創新上下功夫,不在更大范圍內進行資源整合和管理創新能力的提升,尤其是直面“互聯網”、“智能化”時代的來臨;直面國際巨頭的全球化運營和競爭能力,面臨著很大挑戰。但這這些挑戰還不至于是生存危機,而是在進入從“配角”上升為“主角”的新階段后怎么活得更好的“危機”。生存危機多出現于中小企業。目前最困難的是那些沒有自主技術、自主產品、自主品牌的企業,它們現在還基于低成本勞動力的競爭力可能難以為繼。我國的傳統鐘表制造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經歷了多年的洗牌和磨練,“產能過剩”已不是主要矛盾,決定勝負的還是技術創新。在信息、電子、傳感、通訊、新能源等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在“智能鐘表”的挑戰面前,傳統鐘表制造業還是首先要把自己“精密制造”的優勢發揚光大,其次要圍繞降本增效全面深化科學管理體系。喬布斯說過:互聯網時代不要問消費者需要什么,因為誰也不知道你要創造一個超現實的東西。當一個蘋果手機擺在你面前時,你才覺得:哇,還可以是這樣啊!

篇2

首先是財政政策,就是減稅費,要義就是通過減稅增加勞動供給。減少個人所得稅,他就愿意多工作;減少企業稅負,企業利潤就增加,它就可以增加使用勞動力、多投資,就增加產出,就可以解決通貨膨脹。

但是,如果是通縮,消費不足,針對資本密集型企業的減稅,那生產再多,收入也流不到勞動者手里變成消費需求,會造成過剩加劇。所以,減稅對象一定得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和中小企業。這樣的減稅既能夠增加產出,推動經濟增長,也可以增加需求,增加勞動者工資,增加就業。

減稅費要著眼于4個方面。

一是增值稅能不能減。增值稅很高,17%,稅的60%多是增值稅。增值稅能不能減到15%或16%?因為現在營改增的減稅效應已經沒有了。

二是社保費率能不能降低。社保費率占工資的42%到45%,在全球都是高的。能不能降到30%?有人說,現在社保缺口這么大,再降低,缺口會更大,問題在于,這么重的稅費,竭澤而漁,最后更收不上來。

三是提高商戶稅收起征點。我們的月營業起征點最早是2000元錢,像擠牙膏似的,起征點提到3萬。但我覺得還是低,應提到8萬到10萬。就是每年經營100到120萬的企業,就不征它稅了,讓它多增加就業。

四是清減收費。2014年,全國政府及行政性事業收費總規模是3.2萬多億。費的增長率比稅的增長率要高,原因是很多地方稅收不上來,就以費補稅,費可能占到政府全部收入的近1/5。很多費進了養人的盤子,致機構人員不斷膨脹。這些費是各部門在立法時,作為私貨,有的立在法律里,有的立在部門條例里。都應該改,是違法的,中央應堅決清理。

其次,供給側重要一點要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篇3

“廠區這么大,放著近路不走,偏要繞遠走個斑馬線。”廣汽豐田的新員工張小陸起初對這條規定顯得有些不解。

實際上,在廣汽豐田工廠,諸如“員工上下樓梯須全程右手緊握扶手”的類似規范還有多條,每位新員工在進入車間前都要進行3個星期的培訓,合乎規范方能入職。

至于原因,廣汽豐田總裝一科湯焯坤系長把它歸納為對品質的苛求,“對汽車品質保障至關重要的規范操作意識,正是從一點一滴的日常行為中積累起來的,只有員工將規范意識融入血液,才能保證自己的出品品質。”

而對于品質的苛求也令廣汽豐田收獲頗豐。

2016年初,在豐田全球出貨品質監查中,廣汽豐田在全球50多家工廠中脫穎而出:所有生產線的整車品質均獲得了“零缺陷率”評價,這在豐田全球工廠中還是第一例。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國車企在此輪“大考”中各顯其能,而廣汽豐田則是中國車企積極謀變的一個縮影。

廣汽豐田并非簡單依靠“機器換人”,而是在強調“人”字旁的自“P”化的基礎上交出了一份不一樣的答卷。

尋找新的“濕毛巾”

汽車產業的發展最直觀地反映在數字的變化上:

在產業政策和消費需求提振的雙重利好下,中國汽車工業迎來黃金十年(2000~2010年),產銷規模不斷擴大,從200萬臺一躍突破1800萬臺。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汽車產銷量均突破2400萬輛,第7次蟬聯全球產銷量桂冠。

另一組數據同樣不容忽視。

自2000年開始,中國汽車銷量在經歷了近10年的高速上漲后,增速開始放緩:2000~2010年增速約為24%,2010~2015年增速下降至6%左右。

2015年,盡管中國汽車產銷規模創歷史新高,但增速分別只有3.3%和4.7%,創近3年來新低。

對此,工信部裝備工業司副司長瞿國春曾在媒體表示,汽車產業未來將面臨更激烈的競爭,整個汽車行業的利潤形勢已大不如前,這種形勢可能在后面相當長一段時間還會進一步加劇。

中國汽車產業正在步入轉型“拐點”時刻。 廣汽豐田的員工正在仔細檢查流水線上的汽車產品

但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常務副會長董揚認為,中國汽車市場增長速度由中高速轉為低速的轉折點應為總保有量4億輛左右,現在還遠沒有到頂――目前中國民用汽車保有量約1.5億輛,千人平均汽車保有量僅為105.83輛,這一數字不僅遠低于歐美發達國家水平,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隨著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費需求升級,新車市場需求空間依然較大。

廣汽豐田執行副總經理李暉告訴《t望東方周刊》,上述兩組數據真實地反映了中國汽車行業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消費新生力量正在推動著汽車市場加速進入個性化消費和品質消費時代。”

中國汽車消費結構在升級,但產業結構的調整仍需要時間。為了適應這種變化,各大車企都在積極開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以廣汽豐田為例,自2015年5月啟動“構造改革”后,開始在生產、銷售、研發等領域進行全方位體系強化和能力提升。

“就像把毛巾擰干后,再怎么擰也不會出水一樣,要尋找新的濕毛巾。”在李暉看來,構造改革就是在尋找新的濕毛巾,“我們的根本目的是通過強化基礎,進一步發揮潛能,在原來的地方不斷改善、將每一個環節發揮到極致。”

自“P”化缺不了“人”

汽車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目標是以較少的資源消耗、較高的效率提供優質有效的供給。廣汽豐田在尋找“濕毛巾”的過程中,一直強調發揮人的價值。

在李暉看來,機器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永遠替代不了人。

“在一輛汽車幾萬個零部件加工組裝的每一個環節中,每一個員工要保證每個工序下都是高品質產品,防止不良品流向下一個工序。對廣汽豐田來說,高品質的保證只能是人,這是機器無法替代的。”他說。

但是,在廣汽豐田的生產線上,人可以發明機器(自動化裝置)。

“我們提出,在生產線上只做有價值的作業。”湯焯坤告訴本刊記者,工人擰螺栓這個環節分為“拿螺栓和擰緊螺栓”,“拿螺栓”就屬于沒有附加價值的作業。

“我們的構造改革并非花很多錢購買設備,把人代替掉,而是從每一道工序尋找可以改善的點,讓員工去挖掘,從而減少工時,以秒為單位來改善。”李暉表示。

李暉認為,應重視并鼓勵員工在各自的工作中積極思考并實現自己的想法,“一個工序改善再改善、挖掘再挖掘,只要持之以恒,他們就可能成為這個工序的工匠。打造全員工匠,這也是構造改革的一個目的。”

正是通過每周例會提出的“創意改善提案”,一線員工發明了自動作業臺車,從而削減了往返搬運箱子的8秒時間。隨后,自動堆疊、自動分垛、自動分送與門形裝置的改善與發明,為整條生產線削減了174秒。

“等于一下子節省出了3臺車的節拍(每隔58秒就有一臺車從總裝生產線下線),相當于6個人工,直接節省成本100多萬元。”湯焯坤說。

同樣,廣汽豐田賦予生產線上員工相當多的自:任何員工都要確保產品質量,遇到問題隨時拉下安東拉繩。

篇4

“去年冬季以來,‘陳集山藥’價格持續走低,每公斤價格只有5元錢左右。”陳集鎮天中山藥合作社理事長張海玉介紹,市場低迷,就像揮之不去的“霧霾”籠罩在社員們心頭。為了不讓社員喪失種植信心,天中合作社在山藥價格低潮期進行了各種嘗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盲從跟風,山藥變“芋頭”

“前些年陳集鎮的山藥種植戶每畝地能掙近萬元,很多人從山藥上發了財。”張海玉告訴筆者,“一畝山藥十畝田”的創富神話讓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了種植山藥的大軍之中,這種短期內種植數量的暴增實際上就為山藥滯銷埋下了隱患。

“搶手山藥”變成了“燙手山芋”,讓很多人想不明白。2010年以來,在山藥能一夜暴富的誘惑下,加之山藥種植機械化的普及,山藥種植變得簡單,讓國內知名的幾個山藥產區的山藥種植面積都有很大的增長。例如河南溫縣周邊的山藥種植區,種植面積增長了五六倍。

在山東省山藥主要種植區,菏澤市定陶區陳集的山藥種植面積增長幅度更是驚人,陳集山藥從2010年的4000畝,到2014年的5萬畝,再到2016年的9萬畝,呈現逐年增加態勢,市場趨于飽和狀態,山藥價格的下跌就不足為奇了。

“前年的這個時候,山藥每公斤能賣到28元錢,而且有不少外地人來地頭收購,銷路一點也不發愁。”張海玉說,租地擴種,讓山藥變得越來越不值錢,不管是種植戶還是對合作社而言都是一種傷害。

嘗試改良種植品種和銷售方式

“山藥種植是社員們的主要收入來源,現在價格跌得厲害,合作社首先要想辦法保證社員們的收入。”張海玉說,現在國家正在實行供給側改革,逐步淘汰落后產能,山藥也應該進行產業升級了。

張海玉說的產業升級實際上就是合作社里的“供給側”,他認為,要保證社員們收入不降或者增加,就得在兩方面下功夫,一方面改良種植品種,另外一方面還需要改進銷售方式。

據了解,在陳集,山藥主要有西施和雞皮糙兩個品種,2008年,“陳集山藥”被國家質檢總局實施地理標志產品保護后,這兩個品種的山藥銷售價格一路水漲船高。但在張海玉看來,不能再指望這兩個品種賺錢,需要嘗試新品種山藥。

“去年,合作社引進種植紫山藥獲得成功,這種山藥的營養價值更高,由于目前種植的面積小,價格也更高。”張海玉說,合作社實驗種植了20余畝,每畝紫山藥產量在1500公斤左右,每公斤價格在10元左右。

首次嘗試改良種植品種就獲得成功,讓社員很是興奮。社員田鴻達告訴筆者,紫山藥營養價值豐富,價格高,理事長的“供給側”效果很好。

在銷售方式上,合作社緊跟“互聯網+”,成立網店。“我們的網店可以一年四季銷售,而且為了保證服務,合作社還在產品質量和包裝上下了大功夫,讓消費者吃得放心。”張海玉說,去年,合作社投入近2000萬元,建設了4個恒溫庫,供種植戶屯放山藥,用來進行網銷。

農超對接,延伸產業鏈條

M管歷經“嚴寒”,但合作社的改革讓社員們對“陳集山藥”的前景還是充滿信心。

為確保山藥全部達到優質、營養、安全的綠色食品標準,合作社初步形成了從種子、生物農藥、有機肥到種植、餐桌、冷鏈物流配送、物聯網遠程監控、電子交易平臺、深加工為一體的高效經濟產業鏈。

篇5

改革動力來自人民,每一個“我”的命運都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每一個“我”都在時代大潮中逐浪前行;有難以割舍,有生機勃勃,有期待滿滿……

轉身:從煤礦到襪廠

井口封著,屋頂墻縫里野草叢生。一群小鳥忽聞人聲,從廠房前半人多高的枯草叢中成群飛起。一場暴雪即將落下,鉛灰色的天空飄起冷冷冰雨。

“每天天不亮從這個人口進,通過礦燈房子、浴室,然后下井。晚上升井,原路返回,出來時太陽早就落山了。”站在這個曾經火熱的煤礦前,劉志剛指著舊廠房感慨。

1991年,劉志剛從部隊轉業分配到泰信礦做井下工人。“爸媽都是礦務局員工,我們從小就是礦工子弟,曾經是很自豪的身份。”而到了劉志剛這一代,礦務局已經很困難了,“上班第一年,廠里工資一直欠發。這一年老娘心臟病去世,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自己賺錢為她買過任何東西。”

后來,市里辦起了遼源東北襪業紡織工業園,劉志剛離開遼源礦業集團,在襪業園里做物業。看到襪廠越來越多,很紅火,劉志剛心里也開始活泛了。

生產線前,紅色、白色、藍色……織襪機上各色線棒不停旋轉,仿佛人生也在不停地運轉變化。如今,劉志剛的廠子已初見規模,雖然現在銷售一般,但他覺得生活還過得去,將來肯定會更好。

每天700萬雙棉襪從襪業工業園流向世界各地,成為全國最大棉襪生產基地。

依煤而興,也曾一煤獨大,2008年,遼源成為全國首批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試點市。抓住國家政策機遇,推進產業結構D型,如今,曾占經濟總量70%的煤炭工業占比還不到7%。而去產能后,煤礦工人們也面臨著新的職業選擇。

越來越多的工友告別礦井,像劉志剛一樣選擇了不同的路。“這不是衰敗,這只是時代大潮中的一個轉變。通過休養生息,終有一天會更好的。”

去年,市里共舉辦了5次工人與大企業對接活動。工人先培訓后上崗,如果一家人都在礦務局上班,起碼保證有一個人再就業。

不過,企業缺的大多是技術工人,而礦務局井下工人技術單一,如何化解人力資源的結構性矛盾,還要探索。

較量:起落間尋找平衡

離開會還有十幾分鐘,屋里已經密密麻麻坐滿了人。

“擔子不能全壓在房地產商身上。”“工資保證金,能不能降一點?”“公積金貸款力度能不能提一提?速度也是”……發牢騷的、發問的,大多是房企老板。

大家圍攏著會議召集人莫元春――重慶市房地產業協會會長。去庫存是大家討論的高頻詞,也是今天的主題。

幾天后,重慶成為2016年第一個出臺去庫存措施的城市。1-3月,市商品房成交面積1354.88萬平方米,同比增長32.3%。

“我身邊的朋友,不少人家里都好幾套房子了,還要去庫存?是不是房子建得太多了?”一次,某銀行高管問莫元春。

現在掌握的數據是,重慶居民有房率大概70%。市里有大量老社區和單體樓,許多居民有購買改善型住房的需求。

“這名高管的朋友大多是有錢人。”奠元春認為,一些人對去庫存的誤解源自明顯的幸存者偏差。

上下班路上,莫元春發現一些新現象。路邊,站了些舉牌子的人,上面寫著“零首付”或“一成首付”。看起來,這會讓老百姓買房更容易。但是,購房杠桿上去了,房價可能就會瘋漲。

反應很快,管理部門迅速約談相關房企。

“要嚴防新增杠桿。”莫元春記得,為了保持房地產業健康有序,重慶還調高了基準地價,防止小散弱企業人市,禁止高債務企業拿地。

房企如果想通過大規模拿地炒房價,拼不過政府。10多年前,重慶市政府就儲備了大量建設用地。2011年,重慶試點房地產稅。雖然稅額不高,但還是讓一些買房者和炒房團有所顧忌。此外,公租房大量建設,低收入者也不擔心自己元房可住了。

“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房價沒有大起大落。

去年前三季度,重慶市商品房銷售面積為4122.19萬平方米,商品房新開工面積低于銷售面積。

10月,有數據顯示,外來購房者比例從2015年底的12%上漲到30%。

不過,商業地產,去庫存依然艱難。據測算,目前全市商業地產要售罄,還需30多個月。

雙城:未來在別處

自從公司傳出要搬離北京,競爭對手就不斷給龔立超打電話,想要挖她。

女兒才4歲,龔立超有些猶豫。她提了離職,但威克多服裝公司的老板將審批離職硬是延長了20天,希望她回心轉意。

在北京,高企的地價限制了公司擴張,而且服裝制造等一般性制造業也被列入新增產業禁限名錄。因為生活成本走高,成熟勞動力也在不斷流失。

搬去衡水,公司能更大膽地擴規模,龔立超也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可離開,一切就是未知和挑戰。

周一二在北京總部對接業務,周三四五在衡水指揮生產發貨,周六日回京。最終,龔立超選擇了跟著公司走。可是,這個周末太忙,龔立超沒能回家,很是遺憾。

和龔立超的雙城生活不同,24歲縫紉女工祝文鳳安頓在了衡水。在北京,每月開支千元以上,一年下來,也就攢個2萬元。到了衡水,吃住在廠里,花錢也少,一年存下好幾萬。

目前,新生產基地所在的衡水工業新區有307畝,是老廠區的4倍,生產車間、庫房、宿舍、食堂等一應俱全。過幾年,祝文鳳還打算在周圍買上一套房。這一切,在北京難以想象。

身在勞動密集型行業,服裝工人很難在北京扎根。一旦結婚生子,許多人就會返鄉。尤其在2010年后,用工狀況變化很大,員工流失率上升到15%、17%甚至超過20%。

在服裝行業,最先進的電腦編程縫紉機也無法替代一個好裁縫。為了鼓勵員工隨廠搬遷,除了增發安家費,公司還補助6個月工資。

目前,衡水一員工中大半都是從北京跟來的。

縫紉車間里,100多臺縫紉機不停運轉,工人在流水線上縫制西裝。僅“雙11”一天,公司的訂單就3000多萬元,相當于一個月的產量!

威克多成了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實施以來首個整體搬遷到河北的公司,今年7月-10月銷售同比增長25%。

要利潤增長,除了開源,也得節流。搬家讓企業運營成本大幅下降,此外,龔立超還想到了一個辦法裁剪車間作業全部實現機械自動化。

主控電腦屏幕上,一整塊面料被密密麻麻分成100多塊形狀各異的小料,由電腦控制,一臺裁床,一次就能剪裁100層面料,面料利用最大化。

遷出北京,原來的老廠房被定位成研發和眾創空間。空置的廠房改造成新銳設計師孵化器。

在這里,設計師可以與威克多合作,納入各品牌服裝進行量產,也可以自己打造設計師品牌,組建隊伍,尋找企業下單生產銷售。

目前,一期簽約人駐企業50多家,主要是科技公司、文化創意類公司、電商和“互聯網+”公司。

下山:不在這里受窮了

車行顛簸,多處塌方,兩小時后,路到頭了。山嵐繚繞,新潮村的民房三五抱團,孤零零地占據了幾片山頭。深冬,雨雪封山,出行很難。

雖名新潮,卻看不出一絲新潮光景。全村448戶,貧困戶就有336戶,350多戶還是土坯房。

“過了年,我們就搬去城里,不用待這里受罪了。”70歲的蔡光興指著自家一排4間土坯房說,1978年的房子已經到了“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地步。

除了一臺老電視和一只電飯煲,家里最值錢的就是堂前掛著的臘肉了。房前6畝多地是最穩定的收入來源,但今夏旱災讓一家人的期盼落空了。“只收了兩擔小麥、一擔苞谷,還有些喂豬的紅薯蛋。”蔡光興說,山大鳥多,莊稼“讓雀雀吃空了”。

這里,是湖北省十堰市鄖陽區的葉大鄉。

老蔡的兒子蔡建軍,現年24歲,職高畢業后一直在外打工,打算掙夠錢回村娶媳婦。

但2016年,他換了想法,在鄖陽城區里選了套安置房,83平方米。政府補貼14萬元,買房夠了,自己只用找裝修錢。

原來,像蔡建軍這樣有勞動力、符合易地扶貧搬遷條件的建檔立卡貧困戶,可以自愿進城安置。政府統籌低價房源,每人有3.5萬元的購房補貼。

新潮村有勇氣、有條件進城打拼的貧困戶只有9戶,更多人走不了那么遠,繼續留在農村,到鎮上集中安置。

家住葉大鄉的周延學,曾是村里第一批建磚瓦房的“富裕戶”。他勤干苦做,一毛一分攢下了家業。

沒想到,這些年家人連遭大病,家底耗干,成了特困戶。老伴腦梗癱瘓,兒子查出腎病綜合征,兒媳要照顧孫女,周延學61歲了,患了白內障,卻還是唯一的當家勞力。

“我就盼著住到集鎮去。這里太高,離大路相當遠,我妻子癱瘓后兩年多沒出過門了。”去年底,一家人搬到鄉政府旁的新集鎮,那里有一個集中安置點。

“我們打算把新集鎮打造成生態旅游服務站,為大家找到致富門路。”葉大鄉黨委書記盧貴昌說。

易地搬遷平均每戶有20萬元左右的配套資金,其中6萬拿來發展產業。

“我別的沒有啥發展途徑,得照顧妻子。”周延學說,“還有兩畝地,栽上果樹,多少可以變點錢。”老兩口和兒子有低保,加上殘疾人補助和養老金,每月能領625元。

有余力的集中安置貧困戶,辦農家樂,去集貿市場開商鋪,搞土特產電商,出路是有的。

篇6

今年中國經濟的情況不是太好,2016年一季度有很短暫的好轉,但是這個短暫的好轉是用很大的代價換來的。這個代價就是在中央已經提出要進入新常態的情況下,今年一季度又回歸了舊常態。又依靠政府投資,來拉動經濟的增長。

幸好在今年明,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個“權威人士”的講話,講話以后,我看了而且覺得轉型和改革的常識還在,因為一季度那樣的做法會使中國經濟以后更加困難。現在出來制止了一季度這種做法,這是今年以來在經濟政策方面一個很重大的調整。

供給側改革面對的三座大山

供給側的含義是什么呢?供給側的含義要清理三座大山,這三座大山就是過剩產能、過多的庫存和銀行壞賬。這三座大山不清理,我們沒有辦法輕裝前進。在清理了這三座大山之后,我們再來談新的增長點在什么地方。

權威人士講了以后,大家有所醒悟。知道我們還是在新常態,不是舊常態,還是要回到供給側。回到供給側是什么意思呢?社會上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理解,莫衷一是。我個人理解,回到供給側就是放棄用政府來拉動內需,來驅動經濟增長的舊常態。而轉向以企業為核心的,以提高效率為核心的經濟增長模式。這就是供給側,這就是新常態的含義,這也是權威人士講話的主要精神所在。

現在我們各行各業都面臨這樣的問題,就是過剩產能。到全國的大多數經濟比較發達的省份去看一看,它們拉動投資,上鋼廠、上水泥廠、上建材、上工程機械,現在全面產能過剩,沒有需求對應,怎么辦?

鋼鐵行業過剩產能至少40%,水泥行業過剩產能至少50%。也就是50%的水泥窯現在閑置、不生產,因為生產出來的水泥沒有投資項目,沒有需求。煤炭過剩產能30%-40%,山西在關煤礦,鞍鋼、武鋼等鋼鐵企業也在裁員,為什么?沒有需求。不是說完全沒有需求,是供給太多了。供給為什么這么多?是因為過去投資拉動上產能上得太厲害了。

現在回到供給側,供給太多了。提供給側的第一個原因,就是要清理供給側過剩。供給側過剩很嚴重。河北省今年硬性指標下達任務要裁掉上億噸的鋼鐵生產能力。要是今年減掉一億噸,減誰呢?河北省民營鋼鐵企業現在都發愁,因為關鋼鐵廠很可能先關他們,現在我們的供給側政策是對的,但是這個方法不對。你不能用政府行政的手段來淘汰過剩產能,淘汰過剩產能要用市場的手段,誰效率低,誰虧損,誰就關門。這是淘汰低效企業,不能說按照所有制來淘汰,先淘汰民營,后淘汰國有。

所以供給側,首先要清理供給側的過剩產能,如果你不清理這些過剩產能,這些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就賣不出去。賣不出去變成庫存積壓,銀行貸款還不了,到后面會把銀行拖垮。

但是過去十幾年形成的這么多過剩產能,要清除不是一時半會兒能清完,你不把過去這些積累的無效產能清理掉,就不能夠開始新一輪經濟的健康成長。這個任務非常艱巨,大家都知道關廠不容易,把廠關掉以后,職工怎么辦?所以我認為供給側政策的含義,第一個含義是要把過去供給側的無效產能淘汰,這需要很長時間。

不僅有工人要安置,而且這些企業一旦關門之后,他們欠銀行的貸款怎么辦?所以清理供給側的過剩,產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銀行的貸款。銀行的資產質量不斷惡化,關一家廠就有幾十億、幾百億元的貸款會收不回。所以現在供給側很困難,但是這一步不走,下一次經濟的高速就無法到來。

我們看到基礎設施,在全國進展很快,但是另一方面在這些基礎設施背后,很可能收益不足以償還銀行利息的情況出現,有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出現償債困難。今年有一個神話被打破了,就是國有單位、國有企業或者地方政府的債務永遠不會違約。地方政府的債務要違約,地方政府臉上過不去,很難看。

清理無效供給、增加有效供給

新的增長點在什么地方?新的增長的希望在企業,不在政府。因為政府現在手里的資源已經很有限了,讓政府財政再拿出錢來做投資,已經沒有這個能力。讓銀行再貸款,銀行也無能為力,因為現有的資產質量發生了問題,必須把他手里這些壞賬清理完了,才能夠發新的貸款。這樣的情況下,新的增長在哪里?這就是供給側的第二個含義,就是需要增加有效供給。我們所說的產能過剩,那是無效的供給能力,就是沒有市場需求對應。

而我們所講的改革供給側,是要增加供給的有效供給這一部分。什么叫有效供給?有效供給就是你有新產品,有新的服務,有新的技術。這些新的產品、新的技術和新的服務,在市場上立即就能找到需求。

所以現在我們一方面要清理無效供給,另一方面要增加有效供給。所謂有效供給就是能夠找到市場,找不到市場,就去自己創造一個市場。這個新產品靠誰?靠企業創造,不是靠政府。

轉向有效供給:創新與成本優勢

這就要求企業去進行創新。滿足市場需求的企業是二流企業,一流的企業是創造市場需求。一流的企業不是被動地去滿足市場現有的需求,而是主動地去創造市場上還不存在的需求。這就要求你的產品、服務、技術充滿想象力,是超前市場,是效率非常高,或者叫做陸價比非常高的產品。

所以我們判斷一個供給是不是有效的,就是兩個標準,一個標準叫做新產品、新技術、新服務。第二個標準叫做可持續的低成本基礎之上的低價格。這也叫有效供給。低成本、低價格,低到沒錢可賺,是不可持續的,那不叫有效供給。現在我們山西賣煤是虧本賣煤,價格很低,但是不能持續。為什么?他沒利潤虧損,他在做賠本生意,因為他無法降低成本。

如果要想降低成本,要有什么辦法?我要比市場上平均水平,要有更有效的生產方法,更有效的生產技術。不管是生產也罷,是銷售也罷,都是需要比別人成本更低。

增強企業活力的三條建議

如何增加有效供給?這就要激發企業的活力。怎么激發企業活力?在新常態中,供給側的政策側重點上,經濟增長的動力就已經從政府轉向了企業。因為過去拉動需求是政府在拉,政府財政花錢,中央銀行印錢,這都是政府在拉動需求。現在要增加有效供給,只能靠企業,不是靠政府。

但是這并不是說政府無所事事,政府可以無所作為。政府的作為是什么呢?政府的作為就是如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使企業可以增加有效供給,不斷去做創新,不斷去做研發,來增加有效供給。政府最應該做的是什么?首先要做強調法治、司法改革,包括更有效地保護私有產權。

現在國家經濟困難、民間投資不振,需要企業家安下心來在國內投資,在國內好好做他們的企業,做研發,做創新。但是你要給他有制度保障,你的法律要保護他的人身安全,保護他的財產安全,他才能夠在這里做下來。最好的保護是什么?最好的保護是法律,不是行政。需要增加執法的透明度和規范性。為什么人民幣在貶值?原因之一,資本外逃。

供給側要搞活,得想想、得接點地氣,知道企業現在在考慮什么問題。所以供給側激發企業活力,第一條就是強調法治、產權保護,重新建立信心。

第二是對內開放,減少管制。我們現在很多地方還是管制,管制非常嚴厲,電訊、石油、天然氣全都是管制的。民營資本進不去。國有企業從國家拿了很多優惠政策,拿了很多優質的資源,但是市場空間總歸是有限的。

篇7

【關鍵詞】 供給側改革 國際經驗 通貨膨脹 【中圖分類號】F202 【文獻標識碼】A

現階段,我國大力實施供給側改革戰略,將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作為五大重點任務。但是我國政府將推動經濟發展的焦點從之前的“三大需求”管理逐步轉變為以生產要素為對象的供給側管理,反映了我國生產端存在著同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使得我國供給側改革的推進存在一定困難。國際上曾有一些發達國家都實施了供給側改革戰略,如美國、英國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供給側改革做法都堪稱典范,值得我國借鑒。

國際上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實踐案例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期間,美國、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的經濟都相繼出現了滯脹,這同凱恩斯主義的需求側觀點發生偏離,因而這些國家都紛紛投向供給派,爭取通過供給側方面的改革來促進經濟復蘇。其中,美國里根政府的“里根主義”、英國撒切爾政府的“撒切爾主義”等,都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實踐。

美國的供給側改革經驗――“里根主義”。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的經濟便不斷引發出滯脹問題,工資水平和物價水平等都呈現明顯的螺旋式提升態勢,通脹水平已無法簡單通過市場和政府行為進行駕馭,直接導致了美國當時的市場活力明顯下滑。1980年末,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已達到13.5%,全社會失業率超過7%,但當時全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同比為負(-0.2%)。當時,美國的經濟也存在一定的結構性問題,包括在鐵路運輸、公路運輸、天然氣、金融、有線電視等行業方面存在明顯的進入壁壘和價格管制。在這樣的環境下,原本凱恩斯主義的需求側管理理念已難以有效應對,轉向供給側理念已勢在必行。

為此,里根政府采取了三項措施,即降低稅率、放開政府管制、適當采取緊縮型貨幣政策。通過“里根主義”供給側改革,美國逐步走出了持續性滯脹的經濟狀態,美國的經濟從20世紀80年代起得到明顯復蘇,之后連續出現了92個月的平均經濟增速均高于4%的良好發展態勢。在1989年里根總統卸任時,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都比他上任之初明顯降低,美國當時的經濟已明顯進入了繁榮發展期,為20世紀90年代后美國進入新經濟時代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英國的供給側改革經驗――“撒切爾主義”。在1979年之前,英國在工黨的領導之下,工會的力量不斷擴充壯大,全國的經濟力量呈現了大面積的國有化,導致市場活力不足,經濟運作效率明顯下降,全國經濟產生了全面的衰退。當時,雖然英國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同比增長了25%以上,但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同比大幅度下滑。當時英國的工會力量非常強大,所以失業率并沒有因經濟下滑而產生明顯上升,失業率一直保持在5%左右。在1973-1975年期間,英國的年工資水平分別增長了15%、19%和23%,這也進一步降低了企業的利潤,當時出現了企業生產效率下降而工資、物價水平螺旋式上升的現象。

為此,撒切爾政府采取了三項政策,即采取緊縮型貨幣政策、加快推進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進程、推進稅制改革,減少公共支出。自此,英國的經濟開始發生反彈式增長,滯脹困境得到有效解決。1986年全國的通貨膨脹率僅為3.4%。20世紀80年代,英國通貨膨脹率一直維持在5%左右,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國通貨膨脹的最低水平。與此同時,英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也不斷增長,在1982-1989年期間全國的經濟增長率保持在2.8%左右。

我國供給側改革的幾大推進策略

我國的經濟結構性問題與當年美國、英國的經濟結構性問題存在較大的相似性,這些國家的供給側改革經驗都值得我國借鑒。

第一,減輕稅收負擔,是我國推進供給側改革戰略的有效抓手。在宏觀經濟下行的壓力之下,降稅可以直接減輕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從而有效幫助企業解決資金難題。通過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能夠明顯刺激消費,從而增強經濟發展的活力。對我國政府來說,盡管在短期內保障稅收有所降低,但是政府降稅帶來的供給效應能夠獲得更多的新稅源和拓寬稅基,因此,從長期來看還會增加政府稅收。所以,我國實施供給側改革戰略就要進一步用好降稅政策工具,保證供給側改革戰略的有效實施。

第二,簡政放權,是我國推進供給側改革戰略的有效前提。產業結構優化,是要素不斷流向高端行業或者產品相對稀缺的行業進行重新配置的過程,這個過程決定了供給結構發生改變。企業顯然比政府更加洞悉市場供給情況,能夠自我探索結構調整之路。而且市場機制擁有自行糾錯功能,通過企業主體的“試錯”并不會帶來產能過剩,而且也不會影響政府指引作用。所以,要推進供給側改革,就要充分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而政府就應該進一步簡政放權,讓市場調節機制更加穩定。

第三,消除壟斷機制,是我國推進供給側改革戰略的內在需求。國有企業只有消除壟斷機制,才能真正發揮出市場競爭的效力,市場資源配置的功能才能進一步高效化。要消除市場上的壟斷機制,就要推動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強化混合所有制成分介入國有企業,不斷放寬民營資本進入投資和運作領域的限制,允許或者鼓勵民營資本直接涉通、醫療衛生、能源、金融、教育、電信等國有壟斷型企業。對不會顯著影響民生的國有企業,可考慮進行私有化改革,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水準,從而提高市場效率。

第四,重構優化要素配置,是我國推進供給側改革戰略的內在動力。我國的新型城鎮化還具有較大的潛力可挖,但是新型城鎮化的重點不應放在大城市。在大城市之間的一些“孤島”城市,可以加速網絡化轉型,推進城市之間的互聯互通,重構、優化資源要素的配置。供給側改革也要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一體化,要努力營造農民順利進城和城鎮資金順利下鄉的良好局面。因此,政府要打破城鄉之間土地、資金、勞動力等要素的流動和交易瓶頸,打破各種行政壁壘。

第五,協調貨幣政策,是我國推進供給側改革戰略的重要保障。美國、英國在供給側改革初期,由于通貨膨脹嚴重而迫使政府重視貨幣政策并且積極有效跟進。雖然我國目前尚未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但在今后供給側改革戰略進一步實施的過程中,落后產能的風險也將不斷提高。為了規避因風險提高而帶來的連鎖負面效應,就需要政府打好改革與貨幣供給組合拳,及時實施與供給側改革階段相適應的貨幣政策,引導資源要素根據配置自由流動,為供給側改革創造更加有利的政策環境。

(作者為石嘴山市委黨校副教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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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從攻堅之年到深化之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在逐步向深水區推進,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仍是“三去一降一補”五大工作任務。圍繞“三去一降一補”任務,兩會代表委員提出了很多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見和建議,去產能瞄準“僵尸企業”清理,去杠桿以債轉股為主要方向,出臺金融扶持政策補齊科技創新短板等。吉林省長春高新區長德新區管委會主任、長春長東北開放開發先導區管委會主任孔令智認為,長春新區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得益于吉林省在推M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堅持壓縮過剩產能,以高科技產業補齊短板的產業結構調整。

一、去產能補短板,吉林省GDP同比增長6.9%。長春新區成立以來成績斐然,截至目前固定資產投資完成一千億,長春新區今年投資的目標是在去年基礎上翻一番,達到2千億。吉林省最大的問題是經濟總量不夠、結構不優,使產業布局相對滯后。長春新區不斷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綜合施策化解過剩產能,用高技術、高成長、高附加值“三高”企業補齊產業短板,不斷增強新區的發展實力。

二、產業區細化,構建錯位發展體系。長春新區由一個國家級開發區和三個省級開發區組成,分別是長春高新區、北湖科技開發區、長德經濟開發區和空港經濟開發區。長春高新區是國家級開發區,重點是增強公共服務設施網絡建設,增加軌道交通的基礎設施建設,增加文化和多元魅力空間的融入;北湖科技開發區是東北亞國際陸港和物流樞紐,東北亞科技創新與交流中心,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醫藥產業基地和生態旅游休閑區;空港經濟開發區覆蓋面積363平方公里,既有吉林省最大的航空港,同時擁有吉林省中部最優質的生態資源,是打造綠色生命網和建設特色近郊小鎮的重要區域;長德經濟開發區是以現代農業、先進裝備制造業為支撐的產業集聚區,以發展養老產業和旅游產業為主。

四個開發區是長春新區戰略發展的承載區,既有差異化、錯位化發展,又有相互補充與聯絡。四區結合實際,實現區域轉型升級,強化各自發展優勢,構建具有發展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

篇9

話說教授有一次去外地出差,聽說當地有一家歷史悠久的包子鋪,那里的包子很受食客喜愛。第二天一大早,當地的朋友就帶教授去那里吃包子。吃著吃著,教授就聯想到現在人們討論的供給與需求的關系。

當時的現實是:很多包子做出來了,但是賣不出去(通常說的內需不足或產能過剩)。此時,店家就從需求側做文章,號召人們買包子,并促進包子外銷。但從效果看,人們買包子還是不踴躍,而且外銷也基本飽和了。這意味著在需求側做文章的空間已經不大。

于是,目光轉到了供給側。一看供給側,問題來了:原來包子做得有問題,好吃的包子很有限,無法下咽的包子做了一堆。這樣,新的思路就有了。多做好吃的包子,少做或不做無法下咽的包子(即供給側改革,發展新興產業,提供適銷對路產品,去庫存,消滅過剩的產能)。

這個思路對不對呢?當然對。但誰也沒想到的是,大量好吃的包子做出來了,結果銷量還是沒增加多少,很多人還是不買這包子,而是弄兩個饅頭夾點咸菜就完了。

一問,問題清楚了。你們為什么不買包子而選擇吃饅頭?因為我們買不起,包子10塊錢一個,這一籠就100塊(夸張點,為了好算賬)。而饅頭5毛錢一個,兩個一塊錢就搞定了。嗯,看起來還是需求的問題。但需求的問題在哪呢?哦,對了,價格,價格,10塊錢一個包子實在是太貴了。

于是,找到了老板:“你的包子賣得這么貴,怎么行啊?降降價,銷路不就上去了嗎?”

但沒想到,老板也是一肚子苦水:“我也知道這包子貴啊,我也知道10塊錢一個包子人們買不起啊。可是有什么辦法呢?這一個包子里,稅就占了5塊。原料面肉菜雖然不貴,可運費貴啊!每個包子物流的成本就合1塊錢,房租1塊錢,再加上人工還有其他七七八八的費用,你知道我一個包子才賺多少錢嗎?兩毛錢!我怎么降這個價啊!”

篇10

今年中央1號文件和湖北省委1號文件都明確提出,農業農村發展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必須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是農業農村的事情,相反,它將非農企業發展機遇拓展到農業農村,各類企業都可以從中拓展發展空間。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化企業責任。東北農民寧愿花十倍錢買進口的德國犁,引發了“身為農耕第一國,中國為何造不好一把像樣的犁”的追問。這一現象直接反映的是我國農機工業大而不強,產品缺乏競爭力。但是,我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涉農企業自身停在低端發展階段,產品結構和質量難以適應農業需求端的變化。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涉農企業面臨巨大的轉型升級拉動力,適應和參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企業特別是涉農企業的責任。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拉動產業轉型升級。進一步追問,農耕第一國造不好一把像擁睦緄奈侍獗澈螅是城鄉二元體制和格局下城鄉產業發展的分隔,即城市產業體系與農村產業體系的二元分割、農業產業體系和非農產業體系的二元并立。一方面,實施以來,農業產業長期停留在小規模家庭經營,難以實現市場化、規模化、體系化。另一方面,非農產業沒有將產業鏈價值鏈充分延伸至農業,止步于農業產業的供貨商定位,結果是城鄉產業之間“兩張皮”,沒有實現深度融合和一體化發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城鄉產業實現融合發展,不僅農產品加工、農機、農藥、種子、化肥等涉農企業要親農,而且互聯網、物流、研發、金融等現代服務業企業也需要向農業農村延伸。湖北農產品加工業成為第一大產業、阿里巴巴電商成功向農村延伸都證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成為拉動整體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動能。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企業發展的長久歷史機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農業農村的一場深刻變革,日本等后發的現代化國家經驗表明,城市化和工業化推進到一定階段,農業轉型升級必然進一步拓展產業發展空間,帶來整體產業轉型升級。具體來講,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推動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的完善,推動三次產業融合發展,推動農村建設和農民消費升級。這一過程,僅靠農業和涉農企業是難以完成的,需要各類企業參與。同時,這一過程也給各類非農企業帶來產業鏈延伸、業態創新的機遇,農業產業的規模化、品牌化和集群化,也將為各類企業深度融入農業產業創造良好條件。

國辦近期了《關于創新農村基礎設施投融資體制機制的指導意見》,提出建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機制、鼓勵農村電信設施建設向民間資本開放等一系列措施,這些措施的實施將形成企業參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平臺。可見,在中國現代化進程進入城鄉深度互動的歷史時期,各類企業迎來新的發展空間。積極參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企業發展的時代機遇,又是企業必須肩負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