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經濟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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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貨幣一體化

一、問題的提出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初，國際貨幣領域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歐元的誕生，把以美元為主宰地位的國際貨幣格局，改變成以美元和歐元并列稱雄的格局。另一件是人民幣越來越受到世界的矚目，國際上關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越來越大，甚至有人預言，人民幣會成為繼美元、歐元和日元之后的又一種世界貨幣。聯想到現如今我國經濟改革的進程，以及取得的輝煌成就，似乎有理由使人們相信，人民幣終將成為一種硬通貨。推行人民幣國際化是我國經濟強盛的內在要求，同時人民幣國際化的實行有利于國民經濟持續發展。

貨幣一體化（包括貨幣國際化和共同貨幣選擇）是經濟發展、貿易深化及信用擴張的必然趨勢，貨幣經濟的逐步發展要求貨幣具有統一的形制和統一的價值，但哪種貨幣能夠成為國際一體化貨幣則是多元貨幣競爭的結果。中華民族之崛起，必須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來支撐，而強大的經濟實力的獲得必須依靠國民經濟的競爭力。這不僅需要我國的企業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而且也需要人民幣走向世界，到國際舞臺上發揮國際貨幣的職能，爭取更大的效力空間，即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

二、現實與理論上的邏輯沖突

就目前中國經濟基礎而言，還不足以支撐國際化人民幣在世界經濟大環境中具備優勢競爭力，其境外流通存在著現實邏輯與理論邏輯的背離。所以，人民幣要真正成為亞洲金融經濟的支點貨幣乃至世界貨幣，首先要強化其體現橫向交易契約關系的一般等價物內質，并在此基礎上達成現實和理論邏輯的統一。2003年，中國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16694億元，增長速度9.1%，以進出口貿易總額計算，中國已成為世界第四大貿易國，2003進出口貿易總額達8512億美元，同比增長37.1%，已相當于美國貿易總額的41.9%，從經濟總量和貿易總量來看，已進入經濟大國行列，但就中國金融發展而言，無論是金融發展廣度，還是金融發展深度，均未達到足以支撐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境外持有者對長期持有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心存顧慮的部分原因就是因為我國金融發展的滯后，這降低了人民幣實際交易的國際比較價值，制約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層次拓展。人民幣國際化是否可行、何時可行還要看其要實現國際化的支撐條件，人民幣的國際化需要國際化的人民幣“資產池”作為支撐（鐘偉，2002）。

現實條件的不具備，并不妨礙我們的理論上的分析。因為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是確定的，因而，對貨幣國際化的比較研究可以使我們吸取其它國家本幣國際化的經驗和教訓，減少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風險，有助于尋求一種適合我國國情的貨幣國際化發展模式，使人民幣國際化能夠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

三、美元國際化的路徑考察

1.美元國際化的現狀。美元無疑是當今世界第一大貨幣，在國際經濟、貿易和金融活動中普遍使用。在各國國際儲備中所占份量超過60%；在國際票據市場、債券市場上美國發行債券數額占全球總量的26%（由表1計算所得）；在外匯交易市場中，美元作為主導貨幣居支配地位，占全球外匯交易的87%（1998年）；在各國銀行的對外資產中，美元占47%（1998）；在國際銀行貸款幣種構成為35.2%（1999年），美元無疑是當今國際上使用最廣泛的貨幣計量單位。在國際匯率體制中，采用盯住匯率制的國家其國別貨幣絕大部分盯住的是美元。同時，美元的國際霸主地位與美國經濟實力并不對稱，2002年美國的GDP占世界份額約五分之一，但是在國際金融領域美元卻是霸主，而這與美元國際地位的取得是密切相關的。

2.美元國際化的進程。回顧世界經濟發展史，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新興的美國經濟高速成長，統一市場正在形成，成為當時全球最具潛力的市場和項目投資源。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暴露出歐洲政局的不穩定，大量的閑置資金持有者對本國經濟不抱有信心，因而將目光轉向美國。從而使美國獲得了源源不斷的急需資金和技術，美國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遠離歐洲戰場的美國不僅經濟上沒有受到任何影響，相反卻通過“租供法案”向英、法等同盟國提供價值470多億美元的軍火大發戰爭橫財，也乘機占領了西歐各國及其附屬國的廣大市場。半個世紀的時間，美國在經濟上將歐洲各國遠遠的甩在背后，同時在政治、軍事上也建立起自己的霸主地位。這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創造了特殊的歷史背景，美國也樹立了自己“老大”的地位。1943年7月立足于取消外匯管制和各國對國際資金轉移限制的“懷特計劃”提出，該計劃以設立國際金融機構、穩定匯率、擴大國際貿易、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為目的，通過基金貨幣單位“尤尼它”初步提出美元與黃金掛鉤（10美元=1“尤尼它”=137格令黃金）。1944年7月1日，在美國新罕布什爾洲的布雷頓森林舉行有44國代表參加的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簡稱布雷頓森林會議）。經過討論，會議簽訂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總稱布雷頓森林協定，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即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順理成章的獲得了國際貨幣的地位。

3.美元國際化的特點。由以上的考察分析我們知道，美元成為國際貨幣有其特殊的國際背景，其國際化的過程依賴的是一個全球性的匯率制度安排，即二戰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支持這一體系的基礎是美國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美元國際化的模式特點可概括為：依托全球性匯率制度安排成為唯一的國際計價單位和與黃金地位相同的國際儲備貨幣；與黃金脫鉤失去制度基礎后，依賴先入為主的存量優勢在世界信用貨幣體系中處于優勢地位，國際政治經濟實力的強大鞏固和發展了這種優勢，繼續充當國際貨幣。

四、歐元國際化的模式考察

1.歐元國際化的現狀。歐元國際化是基于區域一體化的基礎上展開的，即有策略有計劃地成立統一經濟區，建立貨幣聯盟，各國放棄貨幣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創建區域貨幣——歐元。歐盟在經濟規模上與美國不相上下，貿易和資本輸出方面則都大大超過了美國,1999年國際債券市場上，以歐元標價發行的占44.5%，甚至超過美國1個百分點。據統計，僅東歐和西非地區就有約30個國家把歐元作為主要儲備貨幣。

2．歐元國際化的歷程。歐盟內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政府政策有意推動的結果，歐元的誕生是區內各國協調與合作的結果，這大約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歷程，是貨幣國際化的一種獨特模式。歐元路徑主要經歷了四個階段：（1）前期鋪墊及建議提出階段。1950年9月1日歐洲16國為解決相互之間的貨幣結算和實現各國貨幣自由兌換問題，建立歐洲支付聯盟。1969年12月召開的歐共體海牙會議上提出了建立歐洲貨幣聯盟的建議，即《維爾納計劃》，分三個階段實施從穩定匯率到實現統一貨幣。（2）法律制度準備階段。在1978年4月召開的歐共體海牙會議上，法、德兩國總理提出建立歐洲貨幣體系的建議，同年12月歐共體在布魯塞爾達成協議，決定正式建立有聯邦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對、盧森堡、丹麥和愛爾蘭等17國參加的歐洲貨幣體系（后英國、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加入）。歐洲貨幣體系建立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將歐共體內部的匯率相對穩定下來，并使各成員國家降低了因美國宏觀經濟失調引起的美元危機對金融體系的沖擊。（3）歐元一體化的初級階段。1988年6月歐共體委員會主席德洛爾向歐共體12國財長提交了《歐共體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報告，提出貨幣自由兌換、資本自由流動、金融一體化和固定成員國匯率等重要內容。1991年歐共體12國達成建立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協議——《馬約》，規定最遲在1997年1月成立歐洲央行，并在1999年1月1日正式啟動歐元。1997年6月歐盟15國通過《阿姆斯特丹條約》，確定了分階段正式啟動歐元的日程安排，歐洲貨幣聯盟也如期啟動。（4）歐元國際化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階段。2002年1月1日，歐元成為有形貨幣，迅速取代了區域內流通的12種貨幣，成為區域內唯一合法貨幣，歐元以合法身份成為國際貨幣，依靠貨幣聯邦制的強制力，通過取代原12國貨幣，歐元在10年內完成了國際化進程。

3．歐元國際化的特點。歐元則作為信用貨幣其國際化進程是最短的，給世界各國貨幣國際化的啟示是：讓渡貨幣，放棄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采用趨同的財政政策，形成區域共同體，單一貨幣必須以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為基礎，以相近的文化背景為紐帶，單一貨幣區內各成員國須滿足最佳貨幣區理論構建條件，區域經濟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具有較大的影響，在區域貨幣生成過程中，有核心貨幣（ERM中馬克）起主導作用。

五、日元國際化的路徑考察

1.日元國際化的現狀。日本是當今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日元的國際地位卻遠遠不比日本的經濟實力強盛，其原因之一就是日元國際化的戰略起步較晚。盡管日元國際化早在70年代初期就已經開始了，但它正式成為日本對外經濟發展戰略或日本經濟國際化、全球化戰略的重要一環，卻是在80年代中期前后。自那時起，政府開始積極推進日元的國際化。到了90年代，日元經濟開始停滯和倒退，由此日元國際化處于了明顯落后的狀態。但總體上由于日本強大經濟實力的支撐，以及政府的積極推進，日元國際化還是相對成功的，現如今已成為和美元、歐元一樣發揮世界貨幣職能的一種重要的國際貨幣。

2.日元國際化進程。自上世紀70年代初國際通貨體制由固定匯率制轉向浮動匯率制以來，因日元升值，對外貿易按美元結算就使日本企業產生了匯率風險的問題。把出口貿易由美元結算改為日元結算，就成了日元國際化的最初動因。（1）日元國際化的起步。1970-1980年，在日本的出、進口額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分別由0.9%和0.3%，提高到了29.4%和2.4%。70年代后期，由于日元升值和美元危機的發生，世界各國開始出現了日元需求。面臨日元國際化的發展，1978年12月，大藏省提出了“正視日元國際化，使日元和西德馬克一起發揮國際通貨部分補充機能”的方針，并采取了“大幅度緩和歐洲日元債發行方面的限制”和“促進日元在太平洋地區流通”等政策措施。（2）日元國際化的迅速發展。到了80年代，日本在金融自由化和資本項目自由化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關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國際化的現狀和展望》政策報告的提出，正式拉開了日元國際化戰略的序幕。1990年，在日本出、進口額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各為37.5%和14.5%，分別比1980年提高了8.1和12.1個百分點；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日元的比重也升至8.0%，超過了英鎊3.0%的1倍以上。由此，世界就出現了美元、日元和西德馬克“三極通貨體制”開始發展的趨勢。（3）日元國際化的最新進展。進入90年代，由于日元經濟的停滯和倒退，日元國際化已處于了明顯落后的狀態。國際貿易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各國外匯儲備中日元比重和銀行對外資產中日元資產的比重均不同幅度下降。針對這些問題，1996年11月，橋本政府提出了標新立異的“金融大爆炸”，意在徹底改革金融。1998年4月，按“自由、公正、全球化”的原則，日本政府全面推進了金融改革，其重點是改變傳統的金融保護行政，在金融領域引入競爭機制，實現金融機構的改革和重組。這樣一來，既為日元國際化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又對日元國際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3.日元國際化的特點。日元的國際化在其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特點。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日本是在美國的壓力下，從1980年開始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日元國際化和金融資本市場的自由化同步迅速發展，歐洲日元市場的放開和東京離岸市場的建立是日元國際化的關鍵步驟；在其經濟鼎盛時期,世界貿易中對日元的需求大量增加，日元的國際化進程是自然發展的。但是在日本經濟出現衰退后，日本政府開始積極地推動日元國際化的進程，借助日元國際化的進程帶動國內金融改革，改變了日本經濟二重結構的特點，從而提高金融業的效率。

六、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選擇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美元的國際化路徑主要是依賴全球性匯率制度安排來，歐元國際化路徑依賴的是貨幣聯邦制的區域性制度安排，日元國際化路徑依賴的是實體經濟發展與金融深化政策。

美元國際化的模式具有歷史的特殊性，歷史賦予了美元許多先天優勢，這是其它任何貨幣都無以比擬的，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成就了美元經濟超級大國的夢想，同時也奠定了美元國際化的政治經濟基礎。今天，任何其它貨幣想通過國際制度安排實現國際化幾乎是不可能的。當今世界政治經濟的均衡中，對于人民幣的國際化來說，美元路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實施必須立足于現實，目前存在的一個情況是“一個國家四種貨幣”，即大陸、港澳臺兩岸四地有統一的國家，而沒有統一的貨幣。VonFurstenberg,GeorgeM.Geneva(2002)研究指出,回溯18世紀和19世紀,北美殖民地和意大利城邦內部貨幣統一的歷史表明,單一國家復本位貨幣最終是不可維持的。因此，整合“一國四幣”可以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初始選擇。但是這個整合過程在最初階段很難包括臺灣地區，因為兩岸巨大的政治分歧是貨幣一體化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礙。有學者指出政治上的分歧并不能成為阻礙經濟合作的條件，并以歐盟為例，指出歐盟內部有的國家政治分歧很大，但并沒有阻礙歐元的一體化進程，因為這是經濟規律的使然。但是通過歷史考察，我們不難發現，歐元一體化的成功恰恰是因為歐盟各國在政治上就貨幣合作問題首先形成了共同的理念，并達成了高度統一，從而即使存在其它的政治分歧，也不足以影響到貨幣一體化的進展，最終才確保了歐元的誕生。目前我國兩岸雖有密切的經濟交往，卻缺乏基本的政治對話，更別說就貨幣合作問題達成一致了。因為政治上存在的障礙，使我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首先在大陸和港澳地區實現貨幣的統一。這種情況下，歐元的模式無疑是我們最優的選擇，即實現貨幣的統一。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中，各個國家的貨幣即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其目的都是為了確保本國經濟的競爭力，提高本國的經濟實力。因此人民幣的領域不僅限于中國區域范圍內，而必須與我國的經濟擴張相適應，積極“走出去”，這就是人民幣的國際化戰略。在這個層次上，日元的國際化路徑值得我們借鑒，同時這種模式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總體上，中國目前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和金融領域的作用有限，人民幣的國際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只能是區域的國際化。參照日元國際化的路徑，一方面發展國民經濟，并確保經濟的強勁發展勢頭，從根本上支撐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另一方面，通過人民幣國際化來實現金融改革的深化。人民幣國際化首先應該是區域范圍內的國際化，在東盟10+1的經濟合作框架內逐步謀求貨幣合作，可以固定各自的匯率，對外聯合浮動，時機成熟后，可以用強勢的人民幣替代其他的貨幣或以人民幣為主導創造單一貨幣實現貨幣統一。其次可以在東盟10+1的基礎上拓展到東盟10+3，聯合日韓。屆時，人民幣將真正成長為具有深遠影響力的國際貨幣，就如同歐元對于歐洲、美元對與美洲一樣。

上述人民幣國際化的兩種路徑是兼容的。對于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同時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路徑選擇，這是由我國的特殊國情決定的。在一國統一的情況下，整合“一國三幣”實現貨幣一體化，應具有比歐盟各國更得天獨厚的條件。同時，對于我國經濟發展戰略來說，決不可能僅僅限于一國區域內的貨幣整合，人民幣的舞臺是世界的。因而在區域范圍內走“日元模式”，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最終實現以強勢貨幣支撐我國強勢經濟的發展戰略。“一國三幣”整合的成功，將增強人民幣自身的整體實力，必將有力推動其在更大空間范圍內發揮作用，加快實現國際化的進程。當人民幣在東南亞、東亞、整個亞洲等范圍內成為一種關鍵貨幣，并發揮主導作用時，這時可以很輕松的整合一直以來游離于人民幣勢力范圍的臺幣。

參考文獻：

1.鐘偉，《略論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世界經濟，2002.3

2.李建軍，田光寧，《三大貨幣國際化的路徑比較與啟示》，上海金融，2003.9

3.劉洋，張丕強，《歐元順利流通亞元是否可期》，上海金融，2002.7

4.孫曉青，《歐洲貨幣聯盟與歐元的穩定》，國際資料信息，2000.7

5.張瑞德，查勝舉，《日元國際化和東亞貨幣格局》，世界經濟文匯，2000.6

6.劉昌黎，《日元國際化的發展及其政策課題》，世界經濟研究，2002.4

7.田淵節也，《日元的國際化問題》，國際政治研究，2000.1

篇2

【關鍵詞】標準化 經濟學 公共物品 體制機制

近100 多年來，時生巨大變化，科技進步以及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極大改變了經濟社會形態，同樣深刻影響著近代標準化的發展。但是，與時代的快速進步相比，標準化理論和方法創新步伐較慢，出現諸如標準制定周期長、速度慢、修訂不及時、標準老化、跟不上科技發展步伐、滿足不了個性化需求等一系列問題，理論和實踐面臨新挑戰。現有標準化理論的總體架構主要以傳統工業標準化為基礎，對標準化對象、目的、手段、方法的認識，特別是對標準化管理體制機制模式的研究也主要以工業標準化為邏輯起點，亟需創新。

近年來我國標準化體制研究，主要以標準化技術和管理特性為主線，借鑒發達國家管理模式，未充分考慮我國國情，理論科學性和實踐指導性都存在不足，以致目前對標準化體制改革仍未形成普遍共識，對政府規制與市場競爭、強制性與自愿性、國家標準與行業標準、標準與法規等重大問題，仍存在較大分歧。

標準作為經濟社會活動的技術依據，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除技術屬性外，還有明顯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屬性特別是制度屬性，對其管理體制研究，必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在承認標準化理論自身特性的基礎上，打破學科邊界，綜合運用相關學科特別是經濟學的知識體系，重點從“標準作為制度”的新視角進行研究。

本文的研究框架嘗試運用經濟學理論，從新的視角思考標準化管理體制機制問題。

一、內容及目標

本文研究對象僅限于國家、行業、地方標準這三類標準（不含國際標準、企業標準、團體標準等其他類標準）。運用經濟學有關基本原理，研究標準的屬性、作用和標準化的基本原理，界定標準化管理中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厘清強制性與自愿性標準、標準與法規的關系，明確各級標準及標準化各類各級管理機構的定位，優化標準化管理運行機制。基于研究成果，為標準化管理體制改革提供理論支撐和政策建議。

二、方法及路徑

1.基本假設

標準屬于公共物品，標準化管理屬于公共管理范疇。即使將標準作為準公共物品看待，亦主要考慮其公共性，兼顧其私人性。

2.研究方法

一是理論分析。運用外部性原理、成本收益分析法、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制度變遷理論等，建立對標準及標準化的理論分析框架，分析演繹標準的屬性，推導與之相適應的管理體制機制。二是對比分析。結合國外標準化管理體制模式和中國國情進行對比分析和歷史比較。三是實證分析。結合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的制度變遷規律，對標準及標準化管理的典型案例進行實證分析，如進行成本收益分析等。

3.研究路徑

收集、整理、評估以往國內外標準化體制研究成果；運用經濟學理論，圍繞標準的起源、定義、屬性、作用，政府與市場、強制性與自愿性、國家標準與行業標準、標準與法規的關系進行理論分析；結合理論分析，進行國內外橫向比較分析、歷史縱向比較分析和實證分析；提出標準化管理體制改革的幾種供選擇的總體設計，并運用制度變遷理論分析評估其可行性，提出體制改革的政策建議和操作路徑、步驟、方法等。

三、初步分析框架

1.標準屬于公共物品

標準的使用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即一個人對一個標準的使用并不減少它對其他人的供應，這符合經濟學公共物品的經典定義。從成本收益分析看，一個標準的制定成本有限，制定后在一定周期內維護成本也有限，而標準被廣泛采用，其內含的經驗、知識、技術成果得以廣泛傳播、復制、共享，使用者支付的成本很低，幾乎近于零，相比其制訂和維護成本而言，帶來的收益雖無法精確計量，但理論上可以無窮大，并且增加一個人對它的使用，其邊際成本接近于零。基于這些特點，對標準的制定者而言，除了對出版的標準收取一定且少量的版稅外，無法對使用者的收益進行精確計量并收費，而且使用標準產生的收益歸于使用者，不歸于制定者，產生外部性（主要是正外部性），導致市場機制失靈。

以上這些表明標準的公共性而非市場競爭性的特征十分突出。

2.新的視角看標準及標準化的起源、發展、作用及內涵

結合標準及標準化的現在定義，標準是技術和管理的綜合體，是一種制度形式，標準化是一種規制。把標準當作制度，從經濟學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的視角看標準及標準化的內涵。

（1）標準的起源及發展。用新制度經濟學對制度起源的分析框架，結合最早的人類標準形式及其演進，同樣可以分析標準的起源及發展。標準的產生源于人類早期的生產和交換，通過貨幣、生產工具等的標準化，降低生產費用和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尋成本、達成和執行契約的成本）。隨著專業化生產和分工的發展，如手工業發展以至工業革命，市場規模擴大，交易日益復雜，信息不完全或不對稱加劇，交易不確定性增加，交易成本大幅度上升。在這一進程中，標準化一方面通過廣泛共享與應用人類科學技術成果和實踐經驗而降低生產費用，另一方面通過合作促進協調一致而大幅度地降低交易成本。由于經濟上的合理性，標準及標準化得以產生和發展。

（2）標準及標準化的作用。從新制度經濟學角度看，對標準及標準化作用有以下新認識：傳播、共享科技成果、知識、經驗，降低知識搜尋消耗、重新學習的成本，節省稀缺的智力資源，從而降低決策成本和生產成本；降低信息搜尋成本、信息不完全不對稱狀況，從而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可預見性、預期一致性和信任，防止混亂和任意行為，降低風險和客觀不確定性的約束。

（3）標準的含義。標準是為了在一定范圍內獲得最佳秩序和共同效益，由公認機構批準的共同遵守和重復使用的一種規范性文件，是一種低成本學習、共享、應用科學技術成果和實踐經驗等人類綜合文明成果，并通過事先協商一致從而大幅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率的規制方式。

（4）標準化的含義。標準化是制定、實施標準，以低成本方式在一定范圍內獲得最佳秩序和共同效益的過程。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標準屬公共物品，標準化活動屬公共事務，標準化管理屬公共管理，應由政府為核心來提供；標準具有外部性，市場機制失靈，必須更多地依靠政府等公共組織發揮作用；標準供給具有一定成本，而標準實施收益又不歸于供給方，成本收益歸屬不統一，因此在標準供給上缺乏內在的激勵機制，不能通過市場競爭來實現，只能由公共組織來承擔。因此，標準化應強化政府為核心的公共組織作用，而不應將標準化活動片面地作為市場競爭行為，弱化甚至取消政府宏觀管理，而將標準及標準化推向市場，走所謂市場化的道路。

3.標準化公共管理制度構建

標準的公共物品屬性解決了標準定位問題。在具體的標準化活動中，由于利益主體的多元性、利益問題的復雜性和利益沖突的客觀性及不可調和性，標準化管理需要借助法律的制度安排，把各方利益納入法治原則下加以制約和激勵，以實現各方權利義務和利益關系的平衡。這也是標準公共物品屬性能夠得以實現，各主體作用有效發揮的制度保障。

4.涉及體制的幾個重要問題分析

（1）強制性標準。強制性標準作為標準的一種特殊重要形式，應更加突出其公共性，作為純公共物品看待，強調公共利益、公共權力和公共責任，強化政府主導作用；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強制性標準是為實現安全、環保、健康等社會基本公共利益的一種低成本方式，它在這些重要領域比推薦性標準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可進行實證分析。

（2）行業標準。行業標準是我國歷史形成的較為特殊的一類標準形式。一方面，從經濟學角度，可進行行業標準與國家標準的成本收益比較分析，評估其是否存在經濟上的合理性，進而指出改革方向。從現實看，多出行業標準一個層級，增加了標準體系的復雜性，容易造成標準的交叉重復矛盾，增加了全社會的交易成本，不具經濟上的合理性，長遠看應予取消。

（3）標準版權。標準作為一種公共物品，尤其在由政府主導標準化的國家，理論上應不存在版權及收費的問題，但是否收費關鍵要看標準使用及受益方的范圍、公共財政的可承受性等因素。目前，強制性標準已明確其法規屬性，沒有版權保護，免費提供；推薦性標準有專有出版權，標準文本有償獲取。這可以解釋為，在公共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公共服務可以適當收取費用，否則只能增加稅收，而標準的使用和受益方并非全體社會成員，增加稅收不公平，向受益方收費既公平又可行。

四、改革方案設計

根據理論、實證、比較分析等，明確標準屬性、標準分類分級設置、各方主體職責定位及相互關系等，設計我國標準化管理體制改革的方案，包括目標、內容、路徑、步驟和方法等。特別重要的是，要運用制度變遷理論，對體制改革進行理性分析和把握，進行成本收益分析，按照帕累托改進原則，減少改革成本，增加改革收益，盡量不損害既得利益，堅持漸進性改革，誘致性和強制性變遷相結合，推動制度變遷進入良性循環軌道。

參考文獻：

[1]李春田.標準化概論（第四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2]上海市標準化研究院等編.標準化實用教程.中國質檢出版社（中國標準出版社），2011.

[3][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8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

篇3

關鍵詞：圖書情報學 研究方法 假設檢驗 實證研究 規范研究

中圖分類號： G250.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3）04-0039-05

科學發展的歷史表明，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規范的研究方法的支撐，圖書情報學同樣如此。圖書情報學的發展歷程充滿了坎坷和紛爭，在研究方法等基礎理論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雖然很多研究者都對此進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大多都淺嘗輒止，形成了相當熱鬧但也相當混亂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研究者意識到方法論對于一門學科的發展非常重要，甚至將有沒有專門的研究方法作為一門學科是否成熟的標志；另一方面，研究者對于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概括和表達具有很強的隨意性，所形成的概念體系五花八門，不能很好地融入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論體系。因此，在整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體系框架中，重新整合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概念體系，對于圖書情報學的健康發展及其在整個社會科學體系中學科地位的確立具有重要意義。

1 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層次

1983年，喬好勤[1]在《試論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三層次說，即哲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和專門科學方法。1985年，隨著吳慰慈、邵巍[2]在《圖書館學概論》一書中詳細闡釋了該論說，層次論逐漸得到學界的確認，并成為圖書情報學方法論研究的主流觀點。

遺憾的是，有相當一部分研究者將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層次論的三個層次，錯誤地理解為三類方法，并且由此開始了對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實，喬好勤[3]在《試論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一文中已經明確提到，哲學方法是一切科學方法的基礎，其他一般方法和專門科學方法都是哲學方法的具體體現，專門科學方法以哲學方法為指導，是一般方法論的具體化。金勝勇[4]也曾在《關于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之分析》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門學科的科學方法論都是由哲學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專門研究方法三個層次所組成的。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其用以彰顯圖書情報學學科地位的美好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一門學科的專門研究方法都是來自于哲學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獨立于哲學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層次之外的專門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王子舟[5]在《圖書館學研究法及相關概念辨析》中指出，近年流行的“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是一個偽學術概念，建議圖書館學界停止使用。雖然筆者不同意王子舟將工作方法與研究方法合二為一的觀點（吳慰慈[6]曾在《關于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中，著重指出要分清研究方法與工作方法的區別），但是并不反對王子舟所持的沒有專門研究方法的觀點。陳慧鵬[7]在《嬗變與回歸：論圖書館學專門方法研究》一文中雖誤讀了金勝勇關于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的態度，但是筆者卻非常贊同他的觀點，“專門方法的界定其實既無必要，也不可行。只有回歸研究實踐，結合具體問題探討研究方法，才能將方法論研究重新拉回到原先設定的用以指導圖書館學研究實踐的軌道” 。

2 圖書情報學研究的科學哲學

如上所述，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是三個層次而非三類方法，準確地說，哲學方法并不是一種具體的方法，而是從哲學的高度對圖書情報學具體研究方法所做的一種關照，它必須也必然要通過一般方法和專門方法來體現其方法論價值。很多研究者從辯證唯物主義[8]、歷史唯物主義[9]、本體論[10]、價值論[11]、發展觀[12]、歷史觀[13]、三個世界[14]、信息哲學[15-16]等不同角度對圖書情報學的哲學方法進行研究。但是筆者認為，討論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哲學方法，首先要討論的是圖書情報學研究所涉及的科學哲學。

金勝勇曾在《論科學哲學對圖書館學科學性的觀照》一文中提到，有三種對圖書情報學研究起到重要指導意義的科學哲學[17]。其一是波普爾的證偽主義，“一切知識命題，只有能夠被經驗事實證偽才是科學的，否則就是偽科學（Pseudo-Science）”，基于這種思想，我們需要具有質疑和批判的精神，勇于尋找反面例證，挑戰經典，懷疑權威。其二是庫恩的科學革命理論：科學的發展經歷著“前科學常規科學反常與危機科學革命常規科學”這樣一個循環過程，該科學哲學指導圖書情報學研究要勇于面對危機與挑戰并接受新的研究范式。其三是拉卡托斯倡導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MSRP），MSRP解決了波普爾和庫恩所未能解決的“科學與偽科學的劃界”、“科學進步與知識退化區別標準”問題，并對理論研究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科學哲學為科學的研究者提供如何理解、掌握和運用一切具體方法的理論，為科學提供思想基礎，審視基本問題，檢驗基本假定[18]。圖書情報學研究者世界觀和方法論都發乎于某一種科學哲學，并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圖書情報學的研究活動。科學哲學為圖書情報學的創新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研究者只有依據一定的科學哲學才能尋找科學研究的精神動力和研究方向。

3 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邏輯

邏輯是思維、思維形式的規律，是指導人們所有思維活動的準則。圖書情報學研究作為一種高層次的思維活動，必然離不開邏輯，沒有任何一種科學研究能夠脫離邏輯，也沒有任何一種研究方法可以不符合邏輯。某些研究者將邏輯概括為圖書情報學研究的一種具體方法[19]的認識是錯誤的，因為那樣就意味著必然存在一些非邏輯的方法（即可以脫離邏輯的方法），這本身就不符合邏輯。

邏輯有兩種基本思維進程，即歸納邏輯和演繹邏輯，兩者都存在著不能克服的局限性。歸納邏輯的前提與結論之間的聯系具有或然性，即結論未必是可靠的；演繹邏輯雖然是一種必然的邏輯推理，卻強烈依賴歸納邏輯為其提供前提。科學研究在規避兩種邏輯局限性的基礎上，衍生出一種獨到的研究邏輯——假設檢驗。其基本步驟是：①通過研究初探，提出研究假設；②運用邏輯推演，從研究假設中推導出一組經驗命題；③通過操作化過程將經驗命題和概念具體化為測量指標；④搜集有關資料；⑤整理與分析資料；⑥檢驗與批判研究假設，形成研究結論。例如Ludo Waltman等人[20]在《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一文中，針對個人文獻進行等級劃分的分類系統進行了研究，其研究過程就遵循了假設檢驗的研究邏輯。

根據假設檢驗這一研究邏輯的基本過程，科學研究工作一般可以具體分為準備階段、搜集資料階段、分析資料階段和總結階段四個階段。其中搜集資料階段和分析資料階段是科學研究工作的核心階段，下文所討論的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類型和具體方法都是以這兩個階段的工作為依據的。

4 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類型

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一樣，圖書情報學研究也分為許多研究類型，研究類型與研究方法有著緊密的聯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將研究類型與研究方法混為一談[21]。在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過程中，只有準確定位研究類型，才能設計和采用更適當的研究方法。

4.1 調查研究和試驗研究

如上所述，所有的研究過程都包括搜集資料（信息）這樣一個核心階段。根據資料發生（信息源）的情況，可以將所有的科學研究分為調查研究和試驗研究兩大類型。如果資料（信息）獨立于研究工作而客觀存在，無論存在于文獻中（包括網絡文獻）、人的頭腦中、還是自然界或人類社會中，也無論是已經發生過的還是正在發生的，都屬于調查研究；如果（信息）是研究人員根據研究需要而“設計”或“制造”出來的，無論是在實驗室“設計”、“制造”出來，還是在特定的社會現場“設計”、“制造”出來，則屬于試驗研究。

由此可見，調查和實驗并不是具體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學研究的兩種類型。這其中，試驗研究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的應用比較普遍，而在包括圖書情報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絕大多數研究都是調查研究。因此，經常有研究者將調查法概括為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實際上是對調查研究的片面的、狹義的理解[22]。

4.2 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

根據研究的目的和性質，社會科學研究分為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兩種類型。描述性研究是指搜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加工，把研究對象的狀態和情況真實地描繪、敘述出來，用以回答研究對象“是什么”或“怎么樣”的問題；解釋性研究是以一定的命題或假設為前提，運用假設檢驗的邏輯過程探討事物內部的系統功能或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對研究對象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做出明確的闡釋。解釋性研究根據研究具體著力點的不同又分為因果性研究和預測性研究，用以回答研究對象“為什么是這樣”或“將怎么樣”的問題。

對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的研究類型劃分，往往被許多研究者所忽略，事實上這種研究類型定位對于圖書情報學的研究十分關鍵。如前所述，以解釋性研究為代表的科學研究應遵循假設檢驗的研究邏輯，但純粹的描述性研究并不需要提出研究假設，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邏輯過程中，需將“提出研究假設”調整為“建立描述框架”，這將對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方法的采用產生重要影響，也因此決定著圖書情報學研究的研究過程。

目前單純的描述性研究已經越來越少，更多的圖書情報學研究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解釋性研究。但由于研究的出發點不同，兩類研究的區別還是非常明顯。例如，比較趙俊玲等人[23]在《國外數據庫商的數字保存行為研究》一文中對國外數據庫商的數字保存行為所進行的描述性研究，宛玲等人[24]在《試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評價標準》一文中對中文搜索引擎的相關評價標準所做的解釋性研究，楊文祥等人[25]在《對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反思與展望》一文中所做的關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描述與解釋相結合的研究，兩種研究類型對于研究過程的不同側重便顯而易見。

4.3 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

討論社會科學研究的類型，就不得不論及實證研究。當前，圖書情報學領域的實證研究讓許多研究者愛恨交加。曾幾何時，圖書情報學的傳統研究方式特別是關于基礎理論的研究方式，一度被視為“閉門造車”式的研究。雖然有些專家學者也嘗試用“思辨研究”的價值為傳統的研究方式正名，但是當實證研究的浪潮襲來時，傳統研究方式的海岸仍然有被這股清新與混濁并存的大潮吞沒之勢。實證研究，顧名思義就是通過分析來自實踐的證據來獲得研究結論。當前圖書情報學界有些研究者對實證研究的推崇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單純強調實證研究的重要性[26]，卻置實證研究注重搜集第一手資料的本質屬性于不顧，簡單地將實證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認為有龐大的數據支持或者構建了某個所謂的數學模型就是實證研究了。事實上，個案研究、實地觀察或訪談，這些以定性分析為主的研究類型或方法，才是獲得第一手資料的主要方式，才是實證研究的基礎。

此外，當我們討論實證研究時，經常忽略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同實證研究相并列的研究類型是什么，難道都籠統地稱作“非實證研究”嗎？偶有研究者將思辨研究同實證研究對應起來[19][26]，但這種觀點卻不能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體系中得到肯定。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必須從實證研究的邏輯基礎入手。實證研究通過搜集分析第一手資料從而得出關事物情況的普遍性結論，這是歸納邏輯在發揮作用。而同歸納邏輯“從特殊到一般”的思維進程恰好相反的是演繹邏輯，因此以演繹邏輯為基礎的規范研究應該是同實證研究相并列的研究類型。規范研究中的規范有兩種解釋，一是這種研究的結論經常以規范命題的形式表現出來，即得出“應該如何”或“不應該如何”的結論；二是規范研究是建立在演繹邏輯的基礎之上，而演繹邏輯的前提與結論之間的聯系具有必然性，所以其研究結論被視為可靠的（研究是規范的），這同建立在歸納邏輯這種或然性邏輯基礎之上的實證研究是不同的，因此被稱為規范研究。

可以確定的是，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也是科學研究中相互支撐共同發展的兩種研究類型，而非兩種具體的方法。這兩類研究對圖書情報學的發展同樣重要，那種片面強調實證研究的經驗性或片面強調規范研究的理論性的認識都是非常荒謬的。圖書情報學界利用規范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不會磨滅，而實證研究的實證價值也會越來越受到重視。蘭開斯特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提出“無紙社會”的大膽預測[27]，并描述了圖書館與圖書館員的發展前景[28]，雖然有些預測并未如期實現，但他的研究被認為是“走在科學的道路上”[17]，而這樣的預測性研究顯然必須通過規范研究得以實現；而當前學界對于圖書情報事業發展中一些重大問題的分析，則必須通過實證研究才能夠得出符合客觀規律的結論來。

4.4 普遍研究、抽樣研究、典型研究和個案研究

隨著以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所為代表的民調機構興起以及大規模社會調查活動的開展，“抽樣研究”結合“問卷調查”、“統計分析”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社會調查研究的標志性研究方式。但實際上，抽樣是一種確定（調查）研究范圍的方法，而并非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是依據研究范圍所劃分出來的一種研究類型，與之相并列的研究類型還有普遍研究、典型研究、個案研究。

普遍研究是指通過對研究總體所包含的每一個個體進行無一遺漏的考察和分析，從而得出關于研究對象的普遍性結論的研究類型。同其他幾種研究類型相比，普遍研究的結論最為全面、準確，也最具有普遍意義。但由于普遍研究的研究范圍往往涉及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需要投入很高的人力、經費和時間，因此這種研究類型很少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采用。

抽樣研究是指按照一定方法從總體中抽取一定的個體形成樣本，通過對樣本調查分析來推斷總體的情況，其本質是以樣本的統計值來推斷總體的參數值。根據是否遵循隨機原則，抽樣研究分為概率抽樣（也稱隨機抽樣）和非概率抽樣。概率抽樣的主要方法有簡單隨機抽樣、等距抽樣、分層抽樣、整群抽樣和多階段抽樣；而非概率抽樣經常采用的抽樣方法有偶遇抽樣、立意抽樣（主觀判斷抽樣）、配額抽樣和滾雪球抽樣等。圖書情報學領域有一些年輕的研究者對隨機原則有錯誤理解，往往把偶遇抽樣等非主觀判斷抽樣誤解為隨機抽樣。其實概率抽樣不同于非概率抽樣的主要區別有兩點，一是在抽樣過程中必須編制抽樣框（也稱抽樣范疇），二是其抽樣誤差可控制、可測度，因此概率抽樣是我們在從事圖書情報學抽樣研究時的第一選擇。當然，有些情況下因為很難編制抽樣框，所以研究者往往會被迫采用非概率抽樣，這時應盡量采用配額抽樣的抽樣方法，通過對研究總體進行科學細致的類型劃分，努力去降低非概率所帶來的抽樣誤差。

典型研究是指從研究總體中選取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個體進行調查研究，從而認識同類研究現象發生發展規律的研究類型。典型研究過程中，對“典型”的確定主要依靠主觀判斷，并且典型研究的結論只能反映同類研究對象的情況，并不能對研究總體產生普遍性指導意義。由此可以得知，我們一些研究者經常把先進經驗或突出案例作為典型進行研究，從而得出關于圖書情報事業或圖書情報學某方面普遍性結論的做法[29]，是違背典型研究的原理的，其結果往往會產生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

個案研究是指針對某一特定對象，全方位搜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的研究類型。上述幾種研究類型，從普遍研究到抽樣研究、典型研究和個案研究，其研究廣度呈遞減趨勢，而其研究深度則呈遞增趨勢。因此，進行個案研究必須放棄研究結論的普遍意義或外在效度，轉而追求個案的內在機理和研究深度。那種以一個研究個體為例，就得出關于某類研究對象總體結論的做法是站不住腳的[30]。在當前研究都普遍注重實證研究的氛圍中，個案研究由于其注重搜集第一手資料的特點，理應在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具有更廣闊的應用空間。

圖書情報學研究中的各種研究類型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適用”與“不適用”的區別。在研究過程中，根據研究需要確定研究類型，從而進一步選擇最恰當的研究方法，是我們對待研究類型和研究方法的正確態度，而不應該去追求研究類型和研究方法的“時尚性”或“傳統性”，從而背離圖書情報學研究的正確道路。

5 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具體方法

當我們將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概念體系中的研究層次、研究邏輯、研究類型等分支概念闡釋清楚時，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具體方法終于要清晰簡明地浮出水面了。根據研究過程中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兩個核心的研究階段，圖書情報學的具體研究方法需要從搜集資料的方法和分析資料的方法兩個方面來表述。

5.1 搜集資料的方法

任何科學研究都要經歷搜集資料的過程，即使是有些學者提到的思辨研究也不例外，只不過思辨研究所需要的資料多是之前已經搜集好的。搜集資料有問卷法、訪談法、觀察法、文獻法和實驗法等五種方法。這其中，問卷法是調查研究中經常被采用的方法，甚至有研究者直接把問卷法謬稱為調查法。除一般問卷以外，量表法作為對主觀社會指標進行測量的特殊問卷，也經常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被采用，例如對用戶滿意度的調查。問卷法和抽樣、統計分析相結合，成為現代社會調查研究的主要特征。此外，任何科學研究都離不開文獻，文獻法是任何科學研究都必定采用的方法。由于文獻是記錄有知識和信息的一切載體，所以文獻法的采用早已超出了傳統紙質文獻的范疇，而拓展至網絡文獻和數字資源。基于研究對象、研究特點等原因，文獻法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的運用就更為廣泛和直接，圖書情報學領域的研究者經常提到的引文分析法、內容分析法以及各種檢索法，其實質都是文獻法。

5.2 分析資料的方法

最后都要通過分析資料來得出研究結論。分析資料的方法有統計分析和理論分析兩大類，即我們平時所稱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統計分析的方法又可以分為描述性統計分析和推斷性統計分析；而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經常采用的理論分析方法有采用因果分析法、比較分析法和結構-功能分析法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統計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獨立于理論分析而存在，任何統計分析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理論分析方法做邏輯基礎。例如，統計分析中經常采用的相關分析，實際上就是以理論分析中的共變法（一種因果分析法）為邏輯基礎的。

由于網絡環境的影響，科學研究的“跨時空”模式逐漸盛行，研究者與研究者之間的時空界限、各研究環節之間的階段性界限逐漸模糊。許多研究工作已經將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的階段合二為一，也產生了諸如“頭腦風暴法”、“德爾菲法”這樣兼具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性質的綜合性研究方法。在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這種情況也比較常見。我們所熟知的一些圖書情報學研究常用的方法，往往就是這類綜合性研究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獻計量法等等。

但是，這類綜合性方法的產生需經研究實踐的長期積淀，也必須符合研究方法概念體系的邏輯要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不但追求研究內容的創新，還非常熱衷于進行研究方法（名稱）的推陳出新，經常“創造”出一些“新穎”、“時尚”、“前沿”的研究方法。這些急功近利甚至是嘩眾取寵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幾種情況：第一，根據研究客體“創造”研究方法，例如社會網絡分析、內容分析法等各種冠以“分析”二字的方法，這些所謂的分析方法只是反映了分析的對象或途徑，并沒有反映出分析方法的本質，即到底是怎樣分析的。第二，根據研究方式“創造”研究方法，例如檢索是文獻法實施過程中的一個步驟，但圖書情報學的很多研究者竟然“創造”出數據檢索法、事實檢索法等眾多的研究方法。此外，國外有些研究活動中采用的某種研究方式如“名義群體”、“互動小組”等，經由國內研究者的翻譯和理解，往往就變成了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并且得到追捧。第三，根據工作內容來“創造”研究方法。王子舟[5]先生堅持認為工作方法應該屬于研究方法，并且舉例說明索引法在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應用。但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在圖書館工作中編制《經濟學論文索引》，那應該屬于圖書館學研究法經濟學研究法呢？第四，通過望文生義“創造”研究方法。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方案中同時采用了歷史法和文獻法，豈不知歷史法就是文獻法。類似的情況還有調查法（往往是問卷法）、邏輯法（任何一種方法都離不開邏輯）等等。

6 結語

1957年，劉國鈞[31]先生在《什么是圖書館學》一文中明確指出，獨特的科學研究方法是圖書館學作為一門獨立科學存在的條件之一。這一重要論斷激勵著一批又一批圖書情報學研究者走上探尋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之路，也使筆者在對本學科的方法論研究現狀不無微詞的同時，對這些研究者充滿了真誠的敬意。但是相比總結和升華圖書情報學的“專門”研究方法，如何使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使用更規范、表達更準確，對于圖書情報學的健康發展及其在整個社會科學體系中學科地位的確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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