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哲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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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理論體系中原本沒有建立起獨立的精神醫學理論,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精神醫學。但從現存各類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國古代不僅存在許多關于精神疾病的記載,而且對精神疾病也有著較為系統的認識,只是這種認識不同于西方和現代醫學。中醫精神醫學的基本觀點確立于《內經》時期,“五臟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論的核心內容。《內經》強調整體觀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體觀,認為精神活動與五臟功能密切相關,將神志活動歸屬于五臟,將“心”確立為精神活動的主體。《內經》還確立了以氣血為生理基礎的唯物論,《靈樞·平人絕谷》篇曰:“血脈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醫對精神疾病的治療無不以陰陽五行等理論、學說來辨證論治,判斷氣血、臟腑的病理變化對形與神的影響。

2傳統文化對中國人心理的影響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與社會雙重特性,精神疾病不僅是生物學上的異常表現,而且是其所處時代與環境的社會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為、幻覺、妄想與民族文化、社會風俗、等社會因素關系密切[1]。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決定性條件,在相同的環境中受相同文化影響的社會成員有著某種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獨特的民族心理。哲學是文化傳統之源泉和靈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現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釋思想滲透進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領域之中,成為中國人自覺或不自覺中理解世界、處理社會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國文化中的哲學思想不僅給出了對人內心生活的理論說明,而且給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養方式[2]。在這種哲學思想指引下,中國人對挫折、逆境有著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為應激源,導致各種心理障礙,譬如儒學中一些壓抑、束縛人性及苛求完美的東西又是導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僅討論儒道佛對心理世界的積極影響。

3中國古代哲學對精神醫學體系的兩點影響

3.1中國古代哲學語境下的“心主神明”論中國哲學中的心有多重意義,或以心為思維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謂之心,與靈魂離為兩物,只指肉體心之一種機能而言。西方人認為超肉體者只有靈魂,中國人所謂之心,則已包容西方人靈魂觀念之一部分。中國人舍棄人的靈魂而直言心,便舍棄了人生之前世與來生,而就此現實世界,從人類心理之本原與終極的大同處來建立一切人生觀與宇宙觀[3]。戰國時期的哲學家模擬社會政治禮制秩序建構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論,《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這一觀點被中醫學吸納并發展,如《靈樞·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類經·藏象類》中說:“心為一身之主,稟虛靈而含造化,具一理而應萬機,臟腑百骸,唯所是命,聰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國哲學一元人生觀對心身觀的影響東方人認為心身不對立,對世界并無精神界與物質界之分。中國的人生觀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觀。心雖為人身肉體之一機能,而其境界則可以超乎肉體。中醫理論認為心與身是相互影響的,是統一的,從未對精神疾病與軀體疾病進行嚴格區分,自《黃帝內經》以降的中國古代醫學,其生理上的五臟五志說、病理上的內傷七情說等都表現了心身一元觀。這種相沿至今的中醫學的心身理論,并沒有經過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對早期心身樸素同一的認識直接深化而來,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對心身混沌同一的徹底分化[4]。中國古代哲學及醫學傳統中始終貫穿著形神合一、形質神用的心身一元論思想,沒有以二元論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東西區別開來。而西方人對世界和人生的認識總體說是二元的,即認為在肉體生命之外另有一個靈魂生命,因此有所謂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之分別。盡管古典二元論帶有貶低肉體、抬高心靈的錯誤傾向,但卻因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礎,才有了對精神疾病與軀體疾病明確的區別對待,于是西方漸漸產生了現代心理學和精神醫學,而中醫對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終沒有產生區別于臟腑病證的系統認識。

4儒道釋—安撫心靈的良藥

傳統文化的主干儒、道、釋學說中蘊藏著豐富的調節心身的方法。馮友蘭認為中國哲學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為根本任務,在《三松堂自序》中將其稱之為“意義”哲學。儒家通過發揮個人主體性來正面應對心理沖突或困惑,用“命”來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讓、棄智守樸來處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則把生存困惑化解為其他方面,以超脫輪回來解決人的困境和問題[5]。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銘》中有句詩說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諧的人際關系是社會人保持心態平和、避免心理沖突的必要條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是人與人和諧相處的關鍵原則。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種在嚴酷現實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內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適中,做人不狂不狷,處事無過亦無不及,態度溫而不厲,情緒樂而不,哀而不傷。儒家還賦予“心”以倫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體的道德修養,說:“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盡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養方法。孟子的“存心、養性”、《大學》的“正心”、《中庸》的“慎獨”以及宋明時期理學家們的“懲忿窒欲”等,無不強調在道德修養過程中對情感的調節[6]。理學思想被宋以后醫家用以討論養生學,朱丹溪主張養生要正心、收心、養心。張介賓認為養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氣盛神全。李認為“心靜則萬病息,心動則萬病生,延年不老,心靜而已”。這些養生法則往往與養德并論,可見中國古代醫學中之倫理色調,正如《醫源》所說:“如能清心寡欲,則情不妄發,致中致和,不但可卻病延年,而圣賢正心,誠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養性之術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園生活,以求拋棄一切俗念和爭執,超曠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運多舛的現實中自我調節的方法。林語堂說過:“道家學說給中國人心靈一條安全的退路”“,是用來慰藉中國人受傷心靈的止痛藥膏”。“利而不害,為而不爭;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處下,以柔克剛;清靜無為,順其自然”是道家的養生處世之道[7]。不爭就要知足,莊子反對心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養心之術:“夫圣人之養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靈的安靜、祥和,《莊子·天道》說過:“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道家哲學提倡的“清靜無為,順其自然”力圖把情感從現實束縛中解放出來,使人超脫世俗之糾纏。《素問·上古天真論》中說:“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道教醫家孫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養性》中指出:“多思則神殆,多念則志散,多欲則志昏……多愁則心攝,多樂則意溢,多喜則志錯昏亂”,均是對道家追求心靈寧靜的踐行。極私多欲會給人造成精神壓力與軀體勞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緊張,甚者導致精神崩潰,而儒道思想倡導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穩的心態,使內心不受外界干擾的精神疾病防范術。

4.3禪宗對塵世困惑的超越禪學是一門修身養性、立身處世的人生藝術,它始終不渝追求完整的個性化人格,可以說是一門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療的學問[8]。禪學是生命哲學、心靈超越法。精神病學者貝諾瓦說:“禪非宗教,而是一種為實踐而成立的睿智,一種當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擺脫焦慮而達到和諧平靜生活的體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療作用主要有破我執,除妄念,破法執,空世界。我執即對我的執著,佛教認為我執是萬惡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執,人才能消除煩惱,達到解脫。佛教宣揚“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認為,只有認識空性,達成空觀,才不會產生種種貪愛執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輪回,得到解脫[9]。禪宗亦重視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見性”的心性修養命題。佛家教人們面對大千世界,做到心凈、心空、目空一切,從而得到心靈的平靜。解脫與超越是禪學的最高境界和終極果報。佛教認為苦是人生的本質,人的生命過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斷除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痛苦,以求得解脫,即所謂成佛。盡管它是虛妄的,但填補了人們的精神空虛,構筑了對來世的企盼。《冷廬醫話·卷一·慎疾》記載了一個以佛家“靜”、“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鄺子元心疾,令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余,諸病如失。……觀此知保身卻病之方,莫要于怡養性真,慎調飲食,不得僅乞靈于藥餌也。”

5小結

中醫學將神志活動歸屬于五臟,將“心”確立為精神活動的主體。受心身一元哲學觀的影響,“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論成為中醫心理學的核心思想。打著中國傳統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醫心理學和精神醫學中幾乎無處不在,深深影響著中國人的生存觀和疾病觀。中醫養生學即強調養心、養性、修身,在臨床治療上也體現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國傳統文化對國民的心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思維模式和處事方式。中國本土傳統心理學以其特有的內省方式來引導人的內心生活,促進人的心靈成長,提升人的心靈境界。心理治療的目的是改變患者的認知和生活態度,而傳統文化強調的內省即指出了個體內求超越的心靈發展道路及個體與世界相和諧的心理生活道路[10]。楊德森等創立的精神超脫心理治療即以道家處世養生原則為指導思想,日本森田正馬受中國禪宗文化理論影響,開創了“順其自然,為所當為”的治療方法。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學在現代有著重要的應用價值,中醫精神醫學雖然先天薄弱,但其對疾病的認識和治療有著鮮明的特殊性,其與文化的相關性也值得人們去探索和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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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全部病例30例：選自本院2005年5月至2010年5月心胸外科中醫治療方案實驗組，男11例，女19例；年齡69～78歲，平均73.5歲；原發病中冠心病13例，高心病5例，退行性瓣膜病6例，肺心病6例；病程7～12年；心功能Ⅱ級11例，Ⅲ級14例，Ⅳ級5例。

1.2診斷標準：慢性心衰診斷參照《內科學》4版教材；心功能判斷參照美國心臟病協會(NAHA)1994年修訂標準。

1.3治療方法：以益氣活血中藥組成的強心通脈湯：黃芪40g，人參20g，丹參30g，桂枝25g，紅花15g等，每天1劑，煎取300ml，每次100ml，每天3次口服，不能頓服者，可分多次服用。

1.4療效判定標準：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制定。顯效：心衰完全控制或心功能提高>Ⅱ級，臨床癥狀及血液流變學指標明顯改善；有效：心功能提高>Ⅰ級，臨床癥狀及血液流變學指標有改善；無效：未達到有效標準。

1.5結果：顯效16例(53.33%)，有效10例(33.33%)，無效4例，總有效率為86.67%。

二、討論

充血性心力衰竭屬于中醫“胸痹”、“喘證”、“怔忡”、“心悸”等范疇。病機中虛、瘀所致為多。《諸病源候論》謂:“……心主血脈，而氣血通融臟腑，遍循經絡，心統領諸臟，其勞傷不足，則令驚悸恍惚，見心氣虛也。”心氣虛損日久，陰津化生受累必致氣陰兩虛。氣虛則鼓動氣血無力;心陰虧耗，陰虛血澀而成血瘀之癥。臨床觀察發現，慢性心衰患者多表現為氣短乏力，胸悶憋氣，心悸怔忡，動則氣喘，口干舌燥，心煩失眠，自汗盜汗，口唇紫紺，舌暗紅少苔，有瘀點、瘀斑，脈細澀，或促、結、代等。此為氣陰兩虛夾瘀之證。因此，治療上予以益氣養陰兼以活血之法。

2.1中醫辯證理論

馬中夫等以“心衰”作為中醫診斷的病名，并規范其證型，提出左心衰分為心虛證、心氣陰兩虛證、心陽虛肺瘀血證;右心衰分為心肺氣虛證、心肺氣陰兩虛證血瘀水瘀證、胃腸血瘀證：全心衰分為心陽暴脫綜合征。但CHF中醫辨證分型目前還沒有一個統一標準，臨床醫家多從八綱結合臟腑辨證來分型，其方法較多。中醫認為：心衰總屬本虛標實之證，心衰最早出現的癥候是心(肺)氣虛，表現為心悸、氣短、乏力、自汗、舌質暗淡或胖，脈結代，氣虛進一步發展可出現陽虛之象，表現為在上述氣虛癥候的基礎上，并見形寒肢冷，尿少水腫等，由于氣虛帥血運行無力而致血脈瘀阻，可見舌質紫暗，頸部靜脈怒張，肝大(腹內痞快)等血瘀癥候，由于陽虛，氣化不利，水飲停聚，水泛肌膚而致水腫，水氣凌心則致心悸，氣短加劇，水邪射肺則致咳嗽喘促加劇，可見心氣虛心陽虛乃病之本，瘀血、水飲、，痰濁為病之標;心衰病變臟腑以心為中心，累及脾、腎、肺、肝等臟，從中醫病機分析入手，結合臨床資料，將心衰辨證分為心氣不足，心陽虛衰，心腎陽虛，心脾腎陽衰，陽氣虛脫，氣陰兩虛七個基本證型，并把瘀血、痰濁、水飲列為兼證。

2.2中醫養生輔助治療

⑴飲食：所有心衰患者均需支持和飲食指導，以維持理想體重，因肥胖可增加心臟工作負荷，特別是體力活動時。通過限制脂肪和熱量攝入來減輕體重。營養不良者改善和維持營養狀況也很重要。食鹽的攝入需加以限制，體液鈉潴留將使病情惡化。⑵液體攝入：心衰患者常有口渴感，因此常導致攝入過量水分和低鈉血癥，大部分患者可將水攝入量限制在每日1.52～2.0L左右。在氣溫高、嘔吐、腹瀉時應增加攝入量或減少利尿劑用量。⑶飲酒：酒精可損傷心肌和誘發心律失常應禁止飲酒。⑷吸煙：吸煙增加多種主血管病肺及其他器官疾病的危險性。吸煙可以致冠狀動脈痙攣，降低β受體阻滯劑的抗缺血作用，使急性心肌梗死后的死亡率增加，戒煙后1年內再梗死主死亡率均可以降低。⑸鍛煉：雖然藥物治療是心衰治療的基礎，但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運動鍛煉在心衰治療中的重要作用。它可明顯改善左室功能減退和運動耐力，可逆轉異常的骨骼肌結構和生化的改變。對于重度心衰可先采用床邊坐立法，坐于床邊的椅子，每日2次，依病情改善程度逐漸增加，直至步行每次3～5min；心衰穩定，心功能較好者，可在專業人員監護下進行癥狀限制性有氧運動，如步行，每周3～5次，每次20～30min。但避免作用力的等長運動。⑹冬春季節：肺部感染是常見的住院原因，可誘發或加重心衰，因此，流感和肺炎球菌的疫苗可降低嚴重呼吸道感染的危險，常被推薦應用。

2.3自我診斷觀察

密切觀察病情演變及定期隨訪：⑴密切觀察病情：要了解發生心衰時間的長短，心衰的特點，包括發病過程（急性或慢性）、心衰類型及已用藥物的療程、劑量、有無不良反應及療效等，這些對穩定病情，減少住院率有極為重要的意義。⑵①避免誘因，防止復發，絕大多數心衰患者基本病因不易根除，但避免誘因是可以做到的，例如預防呼吸道感染，不要體力過勞，飲食要節制。②鼓勵適當活動，維持心臟代償功能，活動量應循序漸進，量力而行，逐步增加，保證足夠睡眠。③遵照醫囑按時服藥，定期門診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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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與中國對事物和他人或社會和國家的觀點差異很大。西歐的人性始于我和你的區別。“我”和“你”在組成我們之前，首先是“我是我”，“你是你”。因此，看待事物的觀點也是以我的眼睛看到的為優先，將你用你的眼睛看到的由我來接受則屬于我在我的自由領域中選擇的事項。進而，為了將我的想法傳達給你，我所能做到的方法就是用嚴謹的論理傳達意思。這又是因為只有論理才能保證客觀性，各自所做的判斷則有可能受到感情主觀偏見影響，即源自相互之間的不信。在希臘智者派時代，畢達哥拉斯的相對主義哲學樹立了自由與平等觀，與其友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治制度一起確立了當時既政治又文化的共同價值觀。當然，柏拉圖二元論的形而上學的理念之存在也是為了說明現象界的普遍性而設定，并非將理念看作是實在的世界。在甚至將神也用人類之擴張概念進行思考的希臘傳統中，這些價值相對主義或理念只是為了說明現實問題而引入的認識方法，其本身不應看作是真理。因為，從柏拉圖之弟子———偉大的經驗論者亞里斯多德的哲學突然轉向一元論的目的論形而上學這一事實中，也能看出其也并非將師傅的理念所具有的二元論予以接受。①那么，為何西歐思想整體將價值的存在問題和人類的感性排除在學問之領域，并專注于分明的認識邏輯問題?從旨在認識現象之普遍性而開始作為其認識框架的柏拉圖之理念在基督教時代遇到奧古斯丁后，被理解成與惡魔之國的地上世界所對應的天國，并實在于永久真理之世界。從此，真善美成為具有自我正當化依據的最高先決條件(Postulate)，在法哲學世界里當為價值(Sol-len)，成為與存在事實(Sein)世界相區別的，具有自我正當化依據的最高實在。雖然基督教信仰體系所沉淀的這些思維結構形成了超越和形而上學的悠久思維傳統，但是，西歐人的現實思維結構則呈現與此相矛盾的側面，因其僅接受非常經驗的，具體的，分明被檢驗的。即，上述的形而上學存在論的傳統是處于學問領域的學者所展現的普遍思維態度，而非大部分西歐人的精神世界。盡管如此，極度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思考確實是西歐人共同的思考形式。由精英來構筑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等包含了知識階級的這些思考，這與要確定價值基準的法制度之現實問題一道形成了多數困難。例如，雖然正義最重要的內容即為確定正義實質內容的價值基準，但因以對人類之極度不信為根據的相對主義，不得不將其拋棄，轉向可經驗、檢驗的程序正義領域。②在訴訟法與實體法的關系中，重視程序正義，刑事法中的罪刑法定主義原則和憲法中的權力分立原則等都是因對人類和國家權力極度不信任引起的近代產物。除了通過感覺器官所經驗的之外，并不能在精神世界中得以記憶或形象化。因此，西歐二分法的二元論并非是認識邏輯的科學思維方式，而是一種假裝學問的問題。即，在西歐的學問史中，無論存在論還是唯物論，論議都得到多樣化展開，其原因在于以一種觀點統合全體的冒失。是因為要從人類多種側面的一種觀點出發，將人類的全體特性樹立在普遍性之上這一難以實現的目標。隨著科學的迅速發展，人類精神的神秘領域逐一展示真面目，世界的多樣性與統一性處于何種關系也逐漸顯露出來。盡管如此，西歐人文學和社會科學所堅持的之前學問態度并未喪失傳統，因此，隨著科學的發展，西歐人文社會科學將墜入桎梏中。那么，在中國的學問史中為何沒有形成西歐那樣多樣的極端立場?為何在數千年間與同一主題相似的認識態度得以持續?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可以從與西歐相對比的中國思維態度之特征中找到。那就是要將人類社會的矛盾和糾紛或同化的理想從外部尺度即自然秩序中達到的思維態度。中國人將自然秩序理解成單純的因果律的機械性秩序之上，目的論的和價值性生命現象，要在這里樹立完美的人間秩序之模型。這一點不僅包括對人類的理解，還包括了要確立社會和國家以及人類理想的典型之天下思想。如此，作者要從中國的思維特性查找社會的平衡與均衡，即正義的原理為何，并探索其在現代產業社會中如何發展正適合的規范原理。首先，通過自然哲學的面貌展露無遺的《周易》來審視道德善之認識依據和社會正義如何被理解，之后再審視法家的社會正義觀所包含的“律”的概念。

二、中國的“正”與“義”

《周易》『坤卦之六二爻曰:“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周易》『坤卦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講述了坤卦順應干卦的大生之德，由此生成的所有萬物便無不端正和方。既然其根本為如此，就算未努力順應干卦之道理，并無大礙。即，坤道只要順應干道即可使得萬物生長繁榮，因此使得坤道更加耀眼。在坤卦《文言傳》中，敬和義已轉移至社會價值的世界。《大象傳》的結構具有一定的思維框架，卦所象征的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之結構意思予以分析，接著，君子將其轉化成人類社會的道德價值，從而聯系社會成員的生活，作為反省的契機。即，將陰和陽符號重疊的卦分析稱結構的官階，將其意思予以說明時，比照認識可能的事務現象或人類之生活方式予以描述。此時，將比喻的事物之本質得到較好實現的狀況設定為理想狀態。換言之，《周易》的事物觀不管是自然現象還是事件，多數情況下在價值的觀點里予以評價和記述并登場，從而起到人類生活良好的里程標之作用。這不是給對象賦予價值后又將其作為生活指標的循環論證過程，而是自然現象和許多事物存在的關系結構自身意味著認識到在追求本質實現方面屬于價值和道德的存在這一點。并非由人類賦予價值并成為人類生活指標。坤卦《文言傳》的“直”是毫無歪曲天道而予以遵從，因此只要天理正確，其結果也總會正確。進而，符合存在法則的是正確的生活態度，其結果也總是在與周邊的關系中適宜。如事物因直而方正，人類要反過來不斷使得直，并且始終致力于達到方正。《文言傳》作為這一人類實踐之德目的即為敬和義。“敬”為朱子學學者非常重視的無間斷和注意集中的生活態度，要求保存天理和消滅人欲，并要求時刻反省的生活。“敬”屬于較為個人層次的自覺和實踐的價值，相比較而言，“義”意味著理想的關系生活態度。因此，要通過內心之敬工夫使得顯露在外的行動舉止得以方正，作為社會價值基準的義之尺度得以內面化，從而持續性地糾正自身的行為。只有這樣，才能以義將外部變得方正。《文言傳》所完成的時期，即已開始將自然世界重新理解成道德的價值。③不將事物現象解體，以存在本身予以經驗、觀察并抽象化，從而認識本質，相較將事物解體和分離后經過整理構成新的假想，并把其說成是該事物的本質和普遍性的認識態度相比，是不具可比性的高難度認識方法。因為，前者是在以事物多樣性和個體性為前提的根本基礎上，以共同性的觀點展望該事物的認識態度，其最終目的是要考慮事物本質和個別現象以及時空上與周邊的關系等構成該事物的一體。所以，不僅無法嚴密和正確地認識事物，而且將如此構成的認識予以客觀傳達也并不容易。盡管如此，這種認識所具有的價值是，其與現實和實在處于最接近。中國哲學整體所展現出來的這一特征在正義之問題上也并不例外。“正”為“一”和“止”的意思合二為一的合意字。“一”意味著，所有事物在整個宇宙或社會經營中被均等地賦予各自的位置和功能，所發揮的結果在個體間或個體與整體間達到調和與平衡。“止”代表單純到某一地步的意思，與一結合后，便具有了既不超過也不及于，并不偏向左右任何一側，而處于最中心的意思。“正”是具有走向“一”之意思的“乏”之相對字，構成其目標和“本”。因此，“正”是所有一切的大本，是中庸和中和之狀態，處于與均衡達到調和的最善良狀態，是所有一切之最理想的追求對象，構成最理想之成就內容的最終目標和最高榜樣。“義”曾用于指示人類容貌和行動舉止的儀，后發展成該容貌和行動舉止最適合的宜之當為規范，具有了行動舉止適宜當為規范時予以評價的“善”之概念，具有了當為規范的規制力，從而也具有了調解行為符合規范的“格”之功能。如此看來，“正”與“義”分別具有自我完成和自他共成的一面，且具有了最善與最良的價值。若“正”具有自然內在的意思，“義”則具有較強的人為外在的意思。因此，作為規范基準的義應樹立在自然的、本來的正為基礎之上。④即，意味著伴隨時代和場所引發的正、不正之偏差而言，義、不義的偏差要大些。結果，中國哲學中的社會正義是在各自緣起結構中經營生活的各個生命將其真面目充實發揮的時空里的存在構造。因此，中國哲學中的社會正義觀具有自然主義的、經驗的、歷史的、關系的要素，具有盡可能向往不干涉主義⑤，并意圖將人為操作性最小化的特性。這通過越接近以“大同社會”、“無為而治”、“以政去政”、“以刑去刑”或“止于至善”等來表現的理想社會狀態時禮法制度和國家組織存在意義逐漸減少的反比例關系來看，可得以證實。

三、“律”的意思

“律”作為法的意思得以使用起于秦朝的商鞅。⑥雖然對此有不少爭議，但重要的是律開始使用于戰國時期，固定于秦朝。眾所周知，戰國時期是諸子百家百花齊放從而導致治國策略多樣化的時期。⑦其中，法家大體上通過從事現實政治的政治家或行政家確立理論，在一方面處于能夠將其實質進行驗證的特殊地位。改法為律發生在秦代，這分明是法家的作品。那么法家為何改法為律呢?當時具有法之意思的用語除了律外還有很多。憲、典、模、范、型、刑、命、令等等都部分地具有規范或命令、原則、根本等意思。律原先是音樂用語。⑧在古代，按照用竹或銅制作的管之長短確定音之高低和作為基準音。將長度各不相同的12個管予以排列，其中奇數的管稱為律，偶數的管則稱為呂。六律和六呂合稱為律呂。“律呂不易”意味著這已經是得以確定的基準音，無法予以更換的基準性或根本性。⑨音“樂”是通過各自確定的音予以協調，從而達到整體調和，并給予樂趣。即，從“律呂既和”中可看出“律”本來的目的是達到“和”。⑩如同“禮之用，和為貴”，與在不喪失多樣性和個體性活力的同時整體上達成和諧的根源性原則具有同一的哲學性。瑏瑡從言語始于具體事物的形象和作用，提升為抽象觀念性來看，規范意味的律可稱為是在后續發展中意思得以擴張而成。律被使用于法的意思，也可以同樣的脈絡予以理解。“師出以律”的律即為法的意思。《國語》『周語下“律呂不易，無奸物也，細鈞有鐘無镈，昭其大也。”瑏瑢《說文解字》曰:“律，均布也。段玉裁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歸于一。故曰均布也。”意味著將參差不齊的分成類，再把相同的聚集后，在各類設定基準，并以此為規范，作出一律的歸一。因此，律的均布性將多樣化的現象分類為“類”，并確立其體系，在各等級內作出一律處理，而不是對全體予以劃一處理的武斷的絕對平等主義。在徹底經驗和現實的中國思想中將實際多樣化的事物現象以劃一的方式予以認識和處理的可能性起初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依據既存現實和本質追求最適合關系的智慧便是中國思想的卓越面貌。存在事實和道德善惡之相關問題在近百年來持續于新康德學派的存在和當為價值應予區別之大前提上的現代法學來說是無法冒失討論的難題。雖然，西歐法學所講的道德善之問題是在當為價值領域提出來的，但在判斷對象為依人類行為所展開的存在事實這一點上，存在與價值的關系經常成為問題。現代法學的價值并不能夠在因果上由存在事實予以正當化，僅依據之前的規范判斷。即，依據既存現行法律，在價值領域內予以評價。存在并不能成為指向未來的當為之正當化根據，這一現代法學的確立信念是:道德價值評價的最后根據只不過是另外一個上位價值。就這一點來看，《周易》的存在和價值的關系展示了非常有特征的面貌。瑏瑣

四、正名論與社會正義

針對春秋戰國時期的混亂社會現象，正名思想作為一種分析手段而開始呈現。若對管子一書中闡述的真偽存在疑問，那么春秋初期最早并直接提出正名論的思想家則是孔子與老子。孔子的主張是正名，而老子的主張則是無名。由于當時混亂的社會現象，名稱與實質呈現出不一致。實際上這主要是因為體系的混亂或者封建政治制度的瓦解而導致等級秩序的崩潰以及權力的濫用等。在嚴格的身份體制一直持續的西周時期，隨著各種制度的整合性崩潰，權力關系的行使與名稱上的等級無關，價值體系崩潰，因此日常生活中慣用的言語嚴重地被瓦解，作為表象符號的言語或者名稱而產生，這與實質的關系受到質疑，當時的混亂狀況原樣地被呈現出來，這就是所謂的定命論。孔子直接主張的正名則在對子路問答中，即“子路曰:為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最后，孔子的正名則是通過政治行為(為政)而實現。即，他認為政治的中心環節是所有的事物應當按照原樣徹底地體現，而不是根據安排、調整來進行。孔子所謂的“正名”，從語法的構造來看，與把其定位于“名”相比，則應當把其定位于符合名稱的實際。這是由于“名”不是由某個特定人制定，而是根據共同體成員自然而然地形成，并且從很久以前就一直持續。在這里，前提是根據民心事物法則進行正確的理解并命名。“名”是由“夕”與“口”而構成的會意字，這意味著冥冥之中通過言語來說明自身存在而形成的文字。因此，通過發達的語言，形成可以反映事物內在機能本質等含蓄性、象征性的意義。在這樣的前提下，只有人間才接受這一內在價值的象征。在東洋各國中，避諱直接叫他人的名字也是同樣的道理。正名的意義在學界中一直備受爭議，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三種意義。正名意味著正確地進行命名。即，具有正文字的意義，鄭玄的主張就相當于此。同時也可以解釋為糾正錯誤的命名。瑏瑤并且，正名也可以解釋為正確地確立名分。尤其是，孔子在其論語中嚴厲地斥責諸侯自封天子的各種形態，要求遵守符合自己身份的禮儀。瑏瑥這種情形下，可以解釋為試圖正確地確立政治性等級的名分。因生活的變化，事物的實質也在變化，名稱不能反映其實質時，正名也會成為問題。這種情形下，雖然孔子以“名”為基準，試圖控制“實”，但是不應只把孔子的思想視為陳舊、保守的思想。實際上孔子的正名思想包含著上述三種立場。孔子的定命論則是通過為政(即，政治行為)而形成的。這在當時的社會構造上，是為了與一切都是通過國家的統治行為而展開的社會經濟環境相銜接。孔子說:“做官就是首先端正自己”。“正”不光是針對所有的人，甚至于連接人與人媒介的事物也應當在其位置上構建所有生命可以共存、最佳的狀態。這不是人為地通過制度可以形成的，而是通過各種生命所具有的自然生命現象，自然地形成并維持其相互間可以共存的最佳關系，這種相互間的協調與均衡構成了社會。孔子把這稱為充滿道德價值的社會，并且沒有任意規制與要求的狀態，即“大同社會”。這意味著是牧歌式的社會，與故意使用立法制度來維持社會秩序的小康社會不同。構成小康社會的統制體制若是王道政治的話，那么構成大同社會的原理就是無為而治的狀態。最后，正名只要可能，人的自然本性即使沒有以上的規制與濫用，也會自然而然地呈現，相互間也可以達到共存的狀態。在《大學》中，這樣的狀態以“至于至善”的形式而呈現。正名中的“名”在悠久的人類歷史文化中自然而然地得以形成，也可以稱為“實”，與之相對應的是言命。孔子的“仁”即是根據人類生命的本性而形成的社會構成原理。而仁政是可以完全實現這一點的政治行為，并且達到所有社會構成人員可以和諧共存的最佳政治狀態。因此，為了實行仁政，必要時可以嚴厲地執行刑罰，相反，也強調用刑慎重不濫。總而言之，仁政不是任何時候都需要以仁愛的方式撫慰百姓的統治。孔子被任命為魯國的大司寇后，最先作出的就是對當時體制的批判，少正卯被處以死刑即證明了這一點。在孔子與子路的問答中，孔子從言、事與政治層面談論了正名，正名最終只有通過為政才可以達到。上述引文中孔子的正名未被達成的社會現象可以通過言、事、禮樂以及刑政來說明，結果禮樂與刑政的不合理正在警示動搖百姓生活基礎狀態的危險性。最后，正名的實現決定了通過政治行為謀求人類社會生活的本來面貌可以自然呈現的狀態。這不是單純地通過法制制度或者社會制度可以達成的，人類只有把世間的存在理解為道德性價值才可以明確地認識。《中庸》把構成人類社會的圣人功德稱為“配天”。即，天地完美存在的法則在人類社會中具體地得以體現。而正名由于是在同樣社會狀態下所呈現的事物名稱，因此這通過所謂仁政的為政而達成。孔子直到最后還堅持的“一以貫之”之道，即，忠恕之道也是仁思想具體化的規范現象之一。因此，對于孔子的正名思想，不能單純地理解，并且也不能以社會中很容易確認的習慣性形態或者階層性等級分工原理等方式狹隘地理解。最后，人類的生活在天地自然界中與其他萬物一樣，根據天道的存在原理應當共存地生活，并且這樣的現象是以充滿崇高道德價值的生活為前提，這一事實是定命論最重要的根據。

五、儒家與法家的社會正義

社會由相互關系構成，關系伴隨組織，組織以規范為手段得以存續，規范強制力的永久性產生制度化。法家明確認識到:人類歷史中，各種社會制度、國家制度經歷這些過程而得以形成之事實。人類生來即有的特性上，生活手段發生分業化，這導致社會的階層分化，相互間的行為模式確立為行為規范。法家以“分”的思想對其進行說明，這又被荀子接受，成為禮的依據。因此，不管是在道德觀點強調禮之身份制社會制度的荀子，還是基于“平如水”的法之平等性強調法治的法家，并未對社會的身份階層分化表露出極度的否定。問題是，分化的社會階層和各身份的社會責任如何才能使得基于社會結構之本來性質的彈力不至于喪失。即，留有如何確保階層間上下移動和使得其變為可能的源泉性根據的問題。這意味著:社會階層分化與由此引發的身份制結構包含有“分配正義”之實質正當化的客觀指標是必要的。儒家認為分配的正義存在的理由是統治階級通過道德修養而達到的人格之開放性瑏瑧，而法家則認為是法律之純粹和大公無私的開放性。瑏瑨因此，接近社會構成原理之真面目的法制度在遇到運用主體之大公無私的滅私奉公人格時才能得以完善。這一點就是在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中陽儒陰法之不可分關系持續的理由。不管是儒家還是法家，都在從人類原本的人性出發，刻畫出理想化的人類面貌、社會面貌和國家觀。但，前者將人類和社會以主體之內在道德心的觀點審視，而后者從平均的人類面貌出發，重視制度的功效，在這一部分，兩者存在差異。

六、中國的傳統正義觀與韓國的傳統國家制度

中國的哲學是通過人類普遍的感性與理性的思維經驗而形成的生活智能與原理的沉淀物，而絕不是設定像神一樣的抽象存在試圖判定、評價現實。中國的哲學認為人類的智慧可以被共有，要求任何人都可以實施的行為。中國的哲學由于是通過人類的一般經驗而形成的生活智慧，因此，對于國家制度和各種社會制度，無論誰都可以接受，并具有可以實踐的價值標準。《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幕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事物法則滲透著我們的生活，無論何物、無論何地、無論何時，都離不開這樣的法則。因此，不管什么時候都應當考慮到他人。這正是意味著人間不是絕對的自我與獨立主體性的存在。即，無論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人間的社會存在性。《中庸》云:“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基于百姓的國家制度是詳細地審視并把握人類的一般共同生活面貌后，根據中庸而形成的。這意味著國家制度應該在人人可以活動的范圍內形成。如此，融入中庸原理的中國國家制度在以后的過程中廣泛地傳播到東洋各國，由此而形成了普遍的東洋文化圈。韓國自6－7世紀的三國時代以來就開始吸納中央統治機構與律令制度，在10世紀的高麗王朝時代，引進了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度，同時也借鑒了必要的唐律。如此，更進一步認識了在中國已經形成的國家制度的合理性，在把儒教作為國家統治學的朝鮮王朝時代，完全地把明律作為朝鮮王朝的基本刑律而使用。中國的儒教哲學深深地滲透進韓國社會的國民生活中，至今韓國的國民仍具有這樣的意思構造。

七、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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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語言哲學；言語行為理論；意向性

現代語言學的發展與哲學有著密切的關系。語言學與哲學從理論上來說分屬于兩個不同的學科，彼此之間相距甚遠。但是由于語言是思想的工具，哲學必須借助于語言來思考問題。因此，它們之間的關系又是如此之近。無論對于語言學家來說，還是對于哲學家來說，語言的本質問題實際上在深層次上涉及到的并不是一個純語言學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于語言的哲學問題。語言哲學的產生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哲學發展中的一個比較重大的事件。語言哲學在這一時期產生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許多哲學家們把自己關注和研究的哲學中心問題紛紛由認識論轉向了語言。因此，這種語言轉向從一開始就與哲學認識論所解決不了的問題緊緊纏繞在一起，從而也就使哲學家們探討的語言問題帶上了哲學的色彩。

語言哲學是一門以哲學語言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它的主要任務在于通過語言分析，澄清語詞和語句的意義，使我們能夠以適當的、準確的方式使用哲學語言，從而有效地表達我們的哲學思想。語言哲學的研究既要從哲學的角度分析語言問題(研究哲學語言學)，又要能夠從語言或語言學的角度探討哲學問題(研究語言學哲學)，并從中尋找出共同問題。

一、植根于日常語言哲學中的語用學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哲學研究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語言轉向。語言取代認識論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課題，哲學家們認識到不論研究存在還是研究認識，都必須首先弄清語言的意義。他們把哲學問題歸結為語言問題，把語言看作是哲學的首要研究對象，語言問變成哲學研究的中心和出發點。尤其是從理想語言回歸于自然語言的轉向致使日常語言哲學產生。以維特根斯坦、奧斯汀、塞爾為代表的日常語言學派著眼于對日常語言一自然語言的分析，這一分析遵循一個從日常語言范疇分析一日常語言用法(使用規則)分析一言語行為分析的過程，這個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從批判的、治療的語言分析向建設性的言語行為分析發展的過程，其中維特根斯坦后期的語用分析是一個轉折點。日常語言哲學的發展對語言學尤其是語用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一定程度上講，當代語用學正是在日常語言哲學研究中孕育發展起來的。

(一)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思想

后期維特根斯坦放棄“語言是世界的邏輯圖像”這一基本觀點，提出他的“語言游戲說”。語言游戲說是貫穿于《哲學研究》的中心學說。他認為語言是一種現實活動、一種游戲，并力圖通過觀察語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使用來探究語言的意義問題。語言的意義由語言的具體使用來規定。使用語言必須遵守語言規則。不同的語言規則產生不同的語言游戲。各種言語游戲就像家族相似的不同成員，不存在一般或概括的可能性。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各種語言游戲通過約定形成我們的生活方式，構成整個人類生活的一部分，有什么樣的生活形式就會有與之對應的語言游戲。語言游戲的語法規則植根于生活形式中。“想象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方式。”語言游戲說從根本上排除從語言與實在的對應中尋求意義的觀念，使對語言的分析從語形和語義的層面轉向語用層面。

(二)奧斯汀的言語行為三分說

言語行為理論是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最有影響力的語言哲學理論之一，是哲學家們研究的最有聲有色的一個課題。該理論的發起人是英國著名的哲學家、日常語言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Austin(奧斯汀)。奧斯汀早期區分了敘事句和施為句。前者陳述事實，有真有假；后者通過說出一句話來完成某種行為，并不描述世界，沒有真假，但有適當和不適當之分。后來奧斯汀進一步提出了言語行為三分說的新言語行為理論，使該理論趨于系統化和精確化。他把言語行為區分為三類：(1)敘事行為或言內行為(1ocutionaryact)，即“說某事的行為”，主要是陳述一個事實；(2)施事行為或言外行為(illocutionaryact)，即“在說中實施的行為”，如：警告等，它們普遍具有語力(illocutionaryforce)，傳達言者的用意和意圖；(3)成事行為或言后行為(perlocutionaryact)，即通過說出一個句子有意無意地對自己或別人產生某種效果。在這三層意義中，施事行為是他的意義理論的核心。同時，他還強凋意義對于現實語境的依賴，離開具體語境，單純的意圖、意向不可能構成言語行為。“我們必須注意現實語境的情況，注意我們能說什么不能說什么，以及究竟為什么。”

奧斯汀的哲學研究新方法不僅為哲學研究注入了活力而且啟發了語言學家，這使奧斯汀成為當之無愧的現代語用學之父。他的言語行為理論成為現代語用學理論的基石，隨著這種看待語言和世界的言語行為理論的發展，語用學逐漸在20世紀70年展成為一門顯學，借助語言哲學家對哲學的洞察解決語言問題，成為一種風尚，導致了對行為中的言語和語言中行為的交流和社會研究的語用學轉向。

(三)塞爾對言語行為理論的發展

由于奧斯汀對施事行為的分類缺乏明確的標準，招致了很多學者的批評，但他的～些看法為后來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作為奧斯汀的學生，美國語言哲學家塞爾繼承并發展了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提出了著名的間接言語行為理論。他認為：“當一個施事行為問接地通過另外一個言語行為表達時，間接言語行為就發生了。”

塞爾對言語行為的另一個突出的貢獻就是對奧斯汀提出的以言行事分類作了修訂調整，在奧斯汀分類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分類，即1、斷言類(assertives)：包括陳述、描繪、報道、斷言、說明等；2、指令類(direc—tives)：包括建議、要求、請求、命令、邀請等；3、承諾類(commissives)：包括允諾、答應、打賭、發誓、保證等；4、表達類(expressives)：包括感謝、祝賀、道歉、歡迎、哀悼等；5、宣告類(declatatives)：包括任命、辭職、解雇、命名、宣布等。塞爾的這種分類旨在表明，在我們稱作以言行事的動詞中，有許多動詞并不是以言行事目的的標志，而是以言行事行為的其它某些特征的標志，譬如完成以言行事行為的某種風格或方式，所以，我們必須把對以言行事的分類與對以言行事的動詞的分類仔細區分開來。

言語行為經過維特根斯坦的啟蒙，奧斯汀的系統研究以及塞爾的修改、豐富，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成熟的理論。最終成為一種在哲學界和語言學界自成一派且頗有影響力的語言哲學理論，尤其是直接導致了語用學的誕生。

二、言語行為理論中的意向性問題

為深入界定言語行為概念，塞爾引入意向性概念：言語行為不僅使用語言符號，而且表達說話人的意向。

(一)意向性和意義

意向性和意義的關系問題，是目前許多語言哲學家熱烈爭論的一個焦點。最早把意向性問題和意義問題聯系起來考察的是塞爾。在他看來，“表達式”和“記號”這兩個概念是有區別的，這一區別在于，盡管每個記號與它所表示之物具有某種關系，但并不像表達式那樣具有“意義”。而表達式之所以具有意義，是由于它明確地提出某種思想的意向，換句話說，是意向賦予表達式以意義。他認為，意義問題和意向性問題是緊密相連的。

在當代，相當多的哲學家，特別是日常語言學派的哲學家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大多強調意向性在確定語詞或語句的意義中的作用，主張從語言與其使用者的關系來考察意義問題，重視研究意義的語用方面。他們認為，語句的意義必定隨語境而變化，不以語境為轉移的所謂語句字面意義是不存在的。塞爾就是這種觀點的積極支持者。他認為，不能把語句本身的字面意義與說話者在不同場合下使用語句表達的不同意義混為一談，更不能根據說話者在不同場合下使用同一語句表達不同的意思這一點來否認語句本身具有它們的字面意義。他的意向性理論強調“意義是意向性的派生形式”，突出語言意向性意義的重要性。他試圖用意向性說明語言和意義問題，即用心理學概念分析言語行為。他說“我相信語言哲學是心靈哲學的一個分支。根據這一觀點，基本的語言概念，如指稱、意義、陳述等等可以用更基本的心理學概念如信念、意向、愿望來分析”。塞爾既強調意向性又不忽略言語行為規則的重要性，從而比較全面地看到意義是內在意向和外在言語行為規則統一的產物。到了20世紀80年代，塞爾對于意向性和意義問題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比較系統的學說。

(二)言語行為與意向性問題

由于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都涉及到了說話者的說話意圖、意向，所以塞爾又進一步深入研究了意向性(intentionality)問題。塞爾在研究和分析言語行為的過程中發現以言行事中的語旨力與意向有著密切關系。他說：“在以言行事行為的完成中，意向性有雙重層次，一層是行為的完成中所表達的意向狀態，一層是完成行為的意向。”就后一層意向性來說，正是由于說話者把表達某種意義的意向賦予了話語，話語才具有了各種言語行為功能；就前一層意向性來說，塞爾認為，話語有意向性就如愿望、擔心、信念等精神狀態有意向性一樣。這一層意向性就是一個人的某些精神狀態指向自身之外的外部世界的特征：如果我有一個愿望，那么它就表現為我精神狀態上愿意做某事或希望某事發生；如果我有一個擔心，那么它就表現為我精神狀態上不愿意做某事或害怕某事發生；如果我有一個信念，那么它就表現為精神狀態上我相信某種東西等等。

就言語行為和意向狀態的關系來講，任何以言行事行為都必然表達某種相應的意向狀態。意向狀態是言語行為的真誠條件。不過，以言行事行為表達出的意向狀態與說話者內心實際的意向狀態并不一定全都一致。例如，撒謊這種言語行為表達出的意向狀態與說話者內心世紀的意向狀態就不一致。這時，我們說，說話者完成的是一個非真誠的言語行為，所表達的意向狀態也是一個非真實的意向狀態。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把言語行為和意向狀態等同起來。言語行為講的是行為，而意向狀態講的是狀態，前者與物理現象有關，而后者只是某種心理內部的意向。

言語行為理論從言語行為分析發展到探討語言使用者的語言行為意向，把意義歸結到語言使用者支配其言語行為意識的能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心靈主義的傳統。塞爾認為，正是在意向性這一點上，語言哲學和心靈哲學會和起來了：人通過自己的意向把那些使意向狀況得到滿足的條件轉移給了相應的對象，從而把自己的意向加給了本身并不存在意向的對象身上。言語行為只不過是人類行為的一部分；心靈通過意向，從而通過言語行為使人類和外部世界聯系在了一起。不難看出，作為當代語用學基本理論奠基人之一的塞爾是在哲學軌道上研究語言的，是在用語言解決哲學問題。

三、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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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由東北大學文法學院副院長杜寶貴教授主持。東北大學宣傳部部長丁義浩、遼寧省社科聯主席張沈立、遼寧省教育廳科技處處長陳濤、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環境哲學專業委員會理事長、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盧風教授、中國環境倫理學會會長、哈爾濱工業大學葉平教授、遼寧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論研究會理事長、大連理工大學學院院長魏曉文、遼寧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軍出席了開幕式并對研討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祝賀。

在13日上午的大會報告階段，先后做主題報告的有哈爾濱工業大學的葉平教授、吉林大學的劉福森教授、北京大學的郇慶治教授、南京師范大學的曹孟勤教授、東北大學的秦書生教授、北京工商大學的王魯娜教授。14日上午的大會交流階段，清華大學的蔣勁松副教授、南京林業大學的曹順仙教授、四川師范大學的唐代興教授、哈爾濱工業大學的解保軍教授、北京林業大學的楊志華副教授、東北大學的于春玲副教授等做了主題發言。專家學者們就生態文明的研究范式、理論體系構建、實踐路徑選擇等相關主題做了報告。

13日下午的分組討論會持續了三個多小時，與會專家、學者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展開了激烈的對話與爭鳴，現場氣氛熱烈，迭起，圍繞“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這一會議主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和充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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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年代以來，現代醫學由“生物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模式”甚至“生態模式”轉換，中國的醫學教育面臨多重挑戰，醫學人文教育逐漸成了醫學院校的必修課程。醫學人文教育可促使醫學生對醫學的人性化傾向保持警惕、對醫療保健制度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并將使他們終生受益。本文從科學共同體的角度，結合知識圖譜來分析我國近十幾年醫學人文教育的研究成果，并對未來研究進行展望。

2資料與方法

    2.1數據收集

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時間跨度為1994-2011年，按主題詞“醫學人文”進行檢索，共檢索到770篇文獻，文獻年代分布，見圖1。從檢索結果看，按學科劃分絕大多數屬于“醫學教育與醫學邊緣學科”，共有546篇，占總數的70%;刊登論文最多的期刊是《醫學與哲學》（人文版）（124篇）和《中國醫學倫理學》（77篇）；關鍵詞最多的是“醫學生”、“醫學”、“人文精神”、“醫學人文教育”；就作者單位而論，南京醫科大學所發表的論文最多。

2.2 研究方法

知識圖譜（MappingKnowledgeDomain)是一種新近興起的，將科學計量學、機器學習、計算機圖形學等綜合起來的科學研究方法。它把科學文獻之間的關系建立在統計學基礎之上，然后以可視化的圖形直觀地反映出來，對于發現和解釋科學文獻中潛在和隱藏的規律或學科演化路徑發揮了重要作用。論文引文次數和下載次數比較分析。一般說來，引文次數最多的論文以及下載次數最多的論文二者并不盡相同。由“科學共同體”引申出“研究主題”。科學共同體反映了一個學科領域內共同的信念、方法和概念。“科學共同體”采用的是分析共作者的方法，而“研究主題”分析的是關鍵詞，主要思路是“符號意義”的關聯。在一定程度上,“科學共同體”和“研究主題”本質上是相統一的。根據科學共同體理論，具有相同研究興趣的作者會集中到一起，聚集成一個知識群，然后根據這些作者的研究內容，確定知識群的研究主題。

3.研究結果

    3.1論文引用次數和下載次數比較分析

引用次數最多的論文是“國外醫學人文教育課程計劃的特點及啟示”，發表于《中國醫學倫理學》雜志2002年第12期，引用次數為81次，平均每年引用次數為9次。而引用次數排名在前幾名的，一般年引用次數在5?8次之間。下載次數最多的論文是“醫學科學精神與醫學人文精神交融一實現現代醫學模式的轉換”，發表于《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下載次數為707次。然后是“現代醫學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統一的思考”和“關于醫學人文精神的追問”。“國外醫學人文教育課程計劃的特點及啟示”下載次數為404，排第8位。“國外醫學人文教育課程計劃的特點及啟示”是引用次數和下載次數都比較多的論文。這說明醫學人文研究已經引起了國內相關學者的注意并且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但是我國的醫學人文教育還處于起步階段，在課程設置等方面還需要參閱國外發達國家醫學院校的經驗。

3.2科學共同體的知識圖譜

從與醫學人文相關的論文中，選取引用次數為7的論文，共有112篇，作者203位。通過Pajack軟件繪制出知識圖譜，并通過人工調整，得出作者共引分析圖譜，見圖2。共分為4個知識群：醫學人文研究、醫學人文教育、醫學生的人文素養以及其他。

科學共同體一：醫學人文研究。醫學人文研究是醫學人文教育的核心和基礎，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醫學人文精神的觀念層；二是醫學人文關懷的主體實踐層⑴。醫學人文是對人的生命質量、價值和人類未來的健康與幸福的關注，是對人類身心健康與自然、社會與人之間的和諧互動可持續發展的關注W。醫學中的人文回歸形成了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主要研究人員有杜治政、張大慶、趙明杰、劉虹、趙美娟、陳維進、王德彥、刁宗廣等。

科學共同體二：醫學人文教育。在醫學人文的研究基礎上，我國醫學院校引入了醫學人文教育。分為兩類：一是分析和借鑒國外醫學人文課程的設置。20世紀60年代，醫學人文教育在西方國家興起；20世紀70年代，部分美國醫學院校將人文教育引人到醫學教育中來；20世紀80年代，把醫學看作是一門既有自然科學屬性又具有人文社會科學屬性的綜合性學科體系已成為人們的共識。這些發達國家的課程設置以及其他經驗可供借鑒m。同時，北美大部分高校已將敘事醫學納人醫學院的核心課程，踐行“醫學乃人學”的理念w。二是我國的醫學人文教育。醫學人文教育首先是從國外開始的，后來逐漸引入到中國醫學院校，最先引人的是醫學倫理學和醫學心理學。但許多醫學院校由于歷史和環境的原因，某些方面還不盡人意。醫學人文教育主要研究者有殷小平、聶素濱、余仙菊、唐文、郭永松、王茜、孟國祥、何亞平等。

科學共同體三：醫學生的人文素養。醫學生的人文素養并不單指醫學中的人文精神，而是一個更為廣泛的話題，包括文學、歷史、哲學和美學等方面的修養，可能與醫學相關，也可能與醫學不相關，是一種通用的可以適用于理工科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主要研究人員有崔新萍、袁毓玲、楊耀防、王志杰等。

其他包括醫務工作者的倫理、社區衛生服務與加強倫理教育以及導向型學習中的醫學人文知識。主要研究人員有印愛平、李孟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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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發展人文社科階段。進入新世紀，高等教育迎來了大發展。人文社科也在中醫藥院校轉型中的特殊地位不斷凸顯出來。實現中醫藥院校由單科性院校向多科性大學的發展，人文社科必須有現對獨立的學術和學科地位，有自主發展的學術規模、空間，并達到一定的學術水準和學術地位。各校開辦了衛生事業管理、市場營銷、英語、日語等本科專業以及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中醫倫理學、中醫保健體育等研究生學科專業。這些非醫學科專業的學生數占到各學校學生總數的2-3成以上。

二、中醫藥院校發展人文社會科學的背景分析

醫學具有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雙重屬性，醫學研究和醫療活動以對人的尊重、對生命的敬畏為基礎，沒有對人的尊重和關愛就沒有醫學。研究解決醫學引發的重大現實問題需要人文社會科學。醫學科學發展過程中，醫學技術的應用范圍與社會價值層面引發一系列爭論，而這些超越技術本身的問題要通過社會、道德、文化等方面給出合理判斷。對于在夾縫中生存的中醫而言，需要用包括人文社科在內的多種方式對中醫進行解讀，讓公眾了解中醫知識，相信中醫文化，傳播中醫理念。中醫藥院校人文社科具有良好的基礎。中醫藥院校人文社科資源是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陣營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新時期勇擔責任和使命，取得長足進步。中醫藥院校基本形成了全面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文社科學科體系。醫藥院校人文社科發展受到關注。在國家大力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背景下，醫藥院校的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也受到了關注。教育部主導成立了全國醫藥院校社科研究協會，定期舉辦全國醫藥院校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高層論壇。

三、中醫藥高校發展人文社會科學的任務和思路

《中國•中醫學本科教育標準》中規定:“獨立的中醫學院校或在綜合性大學以及醫科大學中設置的中醫學院(系)，必須得到學校人文、社會學科及其他自然學科的學術支持，應該重視學科交叉與滲透對中醫學發展的促進作用，努力加強各學科之間的融合”。中醫藥院校發展人文社科的基本任務可以定位為三個層面，并逐步向最好層面努力:一是在最低層面上，使人文社科不拖和少拖學校發展布局和發展速度的后腿;二是在居中的層面上，使人文社科達到與學校其他學科協調發展的水平;三是在較高的層面上，使人文社科能夠為學校的整體發展戰略作出更多貢獻。在學科布局上，要通過建立人文社科來擴大學科覆蓋面，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和整合，加快從單科性向多科性的轉變和提升。在學科水平上，人文社科應有與學校其他學科相當的學術水準，有相對獨立的學科地位和發展空間，使人文社科的地位由輔向基礎性轉變，提升學校的學術水平和人文品位。在社會地位和影響上，提升中醫藥院校在高教領域的地位和發言權，爭取在人文社科主流學術圈中的話語權。在學術功能上，人文社科教師要走出單純講授公共課的區域，開展專業性的學術研究，爭取在國內外所在學科中的學術地位。中醫藥院校發展人文社科的基本思路是入主流、倡交叉、創特色。“入主流”就是要把中醫藥院校的人文社會科學作為專業的人文社科來加以建設，以達到國內外學術界的一定水平作為自己的發展目標，能夠參與主流對話，參與學科中重大問題的研討。“倡交叉”就是這些學科的教師應該積極參與到中醫藥學科的發展中去，在人文社會科學與中醫學之間尋求新的生長點和交叉點，達到良性的互動和互滲，使之成為不可或缺的內生性學科，成為學校的有機組成部分。“創特色”就是要走特色之路，“特色”可以在與醫學的交叉中產生，也可以在對某些新的研究領域或者分支學科開發中產生。

四、中醫藥院校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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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醫藥院校；中醫青年；人文素質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02-0040-02

一、素質與人文素質教育的內涵

“素質”原本作為生理學范疇的一個名詞，是指人的神經系統、感覺器官和運動器官等先天賦予的特征。現在，“素質”已發展演繹成一個更綜合的概念，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礎上受后天環境和教育的影響，通過個體自身的認識和實踐，形成的相對穩定的身心發展基本品質。關于人的素質內涵，現在比較共識的是認為“素質”包含以下四個部分：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素質、業務素質和身心素質。其中，思想道德素質是人的靈魂與方向，是做人的根本；文化素質是人的發展基礎，體現了人對自然和社會的了解；業務素質是人的立業本領，其不僅包括知識技能結構，還包括工作能力；身心素質則是前三項素質的物質與精神的基礎，反映了人對自然與社會的承受力。這四個方面相輔相成，有機聯系。其中，文化素質又包括人文素質與科學素質。“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實施素質教育已經成為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素質教育逐步成為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主題。所謂素質教育，是指以培養、提高全體公民基本素質為根本目的的教育模式或教育體制。就學校教育而言，它面向全體學生，是以全面提高學生素質為核心的教育，是開發青少年潛能，訓練和提高其生理、心理素質的全面和諧發展的教育。素質教育的最終目標是使學生全面提高各種素質。1998年教育部教高司2號文件《關于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的若干意見》指出：“大學生的基本素質包括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素質、專業素質和身體心理素質，其中文化素質是基礎。我們所進行的加強文化素質教育工作，重點指人文素質教育，主要是通過對大學生加強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教育，同時對文科學生加強自然科學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體大學生的文化品位、審美情趣、人文素養和科學素質。”因此，人文素質教育在青年素質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文”一詞出自《易經》：“關乎天文，以察時變；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在古時指禮樂文化，在現代則是指各種文史哲的知識。作為中醫藥院校的中醫青年來說，人文當然還包括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了解，因為中醫學理論體系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等醫學經典著作的問世，標志著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中醫學有著數千年的悠久歷史，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貢獻，對全人類的健康保健和疾病防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和促進作用。中醫基礎理論闡釋了中醫學的哲學基礎――精氣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及其在中醫學的應用；中醫學對人體生理的認識――精氣血津液神學說、藏象學說、經絡學說、體質學說；中醫學對疾病及其防治的認識――病因學說、發病學說、病機學說等等。對這些知識的了解可以使中醫青年更加堅定中醫藥事業發展的理論自信、文化自信和科學價值自信，倍加珍惜和覺悟中醫藥文化，繼續增強和提高對中醫學發展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人文的作用在于通過教育來提高素質。從廣義上來說，人文素質是一個人內在的精神品格；從狹義上來說，人文素質包括知識和能力的內化，體現為一個人的氣質和修養。因此，人文素質教育，主要是通過教學的形式，以人文知識的傳授和能力的培養為主要載體，加之環境的熏陶，在此基礎上來全面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使之內化為人格、氣質和修養。因此，中醫藥院校人文素質教育的目標是提高中醫青年的文化知識、理論修養和道德情操，教會中醫青年如何做人做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文素質教育是教育的終極結果。

二、中醫青年人文素質教育的實施方略

科學精神求“真”，人文精神求“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猶如人的左臂右膀，缺一不可。高舉人文精神的旗幟，不斷對自己進行批判和反省，倡導具有現代科學意識的人文教育和充滿人文關懷的科學教育是我們中醫藥院校在進行素質教育時所強調的教育理念。中醫青年如何實施人文素質教育是我們開展素質教育重點研究的課題，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工作。

1.合理調整人才培養方案，改善教學體系和教學內容，增開必要的素質教育課程尤其是人文素質教育課程，以豐富教學內容，拓寬和優化學生知識結構。雖然素質教育不等于知識傳授教育和能力培養教育，但知識結構的優化、能力結構的完備，卻是成為高素質人才的必備條件。而人文素質教育課程的開設可以更完善大學生的知識結構，培養其成為具有學術特色、情趣高雅、人格高尚的全面發展的人才。因此，我們要努力把人文素質教育課程與公共必修課、專業基礎課、專業課有機結合，形成一個特色鮮明、覆蓋面廣、設置科學的本科教育課程體系。中醫藥院校應將人文素質課程納入教學計劃，通過必修和選修的形式開設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人文社會科學課程，使我們的中醫青年真正具備人文知識、理解人文思想、掌握人文方法、遵循人文精神。具體的課程有：《軍事理論》、《大學生社會實踐》、《大學語文與應用寫作》、《溝通與禮儀》、《經濟與管理》、《心理健康專題講座》等等，通過一系列課程的修讀達到拓展知識、提高品位、健全人格和學會做人的目的。

2.大力開展一系列校園文化活動，加強人文校園環境建設。濃厚人文氛圍的校園文化建設旨在通過環境的熏陶，潛移默化地培養中醫青年的人文素質，因此可以成為課堂教學的補充和延伸。比如中醫藥院校可通過舉辦各種類型的文化素質教育講座，設立傳統文化、國學學習社，開展各種社會實踐活動、三下鄉活動、青年志愿者服務活動，舉辦中醫基礎理論知識競賽以及書法、繪畫、寫作、文藝等各種競賽活動，加大素質教育的評優和獎勵力度來建設校園文化環境。人文氛圍的鑄造對人文素質的培養至關重要，人文氣質是通過長久歷史文化熏陶出來的，因此，除了開展常規性的校園文化活動外，還可以結合中國傳統節日，比如端午節、清明節、中秋節、重陽節等開展對傳統節日文化的學習，鼓勵、支持中醫青年成立學習小組和興趣小組，引導他們開展健康有益的活動。

3.建設高素質的師資隊伍。中醫青年的人文素質教育既包括學生，也包括教師。韓愈的《師說》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傳道”，要求老師言傳身教，傳授知識的同時培養學生的人格品質。“授業”，傳授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解惑”，學生通過主動學習提出他們的疑惑，老師要有效地解決知識的困惑。“傳道”排在“授業”與“解惑”之前，說明教師不只是簡單的教書匠，更重要的是言傳身教，教授學生為人處事的道理與良好的品質，培養學生獨立的人格，讓他們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與世界觀。因此，要真正做到“傳道、授業、解惑”，我們的中醫青年教師更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質。作為從事人文教育、藝術教育和科學普及教育的教師尤其要主動參與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一方面，可以通過參加集中培訓、經驗交流、學術交流等形式，來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質修養。另一方面，可開展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理論和實踐的研究，通過報課題、寫論文、寫心得體會的方式來探索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有效途徑和方式方法，不斷總結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工作的經驗。作為專業課教師，可將人文素質教育融入到專業課知識的講授中，在教學過程中言傳身教，為人師表，尊重學生，理解學生，關愛學生，用自身淵博的知識，嚴謹的治學態度，良好的精神風貌，健康的生活哲學，寬廣的胸懷氣度，高尚的思想品質，正確的價值觀念來影響和熏陶學生，逐漸探索一條融人文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有效提高人文素質的途徑和模式。總之，優秀的高素質的師資隊伍建設是搞好人文素質教育的關鍵。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實施中醫青年的人文素質教育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需要我們不斷地深入探索、持續推進。筆者相信，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之下，人文素質教育會不斷完善與成熟，我們的中醫青年會更好地掌握科學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能，擁有健康的身體與心靈，不斷培養自身的優勢，成為適應社會發展需求的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復合型人才。

參考文獻：

[1]李怡，趙雨.北京市理工科高校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探究[J].教育與教學研究，2012，26（8）：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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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醫哲結合；自然辯證法；教學模式

[作者簡介]張洪雷，南京中醫藥大學人文社科部講師，博士；張宗明，南京中醫藥大學人文社科部副主任，教授，碩士生導師，江蘇南京210046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0)08－0195－03

自然辯證法是理、工、農、醫類碩士研究生的一門學位必修課，其教學目標是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自然觀、科技觀，培養科學的思維方式與科研創新素質，掌握科學的思維方法。目前，在自然辯證法的教學實踐中，存在著重闡述自然辯證法的一般原理而輕結合研究生專業實際進行講解、重理論講授輕實際運用的傾向。如何把具有思辨性、抽象性和理論性的教材內容內化為研究生的科學素養、科研方法、創新思維；提高課程教學的實效性、針對性，需要在自然辯證法的教學中，結合研究生專業特點，聯系各門具體學科特點，創造性地開展自然辯證法教學，這是提高課程教學質量的關鍵。針對中醫藥院校的具體特點，結合研究生的專業實際，我們以“醫哲結合”為特色，創新自然辯證法教學。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加強具備醫哲知識結構的師資隊伍建設；更新教材內容、增加醫學辯證法的內容；改進教學方法。初步實現了中醫院校研究生自然辯證法的教學目的。

一、建設一支具備醫哲知識結構的師資隊伍，為創新自然辯證法教學奠定師資基礎

師資隊伍是否具備合理的知識結構，是教育成敗的關鍵，對于中醫藥院校自然辯證法課程的教學而言更是如此。中醫藥院校自然辯證法教學內容的更新和教學方法的創新，對師資隊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自然辯證法教師應該從多方面充實和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與儲備，了解醫學科技發展前沿的最新成果；對于大多數是文科學歷背景的教師來說，特別要補上自然科學方面的基礎知識，尤其是與醫學相關的知識，才能真正駕馭這門課程。其次，中醫藥院校自然辯證法教師還要具備一定的中醫哲學、中醫方法論、中醫文化學等方面的知識。只有這樣，才能在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中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具體做法是，對非醫學專業畢業的自然辯證法教師進行醫學知識方面的培訓，而對醫學專業畢業的自然辯證法教師應強化當代西方科學哲學、中國哲學等方面知識的學習。最后，中醫藥院校自然辯證法教師還應加強科研，并正確處理好科研和教學的關系，以科研成果充實教學內容，把教學過程中的難點、疑點作為科研的方向，二者相輔相成，不能偏廢。事實上，合格的自然辯證法教師應該是教學人員與科研人員的統一體，這樣才能使自然辯證法教學在一個堅實的基礎上不斷提高。

二、更新教材，增加醫學辯證法內容，為創新自然辯證法教學提供教學藍本

由于自然辯證法面對的研究生學科背景不同，專業特點相異，因此，使用全國統一的教材、采用統一的教學方法已經不能適應時展要求與研究生創新素質提升的需要。針對不同專業研究生的特點，因材施教，更新教材內容，創造性開展教學活動成為自然辯證法教學改革的重點。對于如何結合研究生專業特點更新教材內容，我們也做了一些嘗試，即在遵循教育部自然辯證法概論教學大綱要求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到高等中醫藥院校研究生的特點，通過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引導中醫藥研究生運用自然辯證法的一般原理，探討中醫藥學的學科性質、思維特征與發展規律，從而提高中醫藥研究生專業理論思維水平與創新素質。為此，更新教材內容在體現思想性、科學性、先進性、可讀性的同時，應突出以下三個方面的特色：首先，突出共性與個性的統一。在每章后增加“中醫問題與思考”閱讀內容，啟發與引導研究生在掌握自然辯證法一般原理基礎上，聯系中醫藥專業實際，提出與思考中醫藥發展中存在的重大理論問題。其次，突出醫藥科技發展的歷史及其與醫學觀的聯系，體現歷史與邏輯的統一的原則，便于學生更加深刻理解中西方傳統醫學觀的差異以及對中西醫學發展的影響。最后，融入教師中醫方法論的研究成果，突出科學技術方法論的比重，以培養研究生的創新思維素質。

三、改進教學方法

傳統的自然辯證法教學一般采取單一的、灌輸式的教學方式，這已經不能適應自然辯證法教學的需要。事實上，自然辯證法教學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學科本身的交叉性和綜合性，使教學活動顯得更為復雜。在影響教學效果的眾多因素中，以什么為中心來組織這項復雜的活動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這不僅涉及到教學的理念、方法、過程和手段，更重要的是對教學效果有十分顯著的影響。因此，在教學內容安排方面，我們將教材內容專業化、專業專題化、專題問題化。同時，在教學方法層面，我們從獨自式的封閉式教學轉向開放式的研討式教學，從靜態的PPT走向動態的視頻多媒體，從理論世界走向現實世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專題討論法、問題啟示法、網絡互動法。最大限度地利用學校多媒體和網絡資源進行教學，從而激發研究生的學習興趣，培養他們創新意識，提高其理論思維和創新素質。

(一)專題討論法。在通常情況下，研究生已經歷了大學本科的完整教育，具備較扎實的專業知識和較強的自學能力，在信息的獲取、問題的理解和觀念的形成上具有自主性。對多元知識攝取和自身創造力發揮的需要，使他們渴望超越傳統教學的授課模式，真正實現個性的張揚。因此，在課堂上開展專題討論，有利于研究生獲得合理的和正確的思維模式，并為他們觀點交鋒、思想碰撞提供良好平臺。經過專題討論的訓練，有利于實現其思維方式從線性向非線性轉變、從二元對立向多元共存轉變。事實上，在自然辯證法的教學中，對某個問題給出答案或結論，遠不如讓學生自己多角度、多層次去思考并去尋求解決的方法更好，自己獨立思考的東西遠比書本上或老師給出的結論印象深刻，也更有意義。

組織好專題討論的關鍵就是要選好討論主題。首先主題的選擇要結合研究生的學科專業，在教學大綱的規定范圍內，結合課堂教學、根據課程進度、遴選相關的主題。專題設計與研究生的專業相結合，有助于研究生從自身專業出發深入討論問題。根據中醫藥院校研究生的專業特點，我們選擇與設計的專題一般都是與中醫藥發展實際相結合，如在“自然觀”、“方法論”和“科技觀”三篇中，我們分別設計了“中西傳統自然觀差異對中西醫學發展的影響”、“中西醫方法論之辯：在邏輯思維與非邏輯思維之間”和“中西醫文化與中西醫發展”等三個討論專題。其次，主題的選擇應結合社會熱點。如前段時間的“張悟本事件”，我們就設計了“張悟本事件與中醫”的專題討論。通過專題討論，學生上課積極性和主動性顯著提高。同時，學生課前準備充分、課堂討論熱烈、課后還在繼續。專題討論

的教學方式不僅增強了自然辯證法課堂的教學效果，而且也增強了他們對自身所學專業和社會現象的理解。

(二)問題啟發法。愛因斯坦曾說過，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因為解決問題也許僅僅是一個數學上或實驗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的角度去看待舊的問題，都需要有創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標志著科學的真正進步。因此培養研究生的創新思維、創新能力首先應從培養他們的問題意識開始。其實，疑問最能引發研究生的好奇心，激發他們學習自然辯證法的興趣，變被動聽課為主動參與、變“要我學習”為“我要學習”，從而提高課堂的教學質量。

在自然辯證法教學中問題的設計一般應圍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一是專業性。問題的設計一定要貼近研究生所學的專業或與他們所學專業相關，只有這樣的問題，才能調動他們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激發他們參與回答問題的熱情。如在講授科學技術的性質時，可聯系中醫學的學科定位問題，在講到科學技術發展模式的時候，可結合中西醫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等問題。由于問題選擇密切結合研究生所學專業，可以啟發學生運用自然辯證法的相關原理和方法去思考和解決現實中的問題，同時，也加深了研究生對自身專業的認識，拓寬了他們的研究視野、培養了他們獨立思考的精神。二是新穎性。教材中已提出的問題，引導研究生自學理解就行，關鍵在于教師提出的問題相對來說比較新穎，或雖是老問題，但是分析或理解的視角比較新，這同樣會引起學生的興趣。如關于中醫的科學性問題，這是一個爭論很久的老問題，但如果從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家――費耶阿本德的視角來分析并加以理解，就是一個新問題。三是時代性。問題的設計要與時俱進，要努力反映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最新成果及其帶來的影響，努力反映當代經濟社會發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需要完善的地方。只有選擇的問題貼近社會現實、貼近學生生活、貼近時代，才具有說服力，才具有針對性和實效性。

(三)網絡互動法。傳統的自然辯證法教學多采取課堂講授法，但由于受課時等因素限制，有些教師在結合學生專業問題開展教學活動時，單向灌輸偏多，缺少與學生的交流、互動，沒有發揮學生在課堂教學中的主體性與參與性。結果導致教學效果不太好，經常是教師在上面講，學生在下面干自己的事情，教的過程與學的過程出現了脫節現象。專題討論法可以激發研究生的求知熱情，調動他們學習自然辯證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但其局限性也很明顯。如自然辯證法課程作為碩士研究生的公共課往往采取大班教學，人數多達一兩百人，雖然能成功地組織專題討論，但要讓每個同學都有發言的機會相對來說比較困難。問題啟發法固然可以啟發每一位研究生的獨立思考，激發其學習興趣，提高課堂的教學效果，但自然辯證法的教學活動從頭至尾都運用問題啟示法比較困難，因為并非每一章節都能找到合適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自然辯證法的教學實踐中，嘗試運用網絡互動法來彌補其他教學方法存在的不足，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

網絡互動法，就是教師運用網絡技術，建立自己的教學網站，把教學信息、課程簡介、教學大綱、課件等相關資料等放在網絡平臺上，學生可以通過討論區和留言板來與教師進行交流溝通、討論學習，教師可以通過學生對自己教學效果的反映，及時調整教學內容的一種教學方法。學生在學習、復習或科研過程中遇到與自然辯證法所學的知識相關的疑惑，可以主動與教師聯系，并從老師處得到指導或解答。這樣網絡平臺成了研究生學習自然辯證法的第二課堂，自然辯證法的學習就從課堂延伸到課外。我們在網站設有“碩博論壇”、“習題選集”、“影視輔導”、“中醫文化”、“討論園區”等欄目。“碩博論壇”是研究生的天地，專題刊登研究生在各級刊物上正式發表的自然辯證法課程論文，主題涉及中醫方法論、中醫藥現代化、中西醫結合、中醫教育等。這些論文由于是研究生自己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可以調動研究生參與研究與討論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為下一屆學生撰寫課程論文提供了范文。“習題選集”主要包括概念題、簡答題、論述題和案例題等，這些習題集可供學生在學習之余根據自身的需要查看或者下載學習。“影視輔導”是經過精心選擇與自然辯證法教學相關或與中醫藥相關的內容，注重知識性、趣味性、戰略性、啟發性、哲理性、前沿性、權威性。如中央電視臺的《大家》、香港鳳凰衛視的《世紀大講堂》、中醫藥方面的《刮痧》《國醫大師》等視頻以及部分科教影片。這些影視資料可以讓研究生在教室或宿舍就可領略到科學大師的高尚品德、愛國情懷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國醫大師的精湛醫術、高尚醫德和情懷中醫、心系蒼生的使命感，使研究生的精神受到洗禮、思想得到升華。“中醫文化”包括“研究成果”、“系列講座”、“報刊文摘”等子欄目。

篇10

一、 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即哲學基礎問題， 是近代以來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 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 所以， 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進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 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 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 因此， 應當認為這些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學反思的結果， 因為任何文化形式的歷史和邏輯的過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體的自在性， 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來文化所可能進行的解釋。西方當代的分析哲學和解釋學表明， 因為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所限定， 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困難重重， 并且認為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 所以 ，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 既然如此， 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和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 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以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 并自以為是的認為是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其中國哲學自在的形式與這些“基本規律”進行比較后， 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絕然不同的形式， 而且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 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思維方式的統一⑴。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 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 因此， 中國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的結果。而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體中尋求。那么， 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 于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 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 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 在這一研究進路中， 將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 以時空的認識論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反思， 發現在中國的知識形式中， 《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 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最成熟的知識形式， 也可以這樣認為， 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 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 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 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 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的形式， 而這也是研究中國哲學的首要的工作。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 并以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⑵ ，形而中論的哲學思維方式表明， 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 對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是哲學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 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的統一， 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 例如，有清一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 論世間事跡， 褒君子， 貶小人， 以明治亂之所由， 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 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 醫理、儒理俱在其中， 《易·辭》為儒者之言， 可用治世， 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 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 ? 醫經與易經， 體同而用異， 拙集屢申其義矣。 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 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 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 假年學易， 不聞學醫， 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 不為治病之小道， 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 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 猶先于大道， 何故 ? 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 醫道也。 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 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 《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 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哲學形式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 因此， 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 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外化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轉貼于

我們已經把中國哲學暨《易經》中的哲學模式以形而中論的原理進行概括和反思， 由于在中醫學中主要體現出醫學的目的和方法論的統一 ──“保性命者， 醫道也”，所以，對應和中是中醫學中主要的思維方式和哲學方法論。以對應和中的規律進行對中醫學的反思， 其表明， 在這一方法論的作用下產生的中醫學哲學的主要規律是: 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下面對這三大規律進行具體的論述。

二、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

就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而言， 對應和中者， 人對應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論之， 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體中之中者， 以藏象論之， 脾胃也 ，以五行論之， 中土也。以三焦論之， 中焦也。而和于中者， 人體健康之象也 ，而離偏于中者， 疾病之所出矣！辨證施治者何以謂之? 辨證者， 由癥對應于陰陽、五行、三焦者也; 施治者， 和于中者也; 和者， 由治而達者; 中者， 陰陽、五行、三焦之中者也; 和也者， 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 本于陰陽天地之間， 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歲十二節， 皆生五， 其氣三， 數犯此者， 則邪氣傷人， 此壽命之本也”（《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陰陽者， 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陽者， 天地之道也”于主體性而言， 陰陽對應和于中者也，陰陽對應者， 時空對應之機也， 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陰平陽秘 ，精神乃治; 陰陽離決， 精氣乃絕”（《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一陰一陽者， 天地之道; 一開一和者， 動靜之機。”（吳謙: 《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陰勝則陽病， 陽勝則陰病”（《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以上的論述在基本的意義上闡明了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所以， 如果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 偏陰偏陽之謂疾。”（張元素《醫學啟源·卷之中·十、內經主治備要》）從而使之陰陽對應成為哲學本體論的依據， 那么， 我認為“陰陽和中之謂醫”。陰陽和中者， 醫之大用也。“氣血之根皆在下， 培養在中， 發用在上。”（鄭壽全: 《醫理真傳·卷三·問病人干咳周身癢者何故》）。“培養在中”者，“黃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氣，根基于腎， 萌牙于肝， 培養于脾， 積貯于胸中為大氣， 以斡旋全身。”（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第四卷·治氣學郁滯肢體疼痛方·培脾舒肝湯》）“培養在中”“培養于脾”， 中之用也。所以， “凡人中氣充足， 則署邪不能相犯 ;署氣入侵， 皆氣虛招之也。”（陳士鐸《辨證錄·卷八·內傷門》）。所以 ，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 陰陽、五行與三焦辯證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 后天而言， 和于脾胃者也， 先天而言， 和于腎者也， 和于脾胃者， 血之用也， 和于腎者也， 氣之用也。所以， 后天而言， “人以胃氣為本。”（李杲《脾胃論·卷中·飲食勞倦所傷始為熱中論》）。對中土的認識，歷代醫家都有深刻的認識:“脾為土臟，主乎運水， 全身水道， 賴脾為通調。”（吳克潛:《大眾醫藥·第二十四章·衛生門·健康要覽》），“胃者， 水谷氣血之海也”（《靈樞經·玉版第六十》）， “脾胃為血氣陰陽之根蒂”（沈金鰲《婦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經之源， 水谷之海也， 平則萬化安， 病則萬化危。”（李杲《脾胃論·卷下·脾胃虛則九竅不通論》）， “胃受司受納， 脾司運化， 一納一運， 化生精氣，津液上升， 糟粕下降，斯無病矣。”（王綸:《明醫雜著·卷一·枳術丸論》）。以哲學思維論中土者， 以章虛谷為要， 他說:“土本先天太極之廓， 為后天萬物之母， 故通貫四氣而主于中也……夫太極為。五行之廓者， 生物之道也; 土為太極之廓者， 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該有形， 則太極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該無形， 則土為太極之廓矣。理氣有回環，故生成有順逆耳。……良以陰陽雖判而太極之體即具陰陽之中， 四象雖分而太極之體即具四象之內。所以加土稱五行者， 以表土中即太極之體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環無間者， 以太極渾然之氣流行乎中也。渾然之氣無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貫四氣以顯太極之用， 故其成物則土為太極之廓而渾然之氣即寓于中矣。”（章虛谷:《醫門棒喝·太極五行發揮》）。

關于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 以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的概括， 使之辨證施治成之所為也， 是為中醫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規律也。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是以《周易》的思維方式為基礎的， 因此， 醫易相通者， 哲學思維的統一性也。

三、中醫學的發展方向

由上可知， 醫易相通是在哲學思維中的統一， 因此， 作為中醫學的文化形式而言， 其本質性與中國文化的形式及本質性是統一的。所以， 中醫學在當展方向的問題， 宏觀而言， 其與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是統一的， 微觀而言，是由中醫學的自在的規律所決定的， 而且與當代的哲學思維密切相關。

在西醫學已經于當代越來越顯現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時， 伴隨著中國文化熱的出現， 中國醫學的優異之處同時引起了世界醫學界的重視。對其進行的哲學反思表明， 從問題的發生的根本原因而言， 其所要解決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單純的醫學問題。因為從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問題， 不僅僅表現在醫學方面， 其更主要的問題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學方面。應當認為， 兩種醫學模式的優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形成的， 這些優劣還要在以后的醫學和文化的進步中更加明顯的表現出來。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顯然已注意到中醫學的優勢， 但是， 除了中醫學的醫療實踐上的優勢以外， 筆者認為， 中醫學的優勢表現在哲學思維上， 中醫學的成就是中國哲學思維所造成的。因此， 正是在中國文化及哲學的統一下所生成的中醫學本體論， 使中醫學的醫學理論和實踐在歷史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在當代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并將成為人類醫學繼續發展的相當重要的參照系。但是， 由于近代中國引進西方文化和哲學以來所造成的思維定勢和對中國哲學的判定的失誤， 以至于造成對中醫學的研究和發展形成思維方式上的誤導， 影響了中醫學的正確發展。因此， 從哲學的高度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及其在實踐中的作用， 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 也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 由于中國的哲學思維與西方的哲學思維的不同， 以至于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從固有的中國文化形式中重視中國哲學的本質性， 即中國哲學是以怎樣的本體和本體論進行哲學思辯的。盡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學思維造就了西方文化， 但是， 由于中國的傳統哲學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 例如， 對“道”范疇的研究， 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 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學發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 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 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 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 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 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現出來。

從道教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 “凡欲為大醫， 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 須精熟。 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 如無目夜游， 動致顛損; 次須熟讀此方， 尋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 何者? 若不讀五經， 不知有仁義之道; 不讀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 則不能默而識之; 不讀內經， 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讀莊老， 不能任真體運， 則吉兇拘忌， 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 則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孫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 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 和于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 才能具體把握中醫學， 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 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 因此， 一個有貢獻的中醫學者， 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 非達到群書博覽， 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 舉凡歷史上的名醫， 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 從而使其“醫道無所滯礙， 而盡善盡美者矣。”而在完成對中國的文化外化為哲學之后， 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學的研究， 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學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 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掘， 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 盡管無論對中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 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 就中醫學界而言， 應當重點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 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一， 這將是中醫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具體而言， 中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 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哲學的基本規律表明， 中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一的， 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一。所以， 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 歷史和邏輯均表明， 中醫學的發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律。由此可知， 中醫學在當代的發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 應當認為 ，中醫學的發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的。發現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一， 使中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一， 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學在今后的發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釋

⑴ 關于中西哲學的統一性問題， 是建立人類哲學的必然性工作， 但這只能是在發現了人類共同的哲學基礎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歸類的方法， 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乖詰囊孕問交吶Σ⒁源誦問繳系墓槔嗟姆椒? 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購捅咎迓勱姓苧急緄摹＞芪鞣降男問交惱苧嘉煬土宋鞣轎幕? 但是， 由于中國的傳統哲學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 例如， 對“道”范疇的研究， 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 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學發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 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 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 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 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 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現出來。

從道教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 “凡欲為大醫， 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 須精熟。 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 如無目夜游， 動致顛損; 次須熟讀此方， 尋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 何者? 若不讀五經， 不知有仁義之道; 不讀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 則不能默而識之; 不讀內經， 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讀莊老， 不能任真體運， 則吉兇拘忌， 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 則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孫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 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 和于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 才能具體把握中醫學， 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 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 因此， 一個有貢獻的中醫學者， 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 非達到群書博覽， 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 舉凡歷史上的名醫， 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 從而使其“醫道無所滯礙， 而盡善盡美者矣。”而在完成對中國的文化外化為哲學之后， 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學的研究， 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學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 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掘， 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 盡管無論對中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 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 就中醫學界而言， 應當重點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 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一， 這將是中醫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具體而言， 中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 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哲學的基本規律表明， 中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一的， 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一。所以， 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 歷史和邏輯均表明， 中醫學的發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律。由此可知， 中醫學在當代的發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 應當認為 ，中醫學的發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的。發現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一， 使中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一， 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學在今后的發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釋

⑴ 關于中西哲學的統一性問題， 是建立人類哲學的必然性工作， 但這只能是在發現了人類共同的哲學基礎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歸類的方法， 不但ケ沉誦問鉸嘸墓媛桑ㄐ問郊安問降穆嘸肼嘸安嘸男問絞峭騁壞模? 而且不可能從形式到邏輯進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 正如英語和漢語不可能實現在形式到邏輯的統一一樣。人類文化的統一首先要求哲學的統一。筆者的研究表明， 人類的文化形式和哲學思維只有在完成時空的形式和方式的還原以后， 才有可能完成， 這是筆者的“時空統一論”哲學體系所力圖完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