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監管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法律監管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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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私募基金；監管；立法

1我國私募基金發展現狀

雖然目前我國的法律體系中還找不到對私募基金的準確定義，但是在市場中實際上具有私募基金性質的地下私募基金無論從規模上還是從其對證券市場的影響力度上都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2001年,夏斌的《中國“私募基金”報告》估算出當時中國私募基金達7000億元。目前我國具有私募基金性質的地下私募基金的組織形式多種多樣，這些地下私募基金主要有以下幾種組織形式：

（1）工作室。

工作室是目前最公開最常見的私募基金。以較有名氣的股評人士或研究人員命名的各類工作室大部分負責給客戶提供詳細的市場操作計劃，而且，隨著資金量的較大差異表現為所謂“金牌會員”、“銀牌會員”等一般地進入工作室所要求的資金量門檻并不高。在深圳，一些著名咨詢機構下的工作室只要有50萬元就可以達成合作的口頭協議。正因為資金量不算太大，一些客戶提出了較高的年保本收益率，這一數字目前一般為20%左右。至于工作室的收入，大多數并不直接向客戶收取，而是由工作室與客戶進行交易的證券營業部進行協商，從交易傭金中提取。

（2）券商。

證券公司是最早參與地下私募基金的。1993年證券公司的主營方向由經紀業務轉向一級市場業務，與之相應的是需要定向拉一批大客戶，久而久之,雙方建立了相互信任關系，證券公司的角色也就順理成章的轉換成委托人。從1999年起綜合類券商經批準可以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受托管理現金、國債或者上市證券。從地下轉為地上公開之后，各券商在這方面的競爭更加激烈了。目前，一些證券公司在開展資產管理業務中都有相同的承諾，如保證收回本金保證年收益率等。

（3）公司型私募基金。

從1997年以來，更加接近于嚴格意義上的私募基金以公司的形式出現了，如投資咨詢公司，投資顧問公司以及投資公司。地下私募基金主要來自于企業，大多以專用賬戶的形式存在。在出資額、使用期限、分配等方面都參照公募基金。投資咨詢公司能作為地下私募基金的發起人、管理人，其工作重點也會以目前的公司形象宣傳轉而向提高所管理資產的利潤率發展，從而進一步提高公司的吸引力，形成良性循環。至于監管方面，這部分基金多讓大投資者做資金的監管人，重大投資則須經投資人本人同意，因經營業績相當不俗，這些基金在市場上頗受追捧。

2私募基金發展的風險分析

2.1我國私募基金的風險分析

中國的私募基金一直游離于法律、法規監管之外，沒有取得合法地位，面臨巨大的法律風險。

首先，我國的私募基金一般以工作室、券商、公司型私募基金等名義存在，在組成形式上與受托理財、集資投資相似，基本上通過私下訂立契約而形成，建立在這種非法的契約上的委托關系是很脆弱的，無法控制受托者的道德風險，一旦發生糾紛，投資者權益難以得到法律保障。

其次，國外私募基金的操作手段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進行對沖，在控制風險的同時，也加大了風險。在目前我國期權、期貨等金融衍生工具不完善甚至不存在基金管理人素質不高的條件下，私募基金主要依靠在證券市場上做莊或跟莊獲取收益，既影響了證券市場的穩定性，也使其面臨的風險擴大。

最后，由于目前國家對私募基金的立法沒有正式出臺，投資者還面臨著政策調整的風險，由于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要求低，高財務杠桿投資模式的特殊性，決定了它的高風險性和社會震蕩性。所以，如何加強對私募基金風險的控制和適度監管越來越成為關注的焦點。

2.2私募基金蘊含巨大的風險

（1）信用風險。

因為私募基金在法律上還沒有正式地位，所以它的投資者與管理者簽訂的契約合同在法律上是無效的，是得不到法律保障的。因此私募基金的投資者面臨著巨大的信用風險。

（2）到期無法兌現的風險。

私募基金投資者對管理者使用資金都有一個期限限制，如果私募基金到期不能達到預期的收益，那么，就會像非法集資案一樣拆東墻補西墻，最后因兌付現金越來越多而集資資金越來越少形成惡性循環，造成無可挽回的兌現風險。

（3）系統風險。

雖然一些較大規模的私募基金采用了西方基金的做法，有一套監管、運作的方案，而且，迄今為止私募基金的運轉從整體上講還算正常，沒有出現系統性的信用危機。但由于缺乏外部監管，加上此類業務本身就處于地下狀態，使得基金管理人操縱市場、欺詐客戶行為時有發生。由于市場競爭激烈，法律地位不確定，很多基金管理人短期行為嚴重，經營風格激進，一旦市場大勢發生逆轉，基金經營的資產質量下降將會引發很多金融風險。

3國外私募基金監管的經驗

目前各國對私募基金的規范可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對私募基金已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規范體系,第二類是以英國為代表的,形成以行業自律為主,政府監管為輔的私募基金監管法律體系。

3.1美國私募基金監管模式

美國對私募基金的規范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投資者資格的限定。美國法律規定,投資于私募基金的投資者必須是“有資格的投資者”。所謂“有資格的投資者”是指必須符合《1933年證券法》的“法規D”,以及《國民市場證券改革法》的有關規定。

（2）對私募基金設立的放寬。據美國《投資公司法》的規定,在美國從事證券投資、證券交易的基金必須向全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登記注冊,并且只能設立固定面額證券公司、單位信托投資公司和公開募股管理型公司。證券交易委員會從基金的投資資格、范圍、方法、手段等方面予以審查監管。但是對于私募基金,美國的《證券法》卻為其提供了“安全港”(SafeHarbor)條款《證券法》中的D規則規定私人合伙投資于證券市場,投資者可以不按《投資公司法》規定的三種方式設立合伙制的投資機構,并且符合一定條件的,如符合投資者人數的規定或不公開發行證券等,可以免于登記注冊《證券法》的S規則則為外國人的私人證券投資提供了同等優惠的條款,這樣美國的私募基金實際上就具備了一條合法的避開金融監管且注冊豁免的簡便路徑。

（3）對私募基金公開發行的限制。美國法律規定私募基金發行不能在社會上公開宣傳,只能在私下進行。因為大眾投資者不具備專業分析和自我保護能力,美國法律對私募基金投資者限定的原則,就是將他們嚴格控制在有自我判斷、自我保護和具備抗風險能力的人范圍,因此嚴格限制公開發行。

（4）在信息披露方面不做嚴格要求。根據美國的法律,公募基金必須定期向投資者通告經營狀況,包括凈資產報表、收入和支出報表等,不得少于每半年一次;向SEC提交年度或半年度經營報告,匯報主要經營情況,并接受獨立的會計師事務所審核內部會計制度等。而私募基金則不要求在監管機構登記、報告或披露信息。因為美國相關制度的設計就是以投資者的成熟、理性為基礎,認為他們有足夠的能力和技巧跟基金經理人合作和溝通,監管部門和公眾都無須介入和了解情況3.2英國私募基金監管模式

英國對“私募基金”的監管原則主要體現在信息傳播方式上。在英國《2001年集合投資發起(豁免)條例》中,從傳播信息的角度,對“未受監管的集合投資計劃”進行限制,將“傳播”理解為“被授權人在業務過程中邀請或請求加入某不受監管計劃”,并將“傳播”劃分為“對某人的傳播”和“指向某人的傳播”、“實時傳播”和“非實時傳播”等。在傳播過程,其一般要求提供:投資者的資格證明、投資者本人的聲明和傳播者在傳播過程中發出警告及有必要的防止其他非目標人員參與的機制。其對“實時傳播”則僅限于由海外人士向海外人士傳播關于海外投資的計劃,投資專家,擁有高額資產的公司、非法人公司組織,熟練投資者,信托的發起人、受托人、其他代表和信托、遺囑的受益人。

英國有關私募基金的法律規定也包含在證券和投資基金的法律法規體系中。包括有1958年的《防止欺詐法》,1973年《公平交易法》,1976年的《限制交易實踐法》以及1985年的《公司法》等,而1987年的《金融服務法》,可全面監管投資基金的各項運作環節。但總的說來,英國私募基金業管理宗旨是以行業自律為主,法律的監管居于次要地位。其行業監管體系由三個機構組成:證券交易商協會、收購與兼并專門小組、證券業理事會。各個機構都制定有一整套的行規和條例來進行自我監管。不過近年來,英國證券市場監管有了些變化,出現法律監管與行業自律相結合的趨勢,但總的說來,與美國相比,英國的法律監管體系還是較為寬松。

從以上私募基金監管模式我們可以知道私募基金在國外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國外對私募基金的監管主要靠一些較為細致、可操作性強的規定,來保護投資者的權益。即便在最發達的美國其監管也是很嚴格的。因為“私募基金”投資具有極大的風險性,國外私募基金監管的重點：一是對于投資者人數和資格的限制；二是對私募基金發行方法和信息傳播的限制。因為私募基金在我國還是新生事物,所以我國的私募基金監管模式應主要向監管較為嚴格的美國的監管模式學習。

4我國私募基金監管的立法選擇

我國的私募基金目前處于地下狀態，并沒有得到法律的承認，它完全是適應資本市場的需求而自發產生的。盡管時間不長，但已經達到相當的規模。逐步規范私募基金，使其合法化是必然的趨勢。借鑒外國經驗,再結合我國實際,筆者認為,政府應當加緊制定和完善與私募基金有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使其有一個明確和恰如其分的法律身份,再配之以嚴格的法律環境和監督制約,這樣既可以順應市場發展的大趨勢、減少交易成本,又有利于它們的規范運作。具體來說，應著重強調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4.1嚴格設立管理人與發起人條件

鑒于私募基金的高風險性,基金管理人的資格應該制訂得比公募基金更為嚴格。作為私募基金發起人和管理人起碼應具備以下條件:(1)具有較強的資金實力和抗風險能力,其注冊資本和凈資產要達到一定規模,同時要根據其注冊資本和凈資產的大小來核定其募集基金的最高限額;(2)具有一定數量的專家型從業人員和固定的經營場所及必要的設施;(3)要有良好的經營業績和良好的信譽等。在試點階段,符合一定資產規模的,規范運作了規定年限的,有成功管理基金業績的證券公司、資產管理公司、大型投資咨詢公司、信托投資公司以及投資顧問公司可以作為發起人和管理人的首選。

4.2確定統一的監管部門

信托業由中國人民銀行監管,而證券市場由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管,這就導致當私募基金出現問題后,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中國人民銀行在行使行政管理權時,存在管理權的交叉或真空地帶,在對違規的私募基金進行處罰時,兩個部門之間必須花費精力來相互協調。為防止出現多個行政管理部門都管,結果都不管的情況,建議應該明確由一家機構作為行政監管機構。從我國私募基金的投資方向看,目前基本上是投資于我國的證券市場。從監管的便利、及時出發,私募基金的行政監管機構為各級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更為妥當。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作為私募基金的監督部門,有利于整個證券市場的統一管理和監督。

4.3加強對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要求

監管部門應當要求私募基金定期地不間斷地向投資者公開其資產、負債規模和結構，增強其經營透明度，并且，定期就其投資情況、資產組合和資產狀況向監管部門備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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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金融法律雖然規定銀行、證券、保險要實行分業經營，但原有的經營理念、經營模式已明顯不能適應當前激烈的競爭。上海作為我國的金融中心，金融各行業開拓市場、業務創新推出許多更合理的金融衍生產品，開展了許多新興的中間業務。今年3月份，興業銀行上海分行推出第二期“萬匯通”外匯資產管理顧問業務。工行上海市分行新一期個人外匯理財產品-“資多星”產品定于2004年2月26日至3月15日在該行的200多家理財網點公開認購。2002年9月，央行重新受理了中國建設銀行經過修改的資產證券化方案-個人住房按揭貸款資產證券化，銀行資產證券化已是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中國保監會主席吳定富在全國保險工作會議上表示，將盡快制定保險資金以各種方式直接投資資本市場的實施方案，支持保險公司發行次級債券。華安基金管理公司總經理韓方河透露，公司經過長時間準備的ETF基金產品方案在上證所專家評審中獲得好評，并已接到上證所關于共同開發該產品的通知。此外，公司正在與國際著名銀行及資產管理集團進行技術合作，共同開發一攬子創新型的基金產品，如以金融衍生工具為投資標的的基金產品等。混業金融控股集團，已經成為不少上海本地證券公司如海通、國泰君安證券的定位。整合上海乃至全國的金融資源，特別是利用上海在金融行業的優勢，以具有行業龍頭地位的證券公司為主組建金融控股集團，將迅速優化金融產業結構，加速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在這一系列新興的金融衍生產品推出的背后，我們不難看出銀行已不在是簡單的提供存貸的信用工具，其正積極的證券、保險業務，保險資金的直接入市，將成為證券市場上重要的投資力量。銀行、保險、證券等相互融合，混業經營的趨勢勢不可擋。

英國和日本“大爆炸”后轟轟烈烈的金融改革，美國《金融服務現代法案》的簽署，為一家金融機構提供一條龍的全方位服務創造了可能性，提供了法律依據。銀行間的兼并一浪高過一浪，特別是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證券公司）的加速融合，世界呈現金融混業的趨勢。我國已加入WTO，根據承諾，我國在“入世”后五年內，逐步取消外資銀行地域限制，外國銀行將同我國銀行一樣享受國民待遇，在所有地區面向個人開展本外幣零售銀行業務。而我國民族金融業基礎較弱，總體規模較小，可以預見在面對像花旗銀行這樣的金融“巨無霸”，我國金融業的競爭力將受到極大的挑戰，可能影響金融業的安全與穩定，甚至影響整個國家的安定和繁榮。所以適應世界金融體制的改革，在中國有條件的逐步推行混業經營將是中國金融業發展的必由之路。由于我國地域廣闊，經濟發展不平衡，全面推行混業經營是不適應我國當前多層次生產力水平。但我們認為在上海，這個未來的國際金融中心，從已有的金融資源來看，逐漸推行混業經營，還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可能性和現實性，并且其實施的經驗可以為將來的立法提供實踐經驗。當前若以上海作為試點，推行混業經營的方針，無論從國家的政策、法律還是從現有的金融體制、規模、資源、手段，都可為其提供有力的保證。

1.政策與法律的支持。2004年2月的《國務院：推進資本市場改革和穩定發展的9點意見》，在涉及下一步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綱領性文件中，清晰地強調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發展，還屬首次。該意見強調健全資本市場體系，豐富證券投資品種，建立以市場為主導的品種創新機制。此外我國還頒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為混業經營的發展賦予法律上肯定。1999年8月，人民銀行批準了有條件的證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進入全國銀行間同業市場，不久，又允許在銀行同業拆借市場進行國債回購業務，以彌補短期頭寸不足。2000年2月，人行、證監會聯合了《證券公司股票抵押貸款管理辦法》，允許符合條件的證券公司以自營的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券作質押向商業銀行貸款，實際是商業銀行與證券公司連接起來。允許保險資金通過證券投資基金進入股市。允許銀行人壽保險業務。2001年7月《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暫行規定》明確商業銀行在經過央行批準后，可以開辦金融衍生業務、證券業務，以及投資基金托管、信息咨詢、財務顧問等業務。這一系列法律法規為銀行、證券、保險，在資金和業務上相互滲透提供了法律的基礎。

2.金融機構的規模的擴大和治理結構的合理。上海現在有上海金融業增加值達到629億元，同比增長7.6%.截至2003年末，上海金融機構總數達到423家，比2002年增加了77家。在所有金融機構中，銀行80家，證券公司16家，基金管理公司15家，保險公司41家，信托公司、資產管理公司、財務公司、中介機構以及各類代表處270家。2003年，上海市中外資金融機構本外幣存貸款余額分別達到1.73萬億元、1.32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3.8%、24%.銀行間同業拆借和債券市場成交17.2萬億元，同比增長44.25%；上海證券交易所有價證券累計成交8.28萬億元，同比增長71%，占全國市場份額的87%；上海期貨交易所累計成交6.05萬億元，同比增長269%，占全國市場份額的56%；外匯市場成交1511億美元，日均成交量6.02億美元，同比增長54.26％；上海黃金交易所成交金額達到245億元。全市保費收入289.9億元，同比增長22.02%.如此相對發達和極具潛力的資本市場，可為推行混業經營試點提供廣闊的平臺。“混業經營要求金融機構產權明晰，有科學的企業治理結構。金融機構有較強的風險管理和風險控制能力，風險控制措施有效。”當前我國正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四個資產管理公司，逐漸剝離四大國有銀行的呆帳、壞帳，改善財務狀況，促進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改革的總目標是，改革管理體制、完善治理結構、轉換經營機制、改善經營績效，建設成為資本充足、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和效益良好、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股份制商業銀行。雖然我國金融機構還沒有完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但與過去相比，已經有了實質性突破。改變了過去國有銀行一統天下的局面，出現了第一個民營銀行-民生銀行。金融機構的產權正逐漸清晰、管理相對規范，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能夠保護廣大投資者的利益。同時金融機構還通過與國外的金融機構合作，引進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管理和監控經驗，建立良好內控制度、風險管理能力和自律能力，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和競爭力得到了有效的改善。規范的金融機構是實現混業經營的必要前提。

3.監管的完善。混業經營制度是以先進的信息和通訊技術為基礎的，要求建立嚴密的金融風險防范監控體系。當前監管的格局是直屬監管，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統管監管權力，實行集中監管。金融監管當局具有極高的監管權威。同時中國改革開放已20多年，我國充分發揮后發優勢，吸收了國外許多成熟的監管經驗和先進的監管手段，大大提高了監管效能。如剛剛制定的《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就大量參閱了巴塞爾委員會的指導性文件以及美國、英國、德國等國家和地區銀行業的法律制度。《銀行業監督管理法》明確要求建立監管機構的內部和外部監督機制；加強對股東資格的審查；通過制定和實施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審慎經營規則，實現監管方式從合規監管向風險監管的轉變；加強現場和非現場監管手段；建立與銀行業金融機構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監管會談制度；建立監管評級體系和風險預警機制；加強信息披露，強化市場約束等等。《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為提高我國銀行監管的有效性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礎。在證券領域，中國證監會的監管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種：①法律手段。指通過制定一系列的證券法規來管理證券市場。這是證券市場監管的主要手段，約束力強。②經濟手段。指通過運用保證金比例等經濟手段對證券市場進行干預。這種手段相對比較靈活。③行政手段。指通過制定計劃、政策等對證券市場進行行政性的干預。這種手段比較直接。這些全方位監管模式、監管手段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我國當前金融市場對監管的需要，對今后混業經營所需的更為完善、全面的市場監管提供了經驗，打下了夯實的基礎。

4.入世和國際競爭的推動。我國已正式成為WTO的成員國，根據我國的承諾將逐漸開放金融市場，實現國民待遇。我國金融業將平等的參與國際競爭，而實行分業經營的金融機構將不得不面對混業經營制度下的“全能銀行”、“金融超市”，分業經營模式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就會顯現出來。外資銀行如花旗銀行，將銀行、保險、證券、信托等業務全面融合、交叉，金融創新能力強，其全面的服務和組合經營的低成本，將使國有金融機構處于極為不利的局面，而且如果允許國外銀行在我國實行混業經營，而我國的金融機構仍墨守成規，則存在對國有金融機構不平等競爭問題。因此，適應世界潮流和保障國家金融安全，以上海為龍頭逐漸在全國推行混業經營制將是一個完全的明智之策。

從國際形勢和我國的現實需要，可見混業經營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人們所說的金融業分業經營與混業經營問題，是金融業經營模式的內核。廣義上理解金融混業經營，即銀行、保險、證券、信托機構等金融機構都可以進入上述任一業務領域甚至非金融領域，進行業務多元化經營。金融業是一個極具高風險，高投機性領域，對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股市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1993年之前，我國實行的是混業經營，銀行、證券、保險、信托機構的業務交叉。由于我國當時正處在經濟轉型時期，經濟剛剛起動，資本市場規模較小。市場上投機過度，價格波動劇烈，由于當時缺乏行業監管，導致了當時整個經濟陷入了盲目的虛假繁榮，助長了泡沫經濟的發展，直接危機了我國的金融體系的安全和穩定。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國才推行了“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模式。當前我國正如火如荼的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政府在經濟中角色也應該得到歸位。以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金融機構實際上是政府的附屬企業，企業缺乏自。政府既是市場的參加者，又是市場的管理者，這種雙重定位導致我國的國有金融企業效率低下，經營效益差。因此，我們認為政府在金融領域也應作到“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從現代世界經濟發展的總趨勢，政府在金融領域的作用是確保建立一個開放、統一、競爭、有序的市場。市場業務的開拓，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應該是各個金融企業在平等的競爭中逐步發展和完善的。政府的任務是最大限度的減少金融領域的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保證金融的安全和穩定，其功能的實現主要通過對金融領域的監管實現，包括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監管。

我們認為若以上海作為試點推行混業經營，必須首先解決對混業經營的有效監管問題。沒有有效、健全的監管體系，只會使我們重蹈覆轍。我們認為我國金融監管立法應當順應金融自由化潮流，放松金融管制，但放松監管并不等于放棄監管，我們當前的任務是提高監管的質量。在規制金融監管結構安排，我們要考慮以下幾個基本問題：1.自律監管與政府監管相結合。金融業的自律監管是指自律組織根據全體成員共同制定的行為規范，實行自我約束、自我保護。自律監管是與政府監管相對應，其有自身的特點，發揮著特殊的作用。一般而言，自律監管能降低監管成本，具有相對靈活性和及時性，迅速解決金融市場上遇到的問題。同時自律組織擁有一批具有知識、技能和經驗的人士，能夠發揮專業優勢。目前有一個引人注目的新變化，即官方監管機構在加強規范化監管的同時，也在盡力幫助和推動金融機構提高自身風險監控能力，完善自律監控機制。這說明監管觀念己發生新的變化，從傳統的監管者包攬一切責任的做法轉向激勵被監管者主動承擔更多的責任。也就是說，在金融混業的環境下，規范化的官方監管和市場的自律監控并重，已成為當今金融監管結構安排的主要特征。目前我國全國和地方性銀行同業公會、保險同業公會及證券業協會等自律組織己建立，但他們在金融監管中作用形式大于實質，在我國金融監管體系中還是政府監管起主導作用，如何發揮自律組織的功能，輔助政府監管將是今后改革的重點。根據我國的金融現實發展情況，政府仍承擔主要監管職能。我國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金融監管激勵不相容。激勵相容的金融監管，強調的是金融監管不能僅僅從監管的目標出發設置監管措施，而應當參照金融機構的經營目標，將金融機構的內部管理和市場約束納入監管的范疇，引導這兩種力量來支持監管目標的實現。激勵不相容的監管，必然迫使金融機構付出巨大的監管服從成本，喪失開拓新市場的盈利機會，而且往往會產生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金融監管并不要在某些范圍內取代市場機制，而只是從特有的角度介入金融運行，促進金融體系的穩定高效運行。“放松監管”與“監管重構”，成為了歷史發展的趨勢，也成為我國今后監管立法所追求的目標。

2.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功能性金融監管概念是由哈佛商學院羅伯特。默頓最先提出的。所謂功能監管（functionalregulation）主要指金融監管從通常地針對特定類型的金融機構（針對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不同金融機構實施監管），轉變為針對特定類型金融業務（針對銀行業務、證券業務、保險業務分別加以監管），而對“邊界性”金融業務亦明確監管主體，同時加強不同監管主體間合作的監管法律體系。在我國，各金融領域日益相互融合、相互滲透，完全割裂銀行、證券、保險業務領域，是不現實的。即使是在完全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中國金融市場，仍存在全能化的金融企業。如初具形態的光大集團和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分別代表了金融控股公司的兩種不同模式。中國光大集團可謂是中國金融混業經營的嘗試者，也是純粹金融控股公司的代表。光大集團目前擁有中國光大銀行、光大證券和光大信托3家金融機構，同時持有申銀萬國證券19%左右的股權，成為其最大的股東。光大集團同時還擁有香港上市的3家上市公司-光大控股、光大國際和香港建設公司，此外還直接、交叉控制著境內外銀行、證券、信托、實業等涉及各行業的上市、非上市公司分別19家和10家，間接控制的孫子公司幾十家。1999年12月15日，中國光大集團總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宣布組建中加合資人壽保險公司，可以說，光大集團目前的業務格局就是一個全能化的金融控股公司。機構監管是針對不同金融機構類型進行監管，由相應金融監管者對特定類型的金融機構實施監管。對全能化的金融控股公司，如果仍按照機構監管的模式，必然會出現監管重復、監管空白的現象。這給此類金融控股公司利用信息不對稱的優勢，逃避監管帶來了可能。所以，在金融混業經營的趨勢下，單純的機構監管是低效率，甚至是無效率的。我們主張在上海可以試驗推行功能監管。銀行監管強調的是保護投資者和存款人的利益，增強公眾對銀行的信心。證券監管的目的在于保護投資者；保證市場公正、有效和透明；減少系統性風險。根據經濟功能分配法律權力，能大大減少監管職能的沖突。金融創新消除了各類金融機構之間的區別、模糊了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界限，傳統的以金融機構類型作為監管劃分尺度的法律體系將無法應對現代金融市場，并使金融監管的實施更加困難。而功能監管實現了全方位金融監管，盡可能地消除“監管真空”以構筑公平、穩定的金融環境，保持金融業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將“功能監管”以專章加以規定。我國金融監管立法應當順應金融自由化潮流，借鑒外國立法經驗，重構監管職能，由金融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模式向混業經營、功能監管的模式轉變，提高金融資源利用效率和金融運行質量，降低金融風險，維護金融體系安全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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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政府部門履行網監職責應當做到合法、合理、公開、公正。相關法規范賦予工商行政部門以抽檢商品質量等網監職責，其行使權力進行網監并公布抽檢結果便具有法適合性。要切實履行好該法定職責，還應當努力做到合理、公開、公正，并確立必要的手段、方式和方法，以確保相應網監活動的實效性。

其二，政府機關“白皮書”是其正式意思表示的體現，不容許隨意刊發，也不容許隨意否定或者撤回。如果那就是白皮書，則其刊發、撤回以及法律效力都不允許隨意性;如果那就是會議紀要，則不應當將其作為“白皮書”來使用并予以公布。此外，雖然本次抽查的數據“僅僅是一個抽檢結果，不能過度解讀”，但是，作為承擔網監法定職責的國家工商總局絕不應當予以模糊化的逃避性處理。

其三，對工商行政部門履行網監職責的活動，企業等相關方面應當予以尊重和服從。在其法定授權范圍內，行政主體享有對是否行使、如何行使、何時行使該權力的裁量余地;在有權機關予以確認、撤銷或者變更之前，企業和個人都不應當以自力與之對抗。至于抽檢所得數據是否科學，根據行政證據的規律性，該舉證責任不應由企業承擔，而應由工商行政部門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和更加充足的論據。

其四，被監管者對監管手段、方式、方法及結果不服的，應當通過法定途徑和程序提出，依法尋求救濟。對非正品率為37.25%這一數據，電商以刊發《小二心聲》的方式表達不服，或許是在確認“民不與官斗，商不與工商講理”等諸般無奈之后的選擇，或許是精心謀劃的策略設計。其和解的結果在證明阿里巴巴實力的同時，也證明了淘寶生態并不完善，無法靠其自身產生強大的自我修復功能來解決假貨問題。

其五，企業的責任不容忽視。違規了就是違規了，應當誠懇承認之，努力改正之。“讓淘寶為所有假貨承擔責任是不現實的。”“民營企業敢挑戰‘權威’，以法律手段維護企業正當權益，是一種進步。”但是，企業應當“勇于負責，敢于擔當”，而不是選擇自我開脫。既然抽檢信息顯示了自己不足，就應當少進行同行間比較，而多從自身角度思考規制完善的方法與方式，“通過正常的合法渠道傳遞聲音，以免誤導公眾:有錢就是任性。”

其六，“加強溝通，共同探索”的政企協力，應當堅持參與型行政理念，在各相關方面參與的基礎上共同形成行為準則和行動標準。如果只有某一家企業與監管部門溝通、探索，確立行為準則和行動標準的話，那顯然與正當行政程序原則相悖。

其七，互聯網監管應當堅持公開原則，紛爭解決過程亦應當堅持公開原則。監管數據，這本身就是保護消費者知情權的重要路徑和方式;與企業“握手言和”，這是最好的結局，亦應堅持公開的原則，即使其過程不宜公開，其所達成的協議也應當全面、準確、及時予以公開。

篇4

內容摘要：本文擬對我國公司治理的現狀進行分析，并就我國應如何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的相關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公司是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是現代企業中重要的、典型的組織形式，而公司治理又是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

關鍵詞：公司治理內部治理外部治理人力資本

公司治理是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但對于公司治理的內涵并沒有一致的認識，而是從不同的方面或角度來回答，總的來說關于公司治理的定義主要有兩種視角：一種是基于委托理論的的公司治理，該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有吳敬璉、張維迎等；另一種是基于共同體論的公司治理，OECD的《公司治理原則》是典型的建立在共同體論的基礎上。

其實，公司治理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公司內涵的發展變化，公司治理不僅要解決公司管理者與公司股東之間的問題，同時還涉及到各利益相關者。因此，公司治理定義可界定為以解決公司管理者與公司股東之間問題為目標的構建公司管理者、公司股東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法律關系的制度安排。

1我國公司治理的現存問題

（一）內部治理有限

股東大會流于形式，不能對董事會進行有效約束。我國現階段的公司股權結構高度集中，“一股獨大”的現象背離了公司治理結構制度的基本理念和價值要求，股權過分集中在國家手中，且不能流通甚至把董事會凌駕于股東大會之上，出現“用手投票”失靈現象，并實際損害小股東的權益。

董事會功能不健全，運作不規范。我國上市公司中70%的公司董事會的任命與解聘直接來自于上級的行政命令而非董事會，由此造成董事會構成不合理，獨立董事所占比重小，多數為內部董事組成，這樣的董事會獨立性不強，現實中的董事會成員與執行層人員高度重合，容易導致“內部人控制”，董事會下設的各種委員會沒有有效建立和運行。

監事會監控力度小，制度不健全。我國公司監事會的設立處于和董事會并行的地位，直接向股東大會負責，主要職責是監督董事會和經理人員的行為。但是，實踐中監事會的功能都很有限。監事會僅有監督權而無控制權和戰略決策權，更無董事和經理的任免權。在規范公司治理結構方面往往以股東價值為導向，相對重視董事會的職能而忽視監事會的作用，對監事會的運作則規定得相對簡單，監事開展監督活動難以在法律上、操作中找到可行的依據，監事會是我國公司監督治理中最薄弱的環節。

報酬構成單一，經理人員激勵與約束不完善。經理激勵機制的核心是協調股東和經理之間的利益，以盡最大可能減少成本，實現股本利益最大化。我國大多數公司報酬構成單一，缺少長期激勵作用的股權激勵，這樣容易造成管理人員做出不利于股東利益的短期行為。

（二）外部治理有限

我國公司外部治理的作用尚不完善，外部的公司控制權市場由于國有股及法人股的流動性差，采用并購方式對公司進行的監控作用有限，往往無法形成對管理層的并購約束。同樣，流通股票的比例較低，使股東“用腳投票”進行公司治理可能性減少。盡管公司的負債較高，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銀行和金融機構，但債權人作為利益相關者沒有相關法律依據規定對公司進行監控。經理市場的發育不良使經理市場對經理的制約作用有限。此外，公司治理的法制環境和文化環境也不完善。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國公司治理仍然存在許多迫切需要改進的問題，新公司法引進了很多新的制度，在公司治理上也作了調整，該調整對于改善我國公司治理現狀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仍有不足之處。

2新《公司法》對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

股東會法律制度的完善。加強和完善股東大會的權利和職能；完善了股東大會的召集和主持制度；改進股東大會決議瑕疵的法律救濟制度，并擴大了救濟范圍，并改變了救濟方式。

董事會法律制度的完善。完善董事會的表決制度；對法定代表人制度進行了完善和對董事長職權作了制約；完善了董事會的召集與主持、召開；對董事的選任也做了調整，規定上市公司須設立董事會秘書和獨立董事。

監事會法律制度的完善。監事會的職權得到擴大和充實，監事會行使職權所必需的費用有了保障；對監事會組成作了變革；完善監事的運行，保障了監事會會議的順利召開。

對公司中小股東法律保護的完善。規定股東的提案權和累積投票權，擴大股東知情權的范圍；完善了股東訴訟制度，此外，股東還享有解散公司的請求權。

對控制股東、公司經營者的約束和激勵制度的完善。針對我國控制股東濫權的現象，規定了對控制股東的制約制度和控制股東的義務及責任；健全董事、監事、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的義務和責任制度，新公司法對追究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相關責任的程序做了保障。

3完善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若干建議

（一）監事會與獨立董事重疊的問題

新公司法正式確立了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制度，而我國引進獨立董事的目的主要是因為：首先，緩解“一股獨大”的現象；其次，由于我國公司監事會制度的失效，為了另辟蹊徑，求助于獨立董事制度的引進。但是，我國目前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董事市場，我國的獨立董事主要來自于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而不象英美那樣主要來自于企業的管理人員。此外，由于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獨大”的現象，為大股東以及大股東控制的治理機構提名和選舉獨立董事提供了可能，大股東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會選擇有利于反映自己意志的人員來擔任獨立董事，所以，很多獨立董事都是“花瓶董事”。由此，獨立董事的提名、選聘、薪酬都受控于大股東的手中，獨立董事自然也就難以做到真正獨立。

此外，我國在引入獨立董事制度的同時，保留了監事會制度。監事會制度與獨立董事的實質，都是公司內部的監督制度，從職權上看，二者也存在部分交叉和不明確之處，兩者的職能存在諸多重疊。職能重疊意味著大家都管，大家亦可都不管，造成權責不明。如果發生問題，監事會和獨立董事要么互相爭權要么互相推諉責任，結果是兩種監督機制都不到位。

（二）重新構建董事會制衡格局以加強董事會的職能

上文筆者建議舍棄獨立董事制度，由此，對董事會的監督就更是重中之重，雖然公司法第50條、109條均有規定，但是仍可繼續完善：

可以對經營管理層人員建立信譽登記制度，定期向外公布。建立高管人員人才庫，把合格的人員納入人才庫，并決定他們的薪酬計劃，這樣既可以對那些信譽好的高管人員給予精神上的激勵和物質上的保障，而對那些信譽不好的高管人員則可以有一定的約束作用。

要改變由于“一股獨大”帶來的董事行政任命方式，從董事產生機制上保證董事會行使職權的獨立性。

確保公司董事會成員與經理人員不能過分重合。很多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兼任著經理，董事會對經理層的制約就邏輯地演變為自我監督，這種監督方式幾乎只是理論上的一廂情愿，因此要強化董事會與經營者之間的獨立性。

（三）優化股權結構

首先，可以通過鼓勵公司的戰略投資者投資，以改善公司現有股權結構。其次，擴大培育機構投資者隊伍，包括各類投資基金、保險機構、信托機構為主的專業性金融機構。最后，對不需要不適合國家控股的行業，國有股要逐步退出，通過國有股的回購、轉換、轉讓、減持等方式達到優化股權結構。

（四）完善財務報告和信息披露制度

完善財務報告和信息披露制度，重點要保障公司所有的財務信息及時、相關和可靠，這樣能有效減少治理基礎中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因此，本文認為，可從以下視角完善人力資本管理：第一，強化人力資本的約束機制，防范公司的內部人控制。第三，建立有效的人力資本監督機制，既要加強內部監督又要加強外部監督。第二，完善人力資本的激勵機制，制定合理的薪酬模式，使人力資本價值得到最大限度的使用。

參考文獻：

1.寧金成.公司治理結構[M].法律出版社，2007

篇5

（一）建設工程合同體系不完備我國目前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體系是以下四個合同文本為核心的示范合同體系，即《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3-0201）、《標準施工招標文件》、《標準設計施工總承包招標文件》、《工程總承包合同》（GF-2011-0216）。這四個合同文本的內容僅涵蓋了施工、承包、招標及設計四個方面，遠遠不能滿足各種工程類型的需要，不適應建設工程的多樣性。

（二）建筑施工企業合同管理人員業務水平低一方面，許多企業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負責人仍然習慣“一言堂”，對建筑施工領域的相關法律法規如《建筑法》、《合同法》、《招標投標法》沒有深入了解，沒有使合同管理成為經營管理的必備因素，容易導致在企業經濟往來中產生一些不必要的合同糾紛，為此耗費企業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又不重視對合同管理人才和團隊的培養，使企業缺乏專業的合同管理人才。另一方面，注重合同靜態管理，忽視動態管理，合同履行監控不足。?企業在簽訂合同后容易將其束之高閣，容易導致合同在中期和后期履行階段出現較多問題。一般來說，施工企業管理層對投標、簽約工作還比較重視，但對合同履行過程中的監督、檢查、統計、考核、獎懲等缺乏有效的措施和方法。?

二、完善建筑施工企業合同管理的措施

（一）加強建設領域的立法和執法建設工程有多方主體參與，利益關系相對復雜，只有完善的法律體系和規范的市場監管才能保證工程項目按合同約定順利實施，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一方面，國家要完善我國建設工程領域的立法，建立健全規范的法律體系。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國家應主要通過制定相對完善的法律法規來引導建筑合同的管理，明確立法、執法與政府管理之間的關系，制定詳細的實施細則和實施辦法抑制建筑市場中的無序競爭。第二，加強對建筑市場執法和監管，規范建筑行業各方主體的行為。我國法治建設起步晚，基礎薄弱，執法機制還不夠健全，仍然習慣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行政命令手段干預市場行為，契約意識和法治觀念仍有待進一步加強。同時，減少不恰當的行政干預行為對正常的經濟活動造成嚴重的影響。一些不恰當的行政干預行為給我國建筑合同制度的實施帶來很大困難，與國際市場不接軌，不利于企業參與國際競爭。

（二）建立和完善建設工程合同體系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向國際市場。例如被譽為“高鐵第一推銷員”的總理極力向國外推薦我們國家的高鐵技術和設備，這讓我們國家的建筑施工企業尤其是中鐵集團這類專業鐵路建設企業走向了更廣闊的國際舞臺，因此國家應當采取措施促使企業與國際市場更好地無縫銜接。建設工程合同管理應當是以合同文本為基礎和依據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是我國建設工程合同與國際市場接軌的重要一步。但它只是業主與承包商之間的合同示范文本。由于合同締約方的不同，應當逐步建立起一套比較系統和完整的合同體系，除了業主與承包商還應當包括其他的參與主體，如總承包商與分包商、承包商與供應商等合同示范文本。合同承包方式還應當走國際化路線。國際上已經產生了如設計－采購－施工模式（EPC）、項目管理（PM）、階段分包方式（CM）、建造－運營－移交模式（BOT）等多種承發包模式，而我國目前建設領域采用的合同方式主要是施工承包，很少有其它的承包形式。但也有類似嘗試，例如北京奧運會多個場館即采用了的BOT模式。i因此，我國建筑行業迫切需要吸收引進國外先進的承包、發包方式，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國際建筑市場的發展需求。

（三）培育現代化的合同管理機構現代化的合同管理機構或者專業團隊應當包括企業的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法律顧問或專門的法務部門、項目經理。這些人由于長期與合同打交道，他們的合同管理業務水平的高低決定了合同簽訂、履行的效果。因此必須采取多管齊下的措施，培育現代化的合同管理機構。在我國民法上，法定代表人的基本含義是法人的負責人，即代表法人行使職權的人。?所以企業法定代表人在實施經營管理過程中應當提高法律素養，增強風險防范意識，加強合同管理工作，懂得運用法律手段來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作為建筑施工企業的負責人，則首先應當加強對《合同法》、《建筑法》、《招標投標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學習和運用。其次應當重視對合同管理人才和團隊的培養。目前通行的做法是由企業聘請專業法律顧問或組建專門的法務部門統一管理合同。合同管理是企業法律顧問事務中的一項重要工作，它不再是簡單的要約、承諾、簽約等內容，而是一種全過程、全方位、科學的管理。企業法律顧問或法務部門要全面參與企業合同管理的工作，從談判協商到最終履行均需參與進去，并及時了解企業合同執行的相關情況。一旦有違約情形，法律顧問或法務部門要視具體情形，以維護企業合法權益、降低經濟損失為出發點，及時采用協商和解、仲裁或訴訟等不同方式解決糾紛。基于建筑施工企業施工分散施工的特點，目前大多企業實行項目經理負責制。項目經理是項目建設及其管理的核心人物，對企業決策的執行效果起著重要的作用，影響著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對項目經理的選拔和任用應當尤為慎重。除了對相關合同管理人員法律知識需要加強培訓和學習外，還應當加強對項目經理的“充電”，使其能夠適應市場變化，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

三、結語

篇6

關鍵詞：合同管理項目管理建筑經濟

一、工程合同管理

1·概述

合同是一種契約，是當事人之間依法確定、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市場經濟要求公平有序地競爭，競爭的秩序要靠法規來規范。依法簽定的工程合同是工程實施的"法典"、競爭的"規則"、運行的"軌道"。

工程合同管理有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政府對工程合同的宏觀管理，第二層次是工程師對合同實施的具體管理。

在發達國家和地區，政府對工程合同的管理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制定法規

·授權專業人士組織(學會)編制標準合同條件

·設置專門機構監督合同執行

·調解機構、仲裁機構和法院處理合同爭議，維護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2·制定法規

政府通過制定法規，對合同的主要內容、簽定以及合同爭議的解決等進行原則上的規定，如:美國的《建筑統一條例》，日本的《建筑業法》等對工程承包合同的主要內容等進行了原則規定。

又如由德國建筑工程承發包委員會(DVA)編制，德國工業標準委員會(DIN)審定作為工業標準頒發，適用于建筑工程的"承發包條例"(簡稱VOB)，是進行工程承發包以及合同管理的依據，雖然它不是建筑法，不居于正式法律，只是一種條例，但是，它規定一切國家投資的項目必須嚴格遵照此條例。

3·授權專業人士組織(學會)編制標準合同文件

制定標準的合同條件是政府對合同進行管理的重要措施。國際上較著名的一些標準合同條件一般是由代表各方利益的權威專業人士組織制定，由政府認可，工程參與各方可參照執行。經過長期的工程實踐，再進行修改完善。這些標準合同條件能比較公平合理地劃分風險責任和權利義務，一般較科學、嚴謹，易于為合同雙方所接受;長期使用為廣大工程管理人員所熟悉，便于理解和溝通，大大地減少了合同當事人之間的誤解和沖突，節省招投標和合同管理的精力和費用。

4·工程師對工程合同實施的管理

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對工程合同的具體管理任務一般由工程師即專業人士完成。在國際上通行的標準合同文本中，對工程師在合同管理中的地位均有具體規定，如FIDIC條款。這些具有豐富的工程合同管理經驗的工程師，作為獨立的第三方，比業主更能有效、科學地進行工程合同管理，有利于工程合同全面、正確地履行。

二、索賠及爭議解決方式

1·概述

索賠是工程合同管理的關鍵，索賠的實質是對合同價進行公平合理的調整，是市場經濟的特征在建建工程管理中的體現。通過立法確定索賠在工程合同管理中的應有地位，制定索賠處理和爭議解決的程序、方法、方式是政府對合同進行宏觀控制管理的重要措施之一。

2·國際上的爭議友好解決方式

美國在工程合同爭議解決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多種中間調解方式，統稱為"解決合同爭端的替代方法(AltematDisputesResolution-ADR)，其中由雙方共同指定一人或多人作為中間調解人的方式有以下凡種:

·小型審理

·中間審理

·合同爭議評審團

上述幾種方式雖然略有區別，但本質上類似，其結論一般都不具備最終的法律約束力，除非合同雙方另有約定。下面以DRB為例介紹中間調解方式:

1.爭議評審團DRB

爭議評審團起源于美國，經過多年的實踐，美國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成功的經驗，其實質是爭議雙方邀請第三者進行中間調解，不過它的組織和工作程序比較完善，由十四個建筑業有關機構和代表組成的美國建筑業爭議解決委員會，協助美國仲裁協會(AAA)制定了一種可供建筑業選擇使用的爭議解決程序（ADR）。

爭議評審團成員的組成是由雙方各選定一名工程合同方面的專家，該專家要得到對方認可，然后再由被選定的兩人共同推薦第三人作主席組成。

爭議評審團的優點如下:

·費用由合同雙方共同負擔，爭議評審團為雙方服務，易保證其公正性和中立性。

·成員不得與合同任何一方有妨礙其行為公正的聯系。

·爭議評審團要在工程一開工就介人工程，并定期訪問現場，能夠及時了解工程進展、有關合同執行情況和索賠事宜以及潛在的爭議。

·爭議評審團成員都是工程技術合同管理方面的權威，以保證其評審結果的科學性和影響力。

盡管評審結果對合同雙方不具有法律最終約束力，但大多數情況下都會為雙方所接受，即使提交仲裁或訴訟，仲裁機構和法庭大都會尊重評審團的評審結果。評審團在解決大型國際工程合同爭端中已日益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有些合同條款將采用評審團方式特別古專用條款中說明。世界銀行己作出規定:凡其貸款超過5000萬美元的項目，都要求在仲裁之前采用評審團方式進行調節，并且制定了有關評審團的評審程序和組成的建議條款，作為對FIDIC條款的修改。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有類似的做法，如香港的DRA(DisputesResolutionAdvisor)方式。

2.合同上訴委員會(TheContractAppealsBoard-CAB)

美國的合同上訴委員會是美國各級政府建設部門都設置的一個組織，其職責是主持解決該部門內有關的合同爭端。為了規范合同上訴委員會的工作，美國國會先后通過并頒布了"合同爭端法"(TheContractDisputesActof1978)，及"法庭改組法"(thecourtreorganizationactof1982)，成為各級建設部門合同上訴委員會的工作綱領，其目的是及時地審理解決合同爭端(合同糾紛)，減少法庭訴訟的數量。

美國聯邦政府合同上訴委員會對合同爭端處理工作，做了以下的規定:

·各級政府建設部門的合同上訴委員會必須有3名以上的專職審理員。他們應具備5年以上的公共合同法律方面的經驗，由各級建設部門的領導任命。

·在合同爭端審理期間，承包商仍應按合同要求繼續施工，不得停工。

·合同上訴委員會可以發出傳票，要求合同爭端的有關人員出庭作證。如拒不出庭，當地的地方法院將命令其出庭;否則，以藐視法律治罪。

·合同上訴委員會作出的審理決定，爭議雙方如不服從，皆有權向上一級法庭，即可向"美國索賠法院"(theU.S.claimCourt)，各級"上訴法庭"(thecourtofappeals)，甚至"美國最高法院"(theU.S.Supremecourt)上訴。

從以上合同爭議調解組織的工作特點可以看出:

·無論是工程建設單位，或者是各級政府的建設部門，都把及時地解決合同爭端放在重要的地位，要求及時合理地解決合同爭端，防止其大量地轉入法院訴訟范疇。

·許多合同爭端調解組織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是由于受到政府及法律上的支持，帶有準法律的性質。

·合同爭端審理組織做出的調解決定，雖一般不具備法律上的約束力，爭議雙方或其中任何一方可以拒絕接受，但如果爭議雙方在接受審理以前達成協議，同意審理組織的調解決定具有約束力，該調解決定一旦證式做出，對爭議雙方均有法律上的約束力，雙方必須遵照執行。

3·合同爭端的最終解決方式------仲裁或訴訟

仲裁或訴訟是解決合同爭端的兩種最終方式，屬于法律最終解決方式。國際仲裁慣例是或裁或審制，即合同雙方只能選擇仲裁或訴訟兩種方式中的一種，且結果具有最終法律約束力。仲裁的另一個特點是仲裁不執行屬地原則，而由合同雙方共同選定某一仲裁機構進行，由法院保證其得以強制執行。

盡管仲裁或訴訟不是合同爭端采用最多、最合適的方式，但由于其具有法律的強制性，它的存在對雙方采用友好解決方式具有很強的造勢作用。在這兩種方式中廣般國家都強調盡量采用國際仲裁的方式，且多數標準合同條件都有專門的仲裁條款，合同雙方會在專用條款中將所要選擇的仲裁機構給予明確。國際仲裁機構都有一套自己嚴密成熟的仲裁章程、規則和程序。

世界各國一般都會制定仲裁法來規范仲裁行為，其中包括工程合同爭議仲裁。由于工程合同的專業復雜性，有些國家會針對工程仲裁專門立法和成立仲裁機構。

美國仲裁協會(AAA)是美國最有權威的仲裁機構。它制定了《建筑業仲裁規范》，該規則是由仲裁協會征求了美國土木建筑行業的討論意見后最后定稿的，作為仲裁法來執行。仲裁規則對土木工程施工合同爭議的仲裁詳細規定了仲裁的組織、程序、工作方法、裁決方式、仲裁費用等，是比較完善的仲裁法規。

德國的仲裁是由合同雙方各選定一仲裁機構，由選定的兩個仲裁機構進行協商，若協商不成，或合同雙方對協商結果不服，再由兩個仲裁機構共同選定第三個仲裁機構進行仲裁，其結果為最終裁定。這與一般國際仲裁慣例不同。

三、建設工程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RiskManagement)就是人們對潛在的意外損失進行辨識、評估、預防和控制的過程。建筑工程由于其規模大，周期長，生產的單件性和復雜性等特點，在實施過程中存在著許多不確定的因素，比一般產品生產具有更大的風險，進行風險管理尤為重要。風險管理是對項目目標的主動控制。首先對項目的風險進行識別，然后將這些風險定量化，對風險進行控制。國際上把風險管理看作是項目管理的組成部分。風險管理和目標控制是項目管理的兩大基礎。

在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風險轉移是工程風險管理對策中采用最多的措施，工程保險和工程擔保是風險轉移的兩種常用方法。

1·工程保險

工程保險是指業主和承包商為了工程項目的順利實施，向保險人(公司)文付保險技，保險人根據合同約定對在工程建設中可能產生的財產和人身傷害承擔賠償保險金責任。

國際上強制性的工程保險主要有以下幾種:

·建筑工程一切險，附加第三者責任險。

·安裝工程一切險，附加第三者責任險。

·社會保險(如人身意外傷害險，雇主責任險和其他國家法令規定的強制保險)。

·機動車輛險。

·十年責任險和二年責任險。

·專業責任險。

建筑工程一切險和安裝工程一切險是對工程項目在實施期間的所有風險(不包括除外責任)提供全面的保險，即對施工期間工程本身、工程設備和施工機具以及其他物質所遭受的損失予以賠償，也對因施工而給第三者(ThirdParty)造成的人身傷亡和物質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過去，一切險的投保人多數為承包商，現在，國際上普遍推行由業主投保工程一切險。

在國際上，建筑師、結構工程師等設計、咨詢專業人士均要購買專業責任險，對由于他們的設計失誤或工作疏忽給業主或承包商造成的損失，將由保險公司賠償。

國際上工程涉及的自愿保險有以下凡種:

·國際貨物運輸險(InternationalCargoTransport)

·境內貨物運輸險

·財產險

·責任險

·政治風險保險

·匯率保險

美國保險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生命和健康保險，另一類是財產和意外傷害。工程保險屬于財產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

美國工程保險險種:

·承建商險(BuildersRisk)，相當于建筑工程一切險。

·安裝工程險(InstallationFloater)，即安裝工程一切險。

·勞工補償險(WorkersCompensation)，即工傷險和意外傷害險。

·承包商設備險(ContractionEquipment)。

·機動車輛險(Automobile)。

·一般責任險(GeneralLiability)。

·職業責任險(ProfessionalRisk)。

還有兩種由業主將工程項目各方風險綜合起來，統一向保險公司投保的保險項目，一是"綜合險"(Wrap-up)，二是傘險(Umbrella)。

美國工程保險的通行做法和特點是:

·保險經紀人在保險業務中充當重要角色。

·健全的法律體系為工程保險業發展提供了保障。

·投保人、保險商通力合作是控制意外損失的有效途徑。

·保險公司返賠率高、利潤率低。

2·工程擔保

工程擔保是指擔保人(一般為銀行、擔保公司、保險公司、其他金融機構、商業團體或個人)應工程合同一方(申請人)的要求向另一方(債權人)作出的書面承諾。

工程擔保是工程風險轉移措施的又一重要手段，它能有效地保障工程建設的順利進行，許多國家政府都在法規中規定要求進行工程擔保，在標準合同條件中也含有關于工程擔保的條款。

國際上常見的工程擔保種類如下:

(1)投標擔保(BidBond/TenderGuarantee)。

指投標人在投標報價之前或同時，向業主提交投標保證金(俗稱抵押金)或投標保函，保證一旦中標，則履行受標簽約承包工程。一般投標保證金額光標價的0·5%-5%。

(2)反行擔保(PerformanceBond)。

是為保障承包商履行承包合同所作的一種承諾。一旦承包商沒能履行合同義務，擔保人給予賠付，或者接收工程實施義務，而另覓經業主同意的其他承包商負責繼續反行承包合同義務。這是工程擔保中最重要的，且是擔保金額最大的一種工程擔保。

(3)預付款擔保(AdvancePaymentGuarantee)。

要求承包商提供的，為保證工程預付款用于該工程項目，不準承包商挪作他用及卷款潛逃。

(4)維修擔保(MaintenanceBond)。

是為保障維修期內出現質量缺陷時，承包商負責維修而提供的擔保。維修擔保可以單列，也可以包含在履約擔保內，有些工程采取扣留合同價款的5%作為維修保證金。

以上四種擔保是國際上常見的工程擔保種類，除此之外還有幾種:

(5)反擔保。

即擔保人為了防止向債權人賠付后，不能從被擔保人處取得補償，往往要求被擔保人另外提交反擔保作為擔保人開具擔保的條件，這樣，一旦發生擔保人代被擔保人賠付后，就可以從反擔保的擔保人處取得補償。超級秘書網

(6)付款擔保(PaymentBond)

是指業主要求承包商提供的為保證承包商按時向分包商、供貨商、支付款的擔保。

(7)業主支付擔保。

指業主向承包商出具的擔保，業主如不按照合同規定的支付條件支付工程款給承包商，由擔保人向承包商付款。

(8)分包擔保(SubcontractBonds)。

在工程建設中，總承包商要為分包商的工作對業主負完全的負責。因而，總承包商為了保障自己不被分包所累，防止分包商違約與負債，通常要求分包商提供履約擔保。

(9)臨時進口物資稅收擔保

篇7

論文關鍵詞：正義價值 效率價值 社會效益 和諧社會

一、法的正義價值的內涵

（一）正義價值的涵義

1．正義一詞的辭源學由來。“‘正義’一詞在西方出現于古老的拉丁語‘justitia’，是由拉丁語‘jus’一詞演化而來的。‘jus’最初有正、平、直等含義，后來此詞發展成為英語的‘justice’一詞，根據《牛津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的解釋，它不但具有公平、公正、公道、合理、公理、正義等含義，而且還有法律制裁、司法、審判等含義，可見，正義作為一種基本的法價值，僅從詞源學的角度看，就具有久遠的傳統。”

2．正義價值涵義的界定。古往今來，人們對于正義涵義的界定總是仁者見仁，千差萬別。龐德認為，“正義這個詞在倫理上，我們把它看成是一種個人美德或是對人類的需要或者要求的一種合理公平的滿足。在經濟和政治上，我們把社會正義說成是一種與社會理想符合，足以保障人們的利益與愿望的制度。”柏拉圖的觀點是，“正義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別人的事。”不過最著名的還是當屬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對正義的論述了：“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和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和廢除。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義否認了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常的。所以，在一個正義的社會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確定不移的，由正義所保障的權利決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權衡。作為人類活動的首要價值，真理和正義是不妥協的。”

盡管人們對法的正義價值的涵義有不同的理解，但在最根本的落腳點上是一致的，即正義是一種應然之則，是法的最高精神和目標，它因涉及人際之間的交往而具有了攸關社會利益的內容。一方面，有了正義價值作指導，至少可以保證權利義務在形式上能夠公正地分配；另一方面，法可以以震懾犯罪的形式保障正義價值的實現；再有，正義價值的客觀存在使得法以補償受害者的方式使失衡的正義天平重新回歸平衡。由此可見，“法的神圣權威主要不是來自它的強制力，而是來自它本身所固有的最基本的價值觀念——正義。法的強制性只有以正以上的理由為基礎才可行。一個有法律的社會的正義價值的迷失必然導致法的價值的迷失和法治的失敗。”

（二）正義價值在法價值體系中的地位

正如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對正義的論述那樣，正義在法的價值體系中居于首要地位，盡管法還有自由、秩序、民主等價值，但他們都要從根本上服從于正義。換言之，法的正義價值較之于法的其他價值具有優先性。

二、法的效率價值的內涵

（一）效率價值的涵義

效率本是一個經濟學領域的概念，指的是投入與產出之比。在被引入到法學領域之后，效率便成了法功利價值的基本要求。功利主義認為，“是否增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衡量一切行為和制度之正確與錯誤的標準，幸福是一切行為的共同目標，行為中導向幸福的趨向性就是功利。”

（二）效率與效益的關系

在很多教科書中，效率與效益被認為是兩個完全相同的概念。但是我認為，效率與效益二者在內涵上還是有區別的：效率更多體現的是一種純經濟上的“私益”；而在效益的概念之中，“效”指效率，“益”更側重的是“公益”，效益是效率與公益之和，即用個人經濟效率之和減去在追求經濟效率過程中所產生的外部負效率之后所得的一種凈值。總而言之，我理解的效益代表了社會的公共利益，是一種“社會效益價值，它至少包括權力運作效率的提高和社會公正的維護。”即效率與正義之和才是效益。

三、法的正義價值與效率價值的關系

“公平是一個古老的價值命題，而效率則是現代社會賦予法的新使命。”長時期以來，人們往往形成了一個思維定式，那就是只要一提及正義與效率的關系，就很自然地要分出一個先后、輕重。其實不然。我們的社會需要一個正義的外部環境，既能使所有社會成員的投入與收獲大致成比例，這樣才能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同樣，我們也需要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即效率最大化來創造社會財富。二者都是法的價值追求，誰都不能偏廢。“正義與效率可謂法的雙翼，法運行于社會的理想狀態正是正義與效率的最佳平衡。”

二者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效率是正義的基礎，正義是效率的目標。”在堅持一方面優先的同時，只有使另一方維持在一個最低限度，才能達到一種社會效益最大化的平衡狀態。

四、正義與效率價值的具體表現——以社會法為例

“法的價值是以法與人之間的客體與主體的關系為客觀基礎的。”也即是說，只有以法的形式把權利義務的分配狀況確定下來，并且這種規定能夠滿足人的需要，才能算是實現了法的價值。“法律制度對社會效率與正義的實現具有重大的制約和影響作用。其重要性在于法律制度通過影響信息和資源的可獲得性，通過塑造動力，以及通過建立社會交易的基本規則而實現社會進步。”要想理解抽象的法的價值恐怕還是要還原到具體的部門法的規定中去。下面我就淺陋地分析一下法的正義與效率價值是如何在社會法中得以體現的。

（一）實體方面

1．從基本理念上看。“經濟關系反映為法原則”。法原則是對當事人關系的一種反映。在社會法中，當事人的關系表現為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個人往往表現為強勢，社會表現為弱勢，這樣一來就要在立法中有所傾斜，以實現分配的正義，即實質上的正義。而民法由于提倡絕對的意思自治，其所宣稱的平等只能是一種形式上的平等，即矯正的正義。 轉貼于

法的作用就是為了制衡關系。當出現實質不平等的關系時，就要通過一種特殊的“不平等”手段來恢復正義，正像前文論述的那樣，只要這種不平等的設定是為了達到結果平等的目的，那么這種手段就是正義的。

社會法保證結果公平，并不是拋棄效率，而是仍然賦予了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間，只不過這種空間不能擴張到社會的公共利益領域；這種公平只不過是在保障社會正義的前提下，實現社會整體效率的最大化，即正義有助于實現更大的效率，也正是這一點，體現了前文所談到的正義與效率的辯證關系。

2．從調整對象上看。社會法調整的是公私混合型的社會關系，有三方主體。而民法調整的是平等的雙方主體之間的一種平權型的社會關系。意思自治作為民法的圖騰，可以最大限度的鼓勵交易，促進市場繁榮，其結果就往往表現為經濟效率的提高。然而根據經濟人的假設，每個人所為的行為都是為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的“有限理性”會直接影響交易的秩序和安全。要想保證人們能夠自由地進行交易，其重要的前提之一就是要使人們產生一種對交易的安全感、信賴感。因此，出于維護社會正義的需要，國家在這個時候就要責無旁貸地出面干預。因此，我認為在社會法的法律關系中，當事人間的橫向交往產生的是效率價值，而政府的干預行為則是對正義價值的詮釋。橫向交往產生的純效率總和再減去對他人造成的損害（負效率）所得的凈值，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效益。即正如前文所述，社會效益是效率和正義的結合體，只有效率的提高和公正的維護達到一種均衡的狀態時，才能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優化。

3．從主體資格確認標準上看。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身份—契約—身份的過程。從身份—契約的轉變，使人擺脫了人身依附的屬性，導致了私法的產生。私法確認主體資格的標準是“契約”。在私法中，當事人是“抽象人”，即不考慮個體資源稟賦、信息控制等具體情況，雙方“平等”地享有權利、承擔義務，每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因而被視作“強有力的智者”。但是這種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強勢一方最大程度地實現了自己的自由、提升了自己的效率，但卻在一定程度上雖損害了正義。因此，不同于私法，社會法并未抽脫出那些不平等的個性因素，而是看到了實質上的不平等，把人按照“具體人”對待，輔之于與其身份相適應的權利義務分配，即以“身份”的標準來確定權利義務關系，通過對“身份”的矯正來實現法的正義價值。

（二）程序方面

沒有訴權保障的實體權利，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權利。對社會法而言，它通過自身獨特的調節機制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體現在訴訟程序上。

由于社會法法律關系的特點決定了其責任追究程序應該是適用公益訴訟。公益訴訟的特點之一就是可以由一人代表群體提出起訴，達到“一人起訴，全體受益”的效果，最大程度地提升了訴訟效率。

除此之外，公益訴訟的起訴人可以不是本案的直接利害關系人。由于世界的普遍聯系性，每一個個體作為社會的成員，都有可能成為潛在的受害者。因此，起訴主體不以直接利害關系人為限，這樣的制度設計打破了民事訴訟的局限，體現了社會法以一種防患于未然的事前救濟來保障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最大程度地維護正義。

五、法的正義與效率價值在和諧社會中的意義

我黨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顯然是針對當前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加大的社會現實提出的。在原先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個人依附于單位，單位依附于國家，形成的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縱向行政隸屬關系。個人沒有自主選擇權，個人利益完全被國家利益所吸收。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個人逐漸從類似于封建社會人身依附性的那種對國家的依賴中解脫出來，個人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發展舞臺，個人利益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視和尊重。然而，對個人利益追逐的同時也使得貧富不均的社會矛盾愈發突出，社會的不公正已嚴重威脅到社會的基本秩序。因此，法作為反映社會現實的上層建筑，如何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以一種嶄新的價值理念指導社會發展的前進方向，也成為了法所肩負的神圣使命。“法律的正義不是經濟領域中正義原則亦步亦趨的追隨者。效率在經濟領域中的優先地位并不能成為法律必須以其作為價值分配的基本原則的根據。法律當然不能完全淪為經濟的奴隸。一旦法律完全依附于效率優先的邏輯，那么它的社會價值和功能便會大打折扣。”

篇8

內容提要: 為了實現公眾對刑法的認同和信仰，為了確保作為刑事立法之基礎的公眾觀念在刑法適用中不被違背，民眾樸素的正義情感不應成為刑法理論隨意嘲笑和輕視的對象，刑法解釋也應當在法律條文的范圍內盡量與社會一般觀念保持一致。因此，對正當防衛諸要件的把握必須遵從公眾的道德情感和普遍認知。“不法侵害正在進行”包括了行為雖然已經既遂但能夠即時挽回損失的場合。在防衛限度的問題上，客觀損害結果的出現并非認定防衛過當的絕對標準，對于防衛行為的社會相當性也必須予以充分的考慮。

一、張德軍案件引起的爭議

2005年，全國各大媒體相繼報道了四川張德軍見義勇為的案件。2006年8月30日，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將該案作為指導全省法院審判工作的典型案例加以。

（一）主要案情和裁判結論

2004年8月14日下午，胡遠輝駕駛兩輪摩托車搭乘羅軍在成都市成華區圣燈鄉人民塘村，趁一婦女不備搶奪其佩戴的金項鏈后駕車逃逸。張德軍和現場群眾劉某、張某等人聞訊后，立即乘坐由張德軍駕駛的轎車追趕。當迫至一立交橋上時，劉某和張某責令胡遠輝、羅軍二人停車，但胡遠輝為擺脫追趕而駕駛摩托車高速蛇形行駛。張德軍駕駛的轎車與胡遠輝的摩托車并行時，摩托車與右側的立交橋護欄和張德軍的轎車發生碰撞后側翻，致使羅軍從摩托車上摔落橋面造成左小腿骨折等多處損傷，胡遠輝則摔落橋下死亡。羅軍在治療期間左小腿被截肢。

2005年5月，胡遠輝的家屬和羅軍向成華區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附帶民事訴訟，要求張德軍承擔故意傷害罪的刑事責任，并賠償其喪葬費、醫療費。

法院經過審理認為：首先，在胡遠輝和羅軍實施搶奪行為以后，張德軍等人駕車追趕二人，只是意圖將逃跑的犯罪嫌疑人扭送公安機關，其行為是正當、合法的；其次，本案證據不能證明張德軍實施了主動撞擊摩托車致胡遠輝、羅軍二人傷亡的行為；最后，胡遠輝和羅軍為擺脫現場群眾的追趕而駕駛摩托車高速行駛，是造成摩托車側翻的直接原因，這一危險狀態完全是胡、羅二人自我選擇的結果，張德軍為阻止犯罪嫌疑人逃逸而被動地采取高速追趕的行為，這與本案損害結果的發生沒有必然因果關系。因此，張德軍無罪，不承擔民事責任。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維持原判①。

（二）案件爭點分析

張德軍案件公布后，一石激起千層浪，人們紛紛圍繞“見義勇為者應否承擔法律責任”的問題各抒己見，而爭論的焦點之一就是張德軍的行為是否成立正當防衛。成華區人民法院的判決理由很顯然并沒有回答這一問題。從媒體的報道來看，一般的公眾幾乎是一邊倒地認為張德軍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但不少法律專業人士則指出張德軍的行為與法律關于正當防衛的規定并不相符。雙方在以下兩個問題上形成了對峙：

第一，當張德軍駕車追趕時，胡、羅二人的不法侵害是否已經結束？眾所周知，不法侵害正在發生是正當防衛成立的前提條件。其實，對這個問題的爭論早在與本案甚為相似的黃中權案件中就已經出現。黃中權為追趕搶劫得手后逃跑的兩名男子而駕車將其中一人撞倒，致使該犯罪嫌疑人因失血性休克死亡。正當許多市民認為黃中權實施了正當防衛之際，一些法律專家則指出，歹徒的不法侵害已經結束，犯罪嫌疑人正在逃跑之中，所以黃中權的行為不能成立正當防衛②。

第二，張德軍的行為是否超出了必要限度？即使是承認不法侵害仍在繼續，但就張德軍的防衛行為是否過當的問題卻依然存在分歧。有律師認為，張德軍面對的只不過是兩名搶奪犯罪嫌疑人，因此他并不享有刑法第20條第3款所規定的殺傷不法侵害人可以免責的特殊防衛權。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健康權也應當受到尊重，所以張在追趕的過程中就應當把握分寸，不能以暴制暴，采取不恰當的短距離逼堵方式致人死傷③。但更多的人則認為，法律對處于緊急狀態下實施見義勇為的張德軍不應提出過分苛刻的要求，更何況歹徒在實施犯罪時就已經對自己的生命健康失去了應有的尊重，所以防衛者沒有義務去保證他們不受任何的身體傷害④。

從這些爭論中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專業性的法律解釋和一般性的民眾觀念之間似乎出現了某種方枘圓鑿之處。這隨即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刑法解釋究竟應當對民眾的樸素情感采取怎樣的態度，到底是應當使法律解釋最大限度地遵從于社會觀念，還是應當迫使現有的社會觀念服從于精英化的法律解釋呢？

二、民眾的樸素情感不是嘲笑的對象

在我們這塊曾經缺少現代意義的法治精神浸潤的國土上，在我們這個法典律條、法學理論多半是舶來之品的國度內，經過系統訓練的法律學人往往會對法學專業以外的人對法律的看法抱有一種輕視的態度，常常會對一般人冠以“法盲”的蔑稱而將自己及其所從事的專業貴族化，更時時把普通民眾的情緒與觀念一概斥之為落后和非理性的封建意識而不屑與之為伍。似乎，老百姓的觀念不是中國法治社會賴以建立的基礎，而是法學家們力圖改造和啟蒙的對象。于是，當具體的刑法問題出現時，不少法律界的人士便不是致力于傾聽和吸納民眾的看法，而是熱衷于援引“正義”、“公平”、“法治”一類的抽象話語；不是努力使法律解釋與人們的日常經驗和感覺相一致，而是自覺不自覺地和普通公民的意見保持距離、劃清界限。無可否認，在法律領域全面西學東漸的浪潮中，隨著法律專業化和職業化程度的不斷提升，也許在法律人的職業性思考與平民的大眾性思維、在司法公正與一般的公平觀念之間形成某種隔離的現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認為，正如“法律不是嘲笑的對象”⑤一樣，我們同樣也沒有理由隨意地將民眾的樸素情感和日常觀念當作嘲笑和輕視的對象。這是因為：

首先，對刑法規范的信仰來源于法律解釋與民眾一般觀念之間的契合。“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⑥，“刑法必須得到公眾認同，刑法的規范有效性才能得到維護。”⑦然而，對刑法的普遍信仰和公眾認同必須依靠刑法學者對刑法規范作出符合民眾一般道德情感的解釋。學者們往往習慣于認為，當法律解釋的結論與公眾的普遍觀念發生抵牾時，那么一定是民眾的意識過于落后，而這樣一種情與法之間的沖突越是激烈，它就越能證明法學理論的先進性，越能提供一次生動的“法治教育”。但是，老百姓的心中都有一桿由千百年積淀下來而廣為接受的道德情感和倫理傳統所鑄就的秤，假如法律的裁判和刑法專家們對法律所做的詮釋一次又一次地違背和踐踏了他們心中的公平觀念，那么他們憑什么還要信仰這樣一種會給自己帶來不公的刑法，又為什么還要去支持這樣一種憑自己的道德情感無法理解和接受的刑法理論呢？這與其說是一場法治教育，毋寧說是對法律威信的一次傷害。

其次，既然人們都承認刑法是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那么在解釋刑法時也就必須對民眾的一般善惡觀念給予充分的尊重。“‘情’和‘理’對法的影響范圍是有嚴格限制的，主要是在立法層面。在司法層面，要牢牢地貫徹司法獨立的原則，這既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標志，也是法治文明的重要內容。”⑧這是在我國刑法學界頗為流行的一種觀點，它似乎是由來于貝卡里亞的名言：“當一部法典業已厘定，就應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⑨但是，這種拒絕對法律作出任何解釋的形式的、僵化的罪刑法定思想早已風光不再，而那種將法官僅僅視為機械適用法律的自動售貨機的觀念也已然是明日黃花。法律被制定出來之后，并非意味著公正合理的判決就會一勞永逸地隨之而來，如何保證國家所立之法在運行的過程中不違背作為其建立基礎的公眾觀念的問題依然存在。況且，只要法律存在解釋的空間，“情”和“理”就能夠發揮使判決最大限度地接近實質正義的作用；只要法律解釋有因過分追求概念的一致和體系的完整而脫離社會相當性的危險，刑事司法就不能對民眾的一般觀念置之不理。司法獨立絕不意味著法律解釋與民眾的情感絕緣而成為不食人間煙火之物。尊重民眾的法律情感，也并不是提倡為了迎合一時一地的“民憤”去作違法裁判，而是指在法律規定的范圍之內，在法律解釋的空間當中，對刑法條文的解說與把握應當盡量以一種為群眾所能理解、接受和信服的方式進行⑩。

最后，即使是在德、日等刑法理論高度精密化、體系化和專業化的國度，刑法解釋學也非常重視以民眾的普遍法感情來檢驗理論的妥當性。20世紀30年代，德國著名刑法學家韋爾哲爾(Welzel)提出了社會相當性理論(Lehre von der sozialen Adaequanz)，主張“應于歷史所形成的國民共同秩序內，將具有機能作用的行為排除于不法概念之外，并將此種不脫逸社會生活上的常規的行為，稱為社會相當行為。”(11)實際上是把形成于社會生活中的國民觀念作為解釋構成要件和違法性的指針。在日本，大塚仁認為：“刑法理論要盡可能地符合一般人的感覺來構成。法律既然是社會的規范，法律理論就不能是只要法律家能夠理解就行的，至少在結論上，需要社會一般人的認同和接受。”(12)大谷實指出，犯罪的本質是違反社會倫理規范的法益侵害行為，而社會倫理規范是以社會一般人認為妥當的行為為標準的。他還反復強調，構成要件是以社會一般觀念或社會心理為基礎的可罰行為的類型(13)，所以“構成要件的解釋必須以社會一般觀念為基礎。”(14)

因此，相對理想的刑事判決應當是能夠得到社會上大多數認同和支持的判決，而相對合理的刑法理論也一定是能夠與一般公眾的普遍觀念相契合的理論，“合理地解釋、適用刑法，就是在文本用語的最大含義范圍內，選擇適用最符合公眾善惡觀念的含義。”(15)

綜觀中國的刑法理論，不難發現，以正當防衛為代表的緊急行為是我國刑法解釋學中理論和社會一般觀念脫節較為明顯的領域之一。例如，就防衛意思來說，權威的教科書總是為行為人必須具備的防衛認識內容開出一長串清單，要求防衛人在行為之時必須明確認識不法行為的存在、不法侵害正在進行、不法侵害者、不法侵害的緊迫性、不法侵害能夠以防衛手段加以制止以及防衛行為所需要的手段、強度和可能造成的必要損害后果(16)。試問，除非經過特殊訓練，現實中又有幾個人能夠在情況危急、精神緊張的狀態下去逐一“明確”認識這些內容呢？張德軍案件出現后，這種無視社會通念和公眾認知的刑法解釋再度泛起。筆者打算結合前述由該案所引發的兩個問題展開分析，以期“窺一斑而知全豹”。

三、“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的社會觀念化理解

在不法侵害的行為已經完成，但當場使用暴力能夠挽回損失的情況下，是否允許實施正當防衛呢？對此，德、日的刑法理論向來意見不一。日本學者大塚仁主張否定說，他以盜竊罪為例，認為對盜竊罪的既遂時期和正當防衛中不法侵害的結束時期應當作一致性的理解。因此，在盜竊犯罪完成之后，被害人在犯罪現場或其附近從犯人手中奪回被盜財物的行為不屬于正當防衛，而是自救行為(17)。而德國學者羅克辛(Roxin)則贊成肯定說，他認為盡管盜竊行為已經既遂，但是只要小偷還沒有把贓物隱藏到安全的地方，那么對被害人財產權利的侵害就仍然處于正在進行的狀態。所以被害人在小偷逃跑時以強力奪回財物的行為成立正當防衛(18)。

在對張德軍案件進行討論的過程中，有一種觀點就認為：“對作案后逃跑的歹徒進行抓捕和為制止正在進行的犯罪而實施的防衛，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和范疇。”(19)這一觀點在法律界有著不小的影響。例如，盡管成華區人民法院最終認定張德軍無罪，但在其裁判理由中卻只字未提正當防衛成立與否的問題，而負責審理的法官和學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都不約而同地援用刑事訴訟法第63條關于公民扭送權的規定而不是正當防衛的原理來解釋本案(20)。在黃中權案件發生后，法院和不少法律界人士都一致認為，歹徒搶劫得手后逃跑意味著不法侵害已經結束，“只有歹徒舉著刀對著司機砍，威脅正在進行，司機才算是正當防衛。”(21)然而，如果堅持以社會公眾的一般觀念來指導刑法解釋，那么盡管搶劫、搶奪、盜竊等犯罪已經既遂，但只要犯罪人仍處于在現場附近的被追捕狀態之下，就應當認為不法侵害尚未結束。理由如下：

第一，從刑法的立法目的來看，犯罪既遂不是認定正當防衛中“不法侵害”已經結束的絕對標準。

刑法之所以將既遂和未遂嚴格地加以區分，是為了能夠在司法實踐中準確地認定犯罪行為的法益侵害程度，從而為正確量刑奠定基礎。在此，立法者所預設的既未遂判斷主體是具有專業知識的法官，而判斷方法則是事后客觀的認定。然而，刑法第20條第1款對不法侵害之存在時間的規定，其目的僅僅在于將公民的合法防衛行為限定在可以即時挽回損失、保全法益的范圍之內，而不是為了確定犯罪人刑事責任的大小，所以正當防衛中不法侵害的結束沒有理由非要與犯罪的既遂保持一致。另外，立法者也必然會考慮到：首先，正當防衛的實施者以及防衛時機的判斷主體大多是普通的公民，因此，不法侵害是否正在進行就必須符合他們的一般認識；其次，普通人在遇到緊急的情況時，也不可能像法官審判那樣去精細地區分既遂與未遂。當實施搶劫、搶奪的行為人已經取得財物但還沒有逃脫被害人和周圍群眾的追蹤時，一般人都會認為即時挽回財產損失的時機尚未喪失，權利侵害還可以馬上被制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能機械地套用犯罪既遂的理論，簡單地斷定不法侵害已經結束，從而不近人情地剝奪了公民實施正當防衛的權利。

其實，這個道理也同樣適用于對不法侵害是否已經開始的認定。為什么刑法理論一致認為，雖然從實行行為著手的理論來看不法侵害尚未開始，但是合法權益已經直接面臨侵害的急迫危險時也可以實施正當防衛(22)呢？這是因為，按照普通公民的感覺，在不法侵害已經步步逼近、再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喪失制止犯罪的良機時，就應當果斷地進行防衛。這時，法律就沒有理由要求公民嚴守犯罪著手的教條，只有等到按照教科書上的規定犯罪人已經開始著手實行的那一刻，才能去實施或許早已是回天乏術的“正當防衛”。

第二，對事后搶劫罪之暴力脅迫的實施時間的解釋，也可以印證筆者觀點的合理性。

日本學者認為，事后搶劫罪與普通搶劫罪是屬于同一性質的犯罪，因此，只有在盜竊行為還沒有終了的情況下，才能夠將行為人實施的暴力、脅迫評價為奪取財物的手段。而盜竊行為尚未終了，是指“在社會觀念上（不是在刑法上）認為盜竊行為還沒有終了”，它包含了盜竊的現場以及與該現場相連接的追還財物或逮捕犯人的情況(23)。同樣，我國刑法第269條之所以規定暴力、脅迫必須“當場”實施，也是為了使暴力、脅迫能夠在實質上被評價為取得財物的方法，從而使之與第263條的普通搶劫罪等值。因此，對于“當場”的理解就必須以社會的一般觀念為指導，認為它不僅指盜竊等犯罪行為的現場，而且還包括行為人剛一離開現場就被人及時發現而被立即追捕中的場所(24)。可見，對正當防衛和事后搶劫罪中時間限定條件的解釋都表明，“將刑法條文規定與社會現象中的事實對應起來，……在符合日常生活思維習慣和道德觀念基礎上作出的法律解釋，往往會產生不容置疑的說服力。”(25)

第三，無論是自救行為，還是公民的扭送權，都不能對犯罪既遂后即時奪回財物的行為作出正確的說明。

如前所述，有日本學者認為，財產犯罪既遂后被害人當場奪回財物的行為不屬于正當防衛，而是自救行為。但是這一觀點存在以下兩個缺陷：首先，按照大陸法系刑法理論的通說，自救行為僅僅以保護自己的權利為限，所以“為了保護國家、公共利益與他人的權利的行為均不能作為自救行為看待。”(26)所以它無法為保護他人權利的義舉找到合法化的根據。其次，自救行為畢竟不是法定的違法阻卻事由，所以其正當化的力度較之于正當防衛而言就明顯略遜一籌。連大塚仁自己也承認：“自救行為只不過是超法規的在解釋論上所認為的違法性阻卻事由，與法律明文規定為違法阻卻事由的正當防衛相比，其要件應當更為嚴格，所以，可以說允許進行正當防衛更有利于對被害人的保護”(27)。另外，公民的扭送權雖然有刑事訴訟法第63條作為其法律依據，但是用它來說明張德軍等人的行為也有不恰當之處。一則法律關于公民扭送權之規定的明確性和可操作性遠遠不及正當防衛，二則張德軍等人之所以追趕歹徒，其意圖雖然也包含有扭送和抓捕，但主要還是為了挽回損失、保全法益，這一主觀心態實際上更符合刑法第20條對防衛目的的規定。

四、防衛限度的社會相當性詮釋

在出現不法侵害人死傷的防衛案件中，如何認定防衛行為是否逾越了必要限度，這是司法實踐和刑法理論長期爭論不休的難題。我認為，對于防衛限度的把握，不能簡單地將不法侵害所威脅的法益與侵害人死傷的結果進行抽象、機械的比較，而應當以社會相當性為指導，站在人們普遍認知和一般情感的立場之上，對案件事實進行綜合考量，從而使刑法解釋對防衛限度的拿捏盡可能地與民眾樸素的公平觀念相符合。具體來說，相當性判斷可以從以下兩個步驟展開：第一，確定判斷所賴以建立的基礎性事實。這些事實包括(1)就不法侵害來說，要考慮法益侵害的嚴重性和急迫性，尤其需要關注在具體社會環境中民眾對這類侵害行為之危險性的普遍感受；(2)就防衛行為而言，需要考察防衛人在特定條件下的主觀狀態和他所采取的具體措施及其強度。第二，刑法解釋者將自己置身于生活在該社會中的普通一員的地位，以一般公民的道德情感和公平意識為判斷標準，對上述兩類事實進行評價和權衡，最終確定防衛行為的方式是否“在各個日常生活的領域中，具有日常性和普遍性，為健全的社會一般觀念所容許。”(28)如果防衛措施在一般人看來是合理而必要的，那就說明行為人在防衛手段的選取和防衛強度的把握上已經盡到了社會公眾所期待的注意義務，所以即使出現了不法侵害者死傷的結果，也不能把它歸責于防衛行為，而應當認為這是任何人從事不法行為必須自行承擔的風險；如果防衛措施明顯超過了一個理性公民憑其道德感和公平觀可以接受的程度，并且產生了假如不對這類防衛行為予以制止和懲戒，就會同樣危及社會秩序和公民安全的強烈感覺時，那就說明該防衛行為已經失去了它得以正當化的法律感情基礎。

在張德軍案件中，出現了不法侵害人一死一傷的嚴重后果，然而為什么絕大多數的民眾都站在張德軍的一面，認為他的行為沒有違法呢？我想這絕非如有的人所言，是由于民眾們抱有“凡是見義勇為，任何后果都不必承擔法律責任”這樣一種“情緒化的非理性的觀點”(29)，而是因為張德軍的行為能夠為他們所擁有的生活經驗和心中的正義感所接受。對此，我們可以做以下分析：

首先，從不法侵害者的角度來看，對于不法侵害之嚴重程度的確定，除了考慮行為侵犯的法益之外，還必須參考特定的社會狀況和人們的普遍感受。正當防衛是正義對不法的反擊，由這一點所決定，不法行為所侵害的法益與防衛行為所損害的利益之間原則上是不需要進行權衡的，只有當兩者的大小對比在一般人看來過分懸殊而無法接受時，才能認為防衛行為超出了必要限度(30)。因此，針對侵犯財產法益的不法行為，也并非不能實施有傷及侵害者生命健康之危險的防衛措施。更何況，在張德軍案件中，胡遠輝、羅軍二人的飛車搶奪行為并非單純侵害財產法益，它同時也可能對公民的人身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在我國某些地區，目前駕駛車輛奪取財物是一種常見、多發的犯罪，而且行為人對財物實施暴力搶奪又極易造成猝不及防的被害人傷亡。所以，人民群眾對飛車搶奪深惡痛絕，而司法機關也將其與搶劫并列作為重點打擊的對象。2005年6月8日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1條列舉了駕駛車輛奪取財物可能構成搶劫罪的三種情形。在德國和日本，雖然刑法典并沒有規定搶奪罪，但刑法學者普遍認為，利用行駛的機動車搶奪財物的行為，可以評價為使用暴力奪取財物從而構成搶劫罪(31)。正因為駕駛車輛搶奪具有這樣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所以對搶奪者實施帶有暴力性質的防衛措施能夠得到人們的支持和理解，而不會使一般民眾感覺“做得過分了”。

其次，從防衛者的角度來看，行為人采取的措施及其強度是否必要，應當根據人們一般的生活經驗來加以考察。法律解釋者需要考慮，假如一般人處于防衛者的地位，當面對案件發生時的那種具體境遇時，采取何種措施是合情合理的呢？張德軍防衛措施的適當性可以從以下兩個角度得到證明。第一，就防衛人所用的工具來說，胡、羅二人搶得項鏈后騎摩托車逃走，這時張德軍身邊最為便利的追趕工具就是自己正在駕駛的轎車，況且也只有使用轎車才可能追上高速行駛的摩托車。第二，就防衛人所采取的手段及其強度而言，與張德軍同行的兩名群眾已經在追趕的過程中責令胡、羅二人停車，但他們非但不聽，反而高速蛇形行駛試圖擺脫追趕，于是，張才不得已實施了短距離并行逼堵的方式。即使在這時，張也只是希望逼停歹徒的摩托車，而并沒有實施直接的撞擊。

最后，以生活于該社會中的一般人的公平觀和道德感對以上兩方面事實進行綜合評價。為什么人們會說：“如果劫匪真的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就應該停車放棄逃跑，……我們不去指責劫匪自己對生命的淡漠，反而將責任強加于見義勇為的司機，又何忍其心？”(32)“如果真的追究了張德軍的刑事責任，那以后哪個還敢去見義勇為？”(33)原因就在于：第一，只要行為人的防衛行為在一般社會觀念上被認為是適當和必要的，那么就意味著他對防止不當結果的發生已經盡到了義務。此后再出現任何嚴重的后果，那都是不法侵害者鋌而走險、咎由自取的結果。不法侵害者作為一名公民固然擁有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但法律不能因此而走向一個極端，要求防衛人必須負責保護他的人身不受任何傷害。正如羅克辛 (Roxin)所言：“假如小偷們知道自己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生命危險，那么，這無異于在鼓勵最嚴重的盜竊。”(34)在張德軍案件中，短距離逼堵行為是在防衛人仁至義盡但毫無收效的情況下，為阻止犯罪嫌疑人進一步逃竄而使用的必要而正常的措施。假如這時法律還一味地強調對不法侵害者的人身權利也應當給予充分的保護，那么就無異于要求張德軍等人放棄追趕(35)，但任何一名具有基本正義觀念的公民都不會接受這樣的結論。第二，中國人長期以來信奉“見義不為，無勇也”(36)的道德標準。同時，在當今這個互助精神日漸淡薄而治安狀況尚未根本好轉的社會，人們自然希望看到更多懲惡揚善的義舉出現，所以也期待法律能對保護他人利益的防衛者給予更多的寬容。曾經有學者提出，在刑法中增設見危不救等罪名是提高國民精神文明的一條有效途徑(37)。但是，與其通過在立法上擴大懲罰面的方式強制一般公民去履行救助義務，還不如對刑法中早已存在的正當防衛作出更有利于防衛人的解釋，從而以贊許和鼓勵見義勇為的方式弘揚公民之間的互助精神。第三，防衛人在行為時處于精神高度緊張的狀態，所以急迫的情形也不容許他去周全地把握分寸。刑法解釋“不能以事后對客觀環境和雙方力量對比的冷靜判斷來苛求防衛人，而必須設身處地的考慮防衛人當時所處的實際情況，否則就是強人所難，給見義勇為者設置障礙”(38)。如果司法機關僅僅因為出現了不法侵害人死傷的結果，僅僅因為單方面強調對不法侵害者的人權保障，就認為防衛行為過當，那就意味著行為人要么停止防衛，要么在防衛時處處小心、全程保護侵害者的人身安全。這樣一來，法律豈不成了不法侵害者的護身符？“正沒有必要向不正讓步” (Das Recht braucht dem Unrecht nicht zu weichen)(39)的法律精神又如何得以彰顯？

行為無價值論的首倡者韋爾策爾(Welzel)曾經指出，法益侵害說偏重于結果的無價值，以為侵害法益就是違法，這不僅是以偏概全，同時也不能充分說明違法性的本質。“有秩序的社會生活必須發揮生氣勃勃的正常機能，可知法律所禁止者，僅是有秩序的社會生活中超過正常機能的必要限度的一切侵害行為。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縱發生某種程度的法益侵害，既系無從避免，如屬于社會相當行為，仍非違法。”(40)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長期以來都存在著一旦出現不法侵害者死傷，就認定為防衛過當，防衛人就一定要負刑事責任的現象(41)。這實際上就是只重視客觀損害結果，而忽略了對行為方式的社會相當性和民眾認同感的考量。難怪在對張德軍案件討論的過程中，有網友就對一些法律專業人士的意見提出質疑：“請問中國的法律‘專家’：在見義勇為中我怎樣才能掌握好那個‘度’？”(42)

五、結語

“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往往以為自己是在代表人民說話，但實際上我們往往是從自己的生活境遇出發思考問題，或美其名曰，要啟蒙。我們往往依據一種所謂的普適的原則來說話，我們往往并不真正理解基層社會的普通人究竟需要些什么。”(43)也許是為了法治意識的早日普及，也許是為了對中國古代那種在西方法治原則看來是有損制定法權威的“法本原情”傳統進行清算，我們的刑法學一直以來似乎過分渲染了國法與人情之間的沖突，過分強調了法律理性思維與大眾一般觀念之間的對立。然而，只要維護社會的正義觀念和基本倫理仍然是刑法的重要目標，只要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不斷接近實質正義并合理解決現實問題是刑事司法的努力方向，只要刑法學者是以建立公眾對刑法的信仰為己任，那么刑法解釋學就必須對普羅大眾的樸素情感和一般認知給予充分的尊重和關注。張德軍案件揭示了正當防衛中法律解釋與公眾觀念相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時也為刑法學其他領域的解釋提供了啟示。

注釋:

①參見胡強、張曉東：“見義勇為反被訴犯罪法院判決張德軍無罪”，載《法制日報》2005年12月8日；“‘見義勇為撞死賊無罪’成典型案例引發各界關注”，載《法制日報》2006年9月1日。

②參見“‘的哥’撞死劫匪是義舉還是犯罪”，載《人民公安報·交通安全周刊》2005年4月2日。

③參見“‘見義勇為撞死賊無罪’成典型案例引發各界關注”，載（法制日報）2006年9月1日；尹曉華、岳川、吳軍：“見義勇為的困惑”，載《四川日報》2005年10月31日。

④參見尹曉華、岳川、吳軍：“見義勇為的困惑”，載《四川日報》2005年10月31日；王剛橋：“法律豁免見義勇為‘傷害’有理有據”，載《羊城晚報》2006年9月2日。

⑤張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開》，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

⑥［美］伯爾曼著：《法律與宗教》，梁治平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頁。

⑦周光權：“論刑法的公眾認同”，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1期。

⑧顧嬋娟、劉金平：“罪刑法定原則與刑事司法”，載《河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⑨［意］貝卡里亞著：《論犯罪與刑罰》，黃風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5頁。

⑩盡管法學家們的確是在真誠地為實現中國的法治而奔走吶喊，但是目前不少民眾卻對刑法專家的意見抱有一種不信任、不理解甚至是反感的情緒。我們只要關注一下報刊和網絡就不難發現，無論是對劉涌案件的爭論中，還是對張德軍案件的討論中，這種情緒都是非常明顯的。對于民眾和專家之間的這種隔閡，我們恐怕不能簡單地以一句“曲高和寡”掩飾過去，事實上法學家自身就有不少值得反省之處（參見林東品：“劉涌案折射出法學家的悲哀”，載《檢察風云》2004年第2期）。我認為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以往的刑法解釋缺少了對普通民眾正義觀念的體察，缺少了對一般人是如何看待法律問題的關注，因而導致人們感受不到刑法學家是在為他們的利益說話，感覺不到學者的理論是在為自己營造一個更為公正和安全的社會環境。

(11)黃丁全：“社會相當性理論研究”，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5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頁。

(12)［日］大塚仁著：《犯罪論的基本問題》，馮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74-75頁。

(13)參見［日］大谷實著：《刑法總論》，黎宏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82、105、162頁。

(14)［日］大谷實著：《刑法總論》，黎宏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頁。

(15)張武舉：“刑法倫理解釋論”，載《現代法學》2006年第1期。

(16)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頁。

(17)參見［日］大塚仁著：《刑法概說（總論）》，馮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324頁。

(18)參見［德］克勞斯·羅克辛著：《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頁。

(19)尹曉華、岳川、吳軍：“見義勇為的困惑”，載《四川日報》2005年10月31日。

(20)參見“‘見義勇為撞死賊無罪’成典型案例引發各界關注”，載《法制日報》2006年9月1日。

(21)“‘的哥’撞死劫匪是義舉還是犯罪”，載《人民公安報·交通安全周刊》2005年4月2日。

(22)參見陳興良著：《正當防衛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頁；張明楷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頁。

(23)張明楷著：《外國刑法綱要》，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17-618頁。

(24)參見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下）》，中國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7頁。

(25)王鈞：“刑法解釋的常識化”，載《法學研究》2006年第6期。

(26)周光權：“被害人使用強力奪回被搶被盜財物的處理”，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判解》（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頁。

(27)［日］大塚仁著：《犯罪論的基本問題》，馮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頁。

(28)［日］大谷實著：《刑法總論》，黎宏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頁。

(29)尹曉華、岳川、吳軍：“見義勇為的困惑”，載《四川日報》2005年10月31日。

(30)參見［德］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著：《德國刑法教科書》（總論），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18頁。

(31)參見張明楷著：《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頁。

(32)王剛橋：“法律豁免見義勇為‘傷害’有理有據”，載《羊城晚報》2006年9月2日。

(33)“張德軍見義勇為被告案”，載 imlawyer. org/ReadNews. asp? NewsId=200/2006年12月15日。

(34)［德］克勞斯·羅克辛著：《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51頁。

(35)有學者就認為，見義勇為值得肯定，但“見義巧為”或“見義智為”更值得提倡，張德軍應當采取尾隨跟蹤、記住車牌號籌辦法，將自己了解的信息告訴警方，由公安機關來處理（參見余義勇、吳軍：“市民張德軍成被告引人關注”，載《四川日報》2005年10月26日）。但是國家之所以規定正當防衛等緊急行為是合法的，就是為了鼓勵公民在無法立即得到國家機關法律保護的緊急情況下及時地維護法益。按照這位學者的說法，一切正當防衛都是不必要的，人們只需等待國家機關的保護就行了，這顯然是違背日常生活經驗和民眾正義觀念的。

(36)《論語？為政》。

(37)參見范忠信：“國民冷漠、怠責與怯懦的法律治療”，載《中國法學》1997年第4期。

(38)高銘暄主編：《刑法專論》（上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頁。

(39)［日］大塚仁著：《刑法概說（總論）》，馮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頁。

(40)黃丁全：“社會相當性理論研究”，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5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頁。

(41)參見周光權：“論刑法的公眾認同”，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1期；陳興良著：《正當防衛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頁。

篇9

論文摘要：金融控股公司這種混業經營模式已經成為金融發展的大趨勢。在我國現實經濟生活中，各類金融控股公司在法律間隙中生存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出于脫法狀態，蘊含著極大的風險，因而加強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及監督工作顯得尤為迫切。本文簡述了中國控股公司的立法狀況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對我國金融控股公司監管的立法構想，希望能夠制訂出一部適合我國國情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完善和健全我國的金融監管體系。

一、我國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現狀

我國現行法律規定金融業總體上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管理”，不過修改后的《商業銀行法》第43條規定了“但書”，即“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從事信托投資和證券經營業務，不得向非自用不動產投資或者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但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這使得在銀行業基礎上組建和發展金融控股公司有了一定的法律空間。金融業界和理論界對于與國際金融業接軌，修改《證券法》、《保險法》等金融法中的相關限制，逐步發展金融業綜合經營的呼聲日益高漲，并且也有一些切實可行的立法與政策建議。此外，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2003年9月召開了第一次聯席會議并簽署了《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以下簡稱《備忘錄》)，該《備忘錄》第8條規定：“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應堅持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原則，對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團公司依據其主要業務性質，歸屬相應的監管機構，對金融控股公司內相關機構、業務的監管，按照業務性質實施分業監管。”初步確立了對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牽頭監管制度。

二、目前我國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的問題和監管盲區

1.我國金融法制構架中缺少了對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規范。目前，我國仍舊秉持傳統的立法觀念，按照“宜粗不宜細”、“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的原則開展立法活動。在金融控股公司監管的立法問題上，直接導致立法嚴重滯后，以至于在金融控股公司實踐了數年之后，尚無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計劃。

2.我國現行金融法制中監管漏洞使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缺位且制度設計失靈。首先監管制度供給不足。根據對上一問題的分析，我國目前尚無對金融控股公司進行監管的專門法律制度。《備忘錄》雖然規定了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原則，但仍存在《備忘錄》不是法律，對金融控股公司沒有強制力；對產業資本控股模式的金融控股公司監管規定不明確等問題。

三、我國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之探討

1.立法模式

我認為，我國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形式應當借鑒這種整體修法的先進立法技術制定一部單獨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利用整體修法的立法技術在《金融控股公司法》整合和修改《公司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中不符合金融控股公司發展所必需的條款，加入經營規則、監管制度等內容，從而形成內容完備具有較強可操作性的現代金融法律。

2.從法律上明確金融控股公司的性質

在我國，金融監管技術和手段并不發達，更應當將企業和銀行分離，我國金融控股公司的性質，可參照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的相關規定，其本質特征有二：首先，金融控股公司是純粹控股公司。母公司不從事具體的金融業務，而專事整個集團的戰略管理和風險控制，主持和協調各子公司的合作；其次，金融控股公司是以股權控制為紐帶組建的金融集團，由于母公司沒有具體業務，其全部資金可用于對子公司的控股上，因此其在資本運作方面具有較高效率。

3.監管機構之選擇

目前學界有一個共識，就是應當由綜合性監管機構對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進行全面監管，而且該綜合性監管機構還應具有協調各專業監管機構的職能。但目前對綜合性監管機構采取新設一個金融監督委員會，還是將綜合性監管職責賦予中國人民銀行仍有爭議。我贊成采取將綜合性監管職責賦予中國人民銀行的做法比較可取。因為，“一行三會”是我國當前金融監管機構設置的客觀現實，賦予央行綜合監管職能適應我國當前的金融監管形勢，也避免了新設金融監管機構所帶的未知影響。

4.經營規范之構建

總的來說，對于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法》的制定，其中亦至少包含以下幾方面的經營規則：

（1）轉投資的限制。金融控股公司是以投資、控制及管理金融相關事業為目的的，一般而言，其轉投資的對象只能以金融相關事業為限，從而保證金融控股公司以經營相關業務為主，以防止其跨業于實業部門。

（2）資本充足性要求。資本是金融機構賴以從事一切業務的基礎，也是應付意外事件的緩沖器。我國金融行業的資本充足率不高，在資金實力不足的情況下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會把已經很脆弱的銀行風險擴散到整個集團，危險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危，因此，在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法》中有必要根據巴塞爾協議制定對金融控股公司資本充足性的基本要求，以適用于銀行和控股公司的并表資產狀況。

（3）內部防火墻的制度安排。借鑒國際上的成功經驗，在我國《金融控股公司》中制定相應的內部監管“防火墻”條款，如設置資金、業務和規模的“防火墻”，設立信息安全的“防火墻”，設置市場化管理的防火墻。

（4）子公司的救援機制。由于金融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在財務上應視為一體，所以金融控股公司應當成為其子公司的力量源泉，當其子公司財務發生困難時立法應當規定集團公司有救援的責任，以免金融子公司倒閉而造成金融市場的不安。

參考文獻

［1］黎四奇：《金融企業集團法律監管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2］西：《盡快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中國金融，2008年第七期.

［3］王文宇：《控股公司與金融控股公司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篇10

近年來，“”問題日益突出，國家三令五申，教育部也再次印發通知，要求嚴厲查處高等學校學位、行為。然而調研發現，“一字千金”之下，市場依然明目張膽，從拉客引流、，到后續的修改答辯、刊物，已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這些行為不僅會阻礙高校教育和大學生隊伍的正常發展，更會影響我國教育質量和水平的提升。基層反映，“”屢禁不止凸顯四方面問題，亟待“剎車”整治。

一是市場供需兩旺。當前市場需求量大、有利可圖，許多平臺雖屏蔽了“”等關鍵詞，但部分“商家”仍為規避監管，改頭換面、鋌而走險。例如，在新浪微博搜“”，提示“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搜索結果未予顯示”。然而，改用“”等搜索，仍有大量結果，部分“熱門”微博點贊量上千，轉發量上百。隨機在QQ加入一個有1988名成員的“論文”群，用戶“金筆工作室”稱，“本群指定管理，需的同學私聊我”。還有一些網站，披著“論文云平臺”“期刊資訊”的馬甲，從事。

二是學校審核漏洞。當前部分學校對學生論文的審核方式過于簡單，對論文的來源不去深究，加之部分大學生存在“重就業、輕學術”的思想，在畢業季時爭相參加競聘崗位、對接工作，而對學術論文則潦草應付。據大學生夏某反映，他身邊同學就存在花錢的現象，雖大多數同學認為此種方式并不合理，但由于學校在對論文審核時，只以“重復率”為重要標準，難以辨別其論文的“真實性”，從而導致其他學生也無可奈何。

三是法規亟待完善。國家先后《關于在學位授予工作中加強學術道德和學術規范建設的意見》和《學位論文作假行為處理辦法》等文件，對、等行為明確了處罰規定，但規定仍存在片面性和執法難問題。如，相關規定只涉及作者署名權不能轉讓給他人，但轉讓行為并不違法，只是不受法律保護。濰坊市泰威律師事務所律師介紹，由于在方面跟進執法處罰的方式偏少，加之部分高校對“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導致買賣雙方有恃無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