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傳播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國際傳播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美國學者詹姆斯•凱瑞在其著作《作為文化的傳播》里,將傳播的路徑抽象為兩類——“傳播的傳遞觀(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傳播的儀式觀”(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傳播的傳遞觀”源自地理和運輸方面的引喻,被認為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圍內拓展信息的一種模式,這是傳統傳播研究的一種重要思路;而凱瑞更為認同的傳播路徑是后者,他將“傳播的儀式觀”定義為“以團體或共同身份把人們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禮”,提出傳播實質上是一種通過符號來使現實得以生產、維系、修正和轉變的過程,是一種分享意義的文化儀式。

從本質上講,國際傳播是一種跨文化傳播。跨文化的交流是來自不同文化體系的個人及組織、國家等社會群體之間進行的信息傳播活動。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為準則和價值判斷,而這一切又會影響傳播方式和傳播對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在國際傳播中,如果缺乏對傳播對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己方的價值尺度去評判他方的行為,常常會引發歧義、曲解,甚至造成沖突。

文化差異制約著文化交流的有效進行。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實際上就是克服文化差異的過程。國際傳播中影響跨文化交流的障礙主要有三個:一是傳者處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對事物的判斷往往表現出不同的價值取向,而這會影響到對新聞事件的取舍和報道中的態度;二是傳播過程中會因為語言、文化習慣不同,帶來表現方式和風格的不同,從而造成認知上的偏差;三是受者接收心理的差異,也會帶來主觀評價的多義性。

要建立一套適合全球的話語體系是十分困難的。任何國際傳播都承擔著弘揚本民族文化和吸收世界優秀文化的雙重責任,同時還要克服傳播的消極因素。目前,國際傳媒通常采取兩種態勢:一方面,加速本民族文化的現代化,以其突出的民族特色和時代感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實行本土化的傳播版圖擴張策略,不但內容本土化,合作伙伴也實行本土化,針對不同地區的受眾特點,提供不同形態、不同面孔、不同包裝的內容產品,以符合接收者的風土人情和文化心理。即以文化的融合來適應跨文化傳播的原則要求,力求在全球化語境下報道世界。

事實上,任何從事跨國界傳播的全球性媒體,都不可能真正超越國家、超越意識形態、超越文化,成為“無國籍”的“世界公民”。任何媒體都不可能脫離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獨立生存,而且傳受雙方均處于不同的文化價值體系,這使得在許多情況下,對國際事務的評價不可能形成統一的標準。因此,跨文化交流中的沖突、溝通與理解將會長期并存。

二、單向度的媒介帝國主義

加拿大經濟史家、傳播學家英尼斯于1950年提出了著名的“傳播偏向論”和“帝國模式論”。在其著作《傳播的偏向》和《帝國與傳播》中,他沒有給“帝國”下定義,而是將概念建立在傳播媒介的性質偏向上,對歷史模式做出了有深度的解釋。這把解釋的鑰匙就是他的“偏向論”——媒介、傳播、時間、空間、政治組織和宗教組織都有各自的偏向。主導媒介的時間偏向表現在它對文化和制度產生的影響上。倚重時間媒介的文明固守傳統,強調連續性,突出社會的黏合力,緊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傳統。相反,所謂空間偏向的文明是:強調地域擴張,強調中心對邊緣的控制,世俗制度發達,宗教體制薄弱,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社區生活逐漸瓦解,甚至衰亡,個人主義盛行。

國與國之間不能不交往,然而這種交往并不總是平等的關系。以美國學者伊曼努爾•華勒斯坦為代表的“依賴/全球系統論”(Dependency/WorldSystemTheory)認為,在全球系統中,所有國家通過交往而相互依存、聯系,經濟一體化將各種文化、政治整合在一起。然而經濟力量的差異導致了國與國之間交往的不平等。發達國家總是利用自己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優勢,將一些不平等的新聞交流條件強加于發展中國家頭上,并對發展中國家予取予求,使得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從而造成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在各方面的依賴。

然而,相互依存的全球系統是一個動態發展的國際網絡。由于國際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的此消彼長,導致了國際關系的不斷調整和變化,因此,國際傳播中的信息流動實際上便是國際關系發展、變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

1971年,美國學者嘎爾滕提出的“中心-邊緣結構”(Center-PeripheryStructure)概念認為,在“中心-邊緣”結構中,發達國家處于中心地位,發展中國家處于邊緣地帶。這種結構實質上是全球帝國主義的表現。

國際傳播領域的帝國主義表現在經濟、政治、軍事、傳播、文化五個方面。其中,傳播作為當今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反映了世界范圍內信息交流過程中不平等的權力話語關系。在信息時代,傳播科技的跨越時空特性使得中心國家能憑借雄厚的財力和科技成果,通過全球性通訊社來操控世界范圍內的新聞傳播,從而達到新的殖民主義。最明顯而直接的形式便是大量向邊緣國家傾銷傳媒產品,形成了以單項流通為特色的媒介帝國主義。

中心國家在國際新聞傳播中充當主角的表現形式有兩種。首先,作為產品形式的國際新聞傳播,絕大多數內容都是關於中心國家的報道;其次,作為國際新聞傳播領域最大的傳播者,在國際新聞輸出和期刊貿易的數量上占據著中心地位。邊緣國家由于沒有占據全球傳播系統的中心地位,任何產生于或關於這些國家的報道都得通過更多關卡的過濾,方能在國際新聞中聊備一格。

按照通常的分類法以及考慮到不斷變化的新聞中心等因素,現在的“中心-邊緣”國家劃分情況是:美國、西歐(特別是英、德、法)、日本、加拿大為中心國家;其他歐洲國家(如瑞典、瑞士、俄羅斯)、亞洲的中國、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埃及為半邊緣國家;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包括獨聯體的一些國家)則被劃為邊緣國家(Chang,1998)。

三、重構文明的全球化走向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一書中寫道:“地球是圓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攤平或鏟平,全球化也正在進入繼國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3.0時代,即個人全球化時代。”

處于全球化時代,媒體將為人類呈現一個無比透明的地球,不同地域的距離將被極大地拉近,人們朝夕相處,不分彼此,合而不同,欣賞和關心著對方的文化和現狀。這時,媒體將很難分清對內、對外,而是要具備人類共通的價值取向。

實際上,自全球化理論出籠之日起,西方學者就沒有停止過對它的質疑。赫茲和湯普森認為,現代社會充其量是一個國際化的社會,某些鼓吹新自由主義的政府巧妙地利用技術進步,在制造貿易和資本流通全球化假象的同時,事實上拉大了區域間的貧富差距,為自身積蓄著統治世界的力量。《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夫尖銳地指出,全球化是人們在興致勃勃地享受技術發展帶來的全球化便利時,面對斑斕世界所產生的錯覺,其實它是政治家宣傳的結果,全球化進程將永遠局限在民族國家范圍之內。

全球化不是單極化、西方化、同質化,不是全球資本主義化。全球化有不同的領域和層次,在每一個層次上,全球化都是一個理想而又不能完全實現的目標。全球化不應該也不可能磨滅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差異,更不能消解各個國家的。

全球化與多元化既是對立的兩極,也是相反相成的同步歷史進程。只有超越二元對立的僵化思想,尋找兩極之間的平衡,才能創造一種有利于世界各國人民和各種民族文化的全新的全球文化,而不是武斷地以任何一種民族文化作為全球文化的中心或主導。

其實,廣義的全球化是一個貫穿人類歷史的進程。全球化是人類文明重構的過程,各民族必然要重新對自己的文化進行審視、判斷、篩選和定向。由隔膜走向交往,由自給自足走向世界市場,由相爭、相搏走向多元一體,在各種矛盾對立中走向和諧統一,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全人類的唯一選擇。

參考文獻:

[1]張振華.堅持實事求是改進國際傳播.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3).

[2]金初高.當代世界傳播研究.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9.

[3]劉繼南.國際傳播與國家形象.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86-405.

[4][美]詹姆斯•W•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華夏出版社,2005.

[5][加]英尼斯.傳播的偏向.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篇2

［關鍵詞］市場；互聯網；服務意識；民族主義；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最熱門也是最敏感的話題。事實上，思想文化領域的全球化比經濟和科技領域都來得廣泛而不引人注目。如何應對這一沖擊是一個目前不容回避的問題。這不是簡單的互通有無的過程，而是激烈的生存競爭，它關系到世界占大多數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人民生活的幸福和尊嚴。

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無疑是國際大眾傳播媒體。這些傳媒依靠現代電訊手段，把信息傳達給遠距離的受眾。有一定規模的國際傳播始于短波廣播出現之后。20世紀末，國際傳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即以互聯網為媒體的互交式傳播為特征的“無中心”傳播。有人指出，互聯網的出現，使大眾傳播一夜之間變得“平等、民主”化了。但問題依然存在，如：在交流的過程中不可能擺脫一種幾乎是終極的阻礙——文化差異的存在，而文化的差異又被不平等的文化勢力固化了。

無論如何，國際交流以一日千里的信息革命形勢為依托，正成為新世紀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地球村上的每個成員都有可能利用這一重新洗牌的機會，在國際傳播業中重新調整策略。不僅在技術上，而且在體制上、觀念上經歷一番脫胎換骨的演變，從而在勾畫新的國際傳播格局中有所作為。

作為宣傳的國際傳播

國際傳播的出現一開始就與政治緊密關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廣播便是一個散布威脅言論的機關。

1923年，德法之間為魯爾事件展開有史以來第一次廣播戰爭。1927年，各國為了反擊別國的敵意宣傳，英、法、荷、比、葡均紛紛建立電臺，加強發展國際廣播以鞏固其殖民地。

蘇聯于1929年建立了國際廣播電臺，從事對外宣傳。

在第二次大戰中，廣播戰登峰造極，德國使用恐怖戰略，對捷克、波蘭、荷蘭、挪威等國從事宣傳戰。1941年，德國計用88個短波臺對歐洲廣播，但不準其人民收聽廣播，否則處死刑。

1942年，戰時新聞局（officeofwarinformation）授權發展心理作戰及國際廣播。1942年成立了美國之音。1948年，美國國會授權“美國之音”從事國際宣傳，由國務院管轄。

“國際廣播電臺即是外交的工具，其服務項目之一便是播出由政府提供的官方或半官方聲音，這些聲明可能以通告、報道、政策演說等方式播出。”①

可以說政府機構是國際廣播的始作俑者，沒有國家的介入，國際廣播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國際廣播電臺國際廣播可以說都是以宣傳為目的的。

到了冷戰時期，國際輿論的斗爭也多半是依靠國際廣播和后來的國際電視網來進行的。冷戰結束后，國際大眾傳播行業里的對抗意識仍然主導著它的總體策略。

國際傳播的市場化

冷戰結束以后，對抗由兩極變為多極，對抗的焦點已由意識形態轉為對國際信息市場的爭奪。

從80年代開始，商業電視媒體看到了開拓國際市場的可能性。媒體巨頭通過文化交流和新聞自由的名義在發展中國家推銷自己的節目和取得播映權。1980年6月1日，有線電視新聞廣播公司的全新聞頻道開播，它主要通過衛星－有線傳送系統向世界各國的用戶播出節目，它標志著商業性國際電視廣播的崛起。1993年，CNN國際臺總收入9300萬美元，贏余不多，到1994年，它單單利潤就達到6600萬元。

CNN在商業上的成功和在國際傳播中的影響，推動了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家先后開辦了以新聞報道為主的對外電視廣播，同時也吸引了許多商業廣播公司紛紛開辦各類衛星電視頻道。

1991年5月香港衛星電視臺開播后大獲成功。1993年、1995年，該臺的全部股權先后賣給了國際傳播界巨頭魯珀特·默多克。衛星電視臺的節目通過亞洲一號通信衛星覆蓋亞洲的近50個國家和地區，根據1997年的數字，全球收看衛視的約有4200萬戶。

國際傳播從政府行為轉為商業行為是一個大的跨越。它大大減弱了國際傳播中的火藥味，部分傳播的主要驅動力從意識形態宣傳轉為收視率和廣告利潤。市場和利益的威力是巨大的，曾經是孤獨的領域如今一下子充滿了推銷者的殷勤。他們使國際傳播體系變得多元化了，形勢也變得尤其的復雜。這些老到的電視業資本家在大把掏錢占領空中覆蓋面的時候，非常清楚他們在干什么：只要信號接受的技術障礙一旦克服，觀眾的收視品味和偏好都是可以引導的；他們相信優秀的質量和服務戰無不勝。

在新的形勢下，雖然意識形態的斗爭淡出背景，但商人決不會把贏利放在損害本國利益和形象的前提下的。即使是一向以客觀、公正為己任的新聞通訊社也不會例外。

“近年經傳播學者研究證明，世界性與地區性之新聞通訊社均以其本國利益為前提，并非以服務世界或地區利益為目的，由此可斷言，國家通訊社乃是國家利益的發言人。”②

同時商業化趨勢也強化了世界范圍內文化發展的兩極分化。而且通過商業推銷的往往不是文化的優等貨色，而是迎合中低層的快餐型消費。

市場化隨著傳播科技的飛速發展已經嚴重地威脅著弱勢文化。以歐美為主的發達國家銷售的文化產品帶有強烈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色彩，這種文化產品通過跨國媒體公司的推銷，在發展中國家產生著潛移默化并且是根本的影響。譬如，西方文化正在改變著本土文化精英的語匯，他們即便是在捍衛本土民族文化的時候也離不開用西方的概念和理念作為批評的基礎。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計劃基本上是追隨西方的摹本，那些接受西方思想最早的文化和技術精英實際上已經無法擺脫全盤西式現代化的大語境。

互聯網帶來的“信息革命”

20世紀90年代初，超本文電腦語言的發明和適合家用電腦使用的網絡瀏覽器的出現使互聯網被推到了信息革命的前沿，它實際上更是一場大眾傳播的革命。一批網絡和電腦技術人員迅速以一種嶄新的項目和方式在電信和傳播界拓出一片領地，強烈地沖擊著傳統的傳播媒介。

互聯網的傳播有很多優勢，其中信息的高度平等是最具沖擊力的。這一特征一下子扭轉了大眾傳播權利對資本越來越多的依賴。然而，資本是無孔不入的，資本在尋找增值的機會，技術發展的后勁也要靠資本。掌握一定資本和管理資源的傳統傳播媒介為了維護它原有的地位紛紛主動介入互聯網，試圖利用他們的內容采集編播優勢奪回失去的部分領地。但是，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尖端技術人才仍被新興網站公司擁有。爭奪網絡人才的戰斗方興未艾。資本的流動也已經大幅度轉入互聯網業，它迫使這一繼報紙、廣播和電視之后的“第四媒體”的發展漸漸呈集中化趨勢，強強聯合，大魚吃小魚之類的兼并每天都在發生。有人擔心這種集中會改變互聯網的自由、平等的性質。這種擔心也不是多余的，如果沒有相關的立法，優勢網絡公司可以大批量地發展強大的病毒武器攻擊競爭對手，互聯網上的“暴力”會迅速增加，而最終稱霸的必然是大政府、大財團擁有的門戶。

互聯網的優勢是明顯的，它的影響還只是初顯端倪。誰抓住了這一發展機會，誰就會在這新興的國際傳播舞臺上站住腳。對企業來說，這意味著廣告效應；對文化來說，它提供了一個效率極高的同時是無限廣闊的傳播和交流的天地；對社會來說，它或是增強社團凝聚力，或是分化它的組織；對國家來說，它關系到國家形象的樹立，做得好有利于國家的外交，做得不好，它危及政權的存亡。

互聯網上信息的低質量和網絡行為的無政府主義也增加了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很多像泡沫一樣的消息網點在著無數未經證實的消息，事實和謠言混淆不清，無聊的內容也一樣在消耗年輕人的時間。此類“非正規教育”正在把我們下一代引向何處，是個令人堪憂的問題。

總之，互聯網已經毫無疑義地成為21世紀國際傳播的最主要媒體。互聯網一度讓所有人——窮的富的、強的弱的站在了一條差不多的起跑線上，一些能把握機遇、做出正確對策的弱勢群體就有可能完成一次發展的飛躍，從而過上揚眉吐氣的生活。

國際傳播的對抗意識和服務意識

如前所述，國際傳播從他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打上了“宣傳”的烙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盟國和協約國之間的宣傳與反宣傳可以說是國際大眾傳播的原型。蘇聯和英國是兩個最早開始國際傳播的國家。冷戰時期中，美蘇在意識形態的宣傳上是白熱化的，他們所進行的國際輿論斗爭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國際廣播和后來的國際電視網來進行的。這種對抗原來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出現，現在多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政治經濟利益和文化勢力上的對抗。這種政治概念主導下的對抗和市場競爭中的對抗是兩個概念，它和大眾興趣無關，只注重國際政治的斗爭，或在國際上樹立自己的完美無瑕的形象。冷戰雖然已結束10年了，然而國際大眾傳播領域中的冷戰意識或者說對抗意識依然非常濃厚，主導著許多國際傳播部門的編輯方針。

發展中國家多數沒有商業國際廣播，他們的國際廣播是政府部門的一部分，在他們和發達國家的利益沖突中，往往處于輿論上不利的地位。西方媒體在冷戰后期，自居為冷戰的勝利者，在輿論上對非西方政府制度的國家更是頤指氣使，是國際傳播中對抗狀態的誘因。所以，一旦哪個發展中國家拂逆了發達國家之意，他便立即陷入被動的國際輿論中，于是他們傾其力用自己控制下的輿論工具和發達國家新聞機構作針鋒相對的反宣傳，并由其政府施加外交壓力，但發達國家政府以不干涉言論自由而不加理睬，這都加劇了國際傳播中的對抗意識。

然而，我認為，從發展趨勢來看，在國際傳播中制勝的還是服務意識和市場競爭意識而不是對抗意識。

向觀眾提供服務的意識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是把服務意識作為國際傳播的一個重要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則是一個嶄新的概念。它只有在非官方的商業國際傳播媒體出現之后才真正得到了體現。商業傳播媒體把國際傳播不再看作戰場，而是當作有利可圖的市場。鑒于跨國公司的品牌急于在遠東、東南亞開拓市場，商界巨頭非常樂意在覆蓋全球的媒體上做廣告投資。這樣，國際傳播就有了和經濟利益結緣的歷史。美國在線電視新聞廣播公司CNN商業運作的成功刺激了眾多媒體向國際化發展。他們追求的首先不是意識形態上的勝利，而是傳播的效果和穩定的收視率，從而保障廣告的收入。CNN承認它的收入增長的大部分來自國際市場。美國廣播公司（ABC）開辦了亞洲臺，在歐洲開辦一個商業頻道。全國廣播公司（NBC）開辦了對歐洲的有線電視頻道（CNBC），對亞洲的商業新聞頻道（ANBC）和對拉美廣播的西班牙語頻道。特納公司在拉美和歐洲全面覆蓋，英國傳播大亨默多克也迅速進入國際傳播業，開設了空中新聞電視臺和香港衛星電視臺。“它們進行電視擴張的目的是為了奪取更多的利潤。”利潤的驅使使他們非常注重服務和推銷技巧。

毫無疑問，服務意識的注入使傳播的內容更具有可讀可視性。做到這一點，對具有商業運作歷史的媒體來說是很容易的，他們只要把在國內的一套做法，搬到國際上來，就會有差不多的效果。但對國家管理下的傳播機構來說，要用服務意識來替代原來的宣傳意識就比較困難。由于體制上依然是對抗時期的體制，原來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觀念沒有及時轉變，所以，很多國家的國際傳播的主導思想仍然滯留在強調對抗的形態上，或是把服務作為手段，對抗作為目的。這種沒有建立在市場上的服務總是膚淺的，因為服務與否不影響生存，他們便不太注重市場調研，節目的生產往往不與市場掛鉤。這樣，去迎合不同文化背景觀眾的口味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本能，而似乎是很多研究人員在論文中反復呼吁和提倡的一種分外的要求。

服務意識看似無高尚的立場和目標，但沒有它，就沒有市場競爭，想對抗都無從談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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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中民族主義的陷阱

國際媒體仍然因循著冷戰時期的理念，往往急功近利，要把自己的愛憎強加于受眾，使民族主義情緒蔓延到國際傳播中，希望全世界各族人民像傳播者本人一樣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政黨，這純粹是一廂情愿的事。如果這種宣傳政策在本國國內是必需的話，在國際傳播中則是不宜直接表達出來的，也是沒有必要的。最明顯的理由就是，受眾群體來自不同的民族，并都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他們也許愿意了解一些傳播者國家和民族取得的成就，但不應指望他們也一樣會津津樂道這種成就，弄不好反而會引起妒忌心理。

所以，在國際傳播中要特別忌諱民族主義的宣泄，要特別避免挫傷其他民族的“愛國主義”情緒。有些國家基于自己強大的國際地位，說話無所顧忌，刺傷了別國“人民的感情”，使自己在道義上處于十分孤立的地位。這種誤區在發達國家的傳播中有，在發展中國家也非常突出。在多數發展中國家中，國際傳播大都是從屬于國家政府部門，或剛剛在經營政策上獲得一些獨立性，管理決策層有很強的對抗意識。因為有過被殖民化的歷史，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意識更加敏感，他們把愛國主義的宣傳在國際傳播中加以不適當的突出強化，并不能容忍任何被視為有辱國家形象的消息和評論。這種意志通過行政管理和政治審查的渠道貫徹到媒體從業人員的具體操作中，就使得整個傳播業為一種偏頗的使命感所籠罩，形成一種和市場親合力相反的力量。

國際傳播研究者從技術上指出了4種影響文化間傳播的因素，其中就提到了民族優越感。

美國人類學家桑奈（W.G.Sunner）對種族優越感有專門研究。他指出從很早期的社會中就有團體的內外之分。團體對本身的感覺總是優于外團體。（一群團體彼此之間可能有某種關系，如血親、鄰居、盟友、姻親或商業伙伴，這種關系使他們團聚一處，但又彼此分得清楚，因此我們開始區分你、我——外團體與內團體。）他們總是認為內團體是道德的、優秀的，自己團體的風俗是獨創的、人本的。但這種態度由外團體的主觀出發，往往得出否定的描述。如果某團體對本身的描述是“我們有自尊，并且敬重祖先留下的傳統”，而外團體可以把它描述成“他們一切以自我為出發點，自我中心，他們愛自己比愛我們多”。如果某團體對本身的描述是“我們勇敢求上進的。我們為維護本身的權益而奮斗，我們保護自己不受外人欺凌”；而外團體會把它描述為“他們具有侵略和擴張的野心，他們想犧牲我們超越前進”。

文化傳播的學者還發現“種族優越感的程度與社會地位、教育水準、性別和年齡沒有顯著的關聯；越是屬于一個社會中的弱勢團體，種族優越感的傾向越嚴重。然而“一個人越是閉關自守、獨斷專行，優越感也越重”。④

除了民族優越感之外，他們還指出了文化間傳播中的刻板印象和為他人設想的能力（empathy，一譯‘神入’）的作用。刻板印象所觸及的范圍不但涉及其他的種族、社會群體，也及于自己所屬的種族、群體。所代表的印象可能是歪曲的、不利的，但也可能是有利的，甚至也有部分真實在內。總的來說，“刻板印象往往妨礙了不同種族間有效的溝通”。⑤

文化間的傳播不少是自我中心型，在這種情況下，甲方完全以他本身的價值觀來評估了解乙方。傳播學者遂提出了提高“神入”的能力來促進交流。

“我們要有‘神入’或替他人設想的能力，才能充分理解信息的意義，事實上，為了達到有效的傳播的目的，送出信息的人也必須能夠為收受信息的人設想。”⑥

在根本上作出完全正確的假設是困難的，最合理的做法也許是避免過早形成一種態度或印象。也就是說，國際傳播者應該對其他文化事物盡量保持客觀開放。如果發現對方有不同之處，也要尊重對方的想法與做法。這種為他人設想的技能如果能夠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或不同種族的傳播與交流中得到廣泛的推廣，這對整個人類的文明都將是偉大的貢獻。

管理中的毒瘤

現代科技支持的國際傳播已經向傳統傳播發起了挑戰。國際傳播的多元性和大眾參與性將成為國際傳播的主流形態。資本或權力對傳播的控制將越來越困難而且不合時宜。形勢要求我們必須以開放的姿態從事國際傳播，在管理上要有更多的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觀念，同時要不懈地和作頑強的斗爭。

是管理中的一個毒瘤，是企業或服務部門低能、落后的一大原因。的主要癥狀是不求創新、不求效益，但求無過，以保住自己的官職。這種作風與迅速發展的國際傳播模式格格不入。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媒體中的每個從業人員要以為受眾服務為目的去處理問題，而不是違背這一原則，把個人的利益放在事業的發展之上。眾多管理人員把大量時間花在寫不實的成績匯報上，形式主義的文山會海中。從上至下，層層加碼，會議不斷打亂了正常的經營和業務管理，浪費了大量人力和財力。許多需要及時處理的事情都在無止境的公文旅行中貽誤了時機，時機的喪失在全球化迅速推進的今天是莫大的罪過，因為信息技術革命發展的速度太快了，失去一個機會，便意味著一連串的機會的喪失，意味著又是幾十年經濟地位的落后。

國際傳播即是全球化最大的載體，主動介入國際傳播即是介入全球化進程。在全球化中競爭即是在國際傳播中競爭。你不把自己的思想全球化，別人就會把他的思想全球化。當前，以互聯網為主要形態的信息革命使全球化成為21世紀的重要議題。信息革命給了每個人一個廣闊的天地。讓我們抓好這一時機，使世界在改變你的同時，你也在改變著世界。

注釋：

①李瞻：《國際傳播》1984.第198頁

②李瞻：《國際傳播》1984.第9頁

③郭景哲：《讓世界了解中國》第112頁

④汪淇：《文化與傳播》1983.第114頁

⑤汪淇：《文化與傳播》1983.第94頁

⑥汪淇：《文化與傳播》1983.第142頁

參考書目：

《國際傳播》，李瞻，三民書局，1984

《多種聲音，一個世界》，國際交流問題研究委員會編寫的報告，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1

篇3

關鍵詞：教育信息；傳播；過程與控制

隨著教育領域內科學技術成果的不斷介入，各方面都發生重要變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教育過程中廣泛采用現代化的傳播媒體。教育信息傳播是傳播理論向教育研究滲透而產生的結果。教育工作者應認真研究教育信息傳播的特征，運用傳播學的原理，并根據教育的客觀規律，探求獲取最佳教育效果的途徑；重視研究教育傳播過程自身的特點，通過對知識信息的傳遞來培養和訓練人，發揮教育的總體效益。

1教育信息傳播過程及其構成要素

教育信息傳播過程是教育信息的傳遞與交流的過程，是通過教師、媒介、學生三者之間相互作用得以實現的。傳播過程的主要環節是：教師先把教學內容進行編碼整理，形成信息載體，通過媒體通道(如電腦)進行展示；學生通過各種感覺器官感受這個信號，在自己原有的認知基礎上對該信號進行理解(譯碼)，并做出一定的響應；教師根據這個響應進行分析并進行診斷評價，以調整自己認識，形成新的認知結構。

傳播過程中的主體是教師、學生。教師是信息的傳播者、處理者、幫助者、組織者，根據學生的情況確定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選擇合適的教學媒體手段進行教學傳播。教師的傳播技巧及對媒體使用水平直接影響教學效果。學生的作用在于能動地根據學習目的接收信息，根據自己的認知處理信息并做出反饋，最后對信息進行再整理。客體包括傳播信息及載體、教學環境、師生的心理因素。客體產生促進教學或干擾教學的效果，最后被組合到學生的認知結構中。

2教育信息傳播的—般規律

2．1學生對教師發出的信息具有進擇性主要表現在不同的學生，他的學習動機、興趣、知識水平及學習能力不同，對教師所要表達的信息接受能力也大不相同，導致其對信息的認識角度不同，或接受的信息量的不同。教師所傳播的信息要符合學生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并正確引導學生進行觀察，學生就可以選擇接受更大的信息量。

2．2傳播的信息要具有薪異性新異信息能引學生更大的注意，能給學生帶來更多的新問題，促進學生的主動發展。教師應對教學信息加以編碼，增加有用的信息，使用圖文聲像增強信息的新鮮感，使信息更具有表現性，調動學生的各種感官，增強學生對信息進行記憶的動力和能力。

2．3信息傳播過程要有科學性人類接受信息的速度是有限的，所以傳播的速度不能太快；同時人類對信息編碼的方式極為敏感，如對黑白圖片的識別需要1．2秒，而對彩色圖片的識別只需0．9秒。教師采用科學的編碼表達信息，盡量控制信息的冗余，能產生更好的傳播效果。

2.4合理排除和利用信息的干擾干擾總是伴隨信息傳播出現。教師應該盡量排除客觀上的干擾，減少信息的冗余，采用合適的編碼方式，創建適合于教學的傳播環境，利用自身的心理狀態調動學生的注意力，將干擾降到最低限度。

3教育的控制

3．1綜合規劃和具體確定教學過程的任務教師在進行教學之前，首先從教學任務規劃開始。最優的規劃要求以綜合的方法來設計教學任務，不容許教學任務具有片面性，要同時完成知識的傳授、能力的培養等整個教育教學任務。最優的規劃應當考慮教學過程的整個系統的特點，即認真估計受者的實際情況、現有的條件，預測在現有條件下可能達到的最優效果。在研究受者的基礎上具體確定學習任務，可以作為教學最優化的一種方法。因為這樣可以根據受者實際學習的可能性來擬定措施，進行有效的教學，使傳者的教育影響同受者的可能性和積極性水融，從而獲得很高的教育效率。

篇4

關鍵詞：漢語國際推廣 跨文化 教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江蘇大學“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漢語國際教育培養模式的創新研究與探索”（2014JSDXLXSJY04）；江蘇大學“高校國際漢語教師教學能力提升與課堂評估研究”（2015JGYB014）項目研究成果

一、引言

語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在漢語國際教學中，漢語教師除了具備牢固的語言知識外，更需要具備一定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對外漢語教學實際上就是一次次的跨文化交際活動。教學效果的有效性，取決于漢語教師的跨文化的交際能力。而人際交往功效的優劣是受諸多因素制約的。不同的文化背景、接受教育的程度、社會經歷與興趣愛好、認知水平等等，勢必影響著漢語國際推廣中的跨文化交際與漢語言教學，勢必制約著每一位漢語教師的交際能力。而語言和文化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因此從事漢語國際推廣的工作者，需要把相關的交際學、文化學和社會學等理論體系的學習放在首要位置上，不僅僅是熟知漢民族的文化習俗，還需要對來華留學生的母語文化有一種包容姿態，從細微之處遵守言語交際的合作原則和禮貌原則，在跨文化交際中更好地發揮交際言語的信息溝通、自我認識和人際協調的諸多功能。

二、跨文化溝通中的誤區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語言和非語言及文化影響方面各不相同。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外界的認知必然存在著很多差異。跨文化溝通，最重要的是要對對方文化的了解和認同，能夠在溝通中對對方的編碼和解碼求同求異，這樣才能夠保障溝通的暢通性。從對外漢語教學師資選拔與培訓方面看，我們更多的是強調教師如何掌握中華才藝，如何把自己國家的風俗習慣、風土人情等等爛熟于心，而在了解他國習俗或文化方面一直是一種忽視甚至是無視的態度。這種狀態明顯會影響到跨文化交際的效果，因此分析歸納跨文化溝通中的障礙與誤區很有必要。

（一）思維模式

中國傳統文化思維的特征就是特別重視直覺感受到的東西，并且在人際交往中常常以自己的感受“以己度人”，那就是思維的整體性與統一性。有人認為漢字不僅表音，而且還能表形、表意。這種音、形、意相聯系的文字，為中國人擅長形象思維提供了便利的參照工具。

按照薩丕爾-沃爾夫假說“語言決定論”，即一個人的思維完全由母語決定，因為一個人只能根據其母語中編碼設定的范疇和區別定義來認識周圍世界。而中國人的直覺感受與形象思維又恰恰是依賴于客觀世界的，所以我們的思維方式是一種表象定勢。這種表象定勢帶來的先入為主，忽視了個體差別，從交際活動開始就帶著明顯的固化模式，這樣的思維定勢會直接影響跨文化交際與漢語言教學的效果，造成跨文化交際的種種失誤。主要表現在：

1.文化差異導致誤解

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念。不同的價值觀念體現在社會用語方面，就是語言的表達方式是本民族早已習以為常的交際模式。而這種模式在跨文化交際中與來自不同文化的個體在交際時出現誤解或失誤，達不到預期的交際目的。比如中國人的好面子吃完飯搶著付錢、在車上搶著買票等等行為舉止，在外國人眼里是非常不文明的行為。外國人擅長契約制，在外出就餐或旅行中奉行AA制，所以通常不會發生各自搶著付錢、買單之類的肢體碰撞的行為。再有因為認知范圍的局限性，導致一些個體無視跨文化者之間的差異，盲目類推，或自高自大，總是設想自己的文化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這些都是文化差異造成的交際障礙。

2.交際界定導致語用失誤

在跨文化交際時，交際者對對方的文化掌握得不夠全面，就會造成語用失誤。比如，中國人習慣詢問他人的年齡、工資、婚戀狀況、所購物品的價格等，自認為是關心或喜歡與對方交往才會如此表達。而許多異民族認為是自己的隱私問題，不宜在社交場合公開談論。這方面在對外漢語教材語料使用中，也是一種普遍現象，西方人則對此很敏感，甚至反感。在與學生交往過程中，漢語教師往往會熱心提醒學生衣食住行方面的注意事項，而作為成人的學生并一定領情，甚至覺得教師過于干涉他們的個人行為，或小瞧了他們的判斷能力與自理能力，從而引起不快。

3.角色意識導致語用失誤

中國傳統教育中，師道尊嚴使得教師的角色一直是處于被尊敬的地位。師生之間的交流基本是導師引導、W生回答這樣的模式，課堂一切進度與環節都在教師的掌控之中。而在漢語國際教學中，這樣的格局并不能適用于任何課堂。不同國家與地區的來華留學生，或是國外中學大學的漢語課堂，學生們對待漢語教師都是尊敬的，但是在教學過程中，他們積極學習的態度，往往會不停地打斷教師的講課程序，影響教師的講課進度，學生會因為剛剛聽課過程中自己沒有理解的問題隨時發問。針對這種情況，一部分教師能夠及時調整心態以應對這種自由開放的互動式教學，與學生迅速建立起合作友好的溝通關系，創設愉悅輕松的教學課堂。而另外一些教師則始終堅守自己的教師身份，從表情到身體語都流露出一種“為何要打斷我的講課秩序”的情緒來，甚至有教師說出：“這個問題我上節課已經講過了，你不認真聽講或者你就沒來聽課，跟我沒關系”等諸如此類的怨言來，嚴重影響了師生之間的關系，也就失去了建立合作關系的良好契機。

（二）語用差異

在跨文化交際中，同一種語用表達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際中往往有不同的含義。人們能夠容忍對方語音的缺陷或語法的誤用，但對語用的失誤，人們常常把他歸結于不禮貌或不友好，甚至認為是粗魯和惡意的自然流露，因為各自民族或文化群體固定的文化模式制約相互之間的溝通與領會，甚至會帶來一定的沖突，產生尷尬的局面，直接影響到交際的效果。

以一種包容的姿態對待所有的異族文化，語用失誤就會大大減弱。我們應當承認，本民族文化中視為陽光的、正義的，也許不能被另一種文化所理解。因為每一種文化的判斷標準是不同的，絕不可認為自己所處的價值標準是先進的，而另一種價值標準是落后的。每當交際雙方編碼與解碼出現偏差，交際活動中語用失誤的發生就不可避免。

1.稱呼語的誤用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說話方式或語言使用習慣上有很大的差異，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些差異，意識不到文化因素對跨文化交際的影響，就會不自覺地受到本民族語言使用習慣的影響和干擾，在跨文化交際中就會犯“文化錯誤”，讓對方感到迷茫或困惑，甚至引起相互之間的誤解。不同國家、不同種族，面對的關系圖式基本一致，稱謂方式大同小異。但不能小瞧這“小異”，這可作為一個鏡像，折射出不同國家在文化上的差異。比如漢語中由詞頭“老”構成的稱呼語，老王、老李、老劉等等是表示對對方的尊敬，后來由此衍生出“老外”這個詞語，統稱外國人，在實際使用中并不能外國人愉快地接受。早在2000年畢繼萬先生就這個詞語的使用專門發表文章，明確提出：“老外”一詞還是慎用為好[1]（畢繼萬，2000：35）。但是十多年過去了，這個并不受外國人歡迎的稱呼語竟然進入部分教材，讓留學生很無奈，在教學中往往需要花時間去解釋。2007年東南大學還出版了一本《老外在中國》的漢語教材，網絡媒體方面也出現英語脫口秀“老外看東西”，“老外在中”等等欄目，而中央電視臺首個以外國人為主體的紀實性專題節目的名稱卻是《外國人在中國》，語體很正規，很得體。筆者認為“老外”一詞還是得慎用，它仍舊是一個值得商榷的稱呼語。

2.問候語的范圍

問候語是日常生活中頻繁使用的言語行為，在跨文化交際中有著很重要的作用。問候語表面看是一種禮貌語的使用，似乎沒有什么有價值的信息，但是它傳遞的信息是潛在的，表示雙方的友好關系的建立或延續。漢語的一些詢問式的問候語常常因與對方文化因素的差異，造成一些本不該發生的誤會。比如，你到哪里去？你吃了沒有？今年多大啦？你家里有些什么人？你的爸爸收入高不高？你的媽媽為什么不工作？你怎么還不結婚？等等諸如此類的詢問語，讓大部分留學生覺得中國人喜歡探聽隱私，甚至覺得很不舒服。再有，在教學中當請學生介紹“我的家”之類的話題時，有的教師非得糾正學生表達中的“我家有爸爸、媽媽、哥哥、我，還有小狗皮特”這樣的句子。在西方人眼里，小狗就是他們家庭的一分子，自然是“我家”的一個成員。再有，漢語教學中，我們也常常面對這樣的句型練習：你好，好久不見，你的身體好嗎？我很好，你呢？……其實這樣的句型是英文翻版，并不是漢語的常用問候語。達到較高漢語水平的留學生很快發現，在與中國人溝通中，中國人并不喜歡這樣的問候語，大多數中國人與普通人交流時并不是很樂意把自己的身體狀況做為一個話題來談論。諸如此類的問候語，在漢語教學中，我們主張，盡量使用雙方都能夠接受的語句，以確保交流的質量。

3.態勢語的界定

在人際交往中，交際者的風度美、氣質美、形象美等等，都必然給對方留下良好的印象。因此態勢語的運用不是一般的信息傳遞，而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心理溝通，一種情緒和情感、態度和興趣之間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感應，是語言交流的最好補充，而且是一種十分有效的溝通手段。在人際交往中，人與人間隙大小取決于溝通情景及交際對象的關系。交際距離遠近又受到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歷史文化背景以及習慣、性別、政治地位的影響，因而人際交往距離的遠近就有不同的觀念。比如，中國人為了表示彼此的親近，長輩在夸贊對方孩子的時候，伴隨的體態語常常是撫摸對方孩子的腦袋或摟抱孩子等動作，這在歐洲人眼中是不尊重孩子的舉動，因為他們的傳統教育是，只有父母才可以撫摸或摟抱自己。未經許可，外人不得隨意撫摸或摟抱對方的孩子。因此，在跨文化交際中，必須清楚地了解什么行為是對方比較忌諱的，哪些行為是對方接受和認可的。只有正確掌握并辨析彼此文化上的種種差異，規范個人的行為舉止，才能保證跨文化交際順利進行。

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空間需要。他認為人類對自己獨有的空間表現為四個區域：（1）親密距離（2）個人距離（3）社交距離（4）公眾距離。對外漢語教學中，通常使用的是公眾距離，有的教師忽略了這個界定，引起學生的不快，就會影響跨文化交際的效果。當然，人際交往的空間距離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具有一定的伸縮性，這依賴于具體情境、交談雙方的關系、社會地位、文化背景、性格特征等。只有當交際雙方了解了彼此所需的自我空間及適當的空間需求，才能有意識地選擇最佳的社交距離，更好地開展跨文化的人際交往活動。

三、跨文化交際與漢語言教學

在漢語國際推廣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進行跨文化交際與對外漢語教學，是學者同仁需要探索的共同話題。

跨文化交際的基本理念是確認文化存在差異性和多樣性。這就要求跨文化交際者不僅僅是依據自己的思維習慣和行為方式，選擇適合自己的語言編碼程序，而是同時需要了解對方與自己有關聯的所有的關系。這里面包括所有的自我特征、文化的獨特性與認同感，再進行雙方都認可的語言編碼程序。因此，研究跨文化交流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深入研究交際學、文化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理論知識，并且在漢語國際推廣中加以運用。

（一）熟知各國的禮儀文化

跨文化交際的雙方來自不同的社會群體，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了解并熟知不同的文化背景與風俗習慣已經成為跨文化交際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之一。近幾年漢語國際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使得來華留學生的文化背景更為復雜多樣，對外漢語教學不再是簡單面對西方人，或是亞洲人，而是同時面對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種族的各國人。因此了解各國的風俗習慣、信仰與禁忌、尊重各國的交往禮儀、區別言語之間的差異，就顯得更為重要。比如，中國人喜聞樂見的數字6，西方人認為是不吉利的野獸數字；俄國人偏愛的7，加納人視為不祥之兆，在中國人的禮儀交往中也是一個忌諱數字；俄國人喜愛的3，在漢語中同樣是極為活躍的數字，3在漢族文化中往往表示很多、極多，甚至是表示尊貴之數，“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生有幸、三思而行、三朝元老、三絕韋編、三句不離本行等等。不同國家與民族對數字有著不同的喜好，因此 “在跨文化交際中慎重運用數字就顯得十分重要，掌握不同民族的數字文化，可以幫助人們克服語言交際中的文化心理障礙，促進相互溝通，使交際更為順利，人際關系更為和諧” [2]（劉光準、黃蘇華，1999：137）。

（二）包容并理解異族文化

在跨文化交際中，許多事實證明，當交際雙方對彼此文化上的差異了解得越多，認識得越深，跨文化交際就能順暢進行并獲得成功。所以，交際雙方在文化方面的相互包容與理解就顯得至關重要。

為了M足自身的需求而創造出來的本民族物質和非物質產品的總和就是本民族的文化。當不同文化群體的人們在進行持續不斷的直接接觸時，文化適應性便產生了。文化適應性主要體現在一種文化對于另一種文化環境的適應，有時也指文化的各個部分的相互適應。確認文化的差異性和多樣性的過程又是一個不斷超越自身文化的過程，即通過反思自身的文化價值，由民族中心主義向文化價值平等的方向轉變。

跨文化交際不僅僅是從理解尊重異族文化差異的角度進行說教，而是必須從文化交流實踐過程中去感知、理解并解開雙方的心結，以達到包容、適應、理解的目的。洪堡特曾在探討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時指出，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民族，都是人類精神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顯示的結果，語言是精神的創造活動，或者說是“精神不由自主地流射” [3]（威廉?馮?洪堡特，1999：48）。人類的跨文化交際活動都是人類精神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顯示的結果，探求各種文化之間的微妙的心理差異，尋求不同文化之間對話的可能性，是跨文化交際研究中的另一個有效路徑。

（三）知己知彼，提高認同感

21世紀是跨文化交際日趨頻繁的時代。重視并開展相關的跨文化交際的教育已成為世界公民素質教育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這種教育不僅可以幫助交際者提高文化差異的認知度，還可以幫助交際者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力求避免跨文化交際中語用失誤和行為習慣的不得體。

在跨文化交際中，人們常常以本族文化的行為習慣來解釋和評價另一種文化現象或他人的行為，用本族文化的語用規則去套用另一種文化中的語用規則，這種因語用遷移造成的交際障礙屢見不鮮。比如，漢族文化別注重面子，雙方在交往過程中，無論是小到時間的商定，大到請客送禮都是要考慮面子問題的。維護自身形象和尋求他者認同是在漢族文化人際關系中顯得尤為突出的一大特點。離開他者的理解和認知，自我認同就變成了自言自語，失去了意義。根據丁允珠的“面子-協商”理論[4]（丁允珠，1998：336），中國人所講究的積極面子包括“要面子”和“給面子”。“要面子”表示人們生活在群體當中，有被接納被保護被包容的要求；“給面子”是鼓勵、支持并滿足人們對被包容被接納被承認的需求。這種群體價值導向的文化處理沖突的策略一般是謀求“群體包容”，也就是通過不斷地“給面子”，來滿足人們的“要面子”，從而化解沖突。這種面子協商策略在中國文化群體內是有效的，一旦轉移到與他者的跨文化交際中，“面子協商”由于文化的差異，不能分享面子的意義，就無法在面子問題上溝通了，這種謀求他者包容的“要面子”心理很難得到西方人的理解。因此，在跨文化交際中，他者并不能理解主人在喝酒、請客時勸酒勸吃的那份熱情都是源自于“要面子”的心理活動，往往弄得雙方尷尬不已。許多民族文化尤其是發達國家的文化禮儀是崇尚平等與自由的。只有了解了彼此之間的差異，才能避免讓“面子”尷尬。

（四）強化文化認同意識，提升交際能力

漢語國際教師和來華留學生管理者都應增強文化差異的認知能力，提高跨文化交際的能力，不斷提高語用的應變能力，在教學中得體得當地進行交流，逐步提高漢語教學的效率。

何兆熊認為“跨文化言語交際指交際一方或雙方使用非母語進行的言語交際。由于在這樣的環境中所使用的第二語言總是伴隨著母語的一些特征，因此稱為跨文化言語交際”[5]（何兆熊，1999：243）。漢語國際教師在語言教學中需要不斷提高學生對目的語文化傳統的認知與認同，在課堂與課外幫助學生不斷提高運用漢語進行交際的能力，克服文化的制約和語言的制約，從而減少語用失誤。同樣的課堂有來自不同國家與地區的學生，他們的信仰不同，飲食習慣不同，對待一些問題的看法也不同。有一些善于談論的學生，常常喜歡提一些話題，來了解目的語國家的社會現狀，以此來提高自己的漢語表達能力。比如，“大齡青年”“ 閃婚”“ 白富美”“ 高富帥”等等，在與中國年輕人交往中獲得的新詞新語，留學生往往會向教師詢問。教師在教學中應客觀而中性地講解，并借此機會引出“中國人喜歡詢問年輕人婚戀問題是一種民族習慣，不是打探對方隱私，而是一種關懷……”等話題，諸如此類的教學環節就是對漢文化習俗講解的最佳契機。再比如同性戀問題，在歐洲一些國家是可以受到法律保護的，人們也是可以談論或者持包容的態度。而對于南亞與非洲的穆斯林來說，同性戀問題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問題。在課堂上，教師不易就這個問題多加討論，而是借機對有關詞語的理解與發音開展分類訓練，從而發揮課堂教學話語策略，減少語用失誤，力爭國際學生彼此都能接受。因此，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際中，雙文化比雙語言更加重要。只有熟知雙文化、多文化的差異，才能在教學中不斷提高文化認同意識，提高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才能超越文化交流的重重障礙，以確保漢語教學的順暢進行。

注釋

① 語文建設[J].2000.11：35

② 俄漢語言文化習俗探討[M].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11：137.

③ 論人類語言機構向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M].商務印書館，1999.11.48

④ 初識傳播理論?面子協商理論（第7版?影印）[M].1988：31

⑤ 新編語用學概要[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243.

參考文獻

[1] 賈玉新.美國跨文化交際研究[J]外語學刊，1992（3）.

[2] 胡文仲.跨文化交際學在美國，外語研究[J].1994 .

[3] 胡文仲.論跨文化交際的實證研究[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5（5）.

[4] 畢繼萬.跨文化交際研究與第二語言教學[J].語言教學與研究，1998（1）

篇5

1科技論文與開放存取

11科技論文的作用

科技論文是科技成果的總結、學術水平的標志，是促進科技交流與合作的有效途徑，更是評價一國科技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標。近幾年來，我國財政科技撥款及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呈穩步增長態勢，科研隊伍不斷壯大，科技論文數量也持續穩定增長。2008年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表明，我國作者2007年發表國際科技論文總數仍居世界第2位。科技論文的迅猛增長，對我國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隨著全球開放存取模式的興起，我國在強調科技數量的同時，卻忽視了科技論文在網絡時代開放存取的版權管理和保護問題。

12開放存取定義

2001年12月，OSI(openoilyinstiue)在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召開信息自由傳播會議，并于2002年2月正式對外公布《布達佩斯公開獲取計劃》（BUdPestcpenaccessjiitiativ，eBOA)布達佩斯開放存取計劃認為，開放存取某一文獻是指可以在互聯網公共領域免費獲取，并允許用戶閱讀、下載、復制、分發、打印、檢索或鏈接到這些文章的全文，用于編制索引、作為軟件數據使用或用于其他合法目的，而沒有經濟、法律以及技術障礙。進行復制和傳播的唯一限制和版權在此唯一作用是給予作者控制其作品的完整性及以適當的方式對作者表示致謝，并注明相應的引用信息的權利151。2003年3月《巴斯達聲明》、10月《柏林宣言》更加明確了開放存取的意義、概念、特點和對象，并明確提出未來發展目標。開放存取旨在通過國際環境建立一個免費的、不受限制的學術論文獲取渠道，消除信息資源的獲取障礙，促進教學科研，分享學術成果，推動世界范圍內的學術交流，讓學術成果成為全世界的共享資源。PETR認為，開放存取模式就是把同行評議過的科學論文或學術文獻放到互聯網上，使用戶可以免費獲得，以打破學術信息傳播的人為壁壘。

2科技論文開放存取的合理合法性

(1)國際圖聯開放存取聲明解讀。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一直關注信息的開放存取議題，設有開放存取信息及表達自由委員會（FAFE)積極推動信息的開放存取。2004年2月，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發表的《關于開放存取學術信息和研究文獻聲明對旨出，經同行評閱的學術文獻對人類的進步具有重要的貢獻，全面開放存取學術文獻是了解世界及縮減數字鴻溝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呼吁作者、編者、出版商、圖書館及信息服務機構，堅持開放存取原則，提供學術文獻服務。

(2)開放存取宗旨與知識產權法目標是一致的。科技論文開放存取旨在借助互聯網的優勢，實現學術成果的廣泛傳播，促進科技進步，使公共利益和著作權人利益同時得以實現。知識產權法的終極目標是鼓勵作品的創作和傳播，促進科技進步，由此帶動整個社會的進步，這在我國《著作權法〉〉和《專利法》中第一條都有體現。科技論文開放存取宗旨與知識產權法的價值目標是一致的，都是為了擴大知識成果的廣泛交流與傳播，促進科技的進步、繁榮和發展。

(3)科技論文具有一部分公共性質，其大部分經費來源于國家財政資助。科技部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我國國際最多的部門是高等院校，占8458%；2007年國內最多的也是高等院校，占6603%,研究機構占10.19%。而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正是受國家財政經費資助研究的主體。同時，科技論文資料來源離不開現有科技資源的支持，科技論文的創作需要建立在對現有科技成果和經驗吸收借鑒的基礎之上，科技論文肩負著傳播科技成果，促進科技進步的命。PUbHeLibraryofScience認為學術信息應屬于全社會的共同財富。

3科技論文開放存取版權管理的新模式

(1)開放存取出版仍然是有版權的出版。開放存取出版模式以承認版權為前提，仍然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在傳統版權環境下著作權法被商業出版者利用來阻止人們對信息內容的隨意獲取與使用。開放存取模式的誕生標志著不同于傳統版權控制下的出版模式的新型法律關系的確立。在這種新的出版模式下，著作權以一種使科技論文共享和可以被他人獲得的方式發揮著作用。著名知識產權法專家、知識共享組織的創始人勞倫斯。賴斯格（LAWRENCE)旨出，開放存取出版不是沒有版權的出版11)。

定義中指出，對文獻復制和傳播的唯一限制，或者說是著作權的唯一作用，應該是給予作者對其作品完整性的控制以及作品以適當的方式表示致謝和引用的權利。在開放存取中，作者仍然保留對作品享有基本權利，比如，保護作品的完整權和署名權等，一些作者還禁止作品用于商業用途。通過這樣的著作權安排，使作者在保留基本權利的同時，鼓勵作者放棄其他權利，授權認可合法的學術活動中所需要的一切使用，從而盡可能地擴大作品利用的程度與范圍。

(2)開放存取不依賴讀者支付版權使用費。傳統版權控制下出版模式的維持主要依靠用戶支付版權使用費，即用戶的訂閱費，出版商對市場的壟斷性愈強，獲得的版權使用費就愈多。相反，開放存取出版模式所需的經費則越來越多地來源于作者支付的出版費，即出版費用由讀者轉移給作者或其他機構。對于被發表的論文每篇收取較高的評審費用。比如，BiMedCeta每篇論文收費330英鎊，而PLS對每篇論文收費1500美元。收取作者出版費用是0A期刊成本彌補的主要手段。

(3)開放存取是在現行著作權法的法律框架下運行的。開放存取的作品只限于作者同意和授權免費提供使用的作品。這與現行的著作權法并不沖突。因為現行著作權法賦予作者擁有限制作品傳播的權利的同時，也賦予了作者自由傳播作品的權利。英國研究理事會（RCUK)在一項開放存取政策草案中指出，不與現行版權法規相沖突。明確指出，不倡導突破現有的版權法，而只是在現有的版權法體系內，根據著作權人的意愿，最大限度地實施開放存取出版。這樣，開放存取就形成了既承認版權法和以維護版權規則為前提，又在版權法的保護下打破版權壟斷的知識信息傳播的新模式。

(4)版權歸作者所有而不是轉讓給出版者。傳統出版模式下，作者將版權轉讓給出版者，而開放存取改變了傳統的學術出版權利歸屬方式，由作者擁有所發表作品的版權。1C一SURFPatneHngcnOPyHh”項目關于開放存取與版權的研究報告指出，開放存取期刊采用4種不同的版權政策，或者說學術作者有4種方式管理其作品的版權，分別是:①作者將部分版權轉讓給出版機構。作者保留版權，但允許他人使用和再利用作品，包括商業利用（如兩個主要的開放存取出版者PLCS和BKMEDCeta采用這一模式）。

②版權可以由作者保留，但是商業利用權通過許可協議轉讓給出版者。這一許可協議在某種程度上限制學術使用。作者可以再利用其作品，只要不涉及商業利用權利，不必征得出版者的同意。

③開放存取作品再利用和作品轉換權利受到限制。這一模式是基于“知識共享”許可證，其限制商業目的的再利用，即“相同方式共享”。“相同方式共享”是指，基于此作品修改、轉換和創作新作品，只有在與此相同的許可證下才可以傳播結果作品。④所有權利或大部分權利由作者保留而不是由出版者保留，作者保留商業利用權利。采用這一模式的期刊版權公告聲明，課堂使用免費，但其他使用要依作者本人許可而定。這些期刊大多由學術界自身出版，且沒有商業出版者的參與。不需作者付費，期刊只以電子形式出版。

4科技論文開放存取版權管理策略

(1)確立許可協議的法律地位。版權許可協議是網絡科技論文開放存取的靈魂。開放存取許可協議的法律基礎在于版權是社會通過立法對版權人許可的權利，同時法律允許版權人通過“許可”的方式，以締結契約的途徑來變更和調整版權人與用戶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在許可協議中版權不是剝奪用戶的自由，而是通過協議給了用戶比以往商品化資源更多的自由。但是，許可協議并非法律規則，許可協議是建立在特定國家法律之上的專門解釋。沒有法律的支持，僅靠許可協議這種格式合同是很難實現開放存取理念的。應通過立法對版權人許可權利進行規定，制定相關法律條例和條款賦予許可協議法律地位。

(2)完善政府政策引導與宏觀管理機制。從開放存取的發展來看，開放存取出版模式更多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運動。目前已引起了一些國家政府的重視。2003年6月，美國參議員SAO向參議院提出議案，建議所有政府資助的科研成果讓公眾共享。英國科研會議有關加強科研成果獲取的立場聲明也在2005年進行了修訂，公布草案并征求公眾意見。一些國際組織也提出了各自有關開放存取的原則立場。我國也應加強對受國家財政資助的科技論文的管理，進行合理的科研經費分配、出臺法律政策要求公共資助的科研成果讓公眾共享，指導相關部門，如科研政策管理部門制定開放存取期刊的評價體系等，從國家層面給予開放存取以宏觀引導和支持。制定相關開放存取的版權政策，開發版權政策指引工具，提供給研究人員使用。同時對版權歸屬、版權轉讓進行宏觀干預，協調學術出版鏈條上的利益關系，為鼓勵科技論文開放存取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法律環境。

(3)建立網絡科技論文認證制度。對科技論文的發表時間進行客觀、正確的記錄，可以使作者的科研成果為他人所知，通過享有首創權、發明權來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和尊重。中國科技論文在線可以為在該網站的作者提供的時間證明，便于作者在第一時間公布自己的創新成果。網絡科技論文認證工作所發揮的主要作用在于確定文獻的發表時間，以確保作者的首創權和發明權。但是，僅對時間作出證明是不夠的，關鍵在于對作者的主體資格開展認定。同時政府要將網絡發表的科技論文作為科研院所和大專院校學術水平評估的重要指標之一。科研院所和大專院校也要將網絡發表的科技論文作為評定職稱和考核的重要指標，以及申報課題的重要參考條件。只有這樣，才能激勵科研工作者的創作熱情，最大限度地傳播和使用科研成果，促進科技的繁榮和發展。

(4)建立國家許可證制度。國家許可證是指通過政府授權，由出版商同第三方的非營利信息服務組織之間簽訂國家許可證，允許后者在全國范圍內使用前者的開放存取科技論文并負責向所有公眾免費提供、接入、檢索、瀏覽、下載、打印或復印的通道。國家許可證起源于20世紀末的北歐國家，目前，關于國家許可證的計劃和項目有:加拿大國家站點許可項目，英國國家電子站點許可證計劃，土耳其國家電子站點許可證，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國家電子站點許可證計劃等1171。國家許可證制度減少了要求用戶事先同出版商談判所花費的時間精力，降低了授權成本提高了授權效率，照顧了公眾利益。實踐證明，在開放存取中實行國家許可證制度，可以較好地平衡作者、出版商與公眾之間的利益關系，不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開放存取所需要的經費，還可以大大提高開放存取科技論文的利用率。

篇6

開題報告怎么寫

開題報告的基本內容及其順序：論文的目的與意義；國內外研究概況；論文擬研究解決的主要問題；論文擬撰寫的主要內容(提綱)；論文計劃進度；其它.其中的核心內容是"論文擬研究解決的主要問題".在撰寫時可以先寫這一部分，以此為基礎撰寫其他部分.具體要求如下：

1.論文擬研究解決的問題

明確提出論文所要解決的具體學術問題，也就是論文擬定的創新點.明確指出國內外文獻就這一問題已經提出的觀點，結論，解決方法，階段性成果，.......評述上述文獻研究成果的不足.提出你的論文準備論證的觀點或解決方法，簡述初步理由.

你的觀點或方法正是需要通過論文研究撰寫所要論證的核心內容，提出和論證它是論文的目的和任務，因而并不是定論，研究中可能推翻，也可能得不出結果.開題報告的目的就是要請專家幫助判斷你所提出的問題是否值得研究，你準備論證的觀點方法是否能夠研究出來.

一般提出3或4個問題，可以是一個大問題下的幾個子問題，也可以是幾個并行的相關問題.

2.國內外研究現狀

只簡單評述與論文擬研究解決的問題密切相關的前沿文獻，其他相關文獻評述則在文獻綜述中評述.基于"論文擬研究解決的問題"提出，允許有部分內容重復.

3.論文研究的目的與意義

簡介論文所研究問題的基本概念和背景.

簡單明了地指出論文所要研究解決的具體問題.

簡單闡述如果解決上述問題在學術上的推進或作用.

基于"論文擬研究解決的問題"提出，允許有所重復.

4.論文研究主要內容

初步提出整個論文的寫作大綱或內容結構.由此更能理解"論文擬研究解決的問題"不同于論文主要內容，而是論文的目的與核心.

第2篇：吉首大學本科生畢業論文開題報告書

一、選題的依據

1)本選題的理論、實際意義

國家形象，是近年從國際政治學、傳播學領域引入文化學電影學的一個新名詞，一般認為是指在一個文化交流傳播愈益頻繁的時代，一個國家的外部公眾、國際輿論和內部公眾對國家各個方面的主觀印象和總體評價，主要通過媒介和輿論傳播與表達，是國家整體實力的一種重要體現。而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中的大國，越來越被世界所關注，這時候更需要一個真實友好的國家形象。

但是由于意識形態原因，中國的國家形象，往往會被擁有優越傳播途徑與資源的西方媒介所抹黑，甚至扭曲。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方面中國需要創造一種事實上更文明進步富強的中國，呈現一個"現實"的中國形象；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通過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相互溝通、相互視界融合來盡可能呈現一個相對"正面"的中國。在這個過程中，文化往往能夠回避國家形象認知方面的硬性差異，用更加柔軟的方式塑造國家形象。這種文化塑造不僅更容易感染和影響人，而且往往也比特定的事件、人物更加持久、更加深入人心。而在所有的文化形態中，電影因為其聲畫合一、動靜合一、逼真與虛擬合一，信息傳達手段多樣、意義豐富、可理解性強、感染力強，特別是跨文化交流能力突出，在塑造國家形象方面更是具有特殊地位。

2)綜合國內外有關本選題的研究動態和自己的見解

大多西方國家都有通過民族電影來塑造國家形象和民族形象，加拿大國家電影局就明確提出，電影是加拿大的眼睛，所以電影應該關注和表述加拿大的歷史、現實、政治和文化，成為民族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在國際化語境下，尤其是對于意識形態比較特殊的中國而言電影絕不僅僅是經濟，是票房；更重要的，電影還是向世界傳播中國，塑造中國形象的重要工具，它直接影響和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和文化安全。我們要研究如何在政治經濟文化水平的差距下突出一種民族個性，從而通過這種獨特的文化個別性來確立自己在世界電影中的位置，而這種民族個性又絕不能一味的迎合西方觀眾的獵奇心理，不能以落后的、鄉土的、閉塞的，意識形態混亂的國家形象為代價而占據市場，應該要在這種民族個性展現出一種充滿創新精神、具有生機與活力、具有濃厚民族精神與正確價值觀的當代中國形象。

二、研究內容

在論文中，主要對八十年代末至今部分在國際電影節上出彩或是在國際市場上票房成功的部分電影進行研究。研究這些影片獲得成功的因素，以及它們在傳輸民族文化與構建國家形象上的貢獻與不足。通過這樣的研究與反思，我們試圖讓中國電影在揣摩和研究西方受眾口味的同時表達我們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價值觀，使得中國電影在以后的發展中既能被西方電影市場認同又能更好的傳播多彩并正面的國家形象。

1、八十年代末至今，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中國電影主要是通過哪些因素吸引國際關注贏得國際市場；

2、通過這些因素被認同的中國電影給世界帶去了一些怎樣的"中國形象"；

3、這些影片在國家形象的構建上帶給我們怎樣的反思；

4、通過這些反思，在贏得國際市場與構建良好國家形象之間，我們應該吸取哪些長處，避免哪些短處。

三、研究方法

本課題采用文獻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先通過文獻研究法全面正確的掌握xxxx年代末期以來中國電影在構建國家形象上的狀況，再用案例分析法，通過對其中一些案例的分析與反思試圖尋找一種正確的國家形象構建策略。

第3篇：本科畢業論文(設計)開題報告

研究的現狀：

農業一直是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自19xx年"三農"問題提出之后，國內外眾多學者加強了對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關注，人們對如何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大家一致認為：當前突出的問題是農民增收困難。要解決現在的"三農"問題，最關鍵的問題就是要提高農民的收入(林毅夫，20xx)。如何解決農民增收困難這一問題呢？有學者認為農民收入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農業問題，也非"三農"問題所能涵蓋，而是一個越來越多地和非農就業問題相關聯的問題。農民增收問題的核心就變成了如何解決農民的非農就業問題(張車偉等，20xx)。

一些學者認為國家要通過政策、金融等手段把資金引導到農村，在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領域為農民增收開辟第四條渠道(徐祥臨，20xx)。還有學者認為調整農業組織結構才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出路(王乃學，20xx)。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20xx年9月22日中國信息化推進大會上提出，要增加農民收入必須減少農民，減少農村勞動力人口，大力發展中小企業。眾多學者對如何增加農民收入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進行的研究當中，有人強調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性；有人認為農業結構調整對目前農產品總體上供過于求的局面，國內市場給農民帶來的收益是有限的。一些學者的研究認為，農業結構調整的經濟效應并不是增加農民收入。有的把農業結構調整的經濟效應總結為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促進農業發展(宋洪遠等，20xx)。

有研究表明，農業結構調整在微觀層面上對農民收入產生效應，但在宏觀層面則沒有效應(王萍萍，20xx)。也有學者將農業結構調整的主要作用歸于提高農業資源配置效率，而對整個國家的農業總量擴大不會產生顯著影響(張明林等，20xx)。還有學者認為，中國行政體制制約了農業結構調整對農民增收效應的發揮(譚秋成，20xx)。另有學者認為，近一輪農業結構調整加快了農業市場化進程，提高了農民收入的貨幣化程度；隨著農業結構調整的推進，農產品市場交易量不斷擴大，農戶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現金收入始終保持增長；農業結構調整與農戶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現金純收入增長之間存在互動關系(李國祥，20xx)。

研究目的和意義：

畢節市總人口712萬(20xx年統計)，其中93.8%是農業人口。這樣一個農業大市，既要千方百計增加畢節市的農民收入，又要下大力氣保護和提高農產品綜合生產能力。論文依據貴州省統計資料和畢節市統計資料，通過對畢節市農民收入變化態勢的深入分析，找尋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提出畢節市農民增收的對策建議，為未來畢節市農村、農業發展找準方向，進而為邊遠貧窮地區的農民增收提供參考，對我國的新農村建設具有深遠的意義。

篇7

數字對象惟一標識符(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DOI)是對包括互聯網信息在內的數字信息進行標識的一種工具。在傳統的出版物中，書刊、磁帶，光盤都有國際標準編號(ISBN、ISSN、ISCN)及其條形碼，作為出版物的惟一標識。這些標識使出版物得到有效的管理，便于讀者查找和利用。DOI是一個可供全球期刊快速鏈接的管理系統，整個系統由國際DOI基金會(IDF)進行全球分布式管理。隨著DOI的普及，可以借助其進行相關的科研評價。分析高被引頻次作者、單位和論文等相關信息，了解各個領域學術研究的熱點、影響和趨勢，以及研究者在本研究領域的影響力及最新研究成果。中文和外文資源，一次和二次文獻，科技文獻和數據通過1301可實現動態的、開放式的知識鏈接，整體提升包括期刊在內的數字資源的使用率，為讀者提供更好的服務。進而逐步提高中國期刊的被引率，整體上提高中國精品期刊在國際上的影響度和顯示度，最終推動并建立一個與世界接軌的、永久的、開放互動、成員主動參與、覆蓋主要學術研究信息領域的知識鏈接系統，推動數字期刊的發展和繁榮。

為了實現中華醫學會系列雜志內容資源的有效數字化傳播，同時保護這些數字資源在網絡鏈接中的知識產權和網絡傳播權，為標識對象的版權狀態提供基礎，實現對數字對象版權狀態的持續追蹤，自2009年第1期開始，中華醫學會系列雜志紙版期刊和數字化期刊的論文將全部標注DOI。即中華醫學會系列雜志除科普和消息類稿件外，其他文章均需標注DOI，DOI標注于每篇文章首頁腳注的第1項。由中華醫學會雜志社各期刊編輯部為決定刊載的論文標注DOI。

參照IDF編碼方案(美國標準ANSI/NISO 239.84-2000)規定，中華醫學會系列雜志標注規則如下：“DOI：統一前綴/學會標識，信息資源類型，雜志ISSN.****_****.年.期.論文流水號”。即："DOI：10.3760/cam.i.issn.****_****.yyyy.nn.zzz”。中華醫學會系列雜志標注DOI各字段釋義：“10.3760”為中文DOI管理機構分配給中華醫學會系列雜志的統一前綴；“clna”為中華醫學會(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縮寫；“j”為journal縮寫，代表信息資源類別為期刊；“Jssn.****_****”為國際標準連續出版物號(ISSN)；“yyyy”為4位出版年份；“nn”為2位期號；“zzz”為3位本期論文流水號。

(中華醫學會雜志社)

篇8

爭議論文在線發表

H5N1型禽流感病毒雖具高致病性，但很難在人際之間進行傳播。部分科學家由此認為，其對公共健康造成的威脅并不大。然而，由河岡義裕領導的科學團隊以及由荷蘭伊拉斯謨醫學中心科學家羅恩·富希耶所領導的科學團隊通過實驗研究發現，若是借助基因工程將H5N1型禽流感病毒同2009年引發全球流感大流行的H1N1型病毒進行混合，二者在交換一些遺傳物質，并且引發基因變異之后，所獲得的混合病毒能夠感染雪貂。要知道，雪貂是非常接近人類的動物實驗模型，因此科學家判定，這種混合病毒也有可能在人類之間進行傳播。

出于公共安全方面的考慮，包括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內的許多機構此前曾多次開會商討這些研究論文能否公開發表。不過，最終英國《自然》雜志于5月2日在線發表了河岡義裕的變異禽流感病毒研究論文，而美國及荷蘭政府日前也同意富希耶發表其研究論文。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病毒學家文森特·拉卡涅洛表示：“很多科學家為了讀這兩篇論文已經盼望了很長時間，不過好在最終相關機構和政府還是同意它們可以進行發表。”

混合病毒傳播效率不太高

H5N1型病毒通常被稱為禽流感，人類如果感染，致命性極高，但好在從目前情況來看，這種病毒似乎無法在人際之間進行有效傳播。不過，世界衛生組織曾指出，H5N1型流感病毒目前是人類的一大健康隱患，一旦發生大規模人際間傳播將造成60%的感染者死亡，這一比例或許有所夸大，但即使是稍小的感染死亡比例，也非人類能夠承受。

盡管如今流感疫苗及治療水平均有很大提高，但考慮到流感病毒的高傳染性，仍非常難以控制，2009年及2010年爆發的豬流感病毒就是很好的例子。

河岡義裕科研團隊發現，混合病毒能夠在雪貂之間進行傳播，因為雪貂均被單獨關在分開的籠子里，科學家認定這種病毒可通過空氣進行傳播。通過收集H5N1型病毒的不同品種，河岡義裕發現，部分中東H5N1型病毒只需再經歷一次基因變異，就能夠在人類之間進行傳播。對此，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病毒學家溫迪·巴克利認為：“血凝素需要在穩定的狀態下才能通過空氣在人類之間進行傳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

河岡義裕發現，受到病毒感染的雪貂并未死亡，并且混合病毒的傳播效率也要低于2009年H1N1型病毒所導致的流感大流行。這種新型混合病毒對雪貂的肺部傷害并不嚴重，并且其抵御特敏福（預防及治療流行性感冒藥物）和用于治療H5N1型病毒疫苗原型的能力也很脆弱。但科學家尚不清楚，這種混合病毒是否能夠在人類之間進行傳播。考慮到雪貂是非常接近人類的動物實驗模型，因此他們判定，其在人類間進行傳播是有可能的。

避免發生病毒泄漏事故

早在2011年8月份，河岡義裕就已將相關研究成果提交給了《自然》雜志，而與此同時，由科學家富希耶所帶領的科學團隊通過研究也發現了類似的實驗結果，并且向《科學》雜志遞交了相應的研究論文。但因擔心公開這些研究成果所導致的風險因素較高，包括世界衛生組織、美國國家生物安全科學顧問委員會（NSABB）在內的多個機構對是否公開發表這些論文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最終，NSABB在2011年12月份表示，這兩篇論文在出版前應該進行嚴格審核，因為公開發表的話可能會帶來公共安全方面的威脅，例如可以利用論文里的數據制造出具備高致命性的病毒武器等等。因而，NSABB要求《自然》和《科學》在發表這兩篇論文時刪減核心數據，但其要求遭到了拒絕。

今年3月份，NSABB又召集國際病毒專家和衛生部門的代表就此事專門進行研討，并且經評估后在3月30日表示，支持相關研究論文在修改后進行發表，而美國政府也在4月份表示同意發表這兩篇論文。而在近期，荷蘭政府也同意富希耶將其研究論文遞交給《科學》雜志，可由后者進行公開發表。

這些行動都說明，科學家及相關部門經過探討協商之后，發現公布這些論文的好處要多于弊端。不過也有些病毒學家和衛生專家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實驗室的規范化操作和監管控制的問題。

他們認為，同恐怖組織利用論文數據制造病毒武器相比，這一威脅更為直接，也更為現實。據統計，2003年至2009年這段期間，高安全級別的實驗室共發生超過100起事故，其中包括研究人員被易受感染的雪貂咬傷、丟失實驗室器具和丟失病毒樣本等等，這些事故均可導致嚴重后果。有科學家認為，1977年發生在俄羅斯境內的流感大流行可能就是因為病毒從實驗室里泄露出來所致。2001年，曾在美國引發恐慌的炭疽熱病毒就是出自于美國軍方實驗室。

篇9

（一） 題目

銀行聯系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理論機理與實證研究

（二）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1.研究背景

由于美國次貸危機而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國際金融市場陷入停滯，金融市場的危機不斷傳播最終造成了全球范圍內的國際經濟的混亂，嚴重擾亂了國際經濟。在 2003 - 2007年期間強勁增長的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在隨后兩年中出現了明顯的大幅下滑。從那時起，研究人員就強調了金融與投資之間關系的重要性。

許多國家積極尋求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因為他們認為跨國企業將通過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增加資本積累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促進經濟增長。事實上，大量的實證證據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往往會為本國和東道國帶來凈收益增長效果。這就促使研究人員徹底的調查其決定因素。有力的影響因素包括市場規模，文化和地理接近度，相對勞動力市場稟賦和公司稅率（Eicher等，2012;Blonigen和Piger，2014年)。金融發展，特別是兩國之間的銀行聯系當然也應該加入這個名單。

2.研究意義

本文通過測試銀行聯系是否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為這類不斷增長的文獻做出貢獻。我們論文的主要貢獻有兩方面：首先，我們展示了一種新的渠道，在這種渠道之中，金融通過向銀行提供銀團貸款形成的銀行聯系的積極影響展現了對投資的重要性。其次，我們證明這種影響可能對于當地金融發展程度越低的國家越大。

篇10

在信息化時代,媒介的影響無處不在,無孔不入。即便是處于極度邊緣的社會成員,也無法自外于社會的信息交流過程。亞里士多德曾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只有寄身于城邦之中,才能獲得文明人的特質。離開城邦而能生存者,非神即獸。馬克思更是斷言。人即使不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也是天生的社會動物。社會作為人類生活的共同體,是靠信息傳播這個黏合劑聯系起來的。沒有信息傳播,就沒有群體社會。在這個意義上,傳播與社會可以說是同生共存的。傳播的發展不僅是衡量社會發展的主要指標。而且是推動人類自身發展的重要動力。因為傳播媒介作為人類信息交流的主渠道,本身可以視為人體機能的延伸,不同性質的媒介標志著人類自身感官及信息處理的不同水平。石器時代與計算機時代人類的差別,不僅體現在傳播及信息處理手段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人類的眼界和思維能力的巨大反差。

如今,人類早已歷經口頭傳播時代、手書傳播時代、印刷傳播時代、電子傳播時代,而進入了網絡時代。人類活動的舞臺亦由古代的村莊、部落、民族國家,逐步延展到全球社會。在全球化時代,作為國際交往主體的國家,其實與口頭傳播、印刷傳播時代生活在村落社會中的個人一樣,其生存與發展,不僅嚴重地依賴于社會的物質生產和社會交換,而且還在很大程度上仰仗著媒介及其傳播的發展水平。正如柏拉圖所說的,國家是個人的放大,個人是國家的縮小。個人的心理結構、道德意識與國家制度是完全吻合的。現在的國際社會。國家與國家既相互依賴、互通有無。又在政治、軍事、經濟乃至文化諸方面進行著激烈的競爭。在國家與國家的綜合角力中,媒介及其傳播活動是一條極其重要的戰線。它雖然不如軍事戰場那樣火暴血腥,但絕對值得人們關注。

作為國際社會的主體。國家主導的對外宣傳活動,是當今國際交往一道亮麗的風景。通過對外傳播,可以弘揚國家的文化,展現國家的風貌,說明國家的意志,表達國家基本的利益訴求,從而在國際社會樹立國家的整體形象,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理解和支持。這種對外傳播活動的影響力,相對于國家的經濟霸權和武力炫耀,更能獲得國際社會的接納。如果說經濟和武力所代表的是國家的硬實力,那么文化精神和對外宣傳所代表的就是國家的軟實力。在后冷戰時代,軟實力比起硬實力來其影響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在當今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都高度重視對外宣傳。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把支持或推進對外宣傳作為政府的一項基本職能。

近代中國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被動開放、逐步融人世界的過程。在不斷被動挨打、喪權辱國的歷程中,晚清政府以及后來的民國政府在綜合國力不濟的情況下,為了延續國脈,也曾利用各種手段向國際社會呼吁,甚至希望通過合縱連橫之術,擺脫列強的欺凌。但是,單純的對外傳播行為,無法彌補硬實力的缺失。所謂弱國無外交,乃是政治社會的基本法則。我們雖然不樂意,但是必須接受。直到1949年10月1日,后。中國的對外宣傳才在綜合國力特別是硬實力不斷增長的基礎上,在全球范圍內唱響了中國聲音,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存在,并且讓世界認識了中國,認識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直至在理解的基礎上接受了中華文化和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的崛起。

在熱點四起、烽煙不斷的國際社會,大國必須承擔起大國的責任,才能樹立大國的形象、大國的風范。與此相應,大國的國民也要具備大國的心態,這種心態應該是文明的、開放的、平等的,懷抱著對人類命運的強烈責任,和對于弱者的深切同情。大國形象、大國心態絕對不能是以霸權與實力為基礎的力量展示,更不能是無視公平、正義的傲慢表現。大國的基礎當然在于其雄厚的綜合國力,但其在世界上的影響,主要不是基于霸道和實力,而應該是其深厚的文化魅力、理性的說服和道義上的感召。

在高度國際化的背景下,我們要在國際社會上樹立什么樣的國家形象,我們怎樣才能夠流暢無礙地傳播中國的聲音,怎樣才能讓各國人民全面地理解中國政府的態度和民間的聲音,怎樣才能夠展示中華文化的深層魅力,讓各國人民了解和接納中華文化,是我們必須正視和解決的重大問題。因為它直接關系到中國未來生存的國際環境。關系到中國未來可持續的發展,關系到人類的和平和世界的安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加強對外宣傳與傳播的研究,梳理中國對外宣傳的經驗和教訓。探討對外宣傳的戰略與策略,為中國對外宣傳的健康發展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1949-1966年中國對外宣傳史研究》,是近年來研究中國對外宣傳史的力作。該書作者習少穎博士,在新聞傳播領域,是少有的理論學養與實踐經驗兼具的青年學者。

對1949-1966年這段歷史的研究,特別是對外宣傳史的研究,不同于其他時期其他領域的研究。相對而言,有不少難以言說的特殊困難。因為對外宣傳與政治直接相關。許多問題涉及敏感區域,或者在政治上早有定論,在學術上難以逾越;許多重要事件的檔案迄未公開,一些健在的“活檔案”(當事人)也三緘其口。所以選擇這樣的課題,要有一定的學術勇氣。習少穎以此作為她博士論文的選題,并且在研究過程中付出了相當的辛勞。她根據多年來從業經驗,利用新聞傳播學、歷史學的知識積累和研究方法,認真地搜集相關歷史文獻,去粗取精,數易其稿,終有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