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邊貿易論文范文
時間：2023-04-07 02: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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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中美貿易現狀
中美自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高速發展，優勢互補明顯，貿易結構日趨多元化。貿易的飛速增長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實惠，給兩國關系的發展提供了動力，但貿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以來，中美貿易出現了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問題、反傾銷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人民幣匯率、紡織品配額問題以及貿易發展不平衡問題等。例如，2002年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實施鋼鐵保障行動；2003年美國對華紡織品實施特別保障；2004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中國彩電和寢室木家具征收反傾銷稅，美國商務部還明令禁止美國進口中國購物袋，美國主要紡織品服裝協會和工會要求推遲取消紡織品配額。
二、中美貿易現狀原因分析
（一）美國的對華貿易限制制約了其比較優勢的發揮
在美國可以自由進口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美國卻對其國內企業向中國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這種貿易的不對稱無疑是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差異。在人們的收入水平很低時，人們的絕大多數支出都將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時的恩格爾系數非常高。而當收入水平比較高時，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還可以購買高端產品來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國一般是高技術高檔產品。顯然，不管人們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須購買的，這就導致美國會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由于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較低，對美國生產的高端產品的需求卻非常低。這種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而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二）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
美國總統大選每四年舉行一次，自冷戰結束以來的歷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國對華政策都是兩黨總統候選人相互攻擊的重要議題，這也是贏得選舉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紀90年代至今已經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共有三次，從這一時期的情況看，每逢大選臨近，兩黨總統候選人就會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各種問題顯示強硬立場，發表頗具貿易保護色彩的言論，這幾乎成為一種規律性的現象。
（三）世界經濟不景氣導致美國出口的下滑
美國的統計數據表明，美國貿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出口貿易額的下滑，而不是進口貿易的激增。據美國全國制造商協會透露，在過去兩年中，美國制造業的出口貿易額減少了850億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軟。相反，中國對美國的進口卻在增加。
（四）中美兩國彼此對外直接投資（FDI）比例極不對稱
中美兩國間的巨額貿易順差，在很大程度上與兩國之間的接投資結構相關。美國近年來對華直接投資額均在40億～50億美元以上。美國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代替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中國吸引的美國直接投資又促進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國具有同美國同樣發達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直接在美國設廠，生產美國原本要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那么雙方的貿易差額將會大幅度下降，貿易摩擦的幾率也會隨之降低。因此，中國資本國際化程度應大大提升。
（五）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低下，出口市場范圍狹小
現階段我國處于國際分工價值鏈條上的低端，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主要為勞動密集型和附加值較低的一些加工工業。由于缺乏技術含量和自主品牌，許多產品在消耗了大量資源出口后換回的只是少量的經濟利益，甚至還不斷地被指責為低價傾銷。我國向美國出口的商品主要為紡織品、服裝、鞋類等。這些價格競爭力較強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極易引起美國的警惕，導致我國出口產品遭遇種種限制。
（六）中國企業自身和政府部門一些做法也有不當之處
中國企業有“薄利多銷”的傳統，再加上中國長期對外貿企業進行出口補貼，導致不少外貿企業為完成出口指標對出口產品定價過低，因而經常被控傾銷。甚至還有企業為了換取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無利也要銷售，造成不規范的定價行為，結果為美國指責中國破壞公平競爭和公平貿易的準則提供了口實。另外，中國國內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阻礙了中國政府全面履行世貿組織協議的進程。
三、促進中美貿易的相關對策
（一）早日爭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
對中美雙方來說，“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它代表著美國對中國經濟性質的理解以及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取得成績的認可度。因此，中國應在政治層面上對美國等采取歧視性措施的主要成員施加壓力，使其早日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二）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完善市場經濟運作方式，使中國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從而縮小中國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體制差異。這種差異的縮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縮小美國對中國出口技術產品的控制范圍，使中美貿易實現平衡，從而使中美貿易在進出口平衡的基礎上實現健康發展。
（三）改變中美兩國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由外貿拉動向內需拉動過渡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中美兩國經濟相互聯系、彼此依賴的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狀況，但這種依存是不對稱的。因此，從長遠發展戰略來看，我國應將宏觀調控的著眼點更多地放在擴大內需上。我國擁有13億人口，國內市場十分龐大，而且經濟發展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潛在的市場需求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在現階段，擴大內需應將滿足內需作為前提，滿足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包括貧困群體的要求。
（四）建立完善的預警機制解決貿易摩擦
有效的反傾銷預警機制包括三個部分：市場預警，政策預警和政企溝通。一個完善的預警機制，需要加強三個主體的作用：1、政府，政府有關部門要跟蹤一些產品的進出口貿易，尤其是進口與出口激增，進口與出口價格急速變化的產品駐國外新聞記者也應具備極強的經濟意識，及時跟蹤和報導國外反傾銷或限制進口的動向性信息，特別是對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國的一切限制進口措施要進行詳細報道。2、建立對政府有影響力的全國性行業協會組織，以發揮其協調，談判和行業約束及服務的功能行業協會，積極主動地應對，指導、協調涉案國內企業參與應訴，力爭取得對我有利的結果。3、國內企業不但要學會規則解決國際貿易摩擦，更要學會如何避免摩擦。我國應借鑒國外成熟的貿易救濟機制，進一步完善我國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法規，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貿易救濟體系，健全應對貿易摩擦的快速反應機制
篇2
一、中韓貿易現狀
（一）中韓貿易現狀。早在20世紀九十年代，中日韓三國學者就提出構建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構想，但是由于三國之間的 歷史 遺留問題的影響，使得這一構想遲遲未付諸行動。在此情況下，
（二）原因分析。中韓兩國貿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難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這種不平衡持續存在并一味地擴大下去，終將會影響雙邊貿易的健康 發展 。在發展中韓 經濟 關系的過程中，也存在諸多不利因素： 政治 上，東北亞地區存在安全隱患，這對中韓經濟關系發展所需要的良好的外部環境的形成和維持構成威脅。美國因素和朝鮮因素在某種程度上對中韓經濟關系的發展起了一定的制約作用；經濟上，中韓經濟關系中諸多問題的存在嚴重影響了中韓經濟關系的發展。韓國 金融 危機對中韓經濟關系造成了負面影響； 歷史 、思想文化上，中韓在冷戰時期形成的歷史隔閡成為兩國經濟關系順利發展的障礙性因素。中韓在文化上的某些差異也對中韓經濟關系的健康發展有一定的消極影響。尤其是在近期整個國際經濟走軟的形勢下，大量韓企的駐華分支機構、商社等紛紛撤離。由于中韓雙邊貿易中有相當部分是通過在華的韓資 企業 承擔的，投資的大規模“縮水”勢必會影響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時期雙邊貿易的發展。此外，中韓兩國的貿易依賴度及競爭度急劇深化，這將成為中韓兩國未來貿易發展的極大障礙，進而對兩國產業及經濟產生較大的不利影響。
三、問題的解決
篇3
關鍵詞:中墨貿易;貿易結構;競爭性;互補性
一、中國與墨西哥貿易的現狀分析
(一)雙邊貿易額迅速增長
進入21世紀以后,雙邊貿易進入了迅速增長的時期。2000年兩國貿易額突破10億美元,猛增至18.24億美元。2006年兩國貿易額達到了114.31億美元,突破了100億美元大關。受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雙邊貿易額出現了下降,但隨著兩國經濟的復蘇,雙邊貿易規模繼續擴大。2010年雙邊貿易額迅速增加到247.48億美元,突破了200億美元大關。2011年更是突破300億美元大關達到了333.53億美元,11年間的年均增長率是36.7%,高于中國和墨西哥同期對外貿易的年均增長率。據中國海關統計,2012年1-3月中墨雙邊貿易額為139.8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3.6%。目前中國是墨西哥第二大貿易伙伴國,而墨西哥是中國在拉美地區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國。
(二)雙邊貿易結構得到改善
1、出口結構得到改善
分析UN Comtrade中中墨進出口數據得出,2000年以后中國對墨西哥主要出口SITC6、SITC7和SITC8,2011年這三類產品的出口額占中國對墨西哥出口總額的92%。尤其是近十多年來,SITC7類始終居于中國對墨西哥出口產品的首位;2002-2008年期間SITC8類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盡管2010年和2011年這兩年的比重有所增加,但趨勢仍然是下降的;SITC6類出口總額逐年增加,但所占比重波動幅度較大,說明此類產品的出口不穩定。可見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對墨西哥出口相對減少,而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上對墨西哥出口相對增加,出口結構得到改善。
2、進口結構得到改善
分析UN Comtrade中中墨進出口數據得出,2000年以后中國從墨西哥進口的前三類產品是SITC7、SITC2和SITC5,雖然SITC7類是近12年來進口額最多的產品,但其份額呈現降低的趨勢;SITC2類進口額所占比重大幅度的上升,并且其增長速度最快,年均增長53.9%;SITC5類所占比重基本在5%上下波動,說明此類產品進口較穩定。值得注意的是,SITC3類由2000-2009年期間不足1%的進口比重迅速增長到2010年的8.9%,2011年更是達到了12.5%。通過分析,我們看到中國在以SITC2、SITC3類為主的資源密集型產品上對墨西哥的進口相對增加,而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上對墨西哥進口相對減少,進口結構得到改善。
(三)貿易雙方相互依賴程度增加
本文利用貿易結合度指數(TCD)來分析中墨在貿易方面的相互依賴程度,其數值越大,表明兩國在貿易方面的聯系越緊密,反之聯系越松散。
表1998-2010年中墨貿易結合度
年份中國-墨西哥墨西哥-中國年份中國-墨西哥墨西哥-中國
19980.160.0620050.360.09
19990.160.0320060.440.11
20000.200.0620070.490.10
20010.260.0620080.520.11
20020.350.0920090.550.12
20030.340.1120100.690.18
20040.400.04
資料來源: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世界貿易組織數據庫的數據
從表中可以看到,在1998-2010年期間,中墨貿易結合度都小于1,說明中國與墨西哥兩國之間貿易聯系的相互依賴程度不高。但會發現,中墨兩國間的貿易結合度,除了個別年份有所下降,二者總的趨勢仍是上升的,說明中墨雙邊貿易關系是不斷增強的。
二、中國與墨西哥貿易的競爭性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來計算中墨兩國出口產品的比較優勢,當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大于1時,表明該國在該類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反之該國在該類產品上缺乏比較優勢,RCA指數越大意味著該類產品越有競爭力。
(一)國際貿易標準分類一位數編碼的測算結果
1、中國對墨西哥出口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主要是SITC7機械及運輸設備、SITC5化學制品及相關產品、SITC2非食用原料、SITC6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其中SITC7和SITC5一直是中國對墨西哥出口的比較優勢產品,而SITC2和SITC6的比較優勢是近幾年來才顯現出來的。
2、墨西哥對中國出口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主要是SITC2非食用原料、SITC5化學制品及相關產品、SITC6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另外SITC3礦物燃料、油及有關原料的比較優勢自2010年以來正在逐漸擴大。
綜上所述,在雙邊貿易中中墨兩國都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集中在SITC2、SITC5、SITC6這三類上,說明中墨兩國在這三類產品上存在著競爭。
(二)國際貿易標準分類兩位數編碼的測算結果
1、中國對墨西哥出口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有18章,分別是03章(魚,甲殼及軟體類動物)、07章(咖啡,茶,可可,香料及其制品)、26章(紡織纖維及其廢料)、29章(其他動植物原料)、43章(已經加工的動植物油,脂及蠟)、53章(染料及著色料)、54章(醫藥品)、56章(制成肥料)、58章(非初級形狀塑料)、62章(橡膠制品)、65章(紡紗及制成品)、68章(有色金屬)、73章(金屬加工機械)、74章(通用工業機械設備及零件)、75章(辦公用機械及自動數據處理設備)、76章(電信及聲音的錄制及重放裝置設備)、78章(陸用車輛)、87章(專業、科學及控制用儀器和器具),其中具有極強比較優勢的是29章、68章、87章這三章。
2、墨西哥對中國出口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有14章,分別是03章(魚,甲殼及軟體類動物)、08章(飼料)、21章(生皮及生毛皮)、23章(生橡膠)、24章(軟木及木材)、25章(紙漿及廢紙)、26章(紡織纖維及其廢料)、28章(金屬礦砂及金屬廢料)、33章(石油及其產品和原料)、51章(有機化學品)、53章(染料及著色料)、57章(初級形狀的塑料)、61章(皮革,皮革制品及已鞣毛皮)、68章(有色金屬),其中具有極強比較優勢的是33章、61章這兩章。
由此可見,中墨兩國貿易之間并不存在實質性的競爭,而且雙方存在競爭的產品只有SITC2、SITC5、SITC6這三大類,占總數的30%,26、53、68、03這四章,占總數的6.0%,這也充分說明了中墨兩國貿易的競爭范圍不大,雙方還有進一步發展貿易的潛力。
三、中國與墨西哥貿易的互補性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貿易互補性指數(TCI)來比較中墨兩國在各類產品上的互補性,當某國出口產品種類與另一國進口產品種類重疊程度越高時,兩國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就越大,反之互補性指數就越小。
(一)國際貿易標準分類一位數編碼的測算結果
1、中國出口而墨西哥進口貿易具有互補性的產品主要是SITC7機械及運輸設備、SITC8雜項制品;SITC6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的互補性雖然目前還不明顯,但趨勢正在增強。
2、墨西哥出口而中國進口貿易具有互補性的產品主要是SITC2非食用原料、SITC5化學制品及相關產品、SITC3礦物燃料、油及有關原料;SITC6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的互補程度正在加強。
(二)國際貿易標準分類兩位數編碼的測算結果
1、中國出口而墨西哥進口貿易具有互補性的產品有15章,占總數的22.4%,其中初級產品有2章,制成品有13章,而53章(染料及著色料)、56章(制成肥料)、74章(通用工業機械設備及零件)和82章(家具及零件,床上用品及填充制品)的互補性指數非常接近1,說明已經擁有了一定的互補性。墨西哥出口而中國進口貿易具有互補性的產品有14章,占總數的20.9%,其中初級產品有8章,制成品有6章。說明了在初級產品領域,中國對墨西哥出口的互補性不如墨西哥對中國出口的互補性,而在制成品領域情況恰恰相反。
2、從整體上看,中墨雙方共有26章產品具有互補性,占總數的38.8%,說明中墨兩國間的貿易互補性還是很大的。其中產業內具有互補性的產品有3章,占互補性產品的11.5%,產業間互補的產品有23章,占互補性產品的88.5%,說明了目前兩國間的貿易主要以產業間貿易為主。
四、結論
綜上所述,中墨雙邊貿易規模在迅速增長的同時,雙邊貿易結構也在不斷地改善,雖然中墨兩國在紡織品、魚及甲殼類軟體動物等方面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競爭,但是雙邊的互補性遠遠大于競爭性。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對初級產品和能源類產品的需求會繼續增加,恰恰墨西哥在這些方面存在著優勢,如果雙方都能意識到這種比較強的互補性,那么中墨雙方的合作空間將十分廣闊。(作者單位:河北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1]劉曉惠.中國和墨西哥貿易關系的實證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7,(07)
[2]岳云霞.中墨經貿競爭力比較研究[J].拉丁美洲研究,2008,(03)
篇4
【論文關鍵詞】 產業分工 產業內貿易 比較優勢
一、中韓雙邊貿易現狀和特點 1.雙邊貿易額增速呈放緩趨勢 中韓兩國自1992年建交以來，經貿合作關系發展迅速。2007年，中韓雙邊進出口總額達1599.0億美元，同比增長19.1%，其中中國出口561.4億美元，進口1037.6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6.1%和15.6%。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2008上半年，中韓貿易額仍高達816.5億美元，同比增長28.1%。韓對華出口450.94億美元，同比增長27.2%，占韓出口比重22.7%，中國繼續保持韓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國地位。韓國則是中國第六大貿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場和第三大進口來源地。 據中方統計，2003年中韓雙邊貿易總額632.3億美元，同比增長43.4%，2011年雙邊貿易總額900.7億美元，同比增長42.5%，2005年雙邊貿易總額1119.3億美元，同比增長24.3%，2006年，雙邊進出口總額1343.1億美元，同比增長20%;從韓方統計資料看，四年來的貿易總和分別為570.2、793.5、1005.6、1073.9億美元，經過測算，年增長率為38.6%、39.2%、26.7%和17.1%;雖然中韓雙方由于統計方法或統計范圍不同，在具體數值上有所差異，但是從總體看，中韓貿易雖持續保持高速增長的趨勢，但受國際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增速逐步趨緩。
2.產業內貿易成為貿易的主要形式 產業內貿易(Intra-industrytrade，簡稱IIT)是指一個國家在出口的同時又進口某種同類產品的現象。按照聯合國《國際貿易商品標準分類》(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的標準，SITC中前三位數相同的產品，即至少屬于同類、同章、同組的商品，都屬于同一產業。 早在本世紀初，韓國學者李準曄等人就曾對中韓兩國的產業內貿易指數進行了測算，數據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無論是涉及所有部門的產業內貿易指數，還是工業制成品的產業內貿易指數 ，都是處于不斷上升的態勢。這說明，中韓兩國的產業內貿易發展非常迅速，其地位不斷提高。而中國學者曹子瑛、梁果(2006)根據1995年～2005年韓國海關貿易數據測算的10年間兩國的產業內貿易指數平均達到0.68，產業內貿易已經成為中韓貿易的主要形式。
3.中韓雙方貿易結構不同，中國處于低端層次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的不同，中國在雙邊貿易結構中處于低端位置，這可以體現在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兩個層次。 從產業間貿易結構看，中國出口到韓國的商品中，雖然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所占比重逐年遞減，但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農副產品的比重仍然較大，一直在38%左右浮動。同期，韓國對華商品出口仍是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
化工、機械、塑料等資本密集型產品在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穩定，始終保持在60%以上。 從產業內貿易結構 看，中韓兩國處于垂直型產業內貿易階段。根據李準曄等人的測算，20世紀90年代，中韓貿易中水平型產業內貿易比重沒有明顯提高，相反，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在中韓貿易中起主導作用，而且同類商品的相互貿易中所獲得的收益差距較大。以中國商務部統計的數據為例，在集成電路及微電子組件(HS8542)的產業內貿易中，2006年中國向韓國出口17.4億美元，同時韓國向中國出口額達到187.7億美元，水平型產業內貿易差距明顯。在垂直型產業內貿易中，中國依舊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另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例如在鋼材類進出口貿易中，韓國對中國出口的主要是不銹鋼板材，而中國對韓國出口的主要是普通鋼板;礦物燃料的產業內貿易中，中國對韓國出口中主要是煤及其制品，而韓國對中國出口主要是石油及瀝青提取的油類及制品。 綜上可見，產業間貿易中，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等低端產業具有比較優勢;在產業內貿易中，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占主導地位，中國由于技術的差距，同一產業內依然處于產品鏈的低端。
4.貿易發展不平衡，中方逆差缺口較大 自建交以來，中韓雙邊貿易迅速發 展，韓國對華出口額成倍增長，而中國則連年嚴重逆差，并有逐年增加的趨勢。2003年以來，中國貿易逆差額連年超過當年中國對韓出口總額 ，2011年，中韓貿易逆差增幅達49.5%，2005年則突破增幅400億美元大關;2007年，逆差增幅雖有所下降，但是絕對數額也創下476.2億美元的新高，至2007年底，中國對韓國貿易逆差額累計額已達到近2500億美元。除去韓方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的限制，對韓貿易逆差大幅度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一、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韓國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增加，中國從韓國的進口迅速擴大，中國出口產品增長潛力不大;二是在雙邊貿易中垂直產業內貿易起主導作用，中國從韓國進口的原材料部分被加工成制成品后返銷韓國或銷往第三國。這都嚴重影響了中國商品進入韓國市場，阻礙了兩國貿易正常均衡的發展。
二、中韓貿易現狀深度分析
1.中韓分處國際產業分工不同層次，互補性強 韓國自上世紀60年代確立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以來，整個產業結構以重、化工工業為主，造船、汽車、半導體、石油化工、IT等產業均在世界上占有較為重要的地位;農林漁業由于成本過高，競爭力較差，是韓政府重點保護的產業。近年來，韓國經濟中服務業和制造業比重不斷上升、農林漁業比重日益降低。 中國方面則由于在新技術新產品研發能力上的差距，現階段只能以勞動密集型的輕紡產品和加工組裝型的家電及電子通信產品工業成為世界的工廠，技術密集型產業還不具備成為世界工廠的水平。結合中韓兩國的國情，同時考察中韓兩國進出口商品的主要類別，不難看出，中國處于國際產業分工的勞動密集型，但同時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的階段;韓國則處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同時向高新技術產業升級的階段。從整體看，韓中分屬產業分工的第二、第三層次，這種互補性的產業結構，為兩國的貿易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2.中韓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存在疊代態勢 改革開放近30年來，隨著市場經濟及工業化進程的發展，中國的產業結構逐步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方向演進。從產業演進路徑看，在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較低的階段，產品需求主要集中在以農產品和輕工業品為主的生活必需品，產業結構以農業和輕工業為主。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品逐步向以非農產品為原料的耐用工業消費品方向轉移。高附加值的耐用消費品的生產主要以重工業或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為基礎，到2010年，中國的居民平均收入要達到中等國家的收入水平，需求結構的升級必將拉動產業結構的變化。從投資結構來看，中國的政府投資及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部門，這些都加速了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而同期，韓國由于技術水平、研發能力、基礎科學方面的限制，韓國產業結構轉換和新技術自主性開發滯后，結構轉變指數持續呈下降態勢。 可以說，在制造業領域，中韓的部分產業都具備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特征，這也是中韓產業內貿易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中國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競爭力強化導致了中韓兩國間貿易競爭的加劇。
3.兩國產業市場結構差異明顯 韓國產業市場結構呈現規模有余，競爭不足的態勢。由于長期實行大企業主導型經濟發展戰略，韓國三星、現代、SK等大企業集團數量雖少，但創造的價值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超過60%。中小企業則相對較弱，1993年韓國中小企業的銷售額占當年韓國GNP的比重不足5%，韓國產業形成的是規模有余、競爭不足的二元市場結構，以具備發達國家水準的大企業為龍頭是韓國經濟的騰飛和產業市場結構的重要特點。 中國產業市場結構恰恰相反，呈現分散化的特點，規模效應不強。眾多中小規模、分散經營的生產方式無法抵御實力雄厚的國際競爭對手。尤其在工業生產領域中，同韓國相比，中國許多重要產業的整體規模與技術水平嚴重不對稱，產量增長迅速而與先進水平相比的技術差距并沒有縮短，屬于粗放型增長，資源利用效率較低，重復建設嚴重，形不成規模經濟，國際競爭力較弱。
三、中韓貿易的前景展望
1.貿易總額和貿易規模將持續快速發展 中韓兩國同處東亞地區，區位合作優勢明顯，分處國際產業分工的不同層次，產業結構互補性強，因此，雙方雙邊經貿關系發展具有巨大潛力和良好前景。同時，中韓兩國都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在WTO框架下，中國資本市場逐步開放，市場潛力巨大。隨著中韓兩國合作領域的不斷延伸和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中韓兩國元首確定的爭取2012年雙 邊貿易額達到2000億美元的目標完全可以早日實現。
2.產業內貿易比重進一步上升，逐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轉移 改革開放近30年來，得益于宏觀經濟環境穩定、市場機制完善和民營資本的發展，以及跨國公司的制造環節以驚人的速度和規模向中國轉移，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發展的中期階段，中國制造逐漸崛起。在不遠的將來，中韓兩國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交叉性會越來越強，產業內貿易競爭將會日趨激烈。隨著市場競爭帶來的資源地優化配置，中國產業競爭力的不斷增強，雙方的產業內貿易將呈現逐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演進的趨勢。為了應對相似產業的競爭，兩國企業需要通過不斷提高產品質量，強化產品異質性來加強競爭力。這方面，韓國政府已經選擇了諸如家電領域的數字電視和通訊領域的新一代通訊標準，作為增強競爭力的手段，可以說是已經預見到了這一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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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美雙邊貿易；自然資本；生態足跡；PLUM
中圖分類號 F742； F06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3）05-017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5.025
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已持續數十年。直至2004年前后，美方才提出用人民幣升值來抑制巨大的雙邊貿易失衡。2005年7月人民幣匯改至2009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不降反升。此后，美方為扭轉中美雙邊貿易失衡做出逼迫人民幣升值的種種威脅。有人認為，中美貿易失衡，使美國民眾失去成千上萬的就業機會。另一些人則認為，中美貿易使美國消費者長期從購買價廉物美的中國制造消費品中獲得大量消費者剩余，中國出口為美國消費品市場超過30年的物價平穩做出了貢獻。無論是消費者剩余獲取，還是消費品市場物價穩定，現有研究都是從傳統經濟學的貨幣資本（monetary capital） 的角度分析中美在雙邊貿易中的利益。而越來越多的生態經濟學研究顯示，貨物和服務在貨幣資本上的等價交換，有可能在自然資本（natural capital）上是不等價交換[1-6]。本研究試圖從生態經濟學的自然資本的角度分析中美在雙邊貨物貿易中的利益。
1 文獻綜述
自然資本，也稱為生態資本（ecological capital），用來表示生態資源的存量，被生態經濟學文獻廣泛使用，例如，Constanza et al.[7]， Andersson and Lindroth[2]， Monfreda et al.[8]， Moran[5]等人的研究。傳統經濟學用貨幣資本表示貨物和服務的貨幣價值，但生態經濟學認為貨幣資本不能反映貨物和服務的生態價值，故用自然資本表示貨物和服務所含有的生態價值。自然資本測算主要涉及兩個問題，其一，自然資本的測度方式；其二，特定測度方式所采用的計算方法。
Moran et al.[6]概括了自然資本的四種測度方式：① 物資流分析（MFA），以重量測度生態資源；②基于能量的測度，用內涵能量或能量記憶來測度生態資源；③ 用人類占用的凈原生產力（HANPP）測度生態資源；④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 EF）， 以面積為單位測度生物圈的可再生能力有多少被人類活動所占用。一國/地區的EF是生產該國/地區貨物和服務的用地，并吸收這些貨物和服務的生產和消費所產生的排放和廢棄物用地，以及提供基礎設施用地面積之和。EF將某一商品所含的自然資本分解為以下六種類型的用地：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筑用地、碳匯用地，其中，前五種用地為生產該商品的實際用地，碳匯用地為吸收該商品生產的排放所需用地，是虛擬用地。所謂虛擬，是指碳匯用地并不像實際用地那樣，實際地占用地表面積。
基于曹淑艷、謝高地[9]的分析，筆者強調EF的如下缺陷：① 核算的不完整。EF模型沒有考慮包括地下水在內的地下資源，并暗含著不可再生資源與可再生資源之間不可相互替代的假設。②缺乏動態性。EF基本模型表達的是存量測度，沒有將存量測度與出入系統的資本流結合起來。③缺乏結構性。EF基本模型直接把土地利用分配給最終消費，得到的部門-土地矩陣能反映部門的直接土地占用需求，但無法反映部門間接土地占用情況。
雖然EF存在缺陷，但在上述四種測度方式中，EF涵蓋并改進了其他三種測度方式，比其他三種測度方式更加形象和直觀，其使用日益廣泛，故本研究采用EF測度中美雙邊貨物貿易中商品所內涵的自然資本，進而揭示中美在雙邊貨物貿易中的生態利益。
在使用EF分析國際貿易的文獻中，EF的計算主要采用投入產出法（inputoutput， IO）和產品用地系數矩陣法（product land use matrix， PLUM）。IO方法將商品和服務的貿易值轉換成EF面積，轉換所需系數由投入產出表導出，相關文獻見諸Wackernagel et al.[10]， Machado et al.）[11]， Li et al.[12] 等人以及大量其他人員的研究。PLUM方法則是將商品的貿易量轉換成EF面積，轉換系數用來自全球足跡網（GFN）為世界大多數國家編撰的國家足跡賬戶（NFA）所提供或其他人員計算的產出系數計算得到。在對國際貿易進行EF分析的文獻中，使用產品用地系數將商品貿易量轉換成為面積的文獻見諸van Vuuren el at.[1]， Andersson and Nevalainen[3]， Hornborg[4]， Moran[5]， Moran et al.[6]等人的研究。
Wiedmann[13]全面、詳細地闡述了IO方法與PLUM方法的優劣對比。筆者在此強調PLUM方法的如下優點：①聯合國食品和農業組織（FAO）數據庫及全球貿易數據庫提供了與NFA中的商品編碼一致的年度貿易數據。故PLUM可以獲得長時期的年度數據。在IO方法中，各國通常不提供年度的投入產出表。② PLUM方法的分辨率可以達到具體的商品。IO方法的分辨率只能到達部門或產業。③ PLUM方法的系數矩陣構建相對簡單，NFA給出的轉換系數已經考慮了母產品（例如，桔子）到子產品（例如，桔汁）的轉換率，IO方法的轉換系數則要考慮從最終產品追朔到原材料的完整供應鏈。
在對商品量轉換成EF面積進行EF時間序列的研究中，產出系數的選擇涉及兩個重要問題[14]：其一，產出系數的空間選擇。在空間維度中，產出系數可以在全球產出和當地產出中選擇。全球產出是指使用世界平均產出系數將以噸（tonne）或立方米（m3）表示的商品量轉換為用地面積，當地產出是指使用所研究地區的產出系數進行商品量到用地面積的轉換。使用全球產出可以標準化不同地區間生態生產力的差異，利于不同地區的橫向比較。其二，產出系數的時間選擇。在時間維度中，產出系數可以在可變產出和恒定產出中選擇。可變產出具有動態性，每一年份均使用當年的產出系數進行商品量和用地面積之間的轉換，可以同時反映消費、生產和土地生態生產力等因素對EF的綜合影響。恒定產出具有靜態性，選定一年為基年，假設每一年的生態生產力都與基年相同，歷年都使用基年的產出系數將商品量轉換為用地面積，可以有效地分割各因素對一定人口所占用EF的影響。
本研究采用PLUM方法并選擇全球恒定產出計算1992年至2010年中國向美國出口及從美國進口的全部商品的自然資本。在空間維度上選取全球產出，可以將美國生產的商品中內涵的用地面積和中國生產的商品中內涵的用地面積統一為全球公頃，以便對雙邊貿易中進出口的自然資本進行橫向比較；在時間維度上選取恒定產出，可以排除土地生態生產力的變化對EF造成的名義影響。
對測算得到的自然資本EF值從兩個方面加以分析：①構造EF密集度、EF貿易條件及EF結構，進而分析EF值的貿易特征；②測算1992年至2010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值的順差結構，進而從貨幣資本流向及商品流向的角度揭示自然資本流向的成因。
本研究在以下方面不同于van Vuuren el at.[1]， Andersson and Nevalainen[3]， Hornborg[4]， Moran[5]， Moran et al.[6]等人的研究：① 現有研究缺乏雙邊貿易的時間序列分析，在van Vuuren el at.[1]的研究中，貿易只是一個次要問題；Andersson and Nevalainen[3]考察2000年芬蘭與其他地區之間的貿易的EF；Hornborg[4]考察18世紀末及19世紀初英國與北美進行原棉與棉制品、羊毛與羊毛制品貿易中，原料與制成品在貨幣資本的等價交換，其空間（用地）交換和時間（用工）交換卻是不等價的；Moran[5]， Moran et al.[6]則是在全球范圍內考察2002年每個國家的出口的EF。本研究卻是對中美雙邊貨物貿易進行的時間序列分析。② 現有研究中，只有Moran[5]， Moran et al.[6]構造了產品用地產出系數矩陣。Moran[5]， Moran et al.[6]將各個國名、四類用地產出系數構造了不可直接計算的矩陣，也沒有列出矩陣運算的算式。本研究構造了商品貿易量向量（1×n）、用地轉換系數矩陣（n×5）及等價因子向量（5×1），用地轉換系數是用地產出系數的倒數，并建立三個矩陣連乘的算式，以計算某一年n種進口或出口商品的每一種用地類型的EF值及五種類型用地之和的EF值。③ 本研究雙邊貿易商品的EF流向進行貿易特征分
2 EF值測算方法及數據
參照Moran[5]， Moran et al.[6]構造的產品用地產出系數矩陣，本文構造產品用地轉換系數矩陣，并建立矩陣算式，以計算1992年至2010年中國向美國出口及從美國進口的全部商品的EF值。本研究選擇全球恒定產出并選取2007年為基年，在世界土地生態生產力不變的假設條件下，1992年至2010年均使用2007年世界土地平均產出系數。在全球范圍內，建筑用地不到總用地量的10%，并且，在貿易商品的生態足跡中，建筑用地不到2%[6]，故本研究參照Moran et al.[6]的做法，將貿易商品所含的自然資本分解為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和碳匯用地，不考慮建筑用地。
2.1 矩陣及算式
2.2.1 數據來源
農產品貿易量、牧產品的貿易量、漁產品的貿易量均來自UN Comtrade，采用HS02商品編碼，林產品的貿易量來自FAO的ForesSTAT Statistical Database，采用FAO商品編碼。碳匯用地所需的商品貿易量來自UN Comtrade，采用SITC Rev.1商品編碼。商品的內涵能源密度、電力能源系數都從NFA2010版中得到。但是NFA2010版未提供世界電力和熱能的碳密度，本文采用NFA2010版的匈牙利賬戶中的CO2核算工作表推算出2010年世界電力和熱能的碳密度。所有產品產出系數及用地均衡因子來自NFA2010。
2.2.2 HS92向HS02及HS96向HS02的版本轉換
UN Comtrade在1992年至1995年、1996年至2001年、2002年至2010年的貿易數據分別采用HS92、HS96及HS02編碼。本文使用HS92與HS02及HS96與HS02的轉換表將HS92及HS96編碼數據轉換成HS02編碼數據，轉換表可從Comtrade數據庫中得到。
3 測算結果及分析
1992年至2010年中國對美國貿易全部商品（出口年均510種，進口年均550種）的EF值及折線圖分別如附表1和圖1所示（鑒于版面所限，附表1略去，有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索取）。
圖1顯示，總體而言，在1992年至2010年的中美雙邊貨物貿易中，中國是四種實際用地（耕地、草地、林地、水域）的凈進口國，反映出中國實際用地比較劣勢日趨加劇；1992年至1999年間，美國為碳匯用地的凈出口國，2000年至2010年間，美國轉變為碳匯用地的凈進口國，且凈進口量呈波動上升趨勢，美國通過貨物貿易從中國獲得排放空間。因此，美國用實際用地換取中國的碳匯用地。
為考察中國對美國貨物貿易EF值的貿易特征，筆者構造EF密集度（EFI）、EF貿易條件（TTEF）及EF結構（EFS）如下：
EFI j=EF jTV j， j=ex，im，分別為出口和進口 （6）
式（6）中，TV為貿易值，EFI體現每一美元出口或進口商品的EF值，1EFI為EF的貨幣價格。貿易兩國實際用地出口EF的貨幣價格（1EFIex）差異體現兩國實際用地豐裕度、生產技術水平、用地集約化程度的差異。貿易兩國碳匯用地出口EF的貨幣價格（1EFIex）差異則體現兩國環境規制嚴度和減排技術水平的差異。
（7）
TTEF刻畫一國出口自然資本換取進口自然資本的能力。TTEF升高，反映出口自然資本可以換取更多的進口自然資本，EF貿易條件得到改善，反之，則EF貿易條件惡化。
EFS刻畫出口或進口商品的EF值中實際用地與碳匯用地的比例。EFS升高，反映實際用地比例提高，筆者稱之為EF結構綠化，反之，則稱之為EF結構碳化。一國EFSex碳化、EFSim綠化，表明該國在進出口中存在使用換碳匯用地換取實際用地的趨勢。
表1顯示1992-2010年中國對美國貨物貿易EF值的貿易特征。從實際用地看，我國實際用地EFIex遠低于EFIim，體現我國實際用地豐裕度、用地集約化程度遠低于美國；我國EFIex呈遞減趨勢，即我國實際用地的貨幣價格越來越高，意味著我國實際用地的比較劣勢呈加劇趨勢；我國實際用地EFIim相對平穩，反映美國實際用地豐裕度、用地集約化程度保持平穩；實際用地TTEF呈遞增趨勢，即出口實際用地所交換的進口實際用地呈遞增趨勢，我國實際用地EF貿易條件呈改善趨勢。從碳匯用地看，我國EFIex相對平穩，反映我國出口產品的排放含量沒有顯著降低，EFIim值呈遞減趨勢，反映我國從美國進口產品的排放含量呈遞減趨勢，美國碳匯用地的貨幣價格越來越高；碳匯用地TTEF呈遞減趨勢，即出口碳匯用地所交換的進口碳匯用地呈遞減趨勢，我國碳匯用地EF貿易條件呈惡化趨勢。從EF結構看，我國EFSex呈遞減趨勢，反映我國出
口商品EF結構呈碳化趨勢；我國EFSim呈遞增趨勢，反映我國從美國進口商品EF結構呈綠化趨勢。
為揭示中美雙邊貨物貿易EF流向的成因，筆者測算了1992年至2010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值按HS分類全部21個類別商品的順差結構。按HS分類第1至第21類商品如附表2所示（鑒于版面所限，附表2略去，有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索取）。為同時考慮順差和逆差的影響，筆者構造商品順差貢獻率如下：
SCit=Xit-Mit∑21i=1（Xit-Mit）×100%（9）
式（9）中， i =1， 2， …， 21； t =1992， 1993， …， 2010； Xit為t年中國向美國出口第i類商品的出口值，Mit為t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第i類商品的進口值。∑21i=1（Xit-Mit）表示t年中國對美貨物貿易的全部21類商品的凈出口值之和或凈進口值之和，scit表示t年第i類商品的凈出口值或凈進口值占當年全部21個類別商品的凈出口值之和或凈進口值之和的百分比。若Xit-Mit>0，則scit>0，表明t年中國對美貿易第i類商品順差；若Xit-Mit
scit
1992年至2010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值順差結構由SCit組成，如表2所示。表2顯示，中國對美貿易歷年都是或絕大部分年份是逆差的商品類別為第6類、第17類及第2類、第10類、第3類等五類商品。其中，前兩類（第6、17類）為碳匯用地密集型商品，后三類（第2、3、10類）為實際用地密集型商品。前兩類（第6、17類）碳匯用地密集型商品的逆差貢獻幅度呈現由強漸弱的變化趨勢，后三類（第2、3、10類）實際用地密集型商品的逆差貢獻幅度平穩。
在中國對美貿易的順差商品中，主要順差貢獻的商品類別依次為第16類、第20類、第12類、第11類、第15類、第8類等六類商品，其中，第16、20、15類商品為碳匯用地密集型商品，第12、11、8類商品也是碳匯用地密集型商品，同時還占用實際用地。前四類商品（第16、20、12、11類）的順差貢獻大幅度變化，反映出中國出口順差商品從以鞋、帽（第12類）、紡織制品（第11類）為主導向以機電產品（第16、20類）為主導的結構轉變。機械設備（第16類）的順差貢獻幅度逐年大幅度攀升。
由于化工產品（第6類）及車輛（第17類）的逆差貢獻幅度與機械設備（第16類）的順差貢獻幅度的反方向變化，導致中國中美雙邊貨物貿易中由碳匯用地的凈進口國自2000年起轉變成為碳匯用地的凈出口國。
圖1顯示的中國實際用地凈進口量逐年上升趨勢，也可以從表3的貨物流向中得到解釋：①鞋帽、紡織品、皮革制品等三類占用實際用地的商品（第12、11、8類）的順差幅度逐年大幅度降低，相應的實際用地出口量逐年減少；②植物產品、木漿、動植物油脂等三類實際用地密集型商品（第2、10、3類）的逆差幅度雖然保持平穩，但由于雙邊貿易量逐年攀升，相應的實際用地進口量逐年攀升。這兩個反向變化的合力形成中國實際用地凈進口量逐年上升。
表2實際上是以貨幣資本為測度來描述中美雙邊貿易的貨物流向。表2從貨幣資本的角度展現中國在中美雙邊貨物貿易中實現了出口商品的結構提升，而圖1、表1則從自然資本的角度反映，中國為實現出口商品的結構提升付出了如下代價：碳匯用地EF貿易條件惡化、出口EF結構碳化、從碳匯用地凈進口國轉變為碳匯用地凈出口國。
4 結 論
本文采用基于產品用地系數矩陣（PLUM）的生態足跡分析測算1992年至2010年中國對美國貿易全部商品的內涵自然資本，得到以下結論：
（1） 在1992年至2010年的中美雙邊貨物貿易中，中國是實際用地的凈進口國，碳匯用地EF貿易條件惡化、出口EF結構碳化。美國自2000年以來是碳匯用地的凈進口國，美國通過貨物貿易從中國獲得排放空間，碳匯用地EF貿易條件改善、出口EF結構綠化，因此，美國不僅獲得消費者剩余和消費品市場物價平穩的貨幣資本利益，也獲得用實際用地換取碳匯用地的自然資本利益。
（2） 我國碳匯用地凈出口集中在 “雜項制品”、“SITC未另分類的其他商品和交易”、“機械及運輸設備”、“礦物燃料、油及有關原料”、“飲料及煙草”等五個類別的商品。在這五個類別中，我國自2000年以來為美國提供排放空間。長期以來，我們認為我國制成品、機電產品出口的增長，就意味著出口商品結構的提升。但是，這種出口商品結構提升并未考慮自然資本的代價。我們未曾意識到，制成品、機電產品出口的增長同時也意味著我國為貿易伙伴國提供碳匯用地的負擔加重。我們應該認真思考如何在制成品、機電產品出口增長與生態資源保護之間尋求平衡，如何盡量減少產品出口所付出的生態資源代價。
（3） 在1992年至2010年的中美雙邊貨物貿易中，中國實際用地凈進口量呈逐年上升趨勢，反映出中國實際用地比較劣勢日趨加劇。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我國總體上是否呈現生態資源貧瘠化，生態資源貧瘠化又是否與中美貿易正相關。
致謝：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下列同學參與本課題的研究工作：2006級本科生譚新龍、徐化愚，2009級碩士研究生沈晗；2008級本科生李璇、馮亞平，2011級碩士研究生鄔光燕、吳莉。2012級碩士研究生楊楠承擔投稿的格式調整。作者謹此向他們致以謝忱。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稿專家指出論文初稿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具體而富有建設性的修改建議。文責由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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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利益集團模型；中點選民模型
中圖分類號：F7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4）01-0050-08
收稿日期：2013-09-13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企業異質性視角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與模式研究”（13CJL036）。
作者簡介：白潔，女，山西忻州人，經濟學博士，山東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一、引言
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能最大限度地增進世界福利，一國單邊貿易自由化能最大限度的增進自身的福利。因此，各國最優的貿易政策應該是自由貿易政策。但是理論和現實卻存在著明顯的差距，貿易保護主義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它已經成為一國干預國際貿易的重要手段。雖然在WTO的倡導下，各國施行了大幅度的關稅減讓，但是非關稅壁壘卻盛行不衰。在貿易政策的選擇上，各國更青睞于保護而不是補貼等直接根治經濟扭曲的手段。經典的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現實中的貿易保護政策，所以，諸多經濟學家從最優關稅理論、幼稚產業保護理論、市場失靈、次優等角度出發試圖解釋貿易保護主義，但是以效率為基礎的理論并不能很好的解釋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所以，只有將公共選擇的分析范式引入傳統的貿易理論當中，從收入分配而非經濟效率的角度出發，從政策決策過程的視角探究貿易保護政策的問題，即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諸多學者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解釋貿易保護主義，相關研究已取得豐碩的成果。本文將其分為兩大類：利益集團模型和中點選民模型。利益集團模型的出發點是利益集團，利益集團通過游說和政治捐資來影響政府的貿易政策，政府的貿易政策是利益集團相互博弈的結果。而中點選民的出發點則縮小到不能進一步分解的選民個體，政治家要贏得選舉，得到選票的最大化，必須代表中點選民的利益。
二、利益集團模型及相關研究
利益集團模型是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中的主要理論，大部分學者從利益集團的角度對貿易保護政策了進行分析。該模型主張資本家通過影響政治家來獲取對自己有利的政策，認為利益集團可通過游說，并投入相應的支出，達到影響政府貿易政策的目的。利益集團模型理論在其不同的發展時期呈現不同的特點。早期研究介于20世紀60-80年代，這一時期是利益集團模型的雛形。大部分學者就某一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相應的觀點，這些研究對貿易保護水平的決定因素，以及利益集團參與政治決策的過程進行了分析，但是這一階段的理論是分散和片面的，沒有形成成熟的理論模型和體系。到20世紀80、90年代，利益集團模型得到了長足發展，形成了相對成熟的理論模型，代表理論有關稅形成模型、政治支持模型、保護代售模型和信息傳遞模型。特別是保護代售模型的提出成為利益集團模型發展的一個里程碑，該模型較為完備和成熟，為后來學者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進入21世紀以后，學者對利益集團模型的研究熱情持續不衰。其中一些學者以保護代售模型為基礎，將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因素加入模型當中，使該其分析更加深入。另外一些學者用利益集團模型分析自由貿易協定、間接投資等具體問題，使其解釋力不斷增強。還有一些學者以本國數據為基礎對利益集團模型特別是保護代售模型進行實證檢驗，探討該理論在本國的適用性。根據學者對利益集團模型研究重點的不同，將相關研究分為四個方面：
1.關于貿易保護水平影響因素的研究。
從利益集團的角度研究貿易保護水平的影響因素吸引了諸多學者的關注，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構成了利益集團模型理論的基礎部分。早期經濟學家認為：企業數目少、地理集中度高、買方集中度高的行業能有效調整集團內部利益并形成游說，因此行業獲得的保護水平以及行業反對貿易自由化的能力與上述因素成正比；Olson[1]認為不利于收入、就業水平提高的經濟環境更有2利于利益集團的形成。所以行業保護水平和行業產出、就業增長率呈負相關關系，與進口滲透率呈正相關關系；Gawande等[2]研究了國外利益集團的游說在政府貿易保護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影響。之前的研究學者認為，國外利益集團對政府貿易政策的游說對國內經濟是有損失的，但Gawande等卻認為國外利益集團的游說很可能會減少貿易壁壘，提高消費者剩余，進而提高該國的福利；Matilde Bombardini[3]將企業異質性引入利益集團模型當中。認為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會受到企業游說能力的影響，而企業的游說能力則很大程度上受到企業規模的影響。因為在企業游說的過程中需要支付政治捐獻，規模較大的企業會擁有較強的支付能力。所以，對于一個產業而言，如果該產業內大型企業較多即產業集中度較高，則該產業的游說能力就較強，貿易保護水平也較高；Bumba Mukherjee等[4]將勞動力流動程度引入利益集團模型中，認為當部門間勞動力流動性變弱時，民主國家更容易采取保護貿易的政策。
2.關于貿易保護水平決策過程的研究。
在貿易保護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影響因素可以看作是一個輸入變量，以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為表現形式的貿易保護手段可以作為一個輸出變量，那么中間的影響過程和決策過程到底是怎樣的呢，諸多學者通過構建函數或者是利用博弈論對該環節進行展開。如Findiay等[5]構造了關稅形成模型，從博弈論的角度研究了利益集團影響關稅的具體過程。認為關稅水平取決于對峙的兩個游說集團游說競爭的結果。利益集團雙方進行非合作博弈，提供游說支出，使各自凈收益最大化，最終的最優關稅便是該博弈的納什均衡解。該模型認為關稅是利益集團相互斗爭的政治結果，而政府在關稅的決定過程中退居其次。該模型較好的利用了博弈論的分析工具，對關稅決定水平進行了詳細論述，但在此過程中過分看重利益集團的作用，忽視了政府、消費者等其他社會群體對關稅的影響。
Magee等[6]構造了兩個政黨、兩個利益集團的兩階段博弈模型。該模型認為利益集團為候選政黨或候選人提供政治捐獻，目的是提高所支持政黨或候選人當選執政的概率。假設，各黨在得到利益集團政治捐獻之前，便已申明了各自所倡導的貿易政策，并且該貿易政策不受政治捐獻的影響與干擾。利益集團只是根據自身的貿易政策偏好，選擇自己支持的政黨。那么，在該情況下，利益集團并不能以政治捐獻的方式直接影響貿易政策，只能通過政治捐獻提高自己所支持的政黨的獲勝幾率，從而間接獲得自己所期望的貿易政策。
上述研究將政治捐獻作為利益集團左右政府制定貿易政策的籌碼，而Ainsworth[7]認為利益集團向決策者提供詳實可靠的信息同樣可以起到游說作用。由此，我們研究的前提從充分信息演變為非充分信息狀態。于是，信息便成為了利益集團游說決策者的重要砝碼，能夠幫助資源有限的政府把握經濟狀況，作出決策。政府與利益集團的關系便由“保護待售”模型中的交易雙方，變成了信息提供模型中的政治盟友――利益集團向決策者傳遞對自己有利的真實信息，決策者依靠信息做出明智選擇以延長政治壽命，雙方互惠互利。
傳統的利益集團模型大多將關稅作為貿易保護的主要手段。如Findiay等[5]的關稅形成模型。因為政府可以通過關稅獲得全部的貿易保護利得（租）。隨著貿易保護手段的日趨豐富，非關稅壁壘越來越受到重視，而非關稅壁壘與關稅壁壘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政府不能獲得全部的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Facchini等人[8]將配額等非關稅形式的貿易保護措施引入了利益集團模型當中。研究發現在政府實施貿易保護政策過程中，只有72%-75%的租最終由政府獲得。該研究大大拓寬了以往分析的視野，使得研究學者對非關稅貿易壁壘給予關注。從而使得貿易保護政策的表現形式更加豐富。
3.關于利益集團綜合模型構建的研究。
上述文獻分別對貿易保護水平的影響因素和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進行了深入研究，但這只是利益集團模型的兩個方面，如何將二者結合起來，從政府的角度對影響因素進行權衡，最終制定貿易保護政策呢？這就涉及到了綜合模型的構建和深化。
Hillman[9]首次提出一個較為完備的模型即政治支持模型。該模型假設，政府的目標是為了滿足其政治支持最大化。政府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益集團以及消費者的政治支持，需在利益集團與消費者之間做出權衡。關稅過高，雖可得到利益集團的政治支持，卻由于價格提高，傷害了消費者的利益；降低關稅，雖可滿足消費者，卻無法讓利益集團提供支持。因此，政府需選定一個均衡關稅水平，使來自于利益集團與消費者的總體政治支持最大化。通過分析，Hillman得出了以下結果：由于利益集團在政治支持方面的影響很大，政府將采取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但這樣的保護對于衰退產業而言只是暫時的，并非永久性的。雖然處于衰退境地的產業利益集團最渴望得到政府保護，但最終結果可能不是延緩而是加速了這些產業的衰退。該模型雖然比之前的理論更完善，但單從公眾的角度或單從政治家與利益集團間的相互博弈的角度看待貿易政策的形成過程仍然不夠豐富，直到Grossman等[10]提出了保護待售模型以后，利益集團模型才得到了長足發展。
Grossman等提出了影響當權政府的政治捐獻模型――保護待售模型，認為利益集團的政治捐獻應集中于已勝出的當權政府，其目的是直接影響當權政府的貿易政策，而非提高競選政黨的當選概率或是當權政府的連任幾率。當權政府則為了再次當選，除了借助政治捐獻外，也需努力提高普通選民的效用水平。因此，在該情形下，利益集團應向政府提供適當的政治捐獻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當權政府則制定合理的貿易政策使總政治捐獻與社會總福利的加權值最大。Grossman等假設，一小國中存在n個利益集團，分別代表各自產業利益游說當權政府。在勞動報酬為1的前提下，構建了利益集團的福利函數和社會總福利函數，政府的目標是使游說集團的政府捐資和社會總福利達到最大化。為了達到目標，利益集團和政府間形成兩階段非合作博弈，即利益集團之間首先提出納什均衡下的政治捐獻安排，然后政府在給定的捐獻安排上再決定最優稅率。在非合作博弈條件下，根據政府與游說集團之間“菜單拍賣”的納什均衡條件，得出了均衡時的關稅表達式。其結論表明：均衡關稅取決于不同行業的進口彈性、進口滲透率、總體利益集團人數比例以及是否是有組織產業。只要產業內部存在利益集團，并向政府提供政治捐獻，便可享受到關稅保護，而未成立利益集團的產業則需忍受負保護。若所有產業均存在利益集團，并且每位選民均屬于利益集團，則此時會形成全面的自由貿易。該模型是利益集團模型中最為完備的一個，但是仍然存在明顯缺陷，即對于利益集團期望利用政治捐獻影響所有商品關稅的假設，與現實情況并不一致。在現實中，利益集團更希望將有限的政治捐獻投入到直接相關的貿易政策游說中。利益集團很可能只要求政府提高自身產品的保護程度，對于其他產品則并不關心，因為對其他產品關稅進行游說，將是一件邊際收益遠低于邊際成本的行為。
基于此種考慮，Helpman進一步假設利益集團只對自身產品的關稅水平進行游說，結論表明：不存在利益集團的產業將實行自由貿易，而并非征收出口關稅；提供政治捐獻的產業將一定受到關稅保護。即使出現所有選民均屬于利益集團的極端現象，全面的零關稅也無法實現，除非只存在一個產業、一個利益集團。存在利益集團的產業，其關稅具有獨立性，并與該產業特定要素的所有權集中度有關，集中度越大，保護率越高，而與其他利益集團的實力無關。然而，該模型視利益集團的存在為一個外生變量，這種假設仍然與現實存在一定差距。在現實中，只有當利益集團的潛在收益足夠高或者組織成本足夠低的時候才可能形成。保護代售模型作為利益集團模型中的一個里程碑，成為后期學者進行研究的基礎。
Chang[11]對保護代售模型進行了深化，將KrugmanDixitStiglitz提出的壟斷競爭模型植入保護待售模型中，探討了在壟斷競爭環境下，利益集團對貿易政策的影響。該模型得出了一些重要結論：在壟斷競爭條件下（1）即使是在沒有組織的產業中，內生性的進口關稅水平也不會降到零。（2）對于有組織的產業而言，內生性的出口政策不一定均表現為出口補貼。但對于沒有組織的產業而言，則表現為出口稅。（3）不管該產業是否有組織，進口保護水平與進口滲透率成反比；Gawande等[12]以保護待售模型為基礎，探討了上游生產者和下游生產者的游說競爭問題對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該文章認為來自于相互對峙的兩個利益集團的游說競爭對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會產生重要影響。文章搜集了來自40多個國家的數據，實證結果表明，一個有組織的產業往往會得到更多的貿易保護，但是如果該產業中下游生產商也存在強大組織的話，往往會削弱政府對該產業的貿易保護力度；Matschke等[13]將勞工問題引入了保護待售模型中。通過構建新模型和實證分析得出，均衡的貿易保護水平確實受到勞動力市場變量的影響。并認為，如果一個特定產業中的工會而不是資本擁有者對政府進行游說，那么均衡時的貿易保護水平會比保護待售模型中的要高，因為工會會將零散的游說租金集中起來。反之，如果資本擁有者而不是工會對政府進行游說，那么均衡時的貿易保護水平就會較低；Facchini等[14]將產品替代率引入了保護代售模型當中，認為如果進口產品與本國產品的替代率越大，那么本國產品所在行業得到的貿易保護就越強。
4.關于利益集團模型應用的研究。
在利益集團模型日臻完善的過程中，一部分學者將利益集團模型運用到分析其他問題中去，比如自由貿易協定、間接投資問題等等，這些研究使得利益集團模型的研究范圍逐漸擴大，這一過程也可以理解為利益集團模型的廣化。比如，Maggi[15]將利益集團模型用于分析自由貿易協定。認為自由貿易協定確實能夠推動貿易自由化，但是貿易自由化的程度不僅與一些政治變量相聯系，還與部門間資本流動性有關。如果資本的流動性越好，越容易導致貿易自由化的深化；Lucian Bebchuk等[16]將利益集團模型用于分析間接投資問題。該論文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框架用于分析利益集團的游說是如何影響政府對投資者保護水平的決定。認為公司內部人員利用其控制的公司資產去影響政治家的決策，作為外部人員的機構投資者（比如金融中介）由于信息的不充分無法獲得有效保護，這些因素會導致投資者獲得的保護水平在一個次優的狀態下達到均衡。
通過上述歸納，可以看出利益集團確實在貿易政策決策過程中有著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但是普通選民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所以，又涉及到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中的另外一條主線――中點選民模型。
三、中點選民模型及相關研究
中點選民將立足點放在選民個體。政府或政治家為了獲得選民的支持，在選擇貿易政策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如何得到多數選民的支持。中點選民的意見將會代表多數選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盡可能地選擇中點選民偏好的政策，越接近中點選民偏好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數選民的支持。
20世紀70年代從選民的角度考慮其對貿易政策影響的觀點就形成了，比如Caves[17]的選舉最大化模型就將行業的就業人數與選民人數聯系起來，并考慮選民人數對政府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該理論認為，行業就業人數是利益集團和政府談判的籌碼，有更多選民的行業更容易得到候選人的偏好，即行業就業人數與行業保護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該理論雖然沒有提出一個完備的理論框架，但是卻給出了與利益集團模型截然不同的思考立場，即從選民的角度來考慮其對貿易政策的影響。
經過近十年的發展，Mayer[18]正式提出了中點選民模型。這一模型假定政策是通過多數人投票決定的。只要中點選民對政策的偏好有“單峰”，那么政府采取的政策就是能使中點選民效用最大化的政策。Mayer在HO框架下對此進行了分析，認為如果中點選民的資本/勞動比率比經濟體的總比率低，那么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時，這個國家就會征收正的進口關稅。即如果該國是資本密集型國家，它的貿易政策就是對勞動密集型產品征收正的關稅，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進行進口補貼。如果該國是勞動密集型國家，那么它的貿易政策應該是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征收正的關稅，對勞動密集型產品進行進口補貼。但這與各國實際情況很不吻合。事實上，很多國家采取的政策只是代表一國少數要素擁有者的利益。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點選民模型進入了一個相對成熟的時期，形成了比較豐富的理論。這些研究不僅豐富了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而且將中點選民模型作為一種理論工具對具體的實際問題進行了解釋。近幾年，學者對中點選民模型的研究持續進行，他們加入了以前忽略的經濟、政治變量，集中分析了中點選民在貿易政策決策過程的影響，從而使該模型與現實更加接近。但是由于該模型解釋能力的局限，導致成果并不是很豐富。通過對文獻的梳理，本文將中點選民模型的研究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對貿易保護程度影響因素的研究，另外一類是關于中點選民模型應用的研究。
1.關于貿易保護水平影響因素的研究。
Hillman[9]將中點選民模型與要素稟賦理論結合起來，研究了直接民主下的要素擁有量對貿易保護水平的影響。他利用赫克歇爾-俄林模型與斯托爾玻-薩繆爾森定理構造了一個經濟均衡時關稅水平的決定模型。該模型認為，均衡關稅水平是中點選民的個人最優關稅水平。然而，對于中點選民的識別依賴于對投票者資格的判定和要素擁有量的限制。如果投票者資格判定中對最小資本擁有量有所要求，那么該行為就體現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進行貿易保護的意圖。如果最小資本擁有量的水平越高，那么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進行保護的意圖就越明顯。保護性關稅水平取決于中點選民對相關要素擁有量與經濟中要素擁有總量的關系。如果中點選民對資本擁有量高于整個經濟的平均水平，那么多數投票原則將導致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征收關稅，反之亦然。自由貿易僅在一種特殊情況下發生，即中點選民的要素擁有量與整個經濟的平均水平一致的時候。除了要素擁有量，投票成本也成為一個影響因素。如果投票成本為正，則個體進行投票的可能性將隨著投票凈利潤的增加而增加。此時，那些邊際收益在征收關稅后提高很少的個體，將沒有激勵去投票，而剩下的投票者的利益與征收關稅密切相關，即征收關稅以后會明顯提高該選民的利益。于是，從貿易保護中得到的利益將更加集中于特定人群、特定產業當中，而損失則被廣泛的分散到整個經濟當中。該模型非常深入的研究了要素擁有量、投票成本與貿易保護程度的關系問題，提出了極富參考價值的論點，但是對間接民主下的貿易保護問題沒有涉及。
Dutt等[19]將一國收入不平等程度引入到中點選民模型當中，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分析了在中點選民模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變化對一國稅收政策的影響。文章指出，如果一國中點選民的資本/勞動稟賦的價值比較低，那么相應的不平等程度就比較高。對于資本豐富的國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對進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征收的關稅就越高。反之，對于勞動豐裕的國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對進口的資本密集型產品征收的關稅將越低、補貼越高。總之，對于工業化國家來說，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會導致限制性的貿易政策。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會導致開放性的貿易政策。該模型運用對比的方法，研究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對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并首次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給予關注。
Daron等[20]將一些非政治因素引入到中點選民模型中，認為某些經濟因素比如分配效應、外部效應、規模效應和消費者效應與政治因素相比，更容易產生貿易保護；Subhayu Bandyopadhyay等[21]將腐敗引入了中點選民模型中，認為腐敗會提高勞動密集型國家貿易保護的程度，同時降低資本密集型國家貿易保護的程度，從而使得勞動者的利益受到損害。所以，與其他因素相比，腐敗會使貿易政策偏離中點選民的偏好；Hugh Ward等[22]給中點選民模型中加入了新的變量，認為在西歐國家全球化對派產生的影響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中點選民的位置。如果中點選民的位置非常靠右，那么派會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而采取友善的貿易政策。如果中點選民的位置非常靠左，那么派則會采取較為極端的、不友好的保護貿易政策。
中點選民模型從Mayer的首次提出，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已日漸豐富，諸多經濟學家將要素稟賦、收入分配、外部效應、規模效應、腐敗、中點選民的位置等因素引入中點選民模型當中對其進行完善，使其應用范圍不斷擴大。現在不僅可以利用其分析關稅政策的制定，而且可用其分析區域貿易協定締結等諸多經濟現象。
2.關于中點選民模型應用的研究。
Feenstra[23]將中點選民模型運用到雙邊貿易協定、多邊貿易協定當中。具體分析了一國在從封閉經濟走向雙邊貿易協定或多邊貿易協定過程中的損益情況，并且剖析了雙邊貿易協定到底是多邊貿易協定的絆腳石還是鋪路石。通過分析，芬斯特拉證明了定理（Levy，1999）的部分觀點。首先，在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下，如果兩國的中點選民都會在雙邊貿易協定中收益，那么至少有一個國家一定會在多邊貿易協定中獲益；其次，如果允許壟斷競爭下產品的多樣化，那么兩國的中點選民一定會在從封閉經濟到雙邊貿易協定，或是從封閉經濟到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過程中收益。但可能從雙邊貿易到多邊貿易協定的過程中受損。所以，雙邊貿易協定會阻止參與國向多邊貿易協定發展。對于多邊貿易協定來說，雙邊貿易協定是一個絆腳石，而不是鋪路石。
Baybars Karacaovali等[24]對該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認為在關稅同盟內部不存在貿易轉移的條件下，優先貿易協定一定會阻礙多邊貿易協定的簽訂，并通過對歐盟的實證檢驗，支持了該論點。上述經濟學家用中點選民模型分析了貿易協定問題，從廣度上拓展了其解釋能力。這為后續學者進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即中點選民模型不僅是一種理論，而且可以把其當做是一個分析工具去解釋其他經濟現象。
四、現有研究小結與未來研究展望
（一）現有研究小結
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沿著利益集團模型和中點選民模型兩條主線并行發展，但是通過對以往文獻的梳理可知研究成果中存在一種不均衡的狀態，即對利益集團模型的關注要遠遠超過對中點選民模型的關注。最終導致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證的研究中，利益集團模型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而中點選民模型則相對缺乏。究其原因，作者認為主要是兩個模型解釋力的差異所致。利益集團模型建立在利益集團游說的基礎之上，而利益集團在各國的政治經濟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所以，這就奠定了該理論繼續深化和發展的基礎。中點選民模型建立在直接民主的基礎之上，然而在制定貿易政策時，直接民主并不是普遍使用的制度安排，更為常見的政治體系是代議制民主制度，其中的政策是由選出的代表做出的。在代議制民主下，個體并沒有機會參加投票來直接影響貿易政策的制定，雖然他們可以尋找可靠的代表參與政治決策，但是由于政治進入壁壘、投票者理性、搭便車等諸多原因的影響，導致中點選民模型的解釋力大大減少。所以，后期利用中點選民模型分析貿易保護問題的研究與利益集團模型相比較少，而更多研究學者利用它來分析收入不平衡、公共教育等問題。
（二）未來研究展望
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理論形成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暴露出一些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分析、補充和完善成為今后不可忽視的研究方向。
首先，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中的貿易保護主要是針對于產品貿易，忽略了服務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無論是國外的研究學者還是國內的研究學者，要么將國際貿易政策視為一個統一體研究基于政治經濟學視角的貿易保護問題，要么單純的研究產品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很少有學者專門將服務貿易單獨拿出來進行分析。而我們知道產品貿易政策和服務貿易政策的區別很大，服務的無形性、不可分割性、差異性和不可儲存性決定了服務貿易政策的特殊性。如何結合服務貿易的特點，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服務貿易保護政策的決策過程是今后研究的一個方向。
其次，對貿易保護政策表現形式的界定不夠豐富。貿易保護政策的表現形式非常多，而大多數已有的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將關稅作為貿易保護的唯一表現形式，盡管后期一些經濟學家比如Gawande 和Krishna（2004）、Facchini，Biesebroeck和Willmann（2006）研究了非關稅壁壘作為一種貿易保護手段在整個貿易政策中的重要性。但是后期對于非關稅壁壘，以及與服務貿易緊密相連的政府管制等貿易措施的研究仍然是非常欠缺的。所以如何將非關稅壁壘和一些政府管制措施轉化為定量指標，從而構建一個反映貿易保護程度的綜合指標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大量文獻針對于民主國家，對非民主國家的研究較少。相關的模型不是針對于直接民主制就是針對于代議民主制，而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比如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怎樣結合這些國家的特點構建相關的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模型是非常值得我們研究的。雖然，芬斯特拉在2002年針對于中國提出了相應的政治經濟學模型，但是他分析的是中國吸引外商投資政策的決策過程，并沒有針對貿易保護進行研究。Mitra和Thomakos在2002年首次將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分開討論，研究了保護待售模型在這兩種不同類型國家的應用。但是這個問題仍然未能成為后續學者關注的研究重點。所以探討利益集團模型在非民主國家適用性的相關研究仍然是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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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摘要:深入推動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提升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合作層次,在良好的貿易合作基礎上推動雙方的相互投資,優化區域分工格局,促進區域技術進步,調整區域產業結構,提高區域資本配置效率,有效增強區域整體競爭力,對自由貿易區的可持續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關鍵詞:CAFTA;中國-東盟;相互投資
經過6年建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貿易自由化程度明顯提升,中國-東盟雙邊貿易額已在2007年突破2000億美元大關。如果說貿易合作是CAFTA建設的“先導”,則投資合作就是CAFTA向深層次發展的“助推器”。事實上,在《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中,相互投資被列入深化中國與東盟五大重點合作的領域之一,并制定了“為中國-東盟投資領域的自由化建立一個自由、便利、透明并具有競爭力的投資機制”的發展目標。因此,當前CAFTA建設的重點就在于推動相互之間的直接投資。
一、2002年以前的中國-東盟相互投資回顧
由于特殊的地緣優勢、文化優勢,中國和東盟相互之間的投資(特別是東盟國家對中國的投資)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開始實施,到2002年CAFTA正式啟動建設前,雙方的相互投資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以東盟對華投資為主導,中國對東盟投資規模較小
東盟國家對華直接投資最早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但是大規模的對華直接投資則是在1992年之后。據統計,1992年之后東盟國家一年的對華投資額就超過了1979-1991年的投資額總和。1983年東盟國家對華直接投資只有530萬美元,1993年就達到了10.1億美元,10年間增長了近200倍。1994-1998年間繼續快速增長,1998年東南亞國家對華直接投資達到了迄今為止的最高紀錄42.2億美元。由于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1999-2000年東盟國家對華投資出現負增長,1999年實際投資金額大幅下降,比1998年下降了22%,2000年再下降4.4%。但隨著東盟國家經濟從危機中逐漸恢復,2001年的對華直接投資又開始上升,實際投資額為29.84億美元,比2000年增長4.9%。
反觀同期中國對東盟國家的投資則難如人意。截至2001年底,中國企業在東盟國家直接投資共740項,總投資10.91億美元,其中中方投資6.55億美元。從中國對東盟年度新增直接投資來看,占東盟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比重非常小,而且無明顯快速增長趨勢,除1998年達到近3億美元外,其他年份投資額基本上在1億美元左右徘徊。
(二)東盟對華投資主要集中在少數國家,中國對東盟的投資也較為集中
東盟對華投資國主要集中在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國(其中新加坡對華投資一直位居東盟各國之首),其他五國在華投資所占比重很小。截至2001年,東盟對華直接投資幾乎全部(99.1%)來源于新、馬、泰、菲、印尼五個國家,僅新加坡一國就占了72.7%。在東盟國家對華投資過程中,華商一直是最重要的投資主體。據不完全統計,東盟國家對華投資中約有80%的資本來自于當地華人企業,而在1997年前這一比例更是高達98%。我國企業對東盟的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泰國、印尼、柬埔寨、新加坡和越南五國,占投資總額的85%,其余五國只占到了投資總額的15%。就投資主體看,主要是中小型民營企業。
(三)投資領域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業,且中小型項目居多
從東盟國家對華投資看,投資領域主要集中在制造業,投資項目多為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產品多為出口。從投資額看,以中小型項目居多,投資額在300萬美元以下的項目占全部在華投資的70%。中國在東盟國家的投資主要也是加工、裝配和生產性的中小型項目,單項投資金額平均在100萬美元左右。
綜觀2002年以前的中國-東盟相互投資(特別是中國對東盟國家的投資),從總量、結構和單個項目看均處于較低的水平,雙方的投資占各自利用外資總量的比例都比較低。這種局面顯然不利于區內產業規模經濟效應的產生,也不利于產業集聚,阻礙了CAFTA的整體福利水平提升。
二、2002年啟動CAFTA建設以來中國-東盟相互投資的新發展及其因素分析
(一)2002年以來中國-東盟相互投資的新發展
從2002年開始,伴隨著CAFTA建設正式啟動,中國和東盟的經貿往來呈現出迅速增長的良好態勢。2007年雙邊貿易額突破2000億美元,比預計時間提前3年。在貿易擴張的同時,5年來中國-東盟的相互投資也呈穩步增長態勢,其中中國對東盟的投資增速加快。
1.投資規模穩步上升,中國對東盟投資增速加快。從東盟對華投資看,除2003年投資額為29.3億美元外,其余年份的新增投資額均在30億美元以上,總體上呈現出穩步上升的勢頭;從中國對東盟投資看,盡管絕對額仍然偏低,但投資增速已明顯加快。以2003年為例,當年中國企業在東盟國家的投資項目就從740個猛增到857個,總投資額從6.55億美元增加到9.4億美元;同期,中國對東盟的投資額占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比重也從7.7%提升到8.25%。從國別看,以2005年中國企業對越南投資為例,當年1-8月中國新增對越直接投資28項,協議金額8246萬美元,超過2004年全年對越直接投資總額(8017萬美元)。
2.投資領域不斷拓展。從中國企業對東盟國家的直接投資看,目前己涉及能源開發、金融、建筑、化工、織、電氣、礦業、醫藥和運輸等行業,投資領域非常廣泛。與此同時,東盟也有許多大中型企業在中國投資,在農業技術、礦產開采、化工機電、旅游設施、金融服務等行業獨資或與中國企業合資。
(二)2002-2006年中國與東盟相互投資發展的主要因素
綜合2002-2006年中國與東盟相互投資態勢分析,以下因素的促進效應較為明顯:
1.《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與實施。一方面為相互投資提供了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則為相互投資創造了更廣闊的市場空間。
2.貿易合作快速發展,增強了雙方的投資互信。來自中國-東盟理事會的消息顯示,2007年雙邊貿易額已達2025.5億美元,提前三年實現了貿易額突破2000億美元大關的目標。中國與東盟已互為第四大貿易伙伴。迅速增長的雙邊貿易增進了雙方的互信與合作,為雙方企業相互投資對方市場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3.中國和東盟經濟實力的提升為相互投資擴張提供了動力源。特別是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使之一舉成為新興的對外直接投資大國,從而為擴大向東盟國家的直接投資創造了條件。
三、在CAFTA框架下推動中國-東盟相互投資加速發展
(一)完善CAFTA投資協定,為中國-東盟相互投資提供制度保障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協議在投資合作方面的目標和宗旨在于建立一個自由、便利、透明和具有競爭力的投資機制,切實促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投資。為此,協議各締約方同意采取以下行動:(1)通過談判以逐步實現投資機制的自由化;(2)加強投資領域的合作,給區域內的跨國投資提供便利,并提高投資規章和法規的透明度;(3)提供投資保護,包括實現投資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這些內容的實施,將簡化投資的程序和降低投資的壁壘,改善投資環境,推動投資自由化進程。
但是就目前而言尚需將這些相當籠統的承諾加以完善,使之具體化以增強其實效性。在比較研究相關國際投資協定并結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自身特點的基礎上,應著重從以下方面完善CAFTA投資協定:(1)市場準入:主要涉及產業開放范圍及其相關安排;(2)投資待遇;(3)透明度規定;(4)成員間投資的限制條件及相關要求的界定;(5)成員間投資的爭端解決機制設定;(6)投資保護。
(二)搭建合作平臺,促進相互投資
1.充分發揮中國-東盟博覽會的投資推介功能。投資促進推介活動是中國-東盟博覽會的重要內容之一。目前,東盟十國均已在博覽會期間舉辦多場重要的投資促進活動,來自中國廣東、浙江、江蘇、湖北、湖南、廣西等省區的企業也紛紛舉辦投資促進活動,吸引東盟投資者。在中國-東盟博覽會的推動下,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雙向投資活動迅速升溫。今后應進一步完善和強化博覽會特殊的11國聯辦機制,緊密結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和發展進程,將區內各國、各地的投資環境和政策宣傳作為投資推介活動的重點,盡可能實現投資信息的經常性更新和共享,為廣大投資者提供有益的投資決策信息。
2.合力打造湄公河次區域和泛北部灣區域經濟合作平臺。由于特殊的區位優勢,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和泛北部灣經濟區合作是擴大中國-東盟相互投資的天然平臺。(1)湄公河次區域合作:亞洲開發銀行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GREATMEKONGSUBREGIONCOOPERATION,簡稱GMS)規劃始于1992年,合作范圍包括沿湄公河流域,即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越南5國和中國云南省等地區。涉及7個合作領域:交通、能源、電訊、環境、旅游、人力資源開發以及貿易與投資。截止到2005年,六個成員國在交通、能源、電信、環境、人力資源開發、投資、貿易、旅游、農業等領域實施了119個合作項目,總投資額約53億美元。(2)泛北部灣經濟區合作:其主旨是通過中國、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和文萊等國家的港口、物流合作,促進相互投資,大力發展臨海工業,促進泛北部灣地區成為太平洋西岸一個新增長極。2007年,中國和環北部灣東盟國家進一步明確了“港口合作與發展”的投資主題。各國都表現出加強交通,特別是港口建設項目合作的迫切愿望。從環北部灣東盟國家情況看,港口“擴容”已成為當前最重要的基礎設施投資之一,如越南胡志明市計劃投資2.2億美元擴建4個碼頭,中國廣西也在不斷加快與泛北部灣東盟國家的港口建設合作,2007年已開工新建大型深水碼頭項目15個,泊位37個,總投資99億元。
3.積極籌建和完善各類投資產業園區,打造相互投資的良好載體。如果說次區域合作是CAFTA框架下中國-東盟相互投資的有效平臺,那么投資產業園區則是相互投資的最終載體,直接影響到投資效率。早在2003年底,為支撐中國-東盟博覽會的投資合作,中國已在廣西南寧市建立中國-東盟經濟園區。據統計,從2004年第一屆中國-東盟博覽會至今,入駐中國-東盟經濟園區的企業已經達到118家,合同投資總額近77億元人民幣,其中已開工、在建項目80個,竣工、投產項目38個。目前,已有泰國、印尼等國家和港澳臺地區以及北京、上海、廣東、江西等國內外企業入園,園區已經形成具有一定規模的產業,項目涉及電子、生物制藥、機械制造、高級紙業、彩印包裝、農副產品加工、塑料、板材加工、現代農業等領域。
另外,2004年開工建設的廣西中國-東盟青年產業園也已經成為中國和東盟投資者投資的重要載體。目前,簽訂合同落戶園區的生產性項目26個,投資總額23.3億多元;已簽訂投資意向書的項目18個,投資總額76億多元。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底經國家發展改革委核準的蘇州工業園區海外投資有限公司在老撾合資建設萬象特殊經濟區項目,則標志著產業園區作為中國-東盟相互投資重要載體的新發展。在國家開發銀行的融資支持下,蘇州工業園區牽頭負責建設老撾2009年東南亞運動會場館,并開發萬象市周邊10平方公里土地。此外,中國還將在東盟國家建立若干個經濟貿易合作區,推動中國企業走向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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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 中澳FTA 中瑞FTA GTAP模型 經濟效應
一、引言
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謀求對外貿易新空間、提高在全球貿易治理領域影響力的戰略舉措。截至2016年，中國已簽署和實施了14個自貿協定，涉及22個國家和地區。瑞士是世界上最為富裕的國家之一，擁有先進的科技，是世界上精密儀器及鐘表、機械及電子設備、化學制成品的主要生產國和出口國。澳大利亞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被稱作“騎在羊背上的國家”和“坐在礦車上的國家”。兩國都屬于重要的西方發達國家，并且與中國都有著比較緊密的經貿往來。2013年和2015年，中國分別與瑞士和澳大利亞正式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鑒于瑞士、澳大利亞兩國的經濟特色以及與中國貿易存在明顯的差異性，同時，中瑞、中澳自貿區實際運作時間不長，本文運用GTAP模型來探討和比較中瑞、中澳建立自貿區的經濟效應，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探討自貿區經濟效應，一直是國際經濟學研究領域的重要議題，國內外成果眾多。實際上，自貿區經濟效應分析的理論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典和新古典國際貿易學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外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圍繞歐盟、北美自貿區、東盟自貿區的經濟效應展開。有關中國自貿區經濟效應的研究，因中國開展自貿區的時間有限，所以成果相對偏少，并且大多為定性的宏觀政策性分析。在實證研究方面，通常是從貿易互補性、比較優勢以及VEC或VAR模型協整檢驗等角度進行分析。具體就中瑞自貿區方面，主要成果包括：高金田和劉婷（2010）分析了中瑞兩國貿易額與GDP關系，探討了兩國商品的互補性和競爭性；Lanteigne（2014）著重強調了中瑞自貿區與中國-新西蘭和中國-冰島自貿區模式的差異；Rios-Morales（2016）從直接投資的視角指出，隨著壁壘的減少，投資合作的不斷深入將有助于優化中國產業結構。在中澳自貿區方面，主要成果包括：黃慶波（2011）通^計算中澳貿易強度指數和顯性比較優勢指數，證實了兩國大多數產業存在互補性；Gretton（2016）通過模擬政策變化，發現中澳雙邊貿易往來會隨著自由貿易政策的實施而顯著提高，進而促進兩國經濟增長；Xiang（2017）運用局部均衡模型定量分析方法，發現建立中澳自貿區將給中國消費者帶來明顯的福利增長。
全球貿易分析模型（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是基于新古典經濟理論設計的多國多部門應用的一般均衡模型，目前已被廣泛用于分析國家間貿易政策變化對各國所造成的影響。在我國，該模型已被應用于中國-韓國、中國-歐盟、中國-東盟、中國-海合會等自貿區的分析中。但是，對中瑞、中澳自貿區的研究，目前還沒有這方面的成果。鑒于此，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是，首先進行中瑞、中澳貿易現狀和特征分析，探討中瑞、中澳貿易的競爭性和互補性，然后應用GTAP模型對中瑞和中澳的自貿區經濟效應進行分析和比較，最后形成有關結論和政策啟示。
二、中瑞、中澳貿易發展現狀和特征
1.中瑞、中澳貿易規模和增長率
瑞士是中國在歐洲除歐盟以外最大的貿易合作伙伴，也是歐洲最早承認中國市場經濟的國家。改革開放以來，兩國經貿關系發展不斷深化，尤其是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瑞貿易增長明顯加快。雖然受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中瑞貿易有個別年份出現短暫下降，但很快便恢復至上升趨勢。據統計，2001年中國與瑞士貿易總額為23.83億美元，而2015年兩國貿易總額達到444.01億美元，增長了18.6倍（見圖1）。
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貿易伙伴，改革開放以來，中澳貿易基本上一直呈現持續上升的發展趨勢。即使因進口貿易大幅下降，導致2015年中澳貿易規模比上年有所縮小，但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出口貿易仍穩步增長。資料顯示，2001年中澳貿易總額為89.95億美元，而2015年中澳貿易總額已達1142.5億美元，增長12.7倍（見圖2）。換言之，中澳貿易的增長速度雖然小于中瑞貿易，但貿易規模為中瑞貿易的兩倍以上。
2.中瑞、中澳貿易結構和趨勢
從貿易的商品結構看，制成品已經成為中國對瑞士和澳大利亞的主要出口產品。2001-2015年制成品出口占中國對瑞士全部出口比重為70%以上，占對澳大利亞全部出口比重更是高達約95%，并且上述占比還一直呈現上升態勢。在制成品中，2001年中國對瑞士的機械及運輸設備出口占總出口比重為18.08%，2015年顯著提升到40.23%；2001年中國對澳大利亞的機械及運輸設備占比為24.37%，2015年顯著增加到38.34%。與之相對應，中國對瑞士和澳大利亞的出口中，初級產品和低附加值產品比重逐步減少。以服裝、鞋類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雜質品為例，2001年中國對瑞士的雜質品出口占總出口比重為57.86%，而2015年明顯下降為32.74%；2001年中國對澳大利亞的雜質品出口占比為43.67%，2015年僅為29.53%。
在進口貿易結構方面，中國從瑞士進口產品雖然總體上以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的制成品為主，但是產品類別變化較大。比如，貴金屬及制品產品比重從2001年的13.6%上升至2015年的77.8%，機械及運輸設備的比重從2001年的49.3%下降至2015年的7.5%。就進口貿易而言，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產品結構變化不大，主要為能礦資源產品和農產品等初級產品。其中，鐵礦石、農產品和煤炭長期位列三大對華出口產品 。Comtrade databas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17， UN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http：///unsd/comtrade/， accessed Feb 2017.
3.中瑞、中澳貿易的競爭性
經計算，中瑞、中澳貿易的工業制成品ESI指數如附表1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到，中國向瑞士出口無論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還是在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上，其ESI指數都高于中國向澳大利亞出口，這意味著中瑞貿易的競爭性明顯高于中澳貿易。其次，隨著時間的推移，中瑞、中澳貿易的工業制成品ESI指數都在逐步下降，這說明中國與瑞士、澳大利亞貿易的競爭性在減弱，互利性和國際分工在深化。再次，在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之間，中瑞貿易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競爭性明顯高于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但是，中澳貿易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之間，競爭性差異不大。
4.中瑞、中澳貿易的互補性
當一國的主要出口產品類別與另一國的主要進口產品類別相吻合時，兩國間的互補性指數就大；相反，兩國間的互補性指數就小。
附表2顯示了中國與瑞士、澳大利亞之間的貿易互補性指數。總的來看，中瑞和中澳在進出口上都具有較強的互補性。但進一步從行業上看，中國與瑞士、澳大利亞貿易的互補性，在不同行業之間不盡相同。其中，從進口貿易角度看，中國從瑞士進口的資本密集型產品（SITC5）的互補性，明顯高于其他行業，而中國與澳大利亞貿易是在初級產品（SITC2和SITC3）上互補性更為突出。從出口貿易角度看，中國與瑞士、澳大利亞在勞動密集型產品（SITC6和SITC8）上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均大于1，說明中國與兩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互補性高。
三、GTAP模型和有關數據、參數說明
GTAP模型是子模型連結成一個多國多部門的一般均衡模型。本文采用的GTAP模型是使用GTAP8.0數據庫，它包含了87個國家（或地區）的57個行業。為方便分析，文中對中瑞和中澳雙邊貿易量較大的產品進行了分類匯總，匯總之后包括8個國家與地區和20個部門。具體的國家與地區包括：瑞士（澳大利亞）、中國、美國、東盟、日本、韓國、歐盟、世界其他地區。具體商品種類是：谷物、蔬菜水果、油料作物、糖類、其他作物、動物產品、林業漁業、礦產能源、肉類產品、乳制品、加工食品、紡織業、服裝、木材、紙制品、出版業、化工產品、橡膠產品、塑料產品、金屬及其制品、發動機及配件、機械設備、其他制成品和服務業。
在采用GTAP模型對中瑞自貿區和中澳自貿區（即FTA）進行政策模擬時，主要考察貿易政策中關稅變化的影響。經查，實行FTA之前，瑞士對中國征收較高進口關稅的產品有：乳制品（113.1%），動物產品（77.1%），飲料、煙草（31.7%）；中國對瑞士征收較高進口關稅的產品有：糖類（27.4%），谷物（24.3%），飲料、煙草（22.3%）。澳大利亞對中國征收較高進口關稅的有產品：飲料、煙草（19.0%），服裝（18.3%），紡織品（18.1%）；中國對澳大利亞征收較高進口關稅的產品有：谷物（89.9%），飲料、煙草（57.3%），紡織品（24.8%） Comtrade databas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17， UN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http：///unsd/comtrade/， accessed Feb 2017.。本文模M中瑞、中澳建立自由貿易區后，中國和上述兩國全面實行自由貿易政策，雙方對所有對方進口產品的關稅，均設定降為0，并由此進行相關的經濟效應模擬和比較。
四、中瑞、中澳自貿區經濟總體效應及比較
表1顯示了運用 GTAP模型模擬建立中國-瑞士自由貿易區的結果。從模擬結果可以看出，中瑞建立自貿區后，中國和瑞士兩國的總產出和社會福利均得到了增加。其中，瑞士總產出增加0.3%，中國總產出增長0.01%。在社會福利方面，瑞士增加4.37億美元、中國增加1.39億美元。在中瑞兩國的GDP影響上，建立中瑞自貿區，瑞士的GDP將增加0.29%，中國的GDP幾乎未發生變化。究其原因，一方面與瑞士經濟規模較小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建立中瑞自貿區對中國經濟影響的側重點有關。即盡管中瑞自貿區使中國總產出增加，但因其中的中間品增長過快，結果導致衡量最終產品的GDP變化不顯著。因此，在中國和瑞士兩國之間，可以說建立自貿區總體上對瑞士的GDP、總產出和社會福利帶來的有利影響比中國更為顯著。此外，該表也顯示，中瑞建立自由貿易區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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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產品多樣化；貿易績效；引力模型
中圖分類號：F752.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9）01－0009-06
面對世界各國貿易額的高速增長，進出口數量的逐年增加，我們不禁會問，在這種增長過程中進出口產品種類是如何變化的，即各國進出口產品多樣化的程度如何？它對進出口貿易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針對這些問題，本文意欲在明確產品多樣化的概念和測度方法的前提下考察其與貿易績效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地，通過對現有相關研究的梳理，我們又發現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經貿活動相對活躍的東南亞地區尚未受到應有的注意，尤其是這些國家與美國之間進出口產品多樣化水平與貿易績效關系的研究仍屬空白，鑒于此，筆者嘗試性地對該領域進行初步探索，但主要集中于出口方面關系的分析，進口方面將另文說明。
一、產品多樣化的概念與測度
截至目前，理論界尚未對產品多樣化（product variety）給出統一的定義。依據不同的學科、不同的理論，它存在多種解釋。Lancaster（1990）認為從市場營銷角度看，產品多樣化指某一特定產品組中一定數量的產品異體（variant），如根據“品牌”進行的劃分或耐用消費品市場上根據“式樣”進行的劃分；而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他認為應從市場競爭關系出發理解產品多樣化，指出每一個體消費者追求消費多樣性，不同的消費者由于偏好不同而需要不同的產品異體；單個廠商可以通過生產不同式樣的產品或不同于競爭對手的異質產品增加利潤。也就是說產品多樣化是決定市場均衡類型的重要因素。Bils&Klenow（2001）所界定的產品多樣化更廣泛一些，他們認為以往通常將既有產品式樣的改進看作是“質量增長”而非“種類（多樣化）增長”，但當新式樣不能完全替代原有式樣時，更確切的定義應該屬于“種類增長”，所以在他們看來，產品多樣化既包括原有產品增添了新的特征也包括完全意義上的新產品。Broda & Weinstein（2004）指出產品多樣化通常是一個廠商所生產的不同品牌的產品，或是不同廠商的總產出，或是不同國家的同種產品的產出，或是某一國家不同行業的總產出，等等。在計量經濟研究中，比較典型的定義是某一廠商的不同生產線；大量的國際貿易方面的研究者則將其定義為來自某一特定國家的充分細分的產品貿易流量；也有一些研究者將其定義為廠商或工廠水平的產出。本文對產品多樣化的定義遵循國際貿易領域的普遍觀點，指充分細分的產品類別。
對于產品多樣化的測度，由于沒有統計機構對其進行數據統計和記錄，所以首先必須要尋求恰當的產品多樣化衡量方法以助于相關研究。早期的度量都是采取間接的方法進行的，例如以投資、相對專利活動和R&D支出、產出、盈利性或出口國數目等作為產品多樣化的間接指數（Owen&Wren-Lewis，1993；Woods，1995；Muscatelli，Stevenson，Montagna，1995；Greenhalgh et al，1994；Klenow，1997）。但是由于間接方法本身固有的不足，一些學者嘗試對產品多樣化進行直接測度。Addison（2003）、Funke & Ruhwedel（2005）、Kandogan（2006）采取對各細分產品直接計數的方式進行統計，雖然這種方法存在不能準確考量產品異質性等缺點，但由于其易于計算，目前仍被廣泛使用。而最具代表性的是Feenstra（1994）、Feenstra & Markusen（1994）以及Feenstra（2003，2004）設計的一種直接衡量產品多樣化的穩健方法，因為該方法相對復雜，Funke&Ruhwedel（2005）對其處，s和t表示兩個國家（或兩個時期），Is和It表示國家s和t所有產品種類的集合，I為兩國共有的產品種類集合，p和q分別指每一產品的價格和數量。與直接計數法相比，Feenstra設計的這種方法僅需要相應的貿易數據，可操作性強，但是計算量比較大。為了便于比較，本文同時選取直接計數法和Feenstra指數法兩種方法進行分析。
二、相關研究綜述
近年來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貢獻在于強調產品多樣化的作用。貿易收益的增加是由于消費者存在多樣化偏好，通過進口恰好可以拓展產品種類而獲得的產品。多樣化的理論可以說是在對價格和廠商數量的競爭模型進行研究時的副產品（Lancaster，1990）。它源于兩個基本理論：Chamberlin壟斷競爭模型（Chamberlin，1933）和Hotelling空間競爭模型（Hotelling，1929）。隨后的產品多樣化理論在這兩個理論的基礎上發展演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圍繞著產品種類的增加，即橫向擴張；二是圍繞著產品質量的提高，即縱向提升。然而，對于產品多樣化與貿易績效的關系直到近幾年才引起關注，學者們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上分別進行了研究，但遺憾的是相關研究并不多見。
從宏觀分析來看，Funke&Ruhwedel（2001）采用Feenstra（1994）設計的直接測度的產品多樣化指數，利用10個東亞國家或地區1989-1997年向OECD出口的6位數產業水平的貿易數據來測度這些國家相對于美國向OECD出口的全部產品的多樣化程度以及第二產業產品多樣化水平，發現出口產品種類的增長顯著提高了這10個東亞國家或地區的貿易績效。Hummels&Klenow（2002，2004，2005）通過對世界貿易的收益增長進行分解的方法，對全世界110個出口國和59個進口國的HS6位數水平的5 017類產品進行了研究，發現了“廣度收益”，即向更多市場出口更多產品種類所獲得的收益，解釋了大國經濟出口增加的2/3，進口增加的1/3。進一步，為了檢驗其模型的穩健性和檢驗結果的可靠性，他們同時對119個國家向美國出口的HS10位數水平的13 386類產品進行研究，發現其整體出口的增加有54%源于“廣度收益”。Kandogan（2006）采用直接計數法、Funke&Ruhwedel方法以及Hummels&Klenow方法等幾種不同的產品多樣化衡量方法，以SITC4位數貿易數據分析產品多樣化對中東歐和獨聯體等轉軌國家向其非傳統貿易伙伴國的制成品（SITC5-8）出口增加的影響作用。他發現，產品多樣化對貿易績效存在明顯的正效應，只是對于不同的國家產品多樣化所做出的貢獻程度不同。
從微觀層面來看，由于Milgrom&Roberts（1990）、Milgrom、Qian & Roberts（1991）指出現代制造業廠商的特點是生產線多且經常更新，也就是說，現代制造業廠商都是“多樣化產品”廠商，即絕大多數的廠商都擁有多種相關產品的生產線（Brander&Eaton，1984；Katz，1984）。在現實世界中，情況也的確如此，許多廠商供給多種相關產品。只是迄今為止，廠商水平的產品多樣化與其貿易績效間的研究尤為少見，有代表性的僅是Andersson（2005）和Chen&Feenstra（2005）的兩篇論文，前者利用2003年瑞典所有出口廠商的出口產品種類數據分析廠商水平的出口產品種類與出口貿易績效間的關系，發現出口產品種類每增加10%，出口額會整體增加12.3%；后者則是采用1992年和1997年美國從104個國家進口的公司內貿易數據進行研究，發現無論是美國母公司與海外子公司抑或是美國子公司與海外母公司間的貿易和產品多樣化之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
三、產品多樣化與貿易績效的實證研究
（一）模型介紹
Marcos、Rogelio&Fernando（1993）認為對引力模型的研究其實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作為解釋雙邊貿易流量工具的有用性；在特定情況下加入適當解釋變量的充分合理性；對數函數形式在解釋問題時的確信性，且對數線性函數形式無疑是最優形式直接有效的近似。故而，我們的研究無外乎也著眼于這幾個方面，首先選用相對比較標準的引力模型形式，考察相關因素對雙邊貿易的影響程度，然后在該模型中引入產品多樣化解釋變量，比較分析其對貿易的解釋能力。由于產品多樣化與貿易績效之間存在的內生性問題，不能簡單地通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來估計，因為其檢驗結果是有偏的且無效的。于是，我們以工具變量法進行估計。所使用的出口模型如下：
1nXij=?琢0+?琢11nAGDPi+?琢21nAGDPj+?琢31nPOPi+?琢41nDISij+uij（1）
1nXij=?琢0+?琢11nAGDPi+?琢21nAGDPj+?琢31nPOPi+?琢41nDISij+?琢51nPVXij+uij（2）
其中，Xij表示兩國之間的出口額；AGDPi和AGDPj表示兩國人均GDP；POPi表示國家i的人口總量；DISij表示兩國之間的距離；PVXij表示兩國之間出口產品的多樣化程度，在模型（2）中以直接計數法衡量的產品多樣化程度表示，在隨后的檢驗中我們同時使用直接計數法和Feenstra指數法（PVXFij）兩種方法；uij為隨機誤差項。在我們的分析中，i表示出口國，j表示進口國――美國。
然后我們借鑒Chen&Feenstra（2005）的做法，他們也是通過引入引力模型來分析產品多樣化與公司內貿易，主要是由于他們認為在分析過程中控制影響產品多樣化的其他變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兩國間的距離較小、一國的經濟規模較大等在某種程度上都會導致較高的產品多樣化。于是，他們將產品多樣化指數作為引力模型中的被解釋變量，兩國的距離、人口、人均GDP等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再把由此模型產生的余值（即未被解釋的純粹的產品多樣化程度）作為分析公司內貿易的解釋變量，同時在該模型中包括進Antras（2003）所建議的其他解釋變量，如一國的要素稟賦、貿易開放度等來考察產品多樣化與公司內貿易之間的關系。使用未被解釋的產品多樣化程度來解釋公司內貿易，這樣可以有效地控制影響產品多樣化和公司內貿易關系的其他可能被忽略的因素，所得到的結果有更強的說服力。根據這一方法，我們在分析產品多樣化與一國的貿易績效時也可以構造如下模型：
1nPVXij=?琢11nAGDPi+?琢21nAGDPj+?琢31nPOPi+?琢41nDISij+uij（3）
其中，各變量的含義同模型（1）和（2）。
回歸之后產生的殘差序列作為未被解釋的產品多樣化程度或產品多樣化余值進入下一步的分析中，使用的這個余值由于剔除掉了其他影響產品多樣化的因素，所以對產品多樣化和貿易績效關系的刻畫應當更準確、直接，我們將其記為RPVij或RPVFij（前者是直接計數法下所得到的而后者是Feenstra指數法下所得到的殘差序列）。然后把它引入下列模型：
1nXij=?茁0+?茁11n（K/L）+?茁21n（L）+?茁3OPEN+?茁4RPVij+uij（4）
其中，K/L表示出口國資本―勞動比率，L表示出口國的勞動力，OPEN表示各出口國的開放程度；uij為隨機誤差項。
（二）數據來源與說明
本文產品多樣化的定義采用的是大量國際貿易研究者普遍使用的定義，即來自某一特定國家的充分細分的貿易產品種類。產品的分類根據標準國際貿易分類（SITC，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系統進行劃分，之所以選取該類數據是因為其在各國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且其包括的產品類別相當全面。考慮到充分細分，本文采用SITC最高程度的劃分標準，即將產品按5位數進行分類。同時，基于數據的龐雜性、可獲性和可比性，我們選取1990-2001年中國、日本、韓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孟加拉10國與美國的相關數據。Xij表示各出口國向美國的出口額，數據來自于聯合國貿易數據庫（COMTRADE）及NBER數據庫。AGDP表示2000年不變美元價格計算的各國人均GDP，K表示2000年不變美元價格計算的各國固定資本總量，L表示各國各年度的勞動力總量，POP表示各國各年度的人口總量，這4個變量均來自于世界銀行WDI數據庫。OPEN表示不變價格衡量的開放度，數據來自Heston，Summers & Aten的PWT6.2。DIS表示各出口國經濟中心到美國紐約的距離，數據來自于省略中的“距離計算器（distance calculator）”。PVX和PVXF分別表示以直接計數法和Feenstra指數法衡量的各出口國向美國出口的產品多樣化水平，其值根據本文第一部分所介紹的測度方法統計并計算而來。
（三）檢驗結果與分析
首先對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發現各變量是平穩的，能夠直接進行回歸分析。然后根據模型形式設定方法，可以選用聯合回歸模型形式，同時考慮到面板數據各截面成員的差異，所以選擇允許其存在截面異方差的GLS（Cross section weights）方法進行估計。在模型（2）中，借鑒Funke & Ruhwedel（2001）在處理相似問題的做法，以產品多樣化滯后一期的變量作為其工具變量，因為其滯后變量與它本身高度相關，但與當期隨機誤差項不相關，從而可以弱化內生性問題。
1. 按照模型（1）、（2）進行檢驗的結果。從表1中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無論是加入直接計數法還是Feenstra指數法衡量的產品多樣化程度，都可以使模型的擬合優度明顯提高，即從0.93增加到0.98，說明在考慮產品種類對貿易的影響后使得模型的解釋能力更強，再次說明我們不應該忽視產品種類對貿易的重要作用，且其系數均為正值并通過1%顯著性水平的檢驗，表明出口產品種類對出口存在顯著的正效應。具體來看，在模型（1）中對出口績效影響作用最大的是進口國的人均GDP（或可以看作該國的富裕程度），其每提高1%，會使相應出口國的出口增加0.96%；其次是出口國的人均GDP，它對一國出口也產生明顯的正效應，彈性系數為0.77；而兩國之間的距離雖然對貿易存在阻礙作用，但是并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其在各國向美國的出口貿易中發揮的作用并不明顯。在模型（2）中，當引入直接計數法衡量的產品多樣化之后，出口國人均GDP的解釋能力有所減弱，即從0.77下降到0.53，但進口國的作用有所加強。同時，產品多樣化的促進作用是非常明顯的，其彈性系數達到0.69。當將Feenstra指數法下的產品多樣化指標引入模型時，可以得到相似的結論，其彈性系數為0.89。另外，綜合來看，加入產品多樣化指數后，距離對貿易的負向作用變得愈加顯著，這說明距離在亞洲各國與美國的出口貿易中也發揮著一定的阻礙作用（見表1）。
2. 按照模型（3）、（4）進行檢驗的結果。首先按照模型（3）的做法，剔除影響產品多樣化的其他因素獲得殘差余值。從表2中可以看出，各解釋變量對產品多樣化的影響作用在統計上基本都是顯著的，且分別通過了1%和5%顯著性水平的檢驗，說明人均GDP、人口和距離等變量的確對產品多樣化的程度存在一定的影響，同時從擬合優度發現，這些變量對以直接計數法衡量的產品多樣化程度的解釋能力（0.76）比以Feenstra指數法表示的產品多樣化程度的解釋能力（0.58）更強。所以，為了準確考察產品多樣化對貿易的作用，先將這些因素剔除出來得到相對較為純粹的產品多樣化的做法是合理的而且必要的。
之后，我們再把該回歸方程所得到的殘差序列引入模型（4）中，得到表3中的結果。在檢驗過程中，我們遵循Antras（2003）和Chen&Feenstra（2005）的做法，將解釋變量1n（K/L）、1n（L）和OPEN逐步引入，發現檢驗結果是比較令人滿意的，隨著變量的增加，擬合優度提高，但是發現在兩種情況下開放度的影響作用雖然為正，但卻不顯著，這說明對于亞洲10國和美國之間的出口貿易而言，一國的開放程度如何并沒有在很大程度上顯著地影響到出口。我們按照表3中第3列來分析，數據顯示，一國的資本―勞動比率以及勞動力等要素稟賦對該國的出口起著顯著的促進作用，彈性系數分別為0.77和0.59；同時剔除掉其他影響因素后的產品多樣化依然對該國出口有明顯的正效應，且在統計上是非常顯著的，彈性系數為0.48。與前面沒有剔除影響產品多樣化的其他因素的模型（2）相比較，彈性系數稍有下降，這說明如果不控制其他影響產品多樣化的因素，而直接引入傳統的引力模型，所檢驗的結果會在某種程度上高估產品多樣化對貿易績效的貢獻，所以，Chen&Feenstra（2005）的做法相對更合理一些，對產品多樣化作用的評估更讓人信服。而且進一步分析數據，我們有一個驚訝的發現，即無論是直接計數法下所產生的殘差序列RPVij還是Feenstra指數法下所產生的殘差序列RPVFij的引入對出口貿易帶來幾乎是同等的正效應，這就說明，剔除影響產品多樣化的其他因素后所得到的純粹產品多樣化程度，無論它是以何種方法度量，對出口貿易都有著相對非常穩定的影響作用。
四、結論
本文利用1990-2001年12年間亞洲10國向美國出口的SITC5位數貿易數據度量產品多樣化并在引力模型的基礎上以兩種不同的方法考察了產品多樣化與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第一種方法是將雙邊出口貿易和產品多樣化同時置于傳統的引力模型中；第二種方法是先將產品多樣化作為被解釋變量引入傳統的引力模型，獲得殘差序列（未被解釋的產品多樣化部分），然后將其作為解釋變量和一國的要素稟賦等變量一起解釋雙邊出口貿易，這樣做可以有效地剔除影響產品多樣化的其他因素，從而獲得純粹產品多樣化程度與雙邊貿易之間相對準確、直接的關系。通過文中的檢驗，可以得到如下主要結論：
1． 第一種方法所得到的出口貿易與產品多樣化之間的彈性系數大于第二種方法的相應值，說明在不剔除其他影響因素的情況下以傳統引力模型直接回歸會高估出口產品多樣化對雙邊貿易的影響作用。
2． 無論以何種方法進行檢驗，也無論產品多樣化以直接計數法還是以Feenstra指數法進行衡量，均發現產品多樣化對出口貿易存在顯著正效應。
3． 在按照第二種方法進行分析時，發現隨著不同變量的依次加入，產品多樣化無論是以直接計數法還是以Feenstra指數法進行衡量，其對出口貿易的影響程度在各種相應情況下都非常接近，這就說明，剔除掉影響產品多樣化的其他因素后所得到的純粹產品多樣化程度，無論它以何種方法度量，對出口貿易都有著非常穩定的影響作用。這一發現對于如何選取衡量產品多樣化的方法才更合理、準確的爭議將有重大意義。
4． 此外，本文的分析還發現，各國開放程度的影響系數非常小且不顯著，這說明在亞洲10國向美國出口的貿易活動中，各國開放程度如何并沒有發揮明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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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xported Product Variety and the Trade Performance
Kong Jiongji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Shanghai Finance School, Shanghai 200433, China）
篇10
論文關鍵詞：反傾銷，寒蟬效應，貿易自由化，GMM檢驗，動態面板數據
一、引言
反傾銷是世界貿易組織所認可的用于維護國際經濟秩序、保護本國產業免受不合理侵犯和對付不公平競爭的合法且有效的措施。中國加入WTO后，確實享受到WTO成員開放市場的好處，對外貿易依存度不斷提高，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更加國際化和全球化。但中國也在逐步降低關稅并逐步取消非關稅措施，使中國國內市場面臨更趨激烈的競爭。近年來，許多跨國公司紛紛以低價戰略進軍中國市場，使中國面臨著遭受傾銷損害的嚴重局面。自1997年對美國、加拿大、韓國的新聞紙首例反傾銷以來，我國已成為發展中國家運用反傾銷措施來保護本國產業的重要使用者。截至2010年10月1日，中國發起的反傾銷調查共涉及26個國家和地區，主要集中在韓國、日本、美國、臺灣、歐盟、俄羅斯等，這些國家都是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此外我國對外反傾銷還呈現出立案數大幅增加、涉案產品高度集中、征稅結案率高和反傾銷終裁稅率較低等特點。在目前已終裁的172件反傾銷案件中，因申訴人撤銷申訴終止調查案件占11件，因被調查產品未對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而終止調查的案件占22件，而做出肯定性終裁案件的高達139件，占全部已仲裁案件的80.8%。無論是反傾銷立案、臨時措施與出口國達成的價格承諾協議，還是最終實施5年甚至更長期的反傾銷稅，在消除進口對國內產業造成損害的同時，也會因反傾銷稅措施的實施對雙邊貿易產生錯綜復雜的影響。本文主要通過建立寒蟬效應模型來分析中國反傾銷的貿易效應，評價中國實施反傾銷措施和貿易自由化對中國進口貿易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相關研究文獻
可能是受限于資料的獲取和研究者的立場，關于反傾銷貿易效應的實證分析長期以來都以美國和歐盟反傾銷為樣本。
Staiger andWolak(1994)提出了反傾銷的三種“非關稅效應”，即調查效應、中止效應和撤訴效應，并使用較為復雜的計量模型分析美國1980-1985年采取反傾銷措施和進行反傾銷調查對進口和國內生產造成的影響，結果表明反傾銷申訴的存在和征收反傾銷稅都對被訴國起到“貿易破壞效應”。同時發現企業反傾銷申訴的目的是追求反傾銷調查效應和貿易破壞效應。
Prusa(1996)根據1978-1993年間109個被否決的反傾銷案和126個終裁征稅案的相關數據(海關協調編碼制下的5位稅則號數據)，就反傾銷對被訴國、非被訴國以及涉案產品進口貿易的影響使用最小二乘法進行了面板數據回歸分析，結果證明了反傾銷的調查申訴和反傾銷稅的征收都對被訴國的出口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當反傾銷稅較高時負面影響更顯著。同時也證實了“貿易轉移效應”的存在，即使反傾銷申訴最終被裁定征收低額反傾銷稅或者案件被駁回，貿易轉移效應依然存在。Brenton(2001)以Prusa(1996)的方法為基礎畢業論文題目，對1989-1994年間歐盟涉及到98個反傾銷案和47種產品進行分析，以立案當年為基期，立案前兩年、立案后4年共七年的時間跨度內區別分析了反傾銷措施對于被訴國、歐盟組織中的非被訴國和其他非被訴國的影響，發現了貿易轉移效應的存在。
Krupp andPollard(1996)通過建立“市場模型”，引入衍生需求變量、化工生產指數、實際匯率和季節性虛擬變量，利用1976-1988年美國化工行業17種涉案產品的月度數據，分析了反傾銷申訴、初裁、終裁三個時間點前后6個不同階段涉案產品進口量的變化情況。對肯定性終裁、否定性終裁、否定性初裁和撤訴的四種不同裁決結果的貿易破壞效應進行了比較分析。結果表明，對絕大多數產品而言，不論終裁的結果如何，反傾銷調查也往往會使涉案產品的進口量減少，即存在所謂的“調查效應”。
Konings andVandenbussche(2005)利用涉及1992-2000年歐盟大約4000個涉案產品的進口橫截面數據，對比了反傾銷調查實施前后國內產品價格上漲的情況，證明了反傾銷保護措施的價格效應存在的條件——即只有在貿易轉移效應特別大的情況下，才可以抑制價格的上漲。Konings andVandenbussche(2008)使用全要素生產力函數根據歐盟企業數據實證分析了反傾銷措施對于國內進口競爭性企業的生產力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企業生產力在反傾銷保護時期會適度地提高，但低于那些未受反傾銷影響的案件。同時，國內落后的企業在反傾銷保護期間生產力水平得到提高，尖端企業的生產力會遭受損失。
Khatibi(2009)根據1997-2002年歐盟立案的194個反傾銷案的相關數據，每個案例分析了立案前一年、立案當年、立案后調查期間(平均12個月)和實施措施期間，共達8年的反傾銷長期效應。結果表明反傾銷措施會帶來貿易轉移效應，并顯著存在于歐盟內部成員國之間。進一步利用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指出反傾銷措施對處于比較劣勢的產品最有效，將使之從被訴國的進口明顯地減少(貿易破壞效應)，且貿易轉移效應亦不存在。
近年來，由于反傾銷案件資料獲取的相對容易和發展中國家對外反傾銷的增加，以發展中國家反傾銷為樣本的研究不斷增加，且樣本更為龐大。Durling和Prusa(2006)通過建立固定效應模型和GMM模型，定量分析了1996-2001年142個出口國和112個進口國的熱卷鋼反傾銷措施的貿易效應。發現反傾銷措施對被訴國的貿易破壞效應顯著存在，但是對非被訴國的貿易轉移效應并不顯著。
Feinberg andOlson (2005)首次實證分析了關稅自由化在反傾銷措施蔓延中扮演的角色，主要研究了烏拉圭回合簽訂的關稅減讓承諾與1996-2003年間24個國家反傾銷申訴增加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表明發展中國家增加的反傾銷措施與關稅減讓有關，而傳統使用反傾銷的國家隨著貿易自由化的進程反而減少了反傾銷的使用。
Moore andZanardi(2008)分析了29個發展中國家和7個發達國家1991-2002年間貿易自由化(減少關稅)與使用反傾銷措施之間的關系，結論表明對于發展中國家反傾銷措施的重要使用者，削減關稅將導致反傾銷措施的使用機會增多。如果關稅標準差下降一個單位，會導致這些國家反傾銷申訴的概率增加32%，但該結論不適用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
Bown andTovar(2009)對印度反傾銷與貿易自由化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印度關稅每增加一個標準差(貿易自由化的衡量標準)會使反傾銷申訴和保障措施得概率提高50%。
Vandenbusscheand Zanardi(2006)利用1980-2000年全球反傾銷樣本，使用了121個出口國和58個進口國貿易流量的年度數據，建立引力模型定量分析了反傾銷措施對貿易流量的影響。并根據采用反傾銷法的時間、每年度反傾銷立案的數量和措施強度將這些國家劃分為傳統強硬型使用者、傳統微弱型使用者、新興強硬型使用者和新興微弱型使用者四類。通過實證分析該四類反傾銷措施使用者對進口貿易破壞效應的影響，表明全球范圍內反傾銷措施的迅速擴散具有“寒蟬效應”，由此所帶來的貿易流量的減少是不可忽略的，反傾銷措施的實施每年大約減少7.8%的進口貿易量，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貿易自由化的作用。
(二)國內相關研究文獻
中國學者研究大部分集中于中國對外反傾銷所帶來的貿易轉移效應、貿易限制效應和貿易救濟效果等方面，至今尚未有學者關注反傾銷措施與貿易自由化對于進口貿易的影響。鮑曉華(2007)以Prusa(1996)的方法為基礎，利用1997 —2004 年中國反傾銷案例8位數稅則號的涉案產品數據，考察了反傾銷措施引起的被訴國和非被訴國的貿易模式的變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反傾銷救濟效果的證據。檢驗結果表明，中國反傾銷措施對被訴國的進口有明顯的“貿易破壞效應”。
還有學者發現，中國對外反傾銷存在貿易轉移效應，即當一個進口方實施反傾銷措施后，被訴國的出口會減少，但從其他非被訴國的進口增加，最終導致在實施反傾銷措施的同時，進口方對該商品的進口并未減少，只是改變了進口方向。沈瑤、王繼柯(2004)通過分析了中國丙烯酸酯兩次立案進口量和價格的變化，發現針對部分出口國的反傾銷措施會導致進口從被訴國轉向非被訴國，在一定程度上會削弱反傾銷措施對本國進口競爭產業的保護作用。
馮宗憲、向洪金(2010)在Krupp and Pollard(1996)模型的基礎上畢業論文題目，利用2002-2007年歐美國家對華紡織品反傾銷涉案產品的月度數據，考察了歐盟和美國對華反傾銷中不同階段的貿易破壞效應、貿易轉向效應和貿易偏轉效應的存在性。結果表明，對華反傾銷措施不僅導致了申訴國從中國的涉案產品進口量減少和進口于韓國、印度等競爭國同類產品的增加，且使中國涉案產品向第三方市場出口量增加。
三、反傾銷貿易效應實證模型與結果分析
（一）模型的構建
Vandenbusscheand Zanardi(2006)利用1980-2000年121個出口國和58個進口國貿易流量的年度數據，定量分析了反傾銷措施對貿易流量的影響。在經典的引力模型的基礎上引入反傾銷的相應變量。研究結果表明反傾銷法具有貿易破壞效應，全球范圍內反傾銷措施的迅速擴散具有“寒蟬效應”，由此所帶來的貿易流量的減少是不可忽略的，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貿易自由化的作用。
本文借鑒Vandenbussche andZanardi(2006)的寒蟬效應模型，定量分析中國對外反傾銷的貿易效應。為了準確考察反傾銷措施對中國從被訴國的進口貿易額的影響，將傳統的標準時間序列模型或靜態面板數據模型擴展為動態面板數據回歸模型，即在解釋變量中包含因變量的一階滯后值，具體模型可表述為：
（1）
關于解釋變量的含義、對因變量的理論預測影響(預期符號)及說明見表1。需要特別注意一下三點：1、反傾銷立案數量和反傾銷實施措施數量，用和表示，由于在某些年份中國對歐盟、臺灣和其他一些國家和的反傾銷立案數和反傾銷肯定性措施數為零，均加上1，可以避免對其取對數后，其值不存在。另外反傾銷的立案數的滯后一期作為解釋變量，由于反傾銷立案對貿易的影響存在滯后性；而反傾銷立案與最終終裁之間存在較長的一段時間（一般為12個月至18個月），直接以當年反傾銷措施數作為解釋變量。2、固定效應和一階差分GMM檢驗中，距離會導致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不再考慮該變量。3、匯率，以往研究發現名義匯率的變動和實際匯率的變動高度相關，本文據此直接采用數據最容易收集的名義匯率代表匯率風險。另外由于國際貿易的簽約和實際交貨并不是同時進行，匯率波動的風險不會立即影響到當年的進出口，我們假設期間的時滯為1年，用來表示。
表1 解釋變量的含義、預期符號和理論說明
解釋
變量
含義
預期
符號
理論解釋
滯后一期的進口額(美元)
+
代表中國從被訴國或地區進口額的滯后一期，滯后一期規模越大，貿易流量越大
中國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億美元)
+
代表中國（進口方）的經濟規模和進口需求能力，國內生產總值越高的國家，貿易流量也越大
被訴國或地區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億美元)
+
代表被訴國或地區的經濟規模和出口供給能力，國內生產總值越高的國家，貿易流量也會越大
中國的人口數(百萬人)
/
中國（進口方）人口越多，對進口貿易需求越大；另一方面，人口的增加，使得國內分工深化，減少貿易量
被訴國或地區的人口數(百萬人)
-
出口國家或地區人口增加，為滿足本國需求，而減少出口貿易量；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使得國內分工深化，減少貿易量
滯后一期的中國對外反傾銷立案數量
-
代表中國對該被訴國或地區發起發傾銷立案調查的數量，由于調查效應的存在，將減少貿易量
肯定性終裁或簽訂價格承諾協議的反傾銷措施數量
-
代表中國對該被訴國或地區實施肯定性終裁或簽訂價格承諾協議，由于反傾銷稅或價格承諾協議的存在，將減少貿易量
對外開放度，以中國（進口方）進出口總額與其國內生產總值之比（%）表示
+
反映中國（進口國）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對外依存度越大，貿易流量越大(一般地，進口國經濟對貿易的依賴程度越高，其進口貿易水平也越高)
虛擬變量，當雙方均屬于WTO成員時，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
當進出口雙方屬于同一貿易集團時，由于貿易優惠政策的存在，雙邊貿易量將上升
以100單位的人民幣為標準，表示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貨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