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論文范文10篇

[論文關鍵詞]匯率價格指標改革開放貿易收支

[論文摘要]匯率是一個國家進行國際活動時最重要的綜合性價格指標，它的變動對國家對外貿易的平衡與國內經濟活動都具有深刻的影響。改革開放以后，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刺激我國出口，改善我國貿易收支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首先對匯率變動對外貿影響進行了介紹，并在此基礎上研究了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外貿的影響以及對策。

一、引言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對外貿易作為帶動經濟發展、促進資源有效配置、對促進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反映了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在世界經濟發展交流與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及我國經濟發展與世界經濟發展的融合程度。

匯率是一國貨幣單位兌換他國貨幣單位的比率，是一個國家進行國際經濟活動時最重要的綜合性價格指標，在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活動中執行著價格轉換職能。它的變動對一國對外貿易的平衡與國內經濟活動的波動都具有深刻的影響。因此，許多國家通過調整匯率達到平衡對外貿易收支的目的。

隨著我國與世界經濟融合程度的提高，匯率的變動對外貿的影響越發顯著。從1981年我國開始實行雙重匯率制，1994年人民幣確立以市場為供求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1996年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自由兌換，到亞洲金融危機后的單一的“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再到2005年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5年的匯率制度改革更具靈活性，可以使我國的貨幣政策在資本流動更加自由和頻繁的背景下，更具自主性。我國宏觀調控的工具中增加匯率工具，可以更有效地對我國的國際收支的不平衡進行調節，使內外均衡的同時實現更有保障。2006年人民幣名義匯率、實際匯率每一次大幅度調整都與進出口貿易狀況有密切聯系，人民幣匯率的階段性波動對進出口的影響也非常明顯同時，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與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狀況也具有顯著的相關性。

論文關鍵詞：購買力平價均衡匯率浮動匯率實際匯率

論文內容提要：匯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不可小覷，人民幣究竟值多少美元已成為匯率的核心問題。人民幣升值問題從表面上看是人民幣被低估了，從實質上看，則是美元被高估了。我們以購買力平價理論為基礎對人民幣匯率中長期趨勢加以分析，解析終結人民幣持續單向升值的幾種可能性，并強調中國應根據自己的貿易及國內經濟發展戰略來制定匯率目標。

一、人民幣價值處于低估狀態的購買力平價學說

1918年瑞典經濟學家卡塞爾首先提出了購買力平價學說的基本概念，這種理論認為兩國貨幣之所以能夠互相兌換是因為它們各自在其國內具有購買力，因而，兩國貨幣的兌換率（匯率）應該等于這兩國貨幣的國內購買力大小之比。由于一國貨幣購買力的大小與該國通貨膨脹率和物價的變動有關，因此卡塞爾的購買力平價理論實際上是關于如何決定浮動匯率的理論。我國人民幣匯率自2005年7月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因此，購買力平價理論就中長期來說應適用于人民幣的匯率。簡言之，購買力平價就是購買同樣一件物品要用多少各自本國的貨幣。例如據美世人力資源咨詢公司2004年的調查，同樣吃1000克菲力牛排在紐約40美元，在上海為190元人民幣，從而可知美元兌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為4.75，又如1000克切片面包北京賣12.4人民幣,紐約則要5美元,其購買力平價為2.48。但是，在采用購買力平價時，要求商品的質量和服務環境應大體相同才行，因此，英國《經濟學人》編制了一個巨無霸漢堡包指數來反映世界各國的購買力平價，這是因為各地漢堡包的用料質量、包裝、服務環境基本上相同。2007年2月他們采用廣州的漢堡包價格計算出的美元兌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為3.42，而當時的實際匯率為7.8。然而，單個商品是不能反映整體的購買力平價的，為此國際機構在編制購買力平價時要采用更多的一攬子商品，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是采用2500種貨物和服務（34種政府，教育和醫療行業，186種器材貨物和20項建筑工程）來編制各主要國家的購買力平價。世界銀行按1000多種商品價格計算的2005年美元兌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為3.4，倒是和漢堡包的指數接近，它與世界銀行以前在2001年計算的該項平價為1.74相比實際匯率更向購買力平價靠攏。然而，不同的人會對一攬子有不同的含義，因此他們各自編制的購買力平價也不會一樣，如國內學者計算出的人民幣兌美元的購買力平價1999年為4.57，日本學者計算的則是5.64,可見各方的這一數值有很大差距。

關于使用購買力平價學說的爭議，據學者指出這是由于它本身所嚴格的限制性假設條件所致，1.必須滿足一價定律成立的條件，即商品具有較高的同質性，商品交易市場是完全自由的，國際市場統一化且不存在各種管制和貿易保護；2.衡量商品的一攬子商品的種類一定要相同，而且同種商品在藍子中的權重也要相同；3.可貿易商品和不可貿易商品的假設，在購買力平價中不考慮不可貿易商品；4.國際商品的流動對匯率的形成具有決定性作用，即不考慮國際間的資本流動。而這些假設條件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尚不能被全部滿足，尤其是轉軌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包括從計劃商品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后者雖然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但國內的市場化程度尚不發達，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價格尚不能全部市場化并和國際市場同步化，供求也受到一定限制，尤其是金融市場開放程度低，資本項下的外匯尚不可自由兌換，某種程度失真的商品價格和貨幣價格使購買力平價學說在使用上受到限制和批評。盡管如此，它仍有其合理和科學的基礎。有學者研究指出在國際交換中真正決定貨幣購買力的是貨幣價值，這里貨幣（紙幣）的價值不是貨幣本身的價值，而是貨幣所代表的，以其標價的商品的價值，并認為不論以什么貨幣來標價，或者說，不論其價格高低如何，一國一基準攬子商品的價值與他國一基準攬子商品的價值都是相等的，也即相同的商品具有相同的價值，這個價值就是國際價值。看來，購買力平價實際是兩國商品價值之間的比值。有學者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包括其國際價值學說是購買力平價學說的科學基礎。根據貨幣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必然產物，貨幣從一般商品分離出來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的角度來看，在兩種貨幣之間的交換中，實際上一種貨幣作為世界貨幣仍起到一般等價物的作用，而另一種貨幣則是一種普通商品，例如，在美元兌人民幣的交換中，人們是用多少人民幣去買一件美元（作為單位商品），這時人民幣在執行貨幣職能的支付手段,而美元則是一件普通商品，反之，是人們用多少美元去買一件人民幣，這時美元在執行貨幣職能的支付手段,而人民幣則是一件普通商品。因此是否可以認為即時匯率是貨幣的價格，購買力平價是貨幣的價值。

按照價值規律的表述，商品的價格是圍繞著商品的價值在供求的影響下上下波動，當價格和價值相一致時，人們稱之為均衡價格。從貨幣也是一種商品的角度來看，那么貨幣的匯率（價格）也應是圍繞著貨幣的購買力平價（價值）在供求的影響下上下波動，當兩者一致時，可稱為均衡匯率。這里所說的“上下波動”就是指價格背離價值的一定幅度，學者們用“偏差程度”來表明購買力平價和實際匯率之間的差異。他們發現在發達國家中，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的偏差程度較小，大部分國家在20%以下（在1999年時日元為29.6%，加拿大為25.5%）。在經濟轉型和發展中國家來說其偏差程度較大，多在50%以上，原東歐國家多在100-200%，俄羅斯為344%。發達國家偏差小表明它們市場經濟高度發達，市場化程度高，大多數商品的價格市場化，其偏離度通常只是貨幣本身受供求的影響所造成的方向上有上有下，即正偏差或負偏差，當超過一定幅度后會向價值回歸；而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政府管制較多，商品機制不完善，商品價格扭曲現象較為嚴重，與國際市場價格脫離，其偏離度都是單向的，即其本國貨幣都是長期被嚴重低估的，中國的人民幣就是如此。根據世界銀行的計算，從2005年美元兌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為3.4，實際匯率為7.77，其偏離度為128%，而2001年時世界銀行計算的人民幣購買力平價為1.74，按當時的匯率計算其偏離度高達380%。人民幣購買力平價的偏離度大幅下降，正是表明了我國改革開放正在逐步深化，市場化程度正在加快，可貿易商品品種和數量擴大和增加，其價格更接近于國際市場從而使購買力平價價值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國的金融改革步伐在加快，外匯匯率機制形成正向適應市場需要轉換，人民幣開始逐步升值。更重要的是當一國經濟高速發展時往往伴隨著該國貨幣對其他國家貨幣的升值，這是一個普遍規律。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存款準備金制度概述；我國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功能演變；近期我國連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背景分析；存款準備金率調整的貨幣政策效應分析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存款準備金被視為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三大工具、存款準備金是指金融機構為保證客戶提取存款并進行資金清算需要而存入中央銀行一定數額的資金、建立存款準備金制度的最初目的是為了保證銀行券和客戶存款的兌付、1984-1998年：中央銀行籌集資金手段、1998-2004年：一般性貨幣政策操作工具、2004年至今：一般性與結構性的貨幣政策操作工具與支付清算保證、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信貸規模激增、國際收支順差矛盾突出、固定資產投資及房地產投資過熱、公開市場業務及再貼現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存款準備金被視為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三大工具。其中，存款準備金因為其貨幣乘數效應而會給社會金融及經濟帶來較大的影響，因此往往是中央銀行慎用的貨幣政策工具。我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從2003年的6%逐漸提高至2007年末的14.5%，2007年年內竟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達10次之多，存款準備金躍然成為我國實施貨幣政策的常規工具，本文旨在對我國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背景及效應進行了分析，揭示了存款準備金在我國貨幣政策中的作用。

關鍵詞：存款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制度貨幣政策

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存款準備金被視為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三大工具。其中，存款準備金因為其貨幣乘數效應而會給社會金融及經濟帶來較大的影響，因此往往是中央銀行慎用的貨幣政策工具。目前，在已經建立了完善的存款保險制度的西方國家，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有逐漸趨于零的發展趨勢，而我國卻恰恰相反，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從2003年的6%逐漸提高至2007年末的14.5%，2007年年內竟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達10次之多，存款準備金躍然成為我國實施貨幣政策的常規工具。

一、存款準備金制度概述

存款準備金是指金融機構為保證客戶提取存款并進行資金清算需要而存入中央銀行一定數額的資金，金融機構按規模向中央銀行繳納的存款準備金占其存款總額的比例就是存款準備金率。一般來說，實施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國家中吸收存款的金融機構一旦獲得儲戶存入的存款，就須將一定比例的存款再存入作為貨幣管理當局的中央銀行。這種貨幣管理制度就是通常所說的存款準備金制度。

匯率制度是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匯率制度選擇理論也一直是國際經濟學界的熱點問題。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種新的匯率制度選擇理論層出不窮，例如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發展中國家匯率選擇的“原罪論”、害怕浮動論等等。筆者擬從一個較新的角度來對匯率制度選擇理論進行梳理，希望能夠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匯率制度與經濟增長

一般來說，固定匯率制度的支持者認為，長期穩定的匯率水平有助于人們建立穩定的

預期，為國內外投資者的決策制定提供一個確切的基礎，促進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的發展；而未來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會對投資決策制定產生負面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國際貿易和投資。雖然企業可以在遠期外匯市場上和期貨市場上進行對沖操作以規避風險，但這意味著交易成本的上升。在發展中國家中，由于外匯市場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對缺乏，它們在浮動匯率面前尤其顯得束手無策。極端的易變性意味著貨幣錯配（CurrencyMisalignment）仍然發生，而這將導致資源配置不當，減少投資和外貿，引起經濟增速降低，這對于缺乏遠期套期保值的國家來說尤其如此（BirdandRajan，2001）。

而浮動匯率制度的倡導者聲稱，作為本國貨幣的外國價格，匯率可以在外匯市場上由供求決定，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價格信號往往是最優的，有利于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同時，很多經驗研究證明，匯率的短期易變性對于貿易的影響是極小的。而且，被觀測到的匯率易變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實際風險。即使該風險在外匯市場受到壓制，它也會在其他場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發出來（Frankel,1996）。（例如，美國為避免因實際供求因素導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會引發通貨膨脹。）

匯率制度選擇的中間派和靈活派則認為，匯率變動對產出的影響是不確定的，而且可能與經濟實體的特點及初始條件有關。因此，應對外部沖擊的合適政策應該是具有本國特色的政策（ChangandVelasco，1999）。

匯率制度是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匯率制度選擇理論也一直是國際經濟學界的熱點問題。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種新的匯率制度選擇理論層出不窮，例如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發展中國家匯率選擇的“原罪論”、害怕浮動論等等。筆者擬從一個較新的角度來對匯率制度選擇理論進行梳理，希望能夠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匯率制度與經濟增長

一般來說，固定匯率制度的支持者認為，長期穩定的匯率水平有助于人們建立穩定的

預期，為國內外投資者的決策制定提供一個確切的基礎，促進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的發展；而未來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會對投資決策制定產生負面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國際貿易和投資。雖然企業可以在遠期外匯市場上和期貨市場上進行對沖操作以規避風險，但這意味著交易成本的上升。在發展中國家中，由于外匯市場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對缺乏，它們在浮動匯率面前尤其顯得束手無策。極端的易變性意味著貨幣錯配（CurrencyMisalignment）仍然發生，而這將導致資源配置不當，減少投資和外貿，引起經濟增速降低，這對于缺乏遠期套期保值的國家來說尤其如此（BirdandRajan，2001）。

而浮動匯率制度的倡導者聲稱，作為本國貨幣的外國價格，匯率可以在外匯市場上由供求決定，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價格信號往往是最優的，有利于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同時，很多經驗研究證明，匯率的短期易變性對于貿易的影響是極小的。而且，被觀測到的匯率易變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實際風險。即使該風險在外匯市場受到壓制，它也會在其他場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發出來（Frankel,1996）。（例如，美國為避免因實際供求因素導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會引發通貨膨脹。）

匯率制度選擇的中間派和靈活派則認為，匯率變動對產出的影響是不確定的，而且可能與經濟實體的特點及初始條件有關。因此，應對外部沖擊的合適政策應該是具有本國特色的政策（ChangandVelasco，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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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幣升值的背景

貨幣貶值有利于促進本國商品的出口，同時也有深刻的國際政治考慮。美日歐盟等國出于對本國政治經濟利益的考慮，近年來把矛頭直接對準中國的人民幣匯率。美國近年來的巨額貿易赤字已使其不堪重負，需要通過貶值來扭轉局面。美國通過美元貶值，既可以減輕外債負擔，每次美元貶值都可以大大減少其外債，又能刺激產品出口，轉嫁各種經濟危機。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美聯儲因擔憂信貸緊縮和經濟衰退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并大幅降低利率，導致美元對全球主要貨幣出現大幅貶值，也加大了人民幣被動升值壓力。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保持小幅穩定升值的趨勢，2008年年初以來升值加速，前5個月已經累計升值5.26％，美國、日本等國要求人民幣進一步升值。中國在容許人民幣升值方面，已有所進展，但仍然需要進一步升值，以應付中國通脹持續上升。

中國經濟在1978-2007年間，年均增長率近10％。經濟增長速度位居世界之首。以人民幣為單位的名義GDP累積成倍增長，即使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中國實際GDP高過以美元為單位的名義GDP的增長的速度。2007年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3718億美元，國際儲備資產繼續增長。2007年末，外匯儲備資產較上年末增加了4619億美元，達到15282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流入中國的速度加快，國際熱錢的炒作，使得國際游資預期人民幣升值。我國市場缺乏統一均衡，可貿易品價格相對于非貿易品價格上升較慢也加大了匯率的升值壓力。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論文關鍵詞：人民幣匯率，貨幣政策，匯率彈性

論文摘要：從全球經濟來說，人民幣匯率的適當升值并非是解決國際貿易不平衡的唯一救命稻草，國際社會也完全沒必要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對中國施加壓力。我國雖然尚未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下的可自由兌換，但國際資本通過各種變通的渠道流入我國的趨勢并未逆轉。結果使我國的貨幣政策獨立性打了折扣，貨幣政策執行效果與預期目標不相匹配。由于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國家主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國際資本流動的趨勢不可逆轉，為了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政策執行效果的有效性，有必要適當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

一、通過適當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歐元之父蒙代爾的理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的獨立貨幣政策、國際資本流動、相對穩定的匯率三者不可兼得，即存在所謂“不可能三角”關系。我國奉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政策，意在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條件下的基本穩定。事實上，匯率管理有余，浮動有限，匯率較為穩定，使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不斷累積，對國際資本流入的吸引力不斷增強，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資本在尋求規避本國風險，追逐國際套利機會的背景之下，更是窺歔中國。我國雖然尚未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下的可自由兌換，但國際資本通過各種變通的渠道流入我國的趨勢并未逆轉。

二、適當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不會改變我國的國際競爭力

從比較優勢理論看來，我國國際競爭力在工業化進程中建立了相對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以及其他生產要素的低成本，雖然包括勞動力、土地、資金等在內的生產要素成本正呈不斷上升趨勢，但在國際產業轉移過程中，我國與歐美日發達國家形成上下游垂直產業關聯關系，這與橫向產業格局下轄依靠價格競爭情形有所不同，決定了我國的國際競爭力不會因為匯率適當變動以及國內生產成本有所上升而發生根本逆轉。也就是說，匯率變動對我國國際貿易影響不大，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國際產業競爭力格局，反而會改變提高我國的貿易條件，對中國有利，更何況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并不一定意味著匯率本身的必然升值。

【摘要】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后，匯率彈性已逐步顯現。匯率的不確定性對涉外企業的長期經營戰略產生了影響，由此帶來的潛在系統風險不容低估。本文分析了涉外企業在規避匯率風險的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及其成因，指出在現有的條件下，涉外企業應發揮自身優勢，加強匯率風險管理機制的建設與實施，提高自我防范能力；加強經營管理，以合理規避外匯風險。

【關鍵詞】新匯制；涉外企業；匯率風險管理

2005年7月，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標志著我國的匯率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后，匯率彈性已逐步顯現。總體上來看，匯改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持續呈現小幅上揚態勢，對歐元匯率略有下跌。2008年我國將會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強匯率彈性，這意味著人民幣匯率波幅將進一步加大。對于從事涉外經營活動的經濟主體來說，匯率的不確定性加大了企業的決策難度，對企業的長期經營戰略產生影響，由此帶來的潛在市場風險不容低估。

一、涉外企業匯率風險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匯改后，一些涉外企業已經認識到匯率風險管理的重要性，開始尋求規避風險的措施，但整體來說，涉外企業在風險管理方面仍存在很多問題：

（一）涉外企業對匯率風險管理的認知不足，無法全面有效地防范匯率風險

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日元過渡到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從那時起到現在，日元兌美元匯率的波動一直是世界各國的貨幣管理當局、國際金融市場投資者、國際貿易從業者和國際經濟學家關注的熱點問題。根據現有的宏觀經濟模型，財政政策主內，貨幣政策主外，匯率變動將直接影響一國對外經濟的平衡，也對國內經濟產生間接的長期影響。本文的目的在于，對日元匯率波動與日本對外貿易實績之間的關系作一個實證分析，以驗證國際貿易理論所闡明的匯率升值抑制出口、增加進口的論斷是否總是成立。驗證的結果是，日元升值并沒有起到抑制出口、增加進口的作用。

一、1973年以來日元匯率走勢

1973年日元開始實行浮動匯率制后，日元兌美元匯率總的來說呈現升值態勢，但中間時常出現較大的反復。1973年初約為1美元=266日元，1978年末急劇升值到1美元=195日元，1980年初貶值到約1美元=250日元，1982年底短暫升值后，又逐漸貶值到1985年初的約1美元=258日元。1985年9月廣場協議和1986年2月盧浮宮協議后，日元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急劇升值了約33%，1987年4月末1美元=140日元。1987年到1995年，日元匯率一直呈現升值的態勢，1995年4月為1美元=79日元，創出了日元兌美元匯率的最高記錄。1995年中期開始，日元匯率由升轉跌，1998年6月跌至1美元=145日元。1999年日元又升值到1美元=102日元，2000年和2001年略微貶值，2003年5月日元匯率為1美元：115日元。

1973年以來，日元匯率總的變動趨勢是震蕩升值。綜合分析，購買力平價、利率、預期等常規因素以及政府政策是決定匯率走勢的重要原因。而在這次日元長期升值過程中，尤其是1985年以來，日元明顯升值過程中，美日兩國的匯率政策是導致日元升值的最重要因素，購買力平價、利率等常規因素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由于美國處于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地位，美日兩個世界上經濟規模最大的國家之間又存在緊密的相互依賴關系，而且日本對美國的依賴更大一些，這樣就使得美國貨幣政策能夠對日元匯率發揮比較大的影響。

二、1973年以來日本對外貿易實績

根據現有的國際貿易理論，日元兌美元匯率的長期大幅度升值，會提高日本商品在國際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的價格，導致對日本商品的需求減少，日本出口增長將會下降。日元升值還會導致外國商品在日本市場的價格下降，日本進口將相應增加。出口下降和進口增長使日本的貿易順差減少，從而可以改善日美兩國之間的嚴重貿易不平衡問題。然而，現實情況并非如此，日本對外貿易發展的實績證明，上述理論所預測的情況沒有出現。1973年至今，日本的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仍然維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進口增長卻不像出口增長得那樣快，這一現象與國際貿易理論所闡明的本幣升值抑制出口、增加進口的基本原理相悖。

摘要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來，在不同的市場條件下的匯率政策導向確實存在較大的差異，目前匯率政策的焦點已經開始轉向國際收支的市場化均衡調節機制。對如何建立國際收支市場化均衡調節機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關鍵詞匯率政策國際收支均衡調節

當前，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以美國和日本為首的一些國家不斷對我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我國改變現行的人民幣匯率政策，使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面對升值壓力，我國政府堅持自己的原則，在匯率問題上既獨立自主，又高度負責。對匯率的改革，我國政府以自己的時間表和對自己合適的力度進行調整。

2005年3月14日，國務院總理在兩會結束時對700余位海內外記者做出如下表示，“中國的匯率改革從1994年開始，到現在也沒有停止。我們確立的目標是實行根據市場需求、有管理的、浮動的匯率制度。現在我們正在進一步研究改革的方案，使匯率對于市場更富有彈性。”為人民幣匯率增加彈性，是中國經濟市場化的重要一步，是中國與世界經濟接軌的一環。

11994年以來我國匯率政策導向的階段性差異

對于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基調，在不同的發展時期規范的政策表述是有差異的。僅從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來，在不同的市場條件下的政策導向確實存在較大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