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文化研究范文10篇

國際建協第20屆大會發表的《北京憲章》指出：“建筑學問題和發展植根于本國、本區域的土壤，必須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發現問題的本質，從而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以此為基礎，吸取外來文化的精華，并加以整合，最終建立一個‘和而不同’的人類社會。”

建筑是經濟、技術、藝術、哲學、歷史等各種要素的綜合體，作為一種文化，它具有時空和地域性，各種環境、各種文化狀況下的文脈和條件，是不同國度、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在建筑中的反映，同時這種文化特征又與社會的發展水平以及自然條件密切相關。

一建筑文化根植于人居自然環境之中

不同的地域自然有不同的自然環境：地形地貌、日照角度、日月潮汐、水流風勢、氣溫、氣壓、食物、土地、水質、植被等等。作為人與自然中介的建筑，對外應有利于形成小區外部環境，對內應有利于保障人居的室內環境。這些建筑像植物一樣，落地生根，合天時，合地利，適宜于地區自然環境的要求，與大自然融為一體。

在東南亞和南亞各國，在中國的海南島和臺灣島，椰林茂密，氣候炎熱，人們用椰樹葉、棕櫚葉蓋起了適應熱帶雨林的茅草房、小木樓，通風、涼爽、輕盈、簡潔，建起了熱帶雨林建筑。

在中亞、西亞，在中國的西部高寒地區，人們用石塊壘砌、依山就勢蓋起了石板建筑，避風、擋雪、保溫、御寒，筑成了高原山地建筑。如中國的西藏、青海、四川等少數民族在中國西部依山就勢建起了各式各樣的山地建筑群。

摘要：本文針對西南地區地域建筑文化進行研究，著重對西南地區民居到聚落的動因及視角進行分析，對我國地域店主文化研究的趨勢進行探討，為西南地區地域建筑文化研究提供借鑒。

關鍵詞：西南；地域建筑文化；聚落；動因

在諸多古代建筑論著及各類建筑著作中，民居建筑及聚落都不屬于重點。并且由于西南地區距離漢文化的中心相對較遠，所以在建筑文化方面相關的描述也比較少。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西南地區地域文化研究，開始從民居研究，通過一段時期的摸索，西南地區地域建筑文化的研究范疇才逐漸擴大，從簡單的單體建筑研究逐漸向聚落、鄉土建筑綜合研究的方向發展。

1文化學視域下的西南

西南從狹義的角度來看包含四川、廣西及云南三省，從廣義范疇來看，還包含貴州、西藏及湖南、湖北的西部地區。而現代研究中，多數還是從廣義范疇出發。四川廣大地區及云貴高原地區，從新石器時代開始發展，受長江流域、西北草原及黃河流域中游三大文化區的相互交融，各時期的民族融合等，造成了西南地區文化呈現出復雜性、多樣性及異質性的特點。而西藏地區雖然從地緣關系上也屬于西南，但由于西藏的民族文化特質線性，族群單一，所以，不包含在西南地區內。所以，本研究中，對西南地區的定義主要包含云南、貴州、四川三省及重慶市

2西南地區建筑學的民居研究

【摘要】本文以汶川縣龍溪鄉羌族民居建筑文化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包括對該地區羌族民居建筑中所反映出的建筑文化、建筑的外觀及內部空間布局設計等內容進行研究。通過國內外多領域、多角度的傳統建筑文化保護與民居建筑創作成果，以及傳統民居建筑設計實踐案例，為羌族民居建筑的建筑文化和建筑創作的認知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基礎和較全面的時空視野。在概念辨析的基礎上，運用概念疊加法對羌族建筑文化進行層層分析，從建筑文化傳承的角度重新剖析實體構成元素，并勾畫出羌族民居建筑文化重構的策略。調查分析羌族新的民族屬性和對空間的新的訴求，將CAS理論與羌族建筑文化因素相結合進行解析，并以該理論為指導，對龍溪鄉羌族建筑文化因素做出了新的解釋，提出了建筑文化傳承的新思路。

【關鍵詞】羌族建筑；建筑文化重構；復雜適應性

羌族在我國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是歷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從炎黃到夏禹，以及華夏族的形成，都與古羌族密不可分。古代羌族對中國歷史發展和民族發展產生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歷史上，羌人與漢、藏、彝、哈尼、傈僳、納西、景頗、白、普米、拉祜等中國西南藏語族群有密切的族源關系。2008年5月12日的地震重災區就在四川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從都江堰一直到汶川、北川直至松藩、平武等地，都有著非常豐饒的人文資源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風情。然而，在這次地震中羌族地區民居幾乎毀壞殆盡，這對羌族這支古老的民族文化來說是一次大的轉折點和挑戰。在近十幾年的災后重建中，政府、專家、民間對羌族地區生活和生產的恢復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度。許多民族村寨由原來的自然村轉變成了現在的“民族文化村落”（國內外學者對這一概念的闡釋也有所分歧，筆者比較贊同“露天博物館”這一說法），新的羌族城鎮和村落被快速地建立起來，建筑師們借鑒傳統羌族民居的視點多著眼于建筑外觀和民族特性的符號化運用上，鮮有關注民族建筑空間的文化內涵案例，而內部空間的布局直接關系到羌族人的生活起居、宗教信仰、習俗的延續等文化的傳承。筆者認為，與羌族建筑相關的文化元素以及這些文化的再生與傳承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不能簡單地疊加符號元素來獲得。因此，融合Holland教授的CAS理論中對復雜系統的創新理念來指導汶川縣龍溪鄉的民居建筑文化構建與傳承的研究。汶川縣龍溪鄉地貌多樣，具有河谷、山川、高山民居建筑村落，既有災后重建以發展旅游業為主的東門口寨，也有保存較完好擁有100多座土坯住宅、地處半山的垮坡村，還有目前仍以種植業為主的、地處高山的阿爾村。可以說，該鄉較為立體地展現了羌族生活方式和民居住宅形式，對研究羌族民居建筑具有活標本的意義。同時，通過對該鄉的民居建筑文化重構，可以研究為羌族地區建立更可行和有利于民族文化傳承的規劃及建筑設計對策。復雜適應系統（ComplexAdaptivesystems，簡稱CAS），也稱復雜性科學（Complexityscience），Holland教授在復雜系統的研究中，發現了一大類系統，它是由一系列具有適應性的個體組成，他把這類系統叫作復雜適應系統。這一系統的基本思想是：個體（元素）被稱為主體（Agent），其自身具有目的性與主動性，是有活力（Active）和適應性的個體。主體可以在不斷地與周圍環境以及與其他主體的交互作用中“學習”和“積累經驗”，并且通過學到的“經驗”去改變自身的結構和行為方式。正是這種主動性及相互作用，不斷改變著它們自身，同時也改變著環境，這才是系統發展和進化的基本動因。復雜適應系統理論認為，系統演變或進化的動力從本質上來看源于系統內部，微觀主體的相互作用促成宏觀的復雜性現象，其研究思路著重于系統內在要素的相互作用，所以它采取“自下而上”的演進路線；其最大特點是：個體具有智能性、適應性、主動性。基于CAS的組織理論范式與當前尚居主體地位的穩定平衡范式相比，可稱得上是一次范式革命。在民族建筑文化的多元構成因素中的人、環境、物資、宗教活動等無疑都吻合了復雜適應性理論的特征，用以解析羌族建筑文化的建構，更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文化本來具有其穩定性和變異性，不能單純強調其穩定性而忽略了變異性，限制了建筑文化的發展。

一、目前國內外已有傳統古建筑文化的傳承方式主要的三種方式

（一）修舊如舊這種做法一般用在寺廟和名人的故居等。（二）新舊并置強調修繕后的時代痕跡，使修繕的部位與原有部分有明顯的區別，這種方式在歐洲的古建筑修繕中比比皆是。如法國的盧浮宮改建工程、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等。（三）用現代的空間藝術語言與已存在的歷史建筑進行對話這種方式在古建筑擴建、改建的過程中使用得較為廣泛，已被普遍接受。用現代的空間藝術語言與已存的歷史建筑進行對話，不是一味地遷就舊建筑，變得畏首畏腳，不敢對原本的舊建筑動手，也不是新元素與舊元素的簡單疊加。它是通過傳統元素的重構與融合，把新元素與生俱來的新鮮氣息融入到舊建筑中，使這個新生體具有新的活力和自由，達到共生的目的。在古村落改造中，新生建筑必須能夠融合進原有的村落大環境中。傳統建筑語言與現代空間語言的對話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是建筑界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這是極大的挑戰，也有很多矛盾難以取舍。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能在過去和現在中有所偏頗，而是追求一種平衡，讓傳統建筑文化的精髓得以傳承下去。如浙江金華浦江縣的不舍，野馬嶺改造項目。在對災后重建的羌族聚居地建筑現狀調研中發現，現代羌族建筑重建方式主要有五種：修舊如舊型、生態型、傳統風貌型、現代碉房型、川西民居型。這幾種災后重建建筑形式，除第一種符合歷史性建筑修繕方式外，其余四種都沒有對羌族地域文化的深刻內涵進行較深入的研究，并在其研究基礎上進行建筑文化的分解與重構，進而創造出新的羌族建筑文化語言，而更多的是從某一種已有建筑風格和形式上予以模仿，有急功近利之嫌。在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不僅大部分中國城市的特質已基本丟失，本來充滿文化活力和地方文化韻味的少數民族民居建筑也在現代化建設的大潮中趨于同質化，丟掉了其傳承了幾千年的地域傳統和村落文化。20世紀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來的少數民族民居建設，簡單地將民族文化歸結為符號的堆積，極大地摧毀了少數民族居住方式，民居建筑逐漸喪失了它的傳統，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幢穿著羌族圖形符號外衣由鋼筋水泥砌筑的假民居，羌族民居的多樣性和地域性遭到了極大地破壞。在城市建設中嚴重存在的同質化現象蔓延到新建的羌族民居建筑中，使山地羌族文化的傳承出現了嚴重的危機。傳統是經過篩選的歷史遺產，繼承傳統就是要找到歷史遺產同當代的經濟、技術條件以及生活方式的結合點。在系統理論和控制論思想影響下形成的原有規劃思想體現更多的是線性思維，它不具備足夠的適應性以應對復雜的山地空間系統。例如：東門口村的建筑規劃，主體是建筑外觀而忽略了內在空間的文化因素，許多村民連傳統建筑中的中柱神和火塘都已廢棄，真正的民族傳統文化已經在這一過程中丟失。這一行為主體是政府或者規劃者而不是村民，是造成該村建筑缺乏生命力的根本原因。而溝內的阿爾村，行為主體仍然是政府和規劃者，但由于參與較少，建筑限定也較少，使建筑建造主體（村民）和動因復雜化，阿爾村的建筑環境更為生態和自然而有活力。這種相對自下而上的建造行為，與復雜適應性理論有謀合之處，才顯現出村落較為生動的景象。

二、汶川縣龍溪鄉羌族民居建筑文化傳承的重點和策略

摘要:建筑最初的作用是給人們提供居住的地方，自從人們進入文明社會后，建筑就承擔起繼承發揚當代文化的責任。而地方性建筑由于具有其獨特的地域性特征和歷史發展脈絡，是非常珍貴的研究資料。大陳島是個以石為基的海島小鎮，是目前所存不多的具有石構建筑的地方，具有鮮明的地域建筑風貌。但是石屋建筑正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正逐步淡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房屋。該島的石屋建筑風貌正遭受巨大的沖擊。因此對大陳島石屋建筑文化探索及保護研究刻不容緩。本文介紹了大陳島建筑文化的生成以及文化的保護與繼承，旨在引起人們對其的重視和能對臺州建筑文化起添磚加瓦的作用，可為石屋建筑的化探索及保護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鑒。

關鍵詞:大陳島;石屋;建筑文化

大陳島，由“上大陳島”和“下大陳島”組成，二島僅相隔2.5公里水道，總面積11.89平方公里。行政上隸屬于浙江省臺州市椒江區大陳鎮，是國家一級漁港和省海釣基地，其島周海域是浙江省第二漁場，素有“東海明珠”之美稱。石頭是大陳島“石屋”的“魂”。石頭建筑研究是認識這一傳統地域建筑的重要出發點，本文對大陳島石屋建筑文化的形成以及如何保護將以概述。

1大陳島建筑文化的促成

1．1地理文化

臺州位于低緯度的亞熱帶沿海地區，屬于亞熱帶季風氣候。受海洋水體調節和西北高山對寒流的阻滯，境內夏少酷熱，冬無邪寒，熱量豐富，雨水充沛，氣候溫和濕潤，夏季時有臺風。大陳島森林覆蓋率達56%，年平均氣溫16.7℃，具有典型的冬暖夏涼的亞熱帶氣候環境。由于潮汐、洋流、風流和海洋生物的長期作用，形成了號稱“東海第一大盆景”的甲午巖、碧水細沙的帽羽沙、烏沙頭海濱浴場和風景如畫的屏風山、浪通門、高梨、下嶼龍洞等眾多海上奇觀。

國際建協第20屆大會發表的《北京憲章》指出：“建筑學問題和發展植根于本國、本區域的土壤，必須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發現問題的本質，從而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以此為基礎，吸取外來文化的精華，并加以整合，最終建立一個‘和而不同’的人類社會。”

建筑是經濟、技術、藝術、哲學、歷史等各種要素的綜合體，作為一種文化，它具有時空和地域性，各種環境、各種文化狀況下的文脈和條件，是不同國度、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在建筑中的反映，同時這種文化特征又與社會的發展水平以及自然條件密切相關。

一建筑文化根植于人居自然環境之中

不同的地域自然有不同的自然環境：地形地貌、日照角度、日月潮汐、水流風勢、氣溫、氣壓、食物、土地、水質、植被等等。作為人與自然中介的建筑，對外應有利于形成小區外部環境，對內應有利于保障人居的室內環境。這些建筑像植物一樣，落地生根，合天時，合地利，適宜于地區自然環境的要求，與大自然融為一體。

在東南亞和南亞各國，在中國的海南島和臺灣島，椰林茂密，氣候炎熱，人們用椰樹葉、棕櫚葉蓋起了適應熱帶雨林的茅草房、小木樓，通風、涼爽、輕盈、簡潔，建起了熱帶雨林建筑。

在中亞、西亞，在中國的西部高寒地區，人們用石塊壘砌、依山就勢蓋起了石板建筑，避風、擋雪、保溫、御寒，筑成了高原山地建筑。如中國的西藏、青海、四川等少數民族在中國西部依山就勢建起了各式各樣的山地建筑群。

本文作者：李岳川工作單位：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

近代廣東僑鄉建筑的審美文化研究以華南理工大學唐孝祥教授及其碩士生發表的一系列著述和學位論文為代表，在研究對象上集中在廣東的三大僑鄉，主要包括唐孝祥《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2003）、賴瑛《興梅僑鄉近代建筑美學研究》（2005）、吳妙嫻《近代潮汕僑鄉建筑美學研究》（2006）、朱岸林《近代廣府僑鄉建筑美學研究》（2006）。下面本文就這幾部著作和論文進行詳細的評析。唐孝祥的《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是一部從建筑美學視角對近代嶺南建筑文化進行剖析的理論佳作，作者吸收和借鑒了現代美學和建筑美學的理論成果，在生存價值論的哲學基礎上提出了有關建筑審美文化機制的四層次說和建筑適應性理論，以此為理論工具，作者對近代嶺南僑鄉建筑的審美文化進行了框架式的探討。在論證嶺南三大僑鄉建筑審美文化機制和建筑適應性的基礎上，《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進一步提出了“文化地域性格”這一頗有啟發意義的概念，用來概括廣東僑鄉的建筑審美文化精神，作者總結道：“從文化地域性格看，五邑僑鄉建筑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強烈的時代性和獨特的文化性”①、表現出“鮮明的開放性特征、兼容性特征和創新性特征②”；興梅僑鄉“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反映了對傳統儒家文化的認同和持守……形式多樣的客家僑鄉建筑充分顯示了對自然、社會和人文的高度適應性……建筑選址的風水觀念反映了客家僑鄉對建筑環境的審美選擇”；而潮汕僑鄉建筑則表現出“博采眾長的開放品格”、“經世致用的商業意識”、“精雕細刻的炫富心理”③。可以看出，相較于現有的僑鄉建筑研究文獻，《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表現出了相對宏觀和系統的視野，它不局限于對某種單一的僑鄉建筑風格進行描述，而是采用普遍聯系的方法，論述了不同區域、不同建筑現象背后的共同的文化驅動力，以及受不同歷史地理條件與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影響，不同地域僑鄉建筑的發展所表現出的不平衡性。總的來說，《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對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特征的概括是框架和要點式的，它為建筑美學在僑鄉建筑領域的研究確立了方向，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其方向即是堅持主客體相互契合的辯證思路原則，而方法則可以概括為反映建筑審美標準辯證性的審美文化機制四層次說和建筑適應性理論。在唐孝祥教授指導的三篇碩士論文中，這些原則和方法被遵循和應用，使得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的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賴瑛的碩士論文《興梅僑鄉近代建筑美學研究》（2005）主要從審美文化背景、審美屬性、建筑美的表現形態、審美文化個性幾個方面來論證興梅僑鄉建筑的審美文化特征。在審美文化背景的相關章節中，作者將興梅僑鄉的文化精神概括為：“耕讀傳家、崇文重教的價值取向，慎終追遠、重本溯源的宗親觀念，自強不息、無私回報的文化心理”④，這是該文對主體審美文化心理的概括，而在客體方面，除了對自然適應性和社會適應性的一般性探討外，該文主要概括了興梅僑鄉建筑人文適應性特征，即“重貴輕富的價值取向，趨吉避兇的藝術追求，進退兩宜的文化心理”⑤，以及建筑美的表現形態，即“千姿百態的建筑樣式，禮樂相濟的文化意境，獨具一格的環境模式”⑥，最后。根據主客體相契合的原則，作者概括了近代興梅僑鄉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即“嘗試性的文化開放特征，恪守傳統的美學特征，基于堂橫屋的建筑性質特征”⑦。朱岸林的碩士論文《近代廣府僑鄉建筑美學研究》（2006）在論文結構上和賴瑛的論文基本相同。主體方面，該文將近代廣府僑鄉的文化精神概括為“重商崇利、開拓創新的價值取向，開放融通、博采眾長的文化心理，戀祖愛鄉、實業興國的民系觀念”①。客體上，廣府僑鄉建筑的人文適應性特征被概括為“積極主動的開放品格，匯通中西的融合思維，勇于創作的創新精神”②，在建筑美的表現形態上，該文主要從建筑造型、建筑意境、建筑環境三個方面做了一定分析。吳妙嫻的碩士論文《近代潮汕僑鄉建筑美學研究》（2006）比起前面兩篇論文有了一些新的視角，主要體現于該文對僑資與僑鄉建筑發展關系較為系統的探討，該文總結了近代潮汕華僑投資的一些特點，包括投資房地產業比其他行業利潤更有保障；地區城市人口增加，有發展房地產業的需要；以及傳統心理和市政建設對房地產業的推動等。此外，該文也同樣從主客體角度概括了近代潮汕僑鄉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主體上，潮汕僑鄉的民系精神表現出：“尊儒重商、開拓創新的價值取向，團結自強、博采眾長的民系心理，微觀技巧、經驗直觀的思維方式，精美細致、雅俗共賞的審美理想”③，在客體上，潮汕僑鄉建筑的審美屬性表現為：“因地制宜的地域性，與時俱進的時代性，內涵深厚的人文適應性特征”④。總結來說，近代潮汕僑鄉建筑的審美文化特征表現為：“（城鄉）建筑形制發展的不平衡性，建筑技術的務實性及建筑裝飾的炫耀性”⑤。前者來源于“潮汕民系保守與開放的二重性心態”⑥，而后者則“體現了潮汕民系務實與虛榮的矛盾心理”⑦，“這種矛盾心理深刻地反映了潮汕文化中儒家主體文化與海洋性文化的抗衡，同時體現了經驗性文化及商業文化在潮汕近代建筑上的影響”⑧。以上三篇碩士論文以《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所建立的建筑美學理論為指導，深化和拓展了廣東三大僑鄉的建筑審美文化研究。由此我們得以更加全面的認識廣東各地僑鄉建筑的審美文化特征，如廣府僑鄉建筑的崇商重利、積極主動的開拓創新；興梅僑鄉建筑的重貴輕富、恪守傳統與嘗試性的文化開放；潮汕僑鄉建筑的尊儒重商，微觀技巧等。若對三者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其各自的審美文化特征正是地方鄉土文化、儒家主體文化、西方外來文化三者博弈之下的不同結果，由于華僑群體的建造行為正是他們在中西文化抉擇中自覺與不自覺的一種心理反映。是拋棄傳統的建筑觀念，對西方建筑文化全盤接收，還是兼容并包，擇善而從，這并不是一個單項選擇，不同地域的華僑群體生存方式不同，價值取向也有所不同，由此產生多樣的僑鄉建筑風貌。

盡管現有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研究已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但總體來說該領域的研究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第一，作為審美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主體研究仍較為薄弱。主體審美心理沒有客觀的測量標準，華僑往往也不善著述，因此對其界定只能依靠對主體行為和建筑現象的解釋。但現有研究往往從建筑現象做宏觀的文化精神的概括，而對主體的社會構成，以及主體行為缺乏清晰的分析。第二，對于僑鄉建筑文化地域性格的概括缺乏建筑學的特征。諸如“開拓創新”、“尊儒重商”等形容事實上是建筑反映出來的主體精神，這些精神特征不僅見之于建筑，也反映在服飾、家具等等其他物質資料中，而建筑本身的審美文化特征應當更加類型化。這方面研究的缺失實際上反映了對主客體聯系認識的斷裂。第三，關于近代廣東僑鄉建筑文化地域性格與經濟、政治、思想等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關系，現有研究還較為表面化。社會經濟政治對于建筑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但這種影響如何參與到具體建筑形態的塑形過程中去，這是研究的難點之一，也是現有研究往往回避的問題。第四，現有研究較為忽視僑鄉建筑審美文化與僑鄉社會變遷之間的相互影響，也就是說，雖然他們認識到僑鄉建筑文化是文化沖突和融合的結果，但仍然使用相對靜態和孤立的視角來考察建筑現象，而忽視其動態和過渡性的審美文化特征，以及其在整個建筑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的現實意義還有待深入挖掘。僑鄉建筑是中西建筑文化體系沖突、分化、整合與調適過程在民間演進的生動實例，與當代世界建筑文化多元融合的特征具有相似性，但鮮有研究討論近代廣東僑鄉所發生的建筑文化適應現象對當代建筑創作的借鑒意義。

解決以上學術缺憾的關鍵在于，尋求某種視角，或是某個概念，或是某種方法，來統合主體與客體，以及各種學科視野。正如唐孝祥認為，“美學的學科邊緣性和建筑美學的邊緣交叉性質，決定了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研究在對象上的復雜性，在目標上的多樣性和在方法上的綜合性”①。這一觀點對于廣東僑鄉建筑的審美文化研究也同樣適用。但是難點也出現在這種綜合性的研究方法上，即如何將傳統的建筑學重客體的研究傾向與主體研究結合起來，以及如何將傳統的建筑學重現象的研究傾向與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視角結合起來。從而解決現有研究中各種視野和方法表面化和缺乏聯系的問題，這里，我們試圖引入“空間”概念作為建筑審美文化研究中聯系主體與客體，建筑學與其他學科視角的一條橋梁。這里的“空間”不是單純的建筑學意義上的空間，而是表現為多學科交叉視野的重合點。在社會學中體現為空間社會學，在經濟學中體現為空間經濟學，在心理學中體現為環境心理學等，空間概念的不同層面為各學科視角的研究提供了互通的渠道，近代廣東僑鄉社會處于空間轉型的歷史階段，傳統空間模式被逐漸消解，新的空間模式開始擴張，這是其建筑空間、經濟空間、政治空間、思想空間、藝術空間等各層面空間內涵的共同特征。其中，建筑空間與其它人工環境共同構成抽象空間的物質基礎，通過這種方式，各學科視角的僑鄉建筑研究得以整合并系統化，同時我們也可以初步得出一個結論，即近代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體現出過渡性的文化地域性格，它既推動了社會的空間變革，同時也是社會空間變遷的結果。見表1。通過考察近代廣東僑鄉建筑所推動和反映的社會空間變遷特征，可以得出另一個推論，即近代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的流行性和大眾性，它表現為一種“建筑風尚”。由于社會空間不會因為孤立的、偶然出現的新空間形式而發生變遷，只有當一種新的空間形式為大眾予以認可時，我們才能說整體的社會空間發生了變化，也就是社會空間變遷，因此這里涉及到空間轉型的動因、發展機制和結果。首先，從動因來看，任何文化模式在生長階段都存在著空間的擴張現象，即通過對空間的占有，來實現文化原型的自我復制和繁衍。然而，客觀空間的有限性則預示著增長的極限，導致了不同空間模式的沖突，近代廣東社會的移民潮和西方文化的侵入正是空間沖突的表現；其次，從發展機制來看，空間文化模式轉型是一種質變過程，與常態下的線性擴張不同，這一過程的空間擴張呈現指數化暴漲的特征，在物質實踐上表現為某類建筑形式的流行熱潮，流行既可以從原有空間模式的母體中產生，也可以通過跨文化方式產生，“當一種習俗經歷了跨文化傳播，就可能演變為另一文化圈內的時尚并被再次流行。當然，此時尚已非彼習俗，它是一種經過了異域文化再加工后的時尚”1，近代廣東僑鄉西式風格建筑的流行即符合這一規律，國人眼中的西洋建筑自然迥異于西方本國人的審美經驗，在模仿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現文化誤讀和自由發揮的情況，因此僑鄉建筑普遍呈現出中西合璧的特點；最后，從結果來看，在流行階段以后，空間的擴張或衰落消失、或衰趨于穩定、前者僅表現為一時的建筑風尚，后者則成為穩定的建筑風格，然而還有第三種結果，即介于二者之間，這也是近代廣東僑鄉建筑文化的演化結果，它們沒有成為主流的空間文化模式表征，而是成為今天多元建筑文化的組成部分。

縱觀近代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的相關研究，可以看出，基礎研究已取得了較為堅實的成果，但仍存在廣闊的學術空間有待后繼者深入發掘。筆者認為，主客體研究的聯系性，以及建筑學視角與其他學科的聯系性是深化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研究的關鍵所在。而加強聯系性的途徑之一即是在研究中引入廣泛意義上的“空間”概念，從這一概念出發，我們可以發現建筑審美文化與近代僑鄉社會空間變遷之間的互動關系。從審美文化的性質和地位上來說，僑鄉建筑是近代民間建筑本土自主演進的一種途徑，具有大眾性、流行性和開放性的特征，它們參與到對傳統地方建筑體系進行消解，和引入新的空間文化模式的歷史潮流中，在民間建筑從近代到現代的轉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近代僑鄉建筑審美文化成為廣東兩省僑鄉空間文化模式創新和發展的動力源泉之一，在推動廣東地區的城鄉建筑和社會發展，延續文化傳統，促進僑務工作開展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近些年來，我國大部分的建筑設施在空間尺度以及形態等方面建已經喪失了原本的地域性色彩，建筑設計人員會盲目的追求新潮性的設計，讓其產生了千城一面的現象。現階段，我國民族文化開始不斷的覺醒，民族的自信心也得到了增強，人們開始重新的去追求地域個性的發展，需要將現代化的建筑設施和地域文化特色更為完整的融合在一起，延長該建筑設施的使用年限，提升該建筑設施構建的價值以及意義，避免城市市中心出現趨同化的問題，提升其時代建筑的歸屬感。

1建筑文化地域性的形成以及表現

1.1建筑文化地域性的形成。我國的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的建筑設施有著很大的差異性，一些川西地區的建筑設施主要注重的是養身休閑文化的傳承，人們會喜歡追求使用一些比較優雅的生態環境，其地域人們的潛意識之中會存在一定的盆地意識，該地區的人們比較喜歡安逸的生活，所以在開展建筑設計工作時，需要注重建筑設施區域內人們的文化習俗。建筑文化地域性在形成時，會受到地理條件以及氣候等因素的影響，在區域的作用影響下構成了建筑文化地域性。1.2建筑文化地域性的表現。建筑地域性主要針對的是建筑設施所處于的地質條件以及該城市的周圍生態環境等。舉例來說，我國曾有一位優秀的建筑設計師，當他第一次到大陸視察之后，大陸的建筑師們都在進行玻璃幕墻高層飯店的構建以及施工，其認為該城市地區可以吸引國外游客的點就在于貼合其地方經濟的飯店設施，通過合理的使用該地區的建材，打造出更具地方特色的現代化建筑刮，讓其視覺上更具風味感。該建筑設計最為成功的就是人們置入其環境中，會感受到較為強烈的傳統文化精神，雖然其建筑設施中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和文化相關聯的實例，但是其已經吸收并消化了傳統建筑的精華，更為透徹的了解了和建筑施工項目設計相關聯的事物，潛移默化的展現出了傳統的文化精神，合理的布局建筑立面，構建出一個更具現代化的傳統生活環境。

2建筑設計和地域文化的融合途徑以及方式

2.1分析地理特征以及生態環境。不同文化模式下的人類機體建筑尺度和建筑風格有著極為明顯的差異性，建筑風格在各個國家之中也存在著一定的地方界限。地域性的界限會影響到各類的經濟以及政治等的公私活動，同時其還會和建筑文化相關聯。在各類不同種的聯系交往中不斷的沉淀，積淀出各個地區的地域性文化，并將其反饋到地域性的建筑文化之中。受到禮制的影響，各個地域內會產生出很多種不同的禮制文化以及禮制建筑設施。其會構成不同種類的地域建筑文化。受到風俗習慣的影響，建筑文化和建筑活動的差異衍生出了帶有地域性的建筑文化。其表現形式多樣，可以通過材料以及色彩等方面，賦予其場所或者行為更為新奇的特征。2.2考量地域文化的特色。在開展建筑設計工作時，需要把其地區的人文以及風俗等習慣要求融入到建筑設計工作中。讓人們都可以更好的享受較為優雅的生態環境，讓文化背景設計構思更具創新性，人們可以更好的去體驗并感受這一過程。人們在其建筑設施中要盡可能的享受當地的生活風情文化習俗。2.3考量中西方文化。想要提升建筑文化的區域性，同時弘揚并傳承優秀的地域文化，就需要秉持一個正確的態度去對待外來文化的問題。找出影響西方文化發展的制約性因素，正確的回避文化環境，讓建筑設計可以和地域文化更好的融合在一起。不能一味的去排斥外來的優秀文化，應當在潛意識中，不斷的汲取西方一些較為先進的文化精神。同時合理的使用其科技性的特征，將其自身的本土文化發揮到極致，利用好該地域的文化優勢，更好的去吸收外域的文化精華，以此來更好的滋養自身。在開展建筑創作的過程中，必須要在文化的整體中尋求靈感，并合理的使用當代的科學技術以及科學技術觀念，拓展建筑設計的前瞻性，使得外來文化元素都可以更好的融入到地域文化之中。建筑設施是一個時展的真實寫照，其需要更為高新的技術體系以及思維方式的支持，現代化的建筑設施在構建時，必須要滿足并適應當今時展的趨勢要求，使用自身較為特殊化的語言形式，將其自身所處的時代實質更為完整的表述出來，彰顯出該時代的科技性觀念，強化其思想的審美程度。決定好其建筑設施的主流風格，把控好時代的精髓以及脈搏，更好的融合其地域文化的精華，不斷的弘揚并傳承建筑設計文化，弘揚的目的是為了創新，創新也必須原有的文化根基上發展。繼承傳統并非在新建筑上貼標簽、貼傳統符號，或者部分構件的復制；而是吸收整體的文化內涵，這既有中國文化的傳統，也是世界人類建筑文化的精華。2.4建筑的文化性。建筑具有雙重性，它既是物質的財富，又是精神的產品；它既是技術產物，又是藝術的創作。一座優秀的建筑，其精神內涵的作用常常超越功能的本身。但凡精品都能傳譯一定精神內涵，有很高的文化品位的建筑。歷史上每一個時代，都產生一批不朽的建筑作品，其文化意義和藝術感染力，常常成為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化的標志，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象征。建筑作為一個文化形態，它既是人類文化大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又與社會經濟，科學技術，政治思想息息相關，各種觀念，無時不在制約著建筑文化的表達和發展。在一個強調人與自然生態環境協調，科技與人文同步發展的這一個知識經濟時代，建筑文化也是多元化的方向發展，但我認為這并非各行各素，無章可循。從建筑創作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一個設計首先要融合城市和自然的環境，表達這個建筑項目的性質和文化的特征，簡單來說，建什么設計什么用途的建筑，首先就應該表達這類建筑的共性和特有的文化的內涵。介休博物館最大的一個優點就是把三賢文化的一個特征，與介休地區這種特有的地域環境相結合，和本地的一些古建筑特色做法相結合，以一個現代建筑的手法把它展現出來，所以它是充分體現一種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和時代性的一種統一，有人把它理解為是一個新的地域主義的建筑。

3結語

摘要：文章通過梳理泰州傳統民居研究現狀，溯源泰州傳統民居建筑文化形成的歷史環境，并從泰州宮氏家族歷史、住宅現狀以及建筑文化價值個案的調查剖析中闡述泰州傳統民居的文化特色。研究發現，受地方文治、平民儒學和家族科舉文化等影響，泰州傳統民居建造呈現出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別是以宮氏住宅為代表的明代民居建筑，在建筑立基環境、院落空間組合、房屋建造規制和建筑視覺審美方面都具有豐富的地域特色，這些建筑文化在城市文脈傳承、彰顯城市文化特質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宮氏住宅；平民儒學；傳統民居；建筑文化

1泰州傳統民居的研究現狀和研究意義

泰州古城內有70多處傳統民居，時間跨度從明朝中晚期到上世紀90年代之間。這些傳統民居中不少建筑雖然幾易其主，又經歷損壞、私自修補等，但整體布局和形制基本保存了下來。目前，大部分民居為普通人家的住所，其中保留較好的多為明清時期的一些望族住宅、進士府第和地方豪富宅院，如明御史蔣科的蔣氏宅第、明崇禎進士宮夢仁的宮氏住宅、清初刑部郎中田敬錫的田氏住宅、清光緒年間富商周文卿的周氏住宅、同治時的武舉尤氏筆穎樓、晚清泰州豪富李嗇庵的李氏住宅等。上世紀80、90年代，古建筑專家張馭寰、陳從周和阮儀三①三位先生先后來泰州考察古建。張馭寰認為，泰州古建筑區別于其它地區，很有地方特色，將泰州的傳統民居命名為“泰式民居”。從此泰州傳統民居以“泰式民居”為名，與蘇式民居、贛式民居、徽式民居齊名。這充分說明泰州古民居具有獨特的內涵和文化魅力，也使泰州傳統民居開始在學術界被更多的人認可和研究。同濟大學古建筑保護專家阮儀三在編制《泰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時贊揚泰州民居建筑集明清民居之佳構，這是泰州歷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的特色之一[1]；同時他還對民居及其外部空間提出了“保護-改善-更新-整飾”分類別、分層次的保護更新模式，不少泰式民居因此得以保護，這使得今后對泰式民居的研究有了更多真實的、有價值的原型遺存。泰州文史專家黃炳煜從泰州所處的地理位置中探尋泰式民居建筑特點的形成根源，他認為泰州地處江淮之間，城市受到來自南北不同文化的影響，民居建筑既有南方宅第清秀、典雅的藝術風格，又有北方民居雄渾、簡樸、封閉的建筑格局，具有“北雄南秀”的風格特征。也有很多實踐家在泰州諸多古民居保護建設過程中試圖通過修復古民居，再現泰式民居昔日的風采。在以家庭關系為主要紐帶的居住形式里，民居建筑和百姓家庭的日常生活最為密切，它不僅是日常生活起居的重要空間，還是城市居住生活的智慧結晶，也是呈現普通百姓家庭生活環境、記錄家族興衰榮辱變遷的物化形式和空間載體。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和層面對泰州古民居的研究與實踐，向我們展示了更為立體和豐富的泰式民居的全貌，這為我們更深入地研究泰式民居建筑文化奠定了理論與實踐基礎。2013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明確指出，今后城鎮建設在融入現代元素的同時，更要保護和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延續城市歷史文脈。泰州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對泰式民居建筑文化內涵的研究是挖掘泰州城市傳統文化時代精神、提升城市文化品質、建設美好城市形態的重要內容。

2泰州傳統民居建筑文化形成的人文環境

2.1文治思想自上而下深入民心。泰州地處江淮之間，里下河地腹地，自古就是淮南鹽場的行政中心，城市的發展也因鹽業的活動得以壯大。歷代在泰州為官或執教過的文人士大夫眾多，從北宋仁宗時期開始，先后有五位宰相在泰州做過官。北宋著名文學家、政治家晏殊②在泰州擔任鹽監官期間，將鹽場治理得井井有條，他還創辦書院，施仁政、宣教化，親自任課執教、開啟民智，一時開風氣之先。一代名相呂夷簡咸平五年就在泰州擔任西溪鹽倉監，他帶領灶民鹽丁解決了泰州鹽運中轉緩慢的痼疾，使得鹽稅征收與日俱增。范仲淹③領泰州西溪鹽監銜知興化縣事期間，重修捍海堤堰，造福泰州里下河水鄉人民。他提倡為政清廉，創學宮，建書院，開啟一代文風，為泰州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2]。范仲淹與同時代的泰州通判滕子京④、理學家胡瑗⑤、潭王宮教授周孟陽⑥、名相富弼⑦經常在泰州“文會堂”切磋學問、吟詩集雅。清代著名天文歷算家陳厚耀⑧，評話宗師柳敬亭⑨，揚州八怪之一鄭板橋⑩，“揚州學派”先驅任大椿⑪，著名文藝評論家劉熙載⑫，圍棋棋圣黃龍士⑬，太谷學派集大成者黃葆年⑭等都在泰州生活過。可以說，泰州歷史上的這群官員和文人士大夫具有深厚的道德文化修養和廣博的文化知識，他們追求審美情趣和精神層面的享受，這無疑對泰州這座城市的建設發展、農田水利灌溉、房屋建設、園林景觀營建、文化等方面都會產生深遠影響[3]。2.2平民儒學培育百姓圣賢修養。泰州是明代哲學家、思想家王艮⑮的家鄉，也是王艮創立的“泰州學派”的發源地。在王艮的影響下，平民儒學在泰州民間發展極其活躍，它為普通民眾提供了生活的基本倫理和生活秩序維護。有一篇名為《南人與北人》的書中曾經這樣寫道泰州：“永嘉之后，晉室東遷，衣冠違難，多行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曉。士好學而文，農民織衽稼穡。俗務儒雅，雖窮蒼茅茨之下，微聞弘誦聲。”[4]記載的就是泰州民間崇儒尚教蔚然成風的歷史。由此可見，平民儒學對當時百姓的日常生活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在民居的建造過程中，人們開始意識到建筑藝術審美的倫理意義以及建筑在幫助家族成員形成可取的生活方式中的倫理功能。儒家經學中的廣泛義理、家族所崇尚的人之常倫的情理，在民居的建筑中慢慢得以外化，建筑的整體布局與群體組合、形態與結構特征、空間序列與功能使用、裝飾細部與器具陳設等方面，浸透著儒家倫理的種種特征[5]。百姓在對平民儒學的理解、人倫道德的敬畏、生存環境的自我創造中使建筑烙上了鮮明的特色，這也逐漸成為泰州傳統民居風格的基調[6]。2.3科舉家族文化世代相傳。封建社會中，學校教育沒有現達，家族的價值取向和生活目標對家族成員的影響是巨大的。家族文化在家族成員的活動中以一種和諧的方式強調個人服從整體的文化系統，具有較強的文化認同性和延續性[7]，科舉考試在延傳家族聲譽與家業方面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明清時期，泰州社會安定，民風重教興文，水陸交通便利，經濟基礎相對發達，泰州又處于揚州地區教育文化中心的地位。康熙年間，朝廷在泰州興建學政試院，作為揚州府屬江都、甘泉、儀征、寶應、高郵、興化、泰州、東臺等八縣考生院考的地方，這給泰州地方經濟帶來了發展機遇。同時，本地的秀才和童生們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習就更為刻苦和努力。據統計，泰州境內在宋元明清四朝共出了1000多個舉人，429個進士，其中文武狀元5人，文武會元5人。以宮氏家族為例，宮氏家族是泰州明清時期遠近聞名的科舉世家，家族世代勤奮好學，先后共培養出7位文武進士、31位舉人和50余位貢生，這樣的家族不僅在泰州，就是在全國也是少有的。宮氏家族科舉的興盛帶來了家族經濟和文化的繁榮，也促進了宮氏家族住宅的建設與擴大，其家族在泰州大林橋西、稅務橋西等處建有大規模的宅院，在岳墩西側建有一處隱居著述的園林春雨草堂。另外，明隆慶二年（公元1568年）進士蔣科⑯歷任開源參政、監察御史、南臺兵備，創下家業，在泰州建有宅院，后又轉售于科第世家程氏，程氏將宅院擴建。至今，蔣科進士府仍是泰州最有名的明清建筑群之一，也是泰州較早的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這些家族的文化和儒學修養世代相傳，經歷數輩建設與傳承。建筑空間有著巨大的潛在教育教化意義，因此在營造時必然會滲透著家族對封建儒學禮制人倫的自我理解與詮釋。

繼“”后，中國在建筑業發展開始大力導入西方建筑文化，在20世紀初期就有大量西方建筑作品產生，遍及全國各個區域，因此總結出一系列流派、風格，形成中國建筑的西方文化體現，特別是在人文主義、現代科學等方面。在建筑材料方面，如水泥、鋼筋、鋼管、混凝土等新型材質被大量應用于建筑硬件方面，同時也導入了很多先進的配套應用、安裝等方式，促進了中國建筑現代化發展的轉變。在19世紀中期后，中國建筑行業保留了傳統建筑文化的精髓，通過結合、優化的方式融入了大量西方建筑文化，促進了中國建筑文化各方面的發展，能夠適應時展。如今，全球經濟高速發展，市場格局變化不斷，伴隨著文化的多元高速發展，了解西方建筑文化對于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的影響與作用規律以及分析其在中國近代建筑發展過程中的衍生情況，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1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異同

1.1中西方建筑文化的迥異。從建筑歷史、藝術風格、審美觀念來看，中西方建筑文化存在許多差異。中國文化以和為貴，整個社會充滿了和諧氛圍，這與西方國家形成強烈反差。中國對于各類事物的態度是對立統一的，以和諧為原則構建相互關系。西方國家則更多注重獨立性，將主、客觀因素分離，認為世界是客觀的。中國古代建筑建造過程在功能、空間、舒適等方面進行了大量設計，同時注重風水格局，讓人、建筑與環境得以相互融合，更為自然地呈現。在功能方面，中國古代建筑往往不集中居住區域，將各類建筑進行有效統一，使得人們生活更為便利；西方建筑理念則更為幾何化，設計構圖趨于雄偉、壯觀、奪目，與中國建筑形成鮮明對比。1.2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統一。從自然界角度來看，人類社會最早出現各類石頭建筑，促進了時代演變，因此，建筑對于人類的最初作用在于居住。進入近現代后，人們生活方式已經截然不同，對于環境的要求也相應變化，在建筑上的表現主要是各類材料、技術在傳統建筑上的衍生。針對審美角度，需要結合技術、藝術兩個方面，將建筑實用性與美學融為一體，將建筑空間與實體對立統一。無論中國還是西方國家，在建筑發展過程中都非常注重建筑本身與所在環境的融合，只有將兩者形成動態化、全方位融合才能將建筑的實用性與藝術性充分展現。所以說，建筑的藝術性與一般藝術是存在本質區別的，能夠有效總結社會環境、人們生活水平、經濟情況等各方面的特征。

2國外建筑文化在中國近代建筑的吸納與融合

2.1巴洛克建筑風格的融合與衍生。在20世紀上半葉，巴洛克建筑風格在中國建筑過程中得到了應用，與傳統建筑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例如，巴洛克建筑在紋飾細節部分與中國民居建筑具有相同之處，因此在融入過程中更為便捷，中國工匠能夠通過一定的改良，有效完成融合，使得建筑紋飾細節部分得到提升，促進字匾、云飾、字紋等各方面的發展。通過巴洛克建筑融合后建立的哈爾濱純化醫院，建立了巴洛克風格門面，保留我國經典的蓮花、牡丹等建筑飾紋，使得創新與傳統得到有效結合，展現出藝術魅力。中國特色巴洛克建筑的另一特點，是將豐富的傳統工藝及工藝材料進行充分融合。具有該特點的國內建筑如長春園的西洋樓（圖1），在巴洛克建筑的裝飾上采用了傳統琉璃瓦，包括漢白玉石雕，這兩項都代表了我國傳統文化，使得建筑充滿融合性。在整體結構方面，其正立面基本以西方巴洛克建筑風格為主，但其后仍然以中國傳統文化為重，保留傳統院落，構成一個中西融合建筑。該類建筑通常以多個建筑為單位，綜合為一個整體院落，每個院落都有相應的門洞，人們在通過門洞后就可以進入建筑大院，形成一個良好的視覺沖擊。因為建筑大院顯得異常寬闊，這主要源于中國傳統的欄桿、楣子等結構設置增加了建筑的空間性，給所處其中的人以廣闊、豁達的感覺。2.2哥特式建筑風格的融合與衍生。哥特式建筑風格以羅曼建筑的發展為基礎，然后通過改良，取得了一定的發展成果。比較著名的是哥特式教堂，其主要特點在于采用石頭材質制作骨架券、飛扶壁等，其與羅曼建筑最大的不同點在于建筑風格源頭不同。羅曼建筑最早出現在英國，哥特式建筑保留了大量羅曼建筑的經典內容，然后通過一定改良，最終出現于法國。哥特式建筑多應用于教堂的建設上，展現了古典建筑風格，能夠為對應的文化傳播帶來作用，同時其表現出的傳統羅曼建筑色彩也最為濃厚。哥特式建筑的風格基礎在于：構建一個矩形或者是正方形，然后在4個角分別建立起柱子，在其上架設拱形頂，最大限度地減少資源投入，優化建設工藝，因此具有很大優勢。早在19世紀，我國當時的教堂建設過程中就參考哥特式教堂建筑風格，總結了各項優點加以融入，建設了很多適用于中國的現代教堂，例如北京的西什庫天主堂（圖2）。哥特式教堂的建筑主體一般由一座3層的哥特式建筑組成，其頂部包含11座尖塔，整個建筑以十字形構建，保留中式臺基并輔以漢白玉欄桿進行環繞，紋飾細節也同樣保持傳統的中式建筑風格，將中西建筑文化良好融合，由此形成中式哥特建筑。2.3古羅馬建筑風格的融合與衍生。古羅馬建筑主要應用于當時的民居，各類建筑具有不同的類型區分，如內庭式、內庭配圍柱式、多層式等。建筑技術在當時也屬于外部引入，具有一定的古希臘建筑元素，特別是建筑藝術方面，但是更多的是建筑結構、工藝等方面的大膽創新。在建筑創新方面，西方古代建筑很早就完成了大量創作實績，古羅馬建筑通過不斷地發展，在公元19世紀就已經對我國當時的民居建設產生了影響，很多古羅馬建筑元素出現在中國，例如中國江南傳統民居——天井，代表了古羅馬建筑在中國通過創新，有效融入了早前伊特魯里亞人的建筑方式和環境特色，通過改良后建筑能夠與中國江南的地理、環境、人文等有效融合，形成古羅馬風格的中國建筑。2.4高技派建筑風格的融合與衍生高技派重要特征是對于技術的追求。高技派建筑彰顯了當下工業技術的水平，是綜合性的呈現，在建筑結構、空間方面融合物理與自然因素，使得建筑具有優秀的外觀與內部空間。針對室內結構中常見的梁板、網架、管道、線纜等部分進行改善，利用先進工藝增加時代感，使得結構更為合理。高技派建筑風格在中國的應用是循序漸進的，在20世紀80年代初次于中國建筑的外立面幕墻上進行應用，通過十多年的發展后延伸至建筑內部結構，影響建筑設計的風格。高技派重視建筑材料的特性，在空間構建上應用各種方式以獲得最佳效果。在上世紀末期，我國建筑工匠就充分認識到高技派建筑的優勢，與時展需求相結合，融入生態文化來保持可持續發展，所以當時很多完成的中國建筑都具有智能化、網絡化、仿生化等高新技術的應用，是現代化建筑的標志，例如香港匯豐銀行（圖3）。

3外國建筑文化對中國近代建筑的影響與啟迪

摘要：福建省霞浦縣的半月里畬族聚居村作為畬族單一同姓近親相聚在一起的傳統村落，形成了小聚居、大分散的家族村落格局，其人文歷史與民俗風情極具特色，特有的建筑文化值得分析與研究，以便為村落保護提供資料與文獻支持。通過探析福建省霞浦縣的半月里畬族聚居村的社會文化表征與村落布局，分析村中建筑的平面特征、空間布局、建筑結構技術、建筑藝術特色等，以保護與傳承畬族建筑文化。

關鍵詞：畬族聚居村；半月里；建筑文化；建筑特征

半月里村，舊稱“半路里村”，是福建省著名的畬族聚居村落，2007年由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歷史文化名村。半月里村位于福建省霞浦縣溪南鎮東北部，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保留著獨特的畬族古建筑風貌、深厚的人文底蘊以及豐富的畬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半月里村“枕山、環水、面屏”，背靠青山，龍清溪蜿蜒從村前流過，村內的街巷基本以民居為中心自然形成，主干道路與村內小巷相互交錯，形成村內縱橫交互的道路體系。同時，該村保留了較完整的畬族特有的民俗風情，反映了當地人文內涵與地方特色。半月里村目前有一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龍溪宮（圖1），一座雷氏宗祠和十座保存較好的民居，是研究閩北地區畬族古建筑的藝術寶庫。

一、半月里的社會文化表征

（一）祖先敬仰

在半月里村尚留有雷氏畬族祭祖用的祖圖、龍杖、香亭等祭祀用具，而且半月里村就是以體現祖先崇拜意識的宗祠為中心展開布局的，宗祠中供奉著半月里先祖、始祖的牌位，普通人家還保留著供奉祖先靈位的神龕。雷氏宗祠內流傳下來的雷氏族譜，反映出畬族人的祖先崇拜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