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范文10篇

摘要：貿易投資自由化、貿易投資便利化、經濟技術合作構成了APEC的三大支柱。在貿易投資自由化進程緩慢的情況下，貿易便利化成為APEC推進的重點，目前，APEC在貿易便利化方面已取得積極進展，因此研究貿易便利化也就十分重要，本文主要對APEC貿易便利化發展歷程進行研究。

關鍵詞：APEC；貿易便利化；發展歷程

1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的宗旨是：保持經濟的增長和發展；促進成員間經濟的相互依存；加強開放的多邊貿易體制；減少區域貿易和投資壁壘，維護本地區人民的共同利益。自成立以來，APEC一直致力于為地區內成員提供開放、自由、便利的貿易投資環境，目前，APEC在貿易便利化方面已取得不少成效。

2APEC貿易便利化發展歷程

2.1初期準備階段（1989年—1993年）。1989年，APEC部長級會議上提出了評估海關程序和開展協調化的可能性要求，之后APEC開始強調貿易便利化的重要性，接下來的幾屆部長級會議上，要求減少亞太地區貨物、服務和投資流動障礙等方面的建議一直都在提出，但由于此時處于準備階段，APEC在這一階段開展的活動比較少。1993年APEC最重要的成果是成立了貿易投資委員會（CTI），負責貿易投資自由化方面的工作。2.2確定目標階段（1994年—1996年）。1994年，在印尼茂物召開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通過了《茂物宣言》，第一次提出要求發達成員在不少于2010年和發展中成員在不少于2020年實現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這一長期目標，即“茂物目標”。這一目標將會進一步減少貿易和投資的壁壘以及促進APEC經濟體之間的商品、服務和資本的自由流動。1995年大阪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為了落實茂物目標，把目標變為現實，會議通過了《大阪行動議程》，規定了實現貿易便利化的原則、機制和具體領域，為《茂物宣言》的順利實現制定了行動方針。1996年，第四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菲律賓蘇比克舉行。會議通過了指導開展經濟技術合作的《亞太經合組織經濟技術合作原則框架宣言》和為實施貿易、投資自由化的《馬尼拉行動計劃》。《馬尼拉行動計劃》的主要內容是根據《大阪行動議程》的要求逐步和全面實現貿易投資自由化，決心通過加強審查和協商的過程來不斷維持馬尼拉行動計劃的活力。并改進單邊行動計劃，以及這些計劃的可比性和全面性。2.3調整階段（1997年—2000年）。1997年一場金融風暴在亞洲爆發，然而這次金融危機也波及了APEC，導致APEC的發展和貿易投資自由化的進程緩慢，尤其是在1998年的吉隆會議上，部門自愿提前自由化計劃遭遇挫敗，這使得人們加劇了對APEC未來發展的悲觀預期，APEC貿易投資自由化進程幾乎陷入了發展停滯狀態。1998年—1999年的這兩年，APEC進入了一個鞏固、徘徊和再摸索的調整階段。2002年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再次強調了各成員應當繼續堅持茂物宣言中所確定的貿易投資自由化目標，同時還要求增強成員國人力、機構、基礎設施和市場等方面的能力建設活動。2.4持續發展階段（2001年至今）。2001年以后APEC貿易便利化的進程得到了持續發展，主要分為兩階段來推進貿易便利化的進程，2002年—2010年，主要以降低交易成本為目標，2010年—2020年，主要通過打通供應鏈降低貿易成本，將區域內互聯互通同貿易便利化緊密相連。2002年第十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通過了“貿易便利化行動計劃”和“貿易便利化行動和措施清單”等一系列重要的文件，使得APEC貿易便利化有了更具體的目標，實現貿易便利化的計劃成為可操作的具體行動。以此行動計劃為藍本，各成員從中做出選擇，并通過集體行動計劃、單邊行動計劃、“探路者”等不同方式完成上海目標。在2005年APEC釜山會議上，領導人肯定了APEC在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時為了按期實現茂物目標，批準通過了《釜山路線圖》，提出在2010年前將貿易交易成本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再降5％的目標。2010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通過了橫濱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執行《APEC供應鏈連接框架行動計劃》（SCFAPⅠ），這一計劃的主要目的是解決亞太地區供應鏈貨物和服務流動方面面臨的問題，從而實現到2015年將亞太地區供應鏈的總體績效提升10%的總體目標。SCFAPⅠ的主要措施是通過實施能力建設計劃，幫助APEC經濟體突破透明度、基礎設施、物流能力、通關、文件、運輸鏈接、法規與標準、過境安排這八個阻塞點，以更好實現到2015年亞太地區供應鏈績效提高10%的承諾。2016年，多數經濟體的自評表明，通過實施SCFAP計劃，各成員國在時間、成本、不確定性和總體效益的改進上已經取得了積極的進展。2016年，在秘魯利馬舉行的APEC第24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批準了《第二期供應鏈連接框架行動計劃（2017-2020）》（SCFAPⅡ），目標是進一步增進APEC地區的貿易便利化和供應鏈連接。2017年，在越南峴港召開的第25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通過了《APEC跨境電子商務便利化框架》，這一框架文件涉及了APEC的5個支柱領域：（1）加強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國電子商務法律框架的標準化；（2）加強亞太經合組織成員經濟體的能力建設活動；（3）推動成員國跨境貿易的隱私保護；（4）促進跨境個人數據的保護；（5）推進跨境無紙化貿易，解決跨境電子商務發展中的問題。《APEC跨境電子商務便利化框架》將會推動跨境電子商務政策環境的進一步完善，提高跨境無紙化貿易便利，增強中小企業參與跨境電子商務的能力，從而全方位推動貿易暢通，為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做出貢獻。

論文關鍵詞：APEC；全球政治經濟；地緣戰略

論文摘要：APEC地緣戰略角色的形成和演化的導因是多重的：經濟全球化發展和政治多極化趨勢以及亞太區域的經濟與政治安全形勢的特點及變化是推動APEC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因素；而APEC獨特的組織框架與合作機制以及各主要成員地緣戰略的調整與互動則是推動APEC形成和演化的內部因素。從這些內外因素，可以看出APEC的誕生和發展一直與各主要成員的地緣戰略以及全球與亞太區域政治經濟安全形勢息息相關。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簡稱APEC）自1989年誕生以來的發展歷程，不僅其成員數量、組織結構、合作機制、議事范圍以及作用與影響力都有了重大的擴展、變化和發展，而且其政治經濟影響與政治經濟色彩也日益凸顯和濃厚。主要表現于維護亞太區域政治安全形勢和秩序、協調實現各成員利益和地緣戰略手段。

首先，APEC的誕生，就是全球政治經濟戰略地緣與區域政治經濟戰略地緣變化的反應和結果。二戰結束以后，美國確立了在全球（包括亞太）經濟的主導地位，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東亞地區開始形成日本--四小龍--東盟相互間的區域產業分工結構，七十年代末中國也開始了逐步加入世界主體經濟體系，而地處大洋洲的澳新也開始把經濟聯系的中心移向東亞。但是直到冷戰的結束，才“把亞太地區分割開來的''''柏林墻''''最后推倒了，亞太作為一個經濟區域的概念才自然形成了。”[1]“所以，從一定程度上看，APEC可以說是冷戰結束的一種積極反應。”[2]

其次，APEC的發展特別是重要新成員的不斷加入使得APEC在建設和維護戰略地緣具有多樣性的、和平穩定的區域秩序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政治經濟平臺作用。1991年11月中國以主權國家身份、中國臺北和中國香港以地區經濟體身份正式加入APEC并出席第三屆部長級會議，這“標志著APEC已更具有生命力和摘要：APEC地緣戰略角色的形成和演化的導因是多重的：經濟全球化發展和政治多極化趨勢以及亞太區域的經濟與政治安全形勢的特點及變化是推動APEC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因素；而APEC獨特的組織框架與合作機制以及各主要成員地緣戰略的調整與互動則是推動APEC形成和演化的內部因素。從這些內外因素，可以看出APEC的誕生和發展一直與各主要成員的地緣戰略以及全球與亞太區域政治經濟安全形勢息息相關。公務員之家

1993年墨西哥、巴布亞新幾內亞加入和1994年智利加入以及1998年秘魯與越南的加入使得APEC的影響力擴展到南美洲地區，更增加了APEC的多樣性；特別是1998年俄羅斯的正式加入，使APEC囊括了除歐盟以外全球的主要力量，這意味著在“G8”之外世界“又有了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由中、美、日、俄組成的''''G4''''：四大國利用這個場所不僅可以進一步加深經濟上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依存，而且通過雙邊會談，還可以就國際形勢進行定期磋商，并作為探索建立冷戰后新的國際體系的場所而發揮作用。”[4]因此，重要成員國的加入，更加突現了APEC在建構與維護和平穩定的亞太區域秩序的作用及其在全球經濟和世界政治中的影響力。第三、APEC的誕生和發展體現了各主要成員政治經濟地緣戰略需要，也是各主要成員政治經濟地緣戰略互動的結果。就澳大利亞來說，一方面可以通過APEC積極改善和加強與東亞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東盟國家的關系；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其在APEC中“第三者”的身份，來協調東亞發展中國家與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之間的利益關系，從而更好地實現其“融入亞洲”的外交戰略目標。對日本來說，一方面APEC的成立與發展可以為其減緩來自美國的壓力和構筑新的區域秩序提供一個重要的平臺；另一方面“通過以APEC為中心的跨太平洋合作的系列外交活動，為日本參與解決太平洋兩岸的分歧與沖突，充當東西方橋梁作用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5]從而有利于日本加速實現政治大國和主導區域秩序建構等戰略目標。對美國來說，利用APEC，一方面可以形成亞太自由貿易圈，既能主導和密切區域內的經濟合作與聯系，又可以此為更大依托而推動全球性的經濟合作和抗衡其他區域的經濟合作；另一方面推動APEC的發展，可以使其成為美國實現亞太戰略的一種重要手段和途徑。對東盟來說，其成員占了APEC三分之一，所以理應充當重要角色：通過自己小國外交的獨特魅力，在APEC的運作方式、發展進程等領域發揮重大作用，以小圈（東盟自由貿易區）推動大圈（APEC），爭取參與主導APEC的進程，使APEC成為平衡中、美、日、俄等大國關系的一個重要機制，從而維護和發展有利于東盟政治經濟建設的亞太區域秩序。對中國來說，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APEC的活動平臺，為中國進一步搞好睦鄰友好關系以及改善和發展中美、中日等大國間政治經濟關系服務；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參與相關活動來推動APEC的發展進程，在重大問題上發揮中國的優勢或施加獨特的影響，既有利于各成員增加對中國的理解并形成相關的共識，又有利于為中國國內經濟建設與政治改革的順利進行創設和發展一個和平穩定的區域政治經濟秩序。對俄羅斯來說，借助APEC，并納入其亞太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一方面可以在中、美、日等大國互動關系中發揮獨特的平衡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改善在亞洲地區的政治經濟環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來自北約東擴造成的壓力。[6]對臺灣來說，“參與APEC的目的，是希望以亞太地區民主發展的前驅、自由市場的忠實擁護者以及世界發展最快速的經濟體等因素，通過參與亞太地區的國際經濟合作與社會活動，加強與亞太其它國家的政治經濟關系，塑造臺灣的''''主權國家''''形象，以增強其國際地位。”[7]

內容提要：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會議期間，APEC幕后外交的重點轉向了雙邊自由貿易這種情況的出現，與APEC成員對雙邊自由貿易的積極姿態、特別是美日兩國通商政策的新變化有很大的關系。由此，不僅亞太雙邊自由貿易將進一步發展，而且亞太地區的自由貿易也將受到有力的推動。

關鍵詞：APEC，幕后外交，雙邊自由貿易

一、洛斯卡沃斯會議幕后外交的新重點及其對領導人會議的影響

（一）以雙邊自由貿易為中心的幕后外交

在APEC會議期間，各成員領導人單獨會晤的幕后外交一直倍受關注。然而，與以往不同的是，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會議期間，APEC幕后外交的重點轉向了雙邊自由貿易。

1.美國“東盟行動計劃”。這次幕后外交的首要新聞，是美國總統布什10月26日在與東盟7國領導人的會談中，正式提出了以締結自由貿易協定（FTA）為核心的《東盟行動計劃》。美國的計劃是以即將達成協議的美新（新加坡）FTA為基礎，以東盟各國的經濟改革為條件，先與東盟各國分別締結FTA，然后建立“美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借以推動APEC和WTO的貿易自由化。希望與美國締結FTA的國家，必須簽署“貿易和投資的框架協議”，在政府機構透明度、實施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等方面制定共同規則。其中，柬埔寨、老撾、緬甸和越南以參加WTO為前提條件。美國高官說：“東盟行動計劃表明了美國高度重視東盟”，“為創造自由貿易的條件，美國將支援東盟各國的規制改革和法制建設。”“美國認識到了東盟各國經濟發展的差異和多樣性”，“關于締結與否和開始談判的時間，將與東盟各國一起討論決定。”另外，美國高官還表示可按東盟方面希望的內容進行談判，強調了談判的靈活性。

本文作者：張彬余振工作單位：武漢大學商學院世界經濟系

一、APEC經濟技術合作內容的拓展

APEC自成立以來就一直關心亞太地區的經濟與技術合作。從1989年APEC第一屆部長級會議到2003年APEC第十五屆部長級會議，APEC經濟技術合作經歷了一段曲折的發展歷程。具體而言，APEC經濟技術合作的發展歷程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89年到1994年，為APEC經濟技術合作的起步階段。此階段的APEC經濟技術合作實際上處于一個“有其實而無其名”的狀態。因為在起步階段，APEC開展了一些具有經濟技術合作性質的項目，例如收集資料和數據、建立信息網絡、編制手冊和概覽、舉行研討班和博覽會、編纂大事記等，但是APEC官方文件從未正式提出“經濟技術合作”這個概念。只是在1994年《茂物宣言》中，APEC才首次提出了一個與經濟技術合作相近的“發展合作”的概念。由此可見，這一階段是APEC整體發展思路還在發展和逐漸完善的階段，APEC各成員對于APEC經濟技術合作應該是什么、如何開展經濟技術合作、開展APEC經濟技術合作需要實現什么目標等基本問題均缺乏明確的認識。第二個階段從1995年到1996年，為APEC經濟技術合作的框架建設階段。在這一階段為了更好地推動和指導APEC經濟技術合作的發展，APEC在1995年和1996年分別發表了《執行茂物宣言的大阪行動議程》（簡稱《大阪議程》）和《APEC加強經濟合作和發展框架宣言》（簡稱《馬尼拉宣言》）。通過這兩個綱領性的文件，APEC正式使用“經濟技術合作”的概念，并詳細闡述了經濟技術合作的基本原則、合作方式、13個具體合作領域、6個優先合作領域、合作的目標、合作特點等內容，構建出APEC經濟技術合作的基本框架。其中還有值得一提的是，《大阪議程》首次將經濟技術合作放在與貿易投資自由化并列的位置，從形式上改變了APEC進程中“重貿易投資自由化、輕經濟技術合作”的傾向。由于這一階段主要是APEC探討經濟技術合作的框架性問題，所以經濟技術合作的進展顯得比較務虛。第三個階段從1997年至今，為APEC經濟技術合作的機制建設與具體實施階段。1997年7月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對APEC部分成員的經濟帶來了巨大沖擊，并促使APEC加快了推動經濟技術合作發展的步伐，從而APEC經濟技術合作也進入了第三個發展階段即機制建設與具體實施階段。在此階段，經濟技術合作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為完成前階段布置的任務而推動APEC經濟技術合作的具體實施。APEC采取的具體措施包括通過“加強APEC經濟技術合作管理的指導原則”的提議、建立“APEC經濟技術合作信息交流中心（APECECOTECHClearingHouse）”、制定“經濟技術合作行動計劃（ECOTECHActionPlans，EAPs）”和提出《E-APEC戰略》等。第二，為保證經濟技術合作的順利有效進行而推動經濟技術合作的制度建設。主要反映在建立APEC經濟技術合作分委員會(SOMCommitteeonECOTECH-ESC)①方面。第三，為確保經濟技術合作的不斷發展而推動經濟技術合作內容的不斷創新。例如APEC泰國會議就根據APEC外部形勢變化，對APEC經濟技術合作的優先合作內容以及目標進行了拓展，新增加了“融入全球經濟、促進知識經濟發展、加強反恐能力建設以及迎接社會領域全球化”4個優先合作領域。

二、APEC經濟技術合作運作特點

經歷了15年的發展以后，APEC經濟技術合作逐漸成長為一個以APEC為中心、以各成員和工作組為基點的多層次多領域的合作體系。具體而言，該多邊合作體系有以下特點：第一，擁有較完整的機構體系、項目審批、執行和監督機制，為經濟技術合作的順利開展提供制度保障。APEC經濟技術合作的實施主要通過各成員的官方機構設立的APEC工作組，由工作組負責政策對話和審核制定具體領域的經濟技術合作的集體行動計劃，并上報APEC高官會批準實施。APEC經濟技術合作運行體系由具體實施機構、咨詢機構和管理機構三大部分組成，其中經濟技術合作的具體實施機構主要包括APEC高官會下的11個工作組，即貿易和投資數據工作組、貿易促進工作組、產業科技工作組、人力資源開發工作組、地區能源合作工作組、海洋資源保護工作組、漁業工作組、旅游工作組、電信工作組、交通運輸工作組、農業技術合作工作組和中小企業工作組，另外經濟委員會和貿易與投資委員會也參與到少數項目中；咨詢機構是APEC工商咨詢理事會，同時工商咨詢理事會也是工商部門與部長會議和高官會議聯系的紐帶；管理和協調工作由高官會和其下的ESC來進行，另外預算與管理委員會負責對某些項目提供資金支持；部長會議和領導人會議對于經濟技術合作活動做出指示。ESC是APEC經濟技術合作體系中最重要的機構，他的主要職能包括：通過與APEC各論壇協調，并凝聚各論壇的努力，更加有效地推進APEC經濟技術合作議程的實施；為加強和便利APEC工作提供一個政策管理工具；為實現APEC目標可能采取的行動提供指導。近年來經濟技術合作的快速發展，一定程度應該歸功于以上機構提供的制度保障。第二，具有明確的合作內容、多樣的合作形式和相對穩定的資金來源，有助于經濟技術合作的具體實施。APEC經濟技術合作進入機制建設與具體實施階段之后，經濟技術合作的具體內容、合作形式以及資金來源都得以確定。首先，經濟技術合作的主要內容不斷擴展。1998年11月APEC第十屆部長級會議通過了“加強APEC經濟技術合作管理的指導原則”提議，鼓勵APEC各個論壇圍繞著人力資源開發、促進持續增長、利用未來技術、基礎設施建設、振興中小企業、發展資本市場等六個優先領域開展經濟技術合作活動，因此在APEC的指導之下，APEC各成員主要圍繞以上六大優先合作領域開展合作項目。其次，經濟技術合作的開展形式多種多樣。APEC經濟技術合作涉及的范圍很廣，例如研究、數據資料的收集和分享、人員培訓以及各類學術研討會等都屬于經濟技術合作的范疇。為了更好的推動經濟技術合作的發展，ESC從側重項目開展方式的角度，將APEC經濟技術合作項目分為三大類：信息收集類、信息分享類和培訓類。信息收集類主要包括以調研、研究、報告等形式開展的合作項目；信息分享類主要包括以研討會會議、培訓、標準成功例、數據庫網站建設、APEC中心展覽等形式開展的合作項目；培訓類則主要包括以舉辦培訓班等形式開展的合作項目。最后，經濟技術合作的資金來源構成。一般而言，經濟技術合作資金來源由兩部分構成：一是APEC成員捐助的資金，它構成了APEC中央基金的來源；二是項目的主辦方及其合作伙伴自籌的資金。APEC中央基金項下設立三個賬目：第一個是管理賬戶，主要用于APEC秘書處、工作小組以及職員日常管理工作的開銷；第二個是貿易和投資特定賬戶（又稱TILF資金賬戶），特定用于加強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活動及有關項目的開銷；第三個是運作賬戶，主要用于APEC的一些申請項目的開銷。APEC對經濟技術合作項目的資金資助主要是指APEC運作賬戶和TILF賬戶提供的資助。因此，APEC經濟技術合作項目按資金來源可以分為五種：完全由APEC運作賬戶資助的項目、由APEC運作賬戶資金和成員方自籌資金共同資助的項目、完全由TILF賬戶資助的項目、由TILF賬戶資金和成員方自籌資金共同資助的項目和完全由成員方自籌資金完成的項目。可見，APEC經濟技術合作項目內容、實施形式以及資金來源的確定使其合作的具體實施更為順利。第三，APEC建立了較全面的項目評估體系來對經濟技術合作項目進行評價，從而為更好的推動經濟技術合作的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持。APEC針對經濟技術合作項目的實施，專門設計了項目申請的數量評估、項目實施的數量評估和項目成果的數量評估三個評估體系。它的構成如下：首先，經濟技術合作項目申請的數量評估框架由20個評估指標構成，它包括：項目的申請是否與APEC設立的優先領域存在清楚的直接的相關關系、申報的項目是否屬于APEC設定的某一個或某幾個具體的優先領域、項目的實施能否促進APEC優先主題的實現、項目的目標能否實現并被量化、APEC開展此項目是否存在比較優勢、項目的申請是否具備豐富的背景研究、申請的項目是否存在領域交叉的問題或者是否需要其他工作組的協助、申請的項目是否符合“APEC婦女整合架構”的精神、開展項目的方法是否明確可行、項目申請的資金規模APEC是否能夠承受、資金申報程序是否符合APEC的財務制度、項目是否得到了工商私人部門以及非政府組織的充分支持、項目成功實施可能遭遇的主要風險是否被確定并被控制、是否制訂項目實施狀況監察和信息反饋方案、項目的預期成果能否滿足受益人的需要、項目是否擁有持續創造利益戰略、項目設計是否制訂信息和新發現共享計劃、有無其他相關要點、APEC是否應該給予資金資助。其次，項目實施的數量評估框架由13個指標構成，它包括：合作項目的目標和成果能否如期實現、項目順利實施過程中是否遇到事先無法預見的風險、項目的實施方略和組織安排是否順利執行、項目的管理是否專業、項目的預算資金是否到位、項目的資金使用是否符合APEC目前的財務制度、工商私人部門和非政府組織參與和支持合作項目的承諾是否兌現、項目開展涉及到的領域交叉的問題是否得到有效控制、婦女是否獲得可測定的利益、項目實施狀況監察和信息反饋工作是否有效開展、項目的成果和發現是否被收集整理或者是否按照之前制定的計劃予以共享、有無其他相關要點、項目實施狀況跟蹤是否有效。最后，項目成果的數量評估框架由17個指標構成，它包括：已完成的項目如何推動APEC優先領域的發展、項目預定的目標是否全部實現、項目成功實施遭遇的風險是否被有效控制、已完成的項目是否遵守APEC現有的財務制度、項目的預期收益是否完全獲得、受益人對項目的成果是否滿意、有無受訓者對培訓評價的文字記錄、項目是否實現“APEC婦女整合架構”制定的優先目標、項目開展涉及到的領域交叉的問題是否已經得到妥善處理、項目實施后是否與APEC其他工作組建立緊密良好的合作關系、是否有其他APEC成員積極參加該合作項目、有無工商私人部門和非政府組織參與該項目、開展項目取得的經驗教訓是否被整理并實現共享、項目能否持續產生效益、有無開展后續項目的可能、有無其他相關要點、對項目的判斷是否準確。①

三、APEC成員參與經濟技術合作的價值取向分析

論文關鍵詞：APEC；全球政治經濟；地緣戰略

論文摘要：APEC地緣戰略角色的形成和演化的導因是多重的：經濟全球化發展和政治多極化趨勢以及亞太區域的經濟與政治安全形勢的特點及變化是推動APEC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因素；而APEC獨特的組織框架與合作機制以及各主要成員地緣戰略的調整與互動則是推動APEC形成和演化的內部因素。從這些內外因素，可以看出APEC的誕生和發展一直與各主要成員的地緣戰略以及全球與亞太區域政治經濟安全形勢息息相關。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簡稱APEC）自1989年誕生以來的發展歷程，不僅其成員數量、組織結構、合作機制、議事范圍以及作用與影響力都有了重大的擴展、變化和發展，而且其政治經濟影響與政治經濟色彩也日益凸顯和濃厚。主要表現于維護亞太區域政治安全形勢和秩序、協調實現各成員利益和地緣戰略手段。

首先，APEC的誕生，就是全球政治經濟戰略地緣與區域政治經濟戰略地緣變化的反應和結果。二戰結束以后，美國確立了在全球（包括亞太）經濟的主導地位，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東亞地區開始形成日本--四小龍--東盟相互間的區域產業分工結構，七十年代末中國也開始了逐步加入世界主體經濟體系，而地處大洋洲的澳新也開始把經濟聯系的中心移向東亞。但是直到冷戰的結束，才“把亞太地區分割開來的’柏林墻’最后推倒了，亞太作為一個經濟區域的概念才自然形成了。”[1]“所以，從一定程度上看，APEC可以說是冷戰結束的一種積極反應。”[2]

其次，APEC的發展特別是重要新成員的不斷加入使得APEC在建設和維護戰略地緣具有多樣性的、和平穩定的區域秩序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政治經濟平臺作用。1991年11月中國以主權國家身份、中國臺北和中國香港以地區經濟體身份正式加入APEC并出席第三屆部長級會議，這“標志著APEC已更具有生命力和摘要：APEC地緣戰略角色的形成和演化的導因是多重的：經濟全球化發展和政治多極化趨勢以及亞太區域的經濟與政治安全形勢的特點及變化是推動APEC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因素；而APEC獨特的組織框架與合作機制以及各主要成員地緣戰略的調整與互動則是推動APEC形成和演化的內部因素。從這些內外因素，可以看出APEC的誕生和發展一直與各主要成員的地緣戰略以及全球與亞太區域政治經濟安全形勢息息相關。

1993年墨西哥、巴布亞新幾內亞加入和1994年智利加入以及1998年秘魯與越南的加入使得APEC的影響力擴展到南美洲地區，更增加了APEC的多樣性；特別是1998年俄羅斯的正式加入，使APEC囊括了除歐盟以外全球的主要力量，這意味著在“G8”之外世界“又有了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由中、美、日、俄組成的’G4’：四大國利用這個場所不僅可以進一步加深經濟上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依存，而且通過雙邊會談，還可以就國際形勢進行定期磋商，并作為探索建立冷戰后新的國際體系的場所而發揮作用。”[4]因此，重要成員國的加入，更加突現了APEC在建構與維護和平穩定的亞太區域秩序的作用及其在全球經濟和世界政治中的影響力。

一、歐盟和APEC推進方式比較

作為制度性一體化，歐盟在一體化的每個階段都制定相關法律，成員國依此實施一致對內對外政策，經歷了由低到高的一體化形式。《巴黎條約》建立了歐洲煤鋼共同體，反映了特定經濟部門的一體化。《羅馬條約》建立了關稅同盟，實行區域內貿易自由化。《單一歐洲法案》對商品、勞務、人員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列出了約300項立法，并規定了完成這些立法的時間表。1993年，歐洲統一大市場正式形成。隨后，歐共體成員國簽署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并于1999年實現了經濟貨幣聯盟。今后，歐盟將邁向完全的經濟一體化，對各種經濟政策通過超國家機構進行協調和統一。

歐盟創建時就采用關稅同盟對一體化升級具有決定意義。關稅同盟要求成員國放棄關稅制定權，并讓渡給共同體所設立的超國家機構。根據“新功能主義”，超國家機構具有功能外溢的特征，即當成員國在某一經濟領域實現了一體化，超國家機構將提出另一個領域出現的問題及解決辦法，這將導致其他經濟領域的一體化發生。隨著一體化程度加深，歐盟各成員讓渡的權力從關稅制定權擴展到貨幣政策制定、管理和執行權。盡管讓渡主權的范圍不斷擴大，但權力的實質性轉移仍取決于成員政府的政治意志。為平衡成員之間的權利和義務，超國家機構加強機制化建設，采取各種有效的經濟政策和措施，在協調成員國和聯盟利益的矛盾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歐盟正是在解決這兩種利益矛盾的過程中不斷向更高層次發展。

與歐盟不同，APEC在推動經濟合作的道路上采取了一種獨特的方式。首先，APEC最鮮明的特征就是“開放的區域主義”。為了推進全球貿易投資的自由化，防止世界貿易形成封閉狀態，APEC堅持非歧視性原則，其成員任何關稅減讓、非關稅措施的減少或取消原則上可適用于非成員。其次，APEC各成員存在很大差異，如果強求一致，只會引發不必要的矛盾。因此APEC選擇了靈活的方式，承認各成員貿易投資自由化起點不同，允許成員根據自身經濟發展水平、市場開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APEC規定的時間表內對不同經濟領域的自由化進程采取不同的方法，強調了靈活性。最后，APEC規定成員用15～20年完成貿易投資自由化，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進這個長期目標。這樣，各成員就有時間和機會逐步調整自己的經濟政策和產業結構，適應經濟發展需要。在開展具體的經濟合作時，APEC成員不需要服從于超國家規章或強制力量的制約，它實行“自愿選擇、組織推動”，同時采用單邊行動和集體行動，依靠各成員的主動性和成員之間的協調性。APEC的這種發展模式建立在現實和實用基礎上，只要亞太地區多樣性這一特點不變，APEC開放、靈活、漸進的推進方式就不會發生根本變化。

二、歐盟和APEC特征比較

1.動力機制比較——制度與市場

一、歐盟和APEC特征比較

1.動力機制比較——制度與市場

歐洲國家的相對同一性是建立制度性一體化框架的關鍵因素。歐共體成員有著相似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相近，貿易政策基本一致，相對容易就一體化目標通過談判達成一致。它們追求的利益目標和追求利益的方式比較相似，因此能夠按照共同通過的法律契約讓渡自己的主權、加強經濟融合。歐盟擁有緊密的制度性聯合和較強的組織機構，成員國政府通過簽署條約對其在一體化集團中的權利和義務做出相應的規定，并根據具體情況設置超國家機構共同決定一體化的發展。

與歐盟相比，亞太地區包括眾多經濟體，它們不僅社會制度不同、經濟運行體制相異、發展水平懸殊、貿易政策難協調，而且還存在不少歷史遺留下來的非經濟障礙，難以尋求統一的“價值”或“理念”。APEC以自發形成的密切聯系的經濟活動為基礎而產生，這種以市場為動力的一體化，繞過了影響貿易、資本流動和其他經濟交流的制度和法律障礙。APEC成員在保留自己主權的前提下消除各種壁壘，形成市場的擴大和客觀的融合，其一體化既沒有法律和協定的約束，也沒有超國家機構進行管理，成員之間以松散的形式進行經濟合作。

2.運行機制比較——開放與封閉

如果一體化組織的運行通過談判機制來完成，該組織往往以對內的開放和對外的封閉為特征。在談判機制下，歐盟給各成員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是以成員間彼此消除壁壘、開放市場、甚至出讓一部分主權為代價的，因此具有排他性。這將減少成員國與外界的聯系，更加依賴于組織內部的經濟往來，從而產生了封閉性。從歐盟內部貿易和對外貿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1960年～1995年歐盟的內部出口貿易占GDP的比重由6%上升到14%，對外出口貿易占GDP的比重卻變化不大；而且歐盟以外的國家和地區對其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25%下降為1993年的23%。

美國是APEC和WTO的主要創始成員國，中國直到1991年才被APEC接納，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為WTO成員。目前，兩國同為兩大經濟組織的重要成員國，在國際經濟事務的處理上均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力。然而，在這兩種制度框架下，中美兩國經貿關系如何發展本身也成為一個重要課題。本文擬從發展動因、合作領域和利益分配三個方面對此加以分析。

一、中美經貿關系發展現狀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美經貿關系趨于正常化。回首20多年的發展歷程，雖然兩國貿易摩擦和爭端不斷，但發展仍十分迅速。據中國海關統計，2001年中美雙邊貿易額達804.8億美元，是1979年雙邊貿易額24.5億美元的32.8倍之多，平均年增長率達到17.2%以上（見圖1）。

貿易結構上，中美兩國經濟有著極強的互補性。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工資水平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有比較優勢。美國在戰后經過產業結構調整，逐步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海外，而這些勞動密集型產品大部分是人們日常生活消費用品，這就為中國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提供了契機。中國對美國商品的需求則主要集中在技術性產品上。此外，兩國服務貿易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投資領域上，中美之間基本呈單向流動。美國是中國最主要的外資來源國之一，據中國外經貿部統計，截至2000年6月，美國在華投資項目為29940個，協議金額為557.7億美元，實際使用金額為272.8億美元。而從1979年至1999年，中國對美投資總額不足5億美元。

國際經濟合作方面，兩國間的技術貿易正步入一個新時期。據統計，中國自美引進技術價值1997年為18.2億美元，1998年為30億美元，主要項目集中在汽車生產技術和電廠成套設備及通訊設備。《中美兩國政府關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定》的啟動有助于擴大中美兩國經濟技術合作的領域。1999年朱總理訪美期間簽署的中美能源與環境領域技術合作與貿易協議，將有助于化解美國技術對華出口方面的政治障礙，進一步推動兩國技術貿易合作。

摘要：1997年，加拿大APEC可持續發展會議提出建立“糧食、能源、環保、經濟發展與人口工作小組”的跨領域倡議，從此“農業可持續發展”成為了APEC論壇的重要議題。中國作為APEC活躍的成員體，在農業可持續發展領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并擁有一定的話語權。該文介紹了APEC各主要成員體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歷程，分析了中國參與APEC農業領域合作的行動和主要成就，并提出了未來APEC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APEC；農業可持續發展；農業創新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簡稱“亞太經合組織”，是亞太地區最為重要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旨為促進亞太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1997年，加拿大APEC可持續發展會議提出建立“糧食、能源、環保、經濟發展與人口工作小組”的跨領域倡議，從此“農業可持續發展”成為了APEC論壇的重要議題。由于APEC各成員體農業可持續發展程度仍存在較大的差異，故本文對其主要成員體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歷程進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了未來APEC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建議。

1APEC成員國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情況

1.1北美洲。1.1.1美國。自20世紀60年代，美國基本實現了常規現代化農業，其特征為機械化、化學化、水利化、良種化。但與此同時，也引起了一系列的問題，如過高的農業成本和政府補貼，農業生產導致資源消耗和環境破壞等。為解決以上問題，美國開展了“生態農業”，并提出了“有機農業”發展概念，提倡綠肥秸稈生態化肥的使用，提倡輪作方式，少耕和免耕，皆在保護自然環境。目前，美國可持續農業的主要措施為：作物輪作、休閑輪種、作物殘茬覆蓋少免耕法、覆蓋作物扦入輪作、作物病蟲害綜合防治、農牧結合等。1.1.2加拿大。加拿大為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采取了一系列的綜合措施，以協調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例如，推行少耕、免耕、輪作的農作制度及配套機械為主的保護性耕作；進行水資源管理；規劃土地資源，采用分區管理和多樣利用，對草場和牧場采用社區管理和劃區域輪牧；保護野生動物棲息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在“聯邦可持續發展戰略2013—2016”中，著重強調改善氣候變化與空氣質量，維護水質和可用性，有效利用生態資源，并通過科學知識來解決加拿大農業，農業和農產品行業新興科學的需求。加拿大將可持續農業發展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以人為本不斷提高農業經濟效益，協調保護生態環境，提升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1.1.3墨西哥。自2000年以來，墨西哥政府加強了對聯邦區農業的支持，主要目標是保護郊區和城郊地區為城市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并確保當地的食品供應。2007年，創建了農村發展與社區公平秘書處（SEDEREC），關鍵環節為帶動城市促進無農藥生產和完全有機的農業。通過聯邦區生態管理總規劃界定保護區的范圍，禁止在保護區內使用農用化學品和合成肥料，促進有機農業系統的發展。同時，墨西哥城大都會區環境事務秘書處建立了墨西哥首個生態有機認證體系，被稱為“綠色印章”，并在保護區制定了有機農業標準，促進了當地玉米、蔬菜、水果等產業以及小規模農業生產的發展。1.2亞洲。1.2.1日本。2015年12月，世界糧農組織指定的4個“全球重要農業遺產系統”中有3個位于日本。（1）長野河系的Ayu系統：長野河是日本最干凈的河流之一，孕育了許多生態系統，當地社區生活在相互聯系的生態系統中，發展了他們的經濟鏈和文化習俗。（2）Minabe-TanabeUme系統：該系統允許在營養不良的斜坡上生產高品質的Ume（日本杏）和各種水果，當地社區通過維護上部庇護林，防止水土流失和維護水源，通過蜜蜂授粉創造了蓬勃發展的水果生產環境。（3）高千穗山-石山山區農林業系統：其位于陡峭的山區，平坦的土地極為稀缺，在嚴峻的環境下，當地人民建立了獨特而可持續的農業和林業制度，平衡了木材生產與各種農業活動。1.2.2韓國。有機農業，又稱為親環境農業，于20世紀70年代早期在韓國出現。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韓國政府實施各種計劃促進農業發展，如“農村和農村結構改善計劃”，“農村綜合發展規劃綱要”，“結構調整計劃”和“農業和農村社區綜合計劃”。1994年，韓國農業倡導有機農業和可持續發展，強調使用有機材料并阻止使用農藥以保護作物。至1997年，韓國推出了“環境友好型農業推進法案”，于2001年修正為“環境友好型中長期計劃”，其目的在于推廣環境友好型農業概念、明確發展方向及應履行的相應責任。

2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行動

一、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效應具有貿易、環境和發展的“三贏”性

可持續發展是世界各國共同的追求，也是WTO要實現的根本目標。早在WTO建立之初，《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馬拉喀什協議》就規定了WTO要依照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最佳利用世界資源，保護生態平衡和維護環境。隨著WTO多哈回合談判正式將貿易與環境列為八大議題之一，其倡導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又一次得到了重申。WTO及其成員在保護環境、促進可持續發展方面最具體、最直接的貢獻就是削減環境產品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是解決貿易與環境沖突、改善全球環境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其一會增加全球環境產品貿易額，同時也推進了全球環境產業的發展;其二會使各國以低成本獲得高質量的環境產品，激勵各國企業使用更清潔的技術，提升各國環境友好型產品的生產和貿易能力;其三，可以協助發展中國家獲得解決環境問題的必要技術設備，推進技術創新，提高發展中國家應對環境問題的能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因此，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效應可以說是貿易、環境和發展“三贏”。

二、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推動力的多樣性

WTO對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發展起著重要推動作用。為了促進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2001年，WTO第四次部長會議正式啟動的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中，將環境產品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的削減議題納入談判進程，要求WTO成員盡快完成環境產品的定義及市場開放的工作。自此，WTO組織了長達十多年的有關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談判。盡管這個談判還沒有取得最終成果，但越來越多的成員接受了WTO的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理念和原則，一些成員在談判中不同程度上就不同類別的環境產品削減了關稅，逐步開放了國內一些環境產品市場，促進了環境產品、環境技術、信息等在各成員間的自由流動，推動了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和區域貿易安排(RTAs)也是推動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2001年生效的美國—約旦自由貿易協定旨在10年內取消許多環境產品的關稅壁壘，并對具體的環境服務取消貿易障礙。2002年10月生效的加拿大—哥斯達黎加自由貿易協定立即為多數環境產品免除關稅。亞太經合組織(APEC)長期以來都是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先行者和驅動者。APEC自20世紀90年代就把環境產品與服務部門列為APEC加速貿易自由化的特定產業，作為自愿自由化計劃的主要開放部門和優先進行自由化的部門。雖后因成員對于如何執行部門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倡議的立場有重大分歧，導致APEC決定將EVSL倡議提交WTO推行，但APEC致力于實現環境產品貿易在區域內的自由發展的努力一直不斷。在WTO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談判停滯不前時，APEC推動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步伐加快。如提出環境產品清單，通過APEC環境產品計劃框架(APECEGSProgrammeFramework)，《環境產品與服務領域的貿易和投資》，建立APEC環境產品與服務業數據庫并于2009年正式啟用了APEC環境產品與服務業信息網站(EnvironmentalGoodsandServicesInformationExchange，EGSIE)，提供相關信息服務。再如從2007年開始，APEC每年的領導人宣言和部長聲明都將發展環境產品與服務、推動環境產品與服務貿易作為促進可持續增長和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措施和途徑。

尤其在2012年APEC各成員就降低環境產品關稅達成共識，通過了環境產品清單，并承諾2015年前關稅降低至5%或更低。2014年APEC貿易部長會議重申APEC成員在2015年年底前如期履行APEC環境產品清單的承諾。這一成果不僅將極大推動區域環境產品貿易的自由化，而且也為WTO主持的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談判帶來示范作用與注入新動力，從而推動全球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一些國際組織尤其是與環境和發展有關的國際組織對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也有重要的影響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研究貿易與環境問題，關注環保政策對貿易的影響以及貿易政策、貿易流向和貿易協定對環境的影響。OECD與歐盟統計局(Eurostat)最早對環境產品給出了明確的定義，迄今為止，這仍是國際社會最具有代表性的定義。1995年OECD與歐盟統計局為推動貿易自由化提出環境產品清單(OECDlist)，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該清單與1998年的APEC清單(APEClist)，成為2001年WTO開啟多哈回合談判，推動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談判時的共同起點。世界銀行的終極目標是終結極度貧困，促進共同繁榮。世界銀行的環境戰略目標就是促進人們把環境的改善作為發展和減少貧困戰略及行動的基本內容之一。針對全球氣候變暖這個制約21世紀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首要環境問題，世界銀行認為，氣候變化不只是一個環境問題，而是對人類發展進程和反貧困斗爭的根本性挑戰，并采取了一些應對氣候變化的具體行動措施。這些措施也直接或間接促進了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如2007年世界銀行了題為《國際貿易與氣候變化:經濟、法律與制度視角》的報告，從經濟、法律和制度角度審視氣候變化與貿易目標之間的聯系，認為各種關稅和非關稅的壁壘妨礙了發展中國家清潔能源技術的擴散，環境產品的談判可能為解決貿易和氣候變化的問題作出重大貢獻。世界銀行還根據美國和歐盟等發達成員2007年提出的162個六位稅目的環境產品清單，甄別出43種與氣候變化有關的環境產品，這些產品主要是產生或使用太陽能、風力和水力的相關設備和零部件等，稱之為氣候友好產品(climate-friendlygoods)，供WTO成員討論。世界銀行環境產品清單一經提出，就受到各方關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領域工作的核心機制是2013年啟動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高級別政治論壇以及其前身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UNCSD)。這也是聯合國系統內討論、審議國際環境與發展合作最重要的論壇之一。該機制有效促進了最高政治領袖們在環境與發展問題上形成共識，增進國際合作和政府間決策過程合理化，使其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理念被廣泛地認同和接受，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推動WTO關于貿易與環境議題和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談判進程。

三、發達國家的倡導者地位逐漸受到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