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學派范文10篇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所反對的，是19世紀與20世紀初發展起來的新古典學派的完全競爭概念。完全競爭概念的發展始于古諾(Cournof，1838年),他竭力要說明競爭的作用：在競爭過程后到達極限。被他所概念化的完全競爭狀態是一個市場結構，在這個結構中，可以把任何一個廠商的產量從整個產業的產量中抽走而不會對價格產生可見的影響。杰文斯（Jevons）、埃奇沃思（Edgewworth）、老克拉克（J．B．Clark）和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爾后作出的貢獻，導致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完全競爭模式（施蒂格勒（Stigler），1957年；麥克納爾蒂（McNulty）．1967年）。

根據奧地利學派的觀點，如F·A·哈耶克（F．A．Hayek）所強調的，完全競爭概念的毛病在于它描述了一個均衡的狀態，卻緘口不談導致均衡的競爭過程。事實上，這個概念奪走了廠商與動詞“競爭”理所當然地結合在一起的一切業務活動（哈耶克，1948年）。于是，在完全競爭模式中，廠商不提高或降低價格，不區分產品，不做廣告宣傳，也不試圖針對其競爭者而改變成本結構，或者做一些在動態經濟體制中廠商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熊彼特堅持認為，完全競爭概念不適用于理解資本主義過程，其道理蓋出于此。

在熊彼特看來，任何合乎事實的競爭分析，需要將分析的焦點從經濟如何有效地配置資源轉向經濟如何創造又破壞資源的問題上去。在古典和新古典學派經濟學中，企業家是個受忽視的形象，但在熊彼特的分析結構中，它占據著中心位置。通過打斷經濟生活的“循環流程”，即在現有的技術和生產與組織方式下正在進行的現有產品與服務的生產，企業家起著一種打破均衡的作用。這種作用是通過創新來實現的，即引入新產品、新市場、新技術、新原料與其他要素投入、新工業組織形式等等來實現的。其結果是以成本與質量優勢為基礎的競爭概念，熊彼特認為這比傳統理論的價格競爭更為重要，并且是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的“創造性破壞”的基礎。熊彼特認為，這種競爭在企業中產生了一種內部效率，它對經濟福利的重要性遠勝于傳統理論的配置效率（熊彼特，1942年）。

對企業內部效率優勢的強調，使熊彼特比同時代許多更為傳統的理論家對大規模的企業組織甚至享有一定程度壟斷權力的企業，持更加寬容的態度。這也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共有特征。例如哈耶克，他對劃地為牢的壟斷與以高效率為基礎的壟斷加以區別，認為前者的代價超過了必要，但后者并無壞處，因為十分可能的是，一旦一個提供相同或類似商品或服務的企業具有了更高的效率，壟斷會消失或者被迫調整，以適應市場條件（哈耶克，1948年）。這正是熊彼特的觀點。由于來自新企業、新管理或新思維的競爭威脅，即便是大規模的企業，其立足點也是不斷地在動搖的。熊彼特的競爭分析，倒不是為壟斷力量辯護，而是為某些企業活動正名；這些活動只是根據完全競爭模式的比較觀點，才被判定為壟斷性的。他堅持認為，一個企業的素質遠比它的規模來得重要。

當代奧地利學派的競爭理論大師是伊斯雷爾·柯茲納（IsraelKinner，1973年）。柯茲納的分析方法，吸取了早些時候由馮·密塞斯（vonMises，）發展起來的市場過程分析與“人的行為”概念（密塞斯，1949年）。密塞斯認為，創業精神指的是人在市場上的行為，它成功地引導著資源流向滿足消費者的需要。柯茲納更為充分發展的競爭理論是基于這一思想：經濟生活的手段與目的關系并非一成不變，而要受有創造性的人的行為的制約。他將這種創造性的作用定義為創業精神，它在本質上是發現新的然而是人們希望得到的需要，以及滿足這些需要的新資源、新技術或其他手段的能力。無論是發現新的需要還是發現滿足需要的新手段，柯茲納心目中的企業家應能看到并利用別人未曾注意的機會——在要素投入價格低于最終產品價格的市場狀況下，本來就存在的獲利機會。

柯茲納的創業精神理論與熊彼特的有所不同。熊彼特的企業家是經濟體制中一種打破均衡的力量：他發起經濟變革?？缕澕{的企業家則起著維護均衡的作用：他所進行的變革是對他在市場上發現的錯誤決策與失落的機會作出的反應。與熊彼特的企業家不同，與其說他是自身機會的創造者，不如說是對市場上已經存在但未被注意的機會作出反應的人。因此，在競爭的市場過程中，熊彼特與柯茲納的企業家可以相互補充——一個創造變革，一個響應變革。

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年刊，第一卷（1891年）

本刊的編輯約我寫一個對于那群通常被稱為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的工作的敘述。由于我本人也是其中的成員，也許我做不到不偏不倚。但是，我仍將努力符合編輯的要求，描述一下我們奧地利學派正在做的和想要做的事情。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領域是嚴格意義上的理論。他們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部分需要徹底變革。古典經濟學家的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論點要么是根本站不住腳的，要么只有在經過重大的修正和補充后才能成立。對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缺陷，奧地利學派和歷史學派觀點一致。但是，關于缺陷的最終原因，兩派觀點有根本的分歧，并因而展開了關于方法的激烈爭論。

歷史學派相信古典經濟學的錯誤的最終源泉是錯誤的研究方法，即幾乎完全抽象—演繹的方法，而在他們看來，政治經濟學應該僅僅——或者至少主要是——歸納的。為了完成經濟學的必要的變革，我們必須改變研究方法；我們必須放棄抽象而是專注于收集經驗材料——專心致志于歷史和統計。

奧地利則相反，他們認為古典經濟學家的錯誤僅僅是經濟學的年輕時代的普通缺陷。政治經濟學是最年輕的學科之一，而在古典經濟學時代它還要年輕，雖然它被過早地賦予了“古典”的名稱，它其實只是個新生的胚胎科學。其它任何科學都沒有一下子被全部發現，即使最偉大的天才也做不到；因此政治經濟學也沒有全部被發現——甚至古典學派也沒有做到——也就不奇怪了。他們的最大缺陷在于他們是先驅者；我們最大的優勢在于我們是后繼者。我們比先驅者們多掌握一個世紀的研究成果，我們不必采用不同的方法，為只需干得更好。歷史學派主張理論應有盡可能多的經驗材料的支持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們賦予收集工作異常的重要性并且希望完全擺脫抽象概括或者至少將其置于后臺卻是錯誤的。沒有概括就沒有科學。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大量著作是關于這個方法之爭的（1），其中Menger的《社會科學方法論》（UntersuchungenuberdieMethodederSozialwissenschaften）對于所涉及的問題的處理最為深刻和全面。這里應當指出，Menger提倡的“精確”——我更愿意稱之為“隔離”——方法，與“經驗—實在”方法一樣，絕不是純粹思辯的或者非經驗的，而是相反，全部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但是，雖然方法之爭是引起世人對奧地利學派關注的主要原因，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個無關緊要的插曲。對于他們而言，重要的是改革實證理論。他們就像在前線一手持犁一手持劍的農民一樣，僅僅是由于他們的和平又有成效的勞動受到歷史學派的抨擊的干擾，他們才幾乎是被迫地花費部分時間和精力捍衛其立場并且解決強加于他們的方法問題。

一般認為，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形成始于1871年卡爾·門格爾(CarlMenger)《經濟學原理》的發表。當時還是個公務員的門格爾也因此書而成為維也納大學的一名青年教師。經擔任數年魯道夫（Rudolph）王儲的私人教師和旅伴后，他被任命為維也納大學的教授。兩位更年輕的經濟學家，歐根·馮·龐巴維克（EugenvonBǒhm-Bawerk）和弗里德里克·馮·維塞爾（FriedrichvonWieser）雖非門格爾的學生，卻成為門格爾這本成名之作新觀點的熱情支持者。在19世紀80年代，由于這兩位追隨者和門格爾一些學生不遺余力寫作，特別是由于門格爾本人發表了一本有關方法論的著作，門格爾及其追隨者的觀點引起了國際經濟學界的重視。至此，奧地利學派已成為一個公認的實體。龐巴維克和維塞爾的一些著作被譯成了英語；1890年《美國政治及社會科學學會年刊》的編輯們一再要求龐巴維克撰文闡述這一新學派的思想。下文力求對奧地利學派的歷史作簡要回顧，著重介紹（1）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2）該學派的核心觀點；（3）該學派及其觀點與其他主要經濟學流派之間的關系；（4）目前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有關系的各種學說及觀念。

奧地利學派奠基人

在經濟思想史上，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與杰文斯（Jevons）1871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瓦爾拉（Walras）1874年發表的《純政治經濟學要義》，都被認為是“邊際主義革命”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多數情況下，思想史學家所強調的，是門格爾著作中與杰文斯和瓦爾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來，特別是W·賈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學術界的注意力開始轉向門格爾思想中與他同代人不同之處。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爾（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則將門格爾及早期奧地利經濟學家的獨特思想與19世紀后期奧地利更為廣闊的思潮和哲學思想聯系起來了。

門格爾著作的鋒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著力于重建經濟科學的基礎，即在保留經濟學抽象與理論特色的同時，對價值與價格提出一種與古典派學說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經濟學家們認為，價值受以往資源成本的支配；門格爾則認為，價值是對今后滿足消費者需要的實用性的判斷。門格爾的著作雖是奉獻給德國和奧地利說德語的學術界的，但它在方法、風格乃至本質上，都與當時德國各大學的研究大相徑庭。后者的研究雖也尖銳批評古典經濟學，但它抨擊的是其理論特征，其主張主要是歷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門格爾著作發表時，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為首的新歷史學派正開始取代以羅雪爾（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爾德布蘭德（Hildebrand）為首的舊歷史學派。年方31歲的奧地利公務員門格爾顯得小心翼翼，盡量不與德國經濟學界沖撞。事實上，他以“恭敬之心”將《原理》一書題獻給羅雪爾，并“作為一個奧地利伙伴的友好問候以及作為對德國慷慨恩賜我們奧地利人以科學啟迪的菲薄報答……”（門格爾，1871年，前言）。門格爾顯然希望人們會認為他的理論創新證實了德國學者從歷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獻出一種新的經濟學以取代備受懷疑的英國正統古典學說。

但門格爾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國經濟學家對他的著作不屑一顧。即便一些德語學術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筆帶過。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門格爾完全是孤立的；當時不存在什么奧地利“學派”。19世紀80年代，當龐巴維克和維塞爾熱情洋溢的著作開始問世時，這一新學說雖被冠以“奧地利學派”的稱號，但與其說是一種尊稱，倒不如說是傲慢的德國經濟學家對它的蔑視（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頁）。在門格爾發表了有關方法論的著作（門格爾，1883年），向歷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戰后，奧、德學者間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在德國受到冷遇，這使他確信只有正面抨擊歷史學派才能拯救德國經濟學，他顯然是為此而撰寫此書的。此書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論之爭，通常（但不總是，參見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經濟史學家們認為是學術精力的可悲浪費。然而，這次惡言相交的學術論戰肯定有助于國際經濟學界注意到奧地利學派的存在，并把他們視為一伙赤誠的經濟學家，他們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奮的理論觀點，補充和加強了新生的邊際主義文獻，深刻地修正了當時仍占統治地位的古典價值理論。龐巴維克、維塞爾、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詳盡闡述或探討了門格爾在價值、成本與價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觀主義觀點。V·馬塔亞（V.Mataja）、格羅斯（Gross）、薩克斯（Sax）以及R·邁耶（R．Meyer）等人，則提供了有關純利潤理論及其在財政理論上應用的著作。維也納大學教授E·菲利波維奇（E.Philippovich）雖然較為贊賞德國學派的貢獻，但他廣為使用的教科書在講德語的學生中起到了傳播奧地利學派邊際效用理論的重要作用。

與杰文斯及瓦爾拉的研究方法一樣，早期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對價值和價格理論的貢獻，既強調邊際主義，又強調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與其他早期邊際主義理論分道揚鑣。奧地利學派沒有試圖用數學方法表達他們的學說，因此，他們的邊際概念與杰文斯和瓦爾拉的多少有點差別。對后者和后來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家來說，一個變量的邊際價值是指“整個”變量的瞬間變化率。但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卻故意采用了離散變量（K·門格爾（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邊際效用概念及其遞減的觀念對奧地利學者來說并不是指心理滿足本身，而是這類滿足依次的邊際“評定”（麥克庫洛赫（McCulloch，1977年）。總之，正如E·施特賴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極力主張的，對奧地利學派來說，“邊際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詞（邊際的），而是后面的名詞（效用）。門格爾認為，他的理論顯示了主觀的“效用”考慮，在決定經濟價值時，起到了獨特的作用。價值并非如馬歇爾經濟學所說由主觀的（效用）和客觀的（有形成本）考慮“共同”決定的，而是由消費者行為（在既定的現有商品和（或）生產可能性的框架內起作用）“單獨”決定的。對于門格爾，尤其是對于維塞爾（他的名字常與這方面的觀點緊密聯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種為了獲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犧牲的預期效用。在其他邊際主義理論發展過程中，人們幾乎化了整整20年才認清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直接表明了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而門格爾至少能立即覺察這一本質。他的“訂貨率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論強調了生產要素部門的經濟特征和價值是如何完全地從消費者對消費品的評價中得出的，而訂貨率較高的商品最終將促使消費品的出現。龐巴維克的貢獻不僅闡發和傳播了門格爾的基本主觀價值論，最杰出的還是他的資本與利息的理論。在學術生涯早期，他發表了一部學術史上的巨著（龐巴維克，1884年），對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價值”或“正常利潤”）理論作了包羅萬象的評論。數年之后，他又發表了另一著作（龐巴維克，1889年），闡述了他自己的學說。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奧地利學派的聲望至少部分來自這些著作。我們下面將會看到，一些后來的和當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確信，龐巴維克的這些觀點構成了奧地利學派的不朽貢獻。另一些學者從門格爾反復受到的批評（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頁注8）中得到提示，認為龐巴維克的資本與利息理論偏離了門格爾濫觴的奧地利學派傳統內核，甚至與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過．龐巴維克本人認為，他的資本與利息理論是基本主觀價值論無懈可擊的延伸。在消費者和生產者決策的分析中引進了時間因素后，龐巴維克發現有可能對利息現象作出解釋。由于生產要耗費時間，由于精于計算的人總是有序地選擇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質相同的）較晚的收益，因此耗費資本的生產過程（即便將競爭的銷蝕力量考慮在內）總是會將一部分現行產出讓與先期就對耗時與迂回的生產過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摘要】“新奇”是劃分演化與非演化經濟學的基本標準，它否定了所謂“新古典演化經濟學”的提法。按照這個標準，現代演化經濟學的主要流派是由老制度學派、“新熊彼特”學派、奧地利學派和“調節”學派所構成。本文認為，現代演化經濟學的四大流派所承繼的傳統近二十年來已發生了很大的嬗變，共同的東西越來越多，這就為我們的創造性綜合提供了難得的機會；而目前的這四大流派基本上仍是相對獨立地發展著，它們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片面性，如果能在新的框架下相互雜交，這將有可能在理論上產生重大的創新。

【關鍵詞】演化經濟學新奇現代流派創造性綜合

以納爾遜和溫特1982年出版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為標志，現代演化經濟學已誕生二十年了。在這二十年間，演化經濟學經歷了強有力的復蘇，積累了大量的文獻。目前，系統地整理演化經濟學已有成果的時機業已成熟。

一、演化與非演化經濟學的標準之爭

目前，演化經濟學是一個非常流行的標簽。正如霍奇遜所指出的，在當代經濟學中，許多經濟學分支和流派都聲稱他們的方法是“演化的”，這包括老制度學派、“新熊彼特”學派、奧地利學派、進化博弈論和“桑塔費”O復雜理論等。在演化經濟學領域中，人們似乎并沒有注意到，法國“調節”學派也自稱是演化經濟學的重要流派。1998年，BobJessop在一篇回顧性質的論文中，開篇就指出，“大約二十年間，在制度與演化經濟學的復蘇中，更一般地在新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中，調節方法得到了喝彩”。更值得注意的是，Gowdy提出了以阿爾奇安、費里德曼和貝克爾為代表的“新古典演化經濟學”這種觀念。對于那些把演化經濟學看做是與新古典經濟學相對立的經濟學家來說，“演化”這個概念在使用上的混亂無疑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造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正如生物學家莫諾在一次講演中所指出的，演化理論(另)一個奇怪的方面是每個人都認為他理解了它。因此，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一些經濟學家特別是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學家試圖對演化經濟學加以定義，并在90年代中期導致了演化經濟學的劃分標準之爭。

1995年9月，在荷蘭舉行的“比利時一荷蘭后凱恩斯研究協會”第十六屆年會上，霍奇遜和維諾曼就演化經濟學的劃分標準問題展開了爭論。霍奇遜指出，演化經濟學家們典型地被他們的智力史所迷惑，如納爾遜和溫特在他們的著作(1982)中忽視了凡勃倫開拓性的工作，雖然他們現在糾正了這個過失。但在霍奇遜1993年出版了演化經濟學思想史的著作《經濟學與演化》之后，Langlois等在他們涉及學科歷史的論文中仍在忽視凡勃倫。為了弄清“演化”概念的含義并認真考慮這個概念的歷史，霍奇遜1993年曾按照“系統發生論”和“個體發生論”的標準對使用演化方法的經濟學家進行分類。在這次會議上，他又提出了另一套分類的四個標準，這就是：(1)本體論標準，是否強調演化過程中的新奇性和創造力；是否強調不確定性、路徑依賴和時間不可逆。(2)方法論標準，是否采用簡化論的做法。由于方法論個體主義是簡化論的主要表現，所以，簡化論與否也就是是否強調在個體之上存在著突現的制度等結構特征。(3)時間標準，在承認漸變的同時，是否考慮突變的重要作用。(4)隱喻標準，是否廣泛使用生物學隱喻，或者是否反對主流經濟學的機械隱喻。從這個標準出發，霍奇遜認為，只有凡勃倫、康芒斯、羅金、納爾遜、溫特、霍布斯甚至凱恩斯等包括在內。

新奧地利經濟學派是當代西方經濟理論譜系中重要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這一學派從其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方法論出發，強調生產過程的時間因素，提出了自己獨特的以資本結構為特征的宏觀經濟理論，強調貨幣因素在經濟周期中的作用，與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主流宏觀經濟理論相互對立，在經濟危機與蕭條等問題上有獨到見解。當前世界經濟陷入衰退與蕭條，研究與反思新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對于探討經濟危機形成的原因以及制定推動經濟復蘇的政策等方面有深遠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傳統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

哈耶克在《物價與生產》（1931）中闡述了他的經濟周期理論。哈耶克是從某種均衡狀態出發來分析經濟周期的。哈耶克的均衡，是指在充分就業條件下，貨幣數量一定、整個社會的消費—儲蓄比例一定，從而生產的縱向結構一定時，人們用于購買消費品的貨幣和用于購買資本品的貨幣之間的比例，等于消費品產量與資本品產量之間的比例，即兩類產品的需求之比等于供給之比，這個比例稱作均衡比例。

（一）關于生產結構的論述

哈耶克的生產結構，就是生產的迂回程度或資本化程度。迂回的生產包括若干順次相繼的生產階段，其中每一階段都以上一階段的產出為投入，又以自己的產出為下一階段的投入。除最后一個階段之外，其它階段生產的都是中間產品。這種具有縱向順序的諸生產階段全體，就是哈耶克所說的生產結構。當生產的迂回程度變化時，意味著生產結構的變化。他強調這種變化對于經濟周期的出現有重大關系。而生產結構是穩定還是變化，取決于各生產階段上的企業贏利狀況，而這又取決于各階段產品的成本和相對價格。因此相對價格是決定生產結構的最重要的因素。

哈耶克認為，生產結構的變化會由于兩種原因，一是貨幣數量一定時社會的消費和儲蓄之間的比例發生自愿的變化；二是消費與儲蓄之間意愿的比例不變，但貨幣數量有了變化。當生產結構由于自愿儲蓄增加而變化時，只要貨幣數量一定，經濟就會經過一個平穩的自發過程而建立起新的均衡。從某一均衡狀態出發，若消費者的自愿儲蓄增加了，則增加的儲蓄將全部轉化為投資。因此自愿儲蓄增加的結果是減少消費需求，增加資本品需求，從而引起消費品相對價格下降和資本品相對價格上升。較晚的接近于消費品生產階段的那些階段中，其產出的資本品的價格由于受消費品價格下降的影響也可能下降，但幅度將小于消費品價格的下降幅度。而較早階段產出的資本品的相對價格則肯定上升。相對價格的這種變化，導致較晚階段所用資金的利潤相對下降，而較早階段所用資金的利潤則相對上升；從而使資金及非專門性貨物由較晚階段向較早階段轉移，甚至導致新生產階段的出現。生產的迂回程度加深的結果，是消費品產量相對減少，而資本品產量則相對增加。與此同時，用于消費品生產階段和接近消費品生產的其它較晚階段上的貨幣量將減少，用于較早生產階段上的貨幣量將增加。結果，隨著自愿儲蓄的增加，消費品的需求和供給都趨于相對減少，用于購買消費品的貨幣也趨于相對減少。因此，只要自愿儲蓄的增加是穩定的，最終將建立新的均衡，消費品需求和資本品需求之間的比例將再次等于它們之間在供給方面的比例，但這一比例將小于自愿儲蓄未增加時的比例。

在經濟學中談論奧地利工商業循環理論已經十分常見了。這是對我們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極大恭維，而且我們對此榮譽深感榮耀。然而，與所有其它科學貢獻一樣，經濟危機的現論不是某一個國家的貢獻。與當前經濟學知識的其它部分一樣，這個分支也是全世界經濟學家的合作的結果。

對貿易循環的貨幣說明不是全新的。英國“貨幣學派”曾經試圖把工商業的景氣解釋為由發行無金屬準備的紙幣造成的信用擴張引起的。然而，該學派沒有認識到可以隨時用支票提取的銀行戶頭——也就是說，現金帳戶——在信用擴張中的作用與紙幣完全一樣。因此，信用的擴張不僅可能出于過度發行紙幣，還可能出于開立過多現金帳戶。正是由于誤解了這一真實的原理，貨幣學派相信為了防止經濟危機的反復，只要立法限制無金屬準備的紙幣就行了，而不必管制由現金帳戶造成的信用擴張。1844年的Peel銀行法案（Peel''''sBankAct），以及其它國家的類似法律，都沒有達到其目的。由此人們得出錯誤的結論：英國學派用貨幣說明貿易循環的嘗試被事實駁倒了。

貨幣學派的第二個缺陷是它對信用擴張機制和由此導致的危機的分析僅限于信用只在一國擴張而所有其它國家的銀行政策依然保守的情形。這個情形中的反應來自對外貿易的后果。國內物價的上漲鼓勵進口阻礙出口。金屬貨幣流失到外國。因此銀行面臨償付它們投入流通的貨幣工具（例如無準備金的紙幣和現金帳戶）的增長的需求，直到它們發現它們必須限制信用。最終外流的硬幣引起物價的上漲。貨幣學派僅僅分析了這個特殊的情形；它沒有考慮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的國際范圍的信用擴張。

19世紀下半葉，這個貿易循環理論失去了影響，而且人們都認為貿易循環與貨幣和信用無關。Wicksell(1898)[1]復興貨幣學派的嘗試是短命的。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奠基人——CarlMenger，Böhm-Bawerk和Wieser——對貿易循環的問題不感興趣。對這個問題的分析是第二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任務。[2]

發行信用貨幣——我指的是沒有黃金準備的紙幣或者沒有完全的黃金儲備的現金帳戶——時，銀行就大大地擴張了信用。這些信用貨幣的創造使它們把信用擴張到其自身資產和其客戶信托的資金設定的界限之外。在這種情形中它們作為自己創造的額外信用的“供應者”干預了市場，并且因此使利率降低到比沒有它們的干預時更低的水平。利率的降低刺激了經濟活動。在利率沒有受到銀行的操縱的情況下不被人們認為“有利可圖”的因而也不會啟動的項目現在卻顯得“有利可圖”了并且會被實施。工商業的更加活躍的狀態導致了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增長的需求。生產資料的價格和勞動力的工資上漲，而工資的上漲又引起了消費品價格的上漲。如果銀行要避免進一步的信用擴張并只限于做它們已經做的事情，景氣很快就會停止。但是銀行并不偏離它們的既定方針；它們越來越多地擴張信用，而物價和工資也相應地繼續上漲。

阿爾弗萊德。馬歇爾在《經濟原理》開篇中說，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極其繁多，但是只有兩種力量是最持久和最普遍發生作用的。其一是宗教的力量。其二，是經濟的力量。他是經濟學可數的幾個父親之一，我念書的時候總想讀他的原著卻總也沒有時間好好讀?，F代“工業生產式”教育體系的悖論之一是學生匆匆忙忙讀最晚近的文獻，揣摩老師要考的題目，拿到找工作必須的文憑，到頭來對其所學茫然.香港是個忙碌著掙錢的地方。香港大學是為香港政府和商界生產文憑的地方。我常常對教室里學生身上突然發出的傳呼機或手提電話的尖叫感到茫然，先是覺得有些傷心，覺得費好大的心力備課不那么值得。然而這是香港，在港大就讀的大學生通常已經可以憑兼職掙到七八千港幣一個月了，碩士研究生在大學里兼職可掙一萬五千以上，而我的研究項目里有個博士生，按照學校規定我必須付給他兩萬一千元港幣一個月的薪酬。即使這樣也很難找到合格的研究助理。學生們喜歡穿和玩兒，掙得的錢大都花在這上面。港大的學生常以“走堂”（就是缺課）為榮。學得特別好的“走堂”，學得不好的，為了“追女”也要顯擺一下自學的能力，走走堂，生活內容太豐富，每個人都有太多的選擇，把時間搭在聽課上就很昂貴了。經濟力量真的是最經常起作用的力量。

“成本”，沒有選擇的自由就談不上成本。這個道理讓經濟學家找了至少一百年才找到，這還不算哲學家們在尋找“絕對價值”和“永恒”上面所花的時間。李嘉圖被最聰明的經濟學家認為是“好象從月亮上下來的人”，有著極不尋常的思維。盡管如此，他的“勞動價值理論”表明他仍然沒有找到我們今天普通經濟學課本上講的關于成本的“庸俗”的道理。對永遠不變的價值準則的追究畢竟是最具誘惑的一件事，就好象數學家至今還會被“無限”這個概念迷惑得廢寢忘食一樣。難怪黑格爾說，世界上若有“無限”的話，也只有“惡無限”。相對論以后，事情終于變得好一點，也沒有好到哪兒去，因為“價值”就因此而死了。找到目前這個“成本”概念并且作了最系統解釋的，是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他們其實并不是經濟學家，他們自稱是“學者”（scholar），是著名的“維也納小組”里的學者，恩斯特。馬赫、米塞斯、石里克、龐巴沃克、維特根斯坦、哈耶克等等。后三個人甚至還是親戚。奧地利學派發動了經濟學里的所謂“邊際革命”，這是關于價值理論的一場革命，我想我拿它引出這篇文章的主題，讀者不會覺得乏味吧？！

古典經濟學家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尋找“財富”的來源。最早回答這個問題的是威廉。配第，他說：“勞動是財富的父親，而土地是它的母親”。他的公式沒有提供價值的衡量標準。生產一蒲式耳小麥耗費的不僅僅是勞動力，還有土地的地力，土地折合成勞動力是多少呢？問這個問題相當于問一個蘋果加一個梨等于什么一樣，得不到解答。李嘉圖認為他解決了這個問題，他結論說：“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其實這個問題在那個時候連定義也還不十分清楚。直到十九世紀末，美國名噪一時的亨利。喬治寫了《政治經濟科學》，才明確定義了諸如“財富”、“價值”這類名詞的經濟學涵義。但那是在奧地利學派的邊際革命稍后，而且是為了反對奧地利學派的“主觀價值論”而寫的一本書?！皟r值”的嚴格定義要等到本世紀五十年代一位年輕的法國數學家被他的法國導師推薦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做“一般均衡”理論研究時才得到解決。這三個人先后都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亨利。喬治明確但仍不嚴格的理論體系中，什么是“財富”？財富就是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什么是“價值”？一個事物，只要它可以減少人在獲取同等幸福時所必須付出的努力，它就有了價值。這個人能夠節約的努力程度就是這件事物的價值。例如某甲允諾某乙在明天做某事，乙于是可以節省自己做該事的努力。在這個意義上，甲對乙的承諾是有價值的也就是一種財富。當然，在一個言而無信的社會里，承諾的意義和價值就成了大問題，這也就是我在“金融熱”（《讀書》一九九五年四月）里討論過的問題。但是甲對乙的承諾在完全不相干的某丙看來有沒有價值呢？由于丙不能靠甲的這個承諾減少任何他明天為自己獲取與今天同等的幸福的努力，這個承諾在他看來是沒有意義的，也就是說沒有價值。這是主觀價值論的開始。在唯物主義者看來，這個主觀價值論一定是荒謬的。我們怎能否認月亮在我們閉上眼睛的一瞬間就不存在了呢？同樣地，我們怎能否認世界上存在著不以我們主觀感受為轉移的客觀價值呢？我得承認，在貝克萊主教的“月亮”和奧地利學派的主觀價值論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個重要的思想聯系，那就是休謨的懷疑論。這個問題我在《主義與科學》（《讀書》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和《傳統與烏托邦-永遠的徘徊》（《讀書》一九九五年三月）里提到過，是理性的哲學基礎問題，在這兒就沒法多說了。主觀價值論大致是這樣的，如果一個人，例如余秋雨寫的“天一閣”主人范欽的兒子，面臨兩個選擇，一個繼承天一閣全部藏書，一個是繼承萬兩白銀。大兒子的選擇是天一閣藏書，選擇的代價是一萬兩白銀，所謂“機會成本”，放棄的“機會”所值。如果他的選擇是萬兩白銀，則選擇的機會成本或成本就是天一閣全部藏書的價值。同樣的道理，一個中學畢業生如果面臨兩個選擇：上大學，或就業，那么他上大學的成本就是他上學期間所放棄的工作收入的全部所值。類似地，自殺的成本是繼續生命所值的全部；活得太痛苦就會想到自殺。可供選擇的機會越多，選擇一個特定機會的成本就越高，因為所放棄的機會，其所值隨著機會數量的增加而增加。所以港大的文憑隨著香港的大學數目增加而貶值，同時，學生的時間隨著香港勞工的日益短缺而增值。結果課堂里文靜的氣氛開始染上手提電話和傳呼機的商業緊張。經濟學核心的概念就是這么個成本概念。喬姆斯基是語言學家或哲學家（或人們加給他的其他什么家），但不是經濟學家。據說他有一次“擠兌”經濟學家，說經濟學全部的內容可以在兩星期內掌握。我猜他指的是“機會成本”的概念。說實在的，一門可以在兩個星期內掌握的科學，一定是簡練到優美地步的學問，其基本定律一定如此有效以致根本用不到更多的假設和輔助定理，就足以解釋整個世界了。如果我是赫赫有名的薩繆爾遜，我絕不會為此去和喬姆斯基辯論。因為任何一門學科都應當向經濟學看齊，把理論提煉到可以在兩星期內讓一個清道夫掌握。這正是現代數學的“教父”，大衛。希爾伯特對數學的要求。

主觀價值論的一個更深層的看法是，沒有選擇就談不上有價值，沒有選擇余地的“機會”就不應當叫做機會，也談不上機會成本。“出身”是不能選擇的，因此“身世”是沒有價值和成本的。社會常以一個人的“身世”來判斷其價值，那是因為伴隨著他的身世，也許有一筆財富可供支配，而可供支配的財富對他來說是有價值的，因為他可以選擇放棄這筆財富。如果一個孩子知道他“不得不”享受某種幸福，他不會感到“幸?！薄Ｉ碓诟Ｖ胁恢＃鞘且驗樗聿挥杉骸＝^望的人不會知道理想和美夢的價值。我曾經感嘆北大荒我身邊的那些“二勞改”的吃苦精神，卻不曾意識到，對他們那沒有選擇的生活而言，“痛苦”是沒有意義的。而我之所以感到了生活的困苦，是因為我還有選擇的余地，我至少可以逃回北京。“不自由，毋寧死”。盛洪在他自己書的自序里提到經濟學的人文精神，提到經濟學不僅是學問，而且是做人的方式，對此我是有充分理由給以支持的。在主觀價值論者看來，勞動價值論是錯誤的。當我們提到勞動的價值時，必須指明是誰的勞動，對誰而言的價值，以及價值判斷的主體有什么樣的選擇。如果讀者留意，可以發現我在《經濟學的關鍵詞》（《讀書》一九九五年五月）里談到分工可以節約勞動時間時，刻意避免使用馬克思的“抽象人類勞動時間”。我只使用了具體勞動時間的概念。轉

基于選擇的成本，現代經濟學研究選擇的“效率”。這個概念是可以直接從選擇的成本概念推導出來的。說一個選擇是有效率的，是說這個選擇的機會成本最小。說一組選擇有效率，是說這一組選擇的機會成本最小。既然是機會成本，就一定是和其他選擇或其他組選擇比較而言。香港人到“街市”（相當于北京的農貿市場）買海鮮，例如一百元一斤活蝦，他們一定要挑個兒大的，因為一斤個兒大的蝦比一斤個兒小的蝦價值高些，放棄個兒大的蝦相當于提高了買蝦的機會成本。追求有效率的選擇是自利的人的天性，有的人，例如我，從來不挑，買了就走。那不是因為缺少自利心，而是因為一來語言不通，二來時間“金貴”，三來畢竟還不習慣言利，有心理上的折磨，四來也許“面子上”的價值放不下來，全加在一起，討價還價的機會成本就上去了。

說一組選擇是有效率的，是相對于其他組的選擇而言，這一組選擇所放棄的價值最小，比方說在一頓白吃的午餐上人家告訴你可以隨便選擇任意數量的蝦和梨，只要不超過一百條蝦和一百個梨。在正常情況下，你沒有胃口可以吃下一百條蝦，或一百只梨，你的選擇大半是若干條蝦和若干只梨。這是有效率的選擇，因為如果你非要選擇不吃梨而吞下第二十條大蝦時，你會發現梨的價值隨著你對蝦的厭惡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你會越來越覺得吃蝦的成本太高。這里有一條經濟學上的生理學韋伯定律：“單位時間內，一個人所消費的同一種物品的數量越大，這種物品對這個人而言的價值就越小”。人是生物，生物感覺基于神經，神經受到同等強度的刺激多次就不再感到刺激。神經不再感到刺激生命就嫌乏味，乏味使人追求。微觀經濟學家直到去年才有人寫了篇論文說明這個道理的前半截，這是在信息不完備的情況下追求效率的理論。這道理的后半截到現在也還沒人說過。總之，有效率的一組選擇就是美國一本暢銷書里說的，我們從小到大所學的道理之一是“什么都干點兒，什么都別干太多”。林語堂喜歡引李密庵的“半半歌”，記得其開頭四行是“看破浮生過半，半之受用無邊，半中歲月盡優閑，半里乾坤寬展?！庇钟浀米詈笏男惺恰鞍肷賲s饒滋味，半多反嫌糾纏。百年苦樂半相參，會占便宜只半?！比绱说拈e適哲學，正是效率的真義。效率是選擇的結果。選擇是在可供選擇的多個行動方案中擇一而行。所以哈耶克的老師馮。米塞斯寫了一本書題為《人類行為：一個經濟學的論文》（vonMises，HumanAction：ATreatiseonEco-nomics），講的是人類行為的通論，經濟學是捎帶著推導出來的。經典名著，可惜是“馬克思主義的死敵”的啟蒙老師的著作，國內長期看不到。而在西方，奧地利學派的“中興”也只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的事。這一學派的人物，自二次大戰以后“作鳥獸散”，撒的滿世界都是，被人們遺忘了。一個行動方案包括三件事：（1）行動的目的，（2）可用的技術，（3）現有的資源。其中“技術”就是以各種方式儲存起來的知識（我在《懷著鄉愁，尋找家園》，《讀書》一九九五年四月，詳細說過了）。用大陸時興的語言來區分技術和資源，前者是“軟件”，后者是“硬件”。沒有硬件的軟件就是“無米之炊”。當然，沒有軟件的硬件只不過是一堆沒用的“米”。不論怎樣說，軟的畢竟是軟的，知識一旦被人知道了，就不再有成本。因為你知道了一件事以后，你就不可能再選擇“不知道這件事”。選擇是對未來行動方案的選擇，已經發生了的事情無法再選擇。所以在選擇行動方案時，所用可以使用的技術都是沒有成本的（還沒有買到的技術不是“可用的”）。選擇只是對資源和目的的選擇。

6月2日，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召開了169次“雙周學術討論會”，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陳平教授做了“持續經濟波動對宏觀經濟學的挑戰”的主題發言。以下是發言的主要內容。

一、問題的提出

今天演講的內容涉及到經濟學的根本問題。宏觀經濟學里面有很多流派。你會發現我們事實上回到了早期創始人的流派，即奧地利學派。奧地利學派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貨幣運動是內生的而不是外生的。如果你相信經濟波動是噪聲所提供的話，主要的噪聲就是貨幣造成的，就是中央銀行在那里亂發鈔票，其次才是技術革命。

另外三個主要學派，即凱恩斯學派、貨幣學派和新古典學派，都是在提出微觀基礎以后，才有了新的發展。所以微觀基礎是基本的東西。如果對于微觀基礎有新的認識的話，這些學派很多的立場就會發生改變。

二、非均衡觀點對傳統觀點的挑戰

（一）、弗里?；孟?/p>

關于資本主義的實質，許多人談過。例如西方有馬克思，韋伯，桑巴特（WernerSombart），陶普（MauriceDobb），……中國有梁漱溟，余英時，黃仁宇……最后，哈耶克在1988年發表了一本書《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算是給這場“主義”之爭蓋棺論定。我要在這篇小文章里敘述的，大致就是這些大學者們說過的話。但是我把這些話分做兩段說，一段是人們在哈耶克那本書發表之前的認識，我稱為“傳統的看法”。一段是哈耶克的看法，我稱為“最后的看法”。一提到“最后”之類，就難免有質疑說“僵硬”或“教條”。不過我這里的“最后的看法”確實是哈耶克最后的看法，這位從本世紀初即參與了人類認識“資本主義”的思想運動的學者已經于1993年3月辭世而去了。

一傳統的看法

黃仁宇先生在與李約瑟共同撰寫《中國科技史》的十幾年里曾對研究資本主義的諸多作者有過一個綜述：“……寫資本主義的文章大略有三類。一類注重生產關系的轉變……。一類注重資本主義精神……。還有一類注重自然經濟之蛻變為金融經濟。”馬克思自然被歸入第一類。韋伯是第二類。諾斯（DouglassNOrth）應屬于第三類。也許這種把作者簡單歸類的辦法會誤導讀者。事實上，韋伯和桑巴特以后，黃仁宇，余英時，以及三十年代的梁漱溟，都持一種整體演變的看法。即“資本主義”是一個社會歷史過程，是由許多原因生成的。所以余英時先生又稱韋伯和他的立場為“歷史多元論”，以別于”一元論史觀”。極而言之，從西歐歷史中挖去任何一段（啟蒙運動，文藝復興，宗教時代，古希臘，……）都會使現在西歐北美的社會不成其為“資本主義”。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后來的《中國文化要義》中一直認為中國即便再獨自發展五千年也出不了“資本主義”。他的觀點后來由余英時先生再度提出。

黃仁宇提到，形成“資本主義”的三個主要條件：（1）信貸關系的拓展。（2）專業經理人員的使用。（3）各種有利于資本主義管理的技術的社會共享。我們也可以認為這里的第一個條件包括了金融市場的發展或資本的自由流動。第二個條件其實是要求“企業家的自由進出”（隱含著“企業家與資本家職能的分離”）。第三個條件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的可計算性”（隱含著“信息的自由流動”）?！捌髽I家的自由進出”被新奧地利學派的領袖克茲涅爾（Is-realKirtzner）認做“資本主義”的定義。如果我們把“信貸關系的拓展”擴充理解為“一般的合作信任關系的擴展，那么資本主義形成的三個條件實際上就可以涵蓋在“一般信任關系的擴展”這一個條件里。不僅專業經理人員的任用依賴于“人關系”中的相互信任，而且技術的分享和法律，會計，契約等等的可計算性，都是職務于“信貸關系的擴展”這一目的的。這就要說到哈耶克后來的看法，留待稍后再述。

說一個封閉的中國再有幾千年也產生不了資本主義，梁漱溟是有極扎實的根據的。他的根據首先是，中國社會自秦漢始已經用倫理道德代替了宗教，用禮俗代替了法律，用家族關系調和了西方社會固有的“個人與社會”和“社會與國家”的沖突。所以自“戰國”以后中國社會“廢封建，建郡縣”，兩千年以來徘徊于一個既非“資本主義”又非“封建”的社會形態中。梁漱溟的另一個根據是，中國人的精神意欲并不指向“資本主義”的方向。余英時先生在“關于中國歷史的一些特質的一些看法”里提到，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缺失的原因，一個基本的問題是搞個清楚中國社會的傳統價值體系。他認為若沒有西方的沖擊，中國社會仍會在自己的傳統內演變下去，出不了“資本主義”。中國人的精神是中庸與主調和的。即使我們無視“宗教倫理導致資本主義”的簡單說法，假設一個沒有宗教的民族也可以產生資本主義，我們仍然難以相信中國人會把任何一個工作推進到如此大的規模以致“人”必須從家庭，朋友，道德，和陶冶人性的種種“生活的藝術”異化出去，變成大機器的奴隸。對于按照狹窄的“科學方法”組織分工以至人生，誠如馮友蘭論及中國哲學的特點時指出的，中國人認為是“奇技淫巧”，“乃折枝之類，非攜泰山以超北海之類”。換句話說，中國人“志不在資本主義”。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到底“資本主義”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呢？還是歐洲人文化傳統與擴張精神產生的獨特結果呢？對于這個問題，余英時認為在歐洲資本主義誕生之前的幾百年里，確實先有了一場連續不斷的，指向資本主義的精神運動。當然，我們還可以進行更深入的考查。例如黃仁字和李約瑟對威尼斯城邦民主與信貸擴張，低地尼德蘭的市民自治與貿易管理，到后來英國限制王權和金融發展的案例研究，以及他們對英國法庭法律變遷的研究。又例如許倬云強調資本家參政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環節。所以，政治，法律，這些“上層建筑”的演變是伴隨了資本主義的“物質發展”的。政治事件與精神運動的關系（例如“三十年戰爭”）在歐洲十四到十七世紀間極其錯綜復雜。我們考查的最后結果也許仍是不了了之的“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所以，從宏觀上說，資本主義的經濟過程應當同時“伴隨”著一個精神過程，我們無法證明哪一個為主，哪一個為輔。但是從微觀上說，人的精神導向總會隨著人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發展（即擺脫物質生產的束縛）而越來越占據主要的方面。只不過現代精神仍受約束于“傳統”，而傳統的精神是從原始物質生產狀態脫胎而來的。所以我們才觀察到兩個過程（精神的和物質的）相“伴隨”的現象。

米塞斯經濟學方法論歷來被作為先驗論的極端表現而不受重視。本文把米塞斯的經濟學方法論區分為兩個相互聯系的層次：一是如何進行經濟研究的具體方法，即先驗性的演繹方法；二是關于什么才能被算作一種經濟學解釋的認可，實質上是一種自由主義的社會哲學理論。米塞斯經濟學方法論的重點不在于它的先驗論立場，而在于她揭示了社會科學中事實性內容和規范性內容之間的互動。

經過兩個多世紀的演變，經濟學和哲學已經分化成各自獨立的兩門學科。尤其自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興起之后，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往往以實證主義的科學觀為依據，標榜自己是如同物理學一般的經驗描述和預測科學，是"價值中立"的，與哲學毫不相干。但是，理論經濟學的方法論仍然是經濟學與哲學相互溝通和相互影響的一座橋梁。有一些影響深遠的經濟學家，如米塞斯、哈耶克等，則直接經過這座橋梁，自覺地涉足于哲學的領域，對于社會哲學、政治哲學、道德哲學等哲學學科中的基礎性理論作出自己的回答，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西方哲學界也有不少學者作出了回應。有鑒于此，我國哲學界也有必要在西方經濟學大量傳人的今天，把海爾布隆納稱之為"世界性哲學家"的經濟學大家的經濟哲學思

想的研究，提上日程。本文關于米塞斯的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是一個初步的嘗試，以求正于學界方家。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著名代表，哈耶克稱他為與伏爾泰、孟德斯鴻、托克維爾和穆勒不相伯仲的偉大思想家。作為一個激進的自由放任主義者，米塞斯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國家干預主義。這種立場使他的學說在凱恩斯主義盛行的年代受到人們的冷淡。但是，隨著過度的國家干預所造成的社會問題逐漸暴露，米塞斯的學說在西方社會又重新受到重視，在70年代開始的所謂"后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危機"中，新奧地利經濟學派主要是從米塞斯(以及哈耶克)那里發掘"挽救和重建"經濟學的思想源泉[1]。在政治哲學中，在約翰·羅爾斯之后，以羅伯特·諾齊克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也從米塞斯那里尋找抵制社會民主主義化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理論依

據[2]

米塞斯深刻地意識到，他以及他所繼承和發展的奧地利經濟學派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的分歧不僅僅是經濟學具體觀點的分歧，而且也是它們所建諸的哲學基礎的分歧。因此他對經濟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這方面的著作有《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1933)、《理論與歷史》(1957)和《經濟科學的最終基礎》(1962)等[3]。米塞斯認為經濟學和經濟法則是一門演繹科學，一種先驗的、非假設性的真實陳述，"賦予經濟學在純知識界特殊和獨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經驗為基礎的證實與證偽的檢驗……經濟定理的正確與否的最終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經驗的推理。"[4]然而，奇怪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