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范文10篇

早在400年前，西方傳教士不但把西方油畫帶到澳門，而且開辦教授西方繪畫的機構。出生于澳門的游文輝，1605年入圣保祿修院設立的第一家教授西畫的畫室，隨意大利畫家喬瓦尼學習西畫。游氏西畫造詣甚高，成為澳門有影響的西畫家。著名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1582年到達澳門，他去世前，曾請游文輝到京為他畫像。現藏于梵蒂岡的《利瑪竇像》，成為中國最早的一幅存世油畫。從這幅肖像畫的風格來看，它受“圣畫”的影響，是“海西法”寫實風格，用筆概括，刻畫傳神，把利瑪竇的儒雅風度、清癯病容溢于畫面。油畫技巧已相當成熟。從這幅存世油畫可以窺見西方油畫在中國傳播的悠久歷史，同時它也揭開了中國油畫史的端緒。澳門人游文輝這位鮮為人知的明代油畫家，應載入丹青史冊。

在澳門博物館，我不但看到了遠走西方的中國明清瓷器，和這些中國藝術珍品如何受寵于歐洲皇室的資料，而且也看到了由中國藝人制作的以西方宗教為題材的瓷器。這類瓷器屬西方訂件，按訂件人的要求制造。瓷器的形制多是中國傳統的而上面繪制的圖案都是西方的。其中有一膽瓶，做工精美考究，上繪圣母圣嬰圖，其繪畫方式完全是西方的“凹凸法”，體面、明暗、透視符合西畫造型規律，人物動態結構準確、富立體感，設色也是西方觀念。由此可見，西方繪畫不但在教堂，而且走向了民間作坊。

清季也有中國畫畫家在澳門。如清初八家之一的吳歷（漁山），是當時很有影響的山水畫大家，他也是澳門圣保祿修院的修士。吳歷不但擅畫，而且工詩，曾名噪澳門詩壇。

澳門是開放的港口城市。隨著商貿、旅游業的興旺，帶有紀游性質的外銷畫興起于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達到高潮。西方畫家，如英國的喬治·錢納利，托馬斯·屈臣，法國畫家奧古斯丁·博爾杰，以及出生于澳門的畢士達和一批畫手的作品，成為外銷畫的粉本。錢納利畢業于英皇家藝術學院，1825年至1852年居澳門并卒于澳門。他與法國畫家、巴爾扎克的好友安古斯特·巴爾吉特友善，其繪畫追求對人性的深刻認識，對澳門畫壇有一定的影響。澳門曾出現過一些“類錢納利”式的作品。這些或長期或暫時寓居澳門的西方畫家，多采用西方寫實畫法作畫，他們的寫生或創作，對認識澳門的民生鄉情、人文景觀有珍貴的歷史價值。如圣保祿大教堂，于1835年被大火焚毀，僅留教堂前壁，而錢納利筆下的《圣保祿教堂》可使我們一睹火災前的景觀。而博爾杰筆下的“媽閣廟”與當今的媽閣廟實景幾乎一般無二。

今年3月新落成的澳門藝術博物館開幕時，曾展出了啉呱或畫室的作品——《女子肖像》，肖像中的女子是官宦人家，衣飾、珠寶透出華貴，身著綢緞的質感和光澤感有逼真之勢，人物面部結構、膚色及眼神的描畫都相當出色。由是可以約略看出從游文輝時代到晚清澳門油畫的發展脈絡。

抗戰期間俄國畫家史密特羅夫來到澳門，有大量描寫澳門的作品留世。正是這些中外畫家在澳門的創作活動，構成了澳門繪畫的歷史及畫壇景觀。澳門美術有悠久的歷史。中西審美文化的交流、共生、融匯，澳門開了先河，值得研究。“公務員之家有”版權所

早在400年前，西方傳教士不但把西方油畫帶到澳門，而且開辦教授西方繪畫的機構。出生于澳門的游文輝，1605年入圣保祿修院設立的第一家教授西畫的畫室，隨意大利畫家喬瓦尼學習西畫。游氏西畫造詣甚高，成為澳門有影響的西畫家。著名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1582年到達澳門，他去世前，曾請游文輝到京為他畫像。現藏于梵蒂岡的《利瑪竇像》，成為中國最早的一幅存世油畫。從這幅肖像畫的風格來看，它受“圣畫”的影響，是“海西法”寫實風格，用筆概括，刻畫傳神，把利瑪竇的儒雅風度、清癯病容溢于畫面。油畫技巧已相當成熟。從這幅存世油畫可以窺見西方油畫在中國傳播的悠久歷史，同時它也揭開了中國油畫史的端緒。澳門人游文輝這位鮮為人知的明代油畫家，應載入丹青史冊。

在澳門博物館，我不但看到了遠走西方的中國明清瓷器，和這些中國藝術珍品如何受寵于歐洲皇室的資料，而且也看到了由中國藝人制作的以西方宗教為題材的瓷器。這類瓷器屬西方訂件，按訂件人的要求制造。瓷器的形制多是中國傳統的而上面繪制的圖案都是西方的。其中有一膽瓶，做工精美考究，上繪圣母圣嬰圖，其繪畫方式完全是西方的“凹凸法”，體面、明暗、透視符合西畫造型規律，人物動態結構準確、富立體感，設色也是西方觀念。由此可見，西方繪畫不但在教堂，而且走向了民間作坊。

清季也有中國畫畫家在澳門。如清初八家之一的吳歷（漁山），是當時很有影響的山水畫大家，他也是澳門圣保祿修院的修士。吳歷不但擅畫，而且工詩，曾名噪澳門詩壇。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澳門是開放的港口城市。隨著商貿、旅游業的興旺，帶有紀游性質的外銷畫興起于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達到高潮。西方畫家，如英國的喬治·錢納利，托馬斯·屈臣，法國畫家奧古斯丁·博爾杰，以及出生于澳門的畢士達和一批畫手的作品，成為外銷畫的粉本。錢納利畢業于英皇家藝術學院，1825年至1852年居澳門并卒于澳門。他與法國畫家、巴爾扎克的好友安古斯特·巴爾吉特友善，其繪畫追求對人性的深刻認識，對澳門畫壇有一定的影響。澳門曾出現過一些“類錢納利”式的作品。這些或長期或暫時寓居澳門的西方畫家，多采用西方寫實畫法作畫，他們的寫生或創作，對認識澳門的民生鄉情、人文景觀有珍貴的歷史價值。如圣保祿大教堂，于1835年被大火焚毀，僅留教堂前壁，而錢納利筆下的《圣保祿教堂》可使我們一睹火災前的景觀。而博爾杰筆下的“媽閣廟”與當今的媽閣廟實景幾乎一般無二。

今年3月新落成的澳門藝術博物館開幕時，曾展出了啉呱或畫室的作品——《女子肖像》，肖像中的女子是官宦人家，衣飾、珠寶透出華貴，身著綢緞的質感和光澤感有逼真之勢，人物面部結構、膚色及眼神的描畫都相當出色。由是可以約略看出從游文輝時代到晚清澳門油畫的發展脈絡。

抗戰期間俄國畫家史密特羅夫來到澳門，有大量描寫澳門的作品留世。正是這些中外畫家在澳門的創作活動，構成了澳門繪畫的歷史及畫壇景觀。澳門美術有悠久的歷史。中西審美文化的交流、共生、融匯，澳門開了先河，值得研究。

【摘要】本文對20世紀澳門國際經濟法學研究的成果從三個方面作了較為全面的評述。本文積極肯定了該學科在短時期內所迅速取得的成績，認為與相鄰學科相比已毫不遜色，在某些方面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亦有勝出之處。本文對從理清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的區別，掌握國內投資法、海外投資法及國際投資公約的基本規則，對澳門國際直接投資現狀及澳門有關國際直接投資的現有法律的進行調查。

【關鍵詞】直接投資間接投資調查評述

緒論

本課題主要研究的是理清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的區別，掌握國內投資法、海外投資法以及國際投資公約的基本規則，對澳門國際直接投資的現狀及澳門有關國際直接投資的現有法律的進行調查的基礎上，對澳門的投資環境有更深層次的認識。

一、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的傳統區別

當投資者們看到哪里能帶來足夠的利潤的投資機會，資本就有向哪里流動的趨勢，當這樣的機會出現在海外時，國際投資的發生就順理成章。像國內投資分為直接和間接一樣，國際直接投資也有這樣的分法：把錢交給別人使用然后拿利息的間接投資，自己管理資本、自己控制項目運作以賺取利潤的直接投資。

澳門特別行政區回歸祖國后上至中央政府，下至黎民百姓，無不呼吁經濟多元化，避免產業單一所產生的社會問題。然而，時至今日，產業單一的問題仍然沒有顯著改變。博彩作為龍頭產業，不僅是澳門的主要稅收來源，支撐著澳門政府和社會的運轉，也引發很多社會問題，成為某些刑事犯罪的孳生地。根據澳門檢察院統計，非法移民及其相關罪行、不法賭博、高利貸、侵犯人身自由、洗黑錢及有組織犯罪等，始終是澳門的多發犯罪，衍生出嚴重的社會問題。

以不法賭博高利貸為例，自2003年以來，每年立案數都在250宗左右，一些人抓住賭客賭輸后急于翻本的心態，借錢給賭客抽取高額利息，進而禁錮、脅迫債主還債。以2009年的一宗高利貸案件為例：嫌犯甲、乙及丙合意合力，彼此分工，以來澳賭博的韓國人為目標，向賭客借出款項作賭資并抽取不法利息。按照彼此的計劃及分工，嫌犯甲主要負責在澳門各賭場內尋找韓國賭客，嫌犯乙及丙則主要負責看守賭客直至清還欠款，而嫌犯乙還負責租賃用于看守賭客的住宅、記錄及保存借貸數據等其他細節工作。一次，在某娛樂場的賭廳內，在一名韓籍女子的介紹下，嫌犯甲向被害人借出l0萬港元作賭資，借款條件是將在被害人的贏局中抽取贏款金額的50％作為利息；倘若被害人將借款輸光，將每三日收取1萬港元作為利息。被害人同意上述借款條件后，直至被害人將上述借款全部輸光，嫌犯甲共抽取了大約10萬港元的利息。同日，嫌犯甲將被害人帶往其位于澳門的住所，在此后二十余天的時間里，被害人一直被嫌犯甲、乙及丙輪流看守，并將住所大門反鎖而被禁止自由離開。另一被害人也是以基本相似的情節被禁錮，并遭受毒打。此后，嫌犯甲多次使用屬于被害人的銀行卡從自動柜員機提款共5．15萬港元，并將之據為己有。案發后，三嫌犯因此被控觸犯：《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及于第8／96／M號法律第13條所規定并處罰之為賭博之高利貸罪；第152條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第219條第1款及于第8／96／M號法律第l4條所規定并處罰之文件的索取罪；第14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脅逼罪；第198條第1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加重盜竊罪；第6／97／M號法律第6條所規定及處罰之不當扣留證件罪。

事實上，賭博高利貸由來已久，甚至衍生成一個行業，這些放債人民間稱之為“大耳窿”，④他們以在賭場向賭徒放債為業，以私刑為討債手段，這些利用賭徒“翻本”心態的高利貸與賭場共生存，也因此成為博采監管的重要內容。“自費賭博，至多會把人輸成窮光蛋，而一般不足以使人走絕路。因賭博而燒炭跳樓者，幾乎百分之百地是因為欠了賭債。

賭博之害實則賭債之害。而賭博高利貸之害實則賭債之害中的害中之害。”②正如前述案例所表明的情況一樣，這種賭博借貸不同于企業生產經營環節的借貸。從放債人的角度來看，賭博高利貸是一種“跑了和尚便跑了廟”的生意，離開了非法拘禁及暴力等犯罪手段，這生意便很難做成。為打擊或減少因賭博高利貸而引發的社會問題，澳門第8／96／M號法律第l2條規定“一、凡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財產利益，向人提供用于賭博的款項或任何其他資源者，處相當于高利貸的刑罰。”《刑法典》第219條規定放高利貸為犯罪。⑧《民法典》第1073條規定了“在消費借貸合同中，如訂立之利息高于法定利息之三倍，則視有關合同具有暴利性質”。在澳門，法定利率由政府以行政命令不定期調整并公布。根據第29／2006號行政命令，現行法定利率以及無指定利率或金額時訂定的利率均為九厘七五。既然賭博借貸是這個行業的衍生品，規范及限制就成為政府唯一可以做的事情。為了澳門博彩事業的正常發展，杜絕或減少因此帶來的弊端，澳門頒布了第5／2004號法律《娛樂場博彩或投注信貸法律制度》，該法第16條規定：“按照本法律的規定獲賦予資格的實體，在從事信貸業務時作出的事實，不視為七月二十二日第8／96／M號法律第十三條所指向他人提供用于賭博的高利貸，該條規定的效果亦不適用于該等事實。”因而使博彩借貸合法化，并成為法定債務的淵源。

根據澳門《民法典》規定，債務分為法定債務和自然債務。第1171條規定：“特別法有所規定時，賭博及打賭構成法定債務之淵源；涉及體育競技之賭博及打賭，對于參加競技之人亦構成法定債務之淵源；如不屬上述情況，則法律容許之賭博及打賭，僅為自然債務之淵源。”第396條規定：“單純屬于道德上或社會慣例上之義務，雖不能透過司法途徑請求履行，但其履行系合乎公平之要求者，稱為自然債務。”也就是說，對于自然債務，由當事人自發給付，而不能依法強制給付，自發給付的也不得請求返還。在澳門，除了賭場以外，賽馬、賽狗、即發彩票、體育彩票等都是法律容許的賭博。假如在沒有特別法規定的情況下，賭客用上述博彩經營者借貸資金進行賭博，這種債務就屬于自然債務。第5／2004號法律第4條規定：“按照本法律的規定提供信貸，則產生法定債務。”同時該法律亦規定了提供信貸的實體和中介人的資格，以及合同形式，而該等合同的內容及其修改擬本，也必須獲得政府的核準。除此以外，任何其他借貸關系均不具有法定債務的效力。自從該法律實施后，信貸實體不僅可以借用司法訴訟手段在澳門法院聲請追討債務，對于境外的借貸人，還可以選擇有管轄權的境外被告人所在地法院提起訴訟。在一宗借貸人為臺灣籍投注者的案件中，信貸實體選擇臺灣地方法院訴訟追討有關款項。臺灣法院在判確認了臺灣法院的管轄“符合‘被告應受較大之保護’原則”，“原告已選擇就對被告最便利之法院起訴”。同時確認有關信貸“所生之爭議以澳門地區之法律為準據法”。

法院認為，被告“作為有充分辨識能力之完全行為能力人，應知悉賭博行為系澳門地區法律所允許之行為，而仍于澳門地區向原告借貸款項從事賭博行為，為尊重澳門地區之法律秩序，被告之行為白應受到澳門地區法律之規范”，因此被告辯稱賭博行為所生之債違反臺灣公序良俗不可采納。有關判決顯示，臺灣對待博彩合法化地區合法借貸的這一態度是一貫的。特別是對于適用外國法時公序良俗的審查問題，法官在另一涉及美國內華達州博彩案件的判決中(臺灣“最高法院”83年度臺上字第130號民事判決)闡明，適用外國法不得有悖于本地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系指適用外國法之結果，與本地公序良俗有所違背而言。并非以外國法本身之規定作為評價對象。僅從個案而言，原告獲得了勝利，保護了本身的合法權益。而在更廣泛的意義上，這一案件不僅成為澳門博彩業信貸實體境外追債成功的先例，法官的有關司法見解對于博彩為非法的司法轄區，或許也具有參考價值。

本文作者：趙喜臣工作單位：山東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

刑法有著明顯的懲罰功能,當對犯罪分子判處一定刑罰后,其人身自由和民主權利必然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剝奪,精神、名譽或財產受到某種損失,極少數犯罪分子甚至被剝奪終身自由和生命。在實踐中,每一種刑罰的具體適用,都會產生上述后果,這便是刑法的懲罰功能。刑法這種功能,無論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將始終存在。刑法除懲罰功能之外,還有保障功能。保障功能表現在刑法對國家、社會利益的保護以及對公民合法權益的保障。部分學者認為,刑法懲罰功能的本身也是保障功能,當犯罪分子被懲罰之后便保護了國家和社會利益,保護了公民個人的合法權益。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面。刑法的懲罰功能同保障功能確有一定聯系,甚至相互交錯。但是,刑法的保障功能不是被動的,也不是由懲罰功能派生出來的附屬物,而應當是主動地、獨立地存在于刑法之中。隨著人類步入現代社會及文明、民主和人權保障的需要,刑法的保障功能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世界各國刑法,在保護國家和社會利益的同時,特別注意用限制國家刑罰權的方法保障公民的人權和其他合法權益。由于國家政治、經濟制度不同,刑法的保障功能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可能側重于對國家和社會利益的保護,而在一定時期,又可能側重于對公民合法權益的保障。但是,從刑法總的發展趨勢看,從對國家和社會利益的保護轉向對公民人權的保障是一個方向,是人類社會的進步。刑法的這一發展趨勢不僅僅是人們對刑法的認識和理論發展的結果,而更重要的是現代經濟、政治和文明的要求。法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之一,市場經濟必然要求對市場主體,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生命財產安全、自由、平等、公正、公平等權利給予有力的保障,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所決定的。

一、我國內地刑法的保障功能

1979年7月1日,我國頒布了第一部刑法典(以下簡稱79刑法)。該刑法典把國家利益的保護放在首位。分則第一章規定了反革命罪,反革命罪是指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制度為目的,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為。該章共有15個條文,同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相同;比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多4條,所設死刑條文在各章中為最多。在突出保護國家利益的同時,對社會利益的保護也十分重視,分則第二章規定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第六章規定了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共有33條,死刑條文僅次于反革命罪。在現代社會,社會利益是一種公共利益,雖然有別于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但是又同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緊密相聯。國家利益以社會利益為基礎,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就不會有穩定的國家統治。同樣道理,社會秩序穩定,才能保障公民個人的人身自由和財產安全、正常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從社會利益轉化為個人利益。社會利益同其他利益相互溝通的作用,使各國立法者都重視對社會利益的保護,并設立專章放在重要位置。我國79刑法對社會利益的保護是相當成功的。然而,相比之下,對公民合法權益的保障卻被嚴重忽視,明顯不足。刑法對公民合法權益的保障,應當表現為:一是只要不構成刑法規定的犯罪就不允許定罪判刑;二是公民合法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時能運用法律賦予的某些權利進行自我救濟;三是對罪犯的人道主義待遇和人權的保障。如果按上述要求對79刑法典進行審視,該刑法典對國家和社會秩序價值的追求遠遠超過了對公民自由和公正保障的迫切要求,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規定了類推制度。79刑法典第79條明確規定了類推制度。類推制度的實質是,對于刑法沒有明確規定的犯罪,可以通過對已規定犯罪的比較,從已有的法律條款中選取最接近已規定的犯罪作為依據去定罪量刑。這種做法的結果有三:一是使刑法的調整范圍處在一種不確定的狀態之中;二是給予司法工作人員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三是公民的合法權益處在一種不確定的保護狀態。所以,類推制度的存在既同罪刑法定原則相違背,也使公民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意大利著名的刑法學家貝卡利亞指出:/只有法律才能規定懲治犯罪的刑罰,,超出法律范圍的刑法是不公正的,因為它是法律沒有規定的一種刑罰。/當法典中含有逐字適用的法律條文,而法典加給法院的唯一職責是查明公民的行為并確定它是否符合成文法的時候;當所有的公民由最無知的人一直到哲學家都應當遵循的關于什么是正義的和不正義的規則是毫無意義的時候,國民將免受許多人的微小的專制行為。

(二)若干刑法制度忽視了對人權的保障。無論在定罪還是量刑方面,我國內地79刑法都規定了若干刑法制度,然而,這些制度忽視或者不注意對公民合法權益的保護。如:正當防衛,是賦予公民保護自己或他人合法權益的一種自我救濟制度,但是79刑法對正當防衛的概念、必要限度、防衛過當的規定含糊其詞,很不明確,公民難以運用該制度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還有相對負刑事責任的制度,死刑緩期制度等,都存在一個公民合法權益保障不足的問題。

引言

澳門經濟的發展有賴于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國際投資,并有效地解決國際投資爭端。澳門政府為此已同意適用《ICSID》公約。在法律上，公約將會優先適用。因而對澳門法律界來說，對公約和相關內容的探討在法律及經濟上是必要的，也是現實的。

一、投資爭端的定義與類型

國際投資爭議首先是指外國私人直接投資關系中的爭議,其次,又可將其具體分為三種爭議:1、東道國政府與外國私人投資者之間的爭議。2.、外國私人投資者在東道國與不同國籍的合營者之間的爭議。3.投資所屬國與投資東道國之間的爭議。其中第一類爭議在實踐操作中較為復雜和棘手,其問題往往出現在法律適用,外國私人投資者在國際法庭中有無訴權,以及如何執行國際法庭裁判國家敗訴的決定等。尤其是由于法律適用的特殊，往往會使問題政治化，上升為國與國之間的爭論（比如通過投資所屬國的代位求償權或外交保護權而轉化成國家間的爭議）。第二種關系涉及的是在舉辦合營企業或世行開發自然資源的活動中產生的爭議。這種爭議在法律適用上比較明確，也容易解決。第三關系除了國家間由于雙邊投資條約的解決或適用問題而產生的爭議情況外，一般是屬于第一種關系的激化才發展而來的。它的解決往往只能使用傳統的國際公法的解決辦法。

二、投資爭端解決方法及相互關系

解決國際投資爭議的方法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國際經濟貿易解決爭議的方法，一般分為政治的與法律的解決方法：

一、澳門的區域環境分析

澳門特殊的歷史和獨特的經濟結構，形成了澳門特有的相對經濟優勢和劣勢。面對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新態勢，要正確定位澳門的發展戰略，就必須實事求是地對待澳門問題，客觀分析澳門發展的現實優勢和面臨的問題。

(一)澳門的比較優勢

首先，澳門是一個高度開放的自由港。貨物、資金、外匯可自由進出，人員進出境也較為方便，與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著經貿往來關系。廣泛的對外經濟聯系極大地拓展了澳門的經濟發展空間，成為澳門未來發展的必須借重的經濟優勢。

其次，博彩合法優勢。澳門的旅游博彩業獨具特色，已建立起較好的基礎，博彩業占澳門本地生產總值40％左右，博彩稅占政府財政收入的50-60％。澳門博彩業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在亞洲尤其是鄰近地區頗有影響，并仍有較大的發展潛力。

第三，澳門實行低稅制。澳門企業所得稅為2—15％，作為獨立的關稅地區，澳門在西方許多國家還享有特惠關稅優惠待遇，這使澳門廠商在融資和稅收方面處于較為有利的地位。

澳門經濟是一種超微型的自由港經濟。旅游博彩業，在澳門經濟構成中有著獨特的地位。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澳門因為其自由港的地位和廣泛的對外聯系，在中國改革開放大形勢中，成為中國內地拓展對外貿易商務和引進外資的“橋梁和窗口”，經濟保持高速發展。1980年到1990年，國民經濟總值年平均增長7%，對外貿易年均增長19.1%。現在澳門已經形成一個以港澳華人資本為主，葡、中、美、日等并存的多元化資本結構，以出口加工業、旅游博彩業、房地產建筑業、銀行金融業為支柱的產業結構。1996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為75億美元，人均1.7萬美元之多，已經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水平。這其中作為支柱產業之一的旅游博彩業功不可沒。

但是，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由于澳門原有的比較優勢正在逐漸削弱，其投資環境亦有所惡化，加上澳門本身整體經濟的現代化、國際化水平相對不高，缺乏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文化教育程度不高，社會觀念保守，在澳葡政府和商人之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排外心態，經濟結構性失衡等致使澳門經濟發展大幅放緩，競爭乏力，呈現不景氣。亞洲金融危機更使澳門經濟雪上加霜。

旅游博彩業作為澳門的第一大產業首當其沖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由于受到本地治安惡化，亞洲金融危機等直接影響，到澳門旅游人數自1996年創下815萬人次的記錄后便開始逐年下降，1997年和1998年分別是700萬和695萬人次，跌幅分別為14%和0.7%。旅游博彩業收益大幅減少。博彩業的發展不僅直接影響整體經濟增長，還對交通運輸、旅店、餐飲等行業帶來了不可忽視的副作用，酒店業平均入住率僅50%，日平均房價跌到成本價邊緣；百貨零售業銷售額下降兩成，飲食業營業額下降幅度約為41%。銀行業也受牽累，經營日趨困難，經營成本普遍上升，邊際利潤逐年下降，據統計，1998年銀行業盈利總額10.68億澳門元，比1997年大幅下跌22.3%。可見，旅游博彩業在澳門經濟中的關聯度有多高了。

旅游博彩業在2000年前是由澳門旅游娛樂公司專營，因而屬高度壟斷。由于無競爭，博彩業的經營是處于傳統的落后的家庭式經營方式下。其經營、運作將引入先進的方式。澳門回歸祖國后，特首何厚鏵為首的特區政府便著手研究開放博彩業。澳門博彩業專營權即澳門旅游娛樂有限公司獨家專營，從1930年實行起到1997年已長達60多年，雖然此制度對澳門博彩業的發展起了作用，但時至90年代，其壟斷、保守經營、設施陳舊等弊端已暴露無遺。特區政府借著回歸及澳門旅游娛樂有限公司專營權到期之際，在博彩業中引入競爭機制無疑是選擇了最佳時機。

2000年7月，澳門特區政府成立博彩業發展專責委員會，負責有關博彩業發展的政策。10月該委員會便提交了顧問報告，2001年立法會便通過了《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確定專營權增至3個。2002年2月8日澳門特區政府正式批出3個臨時賭牌，分別為“澳博”（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永利”（永利度假集團）及“銀河”（銀河娛樂場集團），并于同年3月28日率先與“澳博”簽訂為期18年的合約。2002年4月1日起，澳門旅游娛樂有限公司專營博彩業40余年的歷史宣告結束，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接手經營澳門旅游娛樂有限公司屬下的11個賭場，包括葡京酒店。按新合約，“澳博”每年向政府繳交占毛利35%的博彩稅（比過去稅率增加了3.2%），此外還要向政府繳交溢價金，并將毛利的1.6%撥與公共基金，1.4%用于發展城市建設、文化、教育等公共事業項目，并承擔澳門水域浚道工作。2002年5月政府與“永利”簽訂20年的合約。“永利”是美國西部賭王與港商合組的公司。在合約中，“永利”承諾在7年內投資40億澳門元興建有關設施。2002年6月26日政府與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簽署“博彩經營批給合約”，合約期20年。“銀河”為美國拉斯維加斯的威尼斯人集團與香港合作的公司。與另兩家持牌公司一樣，“銀河”需向政府繳博彩稅、溢價金等。“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澳門回歸后，受挫的旅游博彩業又重新煥發青春，再顯澳門經濟龍頭的雄威。2000年特區政府博彩稅收入是56.5億澳門元；2001年特區政府收入博彩稅達到60億澳門元，僅次于1997年的61.5億澳門元，居歷史上第二位。且在2000年突破入境游客數900萬人之后又一個躍進，2001年接待游客數突破1000萬人次，創下了史無前例的新高記錄。2002年更高達1153萬人次。不僅為旅游博彩業帶來可觀的收益，而且促進了相關產業的同步增長。它直接促進了酒店、餐飲、交通、金飾珠寶、古玩典當、娛樂服務、手信業的增長，甚至還吸納了部分因制造業北移和建造業萎頓而失業的工人，減少了因此帶來的震蕩。更為可喜的是它還為沉寂多年的房地產市場注入了活力。有業內人士認為：2001年以來澳門的樓宇買賣轉趨活躍，成交量可望比前幾年增加三成以上，還不斷有外資財團前來“探盤”。

一、香港和澳門行政法概念存在差異

香港150多年來一直由英國管治，英國的普通法直接適用和主導香港，所以現行香港法律是英國法律在香港的延伸，其法律部門分類及對行政法概念的理解都直接受英國學者的影響。英國著名憲法學家戴雪(cey)曾對英國法治原則和憲政精神的闡發作出過貢獻，他認為英國的“法治”主要有三方面含義:第一，法律對于政府的權威有絕對的優勢，即“法律至上”;第二，普通法院據以審判的法律，無論對政府官員還是普通公民都普遍適用，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個人權利并非來自政府的成文法律的賦予，而是來源于由法院解釋和執行的一般法律。戴雪的思想蘊含了現代行政法的寶貴精神，但他犯了失之偏頗的毛病，片面地否認英國有“行政法”存在，他認為只有法國才有行政法，即那種公民與政府之間發生爭議不受普通法院審理而由獨立的行政法院審理的制度只是在法國存在，而在英國并不存在。戴雪把法律定義為“由法院實施的規則”，因此他把現代國家中大量由政府制定的規則忽視了，甚至把它們排除在法律之外。戴雪在行政法概念上的片面性、保守性對普通法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很大，以至使香港學者傳統上對行政法概念理解很狹窄，在香港也缺少明確的包括行政法在內的各法律部門分類。最近比較有影響的香港官方向市民作法律宣傳的小冊子這樣寫潭:“民事法主要包括合同法、侵權法、財產法、行政法、家庭法及稅法數大類。”①香港一般學者把行政訴訟法(市民與政府之間發生的訴訟)視為“行政法”，甚至還把“行政法”納入大民法范疇。最新出版的香港法律書籍也有類似這樣的觀點:“行政法與刑法同樣屬于公法的范圍，是專門用以解決政府機構行政事宜有關的法律訴訟，從而監察行政機關。”蕊上述觀點對大陸和臺灣地區學者來說都是很難接受的。目前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學者都把行政法視為同民法、刑法并列的獨立的法律部門，行政訴訟法則可以看作行政法的組成部分.由于一般香港學者對行政法概念作狹隘的理解，因此妨礙了對行政法廣泛深入的研究，行政法學研究在香港也沒有形成氣候，沒有成為很受重視的法學學科。盡管香港學理上對行政法缺乏獨立的研究，但實際上香港有著豐富的行政法，特別是以大陸學者的角度來觀察，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

近代史上，澳門長期由葡萄牙管治，葡萄牙屬歐洲大陸法系國家，所以澳門法律(包括行政法)具有大陸法系法律的特點。比較而言，澳門的法律理論研究和法學教育都是很薄弱的。傳統上澳門以葡萄牙的法律學理論為“正統”理論，而葡萄牙的行政法概念同其他歐洲大陸國家(以法國為代表)的行政法概念一樣外延比較寬泛:不僅強調行政法是“控權法”(包括行政法院對政府行為的審查)，而且是“管理法”(包括調整行政機關內部和外部的行政行為);不僅包括行政實體法，而且包括行政程序法;不僅包括外部行政法(政府對社會的管理)而且包括內部行政法(如行政機關組織法、國家公務員法)。澳門政府官員艾德瓦爾多·坎布雷特著文說:“根據近年來學術界占統治地位的看法，作為公法的一個部門的行政法，它包括行政管理的組織和運行以及在履行行政義務的行政管理中行政機關同個人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這里必須考慮三個基本組成部分，即行政組織、行政行為和行政機關同個人的關系的規范。”③目前澳門大學等教育科研機構的學者在講授行政法概念時都把行政法分為行政組織法、行政作用法和監督行政法三大組成部分，與一般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行政法概念并無二致，與中國大陸學者所持概念也大體相同。筆者在澳門講學，闡發行政法概念時得到澳門學者的認同，即是一例。

二、目前香港和澳門行政法的發展情況

(一)香港行政法的特點與優.點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以前，其法律是由英國的普通法、衡平法、適用于香港的英國法例、香港自身的法律和習慣法等組成的。香港現行成文法除了《英皇制浩》、《皇室訓令》和樞密院令以及在香港適用的英國議會法例外，在實際生活中發揮主要作用的是由香港立法局制定的60。多個條例以及與此相配套的1000多個“附屬立法"(規例、附例和規則等)。此外，政府機關的行政命令(ORDER)也發揮有效功能。行政法的概念如果看作調整行政管理關系和監督行政關系的法律規范總稱的話，那么香港的條例及其“附屬立法”大部分屬于行政法，香港政府對內、對外的管理主要依靠這些表現形式眾多、層次不同的行政法。

旅游業是澳門的支拄產業，也是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旅游業在澳門經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本文擬對澳門旅游業的特點及發展前景作一些分析，供參考。

一、澳門旅游業的特點及其在澳門經濟中的作用（一）特點

1．對香港的依賴性較強。澳門旅游業對香港依賴性強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來澳門游客的交通依賴香港。澳門雖然一直處在自由港的地位，商業和貿易也曾有過十分發達的時期，但由于地域小、水位淺，葡萄牙政府又未給予澳門以足夠的重視，使澳門一直沒有深水港和國際機場，澳門與世界各國始終不能直接發展航空和海運聯系。多年來，來澳門的游客多經香港，離開澳門的游客也須經香港返回世界各地，1994年澳門共接待游客800萬人，其中從香港入境的就達640萬左右，約占入境游客總數的81％，這說明澳門旅游業對香港在交通上處于嚴重的依賴地位，自1978年大陸開放以來，雖然從大陸入境的游客有所增加，但目前畢竟還是少數。二是來澳門旅游的大部分是香港游客。1994年從香港入境的640萬游客中，有81％是香港游客，其它地區或國家的游客只占19%。除香港游客外，日本游客也比較多，約占澳門外地游客總數的38％，歐洲游客占16％，東南亞游客占15％，臺灣游客占10％，美國游客占8%，韓國游客占5％，大洋洲游客占3%，大陸游客占1％，其它國籍游客占4％。由此說明，香港游客的增減對澳門旅游業有致命的影響。

2、博彩業占有主導地位。澳門的旅游業是在博彩業的帶動下發展起來的,在澳門，既有造型別致、建筑宏偉、專供賭博的葡京娛樂場，也有在豪華酒店內開設的賭場。在澳門的各賭博娛樂場內，均裝有國際一流的各種設備，采用現代化的管理方法，并配有嚴密的保安系統。為配合博彩業，澳門各娛樂場附近開設有眾多的當鋪，在澳門當鋪典押的客戶可在香港取回典押品。在來澳門的游客中，有22．3％是專門為賭而來的，雖然有45．1％的游客是為度假而來，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為一睹賭城的風采而選擇來澳門度假，澳門政府從博彩業中所獲取的收益占其總收益的3成，博彩業已成為澳門旅游業的支柱產業,博彩業的興衰決定著澳門旅游業的命運。

3．游客的留宿率低。來澳門的外地游客一般逗留時間很短,平均每位游客在澳門逗留0．85天，來澳門的香港游客1991年的留宿率只有1/4，其它國家或地區游客的留宿率也僅達1／3左右，留宿的游客平均每人在澳門的時間也不超過一天半。留宿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澳門地域狹小，缺乏綜合型的旅游娛樂設施和規模較大的名勝古跡，絕大多數想一睹賭城風采的外地游客在一天之內就可將賭城的風采一覽無遺，再加上港澳交通便利（日夜通航、1小時便可返回香港）,大多數游客都不在澳門久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