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離范文10篇

時間:2024-01-08 09: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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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辱觀演講-以服務人民為榮 以背離人民為恥

尊敬的各位領導、評委。

大家好!

我演講的題目是“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

我們知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黨代表著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國家要富強,人民要奔上小康生活,就不得不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雖然我們嚴肅了黨風、黨紀,宏揚為民服務的精神已多年,黨的先進性教育活動也正進行得如火如涂,但實事求是地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九個字還遠沒有成為每一個共產黨員的自覺行動。腐敗行為還時有發生,一些人民群眾對黨政的哎聲、怨氣還不絕于耳。

應該說我們黨是有著許多優良傳統的。在戰亂、貧弱、落后的舊中國,無數的共產黨員以堅貞不渝的忠誠、堅定不移的追求,前赴后繼,不僅贏得了華夏兒女的由衷信賴,而且激發起全世界無產階級為實現解放而斗爭的信心和勇氣。這說明我們不缺少建立和諧社會所必不可少的的道德傳承。但令人痛惜的是,當我們眼前的世界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繽紛和嘈雜時;當我們的內心世界面對著來自四面八方的誘惑和沖擊時;當我們曾一度堅信和執著追求的目標經受著各種價值觀的挑戰時。財富和地位的巨增顛倒了一些人對是非榮辱的認知。正如這些偷工減料、官商勾結、謀取私利、危害民眾利益的“蛀蟲”,釀成了多起類似小煤窯坍塌、瓦斯爆炸等一幕幕群死群傷的人間悲劇,正是這些人違背了共和國的根本宗旨,破壞了黨的先進形象,弱化了民眾對黨的信任。

因此我們要“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堅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同志指出:“我們黨來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務于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為此,黨員就必須在工作和生活的各個方面嚴格要求自己。我認為,關鍵的就是要樹立以下四個觀念:第一,當官不為發財的觀念,共產黨的國家,領導是人民的公仆。因此,當官不是發財的崗位,就像教師不是看病的崗位一樣,想發財,就不要做官;想做官,就不要發財。第二,為民不饋余力的觀念。哪里要修路,哪里要架橋,哪里的群眾辦事遇到阻礙,黨員干部要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竭盡全力對待。“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人民選擇了我們,我們就要全權負責,否則,對不起人民。第三,辦事不圖回報的觀念。為民辦事是黨員干部的天職,個人不應該指望得到什么獎勵,什么報償。只要合乎條件,群眾要做什么,我們就給予什么方便,沒有什么價錢好講的,也沒有什么理由好推辭的,更沒有什么好索取的。辦事圖什么?辦事只圖功效,只圖人民順心,人民滿意。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務員尚且如此,共產黨的黨員又怎能落后。第四,工作不帶私心的觀念。無數事實證明,有了私心就沒法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有了私心,就不能頭腦清醒,就不能秉公辦事,就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信賴。“工作只求實際”,是什么就是什么,該怎么辦就怎么辦,用實事求是的態度,把本職工作完成好,只有這樣,才算做到了為人民服務,才算履行了一名共產黨員的光榮使命,才能對的起黨,對得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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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與實踐相背離成因分析

摘要:基于委托這一嶄新視角,論證委托機制始終貫穿于整個教育過程中,是教育實踐的運行機制。并從教育培養過程維度來分析教育改革目標與實踐過程相背離的深層次原因:教育過程分割造成委托分離,而教育評價機制顯性化使得人存在道德風險問題,進而委托人存在對教育發展自身的逆向選擇,這種選擇在這種平衡下存在路徑依賴。最后根據前面分析,有針對性地提出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增加義務教育投入、取消星級學校評價、注重教育過程評價、完善高考評價體系制度建設等五個方面政策建議,以修正教育培養過程中改革目標與實踐相背離問題,從而更好地執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教育綜合改革方案。

關鍵詞:委托;教育目標;培養過程;成因分析

一、引言

教育根本目的關于人全面培養在教育學界已達成共識,按照《教育法》的規定,我國現階段的教育目的是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德、智、體、美等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教育目標作為教育目的具體表現形式,各級各類教育改革目標進一步完善,不斷與時俱進也是為了體現教育目的內在要求。《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把育人為本作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但問題的關鍵是教育改革目標與實踐過程往往是相背離,育人為本教育改革目標與育智為本教育實踐相沖突。教育改革目標對教育目的體現時代性、創新性在實踐過程中沒有得到落實,在具體教育實踐過程中教育改革措施實踐與其期望的教育目標很難兼容和平衡,主要原因在于針對教育主體(學校、教師、學生)評價體系存在問題。比如,高考制度即使不斷完善和內容創新,2000-2014年,共計15年來,全國各地高考制度先后經歷3-5次改革,但其注重文化課程學習,以總分高低評價本質沒有改變,這就使得基礎中等教育各級主體在實踐過程中偏向與高考相關的顯性評價指標,而與其相關教育改革目標,如培養具有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意識、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實踐能力、終身學習能力、良好的心理素質、健康的審美情趣等隱性指標有所背離,這就使教育改革目標理論與實踐相背離。目前,針對教育改革目標評價研究,局限于教育學本身研究。李雁冰總結教育評價專業化經歷確立、成熟、深化和重建等四個階段,顧彬彬總結實踐主體性在教育改革實踐中的重要意義,王穎從促進教師職業發展談教育改革核心內容包括學校管理、課程設置、高考制度和教師政策,丁步洲提出構建“一綱多元”的農村教育改革目標,容中逵提出從教學之性、待生之道、從業之責等方面拓展基礎教育改革路徑。根據對既有文獻研究,還沒有學者具體分析教育改革目標與實踐相背離的機理是什么。本文運用委托這一嶄新視角從教育培養過程分析教育改革目標與實踐相背離的成因,并結合分析的原因,有針對性地提出一些糾正教育改革目標與實踐相背離的政策措施和建議。

二、教育培養過程委托分析

(一)教育培養過程評價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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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增收為何與金融投入背離

今年年初,中央以一號文件正式公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見》,再次體現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和全部經濟工作重中之重的戰略決心和氣魄。作為掌控現代經濟血液的金融部門,在這一具有戰略意義的工作中,受到多方人士的關注和期盼。然而,記者手頭人行武漢分行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近幾年來,湖北金融部門對“三農”的投入在逐年增加,而湖北省農民收入增長卻低速徘徊。查閱最全面的金融(銀行、保險、證券、外匯、農信社、城商行、外資銀行)信息和最有價值的金融資源請登陸中國金融資源總庫

調查顯示,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湖北省農民收入經歷了由高速增長到低速徘徊的變化過程。1995至1998年是湖北支農信貸投入增長最快的時期,全省每年新增農業貸款分別是36億元、46億元、54億元和58億元,年均增幅16%,農民收入的增長也是最快的,其間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由1571元增加到2172元。年均增幅接近11%。1998年以后,每年新增農業貸款均在32億元以上,而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明顯放緩,1998-2003年5年間農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速僅為3%,貸款增長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度在下降。

據人行武漢分行課題組對轄內金融投入與農民增收相關問題的調查分析,農業貸款數量逐年增加但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度逐年遞減,主要與資源約束型農業中資金要素投入的邊際生產率遞減有關。由于湖北農民收入最主要的來源是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因此農民收入的增加直接取決于農民家庭生產經營(主要是農業生產)的好壞。又由于湖北農業是一種典型的資源約束型農業,農業生產受人均耕地面積以及光、熱、水、土等自然資源約束非常明顯,當光、熱、水、土條件一定,人均農業生產資本總量沒有顯著增長,且人均耕地面積逐年減少的情況下,經過多年的精耕細作,農業單產增長潛力幾乎已經達到既定條件下的生產極限,此時單純依靠信貸資金投入是沒有辦法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因此資金投入越多,其邊際生產率就越低。這時,要繼續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惟一的出路只有走規模經營和科技興農的道路,使資金、人均耕地面積、人均工業生產資本等生產要素按一定比例同步增加,使農業生產的技術含量不斷提高。

目前,小規模資源約束型農業生產模式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適度規模經營所需要的農業基礎配套設施建設落后。提高農村資金有效需求必須實施適度規模經營,而要實現適度規模經營必須擁有包括農業機械設備、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科技研發與推廣體系在內的一系列基礎配套設施,而這些正是目前湖北農業發展所缺乏的。一是生產性固定資產少。二是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仍較薄弱。三是農業科技技術力量薄弱,缺乏優質高產的糧食品種和有利于提高單產的農業種養殖技術。

縣域經濟發展困難,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緩慢。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既是實施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必要條件,又是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的關鍵環節。根據沿海發達地區的經驗,發展縣域經濟,提高農民的本地城鎮就業率是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有效途徑。但是湖北的問題卻恰好是縣域經濟不發達,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有限。從縣域經濟發展指標看,目前湖北省GDP過百億元的縣市,浙江有16個,江蘇有12個,而湖北只有仙桃一個。此外,湖北的鄉鎮企業發展也較落后,鄉鎮企業吸收的就業人數顯著低于沿海發達地區水平。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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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美術教育對人文精神的背離及回歸

摘要:目前,我國兒童美術教育出現了功利化及以老師個人評析為主而背離人文精神的現象,這無論是對于兒童的審美素質培養還是美術教育都是很不利的。因此,本文以講述當下兒童美術教育對人文精神的背離問題為切入點,并相對應的提出了有關于人文精神的回歸舉措,從而使得讓每一位花朵都能夠獲得極具個性的全方位發展。

關鍵詞:兒童美術;人文精神;美術教育

自古以來,人文精神對于美術教育來說,一直都很重視。兒童可以通過對美術的學習,可以提前增強其情感體驗及文化滋補,提升他們對藝術價值的認知度,促使其價值觀的發展。但眼下,在兒童美術教育中,逐漸出現了技術代替藝術的趨勢,沒有重視對兒童的人文精神培養,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人文精神背離

(一)教育價值過于功利化,遠離人文情懷

部分老師急于對兒童提出高規格的技藝標準,使得兒童在接觸并學習一段美術文化之后,盡管在圖畫形象及內容上有所變換,但卻失去了可貴的天性[1]。外加現代的大眾文化已經占據了兒童生活的大部分空間,使得兒童慢慢失去了對周圍事物的敏感性。對于兒童而言,他們本應該接受“人文、情感、藝術”的融合教育,但現在卻已成為了一種所謂的“技藝”訓練,可貴的藝術想象已經被機械的模仿完全抹殺了,整個美術文化教育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技術的現象,這對于兒童的性格發展及成長都是有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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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指標背離深層次根源論文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寬松政策下經濟矛盾;經濟矛盾下深層次根源;建議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投資大幅增長與工業利潤下滑、資產價格攀升與物價萎縮、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不僅已遠高出今年年初制定的17%的目標、儲蓄率過高和消費者信心不足、新增信貸快速增長與中小企業融資不足、沒有大量流入和有效解決我國大多數中小企業融資壓力、國內有效消費不足、經濟結構調整是全球經濟危機深層原因之一、我國投資驅動型增長模式并沒有得到有效改善、二元經濟結構矛盾、長期陷入經營困境的民營制造業則陷入投資較冷局面、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注重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為減緩全球危機對我國宏觀經濟沖擊,政府出臺4萬億投資計劃,但我國經濟復蘇進程中出現經濟指標背離,引發了市場對當前經濟復蘇的擔憂,經濟指標背離現象隱藏的經濟深層次根源值得關注。

關鍵詞:經濟矛盾矛盾根源建議

1寬松政策下經濟矛盾

1.1投資大幅增長與工業利潤下滑

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去年下半年政府出臺了4萬億刺激計劃,從當前效果來看,我國投資拉動經濟效應逐步顯現,國內呈現旺盛的投資需求,但最能反映我國企業整體盈利水平的工業利潤卻出現大幅下滑。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91321億元,同比增長33.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7.2個百分點。與此形成對比的是,1-5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僅實現利潤8502億元,同比下降22.9%,表明當前經濟復蘇跡象更大程度上是政策性復蘇,而非市場自發性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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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理論對中國現實社會的背離

對于風險社會理論的一點質疑

風險社會理論的引進與研究,以及由此產生的應對日益嚴重的食品安全犯罪問題的新路徑,為我國刑法理論研究和刑事立法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但是,在欣喜之余,筆者認為仍然需要對此問題保持清醒的認識,因為也有學者已經明確提出了反對的意見,指出不能將-風險社會.作為刑法立法的社會真實背景根據"因為-風險社會.并不一定是社會的真實狀態,而是文化或治理的產物112]"風險社會理論的重要意義在于使人們開始重視各種類型的人為制造的風險,以此提高人類抵御新的風險的能力,但也有意或者無意地升級了風險對于社會類型轉變的作用程度,夸大了非傳統風險與傳統風險之間的差別"以此為基石建構的諸多理論模型,很有可能因為基礎的不穩定性在頃刻間毀于一旦,那么,我們此前所做的有關于此的一切努力也將會半途而廢,付諸東流"因此,如果意圖將風險社會理論作為立法根據的現實社會背景,必須對其進行正反兩方面的充分辨析和論證,在排除各種合理懷疑和反對意見,獲得更多支持和認可的基礎之上,才能被廣泛地作為各種具體政策和建議的現實依據"起初,國內刑法學界僅僅是對風險社會理論進行一般性的引進和介紹,但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以及我國各種安全問題的日益凸顯,學者們已經開始迫不及待地將此理論與我國現實社會的實際問題進行結合,從而提出新的應對策略"但是,作為西方世界的風險社會理論是否能夠直接拿來為我所用,又或者能否在我國發揮其理論指導意義,這些問題卻鮮有學者進行充分的論證"德國學者貝克在其代表作5風險社會6中是這樣剖析風險概念的:第一,風險首先是指介于安全與毀滅之間的一個特定中間階段;第二,風險意指充滿危險的未來,成為影響當前行為的重要因子;第三,風險既是客觀事實也是道德價值的體現;第四,風險是現代社會在安全機制層面有效控制與失效控制下的人為不確定性后果;第五,風險是知識領域高度專業化和潛在無知化的伴隨性產物;第六,風險既是本土的也是全球性的,具有時空壓縮的特性;第七,風險是通過社會文化感知的[I3]"雖然人們對于風險社會的內涵以及我國是否進入風險社會等問題依然存在著不同的認識,但仍熱衷于探討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環境風險、技術風險、經濟風險、政治風險等各種類型的風險問題正在逐漸增大、增多,且現有的社會理論并不能很好地解決上述問題"反之,從近年來頻發的環境污染事件、食品安全事件以及各種群體性事件來看,我國現實社會在此方面確實具備了風險社會的諸多基本特征,例如難以預料性、全球性、不可感知性等等,至少在理論上或者形式上,運用風險社會理論改造現有的社會規制體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正如貝克教授所明確指出的那樣,當代中國社會因巨大的社會變遷正步入風險社會[l.1,而筆者所理解的這句話的含義則恰恰是中國并未全面進入風險社會"風險社會的產生過程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如果傳統的社會風險占據威脅來源的大多數情況,那么此種社會類型就應當屬于與風險社會相對應的前工業社會;反之,如果是人造的、不確定性的風險已經超越了傳統的社會風險成為了公眾主要擔心的威脅來源,才可以認定風險社會的最終確立"如果以此作為絕對的劃分標準,毫不客氣地說,不僅僅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即使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明確地宣稱自己已經全面進入風險社會"如果風險社會真實存在于人類的某個歷史階段的話,那么最有可能的情形也許是:風險社會尚未到來"事實證明,風險社會理論無法對傳統安全的重要性問題形成沖擊,裁軍、去核化、政治談判等傳統安全領域的事務在當前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并沒有下降,只是環境、糧食、水源等問題受關注程度的上升似乎讓前者的重要性相對地下降了[1習"以2n年日本地震引發的核泄漏事故為例"這起嚴重的核泄漏事故無疑對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導致很多國家開始反思核能利用的安全性,重新衡量可預期的收益與存在的安全隱患之間的協調問題,以期能夠做出更好的更加科學的選擇"但就目前的情形來說,對于核能利用的取舍問題依然充滿了種種博弈,作為緩解全球能源危機的重要手段,在短期內對核能說不顯然是不現實的"在此問題上,雖然人類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相關制度的健全,核能利用的風險只會被控制在更為狹小的范圍之內,我們也有理由相信相同或者類似的災難將會越來越少"其實,當代社會并不是風險增加了,而是我們對風險的察覺和認知程度大大增加了,但是事實上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帶來的副作用和負面效應所釀成的風險可能己經有所降低"人們感知的風險的增多,是由于社會文化與個體心理的相互作用、共同建構的結果[]]"反之,當人類面對地震、海嘯等傳統的自然災害的時候,即使在科技發達的二十一世紀,也會同早期社會的人們一樣顯得相當的渺小和極度的無助"而后者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往往是非傳統風險難以相提并論的"聯合國切爾諾貝利論壇25年9月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截至25年,直接因核輻射死亡的人數將近5人"該報告還預計,大約4名曾在事故現場執行滅火和清理任務的工人可能死于與放射有關的癌癥、白血病等,另有生活在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5人因相同原因死亡"我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根據國務院抗震救災總指揮部授權的情況是:截至28年9月25日12時,墳川大地震已導致69227人遇難,374643人受傷,17923人失蹤"而24年印度尼西亞因地震引發的海嘯造成的死亡和失蹤人數達23萬之多"人為制造的風險可以通過人類自身的改善達到有效控制的目的,但傳統的來自于自然界的各種災害卻始終與人類社會的發展相伴相隨,無時無刻不威脅著世界各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時至今日,人類對于這些自然災害所能采取的積極措施卻十分有限,甚至作為傳統風險的戰爭災難也并沒有在人類社會中完全消失,一直變幻著不同的存在形式影響著許多國家的社會存在和發展進程"因此,非傳統風險構筑的風險社會理論并不具有普遍意義,也無法和各種類型的傳統風險在同一層次上進行比較研究,即便部分地存在于現實社會當中,也僅僅是處于萌芽階段而己,對于其發展狀態和發展趨勢尚無法準確地做出判斷或者預測"而中國社會的現實情況則更為復雜一些"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完成的5中國現代化報告二六6表明,中國目前是一個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知識社會并存的三元社會"這意味著,中國的社會轉型面臨著雙重壓力:一方面現代化還沒完成,一方面后現代的種種問題(如生態問題、環境問題)己相繼出現并限制著社會的發展=-7]"在此前提之下,筆者認為完成社會轉型的主要任務仍然在于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加速進行,而不是本末倒置地將重點轉移到應對各種后現代問題上"傳統風險與現代風險并存是轉型期中國社會最為顯著的特征,這種特征導致了我們在應對風險的時候必須在特定的情形下有所選擇,而選擇的根本標準就在于何種風險才是我國社會現實存在的主要矛盾"從根本意義上來說,風險社會并未在我國真正形成或確立,而只是在社會表面層次上出現了許多類似于后現代的風險問題而已,將較多的風險問題產生簡單地歸納為風險社會已經形成的結論并不具有現實性和科學性,而且容易導致理論研究的方向偏離中國社會的現實情況,最終被束之高閣,無人問津"中國社會之所以會出現疲于應對雙方(現代化和后現代化)的不利局面,關鍵在于現代化進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西方國家"而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我們又被迫常常接受不利于自身社會發展的各種限制性條件,在尚未完全達到具體標準和要求的情況下卻匆匆地融入了一體化進程當中,結果只能是步伐越走越快,但問題卻越積越多"因此,我們應當端正態度,盡量避免矯枉過正的心理,從本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認真審視經濟全球化和世界一體化給中國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從加強自身綜合國力的角度從容應對社會轉型期出現的各種問題"。

食品安全犯罪的現實選擇

刑法規范意義上的食品安全犯罪應當從兩個層次上予以界定:狹義的食品安全犯罪僅指我國刑法分則第三章第一節規定的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廣義上的食品安全犯罪除了上述兩個基本罪名以外,還應當包括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非法經營罪、食品安全監管濱職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等,也即屬于一個涉及食品安全問題的罪名集合概念"當然,廣義上的食品安全犯罪中雖然很多罪名并不具有明顯的專屬性,但仍然顯得較為全面一些,也更為符合司法實踐的現實"據此,筆者認為食品安全犯罪應當是指行為人在食品生產、加工、運輸、銷售、監管等各環節違反有關食品安全的相關法律法規,實施破壞國家食品安全監督管理秩序、侵害不特定消費者生命健康,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行為"為了適應社會新形勢的發展和人們對于食品安全問題提出的新要求,29年2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期盼已久的5食品安全法6,并于29年6月1日起開始實施"該法第九十九條第1款給食品安全下的定義是:食品安全,指食品無毒、無害,符合應當有的營養要求,對人體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對此,學者們普遍認為,食品安全的范圍要比食品衛生廣泛得多,食品安全除了食品衛生以外還包括食品質量、食品營養等要素118]"過去的食品衛生內涵已經不足以滿足人們對于食品功能的基本要求,即使是衛生的食品,也有可能是不安全的食品"從原來5食品衛生法6到現在的5食品安全法6,雖然只有兩字之差,卻反映了我國食品安全立法理念的重大變化,食品安全保護的范圍和力度進一步加大"而筆者認為,食品問題安全化之所以能夠成為現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風險社會理論的廣泛影響導致的安全價值在法律規范重視位階上的日益提升"當不斷推進的現代化將人類置于各種風險層出不窮的社會之中,我們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在公共危機的多樣性和現實資源的有限性之間如何進行抉擇"其中要遵循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對于那些對廣大的民眾構成-存在性威脅.的公共安全問題加以安全化,將其置于優先的解決議程"當然這就需要政府注重那些反映民眾訴求偏好的-言語行為.,最終制定相應的規范機制以來確保廣大民眾最為關切的公共安全利益的實現[l91"正如有的學者在安全問題上所指出的那樣,在人的安全中,個體安全是更為基本的安全,維護社會安全、公共安全和國家安全,解決地區、國家、國際和全球的各種傳統或非傳統安全問題,歸根到底要體現在保障個體安全、促進個體幸福[z]"人的安全是國家和社會安全的目的,而國家和社會的安全是人的安全的手段"食品安全問題作為公共危機中最為重要的一類,恰恰迎合了政府與民眾面臨選擇時的重合需求:一方面,食品安全問題如果再不及時給予有效地治理,無疑將會對未來的中國社會構成所謂的存在性威脅,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關心的首要社會問題;而政府將其作為優先解決目標,也可以將有限的公共資源進行整合,擺脫目前的選擇困境,并且能夠順利、及時地恢復廣大民眾對于政府的信任感"因此,食品問題安全化以后,進一步加深了公眾對于食品安全犯罪與風險刑法具有緊密聯系的潛在性認識,促進了刑法研究和刑事立法方向的順利轉變"但是,即使撇開本文第二段對于中國社會是否進入風險社會的質疑不談,單就食品安全犯罪的現實特征來看,是否與許多學者所設想的不確定的風險相匹配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吉登斯認為,現代社會的風險與其早期階段有所不同,主要是由于人為的不確定性帶來的問題"這種不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這種不確定性是人類對社會條件和自然干預的結果,雖然在某些領域和生活方式中,現代性降低了總的風險性,但同時也導入了以前知之甚少或全然無知的新的風險參量:二是其發生以及影響更加無法預測,無法用舊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同時它們也不符合啟蒙運動開列的知識越多控制越強的藥方;三是其中后果嚴重的風險可能是全球性的,會涉及到全球每一個人,甚至人類整體的存在[2.]"這種非傳統的風險類型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從電子病毒、核輻射到交通事故,從金融危機、環境污染到犯罪率攀升等,當然也包括最具代表性的食品安全問題"食品安全犯罪是食品安全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是最為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依照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狹義的食品安全犯罪應當屬于經濟犯罪,這是從主觀方面的犯罪目的進行歸類的;現在也有很多學者主張將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或身體健康作為此類犯罪的主要客體,而將其前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當中,以突出食品安全犯罪所侵害的社會法益類型"但不管刑法如何界定食品安全犯罪的性質,都不能改變其現實中的實際行為模式和危害結果形態"從我國近年來發生的重大食品安全犯罪案例分析可以看出,食品安全犯罪與科學技術的不受限制的推進可能并未如某些學者所想象的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以211年發生在沈陽市的毒豆芽案件為例,行為人采用尿素、恩諾沙星、6一節氨基腺嚓吟、無根劑等國家明令禁止的違法添加劑大量生產供人食用的豆芽菜,并販賣給各地的農貿市場進行銷售,從中謀取巨額的經濟利潤"經過權威部門對豆芽菜進行檢驗證實,其中尿素用量超標27倍"如果人食用了這種豆芽以后,會在身體內產生亞硝酸鹽,長期食用可致癌"但行為人被抓獲以后卻不以為然,覺得大家都這么做,憑什么抓我?此類案件中,確定不安全食品的毒害性在我國現有的科技條件下絕非難事,而行為人以其不明知作為脫罪的理由可能也很難成立,因為即便沒有專業知識的背景,根據常識也可以做出人不能夠食用尿素的判斷"而最有可能解釋此類犯罪行為日益猖撅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利欲熏心導致的道德淪喪"科學技術的推進為犯罪分子提供了新的犯罪途徑和手段確屬事實,但這種因素的影響并非捉摸不定或不可避免,對于有害食品的判斷大部分可以得出非常明確的結論,而例如轉基因食品等真正與科技發展相伴相隨的一些社會問題,并不是食品安全犯罪所要研究的對象"因此,就目前我國所發生的食品安全犯罪的具體情形來看,并不屬于具有明顯風險社會特征的犯罪類型,一定程度上的手段或者說工具的進化并不等于結果的不可預測性,沒有理由將其作為風險刑法的改革對象進行過多的規范設計,對于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為仍然需要進行事后的判斷來確定危險的有無問題,我們現在打擊的重點還是集中在于那些很明顯的逐利行為方面"也就是說,在我國談及有害食品對于社會的危害時仍然應當將其歸屬于傳統的人為禍害,不宜將其科技化或者非傳統化,從根本上來說,這種犯罪類型是可以預防的,也是可以治理的"風險刑法難掩將刑法工具化的客觀事實,我們不能為了達成社會維持的既定目標而扭曲刑法的基本屬性,使其擔負起本不應當承受的繁瑣任務,更不應當為了附和種種貼有現代性標簽的外來理論,就以此為依據主張重新解讀甚至顛覆固有的刑法基本原則以及我國的刑事立法理論"也許,風險社會理論給予人類最大的啟示在于,今天人類所面臨的巨大風險也是人類集體努力的副產品,因此需要人類在連帶主義基礎上的集體分擔,而以責任(刑罰)個別化為顯著標志的刑法絕非防御或者控制風險的最佳手段"在風險社會,刑法仍然只能擔當最后法(Ult如aratio)的角色,而這一角色仍然只能建立在保障人權和弘揚法治的價值基礎之上"欲以刑法為急先鋒以抗制風險,非但不能保衛社會、實現社會保護的功能,反而會犧牲社會及其成員的權益、喪失人權保障的功能,因此,刑法乃至刑事政策本身的風險也是我們時刻必須警惕的"IlJ從本國的實際情況出發,立足于具體社會問題的解決,堅守法律公平正義的基本理念,進行獨創性的研究和探索,可能才是我國刑法理論研究的真正出路"。

本文作者:陳燁工作單位:武漢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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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務人民為榮 以背離人民為恥發言稿

總書記在社會主義榮辱觀中提到“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這是新形勢下,黨中央對為人民服務精神的再發揚再倡導。它首先明確了做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問題。只有為人民服務、不謀私利、舍已為人的世界觀是崇高的,人生觀是正確的,價值觀是偉大的。反之,背離人民、自私自利、舍人為己的世界觀是低下的,人生觀是錯誤的,價值觀是渺小的。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光榮傳統的民族。以服務他人、服務大家、服務人民為已任的光榮傳統在古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國憂民思想中就有所體現。回顧我們黨的歷史,中央領導集體都十分強調并自覺地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這一本質特征。同志說: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這是同志在《為人民服務》這篇著作中的精辟論述。而鄧小平同志則賦予“為人民服務”新的內容,簡要地概括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以人民利益作為每一個黨員的最高準繩”。同志也指出:“須始終把體現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利益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新形勢下,總書記對“為人民服務”作了進一步闡發,他指出:“群眾利益無小事。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和實際困難的事情,再小也要竭盡全力去辦。”如今,同志又提出要“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這既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又體現著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為人民服務作為公民道德建設的核心,是社會主義道德區別和優越于其它社會形態道德的顯著標志。它不僅是對共產黨員和領導干部的要求,也是對廣大群眾的要求。它也應當是在新形勢下廣大干部群眾的最高行動綱領,要把它付諸于實踐,每個公民就應該不論社會分工如何、能力大小,都要在本職崗位,通過不同形式做到為人民服務。

“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的思想,作為我們新時期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被實踐證明的真理。“以服務人民為榮”,要求我們堅持以民為本,將為人民服務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為人民服務,不僅是光榮的,而且是有作為、有價值的;反之,不能服務人民,背離人民,不僅是恥辱,而且是無作為、沒有價值可言。一個人要想有作為,必須有為人民服務的好行為。只有做到“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人生才能有價值,對于共產黨員來說,“服務人民”本身就是黨性的鮮明體現。像張思德那樣,在工作中不講價錢,只要是革命工作需要,燒木炭也是為人民服務,燒木炭犧牲也光榮;像雷鋒那樣,黨叫干啥就干啥,做顆“螺絲釘”都可以,并立志也踐行了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焦裕祿、孔繁森、牛玉儒、任長霞、楊業功、王順友等人,不管是不是領導干部還是普通郵遞員,不管是在內地還是在邊疆,不管是從事哪種工作,也不管自己的權力大小,都把自己的事業當作是為人民服務的崗位和工具,將自己融化到為人民服務的偉大事業中去。只有像他們那樣活過、活著才有最高的價值,才能受到黨和人民群眾的信賴與敬仰,才能成為世人的楷模。可是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有些人卻忘了“為人民服務”的這個根本,凡事惟利是圖,認錢不認人,把“為人民服務”變成為“為人民幣服務”。像現在媒體上經常給予曝光的學校的亂收費、醫院索要紅包、服務行業的霸王條款等問題,實質都是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根本要求;也有諸如成克杰、胡長青、韓桂芝、李真這樣的一些少數黨員領導干部,他們手中拿著人民給予的權力,卻置人民利益于不顧,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欲,視黨性原則、法律、規章、人民利益于不顧,見利忘義、貪贓枉法、行賄受賄,最終背離黨和人民,為人民所唾棄。

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為人民服務不僅是光榮的,而且是一種幸福;背離人民不僅是恥辱的,而且是一種禍害。是光榮和幸福的事,人民當然都會擁護和歡迎的;而對是恥辱和禍害的事,人民也必然會進行斥責和反對的。曾形象生動的講述過黨和人民之間的關系,他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離開了人民,就好比種子離開了土地。這看似通俗的語言,卻告訴了我們一個真理:不管做什么,要情系人民,服務社會;如果脫離了人民,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人只有為人民活著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人不是只擁有了金錢財富和依靠物質享受才有意義,而是要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為人民服務、多做好事實事,才能真正有意義、有價值。只有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人的價值才能真正體現,也就才能真正受到人民的首肯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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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務人民為榮 以背離人民為恥發言稿

總書記在社會主義榮辱觀中提到“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這是新形勢下,黨中央對為人民服務精神的再發揚再倡導。它首先明確了做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問題。只有為人民服務、不謀私利、舍已為人的世界觀是崇高的,人生觀是正確的,價值觀是偉大的。反之,背離人民、自私自利、舍人為己的世界觀是低下的,人生觀是錯誤的,價值觀是渺小的。

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光榮傳統的民族。以服務他人、服務大家、服務人民為已任的光榮傳統在古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國憂民思想中就有所體現。回顧我們黨的歷史,中央領導集體都十分強調并自覺地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這一本質特征。同志說: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這是同志在《為人民服務》這篇著作中的精辟論述。而鄧小平同志則賦予“為人民服務”新的內容,簡要地概括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以人民利益作為每一個黨員的最高準繩”。原創:同志也指出:“須始終把體現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利益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新形勢下,總書記對“為人民服務”作了進一步闡發,他指出:“群眾利益無小事。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和實際困難的事情,再小也要竭盡全力去辦。”如今,同志又提出要“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這既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又體現著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為人民服務作為公民道德建設的核心,是社會主義道德區別和優越于其它社會形態道德的顯著標志。它不僅是對共產黨員和領導干部的要求,也是對廣大群眾的要求。它也應當是在新形勢下廣大干部群眾的最高行動綱領,要把它付諸于實踐,每個公民就應該不論社會分工如何、能力大小,都要在本職崗位,通過不同形式做到為人民服務。

“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的思想,作為我們新時期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被實踐證明的真理。“以服務人民為榮”,要求我們堅持以民為本,將為人民服務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為人民服務,不僅是光榮的,而且是有作為、有價值的;反之,不能服務人民,背離人民,不僅是恥辱,而且是無作為、沒有價值可言。一個人要想有作為,必須有為人民服務的好行為。只有做到“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人生才能有價值,對于共產黨員來說,“服務人民”本身就是黨性的鮮明體現。像張思德那樣,在工作中不講價錢,只要是革命工作需要,燒木炭也是為人民服務,燒木炭犧牲也光榮;像雷鋒那樣,黨叫干啥就干啥,做顆“螺絲釘”都可以,并立志也踐行了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焦裕祿、孔繁森、牛玉儒、任長霞、楊業功、王順友等人,不管是不是領導干部還是普通郵遞員,不管是在內地還是在邊疆,不管是從事哪種工作,也不管自己的權力大小,都把自己的事業當作是為人民服務的崗位和工具,將自己融化到為人民服務的偉大事業中去。只有像他們那樣活過、活著才有最高的價值,才能受到黨和人民群眾的信賴與敬仰,才能成為世人的楷模。可是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有些人卻忘了“為人民服務”的這個根本,凡事惟利是圖,認錢不認人,把“為人民服務”變成為“為人民幣服務”。像現在媒體上經常給予曝光的學校的亂收費、醫院索要紅包、服務行業的霸王條款等問題,實質都是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根本要求;也有諸如成克杰、胡長青、韓桂芝、李真這樣的一些少數黨員領導干部,他們手中拿著人民給予的權力,卻置人民利益于不顧,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欲,視黨性原則、法律、規章、人民利益于不顧,見利忘義、貪贓枉法、行賄受賄,最終背離黨和人民,為人民所唾棄。

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為人民服務不僅是光榮的,而且是一種幸福;背離人民不僅是恥辱的,而且是一種禍害。是光榮和幸福的事,人民當然都會擁護和歡迎的;而對是恥辱和禍害的事,人民也必然會進行斥責和反對的。曾形象生動的講述過黨和人民之間的關系,他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離開了人民,就好比種子離開了土地。這看似通俗的語言,卻告訴了我們一個真理:不管做什么,要情系人民,服務社會;如果脫離了人民,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人只有為人民活著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人不是只擁有了金錢財富和依靠物質享受才有意義,而是要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為人民服務、多做好事實事,才能真正有意義、有價值。只有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人的價值才能真正體現,也就才能真正受到人民的首肯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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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的知和行的背離體現及措施

“知”,即管理理念;“行”,即執行實踐。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的過程,是一個“知行統一”和“知行合一”的過程。但是在實踐中,理念與執行不能完美結合,因“知”與“行”的背離而導致的問題普遍存在。

一、企業管理“知與行”的背離表現及問題

(一)理念和行為缺乏,不知不行

“不知不行”,主要指對先進的經營管理理念缺乏認識,現代化的經營管理信息掌握不當,導致相應的經營管理行為缺失。一是“競爭”意識淡薄,缺少危機感。在基層,一些管理層面人員在社會競爭與同行業之間的競爭中,并沒有產生緊迫感,這是一種缺乏競爭與自我競爭的表現。只看眼前利益,不具備危機意識。二是員工對企業的責任意識及使命感欠缺,缺乏理念,更缺乏執行的積極性,更不會用辯證的方法去解決管理中存在的問題。理念與行為缺乏,當然無法實現“知行合一”,是“知”與“行”背離的最嚴重表現。

(二)執行力不強,知而不行

知而不行,指一些管理者,具有一定的管理理念,但缺乏具體的行為跟進,想的多、說的多,沒有行為落實或沒法行為落實,提出一些驚人的標語口號,或者引入一些新潮的經營理念,但缺乏相應的行為措施,只有心動沒有行動,使企業經營管理流于形式主義。太多的標語口號、形式主義、高談闊論,是企業管理不善的一個主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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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務人民為榮 以背離人民為恥-二論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

同志關于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講話,鮮明地提出:“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這對我們全體共產黨員包括各級黨員領導干部,提出了一個重要課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加強思想作風修養,如何加強道德修養,去堅持黨的宗旨,去為人民服務,做人民滿意的好黨員、好干部。

我們黨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縱覽黨近八十五年的奮斗史,就是一部為人民獻身、為人民服務的光榮史。“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這是我們黨優良傳統的生動體現。一代代的共產黨人,堅守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無論職務高低都是人民勤務員”的信念,錘煉黨性,指導行動。戰爭年代,奮不顧身,舍生忘死;建設和改革年代,公而忘私,竭誠為群眾謀利益。正因為如此,我們黨才贏得了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擁護。每一個共產黨員、黨的干部,千萬不能丟掉這個優良傳統,而應該愛護它,珍惜它,發揚它,光大它,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

堅持“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對于共產黨員來說,本身就是黨性的鮮明體現。是同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同認真學習、遵守、貫徹、維護黨章,同自覺踐行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把“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作為黨性修養必修課,作為道德修養必修課,自覺把“官職”視為為人民服務的崗位,把“權力”當做為人民服務的工具,把群眾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行動準則。特別是把對人民群眾真摯、深厚的感情,融化到所從事的工作中去,時刻把他們的冷暖掛在心上,一切為了人民,一切向人民負責,切實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怎樣做到“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怎樣在全社會形成這樣的良好風氣?需要帶動,需要榜樣,需要促進。在這方面,我們共產黨員和廣大黨員干部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的同志首先要身體力行,自覺做為人民服務的好模范。一事當前,先為人民群眾著想;任何時候,都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擺到高于一切的位置,自覺自愿地服務人民,奉獻人民。同時還要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勇于同一切背離人民、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行為作斗爭。

“我要為眾人,營私以為羞”。同志的佳句正氣浩然,激濁揚清。我們共產黨員、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只要知榮明恥,牢記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能影響和帶動廣大群眾,尤其是影響和帶動廣大青少年,奉獻社會,熱愛人民,關愛他人,抵制和消除損人利己的不良現象,營造出一個“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的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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