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范文10篇

《宋書》記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字佛貍”[1]，《南齊書》亦作“字佛貍”[2]，南朝史籍中逕以佛貍稱他的例子很多，茲不贅舉。《魏書》卷三《太宗紀》泰常七年：“夏四月甲戌，封皇子燾為泰平王，燾，字佛釐。”[3]但是今本《魏書》的《太宗紀》并非魏收舊文，宋人即已指出可能是以隋代魏澹的本子補入的。《隋書》說魏澹所撰魏史，“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魏澹自稱“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4]魏收《魏書》應當是不寫拓跋燾的字的，魏澹的依據要么來自原拓跋集團的某種歷史記憶，要么就是直接借鑒了江左史書，只不過改明顯有貶辱色彩的貍為釐而已。南朝史書一方面說拓跋燾字佛貍，另一方面在各個用例中，不稱燾而稱佛貍，即稱字不稱名，表面上看，這與當時以稱字為敬的習慣是有一點點牴牾的。事實上這里所謂的“字”，并非華夏傳統意義上的表字。北族本無取字之俗，“佛貍”、“佛釐”為字更是與“燾”毫不相關。正如姚薇元先生早就指出的，《宋書》和《南齊書》所記錄的拓跋集團姓氏名字中所謂的字，其實都是他們的鮮卑本名。[5]因此，佛貍或佛釐并不是拓跋燾的字，而是他的鮮卑本名的漢文音譯。

值得注意的是，《宋書》中有幾處涉及這個名字時，也有作“佛貍伐”和“貍伐”的。卷九五《索虜傳》記拓跋燾進兵瓜步，宋文帝“乘輿數幸石頭及莫府山，觀望形勢，購能斬佛貍伐頭者，封八千戶開國縣公，賞布絹各萬匹，金銀各百斤”。[6]卷七四《臧質傳》記臧質與圍困盱眙的北魏眾軍（“虜眾”）書曰：“示詔虜中諸士庶：貍伐見與書如別，爾等正朔之民，何為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7]臧質的信還附有兩份文件（即所謂“如別”），一是“臺格”，指宋文帝所下的購募“能斬佛貍伐頭者”的賞格；一是“貍伐見與書”，指太武帝給臧質的信，信中表示圍攻盱眙的魏軍其實并非鮮卑，而是丁零、胡、氐、羌，他不在乎這些軍隊的死活云云。卷九五卷末的“史臣曰”，也提到“貍伐”：“至于貍伐纂偽，彌扇兇威，英圖武略，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鷙勇，檀石之驍強，不能及也。”[8]臧質的信和《宋書》“史臣曰”的“貍伐”，應當都是佛貍伐的省略形式，如同檀石槐被省略成檀石一樣。但是這種省略反而證明了“伐”字的存在。這就證明，拓跋燾鮮卑本名的全稱應當是佛貍伐，佛貍與貍伐都是省稱。《資治通鑒》載臧質信及臺格條文，把佛貍伐和貍伐都改作“佛貍”，看來是不相信其全稱為佛貍伐，也不相信佛貍和貍伐只是省稱。[9]

從中古北族特別是鮮卑諸部政治名號的基本構造的角度來看，佛貍伐才是一個結構完整的名號，它包含了官號與官稱兩個部分：佛貍是官號，伐是官稱。佛貍的語源我們將在后面討論，這里我們先說“伐”。根據林安慶把拓跋的語源解析為[to:gbeg]的成功經驗[10]，我們還進一步發現，bäg或beg是魏晉時期鮮卑諸部使用最為廣泛的政治名號，而且總是作為一組名號中的最后一部分，即結構和功能意義上的官稱來使用，比如拓跋、乞伏、乙弗、禿發等等，在拓跋集團的個人姓氏或名字中，bäg或beg的使用更是極為頻繁，如拔拔氏（長孫氏）、他駱拔氏（駱氏）、俟力伐氏（鮑氏）、柯拔氏（柯氏）、黜弗氏、斛拔氏（賀拔氏）等等，北朝常用同音或音近的多個漢字，如跋、拔、發、弗、馛、伏、伐等等，來音譯bäg或beg這一北族詞匯。[11]正如我們已經分析過的，這些北族姓氏來源于部族稱號，部族稱號來源于部族首領的個人名稱，而部族首領的個人名稱又來源于他的政治名號。因此，北族姓氏、部族名稱、部族首領的名稱和部族首領的政治名號四者之間，有非常緊密、深刻的聯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強調要充分重視中古北族重要政治人物的名號資料。在佛貍伐這一個案中，也不能以普通的個人取名來看待佛貍伐，而要把它看成某種政治名號，而且這個名號的結構本身也使我們認識到它與中古北族名號的一致性。

佛貍伐應當是太武帝在當皇帝以前的名號，這個名號中的伐（bäg）是官稱，即使已經不是具體的官職，也必含有高貴、主人等意義，是通稱意義上的官稱。佛貍伐既然符合中古北族政治名號“官號加官稱”的結構模式，那么行用時省略官稱部分而只呼官號部分，就是比較自然的事情。這也許可以解釋《宋書》和《南齊書》在正式介紹拓跋燾的名、字時，要說“字佛貍”，而不說“字佛貍伐”。大概在北方，當拓跋燾繼位之前，人們如果用鮮卑語稱呼他，正式場合應當稱佛貍（釐）伐，非正式場合稱佛貍（釐），這也是我們為什么要一再強調官號比官稱更能代表一個人的Identity的原因。劉宋君臣從零星的北方情報中得知拓跋燾被呼為佛貍和佛貍伐，所以反映在他們的文書中也就比較混亂。有趣的是，臧質會在信中把佛貍伐省稱為貍伐（沈約在《宋書》的史論中亦循此例），說明他完全不理解佛貍伐一名的意義和結構，而是像理解華夏姓名那樣但取后兩個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懷疑魏澹書所謂“字佛釐”，是源自南朝史書[12]。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佛貍”或“佛釐”的語源（etymology）問題。胡三省說：“佛，音弼。”[13]根據蒲立本（EdwinG.Pulleyblank）所擬的早期中古音，佛音but，與附、符等字的音值非常接近。[14]由此我們知道，“佛貍”或“佛釐”很可能對應的是阿爾泰語系的“狼”，即突厥語文獻中的böri一詞。böri見于闕特勤碑東面第12行和毗伽可汗碑北面第13行，兩處都是形容骨咄祿初起兵時突厥士兵勇猛善戰，böriteg，“如狼一樣”。[15]克勞森（SirGerardClauson）《十三世紀以前突厥語語源辭典》（AnEtymologicalDictionaryofPre-Thirteenth-CenturyTurkish），收有böri一詞。[16]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Kashgari）的《突厥語大辭典》（DīwāLuγātat-Turk），收有一條突厥諺語“狼不吃鄰居”，其中的名詞“狼”就是böri（buriy）。[17]第一個把鄂爾渾碑銘中的böri與中國史籍中的“附離”對應起來的學者，是法國的沙畹（EdouardChavannes）。[18]其后美國學者卜弼德（PeterB.Boodberg）在他的《胡天漢月方諸》系列學術札記中，還對中國史籍中böri一詞的各種音譯作了系統的研究，指出從匈奴、烏孫到突厥，böri一詞曾被廣泛使用，因此böri不僅僅是一個突厥語詞匯，還是內亞及中亞許多民族語言中共有的詞匯。[19]

在《胡天漢月方諸》中，卜弼德指出《漢書》記烏孫史事，有“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為弟日貳所殺”的記載，拊離即böri之音譯。[20]如果卜弼德的意見是正確的，那么這個拊離就是文獻上游牧民族首領以狼（böri）為名的最早例證。卜弼德還依據明代張溥所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所收曹丕《典論》論漢武帝之文（案該文最早見于《藝文類聚》[21]），有“刈單于之旗，剿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的句子，其中“符離”即烏孫之拊離，突厥之附離（böri）。《典論》所說的“符離”，其出典應當是《史記》所記衛青“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22]對蒲泥和符離的解釋，《索隱》引晉灼曰：“二王號。”又引崔浩曰：“漠北塞名。”晉灼的依據是《史記》提到“匈奴符離王”[23]，或因此推及另有蒲泥王。崔浩的依據是《漢書》記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闕，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24]無論是作為漠北地名還是作為匈奴王號，卜弼德把這個符離與突厥附離（böri）進行比定，可說是非常敏銳和富于啟發的。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①2010年4月，筆者與導師去西北考察，由西安至洛陽，從洛陽至陜西，由陜西往山西，從山西至甘肅，徜徉于豐富的文化遺存而流連忘返，麥積山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國西北部，位于甘肅省天水市東南約45公里處有一座小山峰，由于其形狀酷似農民堆積的麥垛，故得名“麥積山”。麥積山從后秦時開始被開鑿，歷經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歷史沿革，不斷被修繕，小小的山體一共被開鑿了190多個洞窟，洞窟中有7200多件造像。這些塑像有的輕柔婉約，有的華麗端莊，有的俏皮可人，因而麥積山被雕塑家劉開渠譽為“東方雕塑陳列館”。麥積山這些輝煌的塑像不僅是我們民族文化智慧的形象化結晶，也是世界藝術百花園中的一朵奇葩。

麥積山以驚人的包容力量容納了各個朝代的藝術風格。北魏是一個承前啟后的時代，其造像具有秀骨清像、長腿細腰的藝術風格，既不同于后秦的古樸神秘、高鼻深目，也不同于西魏的清癯秀美，更不同于唐代的豐滿圓潤、富麗堂皇和宋代的秀麗纖巧。走進麥積山，筆者看到由紅色泥質堆積起來的“小麥垛”，感知到這兒清苦的守山者，他們祖祖輩輩在這里穿行、生存，又靠著這特質的紅泥，將其一把把地揉捏堆塑成一尊尊活生生的塑像。“如果說云岡石窟和龍門石窟是以質樸或圓潤的石雕為佛命名，敦煌石窟是以大量壁畫中豐富多彩的顏色為佛命名的話，那么麥積山石窟就是以一把把細小而偉大的紅泥為佛命名的。”

當筆者站在127號窟北魏脅侍菩薩像前，注視著她時，發現她長眉細目，鼻梁挺秀，笑口微開，頭戴寶冠，頭發垂至肩臂，半袒著項飾，右手將自然落于身上的披帛輕輕地挽起，左手抬起外伸，微笑佇立在那里。這尊美麗微笑的菩薩面容秀美，體態優雅，整尊塑像面部神情變化微妙，形象極其生動，其身體傾成S狀，衣服隨著身體自然擺動，輕柔飄逸。其如果不是立于佛窟中，我們很難說這是用泥塑成的菩薩，其溫柔秀美的神態使其宛若真實的美麗少女，其甜甜地微笑，似乎要和筆者交流，為筆者解答疑惑。這就是一尊北魏時期的塑像，形神兼備，精妙絕倫。筆者認為，只有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人們才能造出這種秀骨清像的鮮活塑像。

當時的北魏正處在南北交融、東西并匯的分裂動蕩的社會環境中，佛學和老莊玄學思想被人們視為精神支柱，人們追求任誕放達的生活和超然物外的精神，清談玄學之風彌漫，其美學思想和審美傾向使然，“初發芙蓉”代之“錯彩鏤金”，②而成為人們追求的更高的美之境界。與此同時，北魏政權的漢化政策也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當時的中華大地正是由講究玄學的士大夫引領著文化的走向，因此麥積山秀骨清像的人物風格也就呼之欲出了。北魏的統治階級極力想融入漢文化之中，他們自然會運用中國本土固有的傳統塑法和畫法來塑造這一本是外來的內容，力求現實和富有人性，追求簡潔、樸實、生動傳神。因此很多北魏造像都表現出人物內心微妙的感情變化，更像是現實中的人而不像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

北魏朝的人口大遷徙，使得一批批工匠們來到這里，塑造自己心中溫柔和善的神。因為麥積山屬砂礫巖的山體，泥土松軟，塑像不易保存，所以工匠們結合生活常識，將雞蛋清、泥土、麥穗、石子按比例調配，在木胎、石胎上捏塑一尊尊美麗、永恒的塑像，讓它們至今屹立在那里，成為歷史的見證者。數以千計的與真人大小相仿的塑像極富有生動情趣。工匠們為了讓佛顯得更加貼近生活、更加親切，故選擇生活中的民間少女為模特。同時佛也是人們美好愿望的化身，所以大多數的塑像都是彎眉細目。如，127窟的脅侍菩薩像與165號窟的供養人像和菩薩像都是眼角上翹，身材窈窕，俏麗秀潤，個性鮮明，是對當時女性的真實寫照。這里不論是佛祖還是菩薩、供養人，幾乎都是眼角、嘴巴微微上翹，表現了一種對生活的積極樂觀的態度，暗含著對當時恐怖現實的藐視、對人生榮辱的淡忘和超脫世俗的瀟灑與輕松。就連在佛窟中經常出現的釋迦牟尼的弟子阿難和迦葉的塑像在這里也是如此。阿難健康聰明，博聞強記。133號窟的阿難像表情祥和，面帶微笑，身材短小，看起來顯然就是一個聰明活潑、稚氣尚存的清純少年，散發著惹人喜愛的氣息。同樣，迦葉也是釋迦牟尼的弟子，很受佛的尊重。很多石窟中的迦葉塑像都是苦行僧的模樣。如，87號窟的迦葉塑像額頭寬大，鷹鼻、瘦臉、高顴骨、大口，長眉深目，神態安詳，雖飽經滄桑，持戒苦行的模樣十分真實，但是其嘴角仍微微上翹，張口似乎在說什么，顯然一副外域僧人的模樣。最后看121號窟的一對脅侍菩薩像：右邊的菩薩梳高髻，著長衣，身子微向側傾；左側的菩薩梳螺旋高髻，雙手合十，外表樸實簡練。兩位菩薩緊緊相依，面帶笑容，形象清麗，神色虔誠，表現出聽法時的喜悅，兩個人會心交談，生動親切。由此看出，麥積山塑像可謂是真、善、美的結合，慈愛的載體，其清秀美麗、素雅端莊、微笑視人的人性化形象，亦成為麥積山北魏造像共有的視覺特征。

“宗教的標準在人間不在天上”，將心沉下，靜觀這些佛像，或聆聽或側耳，一切皆自行生發，聚于此地，昭示著佛的寬容、慈善、博大與永恒。考察有期，然而這些塑像留給筆者心靈的感悟卻永駐。當人們置身于當代藝術的現場，面對多元的都市景觀，是否也需要沉淀出一份博大精深的底蘊呢。

【內容提要】北魏內河航運的發展首先得力于造船業的發展，北魏造船業的發展和北魏早期與中原地區的交往有著頗多的關系，而且隨著北魏的向南發展逐漸發達。為了水路的暢通，北魏時期還對以黃河為主的水運通道進行了疏通。北魏的內河航運雖然說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后得到真正的大發展，但在孝文帝之前，即達到一定的規模。漕運糧食等戰略物資到洛陽以及南方前線是此后內河航運的重要內容。黃河水運的開通是保證北魏政權興盛的重要方面。

【關鍵詞】北魏；內河；航運

中圖分類號：K239.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5957(2001)03-00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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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游牧民族過渡到農耕民族，是鮮卑族拓跋部歷史上的重大變化。而其所建立的北魏政權之所以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筆，是因為這一民族在由游牧民族過渡到農耕民族的歷史過程中，充分吸收漢族文化的精髓，使該民族的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北魏的內河航運所表現出來的發展勢頭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本文中我們將對北魏時期內河航運發展的相關問題作一論述。

一迅速發展的造船業

、太平真君四年末政變的真象

《魏書·世祖紀》：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甲子日，詔曰：

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二十年矣。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謝，授子任賢，所以休息，優隆功臣，式圖長久，蓋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諸朕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主者明為科制，以稱朕心。

從這道冠冕堂皇的詔書中，難以看出事件發生的真象，研究者或將此次事件納入拓跋皇權成長這一長期歷史過程加以思考，認為這標志避免鮮卑貴族干擾皇位繼承的“太子監國”制度的確立[1]。南方傳聞卻將這次事件視為皇太子拓跋晃斗爭的結果。《南齊書·魏虜傳》稱：：

宋元嘉中，偽太子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貍夢其祖父并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貍驚覺，下偽詔曰：“王者大業，纂承為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已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后上聞。

同一說法在《高僧傳》卷11《釋玄高傳》中有更為詳細的記敘：“時魏虜拓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杜超請高同還偽都。既達平城，大流禪化。偽太子事高為師，晃一時被讒，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群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詰。燾于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時崔浩、寇天師先得寵于燾，恐晃纂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跡稍形，若不誅除，以為巨害。’燾遂納之，勃然大怒，即日收高。……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既德次于高，亦被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縶。其月十五日就禍，卒于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三。是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細繹史實，南方傳聞實不可信，而事情真象亦遠非是確立“太子監國”制度可以全部解釋。據《世祖紀》，命皇太子監國的詔書是在拓跋燾率軍北征柔然南返至朔方還未來得及回到平城時匆匆的，這應是面臨嚴重政治危機時的重大舉措，和拓跋燾與拓跋晃的矛盾并無關系，而且在這次事件中拓跋晃與崔浩實為同盟而非政敵。

[摘要]北魏的畜牧業特別是國營畜牧業，在我國畜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生產技術水平相當之高，這在《齊民要術》中得到反映，其中又以《養羊篇》所載的成就為最高，給后世養羊業的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分析了北魏農牧結構的變動，農牧業的此消彼長的原因，并且還就這一時期以畜牧業為主的生產方式對諸如水土保持等有關生態方面的積極影響，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北魏畜牧業齊民要術農牧結構

北魏是繼十六國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統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國歷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由鮮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歷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為東魏和西魏截止，共經歷一百四十九年。其間通過不斷對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劉宋政權的掠奪進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黃河流域的統一，從而結束了一百多年來北方分裂割據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東部，東北至遼河，南至江淮，達到鼎盛時期。作為一個由游牧的鮮卑族建立起來的國家，北魏的畜牧業生產相當繁榮，在我國畜牧史占有顯著的地位。探討這一時期的畜牧業的發生發展、生產水平、結構變動及產生的影響，是一項頗有價值的工作。本文將就此略作說明，不妥之處，敬請指正。

一、北魏畜牧業的發展

來自北方草原的鮮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還處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1]的原始游牧社會，從事著單一的游牧經濟。掠奪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產方式，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產品以維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時加快了對周邊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討，并取得了節節勝利。戰爭掠奪已然成為獲取財富的重要手段。據初步統計，從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統一這五、六十年間，共發生針對別的部族的掠奪戰爭不下十五起，而且規模是越來越大[2]。戰爭不但使得其軍事實力不斷增強，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業經濟取得了很大發展，為后來的統一北方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獲戎馬500萬匹，呈現出畜牧車廬，彌漫山谷的景象。這一時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奪在北魏的畜牧業生產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為了安置這些掠奪而來的馬牛羊等戰利品，同時也為了頻繁而又長期的統一戰爭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區一百多年來長期處于戰亂分裂的局面，人煙稀少，土地荒蕪，于是在北魏畜牧業中占有極為重要地位和影響的國營牧場便應運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國營牧場

一、代北地域

代北地域是北魏王朝的發跡地，也是北魏農田水利基本配置最早舉行的地域。北魏的農田水利配置開始于鮮卑族由游牧生存向定居生存變化之時，拓跋珪登國元年，“仲春，幸定襄之盛樂。息眾課農。”所謂的“息眾課農”也即是拓跋部落由游牧經濟向農業經濟變化的歷程，其間為生長農業生產一定要舉行農田水利配置。登國九年，拓跋珪“使東平公元儀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棝楊塞外。”〔1〕拓跋珪“命（元儀）督屯田于河北，自五原至棝楊塞外，分農稼，大得民心。”〔2〕從五原沿黃河到棝楊塞遍布屯田者，可以想見這里一定會引用黃河之水灌溉農田。《水經注》卷三《河水注》紀錄這一帶的黃河時云：“河水又東逕稒陽城南。”“又東過臨沃縣南。……河水又東，枝津出焉。河水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河水又東逕稒陽縣故城南。”這一帶是克日的河套地域，黃河的支流密布，有石門水流過，又有枝津水，“水上承大河于臨沃縣，東流七十里，北溉田南北二十里，注于河。”蛛網式的河流使農田水利配置能夠迅速而普各處開展起來。水利灌溉奇跡的生長，使農業生產喜獲豐收，以至于鮮卑族的另一個部落首領慕容垂在登國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寶來寇五原，造舟收谷”，后被打敗。這一帶也因此成為北魏的糧倉，皇始二年四月，拓跋珪在與慕容寶征戰時，“帝以軍糧未集，乃詔征東上將軍東平公元儀罷鄴圍，徙屯巨鹿，集租楊城。”可見楊城周圍地域是北魏重要的產糧區，也是農田水利配置比力發達的地域。到了天興元年仲春，拓跋珪又“詔給內徙新民耕牛，計口受田。”〔3〕勉勵部落民遷移到水利方便處從事農業生產，是北魏歷史的重大變化。從時人的言談中也可以看出人們尋求水利方便之處從事農業生產的想法，拓跋珪因和跋“性尤奢淫”，收其而殺之，和跋在臨刑前，對諸弟說：“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產業，各相勉勵，務自纂修。”〔4〕觀和跋之意，外貌是要求其弟選擇灌溉方便之處作為生存的居處，現實上是要其諸弟逃離拓跋珪的陣營，但也從側面反應了灅水之南是發達的水利灌溉地域。灅水即克日的桑干河，起源于朔州一帶，是當時灌溉方便的河流之一。到明元帝時仍然有新開發的農耕地域，明元帝永興五年八月“置新民于大寧川，給農器，計口受田。”〔5〕大寧川有灅水的支流，以此而論，大寧川一帶一定是灌溉方便的農耕地域，是明元帝新開拓的米糧倉。道武帝和明元帝在代北一帶所興修的水利工程，使北魏議決屯田積谷奠基了統一北方的基礎。

〔1〕《魏書》卷二《太祖紀》。

〔2〕《魏書》卷十五《昭成子孫列傳·元儀傳》。

〔3〕《魏書》卷二《太祖紀》。

〔4〕《魏書》卷二十八《和跋傳》。

[摘要]北魏的畜牧業特別是國營畜牧業，在我國畜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生產技術水平相當之高，這在《齊民要術》中得到反映，其中又以《養羊篇》所載的成就為最高，給后世養羊業的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分析了北魏農牧結構的變動，農牧業的此消彼長的原因，并且還就這一時期以畜牧業為主的生產方式對諸如水土保持等有關生態方面的積極影響，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北魏畜牧業齊民要術農牧結構

北魏是繼十六國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統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國歷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由鮮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歷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為東魏和西魏截止，共經歷一百四十九年。其間通過不斷對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劉宋政權的掠奪進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黃河流域的統一，從而結束了一百多年來北方分裂割據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東部，東北至遼河，南至江淮，達到鼎盛時期。作為一個由游牧的鮮卑族建立起來的國家，北魏的畜牧業生產相當繁榮，在我國畜牧史占有顯著的地位。探討這一時期的畜牧業的發生發展、生產水平、結構變動及產生的影響，是一項頗有價值的工作。本文將就此略作說明，不妥之處，敬請指正。

一、北魏畜牧業的發展

來自北方草原的鮮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還處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1]的原始游牧社會，從事著單一的游牧經濟。掠奪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產方式，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產品以維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時加快了對周邊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討，并取得了節節勝利。戰爭掠奪已然成為獲取財富的重要手段。據初步統計，從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統一這五、六十年間，共發生針對別的部族的掠奪戰爭不下十五起，而且規模是越來越大[2]。戰爭不但使得其軍事實力不斷增強，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業經濟取得了很大發展，為后來的統一北方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獲戎馬500萬匹，呈現出畜牧車廬，彌漫山谷的景象。這一時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奪在北魏的畜牧業生產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為了安置這些掠奪而來的馬牛羊等戰利品，同時也為了頻繁而又長期的統一戰爭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區一百多年來長期處于戰亂分裂的局面，人煙稀少，土地荒蕪，于是在北魏畜牧業中占有極為重要地位和影響的國營牧場便應運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國營牧場

摘要：北魏農田水利建設是伴隨著鮮卑族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的轉變而出現和發展的，并形成了代北地區、薄骨律鎮地區、幽燕地區、徐淮地區、河洛地區等幾大灌溉區。其發展與政府的重視是密不可分的，旱澇災害的頻仍發生使政府對農田水利事業關注有加，并積極進行農田水利建設。

關鍵詞：北魏；農田水利；建設

在從游牧民族向農耕民族轉變的歷史過程中，北魏的農耕經濟呈現出迅速發展的態勢。伴隨著農耕經濟的發展，與之緊密相連的是農田水利事業蓬勃發展，并形成了幾個大的有影響的農業灌溉區。隨著軍事力量向南推進，北魏對于前代所留存下來的灌溉設施繼續加以利用，使農田灌溉面積逐步擴大。茲對北魏農田水利分布區加以論考，并進而探討其發展的歷史原因。

一、代北地區

代北地區是北魏王朝的發跡地，也是北魏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最早進行的地區。北魏的農田水利建設開始于鮮卑族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轉變之時，拓跋珪登國元年，“二月，幸定襄之盛樂。息眾課農。”所謂的“息眾課農”也就是拓跋部落由游牧經濟向農業經濟轉變的過程，其間為發展農業生產必然要進行農田水利建設。登國九年，拓跋珪“使東平公元儀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棝楊塞外。”〔1〕拓跋珪“命（元儀）督屯田于河北，自五原至棝楊塞外，分農稼，大得人心。”〔2〕從五原沿黃河到棝楊塞遍布屯田者，可以想見這里必然會引用黃河之水灌溉農田。《水經注》卷三《河水注》記載這一帶的黃河時云：“河水又東逕稒陽城南。”“又東過臨沃縣南。……河水又東，枝津出焉。河水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河水又東逕稒陽縣故城南。”這一帶是今天的河套地區，黃河的支流密布，有石門水流過，又有枝津水，“水上承大河于臨沃縣，東流七十里，北溉田南北二十里，注于河。”蛛網式的河流使農田水利建設能夠迅速而普遍地開展起來。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使農業生產喜獲豐收，以至于鮮卑族的另一個部落首領慕容垂在登國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寶來寇五原，造舟收谷”，后被打敗。這一帶也因此成為北魏的糧倉，皇始二年四月，拓跋珪在與慕容寶交戰時，“帝以軍糧未集，乃詔征東大將軍東平公元儀罷鄴圍，徙屯巨鹿，集租楊城。”可見楊城周圍地區是北魏重要的產糧區，也是農田水利建設比較發達的地區。到了天興元年二月，拓跋珪又“詔給內徙新民耕牛，計口受田。”〔3〕鼓勵部落民遷徙到水利便利處從事農業生產，是北魏歷史的重大轉變。從時人的言談中也可以看出人們尋求水利便利之處從事農業生產的想法，拓跋珪因和跋“性尤奢淫”，收其而殺之，和跋在臨刑前，對諸弟說：“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產業，各相勉勵，務自纂修。”〔4〕觀和跋之意，表面是要求其弟選擇灌溉便利之處作為生存的居處，實際上是要其諸弟逃離拓跋珪的陣營，但也從側面反映了灅水之南是發達的水利灌溉地區。灅水即今天的桑干河，發源于朔州一帶，是當時灌溉便利的河流之一。到明元帝時仍然有新開辟的農耕地區，明元帝永興五年八月“置新民于大寧川，給農器，計口受田。”〔5〕大寧川有灅水的支流，以此而論，大寧川一帶必然是灌溉便利的農耕地區，是明元帝新開拓的米糧倉。道武帝和明元帝在代北一帶所興修的水利工程，使北魏通過屯田積谷奠定了統一北方的基礎。

〔1〕《魏書》卷二《太祖紀》。

內容摘要：制度轉型貫穿于北魏政權的始終，其政治體制的演進經歷三個重要階段，從而使北魏政治體制從最初的胡漢雜糅二元制漸變為單一封建制，而對這種制度變遷起催化作用的就是北魏入主中原后對漢文化的吸收，孝文帝太和年間的經濟改革和官職改革使得北魏的政治體制逐漸接近于南朝。與政治體制的轉型相適應，北魏財政體制也在發生相應變化，由前期的內外二元財政體制和皇室財政囊括國家財政的現象逐漸演進為國家財政占據主導地位，由以軍事掠奪和游牧為主要財力來源漸變為租調成為國家財政的支柱，并在財務行政方面出現南朝化的趨勢。

關鍵詞：北魏、政治體制、轉型、財政體制、南朝化

北魏制度轉型與財政體制變遷的關系是北魏財政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問題之一，北魏制度轉型不僅包括官制變遷、經濟轉型、文化心理變化，也包括拓跋鮮卑民族的漢化以及基本經濟區的嬗變等等，這一切變化都對北魏不同時期的財政體制產生了重大影響。而如何從官制轉型中探討北魏財政體制變遷將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但要將二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因資料闕失其難度顯而易見。先賢曾有不少卓見[2]，對我們深入研究該問題不無裨益。本文在前賢研究基礎上提出北魏制度轉型的三階段說，并就其財政體制的相應變遷提出拙見，就教于方家通人。

太和改制前北魏政治與財政體制的轉型

登國元年（386）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后，“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分治其眾。以上谷張兗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馬，廣寧王建、代人和跋、叔孫建、庾岳等為外朝大人，奚牧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軍國謀議。長孫道生、賀毗等侍從左右，出納教命”[3]。這是北魏立國之初體制轉化的第一步，形成部落大人制和魏晉十六國以來班爵制并存的胡漢雜糅體制，非驢非馬。但其政治體制此時仍是胡族體制據主導地位，中央政治體制上的內外官并行制更為明顯。

拓跋鮮卑內朝形成的時間，遠早于登國年間。史載，拓跋什翼犍在建國二年（339），“始置百官，分掌眾職”[4]。這實際上就是《魏書·官氏志》所言：“建國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職，無常員，或至百數，侍直禁中，傳宣詔命。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儀貌端嚴，機辯才于者應選。又置內侍長四人，主顧問，拾遺應對，若今之侍中、散騎常侍也”。這種帶有氏族制殘余的制度經過百余年發展后，到登國元年（386），拓跋珪又設外官系統，“置幢將及外朝大人官”[5]。至此，拓跋魏最終形成了內外朝制政治體制，并以制度形式確定下來。

一、太平真君四年末政變的真象

《魏書·世祖紀》：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甲子日，詔曰：

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二十年矣。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謝，授子任賢，所以休息，優隆功臣，式圖長久，蓋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諸朕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主者明為科制，以稱朕心。

從這道冠冕堂皇的詔書中，難以看出事件發生的真象，研究者或將此次事件納入拓跋皇權成長這一長期歷史過程加以思考，認為這標志避免鮮卑貴族干擾皇位繼承的“太子監國”制度的確立[1]。南方傳聞卻將這次事件視為皇太子拓跋晃斗爭的結果。《南齊書·魏虜傳》稱：：

宋元嘉中，偽太子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貍夢其祖父并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貍驚覺，下偽詔曰：“王者大業，纂承為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已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后上聞。

同一說法在《高僧傳》卷11《釋玄高傳》中有更為詳細的記敘：“時魏虜拓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杜超請高同還偽都。既達平城，大流禪化。偽太子事高為師，晃一時被讒，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群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詰。燾于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時崔浩、寇天師先得寵于燾，恐晃纂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跡稍形，若不誅除，以為巨害。’燾遂納之，勃然大怒，即日收高。……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既德次于高，亦被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縶。其月十五日就禍，卒于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三。是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細繹史實，南方傳聞實不可信，而事情真象亦遠非是確立“太子監國”制度可以全部解釋。據《世祖紀》，命皇太子監國的詔書是在拓跋燾率軍北征柔然南返至朔方還未來得及回到平城時匆匆的，這應是面臨嚴重政治危機時的重大舉措，和拓跋燾與拓跋晃的矛盾并無關系，而且在這次事件中拓跋晃與崔浩實為同盟而非政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