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革新范文10篇

當前，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財政收入可以說是取之于民，并用之于民。但是，具體到如何取以及取多少、向誰取，那就是十分復雜的問題。財政支出向哪里傾斜，應保持怎么樣的恰當結構，建立什么樣的稅收體制，關系到人民生活的安定與社會的和諧。可以說，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我國的經濟社會已經有了極大的發展。那么，面對已經變化了的社會現實，固守原來的財政稅收制度當然不足取，唯有科學、理性地分析目前的財政稅收體制問題，在此基礎上求真、務實、創新，勇于解放思想，敢于改革與完善已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現狀的財政稅收體制，才能真正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促進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

一、我國財稅體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十一五”以來，我國所推行的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優化了社會資源的配置，加強了市場的宏觀調控，維護了經濟秩序的穩定，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取得了重大成就，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保障。

1.改進了財政支出體制

建立國庫集中支付、政府采購等各項管理制度，實施財政績效管理制度的變革，在陸續出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當中，以集中采購為基本特征的政府采購制度和政府收支分類改革、財政績效評估等重大措施，有效地提高了財政管理效率。通過優化與調整支出結構，逐步完成我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進行的轉變。由于財政支出結構實現了調整，加強了政府在公共基礎建設及社會服務、科技創新等方面的財政支出，特別是加大了教育、衛生、社保等方面的投入，推進了我國社會公共事業的不斷發展。在農業上深化了農村稅制改革，加大了農村財政投入的力度，推進了農村義務教育、縣鄉財政管理等體制改革，從而完善了廣大農村的公共服務事業。

2.完善了預算體制

改造開放，為增強百姓經濟科學辦理和國際經濟相比的須要，我國對產業分類和百姓核算制度舉行了龐大的改造，確認以服務為重要內容的第三產業的生產性子，推行包羅第三產業在內的新百姓經濟核算體系。這個改造直接影響了財政出入的經濟性子，并對財政理論引發了一系列新的標題和變革，進一步推動財政理論的生長。下面擬就有關理論標題作一些研究探究，不妥之處，懇請專家學者賜與品評和指正。

財政學史中眾多理論存在源于生產而又輕于生產的不夠

本文傳統財政理論的創立者，公推亞當·斯密。1776年，亞當·斯密在他的名著《百姓產業的性子和緣故原由的研究》(即《國富論》)中，就國家的付出、賦稅、國債等標題作了敘述，提出了同等、確定、方便和最小用度的稅收四原則。亞當·斯密的財政理論在資產階級財政理論中占據相當重要的職位地方，被譽為“財政學之父”。

之后，薩伊、李喜圖等經濟學家對財政理論都作了深入的研究。19世紀下半葉，德國新歷史學派代表人物瓦格納推出了代表巨著《財政學》，瓦格納為代表的德國財政學在很大程度上為當代財政學奠基了底子，對以后西方的財政理論和當局的財政決策孕育產生了較大影響。

字串5

1928年，福利經濟學派首創人庇古，憑據他的福利經濟學原理，以為百姓收入總量愈大愈好，百姓收入分配愈勻稱愈好，他把財政視作實現這兩個目的的重要東西。庇古的福利財政理論把財政學的生長推進了一大步。

一、西方公共財政理論

（一）西方公共財政理論產生與發展的歷程

公共財政產生的前提是市場經濟，它產生與發展的過程事實上也就是市場經濟的產生與發展的過程，也就是人們對于政府在市場中作用的認識的發展過程。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中葉，西歐從封建社會末期過渡到自由資本主義初期，經歷了一個從自然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轉化的過程。1776年，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著《國富論》的出版標志著公共財政理論的誕生，亞當·斯密崇尚經濟自由主義，把市場經濟描述為“看不見的手”調節的經濟，他認為市場能夠有效配置資源，供求雙方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中，每個人各自理性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可以帶來整個經濟的高效率，因此，反對國家干預，主張自由競爭，極力要求縮小國家活動的范圍，提出“守夜人”、“廉價政府”的口號以及“最好的財政計劃是節支，最好的賦稅制度是稅額最小”等觀點。因此，這個時期的公共財政主要是為了保證政府作為“守夜者”這一角色能夠正常運轉。此后，約翰·穆勒、威克塞爾、林達爾都進一步發展了他的理論，公共產品理論的創立和福利經濟學的興起使得公共財政理論越來越豐富，職能范圍也有所拓寬。

本世紀30年代初，西方資本主義爆發了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從而宣告了自由放任的古典經濟理論的破產，從羅斯福“新政”和隨后應運而生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開始，政府必須干預經濟逐步獲得了人們的共識，各國政府和財政開始對經濟進行大規模干預，以便彌補市場缺陷，充分利用市場的功能作用，促進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收入和財富的合理分配以及經濟的穩定運行。

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干預經濟在實踐中開始暴露出自身的缺陷，70年代的“滯脹”使得人們重新認識“市場失靈”和政府干預的關系，理性預期學派和供給學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對國家干預提出了責難和質疑，開始主張減少國家干預，恢復自由經濟。進入90年代以來，又開始重新重視國家干預政策。在這個過程之中，財政的職能也相應地不斷調整，但是，從大的趨勢來看，在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完善過程中，政府干預經濟的職能呈現出不斷增強的趨勢，財政的職能也相應地不斷增強。

隨著許多經濟學新領域的開拓，特別是隨著宏觀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發展和成熟，財政學經歷了一個從公共財政學到公共經濟學的發展過程，與傳統經濟學相比，公共經濟學更注重財政收支對整個經濟的影響。當然，公共經濟學仍然是圍繞著財政而展開的，是對公共財政學的繼承和發展。

一、從財政的視角看行政機構改革的必要性

只要有國家存在,有關政府行政機構改革的問題,無論是對財政理論研究來說,還是對財政管理實踐來說都是一個永恒的話題。首先,從合理確定政府活動范圍看,政府的活動范圍說到底是一個財政問題。圣經上有一段故事,說是古代以色列人沒有國王,他們便請求神給他們派一位國王。神說:“有了國王他就會拿走你們的一部分財富,你們要國王做什么呢?”以色列人說:“即使如此我們也要,因為我們要國王帶領我們去作戰,要他為我們的糾紛進行仲裁。”這個故事說明:人們在一定區域內的社會中生活就離不開具有最高權威的管理機構——政府。有了政府,政府就要同社會成員分享社會產品,要求政府做的事越多,政府的作用就越大,政府拿走的社會產品也越多。因此,人們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政府,需要政府做些什么?便成為了財政研究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古代以色列人需要政府僅僅是為了帶領他們打仗和進行仲裁,拿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需要政府承擔國防和治安這兩大基本的職能。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發現需要政府所做的事遠遠不止這些。政府的職能在不斷擴大,政府的機構在不斷增加。怎樣的政府職能設計才是合理的呢?從亞當•斯密的古典財政理論到現代的財政理論,無不把合理確定政府活動范圍作為財政研究的基礎。斯密根據市場經濟發展初期的要求,提出了“廉價政府”的理論;主張國家干預的現代財政理論,認為應在堅持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上,針對市場缺陷來確定政府職能;我國的社會主義財政理論則根據計劃經濟由政府直接進行資源配置的要求,提出了政府財政應在再生產的分配(包含收入分配與資源配置兩種含義,即:生產成果的分配和生產條件的分配)環節中起主導作用并直接制約著生產、交換和消費的理論。在不同的理論指導下所確定的政府活動范圍和建立起來的政府職能機構是會有明顯不同的。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那就是:政府活動范圍的確定和相應的行政機構的設置,必須同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和社會成員對政府的要求相一致。這便是財政學中關于合理確定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比例關系的理論,比例協調則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比例不協調則會阻礙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就我國而言,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市場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然而我國政府的行政機構設置卻還保留著許多計劃經濟的痕跡,許多管理部門無論是對國有企業的機制轉換,還是對市場經濟的運行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都造成了過多的干預。因此我國這次行政機構改革的首要目標就是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要求去重新調整和設計政府的各職能部門,以建立起一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相協調的政府行政體系。

雖然,人們可以從理論上去論證政府的活動范圍,政府的行政機構可以根據社會經濟的客觀要求去設置。然而古往今來,人們看到的卻是政府行政機構不斷擴張的事實。無論是中國封建時代的國家政府還是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政府概莫能外。就連當年的革命根據地政權也進行過“精兵簡政”。事實上,政府行政機構的膨脹是具有其必然性的。用現代財政理論研究中越來越受到人們重視的公共選擇理論來分析,個中原因就一目了然了。公共選擇理論中的官僚理論認為:政府的行政機構是由大大小小的單位和部門領導所掌握的,他們的利益是通過單位和部門的大小來體現的。機構設置越復雜,越龐大,單位部門可獲得的財政支出越多,單位部門領導的權力也越大。因此官僚的利益與國家政府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政府高層有時出于執政的需要會提出壓縮行政機構的要求,但不久,行政機構又會慢慢膨脹起來。因此,如何通過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來約束行政機構的膨脹,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就成了現代財政理論研究和財政管理中的長期的課題。一位美國的財政研究人員曾說,本世紀以來,美國的各種管理制度中改革最多的就是關于政府會計和預算管理方面的制度,而改革的目的之一,則正在于通過完善財政預算約束機制來控制行政機構的膨脹,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我國出現了行政區劃升級風,縣要升級為市,縣級市要升級為地級市,省直轄市要計劃單列或升級為國家級的直轄市。升級的理由當然是多種多樣的,但這些理由的背后,卻有更為明確的利益動機,行政區劃的升級必然會有相應的行政機構升級,每一位行政干部的行政級別都會隨著行政區劃而提高,這種待遇的提高比起靠自己的多年苦干來晉升自然要容易得多。行政區劃升級和行政機構及干部的行政級別提高后,機構膨脹也就隨之開始,增加辦事機構和人員,增加辦公樓和住房,增加車輛和提高用車標準,各種各樣的利益也就得到了滿足。

然而企業負擔也因此而加重,財政困難也因此而加深。今天,面對著企業在資產重組的過程中,大量工人下崗的現狀,我們如果再繼續維持龐大的行政機構,是必然會激化社會矛盾的。因為財富創造者的減少和財富消耗者的增加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一種災難。我們強調這種行政機構膨脹的必然性,并不是說我們的干部都是典型的利己主義者。我們要說明的是:行政機構膨脹有其利益驅動,無論在哪一個國家或地區都是如此。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每一個人對個人利益的追求都是客觀存在的,而政府部門用各種方式來增加自己利益的動力也是很強的。因此,要控制行政機構的膨脹,就必須有十分有效的制度約束,而財政作為一個國家行政機構支出的提供者,應該成為行政機構膨脹制度上和財力上的約束者。然而,我國行政機構的擴張往往不受財政的約束,這主要同財政的權限有關,財政沒有高于行政機構的權力,當然,財政也不可能具有高于同級行政機構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財政預算對政府或行政機構的約束力就大大減弱了,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預算約束軟化。反觀發達國家,如果政府行政部門不顧預算的約束而強行擴張行政機構的話,這等于自己給自己出難題,因為任何人都無權也無法突破預算,總統或總理也不能例外。一旦出現預算經費緊張,唯有壓縮支出減少政府開支。在法制比較完善的發達國家,政府行政部門因經費不足而減少活動甚至關門的事時有發生,這就是硬的預算約束。而我國的情況卻是,半年發不出工資,也不必裁減一個人,再貧困的地區,行政機構也會膨脹,財政局長到處借錢發工資,也不能精簡機構。

當然,如果任何渠道都無法為行政機構的膨脹提供資金,機構的膨脹也是難以成為事實的。但是,我國的行政機構膨脹卻可以從非財政渠道籌集到資金,這就為行政機構的擴張創造了條件。作為一個行政機構,自然就有相應的行政權力,只要將這些行政權力加以適當的運用,就可以進行創收。事實上,很多地方特別是貧困地區,財政往往只能撥給行政部門所需經費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則讓行政部門自己通過創收來解決。這種創收的能量實際上是相當大的,據粗略的統計,我國目前的預算外收支幾乎可以與預算內收支并駕齊驅。如此龐大的資金規模,有相當一部分就進入了行政機構,對行政機構的膨脹產生了促進作用。用這種方式支撐行政機構的擴張,社會經濟為此付出的代價就更大了,這種不規范的資金收支,一來形成了企業新的負擔,相當于增加了企業的稅收負擔,加大了企業成本,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生了一種阻礙作用;二來由于收支缺乏監督,為部分領導干部或人員貪污腐敗提供了方便,預算外收支的膨脹,非但不能使財政的可支配收入增加,還會刺激行政機構的進一步膨脹,給財政造成新的負擔。

當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具有重要地位。黨的十七大明確指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加大對自主創新投入，著力突破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技術；要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支持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社會公益性技術研究；要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引導和支持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完善鼓勵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法制保障、政策體系、激勵機制、市場環境。目前，我國正處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區域經濟也正日漸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發展區域經濟是社會全面進步、實現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區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區域創新能力也是區域經濟快速、協調、健康發展的主要源泉和動力之一。作為政府宏觀調控主要手段之一的財政政策需要為區域創新提供強大的財力和政策支持，并通過激勵、引導機制促使區域創新成果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因此，研究區域創新能力提升的財政政策選擇具有重要意義。

一、區域創新能力與財政政策作為

1．區域創新能力與財政支持

經濟學意義上的區域是指特定時空范圍內社會資源、技術資源和自然資源的集合，其范圍既有地理上的特性,又與行政區域的劃分特點有關。經濟區域是經濟基礎的范疇，而行政區域則是上層建筑的范疇；但它們密切相關，行政區域的領導者擔負著發展本區域內經濟的重任，而任何經濟區域的經濟發展又離不開其所屬于的行政領導者的管理與協調。

創新是知識的產生、擴散和使用。一個地區的區域創新系統是指由參與知識、技術發展和擴散的企業、大學和研究機構組成，并由中介機構廣泛介入和政府適當參與的一個為創造、儲備和轉讓知識、技能和新產品相互作用的有機網絡系統。區域創新能力是以區域內技術能力為基礎的、實施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的能力，其組成結構主要由區域內創新資源投入能力、區域內創新管理能力和區域內研究開發能力三要素構成。創新主體在這“三種要素能力”中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各有側重：在創新資源投入方面，企業應發揮主要作用；在創新管理能力方面，政府有關機構和中介機構起著關鍵作用；在研究開發能力方面，科研機構和企業是主要影響因素。

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時，世界經濟發展日益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化特征：個別產業群中企業間的相互作用開始區域化；全球性公司所做出的決策，是尋求擁有競爭優勢的區域產業群的區域經濟；區域創新能力是區域經濟參與者競爭優勢的重要標志，且日益成為地區經濟獲取國際競爭優勢的決定性因素，賦予了地區創新的潛力，并決定著單個企業的區位選擇。而區域創新能力的提升離不開區域的社會文化環境、地理資源環境以及制度創新環境等等，其中財政政策的選擇與創新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區域創新涉及科學、技術、組織、金融、商業等多個領域，科學研究、理論創新、產品的研究開發、試制、技術定型、工業生產和銷售等多個環節的復制過程。在這個過程之中需要大量的資金和智力資源的投入，因此，財政政策有必要通過投入配置提供較好的經濟基礎和教育、科學文化基礎。區域的創新活動又面臨著技術開發失敗、市場對新產品不予接受或市場在一定時期內不能形成有效規模來支撐新技術實現產業化等風險，這就要求政府通過財政支持以增強區域創新承受風險的實力。可以說，區域創新能力決定著一個地區經濟的長期競爭力，而財政政策的調控參與、激勵和引導以及財政政策的自我完善和創新是提升區域創新能力的重要路徑選擇。

城鄉統籌發展過程中財政問題的重要性

城鄉統籌發展是指改變“城市工業、農村農業”的二元思維方式，將城市和農村的發展緊密結合起來，統一協調，全面考慮，樹立工農一體化的經濟社會發展思路，以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為總目標，以發展的眼光，統籌的思路，解決城市和農村存在的問題。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也將“統籌城鄉發展”放在“五統籌”的第一位，可見統籌城鄉發展，是實現城鄉共同繁榮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舉措。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面臨著鞏固政權、發展工業的緊迫任務，需要巨額資本投入，在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其結果只能導致計劃經濟體制，以高度集中的資源配置制度，強化政權的經濟能力，實現經濟跳躍。但是，“傳統計劃經濟以人為方式推進工業化進程，其實質是工業剝削農業”（何帆，1998），據測算，僅僅國家通過工業產業價格“剪刀差”政策剝奪農民的權益每年就有200億元左右。計劃經濟體制實現的結果，國家的經濟能力僅僅能夠安排少數人（市民）在城市先進部門就業，僅僅能夠建立少數人（市民）的福利保障體系。這便是我國“城鄉分治”治國方略起源的財政根源。

計劃經濟體制和“城鄉分治”治國方略一旦起步，農村落后于城市便成為必然，城鄉差別不但不會縮小反而逐步擴大。近年來，“城鄉分治”問題雖然受到政府重視，但由于舊的財政體制和政策壁壘的極大慣性，偏向工業和城市的經濟社會政策并沒有得到完全的矯正，國民收入分配再分配仍向工業和城市傾斜。

我國長期以來的“城鄉分治”局面，其主觀原因在于長期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及社會經濟資源人為配置的城市偏好、工業偏好和市民優先。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國家長期實施“城鄉分治”（不統籌）政策，其深層邏輯又是財政問題。

現行的財政政策已經成為一種體制性障礙，城鄉分割的財政體制極大的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嚴重影響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城鄉統籌的協調發展。前財政部長項懷誠曾經告誡：“要善于從財政觀察全局，從全局貫徹財政，從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中研究和把握財政問題，發揮財政的導向和點睛作用”（項懷誠，1999）。因此，只有統一城鄉財政體制才能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切實保護農民的自身利益，保障農業和農村的快速發展，真正實現城鄉統籌協調發展，本文將從財政政策的角度分析探討改革城鄉統籌發展的財政體制。

一、問題的提出

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的財政政策，其主要政治經濟目標就是：社會穩定、經濟增長、物價平穩和充分就業。長期以來，在政府執行的財政政策能不能產生有效的政策效果的問題上，不同的經濟流派對此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凱恩斯的需求管理財政政策又被很多國家作為增加國內總需求、刺激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我國真正意義上借鑒西方的財政政策來調控宏觀經濟，是1998年開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在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非常時期，為的是拉動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刺激消費、克服亞洲金融危機。自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執行以來，國內理論界對其效應進行了很多分析，歸納起來有三種觀點：效果顯著論、效果一般論、效果無效論。多數學者的觀點是積極財政政策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作用明顯，實現了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據統計，到2002年為止，我國共發行長期建設國債6600億元，帶動投資3.2萬億元，拉動經濟平均每年增長1.5-2個百分點），其他如拉動民間投資與消費等方面不盡人意。筆者對其持相近觀點，并認為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許多可能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舊有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在向新制度變遷過程中，必然會導致政府財政政策傳導機制的梗塞，甚至出現政策的作用機制發揮失靈。怎樣才能在轉軌時期低成本高效益地運用好西方的財政政策，從而達到國家宏觀調控目標？通過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分析，尋找出部分目標效果不佳的深層次原因，以便能在目前進行的中性財政政策實施中有所借鑒，便是本文的宗旨。

二、財政政策效應的認識

財政政策作為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手段，總體來說其政策目標與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經濟背景下，財政政策的類型和目標是不同的。財政政策的總體效應則是財政政策實施效果與預期的政策目標的比較，看其結果怎么樣。但在對政策效應具體分析時，必須重視政策成本這一指標，因為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財政支出和稅收兩大手段來進行的，政策的實施勢必會影響財政收入和國家債務水平。以日本為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為克服經濟衰退執行了以擴大政府公共支出為主要手段的財政政策，盡管政策效應拉動了經濟增長，但政府持續性的擴大公共支出幾乎沒有增加任何產出，對經濟穩定所起的作用極小，而且還導致公共債務的大幅增長，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這一點上，我國許多地方為片面追求所謂的GDP高增長，不惜大量舉債搞市政工程或建設項目，不考慮項目的經濟效益，最后形成財政風險，與其頗為相似。事實證明，只有財政政策的凈收益大于成本，才能說財政政策效應良好。

三、影響我國財政政策效應的制度安排

在市場機制成熟的國家，財政政策效應受制度的影響較少，但作為市場經濟體制正在逐步完善有著長期計劃經濟烙印的中國，財政政策的制度安排背景明顯不同于成熟市場，在這里一些西方理論甚至失靈。如西方經濟理論認為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大量的發行國債，會使利率上升，產生投資擠出效應，事實上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在利率不斷下降的同時，卻擴大了社會投資需求，引導了企業投資。以1999年為例，國家用90億的國債資金作為計改貸款貼息，帶動銀行貸款和企業配套資金1800億，形成20倍的資金規模。同樣減稅政策，在我國以流轉稅為主體的制度安排下，其政策效應也會大打折扣。可見，在制度變遷中的今天，很多過去制定的、且與經濟社會不相適應的制度繼續在發揮作用，這種滯后，將對財政政策的效果產生重大影響。具體來說，影響財政政策的制度安排有：

在經濟社會的發展中，文化不僅有著鼓舞人、塑造人、服務人的“軟”功能，還有著可生產、可消費、可產生經濟效益的“硬”貢獻。以財政經濟政策為推手，加快文化體制改革步伐，把文化產業打造成湖北新的經濟增長極是一項現實而緊迫的任務。無論是全國的整體情況還是湖北的區域發展，文化產業組織都比較弱小，需要政府在財政稅收等經濟政策上進行扶持。同時我國文化產業組織大多數脫胎于事業單位、脫胎于計劃經濟體制，因而轉變過程中更離不開財政的支持。財政稅收是最有效的調節手段，通過進一步完善財政政策，實施優惠的稅收政策，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

一、文化體制改革中財政稅收的政策定位和路徑選擇

（一）文化體制改革中財政稅收的政策定位。

政策定位首先取決于政府定位，就是政府在文化體制改革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定位的本質就是理順政府與市場、企業的關系，明確政府功能和責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實施財政經濟政策、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促進文化的發展和繁榮，其中最首要的任務就是要為文化發展創造一個公平競爭、合理有序、能促進文化企業健康成長的市場環境。政府作為市場的監管者和合法經營企業的保護人，應當按照“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不斷完善對文化市場監管的政策法規，推進市場體系建設，進而形成有效的市場競爭機制。通過各種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對侵權、欺詐等破壞市場正常秩序的行為加以限制、禁止和懲戒，保護市場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保護企業的合法經營利益和公平競爭的權利。通過政府的監管，保證企業在市場機制條件下公開競爭、公平發展，為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使更多的企業自由經營、健康發展。

政策定位的本身就是政策在文化體制改革進程中所起的導向作用。政策定位在政府定位的框架內進行的。文化體制改革的財政經濟配套政策，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幫助、引導、激勵經營性文化單位有序轉化為市場主體，建立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走向依法運行、開放競爭的市場體系中去。文化不同于其他產業，具有人文精神方面的內在特征，對公眾心理、社會風俗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以及國民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和調整促進作用，政府有義務有責任在市場經濟框架內通過公共政策調整對其發展給予必要的引導和扶持，以促進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四位一體”協調發展。但是這種政策的引導和扶持，必須在市場游戲規則的范圍內進行，在時間上、空間上和內容上都應當是有限的和有節制的。若對文化產業發展采用政府主導和介入的方式，直接干預文化產品的生產、服務與銷售，會破壞了市場在文化需求平衡和資源配置方面的調節機制，對其他相關行業或產業造成不公平的競爭環境。

（二）文化體制改革中財政稅收的路徑選擇。

當前，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財政收入可以說是取之于民，并用之于民。但是，具體到如何取以及取多少、向誰取，那就是十分復雜的問題。財政支出向哪里傾斜，應保持怎么樣的恰當結構，建立什么樣的稅收體制，關系到人民生活的安定與社會的和諧。可以說，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我國的經濟社會已經有了極大的發展。

那么，面對已經變化了的社會現實，固守原來的財政稅收制度當然不足取，唯有科學、理性地分析目前的財政稅收體制問題，在此基礎上求真、務實、創新，勇于解放思想，敢于改革與完善已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現狀的財政稅收體制，才能真正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促進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

一、我國財稅體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十一五”以來，我國所推行的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優化了社會資源的配置，加強了市場的宏觀調控，維護了經濟秩序的穩定，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取得了重大成就，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保障。

1.改進了財政支出體制

建立國庫集中支付、政府采購等各項管理制度，實施財政績效管理制度的變革，在陸續出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當中，以集中采購為基本特征的政府采購制度和政府收支分類改革、財政績效評估等重大措施，有效地提高了財政管理效率。

關鍵詞：地方政府；財政改革；職能轉變

摘要：財政改革不僅是我國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內容，而且是推進各級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現實途徑。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而言，地方政府職能轉變是非常急迫卻又極其復雜的任務，對改革路徑的選擇以及各項改革舉措的次序安排都必須慎重對待。財政問題是任何國家處理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過程中都無法回避的問題，政府機構的存在和政治權力的維系離不開財政資源的汲取、管理和運用。

財政對政府的活動范圍、管理權限及運行方式存在根本的制約關系，政府存在及其活動的每一個環節必定在財政上有所體現。因此，財政改革不僅是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內容，更是進一步推動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現實途徑。政府職能轉變是當前我國經濟、政治生活中一項重大的實踐命題。地方政府作為整個政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公共服務、進行公共管理最直接的部門。因此，地方政府的職能轉變必然構成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內容。

一

改革的現實進程以及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充分表明，政府是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一個重要的內生性變量，只有分析這個變量對改革的性質、速度以及深度等產生的影響，才能夠深切把握當代中國改革的根本性質以及當前改革的關鍵問題。這意味著，必須在當代中國改革的整體進程中分析政府的作用范圍、管理權限、行為方式的變化及其影響，即改革進程中的政府職能轉變及其現實后果問題。在現代社會，即便是最大的政府，都不可能解決它所面臨的所有問題。社會公共事務的發生總是地域性的，人們在哪里發生聯系，在哪里產生公共性需求，就需要政府在哪里出現。

就當代中國改革進程而論，地方政府的重要作用體現在：首先，各級地方政府構成政府部門的主體，也是管理公共事務、提供公共物品最直接、更重要的政府部門。其次，從經濟發展來看，地方政府及其制度創新行為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初動力和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最后，從社會服務來看，地方政府已經并將繼續承擔著更加廣闊而重要的社會公共管理和服務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