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貧困范文10篇

(一)區域經濟發展落后，城市相對貧困問題突出

1．城鎮貧困人口比重大，貧困發生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985年東中西部城鎮貧困人口占全國城鎮貧困人口的比重分別是：東部459萬，占25．6％；中部967萬，占54．0％，西部365萬，占20．4％，中西部合計占74．4％；1995年，東、中、西部城市貧困人口占全國城市貧困人口的比重分別是：東部471萬，占17．1％，中部1527萬，占55．5％，西部754萬；占27．4％，中西部合汁占83．9％。從貧困人口的比重變化看，東部地區在1985年～1995年間城鎮貧困人口比重大幅下降，中部略微上升，而西部則大幅度上升，全國有8個地區城市非農業人口中20％都屬于貧困人口，這些地區全部在中西部。

2．居民收入、消費水平低、貧困程度深

西南地區云、貴、川無論是農村居民或城市居民人均收人在全國比較都屬低收入地區，不到全國平均數的50％，更是低于東部發達省市。

由于區域發展的不平衡，雖然東西部都受益于宏觀經濟改革，但受益的范圍，程度是不同的。正是這種差距使得西部城鎮居民陷入貧困的概率大于東部地區。導致區域發展落后，人均收入、消費水平差距不斷拉大的原因主要有：

(1)起點低，“先天不足”從近代起由于政治、經濟、社會、自然、地理等因素，資本最初是從東南沿海叩開中國封閉的門戶，近代工業隨之建立。而西部近代工業則長期空白，直到解放，歷史留給我們的是東西部社會經濟差距非常懸殊的嚴酷現實。建國前，70％以上的工業都集中在不到全國面積14．2％的東部沿海地區，而占全國土地面積81.8％的中西部地區僅占全國工業的9％；改革開放初的1978年按人均GDP排序，在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中，西南三省囊括了倒數前三名；貴州倒數第一，云南倒數第二，廣西倒數第三；當時貴州、云南、廣西的人均GDP分別相當于全國平均數的46．7％、60％和59．5％，人均GDP的絕對份額分別為175元、223元、225元。這就使得在以后全國區際大賽中，西南三省區的起跑線遠遠落后于其它地區，處于“歷史性不平等”的不利地位。

［論文關鍵詞］城市貧困社會結構

［論文摘要］社會學對城市貧困人口致貧原因的分析，主要是有兩種角度：一種是社會結構角度，即從社會制度與政策、轉型和流動等方面探索貧困出現的根源；另一種是個人家庭角度，即探索個人自身的素質、家庭狀況及生活處境如何影響貧困。本文從社會結構角度對城市貧困問題的原因進行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始探索建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征程，開始實現社會轉型，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在產業結構、就業制度等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革，這些改革伴隨著長期計劃經濟積累下來的問題，共同促成了新時期城市貧困問題的產生。

一、產業結構的變遷

新中國成立之初，受到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孤立與排擠，國際環境對我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和威脅，出于國家安全的需要，國內的經濟發展帶有明顯的戰時色彩，許多軍工、重化工企業建在信息不暢、交通不便的深山之中，而這種由中央政府催生的產業結構多半與當地的比較優勢相悖。總體上說，1978年以前，我國實行的是以追求高增長、計劃化、工業化為特征的、典型的結構主義經濟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使我國迅速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但也導致了我國產業結構的畸形發展。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轉型，在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入，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積累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長期以來，我國城市居民的貧困問題并沒有引起較多的關注。一些由于個人或家庭原因而陷入生活困難的人口，通常被政府或各單位內部的救濟體制所接納。但是，在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變遷的過程中，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擴大，通貨膨脹加劇，加上社會保障體制不完善的影響，一些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或者感受到了嚴重的相對剝奪。原有的社會救濟體制已經不適應新的形勢。這樣，城市居民的貧困問題浮到了社會的表層，繼中國農村貧困問題之后，開始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城市貧困層狀況

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在80年代中期以前，我國城市貧困人口有減少的趨勢；而在8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城市貧困人口則有明顯的增加趨勢。進入90年代后，我國城市貧困層有何新的變化呢？筆者認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城市貧困人口數量持續增長

在研究貧困問題時，我們一般區分兩種貧困狀況，即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

所謂絕對貧困人口是指，難以維持該地區最低水平的生活、需要得到社會救助的人口。1991年，民政系統所進行的城市孤寡病殘救濟和城市貧困戶救濟覆蓋了1660萬人口，占當年市鎮人口的5.4%.近年來，由于一些企業，特別是國有、集體企業效益不好，導致許多職工生活困難和城市貧困人口增加。根據全國總工會提供的資料，1992年，全國約有700多萬職工的實際生活水平處于貧困狀態，加上其贍養人口（人均贍養系數為3.03），則貧困職工家庭總人數超過2000萬人，占當年市鎮人口的6.2%；1994年，全國貧困職工約1120萬人，加上其贍養人口，約為3300萬人，占當年市鎮人口的9.7%.根據中國社科院朱慶芳研究員的研究，“1995年底被拖欠職工工資的人數有1000萬人，被停發或減發退休金的退休人員有151萬人，勞動部公布的登記失業人數為520萬人，以上三部分共計1671萬人，若包括他們的撫養人口，則為2890萬人，再加上由民政系統救濟的城鎮孤老殘幼等弱者190萬人，共計3080萬人。以上數字還不包括下崗人員550多萬人。”到了1997-1998年，中國城鎮貧困人口仍然居高不下，總數仍有約3000萬人之多。

一、轉型期與城市貧困人口

新中國成立以前，城市貧困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貧困人口相當普遍。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貧困人口，存在的是與全國農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貧困”人口，全國人民都在“共同貧困”的狀態下生活著，這從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城市貧困人口面臨的問題相當嚴重。進入改革開放以來，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以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號召，打破了“共同貧困”的局面，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現了許多百萬富翁，但隨之也產生社會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城市中貧困人口逐年上升。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擴展，社會轉型和城市社會結構的急劇變遷，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國有企業進行了全面的改組和調整，這使城市下崗職工迅速增加。在當前社會救濟制度和失業保險尚未健全的條件下，相當一部分的失業和下崗人員在再就業之前就已經進入城市貧困人口的行列，同時，一些退休較早和僅依賴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極易陷入貧困。除此以外，在社會轉型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城市中還存在著大量農民工，他們往往收入較少、缺乏社會保障，也容易成為城市中的貧困人口。根據官方統計，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國城市貧困人口有2200萬人，平均保障標準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幣。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研究報告則表明，城市貧困人口規模被低估了，實際數目約4600萬人，占總城鎮人口的8％，這個比例要高于農村。城市貧困人口的擴大，不僅會導致城市貧困家庭生活困難，而且還會引發城市社會中的一系列其他相關問題。

二、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對個人和社會的損害

因貧困造成的后果，不僅對貧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對社會有害。

首先，對于城市貧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來說，貧困的現實對他們的健康、教育、就業、住房、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都有著一定程度的損害。在商業化的城市社會中，貧困人口的購買力低下，這不僅會導致他們在物質生活方面困難，而且還會導致他們難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醫療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務。城市貧困人口在這些方面的落后會使他們的文化素質和生理素質低于非貧困人口，從而間接地導致他們的社會階層地位下降，同時，也導致“貧困代際傳遞”，使他們的下一代仍可能面臨貧困的窘境。另外，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貧困人口卻無法公平地像非貧困人口一樣享受到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活質量提高，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對貧困人口的一種社會排斥。其次，城市貧困人口問題的存在也對社會有著負面影響，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制約著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城市貧困人口勞動力資源優勢不能充分發揮，影響社會生產的增長，從而制約社會的供給水平；城市貧困人口群體由于經濟條件匱乏，消費能力和水平都低下，從而制約消費需求的擴大。第二，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制約著城市化的發展。農民變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經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貧困人口極大地制約了我國城市化的進程。第三，城市貧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貧困程度的加劇影響社會的穩定。城市貧困人口大多是由社會原因造成，社會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部分貧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這些人口許多最起碼的需求還是無法得到滿足，而且還面臨社會歧視、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壓力。現實生活中面臨的這些問題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會刺激他們發生越軌行為甚至犯罪，從而危害社會的安定與團結。

三、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對某些權力集團標準的觸犯

一、發揮媒體的輿論導向功能，運用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載體

***明確指出：“歷史經驗反復證明，輿論導向正確與否對于我們黨的成長、壯大，對于人民政權的建立、鞏固，對于人民的團結和國家的繁榮、富強，具有重要作用。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黨的新聞事業與黨休戚與共，是黨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說，輿論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所系的工作。”[1]正確的輿論宣傳有助于使城市貧困群體充分了解和認識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培養他們正確的道德價值觀念和現代法律理念。

1.傳統媒體作為輿論宣傳的有力武器，是對城市貧困群體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手段。1999年11月中共中央在《關于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見》中指出，我國正處在改革的攻堅階段和發展的關鍵時期，社會情況發生了復雜而深刻的變化，經濟成分和經濟利益多樣化、社會生活方式多樣化、社會組織形式多樣化、就業崗位和就業方式多樣化日趨明顯，給思想政治工作帶來大量新情況、新問題。城市貧困群體就是在社會轉型和城市社會結構急劇變遷中出現的特殊弱勢群體，為思想政治工作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因此，報刊、電視、廣播等新聞媒體在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過程中，要做到立足于城市貧困群體的生活現狀、心理狀態以及現實需求來積極尋求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徑和方法。一是要在堅持黨性原則和正確輿論導向的前提下，廣泛宣傳與城市貧困群體密切相關的政策調整、體制改革等方面的動態信息，使他們充分感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關注，積極轉變思想觀念，在社會中找到正確定位。同時，通過積極宣傳脫困的典型事例來幫助城市貧困群體增強信心和決心。二是媒體要通過開辟專欄、開通熱線等方式與城市貧困群體加強互動與交流，及時反映和妥善解決他們在思想上、心理上出現的問題，進行正確疏通和引導，幫助他們走出誤區。

2.網絡媒介作為輿論宣傳的現代工具，為城市貧困群體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城市貧困群體的思想政治工作與現代信息網絡技術的有機結合，是時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趨勢，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時效性、擴大影響面的有效途徑。具體而言，一是要充分運用多種傳播手段相結合的方式，更直接有效地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把文字、聲音、圖片、動畫等形式融為一體，可以使理論知識、新聞時事、政府決策這些內容以更加形象生動、深入淺出的方式為城市貧困群體所接受和認知。二是利用網絡資源的優勢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者之間以及不同地區間的交流與合作，共同推進對城市貧困群體思想政治工作的進一步開展。互聯網為我們思想政治工作者之間架設了相互溝通交流的通道，利用互聯網，我們可以適時交流工作，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并可通過網絡開展合作攻關，使我們的工作更有針對性與實效性。[2]同時，通過網絡傳播的快捷性與信息資源的豐富性，有關部門可以及時充分地了解其他地區城市貧困群體思想政治工作的進行情況，學習寶貴經驗，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有效地開展工作。三是要加強網絡管理與建設。網絡是一把雙刃劍，只有進行嚴格的管理和合理的引導才能保證它沿著正確的方向發揮作用。要加強對思想政治工作網站、論壇等方面的科學管理與建設，保證網絡真正為思想政治工作服務，為城市貧困群體服務。

二、發揮文化的社會教育功能，尋求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徑

中共中央在《關于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見》中強調，要積極探索新形勢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規律和方法，重視發揮文化的社會教育功能。通過文化途徑對城市貧困群體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提高他們的科學文化水平，推動自身的思想認識、政治素質和道德觀念的內化進程。充分發揮文化的社會教育功能，是促使城市貧困群體在思想、文化、能力等方面脫貧的重要環節。

［論文關鍵詞］城市貧困社會結構

［論文摘要］社會學對城市貧困人口致貧原因的分析，主要是有兩種角度：一種是社會結構角度，即從社會制度與政策、轉型和流動等方面探索貧困出現的根源；另一種是個人家庭角度，即探索個人自身的素質、家庭狀況及生活處境如何影響貧困。本文從社會結構角度對城市貧困問題的原因進行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始探索建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征程，開始實現社會轉型，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在產業結構、就業制度等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革，這些改革伴隨著長期計劃經濟積累下來的問題，共同促成了新時期城市貧困問題的產生。

一、產業結構的變遷

新中國成立之初，受到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孤立與排擠，國際環境對我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和威脅，出于國家安全的需要，國內的經濟發展帶有明顯的戰時色彩，許多軍工、重化工企業建在信息不暢、交通不便的深山之中，而這種由中央政府催生的產業結構多半與當地的比較優勢相悖。總體上說，1978年以前，我國實行的是以追求高增長、計劃化、工業化為特征的、典型的結構主義經濟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使我國迅速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但也導致了我國產業結構的畸形發展。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轉型，在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入，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積累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轉型期與城市貧困人口

新中國成立以前，城市貧困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貧困人口相當普遍。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貧困人口，存在的是與全國農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貧困”人口，全國人民都在“共同貧困”的狀態下生活著，這從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城市貧困人口面臨的問題相當嚴重。進入改革開放以來，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以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號召，打破了“共同貧困”的局面，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現了許多百萬富翁，但隨之也產生社會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城市中貧困人口逐年上升。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擴展，社會轉型和城市社會結構的急劇變遷，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國有企業進行了全面的改組和調整，這使城市下崗職工迅速增加。在當前社會救濟制度和失業保險尚未健全的條件下，相當一部分的失業和下崗人員在再就業之前就已經進入城市貧困人口的行列，同時，一些退休較早和僅依賴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極易陷入貧困。除此以外，在社會轉型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城市中還存在著大量農民工，他們往往收入較少、缺乏社會保障，也容易成為城市中的貧困人口。根據官方統計，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國城市貧困人口有2200萬人，平均保障標準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幣。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研究報告則表明，城市貧困人口規模被低估了，實際數目約4600萬人，占總城鎮人口的8％，這個比例要高于農村。城市貧困人口的擴大，不僅會導致城市貧困家庭生活困難，而且還會引發城市社會中的一系列其他相關問題。

二、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對個人和社會的損害

因貧困造成的后果，不僅對貧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對社會有害。

首先，對于城市貧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來說，貧困的現實對他們的健康、教育、就業、住房、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都有著一定程度的損害。在商業化的城市社會中，貧困人口的購買力低下，這不僅會導致他們在物質生活方面困難，而且還會導致他們難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醫療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務。城市貧困人口在這些方面的落后會使他們的文化素質和生理素質低于非貧困人口，從而間接地導致他們的社會階層地位下降，同時，也導致“貧困代際傳遞”，使他們的下一代仍可能面臨貧困的窘境。另外，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貧困人口卻無法公平地像非貧困人口一樣享受到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活質量提高，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對貧困人口的一種社會排斥。其次，城市貧困人口問題的存在也對社會有著負面影響，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制約著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城市貧困人口勞動力資源優勢不能充分發揮，影響社會生產的增長，從而制約社會的供給水平；城市貧困人口群體由于經濟條件匱乏，消費能力和水平都低下，從而制約消費需求的擴大。第二，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制約著城市化的發展。農民變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經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貧困人口極大地制約了我國城市化的進程。第三，城市貧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貧困程度的加劇影響社會的穩定。城市貧困人口大多是由社會原因造成，社會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部分貧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這些人口許多最起碼的需求還是無法得到滿足，而且還面臨社會歧視、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壓力。現實生活中面臨的這些問題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會刺激他們發生越軌行為甚至犯罪，從而危害社會的安定與團結。

三、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對某些權力集團標準的觸犯

摘要：城市貧困是困擾政府和城市居民的一大難題。著重闡述了以下問題：我國城市貧困的概況，為什么要反城市貧困，如何通過失業保險有效解決城市貧困等問題。

關鍵詞：城市貧困；失業保險；促進就業

貧困問題是全球關注的長期性、綜合性的問題。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貧困仍幾乎在所有國家都存在。我國的城市貧困問題是相當嚴重的，這不僅會影響人們的生活質量，還會引發一些社會問題，解決貧困問題是我們迫在眉睫的任務。

一、我國城市貧困的概況

1.1城市貧困的界定

貧困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其內涵十分廣泛。從不同角度和不同發展時期對貧困可以做出多種定義。傳統的貧困定義主要是收入貧困，即收入水平低下，不能維持基本生活。國際廣泛采用的貧困定義是世界銀行在以“貧困問題”為主題的《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中給出的參照定義:即“缺乏達到最低生活標準的能力”。通過收入和支出的最低生活標準來表示，貧困不僅是物質上的匱乏，而且還包含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世界銀行《2000/2001年世界發展報告》則將貧困的概念進一步擴大，不僅包含以上內容，還包括風險和面臨風險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達自身的要求和缺乏影響力。在國內學者中比較一致的定義認為，中國城市貧困是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城市部分社會成員由于缺乏必要的資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剝奪了正常獲得生活資料和參與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權利，并使他們的生活持續性地低于社會的常規生活標準。

摘要：城市貧困群體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促進城市貧困群體自身健康發展重要前提，是城市反貧困工作順利進行的有力保證，是推動和諧社會進程的強大動力。本文從發揮媒體的輿論導向功能、文化的社會教育功能與社區的公共服務功能三方面，就如何對城市貧困群體思想政治工作加以創新的問題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城市貧困群體/思想政治工作/創新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是新形勢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方法，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我國城市貧困群體的大量出現及逐步擴大化，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和問題，成為和諧社會的現實隱憂。要從根本上解決城市貧困群體的脫困問題，推進和諧社會進程，就應使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線”的作用落到實處。而要加強城市貧困群體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須根據不斷變化的新形勢，充分運用新的載體，尋求新的途徑，開辟新的陣地，積極推進城市貧困群體思想政治工作的創新。

一、發揮媒體的輿論導向功能，運用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載體

***明確指出：“歷史經驗反復證明，輿論導向正確與否對于我們黨的成長、壯大，對于人民政權的建立、鞏固，對于人民的團結和國家的繁榮、富強，具有重要作用。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黨的新聞事業與黨休戚與共，是黨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說，輿論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所系的工作。”[1]正確的輿論宣傳有助于使城市貧困群體充分了解和認識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培養他們正確的道德價值觀念和現代法律理念。

1.傳統媒體作為輿論宣傳的有力武器，是對城市貧困群體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手段。1999年11月中共中央在《關于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見》中指出，我國正處在改革的攻堅階段和發展的關鍵時期，社會情況發生了復雜而深刻的變化，經濟成分和經濟利益多樣化、社會生活方式多樣化、社會組織形式多樣化、就業崗位和就業方式多樣化日趨明顯，給思想政治工作帶來大量新情況、新問題。城市貧困群體就是在社會轉型和城市社會結構急劇變遷中出現的特殊弱勢群體，為思想政治工作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因此，報刊、電視、廣播等新聞媒體在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過程中，要做到立足于城市貧困群體的生活現狀、心理狀態以及現實需求來積極尋求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徑和方法。一是要在堅持黨性原則和正確輿論導向的前提下，廣泛宣傳與城市貧困群體密切相關的政策調整、體制改革等方面的動態信息，使他們充分感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關注，積極轉變思想觀念，在社會中找到正確定位。同時，通過積極宣傳脫困的典型事例來幫助城市貧困群體增強信心和決心。二是媒體要通過開辟專欄、開通熱線等方式與城市貧困群體加強互動與交流，及時反映和妥善解決他們在思想上、心理上出現的問題，進行正確疏通和引導，幫助他們走出誤區。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城市新弱勢群體的現狀；稅收政策與城市新弱勢群體就業關系；促進城市新弱勢群體就業稅收政策的著眼點；具體建議四個方面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就業環境不利于城市新弱勢群體就業、城市新弱勢群體自身素質不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城市新弱勢群體失業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高勞動成本經常被認為對這種狀況負有責任、稅收政策作為一個外生變量、稅收優惠政策也是重要手段、增大對教育培訓的支持、加大對企業的支持、對城市新弱勢群體自謀職業或自主創業給予支、建立針對農民工的稅收優惠政策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內容提要: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帶來了中國社會巨大的變化，平均每年8%的經濟增長速度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但必須承認，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引發了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失業率上升等諸多問題，這已成為影響我國未來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障礙。失業人員的增加，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不可避免地導致貧困人口的激增及對社會公平的思考。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在城鎮，由于失業，大部分人陷入絕對貧困，兩極分化現象日益嚴重。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正在逐步形成個新的階層：城市新弱勢群體。

一、城市新弱勢群體的現狀

與一般老、弱、病、殘、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不同，城市新弱勢群體是指那些由于職業技能差、文化水平低，雖然都在積極尋找工作，但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即使就業也基本屬于臨時就業或彈性就業，就業質量低下，享受不到各種保險和有關福利待遇的人員。下崗失業人員與進城務工的農民是城市新弱勢群體的主要組成者。在數量上，他們已經超過城鎮登記失業人員，在生活水平上他們處于社會的最低點。如表1、表2所示。

就業環境不利于城市新弱勢群體就業。近兩年，我國勞動力市場呈現明顯供大于求的局面，就業彈性逐年下降。不但城市新弱勢群體需要工作崗位，每年的大中專畢業生也面臨就業難的局面。經濟模式的轉變是引起失業嚴重的主要原因。在經濟模式走向集約化發展道路的情況下，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只能拉動60萬～70萬個就業崗位。而過去在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下，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拉動就業可以達到200多萬人。加入WTO后我國企業面臨著結構性沖擊，受影響的行業、企業必將加大結構調整的力度，結構性失業人員的增加不可避免，進一步加大了勞動力市場非均衡狀態。

城市新弱勢群體自身素質不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城市新弱勢群體的顯著特點是職業技能差、文化水平低，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調查，下崗失業人員大專及以上的占到下崗失業人員總數的約7.9%，中專及高中的占到38.4%，初中及以下的占到53.7%；農民工情況更差，大專以上的只占到0.4%，中專及高中的占到11.3%，初中及以下的占到88.4%.這種情況使他們在就業方面往往面臨著種種勞動力市場障礙，如受歧視、缺乏接受培訓的機會、自身不能適應經濟的迅猛變革，以及伴隨貧困而來的各種不利因素，這些都阻礙了他們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