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導范文10篇

摘要：通過運用單位根檢驗、協整分析、格蘭杰因果檢驗等計量方法，采集2004—2015年的貨幣、信貸、消費、物價和產出的季度數據，對我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效果進行實證分析表明：從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到信貸市場的傳導渠道是順暢的，信貸和國內生產總值、消費者物價指數、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之間存在長期穩定性關系，但不明顯，說明傳導過程中存在一定梗塞，貨幣政策的傳導已不再以信貸傳導機制為主。今后可以從加強信貸管理、進一步調整貸款結構、拓寬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鼓勵發展消費貸款等方面，提高信貸傳導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效果。

關鍵詞：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有效性

一、引言

目前，許多國家都把貨幣政策作為抵抗經濟周期的一種重要政策工具。與美國等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還是一個新興市場國家，市場環境、經濟主體、利率傳導方式等還需要一定時間的培育與成長，這說明我國貨幣政策的調控環境、調控模式、傳導機制等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國家。隨著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的持續深化和金融業的快速發展，貨幣政策與宏觀經濟調控、GDP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等方面的關系越來越顯著。信貸傳導是貨幣政策的主要傳導手段，通過金融市場和商業銀行等載體向實體經濟注入貨幣。因此，研究貨幣政策的信貸傳導渠道與效應，一直是一個非常具有理論與實踐意義的重要課題。因此，本文正是從上述背景出發，研究當前由于金融市場的變化而給貨幣政策傳導可能帶來的影響，幫助我們分析影響信貸渠道傳導的結構性因素，同時，提出央行提高貨幣政策效應的對策建議。

二、文獻回顧

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效應是指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的影響，并進而對產出與物價水平的影響程度，也即是貨幣政策能否影響銀行信貸及產出，以及能有多大程度的影響。國外的研究方面，Bernanke和Gertler（1995）指出，對于克服信貸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銀行信貸具有天然的比較優勢，因此，信貸渠道在貨幣政政策傳導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也使更多企業的融資渠道比較單一，僅僅依賴于銀行貸款。Eh-rmann(2003)也指出，銀行信貸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發揮的作用越重要，銀行信貸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就越大，經濟發展對銀行體系的依賴程度也會較高。我國國內有大量學者對信貸渠道進行實證研究。主要觀點有兩種：一是是否存在貨幣政策傳導的信貸渠道，二是信貸渠道在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中是否占據主導地位。大部分學者支持信貸渠道的存在，并實證分析了信貸渠道與貨幣渠道的關系，信貸渠道如何影響實體經濟的發展。肖新成（2009）使用VAR模型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進行實證分析，發現貨幣渠道與信貸渠道同時存在，其中，短期內，信貸渠道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更為直接迅速，長期來看，貨幣渠道的影響更為明顯[1]。

1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指由中央銀行信號變化而產生的脈沖所引起的經濟過程中各中介變量的連鎖反應,并最終引起實際經濟變量變化的途徑。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及其效應問題是貨幣經濟學中最復雜的問題之一,也是國內外學者的現實研究熱點。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爆了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進而以美國、歐洲、日本為首的發達國家紛紛陷入經濟衰退。在發達國家紛紛動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防止經濟進一步下滑的同時,我國也在全球降息浪潮中下調人民幣基準利率,自2008年9月15日以來,央行連續4次降息,3次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同時加大貨幣投放放量。更為重要的是,我國貨幣政策做出了重大調整,以“適度寬松”作為貨幣政策的最新基調,為近十幾年來首次采用。從全球經濟過熱到目前的全球經濟緊縮,各國的貨幣政策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對于我國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效果究竟多大,其傳導途徑是怎樣的,是本文的興趣所在。

2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及我國的研究

2.1西方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

關于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一直存在著很多爭議,米時金(Mishikinetc.,1995)對三種主流的理論進行了比較完整的概括。泰勒(Taylor)堅持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觀點,強調貨幣資金利率的作用,認為貨幣政策變化,引起短期市場利率變化,經由市場預期作用,影響長期利率和實際投資,最終影響產出;梅爾澤(Meltzer)強調貨幣主義觀點,認為貨幣政策變化,引起普遍的資產價格調整,通過“托賓Q效應”影響投資,通過“財富效應”影響消費,最終影響產出;伯南克(Bernanke)則提出了新的信貸觀點,認為貨幣政策變化,影響資產價格,影響企業和銀行的凈價值,進而影響經濟中的信貸規模,最終影響產出。圍繞這三大理論存在大量的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但是分歧仍然很大(瞿強,2008)。

2.2關于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效應的研究

一、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的原因分析

(一)1.為實現中央銀行由以直接調控為主向以間接調控為主的轉變，中央銀行陸續摒棄了一些傳統的貨幣政策調控手段，并在運用市場化手段調控貨幣供應量上取得一定進展。2.金融市場發展滯后，制約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空間。經驗表明，金融市場發達與否，對貨幣政策傳導影響較大。我國金融市場建設還存在明顯不足，一是市場比較單一，缺乏系統和層次。僅有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債券市場和證券市場。且市場缺乏縱深，僅存在銀行間、機構間的批發性交易市場，像柜臺交易等基礎性市場則沒有。二是市場存在分割現象，缺乏聯通。既存在地域分割，又存在條條分割，不同的市場主體分割于不同的市場。三是市場交易工具較少。缺乏形式的多樣化、可滿足不同投資者需求的金融工具，使交易不夠活躍。金融市場的這種現狀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缺乏足夠的運作空間，一些市場化貨幣政策工具難以有效發揮作用。同時也制約了其基礎性資源配置功能作用的發揮，影響了能夠及時正確反映社會資金供求狀況的市場利率的形成，不能為中央銀行及時調整貨幣政策提供正確的信號，進而影響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針對性和時效性。3.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導路徑單一，影響了貨幣政策效力。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主要通過國有商業銀行進行，窗口指導也主要面對國有商業銀行，其他金融機構則往往被忽略，造成廣大中小金融機構游離于貨幣政策傳導之外。近年來，發生了存款重新向大銀行集中的現象，而中小金融機構存款增長緩慢，為防范流動性風險而必須提高備付率，使金融體系整體貨幣派生能力受到抑制。表現在貸款上則是信貸資金紛紛流向大城市和大企業，農村資金大量流向城市，中小企業資金需求難以得到銀行支持，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充分傳導。同時，分業管理使貨幣政策作用范圍縮小，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只能在銀行業內部調整和傳導，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上的資金調控與貨幣政策缺乏有機聯系，使貨幣政策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傳導媒介，弱化了貨幣政策的影響力和貨幣政策對整個經濟的導向作用。(二)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導在商業銀行內部受阻，影響了貨幣政策實際效應的發揮近些年來，中央銀行調控貨幣供應量的操作已明顯區別于傳統經濟而具有經濟杠桿的特征，已不再是完全取決于經濟主體行為的內生變量。而商業銀行自身矛盾重重和體制改革滯后又加劇了貨幣供應量的外生性，造成貨幣政策在商業銀行內部傳導過程受阻。商業銀行面臨著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與迅速實現商業化改革的雙重挑戰，風險約束機制明顯加強。但相應的激勵機制沒有跟上，風險控制與激勵機制的不對稱和責權利的不統一，造成商業銀行過度關心貸款的風險，甚至以特殊市場份額和貸款的盈利為代價，放貸行為過于謹慎，甚至發生“惜貸”現象。其結果是銀行的風險有所“緩解”，但廣大企業的金融服務被忽視。那些融資渠道本來就狹窄的中小企業和企業的季節性儲備資金、擴大生產規模所需的流動資金、新產品開發、短平快項目所需貸款等正常資金需要難以得到滿足。

二、加快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完善和創新

多年來，我國貨幣政策一直以治理通貨膨脹為重點，相應的貨幣政策傳導呈現出“逆程序”的特征，即企業倒逼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倒逼中央銀行。而近年來的貨幣政策傳導程序發生了很大變化，由“逆程序”變為“順程序”，即中央銀行驅動商業銀行，商業銀行驅動企業。這種新的傳導程序使傳統的貨幣政策傳導路徑遇到困難，很可能出現傳導阻滯，必須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行完善和創新。(一)優化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在目前條件下，以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比較可行。而由于金融對外開放尤其是金融創新的加快，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指標的可測性、可控性以及有效性會大大降低。我國要對貨幣供應量指標進行完善，增加其涵蓋內容，把外資金融機構存款和國內金融機構外匯存款納入統計監測范圍，提高其操作時效，并逐步過渡到以利率作為中介目標。經過改革積累和宏觀經濟環境的改善，利率市場化已經成為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務。人民幣貸款利率需要加快改革步伐，應按照先外幣、后本幣，先貸款、后存款，先農村、后城市的總體思路，穩步推進。建立起以中央銀行利率為基礎、以貨幣市場利率為中介、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由市場決定的市場利率體系和形成機制。這樣能增強金融業的競爭活力，提高服務水平，還能提高利率的市場彈性，準確反映社會資金供求狀況，為中央銀行運用利率手段調節貨幣供應量，提高貨幣政策時效創造條件。(二)建立統一靈活高效的貨幣市場，完善和擴大資本市場，擴大公開市場業務1.加快發展貨幣市場。一是要發展同業拆借市場。擴大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統一電子網絡，擴大市場覆蓋面。積極推進行業務，為眾多中小金融機構進入全國市場創造條件。同時應更多地吸收證券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進入銀行間市場，增加貨幣政策的傳導范圍。二是發展債券市場。注意加快債券市場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市場發展的相關技術條件，加緊研究開辦銀行柜臺債券交易業務，并盡量增加市場交易主體，著手培育人和做市商制度，建立一個面向所有金融機構、企業法人和居民的全國統一的債券市場。三是發展票據市場。中央銀行應通過完善再貼現政策，引導和推動票據市場立足于面向所有金融機構和企業法人，完善票據發行和貼現機制，為中央銀行運用再貼現手段傳導貨幣政策創造更大的空司。2.完善資本市場。一是要盡快彌補證券市場的結構性缺陷，建立為創新型中小企業服務的二級股票市場或場外交易市場，以造就足夠多的市場參與主體。要在市場的參與和準入方面降低壁壘，減少行政性管理，在側重于標準控制的同時讓更多的進入資本市場的企業獲得證券融資的可能性。二是要解決證券市場功能的結構性缺位問題，強化其資源配置作用。運用資本的趨利性、流動性，引導籌資者和投資者按市場規則追求資源配置效率，發揮資本市場在優化金融結構和傳導貨幣政策方面的作用。3.擴大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為滿足中央銀行利用貨幣市場調節基礎貨幣的需求，要擴大市場債券數量，尤其要增加短期債券發行量，擴大交易規模，提高商業銀行債券持有量占其總資產的比例，以滿足商業銀行資產流動性需要。同時，要允許更多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或其他機構進入債券市場。這樣中央銀行可以通過貨幣市場吞吐債券影響商業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結構，實現擴大或收縮貨幣供應量的目的，提高貨幣政策傳導的效率和效果。(三)提高貨幣政策決策的科學性，優化傳導路徑1.完善決策機制。中央銀行應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對貨幣政策時滯的影響，提前做好貨幣政策安排，增強政策透明度，促使公眾產生合理的政策預期。要加強信息交流，實現信息共享，避免監管出現盲區或盲點。在制定貨幣政策時要充分考慮和發揮證券市場和保險市場的作用，以擴大貨幣政策的傳導范圍。2.理順傳導機制。要著力理順貨幣政策在銀行業內部的傳導機制。在人民銀行內部，要適應管理體制改革的現實適當擴大分行和省會、城市中心支行對轄區貨幣供應量的調控權力，以加快貨幣政策在系統內部的傳遞速度。對政策性銀行可增加金融債券的市場化發行規模，完善政策性金融功能，擴大其信貸投放。對國有商業銀行則要進行綜合性改革，重點完善其法人治理結構，加快股份制改造步伐，建立嚴格規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在防范風險的同時，建立健全信貸激勵機制，改進金融服務，發揮其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主力軍作用。中小金融機構在落實對中小企業和農村貨幣政策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環節少、傳導快，要把它納入貨幣政策調控的范圍，在再貸款、再貼現等方面與國有商業銀行一視同仁。在商業銀行信貸萎縮的條件下，支農再貸款可以引導農村信用社優化信貸投向、改善經營狀況、增加農民收入、活躍農村經濟，受到了普遍歡迎。中央銀行要充分運用這些有效的傳導媒介和路徑，實現貨幣政策目標。

作者：李麗單位：中國人民銀行雞西市支行

【論文關鍵詞】細胞凋亡；信號傳導

【論文摘要】凋亡是細胞的主動死亡過程，此過程涉及一系列基因的激活表達和調控。在細胞的正常發育過程中，約有半數細胞通過凋亡途徑被清除。由于細胞凋亡在胚胎發育、新舊細胞更替、免疫反應終止、腫瘤發生和自發抑制，以及許多免疫性、神經退行性疾病和衰老等方面均發揮重要作用，闡明細胞凋亡的發生及其調控機制將對相關疾病的治療展示光明的前景。本文就細胞凋亡信號傳導途徑研究及其最新進展作一綜述。

細胞凋亡主要通過受體介導的信號途徑誘導細胞凋亡因子或刺激因素通過第二信使系統傳遞信號，信號傳遞途徑決定了細胞的命運。本文嘗試從細胞凋亡信號傳導途徑角度來對其機制做一概述。

1死亡受體信號通路

死亡受體配體主要通過以半胱氨酸蛋白酶下幾個方面啟動信號傳導：受體齊聚、特殊銜接蛋白募集和caspase級聯活化。

以Fas/FasL為例：Fas是一種跨膜蛋白，屬腫瘤壞死因子受體超家族成員，它與FasL結合可以啟動凋亡信號的轉導引起細胞凋亡。其活化包括以下步驟：首先配體誘導受體三聚體化，然后在細胞膜上形成凋亡誘導復合物，這個復合物中包括帶有死亡結構域的Fas相關蛋白FADD[2]。Fas又稱CD95，是由325個氨基酸組成的受體分子，Fas一旦和配體FasL結合，可通過Fas分子啟動致死性信號轉導，最終引起細胞一系列特征性變化，使細胞死亡。Fas作為一種普遍表達的受體分子，可出現于多種細胞表面，但FasL的表達卻有其特點，通常只出現于活化的T細胞和NK細胞，因而已被活化的殺傷性免疫細胞往往能夠最有效地以凋亡途徑置靶細胞于死地。Fas分子胞內段帶有特殊的死亡結構域。三聚化的Fas和FasL結合后，使三個Fas分子的死亡結構域相聚成簇，吸引了胞漿中另一種帶有相同死亡結構域的蛋白FADD[3]。FADD是死亡信號轉錄中的一個連接蛋白，它由兩部分組成：C端（DD結構域）和N端（DED）部分。DD結構域負責和Fas分子胞內段上的DD結構域結合，該蛋白再以DED連接另一個帶有DED的后續成分，由此引起N段DED隨即與無活性的半胱氨酸蛋白酶8（caspase-8）酶原發生同嗜性交聯，聚合多個caspase-8的分子，caspase-8分子遂由單鏈酶原轉成有活性的雙鏈蛋白，進而引起隨后的級聯反應，活化caspase-8通過兩個平行級聯刺激細胞凋亡：直接切割和活化caspase-3；切割Bid（Bcl-2家族蛋白），截型Bid（tBid）移位至線粒體，誘導細胞色素C釋放，從而活化caspase-9和caspase-3，作為酶原而被激活，引起下面的級聯反應，細胞發生凋亡[4]。TNF誘導的細胞凋亡途徑與此類似[5]。TNF和DR-3L能夠傳導促凋亡和抗凋亡信號。TNFR和DR3通過接頭蛋白TRADD和活化caspase-8加速細胞凋亡。另一方面，活化NF-κB和誘導存活基因（IAP）的一種接頭蛋白復合物（包括RIP）可抑制細胞凋亡。通過Apo2L誘導細胞凋亡需要caspase活性，但是否需要接頭蛋白參與尚不清楚。

1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指由中央銀行信號變化而產生的脈沖所引起的經濟過程中各中介變量的連鎖反應,并最終引起實際經濟變量變化的途徑。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及其效應問題是貨幣經濟學中最復雜的問題之一,也是國內外學者的現實研究熱點。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爆了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進而以美國、歐洲、日本為首的發達國家紛紛陷入經濟衰退。在發達國家紛紛動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防止經濟進一步下滑的同時,我國也在全球降息浪潮中下調人民幣基準利率,自2008年9月15日以來,央行連續4次降息,3次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同時加大貨幣投放放量。更為重要的是,我國貨幣政策做出了重大調整,以“適度寬松”作為貨幣政策的最新基調,為近十幾年來首次采用。從全球經濟過熱到目前的全球經濟緊縮,各國的貨幣政策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對于我國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效果究竟多大,其傳導途徑是怎樣的,是本文的興趣所在。

2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及我國的研究

2.1西方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

關于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一直存在著很多爭議,米時金(Mishikinetc.,1995)對三種主流的理論進行了比較完整的概括。泰勒(Taylor)堅持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觀點,強調貨幣資金利率的作用,認為貨幣政策變化,引起短期市場利率變化,經由市場預期作用,影響長期利率和實際投資,最終影響產出;梅爾澤(Meltzer)強調貨幣主義觀點,認為貨幣政策變化,引起普遍的資產價格調整,通過“托賓Q效應”影響投資,通過“財富效應”影響消費,最終影響產出;伯南克(Bernanke)則提出了新的信貸觀點,認為貨幣政策變化,影響資產價格,影響企業和銀行的凈價值,進而影響經濟中的信貸規模,最終影響產出。圍繞這三大理論存在大量的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但是分歧仍然很大(瞿強,2008)。

【正文】

關于貨幣傳導機制，在西方經濟學界現在有許多不同的觀點，各種觀點強調不同因素在貨幣傳導機制中的作用。這些觀點可以分為三類：傳統的利率渠道、其它資產價格渠道以及信貸渠道。

一、傳統的利率渠道

從希克斯于1937年提出is—lm模型到現在，已有60年了。60年來，該模型一直是大多數西方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的主要內容，也一直是西方國家政策討論中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到現在依然如此。在這一模型中，貨幣政策是通過利率的變化來傳導的。貨幣存量的增加將降低利率即借貸成本，借貸成本的降低增加廠商的投資支出和消費者對耐用品的消費支出。這樣需求將增加，從而導致總產量和總收入的增加。這就是利率渠道。就是說，貨幣存量的變動將導致利率的變動，而利率的變動又將引起投資的變動，從而引起總需求的變動，最終導致總產量的變動。因此，在is—lm模型中利率渠道是主要的貨幣傳導機制。

貨幣政策的利率傳導機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強調真實利率而非名義利率。另外，人們通常認為，對支出有主要作用的是長期真實利率而非短期真實利率。但是，如果中央銀行使得短期名義利率發生變化，就會導致短期以及長期債券的真實利率發生相應變化。由于價格粘性的存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降低了短期名義利率，也就降低了短期真實利率，即使在理性預期的世界中也是如此。利率期限結構中的預期假說指出，長期利率是預期的未來短期利率的平均數，因此短期真實利率的降低將導致長期真實利率的降低。真實利率的降低導致企業固定投資、住宅投資、耐用消費品支出和庫存投資的上升，所有這些又將導致總產量的上升。

對支出起作用的是真實利率，而非名義利率。這一事實對貨幣政策刺激經濟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啟示：即使名義利率在通貨緊縮時期到達零限，貨幣政策依然有用。如果名義利率在零限上，貨幣擴張將提高預期價格水平從而提高預期通貨膨脹率，進而降低真實利率。真實利率的降低將使投資支出增加，從而導致總產量的增加。

1數據來源及處理

研究中變量的界定及計算方法說明如下：（1）經濟增長（GDP）：用1996～2011年期間的GDP表示，并折算為以1996年為基期的可比價格，單位為億元人民幣。（2）能源消費(ENERGY)：指能源消費總量，包括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用折算為標準煤后的能源消費總量表示，單位為萬噸標準煤。（3）碳排放量(CARBON)：指化石能源的消費引起的碳排放，采用日本全球環境戰略研究所《2006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中的“方法1”來估算碳排放量，該方法可以反映各省市的能源供應結構不同對碳排放量的影響。數據根據相關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計算、整理得到。

2實證結果與分析

2.1面板單位根檢驗

采用適用于相同根情形LLC（Levin-Lin-Chu）檢驗方法和不同根情形的IPS(Im-Pesaran-Shin)檢驗方法并采用Eviews6.0軟件對lnGDPit、lnENERGYit和lnCARBONit進行單位根檢驗。***表示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由表1可知，在LLC檢驗和IPS檢驗下，lnGDP、lnEN-ERGY和lnCARBON三個變量的水平值均不能拒絕單位根假設。而三個變量的一階差分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均拒絕單位根假設，為1階單整I(1)過程。因此，可以對變量進一步做面板協整檢驗。

2.2面板協整檢驗

【摘要】文章根據資金獲得方式的異同將我國現階段經濟劃分成典型的二部門經濟結構，并從貨幣政策的外匯傳導機理角度分析了這一格局產生的根源，指出雖然目前的外匯管理制度對涉外部門的高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金保障，但從應對全面開放條件下保持內外均衡的挑戰來看，應逐步改變偏重涉外部門的政策取向，促進我國經濟的全面協調發展。

一、貨幣政策運行的外匯環境

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歷了一個由封閉經濟(closedeconomy)、半封閉經濟(semi-closedeconomy)轉為—個半開放經濟(semi-Openeconomy)的發展階段，并正朝著開放經濟(openeconomy)發展。伴隨經濟的整個轉型過程的是我國外匯制度的變革。

1994年我國進行了匯制改革，實現了人民幣匯率的并軌運行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6年我國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實現可兌換。自此，我國的外匯管理也形成了半開放格局，即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資本項目下仍實行匯兌管制。根據權威人士評估，就資本項目匯兌程度方面，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縱織劃分的43個資本交易項目，目前我國有將近一半的資本項目交易已基本不受限制或較少受限制，有四成多交易項目受較多限制，嚴格管制的項門僅有一成多。就吸收外商直接投資而言，我國的開放程度甚至高于一些發達國家。

二、貨幣政策運行的經濟結構環境

以結構主義方法來分析我同現階段的經濟，筆者認為以外匯資金的可得能力為標準，我國現階段存在著典型的二部門經濟：涉外部門和非涉外部門。這里的涉外部門既包括對外貿易領域也包括部分非貿易但已對外開放投資的領域。這些部門可以通過實物產品的進出口貿易獲取外匯資金，也可以通過吸引外國投資等方式獲取外匯資金。而非涉外領域則是那些尚未獲得外國投資又走內向型發展道路的經濟部門。比較兩部門經濟發展中對資金的籌措能力，涉外部門無疑比非涉外部門多了一條外匯資金的渠道。正是這一資金籌措能力上的不同，在當前外匯管理制度安排下我國的涉外部門得到了保護性的發展優勢，使得我同的外向型經濟獲得了突飛猛進的增長，從而帶動我國經濟進入一個開放的格局。

【摘要】文章根據資金獲得方式的異同將我國現階段經濟劃分成典型的二部門經濟結構，并從貨幣政策的外匯傳導機理角度分析了這一格局產生的根源，指出雖然目前的外匯管理制度對涉外部門的高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金保障，但從應對全面開放條件下保持內外均衡的挑戰來看，應逐步改變偏重涉外部門的政策取向，促進我國經濟的全面協調發展。

一、貨幣政策運行的外匯環境

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歷了一個由封閉經濟(closedeconomy)、半封閉經濟(semi-closedeconomy)轉為—個半開放經濟(semi-Openeconomy)的發展階段，并正朝著開放經濟(openeconomy)發展。伴隨經濟的整個轉型過程的是我國外匯制度的變革。

1994年我國進行了匯制改革，實現了人民幣匯率的并軌運行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6年我國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實現可兌換。自此，我國的外匯管理也形成了半開放格局，即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資本項目下仍實行匯兌管制。根據權威人士評估，就資本項目匯兌程度方面，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縱織劃分的43個資本交易項目，目前我國有將近一半的資本項目交易已基本不受限制或較少受限制，有四成多交易項目受較多限制，嚴格管制的項門僅有一成多。就吸收外商直接投資而言，我國的開放程度甚至高于一些發達國家。

二、貨幣政策運行的經濟結構環境

以結構主義方法來分析我同現階段的經濟，筆者認為以外匯資金的可得能力為標準，我國現階段存在著典型的二部門經濟：涉外部門和非涉外部門。這里的涉外部門既包括對外貿易領域也包括部分非貿易但已對外開放投資的領域。這些部門可以通過實物產品的進出口貿易獲取外匯資金，也可以通過吸引外國投資等方式獲取外匯資金。而非涉外領域則是那些尚未獲得外國投資又走內向型發展道路的經濟部門。比較兩部門經濟發展中對資金的籌措能力，涉外部門無疑比非涉外部門多了一條外匯資金的渠道。正是這一資金籌措能力上的不同，在當前外匯管理制度安排下我國的涉外部門得到了保護性的發展優勢，使得我同的外向型經濟獲得了突飛猛進的增長，從而帶動我國經濟進入一個開放的格局。

一、操作框架的內在不確定性

操作框架的內在不確定性是指中央銀行在某一操作框架中通過政策操作實現價格穩定目標時，其政策傳導的各個階段中可能存在各種沖擊因素，這就使得中央銀行在該操作框架中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價格穩定目標具有不確定性。目前西方經濟學者針對以價格為導向的傳導機制提出了貨幣模式（moneyparadigm）和菲利普斯曲線模式（phillipscurveparadigm），然后依據兩種模式分別建立了操作框架，并分析了每種框架中的沖擊因素，進而提出這兩種操作框架的內在不確定性。

（一）依據貨幣模式的操作框架的內在不確定性

1.貨幣模式

貨幣模式是以交易說貨幣數量論為理論基礎，從貨幣的交易媒介功能出發，強調純粹具有交易媒介功能的交易性貨幣、交易性貨幣缺口在傳導中的關鍵作用，并認為交易性貨幣的收入流通速度是穩定的，而且如果能準確識別其中的以收入交易為基礎的交易性貨幣，即可實現名義產出目標，同時名義產出目標再通過分解可得通脹目標。

交易說貨幣數量論是由Fisher于1911年提出的。他認為，人們出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目的，需要一種能夠在商品、勞務的支付以及債務清償中普遍接受的物品，貨幣也就由此產生。那么，純粹具備這一功能的物品被稱為交易性貨幣（transactionmoney）。并且，在交易性貨幣與商品、勞務和債券等交換時，將形成貨幣量、交易流通速度，價格水平、交易量的恒等關系，他用交易方程式加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