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詩歌范文10篇

我在這里所講的“當代詩歌”，不是嚴格意義的“正統文學史”上的“當代詩歌”。在“正統文學史”的概念中，是把中國文學的發展分成了四個階段，分別是古代文學、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而且大致是以1840、1919和1949年做這四個時代的分界線的。所以，“當代文學”在通用的文學史教材里，一直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國文學。然而我所講的“當代詩歌”，不是指這樣一個正統文學概念；而且我所指的“當代”，也不是社會學家或人類學家所說的“當代”的意思（他們所說的“當代”，是指目前我們正在經歷的時代），一句話，我所說的“當代詩歌”，指的是從1976年至今的詩歌。

為什么要選擇1976年這樣一個時間呢？這只是因為1976年曾經發生過一次“天安門詩歌運動”。這個運動，把此前和此后的詩歌創作明顯地區分開來。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詩歌創作是非常活躍、而且非常具有成效的。當時出現了一大批好的詩人，包括穆旦、戴望舒、徐志摩，還有象征派的李金發等等。但是到建國以后，這些詩人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寫得少了，尤其是到五十年代末，隨著國內政治氣候的變化，出現了一種“紅旗歌謠”式的詩歌，失去了詩歌應有的人文關懷、失去了詩歌應該具有的韻味和品質……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70年代。

1976年，國內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四五運動”，一大批詩歌被張貼到天安門廣場、或西單民主墻上，震動了全國……這也就是歷史上所說的“天安門詩歌運動”。當時的詩歌就形式而言，主要的還是古體詩詞樣式（如著名的“揚眉劍出鞘”等等）。

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是：1976年左右，在北京，在天安門之外的其它胡同里、小巷里，還有一些所謂“地下”的詩人，在創作著一些與當時頻頻見諸于國內報刊的詩歌完全不同的別樣的詩歌。這些“地下詩歌”，是以手抄本、或者油印刊物（比如《今天》）的形式流行于世的。這些詩人，便是北島、食指、芒克、楊煉、顧城、江河等等。這些人后來都成為了“朦朧詩”創作的代表人物……我所說的“當代詩歌”，就是從這些人、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一、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學生真的難以接受現當代詩歌嗎？

無庸置疑，當代學生中存在這樣一個普遍的現象：寧可讀小說散文等現當代文章，也不讀現當代詩歌。我們中國是世界公認的“詩歌國度”，一向有寫詩讀詩評詩的傳統，為什么會產生這種現象？我認為，有以下三方面原因：1、文體的陌生轉換。語文課堂分析講解的多是實用文，以及少量的文學性文章如小說散文，這些文章至少在文體方面的概念表述上有相近之處：中心、內容、材料、層次、用詞、表達方法……而詩歌在文體方面的概念上的表述是分行、省略、押韻、意象、感情流動……加上詩壇變化多姿，風格多樣，新奇之作不斷，的確造成很大的閱讀難度。2、學生的閱讀習慣。于是對學生的閱讀習慣造成沖擊。其他文體是朗讀，詩歌是涵詠；其他文體抓材料歸納中心，詩歌是從意象中捕捉感情流程；其他文體對語言、感情、技巧的要求不如詩歌高。3、教師的學識修養。許多語文教師對詩歌的認識是陳舊的、過時的。他們對詩歌的了解還是大學《文學概論》里得到的知識（大概是十幾年前編寫的吧），時代在發展，詩歌理論也在發展，而早先很多文學史又只重思想內容評價、輕藝術技巧分析。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我們語文教師平時對詩歌的閱讀寫作是不多的。因此，遇到詩歌篇目，就感到不太好掌握備課的尺度，學生學習效果如何也就不言而喻。

其實，這種情況跟學生的心理成長和知識渴求是不協調的。中學生完全可以讀懂、寫好詩歌，甚至包括現代派的詩歌。我舉幾個例子。其一是開創法國象征派詩歌的蘭波，16歲發表詩歌，18歲寫成《醉舟》等著名詩章，20歲出版《地獄里的一季》，21歲出版列入世界名詩集的《靈光集》；⑴其二是蘇聯的葉賽寧，20歲發表名詩《白樺》，入選蘇聯中學教材，被著名作曲家葉普科琴作曲，現在又入選新教材高中第二冊《語文讀本》；⑵其三是奧地利著名詩人里爾克，19歲出版處女詩集《生活與詩歌》，風格兼有浪漫主義和印象主義的特色。⑶那么，中國呢？詩人海子19歲寫出被中國詩歌界一致好評的《亞洲銅》，25歲寫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一詩已入選高中語文新教材第三冊第一單元第3課。⑷這些在世界上有影響的現當代詩人的年齡和我國在校中學生差不多，他們能夠在這個年齡段寫出這些好詩，對我們語文教師是一個不小的啟示：對中學生來說，接受現當代詩歌的難度并不太大。而且我手頭有一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學生詩歌選評》，發現其印數達2萬冊之多；⑸還有一些學生拿著徐志摩、席慕蓉等人的詩作向我請教，這些都從一個側面反映中學生對詩歌的喜好。詩和心靈存在直接的對應關系。詩歌能夠直接地、聚焦地體現作者的內心世界，具有強烈的情感性和深刻的啟示性；詩歌又具有強烈的節奏感，能夠巧妙地宣泄感情發生、延續、收結的流程，對學生有天然的感召，因此詩歌容易被學生接受。假如我們語文教師能夠讓學生明白詩歌的文體特點，改變學生的閱讀習慣，提升教師自身的修為，指導學生讀詩、寫詩相信不是一件難事。這在語文教育界集體重視文學教學的今天，重視學生心靈教育的今天，也有莫大的意義。

二、一點來自自身實踐的體會：感知語言、分析內容、領悟技巧

我是一名詩歌愛好者。大學時是校詩社社長，畢業后參與組織跨地區民間詩社——紹興龍山詩社，在公開報刊發表詩歌和詩評近80篇（首）。平時常閱讀和寫作詩歌，從自身實踐中，我深深體會到：學習詩歌，必須做到能夠感知語言、分析內容、領悟技巧。如果沒有對語言敏銳的感知能力，沒有對內容深層次的把握能力，沒有對技巧獨到之處的領悟能力，就不能使自己學有所得，學有所用。那么，怎樣盡快有效地指導對詩歌只有粗淺認識的學生，使他們有個比較實用的學習詩歌的方法呢？我從文本閱讀的角度，站在學生的年齡和知識水平的尺度上，在課堂教學中按“讀熟/感知——讀懂/分析——讀透/領悟”三個步驟指導學生學習詩歌，務求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學生也能夠按此模式自學詩歌。

讀熟——感知詩歌的格律和分行。

在悠久的中國文學史上，詩歌以其獨特的情感寄托、豐富的描寫內容、奇妙的韻律節奏讓無數人傾心。而流行音樂似乎難于同高雅的古典詩歌相提并論。因此不會有太多的人主動地將兩者聯系在一起。但正如滔滔江水實則來源于千年積雪的消融，古典詩歌與當代的流行音樂，其實也有著一個根源與發展的關系，古典詩歌對流行音樂的影響更是日益彰顯。

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悠久的歷史，祖先給我們留下的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中國古典詩詞更是有著值得炫耀的歷史，豐富的內涵，悠長的韻味，高深的意境，一切的一切，流傳至今。也正因此，縱覽數十年來的流行音樂，處處都有古典詩詞的影子，點點滴滴可見古典詩詞的風韻猶存。本文擬從兩方面對“中國古典詩歌與流行音樂”做相關闡釋：一是唐詩宋詞元曲及流行音樂的由來和特點；二是從不同角度看詩歌對流行音樂歌詞創作的影響。

首先研究唐詩、宋詞、元曲及流行音樂的由來發展和特點：

（一）唐詩

中國是詩的國度。詩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古體詩，如《詩經》、《楚詞》等；另一類是格律詩，在一首詩中，講求平仄、韻腳和對仗等。唐帝國的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文化的繁榮。國內各民族的融合，日趨頻繁的國際文化交流，各階級各階層的生活變得豐富復雜，為詩詞創作提供了多種多機關報養料和素材。唐帝國制定和執行的科舉選拔人才的制度以詩賦主要內容，這種機制也直接促進了詩歌的創作。其特點：從形式上講究調聲、隸事和內容上沿襲宮體，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旋律，或慷慨激昂、或纏綿婉轉、或英雄氣概、或兒女情長。

（二）宋詞

容提要:結合魯揚的智性詩學理論論述黃金明⑴本世紀初的智性詩歌的特點——城市與農村碰出的文化因子——新的鄉土情結，并講述他的詩歌影響，中肯地肯定他在本世紀初所取得的成就。

“五·四”是中國新詩的起點，然而，在其后的好幾十年來也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建國后到改革開放這段時間，新詩更不如從前了，被一層濃濃的意識形態所束縛而失去了自身尊嚴。在這層外衣的監控下，無數老一輩的詩人不惜出賣自己的意愿，更是出賣了藝術，無病呻吟地歌功頌德，甚至產生像農民“詩人”王老九這樣的順口溜詩句：

種地想起，周身上下增力氣；

走路想起，千斤擔子不覺累；

吃飯想起，蒸饃拌湯添香味。就連建國前在詩壇享有盛名的郭沫若在建國之后也一副嘴臉的媚態！在重大的歷史事件中，郭老往往會發表詩詞表態。比如，1966年9月9日發表題為《》的詩詞，歌頌“”的到來；“四五”之后，寫了《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十周年》；五個月之后，中國的政治格局發生了變化，被粉碎，郭老又寫了一首《水調歌頭·粉碎》慶賀！這與他前期寫詩的心態完全變了味！在這個時期，被我們后人真正看得上是詩的詩歌是隱匿于民間的地下詩歌，這主要以黃翔⑵詩人為代表。

改革開放之后，人們的思想空前解放，詩人們將不再受“主義”“階級”“革命”等意識形態束縛，創作開始內化，也即關注自己，注重個體的生存狀態，藝術手法也開始發生變化，意象與象征交織互用，于是在這個階段就產生了“朦朧詩”，震撼了整個中國詩壇，并以破竹之勢影響無數青年人，摧毀了老一輩詩人這股僵化的詩歌力量，成為中國新詩的一個亮點。隨后，在此基礎上，中國新詩不斷地發展，乃至出現不同的詩歌流派，如“第三代”詩歌、“中間代”詩歌及“七十后”詩歌等。

一、時代轉型與女性詩歌寫作個人化傾向

1990年代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一方面社會實現了急劇的歷史轉型，中國進入了以商品經濟為主導的大眾消費文化時代。另一方面1990年代，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還在實際上存在著地區發展中的不平衡現象。這樣，正是這種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的散文化現實使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呈現出一種包容、混雜的后現代性多元化情境，表現為一種曖昧、迷離的表意態勢，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多元化的生活理念、多元化的文化價值取向。同時加之西方后現代文化理論的介入，更在實際中，在文化上加劇了這種復雜多元的后現代性情境。正是1990年代以來這種復雜多元共生的后現代性情境，使得意識形態弱化，文學失去了整合社會和時代的強大功能。這樣就決定了傳統單一意識形態的詩已不能表達多元復雜的散文化現實，詩歌要想不脫離現實，就必須更新既有的傳統詩歌觀念，才能對1990年代以來當代復雜的散文化的現實作出有力回應。于是面對1990年代以來這種多元化的后現代復雜現實情境，當代的女性詩人迅急的作出了斷裂性的現代變革：這就是從單一意識形態的集體寫作轉向多元性的個人化抒寫。

因此正是1990年代這種急劇的歷史轉型、迅速到來的大眾消費文化時代，使整個社會彌漫著濃厚的商業化氣息，而使精神和思想呈現嚴重的縮減趨勢，同時加之西方后現代解構文化理論思潮的介入，更在客觀上加劇了這種縮減的趨勢，這樣就使一向依賴精神思想寫作的傳統單一抒情型詩歌在一時間失去了時代精神向度力量和理論背景的支撐。并且由于時代處于一種轉型過渡時期，意識形態呈現出一種含混、迷離、曖昧、晦澀的弱化趨勢，文學失去了整合社會和時代的強大功能，以往那種作為現代性宏大敘事話語的國家性、民族性、階級性話語，在1990年代以來這個大眾消費文化盛行的特殊時代里就轉化為一種消費性的個人性話語。因此，如果說198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詩歌的崛起是這種個人性話語即將崛起的一種最早、最明顯的征候，那么在1990年代以后，在這種特殊的后現代性社會文化語境下，1980年代中后期女性詩歌那種高昂的單一向度的集體性別對抗話語，就轉化為一種更具時代性的真正意義上——即去性化以后的個人性話語。這樣種種合力促成的現代性結果就使中國自1990年代以來的女性詩歌寫作呈現出一種反對一切宏大敘事的個人化的轉型傾向趨勢。因此，如果說以往的詩歌寫作是以時代為傾述對象和參照背景，個人性的感情、思想必須轉化、融合在時代集體生活的宏大敘事中，那么，1990年代以來的詩歌寫作情形則恰好相反，它要求把時代公共性的共通化的情感、心態、經歷轉化成私人化個人性經驗的表述。所以，如果說，以往的詩歌寫作發現的是時代、國家，而1990年代以后的詩歌寫作則是對個人的一次重大發現，個人開始突破時代意識形態的束縛而正式浮出歷史地表。這樣就對以往的那種宏大敘事的本質主義寫作觀念構成了反諷、顛覆和解構，從而在詩歌寫作的方法上發生了一種從宏觀集體謳歌到微觀個人敘事的變異。這就是1990年代在詩歌寫作觀念方法上發生的重大變異之一。正是在這種大的詩歌寫作觀念發生變異的背景下，當代女性詩歌也一反過去意識形態性質的性別對抗寫作，而在寫作觀念和方法上發生了一種明顯的個人化轉向。

二、個人化之表現

1990年代以來的當代女性詩歌這種多元性的個人化抒寫，首先體現在詩歌觀念的變革方面：也即女性詩歌寫作為了適應多元化時代的要求，突破了傳統以情感為核心的詩歌觀念的束縛，使詩歌從單純的情感的抒發、再現轉入到復雜意識的綜合表現與創造，這樣詩歌在功能上就從抒情走向敘事，在外在形式上，就突破了傳統詩歌統一的抒情韻律節奏形式，而發生了一種個性化的逆轉、變奏，呈現出一種敘事性的非邏輯化、非理性化的個人化語言形式。因此由單一情感的抒發到復雜經驗意識的綜合敘事是1990年代以來當代女性詩歌寫作個人化傾向轉變的一個重要變革。其次，由于詩歌觀念的變革，使敘事開始走進詩歌，進而必然導致了詩歌藝術手法也發生了相應的斷裂性的現代性變革。這種現代性變革突出體現在詩歌中小說性、戲劇性因素的引入，它使詩歌不僅具有一種戲劇性的張力和小說所特有的意境美，而且使詩歌從傳統的主觀抒情走向現代的客觀敘事，開始朝著戲劇性、小說性的散文化方向發展，從而使詩歌開始呈現出一種現代性的復義特征，為表達1990年代以來曖昧多元、散文化的復雜日常現實提供了有力手段。這樣由于敘事化策略的采用不僅在詩歌寫作觀念上產生了一種斷裂性的現代性變革，而且在藝術手法上可以將散文、小說、戲劇等綜合性因素混雜地糅合在一起，使異質事物彼此進入成為可能，這樣就使1990年代以來的女性詩歌寫作不僅在客觀上形成了一種與傳統相斷裂的現代性先鋒寫作特征，而且呈現了一種多元共存的綜合性美學特征。這種戲劇性、小說性的散文化傾向突出表現在女詩人翟永明1990年代以后的詩歌中。

如女詩人翟永明在1990年代以來，正是通過個人化冷靜、客觀的敘事，成功的實現了個人風格的轉變，使她擺脫了過去受普拉斯影響而形成的過于沉浸個人內心的自白性語調風格，而帶來了一種新的個人化的細微而平淡的敘事風格。正是這種個人化的冷靜、客觀的敘事風格才使她在個體詩學上真正走向成熟。同時也正是這種敘事性的語言形式手段的采用，使她的詩歌有力地將小說、戲劇、散文等其他相關文體因素有效的綜合進詩歌中，從而大大增加了詩歌表現生活的能力，在豐富了詩歌表現手段和加大詩歌語言陌生化的同時，增加了詩歌作為一種藝術文本的可讀性，加速了傳統詩歌向現代詩歌邁進的步伐，使詩歌創作趨于現代性的成熟境地。由此可見這種個人化的敘事性詩歌寫作，在遠離時代、遠離中心，回到個人而疏離傳統抒情為主要詩歌手段的同時，卻在個人化詩歌寫作藝術發展上，達到現代性的成熟境地，從而在客觀上，促進了個人詩歌寫作藝術水平的提高，使詩人的個體詩歌風格最終趨于成熟。所以藝術上個人化的結果，是使詩歌真正回到了藝術。這樣這種個人化的敘事，就使女性詩歌從1980年代的性別對抗的政治意識形態寫作轉入到了詩歌自身的詞語修辭學。這就是九十年代以來的女詩人們為什么紛紛從面向性別的寫作轉向面向詞語的寫作，并且在敘事性的詞語修辭學上而各顯其能，各有千秋，最終達到了藝術上爐火純青的地步。如同是敘事，翟永明的敘事表現出明顯的小說的復調性特征和戲劇化風格；而王小妮的敘事則以精練、冷靜、富于克制、幾近禪境而著稱；尹麗川的敘事則表現一種作為行為藝術的徹底的非詩化的解構主義意圖；而安琪的敘事則呈現一種詞語掙脫規則鎖鏈后的游戲性狂歡。所以在敘事的使用態度上，大體存在著現代主義的詩性深度敘事和后現代主義的平面非詩化敘事兩種寫作傾向。它們在寫作上都呈現出一種個人化傾向的自由，但一種是藝術化的自由；一種則是非藝術化的自由。再次，由于當代女性詩歌自1990年代以來寫作觀念上敘事化的變革，就不僅導致了詩歌在藝術手法上可以將小說、戲劇性因素引入其中，而且它使口語大量走進詩歌。并且無論是自1990年代以來的當代女性詩歌寫作，還是1990年代以來的當代詩歌寫作在口語的運用上都表現了一種得心應手、運用純熟的高度自由化狀態。這種在詩歌中大量運用日常生活口語入詩的口語化詩歌語言方寫作方式一方面拉近了詩歌和生活的距離，增加了詩歌和普通大眾的親和力；另一方面也在口語化的運用中，完成了詩歌語言自身現代性變革的要求，使詩歌寫作在藝術上達到了一種自由的境地。如翟永明詩歌中的口語運用既顯示了一種生活調子的親切和自由，又不失藝術的簡練、節制與張力。閱讀翟永明1990年代以來的口語化詩歌，在其貌似簡白、親切的口語運用中，詞語間充滿了巨大的空白性間隙，并因這種空白間隙的存在，充滿了戲劇性的反諷和小說結構所不能達到的張力、使詩歌文本的多重意義在其中自由穿行，如八面來風，彼此構成一種多聲部的對話，從而將1990年代以后那種后現代性特有的混雜、曖昧的多元化時代情境，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在她的《咖啡館之歌》《盲人按摩師的幾種方式》《臉譜生涯》《祖母時光》等詩中都有精粹的表現。

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當代詩歌批評呈現出較為活躍的態勢。在迄今為止的批評格局中，吳思敬的詩歌批評有其特殊的位置。從年齡、代際來說，出生于1940年代的他，介于謝冕、孫紹振等1930年代出生的批評家和陳超、唐曉渡、程光煒等1950年代出生的批評家之間。這些出生于不同年代的批評家，各有自己熟悉的批評領地和擅長的批評方法。有時，代際劃分會為辨識一個時期詩歌現象及批評的總體格局和走向提供一定方便。不過，吳思敬的詩歌批評突破了通常意義的代際界線，在批評的視域、時段、對象等方面均顯示出相當大的跨度。早在朦朧詩興起之初，吳思敬就以充滿理論思辯的文字，加入當時十分激烈的詩學論爭之中，他同謝冕、孫紹振等一道站在支持、聲援朦朧詩的行列。在寫于此際的《時代的進步與現代詩》、《說“朦朧”》、《詩歌的批評標準》、《“把心靈的波動銘記在物體上”》等論文中，他試圖用一些新的理論或原理解釋當時新興的詩潮，他熱切地呼喚“詩歌現代化”的到來，認為“現代詩是詩歌現代化的產物”，“詩歌現代化的提法反映了詩歌要隨時代的進步而不斷變化的規律”（1）。這種將詩歌發展與時代進步聯系起來的角度，以及從原理出發去剖析詩歌現象和潮流的論述方式，成為吳思敬詩歌批評的一以貫之的特點。他敏于捕捉最新的詩歌動向。隨著“新生代詩”（“第三代詩”）、“90年代詩歌”、“網絡詩歌”、“新世紀詩歌”等命名下的詩歌現象和潮流的不斷涌現，吳思敬始終保持著積極的姿態，跟蹤并力求把握某一時期詩歌的發展脈絡與特點。

一般來說，對詩歌現象和潮流進行跟蹤式研究與批評，其本身要面對一定的考驗和某種難以避免的“危險性”：一方面，這種批評所依據的觀念之一——“現代性”，其背后部分地隱含著對詩歌“進化論”之“時間神話”的信奉，而作為觀念助推器的“時間神話”正越來越受到批評者的質疑；另一方面，這種批評需要批評者具有足夠的細心、耐心和高度的警惕性，能夠撥開詩歌現象的種種迷霧，厘清問題的實質和被遮蔽的線索。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的重要批評家如朱自清、李健吾、李廣田、袁可嘉、唐湜等都進行過很好的跟蹤式批評，成為推動詩歌發展的良性力量。如何有效地避開跟蹤式批評中的誤區或陷阱？吳思敬三十余年的詩歌批評實踐應該會提供可予借鑒的啟示。

在吳思敬多年的詩歌批評中，對新鮮事物的關注幾乎成了他的一種習性。他總是以開放的眼光和寬容的態度，看待乃至接納一些新起的詩歌創作苗頭；在他看來，“詩歌就是創造，就是要給讀者提供點兒新的東西，而不打破定型的習慣的思維模式，就斷難有新的創造”（2），因此他極為贊賞那些敢為天下先、勇于打破陳規的嘗試者。實際上，趨新、求變是中國新詩的顯著特征之一，特別是新時期以來，詩歌潮流更迭的節奏明顯加快，詩界的“顛覆”之聲此起彼伏。其間自有需要檢討之處，不過對于吳思敬來說，“新”就是創造的動力?？梢哉f，對于自朦朧詩以降近三十年間出現的很多詩歌現象，吳思敬大都進行過思考并立于較前沿的位勢予以評說，其相關見解體現在《“新生代”詩人：印象與思考》《中國女性詩歌：調整與轉型》《從黑夜走向白晝——21世紀初的中國女性詩歌》《世紀之交的先鋒詩壇：裂變與分化》《中國新詩：世紀初觀察》《面向底層：世紀初詩歌的一種走向》《新媒體與當代詩歌創作》《當下詩歌的代際劃分與“中生代”命名》等論文中。其中，格外值得留意的是吳思敬對1990年代詩歌從不同層面所進行的討論，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成果。大家知道，“90年代詩歌”曾經作為一個聚訟紛紜的議題，引起過褒貶不一的評價甚至論爭。在一些“悲觀”的評論者那里，1990年代是一個“豐富而又貧乏的年代”，在這一階段詩歌因其影響力的不復存在而被迫滑到了社會生活的“邊緣”，失去了向公眾發言的能力。其實，人們對1990年代詩歌的指責不少只是源于一種印象式的評判，對其實際情形的復雜性并未深究。那么，這一時期詩歌的狀貌究竟是怎樣的？基于對1990年代詩歌的觀察和判斷，吳思敬以大量具體而切實的例證分析，勾畫了一幅幅關于1990年代詩歌的圖譜。譬如，在《九十年代中國新詩走向摭談》這篇綜論性的長文中，他縷析出1990年代詩歌的幾種走向：“寂寞中的堅執”、“個人化寫作的漲潮”、“先鋒情結的淡化”、“對傳統的重新審視”、“將半空懸浮的事物請回大地”（3），并從中總結出屬于1990年代詩歌的某些特質；《精神的逃亡與心靈的漂泊——90年代中國新詩的一種走向》一文剖解的是1990年代詩歌的精神向度，這一議題涉及詩人的境遇、詩歌與時代的關系、1990年代語境中的諸多文化現象等方面；《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與當代詩歌主潮》一文著重分析了1990年代詩歌的平民化傾向，指出這一傾向的出現“體現了詩人在經歷了1980年代封閉的、高蹈云端式的實驗后，對現實的一種回歸，是詩人面對現實生存的一種新的探險”，“一種不同于1980年代的新的感覺、新的情緒、新的格調在詩中呈現出來”（4）；《當今詩歌：圣化寫作與俗化寫作》一文在論及1990年代詩歌的兩極——圣化寫作與俗化寫作時，著意避免了“非此即彼的兩極思維模式”，將二者視為詩歌中的“兩種互相矛盾、互相作用、互相補充的運動方式”（5）；《中國女性詩歌：調整與轉型》、《90年代大學生詩歌：拯救與超越》兩篇文章則分別評述了1990年代女性詩歌和大學生詩歌的新進展與新變化，前者淡化性別、趨于日常的寫作，和后者為“拯救與超越”所作的努力，均構成1990年代詩歌尋求新變的一些側面。吳思敬的這些討論頗為集中且相互呼應，有別于一些批評家從某個單一角度對1990年代詩歌作出的論斷與評判，無疑將有助于拓展人們對1990年代詩歌的認識。

給人印象深刻的是，吳思敬在對中國當代詩歌潮流進行梳理與評述時，偏好采用總體性的視角，致力于對某一時段詩歌特征和規律的概括。他的不少相關題旨的論文從標題到行文方式，都有一種站在宏闊的視點上總攬全局的架構，在諸如“走向”“轉型”“整合”“主潮”“從到”“與”等語句的統攝和帶動下，一副頗具秩序感的詩歌面貌從蕪雜的背景中被凸現出來。這樣的視角與行文方式，也體現在吳思敬對一些理論現象和問題的探討之中，如《啟蒙•失語•回歸——新時期詩歌理論發展的一道軌跡》一文中所暗含的“軌跡”思路、《中國新詩理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詩學形態》一文對中國新詩理論之“焦點問題”的提煉、《〈磁場與魔方〉編選者序》中對新潮詩論所作的階段劃分，與他全景式地掃描、總結當代詩歌現象的做法一脈相承，由此也顯出其建構一種歷史連續性的沖動，同時不乏對詩歌未來發展充滿憧憬的樂觀意緒：90年代的中國新詩，沉靜中醞釀著突破，躁動中蘊含著生機，失望中寄寓著希望。但愿我們的新詩能像火中鳳凰一樣，在新的世紀再生。（6）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盡管當前商品經濟與大眾文化的潮流使詩人處于空前的窘境，盡管當代詩歌還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但中國詩人在寂寞中堅執著，中國詩壇的圣火并沒有熄滅，正在一步步向我們貼近，但愿我們也能主動去擁抱詩。（7）當然，這種全局性批評的優勢自不待言，卻也難免有刪剪枝蔓、略去細節后的空疏之嫌?；蛟S是意識到了其中可能的不足，吳思敬同樣重視對詩人、作品的個案批評，不僅在綜論性的文中穿插較多的作品評點，而且寫了不少關于詩人個體的專論，這些不啻是對其關于詩歌潮流的總體論述的一種補充。與他對朦朧詩的評析相呼應，吳思敬先后為朦朧詩的代表詩人舒婷、顧城（兩篇）、江河（兩篇）及其先驅食指寫出專論（為此他也與其中的一些詩人建立了友誼）；為配合他對“新生代詩”的論評，他特意寫了《葉硬經霜綠，花肥映雪紅——〈他們〉述評》等文，探析其核心人物韓東、于堅等的詩學主張和創作；此外，他還對中國現當代詩歌史上的重要詩人如郭沫若、李金發、邵燕祥等進行了專門論析。在吳思敬對當代詩歌現象與潮流進行宏觀把握的過程中，眾多的詩人作為例證進入他觀照的視野而被他訴諸筆端。他對被他納入總體論述的詩人、作品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偏袒，而是以兼容并蓄的態度對待各種風格、流派的詩歌——這確乎也符合他“求異”的心理，即使在發生了聲勢浩大的所謂“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對峙的論爭之后，也依然如此。雖然吳思敬在進行個案批評時，也常常會采取總括性的思路（如《男子漢的詩——青年詩人江河作品試析》一文是從“陽剛之氣和歷史感的表現”、“英雄氣質與集團意識”、“結構手法的特色與不足”（8）三個方面論析江河的），但其中仍然包含了某種細密的洞察。比如，他從梁小斌寫于1985年的長詩《斷裂》所顯示的變化，感受到了梁小斌前后詩歌中的“斷裂”與延續：“《斷裂》表面上是在寫生活，他所涉及的生活現象都是從生活中捕捉的而不是出于虛構，但它的本質上仍是一種夢幻，它表現了人在現實世界中被侵蝕的感受和人不甘心被侵蝕的一種掙扎”；他還提醒梁小斌“要注意詩的歷史感”、“注意詩的凈化與提純”（9）。

正是在吳思敬對詩人個體的辨察中，才更見出其為文的性情之處：在顧城的內心世界中這魔鬼與天使的沖突表現得尤為激烈。顧城在他的詩歌中向我們展示的是一個尋找純凈的美的天使形象，在《英兒》這部懺悔錄中則坦誠向讀者揭示了他內心魔鬼的一面當他向謝燁揚起斧頭的時候，他內心的魔鬼一面無疑占了上風，為一個富有才華的詩人的一生涂下了極難令人索解的一筆。（10）這使得他的個案批評具有感同身受的特點：他與批評對象之間不是保持著距離，而是形成了一種強烈的親和與趨近的關系。從步入詩歌批評領域伊始，吳思敬就表現出對詩歌理論的濃厚興趣，曾出版《詩歌基本原理》、《詩歌鑒賞心理》等探討“原理”的論著。論文集《詩學沉思錄》中的部分篇章也是從原理的角度談論詩歌創作（性質、功能、形態等）的，其中如《詩的發現》討論“發現”之于詩歌創作的意義及種種表現，《詩歌內形式之我見》提出了一種較新穎的“內形式”觀，《詩與夢》談到了詩與夢之間多層面的關聯。值得一提的是，吳思敬的這些原理性探討大多輔以具體作品的分析，并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有些理論探究的動力大概出自他對詩歌現象、問題解析的需求，如“象征主義”“字思維”“語言詩學”“詩歌鑒賞”等。實際上，在他全部的批評實踐中，對詩歌現象的即時品評和對詩學原理的系統探討構成了他詩歌批評的“雙翼”，前者部分地成為后者的問題出發點或“原材料”，后者則為前者增添了不少理論的底色或基質?？梢哉f，理論的介入不僅有助于修正他的現象批評中可能的失誤，而且能夠為他的批評注入一絲其所期待的哲學內涵。在他看來：“一位詩人，當他把噴發于生命之泉的想象力指向世界的秩序、放射出人類智慧之光的時候，他也就同時具有了哲學家的氣質詩，不僅是情感的抒發，也是靈魂的冒險。

詩人是人類心靈的探險家，這種探險，只有借助哲學的光亮才得以進行?！保?1）吳思敬的不少批評文章即圍繞一些具有哲學意味的理論命題展開討論，顯示了較鮮明的理論意識，這從他文章標題中出現頻率較高的一些詞語便可看出：“精神”“悟性”“生命”“奧秘”“拯救”“超越”（此詞出現尤多，如《90年代大學生詩歌：拯救與超越》《超越現實超越自我》《痛苦使人超越》《從強化到超越》）等；不難看到，他強調詩歌中的“生命”激情，重視寫作的“悟性”，呼喚全方位的“超越”——這或許是他詩歌批評中蘊涵的“哲學”。在吳思敬探討詩學原理的論著中，《心理詩學》是一部曾引起較大反響、今天讀來仍然不失價值的著作。該著從“內驅力”“心理場”“信息的內化”“信息的再生”“信息的外化”“詩人的創作心態”“詩人的個性氣質”等諸方面，討論了詩歌創作所需的心理要素和必經的心理過程，以及詩人的創作心態與個性氣質。這部“用心理學的方法追蹤詩的精靈”的著作，其初稿完成于1980年代中后期，可以說是彼時方興未艾的方法論熱的產物，也順應了時興的學科交叉風潮。當然，該著的產生的最直接動因，應當還是當時風起云涌的詩歌新潮：近幾年一大批青年詩人潮水般的涌現，為我們單色的詩歌畫廊涂上了光怪陸離的色彩：向微觀的內心與宏觀的宇宙的同時掘進，面向世界的橫向掃描與對傳統文化的縱向尋根，當代性與歷史感的交錯，飽滿的張力與三維空間立體感的追求這一切表明詩歌美學的多元時代的來臨。在迅疾運動的詩的精靈面前，尋常的理智失去了制馭的力量，傳統的方法論也處處顯示了它的僵硬與局限。很明顯，詩歌研究方法論的更新已經提到日程上來了。

摘要：王單單的詩歌語言充滿詩性，物象豐富，將背景設定在詩歌本身，時間性和空間性關系和諧。想象是對生活的思考和對事物體驗的結果，王單單的詩歌，正是建立在這種對物性的追問之后，讓普通的常人熟視無睹的東西詩化，這就是其詩歌的價值。

關鍵詞：王單單；物象；詩歌背景；時間性；空間性；詩性

王單單，云南鎮雄人，詩歌見于《人民文學》《詩刊》《詩選刊》等。2015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好詩•第一季”問世，一次性推出包含王單單在內的10位優秀詩人的10本詩集?！渡綄姼濉芬彩峭鯁螁蔚牡谝槐驹娂?。霍俊明在《山岡詩稿》開篇《這個家伙，“寫瘋啦”》中認為“王單單則是拿著鑿子、錘子和斧頭在城市和鄉村中間地帶的山地開鑿并企圖鏨刻鄉村墓志銘的人”。王單單的詩歌寫作極大程度的提升了當代詩歌的審美情趣，對中國當代詩歌寫作是一次深化。本文擬就他的詩歌語言藝術做一些探討，希望為當代詩歌創作提供某些參照。

一．詩歌的物象特征

討論古代詩歌常常用一個詞語“意象”。要追究當代詩歌的物性，以“意象”來類比，用“物象”這個詞語。物象可以解釋成物體的形象。王單單詩歌的物象是什么樣子，這里要討論的是其詩歌“物象”的特質。王單單詩中出現大量的人和事。應該說，詩中人事只是一個標簽而已，只是這些人事就生活或發生在他曾經生活過的地方，人事的現場性不言而喻。同時，這些人事又不是生活中真正發生的，它可以看成詩人提升過的，比如《祭父稿》中寫到其父親的生命歷程，從童年時“三年饑荒”開始，寫到“十八歲成家”，到“八〇年土地下放”，到“八八年”，到“九八年”，“二〇〇八年”，到生命的終結。這個歷程是其父的經歷的歸納，同時又是中國鄉村過多農村人生命歷程的一種歸納，這就是在書寫中回歸到“真”。是理性之中的感性，這也是詩歌寫作在場性。而詩歌的物象本質，即物性，需要有深沉的內涵，那就是詩歌要通過物象回到物性去，詩歌要借物象呈現世界。王單單所表現的是一種藝術場景，是文學性的，很多物象都是物異化之后的詩性呈現。它所呈現的“物”表現出來的是王單單無何奈何之后的一種物性呈現。正因為無可奈何，王氏詩歌真正的物象指向在躁動之下的某種寧靜，有內心的某種物化特征，這里所說的物化，可以解釋成情感的形象化，或者是作者把自己的感情用景物表現出來。以《仙水窩凼》為證，詩歌通過語言打通當代語境下的詩意鄉村與生活鄉村的關聯。讓人想起海德格爾言說的四重整體[1]，詩歌中，天、地是這樣的，“山趕著山，石頭背我去摸天空/不能再高了，我/已看到藍色的/天梯，以及衰草中睡著的云朵”“初秋已至/風聲提前預警，高原之上/野花叛變季節，想開就開”“仙水窩凼啊/群山懷抱，一潭秋水/暴露神的行蹤”，這就是一個詩人內心的天地，是詩人美好內心的外化。詩歌在道德上要呈現的就是“善”，善就是人類美好的愿望，是隱含在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之后的愿望，一個作者要獻給世界的是什么，就是善。善就是世界的本性，所有文學要抵達的就是善。如此的天地下，詩人這樣來寫人、神，“干渴的靈魂，帶著朝圣的心/飲一碗仙水兮，人丁興旺/飲兩碗仙水兮，五谷豐登/人們放下鋤頭，從四面八方/涌向山頭”“累死的人們，再一次被酒救活/烏鴉飛過叢林時，像盾牌/被山歌擊落”“仙水窩凼，諸神沐浴的地方”。詩人借詩歌對世界寄托了美好的愿望。在這四重整體中，天地人神，和諧共居。這就是王單單詩歌物象的本質。但世界在異化，鄉村正在消失，“我也要走了。下跪的地方已經荒蕪/前腳剛離開，敞壩里的雜草就追上了后腳/有的很快翻過門檻”（《母親走后》），這就是詩人眼中正在消失的世界，“下跪的地方”，那是我們信仰的所在，是我們根。這是一個象征，隱含在物象的背后。每個人無處還鄉，“我只是想找到/小時候，父親把我舉過頭/我看到的那種藍/那種天空的藍”（《壬辰年九月九日登山有感》），追問與追尋成了詩人的使命。正因為如此，王單單的詩歌呈現諸多的痛感。他的詩歌是對過去的祭奠。

二．詩歌背景的設定

我今天講座的題目是：《當代詩歌境況及其走向》。

我在這里所講的“當代詩歌”，不是嚴格意義的“正統文學史”上的“當代詩歌”。在“正統文學史”的概念中，是把中國文學的發展分成了四個階段，分別是古代文學、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而且大致是以1840、1919和1949年做這四個時代的分界線的。所以，“當代文學”在通用的文學史教材里，一直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國文學。然而我所講的“當代詩歌”，不是指這樣一個正統文學概念；而且我所指的“當代”，也不是社會學家或人類學家所說的“當代”的意思（他們所說的“當代”，是指目前我們正在經歷的時代），一句話，我所說的“當代詩歌”，指的是從1976年至今的詩歌。

為什么要選擇1976年這樣一個時間呢？這只是因為1976年曾經發生過一次“天安門詩歌運動”。這個運動，把此前和此后的詩歌創作明顯地區分開來。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詩歌創作是非常活躍、而且非常具有成效的。當時出現了一大批好的詩人，包括穆旦、戴望舒、徐志摩，還有象征派的李金發等等。但是到建國以后，這些詩人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寫得少了，尤其是到五十年代末，隨著國內政治氣候的變化，出現了一種“紅旗歌謠”式的詩歌，失去了詩歌應有的人文關懷、失去了詩歌應該具有的韻味和品質……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70年代。

1976年，國內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四五運動”，一大批詩歌被張貼到天安門廣場、或西單民主墻上，震動了全國……這也就是歷史上所說的“天安門詩歌運動”。當時的詩歌就形式而言，主要的還是古體詩詞樣式（如著名的“揚眉劍出鞘”等等）。

這是一個方面。

詩言志，詩歌講究的是意境與情感的完美結合。當代詩歌如何表現情感，不能脫離從古典傳統詩歌里汲取營養，語言的營養，情感的營養。

試看幾首古典詩歌：

獨坐敬亭山

李白

眾鳥高飛盡，

孤云獨去閑。

眾所周知，在人類文學的發展史上，文學不可避免地經歷了一個從最原始的狀態到逐漸成熟的蛻變過程。英國文學也是一樣，它的形成并不是一種獨立或者自發的文學現象，而是每一個發展階段都代表著本國當時的社會背景、歷史情況和文化經濟，與政治、生活、軍事等息息相關。英國當代文學的崛起完全符合其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它既是社會文明的一個顯著特征，也是文學現代化產生的必然結果。在當代，英國文學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工具，把歷史變遷同社會生活結合為一體的藝術表現方式，在當代英國社會的土壤上滋生進化著，與歐洲各國文化的繁榮相互交融。對此，在深入探討和研究其發展及特點上，有必要對其的歷史概況和演化過程做出分析和思考，以更好地認識當代英國文學的近況和趨勢。

一、淺析當代英國文學的發展

英國文學源遠流長，在不斷發展變化的進程中，其本身之外的各種文化力量也發生著十分重要的影響，歷史的、現實的、政治的特征層出不窮。英國最初的文學與其他國家起始的文學一樣，不是書面話的，而是口頭上的。故事和曲目的傳播在講述中得到完成和擴展，最后才開始寫作創作。英國文學遵循自身的發展規律，自其形成的那一刻起，便逐步建立了符合自身國情的體系構造，并以堅定的步伐邁進新的時期。追溯其每個階段的發展，當代的英國文學更能詮釋出歷史感和時代感，這要從當代的英國戲劇、小說和詩歌出發分析和解釋。首先，20世紀的英國文學首要的重大突破來自于戲劇創作。以愛爾蘭人為主的歐洲現實主義新戲劇為始，隨著愛爾蘭民族的解放運動，打開了愛爾蘭文藝復興的大門，也打破了英國文學的新局面，使長期英國戲劇不振的面貌徹底打破。同時又巧妙地集合歐洲古典喜劇的傳統模式，兩者結合而成的戲劇劇本或是對社會問題的辯駁，或是對新思想的倡導都帶給英國群眾較高的藝術審美和享受，如蕭伯納的《華倫夫人的職業》、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這些劇作不僅成功地塑造了愛爾蘭的民族主義情結、鼓舞了人民的熱情，而且在英國早期的戲劇文學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二次英國戲劇的高潮是在50年代后期，以新鮮活力的劇本在舞臺上展現精神升華，其代表作品有奧斯本的《憤怒的回顧》、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他們用有限的對話和場景表現當時社會的生活和情緒，同時英國演員的搭配出演更創造性地描繪出英國戲劇的潛在內涵。其次，在小說方面，戰爭文學在世界大戰中被衍生出來，兩次世界大戰所導致的創傷文學層出不窮。雖然在戰亂前已經出現一批以細微動機著稱的現代派作家，但是戰后出現的新現實主義的一派，如喬伊斯所著的《尤利西斯》一書，以真實深入的角度描寫了現代都市群眾的生活面貌，大膽創新的語言揭露真相，把都市居民的庸俗和猥褻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這些戰后興起的新創新小說模式，不但真摯深刻，而且語言強烈有力，成為英國小說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和進步。而老一輩作家威爾斯、福斯特、高爾斯華綏等人的作品用現實主義的手法揭露人們的感情生活，在20年代表達了極具現實主義的色彩。戰后的英國文壇的青年作家比比皆是，他們的重點不在于表現人們心理的陰暗無畏，而是暴露人性的丑惡、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甚至是英國各階層人士間的明爭暗斗，如威廉•戈爾丁所著的《蠅王》一書很好地把這些意義詮釋出來。同時，在這個階段所出現的還有一批“憤怒的青年”，他們大多是成長在工黨當政以后的福利社會，接受過大學教育。然而，這個時期的英國依然階級分明，由此產生的作家有了新的含義，如西利托的《長跑運動員的孤獨》，以詼諧隱喻的方式道出窮苦人家的青年對統治階層的反抗和不滿。此外，這一時期的英國涌現出許多有才華的女作家，她們以青年婦女為題，對關于婚姻、戀愛、職業等問題進行描述，內容細膩豐富、情節動人，這也很大程度上表現了英國當代小說的創作已不同往日，不僅是時代進步的標志，亦是英國文學現代化的必然趨勢。再次，詩歌與戲劇的同時出現也為當代的英國文學奠定了基礎，20世紀初的詩歌主要運用特殊的形象描述和多變的韻律著稱，并通過與各國文化的對比來描繪西方文明，在這個階段的詩歌造成了很大的社會影響，如艾略特的《荒原》、哈代的巨大史詩劇《列王》等，都是典型的時代作品，不但感情真摯深刻，而且對于歷史和人生也有久長的深思。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詩人們的創作詩句變得質樸而素凈，用相對于比較強烈的語言敏感地刻畫出人們內心的情感，并發表文學理論，保護詩歌作品的地位和尊嚴，自成一派。詩歌同小說、戲劇一起組成了英國文學不可動搖的位置，并在當光發亮。

二、當代英國文學的特點及表達方式

1當代英國文學不同于其他國家和本國其他階段的文學特點，它是以復雜多變的方式貫穿于英國當代的社會歷史中，并對英國的當代文學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挑戰。經過認真探索和實踐驗證，其在藝術形式和創作技巧上與早期的郭娟模式已大相徑庭。20世紀的英國文學，詩歌以其地域性的突出特點更加明顯壯大。在此時期，北愛爾蘭、蘇格蘭以及威爾士等地詩歌爭相斗艷，共同打造出英國文壇上一道明亮的風景線。這些地域性的英國詩歌不僅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同時把英國詩歌中的共性完美地表現出來。戲劇的發展也在現代被很好的流傳：戲劇的產生和演變以其階段性的特征被表現，語言簡潔、表現精湛而受到廣大觀眾的贊同和青睞。英國戲劇的崛起完全符合英國文學各階段發展的客觀存在，是英國文學不斷進化的一個顯著標志。同時，英國小說的發展迅猛，它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已遠遠超過了詩歌和戲劇所帶來的震撼。當代英國小說以其飽滿的內容、曲折的故事情節和生動的人物形象等特征聞名于世，不僅符合歷史和時代的要求，且小說篇幅多樣化，內容靈活化。英國小說作為一門美學，對英國文學的發展與演變有著符合其自身規律的意義。

2英國當代文學的發展不是一種獨立自發的現象，而是與英國不同時期的社會變化以及歐洲各國等國家文化的繁榮興衰相交融的。當代英國文壇異彩紛呈，現實主義與實踐主義相互交叉，婦女作家以及少數族裔作家層出不窮，英國文學呈現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婦女的文化主體地位在當代英國文學中被很好地塑造出現，成為當代英國文學史上的又一重要特征。在當代英國文學的洪潮中，婦女的文化主體位置經歷了覺醒、抗爭和確定三個發展階段。女性的創作不僅可以從她們自身的視角來體現其在現實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并能看到女性意識的自我覺醒，甚至可以以非性別化的創作者身份去洞察人生、表現自我。不論是詩歌、小說亦或歌劇，都加入了女性作家的錦上添花，使得英國當代的文壇又多了一份新鮮和活力。在不同階段，女性代表著不同的背景和社會地位，很多作品的人物也特別有意添加了其精神要素的存在，如莎士比亞創作的《威尼斯商人》中的波西亞和夏洛蒂•勃朗特所著的《簡•愛》中的簡•愛，這些創作出的女性形象不僅代表著英國文學中的女性特征，更成為了英國文壇女性爭取婦女主體地位的重要代表。女性只有獨立存在并有著屬于自身的尊嚴和價值，才能真實體現女性的主體意識和文化主體地位，這在英國文學的發展過程中起到很重要的啟示和影響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