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范文10篇

論文關鍵詞:池莉新寫實小說

論文摘要:短短20年，池莉在中國文壇掀起了一陣又一陣浪潮。幾乎她的每部新作都能引起新的一輪“池莉熱”。這科現象的出現，有著深深的社會根源，更是與池莉個人的寫作態度息息相關。她深知自己寫作的優勢，追隨著時代的發展，牢牢抓住都市平民關注的當下性問題，將它們寫入小說中，為自己底得了讀者，也底得了名譽。

自1987年發表中篇、說《煩惱人生》以來，池莉的名字紅遍了中國文壇。自20世紀go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期，池莉的主要讀者還是一般文學愛好者，而到現在，她的讀者已輻射到廣泛的識字階層。她的每部新作的問世，幾乎都能刮起一輪新的“池莉熱”。這種現象的出現與時代的發展以及池莉個人的寫作態度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20世紀80年代的成名期:煩惱人生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口號和目標在政治、經濟層面遇到了極大的阻力，人們心中的現代化夢想被現實的生存狀況沖擊得七零八亂。隨著改革開放的窗口越開越大，人們對外面的世界了解得越來越多，“一地雞毛”似的現實出現在每一個中國人的面前，驚醒了人們的美夢，也動搖了作家“宏大敘事”的根基。池莉的《煩惱人生》等新寫實作品適應了社會的變化，從而吸引了大眾的目光。她挖掘了普通市民日常工作、生活中的瑣碎煩惱與世俗情趣，并用一種“還原生活”的新寫實創作手法，將現實的生活軌跡改編成故事，寫人小說中，從而使她的小說顯示出真實的活力與魅力。通過對當下個體生存狀況真實、細膩的描寫，贏得了普遍的贊譽。

在文學創作初期，池莉不斷嘗試各種文學體裁。以1980年為界，在此之前，她的創作主要是詩歌，而此后主要為小說。因此，她初期的小說更多地溶人了詩歌的意象和境界，如《月兒好》、《少婦的沙灘》、《雨中的太陽》等。池莉曾說:“我的小說首先是為自己寫的。為了獲得那一種寫作過程的愉快。為了在喧鬧的城市悄然潛行。……為了某個感動過自己的畫面。為了給自己積累自己的玩具。還為了許多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對于自己來說，這些因素永遠與小說同在。永遠與我的生命同在。這是一種“為藝術而藝術”的寫作態度。在這個階段，池莉是個寫作的模仿者，沒有自己的題材，更沒形成自己的風格。

摘要：對平衡與不平衡現象的哲學思考是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平衡與不平衡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平衡與不平衡現象是有章可循的、可以被人們正確認識和把握的；平衡與不平衡現象是對立統一的、能夠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為解決“不平衡”問題提供思想武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為解決“不平衡”問題提供力量源泉；堅持貫徹新發展理念，為解決“不平衡”問題提供智力支持；堅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解決“不平衡”問題提供制度支撐；堅持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為解決“不平衡”問題提供根本保證。

關鍵詞：；平衡；哲學；社會主要矛盾

在黨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P11）重溫同志對平衡與不平衡現象的哲學思考，對于正確理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更好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奮力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平衡與不平衡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平衡是指幾個力同時作用在一個物體上，各個力互相抵消，物體保持相對靜止狀態、勻速直線運動狀態或繞軸勻速轉動狀態。平衡與不平衡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1.平衡與不平衡現象客觀存在。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各個時期，平衡與不平衡現象廣泛存在于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領域。1935年12月27日，同志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指出，“由于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產生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在將來，可以想到，在某些階段里，革命的總的形勢是更加發展了，但是不平衡狀態還會存在著。”[2]（P152）1959年12月，同志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提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絕對的。上層建筑應適應生產關系，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或者說它們之間達到平衡，總是相對的。平衡和不平衡這個矛盾的兩個側面，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如果只有平衡，沒有不平衡，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就不能發展了，就固定了。”[3]（P282）2.平衡與不平衡現象循環不已。平衡與不平衡現象始終處于周而復始、循環往復的過程之中。1958年1月，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一文中深刻指出：“企業和企業之間，企業內部車間和車間、小組和小組、個人和個人之間，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觀規律。從不平衡到平衡，又從平衡到不平衡，循環不已，永遠如此，但是每一循環都進到高的一級。”[4]（P352）1959年7月，同志在廬山修改相關材料（同志后來將該材料題目改為《廬山會議討論問題》）以及反思“”問題時指出：“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5]（P85），“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我們還沒有貫徹到底……平衡部分地被破壞了，但這是暫時的，認識以后就可以轉過來”[6]（P97）。3.平衡與不平衡現象界限分明。平衡與不平衡現象是數量關系和質量變化過程的直接表現，數量關系和質量變化是導致平衡與不平衡現象產生的重要原因。同志多次指出，領導干部要做到胸中有“數”：“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7]（P1442），“我國現在經濟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變化，是在總的量變過程中許多部分的質變”[8]（P352-353）。同志強調必須重視比例關系，“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有三種平衡：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9]（P85-86）

二、平衡與不平衡現象是有章可循的、可以被人們正確認識和把握的

【摘要】本文以國內大量涌現的藝術類線下展會現象為契點，分析藝術類線下展會在全球范圍中掀起的浪潮，并解讀當下藝術類線下展會的結構設置；收集、匯總國內外藝術類線下展會的資料，在文化語境下將其國內外發展狀況進行橫向對比，并重點分析國內藝術類線下展會向上的發展趨勢。互聯網時代下社交媒體的盛行，并沒有像前幾年那樣大力蠶食著紙質出版物的一畝三分地，越來越多的創作者和受眾意識到電子閱讀無法取代紙質的閱讀體驗，當下逐漸形成了電子媒體與紙媒和諧共生的格局。紙媒不斷崛起，基于紙媒傳播的藝術類線下展會逐漸展現其生機。

【關鍵詞】藝術類線下展會；文化語境；傳統紙媒；包容；文化自信

一、藝術類線下展會的結構

（一）藝術類線下展會的起源

最早出現的藝術類線下活動主要是以藝術家書和藝術自出版作品為主要對象而組織的藝術書展。對于“何為藝術展——展覽（Exhibition）還是展會（Fair）”這個問題，在中文語境中：一是“藝術書的展覽”（Exhibition），“展覽”主要承擔的是藝術品展示和供大眾觀賞的職能。另一種則是“作為展會的藝術書展”（Fair），是專門為藝術家、藝術書創作者、插畫家、作家、出版社、發行商、專業印刷商及其讀者進行展示、銷售和建立聯系而舉辦的一種細分藝術展會。我國近三年流行起來的藝術展大多屬于展會這個類別，這也是在展覽存在的前提下應藝術家與受眾的需求而必然發生的形式。藝術展會通常由具備藝術自出版經驗和創作熱情的藝術家或相關從業者組織，具有自發、自愿、社群化等特征。區別于傳統展覽，藝術展會是開放的，體現為藝術專業的不受限制、參展商團體的不受限制、觀眾門檻的不受限制，不以各類條件限制對話機會。目前階段的全球藝術展會與傳統展覽的根本性區別在于，這種“打破專業性”和帶有“內部交流”實驗性特征的藝術家出版物尚未形成健全的代理機制，無法像傳統出版行業的書展一樣以版權交易為主體功能，但也在不斷完善中。就目前常見的藝術展會，如藝術書展的范圍而言，主要包括藝術家書——狹義即以書本為創作媒介的藝術作品,小批量的自主印刷品出版物；內容主題也更廣泛。除了參展方自主呈現的內容，主辦方亦會策劃豐富多樣的展覽、新書發布會，挖掘藝術書更多的外延（藝術裝置、結合互動性的表演），并開展公共教育活動(工作坊、講座、對談)等交流活動。

（二）藝術類線下展會舉辦的常規流程

摘要：胡一川是新中國重要的藝術教育家，曾參與中央美術學院、廣州美術學院的組建工作和長期擔任主要領導，并在時代洪流中堅持自己的教育理想。他堅持主流意識形態，強調藝術教育的特殊性，注重基礎教學和綜合人文素養，在學術上兼收并蓄，鼓勵師生藝術創新，在深入生活中進行創作。其教育思想的形成是歷史語境和個人學術背景及認知共同作用的結果，對當前的藝術教育有積極啟示意義。

關鍵詞：胡一川；教育思想；藝術專業

從藝術發展的歷史來看，藝術與藝術教育始終維系著千絲萬縷的互動互聯的關系，但在越來越成為顯學的藝術策展與藝術史研究中，藝術教育因處于藝術和教育的邊緣而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就中國近現代藝術與教育的膠著狀態而言，是中外藝術史其他時段所不曾有過的，中國近現代幾乎所有藝術家都經歷過現代美術學校教育的經歷，并且在美術學校的教育深刻影響著他們的思想、創作與學術鏈條。因此，對藝術院校及其負責人的教育思想研究，既是了解和研究藝術現象的重要因素，也是繼往開來，推動藝術教育事業發展的必要前提，比如廣州美術學院的主要創建者胡一川（1910-2000）。

一、教育實踐

胡一川的藝術教育實踐，可追溯到1930年代，他結束在杭州國立藝專的學習后，曾在上海大廈大學附中教刻圖章，曾在福建廈門講授木刻技法并擔任廈門歌詠團指導。1937年抵達延安后在兒童劇團和抗戰劇團工作，1938年調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任木刻教員，隨后帶領魯藝木刻工作團到敵后工作，曾一度擔任魯藝美術系支部書記。1945年之后隨部隊轉至華北聯合大學三部、華北大學三部等單位工作。1949年9月與華北大學三部美術科師生進駐北平國立藝專并任黨組書記，負責學校接收和改組工作，1950年8月中央美術學院黨總支成立并任黨總支書記。王博仁曾將胡一川在中央美術學院的工作歸納為“調整管理機構”、“訂立政治學習制度”、“教學體系改造”三個方面。1這基本上概括了胡一川在中央美術學院的工作。比如成立研究部、美術供應社，設立院務會議、黨總支、團總支、學生會、學習委員會、校產委員會、工會、人事科、輔導科等，在教學中增加創作課、政治輔導課，制訂創作計劃、加強政治和文藝理論學習，參加、下鄉下廠等。胡一川同時還親自為本科生上創作課、構圖課。從政治組織、管理機制、教學改革上為新成立的中央美術學院提供保障并初步奠定了為人民服務的新的藝術教育方向。中央美術學院校史也認為：“美院在課堂教學上，將延安魯藝和國立藝專兩方面的長處兼收并蓄，除強調素描、速寫教學之外，增加了創作課，并在每學年當中拿出一個多月的時間下鄉、下廠，深入生活。過去藝專只有構圖課而無創作課。現在中央美院從學生時期就練習創作，并將創作與下鄉、下廠活動結合起來，發掘題材，收集形象，進行構思構圖。”2當然，更系統體現胡一川意志的是中南美術專科學校（廣州美術學院前身）。1953年春，根據全國院系調整計劃，胡一川受文化部委派到武漢組建成立了中南美術專科學校，該校由華南文藝學院、中南文藝學院、廣西藝術專科學校的美術系科合并而成，胡一川任校長兼黨支部書記。與中央美術學院組建略有不同的是，三校合并前已經過一定的思想與體制改造，合并工作相對比較順利，他將解放區的作風和中央美術學院的經驗帶到中南美術專科學校，親自擬定學校章程，設置行政和院系架構，制訂教學計劃和各項規章制度，使學校在短期內便進入規范運行軌道。胡一川在廣州美術學院擔任校長直至1983年（除外）。胡一川曾深度參與新中國的藝術教育體系建設，并留下了大批文稿，他的思想見解在教育史上有一定的代表性，教育實踐也影響了數代人的成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是名副其實的藝術教育家。

二、教育思想

正文】

美術史論教育要為提高國民素質服務

任道斌（中國美術學院美術學教授、中國美術史博士生導師）

作為美術史論教育工作者，我認為不應對這些現象熟視無睹，應當有著社會責任感。雖然我們不是救世主，但我們還是有許多事情可干的，尤其在關注社會上應花些力氣。

美術史論教學在中國的誕生與發展只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而且發展速度也較為緩慢。只是最近三、五年才有較大的變化。如除了率先設立美術史論系（或美術學系）的中央美院、中國美院外，南京藝術學院、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湖北美術學院等也相繼增設了美術學系，這無疑是件大好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建設以發達國家為楷模，爭取經過不懈地努力，達到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如在平均國民收入、產值、住房條件、小汽車擁有、教育水平等方方面面尋找差距，努力追趕。這表明中國人民的省悟與奮發。但是從美術史論教育來進行中西對比者，尚無人進行。其實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物質發展與精神文明是緊密相聯的，二者互補，二者互利，相得益彰。運作好了，就進入良性循環；運作差了，就陷入惡性循環。

摘要：醫院財務管理是醫院管理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規范了醫院的經濟行為和會計工作秩序，在提高醫院經濟效益和經營管理水平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本文對當前醫院財務管理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應的解決對策。

關鍵詞：醫院財務管理

隨著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改革深化和醫療市場的激烈競爭，財務管理在醫院的發展中的作用日趨重要，對財務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財務管理水平，充分發揮人、財、物的作用，降低醫院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醫院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

一、當前醫院財務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醫院領導財務管理觀念落后，財務人員素質較低，財務管理能力有待提高。

目前，大多數醫院的領導是醫療界專家教授，對財務管理不熟悉，只重視醫療業務的管理，忽視醫院的財務價值管理。

一、國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面臨的新問題和挑戰

1人員結構復雜，價值觀多樣化國有企業是吸收社會勞動力，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的重要平臺。目前，有的國有企業的人員數量很龐大，同時因企業發展需要，陸續招收引進一些新員工，企業干部員工的人員構成、年齡結構、知識結構、社會閱歷、勞動關系、收入水平都在發生很大變化。新員工如“80后、90后”青年員工群體，是隨著國家改革開放大政策一起成長過來的，物質比較富足，接受過很好的高等教育，知識文化素質都較高，對工作環境、福利待遇、發展機會等有更高的要求，與父輩們相比，思想、經驗、閱歷等有著天壤之別，新老員工在思想領域發生激烈碰撞，出現新的問題和局面，這是企業思想政治工作面臨的最大難題。2文化多元化發展產生不利思潮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非公經濟不斷壯大，多元的文化和思潮不斷涌入，出現了一些不利于國企發展的言論，如“國企壟斷”、“國企低效”等，特別是近年來，像中國鐵道部、中石化、中國移動等國企出現的腐敗事件，更是把國有企業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引起全民對國有企業的質疑和猜測，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3企業政工人員機構少、沿襲傳統的簡單說教，方式落后，效果差有95%的走訪企業都設置了負責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機構并落實了一些人員，也有一些企業，是為了“迎檢、迎評”而設立的“政工室”，人員則是兼職負責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有的企業政工干部在實際工作中，流于形式，疏于深化，開展企業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時就像“傳聲筒”，拿著稿子念一些“假、大、空”的文件或政策，照本宣科；一些普通的政工干部因為手中不掌握任何的“權、錢、人”等資源，對干部職工面臨的實際困難、切身利益訴求無法給予解決，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就會被職工認為是“沒用”的活，對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熱情期盼變為失望、消極不配合。4存在著不安定的因素隨著國家和社會的深入改革發展，企業經歷用工制度、醫療、失業保險、住房及其他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改革。有時出現利益分配不公平、職工權益損失、工作生活保障缺失等情況，特別是一些企業在征地、拆遷、安置工作不細致到位，與群眾關系緊張，甚至出現沖突事件等。這些不和諧、不穩定因素制約了企業的快速發展。這是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熱點、難點問題。

二、新形勢下做好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思路

1高度重視，建立健全制度和機制首先，企業負責人要高度重視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干部職工思想政治工作領導小組，建立以國企黨委統一領導、一把手親自抓、各分公司和各下屬單位負責人具體落實，各單位領導“一崗雙職”責任，既要管事更要管人、管思想，上下齊抓共管的領導體制；建立干部職工思想政治工作辦公室，配備政治強、業務精、作風硬的工作人員，認真履行組織、協調、監督的職能，從組織上確保思想政治工作有人抓、有人管。其次，要建立健全干部職工思想政治工作各項制度、規范、激勵機制，制定工作目標管理責任制，將年度工作細化、量化，層層分解，落實到科室和個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的保障機制，提高工作費用標準，以保證思想政治工作必要的經費和設備。2加強理論學習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新形勢下，企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以學習實踐十八大精神為主題，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為內容的學習實踐活動，不斷增強全體干部職工的政治意識、責任意識和大局意識，切實把思想統一到企業決策部署上來，把力量凝聚到各項目標任務落實上來，自覺落實“嚴管嚴控、誠信履職、層級負責、高效執行”要求。3改變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方法和形式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傳統方式讓人的感受是：高調，口號比行動多；虛浮，飄在空中，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生硬，生拉硬拽，強詞奪理，不近人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企業不斷更新觀念，結合實際，改變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方法和形式。主要有以下設想：（1）從以前“命令式”單純說教向“互動式”交流溝通轉變。政工干部要改變耳提面命的粗暴工作方式，與受教育者就事論事，互換角色，站在工作對象的角立場上思考，現身說法，循循善誘，引導工作對象回歸到正確的思路上來，以理服人，啟發心靈，讓受教育者易于接受“。一把鑰匙開一把鎖”，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根據不同對象、不同層次、從事不同工種的干部職工，采取不同的標準和要求，采取不同的教育形式，力求有針對性、有效性，逐一攻破。（2）緊緊圍繞時代精神和企業發展，開展形式多樣、生動活潑的文體活動，注重寓教于樂，發揮群眾性文體活動在教育干部職工中的潛移默化作用。利用有線電視、廣播、網絡、報刊等媒體，開展群眾性的精神文明創建活動，把思想教育寓于豐富多彩的活動中，使干部職工在活動中受到教育，思想受到啟發，從而使枯燥、單純、空洞的說教變得生動活潑，易于接受。（3）企業政工干部要從“消防隊員”改當“家庭醫生”，改變被動應付為主動防治。一些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日常就是停留在“一杯茶、一張報紙、看一上午”的工作狀態，無所事事。有了問題出了事才像“消防隊員”做工作，應付了事，缺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要求企業政工干部自覺履行好職責，當好企業的“家庭醫生”，日常要加強思想政治理論的學習教育，經常性開展與干部職工的思想交流互動，查一查，摸一摸，對職工的思想穩定進行動態跟蹤反饋，及時排查發現自身可能發生的“病變”隱患，對癥下藥，采取多手段多渠道多方式進行治療。針對干部職工反映強烈的熱點、難點問題，做好細致的思想工作，以化解矛盾，理順情緒，確保干部職工思想穩定。4把關心企業員工利益、解決實際困難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著力點、切入點當前，一些企業出現了一些收入分配不公、少數領導干部貪污腐敗行為；一些企業職工由于經濟收入低、在住房、醫療、養老、子女上學、就業等方面確實困難，這些問題反映到政工部門又遲遲得不到解決，很容易讓他們的信仰受到沖擊、扭曲。因此，把關心企業員工利益、解決實際困難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著力點、切入點，積極為干部職工排憂解難，及時回應干部職工的新要求、新期盼。既講道理、又辦實事，辦了實事，再講道理，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具有說服力和感染力，這樣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黃聰單位：南寧農工商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羅文管理區

美術史論教育要為提高國民素質服務

任道斌（中國美術學院美術學教授、中國美術史博士生導師）

作為美術史論教育工作者，我認為不應對這些現象熟視無睹，應當有著社會責任感。雖然我們不是救世主，但我們還是有許多事情可干的，尤其在關注社會上應花些力氣。

美術史論教學在中國的誕生與發展只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而且發展速度也較為緩慢。只是最近三、五年才有較大的變化。如除了率先設立美術史論系（或美術學系）的中央美院、中國美院外，南京藝術學院、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湖北美術學院等也相繼增設了美術學系，這無疑是件大好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建設以發達國家為楷模，爭取經過不懈地努力，達到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如在平均國民收入、產值、住房條件、小汽車擁有、教育水平等方方面面尋找差距，努力追趕。這表明中國人民的省悟與奮發。但是從美術史論教育來進行中西對比者，尚無人進行。其實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物質發展與精神文明是緊密相聯的，二者互補，二者互利，相得益彰。運作好了，就進入良性循環；運作差了，就陷入惡性循環。

我有幸到歐洲、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與地區進行訪問與講學，西方先進的技術、發達的經濟、良好的生態環境，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但我更注意到這些發達國家的全民美術素質也是相當高的。如美國，幾乎大學都有美術史的選修課，而且都有自己的博物館與美術館；如日本，東京博物館、京都博物館長年與短期的展覽非常活躍，青少年學子、老年人已成為穩定的觀眾隊伍，而且許多事務叢集的“上班族”也常常在休息日參觀博物館和美術展，對展品評頭論足。而象箱根的雕塑博物館、奈良的正倉院，甚至比當地的楓葉、櫻花還吸引游客。在法國巴黎的羅浮宮內，常常可見中學生們在教師的帶領下，席地而坐于名畫前，聽著老師的講解，展開熱烈的討論（當然，是輕聲細語的）。相對而言，國內的大學開設美術史選修課者，幾乎寥寥。至于博物館、美術館的參觀者，也遠不及風景名勝；有些美術館往往開幕式就是閉幕式；有的博物館門可羅雀，經費捉襟見肘，或挪作他用，與所處風景點或茶吧、游戲房相比，十分寒酸。然而中國的文明史卻有數千年，中國的人口卻是世界第一。

摘要：輿論壁壘是一種新型的貿易壁壘形式，其通過一國媒體有意的負面宣傳報道，貶低他國的產品質量，使他國產品聲譽受損或消費者對其產品誤解，從而達到限制他國產品流入和保護本國市場的目的。輿論壁壘的產生有其深刻原因，具有區別于其他非關稅壁壘的特征，對出口貿易危害性極大，需要認真加以應對。

關鍵詞：貿易保護/輿論壁壘/應對措施

在國際貿易中，各國往往采取各種貿易政策措施如關稅壁壘、非關稅壁壘等，以保護本國利益。從世界經濟貿易的發展狀況看，當前全球經濟不景氣，貿易紛爭此起彼伏，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同時，貿易保護主義再度抬頭，并已成為國際經濟貿易發展交流中的重大障礙。特別是在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影響之下，不少國家的經濟增速放緩、就業形勢嚴峻、產業發展蕭條，在一系列壓力之下，不少國家紛紛構筑起許多新型的貿易壁壘，這些形形色色的新貿易壁壘已經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最主要障礙，這其中就包括本文要探討的輿論壁壘。

輿論壁壘也稱為傳媒壁壘，是近年興起的一種“軟貿易壁壘”，指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或一國媒體有意的負面宣傳報道，貶低他國的產品質量，使他國產品聲譽受損或消費者對其產品誤解，從而達到限制他國產品流入和保護本國市場的目的。輿論壁壘通過媒體宣傳影響輿論，進而影響消費者購買意愿，以達到貿易保護的實際效果，實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另一隱性手段。

一、輿論壁壘的成因分析

1.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隨著全球工業化水平的快速提升，現代工業發展的負效應也開始進一步顯現，資源匱竭、環境惡化等生態失衡形勢日趨嚴峻，成為危及區域乃至世界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在此情況下，西方社會掀起了一場旨在化解生態困境的綠色保護運動，越來越多的學者投入到生態學問題研究中。由此誕生了以生態保護為主要關切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EcologicalMarxism），涌現出了大批見解獨到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作品。其中，奧康納所著的《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以下簡稱《自然的理由》）被視為代表當代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最高水平的著作之一。在《自然的理由》中，他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和生產條件矛盾進行了批判性揭示，對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與生態危機新形態及其本質進行了全方位剖析。他對東西方生態危機的論述進一步激發了當代生態批判思潮的活力，從而使得“‘全球環境危機’的觀念深深地扎根在大多數文化人的心目中”[1](p214)。他的思想有助于我們把握資本主義變化的新特征及其本質，有助于我們認識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趨勢及其命運，同時也有助于我們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規律性認識。對其觀點，我們要進行實事求是地辯證考量，做到所強調的，“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新成果，我們要密切關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鑒別，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態度，也不能搞全盤照搬。同時，我們要堅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

一、奧康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精髓

作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奧康納在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深入理解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特色鮮明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概括而言，奧康納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精髓主要體現在其“理論空場”命題、歷史唯物主義生態學重構主張、資本主義雙重矛盾危機理論和生態學社會主義設想中。（一）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生態感受性”的缺失。提出“理論空場”命題在充分肯定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可信度”及其“理論和實踐上的洞察力”之前提下，奧康納提出，“馬克思的觀點中的確不包含把自然界不僅指認為生產力，而且指認為終極目的的所謂生態社會的思想”[1](p4)。在奧康納的眼里，盡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也曾論證過自然過程對生產活動的影響，但是他們卻遺忘或疏略了本該高度重視的生態倫理和對人類活動影響巨大的自然界的“自主運作性”等問題。而且他認為，這種“豐富的生態感受性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缺失，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闡述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歷史唯物主義事實上只給自然系統保留了極少的理論空間，而把主要的內容放在了人類系統上面”[1](p6-7)。因此，奧康納提出歷史唯物主義存在著“理論空場”（Silenc⁃es）。奧康納主要從兩個方面論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空場”，即他所說的“歷史唯物主義在兩個重大方面是有缺陷的”[1](p436)。一方面，奧康納認為，受理性主義自然觀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中關于經濟系統的傳統觀念過多地重視其物質性和技術性，而忽略了隱藏于其社會性背后的特定的文化規范和價值觀。因為生產關系不僅受經濟規律等客觀性因素的影響，而且還受文化價值理念等主觀性因素的影響，生產關系在其社會本質上是具有文化內涵的，而馬克思恩格斯卻“沒有充分關注到這一點”。另一方面，奧康納提出，“傳統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生產力的傳統觀念還輕視或忽視了另一個事實，即這些生產力既具有社會的特征，又具有自然的特征”[1](p436)。在奧康納看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焦點主要是社會化了的人類物質生活，它強調更多的是自然界的人化問題，而忽略了人類歷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發展等自然生態系統問題；強調的是人類活動對自然界的能動的改造性，即人化甚至是異化了的自然，而忽略了自然界對人類活動的客觀的制約性；強調的是“勞動力供應的條件，而不是一般性的、外在的自然生態的生產條件”[1](p235)，使得本該在歷史唯物主義中占據重要位置的自然生態生產條件的作用沒有得到應有的理論關切或被置于邊緣位置。因此，奧康納認為，盡管歷史唯物主義具備一些生態學理論的潛質，但其理論體系仍然存在著不容忽視的“生態學空場”。通過對“理論空場”進行分析論證，奧康納提出，“生態科學的出現以及各種各樣的生態性斗爭的事實，已經說明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內涵的革新與發展是一個必然的趨勢”[1](p8)，奧康納由此提出，“對歷史唯物主義觀念進行修訂是很有必要的”，從而為其歷史唯物主義生態學重構主張奠定了一種認識論基礎。（二）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空場”命題提出。歷史唯物主義生態學重構主張奧康納認為，“雖然當今世界經濟正凸顯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闡述的那種模式”[1](p1)，但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中關于生態經濟學問題的“樸素遺產”已不再適應社會轉型時期資本和生態沖突日趨嚴重的新局勢。因此，要想提升歷史唯物主義對當下生態問題的理論闡釋力，就必須要對歷史唯物主義中的某些觀念進行“修訂”，將自然和文化范疇更全面地納入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視域中去以賦予歷史唯物主義以其應有的生態和文化維度，進而實現他所設想的那種“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具體來說，一是在考察生產實踐活動時，不能僅關注其經濟價值實現程度，還要關注其對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影響和破壞程度，即是說要將其置于自然生態系統的大背景下加以認識分析；二是在考察人類社會勞動時，不能僅關注其技術能動性，還要關注其文化價值性，即是說要將其置于歷史文化系統的大背景下加以認識分析。奧康納還強調，在將自然和文化范疇引入到歷史唯物主義的同時，也不能忽視社會勞動對自然和文化的影響和作用。在奧康納的理論體系中，自然、文化和社會勞動三者之間內含著對立統一的邏輯關系。其一，自然和社會勞動是對立統一的。自然是社會勞動的基礎和對象，勞動是自然和人類社會的紐帶，勞動價值的實現要以遵循自然界的客觀規律為前提，自然界反過來也會受到社會勞動的影響，隨著勞動工具的改進、勞動范圍的擴大和勞動者技能的提升等，自然界的面貌和形式會被不斷改造。其二，文化和社會勞動是對立統一的。社會勞動既是改造外在世界的物質生產實踐，又是受制于價值規范的社會文化實踐。因此它不僅要遵循價值規律等客觀經濟規律，還要遵循一定的社會文化和價值規范；反之，勞動的形式對文化規范的形式和文化實踐的內容也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其三，自然和文化是對立統一的。自人類出現以來，自然的發展就從未擺脫過人類文明的影響，反之，每一時代人類文化的發展也都帶有同時代自然環境的印記，兩者借由社會勞動這一中介而產生源源不斷的聯系。在奧康納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視域中，正是因為自然、文化和社會勞動三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交互作用，歷史才得以不斷變遷和發展。沿著這樣的分析路徑，奧康納提出了一種不同于以往理論家們提出的方法論范式，也成為他全部理論體系的批判根基，即以社會勞動為核心，同時突出社會勞動的自然性和文化性，以此建構起自然、文化、社會勞動三位一體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逐步達到重構歷史唯物主義的目的。基于這一全新的方法論范式，奧康納展開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批判，并在批判中逐步澄明了自己的生態學社會主義價值理想。（三）基于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的變化和生態危機的加重提出雙重矛盾危機理論。奧康納認為，“馬克思始終沒有發展出如下的觀念：資本主義的矛盾有可能會導致一種在危機及社會轉型問題上的‘生態學’理論”[1](p275)。同樣，馬克思本人及其他馬克思主義理論者也“沒有發展出一種解釋由危機所導致的資本主義生產條件方面的變化”的理論，這一理論維度的缺失使得傳統馬克思主義無法充分解釋此后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及其導致的劃時代生態危機。為此，奧康納著重以生產條件（ProductionConditions）為核心范疇，以三者之間的矛盾關系為理論出發點，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矛盾與危機理論進行“時代化”發展，從而得出“有兩種而不是一種類型的矛盾和危機內在于資本主義之中”[1](p275)。奧康納理論中的資本主義的第一重矛盾就是馬克思曾著重論述過的內在于資本主義體制的價值與剩余價值的生產與實現之間的矛盾。奧康納認為，資本的擴張必然會導致生產的擴大和更多勞動價值的產出，然而在社會需求疲軟甚至是減少的情況下，資本真正獲得的利潤會隨之下降，其預期的剩余價值自然也就無法實現，價值和剩余價值在實現程度上的不平衡、不對稱終會導致“資本總體的再生產與積累的中斷和停止”[1](p285)，即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經濟蕭條和滯漲危機。在奧康納看來，第一重矛盾的根本問題是出在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實現環節而不是生產環節，因此奧康納將第一重矛盾引發的危機定義為一種“實現性危機”。奧康納理論中的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也就是他本人著重論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在奧康納看來，第二重矛盾的根本問題是出在價值和剩余價值的生產而非實現環節，因此奧康納將第二重矛盾引發的危機定義為一種“流動性危機”。奧康納認為，“出現第二重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從經濟的維度對勞動力、城市的基礎設施和空間，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環境的自我摧殘性的利用和使用”[1](p284)。其一，資本的逐利本性使得資本必然地呈現出無限的擴張性，然而生產條件（水、能源、土壤等維持生產所必需的自然資源）卻是有限的，它無法隨資本的擴張而擴張相反會一直不斷減少。資本無限擴張邏輯下不斷擴大的社會生產對自然生產條件的“再生產能力”①具有巨大的損害性，就像奧康納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以非常復雜的自然或生態系統為基礎，對整個生態系統都會產生破壞性的作用”[1](p196)。其二，隨著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發達國家和地區與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在“新全球經濟”這一統一體中被結合起來，發達國家和地區在資本的驅使下往往會將生態破壞性強和生產條件需求高的產業轉移至欠發達國家和地區，隨之也會將生態問題一并轉移過去。奧康納將其概括為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積累中不平衡和聯合的發展所導致的生態危機的區域化甚至全球化。生態危機的最終結果不僅會導致以增加利潤為目的的對生產條件的重組，而且還會引發生產條件的再生產等社會關系方面的變化。因此奧康納說，“生態危機和經濟危機不僅是資本主義的一個調整時期，它潛在地也是社會轉型的一個契機”[1](p331)。總而言之，奧康納認為，資本的擴張勢必會伴隨著對自然生產條件的破壞，這是由資本主義的體制性特色決定的。經濟問題與生態問題通常都不是單獨出現的，它們互為因果又相伴相生。經濟危機必定會直接或間接地導致某種類型的生態問題，而由生態危機所引發的環境、勞工運動等社會運動又會使經濟問題進一步惡化。奧康納將其稱為一種“在生產、市場關系、社會運動及政治的維度上——存在于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的趨勢和傾向性之間的相互決定的關系”[1](p294)。此外，奧康納還提出，“有許多的例子可以用來說明‘生態危機’既是一種科學的闡釋，在更大的程度上又是一個政治的和意識形態性的范疇”[1](p218)。因此，生態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出現往往又會引起民眾政治上的反抗，由此引發政治方面的危機。危機背后或明或暗的利益沖突、經濟與政治的斗爭沖突又會成為下一輪連鎖危機的助推器，如此循環往復，使得資本主義在結構性危機的深淵中越陷越深且無法自拔。圖1：奧康納雙重危機結構圖（四）基于“生產性正義”的理想訴求提出生態學社會主義設想。奧康納認為，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它生產的非正義性和對生態的破壞性，這就注定了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從源頭上解決其內生的雙重矛盾，而雙重危機的交叉顯現又會進一步加深資本主義內部盤根錯節的矛盾，最終引發更多的連鎖危機問題，因此奧康納提出“資本主義在生態上是不可持續的”[1](p378)。同樣，奧康納在考察過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模式后也提出，雖然傳統社會主義不具有資本主義那樣嚴重的生態危害性，但由于其粗放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全面的工業化發展路徑，加上“他們早已把自己融入世界性的資本主義市場中去了”[1](p409)，因此，他們的生產同樣具有非正義性。在對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的非正義性生產進行思考后，奧康納提出了他理想中的正義社會訴求——“正義之唯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產性正義；而生產性正義的唯一可行的途徑就是生態學社會主義”[1](p538)。因此，要建立以生產性正義為旨歸、以對生產條件的強調和重建為核心內容的生態學社會主義，從而使其與自然的可持續性相適應。在奧康納看來，社會主義和生態學是互相需要的。一方面，社會主義需要生態學在場，因為生態學能“使社會生產力變得清晰起來，并終止對地球的毀壞和解構”[3]；另一方面，生態學也需要社會主義制度在場，因為社會主義能“使生產的社會關系變得清晰起來，終結市場的統治和商品拜物教，并結束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1](p439)，而如果“僅憑他們本身是不可能同時有效應對全球資本主義在經濟和生態維度上的破壞性特征的”[1](p434-435)。因此，生態學社會主義要揚棄社會主義和生態學之間的矛盾，進而實現一種社會主義和生態學聯姻條件下的生態學社會主義。關于生態學社會主義的建構途徑，奧康納提出了以下主張：其一，經濟方面，構建能夠使消極外化物最少化、積極外化物最大化、需求最小化、內外貿易民主化的生產性正義，摒棄“在高度社會化生產的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實現”[1](p538)的分配性正義。要突出勞動和貨幣自身的使用價值而非交換價值，要按照人類自身生存和發展需要為生產導向而不是僅僅追求利潤最大化，還要對生產條件進行理性保護，對資源消耗進行合理控制。最重要的是確立“保護第一”（PreservationFirst）的生態理念，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生產對自然生態的破壞。其二，政治方面，對非正義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權力關系進行批判變革，克服地方主義和中心論，“將民主的內涵置于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國家的民主形式或程序之中去”[1](p491)，將國家置于社會的民主化組織之下進而實現更高程度的民主化、大眾化和“國際主義”。在奧康納看來，“唯一也許可以很好地協調好生態問題的地方特色和全球性這兩個方面之間關系的政治形式，應是這樣一種民主國家：在這種國家中，社會勞動的管理是民主化地組織起來的”[1](p439)。其三，突破綠色運動以往的地方性、宗派性和“路線主義”，發展一種國際性視角、批判性和革命性戰略戰術，將全世界的各種地方性團體和社會運動人士聯合并強化起來，建立起“第五國際”，最終組織起一種“既是全球性地又是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動”，進而實現“一種新的民主的、生態合理的、并且在經濟上和社會上公平的生活方式”[1](p476)。奧康納對生態學社會主義的愿景看似是美好的，而且他關于“生產性正義”的構想也并非全無可取性。但究其實質，他理論藍圖中的生態學社會主義并非是真正意義上的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其根本目的也并非是要徹底推翻資本主義私有制度，而是在保持資本主義制度框架不變的前提下對這一制度下的某些明顯“不正義”的體制進行改良性革新。這樣充滿折中主義的革新舉措注定無法徹底改變資本主義勞資矛盾，注定無法徹底改變資本的無限擴張、生產的無限擴大和勞動人民購買力相對縮小的矛盾，注定無法徹底改變個別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組織性之間的矛盾，更不會徹底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其設想具有理論上的空想性、行動上的不徹底性和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依附性。基于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歷史解釋觀可以判斷，奧康納所設想的生態學社會主義注定無法成為現實。

二、合理性與局限性：奧康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雙重考量

奧康納在資本主義生態危機向全球蔓延的時代背景下，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生態理論的闡釋力、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和危機以及未來社會的發展趨勢都進行了深入思考，對資本主義社會乃至全球熱點生態問題的產生和應對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我們對奧康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評價，應該沿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向，堅持“一分為二”的辯證分析方法，既要承認其思想的合理性，又要充分認識到其思想的局限性。（一）奧康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合理性。首先，奧康納在其著作中充分肯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可信度”及其“理論和實踐上的洞察力”，其歷史唯物主義重構設想也并非是站在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下提出的。相反，他在著作中多次對那些攻擊馬克思恩格斯的批評家們的欠公平的指控予以拒斥，這一點應給予充分肯定。奧康納在尊重歷史唯物主義經典語境的前提下，結合當今資本主義世界新的發展形勢，將文化維度、自然維度引入到社會勞動維度中，提出了一種新的生態價值觀和生態倫理思想，拓展了歷史唯物主義在生態領域的研究空間，順應了時展對自然、文化和社會勞動三者的和諧要求。他所提出的自然、文化、社會勞動三位一體的全新方法論范式從一定程度上豐富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內涵。其次，奧康納在馬克思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思想的基礎上提出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所處的年代不曾分析過的生產力、生產關系之外的第二重矛盾及由此引發的生態危機，豐富了經典馬克思主義語境中關于矛盾和危機的理論，拓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矛盾和經濟危機的思想。同時，他繼承并發揚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精神，并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從政治經濟領域延伸至生態文化領域，他以雙重矛盾思想為理論武器，基于雙重矛盾所形成的雙重危機尤其是生態危機的危害性對資本主義展開了全方位的理論批判。就今天的全球化發展形勢來看，他提出的雙重矛盾危機理論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和理論前瞻性，他所探討的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治和生態失衡給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帶來的問題及其對策思考，為我們更好把握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和社會主義的新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視域。最后，奧康納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審視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新變化和新問題，他基于唯物主義歷史觀與自然觀的雙重維度，提出實現社會主義和生態學的結盟，構建一個以生產性正義為導向的生態學社會主義以降低對生態的破壞性，從而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他的設想開啟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新社會主義模式的探索，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生態建設的思想。他所設想的生態社會主義發展方式為人們從社會制度層面探究生態危機的解決辦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啟示，他提出的“保護第一”的生態理念有助于引導人們思考如何推動社會生產條件與社會形式的重組重構，他提出的生產性正義概念有助于引導人們思考如何克服資本的無限擴張及由此帶來的生態破壞，他提出的“既全球性又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動”有助于引導人們思考如何進一步加強區域性和國際性生態保護合作，從而更好地應對解決當前越來越全球化的生態問題。（二）奧康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局限性。奧康納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確實有其閃光點，但同時也有其自身無法克服的局限性，具體體現在：其一，奧康納提出的歷史唯物主義生態學“理論空場”及以此為出發點的歷史唯物主義生態學重構設想具有形而上學的非歷史性和非客觀性。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雖然對生產條件、生態文明和生態危機等概念沒有較多的理論說明，但他們對自然生態問題一直都有符合他們自身時代背景的理論關切，對資本的逐利本性可能引發的生態破壞性也有過相關思考和展望，歷史唯物主義并不存在科學意義上的“理論空場”；另一方面，每一時代都有各自時代不同的焦點問題和理論任務，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那個時代尚未面臨當今時代這種類型和程度的生態危機問題。因此當今時代的理論家們絕不應該把當前社會新發展變化導致的新危機歸咎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某些方面的理論缺失或闡釋力不足。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為我們提供的是一種立場、觀點、方法及建構于之上的解決問題的思路，而非面面俱到的教義、教條。正如恩格斯曾強調的，我們的理論“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4](p284)。無論時代怎樣發展，無論社會怎樣變化，馬克思主義所闡述的一般原理及其立場、觀點與方法是完全正確且永遠不會過時，更不會失效的。其二，奧康納對雙重危機理論的論述具有避重就輕的不徹底性。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危機相較其經濟危機具有更嚴重的破壞性，因而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最嚴重的矛盾，這一判斷回避了資本主義社會最核心的問題所在，顛倒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放大了生產力、生產關系與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過分凸顯了生產條件在社會關系變革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語境可以發現，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危機更多的是經濟危機在新形勢下的一種新的或附加的表現形式，資本主義社會核心的體制性問題和矛盾依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奧康納將其理論重心和批判矛頭主要對準資本主義生產條件及生態問題，因而也就無法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性矛盾危機進行有效的批判，其結果甚至會轉移無產階級的斗爭視線，不利于核心問題的根本性改善。其三，奧康納雖然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對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進行了批判，并寄希望于建構一個生態學社會主義進而從根本上克服當前的生態危機，但是他的思想具有烏托邦式的空想性。他的理論一方面更多的是停留在思維層面，缺乏轉向現實行動的具體方案，因而可操作性不強。另一方面，他提出以“生產性正義”取代“分配性正義”的設想，但他的理論并未充分論述如何徹底改變當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實現這一正義視域的轉變，在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得不到根本性改變的情況下，其生態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并不會真正變為現實。此外，他后期在分析生態危機的解決路徑時，多次提出要通過國際性的激進綠色運動，推動實現一種政治上民主、生態上合理、經濟和社會上公平的生產生活方式[1](p476)。這說明他開始轉向于推動社會組織發展并力圖通過綠色環保等社會運動的方式推動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的解決。奧康納過高地估計了社會組織在解決經濟與生態危機中的作用，這種寄希望于通過資本主義社會組織內部的社會活動來根本性改善全球生態問題的設想注定是行不通的。

三、《自然的理由》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對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幾點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