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播范文10篇

1、大眾傳播的特點及其與公眾的關系

首先還得從大眾傳播作為一種傳播類型的特殊性談起。顯然，與大眾傳播相關的傳播類型迥異于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交流"與"傳播"在英語中都是communication）。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交流雙方是面對面（facetoface）的，信息的流動一般也是雙向的（對話性的）；而在大眾傳播中，信息的流動一般是單向的（one-wayflow），信息或文化產品是為那些基本上不在生產與傳播現場的人們生產的，接受者參與或介入傳播過程的能力極其有

（1）、比如在英國，傳媒研究涉及的范圍盡管極為廣泛，但一個最為重要的問題是媒體與民主政治的關系。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戈爾丁(P.Golding)、墨多克(G.Murdock)等人的《傳播政治》(CommunicatingPolitics)，P·Dahgren與C·Sparks的《傳播與公民權：新時代的新聞與公共領域》(CommunicationandCitizenship:journalismandthepublicsphere)，J·Keane的《媒體與民主》(TheMediaandDemocracy)等。參見趙斌《英國的傳媒與文化研究》38-39）

（2）、參見：《法洛斯談：媒體如何破壞民主》，《天涯》，1997年6期。

（3）、參見李憲源《傳媒控制下的美國》《天涯》2000年第1期。

限，從而也就很難影響傳播的內容。也就是說，在大眾傳播中信息的生產者與接受者之間的關系是斷裂的。符號形式雖然是為了（姑且這么假設）公眾生產與傳播的，但這個過程恰好發(fā)生在公眾的直接反應缺席的時候。由此決定了大眾傳播與日常生活中的對話情境極為不同。正因為這樣，有的外國學者認為，在談及大眾傳播時，應當用"傳遞"或"傳送"（diffuse，transmit）的概念取代"傳播"（交流）。

罪犯雖然是受到刑罰處罰的人，但作為人權的主體和國家的公民，他們在履行法定義務的同時仍享有法律確認的權利。《監(jiān)獄法》對罪犯在服刑期間應享有的權利和合乎人道的待遇以及監(jiān)獄管理人員必須對罪犯實行的文明管理，都作了明確的規(guī)定。其中第66條、67條的規(guī)定，實際隱含了對罪犯接觸和享用大眾傳播資源的利益認可與關照：

第六十六條罪犯的文化和職業(yè)技術教育，應當列入所在地區(qū)教育規(guī)劃。監(jiān)獄應當設立教室、圖書閱覽室等必要的教育設施。

第六十七條監(jiān)獄應當組織罪犯開展適當的體育活動和文化娛樂活動。

這兩個條文中含有要求監(jiān)獄設立圖書閱覽室、開展適當的文化娛樂活動的內容。圖書閱覽室是提供書籍和報刊資料的場所，(1)文化娛樂活動的常見形式就是讀報、聽廣播和看電視。所以，設立圖書閱覽室和開展適當的文化娛樂活動的目的，應該包括依法為罪犯提供接觸大眾傳播的條件和機會。曾參與《監(jiān)獄法》制定的法律工作者，對該法第67條的釋義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釋義者指出：“組織罪犯開展適當的體育活動和文化娛樂活動，有助于罪犯的身心健康，增強罪犯生活情趣、充實罪犯業(yè)余生活、活躍改造氣氛，提高改造質量。因此，本條將組織罪犯開展適當的文體娛樂活動作為監(jiān)獄一項法定義務用法律的形式規(guī)定了下來。實踐中，罪犯文體娛樂活動的形式有多種多樣。監(jiān)獄可根據實際情況組織球類、棋類比賽，成立文藝演出隊，設立文藝活動室等，也可以通過讀書、看報、聽廣播、看電視電影等開展不同形式的文體娛樂活動。通過組織內容健康、活潑向上的文體娛樂活動，寓教于樂，促進改造。”(2)

事實上，根據我國法規(guī)的規(guī)定，凡是以國家強制力將一定社會成員隔離于社會、限制或剝奪其人身自由的場所和設施，包括已決犯監(jiān)獄、看守所、勞教所、未成年犯管教所等，都應該為被依法隔離其中的囚犯(3)提供接觸和享用大眾傳播資源的適當機會和條件。公安部制定的《監(jiān)獄、勞改隊管教工作細則》（1982年）、《勞動教養(yǎng)試行辦法》（1982）、《收容審查所管理工作暫行規(guī)定》（1984）、《看守所條例實施辦法（試行）》（1991年）、《強制戒毒所管理辦法》（2000年），司法部制定的《勞動教養(yǎng)教育工作規(guī)定》（1993年）等，對此都有明確的規(guī)定。(4)

不言而喻，基于刑罰的性質和監(jiān)管改造的需要，囚犯在關押場所內以大眾傳播為對象的視聽閱讀活動，必然經過執(zhí)行刑罰的法律關系的過濾，從而在內容上表現出它們的不完整性，有的自由會受到限制，某些權利可能被暫停行使。例如，根據司法部制定的獄政規(guī)章《罪犯改造行為規(guī)范》的規(guī)定，監(jiān)管改造機關將對囚犯的媒介視聽自由予以約束。該規(guī)范第30條規(guī)定：“按規(guī)定時間聽廣播、看電視。收聽、收看時，坐姿端正，不準從事其他活動，不準閑談走動，不準擅自開閉、選臺。”第57條規(guī)定：“本規(guī)范是罪犯接受改造必須遵守的言行準則，是考核罪犯和改造表現的一項基本內容，是進行評審的一個基本條件和實施獎罰的重要依據，所有罪犯都必須嚴格遵守，付諸實施。”盡管已有學者指出，《罪犯改造行為規(guī)范》第30條的規(guī)定，單純強調罪犯行為矯止，而對分級處遇(5)的需要缺乏應有的考慮。這一規(guī)定適用某一級別的罪犯也許是適宜的，適用各級別罪犯則顯然過于嚴厲，不利于激勵罪犯接受改造。(6)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因觸犯刑律而身處監(jiān)管羈押場所的公民，其享用大眾傳播資源的權益之享有與行使將受到更多的約束與限制。

引言憑借分解切割的、機械的技術，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增長，現在它正在發(fā)生內爆（imploding）。在機械時代，我們的身體在空間范圍內延伸了。今天，經過一個多世紀的電子技術發(fā)展，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tǒng)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擁抱全球，抹去了我們星球上的時間差異和空間差異。我們正在迅速接近人類延伸的最后一個階段——技術上模擬意識的階段。……人的任何一種延伸，無論是皮膚的、手的還是腳的延伸，都影響整個心理的和社會的復合體。——馬歇爾．麥克盧漢西方著名的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論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創(chuàng)見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的“地球村”概念。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以來，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電子媒介使信息傳播瞬息萬里，借助飛速發(fā)展的大眾傳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實現著同步化，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正在被大眾傳播活動消除，我們生活的這個星球正在變成一個彈丸之地。由于大眾傳播的同步化性質，整個人類社會已經結成了一個密切相互作用的、無法靜居獨處的、緊密聯(lián)系的互動的小社區(qū)。簡言之，大眾傳播的日益發(fā)展已經使地球進入到了一個“村落化”時代。正是由于大眾傳播制造的這個互動的“地球村”以及大眾傳播帶來的人的全面延伸，人類社會正在發(fā)生著前所未有的內爆，而這種內爆又引發(fā)了社會結構、知識本質和文化形態(tài)的深刻調整——調整來自世界的每一處角落和每一個個體。我們可以看到大眾傳播在不斷制造著人類社會的當下流行神話，在這些富于爆發(fā)力的流行神話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另外一個主題——大眾文化。究竟大眾傳播是如何誘發(fā)了文化體系從結構到形態(tài)的種種嬗變呢？而人類又如何來評價和界定這些變化呢？我們的現在和我們的將來之間會存在什么樣的文化路徑呢？我們可以找到并通過最佳的設定路徑以達到我們所希求的目標嗎？概念認定及論證準備在展開對大眾傳播與大眾文化的論證之前有必要對其中主要的概念進行一定的認定和說明。〔大眾〕大眾傳播，英語對譯詞為mass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詞mass可以譯為“大眾”或者“大量”，這是一個特定語境下的語詞，是伴隨著大眾社會理論的形成而出現的。大眾社會理論認為，人類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入了大眾社會，在這個時代到來以后，作為工業(yè)革命、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大眾傳播發(fā)展的結果舊有的傳統(tǒng)社會結構、等級秩序和統(tǒng)一穩(wěn)定的價值體系被打破，社會成員喪失了選擇和行動的統(tǒng)一的參照系，而成為了獨立的、分散的、均質的、原子式的存在個體，即所謂的“大眾”。這里“大眾”（mass）是一種新的未組織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點有：（1）規(guī)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異質性（3）匿名性（4）無組織性（5）流動性（6）同構型。簡單地說，大眾是大面積分散的、不定量多數的、具有不同社會歸屬但有著相同的行為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動員的流動的特殊社群。大眾是一個傳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諸如“公眾”、“群眾”等的政治概念。〔大眾傳播〕在大眾傳播發(fā)展的不同亞階段對“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ao）有著不同的定義界定，這個概念有著很不穩(wěn)定的認定過程。針對本文的論證范圍和論證體制，援引如下定義——“大眾傳播，就是專業(yè)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yè)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guī)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在外延上應該包括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傳播活動以及電影、流行音樂、廣告等。〔大眾文化〕基于以上對“大眾”的界定，我試圖把握“大眾文化”（massculture）這個概念，但是很無奈。因為“文化”這個概念實在令人無從著手，從亞里斯多德、柏拉圖到福柯、馬爾庫塞，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試圖對“文化”進行一個結論性的定義，但是沒有一種說法能夠圓滿地完成概念的認定。所以我只能在一個武斷的人為設定的平臺上加以一定的說明。雷蒙．威廉士曾經指出，“關于文化的（當代）用法，常見的大致上有三個”：（1）用來“描述知識、精神和美學發(fā)展的一般過程”，（2）用于指涉“一個民族、一個時期、一個團體或整體人類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識尤其是藝術活動的實踐及其成品”。本文著重討論的領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種關于“文化”的用法而設定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第三種用法中，文化在當代語境中應該擴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和娛樂以及大眾媒介。大眾傳播工廠的神話傳播，無疑對于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具有著不可低估的力量，從傳播史來看。我們會得出一個普遍認可的結論性認識：傳播的發(fā)展不斷改變著人類的社會結構、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標準，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對文化復合體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廣義的傳播媒介包括了時間性媒介和空間性媒介。時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信息處理和傳播功能的媒介體系，如書籍、報紙、廣播、電影、電視等；而空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運輸和交通功能的媒介體系，如車輛、舟船、飛行器等。在人類進入電子時代之前，尤其是在機械時代，空間性媒介在人類傳播活動中是主導媒介，對人類傳播和人類社會的影響力較時間性媒介更為顯著（我并不否認時間性媒介在整個傳播史上的主體意義和影響力）。在空間性媒介居于主導地位的機械時代，空間性媒介工具和技術的每一次革命都帶來了人類社會以及附著在社會肌體上的文化形態(tài)的調整和變動。古代中國人發(fā)明的指南針為人類實現海上遠航創(chuàng)造了條件，歐洲新興資產階級正是在指南針的指引下在曾經遙不可及的海外開辟了一個又一個殖民地和貿易市場，使世界成為一體，打破了人類千百年來不同大陸不同人群的相對隔絕狀態(tài)。這在某種意義上擴大了人類的活動范圍，提高了人類的活動能力，由此人類社會舊有的結構體系被打破，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構成也相應地發(fā)生了意義深遠的革命，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不斷興起、上升；并且，由于人類活動領域的擴大和延展，人類信息傳播的要求相應提高，在此情況下刺激了人類信息傳播從技術到結構形態(tài)的革命，而傳播體系的革命也勢必造成文化領域的震動和重組。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開始海外市場的占領之后，報紙成為了社會發(fā)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報紙只是一種影響人群較窄、影響力較小的媒介。報紙的發(fā)展不僅促進了社會經濟政治的發(fā)展，在文化領域也開始不斷醞釀和引發(fā)革命，對于這種革命我們可以在文學、藝術、教育等領域找到很充分的證據。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人類活動能力的增強帶來了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的削減，這在火車、輪船和飛機出現以后表現得異常明顯，人類的同步化顯著增強，于是就要求信息傳播進一步強化。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無線電技術和各種電子媒介得以飛速發(fā)展。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人類的文化復合肌體在信息量不斷增大、信息傳播日益迅疾、傳播內容不斷擴展的情況下開始發(fā)生前所未有的調整和嬗變。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時間性媒介開始成為主導媒介，它開始表現出爆炸式的影響力，并且爆炸的當量不斷增大，這時的人類傳播已經進入到大眾傳播時展期。體現在文化領域，時間性媒介造成了人類社會的交織景象：不同的區(qū)域、不同的文化種群、不同的經濟發(fā)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話語系統(tǒng)、不同的文化傳承體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術可能性的影響之下，頻繁接觸、溝通、交流，并互相影響、作用和激戰(zhàn)。文化的斗爭在傳播領域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在這種需求性的斗爭中，各種文化類型發(fā)生著不可避免和難以預期的各種變化，并最終導致整個文化體系的不斷顛覆和不斷建構。大眾傳播時代的到來，人類進入到了一個癲狂的時代。馬歇爾．麥克盧漢認為，大眾傳播時代到來之前西方人從讀書識字的技術中獲取了采取行動而不必立即作出反應的能力，機械時代反應和行動是割裂的、延遲的；但是機械時代消退之后，大眾傳播時代中人類生活在一個日益一體化的世界里，人們用電子時代之前的陳舊的、支離破碎的時間和空間模式來思考問題顯然已經不能完全適應這個新的技術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經過超過3000年的專業(yè)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體的技術性延伸中經過3000年日益加重的專業(yè)化和異化之后，世界戲劇性地逆向變化并收縮變小。在某種意義上，電子使地球縮小成為了一個村落。人類已經并且還在以電的速度發(fā)生某種內爆，在這種內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類的生活發(fā)生著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首先來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責任意識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們必須承擔義務并參與行動，個人觀點相對淡化，人變得不安起來。我們看到以電視為代表的現代大眾傳播媒介使人類從個體到社群都發(fā)生著激蕩的震動，不管有人認為這種影響表現為人的全面發(fā)展，還是有人認為它使人的異化程度深化、使人成為了流行噪音的癲狂化的工具，但都說明了大眾傳播對于人類文化體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組，尤其表現在大眾傳播機器制造了人類文化史上最獨特的類型——大眾文化。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數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論中，人們總是狹隘地將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對于當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種形態(tài)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娛樂以及大眾傳播的一般行為），其實，大眾傳播對于知識領域的調整則更為隱蔽而意義深遠。隨著傳播工具和傳播技術的革命，人類社會在知識領域發(fā)生深刻的調整，這無疑是傳播與文化關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變革。尤其是在計算機為代表的信息時代到來之后，這種調整更加顯著。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所謂尖端科技都和語言有關（語言是傳播體系中最為復雜而關鍵的問題），如音位學與語言學理論、交流問題與控制論、現代代數與信息學、計算機與計算機語言、語言翻譯問題與機器語言兼容性研究、存儲問題與數據庫、通信學與“智能”終端的建立、悖論學等等。這些信息傳播科技都對知識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主要的影響來自與知識的一個主要功能——傳遞。由于各種傳播工具和儀器的標準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識的獲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經發(fā)生了變化。法國學者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曾經指出：“信息機器的增多正在影響并將繼續(xù)影響知識的傳播，就像早先人類交通方式（運輸）的發(fā)展和后來音像流通方式（傳媒）的發(fā)展曾經做的一樣。”知識在大眾傳播時代以及已經到來的網絡時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說已經發(fā)生了本質的變化：知識為了出售而被生產，為了在新的生產中增殖而被消費；它不再僅僅以自身為目的，它的“使用價值”正在淡化，交換成為主要的目的。知識的本質以及知識的外殼都在大眾傳播和信息時代的技術背景之下發(fā)生了改變，知識作為文化的關鍵元素，這種改變正反映了大眾傳播對當下的大眾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時，大眾社會境域下的知識的重新整合是大眾傳播體制對大眾文化極具本質意義的影響。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的一個多世紀以來，人類文化在傳播機制的巨大影響下已經發(fā)生了整體性的顛覆和建構。傳播學的各個學派以及其它領域的學者都對這一課題進行了廣泛而又卓有建樹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總總的理論。無論是為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熱情謳歌，還是大聲怒斥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這些理論都證明了大眾傳播對于大眾文化的影響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大眾文化的歡歌和悲曲電視媒介的出現和發(fā)展無疑是20世紀人類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個世紀60年代德國社會學家W．林格斯就把電視與原子能、宇宙空間技術的發(fā)明并稱為“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三大事件”，并認為電視是震撼現代社會的三大力量之一。電視媒介的出現和發(fā)展標志著大眾傳播時代進入到一個更加深入的階段，并且電視媒介使得大眾傳播的影響力進一步加劇，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無以復加地被拋入了大眾傳播的旋渦之中。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類開始思考大眾傳播尤其是電視媒介給人類帶來的種種影響，在這些學說中，既有對大眾傳播的贊歌，也有對大眾傳播的申訴，還有針對大眾傳播體制內部不同傳播類型的對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為了傳播學和文化學的重要領域，這其中不乏一些尖銳而偏激的理論學說，但是這些建構在西方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基礎上的思維成果無疑都為我們思考現代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和參照。西方主流的傳播學者（以經驗學派為典型代表）認為大眾傳播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積極作用是以往任何時代背景下任何類型的傳播活動所無法比擬的，在他們的學術理論體系中，極度宣揚大眾傳播媒介及其活動給社會文化帶來的建構性影響。德國人古登堡對于印刷技術的革新是傳播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對于現代傳播的意義十分重大。美國著名傳播學者威爾伯．施拉姆在《傳播學概論》中說，“從技術角度說，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從他的時代以后的大眾傳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機器放進傳播過程，復制信息，幾乎無限地擴大一個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類正是在這種能夠大量復制信息的機器作用之下由傳統(tǒng)的口述文化進入到了一個媒介文化的社會狀態(tài)中，人類分享信息能力的極大增強對于人類生活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現在我們還能夠在一個邊遠的山村看到一臺收音機或者電視帶給一個村莊的巨大影響力。首先人們通過一種現代化的大眾傳播工具獲取了異常豐富的信息，這些信息內容涉及與這個山村相隔幾萬甚至幾十萬公里的地方，這種信息的介入無疑給山村原有的生活處境帶來了一種催化劑。人們的注意力開始轉向可以用于實現變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變地維系舊有的生活體制。新的觀念和想象在大眾傳播的渠道中萌動起來并借助傳播的信道開始行動。我們認為，行動的先決條件就是選擇，而大眾傳播的介入正是選擇的必要條件，因為它為選擇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這個過程當中，人的注意力發(fā)生了變化，人的觀念發(fā)生了變化，人的行為標準和價值體系也發(fā)生了變化，同時我們看到人的知識獲取、娛樂方式、時間分配等文化的體制都在發(fā)生著變化，西方主流學者認為這種變化是大眾傳播帶來的積極效果——大眾傳播為人們提供了充分的信息，來幫助人們在行動前獲得足夠的選擇信息，這樣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選擇自己的文化體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權主義，西方主流學者提出種種學術性的敘述，主要的觀點集中在大眾傳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歸和人的獨立，使人成為全面發(fā)展和自由選擇的自我的人。確實，現代報紙的出現擴大了閱讀的人群，從而改變了原有的精英文化體系，建構了一個平民化的文化體系；廣播、電影、電視的出現，更使信息傳播的受眾要求降低，從而更加突出了社會參與的廣度，社會成員更廣泛地參與了社會的選擇和文化的建構。在這種條件之下產生的大眾文化無疑是一個眾神歡歌的文化，它的廣度是以往的文化類型難以企及的，因此大眾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但是就在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傳播時代充滿熱情甚至開始癲狂起來的時候，開始有人站出來說話了，傳播學批判學派的出現和活躍為傳播與文化又提出了更為深入的課題。這些學派有政治經濟學派、文化研究學派、意識形態(tài)“霸權”理論以及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等。這些學派和理論相比主流的經驗學派來說更加具有破壞力，同時也更為復雜。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理論都是在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社會背景之下建構起來的。在這些學派和理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方向，一是關注傳播的宏觀影響，其批判話語指涉的是發(fā)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意識形態(tài)以及文化構成；二是關注傳播過程中人的個體化行為和感受以及發(fā)展，話語指涉的是作為人的個體的存在與可能。西方社會的現代大眾傳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壟斷的趨勢不斷加劇，這種獨占現象反映了壟斷資本主義控制下的文化生產和流通，而大眾傳播活動歸根結底是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經濟利益、意識形態(tài)和統(tǒng)治權力。大眾傳播作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系統(tǒng)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在規(guī)定社會關系、行使政治統(tǒng)治方面發(fā)揮著重要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并具有相對獨立性。大眾傳播可以分為兩部分：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過程。在文化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媒介通過象征事物的選擇和加工，將社會事物加以“符號化”和“賦予意義”；在文化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受眾接觸媒介訊息，進行符號解讀。訊息符號是與一定的價值體系或意義體系結合在一起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既有促進現存不平等關系的“支配性”的價值體系，又有推動人們接受不平等、安居較低社會地位的“從屬性”價值體系，還有不滿足于階級支配現狀、號召社會變革的“激進的”價值體系。大眾傳播的符號化活動，在本質上是按照支配階級的價值體系為事物的“賦予意義”的。因此，我們看到的日益豐富的西方大眾傳播產品，實際上是在發(fā)達資本主義系統(tǒng)中居于主導和統(tǒng)治地位的壟斷資本的價值體系下的文化體制的產品，它自然擔負著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和意識形態(tài)的任務，而并非像主流經驗學派所強調的那樣，大眾傳播是人民性的、平權化的大眾文化的締造者。同時，受眾在符號的解讀過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動的接受的，由于符號的多義性和受眾背景的多樣性，受眾可以對文本訊息作出多種多樣的理解。S．霍爾認為，受眾對媒介訊息有三種解讀形態(tài)，一是同向解讀或“優(yōu)先式解讀”，即按照媒介賦予意義來理解訊息；二是妥協(xié)性解讀，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義、部分基于自己的社會背景來理解訊息；三是反向解讀或“對抗式解讀”，即對媒介提示的訊息意義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爾認為，大眾傳媒的符號化和受眾的符號解讀過程，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種從屬性文化之間支配、妥協(xié)和反抗的關系，體現了“意義空間中的階級斗爭”。發(fā)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傳播活動繁榮的景觀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一部權力機器，盡管它標榜自己是平民的、反體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實際上它仍舊是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一個組件，它只是資本主義在文化領域的一種運作體系，是一個資本主義浮華文化的工廠。同時從受眾角度看，受眾也不是充滿愉悅地接受著大眾傳播機器制造出來的大眾文化肌體的親近，其中的反抗、爭斗正在日益激烈。T．W．阿多諾則從微觀上對大眾傳播造就的大眾文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認為大眾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他很犀利地將“大眾文化”的提法推翻，并代之以“文化工業(yè)”，為了“消除一種誤會，即防止人們望文生義，認為大眾文化的重要特點是從人民大眾出發(fā)，為人民大眾服務”。文化工業(yè)實質上是在向消費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過不斷向消費者許愿來欺騙消費者，“不斷地改變享樂的活動和裝潢，但這種許諾并沒有得到實際的兌現，僅僅是讓顧客畫餅充饑而已”。大眾傳播機器不停地運轉，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陸離的文化產品，這些產品無論是一般信息還是娛樂活動，都如同宗教說教一般是某種意義的裝腔作勢的空談，并以此來控制受眾的感官、選擇和行為。大眾文化是一種商業(yè)形態(tài)的文化，同時是一種技術化的文化，它通過傳播機器大量地被制造出來，因為傳播機器的規(guī)格化、標準化和體制化，所以我們看到的大眾文化產品都被貼上了標簽，因而大眾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種規(guī)格色彩。借助阿多諾的分析，我們進一步透視大眾文化，會發(fā)現大眾文化的工業(yè)化、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特點使得大眾文化成為了一種數量上極大豐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實質上卻是冷漠的、物化的、沒有溫度的文化工廠。在大眾傳播歇斯底里的叫賣聲里，個體的分散性和無組織性而導致的脆弱使人們迷失了方向，對于在大眾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馬爾庫塞用悲天憫人的話語到處了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的罪惡。發(fā)達工業(yè)社會中，大眾傳播把藝術、政治、宗教、哲學同商業(yè)和諧地混合在一起，它們在文化領域具有了一個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發(fā)自心靈的音樂可以是充當推銷術的音樂。”馬爾庫塞指出現代大眾文化中受到最嚴格保護的價值標準之一，就是生產率。技術社會的操作原則和標準使得文化產品的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的人性化內容不斷地降低，在這個文化陰影下生活的人們正在成為這個文化的基礎的權力結構造成的犧牲品。大眾文化是一個肯定性文化、壓抑性文化、單面性文化。大眾傳播的飛速發(fā)展，尤其是電視媒介的深刻介入，人類雖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豐富的信息服務，但是在這樣的高速、大量、虛幻的大眾傳播語境中，人們的自主性不斷降低，經驗派所說的自由選擇實際上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謊言，人們在發(fā)達工業(yè)化社會的大眾傳播背景下已經在逐漸喪失個體的獨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類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術化，導致人類工業(yè)革命以后最劇烈的異化，藝術等文化形式的體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為傳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獨的迷惘的存在，并且這種存在正在和藝術一同消亡，因為靈魂在異化過程中不斷地迷失。中國當下大眾媒介與文化批判作為發(fā)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有著和西方發(fā)達工業(yè)化社會不同的特質。中國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發(fā)展，已經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表現出了很強的生存和發(fā)展能力。在傳播領域，中國近20年來的發(fā)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國傳播事業(yè)不斷發(fā)展的情況下，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眾文化開始成長起來。應該說，西方的大眾傳播實踐和大眾文化現象對于中國當下的傳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鑒和反思意義的。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大規(guī)模地發(fā)展起來，信息以各種各樣的形態(tài)鋪天蓋地而來，從清晨到日暮，街頭叫賣報紙的喊聲、不停播放的電視節(jié)目、不斷出現的廣告牌……人們生活在一個被信息包圍的環(huán)境里，應該注意到的是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里進入到了大眾傳播的癲狂狀態(tài)，相比西方來得要快，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當下的傳播發(fā)展和由此而來文化沖突要比西方更顯著。所以思考當下中國的傳播和文化問題是必要而緊迫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媒介批判領域的成果相對的偏狹，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會責任上，而忽視了更為深入的相關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20年來，中國電視事業(yè)的發(fā)展是巨大的，當我們?yōu)樯鐣畔Ⅲw系的建立和由此帶來的信息暢通以及人們文化生活的極大豐富感到欣慰的時候，應該看到，由電視建立起來的媒介文化是一個強勢的、干預性的媒介文化，人們在其中被迫處在一個弱勢地位。人在電視文化中被動地選擇著某種文化人性，電視的視聽文化特點決定了人在這樣的傳播過程中變得庸懶和無聊，沒有滿足的視聽欲望控制著人們，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電視的傳播體系都造成了一個現實：電視造就了一種庸懶的被動的但很舒適的閱讀方式和娛樂方式，思考成為了按動遙控器時的躁動和無助，電視很大程度上在扮演著一種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會責任論，因為文化是一個社會鏡像，傳播并不是僅僅由媒介構成，所以這種文化困境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復雜的。工業(yè)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商品化的輻射作用，這種輻射的非理性狀態(tài)傷害到了整個文化肌體，責任不應該僅僅由媒介來承擔。如何有效地監(jiān)控這種商品化的非理性輻射作用關系到文化整體的當下發(fā)展和未來走向，我們更應該致力于建立這樣一個監(jiān)控體系。同時，電子媒介的強勢作用還表現為，當下中國人的角色錯亂和自我缺失造成的價值標準的混亂。種類繁多品格各異的影視娛樂文化成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個虛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現實世界中的種種角色之外又開始有了種種虛幻的角色，并且這種新的不穩(wěn)定的角色不斷涌入現實生活，并干預著人的真實角色和行為。我們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類的媒介形象并產生了一些過激的體制外的反社會行為。此外還有很多隱性的社會文化問題從大眾傳播活動的誘發(fā)之下產生。可以說，如何建構一個良好的健康的文化體系對于中國的傳播機制和其他功能部門都是一個很棘手但迫切的問題。霸權話語的狂亂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日益發(fā)展的今天，信息主權和文化主權問題已經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擁有自主選擇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價值體系、生活方式的權利。文化的整體性和統(tǒng)一性是維持一個國家或民族生存和發(fā)展的前提條件之一。冷戰(zhàn)結束后，在經濟日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進的信息技術的大眾媒介高度發(fā)達的今天，在文化交往發(fā)展到空前規(guī)模的情況下，文化交匯和沖突都異常顯現和突出出來，并且正在改變著整個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對于文化與傳播的思考中，一種叫做“文化帝國主義”的問題是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的。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imperialism）是在20世紀60年代反對“新帝國主義”的國際環(huán)境中誕生的。戰(zhàn)后許多殖民地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帝國主義國家的擴張手段相應進行了戰(zhàn)略調整，由軍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統(tǒng)治為主轉向了以經濟手段和文化控制為主。新帝國主義在文化領域的政策就表現為“文化帝國主義”。我們看到當今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依靠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相對完備的傳播體系在世界范圍內扮演說話者的角色，從好萊塢電影到迪斯尼的動畫城，從香檳到美女，從哈佛到暢銷小說，話語的權利被發(fā)達工業(yè)社會的大眾傳播體系把持，作為弱勢文化的發(fā)展中國家只能更多地充當聽者的角色。在瘋狂的叫賣聲中，強勢文化主體盡情地擴張，并達到傾銷商品的目的，以此實現著對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擴張中，大眾傳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國學者J．湯林森在《文化帝國主義》一書中對充當著文化帝國主義主體的媒介帝國主義進行了整理和分析，盡管他的學說帶著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色彩，但是他對美國為代表的發(fā)達國家利用強大的具有全球活動能力的傳播體系推銷美國式的大眾文化這一事實也是承認的。走在中國某個省會城市的街頭，你可以看到可口可樂、麥當勞、《美國大美人》、比爾．蓋茨以各種形式反復出現著，就像60、70年代貓王、披頭士風靡全球一樣。在這樣的話語霸權嚴重干預著發(fā)展中國家和弱勢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況下，我們在思考，跨文化傳播究竟給人類帶來了什么？在強勢的高度壟斷的發(fā)達傳播體制的掠奪性的擴張下，發(fā)展中國家防守的最后底線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護和發(fā)展自己的文化，維護自己信息和文化主權？壟斷的“傳媒寡頭”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蕩，你抬頭就能看見他的臉，怎么辦？這是一個很無奈的問題嗎？也許，我們能做些什么的。發(fā)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同時，也在為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充滿人性的國際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許多發(fā)展中國家中間已經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傳播體制，并通過各種形式來加強彼此的文化和傳播合作，以此來促進自身文化的發(fā)展，并逐步突破發(fā)達國家的信息和文化傳播的強大包圍圈。結語流行神話是大眾傳播一手制造的，我們還很難對它神秘的身體作出明確的可固定化的判斷，因為它還在光影中不斷變化。我們聽見它的歌唱，看見它在起舞，也聽見它在嚎叫，看見它在施暴。我們能做什么呢？觀望當然是不夠的。參考文獻：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加〕馬歇爾．麥克盧漢著2《社會水泥——論大眾文化》陳學明、吳松、遠東著3《傳播學概論》〔美〕威爾伯．施拉姆著4《傳播學教程》郭慶光著5《文化帝國主義》〔英〕J．湯林森著6《世紀晚鐘》高小康著7《科學的歷程》吳國盛著8《后現代狀態(tài)——關于知識的報告》〔法〕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著

一、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在發(fā)展中相互促進

1.每一次大眾傳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國際貿易決策變得更為快捷和準確。

大眾傳播媒介從印刷媒介到電子媒介再到網絡媒介，每一次革命都使國際貿易變得更快捷，這主要體現在貿易信息的傳播速度和技術手段上。

17世紀以前，人類已經掌握了許多通訊工具和手段，其中報紙作為一種有影響力的新式傳播工具也在古羅馬帝國和中國唐朝出現了。這時，報紙主要用于為地中海和尼德蘭地區(qū)商人們提供商情、船期和海外其他情況，信息源即是海外或國外，這種狀況一直持續(xù)了上百年。這樣，商人們決策時就有了較多的信息，從而使得決策更為準確。所以說，大眾傳播工具一開始就直接和國際貿易有聯(lián)系。隨著印刷傳媒的發(fā)展，其信息傳播和輿論導向功能對國際貿易起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作用。它可以提供各種國際經濟信息，報道國際經濟領域的最新事態(tài)，評述國際經濟新近變動的重大事件，預測國際經濟的未來發(fā)展趨勢，從而對各國的對外貿易產生影響，為各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提供依據。

到了20世紀，廣播和電視等電子媒介的出現使得信息的傳播速度更快，傳播量更大，而且不受空間的阻隔、國界的限制，覆蓋面廣，這就為貿易決策提供了更快的信息服務。國際經濟和國際貿易在20世紀發(fā)展非常迅速，國際競爭也日益激烈，掌握越多越新的信息在激烈的商戰(zhàn)中就顯得尤為重要。而電子媒介的信息傳播特點恰好滿足了這方面的需要。

20世紀末，網絡的出現使得全球各國、各地區(qū)都緊密地聯(lián)系了起來。它打破了傳統(tǒng)的地域概念，形成了以信息為中心的跨國界的虛擬空間。網絡使大眾傳播領域又發(fā)生了一次根本性變革，也對國際貿易的發(fā)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網上的信息具有極大豐富、多媒體形態(tài)、迅速及時、全球傳播、便于檢索、交互等特點，這些特點不僅可以為貿易決策提供大量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網絡與貿易的直接結合，如電子商務、網絡貿易等，從而使得貿易過程更為快捷。

一、現象掃描；我們首先來看看新聞傳媒發(fā)展歷史當中的“新瓶裝舊酒”的現象，以此透視這一現象的本質和發(fā)展規(guī)律。在報紙誕生之前，基本上沒有完全意義上的新聞媒介，那時的新聞往往和政令、商情或演說觀點混合在一起。因此，就大眾傳播媒介本身來說，報紙這種舊瓶裝新酒的特點表現得非常雜，如它的小說連載有書籍的特色，法規(guī)的頒布又有政令的特色，很難說它和具體的哪個媒介相干涉了。直到廣播誕生之后，情況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

當世界上第一個廣播電臺KDKA電臺于1920年1月2日正式開播之時，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報紙媒介已經步入了一個十分成熟的發(fā)展期。這種成熟表現在：

1、報紙已經形成了相對穩(wěn)定、成熟的傳播方式和傳播內容；如針對不同信息的類型和不同讀者的要求，報紙本身的分層基本成形。既有《泰晤士報》、《紐約時報》這樣嚴肅的政黨報紙，也有諸如《世界報》、《紐約日報》這樣的大眾黃色小報。報道內容以新聞為主，同時兼顧散文、漫畫等適合副刊的內容。在報道題材方面，消息、通訊、特寫和評論等新聞文體形式已基本成熟并固定了下來。

2、當時作為唯一的新聞傳ッ澆椋ㄖ接滌兇罟惴旱氖苤諶郝洌豢梢運擔鞘鋇氖苤諞私廡攣牛絲幢ㄖ劍鷂匏荊蛭揮釁淥嘈偷拿澆橛胨赫1ㄖ降納緇嵊跋熗Υ聳筆俏抻肼妝鵲摹?

3、報紙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媒介運作體系，從采訪、編輯到出版，從成本核算到廣告費用的評估。在這一點上最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各大通訊社的出現恰恰是報紙為了解決信息來源問題而采取的舉措，如美聯(lián)社的前身港口通訊社，就是由《紐約先驅報》、《紐約論壇報》等六家報紙聯(lián)合成立的。合眾國際社的前身之一國際新聞社也是有報業(yè)巨頭赫斯特創(chuàng)辦的。

在這種情況下，新誕生的廣播將無可奈何的處于報紙的陰影下，因此早期的廣播在新聞傳播的方方面面都有濃重的報紙的色彩，這表現在：

【內容提要】

［內容摘要］當前，我們面臨著經濟全球化和傳播全球化的時代。大眾傳播媒介積極參與塑造當今的國際關系；國際貿易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強，其范圍不斷擴大。大眾傳播對國際貿易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國際貿易交易對象與范圍的廣泛性不僅豐富了大眾傳播的內容與效果，而且也正在逐漸容納大眾傳播媒介為其貿易標的。可見，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正在相互滲透、相互促進，二者也必然在此過程中長足發(fā)展。［關鍵詞］大眾傳播；國際貿易；促進；融合當前，我們面臨著經濟全球化和傳播全球化的時代。大眾傳播媒介扮演著一個新的能動角色，積極參與塑造當今的國際關系。當今，和平與發(fā)展成為國際關系的主題，國際貿易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強，其范圍不斷擴大。而國際貿易中大眾傳播的內容也倍受各方的關注，影視產品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內容，由此引

論文分類

國際經濟國際貿易行業(yè)經濟新經濟學中國經濟國債研究發(fā)展戰(zhàn)略稅收理論稅務研討財政稅收財政政策財稅法規(guī)財政研究金融研究證券金融證券投資債務市場地方戰(zhàn)略銀行管理公司研究經濟學理論保險學西方經濟經濟貿易保險信托計量經濟財務分析期貨市場

［內容摘要］當前，我們面臨著經濟全球化和傳播全球化的時代。大眾傳播媒介積極參與塑造當今的國際關系；國際貿易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強，其范圍不斷擴大。大眾傳播對國際貿易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國際貿易交易對象與范圍的廣泛性不僅豐富了大眾傳播的內容與效果，而且也正在逐漸容納大眾傳播媒介為其貿易標的。可見，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正在相互滲透、相互促進，二者也必然在此過程中長足發(fā)展。

［關鍵詞］大眾傳播；國際貿易；促進；融合

摘要：大眾傳播以其信怠功能、新聞輿論功能、廣告功能、娛樂功能等形成了重要的消費導向功能。大眾傳播的這種消費導向功能以正面影響為主，也有某些負面的東西，值得各方面予以關注。

關鍵詞：大眾傳播消費導向功能

大眾傳播具有威力無比的輿論導向功能。嚴把輿論導向關，被視為國家穩(wěn)定、社會發(fā)展的重要舉措。在消費領域，大眾傳播以其強大的影響力左右著大眾消費價值目標的確立、消費方式的選擇，甚至直接影響大眾的消費內容。目前，我國大眾傳播的消費導向功能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體現。

第一，國家通過大眾傳播媒體有關政策，通報信息，引導消費活動。在我們國家，媒體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我們的媒體都屬于黨委宜傳部門主管。是黨和政府的喉舌。政府通過媒體直接向民眾灌翰消費理念，指導人們的消費活動。大眾傳播這種獨特的信息功能在這里直接轉化成了消費導向功能。

眾所周知，美國政府在30年代前后兩次通過媒介大力提倡“消費愛國”。此舉在當時大為奏效，它激發(fā)了民眾的消費熱情，使消費激增，因而也帶動了生產，使美國走出了經濟危機。我國媒體更是一貫根據黨和政府的政策，作出相應的消費導向。五六十年代，各種媒體大力宜傳勒緊褲帶千社會主義，要求人們用最低限度的消費來增加積累，節(jié)約資金用于國家建設，因而當時的人都以簡樸為榮，大部分人除了滿足票證所供應的需求外。別無奢求。80年代，胡服邦同志提出“一要吃飯，二要建設’，也仍然是宜傳低消費政策。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fā)展，黨和國家就消費政策再次作出了調整。因此，從去年起，各大操體就如何擴大內需、啟動國內市場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和宣傳，事實上也是在不斷示意大眾增強消費。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朱銘荃總理指出:“進一步運用稅收、價格等手段，并繼續(xù)清理某些限制消費的政策和法規(guī)，鼓勵投資、促進消費、增加出口。”這番講話通過各大媒體發(fā)表，再歡起到了指導國民消費的重要作用。十五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確立了科教興國的偉大戰(zhàn)略，各大媒體大力宜傳發(fā)展教育、發(fā)展高科技的思想。這種宜傳。實際上也是一次重要的消費導向。不久，科技市場火爆了，以電腦為代表的高科技產品進人到了千家萬戶，與此相關，電腦書刊成為最熱門最場銷的書刊。同時，教育消費也日益增長，人們明白讀書不僅僅是為了敏金、拿文憑，而是謀生的墓礎、發(fā)展的前提。幾年來。求學的人數也一直在增長，人們開始認定，把錢花在教育上值得。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些宜傳確實落到了實處。當然這種宜傳也仍未停止，它還將引領更多的消費者走向科教消費的園地。從其發(fā)展勢頭著，這個導向恐怕是目前最有價值最成功的消費導向。

第二，通過新聞報道引導消費。大眾傳播是重要的新聞輿論工具，其新聞輿論功能亦可產生消費導向功能。新聞學原理告訴我們，新聞作為一種精神產品，一經傳播走向受眾，就會對受眾產生影響。對社會產生作用，這即是新聞的引導性。將新聞的引導性適應于消費領城，即是我們說的消費導向。大眾媒體的新聞報道中常有大盆的經濟新聞、消費新聞，這些對人們的消費無疑起著十分重要的導向作用。1999年元旦前夕，中央電視臺報道了首都部分中學生和大學生發(fā)起停寄明信片的活動。這個報道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人們娜寄明信片這種消費。為什么呢?因為明信片是用優(yōu)質木漿制成、生產明信片，要耗費大批木材，要砍伐大片森林，這是一種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不利之舉。這個報道發(fā)出后，得到了廣大學生的支持，原先每年密集的郵發(fā)明信片被打電話等方式代替，而這種影響不僅作用于當年，也將作用于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這個報道成為一種有益的消費導向，它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同。

[內容摘要]作者從國際關系與大眾傳播三個歷史階段的相互對照中，發(fā)現了二者水乳交融的關系，并論述了這種關系的必然性，啟示人們充分重視二者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推動各自的發(fā)展，推動整個歷史的發(fā)展。

［關鍵詞］國際關系；大眾傳播；吻合；必然性

國際關系到今天為止經歷了一個較為漫長的歷史時期，即使從歐洲30年戰(zhàn)爭和威斯特伐利亞會議算起，也已經有350多年的歷史了。在這幾個世紀漫長而曲折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國際關系如同整個人類社會一樣，一直處于一種急劇變化的狀態(tài)中。當然，變化的趨勢不會背離由低級到高級、由落后到進步、由蒙昧到文明、由野蠻到理性的發(fā)展軌跡。如果我們把國際關系史劃分成幾塊，以階段性的方法描述這一歷史進程的變化，這種漸進的歷史趨勢會表現得更加透徹和明顯。

否則，就會被人指責為對歷史無知和割斷歷史。劃分的根據有多種標準。既然我們要揭示的是國際關系的前進歷程，我們只能尋找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或事物，并且這些發(fā)生的事件和出現的事物能夠有足夠大的能量推動國際關系沉重的歷史車輪向前行進。①

1.戰(zhàn)國年代

這個時期大約從威斯特伐利亞和會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結束。

在大眾傳播研究領域，一個最富爭議的主題之一，是大眾傳媒與民主政治以及公共空間的關系。（1）與此相關的，是大眾在信息的生產與傳播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化政治問題：大眾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參與信息的生產與傳播過程？如何保證大眾能夠獲得應該獲得的正確而可靠的信息（尤其是與他們的公民權利密切相關的涉及公共事務的信息），以便有效地參與公共事務？他們是主動地接受信息還是被動地受信息的引導、乃至完全喪失自己的獨立性與主動性，淪落為傳媒的奴隸？

總體來看，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傳媒與文化研究，越來越地對大眾傳媒對民主的威脅表示了擔憂。比如法洛斯的一本談論媒體的書題目就叫《號外新聞--美國民主怎樣被新聞媒體破壞》，此書集中批評了美國的大眾媒體對于民主的威脅。書中指出："由于新聞媒體漠視民眾的意見，民眾因而無法真正參與他們身處的社會，政府官員亦因此無法聽到民眾的聲音，從而堵塞了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溝通渠道。新聞媒體之所以失去了公民精神，是因為新聞媒體與政府圈子糾纏在一起。"（2）同時，旅美的中國學者李憲源的長文《媒體控制下的美國》（《天涯》2000年第1期）非常詳細地揭露與批評了美國媒體的非民主化傾向。文章引述了美國作家查爾斯·瑞奇的話："通過控制通向媒介的渠道，像電視這類大眾媒介大大降低了民眾思想交流的自由。當然一個人仍然可以站在街頭角落向行人發(fā)表自己的見解，但是其聲音卻完全被媒介的聲音所壓倒和淹沒。"可見即使在美國這樣號稱新聞自由的國家，媒體的非民主、非公眾化也十分嚴重（當然我們也不要忘記在有些國家即使是站在街頭角落發(fā)表自己見解的自由也是沒有的），而這種非公共化的結果是導致大眾的政治冷漠與參與熱情的喪失。（3）這里，關鍵的問題是大眾傳播與政治權力以及市場權力的關系以及它自身的權力化，這幾種情況都會導致大眾傳播的非大眾化與非民主化。

1、大眾傳播的特點及其與公眾的關系

首先還得從大眾傳播作為一種傳播類型的特殊性談起。顯然，與大眾傳播相關的傳播類型迥異于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交流"與"傳播"在英語中都是communication）。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交流雙方是面對面（facetoface）的，信息的流動一般也是雙向的（對話性的）；而在大眾傳播中，信息的流動一般是單向的（one-wayflow），信息或文化產品是為那些基本上不在生產與傳播現場的人們生產的，接受者參與或介入傳播過程的能力極其有

（1）、比如在英國，傳媒研究涉及的范圍盡管極為廣泛，但一個最為重要的問題是媒體與民主政治的關系。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戈爾丁(P.Golding)、墨多克(G.Murdock)等人的《傳播政治》(CommunicatingPolitics)，P·Dahgren與C·Sparks的《傳播與公民權：新時代的新聞與公共領域》(CommunicationandCitizenship:journalismandthepublicsphere)，J·Keane的《媒體與民主》(TheMediaandDemocracy)等。參見趙斌《英國的傳媒與文化研究》38-39）

（2）、參見：《法洛斯談：媒體如何破壞民主》，《天涯》，1997年6期。

在大眾傳播研究領域，一個最富爭議的主題之一，是大眾傳媒與民主政治以及公共空間的關系。（1）與此相關的，是大眾在信息的生產與傳播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化政治問題：大眾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參與信息的生產與傳播過程？如何保證大眾能夠獲得應該獲得的正確而可靠的信息（尤其是與他們的公民權利密切相關的涉及公共事務的信息），以便有效地參與公共事務？他們是主動地接受信息還是被動地受信息的引導、乃至完全喪失自己的獨立性與主動性，淪落為傳媒的奴隸？

總體來看，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傳媒與文化研究，越來越地對大眾傳媒對民主的威脅表示了擔憂。比如法洛斯的一本談論媒體的書題目就叫《號外新聞--美國民主怎樣被新聞媒體破壞》，此書集中批評了美國的大眾媒體對于民主的威脅。書中指出："由于新聞媒體漠視民眾的意見，民眾因而無法真正參與他們身處的社會，政府官員亦因此無法聽到民眾的聲音，從而堵塞了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溝通渠道。新聞媒體之所以失去了公民精神，是因為新聞媒體與政府圈子糾纏在一起。"（2）同時，旅美的中國學者李憲源的長文《媒體控制下的美國》（《天涯》2000年第1期）非常詳細地揭露與批評了美國媒體的非民主化傾向。文章引述了美國作家查爾斯·瑞奇的話："通過控制通向媒介的渠道，像電視這類大眾媒介大大降低了民眾思想交流的自由。當然一個人仍然可以站在街頭角落向行人發(fā)表自己的見解，但是其聲音卻完全被媒介的聲音所壓倒和淹沒。"可見即使在美國這樣號稱新聞自由的國家，媒體的非民主、非公眾化也十分嚴重（當然我們也不要忘記在有些國家即使是站在街頭角落發(fā)表自己見解的自由也是沒有的），而這種非公共化的結果是導致大眾的政治冷漠與參與熱情的喪失。（3）這里，關鍵的問題是大眾傳播與政治權力以及市場權力的關系以及它自身的權力化，這幾種情況都會導致大眾傳播的非大眾化與非民主化。

1、大眾傳播的特點及其與公眾的關系

首先還得從大眾傳播作為一種傳播類型的特殊性談起。顯然，與大眾傳播相關的傳播類型迥異于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交流"與"傳播"在英語中都是communication）。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交流雙方是面對面（facetoface）的，信息的流動一般也是雙向的（對話性的）；而在大眾傳播中，信息的流動一般是單向的（one-wayflow），信息或文化產品是為那些基本上不在生產與傳播現場的人們生產的，接受者參與或介入傳播過程的能力極其有

（1）、比如在英國，傳媒研究涉及的范圍盡管極為廣泛，但一個最為重要的問題是媒體與民主政治的關系。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戈爾丁(P.Golding)、墨多克(G.Murdock)等人的《傳播政治》(CommunicatingPolitics)，P·Dahgren與C·Sparks的《傳播與公民權：新時代的新聞與公共領域》(CommunicationandCitizenship:journalismandthepublicsphere)，J·Keane的《媒體與民主》(TheMediaandDemocracy)等。參見趙斌《英國的傳媒與文化研究》38-39）

（2）、參見：《法洛斯談：媒體如何破壞民主》，《天涯》，1997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