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性報道范文10篇

一、求知求新心理

求知心理。調查性報道通常是以社會熱點、難點、疑點問題為報道對象，更為注重挖掘業已發生的新聞事件內在的、隱秘的聯系，并向公眾解釋這些內在聯系的重大意義。記者通過深入的調查事實，縱橫對比新聞事實提煉新聞主題，表現了超出一般社會認知水平的“深入”認識事物的能力，以前瞻性的思維預見問題，以發散性的思維分析問題，以全方位的思維來提供建議，一個調查性報道通常就會解決人們對一個社會熱點、焦點的疑惑，人們可以全面的知道新聞背后的故事。以《焦點訪談》為例，該欄目深入報道政治、社會、經濟生活中重大的熱點、焦點和難點問題，展現典型事件、現象的發展情況，進行深度分析，并請權威人士具體評論指導，老百姓有了疑惑就可以在此找到答案。

求新心理。調查性報道的深度決定了其時效性的削弱，調查性記者一般要用數周甚至一年、幾年的時間去收集證據、整理材料。水門事件的報道長達一年零九個月，《焦點訪談》對冠生園事件的調查也持續了一年有余。但是，時效性較差的調查性報道同樣滿足了受眾的求新心理。因為調查性報道的內容多為當事人有意隱蔽，不欲為人知的內幕黑幕，不經過船頭守望者的觀察審視，一般的受眾是很難有機會去了解其中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

二、受益心理或者受益期待心理

調查性報道記者敢于揭黑幕，通常都是以正義維護者和受害群體代言人的形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美國調查性報道的重要推動者——著名報人普利策主張“有力的寫作和討伐性新聞”，認為“什么是報紙的特色？就是斗爭和揭露罪惡，為社會謀利……（我們的報紙）每一期要有一條‘爆炸性新聞’”。普利策的理論對后來的調查性欄目的采編人員的影響是深遠的。著名的調查性記者通常擔負著各種潛在的或者現實的風險，面對來自方方面面的軟性和硬性的壓力，這種事實對采編人員的各種素質是一種嚴峻的考驗，同時也給他們披上了一件金碧輝煌的外衣，公眾會以自己人、代言人甚至恩人的概念來界定這些守望者，因為他們相信這些守望者在他們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時，會為他們伸張正義，會維護他們的利益。守望者苦心經營的欄目和報道自然也樹立了極強的公信力。

另外，公眾在社會中或多或少的要遇到一些不平之事，在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設不完善的社會轉型期，通過媒體去求得自己合法權利的實現和受損權利的救濟不失為一種良好的途徑。中央電視臺門前總是排著長長的隊伍找《焦點訪談》“告狀”的群眾，這種對媒體的信任感正是群眾在受益心理驅使下對《焦點訪談》“為民說話”形象的行為反饋。

一、人類學研究的視角

人類學是將所要進行的調查和研究對象作為文化之主體和群體來看待，以一種人類學家的視野和人文關懷的態度去探索人類的生活本質和文化形態。主張以異文化研究為己任的人類學者認為，本土人類學者往往無法從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和文化偏見中超脫出來，做出“客觀的觀察和判斷”。研究者需要從對象的生活世界中去尋求事件的目的動機與原因動機、主觀與客觀等方面的意義；唯其如此，才能夠對事件或者問題做出判斷，進而對研究對象做出“類”的概括并達到對研究內容的普遍意義的認識。因此，它要求人類學家置身于研究的族群中，深入了解和理解被觀察對象的生活和文化，以便避開自己社會的偏見。人類學方法“深描”所導致的理解超脫于“生硬的事實”之上，它追求對被研究者的觀念世界、觀察者自身的觀念世界以及觀察者“告知”的對象——讀者——的觀念世界的溝通，這猶如在一系列層層疊疊的符號世界里的跨時空漫游，其索要闡明的是意義的人生與社會中的重要角色。對于調查性報道的記者而言，人類學這樣廣博的胸襟和寬懷，可以打開調查記者的視域，在遭遇調查對象和面對繁雜的事件時，有“開放的心胸，周密的大腦”。

新聞記者進入新聞現場時，從發現問題和界定問題，搜尋相關知識和資料到分析與整理資料，再到呈現信息，很容易受自己職業主義所認定的價值原理和行規支配和暗示，對調查對象僅僅作為新聞源對待，在自身立場中有一些內在的不被察覺的決定因素，這往往束縛記者的視野，就很難避免在對事件的調查中引入一種陳規。如果依照人類學者的立場去理解，將調查對象作為人類學研究的文化對象去“觀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先入為主的主觀傾向。而人類學的研究態度更值得學習借鑒，因為“研究者一方面要努力了解和解釋他或她的研究對象的工作環境。同時也要時刻對自己的價值取向、理論觀點和假設有自覺。……如果說優秀的研究都離不開自省。那么。參與觀察的性質，決定了研究者的自省對于參與觀察法，顯得尤其重要。”因而新聞記者是否應該像人類學家那樣，必須時刻特別注意保持一種反思性態度：避免由于與很多觀察研究對象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利益關聯。而深涉其中不能自拔。堅守方法上的警醒，保持一種必要的超然性，應內化為記者的自覺。

人類學有一種“變熟為生”(defamiliarization)的基本策略，即對常識加以分解，置熟悉的事物于陌生的事物、甚至令人震驚的場合之中，這些做法均以使讀者獲得文化差異的意識為目的。對一般人來說，對自己熟悉的事物似乎感到有足夠的理解和把握，在自己的頭腦中有對這一事物認知的圖式，因而不會就這一事物進行深入的探究，而對自己所陌生的事物往往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由于陌生而完全不感興趣，從而不愿去接觸和了解；另一種情況是，對陌生的事物有一種欲知的好奇和沖動，對該事物的發生、過程與結果以及因果關系都想作深入的探測。對于調查性新聞記者而言，他們的日常工作就是接觸和了解所謂的正在發生的新聞事件，經年累月，習以為常，生活中經常發生的事件在他們看來都是自己熟悉的，這就容易使他們產生新聞職業的常規事務感和“疲勞”感。如果采用這樣一種“變熟為生”的策略，以打破陳規的視角對發生的社會事件以“陌生化”的審視，不僅對調查性記者有啟發，而且其報道也將會給讀者以新意。

二、人類學的參與式觀察方法

1調查的“局內人”與“局外人”態度、“主位”與“客位”意識

一、調查性報道的采訪相對獨立

調查記者的采訪活動是一種相對獨立的采訪活動。相對獨立是指調查記者的采訪是一種獨立自主的采訪活動，而不是僅僅依托于某個部門的調查結果。

美國新聞學者威廉.C.蓋恩斯認為：“調查性報道必須是記者原創的作品，而不是公共機構的調查報告；他們所提供的是沒有記者進取精神就不能披露的信息；他們對于公眾具有重要的意義”。①羅伯特.格瑞斯（RobertW.Greence）強調：“在調查性報道中，調查和搜集必須是記者原創行為，而不是另一個人或者另一個組織的調查行為。選題和采訪必須由新聞媒體獨立進行”。②

與此相對應，我國的新聞學者和新聞工作者也越來越認同記者在調查性報道中的獨立調查。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制片人張潔認為，調查性報道必須符合三個要件，其中第一條就是記者獨立展開調查。南京大學新聞學者杜駿飛、胡翼青在論述調查性報道和批評性報道的區別時指出：“較為重大的批評性報道，大都是在內部已經得出結論的情況下才展開的，有些甚至中可以說是一種情況通報……然而，調查性報道不是這樣，它所報道的新聞事件，最初沒有任何結論，甚至沒有任何線索，全要靠記者的深入挖掘來完成這一過程。”③

在新聞實踐中，每一則調查性報道都滲透著調查記者的辛苦勞動。他們需要通過各種途徑從大量的信息中篩選出有用的新聞線索，然后確定選題，策劃調查方案，在調查時，他們要采訪各種消息源，盡最大努力找到第一手資料，尋覓知情人、目擊者。在這漫長的過程中，調查記者還要避開權力集團為他們設置的重重障礙，有時候甚至是死亡的威脅。美國著名調查記者西摩.M.赫什是一個令美國官方感到恐怖的人，因為它的調查性報道總能夠掀起軒然大波。1968年，美國一個連隊在越南廣義省美萊村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一個村子的居民全被殺害，不少婦女遭到性侵犯。西摩.M.赫什偶然了解到一個美軍中尉因為殺害越南平民將被送上軍事法庭的消息后，就沖破重重障礙到監獄找到了這個軍官，從他的嘴里，西摩.M.赫什了解了整個事件的真相，并且寫出了《在美萊，我們瘋了》這篇美國官方極不愿意看到的調查性報道。報道刊出后，數十家媒體轉載，在美國導致了大規模的反戰游行。西摩.M.赫什并沒有就此罷手，他又深入采訪參與美萊大屠殺的美軍士兵，寫出了《美萊四號：對一場大屠殺和其后果的報道》，這些報道最后獲得了1970年普利策新聞獎的國際報道獎。對美萊大屠殺的報道是西摩.M.赫什的成名作，此后，他又采寫了很多有影響的調查性報道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對美國監獄虐待伊拉克戰俘的揭露。在采寫這則調查性報道作品時西摩.M.赫什遇到了來自軍方的重重阻力，但是他仍然通過獨立的調查采訪摸清了新聞事實，并且勇敢地公布出來。

需要說明的是調查記者的采訪雖然是一種主體意識很強的采訪活動，但是并不是絕對獨立的，在很多情況下，調查記者的采訪活動需要其他人和機構的幫助，尤其我國的調查記者，更需要國家黨、政機關、司法部門的配合。

對制度：補缺和完善

在國內外的一些公司案件中，通過財經媒體的曝光引起監管層注意從而推出相關法令的案例比比皆是。“中國證券民事賠償第一案”銀廣廈案件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1月15日《關于受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并于2003年1月9日了《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對法院系統如何受理、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進行了規定，這些都為之后中國證券市場的民事索賠事件提供了先例和法律支持。2005年的東方電子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涉及全國6989名原告，訴訟總標的4.42億元，最終成功調解率達到97%。2009年，杭蕭鋼構因為虛假陳述被判向118名股東賠償400萬元。再如，經財經媒體報道了“安然事件”和“世通事件”之后，美國證券市場開始實行《薩班斯法案》，大大加強了公司的內部控制、信息披露，并對控制、披露工作不適當的公司進行了嚴厲懲罰。這些法律制度的完善使財經媒體在揭露公司真相的同時，也推動了證券市場制度的完善，促進了證券市場的良性運轉。根據經濟學家陳志武的研究發現，證券市場的發展程度與新聞媒體的言論自由程度有著很強的正相關性：媒體言論保護得最好的國家證券市場，總市值與GDP之比平均為28.81%，媒體保護中等的國家，該比值平均為16.46%，媒體言論保護最差的國家，該比值平均為7.32%，從實證意義上看，媒體的監督越自由，證券市場就越發達。

對中小投資者：維護知情權

在信息即財富的證券市場，公司信息披露、政策信息出臺都是財富變動的源泉，誰能最早獲取準確信息，誰就能最快知道股票定價的準確與否并從中獲利，因此財經媒體應該以準確傳播真實客觀的資本信息為根本職能。中小投資者或者說散戶，一直是市場的弱勢群體，他們資金量少、專業知識缺乏、獲取信息的渠道少，容易被外界不良信息誘惑誤導，他們總是在不斷地追高和套牢中徘徊不前，究其原因，是他們對證券市場的信息知道得太少。財經媒體的調查性報道是有助于中小投資者深入了解市場、了解公司的有效途徑，是維護中小投資者知情權的有力保障，通過財經媒體的報道，能夠增強證券市場的透明度、減少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使得中小投資者能更清楚地了解上市公司的經營情況，正確判斷良公司和劣公司、良股和劣股，消除“檸檬市場”i現象，更好地判斷股票的質量和價值，從而更好地控制風險。

對公司：輿論監督促進公司的體制完善

不論是中國第一起上市公司欺詐案———原野案的股金投入不實、利潤外流、政企關系，還是德隆系的混業經營，亦或是杭蕭鋼構的虛假陳述，在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二十余年間，公司中存在的虛假業績、股價操作、內幕信息、政企關系等問題一直像烏云一樣飄蕩在尚還年幼的中國證券市場上空，除了證監會的行政和法律監管之外，財經媒體的輿論監督同樣對完善公司治理和促進公司體制完善有著重要的作用。對于調查性報道的作用和意義，歐美新聞界有一種認識，就是在現代龐大的社會機構中，以揭露、報道重大問題著稱的調查性報道會引起社會各方的關注，促成問題的解決，保持整個社會各機構高效運轉，如《華爾街日報》揭露的美國證券界的問題甚至比美國證監會揭露出的問題還多。ii財經媒體作為市場中的啄木鳥，應該充分運用其采訪權和質疑權進行輿論監督報道，發揮證券市場的預警功能。

【論文關鍵詞】：深度報道;新聞調查;調查性報道

【論文摘要】:《新聞調查》是中央電視臺的一個名牌欄目，自1996年5月17日開播以來，以其深刻、理性的欄目風格確立了自己在廣大電視觀眾中的形象，被譽為"中國最具深度的電視新聞節目"。文章擬以央視《新聞調查》節目的發展變化為主線，試圖對電視深度報道和調查性報道做出分析并提出相應的意見和建議。

《新聞調查》是中央電視臺的一個名牌欄目，自1996年5月17日開播以來，以其深刻、理性的欄目風格確立了自己在廣大電視觀眾中的形象，被譽為“中國最具深度的電視新聞節目”《新聞調查》的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諸多方面，有人說，“除了綜藝娛樂類節目不做以外，《新聞調查》幾乎無所不包。”。可以說，《新聞調查》以其極大的社會責任感將自己的目光投向了社會生活的角角落落，表現出了一種博大的人文關懷。可是，外界的這句話也在表達這樣一個意思：每個電視欄目都有自己的定位，都有自己的內容側重點，這樣才形成自己的個性，而無所不包的結果則是泯滅了自己的個性，從而失去了自己賴以存在的內在品質。所以，外界的批評其實也是在提醒：《新聞調查》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就必須精選符合自己欄目特色的題材。

那么什么是《新聞調查》的特色呢？這決定于《新聞調查》的欄目性質。《新聞調查》的欄目性質，按其自己的說法是“中央電視臺的深度報道欄目”⑶，可是從字面來看，它應該是“調查類報道欄目”，那么這二者之間是否可以等同呢？“調查類報道”產生于美國，由揭發黑幕而興起。它的特點是“以暴露或揭丑為核心，以社會的腐敗現象、犯罪、政府官員的錯誤行為、內幕新聞以及被某些人企圖掩蓋的事實為主要目標”⑷。《新聞學大辭典》將它分為兩類：“一類是針對某人某事進行的‘單項揭丑式’，另一類是針對某一方面存在的問題而進行的‘綜合分析式’，也稱‘新型調研式’，前者重在揭露政府和公共機關里某些人的違法活動及腐化丑聞，最典型的如對尼克松‘水門事件’的報道；后者重在分析研究政府和公共機關及整個社會體制中存在的弊端”。那么“深度報道”又是什么呢？《新聞學大辭典》的解釋是：“運用解釋、分析、預測的方法，從歷史淵源，因果聯系、矛盾演變、影響作風、發展趨勢等方面報道新聞的形式。深度報道不滿足于向受眾提供簡單的新聞事實，而是使新聞要素做進一步的深化，要求一方面剖析新聞事實的內部；另一方面展示新聞事實的宏觀背景，從總體聯系上把握其真實性。”。這么看來，深度報道的內涵要大得多，調查類報道顯然和它不是一個層面的概念。所以，《中國應用電視學》中指出，“解釋性、調查性、分析評述性、問題探討性等等一切具有思想內容深度報道都可歸屬于廣泛的深度報道范疇”。這么看來，調查類報道只能算在廣義的深度報道范圍內，但它絕對不是狹義的深度報道，即新聞文體中嚴格意義上的“深度報道”。平面媒體中深度報道的體例已經比較完備，這樣的報道例子也很多，最典型的就是關于大興安嶺火災的“三色報道”，它由于涉及內容的廣泛又被稱為“全息攝影式”報道。電視形態深度報道較典型的例子現在還很難舉出，這主要是因為電視的這種報道形式還剛剛起步，還遠未到較完備的地步。

之所以區分“調查性報道”和“深度報道”這兩個概念，目的就在于說明調查類報道只能承擔起自己力所能及的報道范圍，而不能代替分析性報道、解釋性報道、狹義的深度報道以及可涵蓋這三者的廣泛意義上的深度報道，否則它也就不是調查類報道了。那么回到《新聞調查》這里，它的性質到底是“深度報道”呢還是“調查性報道”呢？不妨看一看它欄目的實際：新聞調查創辦之初，定位語是“新聞背后的新聞，正在發生的歷史”。到了2001年，新聞調查開播5周年時，他們已經鮮明的提出了一個口號：“我們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探尋事實真相”。新聞背后的新聞是什么，是調查；探尋事實真相又是什么，還是調查。如果說《新聞調查》剛創辦時把自己定位于調查類欄目還只是一個嘗試的話，那么可以說經過5年的實踐和思考，《新聞調查》已經越來越清楚的認識到了自己的生命所在——調查！所以如果要給《新聞調查》一個明確定性的話時，根據它的實際情況，認定它為“調查性報道”更準確一點。它自己所說的“中央電視臺的深度報道欄目”，應該理解為廣義的深度報道，它應該是一個屬的概念。《新聞調查》是屬概念意義上的深度報道，更是種概念意義上的調查類報道。明確這一性質，就是為了避免《新聞調查》混淆自己與其他報道特別是狹義的深度報道的界限以至自己負載過多的內容，也從而避免由于這種信息過載和定位模糊而給觀眾造成的不確定性和陌生感。

到了2001年，《新聞調查》提出了‘探尋事實真相’這個口號。在這個口號里，不但包括我上面所說的內幕調查，同時也包括對復雜問題的深層探究。這也許可以被叫做調查類節目的中國特色。”這標志著《新聞調查》對自己選題的認識已經到了問題的本質認識階段。調查的本質就在于事物的真實情況沒有顯現或沒有完全顯現，所以才有調查的必要。到這里，《新聞調查》這幾個字中的“調查”才完全擺脫了主要作為形式的限制，它已經成為節目內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節目中必須有值得調查的事實真相。當然，在節目的選題上，光有“探尋事實真相”是不夠的，也就是說，不是僅具有“被掩蓋的真相”的題材就可以成為《新聞調查》的節目內容。在這次會上，《新聞調查》提出了選題時的四項要求：有沒有真相，是不是有需要反證或澄清的事實；這些事實是不是有關切度：這一事實有沒有價值，是否反映出社會發展與變革中的典型特征；是不是有區隔性，即這樣的選題會不會同時被其他欄目選中。這可以說是《新聞調查》在選題上達到了高度的理論化，它抓住了調查類節目最本質的特征：真相、關切度、社會價值。

【論文關鍵詞】：深度報道;新聞調查;調查性報道

【論文摘要】:《新聞調查》是中央電視臺的一個名牌欄目，自1996年5月17日開播以來，以其深刻、理性的欄目風格確立了自己在廣大電視觀眾中的形象，被譽為"中國最具深度的電視新聞節目"。文章擬以央視《新聞調查》節目的發展變化為主線，試圖對電視深度報道和調查性報道做出分析并提出相應的意見和建議。

《新聞調查》是中央電視臺的一個名牌欄目，自1996年5月17日開播以來，以其深刻、理性的欄目風格確立了自己在廣大電視觀眾中的形象，被譽為“中國最具深度的電視新聞節目”《新聞調查》的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諸多方面，有人說，“除了綜藝娛樂類節目不做以外，《新聞調查》幾乎無所不包。”。可以說，《新聞調查》以其極大的社會責任感將自己的目光投向了社會生活的角角落落，表現出了一種博大的人文關懷。可是，外界的這句話也在表達這樣一個意思：每個電視欄目都有自己的定位，都有自己的內容側重點，這樣才形成自己的個性，而無所不包的結果則是泯滅了自己的個性，從而失去了自己賴以存在的內在品質。所以，外界的批評其實也是在提醒：《新聞調查》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就必須精選符合自己欄目特色的題材。

那么什么是《新聞調查》的特色呢？這決定于《新聞調查》的欄目性質。《新聞調查》的欄目性質，按其自己的說法是“中央電視臺的深度報道欄目”⑶，可是從字面來看，它應該是“調查類報道欄目”，那么這二者之間是否可以等同呢？“調查類報道”產生于美國，由揭發黑幕而興起。它的特點是“以暴露或揭丑為核心，以社會的腐敗現象、犯罪、政府官員的錯誤行為、內幕新聞以及被某些人企圖掩蓋的事實為主要目標”⑷。《新聞學大辭典》將它分為兩類：“一類是針對某人某事進行的‘單項揭丑式’，另一類是針對某一方面存在的問題而進行的‘綜合分析式’，也稱‘新型調研式’，前者重在揭露政府和公共機關里某些人的違法活動及腐化丑聞，最典型的如對尼克松‘水門事件’的報道；后者重在分析研究政府和公共機關及整個社會體制中存在的弊端”。那么“深度報道”又是什么呢？《新聞學大辭典》的解釋是：“運用解釋、分析、預測的方法，從歷史淵源，因果聯系、矛盾演變、影響作風、發展趨勢等方面報道新聞的形式。深度報道不滿足于向受眾提供簡單的新聞事實，而是使新聞要素做進一步的深化，要求一方面剖析新聞事實的內部；另一方面展示新聞事實的宏觀背景，從總體聯系上把握其真實性。”。這么看來，深度報道的內涵要大得多，調查類報道顯然和它不是一個層面的概念。所以，《中國應用電視學》中指出，“解釋性、調查性、分析評述性、問題探討性等等一切具有思想內容深度報道都可歸屬于廣泛的深度報道范疇”。這么看來，調查類報道只能算在廣義的深度報道范圍內，但它絕對不是狹義的深度報道，即新聞文體中嚴格意義上的“深度報道”。平面媒體中深度報道的體例已經比較完備，這樣的報道例子也很多，最典型的就是關于大興安嶺火災的“三色報道”，它由于涉及內容的廣泛又被稱為“全息攝影式”報道。電視形態深度報道較典型的例子現在還很難舉出，這主要是因為電視的這種報道形式還剛剛起步，還遠未到較完備的地步。

之所以區分“調查性報道”和“深度報道”這兩個概念，目的就在于說明調查類報道只能承擔起自己力所能及的報道范圍，而不能代替分析性報道、解釋性報道、狹義的深度報道以及可涵蓋這三者的廣泛意義上的深度報道，否則它也就不是調查類報道了。那么回到《新聞調查》這里，它的性質到底是“深度報道”呢還是“調查性報道”呢？不妨看一看它欄目的實際：新聞調查創辦之初，定位語是“新聞背后的新聞，正在發生的歷史”。到了2001年，新聞調查開播5周年時，他們已經鮮明的提出了一個口號：“我們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探尋事實真相”。新聞背后的新聞是什么，是調查；探尋事實真相又是什么，還是調查。如果說《新聞調查》剛創辦時把自己定位于調查類欄目還只是一個嘗試的話，那么可以說經過5年的實踐和思考，《新聞調查》已經越來越清楚的認識到了自己的生命所在——調查！所以如果要給《新聞調查》一個明確定性的話時，根據它的實際情況，認定它為“調查性報道”更準確一點。它自己所說的“中央電視臺的深度報道欄目”，應該理解為廣義的深度報道，它應該是一個屬的概念。《新聞調查》是屬概念意義上的深度報道，更是種概念意義上的調查類報道。明確這一性質，就是為了避免《新聞調查》混淆自己與其他報道特別是狹義的深度報道的界限以至自己負載過多的內容，也從而避免由于這種信息過載和定位模糊而給觀眾造成的不確定性和陌生感。到了2001年，《新聞調查》提出了‘探尋事實真相’這個口號。在這個口號里，不但包括我上面所說的內幕調查，同時也包括對復雜問題的深層探究。這也許可以被叫做調查類節目的中國特色。”這標志著《新聞調查》對自己選題的認識已經到了問題的本質認識階段。調查的本質就在于事物的真實情況沒有顯現或沒有完全顯現，所以才有調查的必要。到這里，《新聞調查》這幾個字中的“調查”才完全擺脫了主要作為形式的限制，它已經成為節目內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節目中必須有值得調查的事實真相。當然，在節目的選題上，光有“探尋事實真相”是不夠的，也就是說，不是僅具有“被掩蓋的真相”的題材就可以成為《新聞調查》的節目內容。在這次會上，《新聞調查》提出了選題時的四項要求：有沒有真相，是不是有需要反證或澄清的事實；這些事實是不是有關切度：這一事實有沒有價值，是否反映出社會發展與變革中的典型特征；是不是有區隔性，即這樣的選題會不會同時被其他欄目選中。這可以說是《新聞調查》在選題上達到了高度的理論化，它抓住了調查類節目最本質的特征：真相、關切度、社會價值。

文章的前一部分把《新聞調查》在調查類報道和深度報道之間進行了嚴格區分，可能會引起許多疑問：在目前并沒有一個專門的深度報道欄目的情況下，這樣劃分《新聞調查》的選題范圍是否有意義？如果連《新聞調查》都不可以作深度報道類節目，那么深度報道又該讓誰去做呢？這確實是《新聞調查》如今在實際工作中的兩難境地：既要保持欄目特性，又要承擔做深度報道的任務。在一個深度報道類欄目產生之前，這種尷尬局面肯定要持續下去。《新聞調查》不可避免還要繼續做一些深度報道，這是電視事業發展的現狀決定的，從實際情況來評價，對《新聞調查》的這種做法也不能求全責備。等有一天深度報道的量增多了，新的欄目自然也就出現了，那時《新聞調查》也就可以一門心思做調查了。文章的目的無意于對《新聞調查》目前的做法予以否定，但是區分調查類報道和深度報道的意義在于：提醒人們能夠從學理的角度澄清自己的認識：在進行一些深度報道的同時，《新聞調查》必須時時記住自己的特質——調查，只有這樣，才能使《新聞調查》以清晰的面目面對觀眾；也只有這樣，才能使《新聞調查》永葆自己欄目的生命。

《新聞調查》是中央電視臺的一個名牌欄目，自1996年5月17日開播以來，以其深刻、理性的欄目風格確立了自己在廣大電視觀眾中的形象，被譽為“中國最具深度的電視新聞節目”《新聞調查》的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諸多方面，有人說，“除了綜藝娛樂類節目不做以外，《新聞調查》幾乎無所不包。”。可以說，《新聞調查》以其極大的社會責任感將自己的目光投向了社會生活的角角落落，表現出了一種博大的人文關懷。可是，外界的這句話也在表達這樣一個意思：每個電視欄目都有自己的定位，都有自己的內容側重點，這樣才形成自己的個性，而無所不包的結果則是泯滅了自己的個性，從而失去了自己賴以存在的內在品質。所以，外界的批評其實也是在提醒：《新聞調查》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就必須精選符合自己欄目特色的題材。

那么什么是《新聞調查》的特色呢？這決定于《新聞調查》的欄目性質。《新聞調查》的欄目性質，按其自己的說法是“中央電視臺的深度報道欄目”⑶，可是從字面來看，它應該是“調查類報道欄目”，那么這二者之間是否可以等同呢？“調查類報道”產生于美國，由揭發黑幕而興起。它的特點是“以暴露或揭丑為核心，以社會的腐敗現象、犯罪、政府官員的錯誤行為、內幕新聞以及被某些人企圖掩蓋的事實為主要目標”⑷。《新聞學大辭典》將它分為兩類：“一類是針對某人某事進行的‘單項揭丑式’，另一類是針對某一方面存在的問題而進行的‘綜合分析式’，也稱‘新型調研式’，前者重在揭露政府和公共機關里某些人的違法活動及腐化丑聞，最典型的如對尼克松‘水門事件’的報道；后者重在分析研究政府和公共機關及整個社會體制中存在的弊端”。那么“深度報道”又是什么呢？《新聞學大辭典》的解釋是：“運用解釋、分析、預測的方法，從歷史淵源，因果聯系、矛盾演變、影響作風、發展趨勢等方面報道新聞的形式。深度報道不滿足于向受眾提供簡單的新聞事實，而是使新聞要素做進一步的深化，要求一方面剖析新聞事實的內部；另一方面展示新聞事實的宏觀背景，從總體聯系上把握其真實性。”。這么看來，深度報道的內涵要大得多，調查類報道顯然和它不是一個層面的概念。所以，《中國應用電視學》中指出，“解釋性、調查性、分析評述性、問題探討性等等一切具有思想內容深度報道都可歸屬于廣泛的深度報道范疇”。這么看來，調查類報道只能算在廣義的深度報道范圍內，但它絕對不是狹義的深度報道，即新聞文體中嚴格意義上的“深度報道”。平面媒體中深度報道的體例已經比較完備，這樣的報道例子也很多，最典型的就是關于大興安嶺火災的“三色報道”，它由于涉及內容的廣泛又被稱為“全息攝影式”報道。電視形態深度報道較典型的例子現在還很難舉出，這主要是因為電視的這種報道形式還剛剛起步，還遠未到較完備的地步。

之所以區分“調查性報道”和“深度報道”這兩個概念，目的就在于說明調查類報道只能承擔起自己力所能及的報道范圍，而不能代替分析性報道、解釋性報道、狹義的深度報道以及可涵蓋這三者的廣泛意義上的深度報道，否則它也就不是調查類報道了。那么回到《新聞調查》這里，它的性質到底是“深度報道”呢還是“調查性報道”呢？不妨看一看它欄目的實際：新聞調查創辦之初，定位語是“新聞背后的新聞，正在發生的歷史”。到了2001年，新聞調查開播5周年時，他們已經鮮明的提出了一個口號：“我們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探尋事實真相”。新聞背后的新聞是什么，是調查；探尋事實真相又是什么，還是調查。如果說《新聞調查》剛創辦時把自己定位于調查類欄目還只是一個嘗試的話，那么可以說經過5年的實踐和思考，《新聞調查》已經越來越清楚的認識到了自己的生命所在——調查！所以如果要給《新聞調查》一個明確定性的話時，根據它的實際情況，認定它為“調查性報道”更準確一點。它自己所說的“中央電視臺的深度報道欄目”，應該理解為廣義的深度報道，它應該是一個屬的概念。《新聞調查》是屬概念意義上的深度報道，更是種概念意義上的調查類報道。明確這一性質，就是為了避免《新聞調查》混淆自己與其他報道特別是狹義的深度報道的界限以至自己負載過多的內容，也從而避免由于這種信息過載和定位模糊而給觀眾造成的不確定性和陌生感。

到了2001年，《新聞調查》提出了‘探尋事實真相’這個口號。在這個口號里，不但包括我上面所說的內幕調查，同時也包括對復雜問題的深層探究。這也許可以被叫做調查類節目的中國特色。”這標志著《新聞調查》對自己選題的認識已經到了問題的本質認識階段。調查的本質就在于事物的真實情況沒有顯現或沒有完全顯現，所以才有調查的必要。到這里，《新聞調查》這幾個字中的“調查”才完全擺脫了主要作為形式的限制，它已經成為節目內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節目中必須有值得調查的事實真相。當然，在節目的選題上，光有“探尋事實真相”是不夠的，也就是說，不是僅具有“被掩蓋的真相”的題材就可以成為《新聞調查》的節目內容。在這次會上，《新聞調查》提出了選題時的四項要求：有沒有真相，是不是有需要反證或澄清的事實；這些事實是不是有關切度：這一事實有沒有價值，是否反映出社會發展與變革中的典型特征；是不是有區隔性，即這樣的選題會不會同時被其他欄目選中。這可以說是《新聞調查》在選題上達到了高度的理論化，它抓住了調查類節目最本質的特征：真相、關切度、社會價值。

文章的前一部分把《新聞調查》在調查類報道和深度報道之間進行了嚴格區分，可能會引起許多疑問：在目前并沒有一個專門的深度報道欄目的情況下，這樣劃分《新聞調查》的選題范圍是否有意義？如果連《新聞調查》都不可以作深度報道類節目，那么深度報道又該讓誰去做呢？這確實是《新聞調查》如今在實際工作中的兩難境地：既要保持欄目特性，又要承擔做深度報道的任務。在一個深度報道類欄目產生之前，這種尷尬局面肯定要持續下去。《新聞調查》不可避免還要繼續做一些深度報道，這是電視事業發展的現狀決定的，從實際情況來評價，對《新聞調查》的這種做法也不能求全責備。等有一天深度報道的量增多了，新的欄目自然也就出現了，那時《新聞調查》也就可以一門心思做調查了。文章的目的無意于對《新聞調查》目前的做法予以否定，但是區分調查類報道和深度報道的意義在于：提醒人們能夠從學理的角度澄清自己的認識：在進行一些深度報道的同時，《新聞調查》必須時時記住自己的特質——調查，只有這樣，才能使《新聞調查》以清晰的面目面對觀眾；也只有這樣，才能使《新聞調查》永葆自己欄目的生命。

參考文獻

【論文關鍵詞】：調查性報道；輿論環境；新聞輿論監督作用

【論文摘要】：自17世紀70年代調查性報道誕生以來，越來越受到新聞界的重視。二十世紀60年代以后，我國調查性報道的輿論環境日趨成熟，調查性報道在我國發揮著巨大的輿論監督作用。

一、調查性報道的概況

調查性報道是一種以較為系統、深入地揭露政府、公共機構以及社會中存在的其他問題，并尋求解決方法為主旨的新聞報道形式。它利用長時間內積累起來的足夠的消息來源和文件，向公眾提供對某一事件，尤其是關系到影響公共利益的不正當行徑的強有力的解釋。[1]

調查性報道包括揭露性報道和調研性報道。揭露性報道的重點是揭露政府官員、公司企業經理以及公共機構中管理人員的不法行為和丑聞。調研性報道其重點既非揭露某樁丑聞，也非追蹤某個特定的違法者，而是系統的調查研究政府機構、公司企業以及整個社會制度中存在的痼疾和缺陷。

由此可見，調查性報道的特點在于，媒體在報道中并不滿足刊登政府部門、執法機構和社會組織等常規新聞來源提供的信息--盡管這些信息也常常是調查性報道的主要新聞來源，但是他們僅僅是調查的起點，而非終點。

[內容提要]

追蹤調查式的電視深度報道，作為對某一新聞事件作縱向拉長延伸的報道，通常提供豐富的背景資料，詳細深入地剖析事件的起因和過程。這類深度報道重在事件過程性和故事性，非常講究記者的介入，追求的是一種具有調查感的效果。本文正是希望從“調查式”、“電視”、“深度報道”三個關鍵詞入手，多角度地觀照故事性因素的開掘途徑和切入方式。另外，也將就故事性因素開掘的意義以及我國調查式電視深度報道獨具的品格內涵進行探析。

[關鍵詞]

故事性因素、事實與過程、懸念與沖突、畫面、記者的介入、傾向性

本文題目中提及的――“故事性因素”，有一個狀語成分的修飾――“調查式電視深度報道中”。我們又可以從這個成分中剝離出三個要素，即調查式、電視、深度報道。這三個要素從不同向度上對故事性因素的開掘提出要求：

首先，基本事實和敘事過程是故事誕生的先決條件――“深度”本身的規定性。

關鍵詞：精確新聞了解實踐實驗研究

[摘要]：

本研究采用實驗研究方法，集中考察分析對精確新聞報道的“了解”、“實踐”，如何影響人們對精確新聞報道優勢和劣勢的評價、對精確新聞報道在中國發展前景的判斷等。研究顯示，要推進精確新聞報道在中國的發展，我們不但要對新聞從業人員進行全面、準確地介紹精確新聞報道，還要努力使之實踐精確新聞報道。

Abstract:Thisstudyuseexperimentmethodtoanalyzehowunderstandingandpracticingtheprecisionjournalismmakeeffectstothepeople’sevaluationsontheadvantageanddisadvantageoftheprecisionjournalismanditsdevelopmentinChina.Thisresearchindicatesthatifwewant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precisionjournalisminChina,wemustintroduceitcompletelyandaccuratelytothemediapractitioners,aswellasmakethempracticeit.

KeyWords:precisionjournalism;comprehend;practice;experimentresearch

一、研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