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控機制范文10篇

一、股市宏觀調控研究的簡要回顧

股票是現代經濟社會中的一種重要資產表現形式，股市是現代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內外學者對股市宏觀調控的內涵、股市宏觀調控的必要性、股市宏觀調控的工具以及股市宏觀調控的效果等進行了一系列有價值的研究。在宏觀調控的內涵方面，清晰界定了股市宏觀調控與股市監管（沈小平，2004）；在股市宏觀調控的必要性方面，基本上肯定了股市特別是我國股市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在股市宏觀調控的工具方面，提出了直接調控和間接調控手段，絕大多數主張把政府對股市的干預轉變為通過財政、貨幣和股市政策杠桿進行間接干預。在股市宏觀調控的效果方面，主要研究集中在貨幣政策對股市調控的效果上，對此研究的意見很不一致。有學者認為貨幣政策對股市的調控是有效的，而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貨幣政策對股市的調控效果不明顯。潘明霞、周莉凡（2006）的研究則表明，貨幣政策盡管對股市會產生影響，但相對于頻繁的股市波動來說則顯得微不足道，貨幣政策還不是解釋我國股市波動的有效變量，也并非是應對股市“泡沫”和低迷的最佳工具；但當央行意圖影響股市時，經驗表明，選擇利率工具要好于貨幣數量工具。貨幣政策對股市不具備可控性。國外的研究也表明，貨幣政策不能有效影響資本市場，貨幣政策工具也不能獨立地解決資產價格的破壞效應（伯南克，2006）；另外，有學者認為，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運行發揮作用的時滯較長，但其對股票市場的影響卻是非常迅速的（高湘一，2002）。加之貨幣政策的決策時滯較短，因而是調節股市的理想政策工具；同時認為，政府的各項財政政策亦會對股市產生一定影響，其中尤以證券交易稅和資本利得稅對股市影響更甚。從財政政策的角度對股市經濟調控的論述相對來說要少得多。楊新松、龍革生（2006）的研究表明，貨幣供應量與股票價格之間是相互影響的雙向正向關系，而利率對股票價格有明顯的反向影響。但由于股票市場會影響貨幣供應量，中央銀行使用貨幣供應量調控股票市場時面臨的不確定性增加，難度增大，因而對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能力是一個巨大的考驗。所以與貨幣供應量相比，中央銀行利用利率調控股票市場更有效。論述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對股市的影響，提出財政政策是股市的自動穩定器；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調整社會總需求與經濟結構而對股價的運行產生影響(夏宇、陳達，2002)。

從以上可以看出，目前對股市進行宏觀調控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調控的有效性和調控的手段與工具上。盡管對宏觀調控股市的效果有分歧，但在主流上認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股市進行宏觀調控的效果是有限的。

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對股市調控的有效性的最新檢驗

傳統調控股市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有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從貨幣政策對股市調控的特點來看，首先，實施貨幣政策的依據在于對基本經濟面的判斷而非基于對股市的判斷。貨幣政策是全局性和整體性的政策，一旦運用，必然會對經濟全局產生影響，而不僅僅只限于股票市場本身，尤其是當股票市場調控的方向與基本經濟面調控的方向相背離時，貨幣政策調控股市的窘境則顯而易見。因此，貨幣政策對股市調控的效果最多只能算作貨幣政策調控基本經濟面的一個副產品，而不能為了專門調控股市而對基本經濟面產生不利影響。其次，貨幣政策往往需要經過一系列的傳導才能作用于股票市場。因此，貨幣政策對股市的調控是間接的，其效果取決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有效性。當前大量的研究表明，貨幣政策對股市調控的效果并不明顯。

財政政策對股市的調控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直接調控主要是對股市交易行為進行稅率的調整，不管稅率如何，其結果必然提高股市交易成本，弱化股市活躍程度，同時減少股市資金的凈流入量和直接從股市汲取交易資金。從這個方面來講，這種調控方式顯然是一種漏損型調控，從長期來說，不利于股市的發展。因此，這種調控方式大多數發達國家的資本市場已經棄之不用。間接調控和貨幣政策一樣，其效果也要取決于財政政策對股市調控的傳導機制。目前，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對股市調控的傳導的內在機理與環節基本一致。因此，貨幣政策間接調控股市的效果與財政政策間接調控股市的效果具有同一性，在此，以貨幣政策調控股市的效果為例來說明傳統宏觀經濟政策對股市調控的有效性。

試論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依據不同國別、不同區域、不同環境條件下的現實的經濟調控機制,按照調控主體的不同,大致可歸為兩大類,一類是市場調控機制,一類是政府調控機制。這兩類經濟調控機制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依據何標準對它們進行選擇方為適宜?這既是國內外經濟學家長期爭論不休、至今未能徹底解決的重要理論課題,也是亟待解決的重大實踐問題。

一、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的可替代性與不可替代性

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存在著顯著的差異。

市場調控機制,其作用基點是各個微觀經濟主體經濟利益的獨立性、差異性;調控信號是包括工資、利率、產權價格、生產資料價格與產品價格等在內的一系列通過市場競爭形成的價格信號;調控方式是各微觀經濟主體在獲利目標的驅動下,根據變動著的價格信號所提供的市場供求信息,對自身經濟活動作出調整,進而引起經濟資源在各地區、各部門、各企業之間流動,使經濟資源的宏觀配置趨于均衡。簡言之,市場調控機制作用的本質在于各微觀經濟主體活動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約與相互協調所表現出的整體的合目的性。從這種意義上說,市場調控機制,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一種內在的、自動的自我調控機制。由于價格信號所提供的供求信息往往是即時信息、短期信息,便決定了市場機制對經濟生活的調控結果具有即時均衡、短期均衡的性質。

政府調控機制,其作用基點是各個微觀經濟主體經濟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調控信號是政府、各級經濟管理部門特別是計劃部門發出的各項行政指令與法律部門的各種法律條文;調控方式是各個微觀經濟主體出于對國民經濟整體利益的認可與維護,按照政府部門的指令、指向及法律所規定的范圍,對自身的經濟活動進行調整,進而引起各種經濟資源在各地區、各部門、各企業之間流動,使經濟資源的宏觀配置趨于均衡。在政府調控機制下,政府是作為一個凌駕于一切微觀經濟活動之上的國民經濟總體利益的代表者實施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組織、協調與控制,因而政府調控機制不是經濟活動的一種內在的自動的自我調控機制,而是一種外在的、具有一定強制性的非自我調控機制。經濟資源宏觀配置趨于均衡,在政府調控機制下,使經濟資源宏觀配置趨于均衡,則必然離不開事先設定的調控目標。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政府調控是一種事先的自覺調控。由于政府調控目標是事先設定的,這一目標不過是作為調控主體的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可能性空間及其長期變動趨勢的預測與自覺意識的外化,故政府調控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長期調控,而非即時調控、短期調控。

市場調控機制本質上是各市場微觀經濟主體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相互協調的關系,經濟資源宏觀配置均衡是這種機制運作的必然結果,因此,市場調控機制是市場經濟與生俱來的,其存在的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政府調控機制,雖然伴隨著市場經濟主體地位的確立與市場調控機制的完善,政府對經濟生活的調控作用曾一度減弱,并退居為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但不能由此得出市場調控機制可完全替代政府調控機制的結論。歷史的辯證法是:伴隨著商品經濟更高階段的發展,市場調控機制的缺陷、局限性正在充分地暴露出來,而政府調控機制得以發揮作用所必需的條件與手段卻日趨成熟。人類的經濟生活正步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里,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各以對方的存在作為自己的補充,從而實現二者有機的辯證的融合。二者的相互補充性,也就是二者的非相互替代性。從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二者作用的最終結果看,二者都是實現經濟資源宏觀優化配置的方式、手段,故表明二者又存在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的不可替代性,才決定現代經濟的調控是多元的,而不是單一的,也正是因為兩種調控機制具有可替代性,才存在一個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與配置問題。因此,對市場調控機制和政府調控機制的選擇,不可能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選擇,而只能是二者不同組合的選擇。

匯率作為貨幣的價格信號對資源配置與宏觀經濟運行無疑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匯率政策的選擇也直接關系到一國經濟內外均衡的實現。我國自1994年進行外匯體制改革以來，就明確提出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然而，從我國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實際走勢來看，我們的匯率政策體現的都是“穩定壓倒一切”的思想，在央行對匯率的強有力的調控下，人民幣匯率實際上已演化為與美元掛鉤的釘住匯率制。顯然，這種“以不變應萬變”的匯率調控方式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內在要求是不一致的，也不符合中央關于“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的精神實質。本文在分析我國現行匯率調控的基本特征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著力探討其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完善匯率調控機制的對策與思路。

人民幣匯率調控的基本特征

所謂匯率調控是指一國中央銀行為實現本外幣資源的優化配置，使之與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通過綜合運用經濟、行政及法律手段而對匯率水平進行調節的過程。我國自1994年進行匯率體制改革以來，中央銀行對人民幣匯率的調控主要表現為以下特征：

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調控目標下，匯率變動呈現出明顯的“調整不足”。按照一般匯率理論分析，匯率雖然是貨幣之間的比價，但歸根到底是由國家之間的綜合經濟實力所決定的。匯率對于實質經濟變動的反應不僅是迅速和靈敏的，而且往往存在“匯率超調”的現象，即匯率變動幅度通常會大于實質經濟的變動幅度。例如，1995年4月，日元兌美元的匯率還保持在80日元兌1美元的高位水平，但一年多以后，日元兌美元匯率卻跌至110日元對1美元的水平，跌幅達40%，顯然大大超過了同期美日兩國的實際經濟變動幅度。反觀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變化趨勢卻正好相反，在中央銀行的干預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表現出明顯的“調整不足”，無論兩國實質經濟發生什么變化，人民幣匯率都表現出一種超穩定的狀態。顯然，在我國央行穩定匯率的調控目標下，人民幣匯率變化作為反映經濟變化的“顯示器”與“放大器”的功能消失了。也正因為如此，盡管我國一再強調匯率體制改革后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制，但實際上自1996年開始，國際社會就將我國納入實行固定匯率的國家之列。

在匯率調控過程中實行強制結售匯及結售匯周轉頭寸和最高持匯規模的雙重限制。雖然自1994年上海外匯交易中心成立以來，我國外匯市場已經成為一個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但在這個市場上仍存在諸多的限制，強制結售匯制就是突出的表現。按照這樣一種制度安排，內資企業經常項目下的外匯收入必須出售給政府，資本項目下的外匯也必須調回境內，出售給政府或保留，而進口用匯則需經過真實性審核批準。為使銀行間的外匯資金能夠流動，1996年4月建立了統一的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在這一市場上，銀行每天買賣外匯的差額形成外匯周轉頭寸，外匯管理當局對其外匯頭寸實行上限管理，超過限額的外匯必須賣給中央銀行或其他沒有達到上限的銀行，央行對銀行出售的外匯也必須購買。總之，在實行強制結售匯條件下，企業不得持有超過外匯帳戶限額以上的外匯，外匯指定銀行不得持有超過外匯帳戶周轉頭寸限額以上的外匯，甚至連外國直接投資也必須由中央銀行通過人民幣外匯占款方式全部吸納，這樣，中央銀行實際上成為外匯市場的最終出售者，也是唯一的造市者，換句話說，在外匯市場上，中央銀行承擔著干預匯市和扎平市場交易的雙重任務。

在強調匯率穩定的同時，中央銀行放任外匯儲備的不斷攀高，使人民幣潛在升值壓力始終難以消除。我國現有的強制結售匯體制決定了國際收支的順差會直接導致銀行間外匯市場的結售匯順差，即美元相對人民幣供給增多。如果中央銀行不采取一定程度的“管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其直接結果就是人民幣升值。而為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中央銀行必須入市干預，收購美元，賣出人民幣，所以保持匯率穩定的必然后果就是外匯儲備的大幅上升。我們很容易從我國外匯儲備的變化趨勢來驗證這一點。如果說在外匯儲備還很稀缺的時代，增加外匯儲備也是中央銀行意愿的追求目標，那么當儲備已經遠超過國際公認的保持三個月進口支付的安全警戒水平，繼續大幅增加外匯儲備規模則只是保持匯率穩定的副產品了。因此，盡管人民幣匯率保持了連續多年的基本穩定，但居高不下的外匯儲備也使人民幣面臨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從而使中央銀行繼續穩定匯率的努力將變得越來越困難。

論文關鍵詞：地方政府債券宏觀調控風險防范機制

論文內容摘要：我國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有利于地方政府開辟融資渠道，但又可能引發通貨膨脹、證券金融市場波動、產業結構失衡、地區發展不平衡等宏觀調控風險。應對風險的法律制度缺失、政府機關縱橫向權力配置不當、公眾參與宏觀調控過程的渠道不暢是造成宏觀調控風險的主要因素。為此，文章認為要制定宏觀調控法、地方政府債券法以及完善配套制度；采取行政內部分權、行政內部監督機制等行政自制措施；要建立政府信用社會評價和公眾參與風險評估機制，來防范風險。

我國地方政府債券面臨的宏觀調控風險

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擴內需保增長，我國中央政府2009年和2010年相繼決定由財政部分別地方政府債券2000億元，列入省級預算管理。我國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無疑有利于地方政府開辟融資渠道，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然而，發行地方政府債券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特別是在制度沒有改變的條件下它將面臨著潛在的宏觀調控風險。具體而言，這種宏觀調控風險主要表現在：

（一）通貨膨脹的風險

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意味著投資規模的擴大，投資規模的擴大加速了資金流動，貨幣流動性的提升與增大貨幣發行量一樣，都會導致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的發生，將進一步削弱民眾生活水準，給投資和消費帶來不確定性。

一、股市宏觀調控研究的簡要回顧

股票是現代經濟社會中的一種重要資產表現形式，股市是現代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內外學者對股市宏觀調控的內涵、股市宏觀調控的必要性、股市宏觀調控的工具以及股市宏觀調控的效果等進行了一系列有價值的研究。在宏觀調控的內涵方面，清晰界定了股市宏觀調控與股市監管（沈小平，2004）；在股市宏觀調控的必要性方面，基本上肯定了股市特別是我國股市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在股市宏觀調控的工具方面，提出了直接調控和間接調控手段，絕大多數主張把政府對股市的干預轉變為通過財政、貨幣和股市政策杠桿進行間接干預。在股市宏觀調控的效果方面，主要研究集中在貨幣政策對股市調控的效果上，對此研究的意見很不一致。有學者認為貨幣政策對股市的調控是有效的，而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貨幣政策對股市的調控效果不明顯。潘明霞、周莉凡（2006）的研究則表明，貨幣政策盡管對股市會產生影響，但相對于頻繁的股市波動來說則顯得微不足道，貨幣政策還不是解釋我國股市波動的有效變量，也并非是應對股市“泡沫”和低迷的最佳工具；但當央行意圖影響股市時，經驗表明，選擇利率工具要好于貨幣數量工具。貨幣政策對股市不具備可控性。國外的研究也表明，貨幣政策不能有效影響資本市場，貨幣政策工具也不能獨立地解決資產價格的破壞效應（伯南克，2006）；另外，有學者認為，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運行發揮作用的時滯較長，但其對股票市場的影響卻是非常迅速的（高湘一，2002）。加之貨幣政策的決策時滯較短，因而是調節股市的理想政策工具；同時認為，政府的各項財政政策亦會對股市產生一定影響，其中尤以證券交易稅和資本利得稅對股市影響更甚。從財政政策的角度對股市經濟調控的論述相對來說要少得多。楊新松、龍革生（2006）的研究表明，貨幣供應量與股票價格之間是相互影響的雙向正向關系，而利率對股票價格有明顯的反向影響。但由于股票市場會影響貨幣供應量，中央銀行使用貨幣供應量調控股票市場時面臨的不確定性增加，難度增大，因而對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能力是一個巨大的考驗。所以與貨幣供應量相比，中央銀行利用利率調控股票市場更有效。論述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對股市的影響，提出財政政策是股市的自動穩定器；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調整社會總需求與經濟結構而對股價的運行產生影響(夏宇、陳達，2002)。

從以上可以看出，目前對股市進行宏觀調控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調控的有效性和調控的手段與工具上。盡管對宏觀調控股市的效果有分歧，但在主流上認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股市進行宏觀調控的效果是有限的。

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對股市調控的有效性的最新檢驗

傳統調控股市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有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從貨幣政策對股市調控的特點來看，首先，實施貨幣政策的依據在于對基本經濟面的判斷而非基于對股市的判斷。貨幣政策是全局性和整體性的政策，一旦運用，必然會對經濟全局產生影響，而不僅僅只限于股票市場本身，尤其是當股票市場調控的方向與基本經濟面調控的方向相背離時，貨幣政策調控股市的窘境則顯而易見。因此，貨幣政策對股市調控的效果最多只能算作貨幣政策調控基本經濟面的一個副產品，而不能為了專門調控股市而對基本經濟面產生不利影響。其次，貨幣政策往往需要經過一系列的傳導才能作用于股票市場。因此，貨幣政策對股市的調控是間接的，其效果取決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有效性。當前大量的研究表明，貨幣政策對股市調控的效果并不明顯。

財政政策對股市的調控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直接調控主要是對股市交易行為進行稅率的調整，不管稅率如何，其結果必然提高股市交易成本，弱化股市活躍程度，同時減少股市資金的凈流入量和直接從股市汲取交易資金。從這個方面來講，這種調控方式顯然是一種漏損型調控，從長期來說，不利于股市的發展。因此，這種調控方式大多數發達國家的資本市場已經棄之不用。間接調控和貨幣政策一樣，其效果也要取決于財政政策對股市調控的傳導機制。目前，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對股市調控的傳導的內在機理與環節基本一致。因此，貨幣政策間接調控股市的效果與財政政策間接調控股市的效果具有同一性，在此，以貨幣政策調控股市的效果為例來說明傳統宏觀經濟政策對股市調控的有效性。

人民幣匯率調控的基本特征

所謂匯率調控是指一國中央銀行為實現本外幣資源的優化配置，使之與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通過綜合運用經濟、行政及法律手段而對匯率水平進行調節的過程。我國自1994年進行匯率體制改革以來，中央銀行對人民幣匯率的調控主要表現為以下特征：

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調控目標下，匯率變動呈現出明顯的“調整不足”。按照一般匯率理論分析，匯率雖然是貨幣之間的比價，但歸根到底是由國家之間的綜合經濟實力所決定的。匯率對于實質經濟變動的反應不僅是迅速和靈敏的，而且往往存在“匯率超調”的現象，即匯率變動幅度通常會大于實質經濟的變動幅度。例如，1995年4月，日元兌美元的匯率還保持在80日元兌1美元的高位水平，但一年多以后，日元兌美元匯率卻跌至110日元對1美元的水平，跌幅達40%，顯然大大超過了同期美日兩國的實際經濟變動幅度。反觀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變化趨勢卻正好相反，在中央銀行的干預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表現出明顯的“調整不足”，無論兩國實質經濟發生什么變化，人民幣匯率都表現出一種超穩定的狀態。顯然，在我國央行穩定匯率的調控目標下，人民幣匯率變化作為反映經濟變化的“顯示器”與“放大器”的功能消失了。也正因為如此，盡管我國一再強調匯率體制改革后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制，但實際上自1996年開始，國際社會就將我國納入實行固定匯率的國家之列。

在匯率調控過程中實行強制結售匯及結售匯周轉頭寸和最高持匯規模的雙重限制。雖然自1994年上海外匯交易中心成立以來，我國外匯市場已經成為一個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但在這個市場上仍存在諸多的限制，強制結售匯制就是突出的表現。按照這樣一種制度安排，內資企業經常項目下的外匯收入必須出售給政府，資本項目下的外匯也必須調回境內，出售給政府或保留，而進口用匯則需經過真實性審核批準。為使銀行間的外匯資金能夠流動，1996年4月建立了統一的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在這一市場上，銀行每天買賣外匯的差額形成外匯周轉頭寸，外匯管理當局對其外匯頭寸實行上限管理，超過限額的外匯必須賣給中央銀行或其他沒有達到上限的銀行，央行對銀行出售的外匯也必須購買。總之，在實行強制結售匯條件下，企業不得持有超過外匯帳戶限額以上的外匯，外匯指定銀行不得持有超過外匯帳戶周轉頭寸限額以上的外匯，甚至連外國直接投資也必須由中央銀行通過人民幣外匯占款方式全部吸納，這樣，中央銀行實際上成為外匯市場的最終出售者，也是唯一的造市者，換句話說，在外匯市場上，中央銀行承擔著干預匯市和扎平市場交易的雙重任務。

在強調匯率穩定的同時，中央銀行放任外匯儲備的不斷攀高，使人民幣潛在升值壓力始終難以消除。我國現有的強制結售匯體制決定了國際收支的順差會直接導致銀行間外匯市場的結售匯順差，即美元相對人民幣供給增多。如果中央銀行不采取一定程度的“管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其直接結果就是人民幣升值。而為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中央銀行必須入市干預，收購美元，賣出人民幣，所以保持匯率穩定的必然后果就是外匯儲備的大幅上升。我們很容易從我國外匯儲備的變化趨勢來驗證這一點。如果說在外匯儲備還很稀缺的時代，增加外匯儲備也是中央銀行意愿的追求目標，那么當儲備已經遠超過國際公認的保持三個月進口支付的安全警戒水平，繼續大幅增加外匯儲備規模則只是保持匯率穩定的副產品了。因此，盡管人民幣匯率保持了連續多年的基本穩定，但居高不下的外匯儲備也使人民幣面臨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從而使中央銀行繼續穩定匯率的努力將變得越來越困難。

我國現行匯率調控體系不存在趨向長期均衡匯率的調節機制。長期均衡匯率是由經濟的基本面決定的，主要受長期經濟增長績效、相對勞動生產率水平、通貨膨脹率、利率等因素的影響，當然這些因素也會影響到短期匯率的變動趨勢。但是由于我國目前對短期匯率波動幅度的嚴格限制，因此，一旦短期匯率偏離了長期均衡匯率，這種失衡就會持續存在。因為政府干預所造成的市場機制的扭曲，是無法依靠外匯市場的自我調節來糾正的。換言之，目前我國的外匯市場并不存在內在的糾偏機制，因此，即使短期匯率與長期匯率保持了一致，也僅僅會是一種短暫的巧合而已。

編者按：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本文從宏觀調控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從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三個方面揭示短期的總量穩定與長期的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如何正確地把握宏觀調控政策的問題。

論文摘要：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場基礎與制度條件方面的問題。文章從宏觀調控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通過比較內生安排與外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不同績效，給出了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通過對政策邊界的明晰界定，從理論上揭示了短期的總量穩定與長期的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如何正確地把握宏觀調控政策的問題。公務員之家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對阿片肽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心血管系統和中樞神經系統。在心血管系統中，內源性阿片肽（EndogenousOpioidPeptide，EOP）主要表現為負性肌力和舒血管作用［1］，近年有研究表明EOP在缺血預處理（ischemicpreconditioning，IPC）等病理生理過程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EOP及其受體對細胞內離子的調控是其生物學效應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將主要介紹阿片肽及其受體對心血管系統離子通道的作用。

1內源性阿片肽的分類

內源性阿片肽是哺乳動物體中天然生成的阿片樣活性物質，包括最初發現的腦啡肽，內啡肽，強啡肽家族和后來又分離出的許多新的阿片肽，如孤啡肽等。

1.1腦啡肽家族包括甲硫氨酸腦啡肽(Methionine-enkephalin,MENK)和亮氨酸腦啡肽(Leucine-enkephalin,L-ENK)，它們是由5個氨基酸構成的小肽。1975年Hughes最先從豬腦中分離出來這兩種具有很強阿片活性的阿片肽(Hughes,1975)，它們是腦內含量最高的阿片肽。

1.2內啡肽家族該家族中最主要的成員是含有31個氨基酸的β內啡肽(β-endorphin,β-EP)，它是1976年李卓浩從下丘腦提取物分離提純得到的第一個內啡肽類的阿片肽(Li,1976)。此外，該家族還包括含16肽的α-內啡肽和17肽的β-內啡肽。

1.3強啡肽家族主要包括強啡肽A(Dynorphin,Dyn-A，17肽)和強啡肽B(Dyn-B，13肽)。這類阿片肽在1979年由Goldstein發現。

一、科學認識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經濟，它要求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經濟活動，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也是一種基于閉環型物質流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傳統經濟活動采用的是“資源消費→產品→廢物排放”的單程線形的物質流動模式，而循環經濟采用的是“資源消費→產品→再生資源”閉環型物質流動模式，其技術特征表現為資源消耗的減量化(reduction)、再利用(reuse)以及資源再生化(restoration)，這通常簡稱“3R”原則。減量化是指減少生產和消費過程中資源的使用量和廢棄物的排放量，實行清潔生產、文明消費，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

再利用是指延長和拓寬生產技術鏈條，盡可能延長產品的使用壽命，目的是防止產品過早地成為廢棄物、減少廢棄物的排放;要求提高資源的重復使用效率，盡可能使用可以多次使用的產品。資源再生化是指廢棄物的資源化，使廢棄物轉化為再生資源，重新生產出原產品和次生產品，對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廢舊產品進行回收利用。

二、經濟與環境的互作關系及反饋機制

統籌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首先要從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入手(見圖1)，“+”表示正反饋，“-”表示負反饋。經濟系統正反饋表現人口對經濟增長的需求，從而對生態系統物質需求增加，且迅速占據物質總量;權且假定人口不增長，按照相對收入消費理論看，人們的生活水平也會不斷提高;技術進步會加快經濟系統的正反饋作用。生態系統的負反饋表現在生態容量會限制人口需求增長，即經濟增長會受到生態環境承載力的約束。為此，經濟與環境之間始終存在經濟需求無限和生態供給有限之間的矛盾。統籌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必須處理好如下三個關系:第一，人口需求→經濟增長→資源(能源)供給→環境質量提高;第二，經濟增長→技術進步→資源利用效率→生態平衡;第三，資源(能源)→價格(市場)→信息調控→生活質量→環境質量。如果把三個反饋網絡構成一個整體，會發現人口、資源、環境是三位一體的核心要素。經濟增長要考慮人口、資源、環境要素。

在第一個關系網絡中存在的致命弱點是資源(能源)的高消費模式，不顧環境質量和人口的全面發展，經濟增長大起大落;在第二個關系鏈中，現實經濟增長所依賴的多數技術體系，其資源效率低下，并且以生態失衡為代價;在第三個關系鏈中，資源低價、產權不明等非市場化管理，政府調控缺位或不力，既破壞環境質量，又損害消費者利益。因此，統籌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就是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創新環境保護技術體系、建立產權明晰、行之有效的市場。這些單靠獨立、單一的學科邊界是無法完成的，必須整合生態、社會、經濟、技術要素，統籌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所以，建立科學的循環經濟的調控機制是統籌的核心，實現有效制度安排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

一、建立內部會計監控機制的必要性

1、內部會計控制失控是建立內部會計監控機制的主要原因。由于長時間舊體制的影響下，國有商業銀行雖建立了內部控制制度，形成一套控制機制，但貫徹落實不夠，制度制約軟化，內控制度存在著若干局限性，監督管理失控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說明國有商業銀行缺乏完善的內部控制機制，國有商業銀行要在激烈的競爭中實現其經濟職能，就必須解決這些問題。

2、會計信息在市場經濟中的重要性是建立內部會計監控機制的客觀要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會計信息已成為經營管理者、投資者、社會大眾改善經營管理，擴大投資，評價經濟狀況等方面的重要依據。會計信息的真實準確，對內影響企業自身的健康發展，對外則影響有關方面的利益和社會經濟秩序。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如何在復雜的經濟環境下保持財務會計信息的真實準確，就必須加強會計信息的監控以達到目的。

3、構建內部會計監控機制是深化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客觀需要。長期以來，我國銀行業逐漸形成重信貸指標，輕內部管理，重數量增長、輕質量增長的經營特點，導致成本費用觀念淡薄，信貸資金控制力度薄弱，產生大量的不良資產。高比例的不良資產對整個國家支付和清算體系正常運轉構成了嚴重的威脅，這就要求國有商業銀行不僅在制度等方面進行改革，還需建立起一整套系統有效的，適合商業銀行的對內部會計控制進行再控制的監控機制。

二、內部會計監控的涵義

內部會計控制是一個完整的過程，要確保這個過程能卻實有效地執行且能夠適應外部不斷的變化的新情況，對內部會計控制系統進行再控制必不可少。內部會計監控，是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促進商業銀行健全內部會計控制，評價內部會計控制業績質量的進程,防范金融風險，保障銀行體系安全穩健運行，監控主體即會計管理人員通過監控目標、監控方式、監控措施與監控對象之間相互作用（既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的方式，對內部會計控制整體框架及其運行情況的跟蹤、監測和調節，促使會計行為規范、會計信息真實、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