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范文10篇

內容提要：

東亞金融危機后對于金融控制的東亞模式之利弊的討論，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研究焦點。本文詳細探討了金融控制的東亞模式的基本特征，并將東亞國家“以銀行為基礎的金融體系”與以英、美為代表的“以市場為基礎的金融體系”作了深入的比較研究，肯定了作為一種溫和的金融約束的東亞金融控制模式在經濟趕超時期積極的經濟績效。同時，本文也對金融控制的東亞模式的潛在弊端作了全面的分析，并探討了金融約束與金融體系的脆化之間的相關關系。

關鍵詞

東亞模式金融約束金融抑制金融脆化東亞奇跡

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East-AsianFinancialControlRegime

Abstract

摘要：東亞經濟整體上無論是經濟規模、各國政策目標，還是通貨膨脹水平，均存在較大差異，東亞區域作為一個整體，不具備同時進行貨幣合作的可行性。東亞地區一方面要積極為匯率合作創造條件，另一方面要嘗試建立輔助的、較初級的貨幣合作，為進一步的深入合作創造條件。

關鍵詞：東亞；貨幣合作；現實基礎

東亞貨幣合作在近年來有了加速發展的趨勢。東亞貨幣合作的根本目標，是以高度的經濟一體化、緊密的政策協調、一致的政治承諾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貨幣聯盟。然而，從目前的合作形式看，東亞國家距離實現這一長遠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一、東亞貨幣合作的可行性

(一)區域內貿易及經濟開放度

一方面根據IMF的統計數據，東亞區域內國家和地區的區域內貿易比重近年來不斷提高，從1970年不到30％，發展到2003年已經超過了50％。可見，東亞區域內貿易的依賴性很高，區域內長久的貿易合作及發達的貿易投資，將促使亞洲經濟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也內在地要求東亞各國之間貨幣的相對穩定，為東亞地區進行貨幣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一，日本產業升級放緩，帶動東亞其他國家產業升級的領頭雁作用有所削弱。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后，整個20世紀90年代經濟增長相對停滯，產生升級步伐緩慢，高新科技產業的發展與美國差距拉大。以技術貿易為例，1993年，美國出口額達204億美元，是最大的技術貿易出口國，日本雖然處第二位，出口額卻只有39億美元；而日本的技術貿易進口額為72億美元，居第一位。日本技術貿易出口額超過進口額的產業部門主要是電子機械行業。（注：《走向21世紀的西方大國經濟關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頁。）日本信息產業發展水平，不僅落后于美國，一些領域甚至趕不上其他東亞國家。韓國部分移動通訊技術領先日本。在信息基礎設施方面，2001年，日本互聯網普及率為37.1%。（注：《2001年日本信息通訊白皮書》。）日本國民互聯網利用率相對較低，全國47個都、道、府、縣，包括城市在內，利用率沒有一個超過50%，最高的東京及周圍也只有46.9%，而經濟相對落后的北海道為28.8%。（注：人民網—市場報網絡版，2001年7月3日。）目前日本約有70萬個家庭有寬帶接入，而韓國有500萬戶，超過其用戶總數的30%；1999年底，新加坡的每個教室都通了互聯網，而日本計劃2003年實現這個目標。（注：《曼谷郵報》，2001年6月20日文章：《為什么日本的信息技術落后》。）

20世紀90年代日本對東亞國家的直接投資與進口東亞國家產品的增長都較20世紀80年代放緩，帶動東亞國家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的能力減弱。日本占東南亞六個主要貿易國家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文萊的進口份額，由1993年的25%逐步下降到1998年的18%，而這六個國家對日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比率從1993年的15%降到1998年的11%。1999年，日本只占東盟吸收對外直接投資額的5.4%，落后于歐盟和美國。（注：東盟秘書長2000年10月25日在東京的演講：《投資東盟要考慮的新因素》。）目前，日本仍沒有走出經濟停滯和衰退的泥潭，國內經濟改革步履維艱，今后兩年經濟增長前景仍然黯淡。雖然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實力變化不大，仍是世界第二位的經濟大國，仍然具有強大的實用技術開發能力和世界一流的制造技術，但由于20世紀90年代國內經濟改革和調整不力，不良債權、巨額財政赤字等問題深重，加上人口老齡化等因素，影響了日本經濟復蘇及長期發展前景，從而使日本現有的經濟優勢難以轉化為帶動國內產業創新與發展的力量，使日本國內產業升級及向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轉移技術和產業的步伐放慢，影響日本繼續扮演東亞經濟發展領頭雁的角色。同時，日本國內自成一體的產業結構難以繼續維持，構成日本產業技術基礎的部分產業，如機械加工工業的鍛造、鑄造、沖壓等部門，競爭力已經大大削弱，被迫與其他東亞國家進行水平分工，這一趨勢加速了雁行模式的改變。

第二，亞洲“四小”產業發展迅速，帶動中國大陸和東盟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亞洲“四小”在鋼鐵、石化、汽車等領域開始與美、日競爭。20世紀90年代，臺灣、韓國、新加坡在發展高科技產業方面取得成效，臺灣的半導體產業、韓國的移動通訊技術都具有全球領先水平。同時，“四小”向東盟和中國大量投資，轉移部分電子、化工、機械等產業，其投資總額超過日本，部分替代日本的作用，加快了中國大陸和東盟國家的產業升級。1990-1995年間，“四小”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達377億美元，超過了日本的251億美元。（注：《中央公論》，1996年11月號渡邊利夫文章：《虛妄的中國經濟大國論》。）1986-1994年間，日美合計對中國投資只有250億美元，而“四小”對中國的投資多達2100億美元。（注：《日本經濟新聞》，1996年6月10日。）

第三，中國產業發展迅速，競爭力不斷提高，并表現出進一步快速發展的潛力和趨勢。中國有相對獨立完整的產業體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項產業均取得長足進展。中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到部分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服裝、機電產品、家用電器、通訊設備、鐘表、辦公設備等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鋼鐵、石化產業發展也很快；但中國的基礎機械、產業專用機械等技術裝備及關鍵零部件的制造水平仍較低，第三產業發展也比較落后。

今后幾年，中國產業升級的步伐將快于東亞其他國家。中國將加速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大力發展裝備工業、高新技術產業，并積極利用新技術產業改造傳統產業。機電技術裝備的發展已經列為“十五”計劃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目前，一些國家和地區以電子通訊技術為主的高新技術產業在向中國大規模轉移，從深圳到天津，中國沿海已經形成了電子通訊技術產品的生產帶。據中國信息產業部估計：未來五年，中國信息產業年增率將達20%，2005年中國信息產業的規模將在200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位居世界信息大國之列。（注：《經濟日報》，2001年6月10日。）韓國三星經濟研究所預測：中國5年內將在合成纖維、數字家電、尖端機床、鋼鐵等領域，10年內將在信息通訊、石油化學、造船和汽車等領域與韓國并駕齊驅。2010年，除半導體外，大部分主力產業都將超過韓國。（注：《世界日報》，2001年6月29日文章《中國經濟將對韓國形成威脅》。）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額每年均在400億美元以上，（注：外經貿部網站：外資統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將會吸引更多、技術含量更高的外資。而且，金融、保險、咨詢、技術服務、風險基金等較高層次的第三產業也將會有較大的發展。

第四，亞洲金融危機沉重打擊了東南亞國家經濟，暫時中斷部分國家的產業發展進程。金融危機已過去四年，東南亞國家經濟仍在恢復過程之中。同時，金融危機引起印尼、菲律賓等國政局動蕩，進一步惡化了東南亞的投資環境，外資紛紛轉向東北亞。1998年東盟吸引外資額196億美元，1999年減為169億美元，（注：《東盟投資委員會會議聯合聲明》，2000年10月4日。）中國1998年實際利用外資454.62億美元，1999年為403.18億美元。（注：外經貿部網站：外資統計。）這表明外資向東南亞轉移產業的步伐放慢。面對新技術革命的浪潮，除危機前產業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受危機較輕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有能力繼續推動高新科技產業的發展外，泰國、印尼、菲律賓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則可能遠遠落后。而20世紀90年代以前基本沒有進入東亞產業分工體系的印支國家融入體系之內的步伐仍然緩慢。

摘要：近年來，新地區主義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理論基礎越來越受到研究界的重視。新地區主義在東亞的形成和發展與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與區域化趨勢密切相關，伴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而日漸清晰。目前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制度化程度低，還處在起步階段，但向制度化方向發展的趨勢已經形成。由于受到當前金融危機的影響，東亞各國合作愿望更加迫切，特別是東北亞的中日韓三國，加大了合作的力度，必將會對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重大的推動作用。

關鍵詞：新地區主義；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制度化

新地區主義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與二戰后以歐共體為代表的傳統的地區主義相比，具有很大的差異。

地區主義實踐的經典在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中。在冷戰期間，西歐國家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在經濟和政治領域開展協調與合作，成功地實現了一體化，建立了一體化組織歐共體。歐共體組織帶有明顯的區域保護的內向封閉色彩。為了與后來的地區主義相區別，人們稱上世紀60、70年代歐洲的地區主義為傳統的地區主義（或舊地區主義）。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醞釀和歐共體內部市場化進程的加速，一種新地區主義開始出現在世界舞臺。發達國家為了擴大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愿意與一些發展中國家密切經濟領域合作，簽訂緊密的經貿合作協議。美國通過促使墨西哥開放市場而建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在推動與中東歐國家區域一體化的進程中，要求新成員必須進行自身改革以適應歐盟的規范。這些現象改變了傳統地區主義注重在經濟體制和發展水平相一致基礎上推進貿易融合的“淺一體化”做法，而是通過在不同經濟體制和發展水平的國家之間推行貿易、金融、技術、信息等方面全面合作的“深度一體化”，積極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由此“新地區主義”應運而生。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地區主義現象在亞太地區表現為一系列跨地區的多邊合作機制的建立。1980年建立“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the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Council，PECC），1989年建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APEC），1994年分別建立半官方性質的“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ForSecurityCooperationintheAsiaPacific，CSCAP），和第一個官方對話機制的東盟地區論壇（ASEANRegionalForum，ARF）。上述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組織和安全對話機制的突出特點是其成員包括了東亞、北美、南太平洋甚至南美洲國家，幾乎覆蓋整個太平洋地區。在分析這種過去沒有出現過的合作機制時，美國學者諾曼?帕爾默（NormanD．Palmer）在《亞太地區的新地區主義》一書中首次提出了“新地區主義”這一新概念，以區別于傳統的地區主義。他認為，地區主義理論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后，隨著20世紀80年代美蘇關系的緩和，在“修正的民族主義和相互依存的時代”，地區組織和一體化出現了新的特點，新的地區主義不僅僅是舊的地區主義的簡單復興，而且日益成為國際關系中的新因素。他強調“新地區主義”的突出特點是跨區域性，即地區合作應超越單一地區，實現跨區域國家間的合作與融合。

[摘要]在當今國際經濟一體化迅速發展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匯率無論是對單個國家經濟還是對國際經濟整體而言，都是影響巨大的經濟變量。但是它能否在比較長的時期內保持在較為合理的水平上，則取決于合理的匯率安排。所以，東亞國家和地區應積極、有步驟地加強成員之間的政策協調和貨幣合作，逐步推進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的進程。

[關鍵詞]東亞；匯率協調；單一貨幣區

目前，區域經濟合作和一體化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潮流。東亞貨幣合作在近年來有了加速發展的趨勢。其中，東亞匯率協調機制的建立對東亞貨幣合作至關重要，是東亞貨幣合作不可逾越的階段。所謂東亞匯率協調是指通過東亞國家的匯率協調與合作，建立起穩定的區域匯率安排，既能夠維持本地區的金融穩定，又為建立東亞貨幣聯盟打下堅實基礎。

一、東亞各國匯率制度選擇面臨的困境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前，大部分東亞國家的匯率制度事實上是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危機期間，這種固定匯率制度被采用的國家所放棄，轉而實行浮動的匯率制度。而危機之后，在東亞實行浮動匯率的國家存在“浮動恐懼”(fearoffloating)的現象，其實際匯率事實上均有回歸盯住美元的傾向。目前，東亞各國匯率制度選擇面臨困難。一方面，東亞各國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具有內在的脆弱性。如果說在經濟發展初期，出于促進貿易發展而選擇的盯住匯率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隨著時間和經濟形勢的變化，盯住美元不再是東亞各國理想的匯率制度選擇。自1985年廣場協議以來，東亞各國與美國經濟增長的同步性大大削弱，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導致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成本較高。同時，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易受投機資本攻擊，引發金融危機。另一方面，浮動匯率制度也并非東亞各國的合理選擇。首先，從對外經濟依存度看，浮動匯率無法滿足東亞地區穩定國內價格水平和貿易商品價格的要求。東亞各國主要是出口導向型經濟，在浮動匯率下增加了貿易風險，阻礙了經濟的正常發展。

其次，浮動匯率往往具有過度波動性，出現匯率“超調”(Overshooting)，貨幣當局在外匯市場上的干預常常虧損巨大。最后，“浮動恐懼”心理決定東亞各國不可能實行真正的自由浮動匯率。目前，東亞各國在名義浮動下對匯率波動實施比較嚴格的管理，同時又大力積累外匯儲備的做法，正是“浮動恐懼”的表現。

內容摘要：目前，東亞貨幣合作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仍然面臨著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多層次障礙，因此尚無法建立類似于歐元區的東亞統一貨幣區。本文認為，我國從自身利益出發應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發揮積極作用，應加強與東亞各國匯率政策的協調，再通過推動次區域的貨幣合作，最終建立東亞共同貨幣區。

關鍵詞：貨幣合作層次障礙對策

進入21世紀，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金融國際化趨勢的日益增強，經濟一體化和區域集團化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總體趨勢。當今世界經濟出現了北美、西歐、東亞三足鼎立的局面，作為世界經濟兩極的西歐和北美在一體化方面進展迅速，分別建立了歐洲共同市場和北美自由貿易區，而東亞在區域合作方面進展緩慢，除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獲得進展外，其它區域經濟合作的談判正在進行中。

而在區域貨幣合作方面，歐元的問世以及穩定運行，在理論和實踐上創造了通過區域貨幣一體化以實現價格穩定與經濟增長雙重目標的模式，并對美元的霸權地位構成了挑戰。而在北美，美元化進程也在不斷推進中。由于東亞國家與美國經濟周期不一致，采用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已不再是最優選擇，東亞貨幣危機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而由于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東亞地區在短期內又不具備建立類似歐洲統一貨幣的條件。面對世界經濟其它兩極的挑戰，東亞貨幣合作該何去何從？

由于種種原因，東亞地區貨幣合作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發展。亞洲金融危機成為東亞各國進行貨幣金融合作的催化劑，各國開始意識到貨幣合作的緊迫性與必要性，各國政府、研究機構和一些國際組織紛紛提出各種方案、設想和倡議，從“亞洲貨幣基金”的構想、“10+3”（即東盟10國加中、日、韓3國）財政金融合作對話機制的建立，到“清邁倡議”的簽署和落實以及亞洲債券市場的啟動，東亞貨幣合作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盡管東亞國家經濟貿易聯系日益密切，并且在貨幣金融合作領域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與有著幾十年歷史的歐洲貨幣合作相比，東亞貨幣合作剛剛起步。各國在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差異不同程度影響和制約著貨幣合作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如果合作的最終目標是要建立歐元區那樣的統一貨幣可能面臨更多障礙，需要經歷更漫長的路程。

一、創新是經濟增長的“引擎”

在經歷金融危機之后，對東亞許多中、高收入經濟體而言，以資源密集為特征的工業化初始階段已逐漸走向尾聲。一味擴大投資非但不是良策，反而會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因此，世界銀行認為，東亞未來的發展在于創新，創新（包括產品創新、工序創新、服務創新和交易創新）將成為生產力與出口競爭力提高的主要來源。

創新的重要性表現在：(1)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在大部分工業國及新興市場國家中，表現出一種明顯的趨勢，即專利授予的速度顯著加快，尤其在電子、生物技術、信息科學等領域。(2)大量商品與服務的生命周期大幅度縮短。為了生存，企業必須不斷改進，推出更新、更好的產品。(3)計算機應用掀起新高潮，通訊技術廣泛傳播，互聯網被用于商業目的，應用范圍日益擴大，其中不少新應用技術使人們有了新的需求，從而對創新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4)計算機與網絡的應用改變了自然科學、金融等領域知識共享的方式，提高了研究工作的效率，有利于金融工具的創新，各種新服務業相繼誕生，開始改變人們的商業慣例。(5)利用信息通訊技術建立的生產網絡實現了裝配的專業化及規模效應、供應鏈管理的自動化和物流的進步，生產效率顯著提高。

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的美國經濟便是一個典范。周期因素進行調整之后，美國的生產率仍然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長，接近60年代戰后黃金期的水平。這與其不斷增加研發開支、信息通訊技術領域的投資、高技術制造業生產率的顯著提高有著直接的關系。可以說，為美國帶來成功的這些因素已經開始影響到東亞。

與世界其他發展中地區相比，東亞優勢明顯。除儲蓄率高、人力資源相對豐富、工業信譽良好、制造技能熟練之外，東亞國家和地區還具有：(1)較高的研發能力。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府認識到，技術最終將取代要素積累成為增長的決定因素，因此優先發展技術十分重要。目前，這些國家的研發支出雖具相當規模，但仍在增加。如日、韓兩國每年用于研發的資金接近國內生產總值的3%，達到經合組織領先水平，其中絕大部分研發資金由企業提供。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研發費用不斷增加，1997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0.65%（見表1）。

資料來源：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2002年）。

摘要：東亞“威權政治加經濟發展”模式形成東亞威權主義國家的共同特征，在東亞國家內部威權的合法性逐漸削弱，經濟發展和市民社會壯大的內在民主化動力和外在國際民主化趨勢的影響下，東亞威權政體向現代民主政治轉型。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該推動經濟與政治的適當分離，推動市民社會健康發展，政治社會化以及政治文化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威權政體政治社會化民主政治

一、對東亞威權政體的分析。

對“威權主義”這一概念，中外學者有過不少論述。美國學者珀爾馬特將其稱之為“現代威權主義”，阿根廷學者奧唐奈爾稱其為“官僚威權主義”。中國學者有的稱是“精英威權主義”，有的稱為“過渡性威權主義”，還有的稱之為“新威權主義”。根據亨廷頓的解釋，威權主義是“幾乎沒有政治爭論和競爭，但政府對社會中其他群眾經濟的控制是有限的”。中國著名學者羅榮渠教授認為，所謂威權主義政權是指二次大戰后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出現的軍人政權或由非軍人統治（一般是一黨執政）的具有高度壓制性的政權。按現代政治學的說法，威權主義是指統治者將他們的意愿強加給社會成員并不顧及后者意愿的一種權威，是超出有效法律規則之上和人們法定權力之上的權威，包括專制主義（個人能夠不受限制地進行專制統治）和官僚權威主義（政治領導的自由裁量權）。“威權主義”是對傳統專制主義的揚棄，其所以在當前中國有較大的市場，原因之一是東亞道路的誘惑，特別是威權主義者對東亞道路的理解，甚至是曲解，使得給人一種感覺，認為東亞道路對中國來說是一條現實可行的現代化道路，事實是否如此，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下面是對東亞威權政體的簡單分析：

1，威權加發展的政體形式。東亞威權主義政權既具有舊傳統極權政治體制的特征，如權力高度集中、一黨政治、軍人干政，又實行一系列具有適應現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權的某些政策，如議會民主政權形式、專家治國、重視法治、反對腐敗等。因此，東亞威權主義政權，既不同于封建傳統的專制極權和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也不同于西方議會民主制，而是有其自身獨立的特征。這種政體實際上是一種過渡政治形式，是一種威權加發展的模式。它由一個集權的行政機構強加在政治之上，具有濃厚的實用主義取向和發展取向，因此也有人稱其為發展型專制。在東亞的現代化發展過程中，這些國家和地區一方面吸收西方工業文明和自由經濟的某些合理因素，全力發展民族經濟，不斷改善國家的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另一方面又從各自文化傳統中攝取凝聚國家的力量，在保留原有的政治建制和文化結構的基礎上，開始了晚工業化的過程。這種既不放棄自己的傳統體制，又不排斥現代工業文明的社會發展模式，意味著威權政治與市場經濟的相互結合。在政治上模仿現代文明建立新型政治權威，以對付各種形式的外部干擾；在經濟上則采取有限的自由經濟的方式，確保國家資本大于民間資本的前提下，建構市場體制，并逐漸步入大眾參與和社會福利普及的環境。

戰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威權加發展”模式反應了東亞國家要求改變落后面貌的愿望，在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推動下取得的經濟成就異常顯著。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過多地介入經濟發展過程，因而造成亦官亦商、官商勾結、貪污受賄、“金權政治”等惡劣現象，其消極后果是非常明顯的。通過威權政治和政府的干預，駕馭市場，加速經濟發展，雖可取得經濟快速增長的效果，但始終存在一些干預過度的風險和放松某些方面監管的問題。政府干預一旦過度，極易滑向專制統治的誤區，尤其在當代民主形式影響下，這種過度干預極易使人們產生反感。

摘要：由于美國和東亞之間的特殊關系以及其在東亞地區不可取代的政治經濟利益，美國對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一直保持著持續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主要表現在其對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態度經歷了從最初的反對到有條件支持的變化。

關鍵詞：利益區域經濟一體化影響

一、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

在影響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各種因素中，美國因素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這種影響力來自于美國和東亞國家之間的特殊關系。這種特殊關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軍事上的聯系和經濟上的依賴。

從軍事上來說，美國與東亞各國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這種聯系被許多東亞國家視為區域內防范軍事沖突的安全保障。日本和韓國是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最親密的盟友，東盟內部的許多國家也都與美國存在著某種形式的軍事合作。這種政治上的特殊關系必然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戰略決策產生重要的影響。直接導致了許多國家甚至東亞自身也對是否有必要建立一種排除美國在外的區內經濟合作及其對區內政治軍事安全可能產生的影響保持疑慮。從日本和韓國以及東盟在區域一體化進程中躊躇猶豫亦進亦退的態度可見一般。

從經濟上來說，亞地區各國經濟對美國具有強烈的依賴關系。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一直是東亞各國最大的海外出口市場。甚至有人認為，東亞各國的經濟增長與美國市場之間具有直接關系。筆者收集了2004年和2007年中國、日本、韓國對美國的出口占各自出口總額的比重，從這些數據對比關系中可以發現，相對于2004年的情況，雖然2007年東亞三大主要經濟體對美國的出口比重略有下降，但實際上仍然維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特別是中國和日本對美國的出口比重仍然保持在20%，而且，美國仍然是中國和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市場。不可否認，美國因素在東亞經濟運行中確實具有重要地位。

一、背景：

1、97東亞金融危機的打擊使東亞各國清醒的認識到，為抵御金融風險不能僅僅寄希望于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必須在區域內部加強合作，共同合作防范金融風險；

1997年開始于泰國的金融危機最終波及到整個東亞地區，給東亞各國的貨幣金融和經濟發展帶來了沉重的打擊。由于東亞國家經濟體制、產業結構的相似性，貨幣危機的“傳染效應”非常明顯，在東亞各國貨幣遭遇沖擊，出現短期國際性支付危機的時候，本可以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緊急資金援助，但實際上，IMF對危機國提出了一系列緊縮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苛刻要求，客觀上增加了談判難度，延誤了解救時機，最終加劇了危機。由于東亞地區缺乏相應的應對機制，難以應付危機的“傳染效應”，又無法求助于外部力量，各國緊緊依靠自身的力量對抗國際游資短期性沖擊，最終導致各國經濟遭遇衰退。

2、全球貨幣體系的變遷，20世紀80年代后貨幣集團化成為一股潮流并被實踐證明是成功的，美元區的建立和歐元區的成功經驗使人們對東亞貨幣金融合作充滿了信心；

在經濟、金融一體化背景下，世界上出現了一股貨幣集團化的潮流，產生了不少區域性貨幣組織，如西非貨幣聯盟、中非貨幣聯盟和阿拉伯貨幣基金組織等。2002年3月1日歐元作為唯一的法定貨幣開始在歐元區12國流通，拉美地區一些國家美元化等現象的出現，反映出貨幣聯盟理論在實踐上的應用是成功的，貨幣金融合作有利于成員國的經濟發展。

3、區域性金融危機頻繁發生，國際投機資本規模巨大，東亞國家認識到僅憑一國的力量都不可能單獨對抗巨大的游資沖擊；1992年英鎊危機，1994年墨西哥、阿根廷金融危機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相繼發生，使東亞各國認識到面對巨大的國際投機資本，如果不加強合作、共同抵御危機，勢必難以防范和化解危機，進而影響到本國經濟的穩定和長遠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