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稱性范文10篇

2008年10月7日北京時間下午5點45分，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將本年度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一半授予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南部陽一郎（YoichiroNambu），以表彰他發現了亞原子物理中對稱性自發破缺的機制，獎項的另一半由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機構（KEK）的小林誠（MakotoKobayashi）和京都大學的益川敏英（ToshihideMaskawa）分享，以表彰他們發現了對稱性破缺的起源，并由此預言了自然界中至少有3個夸克家族存在.

人類對對稱性的興趣可以追朔到遠古時期.從古希臘文明到現在的日常生活，從美麗的雪花、達•芬奇的油畫、各種漂亮的裝飾圖案、植物的花、葉，到令人驚嘆的建筑物如鳥巢、水立方等，人們無時無刻不在感受著對稱性帶來的美感.對稱性是指如果一個操作或變換使系統從一個狀態變到另一個與之等價的狀態，或者說系統的狀態在此操作或變換下不變，我們就說該系統具有對稱性.例如，一個呈現六角圖案的雪花，當旋轉60o時，人們看到的形狀與旋轉前是完全一樣的，我們就說該圖案具有6重旋轉對稱性；對正常的人體來說，則具有明顯的鏡面反射對稱性等.對稱性描述的數學語言是19世紀由數學家建立起來的群論（grouptheory）.在20世紀，群論作為一個有力工具在物理學研究中得到了重要而廣泛的應用，并由此導致了許多重大的科學發現和物理理論的建立，如狹義相對論，質子、中子、正電子和其他一些基本粒子的發現，標準模型，弱作用中的宇稱不守恒等，這些成果均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現在知道，物理學中的對稱性意味著守恒律的出現.當系統由于某種原因失去了原有的對稱性后，一定會進入到另一個與以前完全不同的狀態，這就是對稱性破缺的概念.例如，當體重差不多的兩個小孩在玩蹺蹺板時，兩個小孩分坐兩端，在靜止狀態下，蹺蹺板保持水平狀態，達到平衡；當一個小孩離開后，蹺蹺板失去平衡，有小孩的一端著地，另一端則必然上翹，使原來的水平狀態被打破，原有的對稱性就發生了破缺.又比如，水是各向同性流動的液體，水分子在水中沿各個方向運動皆可，但當溫度下降到零度以下時，水結成了冰，水分子在冰中按一定的擇優方向排列，形成了冰的幾何結構，對稱性降低，不再保持原來水中各向同性的對稱性，即發生了對稱性破缺.

對稱性破缺是貫穿凝聚態物理始終的一個重要的基本概念.在凝聚態物理學中，對稱性的破缺就意味著有序相的出現.例如，水結成冰后，水分子在冰中的分布比在水中更有序.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鐵磁性材料，人們有時俗稱為吸鐵石或磁石，在這類材料中，由于磁性原子之間的交換作用，使之具有自發磁矩，對外呈現出磁性，稱為磁有序；但當溫度升高到一個臨界溫度（稱之為居里溫度）以上時，磁性原子的磁矩在熱運動的作用下呈現出混亂的排布，導致鐵磁性材料失去磁性，這個狀態稱為順磁性，在沒有磁場時,其磁矩排布是一種無序狀態.在順磁狀態下,磁矩分布雜亂無章，具有較高的對稱性，在居里溫度以下時，磁矩朝某一個方向擇優分布，出現磁有序，對稱性隨之降低，原有的對稱性發生破缺，出現了有序相，對外顯示出磁性.這種對稱性的缺失無需外來的激勵，稱為對稱性自發破缺（spontaneouslysymmetrybreaking），因此，鐵磁有序相的出現必然伴隨著對稱性的自發破缺.

凝聚態物理中另一類重要的材料是超導體，即在某一臨界溫度以下，這類材料處于超導態，會失去電阻，呈現零電阻特性，同時對磁場具有排斥作用.超導材料表現出的性質稱為超導電性.超導材料在電力傳輸、低溫制冷、磁懸浮運輸、高能粒子加速器、儲能、精密測量、微波器件、邏輯元件等領域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目前銅氧化物高溫超導體的臨界溫度已達到160K左右，并已經在很多領域得到了大量的實際應用.超導態也是一個對稱性自發破缺的態.1957年，美國3位物理學家JohnBardeen，LeonCooper和RobertSchrieffer對超導電性的起源給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現在被稱之為BCS超導電性理論，并于1972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該理論指出，兩個具有相反動量和相反自旋的電子通過與晶格振動相互作用可以結成電子對，稱為Cooper對，超導電性來源于這些電子對在動量空間中的凝聚，超導態是Cooper對的凝聚態.由于Cooper對破壞了原來電子-聲子系統滿足的U(1)規范對稱性，因此，超導態是一個U(1)規范對稱性自發破缺的態，在其激發譜中有一個能隙.BCS理論在基本粒子物理、核物理、宇宙學等學科中有重要的應用.

BCS理論出現以后，Nambu想要去理解超導態中的規范對稱性是如何破缺的，探討其中是否還蘊藏更深層次的道理.結果他花了大約兩年的時間，利用量子場論的框架，推導出了BCS理論的結論.通過考慮對頂角的輻射修正，他發現超導態中的規范不變性仍然存在，表征規范不變性的Ward恒等式可以建立，只是以非線性的方式來實現.這樣，超導態中的所有計算都可以在規范不變下進行，從而發現了在場論表述下的對稱性自發破缺.Nambu在對BCS理論的處理中，發現存在著一個具有零能量和動量的態，稱為無質量的聲子，當把庫侖場考慮進去以后，這些無質量的聲子就變成了有質量的等離激元.

一、引言

20世紀20年代以前，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擴張性貨幣政策與緊縮性貨幣政策在實施效果上是對稱的，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政府可以通過施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有效刺激經濟增長，同樣，在經濟過度繁榮的時候，政府可以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有效防止通貨膨脹，抑制經濟過熱。然而，20世紀30年代末，人們開始懷疑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1929~1933年經濟大蕭條期間，為了刺激經濟復蘇，美聯儲實施一系列擴張性貨幣政策，如美國3個月的國債率從1929年的5%下降到1932年的1%以下，但收效甚微。據此，凱恩斯提出了流動性陷阱。他指出，美國實施的一系列擴張性貨幣政策使得其經濟系統陷入了流動性陷阱，導致貨幣政策失效。自此，經濟學家開始思考貨幣政策效果的非對稱性。近幾十年來，隨著經濟、金融危機的頻頻爆發，貨幣政策已經成為中央銀行實施宏觀調控、應對危機的重要工具。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宏觀調控傾向于采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央行連續降低人民幣和外幣存款利率以后，貨幣供給和流動性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松動，4萬億元財政資金強力啟動內需，確實十分明顯地促進了經濟增長，然而卻也伴隨著30年來史上最高的通貨膨脹，面對持續走高的通脹問題，央行在2011年6月20日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已經是央行當年第6次，同時也是2010年以來的第12次上調準備金率。此后，央行在2011年基本上保持著準備金率“一月一調”的節奏。此外，2010年以來，央行已經5次加息，這樣大力度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是否能夠有效地遏制通貨膨脹的持續上漲，在我國經濟運行當中貨幣政策是否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非對稱性，這是同宏觀經濟決策密切相關的重要問題，也是一個需要加以檢驗的實證問題。在此背景下，本文結合我國實際經濟條件，采用較新的“有向無環圖”技術識別SVAR，從“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兩方面實證研究我國貨幣政策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在方向上的非對稱性問題，從而為我國宏觀政策當局提供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的參考依據。最早對貨幣政策在效果方向上的非對稱性進行研究的是Cover（1992），隨后國內外很多學者進行效仿。該文通過1951:1～1987:4的季度數據，運用兩步OLS方法檢驗正負貨幣供給沖擊對產出影響的非對稱性。結果表明，無論在影響程度上還是在統計顯著性上，負向貨幣供給沖擊對產出的影響都要大于正向貨幣供給沖擊對產出的影響，從而證實了貨幣政策效應非對稱性的存在。隨后，國內外眾多學者對貨幣政策在效果方向上的非對稱性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但綜合這些文獻來看，對不同方向貨幣政策的識別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構建貨幣供給方程，由殘差項識別，如Cover（1992）、ShahidMalik（2013）、黃先開和鄧述慧（2000）、陸軍、舒元（2002）、馮春平（2002）、張暾等（2013）等人的研究；第二種是通過HP濾波等時間趨勢分析法對貨幣政策工具變量直接進行分析，如劉金全（2002）、邱宜欣、劉召虹（2012）、胡臻（2013）等人的研究。本文考慮到貨幣供給方程的構建并沒有統一的理論依據，現有文獻構建的貨幣供給方程也各有不同，因此本文采用第二種方法，即通過時間趨勢分析分解出不同方向的貨幣政策進行分析。同時，現有文獻大多只是對產出或價格方程進行OLS回歸，考察不同方向貨幣政策的系數，或者采用VAR從單一貨幣政策傳導渠道考察貨幣政策在方向上的非對稱性，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采用較新發展的“有向無環圖技術（DAG）”識別SVAR模型的擾動項結構，采用脈沖響應分析和預測誤差分解的方法，從“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兩個層面實證檢驗我國貨幣政策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在方向上的非對稱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傳統VAR及SVAR模型中格蘭杰因果檢驗不能刻畫變量間同期因果關系以及傳統choleskey分解方法受變量主觀排序影響的局限，提高了本文研究結論的可信性。本文余下部分的結構安排為：第二部分是實證模型及方法；第三部分是變量選擇以及數據說明；第四部分是實證結果及分析；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結論。

二、實證模型及方法

1.有向無環圖（DAG）有向無環圖主要通過計算一系列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來分析判斷這些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尤其是同期因果關系，圖中的方向代表因果，但不存在閉合回路，因此名叫有向無環圖（DirectedAcyclicGraphs）。與傳統的granger因果檢驗不同，有向無環圖可以檢驗變量之間的同期相關性，從而避免傳統方法在SVAR的識別問題中受到變量次序影響較大的問題。下面具體介紹有向無環圖是如何體現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的。對于變量X，Y和Z，如果Y和Z的無條件相關系數不為零，但在給定X的條件相關系數為零，我們則可以說X既是Y也是Z的原因，記作Y←X→Z；反之，如果X和Z的無條件相關系數為零，但在給定Y下的條件相關系數不為零，則稱X和Z都是Y的原因，記作：X→Y←Z。有向無環圖由點和連結它們的有向邊組成，反映變量之間的同期因果關系。具體來說，若變量X和Y的連結方式是X→Y，表明X和Y存在同期因果關系，且X是引起Y變化的原因；若X和Y的連結方式是X-Y，表明X和Y存在同期因果關系，但它們誰是因誰是果還不明確；若X和Y的連結方式是XY，表明X和Y是相互獨立的，不存在同期因果關系。Spirtesetal（1993）、PeterSpirtes（2005）對DAG的畫法提出和完善了PC算法。該算法的具體做法是，首先從“完全無向圖”出發，各個變量（頂點）之間均存在連線（邊），當某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或條件相關系數在某一給定顯著性水平下為0時，則移去這兩個變量之間的連線。該算法首先計算變量的相關系數（可理解成0階條件相關系數），移去相關系數為0的變量之間的連線，緊接著計算變量的1階條件相關系數，移去1階條件相關系數為0的變量之間的連線，這樣推進下去，直到分析完變量的N-2階條件相關系數（N為變量的個數）。本文采用Fisher'sZ統計量來推斷某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是否顯著異于0。z(籽(i，j|k)n)=12(n-k-3)1/2×ln(1+(籽i，j|k))×1-(籽，i，j|k)-1→→其中n為用來估計相關系數的觀測值個數，籽(i，j|k)是序列i和序列j在給定序列k的總體條件相關系數，k是k中變量個數，即計算條件相關系數的階數。若i、j、k均服從正態分布，則z(籽(i，j|k)n)-z(r(i，j|k)n)也服從正態分布，其中r(i，j|k)為樣本條件相關系數。在完成上述步驟后，我們需要為保留下來的連線畫出方向，即確定保留連線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方向。主要借助“相鄰（adjacent）”和“隔離集(sepset)”兩個概念。兩個變量之間存在連線，我們稱該兩個變量是相鄰的，否則則稱該兩個變量是不相鄰的；隔離集是指使得某兩個變量之間的連線被移去的條件變量，即使得某兩個變量的條件相關系數為0的條件變量，例如，若籽(i，j|k)為0，則稱k為i，j的隔離集。這樣一來，我們可以很方便的給出有向無環圖的方向。例如，若X和Y相鄰，Y和Z相鄰，但X和Z不相鄰，即X-Y-Z，如果Y不在X和Z的隔離集里，則我們可以確定這3個變量的有向無環圖為X→Y←Z。2.SVAR模型縮減型VAR只能描述各個內生變量的動態形成過程，注重內生變量的“跨期”相關性，而沒有考慮內生變量的同期相關性，而SVAR則可以根據相關理論設定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SVAR（P）模型定義如下：Ayt=pi=1移A*iyt-i+Bεt其中，yt為一個K維向量，結構性擾動項被假定為白噪聲過程，P為滯后階數，上式左乘A-1后可以得到縮減型VAR模型，如下所示：yt=籽i=1移A-1A*iyt-i+A-1Bεtyt=籽i=1移Aiyt-i+滋t可見，通過對A、B矩陣施加約束，可以識別出SVAR模型的擾動項沖擊，而由對A、B矩陣施加約束類型的不同，SVAR模型可以分為如下三種情況（詳細請參閱Pfaff(2006)）：（1）B被設定為單位陣,這種情況下，最少需要施加約束條件個數為K(K-1)/2。（2）A被設定為單位陣，這種情況下，最少需要施加約束條件個數也為K(K-1)/2。（3）AB矩陣均被施加約束，這種情況下，最少需要施加的約束條件個數為K2+K(K-1)/2本文采用第（1）種方式，結合DAG分析對SVAR模型施加約束。A矩陣的非對角元素反映了變量之間的同期相關關系即因果關系。克服了傳統的Cholesky分解識別SVAR中主觀設定變量次序所帶來的偏誤，更準確地反映了數據的真實生成過程。

三、變量與數據

1.變量選擇《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了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保持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結合我國現實國情，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經濟增長放緩，通貨膨脹高漲，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筆者認為應當將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兩個最主要的最終目標。因此，本文選取產出GDP和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作為衡量和評價我國貨幣政策效果的指標。考慮到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主要是“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本文選取廣義貨幣供給量M2和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L作為貨幣政策工具變量，由于GDP數據只有季度數據，本文選取工業企業增加值Y作為產出水平的替代變量。2.數據來源及處理本文所采用的數據除工業增加值Y①來自wind數據庫外，其他數據全部來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其中CPI經筆者自己換算成定基比數據，選取1998年12月作為基期，全部數據的時間范圍是1999年1月至2013年5月。為了消除季節性因素，本文對所有的變量采用X-12的方法進行了季節性調整，為了降低數據的異方差性，本文對各變量進行了自然對數化處理，處理后的變量名都在原來的基礎上加上前綴“L”。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文采用Hodrick-Precott濾波法對不同方向上的貨幣政策進行識別，對于某一特定的經濟時間序列{St}，包含趨勢成分和波動成分。可以采用HP濾波將其波動成分和趨勢分離出來，具體做法如下：minTt=1移(St-STt)2+姿Tt=1移[(STt+1-STt)-(STt-STt-1)]2移移其中STt為趨勢項，姿取值一般由序列的時間頻率決定，本文采用月度數據，姿取14400。本文采用HP濾波對LM2和LL進行分析，識別出貨幣政策的方向。具體波動成分結果如圖1所示。由此可以定義出貨幣政策的不同方向如下：μm+＝max（CLM，0）μ-m=min（CLM，0），μL+＝max（CLM，0）μ-L=min（CLM，0）其中，μ+m代表擴張性貨幣供給政策，μ-m代表緊縮性貨幣供給政策；μ+L代表擴張性信貸政策，μ-L代表緊縮性信貸政策。

1平穩性檢驗

在協整檢驗之前，必須首先檢驗各個變量危機前、危機中、危機后的三組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性，本文采用增廣的迪基-福勒方法即單位根ADF方法對五個變量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并采用AIC和SC最小準則來確定時間序列的最佳滯后期，因篇幅限制，僅列出危機中時間序列的的檢驗結果。檢驗結果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五個變量的三組原序列均接受原假設，現為非平穩序列。但五個變量的時間序列數據經過一階差分后，其ADF檢驗值均小于臨界值，即拒絕原假設，現為一階單整的平穩序列，因此符合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可以進行下一步的協整方程回歸。

2實證檢驗

基于上步驟的平穩性檢驗，分別將中介目標變量作為解釋變量，將最終目標變量作為被解釋變量建立長期協整方程，選擇最優滯后期，進行最小二乘估計，同時采用廣義差分法消除模型的自相關，得到危機前、危機中、危機后三組長期均衡關系的協整方程回歸結果。估計均為顯著，且經檢驗發現，協整方程的殘差均為5%顯著性水平下的平穩序列，因此金融危機前中后變量的長期協整關系均成立，中介目標變量與最終目標變量之間均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然而，從短期來看，又可能出現失衡狀態，為增強實證檢驗的精準度，本文進一步建立了誤差修正模型，以分析各經濟變量間的短期動態關系。該誤差修正模型中的被解釋變量為協整方程中被解釋變量的一階差分，解釋變量為協整方程中解釋變量的差分序列以及長期均衡方程的誤差項。篩選滯后項，得到短期誤差修正模型的最優估計結果。為進一步證實協整回歸的結論，系統分析貨幣政策與國民產值、物價指數之間的先行、滯后關系，本文對金融危機前后的變量進行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根據AIC和SC原則，滯后期同樣選擇為1。

3實證結果分析

第一，在中長期內貨幣政策的產出效應存在非對稱性。就經濟增長而言，金融危機發生前中后三個階段，貨幣渠道的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以及信貸渠道的信貸規模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均是顯著的，但信貸規模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存在5期的滯后，且除利率對國內生產總值呈負向影響外，其他兩個變量均呈正向影響。金融危機前，當貨幣供應量下降1%，國內生產總值下降0.475%；當利率上調1%，國內生產總值下降0.823%。當信貸規模下降1%，五期后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0.341%。同樣分析危機時期和危機后的實證結果并將三個階段進行對比后發現，金融危機前三個變量的系數明顯大于金融危機時期，金融危機后的變量系數小于危機前而大于危機時期，處于居中地位。這從一定程度上說明，在我國經濟周期的三個階段中，金融危機前緊縮性貨幣政策的產出效應最大，危機時期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產出效應最小，而危機后穩健性貨幣政策的產出效應居中。

[摘要]現代市場經濟，是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也是高度信用化、信息化的商品經濟。因此，研究和探討信貸關系中銀行與企業之間的信息分布、信息溝通、信息識別、信息處理等，對于防范和化解信貸風險，支持市場經濟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想就信貸關系中的信息不對稱性作初步分析。

現代市場經濟，是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也是高度信用化、信息化的商品經濟。因此，研究和探討信貸關系中銀行與企業之間的信息分布、信息溝通、信息識別、信息處理等，對于防范和化解信貸風險，支持市場經濟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想就信貸關系中的信息不對稱性作初步分析。

（一）、信息不對稱的主要表現形式

這里所說的信息不對稱，是指銀行與企業之間信息的不對稱分布。在信貸關系中，作為信貸支持的每一個企業都可能隨時全面了解和掌握銀行的信貸政策、信貸制度、信貸監管等銀行信息，而銀行卻不可能擁有和掌握每個貸款企業的全部信息，這就形成了信貸關系中的信息不對稱性，而企業具有信息優勢，使銀行經常處于不利地位。信貸信息的不對稱問題，在目前我們市場經濟欠發達、信用環境不完善的背景下，表現得尤為突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信息源占有不對稱

企業與銀行相比，在信息源的占有上具有很強的優勢。

工藝方法、工藝過程、工藝設備對稱性組成了工藝對稱性，這三個部分如果進一步劃分。最先開始，需要引入制造特征的概念。所謂制造特征指的就是將某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某一個工藝過程進行直接操作的對象，這就包括了裝配和加工特征兩點。如圖2所示，在對整個工藝過程進行考察的時候，加工特征指的就是階梯軸，如果對其中某一個工序進行考察，比如銑鍵槽，那么鍵槽就是所對應的加工特征。在對產品的工藝路線進行制定的時候，應該考慮到多個方面的影響因素，根據制造特征，以及工廠的實際工作條件、效率、成本和質量等多個方面的要求進行分析，然后制定出一個更為適合自身需要的工藝方法進行加工，比如有鑄造、焊接和沖壓等，或者是將各種工藝方法進行組合得到一種組合型的工藝方法。

還需要根據工廠自身的條件以及產生的類型來設計工藝的過程，對于設備的選用也要適當和適用。主要的工作重點應該選為在大范圍中搜尋較為合適的工藝方法、工藝設備、和工藝過程，與此同時，還要對各種工藝設備、工藝過程和工藝方法進行研究，它們之間對于制造特征的可替換性也是一個研究的重點，對于研究的工藝方法、工藝設備和工藝過程等都是本身都具有對稱性，那就可以為其在工藝上的優化提供一個新的方向和視角。

工藝方法對稱性

工藝方法交換對稱性如果可以從多種工藝方法中得到一種相同的制造特征，那么這些工藝方法就可以對于這個制造特征就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可替換性或者可交換性，將其稱之為工藝方法交換對稱性。國際上主要將機械制造工藝方法分成了鑄造、壓力加工、焊接、切削加工、熱處理、裝配等十個大類，對于每一個大類又可以將其分成若干個中類和小類，這些在工藝方法之間都存在交換對稱性。針對不同的制造對象，這些工藝方法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降低實際的交換程度，這樣就構成了其在實際應用中的技術關鍵。

工藝方法組合與分解對稱性對于某一個制造特征來說，即可以通過一種方法得到，也可以將多種工藝方法進行組合得到，針對制造特征而言，一種工藝方法和多種工藝方法組合之間是存在對稱性的，將其稱之為工藝方法組合與分解對稱性。工藝方法組合與分解對稱性可以分成串行、并行、串并行、串并行交叉等多種組合分解類型。

工藝方法時空對稱性工藝方法時空對稱性主要指的是其組元在時空之上有的規律重復性，如果進行具體分析，那就可以分成時間、空間和時空組合對稱性。如果工藝方法與組元在時間變化的過程中也隨著發生有規律的重復出現變化，這樣就稱其具有時間對稱性。工藝方法和組元在空間上發生有規律的重復時，將其稱之為空間對稱性。工藝方法的時空組合對稱性值得就是將以上的兩種對稱性組合得到的，主要在加工和裝配的流水線上有比較多的應用。

一、文獻綜述

有關貨幣政策效果的研究由來已久，已積累了相當多的文獻成果。20世紀20年代以前，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緊縮性貨幣政策與擴張性政策在實施產生的效果上是對稱的，即認為貨幣供應量與產出是線性關系。但20世紀20年代之后數十年間，經濟學界逐漸認識到：緊縮性貨幣政策能夠有效抑制經濟過熱，而擴張性貨幣政策在抑制經濟衰退的效果方面則不盡如人意，即貨幣政策執行效果是非對稱的。

近年來，國外已有一些應用模型進行貨幣政策執行效果研究的論文。KimD.H(2002)用美聯儲的數據，分析了美國貨幣政策執行效果，得出結論認為1979年前美國貨幣政策具有顯著的非線性特征，而1979年后線性特征則不顯著。BruinshfdandCandelon(2004)運用統計方法檢驗了歐洲幾個國家的貨幣政策執行效果，得出結論認為，在歐洲幾個國家丹麥、法國、意大利、荷蘭和英國中，丹麥和英國貨幣政策執行效果呈非線性特征，而其它國家貨幣政策執行效果的非對稱性則不明顯。

我國在貨幣政策執行效果方面已有一些研究成果。萬解秋和徐濤（2001）研究得出結論：貨幣供給在治理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效果方面，表現出明顯的非對稱性。陸軍和舒元（2002）使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了貨幣供應量對經濟的沖擊，得出結論認為：貨幣供給緊縮的效應大于貨幣供給擴張的效應。

趙進文，閔捷（2005）應用STR模型和LM模型檢驗了我國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得出結論認為：1993年1季度至2004年第2季度期間我國貨幣政策操作效果上表現出明顯的非線性特征。

目前國內外文獻對貨幣政策效果非對稱性的研究已取得了相當多的成果，貨幣政策效果的非對稱性也已成為經濟學界的共識。但對于貨幣政策轉折點，即“閥值效應”國內文獻中卻尚沒有研究。由于“閥值”和“閥值效應”不僅更進一步證實了貨幣政策效果的非對稱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信貸配給的程度，進而也間接地反映了信貸市場的成熟和完善程度，因此，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在此部分，借鑒國外研究成果結合我國具體情況，得出我國貨幣政策效果的“閥值”，并使用Stiglitz和Weiss（1981）的均衡信貸配給理論對貨幣政策執行效果的非對稱性和“閥值效應”給出理論上的解釋。

[摘要]本文對在量子體系下的對稱變換論文及其性質作了簡單的介紹，詳細的分析了對稱變換與守恒量以及不可測量量的關系，并且對時空對稱性導致動量、角動量、能量守恒作了詳細分析，并給出了現在物理學中一些重要的對稱性和守恒律的簡介。

[關鍵詞]量子體系對稱性守恒定律

一、引言

對稱性是自然界最普遍、最重要的特性。近代科學表明，自然界的所有重要的規律均與某種對稱性有關，甚至所有自然界中的相互作用，都具有某種特殊的對稱性——所謂“規范對稱性”。實際上，對稱性的研究日趨深入，已越來越廣泛的應用到物理學的各個分支：量子論、高能物理、相對論、原子分子物理、晶體物理、原子核物理，以及化學（分子軌道理論、配位場理論等）、生物（DNA的構型對稱性等）和工程技術。

何謂對稱性？按照英國《韋氏國際辭典》中的定義：“對稱性乃是分界線或中央平面兩側各部分在大小、形狀和相對位置的對應性”。這里講的是人們觀察客觀事物形體上的最直觀特征而形成的認識，也就是所謂的幾何對稱性。

關于對稱性和守恒定律的研究一直是物理學中的一個重要領域，對稱性與守恒定律的本質和它們之間的關系一直是人們研究的重要內容。在經典力學中，從牛頓方程出發，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導出力學量的守恒定律，粗看起來，守恒定律似乎是運動方程的結果．但從本質上來看，守恒定律比運動方程更為基本，因為它表述了自然界的一些普遍法則，支配著自然界的所有過程，制約著不同領域的運動方程．物理學關于對稱性探索的一個重要進展是諾特定理的建立，定理指出，如果運動定律在某一變換下具有不變性，必相應地存在一條守恒定律．簡言之，物理定律的一種對稱性，對應地存在一條守恒定律．經典物理范圍內的對稱性和守恒定律相聯系的諾特定理后來經過推廣，在量子力學范圍內也成立．在量子力學和粒子物理學中，又引入了一些新的內部自由度,認識了一些新的抽象空間的對稱性以及與之相應的守恒定律，這就給解決復雜的微觀問題帶來好處，尤其現在根據量子體系對稱性用群論的方法處理問題，更顯優越。

一、引言

自2011年以來，我國的經濟運行態勢有所放緩，產出增速和物價水平均進入明顯的下行通道，特別是2015年1月公布CPI的數值0.8%創5年來新低后，通貨緊縮這一表述就越來越頻繁的出現在新聞媒體與各市場研究機構的報告中。雖然此后幾個月國內物價指標有所回升，但仍處于1.5%以下的較低水平，同時，經濟增速以及相關需求指標的持續回落，依然說明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態勢存在較大的通縮壓力。從理論上看，雖然物價水平的下降可以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但持續的價格下跌導致生產企業利潤下降，投資放緩，居民收入下滑以及失業率上升，并帶來消費的萎縮，進而對經濟造成持續的下行壓力。為應對通縮壓力下可能進一步產生的負面經濟后果，2014年以來，央行采取了一系列定向和非定向降息降準政策措施，公開市場上的操作也主要以釋放流動性為主，維持了實際的貨幣供應量以及信貸投放增速處于12~15%的平穩區間，并促進了經濟基本面的總體可控。但從2015年年初至今的數據看，宏觀經濟下行的壓力依然較大，產出、工業和投資等主要指標連續創下數十年以來的新低；CPI仍然低位運行，PPI已經連續38個月負增長，通貨緊縮壓力持續存在。在這一局面下，近期的政策和調控方式選擇受到廣泛關注，市場上呼吁央行采用激進貨幣政策，大幅提高貨幣供應量的聲音時有發生。國內外學者已經關注到，面對不同的價格水平，貨幣政策對物價的影響的效果可能會呈現非對稱性，即經濟緊縮期的貨幣擴張效果可能弱于通脹狀態下的貨幣收縮。從現實情況看也是如此，在1997—2002年我國曾處于通貨緊縮狀態，CPI指數持續5年低于1%，且較長時間內甚至維持負增長，同期的經濟增速也處于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值。當時中央政府選擇了貨幣和財政政策同時大幅擴張的應對思路，但其效果和我國近年來幾次治理通脹壓力的貨幣收縮政策相差甚遠。直到2002年前后經濟下行壓力仍未明顯改善，信貸供給的上升背后卻是制造部門貸款占比下滑，政府投資擠占資金，造成信貸結構和經濟結構的進一步失衡，直到2003年外部經濟復蘇之后，通過外需的拉動才逐步扭轉了中國經濟的困境。很顯然，要從貨幣政策角度提出針對當前經濟下行和通縮壓力可行的應對方案，必須更加深入地分析這種貨幣政策非對稱性，而不能簡單的將經濟繁榮、通貨膨脹壓力下的貨幣態勢選擇思路完全反向照搬并應用于現階段的通縮現實。本文將在分析回顧2000年前后通貨緊縮現實以及相關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對貨幣政策在治理價格變動中的非對稱性進行理論分析和比較，并結合當前中國宏觀經濟的現實分析提出相應的政策解決思路。

二、歷史回顧：如何定義和理解通貨緊縮

在現階段面臨通縮壓力之前，中國經濟只在1997—2002年期間發生過類似的物價和經濟長期走弱的情況。事實上，當時理論界對于是否處于通貨緊縮存在一定分歧。一類觀點是認為我國出現了通貨緊縮的跡象和壓力，但僅僅是物價的下滑并不能說明對通縮事實的認定；另一類觀點則認為全面通縮的跡象明顯，他們指出當時經濟已經表現為物價指數持續負增長，工業企業產品銷售收入減少，銀行不良貸款比例和實際利率上升，失業規模也有所提高，這可以說明中國已經出現嚴重通縮。總的來說，這種觀點差異主要集中在對通縮本身定義的強弱上。理論上關于通貨緊縮的定義有三種方式：第一，認為通貨緊縮是物價的普遍持續下降，是價格下跌和幣值上升的一個過程；第二，通貨緊縮是物價持續下跌、貨幣供應量持續下降，與此相伴隨的是經濟衰退；第三，通貨緊縮是經濟衰退的貨幣表現，必須同時包含三個特征，即物價持續下跌、貨幣供應量持續下降，有效需求不足、失業率高，經濟全面衰退。當然，從廣義的角度，我們也可以將這三種觀點認為是衡量通貨緊縮強弱程度的三種標準。其中，對于通縮最基本的前提要求就是貨物和服務價格的普遍持續下跌，而更嚴格的界定涉及到貨幣供應量的下滑與經濟衰退。事實上，通貨緊縮是一種貨幣現象，可能在特定的貨幣結構條件下與廣義貨幣供應量適度增長并存。理論上說，貨幣供給收縮僅僅為通縮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通貨緊縮是經濟下滑或經濟衰退的一個原因，我們可以用經濟下滑或衰退來判斷通貨緊縮的嚴重程度和危害程度。總之，盡管關于經濟增長和貨幣供應狀況的分析對于判斷通貨緊縮的程度非常重要，但通貨緊縮的基本判斷標準還是物價的普遍持續下跌。

三、通貨緊縮產生的原因分析

通貨緊縮產生的原因與通貨膨脹類似，理論上包括貨幣、供給以及需求等多個方面的因素都會造成這種物價的大幅波動。基于國內數據的實證分析驗證了幾個通縮產生的理論渠道：第一，貨幣數量論的觀點表明，當其他經濟要素相對平衡時，短期內的貨幣供給水平的大幅波動會帶來通脹或通縮壓力；第二，供給和需求的不均衡帶來的產出缺口調整。菲利普斯曲線中通脹率與產出缺口呈正相關關系，當產出缺口為正時，經濟體面臨通脹壓力，反之則存在通縮壓力；第三，經濟結構的失衡可能造成商品和貨幣市場資產的相對價格變化，而價格剛性以及攀比機制最終會導致一般價格水平的大幅調整；第四，國外市場的供給和需求狀況可能影響國內企業的定價策略和定價機制，并改變要素市場的價格，進而成為國內物價走勢的顯著性影響因素。從現實的情況看，通貨緊縮的形成往往不會來自單一的原因，而是經濟系統中多個層次上因素相互作用、共同發力的結果，學者們對2000年之前中國面臨通縮的原因展開了大范圍的研究，其結論幾乎涉及到理論上能影響物價變動的所有方面。具體來看，胡鞍鋼指出前期盲目投資、重復建設導致的過剩是造成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錢小安認為除了生產力相對過剩外，東南亞金融危機導致的外部需求萎縮可能也是原因之一。曾國安提出三個原因，一是社會保障、就業以及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制度改革造成當時居民長期消費能力預期下降，并降低了短期消費的動力；二是社會需求結構升級與供給方面的約束導致居民推遲消費；三是企業體制改革的過渡、產權機制的滯后、國企權責邊界模糊以及行政性投資管制制約了社會的投資動力。樊綱則認為當時嚴厲的貸款風險調控政策改變了信貸市場的供需平衡，信貸收縮造成了通縮壓力。從現階段的情況看，通縮壓力產生的原因肯定也涉及經濟下行、產能過剩、投資動機下滑、消費結構調整、信貸需求、金融風險以及外部經濟等多方面的原因，且在低物價的狀態下這些因素可能相互影響，并呈現出與物價膨脹期間差異化的特征。

內容摘要：本文在對資本市場外匯風險暴露的含義和作用機制進行闡述的基礎上，對不同市場狀態下資本市場的外匯風險暴露進行了實證檢驗，發現兩種狀態下外匯風險暴露具有不對稱性，并對這種不對稱性進行了詮釋。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啟動，人民幣開始升值進程，在人民幣升值期間，我國資本市場出現兩種完全不同的市場狀態。

關鍵詞：外匯風險暴露資本市場作用機制不對稱性

資本市場外匯風險暴露及其作用機制

資本市場外匯風險暴露是指資本市場價值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它與一國經濟的開放程度、宏觀經濟環境和上市公司的套期保值行為密切相關。外匯風險暴露的不對稱性是指資本市場在匯率變動中做出不同的反應，這種不對稱性是匯率對資本市場的各種傳遞機制與宏觀經濟形勢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作用機制表現如下：

貿易機制。根據馬歇爾-勒納條件，在國民收入不變、貿易品供給具有完全彈性的條件下，進、出口商品需求彈性的絕對值之和大于1時，本幣貶值會改善該國的貿易收支，提高國外對該國產品的凈需求，對經濟有擴張效應，帶動本國資本市場盈利水平的上升；反之，本幣升值會降低國外對該國產品的凈需求，對經濟有緊縮效應，導致資本市場盈利水平的下降。當然，由于J曲線效應的存在，貿易機制作用的發揮會存在時滯。

利率機制。利率平價理論認為套利資金的存在使得匯率與利率呈反向變動關系，本幣的遠期貼（升）水等于本國利率高于（低于）外國利率的差額。同時，利率對資本市場有負向影響，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三條途徑實現：一是投資途徑。當利率下降時，投資成本降低，預期投資收益提高，資本市場利潤水平的上升；反之則下降。二是消費途徑。利率下降將使企業銷售規模擴大；利率上升則抑制消費，減少有效需求。三是資金結構途徑。利率變化會改變不同市場的資金供求狀況，進而對資本市場價格形成產生影響。

一、構建具有雙邊約束條件的貨幣政策

反應模型這一雙邊約束條件的貨幣政策反應模型是以非線性損失指數函數為基礎，以總供給以及總需求為約束條件，將總供給函數視作凸函數，并在線性指數偏好的前提下，增加兩項指數參數：通脹缺口以及產出缺口，可對貨幣政策的惰性行為以及非線性特征進行同時捕捉。若將t視作時期，T視作樣本觀測數量，那么t=1,2,3，T；在t時期中，設其目標通脹率為P*，通貨膨脹率為Pt，貨幣政策偏好為Lt，則通脹缺口為（Pt-P*）。同樣設產出缺口為yt，均衡利率為：，it為名義利率，并設在利率上施加的相對權重為：，產出缺口上施加的相對權重為：，yt與（Pt-P*）的指數項參數分別為整數參數：βy與βp，分別決定著線性指數損失函數的非對稱與惰性屬性；此外，線性指數損失函數的非對稱幅度與斜率分別由變量即αy與變量即αp的指數決定。那么政策偏好的線性指數損失函數描述為下式：在對參數施加相應約束的基礎上，式中的線性指數損失函數可退化成如下較為簡單的損失函數形式：（1）當βy與βp皆為1時，則退化成非對稱線性指數損失函數；（2）當βy與βp皆為1，且αy與αp→0時，式中損失函數則是一個二次損失函數。無惰性區域、通脹缺口與產出缺口對稱是該二次損失函數的特點；（3）當參數βy或者參數βp取整數且大于1時，式中損失函數具有惰性屬性。由于產出與通脹在此惰性區域范圍內的邊際損失是0，所以當產出或者通脹在該惰性范圍內時，政府無需采取對產出或價格調控的貨幣政策；（4）當βy或者βp取偶數且大于1時，式中損失函數對產出以及通脹的反應為對稱的；（5）當βy或者βp取奇數且大于1時，式中損失函數對產出以及通脹的反應為非對稱的。此外，線性指數損失函數對通貨膨脹與產出所反應出的屬性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參數情況下，其相應的線性指數損失函數的屬性不盡相同：當參數αp→0且βp取1時，損失函數表現出對稱性且無惰性區域；當βp取1時，則呈現出非對稱性，也無惰性區域；當βp取2時，呈現出對稱性且存在惰性區域；當βp取3時，呈現出非對稱性，也存在著惰性區域。若設預期算子為1，實際利率的反應系數為γ，獨立同分布的需求沖擊為，在給定信息的條件下，t期對（t+1）期的預期產出表示為：Etyt+1，那么，總需求函數則可表示為式：若預期通貨膨脹率為EtPt+1,測度通貨膨脹率對產出缺口以及預期通貨膨脹率的反應系數分別為：，獨立同分布的總供給沖擊為,以新凱恩斯總供給函數的形式表示總供給函數為式：若假設在每一時期的利率初選擇時，貨幣當局沒有將貨幣沖擊考慮在內，那么在總需求與總供給函數的約束條件下，貨幣當局在名義利率的選擇時，則會采用最小化線性指數損失函數的方式進行，表示為式：，其中，表示為貼現因子，對求解，可得出最優利率為，表示為式：將上式視作貨幣政策規則，為產出缺口的權重，為通脹缺口的權重，且產出缺口與通脹缺口兩者的權重接呈現出實變的特性，則有：則，。從上式可看出，最優利率對通脹缺口以及產出缺口的調整的屬性是一致的。但當參數取值不同時，利率在進行通脹缺口的調整時，呈現出不同的特性，具體如下：1）當參數βp取1時，表現為非對稱特性；2）當參數βp取2時，存在著惰性區域，且是對稱特的；3）當參數βp取3時，存在著惰性區域，但表現為非對稱性。進行貨幣政策的估計時，可選取（βy，βp）的不同的整數值進行組合的方式進行，但由于式中只有兩個變量，卻存在著四個未知的參數，不能對參數進行有效地識別，因此，本文選擇用來對利率平滑調整的過程進行描述。其中，利率平滑參數為p。在給定信息條件下，vy與vp分別為貨幣當局在（t-1）期的預測誤差，復合誤差為vt，同時也是vyt與vpt的線性組合，則有：相較于泰勒規則而言，構建的貨幣政策模型，是以添加指數項參數于損失函數中的產出缺口與通脹缺口之中的方式，進而獲取利率規則，也即是貨幣政策規則。運用這一規則，既能夠對產出缺口與通脹缺口的惰性行為以及非對稱反應等進行識別與檢驗。

二、貨幣政策非線性與惰性區域檢驗及結果

（一）貨幣政策非線性與惰性區域檢驗

在完成貨幣政策反應模型的構建之后，要對其進行估計，其首要步驟即是利率變量（貨幣政策工具變量）的優選，從而對產出缺口以及通脹缺口進行測度。第一，利率變量的選擇。就利率市場化國家而言，在進行宏觀經濟調控時，主要采取設置短期名義利率的方式加以調控。經研究表明，7天期銀行間同業拆借不僅具有較高的交易比例，同時還具有平穩的利率的走勢，此外，資金的真實價格還能夠通過拆借利率體現出來，因此，本文將名義利率的變量設定為7天期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第二，目標通脹率與通脹缺口的選取。GDP平減指數、生產者價格指數以及消費價格指數是衡量通脹的主要指標。其中，消費價格指數的實踐性較強，是與居民關系最為緊密的綜合指數，因此，本文將通脹的變量設定為消費價格指數，通脹缺口通過季度通脹率與目標通脹率相減而得到。第三，潛在產出與產出缺口的選取。本文在進行潛在產出的估計時，選用H-P濾波方法，且運用實際產出數據與H-P濾波方法，得出產出缺口。

（二）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