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投資范文10篇

【摘要】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給我國企業走向世界帶來了許多機遇和挑戰，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我國積極應對國際競爭的一項重要舉措。我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年間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取得了飛速的發展，但是相比大量引進的FDI，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水平還比較低。本文試圖提出一個包括產業選擇、區位選擇、主體選擇和投資方式選擇的戰略選擇，為我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提出可行的建議。

【關鍵詞】直接對外投資投資戰略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截至2007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總額1，179.1億美元。相對于發展中國家，由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發展速度超過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存量處于比較高的水平。而與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相比，中國對外投資的流量處于較低水平，中國開展海外直接投資的實力還比較薄弱，海外投資企業數量、每年海外投資的金額與海外直接投資的累計總額都還比較小。而且，中國的海外投資大多數為中小型項目。在《財富》雜志公布的2008年全球企業500強中，僅有35家中國企業，且排名大多數位于下游。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戰略研究

1.以資源開發型產業作為突破口

摘要：當前，我國對外開放已進入到新的歷史階段，要把“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地結合起來，積極實施對外投資戰略。文章分析了積極實施對外投資戰略的重要意義，體現在有利于促進企業跨國經營，提升國際競爭力；有利于實現產業的國際轉移，規避外貿壁壘和摩擦；有利于全球范圍獲取戰略資源，促進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總結了我國對外投資的發展歷程和主要特點，并提出我國未來發展對外投資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對外投資，走出去戰略，貿易壁壘，直接投資

當前，我國對外開放已進入到新的歷史階段，要把“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地結合起來，積極實施對外投資戰略。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金融項目下的對外投資包括對外直接投資（FDI）、證券投資（股本證券、債務證券）和其他投資（貿易信貸等）三大部分。本文著重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證券投資。

一、積極實施對外投資戰略的重要意義

（一）促進企業跨國經營，提升國際競爭力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資本正日益跨越國界流動，促使資源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最優配置，也有利于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各種投資機會，實現其利益追求目標。在我國現階段拓展海外投資的進程中，政府“扮演”著引導和服務的角色，企業是核心。近年來，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規模擴展和方式演變，不但體現出國家的對外政策更加寬松，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和資助扶持，而且還反映了部分企業已不滿足于國內市場所提供的發展空間，更需要通過多樣的方式尋求海外資源和市場，特別是國內的一些大型企業開始進入到發展的關鍵時期，需要通過國際化整合和開展國際化經營，來獲取專業人才、專利技術、管理經驗和海外市場等，從而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加快我國跨國公司和國際知名品牌的培育。

在當前的世界經濟發展中，對外投資呈現出越來越強勁的增長勢頭，對世界各國都產生越來越深遠的影響。本文擬對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發展狀況和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探討，并提出相應的對策，以期有益于我國企業在這方面改革的深入開展。

一、我國對外投資發展的歷程

1979年8月，國務院頒布了15項經濟改革措施，其中第13項明確規定允許出國辦企業。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把對外直接投資作為一項政策確定下來，從此，我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拉開了序幕。1979年11月，北京市友誼商業服務公司與日本東京丸一商事株式會社合資在東京開辦“京和股份有限公司”。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后在海外開辦的第一家合資經營公司。以此為開端，我國對外投資伴隨改革開放的步伐迅速發展。統計顯示，截至2005年底，我國對外投資的存量已經達到572億美元，流量也達到122.6億美元，境外中資企業超過1萬家。目前，我國已成為發展中國家重要的對外投資大國，成為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回顧我國對外投資的發展歷程，主要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1979-1984年。為我國對外投資的起步階段。1979年，國務院提出了“允許出國辦企業”的經濟改革措施，從而拉開了我國對外投資的序幕。第二個階段是1985-1991年，為我國對外投資的探索階段。這期間，投資規模有所擴大，但總體投資規模以及企業平均投資規模仍然較小。第三個階段是1992-1998年，為我國對外投資的初步發展階段。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國務院擴大了生產型企業對外投資的權限。此后，我國對外投資的項目數不斷增加。第四個階段是1999年至今，為我國對外投資的快速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境外加工成為我國對外投資新的增長點，帶動了對外投資的快速發展。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內一些大型企業集團主動走向海外，更大規模地參與世界經濟競爭與合作。成為我國重要的跨國企業。

20年多來的實踐證明。我國對外投資，在眾多方面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首先，通過直接投資，繞開貿易壁壘，拉動本國成套設備及相關產品出口；第二，參股控股國外資源開發企業，有力保障了同內緊缺戰略物資生產的原材料供應：第三，對外投資在利用國際資本的同時。也學到了一些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培養了一批擅長境外公司經營的人才；第四，對外投資有助于逐漸釋放人民幣升值壓力，改變我國流動性過剩的現狀；同時，也有助于我國釋放產能壓力，熨平國內固定資產投資引發的經濟波動。總之，對外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資源配置優化和產業結構調整等，都起到了重要的補充作用。

二、我國對外投資的現狀與特點

各鎮鄉、街道辦事處財政所，新區、工業園區、開發區管委會財政局。區級各部門，有關單位：

為加強我區事業單位對外投資的管理，根據財政部《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財政部令第36號）規定和重慶市財政局、重慶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進一步加強事業單位對外投資監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渝財資產[]83號）有關要求。規范對外投資行為，防范對外投資風險，保障國有資產的安全，現將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需進行必須的可行性論證，事業單位對外投資是國有資產的組成部分。并提出申請，經主管部門審核同意后，再報區財政局（50萬元以上的投資由區財政上報區政府）批準后方可執行，

二、事業單位以貨幣資金方式出資的按實際支付的金額和驗資報告記帳。以固定資產或無形資產方式出資的按經財政部門認可的資產評估機構評估確認的價值和驗資報告記賬。以固定資產進行投資的應及時辦理固定資產財務注銷和對外投資入賬手續。

三、不得未經批準，任何單位不得以借貸方式作虛假投資。擅自改變對外投資項目及其內容。

四、應按照國有資產管理的有關規定，事業單位對外投資的處置包括轉讓、清算、回收等環節。報請上級主管部門批準后，報區財政局審批，涉及對外投資資產產權或股權轉讓的應憑區財政局批復文件，辦理國有資產產權變更手續，并及時到區工商部門登記變更手續。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企業對對外投資做出了許多努力，無論從量還是從質上都已顯規模，并開始直接影響國際投資市場的格局，在此基礎上立足于我國的現實，和東道國的現實情況，根據投資主體，投資方式的確認，地域的確定以及政府的宏觀支持等方面，闡述關于我國在經濟安全情況下對外投資的戰略選擇，我國企業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與政策的調控已漸顯走上成熟規范的大家經濟企業的道路上，隨著近幾年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投資已經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伴隨著近多年的與國際經濟市場接軌的經驗，對外投資的安全問題也越來越受到我國政府和經濟，文化領域學者的重視，在經濟全球化和外資大量涌入國內的沖擊的情況下，我國在“加大開放，加強安全”的戰略背景下，主動加強本身的學習，為國際經濟市場樹立了一個經濟安全，市場自由的大家形象，同時強大對外的投資力度，充分的利用國際，國內兩大市場的相互協調，結合，來加強提高對內對外的經濟安全環境，起到了一個經濟市場中大國的主要作用。印證了我國可持續，穩定的發展策略，成為國際經濟安全大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全球一體化的大環境發展下，對外投資成為各國與各國之間的一種互利合作方式，求生存與共利益成為各國之間的共同話題，在此間期，對外經濟投資也在對我國做著種種的考驗，對外經濟投資的本質在于評估風險與規避風險有效的結合起來，才能保障對外投資的，有所投，有資收，同時對外投資也是發展本國企業的一條硬道理，一個國家的經濟安全程度，多數取決于該國的經濟實力，在經濟市場穩定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的政治，經濟就有言語權，有影響力，就能夠很好的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使之本國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在當今的經濟對外投資的大環下，各國都意識到經濟安全對自己有著重要的影響，對本國的經濟，社會的穩定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所以無論是美國，英國，日本，俄羅斯等都很重視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也會與時懼進的根據經濟市場的發展需求去不斷的提高經濟安全方面的對策，據統計，對外投資85%的對外投資是在發達國家中進行投資，而發展中國家相對較少，這樣發達國家的經濟安全，穩定，都可得到持續的發展，同時發展國家也決定了全球經濟的趨勢，掌握了全球的經濟主動權，降低了投資的安全和確保了經濟的發展。

新型的國家經濟安全理念的中心思想就是主動對外放開，同時在保障投資者的安全的情況下獲取最大的利益，以鞏固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利益和地位，對外投資，不但要整合戰略資源，搶占國際市場，更要去探索去有效的在現實中學習，了解自身國家的經濟體制的同時，也要了解東道國的國情，政治，與經濟市場的體制，從來能更好的去結合，去高度的融合，去競爭，在對外投資的經營過程中，要做到一個大國企業的風范的同時，也要對自身有個良好的防范和應對安全威脅的能，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外國直投已成為我國的一個拉動濟經的重要戰略，同時，中國不僅要引進投資，也更應該對外投資，積極的參與到國際的經濟大舞臺中去，不但要找資源，更要懂得開拓資源，開拓國外的市場，要學會客觀的挺進國際經濟的中心舞。

而在在今對外投資的大環境下，如何能夠有效的安全的投資，投資的戰略選擇成為當下我們中國投資者必須修的一門重要課程，戰略的意義在于如何更好的運用戰術達到對外投資的目的，不但要科學的進行國際市場的有效分析，調研，更要有創業者，企業家的精神去認識新環境，去改變新環境，去接挑戰去增加管理，去打造自身的環境與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不斷的提高企業在東道國與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對于我國的對外投資者來講對外投資是一種跨文化，跨思維的管理，在當今的經濟環境大潮中，市場有兩種文化，一種是顯性文化，一種是隱性文化，對外投資，戰略最核心的是行為與思維方式的結合，要了解市場，就要懂語言，懂國際，懂風俗，懂宗教，歸根到底是懂文化，在不同的地區投資，都應了解當地的文化，文化的多樣性和擴散性同時也影響著你對外投資的戰略的正確與錯誤，投資也應有國際視野要投資在當地，放眼全世界的心胸，對外投資企業也應和東道國理好合作關系，根據東道國實際情況，共同發展，互惠互利的把關系加強，企業實施對外投資的戰略，開展境外對投，要建立在維護祖國利益和經濟安全的基礎上，要去取長補短，學習選進國家的技術與管理經驗，利用國際資源，獲得國際市，提高企業經濟效益，要堅持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與當地政府，企業，民眾溝通合作，找出交匯點，尊重當地的風俗等。

根據統計我國對外投資中，民營企業對外投資的數量上升的非常快，據實際情況來看，對外投資企業多數缺乏投資戰略性的安排，如；技術上的戰略，優勢整合上戰略，這就導致了對外投資一半的投資都是失敗的，沒有事先做好功課，從對外投資的政策上講，對外投資的企業的行政管理體制也是存在著問題，在投資過程中也存在不少的不規范的行為，這樣政府對這種不合規則的投資也難能保護，重中之重的就是戰略性的問題，隨然近幾年對外投資的力度一直加大，不過相對而言還是比重較低，隨著我國國民的經濟收入與企業機制的改觀將來對外投資一定會增強。在將來的二三十年內對外投資對于中國來說，將迎來更大的對外投資熱潮。

一、金融業對外投資對比的源起

（一）國際投資發展的分化。二戰之后，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愈發明顯，對外投資在該趨勢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特別是發達國家。在此背景下，金融業投資的發展在跨國公司及國家間的投資中開始占據重要的位置。在資本以及技術方面，發達國家占據絕對優勢，且擁有先進的管理水平和金融創新能力，特別是在資本密集型投資方面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也正因如此，發達國家在金融對外投資領域中占據的主導地位使得國際金融投資領域出現兩極分化：發達國家占據絕對優勢地位；發展中國家只在傳統工業以及半成品的直接投資方面占據一定的投資份額，在金融業對外投資方面則處于起步發展階段。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所創企業比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所創企業在經營方面更具有靈活性，前者注重產品的變化和適應性，后者注重產品的標準化①。由于發達國家的進步具有單向線性，發展中國家始終在追趕發達國家，這在國際對外直接投資中表現得更為明顯。（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金融業對外投資發展歷史。一般來說，單位時間內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總量大于吸收外資進入總量，這與其金融的發達以及資本的充足有關，發達國家的國際競爭優勢也在此得以體現。發展中國家則致力于吸收外資，但其吸收的國外投資額一般小于自身對外投資額，這也充分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迅速上升的發展態勢。在20世紀60年代，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大部分都集中在發達國家內部之間，即約占全球2/3的投資額在發達國家之間完成，剩下的由發達國家投向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則主要指向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對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投資額度很小；而且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中，也多選擇經濟發展模式與本國相似且當下風險較小或具有援助性質的國家或地區。從表1不難發現，當發展中國家通過改革將金融自由賦予市場時，并不能必然出現良好的金融秩序，而其所倚重的外國投資者也不是總能扮演穩定金融局面的角色。金融開放與自由本身是不應該被批判的，只是其開放的程度應當與本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金融開放程度應當在宏觀上始終為本國的經濟發展服務，在微觀上必須處理好與外資之間的關系。這給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資本開發提出了重大難題。從我國對非洲直接投資流量以及比重可以發現，金融投資目標國的金融環境對投資國及其企業來講，可以直接決定其投資的意愿。非洲金融的發展程度難以讓有投資意愿的國家將其作為投資目標國（見圖1）。對于同時處于改革和開放雙重背景下的中國而言，金融業的開放進程需要在金融業的穩定和效率之間進行綜合權衡，而金融業的“開放發展”本就具有內生的矛盾與特殊性，正是這些矛盾與特殊性決定了通過適當的外部控制力量（如國家金融控制）促進金融業平穩發展的重要性、原則性和方向性③。

二、金融業對外投資要素對比

（一）金融業對外投資目標國選擇。目標國的選擇具有多重因素的考量。金融業對外投資目標國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投資政治化”的問題。由圖1可知，以我國為例，2015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亞洲占據主導地位，其次為拉丁美洲，且保持上升趨勢。從中可以看出，我國直接投資的重心仍然集中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且可以預測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將保持不變。相比之下，我國對外投資流量在歐洲、北美洲、大洋洲較少，發達國家也主要集中在這幾個洲。從對外投資流量及其增量基本可以確定，我國對發達國家的金融業投資呈現出一定程度的不穩定性，且流量較少。這一方面說明我國金融體系發展程度落后于發達國家，金融業還未形成良性穩定發展的勢頭，金融投資很難以比較穩定的方式進入發達國家；另一方面也從側面說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金融業發展普遍落后，無法滿足和承接外來的金融投資要求。總體上，金融業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在遵循一般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基礎上，更加重視投資目標國經濟發展的指標，如GDP總量、金融業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經濟發展指標的優勢可以直接誘導外國金融投資的進入，因為其市場機會以及金融業依賴度降低了原有的市場風險。此外還有其他因素，如金融設施是否完備、同業市場情況、教育狀況、技術研發等，這些因素可以使投資國從國際金融投資的信息外溢（InformationalSpillovers）中獲得正的外部性收益④。（二）對外開放空間與投資主動性。對于接受國來說，不是引進外資越多越好，關鍵在于如何正確對待及善于引進外資和技術為本國經濟發展服務。對外開放的空間和領域反映了國家對外國資本的基本態度。國際資金的流動及資本輸出，都具有雙重性，是在一定生產關系的條件下實現的，并貫穿著國家關系和階級關系⑤。該問題在近代表現得尤為突出，國際投資一度成為帝國主義控制東道國經濟命脈的手段。在現代國際經濟秩序中，各國在對待外資的態度方面都會緊密結合本國經濟的需要和發展定位。相比其他因素，投資主動性更能體現一國的經濟和投資政策。發達國家企業金融業投資多受東道國各種因素影響，而發展中國家投資企業則受本國因素影響。這是由于，發達國家金融對外投資具有更明確的目標和選擇性，面對眾多的可投資區域和行業，必然綜合考慮市場、成本等諸多因素再進行選擇。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則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行為方式，其金融業對外投資表現出明顯受本國政策的支持和推動，即國內的政策和經濟因素是決定其對外投資的主要因素。在目標國選擇上，發展中國家表現為對基本環境的追求，如強調政治穩定性、對市場惡性因素的規避等。這兩種動機也使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投資選擇之初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投資效果。（三）投資動機分析。投資動機的比較研究既可以為比較研究明確類型化的標準，也可以將其作為一個重要的指標深入研究金融業投資的微觀層面。在確定投資動機與金融業對外投資的關系時，應重點關注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及其影響程度。1.在因果關系方面，金融業對外投資在本國內生發展需要是投資動機的起源，其決定了對外投資的基本格局。海外金融市場的變動僅僅起誘導與刺激作用。2.在影響程度方面，發達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較為集中，發展中國家的動機則較為多樣。發達國家企業對外投資行為基本上適用西方古典經濟學原理進行解釋，其動機大多是橫向類型與縱向類型以及兩種類型的結合。且在很大程度上，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與金融業對外投資基本是等同的，大量的實證和統計數據也指向這一事實，此處不再展開論述。發展中國家金融業投資的動機具有多樣性，其對外投資也不能與金融業對外投資等同，而且二者的區別較明顯。發展中國家金融業對外投資動機的多樣性主要表現為其考慮的因素眾多，如技術的引進、對自身不利規則的規避與抗爭、對市場不完備性的克服、消解競爭壓力等眾多因素。這也是處于成長期的金融投資所必須面臨的問題。總體而言，金融業對外投資的動機存在多重復雜性，加之當代國際金融流動的多元化，這種復雜性更加明顯。以跨國公司為例，有研究證明，跨國公司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時存在多種動機共存的現象⑥。從國家經濟發展的整體角度出發，這種動機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具體的影響取決于投資國對本國經濟發展形勢的把握程度。（四）投資優勢對比。局部規模優勢是指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某個行業里形成大規模的生產所形成的優勢⑦。這種優勢的形成往往是由于發展中國家占有勞動力或集中研發的優勢，從而在金融業對外投資領域進行充分利用，并以此為依托加以發展。發達國家的競爭優勢并不能輻射到所有產業中，在一些技術上比較穩定或生產模式趨于定型化的產業，或是在發達國家企業逐漸退出的“夕陽產業”中，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有可能具有規模的優勢，它們可以憑借這種優勢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面對發達國家雄厚的金融實力以及海外市場的控制力優勢，發展中國家欲將金融投資目標國選擇到發達國家，投資方式一定要考慮到產品或服務在發達國家的受歡迎程度或市場接受度。這其中要考慮到發達國家對產品貿易可能的反制措施，如反傾銷調查等。由于發達國家市場規模一般較大，直接以產品出口方式由于成本優勢則極有可能迅速占據一定份額，受國際貿易規則以及目標國保護本國產業政策的影響，此時發展中國家往往會受到反傾銷調查。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依靠低端產品成本優勢并不是長久之計，因為這種“夕陽產業”的存在對本國產業的影響未必是良性的。而以金融方式進行的經濟活動有效地降低或避免了直接市場行為對目標國市場與產業的沖擊，故金融業投資便成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進行利益共享相對理想的方式。

三、國內外經濟環境與政策的對比分析

針對金融業的對外投資，國內政策制定基于兩個方面的考量：一是國內經濟發展形勢以及國家對經濟發展方式的定位，二是在國內政策確定的金融對外投資的空間內對目標國的選擇。（一）發展中國家國內政策分析——以中國為例。對于外資的規制表現為東道國政策和法律并存。政策具有很大的可變性和可選擇性，主要針對國外金融業投資的具體事項進行規定，如負面清單、政治風險保證、投資環境要素等。相比政策，各國外資方面的立法具有穩定性，國外投資者一般是基于對東道國立法的了解做出投資選擇。外資立法，各國具體規定固不相同，但概括起來主要內容有關于外國投資的保護、對政治風險的擔保、依法保護經營的財產及其他合法權益以及依法給予各種優惠措施等。中國在金融業對外投資方面的政策制定以及數據統計可以說明國內政策在對外投資方面的作用，這與發達國家主要依靠法律規制相比，在相對穩定性與流量、存量以及收益率之間存在明顯差距。以國家或經濟體作為金融對外投資的比較因子，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或發達經濟體投資較少。以中國為例，2015年中國金融業對外投資的流量及其存量表現一般，對美國投資流量甚至出現負值。但中國金融業對外投資存量大于流量，這說明我國對發達國家金融業投資存在一定的空間和基礎（見圖2）。我國作為典型的具有良好發展勢頭的發展中國家，在2015年對全球較大的發達國家或經濟體的金融投資存量比重皆高于流量比重，特別是對美國和歐盟；對澳大利亞與俄羅斯的存量比重低于流量比重，這也顯示出對發達國家和主要經濟體的金融業投資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如金融環境、產業結構等。與此形成相對鮮明對照的是，對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東盟的金融業投資中，流量比重與存量比重較為接近，這在很大程度上顯示出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業投資的收益與回報的有限性。前文所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主要集中在亞洲。圖3中，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變動統計中，可看出各洲的變化懸殊，增量與減量均有較大的波動，表現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較大的變動。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波動較大，但是其總量增速為18.3%，仍然為上漲。我國對外投資在巨大波動的情況下出現的總體上漲也說明了投資的主動性與可選擇性的增強，隨著國內經濟的發展以及金融實力的增強，對外投資在國際經濟形勢與政策的不斷變化中，仍然能夠尋找到投資流量的增長點。這也說明，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中國金融業對外投資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具有發展的持久動力。從表2中可以看出，2014—2015年，我國的金融業內資企業固定資產投資遠高于對外直接投資，表現出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的特征；金融業固定資產投資與國內貸款均維持在相對穩定的狀態，且固定資產投資自籌資金較高，與固定資產投資國內貸款一樣，與上年相比呈現下降趨勢；固定資產投資利用外資則呈現上漲趨勢，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我國在利用外資方面目前采取較為開放的政策。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水平仍然較低，這與我國經濟的發展水平以及金融實力有很大的相關性。我國金融業投資大量集中于中央與地方項目也說明了金融投資在國內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從我國的發展表現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金融業對外投資的發展必須首先基于本國金融業固定資產的發展情況，再輔之以相對寬松的政策以及東道國穩定的投資環境。當然，這一過程將是漫長而曲折的，面對發達國家的絕對金融優勢，必然有許多難題需要克服，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二）發達國家對外資的政策分析。金融業對外投資在很大程度上與國家內部的經濟狀況相聯系，發達國家由于經濟發展階段與經濟增長方式等原因導致其周期性經濟危機以及眾多社會問題的出現，如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等問題，這些內部經濟問題從根本上影響著發達國家金融業對外投資。一些發達國家對對外直接投資政策采取相對保守的方針，因為對外投資有可能影響到本國商品的出口，也會使得國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打入本國內部，這可能會對本國企業的競爭力甚至是生存產生威脅，從而加劇本國社會問題。采用這種政策的發達國家一般是經濟與市場規模較小、以外向經濟為主要發展特征的經濟體，體量巨大的發達經濟體則較少采用此種方式。以美國為例，美國資本在海外市場的擴張對本國經濟實力及全球經濟霸主地位起到了強大的支持作用美國海外控股公司在歐洲和拉美的利潤再投資占全球的3/4，股權投資主要集中在盧森堡、丹麥和德國⑧。美國強大的企業是其進行國際金融投資的強大后盾，以此為支撐，其產生的豐厚的收益則更將美國對外投資的模式推向極致。此外，美國的跨國公司也使得其海外投資獲得的國際利益范圍更加廣泛，在美國對外投資政策中，對跨國公司擴張的支持也成為其政策選擇的重要基石。總體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比例關系總體趨勢是趨于平衡，即對外直接投資額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趨于相等。國家在制定金融投資政策時，吸收國外的直接投資流量基本決定了其對外投資的基礎。所以，金融業對外投資的發展既離不開對外投資的總量，更離不開國內吸收的國外投資。國家政策的制定總在二者之間的動態調適與平衡中進行取舍。

一、積極實施對外投資戰略的重要意義

（一）促進企業跨國經營，提升國際競爭力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資本正日益跨越國界流動，促使資源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最優配置，也有利于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各種投資機會，實現其利益追求目標。在我國現階段拓展海外投資的進程中，政府“扮演”著引導和服務的角色，企業是核心。近年來，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規模擴展和方式演變，不但體現出國家的對外政策更加寬松，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和資助扶持，而且還反映了部分企業已不滿足于國內市場所提供的發展空間，更需要通過多樣的方式尋求海外資源和市場，特別是國內的一些大型企業開始進入到發展的關鍵時期，需要通過國際化整合和開展國際化經營，來獲取專業人才、專利技術、管理經驗和海外市場等，從而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加快我國跨國公司和國際知名品牌的培育。

（二）實現產業的國際轉移，規避外貿壁壘和摩擦

在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為實現經濟快速增長，曾采取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策略，而日本和歐美等發達國家也看中了我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以及廣大的市場，紛紛向我國進行產業轉移，使我國成為其跨國集團的商品生產基地。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面臨著日益沉重的資源和環境壓力，并且在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遭遇了較多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使商品輸出面臨阻力。而此時，我國產業的國際化水平已有很大提升，無論是在資本、技術、管理方面，還是在人才方面，都初步具備了一定的實力。為改變我國制造業的低端產業鏈，擴大新型產業的發展空間，為有效地規避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促進對外經貿關系的順利發展，應通過發展對外投資，推動國內相關產業的國際轉移，實現我國從勞務輸出、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特別是金融資本輸出的轉變，以順應國內資源環境和國際市場對我國對外合作方式轉型的要求。

（三）全球范圍獲取戰略資源.促進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截至2007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總額1，179.1億美元。相對于發展中國家，由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發展速度超過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存量處于比較高的水平。而與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相比，中國對外投資的流量處于較低水平，中國開展海外直接投資的實力還比較薄弱，海外投資企業數量、每年海外投資的金額與海外直接投資的累計總額都還比較小。而且，中國的海外投資大多數為中小型項目。在《財富》雜志公布的2008年全球企業500強中，僅有35家中國企業，且排名大多數位于下游。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戰略研究

1.以資源開發型產業作為突破口

我國現在還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并且大多數發達國家都經歷了從資源開發業—制造業—第三產業為主的發展過程。同時，由于國際投資環境日益改善，資源開采業對外投資的環境極為優越。對于一些行業，如采礦業、林業、石油開采業，世界上一些國家資源的供大于求，我國企業應該因地制宜的到國外去投資，開采、加工和運回國外的資源以滿足國內需要。

2.以制造業和貿易替代為海外投資重點

對外投資進入發展新階段

自2017年以來，我國對外投資進入發展新階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對外投資監管更為全面與理性。2017年至2018年1月，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國資委、財政部、銀監會、外管局等各部委共出臺對外投資規范、指導和監管政策十余個。仔細研讀這些政策，可以發現以下變化。一是整體上政策導向由“鼓勵引導”轉為“放管服”結合。2017年出臺的系列政策更加側重于海外投資行為規范，加強海外投資真實性、合規性審核，嚴控虛假投資與非理性投資，并明確將境外投資項目分成了鼓勵開展、限制開展和禁止開展三類，通過“鼓勵發展+負面清單”模式引導和規范境外投資方向和結構。二是全面關注對外投資的國內外影響，開始重視防范對外投資可能對母國造成的經濟和金融風險。2017年之前在對外投資風險監管方面，監管部門主要關注境外投資風險防控與企業自身風險管控能力建設，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境外資產流失與投資受損。在對外投資對國內影響方面，無論監管層面還是學術層面，更加側重于其對國內經濟的正面效應，而現在監管部門已經開始關注對外投資可能引發的國內宏觀經濟和金融風險，如產業空心化、資本外逃等，在對外投資管理上更加全面與理性。并且，鑒于特定時期對外投資中存在的高杠桿、資本外逃等問題容易沖擊國內金融穩定，監管部門對境外投資的融資模式、融資來源、資金用途等審查更為嚴格。三是強調“一帶一路”建設。在控制非理性投資的同時，監管部門更加強調深化產能合作，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聚焦重點產業與國別，推動優勢產業“走出去”。二、新興市場政治和金融風險愈加突出。世界發展從來都是各種矛盾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綜合結果。自2017年以來，一方面，世界多極化加速推進，經濟全球化持續發展，國際環境總體穩定，各種文明交流互鑒繼續推進；另一方面，世界經濟格局深刻演變，大國關系深入調整，中美關系對抗性增強，國際安全挑戰復雜嚴峻，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甚至相互沖突。特別是，美國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大力推行“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政策，貿易保護主義之風愈演愈烈，幾乎對全球主要經濟體都發出了貿易制裁威脅，一場世界性的貿易戰似乎一觸即發。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更是首當其沖，成為美國貿易制裁的主要對象。特朗普政府還對來自中國的投資無端指責，嚴加審查，并醞釀出臺新的限制政策。無獨有偶，據多方報道，以德國為首的歐盟國家也收緊了對非歐盟國家投資的審查，針對中國的意味較為明顯，德國為此甚至修改了本國的《對外經濟法》。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美歐收緊對我國投資的審查，絕非一時的政策取向，其背后是歐美試圖長期占據世界產業技術和附加值制高點的強烈企圖，是我國經濟和技術發展到較高階段必然會遭遇的挑戰，與誰當總統或總理、哪個政黨執政關系不大。另外，金融方面，隨著美聯儲加息和縮表的持續進行，不少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及金融穩定遭遇嚴重挑戰，我國投資在有關國家面臨的匯率風險、政府違約風險、金融風險和宏觀經濟風險也大幅上升，在個別國家，如阿根廷等，甚至可能會以較為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三、非理性對外投資得到遏制。據商務部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對外投資受政策監管影響較大，全年流量約為1200.8億美元，同比下降29.4%，是實施“走出去”發展戰略以來，中國對外投資出現的首次回調。2017年，房地產業、體育和娛樂業對外投資基本沒有新增項目。有利于國內產業升級、全球資源配置及全球價值鏈提升的對外投資，繼續保持健康發展勢頭，化工、電力、機器人制造等行業并購增多。四、“一帶一路”地區對外投資繼續增長。商務部數據顯示，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合作穩步推進。2017年全年，我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的59個國家有新增投資，合計143.6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12%，比去年同期增加3.5個百分點。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1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額1443.2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54.4%，同比增長14.5%；完成營業額855.3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50.7%，同比增長12.6%。綜上，從政策層面、國內外環境層面、對外投資自身層面可以判斷，我國對外投資自2017年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對外投資新階段特點分析

鑒于新階段始自2017年，現在總結其特點似乎還為時過早，但由于影響我國對外投資的國內外政治、經濟和金融等因素在未來兩三年內很可能還將繼續存在，我國對外投資發展自2017年以來也保持了較高的規律性，可以說在當前這個時點我們已經基本掌握了分析對外投資新階段特點的主要條件。并且，當前對新階段的特點做綜合性的預判，有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對外投資發展動向，更有針對性地支持對外投資發展。我們預測，新階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以下五個特點。一、對外投資流量在回落整固后將恢復增長。據商務部統計數據，2018年1-5月，我國非金融類對外投資共計478.9億美元，同比增長38.5%。有關部門預計，在不發生重大風險或宏觀形勢一轉的情況下，2018年我國對外投資有望超過1400億美元。如果這一預計正確，則相對于2017年將增長10%以上。鑒于對外投資已經成為我國全面開放的重要領域和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未來幾年我國對外投資的流量預計還會繼續增長，但要達到或超過2016年的峰值恐非一兩年內可以做到。二、對外投資質量有所提高。可以預期，隨著2017年以來各項新監管政策的逐步落實，非理性、高風險的對外投資將受到遏制，披著對外投資外衣的資本外逃行為會大幅減少，資金將更多地流向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和經濟安全的領域。根據商務部數據，2018年1-5月，對外投資主要流向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制造業、采礦業以及批發和零售業，占比分別為29.9%、15%、12.3%和7.6%，繼2017年后，2018年1-5月在房地產業、體育和娛樂業依然沒有新增項目。三、對外投資的微觀和宏觀影響都將受到更多關注。隨著國家對對外投資宏觀經濟影響的日漸重視、國資委對對外投資財務、收益和風險管理的不斷強調以及國內金融領域“防風險”“去杠桿”“嚴監管”各項措施的逐步落實，無論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還是融資機構都會更加關注境外項目的投資收益，而一套務實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對外投資宏觀經濟影響評估和預警制度也會逐步建立。四、最終流向。“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對外投資將有較大增長隨著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和我國綜合實力的不斷提升，最終流向“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對外投資在數量和比例方面都將有大幅增長。根據商務部2017年的統計，這方面的數字分別是143.6億美元和12%。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2018年1-5月，我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的54個國家新增投資合計59.3億美元，同比增長8.2%。在未來3-5年內，這一數字將繼續穩步增長。五、總體政治風險水平上升。當前，貿易保護主義之風愈刮愈強，民粹主義在美國和歐洲一些主要國家日漸抬頭，中東熱點地區依然動蕩不安，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穩定和經濟增長前景面臨美聯儲加息和縮表的雙重高壓，不斷有脆弱國家的主權貨幣上演匯率跳水乃至崩盤。這會導致我國對外投資面臨的國外政治風險水平整體上升。不僅如此，隨著我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高，中美關系進入深度調整期，對抗意味漸濃，美國在對中國發起貿易制裁和投資限制的同時，也必定會施加其影響力，推動其盟友和關系密切國家以各種方式阻礙和遲滯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可以預期，未來部分國家對我國對外投資的審查將更加嚴格，大型項目的順利進展也會面臨更多挑戰，導致“針對中國型”政治風險事件大幅上升。根據上述總結，如果要給新階段取個名字的話，恐怕“整固優化期”較為合適。“整固”體現了調整、規范、夯實基礎以便繼續發展的意思，而“優化”則體現了質量上的提高和結構的改善。

整固優化新階段下企業對外投資發展的建議

一、領會新精神，堅持守法合規。黨的報告提出擴大對外開放，擴大開放和嚴格監管是保障中國對外開放的兩個方面，缺一不可。2017年以來密集的監管政策出臺，即是國家強化境外投資安全的重要舉措，也是針對當前企業境外投資面臨問題的藥方，企業應審時度勢，深刻領會國家在境外投資監管方面的意圖，與國家政策相向而行，并不斷提高自身的能力，堅守合規底線。二、適應新形勢，加強風控建設。2017年以來，世界經濟在復雜異常的環境中增長，各類不確定性依然突出，企業面臨更加復雜的外部投資環境。同時，針對外部形勢和企業境外投資的各類問題，監管部門對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新形勢下，企業應該結合實際情況重點加強自身風險管控能力建設。一是提升企業的風險管控意識和理念；二是完善風險管控組織、制度和流程建設；三是建立持續有效的風險溝通和監督機制；四是加強企業風險文化建設，提升全員風險素質。三、迎接新挑戰，嘗試投資創新。中國的境外投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企業在復雜的外部投資環境中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黨的報告提出“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創新對外投資方式，促進國際產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貿易、投融資、生產、服務網絡，加快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這是當前和今后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戰略部署。但在新的政治經濟形勢下，企業需要面對更大的挑戰。一是“一帶一路”項下的項目投入大、風險暴露期長，而且需要調配的資源多，項目成功與否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同時，“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財政收入、外匯收入相對有限，易受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等影響，總體負債能力有限，部分國家公共部門的外債還受到IMF等多邊金融機構的約束。二是對于發達國家投資市場，企業同樣面臨投資審查、不公待遇等與政治相關問題。針對發達國家市場，也面臨市場競爭激烈、法律環境和勞資關系等方面的問題。面對各類投資風險，企業境外投資應不斷創新思路，注重項目的可持續性，加強投資前的盡職調查，充分利用政府和第三方資源，降低建設期完工風險和運營期管理風險，同時將工程技術、管理經驗、消費習慣傳授給當地民眾，增強東道國的發展能力，實現互利共贏。企業還應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照顧當地民眾在環境、宗教、文化、就業方面的關切，使項目切實獲得當地人民的擁護。

一、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面臨的政治風險因素

(一)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

二戰后形成的美國、蘇聯兩強并立的雅爾塔體系雖然結束20年了，世界已經全面進入了全球化時代，但是國家間的競爭和利益沖突依然存在。西方發達國家為了繼續保持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長期以冷戰思維來處理國家間關系，尤其是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更是千方百計地予以遏制。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西方始終視中國為價值觀上的異己，并慣于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維定勢來看待中國。盡管中國不厭其煩地對外解釋其和平發展道路，但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戰略不信任仍難消除。由于受西方國家長期負面宣傳的影響，“中國威脅論”不管在西方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仍然存在。2005年中海油競購美國優尼科石油公司時，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民意測驗顯示，有73%的美國民眾反對這次并購，理由是“中國投資的目的是獲取技術、擴大影響力、腐蝕美國的政治制度”。中國國有企業現在到美國投資，美國政府一律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即便是由私人經營的中國企業，在對國外較為敏感的行業如金融、通信、能源等領域進行投資時也會面對來自監管的壓力。2010年4月，民生銀行對瀕臨破產的美聯銀提出全面收購，被美國的外國投資委員會迅速回絕，理由就是對民生銀行是否受到“足夠的監管”有疑慮。2010年，中國天津鑫茂集團試圖收購全球第三大電纜巨頭德拉卡、中國吉利收購瑞典沃爾沃、中遠集團獲得希臘比雷埃夫斯港35年特許經營權等針對歐洲敏感工業的海外并購案，也引發了歐盟的不安。歐盟工業專員塔亞尼表示，中國企業投資歐洲敏感技術領域是中國當局的政治戰略。中國購買歐洲債券被部分歐盟國家認為是在歐洲施加自己的政治影響。2010年中國企業并購日本企業的數額首次超過美國，而且大量購置土地和不動產，引起了日本政界的注意。2011年1月，日本國會議員召開首次有關“外國人取得日本土地的管制”研討會，意在限制中國人收購日本土地。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中國企業也會遇到同樣的情況。2011年1月，中國和塔吉克斯坦兩國政府簽署協議，塔國將2000公頃土地租給中國農民種植水稻，水稻將在塔國內出售。一些對中國懷有戒心的民眾就認為，這是中國的一種和平擴張手段。

(二)國際資源的競爭

由于中國的快速發展，所需的很多資源都得不到充足的供應。因此，資源領域成為近年來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熱點。2004年至2006年，石油和天然氣是中國的投資熱點;而在2007年至2009年，中國的投資重點轉向了金屬及采礦業。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的投資大部分是鐵礦、煤礦等戰略資產，引起澳方對中國企業控制澳洲資源的焦慮。2009年，澳大利亞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拒絕中國有色礦業集團有限公司買入Lynas多數股權的計劃，理由就是中國已經擁有了全球超過90%的稀土資源(其廣泛應用于各種技術設備的生產制造)以及澳大利亞民眾對中國投資該國資源的高度敏感。值得注意的是，對戰略性資源的關注具有全球性。在美國，只要是涉及能源、礦產、港口等具備戰略意義的資產，就容易引起美國人在政治和國土安全方面的焦慮，從而啟動嚴格的投資安全審查。在剛果(金)，反政府的圖西族武裝恩孔達部在2008年11月公開威脅，要“阻止中國政府和金沙薩當局聯手掠奪基伍省資源”。尼日爾的沙漠部族“FARS”在2008年6月9日公然對尼政府和中石油簽署的50億美圓石油勘探合同發出挑戰，并警告中石油“小心可能遇到的炸彈”。由于世界重要資源的分布不均衡，各國為了爭奪資源而發生的沖突也越來越多，甚至出現第三國針對東道國的戰爭、禁運等行為，來干預其他國家的投資活動。石油、天然氣豐富的國家能夠以此吸引外資來發展經濟，還可以作為政治籌碼與發達國家討價還價，來維持自己的發展和尊嚴。發達國家為保持優勢，通過對外投資方式獲取利益，甚至不惜發動戰爭(如兩次伊拉克戰爭)。中國在能源開發領域的投資幾乎都集中在非洲、拉美、中東和中亞地區，這些地區的部分國家存在政治集團之間利益的爭奪、種族之間的斗爭和宗教派系爭斗。如2010年12月，科特迪瓦大選結束后，出現了“一國兩主”的僵局，導致國內暴力沖突頻發，嚴重影響了中國在該國投資項目的正常運行。自2011年2月中旬開始，利比亞安全局勢出現動蕩，并迅速演變為反對卡扎菲獨裁統治的內戰。由于利比亞擁有巨大的石油資源，而歐美國家極不滿意目前利比亞石油的分配。以法國、美國、英國為首的北約組織國家對其進行了軍事干預。還有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朝鮮半島的沖突等威脅國際安全的因素，嚴重破壞了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環境。

(三)企業治理結構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