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政策范文10篇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由于實行綏靖政策而敗亡。法國維希政府實行討好德國的賣國政策，戴高樂為了救亡圖存而發起了自由法國運動。自由法國的對外政策宗旨在于通過爭取世界各國的承認和援助，并增強自身的實力，實現光復法國和恢復在西方的大國地位。其外交活動圍繞此宗旨而展開，具體表現在對英美蘇的爭取和對法屬非洲殖民地的控制。由于其實力不足，在英美蘇等國的夾縫中為了維護法國的民族利益而頑強斗爭，可以說是委曲求全與奮力抗爭并存。經過努力，最終贏得了世界各國的承認。

關鍵詞自由法國戴高樂對外關系

KeyWordsDeGaulleFreeFrancetheForeignPolicy

1940年6月18日對二戰中的法國來說，是個重要的日子。正是這一天，法國人民開始了新的斗爭。5月10日德國對西線進攻，使法國迅速潰敗。貝當政府忙于向希特勒請求停戰時，法國國防部副部長戴高樂于6月17日逃到倫敦。第二天，呼吁法國人民繼續同納粹敵人抗爭，可以說從這時起自由法國運動興起。在8月29日，戴高樂將其正式命名為“自由法國”。自由法國為了維護法國的民族利益，在對外關系上盡管實力不足，但是在英美蘇的夾縫中仍然頑強抗爭以求得援助和承認，同時又積極發展自身的力量，最終贏得了各國的承認。

一、自由法國的對外政策及原因

自從法國敗亡，維希政府就成為了法國的官方政府。維希政府宣布所謂的“中立”，實際上政策傾向于德國。因此戴高樂組織了自由法國運動，力爭否定維希政府，創立一個新法國。自由法國組建后，它的戰斗目標是打敗法西斯勢力，恢復法國民族獨立，恢復昔日的大國地位。但自由法國剛剛組建，本身沒有力量，況且還是在英國幫助下組建的，因此它的對外政策是聯合世界各國的力量，特別是英美蘇三大國，爭取到它們的承認和援助，扶植自由法國。其外交活動就是以此為宗旨展開的。

在《天盛律令》中多次提到對西州、大食的商業優惠政策。這些政策充分反映了西夏對絲路貿易的重視。絲綢之路是溝通我國和中亞、西亞、南亞及歐洲的友誼之路。它的開辟和發展，促進了古代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繁榮了東西方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西夏自占據河西走廊之后，便控制了絲綢之路東段。在其二百多年的經營中，絲綢之路在西夏的社會經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夏長期與宋、遼、金并肩而立，西南有吐蕃，西方有回鶻，關系錯綜復雜，各民族、各政權間的交往，多數要經過西夏，而西夏與這些民族、政權間的交往最為方便，不必經過第三者境土。在西夏存在的兩個世紀中，西域與中原的交往，要么假道西夏，走傳統的便捷的交通大道；要么繞行他國，走其它險道。地理位置的優越，使得西夏可以直接與西域、中原進行商貿往來，也可以通過收取過往商旅商稅，充實國力。西夏錢幣在寧夏地區、甘肅河西地區、內蒙古河套地區及陜西西部的大量出土，也進一步印證了西夏與宋、遼、金及西域諸國繁榮的商業貿易。西夏占據著絲綢之路的主干道，其對外貿易不僅僅是與宋，而是對周邊的遼、金、吐蕃、回鶻及西域諸國都有著不同程度的聯系。并且，西夏與各國的貿易，最明顯的一個特征就是轉手貿易。

在西夏對外貿易中回鶻、大食是兩個重要的貿易對象。在《天盛律令》中多次提及有關回鶻、大食與之在經濟、行政、文化方面的條文。如：“與沿邊異國除為差派外，西番、回鶻、韃靼、女直相和倚持”?！爸嗅t人、向導、商人、回鶻通譯、黑檢主”。卷七敕禁門“大食、西州國等買賣者，騎馱載時死亡，幾所賣物甚多，馱不足”?？梢姰敃r西夏與大食、回鶻在貿易上的往來。金世宗提出“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業”金國認為日生活用品換西夏的奢侈品，很不劃算，其實所謂“珠玉”是從大食即阿拉伯帝國（632-1258年）而來，西州指的是高昌回鶻王國（848-1283年），并非產自西夏，西夏只是轉手貿易而已，從中獲取經濟利益。大食國盛產珠玉等寶物，而西夏是其寶物向東販運的必經之路，其路線是入西夏，經沙洲，過河西走廊，在進入中原。起著中原與西域各國經濟聯系紐帶的作用。雖然中原王朝希望西域國家通過海路到中原進行貿易，但西域各國尤其是回鶻還是頻繁的與西夏交易。為了保證轉手貿易與回鶻、大食等鄰近西域國家雙邊經濟貿易暢通，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西夏制定了許多相關的貿易政策。在《天盛律令》規定“大食、西州回鶻國等買賣者，騎馱載時死亡，幾所賣物甚多，馱不足，說需守護用馬箭時，當告局分處，按前文所載法比較，當買多少，不歸此方才所需糧食當允許賣，起行則所需糧食多少當取，不允超額運走”，“他國來使，住於京師館驛，依官買賣，未住諸人不許隨意買賣”，“我國人往使他國時，不許不過局分出超摧馱、人”，“他國為使已出，若盜竊其持載所買賣物時當比偷、強盜傷人物數量罪狀所示加一等，所加勿及于死。沿邊上有賣處，對盜敵國人賣者，依在外盜法判斷”。

西夏在對外貿易中嚴格規定關于稅收方面的制度，《天盛律令》第十八卷繳買賣稅門“隱買賣稅、開鋪者等先后拿稅法、免稅開鋪、地方不同處納稅、告奏索稅、告秦索稅、官賣本物行國法、穿上畜稅、賣價去量不納租、締結以外不拿租、諸邊商人過京師、重復出賣免稅、畜物逼換、媒人棄其價不納稅、尋求免稅供上需謊兩區、水誰管未語共著、能頂領薄那租、官驗等買賣”多是有關買賣稅收的條款，可惜條文已經殘失?，F在我們只能看到的是條目的名稱，但通過《天盛律令》中其它條文我們可以看出西夏在稅收方面的政策等。如：“他國來使，住於京師館驛，依官買賣，未住諸人不許隨意買賣。若違律買賣不納稅，則承諸人買賣逃稅之罪”?？梢娢飨脑趯Χ愂辗矫媸种匾?，并實行在對外貿易交易中抽取商稅的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的保護措施。

此時，宋室南遷，金占陜西，西夏遂與南宋隔絕，這就決定了西夏在經濟上不得不特別依賴金國，西夏與金的貿易成了西夏貿易中的主要部分。遼朝末年，西夏與遼朝關系密切，從歷史淵源上看，西夏應與西遼關系比較密切，雙方也必定有經濟上的往來，《天盛律令》記載：“皇城、三司等往漢、契丹賣者，預先有群牧司分給；當養本處，用時馱之?！薄短焓⒙闪睢酚州d：“馬院所屬熟馬、生馬及所予漢、契丹馬等中之患疾病，生癩者，當速告局分處，馬工當遷醫人視之。”由此我們可知，所謂“漢”、“契丹”應分別指金與西遼。從兩則史料中可以看到，皇城、三司有負責向金與西遼進行買賣的職責，并且有專門的機構馬院飼養馬匹同金與西遼進行貿易。

金通過聘使發展兩國經濟交往。夏金貿易主要有貢使和榷場兩種形式，貢使貿易主要是在夏使來金時進行，所謂“使副往來，聽留都亭貿易”。夏乾祐二十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章宗一度下詔停止夏使館內貿易，但在兩年后又告恢復，準許夏國使臣可在館內貿易三日。夏金表面上君臣相稱、聘使往來，背后卻明爭暗斗、各懷異心。本來西夏向金稱臣，完全是屈眼于金朝強大的軍事壓力，并非誠心投附。隨著金兵勢力深入關陜，系夏越來越感受金人的威脅，“自金得志中原，每件見侵凌，且有吞并秩序”夏國面臨被吞并的危險，但為了生存，不得不與金人應付、周旋。首先，自遼亡后，金朝對夏國與西遼的關系還是不放心。因此當金朝聞西遼“軍勢日盛，銳氣百倍”，并多次揚言“剪除仇敵”，更是擔心西遼和西夏聯合對金。

對外貿易主要是互通有無，雙方獲利，與此同時都會采取一些政策來防止于己不利的貿易交易，因此出現了對外貿易的禁榷。禁榷制度旨在保障官方專賣專營，如：鹽、茶、酒、礦物等物品。對國外的禁榷制度不但是維護國家基本經濟利益，還是對戰時物資的有效控制。一方面西夏對外貿易有上述種種嚴格的“敕禁”。另一方面西夏對外貿易又相當興盛。國家不僅想方設法擴大榷場貿易，而且派往宋、遼、金的貢使也帶有大批“官物”，并有“官之賣者”同貢使一起負責官物買賣。尤其是重點敕禁物牛馬駝為對外貿易中的大宗物品，說明國家在對外貿易中實行壟斷，尤其是牛馬駝的買賣完全由國家控制。因此，西夏以茶馬貿易為主體的對外貿易的活躍。西夏榷禁制度作為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干預、控制的基本手段，是西夏社會經濟發展及其與西夏國家政權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它的確立和發展隨西夏社會發展而進一步加強。在《天盛律令》除錢幣、兵器、牛、馬、駱駝外，還規定人、披、甲、氈墊、糧食、騾驢馬皮、鐵連枷、馬鞍、裝箭袋、金、銀、鐵、種種鐵柄、編連碎緞等為敕禁物。既不許在國內向外國人出賣，也不允至敵界賣。違律到敵界賣人者“按有意殺人”、“傷人法判斷”。“牛、駱駝、馬、無論大小及鎧、甲、軍披等到敵人中賣時，庶人造意斬，從犯為無期、長期徒刑?！薄百u雜畜物及戰具，“按本國地方現賣法計價，視其錢量高低，是戰具則以強盜持武器法，此外雜畜物按不持武器法判斷”。“向他國使者及商人等已出者出賣敕禁物時，其中屬大食、西州國等為使者、商人，是客人給予罰罪，按不等已給價□當還給”?！罢苯y軍以下至司吏大小管事人出賣敕禁物時，當比其余人罪加二等，亦可加至死刑”。西州、大食等買賣人若需買賣敕禁物，則要“告局分處”，征得同意方能在重重限制下依律買賣。

（一）在“依存市場的權威主義”和“國家戰略主義”的制度下，政府目標和國家利益是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制定和實施中所考慮的首要因素，其基本理念包括貿易發展規劃、貿易控制、貿易發展戰略、產業政策、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障國際收支平衡等。概括地說，政府通過貿易發展規劃引導貿易的數量、質量和結構的變化以促進經濟增長和工業化，并注重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則；通過審批外貿經營權和核定商品目錄的“氣塞”效應實現對貿易的控制，但這種特別而嚴厲的限制的程度正在減緩；貿易發展戰略已經從最初計劃體制下的進口替代演變成為目前的貿易自由化階段，并獲得了良好的經濟績效，在過渡時期政府采取了“受保護的出口導向”戰略以減少既得利益對改革的反對，今后在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同時適時適度地采取戰略貿易政策以發展重點產業或高科技產業可能是較好的選擇；在“非中性”的產業政策體系中，貿易政策扮演著重要的保護支柱產業和幼稚產業發展的功能，但這似乎并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導致了更大程度上的經濟扭曲；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障國際收支平衡也是中國官方在貿易政策決策時考慮的因素，前者特別針對競

爭力較弱而又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宏觀穩定有舉足輕重影響的農業和金融服務業，而后者主要為了節省稀缺性的外匯資源和避免嚴重的沖擊失衡。

（二）政治民主化和經濟改革使中國社會中利益的多樣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認和重視，并且可以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機制進行利益表達。他們對貿易政策的影響比以前得到加強，其中中央行政機構和地方政府具有較顯著的影響，體現了“主義”的作用，而國內各類企業、外國投資者、特殊利益團體以及消費者對最高決策的直接影響效力則仍然是邊際性的或趨向減弱。利益團體對貿易政策的疏通和影響作用在今后的政府過程中可能會越發重要，這表明中國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簡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決策制度和機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別是那些被忽視的集團，如消費者）能夠在政策決策中被傾聽，并避免“政出多門”的官僚主義以及為少數特殊利益所左右。

（三）世界貿易體系和國際集體行動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有非常顯著的影響。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接受國際通行的慣例和規則，在承擔合理義務的同時享受外部市場準入的權利符合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總體目標。但這意味著中國必須面對和承受其他貿易伙伴國家的壓力和要求，包括貿易摩擦和爭端，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中國在加入以法規為基礎的GATT/WTO多邊體制框架中的談判；中國在APEC區域貿易組織內的復邊協商和貿易自由化進程；中國與主要貿易國之間的雙邊貿易爭端與解決，特別是中美貿易關系。而外國政黨的對華戰略、外國政府貿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團乃至公眾的各種要求和觀念將通過這些渠道影響中國的政策決策過程。外部壓力和制度約束對中國貿易政策決策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貿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須跟上國際集體行動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過參加多邊或區域貿易協定來推動國內的經濟改革，以“鎖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預見性和可信性，當然這種對外承諾對于中國來說必須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礎上的。

（四）中國貿易保護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較高，而且在結構上易變而分散。實際征稅率與名義關稅率的差別較大，以配額和許可證等數量限制為核心的非關稅壁壘的頻數比依然較高，同時關稅保護和非關稅措施之間多呈現出互補而非替代的關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在貿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為激進的改革，使貿易的扭曲程度和結構有了顯著的改善，貿易的中性刺

激增強了。實際保護率的水平和結構比名義保護率更高而離散，鼓勵下游行業生產而歧視上游行業生產的傾向更明顯，統計檢驗還表明名義的和實際的保護率在部門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貿易保護形式在工業行業之間的差別表明它們在國家的發展戰略目標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們自身行業特征所導致的迥異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

一、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

深刻認識我國國情和所處的歷史階段，是我們黨提出科學理論和制定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基本依據，也是做好各項工作的重要前提。

我國正處在并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這個“不發達”首先當然是指生產力的不發達。因此，我們一定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但講初級階段，不光要講生產力的不發達，還要講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夠完善和不夠成熟。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就告訴我們，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必須認識和把握好兩大任務：一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極大地增加全社會的物質財富；一是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極大地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上述兩大任務相互聯系、相互促進，是統一的整體，并且貫穿于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一系列不同發展階段的長久進程中。沒有生產力的持久大發展，就不可能最終實現社會主義本質所要求的社會公平與正義；不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相應地逐步推進社會公平與正義，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調動全社會的積極性和創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實現生產力的大發展。我們貫徹落實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離不開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認識和全面把握。

我國在進入社會主義的時候，就生產力發展水平而言，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我國必須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去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綜合國力大幅增強，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實現了由解決溫飽到總體上達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但是，我國人口多、底子薄，城鄉發展和地區發展很不平衡，生產力不發達的狀況并沒有根本改變。我們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不斷加強，人民的政治生活日趨活躍，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權利得到了較好維護。但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民主法制還不夠健全，社會不公、貪污腐敗等問題仍然存在，社會主義制度還不夠成熟。所以，我國今天遠沒有走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至于整個社會主義的長遠發展，那就正如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精辟指出的：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

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我們將不斷加深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將不斷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此，有兩點必須非常明確：第一，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要有全面的、深刻的理解。在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是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一個創舉，也是長期而又艱巨的歷史任務。第二，始終堅持改革，鼓勵創新。同志指出：“20多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都是與我們不斷進行的理論創新、體制創新、科技創新等分不開的?！备母锖蛣撔?，不僅要總結和發揚我們黨在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中積累的極其豐富、極其寶貴的經驗，同時要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只有這樣，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贏得同資本主義制度相比較的優勢。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是大海，海納百川，不會枯竭。社會主義制度，從理論到實踐，從不成熟到成熟，需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進程。因此，我們必須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堅持改革和創新，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永葆蓬勃生機。

我們的各級領導干部，要有歷史的、國際的眼光，要有全局的、戰略的思維。只有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期性和歷史任務有一個全面的、深刻的認識，才會懂得我們今天為什么要實行這樣的而不是別的方針政策，從而增強工作的原則性、堅定性和創造性。

【摘要題】外著選介

【正文】

威廉姆·舒爾茨(WilliamSchulz)又跑出來執行他保護地盤的使命了。他的組織是國際人權大統一的主要受益者，他要確保其組織的特權，成為《宣言》所闡述的人權的唯一規定者和保護者。由于還有許多政府對待人民的手段基本上是不人道的，因此讓他們知道有人在盯著他們、并隨時要告發，這的確是個好主意。如果我的政府決定要折磨我，舒爾茨跑出來懲罰我的政府，我會很高興的。我也很贊成一些所謂“文明國家”對某些事情達成共識，如果舒爾茨要把這些事情叫做“人權”，那也很好啊。

問題在于，盡管各國政府也許簽署了國際協議，或者甚至據此制定成國內法律，但人們無須離開折磨問題太遠就能發現許多不一致的地方。為了使制定這類東西的西方國家高興，非西方政府簽署同意了一大堆價值觀念，但它們的人民并不了解這些觀念，它們的教士并不宣揚這些觀念，它們的法學家和學者也不接受這些觀念。如果我們加上中國、朝鮮、大多數東南亞國家以及從摩洛哥到尼日利亞整個穆斯林世界，那就有一個“巨大無比的國際社會”并不贊成《宣言》中自由的、民主的、啟蒙性的價值觀念，盡管他們的政府可能在上面簽了名。(雖然印度官方至少贊成民主理想，但要大多數人民接受卻并不容易。大多數人所擁護的種姓制度與民主制是背道而馳的)。

認為國際社會有一個“文明多數”，那是一廂情愿的夢幻，把這個夢幻作為界定和實施人權的基礎，則可能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幻想。我之所以碰巧贊成《宣言》的條款，是因為我生活在創制這些條款的文化背景里。我不是中國的共產黨官員，也不是西北邊境省份的普什圖族的毛拉，或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教徒，或印度的婆羅門教徒，或東非人，或尼日利亞的一個村長。他們對于被迫墮胎、合法傷害、正當程序、婦女幽禁，女性生殖器切割的觀點，在舒爾茨看來無疑是“令人厭惡的”，就像他認為同態報復法是令人厭惡的一樣。(這個法律在吹毛求疵的批評家看來大成問題，但在與我們并肩作戰的阿富汗部落看來卻是天經地義的自然法則。)

尤為嚴峻的是，我們面對的穆斯林世界人口越來越多，怨恨越來越深，他們基本上不會接受舒爾茨所謂的“文明化共識”。大多數穆斯林信徒認為西方帝國主義異教徒所宣傳的共識是對他們那個上帝唯一接受的社會的“羞辱”(他們喜歡用這個詞)。在這個問題上根本沒有妥協的余地。在他們看來，我們的生活方式是對上帝的直接冒犯。就像我們的總統不斷說的那樣，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憎恨“自由民主”和“我們的生活方式”，并不僅僅由于物質和政治上的不滿，而是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的選擇更好，是上帝規定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要追求“不容剝奪”的個人權利，而他們則認為這是褻瀆上帝的腐敗的物質主義。要他們像近代統治他們的凱末爾那樣來仿效世俗主義西方的時機已經不知不覺消失了。我們希望他們能最終變成符合中庸之道的親西方民族的時機也已經消失了。而且他們在朝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雖然正如總統所說的那樣，恐怖分子只是穆斯林中的一小部分，但他們受到的同情和支持卻是廣泛的。穆斯林信徒喜歡生活的世界，即使不像塔利班那樣極端，也不會理睬舒爾茨所開列的那些美妙共識。(請聽聽我們的新盟友、阿富汗首席法官的話吧，他說他的國家將繼續對竊賊實施身體傷殘的懲罰。)

【摘要題】外著選介

【正文】

威廉姆·舒爾茨(WilliamSchulz)又跑出來執行他保護地盤的使命了。他的組織是國際人權大統一的主要受益者，他要確保其組織的特權，成為《宣言》所闡述的人權的唯一規定者和保護者。由于還有許多政府對待人民的手段基本上是不人道的，因此讓他們知道有人在盯著他們、并隨時要告發，這的確是個好主意。如果我的政府決定要折磨我，舒爾茨跑出來懲罰我的政府，我會很高興的。我也很贊成一些所謂“文明國家”對某些事情達成共識，如果舒爾茨要把這些事情叫做“人權”，那也很好啊。

問題在于，盡管各國政府也許簽署了國際協議，或者甚至據此制定成國內法律，但人們無須離開折磨問題太遠就能發現許多不一致的地方。為了使制定這類東西的西方國家高興，非西方政府簽署同意了一大堆價值觀念，但它們的人民并不了解這些觀念，它們的教士并不宣揚這些觀念，它們的法學家和學者也不接受這些觀念。如果我們加上中國、朝鮮、大多數東南亞國家以及從摩洛哥到尼日利亞整個穆斯林世界，那就有一個“巨大無比的國際社會”并不贊成《宣言》中自由的、民主的、啟蒙性的價值觀念，盡管他們的政府可能在上面簽了名。(雖然印度官方至少贊成民主理想，但要大多數人民接受卻并不容易。大多數人所擁護的種姓制度與民主制是背道而馳的)。

認為國際社會有一個“文明多數”，那是一廂情愿的夢幻，把這個夢幻作為界定和實施人權的基礎，則可能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幻想。我之所以碰巧贊成《宣言》的條款，是因為我生活在創制這些條款的文化背景里。我不是中國的共產黨官員，也不是西北邊境省份的普什圖族的毛拉，或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教徒，或印度的婆羅門教徒，或東非人，或尼日利亞的一個村長。他們對于被迫墮胎、合法傷害、正當程序、婦女幽禁，女性生殖器切割的觀點，在舒爾茨看來無疑是“令人厭惡的”，就像他認為同態報復法是令人厭惡的一樣。(這個法律在吹毛求疵的批評家看來大成問題，但在與我們并肩作戰的阿富汗部落看來卻是天經地義的自然法則。)

尤為嚴峻的是，我們面對的穆斯林世界人口越來越多，怨恨越來越深，他們基本上不會接受舒爾茨所謂的“文明化共識”。大多數穆斯林信徒認為西方帝國主義異教徒所宣傳的共識是對他們那個上帝唯一接受的社會的“羞辱”(他們喜歡用這個詞)。在這個問題上根本沒有妥協的余地。在他們看來，我們的生活方式是對上帝的直接冒犯。就像我們的總統不斷說的那樣，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憎恨“自由民主”和“我們的生活方式”，并不僅僅由于物質和政治上的不滿，而是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的選擇更好，是上帝規定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要追求“不容剝奪”的個人權利，而他們則認為這是褻瀆上帝的腐敗的物質主義。要他們像近代統治他們的凱末爾那樣來仿效世俗主義西方的時機已經不知不覺消失了。我們希望他們能最終變成符合中庸之道的親西方民族的時機也已經消失了。而且他們在朝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雖然正如總統所說的那樣，恐怖分子只是穆斯林中的一小部分，但他們受到的同情和支持卻是廣泛的。穆斯林信徒喜歡生活的世界，即使不像塔利班那樣極端，也不會理睬舒爾茨所開列的那些美妙共識。(請聽聽我們的新盟友、阿富汗首席法官的話吧，他說他的國家將繼續對竊賊實施身體傷殘的懲罰。)

【關鍵字】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政策成本收益

【摘要】對外直接投資和引進外資是一國參與國際分工、利用國際資源、享受經濟全球化利益的重要手段。兩者應同步發展相互促進。而我國目前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滯后，政府激勵政策缺位是主要原因。通過分析稅收激勵政策的特點與效應，以及政策執行的成本收益，為如何制定稅收政策以促進對外直接投資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大力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一直是我國經濟政策的一大立足點，也的確促進了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然而，僅單方面引進外資已不能適應目前經濟全球化的趨勢。要使我國充分參與國際分工，在國際分工和國際協作中占據有利地位，我們必須建立資金流人和資金流出的雙向循環機制，以期充分利用國內外市場和資源，有效利用全球生產要素，分享國際分工的收益。

表1和表2分別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占GDP比重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引進外資的比率同其他國家進行了比較。(見表1、表2，下頁)

表1的數據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占GDP的比重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發達國家平均水平，而且與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也相去甚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僅很低，且與我國的總體經濟實力極不相稱。表2的數據則顯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與引進外資規模之比，不僅無法與發達國家比較，也遠低于發展中國家。這種“只進不出”的資金流動狀況，從微觀上講會使企業逐漸退出國際競爭舞臺；從宏觀上講會使我國內部經濟和國際收支失衡，并影響我國在世界經濟格局和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一、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現狀分析

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吸收了大量外資，成為全球主要資本輸入國之一。在此過程中，我國經濟也積聚了一定的實力。據銀監會的資料，截至*年底，僅中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就高達人民幣16.66萬億元，與1978年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相比，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膨脹了近800倍；我國外匯儲備余額也達到10663.44億美元。據外匯局網站消息，截至*年6月末，我國外債余額為3278.02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1.49%，登記外債余額近5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在以輸入資金為主且逐漸出現過剩的發展過程中，我國于1998年制定了企業“走出去”的發展戰略，鼓勵和支持有比較優勢的企業進行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主動參與多種形式的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優化資源配置，拓展國際市場，加快結構調整，培育跨國公司，增強國際競爭力，為中國經濟的發展開辟新的空間。今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進一步加速，股票基金上揚，上證綜合指數突破5000點；市場資金充裕，出現資金流動性過剩，國家GDP增長率達到10%以上，全國物價指數CPI上漲6%，經濟出現偏熱現象。同時，全國能源、資源緊張、環境污染等問題日益突出。在此形勢下，積極研究各項財稅支持政策，加快資金分流與輸出，促進中國企業“走出去”，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發展模式，具有更強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明顯加快，規模日益擴大，領域逐步拓寬，水平不斷提高，對外直接投資額在發展中國家名列前茅。據統計，截至*年底，我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類）達到733.3億美元。其中，*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161.3億美元，較上年增長31.6％。目前，經商務部核準備案的境外中資企業已經超過1萬家。中石油、中石化、中建總公司、華為、中興、中集、萬向等一批企業已在國際市場站穩腳跟。中國企業的對外經濟關系，已經不僅僅是原來的對外貿易、工程承包、勞務輸出、銷售、分銷、國家許可、技術轉讓等方式，而開始紛紛到境外直接投資，從“產品輸出”過渡到“資本輸出”或“資本運作”。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向海外，聯合國貿發會議預測，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五大對外直接投資來源地。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加速，尤其是黨的十七大感召和北京奧運經濟的刺激，全國各地進一步掀起了“走出去”發展的熱潮。據《南京日報》報道：*年以來，南京金城集團在國外一連新辦了7家企業，趕上了過去幾年開辦的海外企業數量，并計劃未來3年內在海外設立20家企業，構建更為完善的海外生產營銷平臺。金城集團*年海外市場拓張突然加速，是多個因素共同促進的結果。一方面，隨著國際社會對中國制造的認識度提高，全球對中國產品的需求量出現爆發性增長，這給中國企業“走出去”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從企業自身來說，金城集團1992年就開始輸出摩托車技術到巴基斯坦，作為全國第一批“走出去”的企業，金城走過了一段艱難的試水之路，尤其在重組早期開辦的阿根廷、哥倫比亞等海外公司之后，積累了寶貴經驗，同時還有了一定的人力儲備。更為重要的是他們越來越意識到：對于中國企業來說，只有“走出去”才能保證可持續發展，形成全球性品牌，形成與國際化接軌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全球價格競爭體系、產品售后服務，完善的備件提供體系，培養具有全球視野、能把握全球發展脈搏的國際化人才隊伍等等。據南京市外經貿局人士介紹，越來越多企業樹立了這種意識，將注意力轉向國外，以全球化的眼光謀求未來發展，“走出去”的熱情一浪高似一浪。今年1—9月，南京的企業已經在海外新開設了28家企業，對外協議投資總額和中方協議投資是去年全年總量的1.5倍。南京的“走出去”企業類型日趨多元，除了金城集團這樣的傳統機電產品生產企業外，還涉及文化、房地產、資源開發諸多領域。南京長風堂文化產業有限公司獲準在香港設立長風國際拍賣（香港）有限公司，從事藝術品拍賣，成為南京市第一家在境外注冊的拍賣企業。南京寒銳鈷業有限公司*年在剛果取得礦產開采權后，今年在越南又投資300萬美元設立配套加工企業，使礦石開采、加工在境外形成產業鏈，為南京市其他資源開采加工類企業“走出去”起到了示范作用。在房地產開發領域，亞東集團已在澳大利亞投資了房地產項目。此外，江寧開發區的尼日利亞萊基自貿區、金浦集團在文萊及馬來西亞的煉油化工一體化等大型境外投資項目，也都在如火如荼地推進中。

但是，根據商貿部統計數據，與我國GDP占全球4.4%、貿易占6.5%相比，我國的對外投資（存量）僅占全球的0.59％。這說明我國對外投資有著廣闊的潛力和提升空間，同時，也說明我國對外投資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我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目前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外投資明顯帶有跨國經營初期的特點：規模小，行業分布零散，與國內經營關聯度不高，投資領域大部分集中在附加值不高、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總體經濟效益不高。一些企業對外投資決策盲目、成功率低，運用東道國法律及國際通行規則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更顯不足。如南京市在外經部門登記注冊的境外投資企業僅44戶，總投資10149.42萬元，其中中方投資額9111.18萬元；主要從事境外加工、生產制造、對外貿易；主要分布哥倫比亞、澳大利亞、蒙古、朝鮮、日本、美國、香港等國家或地區；除南汽、金城等少數企業境外投資項目正常運轉外，大部分注冊企業只是具備了境外投資資格，已在境外投資的許多企業還處在籌建、非正常運營或停滯狀態。

在“*”期間，我國企業“走出去”依然處于學習和適應國際化經營的階段，要形成著名跨國公司還有較長的路要走。為更好地實施“走出去”戰略，必須學習借鑒外國先進經驗，全面加強對“走出去”的組織、協調、服務和管理，改革現行管理體制，調整和完善現行政策，突破各種體制性和政策性障礙，為企業“走出去”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關于“我國的對外政策”的教學目標

本課進行我國對外政策的教學，要求達到的教學目標如下：

一、知識與技能：

識記我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立場、我國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國對外關系的基本準則、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是我國對外關系的基本立足點、我國在對外開放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

二、過程與方法：

根據我國的國家性質和國家利益，結合我國取得的重大外交成就，說明我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為社會主義建設爭取良好的國際環境；

西方發達國家學校體育場館設施先進、配備完善,政府在對外開放的政策法規和利用措施等方面給予了極大支持。

在關于學校體育場館對外開放的政策法規方面，日本在1962年就制定了學校體育設施向社會開放的法令；日本文部省從1971年對向社會開放體育活動設施的學校發放經費補貼，并于1975年提高了對學校體育設施對外開放的補助預算。1976年文部省在“關于推進學校體育設施開放事業的通知”中規定：教育委員會是學校體育設施開放工作的實施主體,學校開放的主要設施包括室外運動場、游泳池、體育館，并同時頒布了《開放設施管理細則》和《開放運作方式細則》等。日本《2001大眾體育白皮書》記載,日本公立學校體育場館中的99%已經對外開放。《日本體育運動振興法》提出:“國家和地方公共團體，在不妨礙擁有設施的學校教育工作的情況下，應努力使該學校的體育運動設施供一般體育活動之用?！?927年美國29個州立法規定“社區可使用學校的建筑作為社區中心”。1982年英國政府制定“社區使用計劃”，首要目標是教育機構的體育設施盡可能最大范圍內開放,要求在學生放假或放學回家后，教育機構體育設施必須向社區開放，以最大限度地使用這些體育設施資源。法國在《體育法》中明文規定:“凡是工業區和住宅區，必須建設體育設施，所有設施包括學校設施在內，應充分利用，向各類使用者開放，包括向老年人和殘疾人開放。”

國外學校體育設施開放利用及措施方面，日本文部省要求全國公立學校的體育場地設施在每天下午五點放學后對市民開放，國立大學在開放體育設施的同時，還開設了專門針對群眾的體育講座，以提高民眾的健身知識。英國學校從上午9時到下午4時，對校內的多功能場館具有優先使用權，而晚上、周末和假期則優先向社區開放。俄羅斯除了網球場、游泳館等這些維護費用較高的場館需收取少量費用外，對于到學校體育場館鍛煉的人沒有限制，但前提是不能干擾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對于想到學校租場館的，只要不與學校教學相沖突，可以提前到學校場地管理部門登記并簽訂租賃協議。國外學校體育場館對外開放的實踐經驗，對推動我國學校體育場館對外開放的進一步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健康的生活理念及精神生活的追求也逐漸成為一項新坐標。文體活動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人們的生活中。據2007年中國城鄉居民體育活動調查結果顯示,體育設施缺乏是影響人們參與體育鍛煉的第—大因素。第六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數據公報顯示，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國現有體育場地169.46萬個，其中教育系統管理的場地66.05萬個，占38.98%，而教育系統管理的場地中中小學又占58.49萬個，占34.51%，面積比占46.61%。又據《青少年體育藍皮書——中國青少年體育發展報告(2015)》披露的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中小學校體育場館的開放率是31%，近七成的學校不僅將公眾擋在了校外，也把課余時間本就缺少運動機會的廣大學生推給了公眾體育場地資源嚴重不足的社區，造成了學校體育場館大量閑置與社區場地短缺的供求矛盾。所以，政府主導、主體明確，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支持明晰，是推動我國學校體育場館對外開放的一個現實而又緊迫的課題。

作者:潘素平 包明 單位:廣東省湛江市二中海東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