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社會范文10篇

主觀意識領域的社會價值觀念對社會生活形態的反映，如何正確地反作用于當代的文學創作，使當代文學學科和文學發展朝著正確的方向，同時又通過文學作品來反映實際、影響實際及社會價值觀念是當前文學創作者面臨的重大課題。本文中，筆者從文學創作與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的關系出發，并回顧了中國文學創作史上的主流指導思想演變的過程，來探討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影響下的當代文學創作，企圖找到答案，望與讀者產生共鳴。

一、文學創作與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的關系

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從科學的角度全面地闡明了主觀與客觀之間的關系。它認為主觀與客觀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一方面，客觀決定主觀，主觀是客觀的反映，客觀不依賴主觀而獨立存在;另一方面，主觀能動地反映客觀并對客觀事物的發展產生促進或阻礙的反作用。

(一)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屬于主觀意識，是對文學作品的反映，同時也對文學創作產生反作用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經濟上，表現為經濟發展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社會組織、分配關系等日趨多元化;政治上，表現為行政公開化、參政議政形式多樣化;文化價值形態上，表現為中國傳統文化、現代開放文化與西方文化包容并存;思想觀念上，既有積極向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如平等意識、創新精神、開放意識、民主法制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獨立自主意識、助人為樂意識)，同時也有消極落后的思想意識(如利己主義、小團體主義、享樂主義、急功近利主義、極端主義、自由主義、山頭主義等)。不能否認，我國公民當前社會思想價值觀念正從單一走向多樣，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傳統走向現代，從落后走向先進，其中有對優秀中華民族傳統精神的繼承和對西方國家先進思想的吸收，也有一些外來的糟粕，但文化的多元化我們必須承認，它是全球化大背景下中華民族文化所具有的一種永恒價值，是一種必然的發展趨勢。因此，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是對當前中國客觀發展在思想層次的反映。而文學作品也屬于一種客觀存在的物質，因此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屬于主觀意識，是對文學作品的反映。

(二)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是文學作品的主觀能動反映，同時又對文學創作產生反作用，主要體現為促進或妨礙作用文學作品屬于客觀的物質層面，多元化的社會價值觀念屬于主觀意識方面，主觀反映客觀眾所周知，不必贅述。但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對文學創作產生的反作用在當今社會也多有體現。如，當前社會價值體系中重視經濟發展和個人財富增長，于是市面上有許多類似于股票投資的書籍熱賣;當前國人價值觀中的急功近利，使得類似《杜拉拉升職記》《如何成為優秀的職業經理人》等書籍的流行;當前國人的道德淪陷使得類似張悟本等人大行其道，其所作書籍也被追捧。當前網絡的流行也使得以網絡為載體的新的文學形式得以發展，網絡文學的勃起，是對傳統文化格局的根本性顛覆，懷揣文學夢想的每一個人都能將自己創作的文學作品通過網絡展現在公眾面前。正因為網絡文學創作的準入機制取消和門檻低，使得網絡文學創作中存在大量魚目混珠、良莠不齊的文學作品。還有當前公眾的審美疲勞導致類似芙蓉姐姐、鳳姐等人物的流行，與之相關的文學創作也各式各樣，等等。由此可見，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是文學作品的主觀能動反映，同時又對文學創作產生反作用，主要體現為促進或妨礙作用。

二、當代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

當前，我國正處在實施“十一五”規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新的歷史起點上。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社會價值判斷日益呈現多元傾向。環顧身邊人們憂慮的是非感日益模糊的道德現實，認真學書記提出的“八榮八恥”的論述，深深感受到其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在由于多元價值觀而日益模糊了人們、特別是廣大青少年道德判斷力和榮辱觀的當下，以旗幟鮮明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凝聚多元時代的道德共識，引導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明辨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讓大家知道該堅持什么、反對什么、倡導什么、抵制什么，已經是一項緊迫而重大的現實課題。

中國當下正處于改革轉型期，價值多元化是這個時期最鮮明的特征，不同的價值選擇都獲得了被尊重的道德空間。多元的價值一方面擴展了國人的選擇自由，很多人都可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而無需背負很大的思想壓力；一方面也在價值折中和多元妥協中模糊了一些基本的道德判斷。許多主流價值被遮蔽和消解，絕對價值被相對主義所顛覆，基本的是非、善惡、美丑界限被雜亂無章的多元價值混淆了，社會在很多方面一定程度上喪失了基本的榮辱感。

比如，艱苦奮斗曾是國人引以為豪的一種品質，可這種品質正被一種蔓延的驕奢淫逸之風所稀釋，人們介紹自己“是靠艱苦奮斗而取得某種成績”時(本文權屬文秘家園所有，更多文章請登陸查看)不再像過去那么充滿自豪感；見義勇為、舍己為人、無私奉獻、勞動光榮、謙虛謹慎等價值觀也是如此，“純”和“正”的價值形象不斷被功利價值觀消解，“另類”的價值形象則不斷得到強化；雷鋒精神在不少地方被娛樂化和邊緣化，英雄人物甚至受到嘲笑與曲解。

比如，官員公款吃喝為何難以根治？正在于用公款大吃大喝已經畸變成一種“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炫耀，在不少人眼里是一種能力和特權的象征———沒有權勢的人才掏自己的腰包吃喝———是非感在這里就完全顛倒了。還有包養二奶、公車私用、政績造假、受賄行賄等，都存在著榮辱顛倒的反道德傾向。

還有，文化中流行著那種消解主流、娛樂至上、玩世不恭的輕佻作風；那種譏諷主流價值、顛覆傳統道德、戲謔民族英雄的論調常能博得掌聲；那種油腔滑調的無厘頭在眾聲喧嘩中被高高地捧上了精英的地位。許多承載著正面道德教育的傳統教材被改編得面目全非，賣火柴的小女孩成為促銷女郎，《背影》中父親大耍雙截棍，閏土搖身一變成為古惑仔，《沙家浜》中智勇雙全的阿慶嫂成了胡傳魁的姘頭，種種粗痞化的改編與戲說嚴重混淆了青少年的榮辱觀。

這種背景下，總書記提出“八榮八恥”的論述，精辟地闡述了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深刻內涵和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范的本質要求，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黨的優良傳統和優良作風與時代精神的有機結合，是對被多元化模糊的主流價值的一種重申，也是對多元化的一種價值整合。無論你追求何種生存方式，只要你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公民，“八榮八恥”是一種最基本的價值共識，應以“八榮八恥”來區分最基本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

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完善，我國存在由傳統的一元社會向現代的多元社會轉變的趨勢已是不爭之事實。這一演變促成了人們多元化的價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并加劇了不同方式和價值間的矛盾和沖突導致許多青年學生價值取向紊亂、人生理想迷失。但多元社會作為一定社會發展階段的產物，其形成本身也是社會發展進步的一種表現形式，有著重要的意義。首先，“社會內在發展機制的強弱，取決于一切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有機體中的多元因素能獲得多大的活動空間，這是內部孕育的漸變力量能否壯大的重要條件?！盵1]因此，惟有在開放的多元社會中，才能形成創新的源頭活水。其次，多元社會提升了個體的主體地位和主體能力，有利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馬克思認為只有人的主體性與主體能力才是人的全面發展目標的本質。[2]故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就是要培育人的主體意識，增強主體能力，承認“社會是人的社會”，避免把人變成單純的社會工具。最后，多元化有助于發展社會民主。多元社會中價值評價體系的非單一性表明，不同利益主體對同一事物可以表達不同的看法，這有助于充分發揚民主，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創造性。因此，放眼多元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積極探索和建構多元社會現實條件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直面多元現實，增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適應性與有效性

只有順應多元社會的現實，主動應對，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解決學生成長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困惑，才能更好地開展工作，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適應性與有效性。

（1）增強開放性、提倡多樣化。改革開放在實現了我國社會結構開放的同時，也使中國更進一步地融入了世界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的洪流之中。在廣泛的世界交往和合作中，各種文化、思潮、價值觀念紛沓而至。因此，在愈加開放的全球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應該接受開放的理念，去正確解讀不同主體的價值觀念和其它民族的精神產品，認識思想政治教育的現實價值，引導學生拓展視野，使之在接觸多樣化的社會思潮和價值觀念中，經風雨、見世面，適應社會發展變化的需要。

（2）關注民主化、強調平等性。民主與平等是學校教育中一直不斷追求和完善的原則。在一元社會背景下，受教育者作為既定的接受者和遵從者，很少有“民主”可言。在多元開放的信息社會境遇下，傳統的強制式的權威思想政治教育觀念顯然已不合時代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須確立民主平等的理念，寬容和尊重不同受教育者的文化與價值取向的差別，并在教育過程中教會受教育者對待多元文化與價值的正確態度。這樣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與市場經濟下的獨立意識、民主意識相適應。

（3）重視主體性，培養辨別力。培養具有主體性的人是時展的必然要求，是當前世界各國的教育改革方向。同樣，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須要注重個體主體化的發展，承認學生在教育中的主體地位，尊重個體的自我成長需要，教育的社會要求才能更好地被理解和內化。同時，面對復雜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在以席卷全球的文化產品和強勢網絡語言為載體的西方價值觀、生活方式的沖擊和滲透下，還必須要高度重視主體辨別力的培養，受教育者只有具有良好的辨別能力，才能適應未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多元復雜變化,成為21世紀社會生活的主體。

人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資源。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人才流動愈加頻繁。影響人才流動的因素有薪酬水平、工作類型、晉升機會、組織管理、地域環境、社會保障、教育水平等。社會保險作為社會保障的核心部分，其服務對象正是社會成員中最重要的部分——勞動者。本文從我國現階段并存的多元社會保險模式進行剖析，闡述其對人才流動的影響。

一、多元社會保險模式存在的客觀事實

社會保險，是以國家為主體，在勞動者暫時或永久喪失勞動能力，或在喪失生活來源的情況下，通過立法手段，運用社會力量，給予勞動者一定程度的補償，使之能繼續享有基本生活水平，從而保證勞動力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正常運行，保證社會安定的一種制度。社會保險由國家立法推行，參加者定期繳納保險費，建立社會保險基金，具有權利和義務相統一、風險分擔、和衷共濟的特點。多元社會保險模式是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客觀事實。多元化主要體現在：一是社會保險項目的多元化，現階段我國的社會保險包括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生育保險、工傷保險和失業保險。二是不同項目的保險還包括多種類型，如基本養老保險包括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三是不同地區計算社會保險待遇的多樣性，如基本養老保險計算退休待遇時，使用的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多樣性，又比如醫療保險存在住院結算起付標準的不同和報銷比例的差異。多元社會保險模式是在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舉措。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保險的建立和完善，基本實現了現階段勞動者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底線需求：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生有所助、傷有所扶、困有所幫。但必須清醒認識到，現階段的多元社會保險模式，依然是以發揮保障勞動者的最基本生活需要為出發點和實現目標，具有典型的“兜底線、廣覆蓋、建機制”特點。正是基于不同類型、不同區域社會保險模式的差異，不同地區之間、同一地區內的不同類型組織之間的人才流動，總是受制于不同的社會保險模式的限制。多元社會保險模式是經濟社會發展不發達階段的過渡選擇?，F行社會保險模式，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過不斷改革與完善建立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發揮著保障社會穩定的積極作用。傳統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受城鄉二元社會模式、機關事業企業組織模式、國有外資合資私營企業多元樣式、東中西地區經濟發展差異等影響，社會保險制度改革伊始，就走了一條循序漸進的路子。以養老保險改革為例，基于經濟社會相對落后的現狀，中國養老保險制度創新是圍繞適應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適應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進行的，改變過去單一層次的國家層面的養老保險制度，各省市積極著手建立以企業自愿為原則的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即鼓勵建立企業年金，鼓勵個人自愿為原則的個人補充養老保險，充分發揮商業保險對社會保險的補充作用。

二、人才流動中的社會保險價值考量

多元社會保險模式對不同地區之間的人才流動影響較大。改革開放以來，國內人才流動整體呈現“高走”和“東南飛”的大趨勢，一是農村流向城市，縣城流向地市，地市流向省會，省會流向北上廣深等特大城市；二是大的風向就是“西北風”，人才向東向南集聚。當然，吸引人才“高走”和“東南飛”的首要因素絕非是當地的社會保險及其體現的價值。但是，在人才的回流過程中，作為人才的個體自然會掂量，以東南相對發達地區為基準參照物，與中西部老家所在城市進行方方面面的比較。此時，兩地之間差異化的社會保險便成為考量因素之一，以養老保險為例，基本養老金水平有差異，保障程度有差別，天平再一次傾斜，心理上的落差和實際的差距，客觀成為影響人才回流的一種阻礙。多元社會保險模式對同一地區不同類型社會保險模式之間的人才流動影響明顯。同一地區內人才在不同社會組織之間的人才流動，社會保險的價值考量和權重對比，就現階段而言，具有相對較高比重。以人才在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之間流動為例，倘若是從企業流向機關事業單位，一般較少考慮社會保險問題；如若是從機關事業單位流向企業，對于個人而言，考慮社會保險問題較多，養老保險方面，企業是否有企業年金；醫療保險方面，是否有補充醫療保險。出現此類情況，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于，不同的社會組織之間實施了不同的社會保險模式，且存在價值差異。多元社會保險模式對不同年齡結構的人才流動影響不同。對社會保險因素重視程度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增加。年齡層次越輕的人才沒有家庭負擔或相對較輕，而且有更多的職業晉升和向上發展機會，在職業流動時更多傾向于選擇薪酬水平高、崗位鍛煉多、晉升機會大，而較少考慮社會保險因素。而年齡較大的人才流動時，“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負重會使其更多考慮社會保險因素，而對工作晉升和崗位鍛煉考慮相對較少。

三、展望與建議

摘要：在今天多元的社會背景下，來自各方面的社會誘惑越來越多，傳統的價值觀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新的價值觀尚未成型，對學生的德育教育在當前中學教育工作中的地位尤顯重要。而教師的德育工作則正因這些來自當前多元社會背景下的特殊學生的特殊問題而顯得困難重重。要分析當前教師德育工作中的困惑，重在明確當前社會里學生的特殊個性和特殊的道德觀與價值觀。

關鍵詞：多元社會教師德育工作

身在教育工作一線的教師體會是最深的：現在的學生，一屆比一屆難教了。教師工作的壓力越來越大，而作為中學的班主任，壓力則會更大。其中最大的壓力就是來自學生的德育工作。這個問題已經不是某一個人的個性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了，不僅僅是普通中學的教師有此感受，一級重點高中的老師也有著同樣的感受、同樣的困惑。因為，我們所面對的是同一個社會背景下同一個年齡階段的學生群體，他們他們雖然在個人素質和學習能力上有著不同大小的差異，但是生活背景是相同的，因此，也有著獨特社會背景下的獨特共性。

我所面對的是浙江省二級重點高中的學生，這個群體比起一級重高的學生，學習能力和學習主動性要差一些，但是比普高和職高的學生又要強一點，因此也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但作為仍然以高考為評價標準的高中教師，我在工作中最大的困惑并不是來自教學，而是來自作為班主任的德育工作。我覺得，德育問題是作為我們現在面對的這群學生的最大的問題，也是我們作為教師的最大的職責所在。因為，我們的工作將會直接影響著我們社會、我們國家的不遠的未來，決定著我們民族的素質與價值觀。知識是可以不斷學習的，但個人素質和價值觀、民族素質和民族的價值觀卻是難以再塑造的。

高中階段是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關鍵時期，也是最難調理的時期。

從我所接觸的這群學生來分析，更帶有普遍性。這群學生的道德品質和價值觀問題，不僅僅是他們年齡上所反映出來的階段性特征的問題，還是跟他們所生活的這個社會時代以及這個時代的家庭背景息息相關的。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政治學對政治權力的認識；階層對中國政治權力機制的影響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社會階層所有己知的社會都有幾種層級系統、整個社會出現了若干種社會階層、三權分立、制約平衡是保持一個政體成為正態政體的前提、和諧社會下的階層對政治權力的配置、階層的出現對中國政治權力運行體制在最深層次發生了重大的影響、社會階層的出現，對中國立法權力的影響也是相當的巨大、中國政治體系中的代議制度更加落到實處、政治文化下階層政治權力的運行、中國政治權力體系傳統的運行機制就會成為銹跡斑斑的老火車頭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階層研究的興起和發展，為整個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思路和視野，為政治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本文從政治權力的認識出發，結合中國階層研究的成果，分析了現今中國社會階層在政治權力配置和運行中的影響和作用，并指出多元階層的形成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階層、政治權力、政治文化、和諧社會

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來，社會學者從事了大量的社會分層研究和調查，李培林、孫立平、李強、邊燕杰、陸學藝等等社會學的學者對中國社會轉型期間的社會現狀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和理解，認識到了中國存在了大量的具有根本特性的群體，這些群體在經濟訴求、政治地位、文化層次和價值追求上，都有較為類似的主張，這些群體通過各種形式的參與行為和利益表達、協商、妥協和整合，在某種程度具有了一致性，同時更將這種一致性分享，浸潤成為內化的價值體系。最終形成了與其他群體具有鮮明區別的群體，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階層，形成了社會階層這個理論認識。①社會階層所有己知的社會都有幾種層級系統，它們代表著社會內部地位、名望、資產、特權及權勢的等級秩序。社會階層是相對接近的類群，同一社會階層中的個體在社會層級系統中享有同等的地位和資產。

大量社會學的研究成果出臺，多方位、深層次、廣調查和重數據的闡述了中國社會在全球化背景中的社會轉型期間，打破了原有中國社會的面貌，弱化了原有社會主義體系中階級的認同，造就和型塑了大量的社會階層。

這個學術研究的領域，通過財富收入、財富和社會聲望等等維度來認識社會階層，是史無前例的，更是開創性的。她宣誓了中國社會由原來的工人、農民階級二元階級社會，在社會轉型時期分化為各種不同的階層，這個維度更加深刻和詳備的詮釋了改革開放的中國在新時期的特點和韻味。這個遠遠超越了所有中國政治學的研究原有范疇，為政治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視野，產生了全新的角度來看待整個中國的政治現狀和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執政方式和執政政策，同時也促使了執政黨在具體的執政過程和中國各級政府具體政治政策，做出及時回應。這種關注民生、關注社會的研究態度，更是和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背景中的和諧社會的構建不謀而合。

和諧社會建設已經作為一種政治話語和政治實踐成為當前中國社會改革的關鍵問題。其實，和諧社會建設最核心的要務是打破原有的政府管理社會的一元化社會治理模式，建立起以政府管理為主導，社會各部門、各群體參與，民眾自我約束和管理的一種多元化社會治理結構。在這樣的治理結構中，實現國家權力和社會團體、個人權利的和諧共生，從而促進社會整體及其各部分之間的可協調發展。

邁向一種新社會公共性

中國社會原有的社會治理模式是一種政府管理社會的一元化模式，這個模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中國社會傳統上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而形成的“倫理本位”的社會結構，人與人之間形成的是“差序格局”的交往紐帶。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人們主要關心的是血親關系網絡，而對于血親之外的社會公共領域內的事情缺少足夠的參與。但是，一個社會的構建最需要的恰恰是這種超越了簡單血親關系的交往格局，政府便承擔起了維系社會生活公共領域的職責，即政府是社會公共性的最重要的承擔者。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成為了養老、醫療、教育等社會公共領域的唯一承擔者。一方面，政府財政面臨巨大的壓力，使得養老、醫療、教育等領域的改革面臨經費不足，管理缺位等諸多難題；另一方面，政府在這些領域獲得了過多的控制權，不利于相關社會組織群體充分發揮能動性，參與更為廣泛的社會實踐，降低了管理的效率和針對性，甚至造成了一種政府管理越位的情況。種種情況匯集到一起，就構成了現實中不和諧的情況。

因此，和諧社會建設必須打破原有的社會一元治理模式，打破政府作為社會公共性唯一承擔者的地位，廣泛吸收社會群體參與社會公共性建設，充分發揮各群體的積極潛能，使得社會公共性的主體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在具體事務中，政府要主動的、有選擇地逐步退出一些領域，引導相關的社會群體積極地進行自我治理。

具體而言，新公共性有以下基本的內涵：1、公共性是一種描述現代政府活動基本性質的重要分析工具。政府作為人民權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權力的執行者，應按照社會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從保證公民利益的基本點出發，制定與執行公共政策。2、公共性是一種現代行政公共精神。它包括民主的精神、法的精神、公正的精神、公共服務的精神四個方面。3、公共性是一種現代價值理念。它強調了政務公開和公民參與，強調公共部門運作要體現人民主權和政府行為合法性，克服追求私人利益和部門利益，強調政府行為的制度公正性。4、公共性是一種公平與正義的社會理想。它要求政府盡量響應公眾要求，負有社會責任感，讓公民有平等的參與權與機會，體現社會公平與正義。5、公共性代表著一種社會理性與法制。把公共性作為一種理性和道德，強調公共輿論的監督和批判作用。

1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發展歷程回顧與問題分析

1．1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多元化發展態勢的形成。1．1．1公益性社會體育指導員從一元發展至多元1994年6月，我國正式頒布并實施《社會體育指導員技術等級制度》。該制度第13條規定：“社會體育員的指導方式有四種，即義務社會體育指導、社會體育指導有償服務、經營性社會體育指導、應聘到單位的社會體育指導?！保?］起初政府部門未設立專門的社會體育指導員崗位。具有社會體育指導員資格的行政人員往往從事社會體育管理工作，實際參與群眾體育技術指導服務的人員較少。公益性社會體育指導員基本上由業余、兼職和離退休人員組成，他們從事志愿、義務、無償（少部分有償）服務工作，表現為兼職無償形式。實際上，此階段呈現為事實上的公益性社會體育指導員的一元化態勢。為滿足人們日益多元化、專業化的體育需求，提高廣大社會體育指導員尤其是公益性社會體育指導員的積極性和指導效率，國家對社會體育指導員嘗試采用多種激勵機制，比如設立專職崗位（有崗）或給予報酬補助（有償）。比如，一些農村地區充分發揮大學生村官的作用，推行大學生村官社會體育指導員制度，充分利用大學生村官在體育文化知識方面的優勢，拓寬大學生村官的工作職責，加強大學生村官服務基層群眾體育生活的能力。城市社區為公益性社會體育指導員設立專門的崗位，使之專職從事社會體育指導工作；為加強殘疾人體育活動而設立殘疾人體育指導專干，拓展現有人員工作崗位的職責內容［2］。大學生村官作為國家選派的“村級組織特設崗位”，享有公務員管理性質的人事與待遇，專職公益性社會體育指導員包括志愿型兼職社會體育指導員享有一定的薪酬待遇，他們都得到了政府和社會一定形式上的資助。因此，該類型的社會指導員已超越了志愿無償形式，而表現為專職（或兼職）有崗有償的形態。1．1．2職業性和公益性社會體育指導員并立隨著我國社會體育的發展，專門從事有償體育服務的職業體育指導員開始出現。2001年8月，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的《社會體育指導員國家職業標準》，首次對職業社會體育指導員予以法律上的承認。2005年底社會體育指導員國家職業標準培訓和認證工作正式啟動，標志著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邁入職業化進程階段。針對社會上出現的兩種性質社會體育指導員的“雙軌”“并軌”和“重點發展模式”論調，2005年國家體育總局制定并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社會體育指導員工作的意見》，指出公益和職業社會體育指導員都是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將在并存發展和相互促進中以各自的工作方式共同為全民健身事業作出貢獻［3］。其中，公益性社會體育指導員主要面對群眾體育進行無償服務，一般不專設特定工作崗位。而職業社會體育指導員則主要從事有償群眾體育服務，或者在體育健身俱樂部等場所有償從事體育技術指導工作。他們具有專門的勞動崗位，主要表現為專職有償形式。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在管理制度上形成了“分類管理，并行發展”的雙軌態勢，服務形式日漸多元化、復雜化。目前，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人員結構日益優化。截至2015年底，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注冊人數為182萬，全國有19個省份社會體育指導員比例達到1．5‰［4］。社會體育指導員由最初主要來源于業余、兼職、離退休人員拓展到專業運動員、醫務工作者、高校教師、畢業大學生等更廣泛的職業領域，年齡構成由主要是老年人擴展到老、中、青等各年齡段，學歷也由低學歷、低職稱為主擴展到高學歷、高職稱，男女比例也逐漸趨于合理。綜上，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已經由志愿無償形式逐漸延伸至多種有償服務形式，由無崗非職業形式拓展到有崗專職形式，社會體育指導服務的領域大幅擴展，社會體育指導員工作的積極性也大大提高，也帶動了服務質量的提升。1．2主要問題分析。截止到2015年，我國經常參加鍛煉人數達3．6億，預計到2020年和2030年分別會達到4．35億和5．3億［5］。體育活動主體逐漸覆蓋各年齡段和各社會階層，群眾的體育運動需求日益表現出個性和多元的趨勢，如強身健體、休閑娛樂、美體塑形、康復醫療、比賽競技等。群眾個性化的體育需求必然要求多元化、專業化的體育服務，這無疑對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專業素質和服務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目前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依然存在諸多問題，如人均指導員比例較低，城鄉或區域發展不均衡，體育社會指導員學歷和年齡結構不合理，專業指導和現場實際指導能力薄弱，專業能力和服務水平難以滿足特殊人群（老年人、殘疾人、婦女、慢性病患者等）的體育運動需求。社會體育指導員只有不斷提升自身素質、技術技能和服務水平，才能適應我國社會體育多元發展的需求。在管理體制上，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實行分類管理制度。為滿足市場化需求，我國職業社會體育指導員，采用分層級＋分類別的認證管理制度。目前我國職業社會體育指導員共設47個工種，涵蓋游泳、健美操、滑雪等項目。對各項目的職業社會指導員均進行不同的層級認證。而公益性社會體育指導員僅采用分層級不分類別的管理，分為三級、二級、一級和國家級4個級別。公益性社會體育指導員是我國社會體育服務的主體，但由于不同體育項目的技術特點差異較大，且需要一定的專業性，只有層級而無類別的技術認證制度已難以滿足群眾體育的差別化需求。因此，應在科學分類基礎上盡快建立公益性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多元認證制度。

2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管理體系的多元化發展建議

體育管理體制是體育管理的機構設置、權限劃分、運行機制和制度的總稱［6］，是體育領域內權力及利益分配的組織基礎和制度保障。隨著我國多元社會治理的發展和深化，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管理的部門歸屬、培訓和資格認證及資金籌措等方面日益趨向多元化。2．1社會體育指導員管理體制的多元化。我國對社會體育指導員的管理起初具有明顯的政府一元特征。國家體育總局群眾體育司負責全國的社會體育指導員工作，按照其要求各級地方體育部門主要負責開展本級社會體育指導員的管理和監督工作。此外，各級行業體育協會和單項體育協會負責管理、規劃、監督、審核本級或下級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具體工作［7］。上述各主體或是政府直接設立的管理部門，或是人事、財務、業務等依附于政府部門的非實體性質的體育協會，而非官方的社會力量較少介入。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體育指導員管理逐漸呈現出由政府主導向社會分權的趨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化改革總目標，以及“建設服務型政府”“完善基本公共服務”的社會治理基本方略，進一步激發了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熱情。各級社會體育指導員協會相繼成立，體育社團、體育俱樂部及公民個人越來越多地參與到社會體育中來，社會體育治理參與主體日趨多元化，社會體育產業規模迅速擴大。因應這種社會變化，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管理體制也做出了相應調整。在管理機構和職能劃分上，國家體育總局群眾體育司主要進行宏觀調控、規劃和監管，社會體育指導管理中心和體育行業職業鑒定中心（政府派出的事業機構）實施規范和推動，社會體育指導員協會進行具體管理和執行，社會體育管辦分離的格局已然形成［8］。政府機構應進一步向社會多元主體下放權限，創新體制機制，通過合理的行政手段、市場契約機制及相應的法規政策途徑，鼓勵多種社會力量參與到社會體育管理服務中來，努力協調和理順政府、非營利性社會組織、企業、個人各利益主體間的關系，大力推動建設公正、公平、競爭、有序的社會體育市場，形成健康、多元、高效、和諧的社會體育指導員管理體制。2．2社會體育指導員資格認證及培訓制度的多元化。公益性社會體育指導員主要以志愿無償方式參與群眾體育管理和指導工作，具有明顯的公益性特征。《社會體育指導員管理辦法》對其技術等級制度作出規定：“各級體育主管部門或經批準的協會按照社會體育指導員技術等級標準，批準授予相應等級社會體育指導員稱號：縣級體育主管部門批準授予三級社會體育指導員技術等級稱號；地（市）級體育主管部門或經批準的省級協會批準授予二級社會體育指導員技術等級稱號；省級體育主管部門或經批準的全國性協會批準授予一級社會體育指導員技術等級稱號；國家體育總局批準授予國家級社會體育指導員技術等級稱號?！保?］由于公益性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培訓教育費用由各級體育主管部門或經批準的協會承擔，因此更多帶有“計劃經濟”的色彩。職業社會體育指導員主要是指在營利性體育場所的勞動崗位從事運動技能傳授、體育健身指導和組織管理工作的人員，他們有償參與社會體育服務工作，商業性特征明顯［10］。根據《社會體育指導員國家職業標準》規定，職業社會體育指導員現設游泳、健美操、滑雪等47個工種，每個工種都分為4個層級，即初級、中級、高級和指導師級。他們自費參加培訓和資格認證，由國家體育總局對鑒定考核合格人員頒發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因而更多帶有“市場經濟”的特征。目前，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主要采用線下集中培訓的模式。培訓內容注重理論教學，實踐性技能培訓內容較為單一，針對性和專業性不強，難以適應廣大群眾對健身項目多樣化和指導水平專業化的要求。培訓方式因其性質和等級不同而異，一般采用講座、多媒體教授和指導模擬訓練等方法，并依據大綱進行統一等級考試，對合格者頒發相應的等級證書。這種培訓模式往往重理論輕技能、重培訓輕實效、重認證輕監管、重初評輕再評，由此造成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指導技能水平和指導效果不盡如人意。為此，要針對培訓中的問題認真總結積極整改，建立以群眾體育需求和社會體育指導員培訓需求為導向的征詢機制，不斷提高培訓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同時應加強社會體育指導員服務網絡平臺建設，完善在線培訓和考核方面的功能模塊，及時回答用戶咨詢，社會體育培訓、資格認證、人員招聘、行業發展動態等信息，利用文字、圖片、視頻等多種形式，通過線上、線下及線上＋線下等多種途徑為社會體育指導員學習提供支持。2．3社會體育指導員經費籌措機制的多元化。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的經費籌措，也經歷了一個由政府單一支持向政府、社會和個體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支持轉變的過程。1995年6月《全民健身計劃綱要》頒布之初，囿于當時的國情，我國絕大部分體育資源（包括人、財、物、政策等）高度集中于政府手中，社會占有的體育資源極少，政府成為主導群眾體育發展的第一責任人和投資主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群眾參與體育健身的熱情與日俱增，社會體育規模逐步擴大，個性化、規?；纳鐣w育需求呼喚更多元、更專業、更優質的社會體育指導服務，政府財力、精力和能力的有限性使政府的傳統管理方式面臨巨大挑戰。為適應新形勢下社會體育的發展要求，國務院于2014年10月印發《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提出要有效擴大體育產業規模，使體育成為新的國民經濟增長點，必須“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快形成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積極擴大體育產品和服務供給，推動體育產業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保?］2016年6月，《國務院關于印發全民健身計劃（2016—2020年）的通知》指出要建立多元化資金籌集機制，優化投融資引導政策，推動落實財稅改革等各項優惠政策［11］。在促進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經費籌措機制多元化發展方面，考慮到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政府仍應將在其中處于主導地位，應進一步加大政府投融資力度，科學規劃和充分利用全民健身專項經費和彩票公益基金，建立增量式投資機制，積極培育社會體育指導員體育組織，拓展社會體育指導員健身指導活動的深度和廣度。同時，堅持公益性原則，大力倡導和廣泛動員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到全民健身事業和社會體育指導服務活動中來；堅持市場化原則，拓展政府和各社會主體參與多種形式的投融資活動，通過多種合作模式（PPP、BOT、BOO等）購買社會體育指導員培訓和體育指導服務，使各社會主體（包括各級體育協會、社會體育俱樂部、民辦非企業單位和個體等）承擔起全民健身、社會培訓和指導等具體事務性工作，從而逐步形成以市場為導向的政府、社會和個人三位一體的社會體育公共服務模式［12］。做到各項資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利之于民，從而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導、部門協同、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多元化、多渠道的社會體育指導員經費籌措機制。

3結語

目前，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已經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態勢和政府主導、部門協同、社會參與的多元化管理格局。政府作為利益主體，要強化法治意識，明晰自身權責邊界，明確各主體職責，對各種社會主體參與群眾體育服務持積極、開放的態度，以法治手段處理相關事務，真正做到管辦分離、政事分開、政社分開、讓利于民。政府的主導作用主要應體現在宏觀管理、政策法規調控和有效監管上，在把握社會體育總體運行方向的基礎上，通過購買服務、設立公益基金、鼓勵社會組織和個人投融資等多元途徑籌措資金，完善公共體育場地設施，加大投入提高志愿性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待遇，建設和完善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多元激勵機制。另外，還要加快公益性社會體育指導員分類認證和管理的理論和實踐研究，逐步完善社會體育指導員各項管理制度，以促進我國社會體育事業更好地發展。

摘要在今天多元的社會背景下，來自各方面的社會誘惑越來越多，傳統的價值觀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新的價值觀尚未成型，對學生的德育教育在當前中學教育工作中的地位尤顯重要。而教師的德育工作則正因這些來自當前多元社會背景下的特殊學生的特殊問題而顯得困難重重。要分析當前教師德育工作中的困惑，重在明確當前社會里學生的特殊個性和特殊的道德觀與價值觀。

關鍵詞多元社會教師德育工作

身在教育工作一線的教師體會是最深的：現在的學生，一屆比一屆難教了。教師工作的壓力越來越大，而作為中學的班主任，壓力則會更大。其中最大的壓力就是來自學生的德育工作。這個問題已經不是某一個人的個性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了，不僅僅是普通中學的教師有此感受，一級重點高中的老師也有著同樣的感受、同樣的困惑。因為，我們所面對的是同一個社會背景下同一個年齡階段的學生群體，他們他們雖然在個人素質和學習能力上有著不同大小的差異，但是生活背景是相同的，因此，也有著獨特社會背景下的獨特共性。

我所面對的是浙江省二級重點高中的學生，這個群體比起一級重高的學生，學習能力和學習主動性要差一些，但是比普高和職高的學生又要強一點，因此也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但作為仍然以高考為評價標準的高中教師，我在工作中最大的困惑并不是來自教學，而是來自作為班主任的德育工作。我覺得，德育問題是作為我們現在面對的這群學生的最大的問題，也是我們作為教師的最大的職責所在。因為，我們的工作將會直接影響著我們社會、我們國家的不遠的未來，決定著我們民族的素質與價值觀。知識是可以不斷學習的，但個人素質和價值觀、民族素質和民族的價值觀卻是難以再塑造的。高中階段是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關鍵時期，也是最難調理的時期。

從我所接觸的這群學生來分析，更帶有普遍性。這群學生的道德品質和價值觀問題，不僅僅是他們年齡上所反映出來的階段性特征的問題，還是跟他們所生活的這個社會時代以及這個時代的家庭背景息息相關的。

首先，從年齡上來看，高中階段，他們都在16到18歲之間，正是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時期，也是對自己的定位最為模糊的時期，生理上的成熟與心理上的不成熟構成了矛盾，使他們自己也處在成熟與幼稚之間徘徊，叛逆性極強。很多時候，尤其是在面對社會規范的要求或師長的教育時，他們會表現出明顯的反感傾向，他們認為自己已經成熟了，已經懂事了，不希望大人還把他們當孩子一樣看待，也不想受到來自社會、家庭和學校的各項規章的制約，這就給老師、尤其是班主任的工作帶來很大的難度。其實，他們這種希望得到社會認可、希望得到家長和老師尊重的心理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在尊重他們的意見的同時，也應該看清楚他們的個性特征的另一面，就是不成熟的一面。如果真的以為他們已經成熟了，對他們聽之任之、把事情完全交給他們去處理而不過問，肯定是通不過的，而在錯誤面前，他們又往往會希望我們把他們當孩子一樣來呵護和寵愛，不是當大人一樣去批評與苛求。在這時，你會看到他們很不成熟的一面，很多事情面前，甚至連基本的是非觀都還不成熟。這就是處在這個年齡階段的孩子所反映出來的特殊的生理特征。而在這個階段與之接觸最多的老師，則無疑是要面對他們這種叛逆性心理的直接對象。而這個階段在孩子的發育成長過程中是不可跳躍的，也正是他們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最關鍵時期，作為老師，尤其是班主任老師，則更應該傾注最多的精力來對之教育引導。這也便成了教師德育工作中最為棘手的一個階段了。

摘要：完善的多元化社會糾紛解決機制是實現社會和諧的有力保障。電視媒體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沖擊力和說服力，在多元化社會糾紛解決機制中可以發揮社會整舍，化解糾紛，引導輿論和輿論監督等作用，成為多元化社會糾紛解決機制中的重要環節。

關鍵詞：電視媒體社會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

社會學認為，社會糾紛是各種利益關系之間直接的和公開的旨在遏制各自對手并實現自己月的的互動。在社會生活中，由于思想觀念的差異以及利益的復雜性，人們形成了復雜多樣的奉十會關系和社會矛盾，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產生沖突。而社會秩序正是在社會行動者的利益沖突、角色沖交基礎上形成的。可以說，只要人類社會存在。社會糾紛就會存在。

我國傳統文化典籍中有許多關于社會糾紛及其解決的記載與評述。中國歷史上有息訟觀念的盛行，因此很多社會糾紛是通過封建家長出面協調，鄰里地甲調解等方式解決的。學術界對此的認識最早可見于費孝通先生的經典著作《江村經濟》和《鄉土中國》。在研究糾紛解決方面，就日前的研究現狀而言，仍是法學(法社會學、法人類學、經濟法學等)與社會學(包括政治社會學)有較多的研究成果。法學界大多從法學的層面、政治學的層面，從法治的精神與角度提出問題與分析問題。而大眾媒介在社會糾紛解決過程中是否能發揮作用，能發揮怎樣的作用，學者們還鮮有論及。

國外學者的“社會沖突論”、“政治參與論”、“集體行動理論”、“博弈論”等，均對社會糾紛的機理及其解決有所涉及與論述。其中引人注月的是“社會沖突論”與“博奔論”。“社會沖突論”重點研究社會沖突(糾紛)的起因、形式、制約因素及影響，分析了其機能，并指出這些機能的實現，能使社會整體的整合度和適應外部環境的能力得到提高和加強?！安┺恼摗毖芯炕記Q策，其對于博弈要素、博弈類型的描述恰可分析各種糾紛的緣起與解決。而關于社會糾紛的解決實踐，在人類社會早期，往往依靠的是決定于人們力量對比的私力救濟。隨著公共機構的出現與強大，私力救濟逐漸被以國家、法庭、監獄等為表征的公力救濟所取代，建立起了以司法為中心的糾紛解決機制。

多元化社會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個社會中，多種多樣的糾紛解決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相互協調地共同存在，所結成的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的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動作協調系統。有學者分析說。其實質是將國家通過法院所壟斷的糾紛懈決權逐步向社會回歸，實現糾紛解決機制的從國家到社會的總體演變，在法院的周嗣組織培植多種形態的糾紛解決機制，構造出一套“以社會為依托、以法院為核心的糾紛解決系統”。